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30.08.2026.pdf

《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

由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出版

BROSIUS-GERSDORF 她写了一本关于自己案件的书。 文化版

纯粹出于爱 一名孙女决定照顾她的祖母。 生活版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 随行报道斯文·舒尔策与乌尔里希·齐格蒙德。 政治版

体育精神 儿童 真的懒散吗？ 莱茵-美因版

北溪2号 可以被破坏吗？

德国调查人员指控乌克兰破坏了俄罗斯的管道。 被告律师表示：如果事实如此，则不构成犯罪。

作者：康拉德·舒勒

插图：André Gottschalk，参考资料：丹麦武装部队防御司令部

A

北溪1号与2号被炸药撕裂。

2022年9月26日，一场爆炸震动了波罗的海的海床。在80米深处，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的四条管线中有三条以及2条被炸药破坏。

怀疑很快指向了基辅。当时该国已对抗击俄罗斯入侵进行了七个月。奥拉夫·朔尔茨领导的联邦政府担心局势升级，并试图寻找理由仅向乌克兰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因此，一些似乎旨在抹黑该国的文件被泄露。内容为：德国联邦检察院正在调查一组乌克兰人，指称他们在乌克兰国家机构的指使下，利用一艘名为“安德罗梅达号”的帆船实施了此次袭击。2025年，其涉嫌首领谢尔希·K在意大利被逮捕。德国联邦检察院提起公诉，汉堡高等法院将于秋季决定是否启动审理程序。

现在，谢尔希·K的乌克兰籍律师伊利亚·诺维科夫向《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描述了他的当事人打算如何辩护：他希望审理程序根本不要启动。理由是：“如果这次袭击确实如德国联邦检察院所声称的那样执行，那么它就不是一项犯罪，而是一次合法的军事自卫行为。”唯一的正确解读应该是，“根本没有发生犯罪”。北溪1号与2号并非单纯的商业设施：“它们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成为了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诺维科夫补充道，这并非认罪。

事实上，调查人员的版本存在疑点。一些证据指向俄罗斯。丹麦海军拥有俄罗斯军舰在爆炸地点携带小型潜艇的照片，且那名涉嫌将其公司旗下的“安德罗梅达号”出租用于爆炸航行的女性，显然参与了亲俄活动。

此外，在乌克兰发现的一些痕迹显得很刻意。“安德罗梅达号”的船员被指留下了指纹和炸药残留——这是极不寻常的愚蠢错误。水下爆破专家总是会在陆地上就包装好炸药，而不是在核桃壳大小的厨房桌子上操作。这种疏忽甚至达到了如此程度：据证人称，“安德罗梅达号”的船员甚至用一面乌克兰小旗装饰他们的船只。

丹麦情报内部人士雅各布·卡斯博因此认为，“安德罗梅达号”的航行是一次假旗掩护行动。真正的“任务”可能是由当时在现场的俄罗斯舰队完成的。

尽管如此，辩方现在打算就德国联邦检察院的话进行反击。其主张：如果事实确实如原告所称，那么“安德罗梅达号”上的小组行为是合法的。

专家对此持有争议。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法准则——1977年6月8日的《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规定：“民用物体既不得成为攻击目标，也不得成为报复的对象”

论点是：北溪2号并非经济项目，而是为了保障侵略战争而采取的军事战略计划。

werden.“ 只有那些破坏后能“产生明确军事优势”的目标，才被视为合法目标。

因此，关键在于破坏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管道是否给乌克兰带来了“明确的”军事优势。答案取决于一个物体是否仅因像波罗的海管道那样为战争一方提供收入就变成了“军事”目标，还是需要更具体的关联。

国际专业文献对此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美国和英国的战争法手册倾向于认为，要使一个物体成为合法目标，并不一定需要产生“直接的”军事优势。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纽波特手册》（Newport Manual）得出结论，如果“战争需要”，海底电缆可以被破坏。

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也存在这种解读。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曾将北溪管道称为“合法的军事目标”；2025年，波兰的一名法官释放了一名据称参与了“安德罗梅达号”行动的乌克兰潜水员，理由是对侵略者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不构成犯罪。

然而，美国的《纽波特手册》也指出，大多数国家持有不同看法：在大多数国家看来，一个物体不能仅因为其普遍增强了战争能力就成为军事目标。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似乎认同这一观点。12月，该法院驳回了谢尔希·K的羁押申诉，理由之一是被告不能援引“战争国际法中的损害权”，因为这些管道属于“民用物体”。

辩护律师对此予以否认。他表示，北溪管道在2022年9月服务于具体的军事目标。当时的管道已不再仅仅是经济投资。相反，其经济目的已经消失。俄罗斯在爆炸发生前数周就“以运行故障为虚假借口”将其关闭，“以向德国政府施压”。

《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获得的一份来自德国联邦经济部的分析报告显示，当时柏林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份长达28页的文件中，报告重新计算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22年夏天如何逐步削减天然气流量。从8月31.开始，即爆炸发生前三周半，测量设备显示数值为零。俄罗斯给出了技术原因，但经济部的文件中称，这些原因全部被证明是“借口”。结论是：俄罗斯利用停止供应来向德国施加“压力”。

据辩护律师称，这种压力具有多个军事目标。为了阐明第一个目标，需要回顾背景。波罗的海管道由四条管线组成，在2022年2月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之前，其中2条（“北溪1”）已运行多年。另外2条（“北溪2”）已完工，但德国在战争开始前几天禁止其投入运行。原因在于：在战争情况下，新管道足以替代现有的经过乌克兰的陆路管道。在许多东欧人看来，北溪对普京而言首先不是一个经济项目，而是一个为了保障侵略战争而采取的军事战略计划。

时任乌克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的外交政策首席顾问科斯蒂扬廷·叶利谢耶夫早在2018年就向《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阐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有了北溪2号作为后盾，俄罗斯可以随时升级其“侵略”行为。因此，这些波罗的海管道是对普京发起新攻击的“邀请”。

律师诺维科夫现在表示，管道与战争计划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全面入侵前的事件顺序中就已显现：普京在2021年秋季北溪2号完工之时，恰好强力推进了军队集结。“北溪背后的想法是绕过乌克兰，”诺维科夫说，“必须确保在攻击乌克兰导致通过我国的过境运输可能停止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利润和影响力依然稳固。”

德国经济部对此看法相似。在2022, 年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北溪2号可能会被用于使经过乌克兰的管道“停止运行”。

然而，由于在入侵前不久停止了北溪2号，柏林方面破坏了这一计划，于是

普京在2022年夏天开始通过停止供应来向德国施压。第一个战术目标是：德国必须开启“2号”管道。普京当时公开表达了这一点。在他削减通过“1号”管道的天然气流量时，他提醒人们北溪2号也存在。该线路已经“完工”，只需将其“投入运行”，且他已将此告知奥拉夫·朔尔茨。普京补充说，他必须

“警告”总理，如果北溪2号不投入运行，通过北溪1号的供应量可能会下降到四分之一。

诺维科夫表示，普京当时削减天然气流量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大的目标：他想通过“敲诈”德国，使朔尔茨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对此也有证据支持。9月初，当天然气流量已降至零时，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新的供应“毫无疑问”取决于西方是否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在联邦经济部的分析中提到，俄罗斯正在通过“将能源作为武器”来制造“政治压力”。德国应在“考虑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目标”的情况下被变得“顺从”。

在俄罗斯入侵之前，柏林的许多人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两名政府代表向《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描述了当时局势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威胁。当时一个声音表示，如果俄罗斯的供应中断，情况将不乐观。另一人则设想了随之而来的后果：为了乌克兰而忍受寒冷？但将波罗的海管道作为针对德国的“武器”还不是全部。诺维科夫指出，其母公司——俄罗斯国有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也是直接的战争参与者。该公司直接“创建并支持”了两个军事单位：“火炬”（Fakel）和“潜流”（Potok）部队。

多名俄罗斯寡头组建了自己的部队以赢得普京的青睐。最著名的是餐饮大亨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瓦格纳集团”，诺维科夫说，“火炬”和“潜流”是天然气工业公司负责人阿列克谢·米勒的“自有编队”。普里戈任在2023年也是第一个提醒人们注意天然气工业公司竞争对手的人：“有钱的人现在在想：组建一个营，这太热门了。”有些人想向克里姆林宫展示“他们他妈的有多天才”。不过，普里戈任对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部队只有蔑视：他们领导力低下，纯粹是“炮灰”。“他们的母亲会过来操你们的。”

欧盟已确认“Fakel”和“Potok”的存在。在一项制裁决议中，欧盟认定这两家公司均是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创建的“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并且“直接助力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诺维科夫由此推论，Gazprom的子公司“北溪”和“北溪2号”同样直接属于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因此是合法的攻击目标。

与此相吻合的是，“Fakel”和“Potok”在2022年9月底波罗的海管道被破坏时显然已经存在。一名俄罗斯战士在一段视频中讲述，Gazprom在战争初期就创建了战斗单位。而《金融时报》的记者记录的证词显示，Gazprom早在2022年8月就在招募战士——即波罗的海爆炸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前。

昂贵的承诺 含糖饮料税是否有助于健康？ 科学

大规模逃离

在房车展上，该行业表现得气势汹汹。

技术与汽车

丰收

尽管气候变化，全球咖啡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经济

客户服务：(0 69) 75 91-10 00 网址：www.faz.net / meinabo 订阅订购：(0 69) 75 91-33 59 在线订阅：www.faz.net / abo

图片来源：Picture Alliance (2), Lucas Bäuml, AFP, dpa

卢森堡、奥地利、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续）、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巴利阿里群岛 6,60 € - 瑞士 6,90 sfrs

数月来，整个德国都在关注东方。关注骑着旧东德摩托车穿梭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并与蒂诺·克鲁帕拉一起唱起东德国歌的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关注在竞选活动中，政治家和支持者们高喊“东德、东德、东德！”。关注比约恩·赫克，他声称只有在东方，“人们还是德国人”。

在共和国的西部，这引发了一些疑问：那边的人到底想不想融入？那些强调自己是东德人的人，真的有资格抱怨东西部之间的分裂吗？最后：他们能不能停止抱怨？

两周前，《法兰克福汇报》（F.A.Z.）的一篇社论也引发了这场辩论。作者抱怨说，有多个政党在煽动东德的特殊意识。不仅是德国选择党（AfD）、萨拉·瓦根克内希联盟（BSW）和左翼党，还包括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其他西德媒体机构的记者证实，面对AfD的高支持率，西部的耐心确实正逐渐达到极限。而另一些人则将那里发生的事情称为“抱怨西德人的起义”，他们现在翻出旧的刻板印象，以此来宣泄积压的愤怒。教育部长卡琳·普林则认为：“现在确实值得就此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

我们希望对话。与东德的政治家们对话。这种特殊意识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这是否是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些请求被忽略了，另一些则遭到了拒绝。在选举前，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有些人最终还是愿意交谈。

那些那边的人

例如塞普·穆勒（Sepp Müller）。这位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的副主席近日频繁往返于他的家乡协会所在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他并未发现那里的选民目前会对东西方关系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无论相关辩论如何激烈。在竞选摊位上，人们讨论的是高昂的燃油价格、工业岗位的流失以及柏林方面改革速度的缓慢。

在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前，一场激烈的东西方争论被点燃了。这是否有必要？我们询问了东德的政治人物。

尽管如此，穆勒仍能从这场被点燃的东西方争论中看到一些积极意义，因为他仍然经常听到有人认为两德统一是东德民众问题的原因，并且他看到 AfD（德国选择党）是如何利用这一点的。“AfD 试图完成 PDS（德国民主社会党）所开启的工作：将因果关系颠倒，”穆勒说道，“我们必须明确：许多东德人无法积累财富的原因，是因为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被告知国家会为你安排好一切，这并非因为统一，而是因为四十年的 SED（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独裁以及一个完全崩溃的经济体系。”

穆勒认为，东德不应培养一种“特殊意识”，而应建立自信。在提到关于“抱怨病”（Jammeros-sis）的陈旧刻板印象时，他说：“我不看好抱怨，而更看好行动。”穆勒认为，柏林仍然设立一名东德事务专员，每年在报告中记录新联邦州哪些方面仍然不尽如人意，这本身就很有问题——就好像东德人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少数群体一样。“我们拥有他人没有的东西，我们拥有土地，我们拥有可再生能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展示这些，”穆勒说道，并举例提到施瓦茨集团（Schwarz-Gruppe）计划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投资 56 亿欧元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因为那里有充足且廉价的风电。

作者：约亨·布赫施泰纳（Jochen Buchsteiner）、米娜·马沙尔（Mina Marschall）和安德烈亚斯·内夫茨格（Andreas Nefzger）

然而，穆勒所在的政党最近也面临着类似的指责，被指责为依赖东德人的敏感情绪而非发挥东德的优势。例如，东德各州总理提出的 63 岁退休方案，目前西德的州长们也加入了其中。此外，还有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的公开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喜剧演员迪迪·哈勒沃登（Didi Hallervorden）被允许批评联邦政府的军备政策。这两点都与联邦 CDU（基民盟）的路线相悖，而这同样也是穆勒的路线。在被问及此事时，这位出生于柏林墙倒塌之年维滕贝格的人用一段改编的路德名言回答道：应当观察民众的真实想法，但不要随声附和。

如果观察东德人和西德人的真实想法，很快就会发现：对于那些以在德德关系中钉入楔子作为商业模式的政党来说，依然存在许多切入点。几年前，一名研究人员请求统一后一代的东德和西德代表分别用形容词描述对方，他们想到的主要是陈旧的刻板印象。西德人说东德人更种族主义、更愚蠢且更懒惰，而东德人则认为西德人更傲慢且更自大。此外，民调显示，许多东德人心中那种身为“二等公民”的感觉依然根深蒂固。

琳达·托伊特贝格（Linda Teuteberg）理解人们为何会有这种感觉。这位出生于勃兰登堡的人多年来一直在处理东西方议题，并主要在东德地区为一些并非处处受欢迎的立场奔走：支持乌克兰、增加对市场经济机制的信任，以及反对对东德（DDR）的美化。人们愿意倾听她的观点，是因为她并不轻视普遍存在的担忧和敏感情绪，例如在移民政策方面。

这场重新燃起的争论不仅让这位自民党（FDP）政治家感到担忧，因为这在情感上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她表示：“这场争论转移了人们对真正议题的注意力，使我们这个联邦共和国离必要的改革更远了。”同时她指出，许多被概括性地归于东德人的立场，在西德同样存在。在东德——甚至在州总理府——对养老金改革的批评，同样得到了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和西德社民党（SPD）人士的支持。亲俄倾向在西德同样存在，甚至对东德不法行为的淡化，早就是西德旧社民党的一部分。

自民党副主席托伊特贝格（Teuteberg）认为，过度关注德国选择党（AfD）会进一步增加紧张局势。当左翼党（Die Linke）的博多·拉梅洛（Bodo Ramelow）和社民党的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在演讲中赞美东德时，西德方面并未将其视为丑闻；这被认为是“可接受的”。而当 AfD 在东德发表相应言论时，人们的愤慨程度却很高。

托伊特贝格坚定地反对构建一种所谓的“东德特殊身份”。“这是 90 年代的一种发明，最初由 PDS（民主社会党）利用，后来也被 AfD 利用。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再次利用对东德人的偏见，这种神秘的身份认同将被进一步确认和巩固。”

那些自称是“东德人律师”的人，利用了东德人在由西德主导的论述中并不总是被认真对待的经历。托伊特贝格本人就曾被告知，她对移民问题持有的批判性但有区分的立场，可能是与她的出身有关。一名西德政治家曾当面告诉她：“那些没有在街角土耳其蔬菜商身边长大的人，对移民的共情能力自然较低。”

在广场和讨论小组进行了无数次交谈后，托伊特贝格反对将东德人概括为“集体在民主方面有问题”的评判。她认为：“相反，两者同时存在：一方面，东德的独裁经历至今仍在产生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人对民主制度中的偏差特别敏感，或许比西德的一些人能更早地察觉到这些问题。”

格奥尔格·迈尔（Georg Maier）也不愿做出概括性的评判，但他对东德的民主理解确实持批评态度。迈尔并非出身东德，但多年来一直在那里从事政治活动。这位图林根州内政部长表示，他觉得自己既不是东德人也不是西德人。“我在东德和西德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如果非要一个地理归属，那么我是南德人，因为我出生在博登湖畔。”

迈尔认为，探讨政治敏感话题是好事，目前的这场争论也是如此。在交谈中，他反复强调，不存在所谓的“东德人”，同样也不存在所谓的“西德人”。但如果非要沿用这些类别，他确实能想到一些让他心烦的事情。

例如，关于“西德人”，迈尔不满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东德表现出的兴趣太少。他讲述了在南巴登的一次民间节日上，他在活动帐篷里发表了一场关于东德与西德之间在工资、养老金和财产方面存在严重差异的演讲，以及听众们脸上困惑的表情。“这种缺乏兴趣的行为，正是伤害许多东德人的原因。”

那么对于“那些”东德人来说呢？迈尔批评了与俄罗斯的亲近关系。关于北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负有共同责任的阴谋论广泛流传。“我不明白这从何而来，因为这里的人们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苏联及其在东柏林代理人的专制政策之苦。”此外，在东部，自由意志主义的民主观比在西部更为普遍。“许多人将选择党（AfD）的高得票率视为将其合法化为普通政党的依据，”迈尔说道。相比之下，西部对“防御性民主”的认可度更高。“目前如此，”他补充道。

至于东部是否抱怨过多，迈尔不想如此一概而论地予以肯定。尤其是某些事实确实不容否认。“东德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阶层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在统一35年多之后，这种情况依然不理想。”

一个男孩在马格德堡的大教堂广场上玩耍；蔡茨一次选择党（AfD）竞选活动上的小旗帜 照片：Jens Gyarmaty

人们感受到的和实际存在的劣势，以及自身的历史，共同导致了一种可以被称为“特殊意识”或特定“东德身份认同”的东西，这并非那些热衷于辩论的社论作者的凭空捏造。例如，当研究人员将仅由西德人或仅由东德人组成的群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小组讨论时，西德人根本意识不到共同的出身，而东德人则会立即察觉到自己显然属于“东德组”，并对此感到反感。相关民调也印证了这一点：东部公民相对频繁地将自己认同为东德人，而极少有西部人士首先将自己视为西德人。

诺拉·扎贝尔（Nora Zabel）穿梭于这两个世界之间。扎贝尔今年30岁，出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哈格诺，从15岁起就是基民盟（CDU）成员。她此前为议员塞拉普·居勒（Serap Güler）工作。目前，她正在支持家乡的竞选活动。

扎贝尔属于那一代从未亲眼见过柏林墙，却仍不断面对东西部差异的人。在她关于东德Z世代的著作《分裂中的统一》（Vereint in Zerrissenheit）中，她描述了自己内心承载着这两者：一方面与东部的人们感同身受，但在其他问题上则保持距离。例如，在涉及移民、气候或国防政策时。

当她看到现在社交网络上的辩论如此激烈时，扎贝尔感到很惊讶。她很少在西部感受到这种语气。不过，扎贝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这种不满。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画面同样让她愤怒。“无论如何，这给了人们提问的理由：他们为什么这样投票？”她说。尽管如此，她认为这场辩论过于尖锐，担心会陷入旧有的陈词滥调。最重要的是，这种批评由谁提出至关重要。“如果是一个西德人提出的，总会带有一种令人不悦的味道。”毕竟，一个西德人出生在自由环境中，这仅仅是一种偶然。而她的父母则并非如此。

扎贝尔在学校里学到美国是强大的合作伙伴。但在家里，她的父母将俄罗斯称为“大哥”。扎贝尔曾骑过经典的西蒙（Simson）摩托车，她家的客厅里摆着一张瓷砖桌。她说，东德身份认同确实存在。只是这种认同不能被政治化，也不能被用作扮演“受害者角色”的理由。“在东德，人们在柏林墙被枪杀。那些才是受害者。我认为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两德统一后情况变得更好了。”资本主义虽然残酷，但人们终究必须习惯于并非所有事情都能由国家来兜底。

也许在那个夜晚，CDU（基民盟）的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

邀请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来担任竞选助手可能是危险的。至少，当这个寻求帮助的人名叫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时是这样。周一，在哈尔茨山的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下方是风景如画的半木结构古城，上方是布罗肯峰（Brocken）的山顶——那里曾是边界之外无法触及之地，谷底的人们曾满怀憧憬地仰望。

酒店外的队伍如此之长，以至于活动开始时间被推迟了。但就在刚才，索德尔在巴伐利亚进行曲的伴奏下，像一名CSU（基社盟）名誉主席进入庆典帐篷一样，步入了多功能厅。而此时的舒尔策看起来并不像今晚的主角，而更像是一个恰好在场的人。

对抗蓝色浪潮

“索德与舒尔策——经济是领导者的职责”，这是活动的标题；人们希望探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能从南方富裕的邻居那里学到什么。且不论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先是索德，然后是舒尔策，这种权力关系在当晚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舒尔策谈到了就业岗位和经济，谈到了他想要加强的学校，以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目前所需的乐观精神。演讲内容稳健，掌声也充满善意，但会场内的500人似乎并没有被真正带动起来。

随后索德登场，他最迟在五分钟内就掌控了全场。他称赞了具有经济工程师专业背景的舒尔策及其专业知识，赞美了巴伐利亚的创新能力，并拿罗伯特·哈贝克开玩笑。与舒尔策不同，他直接点名提及 AfD（德国选择党）：“一个只会抱怨的人，其实是不喜欢他自己。”这句话在会场引起了共鸣，部分环节甚至出现了喝彩。随后，由担任主持人、CDU（基民盟）直选候选人比安卡·海内询问两人早年是否在青年联盟（Junge Union）见过面时，索德回答说没有，因为他年纪更大。接着舒尔策也被要求说几句，但他有些含糊地犹豫了起来。于是索德推了他一把：“快拿麦克风！”

斯文·舒尔策在这次竞选中举步维艰，而不仅仅是面对马库斯·索德。在州议会选举前一周，被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宪法保卫局定性为确定的极右翼的 AfD，在 ZDF 的一项民调中支持率高达 40%，而 CDU 则以 23% 的支持率远落后。虽然 AfD 最近略有下降，尚未达到绝对多数，但距离该目标也并不遥远。

CDU 首席候选人兼州长斯文·舒尔策本周在马格德堡中央车站进行竞选活动。下方：AfD 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在蔡茨的一场竞选活动中。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前一周，斯文·舒尔策率领的 CDU 远落后于 AfD。他希望通过论据来赢得分数——但人们愿意听吗？ 作者：奥利弗·格奥尔基（Oliver Georgi） 以及 延斯·贾马蒂（Jens Gyarmaty，摄影）

舒尔策几乎没有任职红利，因为他担任州长仅半年多时间。当他的前任赖纳·哈泽洛夫（Reiner Haseloff）在 1 月份提前将权力移交给他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人民对他还几乎不了解。虽然目前情况可能有所改变，但他还没有成为像哈泽洛夫那样的“州之父”。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权力移交的时机太晚了。“他本应该更早地开始让自己为人所知，”一名州议会议员表示，“人们仍然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此外，CDU 的竞选活动在某些方面显得异常笨拙。行程被临时推迟，或者先确认后又取消，例如在播客主持人蒂洛·荣（Thilo Jung）的节目《年轻与天真》（Jung & Naiv）中的一次亮相。即便每次可能都有正当理由，但舒尔策的竞选活动看起来并不高效。

如果舒尔策不需要面对 AfD 的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这一切或许尚可承受。后者现在被其支持者像对待流行巨星一样崇拜——而且他那种模糊的愤怒情绪操纵手段，很难用理性的竞选标准来应对。就在索德访问韦尔尼格罗德之前，AfD 发布了新的竞选广告片，片中齐格蒙德在耀眼的逆光中骑着他的 Simson 摩托车穿行在乡间。画面呈现出柔焦的繁花景观，光彩夺目——即便在 CDU 内部，人们也承认 AfD 已经将其竞选专业化了；每一帧画面都恰到好处。

相比之下，舒尔策的竞选活动显得较为沉闷，他很少进行街头竞选。本周初，他早上六点半站在马格德堡中央火车站，试图与路人交流，但随后又临时取消了另一场火车站的行程。在他之前的夏季巡访中，他也曾骑自行车穿梭于乡间。尽管如此，人们仍觉得他更倾向于在韦尼格罗德那样的地方登台演讲。但在那种场合，借助索德尔的帮助，吸引到的可能只是那些本来就会投票给基民盟（CDU）的保守人士，而无法像齐格蒙德呼吁 AfD 要回归“美好的旧时光”那样，让街头愤怒的人群欢呼。

舒尔策对此通常这样回应：“什么样的美好旧时光？九十年代末，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失业率超过 20%，而现在只有 8%！”他认为，只要向人们足够多次地解释，他们就会明白现状比 AfD 所描述的要好得多。“AfD 的竞选没有内容，只有情绪。但我坚信，人们最终会看穿这一切。”但他们真的看穿了吗？

第二天在蔡茨，一名年长的男子在长队中等待领取齐格蒙德的签名，他显然没有看穿。他怀疑地打量着记者，原本并不想与所谓的“体制媒体”交谈，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他觉得齐格蒙德哪里好？“他站在人民这一边！”为什么必须像齐格蒙德说的那样“夺回”德国？“因为一切都变得太糟糕了，老政党们中饱私囊，而现在我们被逼到了墙角！”

当被问及具体哪里糟糕时，该男子说不出话来，但他掏出了一枚由极右翼《Compact》杂志发行的银质奖章。奖章上印着齐格蒙德的头像，该杂志赞美他具有“肯尼迪般的魅力”。网店单价：99.95 欧元。该男子面露光彩，仿佛手中握着一件稀世珍宝。

在队伍稍后位置，在一些带有典型标志性纹身的 AfD 阵营右翼激进分子、带着孩子的家庭以及嬉笑的青少年身后，站着一名年轻女性；她特意值了一个夜班，以便今天能来到这里。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她带了一本《镜报》，封面是齐格蒙德，上面称他为“德国最危险的男人”。她想让乌尔里希在上面签名。一名 AfD 工作人员在被提及此事时咧嘴大笑：“这是你们能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礼物。

你们这是自讨苦吃（自摆乌龙）！”

三点五十分，齐格蒙德到来，掌声雷动。在签名摊位前，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他那套极具感染力的方法：开启微笑模式，握手，捏捏婴儿的脸，再拍一张自拍，“拜拜！”——这就是所谓的“德国最危险的男人”，哈哈，那些在舞台前纹着卢恩文字和右翼战斗口号的男人简直要笑翻了！还有视频博主“活动分子男人”（Aktivist Mann），他正在广场上走动，几天前在默塞堡的 AfD “家庭节”上还粗鲁地辱骂并冲撞记者。

齐格蒙德签了近三个小时的名，即便此时舞台上的前序发言者早已在为现场预热。当发言者用咆哮的语气抨击“谎言政府”，指责总理腐败，并号召“真正的爱国者”现在必须站出来时，人群在欢呼。当有人将广场另一端的反抗议者称为“建制派的有用白痴”，以及辱骂不希望在这里看到的移民时，人群在喝彩。

当齐格蒙德最终在“乌利，乌利”的呼喊声中登上舞台时，现场已听不到任何仇恨和煽动之词。主持人将他介绍为“政治界友善的面孔”，尽管称其为“极右翼友善的面孔”肯定更为贴切。齐格蒙德发言简短，但句子极具感染力：“你们给了我力量”，“我们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人”，“我不想让普伦茨劳尔山（Prenzlauer Berg）的人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在经历了二十分钟的“我们”式煽情后，在内容层面人们几乎没有获得更多认知，但却更加确信，齐格蒙德能像给出好哥们的建议那样，将骇人听闻的主张包装得如此圆滑：在最后，齐格蒙德号召群众要“盯着投票站里的女士们先生们”，以确保邮寄投票中没有违规行为。在养老院里，人们也应当留意那里是否“一切运作正常”。舞台前一名年长的男子猛烈地点头，“没错，到处都在舞弊！”他说，东德人已经完成过一次变革（Wende），现在是时候进行第二次了。

面对如此规模的“我们”式操弄，人们很难反击，但人们也很容易产生同样以对抗心态来激励自己的冲动。斯文·舒尔策在竞选期间与讽刺艺术家迪特·哈勒沃登（Dieter Hallervorden）共同举办了几个夜晚的活动，旨在讨论言论自由。然而，在座无虚席的剧院里，他不得不听着哈勒沃登将总理及其国防部长称为“战争贩子”。有些人将此解读为一种无力的尝试，试图在 AfD（德国选择党）和 BSW（萨拉·瓦根克内希联盟）的阵营中抢夺支持者，而在那些阵营中，指责对方是战争贩子、理解普京以及愚钝的精英批判属于基础配置。

舒尔策为自己辩护，称他并非想要挑衅，而是想向人们展示他所理解的言论自由：“当然，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与哈勒沃登先生不同，但这必须被容忍。”尽管如此，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在抓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人——为此甚至不惜让自己的总理难堪，而 CDU（基民盟）在竞选期间本就与总理保持距离。

在关于养老金方案的争端中情况也类似。总理曾对此深感自豪，认为自己在暑假前终于完成了一项改革项目——直到斯文·舒尔策、来自萨克森州的迈克尔·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和来自图林根州的马里奥·福伊格特（Mario Voigt）行使否决权，原因是他们反对取消缴费 45 年后可免于扣减领取养老金的规定。虽然像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或安克·雷林格（Anke Rehlinger）这样的社民党州长迅速跟进，但许多人心中依然存疑，认为三位东部州长是想以牺牲执政联盟为代价来塑造个人形象。

在州政府办公厅，当被问及此事时，舒尔策掏出了手机；这个指责让他感到厌烦，因此他想读出联盟协议中的一段话：“未来仍将允许在缴费 45 年后免于扣减地退休。”舒尔策认为，提醒总理这一点是理所应当的——这与“反叛”无关，而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折中方案。“许多人在竞选期间来找我并说：我们非常感谢您在面临阻力时依然展现出骨气。我们的终身成就必须得到认可。”

但即便假设这一点在选举之夜能奏效：那么舒尔策的问题可能才真正开始。如果 AfD 在 9 月 6 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那么除了总理之外，人们将主要归咎于他，导致一个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德国的一个联邦州执政。

反之，如果 AfD 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CDU 可能只有在与左翼党（Die Linke）合作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执政。然而问题在于：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 CDU 内部，许多人对左翼党的厌恶程度与对 AfD 的厌恶程度相当，有些人甚至可能认为 AfD 是较小的祸害。此外，双向的“不兼容决议”依然有效，新任 总书记弗朗齐丝卡·霍珀曼（Franziska Hoppermann）刚刚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不过，也不一定非要在马格德堡组建政府。

舒尔策排除了 与左翼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但至少在左翼党内部，许多人认为在关键时刻，他会允许对方对其进行容忍。即便如此，他可能仍将面临令人不快且激烈的辩论。不久前，两名前 州主席卡尔-海因茨·代雷（Karl-Heinz Daehre）和格德·吉斯（Gerd Gies）警告称，如果 允许自己被左翼党容忍，那么它将“陷入无足轻重的境地”。这表达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内部广泛存在的一种情绪。

同样很有可能的是，在选举之夜，另一场辩论将再次升温：是否应该拆除针对 AfD 的“防火墙”并与这些极右翼分子合作。马格德堡的一些人已经在猜测，部分 议员与 AfD 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他们可能会在第三轮投票中将齐格蒙德选为州长。舒尔策对此予以断然否认：“我敢拿手打赌：我的党团中没有人会支持 AfD。党团 100% 支持我。”然而，在马格德堡，人们怀疑他在选举之夜是否还处于能够给出此类保证的地位。

在这种棘手的局面下， 内部许多人很难保持乐观。直到周三晚上，在 MDR 电视台舒尔策与齐格蒙德的电视辩论中，角色突然发生了互换。齐格蒙德显得压力很大，在许多问题上即使被追问也无法给出答案，且反复谈论“普遍的失衡”。相比之下，舒尔策证明了自己依然具备战斗力，他在经济和教育政策方面通过具体表述赢得了分数，且表现出罕见的攻击性。他在某个环节说道：“我不空谈，我拿结果说话。”

突然之间，舒尔策阵营中再次出现了一些极其微弱的希望。希望情况能像五年前那样发展——当时 在选举之夜获得了 37.1% 的得票率，比民调预测的高出 12 个百分点。希望当人们独处在投票间，而不是与广场上数千名呐喊的人在一起时，论据能够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空谈。

政治如此运作 波茨坦，但并非如此 州新闻界的点心与美酒

作者：弗里德里克·豪普特 (Friederike Haupt)

“首都记者”这个表达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它通常被用来指代那些在柏林报道联邦议院、联邦总理及其执政联盟的记者。但事实上，全国各地同样分布着首都记者——州首府记者。虽然这类记者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区域报纸放弃了州驻地记者，而地方报纸则不得不削减岗位，但留下来的人依然坚守岗位。

在勃兰登堡州的首府波茨坦也是如此。那里经常发生政治事件，例如今年1月，政府执政联盟破裂，社民党（SPD）不得不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而现在，焦点在于巨额资金，更准确地说，是资金不足。财政部长必须填补州预算中的一个大窟窿。所以，这里的一切其实与柏林一样紧迫，只是规模小了一号。这一点在夏季派对上同样适用。

周二晚上，波茨坦市中心的一个屋顶露台：勃兰登堡州新闻发布会协会在此发出了邀请，这是一个报道勃兰登堡州事务的记者联盟。通常情况下，该协会负责组织新闻发布会或与政治人物的背景访谈。但每年他们也会举办一次夏季招待会。包括《法兰克福汇报》（F.A.Z.）在内的董事会成员深知，沟通有助于解决问题，尤其是当现场提供美味饮品和绝佳视野时。

于是，屋顶露台很快就坐满了人。社民党州长迪特马尔·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在任何地方都清晰可见，他的头在人群中格外突出。大多数部长也出席了，例如沃伊德克的副手、基民盟（CDU）内政部长扬·雷德曼（Jan Redmann）。但反对派也

天空之上的波茨坦：屋顶露台的视野

代表出席，一小群选择党（AfD）成员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该党青年团负责人、同时也是勃兰登堡州议员的让-帕斯卡尔·霍姆（Jean-Pascal Hohm）。他们聚集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共同庆祝，而更像是彼此忍耐。

那么谈话的主题是什么？基本上与德国所有其他首府一样：基民盟在做什么，社民党将如何发展，选择党有什么计划，以及哪里可以削减开支？此外还有：这里有了新进展，那里有人创造了奇迹，以及十四年前的那个夜晚简直太疯狂了！伴随着这些话题的是葡萄酒、啤酒、矿泉水、点心，以及将天空染成炽红色的日落。

与柏林的一个重要区别是：这里的宾客彼此更熟悉，见面更频繁，且不会急于赶往下一个派对——简单来说，因为根本没有下一个派对。波茨坦或许是个规模较小的首府，但在天黑后的杯盏交错方面，它丝毫不逊色于柏林。

点心、美酒与首府谈话 摄影：弗里德里克·豪普特

这是一个周三早晨接近十点，特里尔行政法院1号庭。兄弟阿卜杜勒·萨拉姆·H（Abdul Salam H.）和约瑟夫·萨拉姆·H（Josef Salam H.）起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4岁的约瑟夫·萨拉姆不安地抖动着脚，22岁的阿卜杜尔则环顾四周。两人身边都坐着一名律师。当法官亚历山德拉·菲德勒（Alexandra Fiedler）在十点前进入法庭时，他们起身起立。这是菲德勒当天审理的五个难民申请案件中的前两个。所有原告均为男性，他们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前以青少年或成年早期身份逃离，而现在根据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意愿，他们应当离开德国。

菲德勒法官用几句话总结了 H 兄弟的故事：2023年12月，他们离开家乡叙利亚，经土耳其进入欧洲，随后抵达德国，并于2024年2月提交了避难申请。在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听证会上，他们表示申请避难的原因是叙利亚的兵役制度。此后过了两年，他们才得知其避难申请和保护状态被拒绝。那是2026年3月。于是他们提起诉讼。

行政法院的一号法庭以其粗纤维壁纸和深灰色地毯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客观氛围。房间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前方是法官，右侧是原告，左侧是一名翻译员和一名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邦局官员。旁听席不仅在今天空着，公众对此的兴趣一直很低。行政法院的审理不涉及犯罪与惩罚，而是关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里探讨的不是人性深渊，而是个人如何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国家和行政专断的侵害。

寻求避难者同样拥有这项权利。尽管避难申请的总数在下降，但行政法院的诉讼数量却在增加。这与过去法院的超负荷运转有关，也与联邦局近期撤销了许多叙利亚人的保护状态有关。自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被认可为避难者的叙利亚人数剧减，经调整后仅约为 5%。

约瑟夫·萨拉姆（Josef Salam）和阿卜杜勒（Abdul）住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北部。其中一人在一家清洁公司全职工作，据其自述，每月收入 2500 欧元。“税后吗？”菲德勒法官问道。“税后，”约瑟夫·萨拉姆回答。他的兄弟阿卜杜勒在一家报刊亭兼职，税后收入 1500 欧元，他很快打算再次在一家清洁公司开始工作。此前他因背痛被另一家公司解雇。两人与第三个年龄较小的兄弟住在一起。其余家人住在叙利亚，并不支持这兄弟俩。他们是否抵达德国或从事什么工作，在本案中并不重要。本案仅关乎驱逐出境，而兄弟俩希望阻止此事。

约瑟夫·萨拉姆·H 说：“在叙利亚根本没有什么在等着我。”他的兄弟点头表示赞同。他提到了家乡的破坏和当地的失业情况。随后，约瑟夫·萨拉姆·H 讲述了一个据称发生在 3 月提交诉讼之后的故事。有人试图敲诈他的父亲。不具名的来电者威胁说，如果父亲不支付 10,000 美元，就绑架他们的女儿。对方解释称，他有儿子从德国寄来的钱。由于敲诈企图，家人已从达拉省搬到了首都大马士革。“如果我们回到叙利亚，我们也可能会被绑架，”阿卜杜勒·H 说。威胁来自谁？“不知道，”他回答道。最后一次电话是在几周前打来的。

联邦局的工作人员冷淡地解释说，她认为这一描述不可信。兄弟俩的陈述并不一致。此外，敲诈行为据称是在避难申请被拒绝之后才开始的。时机如此之巧？在随后的判决书中，法官写道，该陈述是出于“避难策略原因”而提出的。即便“假设其属实”，即在事实成立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增加了兄弟俩被迫害的可能性。其逻辑是：一旦他们回到叙利亚，就没钱了，因此也不再具有被敲诈的价值。

第一次庭审仅持续了一小时。这符合预期，因为特里尔行政法院在处理难民申请程序方面是全德国速度最快的法院之一。早在25年前，所有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案件就已集中在该法院处理。此举旨在加强该地的职能，而当时寻求庇护者的数量正

“在叙利亚我什么也期待不到”

五名寻求庇护者在特里尔出庭，解释他们为何不想返回叙利亚。菲德勒法官对此并不认可。 作者：蒂莫·斯特帕特（Timo Steppat）

当时人数较少。从2015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种集中处理模式被证明是一个幸运的机遇：各审判庭开始专门负责特定的原籍国。因此，法官无需再重新研究人道主义状况，而只需评估个体的庇护理由。

目前，包括黑森州在内的其他联邦州也采用了这一模式，将其庇护程序集中化。在黑森州，行政法院最近每宗案件需要19个月，而全德平均为14个月。在特里尔，一项平均程序的处理时间一度仅为3,5个月。由于案件数量激增，该数值已上升至八个月。去年《法兰克福汇报》（F.A.Z.）发表了一篇关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庇护裁决高效速度的文章后，其他州的行政法官对此发表了看法。一位法官表示，速度并非一切：“重点必须放在对个案的深入审查上。”她不愿被点名引用——许多行政法院的低效是一个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

在当天于特里尔审理的案件判决书中，关于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的段落几乎完全相同。无论个体命运如何，所有案件的情况都被认定为一致：局势非常紧张，但已不再危及生命。

穆罕默德·al S.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于2018年离开叙利亚，2024年来到德国。在接受联邦局听证时，他将战争和兵役列为逃离理由。如今战争已经结束，政权已倒台，正如当局所裁定的，他不再需要担心受到迫害。他的申请被驳回，现在他坐在法庭上，试图主张另一种形式的迫害。“您在害怕什么？”菲德勒法官问道。这名20,多岁的男子讲述了其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关于一块土地的世仇。据称，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曾因恐惧暂时移居黎巴嫩。联邦局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陈述的可信度较低。

“叙利亚感觉依然像家一样”：2026年夏天，大马士革老城中玩耍的孩子们 照片：美联社（AP）

菲德勒法官在倾听，并一次次友好地询问。对话平静且客观。最后，她为记录协议总结了庭审内容。原告听完翻译的译文并确认无误。就这样，所有参与者再次回顾了整个程序。另一位来自特里尔的法官表示，这些程序有助于寻求庇护者接受联邦局的决定——行政法院成为了一个具有“治疗作用”的场所。

尽管这关系到穆罕默德·al S.在德国的未来，但这场持续28分钟的审理过程非常冷静。它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车票检查：仅记录个人身份信息，但不收取罚款。罚款由其他人负责。按照庇护程序的惯例，法官没有当庭宣判。判决书将在两周内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原告。其中将写道，法院认为其陈述不可信，且未发现任何反对遣返的理由。

穆罕默德·al S. 这几天可能会收到负责其事务的莱茵黑森地区移民局的信函，该局将接手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处理的此案。在某些国家，遣返工作由中央统一执行，而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则由各县和非县级市负责。起初，官方仅会要求其离开德国。为此，政府会提供自愿离境的方案：1000欧元加上承担旅费。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划算的方案，因为一次强制遣返的费用很快就会达到其十倍。尽管如此，接受该方案的人很少。一名难民律师表示，考虑到叙利亚的贫困以及在德国较高的收入潜力，这个方案根本没有吸引力。

12.04时，菲德勒法官开启了下一个程序。这次轮到一名年轻人，20, 出头，他在近两年前申请在德国寻求庇护。15.000欧元花费了他的逃亡。法官询问他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卖掉了我拥有的一切，”他说。包括他的汽车和一块土地。法官做了记录。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无法搬回位于达拉省的家中，因为那里部分被毁。“我在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该男子说。并且：“我喜欢住在德国。”

他在一家手工业企业兼职工作，每月净收入1500欧元，住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地区。他花了十分钟讲述自己在德国的生活情况。“我总结一下，您在这里建立了一定的生活基础，且不想回去，”法官说。他点了点头。在随后的判决书中写道，根据口头审理的印象，这位“年轻、健康、具有劳动能力的原告”即使不回到达拉，也可以通过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市从事职业活动来保障其基本生存生活。

13时左右，阿卜杜勒·A坐在法庭上。他没能按时参加早上的预约，因为从美因茨到特里尔的火车取消了。从那里出发大约需要三小时车程。由于火车延误，审理计划经常需要推迟。原告阿卜杜勒·A解释说，他感到自己受到叙利亚一场世仇的个人威胁。据称他的家庭与另一方存在争端，导致他及其兄弟尤其处于危险之中。但他无法提供证据。

“叙利亚感觉仍然像家一样，”他说。“但如果在那儿没有安全感，我也不想留在那里。”他在德国遵守法律，从事工作，能够自食其力。在随后的判决中，这些因素将不起作用，因为争议点仅在于是否存在庇护理由。在随后的五份判决书中均写道：“诉讼未获成功，因为该诉讼虽符合受理条件，但理由不足。”原告可在一个月内提起上诉。只有在能证明判决违背现行司法实践、存在程序错误或属于原则性裁决的情况下，上诉才有机会被受理。绝大多数案件在行政法院就此结束。

阿卜杜勒·A离开法庭时显得很淡定。尽管此时判决尚未下达，但他已从律师那里得知胜诉希望渺茫。他说，即使输了，也不意味着他必须回去。“现在不会被遣返回叙利亚，”他说。他可以像其他在法庭上失败的人一样，向移民局申请容忍居留（Duldung）。目前，由于“遣返无法实施”，这种居留许可是可以获得的。叙利亚的新领导层不与德国合作，目前只有犯罪分子在经过复杂的程序后才会被遣返。到目前为止，仅有极少数案例成功遣返。A不想犯任何错误，他想工作，想向德国证明他是被需要的。

旧秩序的终结

“我们绝不应该被迫在以色列和伊朗在该地区的扩张主义政策之间做出选择，”叙利亚过渡总统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charaa）8月中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采访时表示。他补充说，阿拉伯国家必须制定出自己的政策。

这位大马士革掌权者的言论透露出一种不安，这种情绪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首都同样能被感受到。在近东和中东地区主导了数十年的秩序——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秩序——正处于崩溃之中。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一秩序。现在，权力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且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更多是棋子而非棋手，它们正努力争取生存空间。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林奇（Marc Lynch）在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美国的近东时代已经结束。”他认为，一个旨在建立持久的、由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针对伊朗及其影子军队（伊朗民兵）的安全合作项目已经失败，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已然显现。美国既未能推翻伊朗政权，也无法保护其阿拉伯盟友免受伊朗导弹恐怖主义的侵害，且在试图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方面也未取得成功。

在该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将其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相类比。当年英国未能从泛阿拉伯主义领导人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手中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这象征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并标志着近东地区的权力转移至美国。

而现在，人们对美国作为保护者的信任正在消减。但谁能取代它的位置？与德黑兰合作的俄罗斯自身也正在从该地区撤退，必须将力量集中在其他地方。中国虽然支持伊朗，但在公开运用其在中东和近东的影响力方面则持谨慎态度——中国首要目标是开展贸易。

相比之下，该地区内部有几个参与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都不是阿拉伯国家：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涵盖了从有限的合作、战略竞争到公开的武装冲突。该地区未来的权力格局将如何演变，目前尚不明确。

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使近东和中东陷入混乱。尤其是叙利亚，正成为权力政治博弈的竞技场。 作者：克里斯托夫·埃哈特（Christoph Ehrhardt）和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

外交官和专家表示，叙利亚是当今中东动荡的“震中”。该国正处于席卷整个地区的风暴中心。这场风暴最终是由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发起的恐怖袭击所引发的，此后的所有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由此推动——包括2024年底大马士革的政权更迭。

那里现在由前伊斯兰恐怖分子统治。其统治的轮廓仅部分显现。但该国可能成为新地区秩序中的关键拼图。叙利亚拥有传统阿拉伯领先大国的影响力，尽管沙拉目前尚未表现出这方面的野心。叙利亚地理位置具有战略重要性，拥有地中海出海口，并可作为通往东方的陆桥。新掌权者在争取投资和支持时，将此作为论据。

然而，这种战略重要性对该国而言既是福音也是诅咒。尤其是叙利亚，在近代历史上主要成为了大国政治力量博弈的竞技场，而自身却无法发挥多少影响力。

首先，一场围绕阿萨德政权统治权的战争持续了13年，众多外部势力参与其中。最终将巴沙尔·阿萨德赶下台的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charaa）起初也是外部环境的受益者——即10月7日之后区域性的剧变。以色列针对受伊朗操控的真主党（因其支持哈马斯而遭到攻击）发起的战争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因为真主党民兵也是阿萨德的重要盟友。当在沙拉导演下的反抗军联盟将其击溃并迫使其逃亡时，真主党已遭到沉重打击，无法再向摇摇欲坠的政权伸出援手。

现在，轮到沙拉担心邻国战争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中东的风暴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平息，而一个新的秩序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现。“我们正处于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转型过程之中，”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领先的中东安全政策专家埃米尔·霍卡耶姆（Emile Hokayem）表示，“目前我没有看到新秩序在形成，相反，我主要看到的是地区强权之间的竞争。”

伊朗虽然被削弱，但仍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德黑兰政权目前的重点更多在于维持其威慑能力，而非达成一项能让该地区恢复和平的协议。它不愿让华盛顿及其阿拉伯盟友，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君主制国家获得安宁。即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现在转向了经济战，但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来自德黑兰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这通过将邻国笼罩在导弹恐怖之中，进一步推高了华盛顿的成本。

因此，像沙特阿拉伯这样传统的阿拉伯领导强国在塑造新秩序方面的能力是有局限的。“海湾国家处于防御状态，”霍卡耶姆解释道，“他们仍然在危机模式下运行，而非在塑造模式下运行。”

特朗普政府对他们没有帮助，恰恰相反。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关于美国保护的问题，而是对这位反复无常的总统之怒的恐惧。阿曼最近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该苏丹国——同时也受华盛顿委托——正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监管方案进行谈判。特朗普因自身的失败而感到沮丧，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一项好的协议达成，他将把阿曼“夷为平地”。这让海湾国家即便是在那些因阿曼极其注重平衡的伊朗政策而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国家中，也引起了警觉。

“该地区领导层目前关注的较少是美国能为他们做什么，而更多是他们自己必须做什么，才不会受到美国的惩罚，”霍卡耶姆对此说道。与此同时，海湾国家正试图使其战略关系多样化。例如，他们致力于与中等强国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沙特阿拉伯刚刚在麦加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国防协议。

这一联盟阻碍了美国建立一个反伊朗且亲以色列轴心的计划，因为这三个国家都对耶路撒冷持有极大的不安。但这一联盟也不一定适合成为一个新的、后美国时代秩序的核心。

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麦加公约”反而引发了担忧。例如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国致力于与以色列和华盛顿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无论如何，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尤其是对美国武器援助和军事技术的依赖——可能会继续存在。霍卡耶姆（Hokayem）表示：“要克服这一点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西方外交官认为，尽管海湾地区存在挫败感，但并没有与华盛顿决裂的意愿。

叙利亚统治者的处境也与之类似。正如开头所述，他或许能主导一项新的阿拉伯政策，但沙拉（Scharaa）同样必须顾及非阿拉伯大国的利益。

虽然随着阿萨德的倒台，叙利亚从伊朗的直接掌控中脱离了出来，但德黑兰政权对叙利亚而言依然构成威胁。沙拉本人承认，面对其国家边界——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黎巴嫩——伊朗什叶派民兵的存在，他感到担忧。与此同时，沙拉还面临着成为一个反伊朗伙伴的预期。这是沙 العربية（沙特阿拉伯）的意愿，也是美国的意愿，而大马士革的新领导层正依赖于后者的善意。沙拉同样不能与特朗普闹僵，因为后者目前正在取消那些令叙利亚经济复苏受阻的制裁制度。

此外还有土耳其。在抱怨地区扩张主义时，沙拉意味深长地忽略了安卡拉希望成为该地区逊尼派领导大国的野心。一方面，这并不奇怪，因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多年来一直是他的重要支持者之一。

但这位土耳其总统也毫不掩饰，其国家的权力触角应延伸至国境之外。其外交政策参照曾经的帝国，常被描述为“新奥斯曼主义”。埃尔多安曾说过这样的话：“土耳其远不止于土耳其本身。”虽然他并不想将邻国叙利亚并吞——因为这意味着要为一个经历了多年战争、情况复杂的国家承担巨大的责任。但埃尔多安希望在大马士革拥有一个听话的初级合作伙伴，对方不对土耳其通过军事存在来确保其影响力提出异议。

相应的企图已清晰可见。但这使沙拉日益陷入与另一个希望在叙利亚重新洗牌中拥有话语权的非阿拉伯参与者的冲突之中：以色列。

土耳其的野心是耶路撒冷政府眼中的一根刺。最近，以色列甚至通过军事手段明确了其认为的邻国红线所在。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随后，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宣布，土耳其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一点。

此后，关于以色列与土耳其竞争的讨论很多。相比之下，关于沙拉看法的讨论则很少——这表明他在这场博弈中至多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

原则上，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希望与以色列达成妥协，而叙利亚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一直与其敌对。目前，双方已开展高层直接接触，并正在制定一项安全协议。沙拉甚至表示，如果在接洽方面取得相应进展，他将为实现真正的和平铺路。唯有在戈兰高地问题上——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将其占领，并于1981年在国际社会不认可的情况下将其吞并——叙利亚临时总统坚持要求归还。

然而，以色列政府并没有让这位叙利亚人感到轻松——不仅是在涉及土耳其的问题上。耶路撒冷方面不断传出敌对的基调。例如，外交部长吉迪昂·萨尔（Gideon Saar）批评沙拉（Scharaa）不过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圣战分子”。而且，直到今天，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之外依然占领着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军队在阿萨德倒台期间进入了这些地区。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Israel Katz）的语气听起来并不像是想要很快归还这些地区。

尽管沙拉采取了务实路线，但以色列依然推行激进政策，这正是认为仅凭军事主导地位就能达成一切目标的信念之体现。这一点在以色列内部也受到了批评。安全分析师迈克尔·米尔斯坦（Michael Milshtein）就质疑，是否有必要袭击叙利亚的空军基地。“真的没有谈判的空间吗？”在特拉维夫大学从事研究的米尔斯坦表示，本可以与土耳其人交谈，或者让美国人充当调解人。“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只知道如何投弹，而不相信政治努力？”他的解释是：在克内塞特议会选举前两个月，政府中没有人想显得软弱——尤其是那位为了政治生存而奋斗的总理。“被视为温和派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是一场噩梦。”

许多阿拉伯国家首都现在将以色列视为一个未被华盛顿制约的搅局者。此外，认为在美国主导下能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的信念，也因耶路撒冷政府的僵化而破灭。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已经超出了竞选考量的范畴。尽管如此，该地区仍希望以色列的政策在10月底选举后能有所缓和。这将符合耶路撒冷自身的利益。因为内塔尼亚胡不愿采取外交手段，这正在招致新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的结果难以预料。因此，米尔斯坦提出了一个问题：与安卡拉对抗究竟有多大意义。“这里没有人热爱土耳其，”他说，“但我们真的想在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其他地方局势依然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与北约第二大军队开辟新战线吗？”

但内塔尼亚胡也在疏远他迄今为止最亲密的盟友唐纳德·特朗普。由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特朗普目前希望中东和近东局势能够平息。此外，他与埃尔多安以及沙拉的关系都很好。

以色列未来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在双方看来似乎都尚不明确。这可能也是美国在中东和近东霸权衰落的一个迹象。对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不仅是叙利亚）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将继续动荡不安。

体验大埃及博物馆：探索埃及文化瑰宝的专属之旅

在小型旅行团的陪伴下，探索埃及尼罗河畔的文化瑰宝。

三款不同的行程将带您领略埃及历史的巅峰之作。

行程始终包含：在资深埃及学家的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开罗大埃及博物馆（GEM）的开幕无疑是近几十年来最受期待的文化盛事之一。在这里，紧邻吉萨金字塔，法老们的迷人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呈现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通过三套不同的旅行方案，为您提供绝佳机会，在这座新博物馆中惊叹于图坦卡蒙的传奇宝藏以及令人震撼的法老木乃伊收藏。在资深埃及学家的陪同下，您将与小组成员共同探索埃及最令人兴奋的文化瑰宝，并瞻仰世界闻名的金字塔和大狮身像——对于每一位文化爱好者来说，这将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为了让您更深入地接触埃及历史，在三款行程中的两款中，我们将开罗行程与豪华尼罗河游轮之旅相结合。您将在高等级的游轮上享受现代便捷设施的舒适，同时沿着埃及的生命线前往卡纳克神庙、帝王谷或阿斯旺的菲莱神庙等传奇遗址。文化亮点与甲板上的悠闲时光相结合，使这次旅行成为一次特别的体验。

无论您选择纯粹的开罗文化之旅，还是结合尼罗河游轮的行程，这些旅行都为您提供了在专属且个性化的环境下体验埃及历史的罕见机会。期待这场独特的冒险，让您沉浸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级文明之神秘之中。

开罗城市之旅及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在吉萨金字塔前体验壮观的大埃及博物馆，沉浸在法老们的迷人世界中。在专属的小型团体旅行中，探索古埃及最伟大的宝藏。

旅行日期< / td><>双人间价格< / ><>EZZ< / >< / tr><><>15.09 - 20.09.26< / ><>2.095 € p.P.< / ><>+ 580 €< / >< / ><><>13.10 - 18.10.26< / ><>2.295 € p.P.< / ><>+ 580 €< / >< / ><><>12.11 - 17.11.26< / ><>1.995 € p.P.< / ><>+ 580 €< / >< / ><><>26.01 - 31.01.27< / ><>1.895 € p.P.< / ><>+ 580 €< / >< / ><><>16.02 - 21.02.27< / ><>2.095 € p.P.< / ><>+ 580 €< / >< / ><><>13.04 - 18.04.27< / ><>2.095 € p.P.< / ><>+ 580 €< / >< / table>

更多旅行日期请在网上查询。

旅行价格包含：

- 前往及返回出发机场的 Rail&Fly 交通服务

- 空调旅游巴士接送 - 5 x 晚入住开罗 5 星级* Helnan Dreamland 酒店或同级酒店（*当地评级） - 5 x 顿早餐及 4 x 顿晚餐

- 3 x 顿参观期间的午餐

- 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 进入埃及文明博物馆的木乃伊展厅

- 所有博物馆及景点的入场费

大埃及博物馆与尼罗河游轮之旅

在专属的小型团体中探索全新的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享受从卢克索到阿斯旺的4天豪华尼罗河游轮之旅，游览卡纳克神庙、帝王谷和哈特谢普苏特神庙等亮点景点。

旅行日期< / td><>双人间 / 双人舱 HD< / ><>双人间 / 双人舱 MD< / ><>双人间 / 双人舱 OD< / >< / tr><><>09.11- 16.11.26< / ><>2.195 € 每人< / ><>2.340 € 每人< / ><>2.575 € 每人< / >< / ><><>16.11- 23.11.26< / ><>2.195 € 每人< / ><>2.340 € 每人< / ><>2.575 € 每人< / >< / ><><>07.12- 14.12.26< / ><>1.995 € 每人< / ><>2.140 € 每人< / ><>2.375 € 每人< / >< / ><><>18.01- 25.01.27< / ><>2.095 € 每人< / ><>2.240 € 每人< / ><>2.475 € 每人< / >< / ><><>19.04- 26.04.27< / ><>2.195 € 每人< / ><>2.340 € 每人< / ><>2.575 € 每人< / >< / ><>< colspan="4">更多旅行日期请在网上查询。< / >< / table>

HD = 主甲板 · MD = 中甲板 · OD = 上甲板 单人间 / 单人舱附加费： HD: + 790 € · MD: + 1.030 € · OD: + 1.500 €

旅费包含：

- 往返出发机场的 Rail&Fly 火车票 - 从法兰克福、慕尼黑飞往开罗，从阿斯旺返回（经开罗）的机票 - 空调旅游巴士接送

- 3晚入住 5星级* 酒店 Holiday Inn Maadi；4晚入住 5星级* 尼罗河游轮并含全餐（*当地标准） - 在开罗提供 3次早餐和 3次晚餐

- 游览期间 2次午餐

- 包含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在内的丰富游览套餐

- 所有博物馆及景点的入场费

- 德语导游（埃及学家）及旅行资料

荒漠与尼罗河间的文化瑰宝

吉萨金字塔、帝王谷、卢克索和卡纳克神庙等世界著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正等待着您。全新的大埃及博物馆和为期8天的尼罗河游轮之旅将带您领略埃及数千年的高度文明。

<><>旅行日期< / ><>双人间 / 双人舱 HD< / ><>双人间 / 双人舱 MD< / ><>双人间 / 双人舱 OD< / >< / ><><>04.09 - 14.09.26< / ><>2.395 € 每人< / ><>2.515 € 每人< / ><>2.635 € 每人< / >< / ><><>15.01 - 25.01.27< / ><>2.395 € 每人< / ><>2.515 € 每人< / ><>2.635 € 每人< / >< / ><><>19.02 - 01.03.27< / ><>2.395 € 每人< / ><>2.515 € 每人< / ><>2.635 € 每人< / >< / ><><>12.03 - 22.03.27< / ><>2.495 € 每人< / ><>2.615 € 每人< / ><>2.735 € 每人< / >< / ><>< colspan="4">更多旅行日期请在网上查询。< / >< / table>

HD = 主甲板 · MD = 中甲板 · OD = 上甲板 单人间 / 单人舱附加费： HD: + 740 € · MD: + 980 € · OD: + 1.220 €

旅费包含：

- 往返出发机场的 Rail&Fly 火车票 - 从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飞往开罗，从卢克索返回（经开罗）的机票

- 空调旅游巴士接送 - 3晚入住 5星级酒店* 开罗 Helnan Dreamland 酒店（*当地标准） - 在开罗提供 3次早餐和 1次晚餐

- 7晚入住 5星级尼罗河游轮并含全餐（当地标准） - 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 尼罗河大型游览套餐，包括参观卡纳克神庙、帝王谷等。

日本现在是否也必须恐惧普京？

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感到来自中国和北朝鲜的威胁。如今，俄罗斯也开始通过军事演习和岛屿争端进行挑衅。

作者：蒂姆·卡宁 (Tim Kanning)

在升空的火箭火光中，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面孔一次次被照亮。这位俄罗斯总统在士兵的簇拥下，透过船窗凝视，神情看似平静。这些由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传播的画面据称来自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Warjag），该舰于8月初在日本北部的海域参加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俄罗斯总统针对西方在亚洲最紧密盟友——日本——的一次久违的挑衅。

普京通过对依托鲁普岛（Iturup）的一次惊喜访问以及随后在周边地区进行的导弹测试，将俄罗斯与日本之间潜伏数十年的领土冲突重新推回了议事日程。这座在日语中被称为“择捉岛”（Etorofu）的小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被俄方占领，此后一直由俄方控制。日本人仍主张包括择捉岛在内的千岛群岛最南端的四个岛屿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他们将这些距离日本北部主岛北海道仅几公里的地区称为其“北方领土”。这是16年来首次有俄罗斯总统访问这些位于该国远东地区的岛屿。

东京方面目前正在揣摩如何评估普京的这次挑衅。他是想给日本人一个警告，因为他们自其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一直支持乌克兰？普京是否想利用唐纳德·特朗普在中东需要美国军事力量的契机？抑或普京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金正恩领导的北朝鲜以及普京领导的莫斯科之间新增强化的轴心，在亚洲尝试确立领导地位的又一次体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批评普京的访问“完全不可接受”，但并未采取进一步的具体反制措施。许多观察家将此视为一个信号，表明日本政府对于在当前时期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人的援助感到不安。

在上周举行的最近一次“志同道合国家联盟”会议上，高市再次确认了日本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支持对俄制裁的意愿。但她同时也强调，东欧的局势与印太地区的局势是如何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并指出了俄罗斯与北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加强。高市在向该会议提交的视频申请中表示：“鉴于日本周围安全政策环境日益艰难，推进与盟友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可以被理解为向西方伙伴发出的求救信号。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日本专家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采访时表示：“普京的访问经过了精确计算。”他认为这是俄罗斯在东亚及日本附近加强活动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与中国的联合海军演习、与北朝鲜签署的能源协议，以及最近一架俄罗斯侦察机在日本海岸附近飞行。“这次访问同时也是普京首次访问该争议地区，这使得这一战略信号变得格外明显，”沃德说道。

对日本人的恐吓企图与中国在该国南部的行为相似，而日本近年来一直对此深感不满。被称为“自卫队”的日本军队多次报告称，中国战斗机危及该国领空，且中国船只通过在两国争议的尖阁诸岛（中文称为钓鱼岛）周围进行巡逻航行来挑衅。

因此，安全专家沃德（Ward）将普京在北领土的举动也视为一种向中国示好、信号化其亲近关系的尝试。这两个国家共同将自己塑造为“二战后战后秩序的自封守护者”。对于俄罗斯来说，此前属于日本的千岛群岛属于这一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普京的访问旨在确认俄罗斯对这些岛屿的控制权，从而也确认他与中国并肩作为该秩序守护者的宣称地位，”沃德说道。

但与此同时，他也释放了一个关于可能即将到来的台湾冲突的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这个实行自治和民主治理的岛屿视为叛离的省份，并多次明确表示，如有必要，他愿以军事手段将其夺回。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美国将与日本等盟友共同在军事上击退此类行动是板上钉钉的事。但在最高统帅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这种援助似乎已不再稳固——几个月前，他公开将此前已承诺向台湾提供的美国武器交付降级为与北京就贸易协议谈判的“良好筹码”。

沃德表示，普京在日本北部的这种武力威慑进一步使局势复杂化：“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敌对的俄罗斯军事存在靠近日本，削弱了其应对北韩或台湾等其他地区危机的能力。”

首相高市在对普京的挑衅表达初步愤怒后，并未采取具体的反制措施。对于这位倾向于将自己塑造为强硬派的政治人物来说，这在日本国内已被部分解读为危险的软弱。东京天普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在与外国记者的交谈中警告称，这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他对如此克制的反应感到惊讶。他认为这不仅向俄罗斯，也向其他邻国发出了日本是一个“软目标”的信号。“在俄罗斯如此挑衅的情况下，表明东京并非坐视不管是非常重要的，”布朗说道。

如果还需要证据来证明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对该地区盟友维持数十年的安全保证已不再可靠，那么这位总统在不久前，就在一项计划已久的共同军事演习开始前，通过对韩国的抨击提供了证明。第一场演习被缩短，第二场则被完全取消。随后流传的关于此次转向的两种理由，在韩国和日本都加剧了人们对该地区力量格局发生彻底转移的担忧。

特朗普本人将这场旨在让两国军队为应对北韩可能发起的攻击做准备的计划演习称为一个“不恰当的、敌对的信号”，同时赞扬了他与北韩独裁者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显然，这位美国总统目前正致力于与平壤的统治者会面，根据特朗普的话，金正恩在其任期内表现得“没有威胁且尊重”。特朗普也在寻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近。他已邀请习近平于9月访问华盛顿。

关于取消与首尔举行军事演习的第二个理由（该理由由韩国报纸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传播），对于当地合作伙伴而言同样令人不安：据称，美国目前在该地区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来举行此类演习，因为大量士兵、武器系统和弹药已被转移到中东。

那么，特朗普是否不仅缺乏意愿，而且缺乏继续在印太地区扮演西方秩序维护者的军事手段？东京方面需要进行沟通。周三，高市的副外相船越竹史匆匆赶赴华盛顿，以便与他的同行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就当前的双边关系状态交换意见。

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坊健（Ken Jimbo）指出，日美两国长期以来被认为稳固的海空主导权已不再是理所当然。金坊最近在东京面对记者时解释称，尤其是中国的大规模扩军，导致美国目前向该地区盟友提供的军事保护承诺比以往具有更高的风险。

与此同时，日本专家沃德（Ward）认为，普京在两国北部边境的宣传之旅不仅是“大棒”，对东京来说也包含一点“胡萝卜”。这次访问可能是旨在促使日本采取更具妥协性的路线。在前往依托鲁夫岛之前，普京在访问邻近的萨哈林岛时，还“极力赞扬”前首相安倍晋三时期的日俄缓和政策。大约十年前，普京与高市的政治导师在经过艰苦谈判后，几乎就南库里尔群岛问题达成一致。“这可能是给高市的一个信号：要求回归安倍时代的温情，”沃德表示。

在日本，确实有一些声音主张与俄罗斯接近，这不仅是出于安全政策的考量，也是出于经济考量。尽管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实施了所有制裁，日本仍继续从俄罗斯的萨哈林岛进口液化天然气，并为此获得了美国的豁免。特朗普针对伊朗的攻势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使日本与其在中东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商断绝了联系，从而增加了对俄罗斯供应的依赖。沃德总结道：“这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读者来信

美德之先

政治 针对赖因哈德·宾格纳（Reinhard Bingener）和奥利弗·格奥尔基（Oliver Georgi）于8月23日发表的《许多西德人现在已经厌烦了》一文：

作为一名统一后的德国人，读到“许多西德人现在已经厌烦了”这句话时，我感到非常困惑。即便在统一36年后，角色分配似乎依然清晰！西方在评判，东方被评判。许多东德人经历了一次彻底的体制崩溃，失去了工作和保障，职业生涯被贬值，人口外流。这不能成为敌视民主或政治激进主义的借口，这两者都必须受到批评。但令人无法认同的是那种道德优越感的语气，这种语气有时使西德出身成为一种美德之先。 比尔特·埃卡特（Birte Eckardt），德累斯顿

直击要点

政治 针对赖因哈德·宾格纳（Reinhard Bingener）和奥利弗·格奥尔基（Oliver Georgi）于 23. August 发表的《许多西德人现在已经忍无可忍》： 对马格努斯·布雷希肯（Magnus Brechtken）的采访非常精彩。他能如此精准地从分析角度切中要害，而许多人却无法将其表达出来，这令我印象深刻。非常感谢！沃尔夫拉姆·劳申巴赫（Wolfframm Rauschenbach），法兰克福

大声的诋毁 文化 针对斯特芬·毛（Steffen Mau）于 23. August 发表的《我们既不能承受一个“西方联盟”，也不能承受对东德的盲目崇拜》： 那些希望探讨东德各联邦州日益严重的“蓝色化”的人，可以通过斯特芬·毛的《不平等统一》（Ungleich vereint）或西蒙·施特劳斯（Simon Strauß）的《在近旁》（In der Nähe）这类非极端的分析，学习很多关于东德人的经历和感受。由此可以产生对那些在许多方面感到不被理解和被忽视的人的共情与理解。然而，一个矛盾点依然令人困惑：在调查中，许多东德人并不认为自己的个人处境糟糕，但却认为德国的整体局势极其糟糕。此外，还出现了完全离谱的言论，称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威权主义监护国家，与此同时，人们对一个路线恰恰向该方向发展的政党支持度不断增加，最终将危及全德国的民主和法治。如果现在从东部听到的几乎只有通过该政党发出的大声诋毁和拒绝，而其他声音则保持沉默，那么西德人计算转移支付金额以及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尽管相互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在民主辩论的意义上，双方都必须承受这种指责：但这并不能提供出路。唯有重启公民对话才能帮助摆脱困境。埃夫林·贝尔希托尔德-坎茨博士（Dr. Evelyn Berchtold-Kanz），图宾根

东德人的贡献 政治 针对赖因哈德·宾格纳（Reinhard Bingener）和奥利弗·格奥尔基（Oliver Georgi）于 23. August 发表的《许多西德人现在已经忍无可忍》： 在我看来，关于并非和平革命而是戈尔巴乔夫终结了东德的说法有些值得商榷：戈尔巴乔夫放弃使用暴力确实创造了前提，但东德人同样是通过勇气、周一游行和公民抵抗才推翻了统一社会党（SED）的统治。 卡伦·波尔克（Karen Pölk），斯塔恩斯多夫

政治反射

政治 针对比尔吉特·奥克斯（Birgit Ochs）于 23. August 发表的《柏林的住房之争》： 在我看来，要求将大量住房库存社会化的诉求是一种政治反射的体现，它忽视了住房短缺的根本原因。国家干预住房市场很少能带来更多供应。社会化并不能创造新住房。住房市场需要的是充足的供应。 托马斯·拜尔勒教授博士（Prof. Dr. Thomas Beyerle），埃施博恩-尼德霍赫施塔特

读者来信编辑部 《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 60267 法兰克福 / 美因 电子邮件地址： sonntagszeitung.leserbriefe@faz.de

为了能发表尽可能多的读者来信，我们遗憾地经常不得不对其进行删减。我们会仔细阅读所有信件并予以关注，即使我们无法一一回复。

唯有政治艺术方能救局

作者：约亨·布赫施泰纳 (Jochen Buchsteiner)

人们不必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那样，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悄然开始，但全球政治局势正变得日益不安。在东欧、黎凡特以及伊朗的众多冲突在部分地区不断扩大，并相互影响。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在抬头，随之而来的是基于历史诉求和地缘政治领土扩张的思维方式。这一切与一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革命相结合，改变了国民经济以及战争前线的现实。

联邦总理利用夏季休假后的首次内阁闭门会议，宣布对试图在莱比锡 / 哈勒机场发动袭击的人员采取相应措施，这恐怕并非巧合。不仅是因为炸药是在乌克兰运输机附近被发现的，许多迹象都表明，俄罗斯已经扩大了对德国的敌对行动。西方情报机构目前警告称，莫斯科可能很快就会测试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反应能力。据说这也是中情局（CIA）局长秘密短访莫斯科的原因。

基于规则的秩序正在崩溃，而其核心保护者——美国——已不再认为自己有此义务，这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依靠自身的防御能力。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联邦国防军和情报机构的补给与装备升级速度仍未能跟上日益增长的威胁。在欧洲框架内的努力同样如此：过于繁琐，速度太慢。

面对紧迫的外交和技术挑战，社会秩序现有体系中必要的修复工作本应在并行过程中顺利完成。如果政界还在为养老金制度的微小变动或糖税的细节而激烈争论，那么这将是这个国家无法承受的奢侈。人们只能希望，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关于采取行动和团结一致的呼吁这次能得到响应，且至少能让执政联盟达成一致的温和调整在年底前得以实施。

这些措施是否足以让国家重新回到增长轨道，甚至开启一个“新的创业时代”（克林拜尔语），则是另一个问题。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情况并非像德国选择党（AfD）试图让人们相信的那样绝望。但目前还没有人认真讨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是否已经结束。

即将到来的德国东部州议会选举使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些选举可能会反映出国内情绪的变化，其特点是对执政党承诺的怀疑，部分是对其优先事项的不满。不能排除在9月份首次有AfD政治家被选为州长。但即便是一个可能将基民盟（CDU）与左翼党强行绑在一起的“阻止联盟”，也将向柏林及其他地区发出冲击波。联盟党和社民党（SPD）都面临着人事争论的威胁，这将进一步浪费精力。

无论是对于总理府还是社民党领导层来说，目前都没有能够将该联盟的离心力转化为改革动力的替代人选。而梅尔茨的战略困境也无法在瞬间化解，在这次秋季选举之后，这一困境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总理在最初的犹豫之后，决定与 AfD（德国选择党）保持最大程度的距离，试图以此让自己远离关于“防火墙”的争论。他希望通过明确的态度来扼杀这场讨论。但这失败了。联盟党（Union）跌至 20% 这一门槛附近，显然也是这一策略的结果：这使得联盟党不得不长期与左翼政党妥协，从而削弱了其作为保守势力的可信度。但另一方面，事实同样是，没人知道如果联盟党向一个自我陶醉且潜伏着公认极右翼分子的政党敞开大门，是否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梅尔茨面临的是一个没人会羡慕的复杂局面。现在需要保持冷静，在正确的时间启动变革，并将政府政策聚焦于核心要务，这需要极高的政治艺术。

客座文章

禁止德国选择党（AfD）中的种族主义派系

作者：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与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

如果希特勒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在1933年没有上台，20. 世纪的历史将会如何演变？如果人们在1930年听取了以法学家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为首的一群普鲁士官员的建议——他们不仅记录了纳粹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意图，还敦促启动禁党程序——结果会怎样？如果当时的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政府没有因为认为“尚不能给出最终结论”而拒绝启动此类程序，又会发生什么？这一切是否能防止独裁、战争和大屠杀，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时不应该放弃任何尝试。

如今，我们再次面临极右翼对民主构成的威胁。德国选择党（AfD）必须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右翼极端主义组织，在一些联邦州，宪法保卫局也将其定性为如此。现在到处都能听到一种说法：“AfD不是NSDAP。”这也许是对的，但一个更为贴切的对比却被忽视了：就在几年前，在2017, 年，联邦宪法法院明确将德国国家党（NPD）定性为违宪政党——一个与国家社会主义“本质相关”且蔑视人类尊严的政党。

NPD之所以没有被禁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它太微不足道，无法实现其目标。今天请再次阅读该判决。它描述的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与霍克（Höcke）派系的意识形态毫无二致。只不过，AfD绝非微不足道。当年在2017年救了NPD的论据，如今恰恰成为了让联邦宪法法院审查AfD的强有力理由。

但这是否适用于整个AfD？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次州党代表大会上，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那是AfD内部种族主义流派与德意志民族主义流派之间的冲突。

德意志民族主义，意味着：退出欧盟，退出欧元区，退出北约，向普京的俄罗斯靠拢。这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政治路线，不仅会给德国带来深远的经济损失，还会危及欧洲内部及外部的安全。该党在外交、经济、气候、文化和社会政策上的大多数政治立场，依然被德国绝大多数民众所拒绝。像AfD那样否认人为气候变化的人，其推行的政治在我们看来是民粹主义的、危险的且反科学的。尽管如此，在特定条件下，此类政治路线仍可能与我们《基本法》的最高目标相兼容。因此，我们在议会中以及在社会中就此展开争论，并最终由选民决定。

而AfD中的种族主义部分则完全不同。它毫不掩饰地质疑我们宪法的基石和核心保护对象——尤其是《基本法》第1条所保证并被列入“永恒条款”保护的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AfD的种族主义派系将这种尊严与一个人的文化烙印或种族出身挂钩。它将我们的社会分裂为“我们”和“其他人”。我们——即“真正的人民”，“真正的德国人”，拥有正确的血液、正确的家谱和正确的思想。其他人——则是所有那些拥有“错误”肤色、出身、宗教、生活方式或世界观的人。在一个种族和文化同质的德国，他们没有生存空间。他们应当被驱逐出德国，应当被“遣返”。

需要明确的是：只要法律允许，犯罪者必须离开这个国家，而具有危险性的人员必须承担法律最严厉的制裁。我们必须坚决地打击平行社会，并确保所有人都遵守规则和法律。

然而，选择民族主义路线的 AfD（德国选择党）部分成员追求的并非和谐共处。相反，正如 Thüringen（图林根州）的部分 AfD 成员所要求的那样，他们主张剥夺那些行为“反社会”的人的国籍。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男人爱上另一个男人就足够了吗？肤色稍微深一点就足够了吗？这涉及将德国公民驱逐出境，其中许多人出生在德国，部分人甚至在这里扎根了数代。这种民族主义思维旨在攻击人的尊严，是对我们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正面攻击——因此，这必然引发关于禁止该政党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我们认为 AfD 与俄罗斯的亲近关系是一个安全政策风险。

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决定一个政党是否被禁止，并非由政党、议会或政府决定。这完全由最高司法机构——联邦宪法法院决定。

出于正当理由，此类禁令的门槛非常高。必须证明 AfD 的支持者的目标和行为旨在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这一基本秩序的核心载于《基本法》第 1 条和第 20 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以及我国民主、法治的宪制结构。“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句话是我们《基本法》的核心，适用于所有人。

任何淡化不可分割的人类尊严的人，任何将“德国人”身份与种族和文化标准挂钩的人，任何将公民分为“血统德国人”和“护照德国人”的人，都将自己置于我们的宪法之外。因为我们的民主是一个法律共同体，所有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民主政党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一些负责人——包括我们在内——在太长时间内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这些弊端。面对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人们太经常地以“只需要更好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决定”作为回应。这种修辞已经失败了。

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有时会忽略，经济弱势者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经济转型带来的压力以及对阶级下滑的恐惧，对工业领域从业者的打击比对学术职业者更沉重。教育部门也面临压力：学校和高校日益严重的问题已无法被忽视。关于城乡差异、数字化转型、流动性以及个人安全感的讨论还可以继续。

AfD 的选民绝非全部都是极右翼。恰恰相反：虽然少部分选民拥有统一的极右翼世界观，但许多其他人是因为沮丧、恐惧或失望而选择该党。然而，关于“抗议性投票”的说法已不再成立。因为 AfD 显而易见的激进化，使得“不知道将选票投给谁”这一借口失效。那些失望和沮丧的人通常并不怀疑《基本法》，但他们也没看到 AfD 对民主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告诉他们：AfD 的大部分成员已不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而是种族民族主义者。他们想要的不是更好的民主，而是民主的终结。

对于 AfD（德国选择党）中持有民族主义（völkisch）倾向的部分，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因为这一部分人蔑视民主。我们不能在政治辩论中去应对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那样太天真了。因为 AfD 在未来也将竭尽全力掩盖其党内的民族主义部分，或者将其民族主义主角的立场相对化或重新解读。但有足够的可靠证据表明，以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为首的党派翼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这与我们的《基本法》是不相容的。

为了能够阻止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被破坏，我们《基本法》的制定者赋予了禁止政党的可能性。政党禁令程序是绝对的例外，且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并不常见。然而，基于我们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它是我们“防御性民主”的核心工具，并强调了法律在自由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性。当一个政党质疑并威胁到我们民主制度的存续时，就有必要对其合宪性进行法律审查。基于充分的理由，启动这一司法步骤的责任在于联邦政府、联邦议院或联邦参议院，且需要获得法定多数支持。

基于我们的个人信念，我们再次强烈主张尽快启动禁令程序，重点针对 AfD 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勃兰登堡州那些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州级分部。这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有证据支撑，且是宪法所要求的。我们相信联邦宪法法院将独立且自主地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前辈们无法预知将会发生什么，无法预知纳粹会将德国和整个世界带向怎样的灾难，以及会有多少百万无辜的人被杀害和屠戮。而我们没有这个借口。我们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我们承诺过“绝不再犯”，并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民主以及我们的法治国家承担责任。

AfD 诋毁我们的家园，认为德国正处于深渊边缘。这是多么严重的现实扭曲。我们的德国，尽管存在所有问题，但依然是历史上最好的德国。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捍卫它！

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是巴登-符腾堡州州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Boris Pistorius）是联邦国防部长。

《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风格

Stilio 台灯

34 根高质量实心玻璃棒镶嵌在具有亮镍表面的铝制框架中，为任何房间营造出极具氛围感的灯光。

60 年来，“Licht im Raum”一直在位于伍珀塔尔附近贝尔吉舍斯兰（Bergischem Land）的工厂中制造现代灯具，并自觉地促进该地区传统手工艺的发展。

现可购买 Dinnebier GmbH 工厂为《法兰克福汇报》（F.A.Z.）推出的特别版，售价 895 欧元。

selection.faz.net (069)7591-1010

每一次都是一次小小的体力挑战：卡塔琳娜将她的祖母埃丽卡从卧室带到厨房。 照片：卢卡斯·博姆（Lucas Bäuml）

奶奶，我会陪在你身边

当父亲无法再承担起照顾责任时，卡塔琳娜决定照顾她的奶奶。她退掉了公寓，暂停了职业生涯。在29岁这一年，她放弃了一切。如今她说：那是最好的决定。作者：保罗·魏因海默（Paul Weinheimer）

卡塔琳娜说，在像这样的日子里，奶奶埃里卡的意识会变得模糊。现在刚过十二点，她站在床边，俯身对着奶奶缓慢地说话。

“奶奶，你饿了吗？想喝汤吗？”

“我怕掉下去，”躺在床上、眼睛还半闭着的奶奶埃里卡说道。

“不用担心，我在呢，”卡塔琳娜说着，轻抚奶奶额头上光滑的皮肤。过去的96年几乎没有在那里留下皱纹。只有肌肉和脂肪随着年龄增长而流失，使得皮肤下许多像地图路径一样蜿蜒的小血管清晰可见。这是一个与年龄相称的健康身体，但也是一个依赖保护和护理的身体。

奶奶埃里卡缓慢地转向孙女。她的眼睛扫视着周围，直到认出卡塔琳娜，然后意识到：我在家里。我很安全。

这个故事可能很平凡。毕竟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大约有400万人正在护理亲属，而实际人数可能更高。但很少有人像卡塔琳娜这样放弃这么多。为了陪伴奶奶，她从瑞士搬回德国，暂停了职业生涯。在29岁这个他人选择追求事业或组建家庭的年纪，她选择了奶奶。

自今年年初以来，两人一直住在威斯巴登的一套公寓里，卡塔琳娜独自承担全部护理工作。这样做可行吗？

奶奶埃里卡的卧室是一个虽小但温馨的房间，只有少许光线透过窗帘射入。墙上挂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旁边是卡塔琳娜父亲的照片，一个木十字架和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卡塔琳娜将棕色的长发撩到肩后，以免奶奶埃里卡被缠住。她将轮椅拉到床边，将床边的防跌落护栏放下，小心地托住奶奶的腋下。

“准备好了吗，奶奶？一，二，三，起。”奶奶埃里卡呻吟一声，低声喃喃，但随后她就坐在了轮椅上。卡塔琳娜在奶奶光着的腿上盖了一层薄毯。每次从床上转移到厨房或浴室都是一次小小的体力挑战。

卡塔琳娜用手机拍摄这样的场景，并上传到她的Instagram账号上。“我想向年轻人展示，护理也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她说。实际上，她一直是个倾向于线下生活的人，从未拥有过社交媒体账号，甚至连WhatsApp的头像都没有。而现在，仅仅两个月时间，就有近40,000人关注她。有时，海量的私信让她感到压力很大，但也很美好。每天她的收件箱里都会收到照片和长文，人们在其中讲述照顾亲属的故事。

很多年来，卡塔琳娜的父亲一直在家中照顾奶奶埃里卡。但当他在2026年1月底因心脏疾病进入重症监护室后，卡塔琳娜接手了护理工作。此前几年她住在苏黎世，在那里担任银行职员，之后从事旅游业。她热爱瑞士，那些工作也很不错。但她说，她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尝试一些新事物。在没有任何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她辞职了。她前往奶奶和父亲居住的威斯巴登。她本想利用空闲时间在那里为父亲寻找一套适合老年人的公寓，但随后他病倒了。突然之间，奶奶埃里卡也需要她的帮助。

很快，地板上就堆满了租赁合同、贷款合同、官方信函和法律条文。白天，卡塔琳娜去医院看望父亲，管理祖母的护理服务；到了晚上，她面对着客厅地板上堆积如山的德国官僚主义文件，而这些文件所要求的远不止几个签名。

她仿佛在不同的危机点之间奔波，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如今——七个月后——回想起那段时光，她说：“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

然而，卡塔琳娜是一个很少谈论自己状态不佳的人。她经常微笑，几乎从不看手机，以便全身心地陪伴在对方身边。她会为了配合他人而重新规划自己的一天。她总是先考虑别人，然后再考虑自己。但她说，她很快就意识到，早晚得把祖母送到养老院。即便父亲在一段时间后情况好转，他自己也将不再具备提供护理的能力。此外，她自己的生活也在等待着她。毕竟，她还有工作面试，而且在苏黎世还有朋友和公寓。

尽管她知道这是正确的决定，但在那个早晨叫醒祖母准备送往养老院时，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感觉就像是我把她送到那里去等死一样，”卡塔琳娜说。

她每天两次去养老院探望埃里卡祖母。祖母的眼神经常空洞，清醒的日子也越来越少——卡塔琳娜说，这可能是因为镇静药物的作用。但也因为埃里卡祖母在那里非常孤独。几乎没有交谈，几乎没有活动。到某个时刻，身体会忘记如何生活，从而陷入一种昏沉状态。

两周后，卡塔琳娜考虑将埃里卡祖母接回家。许多人劝她不要这样做。朋友们告诉她，不能这样抛弃自己的生活。尽管这起初让她感到不安，但那种认为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感觉始终没有消失。

卡塔琳娜是一个凭直觉决定、不纠结于细节的人。当她不再喜欢自己的工作时，就直接辞职了。当她想独自前往印度旅行时，就订了一张机票。翻新公寓，她通过自学掌握——能出什么错呢？

因此，这一次她也遵循自己的感觉，没有长时间地权衡。当一名家庭成员把一套位于威斯巴登的公寓交给她时，决定就变得明确了。她开车前往养老院，将埃里卡祖母接回她们共同入住的新家。“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愧疚，而是出于对她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深切感激，”卡塔琳娜说。

起初，还有一家护理服务机构来帮助卡塔琳娜。但她很快决定不再使用。否则，埃里卡祖母在早晨经常得等待两个小时才有人来照顾。从那时起，卡塔琳娜每月从国家获得800欧元的全职护理补贴。她和祖母共同分担祖母的养老金用于生活。虽然不多，但足够了。

距离她做出决定才过去大约半年，但卡塔琳娜说，对那段时光的回忆感觉就像是另一种人生。此刻，她正和埃里卡祖母站在厨房里，看着搅拌机将最后一点由有机农场提供的番茄红薯茄子胡萝卜汤搅拌成泥。

卡塔琳娜说，她非常重视饮食。以前，埃里卡奶奶经常吃 Maggi 袋装速食汤、糖果和饼干，因为当时时间不够，或许也缺乏相关知识。“我能感觉到饮食结构的改变对我的奶奶有多大好处，”她说，同时将汤倒入一个杯子中。“这让她变得更有活力，头脑更清醒，消化功能也好多了。即使是需要护理的人，也应该在饮食中继续享受乐趣。”对于卡塔琳娜来说，高龄并不是一种必须尽可能以功能性方式熬过去的生存状态，而是一个应该像其他人生阶段一样去尽情享受的生活阶段。

“尝尝看，”卡塔琳娜说着，将那杯汤递给奶奶。 “嗯，很好喝，”埃里卡奶奶说着，用颤抖的手拿着杯子。卡塔琳娜说，在养老院时，奶奶已经无法自己拿杯子了，但现在又可以了，她顺手擦掉了洒在桌上的汤汁。

“我想睡觉了，”埃里卡奶奶说。卡塔琳娜点点头。

她推着奶奶往回走，经过一个放着旧照片的五斗橱。“没错，这就是我们，”卡塔琳娜指着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埃里卡奶奶脸颊红润饱满，头发卷成了卷发，手臂上抱着一个穿着连体衣的小孩。她以前总是对卡塔琳娜说：“我的小娃娃”。

以前，卡塔琳娜周末经常在她那里度过。那时她被允许

接下页 ■ 社会边缘 作者：HAUCK & BAUER

①你变得年轻了 如此不同，当你 和这个米尔科 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说 你看我的眼神不同了， 当我和米尔科 在一起时。

奶奶，我会陪在你身边

熬夜到很晚，早晨在电视机前，她从沙发上喊道：“奶奶，我饿了”，随后便有人给她端来一杯牛奶和一块柠檬蛋糕。如果面包皮太硬，埃里卡奶奶就会把它切掉。“那是我童年时的‘疗愈周末’，”卡塔琳娜说道。如今，她也在为自己的奶奶做同样的事情。

卡塔琳娜说，当她决定将埃里卡奶奶从养老院接回家时，她很清楚这将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路。她的朋友们渐渐结婚、生子，在安静的时刻，这自然会让她陷入沉思。谈到这里，她忍不住笑了起来：“难道我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要把对方带回家直接介绍给我的奶奶吗？”她曾反复思考自己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她的生活不符合常态。但随后她想：我的幸福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这时她必须起身，因为走廊尽头的房间里传来了埃里卡奶奶的呼唤：“过来，快过来，快过来。”

公寓里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刻。埃里卡奶奶要么在呼喊，要么在低声喃喃自语。有时她说：“哎哟，哎哟，哎哟”，有时说“过来，快过来”，卡塔琳娜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她在寻求与世界的接触。当一个人感到被自己的身—

鸟儿飞来，它们在阳光下取暖。随后，卡塔琳娜有时会和奶奶一起躺在床上，肩并肩，为她读些书，或者处理发在Instagram上的视频。“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论年龄大小，身体接触都至关重要，”卡塔琳娜说。

但也有一些日子，卡塔琳娜感到走投无路。例如，当她的奶奶忘记自己穿着纸尿裤，试图自己清理，结果弄得整个床铺一片狼藉时。或者当番茄汤没有进到嘴里，而是洒在了腿上时。但也有这样的日子，卡塔琳娜和埃里卡奶奶一起站在浴室里，小心地为她洗头，而奶奶会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我的小卡塔琳娜，我的金娃娃，我太感激你了，但我也不想成为你的负担。”这时，卡塔琳娜再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为何要做这一切。

尽管如此，她必须学会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人。现在，她尝试每周四次通过视频通话与他人一起练习瑜伽。或者去上普拉提课，预约一次按摩。这些是只属于她自己的小小避风港。

以前是奶奶照顾孙女。 照片私有 / Lucas Bäuml

体失去控制时，人们需要一个恒久的锚点来依附。在生活将人撕扯时，它能给人支撑。

埃里卡奶奶经常在深夜呼唤，这时卡塔琳娜会走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告诉她一切都好。在早晨五点到六点之间，埃里卡奶奶通常不再入睡——卡塔琳娜的一天也随之开始。她站在床边，询问埃里卡奶奶睡得如何。奶奶通常回答：“还可以。”然后卡塔琳娜会第一次为她更换纸尿裤，将奶奶安置在椅子上，让身体透透气，期间准备早餐。一份由燕麦片、奇亚籽、车前子壳、李子、坚果、蛋白粉、燕麦奶和香蕉组成的奶昔。

之后，她用一块湿抹布擦拭埃里卡奶奶的脸，清理私密部位，拿来一块干净的纸尿裤。梳理她的头发。如果埃里卡奶奶体力足够，两人会坐在阳台上，看着鸟儿—

她知道，埃里卡奶奶告别生命的那一天终将到来。“正因如此，我绝不会用现在的处境去交换任何东西，”卡塔琳娜说。“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因此，我将我的时间赠予她。”

现在是下午。卡塔琳娜站在埃里卡奶奶的房间里，缓慢地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奶奶，我要去购物了。需要我帮你带点什么吗？”

“要，黄油、鸡蛋、巧克力、肝酱、肉肠。”

卡塔琳娜点点头，尽管她知道，最终奶奶能吃下去的主要是汤类和奶昔。

卡塔琳娜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美味的护理人员专用产品。目前她正在考虑创办一家公司，亲自向市场推出针对护理人员的成品。健康且美味。这将是一份让她觉得自己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工作。甚至可能是埃里卡奶奶留给她的一小笔遗产。

“我们要再祈祷一次吗？”她问道，并握住埃里卡奶奶的手。“我们在天上的父……”埃里卡奶奶开始说道。她掌控着节奏，缓慢但词句准确。话语几乎是自动地从她口中流出，像一段深层的记忆，在这个有时在她看来已变得模糊的世界里给她带来安全感。“阿门。”

“好了，奶奶，我现在去城里。你想一起去吗？”卡塔琳娜问。

“想，”埃里卡奶奶说着笑了。

深夜，埃里卡奶奶会再次呼唤卡塔琳娜。卡塔琳娜会起床安抚她。早上六点，她会帮埃里卡奶奶准备好一天的生活。帮她洗澡，更换尿布，梳头，并准备食物。接下来的每一天也是如此。以及再接下来的每一天。

“一个家，一种节奏，一种生活，”卡塔琳娜说。这是她选择的生活。她说，她对此感到极其幸福。

在犯罪学中，很少有词汇像“陈年旧案”（Altfälle）或“冷案”（Cold Cases）这样听起来如此平淡。它们指的是发生时间久远且未能破获的犯罪，通常是谋杀案，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沉睡在卷宗封面和证物室中。这两个词与许多人对这些案件投入的情感关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人包括来自警方和检察院的调查人员；包括发生此类案件所在城市的居民；包括那些在冷案温度从“冷”转“热”时格外关注的真实犯罪（True-Crime）爱好者；以及受害者的亲属。比如罗伯特·林鲍，艾米·洛佩兹的父亲。

这名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24岁女大学生的尸体，于1994年9月26日上午被一群在科布伦茨埃伦布赖茨泰因要塞（Festung Ehrenbreitstein）区域内玩耍的孩子发现。就在两小时前，她才出发前往要塞区域内的青年旅舍。尸检结果显示，洛佩兹被强奸并被刺死。凶手当时未能被找到。直到2026年2月，科布伦茨检察院宣布逮捕一名现年81岁的男子：汉斯·S，一名自70年代起多次被定罪的性犯罪者。

家属称之为“无法衡量之痛”：受害者艾米·洛佩兹 照片：科布伦茨警方

他杀害了一名年轻女性——以及她的未来

8月18日，针对S.的审判在科布伦茨地方法院引起公众极大关注地开庭。早在羁押期间以及审判开始时，被告就已承认强奸并谋杀了艾米·洛佩兹（Amy Lopez）。得益于他的供述以及在一项复杂程序中重新分离出的明确DNA证据，审判仅持续了四天。周五，科布伦茨地方法院第14大刑事分庭以谋杀罪判处汉斯·S.（Hans S.）终身监禁。三名职业法官和两名陪审员还认定其罪行极其严重。

无需太多想象力就能理解，一个女儿被谋杀的父亲，其生活会被分为“之前”和“之后”。但如果几十年来一直不清楚是谁夺走了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则由科布伦茨律师卡特琳·基恩勒（Kathrin Kienle）上周三在科布伦茨地方法院128号法庭宣读的一封信清晰地揭示了。她没有以共同原告代表的身份发表传统的结案陈词，而是将声音借给了她的委托人罗伯特·林鲍（Robert Rimbau）——艾米·洛佩兹的父亲。她朗读了一封约六分钟长的信函，第一部分反映了罗伯特·林鲍的视角，第二部分则是代表罗伯特的儿子沃尔特·林鲍（Walter Rimbau）撰写的，沃尔特是艾米的哥哥，同样是共同原告。

1994年，一名美国女大学生在科布伦茨被谋杀。如今，凶手已被定罪。新的分析技术和一份供词终于带来了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受害者的父亲和哥哥而言。 作者：伊娃·施莱费尔（Eva Schläfer）

“在犯罪发生后以及随后的所有岁月里，我们不断收到来自各方的电话和信件，提供关于艾米案件的信息以及对凶手的可能线索，但这些线索最终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每一次电话和每一条消息都让我们在情感和希望的过山车上起伏，”基恩勒陈述道。艾米的亲属在信中提到，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些年来他们一直祈祷艾米的凶手不再犯下其他罪行，并有一天能被找到并定罪，他们向法庭进一步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在我们心爱的艾米遭遇这场毫无意义的谋杀后，我们从未找到内心的平静。”此外，父亲和儿子让法官“以及凶手”知道，“他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害和痛苦”。罗伯特·林鲍还写道：“凶手杀死了艾米，杀死了她的未来，她的家庭生活，也杀死了一部分我自己。”

艾米·洛佩兹的亲属认为自己无法亲自朗读这些文字。他们的律师读到：“我们无法承受在审判过程中被提及的，关于这场残忍且毫无意义的犯罪之残酷细节所带来的情感负担。”但信中也写道：“我们必须在判决时在场，以便为我们自己地画上句号。”两天后，父亲和儿子实现了这一愿望。周五，他们在宣判时与被告面对面坐着：沃尔特（59岁）和罗伯特·林鲍（85岁）坐在法庭的一侧，汉斯·S.（81岁）坐在另一侧。在短暂的一刻，艾米的父亲与凶手这两个老人相遇了，两人的生活早已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悲剧性地交织在一起，而他们两人可能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这个迟来的转折。

在一名老人公寓被捕后，小报上曾出现过汉斯·S（Hans S.）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虽然白发苍苍，但看起来依然精干且充满活力。然而在出庭时，他依靠着助行车，显得十分衰弱。特别是在审判开始之初，法庭内弥漫着一种奇怪的矛盾氛围。在指控书被快速宣读完毕后，精神法医学专家根据与S进行的两次长时间探索性访谈，陈述了关于犯罪行为及其此前性生活的细节；而此时，身体轻微颤抖的被告甚至需要一名司法官员的帮助才能打开一瓶水。

在座无虚席的法庭内，旁听者了解到，在1994年9月26日那个艾米·洛佩兹（Amy Lopez）成为其随机受害者的早晨，S再次产生了强奸幻想。当专家询问当时49岁的S是在寻找年轻女性还是年长女性时，他的回答是：他没有想到未成年人。在艾米被谋杀五年后，S因强奸一名16岁少女在科布伦茨被判处七年监禁。联邦中央登记册的摘录共列出了八项记录，其中还包括盗窃和故意伤害。1968年，他首次因强制性行为被定罪并被安置在疗养院。期间，他也服用过抑制性欲的药物。1975年，他因两起强奸罪与绑架罪竞合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1986年，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因其企图强奸而对其定罪。

对于此次犯罪行为，被专家认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S在两次探索性访谈中进行了详细陈述。他称自己在通往埃伦布赖特施泰因要塞（Festung Ehrenbreitstein）的岩石小径上搭讪了艾米·洛佩兹，并谎称要带她走一条去青年旅舍的捷径。随后，她跟随他进入了要塞区域的一栋附属建筑，在那里他给她戴上了手铐。他用折叠刀割开了她的腰带和裤腰，并脱掉了她的裤子和内裤。由于无法勃起，他将手指插入她的阴道。她反抗并尖叫。为了制止这种情况，他刺向了她。作案后，他收集了手铐、艾米的腰带（含一个小袋子）以及她的内裤，并将它们扔进了莱茵河。

专家陈述的关于汉斯·S的传记资料描绘了一个艰难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1945年2月在逃往包岑（Bautzen）途中出生，随后父母带着儿子经由绕道抵达了萨尔兰（Sauerland）。之后又有两个孩子出生；汉斯曾在儿童之家生活过一段时间。随后全家搬到了莱茵河畔的博帕德（Boppard）；这个自称是“问题儿童”的长子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之间辗转。他在就读八年后完成了小学教育；但未能通过服务员学徒的结业考试。

如今，S是被刑事技术的发展所揭发的。通过一种在案发时尚未可用的选择性皮肤脱屑分析，在受害者的裤腰和裸露的左大腿上部发现了两处DNA痕迹，这些痕迹被明确判定属于S。在针对“艾米·洛佩兹”这起陈年旧案（Cold Case）的新调查过程中，他作为当时的性犯罪者再次接受了审查，并被要求提供唾液样本，他自愿提供了。据辩护律师称，其当事人是故意的。汉斯·S的妻子于2024年1月去世；因此，他认为现在有机会“清空过去”，坦白交代。

罗伯特·林鲍和沃尔特·林鲍的信件由律师卡特琳·基恩勒于周三在法庭上宣读，信的结尾并未进行个人清算：“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没有什么可对凶手说的。”汉斯·S向专家报告称，他在过去几年中找到了天主教信仰。

咖啡——远不止是一种饮品

《法兰克福汇报》图书

一本书带你走进咖啡的世界：从种植、贸易到冲煮、品鉴以及社会责任。面向所有希望了解当今咖啡行业特质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人士。

《咖啡大百科》（DAS GROSSE BUCH VOM KAFFEE） Britta Mattern, Holger Preibisch 著 320 页 - 32 欧元 - ISBN 978-3-96251-244-6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时间的问题

有些人习惯性地不准时，他们的生活就像一场与分针之间永无止境的赛跑。这揭示了我们的大脑和时间感知能力的什么秘密？相关受影响者与科学家对此进行了讲述。作者：Vivien Marie Leg

“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准时过，”诺拉（Nora）说道。迟到伴随了她的一生。她讲述道，自己曾多次尝试改变这一点。例如，她会计算前往约定见面地点所需的时间，但总是估算错误。每当她为见面做准备时，时空连续体似乎总是在与她作对：原计划花15分钟洗头，结果40分钟后依然站在镜子前：“我在太短的时间段内计划了太多的事情。而且就在我必须出发之前，我总能想起十件必须完成的事情。” 甚至在接受本文采访时，她也迟到了五分钟。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在“准时”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上习惯性地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自律、缺乏尊重，还是单纯缺乏意愿？或者是否存在更深层的原因，比如时间感的运作——或者是不运作？无论如何，很明显的是：几乎没有哪种日常弱点能像迟到这样，在一方引发如此强烈的羞愧感，而在另一方引发如此巨大的挫败感。

一种对诺拉有效的方法是“自我欺骗”。她将重要预约在日历中记录的时间比实际时间早半小时。直到时间临近，她已经忘记了预留的缓冲时间，从而准时到达。例如在看医生时，她的迟到不仅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整个诊所。而在与朋友约会时，现在则由周围的人承担起这个任务，直接告诉她一个更早的时间。这样，迟到的她依然能准时出现。但这并没有改变她糟糕的时间管理，因为迟到已经被“计价”在内了。诺拉知道自己原则上是可以准时到达的：“如果我知道准时到达真的非常重要，我通常能做到。”

目前，这位24岁的女性正在进行双轨制学习，并在一家物流公司的人事部门工作。在工作中，弹性工作制帮到了她。“我早到五分钟还是晚到五分钟，我的老板并不在意，”她说道。因此，她的不准时得到了容忍。

阿米莉（Amelie）的情况与之相似。她是一名未来的工业商业职员——同样享有弹性工作制。在参加一位好友的生日派对时，她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因为她早上突然决定要烤一个复杂的蛋糕。“归根结底，我可能就是太乐观了，”她说道，“我总是想：没关系的，时间应该够的。”

费利克斯（Felix）是一名硕士生，他也熟悉这种模式，但看待它的态度更为冷静。在学期期间，他几乎习惯性地选择一辆计划到达时间比研讨会开始时间晚一两分钟的巴士，而不是简单地选择更早的一班。“人们用借口在内心自我辩护：巴士晚点了，或者因为忘了钥匙得回去拿，”他承认道，“事实上我很清楚：如果我计划得更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他之前的一份披萨外送工作中，反正没有人准时，这进一步使其自身的迟到合理化了。

对于费利克斯来说，不准时是拖延症的孪生姐妹：“人们给自己留了一点小奢侈。对自己说：我现在把这个短视频看完，我现在让自己放松一下。在那个瞬间，人们避免了压力。但代价是之后在路上的匆忙和内心的愧疚。”

关于不准时这一话题的可靠数据—。

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数据。马克·维特曼（Marc Wittmann）表示，在科学界，对于究竟有多少人受到影响，缺乏进行大规模统计的紧迫性。他是弗赖堡心理学与心理卫生边界领域研究所的神经心理学家和时间研究员，多年来一直研究人类大脑如何处理时间。

“基本上，我们都是时间乐观主义者，”维特曼解释道。心理学实验证明：无论是组装宜家书架还是在加油站排队等待，受试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会低估某项活动所需的时间。因此，决定性的区别不在于误判本身，而在于如何应对：“准时的人，”维特曼说，“会不断通过看表来检查自己，并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准时的人则会忽略时钟。”

在人格心理学中，准时与“大五人格”（Big Five）紧密相关——这是一个研究标准模型，通过五个核心维度来描述一个人的性格：尽责性、神经质、开放性、外向性和宜人性。对于时间管理而言，尽责性起决定性作用；它描述了自律、精确和责任感的程度。在这个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人，工作有条理，遵守规则且具有前瞻性地计划。而得分较低的人则更倾向于随兴，但在时间管理上也更容易粗心。

此外，维特曼认为还涉及一种关键的认知能力：“前瞻性记忆”（prospektive Gedächtnis）。这个概念是指在当下的流动中，能够可靠地记得在未来要做某件特定事情的能力——例如，在十分钟后出发。这并非纯粹的缺陷，而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世界关联方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在其标准著作《时间地图》（Eine Landkarte der Zeit）中区分了两种时间导向：时钟时间（Uhrzeit）和事件时间（Ereigniszeit）。以时钟时间为导向的人根据客观的时间单位来规划生活；他们根据时钟开始和结束对话、会议和行程。而以事件为导向的人则完全沉浸在此时此地的发生之中：只有当所有话都说完时，对话才结束，无论指针显示什么。

“非常准时的人通常是面向未来的，”维特曼说，“他在交谈时，内心已经在关注下一个预约。而迟到的人通常是面向当下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沉浸在当前的活动之中。”

因此，那种认为迟到者是处于深度放松状态、对预约漠不关心的形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误导性的。对于像诺拉（Nora）、阿梅莉（Amelie）和费利克斯（Felix）这样的人来说，不准时是持续的情绪压力来源。阿梅莉回忆起学生时代她所谓的“羞愧之行”（walk of shame），当时她几乎每天都匆忙地迟到进入教室，吸引了所有同学的目光。而诺拉在某个时刻停止了用同样的借口来道歉：“我现在更倾向于说：谢谢你的等待。这表达了感激，而不是听起来像在找拙劣的借口。”

尽管受影响者反复感到羞愧，但很少能持久地改变行为，这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在私人圈子里，通常不会有严厉的制裁。

朋友和家人虽然会抱怨，但会原谅。在诺拉的朋友圈里，许多人拿她的不准时开玩笑。她自己也是。

“如果人们没有感受到明显的负面后果，学习效果就不会出现，”时间研究专家维特曼（Wittmann）断言，“如果人们担心一旦迟到就会立即失去工作，那么 99 的人会突然变得准时。”事实上，在所有三位受访者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点：在工作中或在至关重要的预约（例如就医）时，他们通常能表现得惊人地准时。

现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剧了这一问题。智能手机填补了每一个微小的空隙：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在候诊室，人们都盯着屏幕，阅读新闻或观看短视频。“我们正在失去忍受无聊和空白时间的能力，”维特曼警告说，“因此，对时间实际持续时间的感知——

对时间段实际持续时间的感知正在丧失。”当中间的等待时间不再被体验，而是通过数字化方式被填补时，时间感就完全模糊了。

像将手表调快这样试图欺骗自己的小技巧，在实践中往往被证明是无效的。阿梅莉（Amelie）已经尝试过好几次，但没有成功。“在潜意识里，我很清楚表快了四分钟，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有时间，”她摆手表示。因此，那些想要持久改变行为的人需要更深层的杠杆。一个转变的转折点通常在于内在心态的改变。费利克斯（Felix）在一次出国交换学期期间经历了这一时刻：几周后，他意识到新结识的朋友们将他贴上了“习惯性迟到者”的标签。这成了他的警钟。他意识到，不准时很快就会被视为不可靠的缺陷。他不想被这样看待。于是，他不再依赖周围人的宽容。

研究也证实，自我调节是可以训练的。维特曼提到了基于正念的实践，如瑜伽、耐力运动或冥想。由于时间感知与身体过程紧密耦合，这些方法可以增强对自身节奏和当下的感知。这有助于更具前瞻性和更从容地管理未来的约定。

在实践层面，最有效的是对预约时间进行彻底的重新计算：费利克斯现在起得更早，提前规划任务并预留缓冲时间。如果约定时间是 15，他不再瞄准准时到达，而是计划在 14.50 就到达现场。这样一来，即使有一班火车取消或寻找车位的时间较长，时间表也不会被打乱。

对他来说，这种改变是值得的：准时到达最终给了他比几分钟所谓的放松时间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内心平静。

文中主角姓名已做更改。

纯葡萄酒（REINER WEIN）

尽管酷暑依旧

斯特凡·莱因哈特（Stephan Reinhardt）就德国酿酒师对2026年份的预期进行了采访。

目前，本土酿酒师对2026年葡萄的品质——以及随之而来的年份质量——持谨慎乐观态度。我听到许多已经在思考秋收的酿酒师说，人们不应被夏季那些干枯景观和水路蒸发的毁灭性画面所误导。与马铃薯、玉米和糖用甜菜不同，葡萄藤拥有深根，因此能够获取水分。所以，在汉诺威以南的地区，只要景观中还保持绿色的，要么是森林，要么就是葡萄园。

那些拥有根系深的老藤，或者拥有良好蓄水能力的地块或土壤的人，在今年占据优势。而生长在砾石或沙质土壤中，或者根系发育尚不充分的葡萄藤则在与干旱压力作斗争。在缺乏水分的地方，葡萄像浆果一样长得小且皮厚。这些果实含汁量很少，但含糖量高。然而，仅有糖分无法产生良好的口感。

“一周前，葡萄尝起来还像焦糖化的糖一样，”南巴登马克格雷夫勒兰（Markgräflerland）的汉斯彼特·齐雷森（Hanspeter Ziereisen）说道。当时缺失的是酸度、矿物质和成熟的酚类物质，即让果实变得美味的那种“劲头”。但齐雷森表示，现在情况已经好转。在过去的八到十天里，降雨量达到了30升。此外，夜晚气温有所下降。这样葡萄就能在健康状态下继续成熟，并积累酸度、香气和营养成分。“味道正慢慢显现出来，”这位快活的阿勒曼尼人说道。尽管如此，他的采收时间也将早于经常被提及的开花后100天。齐雷森估计，“下下周将正式开始”，而直到本周末为止，他只采收用于酿造起泡酒基酒和桃红酒的葡萄。

在莱茵黑森（Rheinhessen）因格尔海姆（Ingelheim）的西蒙娜·亚当斯（Simone Adams）也是如此——她几乎不敢说出“出汁率仅比正常年份低3%”这件事。她将此归功于对葡萄藤采取的生物动力法耕作。这位拥有博士学位的酿酒学家通过自身经验以及研究得知，伟大的年份总是产生于匮乏之年：“葡萄藤必须受苦，但当然不能受苦过度。”

亚当斯主要通过葡萄栽培手段来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挑战。这意味着在今年，重点是采取节水作业。健康、富含腐殖质且有遮荫的土壤和葡萄，以及中断毛细管效应，对此有所帮助。因此，她不对土壤进行深翻，而仅翻动表层约5厘米的土层。“这足以抑制不必要的水分蒸发。”

其他酿酒师则完全不对土壤进行处理，但会进行灌溉——这是一种颇有争议且可能适得其反的措施。不过，在没有深根系统的极贫瘠地块，几乎无法放弃灌溉。并非每个人都像格拉赫（Graach）的摩泽尔酿酒师那样幸运，在那里，比如在Domprobst和Himmelreich地块，现在依然有山泉水流出。因此，克里斯托夫·舍费尔（Christoph Schaefer）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年份”，莱茵高的伊娃·弗里克（Eva Fricke）和纳河（Nahe）的科尼留斯·登霍夫（Cornelius Dönnhoff）也持有相同看法。但为此，现在需要两周“绝佳”的时光，且尽可能少有降雨。

两片吐司之间的世界

处处相同，却又处处不同：俱乐部三明治如何成为全球酒店厨房的经典之作。

俱乐部三明治不分时段，且其变化几乎无穷。 照片 iStock

作者：克劳迪娅·皮勒-科恩赫尔 (Claudia Piller-Kornherr)

在维也纳萨赫酒店（Hotel Sacher）一面覆盖着织锦的墙上，挂着曾在此下榻、用餐、庆祝的人们的照片——那是跨越数十年的名流录：罗美·施奈德和丽莎·明内利，凯特·摩丝和让-保罗·高缇耶，穆罕默德·阿里，达赖喇嘛，以及1969年国事访问期间与菲利普亲王同行地拍摄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些显赫的宾客中，绝大多数肯定都被端上了一块著名的萨赫蛋糕——那是这家酒店甜美的名片。当然，必须配上 Schlagobers——这是维也纳人对奶油的称呼。我坐在1876年建成的、带有木护墙的历史悠久的大堂里——酒店今年庆祝成立150周年——坐在一张波尔多红色的锦缎沙发上，面前的黑色大理石小桌上放着：一份俱乐部三明治。在所有这些古奥地利式的宏伟气派之中，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它恰恰就属于这里，就像世界上几乎每家豪华酒店一样，从这座面对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宏伟建筑，到印度洋上的岛屿行宫。

三片去皮的吐司，对角线切开，用一根木签固定，通常配以炸薯条：这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建筑基本原则——并非什么魔法，或者其实是？就像许多看似简单的菜肴一样，俱乐部三明治不容许任何粗心。正因为它承诺得如此之少，任何疏忽都会被放大两倍。吐司新鲜吗？培根酥脆吗？蛋黄酱是自家制的吗？没有任何异域食材能拯救一份敷衍拼凑的吐司，也没有任何精致的酱汁能让一块干巴巴的鸡胸肉变得可口。这款三明治以其谦逊成为了一把残酷的衡量尺——通过这道菜，可以衡量一家酒店对其自身标准的重视程度。

关于俱乐部三明治的起源，流传的故事比证据更多。虽然毫无争议地，其名称源自19世纪末出现的美国绅士俱乐部——但究竟是哪一家，各方至今仍在争论。纽约州的一家独家赌博俱乐部“萨拉托加俱乐部会所”（Saratoga Club House）声称其发明于1894年。但纽约的“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则更早：早在1889年11月18日，《世界晚报》（The Evening World）就询问读者：“你尝试过联合俱乐部三明治了吗？”至于这道菜为何如此命名，无论如何都属于推测领域。有一种说法根深蒂固，认为 CLUB 是 “chicken, lettuce, under, bacon”（鸡肉、生菜、在下、培根）的缩写——这听起来非常像互联网迷思。

在“萨赫”酒店，这款三明治忠实于酒店的帝国风范。餐具致敬经典的餐桌文化：浆洗过的餐巾，配以带有金色徽标的瓷器，塔拉贡芥末酱、番茄酱和蛋黄酱盛放在带有萨赫标志的小玻璃杯中，并配有银色茶匙。主厨安东·波泽格（Anton Pozeg）在白色吐司面包上构建这款三明治：来自施蒂里亚州 Lugitsch 农场的鸡胸肉首先经过低温慢煮（sous-vide），然后精细切片并煎烤；接着加入来自传统肉铺 Hürner、带有轻微烟熏味的培根，以及用奥地利走地鸡蛋煎的双面太阳蛋，薄切的番茄和黄瓜，蛋黄酱以及精细切丝的生菜心。素食版本同样毫不逊色：在吐司片之间，经过酱油腌制并煎烤的有机豆腐、煎西葫芦片、新鲜牛油果和牛油果泥、辣味蛋黄酱以及精细的黄瓜片、番茄片和生菜心交相辉映。

位于柏林波茨坦广场的“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Carlton）执行主厨卢卡斯·巴赫尔（Lukas Bachl）选用普里格尼茨玉米喂养的雏鸡，将其压平、调味并全方位煎制，使中心温度精确达到69度，随后切成薄片。至于鸡尾酒酱，他将蛋黄酱、番茄酱、辣根和少许干邑白兰地混合，并在其中浸泡欧当根和莳萝。随后配上酥脆的培根、一个蛋黄浓郁的煎蛋以及三片金棕色的烤吐司。这里的无肉版本同样得到了极高的关注。雏鸡被根芹取代，根芹在由照烧酱、酱油和查特马萨拉（Chat Masala）组成的腌料中真空密封过夜，随后轻轻蒸熟并在烤架上强力煎烤。此外还配有快火煎制并用卡拉纳马克盐（Kala Namak）和烟熏红椒粉调味的胡萝卜条；其烟熏的鲜味在口感上非常接近培根。

其他酒店，如克罗地亚布耶（Buje）的“圣坎齐安酒店”（San Canzian），则利用了三明治所提供的自由度。帕沃·克拉里奇（Pavo Klarić）在2023年被评为克罗地亚最佳青年厨师，他在酒店自有的“卢西亚诺”（Luciano）餐厅里颂扬伊斯特拉的烹饪传统。在制作俱乐部三明治的食材时，他巧妙地打破了所有规则：腌制七天、烹饪八小时的猪颈肉，搭配布里欧修面包、山羊奶酪和胡萝卜番茄酱。

在位于威尼斯泻湖群岛托尔切洛（Torcello）的“贝蒙德·齐普里亚尼酒店”（Belmond-Hotel Cipriani），主厨瓦妮亚·格迪尼（Vania Ghedini）则走得更远：她的“泻湖”俱乐部三明治使用了加入海苔粉的自制布里欧修面包，内填蓝色蟹肉、小龙虾和鱼子酱蛋黄酱。额外的点睛之笔是一道欧当根油，它是将葡萄籽油和欧当根叶在美善品（Thermomix）中加热至60度后过滤而成。最终呈现的三明治与原版仅在形状上相似，却承载了泻湖丰富的风味。

在马尔代夫拉维亚尼环礁（Lhaviyani-Atoll）蒂拉马富希岛（Thilamaafushi）的“美了酒店及水疗中心”（Méridien Resort & Spa），这个创意再次被还原为本质。“Velaaway招牌三明治”在半个自制帕尼尼面包中放入烤鸡胸肉、切达奶酪、牛培根、一个走地鸡蛋以及来自度假村自有温室的爽脆生菜。同样，在东京丸之内商业区边缘的“东京皇宫酒店”（Palace Hotel Tokyo），虽然厚厚的欧姆蛋片取代了煎蛋，且吐司每天在店内新鲜烘焙，但基本原则依然清晰可见。这里的三明治全天候供应——其名为“Grand Kitchen’s Original Sauce”（以酒店的全天候餐厅命名）的酱料配方是一个被严守的秘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一道简单的菜肴能如此轻松地跨越洲际、厨房和文化。部分答案可能非常平庸：俱乐部三明治没有它无法胜任的时间段。它可以是跨越时区后的迟到早餐，可以是两次会议之间的午餐，也可以是凌晨三点因时差失眠而呼叫客房服务时的深夜点心，因为胃并不在乎现在是几点。但这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旅途中的人会失去熟悉的习惯：床垫太硬或太软，噪音陌生——而且床头灯的开关到底在哪里？在这种环境下，俱乐部三明治起到了与柔软的酒店浴袍相同的作用：一个标准化的物件，在一个人感到陌生的地方暗示着亲近与安全感。马尔代夫“美了酒店”的副主厨普拉迪普·普贾里（Pradeep Poojary）或许将其表达得最恰当。他说，即使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之一，他的客人们也会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就在两片面包之间”。

卡特琳·科赫（KATRIN KOCHT）

南瓜戈贡佐拉奶酪咸派配鼠尾草

每当我看到一个新的咸派食谱时，我通常会想：为什么这个会比我已经尝试过的许多其他食谱更好？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测试其中一些，就像我一直在尝试新的蔬菜小点心食谱一样，尽管大多数都没什么用。总之，您可以想象到了：这道出自萨宾·克兰茨（Sabine Kranz）食谱书《蔬菜之友》（Gemüsefreunde）的咸派，您应该试着烤一次：您不会后悔的。

4 人份： 面团：150 克面粉；适量盐； 100 克冷黄油，切块；冷水；用于盲烤的干豆子。

馅料：½ 个奶油南瓜（不要太大）；1 茶匙橄榄油；270 克法式酸奶油（Crème fraîche）；盐和胡椒；175 克戈贡佐拉奶酪（切片）；2 个鸡蛋；1 个蛋黄；8–10 片新鲜鼠尾草叶

照片：Jana Mai

制作方法：在南瓜的切面上刷上橄榄油。将切面朝下放在烤盘上，烤 30 到 40 分钟至软且呈褐色。晾凉。去除种子，用勺子将果肉从皮中挖出，放入一个大碗中。

给一个塔盘（直径 22 厘米）抹油。将面粉、盐与黄油以及少许冷水揉成光滑的面团。如果面团太碎，再加入少量水。

用四分之三的面团铺满塔盘底部，其余部分用于制作边缘。用叉子压实边缘，在底部用叉子戳几个孔。铺上烘焙纸，烘焙纸应裁剪成比模具稍大的圆形，以便边缘也被覆盖。在其中填入用于盲烤的干豆子，然后先放入冰箱冷藏 30 分钟。烤箱预热至 190 度。

将冷藏的面团底在预热好的烤箱中盲烤 10 分钟。然后取出烘焙纸和豆子，继续烤 10 到 15 分钟，直到底部呈浅金黄色。晾凉。

将南瓜果肉压碎，与一半的法式酸奶油混合，用盐和胡椒调味。将混合物均匀分布在面团底上，铺上奶酪片。将剩余的法式酸奶油与鸡蛋和蛋黄搅拌均匀，均匀地浇在奶酪上。将鼠尾草叶沿边缘呈圆形摆放。咸派烤 30 到 35 分钟，食用前静置 10 分钟。搭配一份绿叶沙拉食用。

“生活”版编辑卡特琳·胡梅尔（Katrin Hummel）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末分享她的最爱食谱，欢迎发送反馈至 katrinkocht@faz.de。您可以在 faz.net / rezepte 找到之前的其他食谱。

书籍作为配饰

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屏幕时间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相反的事物：模拟格式。文学由此成为了穿搭的一部分。不，面对这一趋势，嘲讽并非正确的反应。作者：玛雅·格尔茨 (Maja Goertz)

毫无疑问，书籍是时髦的。有些封面本身就是小型艺术品，书籍作为一个能将整个世界凝聚在一起的物件，有时堪称小奇迹。书籍天生就具有让人想要用其来装饰自己的特质。在社交媒体上，摆满书的书架非常吸睛，但在那之前，书架早已是受教育中产阶级引以为傲的标志，或者至少是对这种身份的向往。

然而，所谓的“书架财富”（bookshelf wealth）趋势，恐怕并非赫尔曼·黑塞在传闻中所说的那样：“一座没有书的房子是贫穷的，即使地板上铺着精美的地毯，墙上贴着昂贵的壁纸并挂着画作。”

不过，很难想象他会喜欢在 Zara Home 像销售装饰品一样销售书籍。在那里，人们确实能找到安妮·莱博维茨 (Annie Leibovitz) 的摄影集、安妮·阿尔伯斯 (Anni Albers) 的笔记本，以及关于让-保罗·高缇耶 (Jean Paul Gaultier) 和吉尔·桑德 (Jil Sander) 的画册。这让人想起格温妮丝·帕特洛 (Gwyneth Paltrow) 曾遭受的嘲讽，当时她聘请了一位“私人图书馆策展人”，为她的房子挑选 500 到 600 本书并进行装饰性排列。如果一本书的意义更多地是由其外部效果而非内容决定，或者甚至根本没有阅读的意图，那么文学爱好者的谴责便会接踵而至。

但在房地产中配置巨大的书墙和装饰性的咖啡桌书（Coffeetable-Books），早已不再是人们喜欢用书籍装饰自己的唯一领域。在时尚界，书籍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无论是以“引用”的形式——并非文本上的字面引用，而是视觉上的引用——还是直接被重新定义为配饰。柏林品牌 Haderlump 在去年的“Ex Libris”系列中，用贴有印刷书页的立方体装饰了 T 台。在柏林时尚品牌 Marke 的冬季秀场上，带有泛黄页码和皮革封面的浪漫风格书籍被成堆地直接放置在 T 台上。

色彩斑斓的画册在时尚中的作用较小，相反，那些易于携带、可折叠且可做标记的小说和随笔才是焦点。它们不仅被美观地摆放，而且作为便携物件并确实旨在阅读，在名人的手中格外引人注目。

目前，许多明星腋下夹着书在街头漫步。这并非因为相关书籍放不进手提包，而是因为书已成为穿搭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在 Instagram 上摆出阅读的姿势。肯德尔·詹娜 (Kendall Jenner) 在海滩躺椅上阅读琼·迪迪恩 (Joan Didion) 的随笔，贝拉·哈迪德 (Bella Hadid) 几年前曾拿着一本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的小说，封面亮橙色与她的灰色西装形成对比，而她的姐姐吉吉 (Gigi) 则展示了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的《局外人》。这里与其说是追求极其精美的版本，不如说是用“文化修养”来装饰自己。

但人们确实在阅读——随后在读书会中讨论。流行歌手杜阿·利帕 (Dua Lipa) 就有一个读书会。她每月分享照片，在照片中她与自己的“每月读物”（从阮卿越 Ocean Vuong 到凯·坦佩斯特 Kae Tempest）合影。里斯·威瑟斯彭 (Reese Witherspoon) 和达科塔·约翰逊 (Dakota Johnson) 也号召共同阅读。当然，这仅限于数字化和远程地进行；对文本的解释权仍掌握在名流书籍挑选者手中。许多时装屋也随之跟进，Miu Miu 和 Chanel 成立了自己的读书会。阅读这一通常由个人独立进行的活动，被转化为一种集体体验，而成为不同俱乐部成员的身份则散发出一种排他性的光环。

时尚与文学的结合乍一看似乎截然相反。一边是表象、光鲜与虚饰的世界，另一边则是对深度、动人故事或震撼认知的追求。然而，作为一种物件，书籍与时尚界竟出奇地契合。正如我们不仅通过服装表达自己是谁，还表达自己渴望成为谁以及希望被他人如何看待一样，书籍也能产生类似的信号作用。

然而，人们习惯性地怀疑那些名媛们是否真的在阅读她们随身携带的书籍，这种怀疑中潜藏着一种古老的、父权制的轻蔑，以及一种过时的偏见，即那些靠社交媒体、广告代言、时尚和外貌赚钱的人，几乎不可能将她们那精致的鼻子埋进书页里。与此同时，如果男性过于张扬地展示像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关于爱的所有一切》这类女性主义读物，则会被认为携带此书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好男人”，从而增加调情筹码；他们常被嘲讽为“表演性男性”（performative male）。

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种公开展示书籍趋势的主要是女性。她们本身就是时尚和图书领域的主要消费群体。几个世纪前，阅读女性还被指责阅读会败坏她们的品行并使其堕落，而如今，阅读则非常符合女性的角色设定。尤其是考虑到阅读能够培养人们在接触他人故事和思想时练习共情的能力。

然而，这种出于美学目的的阅读乐趣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完整的造型趋势，在社交媒体上被描述为“文学女孩美学”（Lit-Girl-Ästhetik），被视为与发音相近的“时尚女孩”（It-Girl）的一种新变体。“文学女孩”将整体造型旨在营造出博学之感——这是一种更浪漫、更“少女化”的极客（Nerd）风格。一个典型的榜样便是2000年代剧集《吉尔莫女孩》中的罗莉·吉尔莫（Rory Gilmore）。网上流传着罗莉在七季剧集中阅读的所有书籍清单，涵盖了从《尤利西斯》到《战争与和平》的各类作品。

由于她穿着就读精英学校的制服，她的造型恰好契合了广受欢迎的“学院风”（Preppy Chic），这与较新的“文学女孩风格”密切相关。这种风格尤其依赖于教育符号和古着单品。穿着包括衬衫、针织开衫或背心、风衣、菱格纹面料和百褶裙。除了必不可少的书籍外，配饰还包括笔记本、阅读眼镜（必要时甚至用窗玻璃代替）、能随意装下所有物品的大包，以及打结的有线耳机。完全是复古风。这种造型也让人想起一种名为“图书管理员核心”（Librarian Core）的微趋势，穿着者模仿图书管理员——或者至少是模仿流行文化中关于图书管理员的刻板印象。

“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艾丽·范宁（Elle Fanning）的包上挂着一个 Coach 的书籍挂件 照片 Getty

然而，在这股趋势中，复古的不仅仅是有线耳机。事实上，许多人将翻开一本书与怀旧的渴望联系在一起。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以及屏幕使用时间攀升至令人眩晕的高度的时代，模拟体验和触感获得了新的价值。手中拿着一本书，意味着它在与屏幕的竞争中获胜了。选择翻页而非滑动，必须是一个自觉的决定；其背后的承诺便是“慢生活”。这一切也体现在阅读选择上。相比于新书，经典著作更能为审美上的自我展示提供机会。这些书籍属于经典正典，即使是没有深厚文学知识的人也能将其识别为高端文化。那些与这些书一同出现的人，是将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地位象征。

没有什么比《白莲花度假村》（The White Lotus）第一季更幽默地运用这一点了。度假者在泳池边、沙滩上或床上阅读书籍，既用于刻画人物，同时又旨在引起困惑：他们是认真的吗？比如两个觉醒的大学好友，

《当一切崩塌》（Pema Chödrön）：帕特里克·施瓦辛格在《白莲花度假村》第 3 季中饰演的 Saxon Ratliff 照片 Fabio Lovino / HBO 《好坏日子》（Tayari Jones）、《我们所希望的》（Fatima Farheen Mirza）、《金童》（Claire Adam）、《古老的漂流》（Namwali Serpell）：莎拉·杰西卡·帕克与她的一些最喜欢的书 照片 sjplit / Instagram

在阅读尼采、巴特勒、拉康和弗洛伊德。还有一名处于蜜月期的新娘，随身带着深受大众喜爱的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而她的信托基金丈夫则在晚上翻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畅销书《眨眼》（Blink），其副标题带有讽刺且意味深长地写着“潜意识思考的力量”。

在风格问题上，书并不等同于书。阅读什么，至少与是否阅读一样重要。例如，新成人（New-Adult）类型的书籍虽然销量很高，且主要由年轻女性购买、阅读并在网上讨论，但在这种时尚趋势中几乎不出现。它们很快被斥为倾向于浅薄的娱乐文学，没有特殊的文化附加值——难怪它们在视觉上也并不被认为特别有格调。

《无法言说之事》（David Szalay）：杜阿·利帕（Dua Lipa）读书会的“本月阅读” 照片 scarymommy / Instagram

《蓝色时刻》（Joan Didion）：这本书放在凯亚·格伯（Kaia Gerber）的床上，旁边是她的狗 Milo。 照片 kaiagerber / Instagram

相比之下，迪迪恩那极简主义的封面或经典著作内敛的封皮则传递出更多的优雅——而且还表明，这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为了教养。如果人们真的因此开始接触那些困扰了人们数十年或数百年的素材，如果时尚确实能为通往古老文学开辟新路径，那么这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然而，阅读在当下的流行不仅导致时尚界将书籍作为配饰，甚至直接将书籍“打造”成配饰。例如，Coach在今年春天与企鹅随机屋（Penguin Random House）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所谓的“书籍吊坠”（Book Charms）。这些是微型书籍，可以作为挂件固定在包袋上。据出版社称，该系列的选书参考了全球Z世代读者的调研结果，其中包括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以及较新的作品，如詹迪·尼尔森（Jandy Nelson）的青少年小说《我给你阳光》（Ich gebe dir die Sonne）或格伦农·多伊尔（Glennon Doyle）的回忆录《不羁》（Ungezähmt）。这些微型书籍售价约为90美元，它们实际上是可以阅读的，只不过现在是挂在包外而非放在包内。与此同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在迪奥（Dior）推出了印有书名的手袋。一款带有红色文字的黄色款式引用了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德古拉》，其他款式则印有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波瓦雷夫人》，或者黑色款上的特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这样，手袋和书籍吊坠的携带者无需真正拥有一本书，就能展示他们对某位作者或某本书的偏好。

《沼泽地》（Delia Owens）：里斯·威瑟斯彭于2018年将此书纳入她的读书会；并于2022年将其改编为电影在院线上映。 照片来源 reesesbookclub / Instagram

在一个大众阅读能力下降、许多人认为阅读比晚上在沙发上刷剧更累的时代，一种将书籍置于中心的趋势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如果书籍变成了装饰品，且封面比页间——有时甚至是行间——隐藏的内容更重要，这依然令人感到奇怪。尽管如此，面对这一趋势，无论是选择读物还是评价那些以此展示自我的人，我们应当以更轻松的态度对待，而非以嘲讽的眼神审视。毕竟，文学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始终进入到许多人的解读空间之中。时尚亦是如此。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当父母想要控制成年子女时，关怀便成了负担。一名53岁的受害者讲述了此类行为模式所造成的影响。而一位专家则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局面。作者：卡特琳·胡梅尔（Katrin Hummel）

当父母将爱与关注建立在子女必须听从其要求的前提之下时，问题就出现了。

最近，安妮特·科赫（Annette Koch）想去医院探望她住院的母亲。由于母亲住在瑞士，她订了机票并请了周五的假。在收拾行李时，她站在衣柜前，试图预判母亲会认可什么样的装扮。“我试图降低母亲不喜欢我某套衣服的风险，”她解释道，“但你永远无法完全确定。”因为安妮特的母亲对她的穿着从未满意过，尽管安妮特已经53岁，且在职场上独当一面。“你穿的这件太没颜色了，”她的母亲可能会这样说——然后不等安妮特同意，就直接将一条丝巾围在她的脖子上。或者，她会强行把一件自己淘汰的衣服塞给安妮特，比如一条豹纹打底裤，并说：“你现在必须试穿一下。”当安妮特拒绝说：“不，我不想穿，我不喜欢这件”时，她的母亲就会抱怨道：“我这是在为你好，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心理学家汉娜·坎普林（Hanna Kampling）表示，当父母以“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亲爱的”为由提供建议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建议对子女真的有好处。坎普林在吉森大学研究成年期早年压力对个体的影响。她解释道：“关键点在于，父母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需求。”相反，父母持有特定的想法，而孩子必须顺从。当父母将这种“顺从”作为获得爱与关注的条件时，情况就变得糟糕了。因为母亲传达的信息潜台词是：“如果你不穿我想让你穿的，我就否定你。你必须符合我设定的某个形象，只有那样你才能获得爱与认可。”

母亲批评安妮特的地方不仅仅是穿着。事实上，她批评一切。无论安妮特做什么都一样，而且一直如此。多年前，当安妮特和丈夫买了一栋房子并正忙于粉刷墙壁时，她的母亲来了访。 “然后就闹出了一场大戏，因为她指责我们：‘你们这里竟然连一件可以随便碰的衣服都没有，怎么能这么粗心？’”最近，当安妮特在瑞士站在母亲的病床前时，她记得母亲用这样的话迎接她：“看来得先进医院，你才会来看我。”在那一刻，安妮特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力：“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她总是让我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安妮特与母亲之间的冲突显然遵循着一种自童年起就存在的模式。心理学家坎普林（Kampling）解释说，在那个年龄阶段，关爱式育儿与过度干涉之间的界限就尚未明确定义：“我们处于一个灰色地带。”但一个明确的过度干涉信号是，孩子的自主权经常受到限制，且没有机会体验到自我效能感。因为孩子一方面需要安全感、纽带和亲近，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独立性、发展机会和自由。如果父母不尊重孩子的界限——例如直接闯入其房间，详细询问其生活细节，在未被要求的情况下评论其外貌、行为或态度，甚至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这些方面——这可能就是过度干涉的表现。汉娜·坎普林表示：“父母通常心怀好意，但他们要求孩子在自己面前像透明人一样，而这就是一种过度干涉。”

过度干涉父母的孩子有一个典型特征，即直到成年后才意识到父母在过度干涉。正如安妮特所讲述的：“长期以来，我和母亲的关系很好，我以为她对我穿什么的指手画脚，是为了让我看起来像个年轻女性应有的样子。”直到20岁中期，她将母亲视为“最好的朋友”这一认知才开始出现裂痕。这主要是因为她结识了同学的父母，他们比她自己的母亲更热情、更宽容。

当她进入三十多岁时，曾经历过一段时间对母亲产生真正恐惧的阶段：“每当她预告要来访时，我都会不停地发抖，因为我担心无法在她的审视及其毁灭性的评价中生存下来。”尽管如此，每次见面时她仍抱着希望，希望这次能有所不同，希望自己能让母亲满意。“但每次之后依然是那种感觉：我做得还不够。那时在母亲面前，我完全失去了自我。而是一个只想着如何让她满意的小女孩。”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场不久前的家庭聚会上：安妮特本想和她的哥哥以及对方的新女友聊天，但刚开始母亲就命令道：“安妮特，你坐在我旁边。”她很生气，但再次服从了。“但随后整个晚上我都无法直视我的母亲，因为这种被掌控感让我身体处于极度紧张状态。我的脸在某个时刻变得像石化了一样，以至于我母亲问我为什么表情这么奇怪。但那是因为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我混乱的情绪。”

直到今天，在母亲面前，她感觉自己依然在屏息凝神，因为母亲的期望占据了太多的空间。而且在与她见面后，她依然感到失望，因为她的母亲不倾听她，且想要决定一切。“因为她看不见我——也看不见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人们在童年时期经历这种事情的次数越多，它对整个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就越强。汉娜·坎普林说：“如果这种情况还伴随着情感缺失和贬低，那么在某个时刻它会变得非常、非常有毒。这就是情感虐待。”例如，过度干涉父母的孩子患上抑郁症、焦虑症或边缘性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的概率明显更高。科学家将其称为“剂量-反应”（Dose-Response），即剂量与效果之间存在关联：孩子遭受过度干涉的程度越深、时间越长，成年后患心理障碍的风险就越大，且病情可能越严重。

安妮特在成年后也患上了抑郁症；她曾有过自杀念头并接受了治疗。在那里，她学会了不再寄希望于母亲能够改变。据她讲述，她的治疗师告诉她：“你必须放弃这样一个想法，即你能从母亲那里得到你所渴望的东西：一个充满爱、懂得欣赏且关注你的母亲，一个能看到你真实样子的人。”她发现这非常有帮助。

相反，比较困难的是让父母改变。因为父母在童年时期往往也曾被操纵。安妮特的母亲便是如此。安妮特回忆起她的祖母直到高龄仍在挑拨她的四个孩子之间的关系：“而我的母亲一直是那些受害者之一。她一生都在渴求母亲的爱。”

然而，如果她的母亲尝试去理解自己童年时发生了什么，她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对待安妮特的方式是有问题的。这样她就能学会减少这种侵犯性行为。心理学家汉娜·坎普林（Hanna Kampling）解释道：“父母回顾自己童年的过程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并非所有父母都能承受。但第一步永远是自我反思：审视自己并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

坎普林表示，如果父母不这样做，断绝联系有时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如果日后再次尝试接近，重点通常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理解与认可。“孩子们会问：‘你能承认这对我很艰难吗？’这种被看见的感觉——这在家里可能从未有过——往往是最重要的：我们无法让这些伤害消失，但也许可以共同探讨：从现在起，我们之间可以做出哪些改变？”

对于安妮特来说，这意味着她可以问自己：我是否能承受一辈子站在这个衣柜前，思考母亲会喜欢什么？还是我可以学会从中解脱？我能否与母亲进行沟通并告诉她：“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见面时，请你不要再评论我的衣服了？”坎普林说，这其中通常还需要经历一段哀悼期：“如今已成年的孩子们在哀悼，他们没有拥有过那个他们需要且如此渴望的童年。”

在治疗过程中，安妮特确实学会了在母亲试图再次掌控时予以反击：“起初我拿孩子当挡箭牌，因为他们还小。这随后帮助我能够更多地为自己争取权利。”例如，当她的母亲再次宣布要来访时。以前的情况是：由母亲决定何时抵达、在哪里喝开胃酒、做什么活动以及去哪里吃饭。如果安妮特和丈夫说：“下午四点太早了，我们还得工作”，她的母亲会反驳道：“既然我已经到了，你们就得配合我的时间。”然后事情就这么办了。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安妮特会说：“抱歉，这不行。我们只能在七点晚餐时见面。”而安妮特的母亲能够接受这一点。

仅限儿童及其他所有人

劳工工作室（LABOR ATELIERGEMEINSCHAFT）呈献：ZUBINSKI 的 OO 游戏场，今日主题：猫！猫！猫！斑点、条纹、格子……还有什么？

“系统性错误”

许多人都服用甲状腺激素。但有医生认为：并非所有人都需要。

法斯纳赫特教授，您认为在德国，有太多的人在不需要的情况下服用甲状腺激素。 是的，只要促甲状腺激素（TSH）指标出现一次性升高，许多医生就会开具甲状腺激素处方。原则上，TSH升高似乎表明身体产生的甲状腺激素不足，但自动开具甲状腺药片处方是系统中的一个错误。有良好的研究表明：如果在约八周后再次检查甲状腺数值，超过一半的患者数值会恢复正常——完全无需治疗。如果他们此时已经开始服用甲状腺激素，所有人都会很高兴一切恢复正常了。但事实上，即使不做任何处理，情况可能也会好转。而结果是，这些人通常在余生中都要一直服用这些激素。

这是一个严厉的评价。 在德国，甲状腺激素是第三大最常开具的药物。而且一部分患者确实需要它。因此，不能下概括性的结论，比如：所有人都被错误治疗了。这当然不对。但我个人认为，在服用甲状腺激素的人群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根本不需要这些药物。

数据怎么说：究竟有多少人真正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 在总人口中，据估计有 1% 到 2% 的人确实患有完全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其中女性受影响的概率明显更高。为了确定自己是否属于这一群体，应该查看最初导致治疗的原始 TSH 值。如果该值低于 10，则应与主治医生共同考虑，补充甲状腺激素是否真的必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接受不必要的治疗？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只能推测。患者带着症状就诊，作为医生，如果我能给他们一个诊断并为他们做点什么，那是很好的。但国际治疗标准是：只有当 TSH 值超过 10 时才应进行治疗。在 4 到 10 之间，首先应仅进行定期监测。20 年前人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但至少在 10 年、15 年前，这已经是已知常识。但许多医生仍然认为：患者的 TSH 值轻微升高，或者仅仅是甲状腺抗体数值升高，那么我们就治疗。

但人们确实有症状。

是的，但这些症状通常是疲劳、体重增加、工作能力下降。我想问您：谁不会偶尔感到疲劳？谁不会认为自己以前更有活力？谁不会偶尔说自己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如果此时被告知：“您患有桥本氏病”，仅仅因为抗体数值轻微升高，人们就会认为：“太好了，现在我找到解决方案了。”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由于我们医生尚未完全理解患者的病感，他们会自行寻找解决方案——例如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饮食建议。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患者，并与他们共同探讨原因所在。

提问者：卡特琳·胡梅尔（Katrin Hummel）。

马丁·法斯纳赫特（Martin Fassnacht）教授是维尔茨堡大学医院内分泌科和糖尿病科主任，以及德国内分泌学会主席。

还需要来点蛋白质吗？

在购物时，人们几乎无法避开所谓的“高蛋白产品”。然而，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实际上没有人需要这些产品，即使是那些有抱负的运动员也不需要。 作者：Philipp Johannßen

照片 iStock

“Skyr（冰岛酸奶）在哪里？”一名站在我家附近超市冷藏柜前的女性问道。现在是清晨，显然她正准备在去办公室之前找一份早餐。“如果冷藏柜里没有，那就是没货了，”一名超市员工简短而直接地回答道。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人的经历与这位穿着西装套装的女性一样。在许多德国超市中，Skyr 连续数周都难以买到。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所传播的内容，如今正影响着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并直接体现在超市的货架上。一种普遍的信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使在饮食均衡的情况下，也必须额外补充蛋白质。Skyr 天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因此除了脱脂夸克（Magerquark）之外，它是许多追随“高蛋白热潮”的人最青睐的基础食品之一。

蛋白质强化食品和膳食补充剂的贸易在德国已成为一个十亿欧元级别的市场；因此，这些产品现在随处可见，且涵盖多个价格区间。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从乳清中提取的乳清蛋白粉（Whey-Proteinpulver）。根据质量、纯度和品牌的不同，价格差异巨大。由于需求量高，蛋白质含量为 80% 的乳清蛋白粉每公斤原材料价格近期有所上涨，目前已超过 30 欧元。

许多人愿意花这笔钱，以便快速简单地调制一杯含有 20 至 30 克蛋白质的奶昔——无论是直接饮用，还是将其作为健身房的快餐。但很少有人会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这些奶昔和能量棒真的有必要吗？如此高蛋白的饮食健康吗？如果健康，那么对谁才有意义？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蛋白质摄入旨在实现的目的。

“由于我们的细胞在不断更新，我们依赖于蛋白质的摄入，”德国营养学会（DGE）的营养学家兼新闻发言人 Antje Gahl 指出。“蛋白质是我们有机体的一个基本构建模块——用于细胞、肌纤维、器官、酶、激素、抗体和凝血因子。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建筑材料，而非能量来源，”Gahl 解释道。

原则上：活动量正常的人每天应摄入每公斤体重约 0.8 克蛋白质。

“身心健康” 播客节目

如今，患者在许多手术中可以选择由外科医生进行传统手术，或由机器人进行手术。做出决定需要了解哪些信息？www.faz.net / podcasts / f-a-z-gesundheit-der-podcast

[二维码]

这是德国营养学会针对 65 岁以下成年人的建议。对于老年人，建议每天摄入每公斤体重 1 克蛋白质，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会加剧，且身体对蛋白质的利用率降低。顺便提一下，这里的“每公斤”始终是指一个人的标准体重，即身体质量指数（BMI）最大值为 24.9 的数值，而非目前称重时的实际体重。

然而，社交媒体上的健身和营养影响者经常推荐远高于营养科学标准的值，且不作区分。例如，德国大型蛋白质产品和膳食补充剂制造商 More 公司在其网站上写道：“只需将你的体重乘以 2，就能算出最佳蛋白质需求量。”该公司在被问及此事时承认，这一公式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解释道：“科学的精准度与日常的可操作性之间存在目标冲突。”

德国并非蛋白质缺乏国家。根据营养调查，女性的平均蛋白质摄入量略低于每公斤体重 1 克；男性的摄入量则在 1.1 至 1.3 克之间。这些数值已经处于针对竞技运动员的推荐范围内。汉堡应用科学大学（HAW Hamburg）营养科学与运动营养学教授安雅·卡尔松（Anja Carlsohn）表示：“因此，我们平均而言摄入的蛋白质反而偏多。”她阐述道：“当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入的蛋白质超过 1.6 克时，身体就无法再将其用于合成人体自身的蛋白质，而是会被当作能量燃烧掉。”从生态和健康的持续性来看，这是一种对宝贵蛋白质的浪费。

卡尔松在汉堡的奥运训练中心指导各学科的运动员。对于极高运动量人群的蛋白质推荐与普通人有所不同；运动员的推荐量为每日每公斤体重 1.2 至 1.6 克。

尽管如此，卡尔松仍无法完全解释为何运动员群体中也存在对蛋白质和蛋白质产品的狂热：“我不想把蛋白质奶昔妖魔化。在时间不足、缺乏烹饪能力或单纯有其他优先事项时，它们有时是一种合适的便捷产品。但它们并非必需。即使在顶尖体育运动中，也可以通过天然食物来满足蛋白质需求，”这位营养学家说道。

来自加拿大汉密尔顿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斯图尔特·菲利普斯（Stuart Phillips）研究蛋白质摄入、力量训练和衰老已有约 30 年时间，被认为是该领域全球领先的专家之一。他给雄心勃勃的运动员的建议是：决定性因素不是蛋白质的数量，而是力量训练。根据训练目标的具体不同，菲利普给出了三个参考点：为了维持肌肉量，每日每公斤体重 1.2 克蛋白质结合力量训练即可满足需求；为了增加肌肉，建议摄入最高 1.6 克并进行力量训练；而那些目标是减脂同时增肌的人，则应瞄准约 2.4 克，并勤于举重。

既然其他数据明确表明，超过 1.6 克的界限后几乎没有益处，为什么菲利普还推荐如此高的蛋白质摄入量？答案是，在有限期限的节食期间，高蛋白饮食有助于减轻体重。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其他食物更耐饿，并能平抑血糖峰值。此外，人体必须将通过食物摄入的部分能量用于消化和代谢。蛋白质的这种所谓“食物热效应”比碳水化合物或脂肪更大。这意味着，从计算上看，身体可利用的能量比纯热量值所暗示的要少一些。这有助于减轻体重。

但专家在给出此类建议时并非毫无顾虑。决定定期摄入超过基础推荐量蛋白质的人，应当注意几件事。首先，应确保肾脏健康。患有肾功能不全的人，或肾脏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应避免摄入高蛋白。此外，蛋白质的摄入量应分摊到多餐之中，以免肠道负担过重。

即便注意到了以上所有事项，德国营养学会（DGE）的安特耶·加尔（Antje Gahl）仍发出呼吁：“普通人群长期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入的蛋白质不应超过2克。”她的主张有其原因：“并非因为这已被证明有害，而是因为我们还无法完全评估其长期影响。”

专家们最终达成的一致观点是：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高蛋白产品或乳清蛋白粉并非满足每日蛋白质需求的必要条件。此外，这些产品通常比天然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更贵。

如果人们在冷藏货架前依然无法抵挡诱惑，则应了解几件事：蛋白质由20种不同的氨基酸组成。人体只能自行合成其中一部分；其余的，即所谓的必需氨基酸，必须通过饮食摄入。食物具有生物学价值——这是衡量人体将食物中的蛋白质转化为自身蛋白质并进行处理能力的指标。

动物蛋白通常优于植物蛋白，因为植物性或素食蛋白质源往往缺失一种或多种氨基酸。但通过有针对性地组合不同的素食蛋白，可以补充这些缺失，从而提高生物学价值。例如，大豆与大米或土豆的组合，其生物学价值甚至高于纯牛肉或猪肉。

DGE专家加尔还建议，对于标榜为“蛋白质来源”或“高蛋白”的产品，应仔细查看标签：“应该观察添加的是哪种蛋白质：乳清蛋白或酪蛋白质量较高，而胶原蛋白水解产物的质量则低得多，”她说道。在选择肉类时，具体选择什么至关重要：“香肠类产品作为蛋白质来源被高估了；它们虽然含有蛋白质，但也含有大量脂肪。此外，腌制香肠被怀疑具有致癌性。更好的选择是瘦禽肉，”加尔表示。

出于其他原因，例如营养价值，查看标签同样值得。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产品可以通过蛋白质与 10 万卡热量之间 1 : 10 的比例来简单判定。因此，一个含有 25 万卡能量的蛋白棒也应含有 25 克蛋白质。否则，它至多只是巧克力棒的一种更健康的替代品。消费者应当清楚：食品工业当然知道“高蛋白”标签对商品的吸引力。因此，冷藏货架上现在甚至出现了“高蛋白 Skyr（冰岛酸奶）”。但标签揭示，这种产品的蛋白质含量并不更多，而恰好与“普通 Skyr”一样多。

如果由于蛋白质热潮而导致此类产品再次售罄，也没必要在超市里恐慌。对于昂贵且售罄的 Skyr 产品，有一个非常便宜且传统的替代方案：脱脂夸克乳酪（Magerquark），通过加入少量水，它可以达到与 Skyr 相同的奶油般质感，并提供同样多的蛋白质。

哀悼：周五，数百人聚集在奥斯陆的皇宫前。 照片 AFP

一个国家向其国王致敬

在挪威，人民为自己选择了一位国王。那是1905年，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投票支持君主制。哈拉尔五世国王作为当时被任命国王的孙子，践行了这种“人民君主”的特殊角色。他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各地旅行，穿梭于狭窄的峡湾，访问最偏远的社区。即便是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当时这位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医生们实际上已请求他减少活动。

“一切为了挪威”是他为自己选择的格言——而他始终遵循这一点。哈拉尔五世国王曾说过，在人们生活的地方与他们见面，并了解当地社区，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的支持给了他能量。而他的子民则经历了一位亲切、幽默、谦逊且热忱的君主。现在，他们向这位君主致敬。

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他巩固了该国的君主制。他的儿子能否继承其衣钵？人们是否会接纳梅特-玛丽特作为王后？作者：朱利安·斯泰布（Julian Staib）

周五，数百人聚集在奥斯陆的王宫前，宫殿上的旗帜半旗飘扬。王室宣布，哈拉尔五世国王于周五凌晨平静离世，对此深表哀悼。他享年89岁。

在12点至13点之间，全国教堂的钟声将鸣响一小时。在葬礼日期确定之前，挪威议会（Storting）的各政党约定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总理约纳斯·加尔·斯特雷（Jonas Gahr Støre）表示：“整个国家都在哀悼，同时也对他将一生奉献给挪威的漫长岁月深表感激。”议长马苏德·加拉哈尼（Masud Gharahkhani）表示：“我们失去了深爱的国王，举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

随着哈拉尔五世的逝世，其子哈康成为了国王。周五，政府宣布他将定名为哈康八世。他希望保留“一切为了挪威”的座右铭。该国没有加冕礼。国王必须在议会宣誓，并按照传统在教堂接受祝福。

在过去几年中，哈康已经承担了父亲越来越多的职责。他曾对其角色感到困惑，难以接受自己是一名王子。他曾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A.Z.）采访时表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让自己融入其中。我想像其他人一样。”这次采访是在一趟横跨德国的火车旅程中进行的，他展现出了挪威人所喜爱的一面：谦逊且亲切，正像他的父亲一样。关于他能否以尊严接任国王之位，国内没有任何质疑。

但周五同时获悉，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将成为王后。就在今年6月，她才在一次手术中接受了肺移植。然而，国内对其是否适合这一角色存在很大保留意见。如今，她的名字被阴影笼罩，这些阴影最近投射到了挪威君主制之上，并导致王室曾经极高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梅特-玛丽特的儿子马里乌斯·博格·赫伊比（Marius Borg Høiby）。他在6月被判处四年监禁，罪名包括两起强奸案、持有毒品以及严重身体伤害。审判过程揭露了深层的阴暗面。

赫伊比是梅特-玛丽特此前一段感情的产物；从形式上讲，他不是王室成员。尽管如此，他与王室的关系极其密切。法院称，其中一起强奸案发生在王储夫妇位于斯考古姆（Skaugum）的官邸中。

但导致近期君主制蒙阴的主要责任人，主要是梅特-玛丽特本人。数十封电子邮件显示，她与美国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关系密切。她与他交流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女性是否适合作为“女性素材”的话题，并显然暗示了对方对未成年人的偏好。此外，她还访问过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别墅，称他为自己的“疯狂朋友”。

长期以来，梅特-玛丽特对此保持沉默；随后她声称，自己没有核查爱泼斯坦的背景，也不了解其情况。但对此人们依然持有怀疑。

在她认识爱泼斯坦的大约三年前，他曾因购买未成年人的性服务而被判处一年半监禁。据称，在那之后，他多年来一直虐待未成年人。

因此，挪威国内存在巨大的质疑，认为梅特-玛丽特是否还能在王后这一角色中，以可信的方式致力于社会和公益倡议，而这在挪威实际上是一种惯例。她今后打算如何履行这一角色，以及哈康国王在类似场合将如何与她共同出席，仍有待观察。在周五中午的国务会议上，首先陪同新国王的是他的女儿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

同样令人好奇的是，哈康将赋予他的妹妹玛莎·路易丝公主什么样的角色。她因倾向于神秘主义以及与自称“萨满”的杜雷克·维雷特结婚而屡次引起轰动。周五，维雷特在社交网络上针对国王的一张照片写道：“爱你，爸爸，我会想念我们在一起的所有快乐时光。”这并非一份得体的吊唁。

面对这一切，哈拉尔五世国王肯定深受折磨，尽管他从未如此表达。他本人曾为王室迎娶平民打开了大门——随后他的儿子在迎娶梅特-玛丽特时也效仿了他的做法。

1959年，当时的王储哈拉尔与后来的王后索尼娅·哈拉尔森在一次私人聚会上相识。两人当时均为22岁。由于索尼娅的平民出身，他们的关系被保密了九年。这对情侣曾多次分手，随后又复合。

“当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不可能的，”哈拉尔国王后来在接受挪威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道。“但我认为，我们中没有人能真正对此做些什么。”他当时心情非常复杂，他爱索尼娅，但对父亲和挪威感到愧疚，一直被一种做了“错误之事”的感觉所困扰。

索尼娅曾多次与其他朋友一起被邀请进入王室。但当奥拉夫国王得知情况，知道儿子与一名平民交往后，这一切便戛然而止。然而，两人依然不断地重新建立联系。

在王室以及逐渐得知此事的人媒体中，普遍认为与平民结婚可能意味着君主制的终结。但最终，哈拉尔向父亲发出了一种最后通牒：他告诉父亲，如果不能娶索尼娅，他将终身不娶——国王犹豫之后最终妥协了。

他咨询了总理和各党团主席，最终允许儿子在公开场合与女友现身并与其结婚。他此举为该国的君主制提供了一次巨大的助力。

心之页故事

约尔格·托曼 著

以优雅的方式破产

对于这类八卦杂志的编辑部来说，这一定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当他们每周编造的众多荒诞故事中，突然有一个被证明是真的。这种情况刚刚发生在《新叶》（Neues Blatt）杂志身上，该杂志随即采取攻势，在关于哈里和梅根搬回英国的报道中大肆宣扬：“我们最先知道！”它声称：“早在6月底，《新叶》就报道了该家庭的回归。直到现在才正式公布。”

这当然是一个独家新闻。但在这种背景下，该杂志此前作为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所“获悉”关于这对夫妇的其他消息也颇有意思，例如：“哈里与梅根——现在正式公布：今年内闪离”（2025年11月）。或者：“知情人士揭秘——梅根与哈里——双胞胎！美妙的惊喜”（2020年2月）。以及许多许多至今尚未发生的事件。不过谁知道呢：也许时间最终会对《新叶》有所眷顾。只要不放弃希望就好。

与此同时，《Gala》和《Bunte》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定义权的争夺战：在效仿“脱欧”（Brexit）而创造的“梅脱”（Megxit）之后，现在该如何称呼这次反转？《Gala》让我们知道，他们敢于将其称为“回脱”（Backxit）。还有人有更糟糕的建议吗？有的，《Bunte》将其称为“再梅脱”（Re-Megxit），听起来像大卫·盖塔（David Guetta）的一首混音曲。万一他们很快再次离开，我们建议用“又走脱”（Wieder-Wegxit）；如果他们未来在两地之间往返居住，则可以用“灵活脱”（Flexit）。《图片报》（Bild）还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它在报道“回脱”与“再梅脱”时写道：“宫廷工作人员对这一消息感到困惑且措手不及。”困惑脱（Perplexit）？

珍妮·埃尔弗斯（Jenny Elvers）也在思考词汇问题。据《新叶》报道，她在节目中这样解释自己感觉已经是第一百次参与真人秀节目（这次是《诱惑别墅》）的原因：“我不是破产（pleite）。我是优雅的形式：我是broke（破产）。”而《新叶》透露，这在英语中“意思是一样的”。人们已经知道“我是vintage（复古）”是“我很老”的优雅英语表达方式。而对于一个职业生涯彻底完结的人来说，可以用：“I’m all washed up”（我彻底完蛋了）。这样至少能让人感觉到洗衣粉的清新香味。

演员玛格丽塔·布罗伊希（Margarita Broich）为《镜中女人》（Frau im Spiegel）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个美容秘诀，在被问及她的“光彩照人”时，她回答道：“微笑有帮助！但我真正的秘密是我多年来一直用在脸上的足霜。”事实上，在文章的照片中，她的脸上完全看不出任何角质层。布罗伊希是否还有其他

美容秘诀，比如用眼影涂嘴唇？或者用防晒乳涂牙齿？

《最新消息》（Die Aktuelle）分享了另一种让女性看起来更光彩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单身名媛更倾向于四足动物的陪伴，而不是与男人纠缠。”一项美国研究甚至“揭露，女性在狗身边睡觉比在男人身边更放松！毕竟狗在晚上不会抢被子，也不会打呼噜。”也许如此，但是：如果人类伴侣在清晨急需出门，女主人可以继续躺着，他能独立搞定。《最新消息》补充道：“养狗也不会因为谁来清理洗碗机

破产，我？哪里：珍妮·埃尔弗斯 是broke。 照片 dpa

而吵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听话的动物也肯定会打碎一两个盘子。

维罗妮卡·费雷斯（Veronica Ferres）现在是否睡得更安稳了？这位女演员与她结婚多年的丈夫卡斯滕·马施迈尔（Carsten Maschmeyer）已经分居，并在《图片报》（Bild）引用的一份共同声明中这样解释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爱情演变成了一种深厚的、充满信任的友谊。”面对这个例子，情侣们应当小心：如果一段关系中突然弥漫起深厚的、友谊般的信任，这可能是终结的开始。

“在家中，我首先是一名丈夫和父亲——而不是环境部长，”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Carsten Schneider）最终向《Bunte》杂志透露——这种表态在政治人物中屡见不鲜。例如 2022 年的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曾说：“在家中，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这感觉非常好。”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在 2018 年表示：“在家中，我不是绿党主席，而是母亲。”或者早在 2009 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说过：“在家中，我不是联邦总理。”

人们当然可以对这些大人物将他们的傲慢留在办公室里而赞不绝口。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听到有人说：“在家中我也是个政治家。我不停地发表冗长繁琐的演说，对任何事情都不表态——而且所有人都讨厌我，”那真的会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 QUADRATORTUR NR. 1 185 – 29. / 30.08.

横向：1 替代性低谷，被负债更多的医生怀疑，她希望将其作为古老的物理治疗继续以治愈且温和的方式提供 (12) 13 每个拉丁语学者认为这对古语言语感而言是什么，完全是以示例形式具体化的 (7) 14 在名字前缀上与榜样安娜（Anna）共享回文的命运 (5) 15 运动型的东弗里西亚人是否完全充满了关于烈酒的异想天开，在平原地区让不安的球滚动、推动并崇拜 (8) 17 在法国的夏季情况下，在某个...中只能骑行！ (4) 18 谁是教育者，仅仅是——且最终作为被瞄准者？ (5) 19 在冲浪时，凭借其风筝装备能做出最好的起跳动作 (英文缩写; 4) 21 你对我如何，我定对那个人如何，发自内心深处！ (3) 22 在公民处偶尔畅饮：通过巴库斯的...，诗人团体将更加繁荣！ (4) 24 西班牙语中真正的误解，仿佛作为反向玫瑰，在陈旧的小姐传统中绽放... (8) 25 Aküfi 的笑话：温度或张力——关键是要 high！ (2) 26 指南针方向大致指向哪里，所有这些西南西方的渴望 (10) 28 在青年语言中，一个“硬汉”被计数为什么，就像从疯狂中成长起来一样... (5) 29 在白色面前，你用拉丁语完全了解——否则只能剩下奥克语的伪装之城！ (4) 31 世界杯冠军姆巴佩被冠以射手之名是为了什么，当然，仅仅是因为英雄主义？！ (3) 32 几乎无法听清，但仍透露了一些消息，就像在传闻厨房中飘荡一样 (6) 34 顽固的人们在字面上绝不退让的一点，在录音带中听起来如此明显... (4) 35 前方长途旅行，海员们在航海日志中如何简写 (2) 36 偶尔是中部的南部首都，只有行家才知道 Ning (7) 38 作为两种-这样的原始谷物，在 farro 汤中是托斯卡纳最极致美食的一个字面组成部分... (5) 41 席勒曾经的阴郁哀歌：行为的痕迹轻易消失 / 在阳光照射的...之中！ (4) 42 从卢西塔尼亚的神圣雅各起，最终是一个较少见的教名 (5) 44 象征符号的一块，被锯成一千份并像新的一样重建，在非湖区！ (3) 46 亲法人士让嗅觉器官以典型的美感参与讨论 (7) 48 植物学家们看到了他们准备好发表的颤抖时刻，以此在枝叶间完成每天的任务... (5) 50 在属于我们的时间里，英国人的 hours 最终是谁的？ (英文; 4) 51 天生符合十诫，带有倒数第二个原子序数：你不可...觊觎邻舍的房屋！ (8)

纵向：1 如此不透明的海面上发出的哀嚎，文字匠人们看到赛速刨刀疾驰而来…… (9) 2 终身处于幼虫阶段的外星感，多么像纳瓦特尔语的生态缸缺失之物！ (7) 3 几乎在双重意义上起到审查作用，旨在创造某种积分状态…… (4) 4 强硬的冲锋者用此剃除深黄色之物，在秸秆倒伏时也具有某种锋利感 (8) 5 Portjuchheejuchhe：这样就有少许印尼盾，甚至有瑞士分！ (2) 6 在马厩的情况下，那些坐在凳子上的人在什么方面是流畅的 (6) 7 这个孩子，那是西班牙语——且因恶劣的气候变化而具有概念上的恐怖感！ (2+4) 8 父亲坚持给英国孩子起名，即使在乡绅阶层中也很常见…… (3) 9 在法兰。

那些亲法人士在陈词滥调中随口议论……

zösischste（最法式的）被禁止，但在后迪特马尔申（Hinterdithmarschen）发现它却是允许的？！(8) 10 那些在意大利拥有叔伯故乡的人，在社会学家圈子里也一样，没错（ecco）！？(3) 11 本质上处于更现代爱斯基摩模式的人，比如伊努皮亚特人（Inupiat）、苏格皮亚克人（Sugpiaq）或尤皮克人（Yupik）(5) 12 这样的一种作为叙事，确实属于最具意义的趋势词汇之一！(8) 16 就像那些好斗的人必须首先争取他们的权利，星形动物（Sterntiere）也是如此？！(10) 20 从大规模来看，他们严重地超越了那些在下方穿过城墙的人 (9) 21 在静止的三维空间中，以展示柜形式产生最深远的透视印象 (7) 23 这种丁香果般强烈的不仅在发烧者心中绽放，也被雨果-希彭（Hugo-Hippen）饮用 (8) 27 从上往下看，在利多（Lido）享受轻盈的维生素D之乐，对我们德国人（tedeschi）来说其实感觉太咸了？(4) 29 那些每年还用英文刊登广告的人，双重使用了该缩写 (3) 30 拥有该等级

作为阶级斗争式的体育词汇，让看台上的球迷们持续地被激励 (4) 33 1798年海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schen Republik）的首个首都，与古斯塔夫（Gustav）一起在州级荣誉之中！(5) 37 总是再次地喜欢用这种大胆的口吻，以老派的语调 (4) 39 瑞士人用它给他们的汽车（Outo）加油，而德国人则觉得这让果酒更亲近 (4) 40 在全球范围内，渴望与欲望正迅速地加速奔跑 (4) 41 葡萄种植者（viticoltore）用它为我们斟上字面上最纯净的类葡萄酒，干杯（salute）！(3) 43 它半边地矗立在巴黎，暂时处于休息状态？！（法语；3） 45 金斯利-金（Kingsley-King），精通甘地与伊本·西那（Ibn Sina），脱帽致敬！(名；3) 47 那现在就是，但他在其中确实更快一些…… (2) 49 例如（Per exemplum），用法语说一次，如此典范（par excellence）！(缩写；2) up.

上期方格解谜 答案

横向：1 黎明 + “明日之恐” 13 (die) 无机（化学） + (das) 无机物 14 (神话) 乌特加德 (Utgard) 15 (拉丁语) est + “conditio” est“ (作为 “现状”) 17 (前) 克格勃 (KGB) 19 (一根过于紧张的) 弦 20 Ll (代表乳糖不耐受) 21 (作为 G-e-i-l-e 的易位词:) “Igele” (指吝啬的人“口袋里有刺猬”) 23 (2x) 克里族 (Cree) (包含在 Infos-cree-n 中) 25 Nestor (作为 N-e-r-o-N-e-s-t 的易位词) 26 (俚语), “笨蛋” (Hirni) 27 (在 F-rage-rei 中:) Rage 30 (人们) 随之 + (没人再) 预料到 31 (也在 G-eos-inne 中:) Eos (希腊黎明女神) 33 (所谓的) 亡命之徒 (Desperado) 36 (巴基斯坦的) 拉合尔 (Lahore) 38 (“地理轴之端”) Pol (作为 Monopol 的结尾) 40 (所谓的) 跑 (Run) 41 “钉子 (钉钉子 / 把事情办妥)“ + (手指) 钉子 43 (所谓的) 阿拉克酒 (Arak) 44 (英文 to) be (如 bee 去掉 -e) 46 “迷途 (是人之常情)“ 47 额尔齐什河 (Irtysch) (作为全球最长的支流流入鄂毕河) 49 波普 (Pop) 文化 50

(圣经) 以实玛利 (Ismael) (亦为字面义) 52 (前缀) aer- 53 (所谓的) 肛门 (anale) 期 54 攻击 (Attacke)

纵向：1 勾结 2 安大略省 (Ontario) 3 (接近 “Roger”). Rogier (van der Weyden) 4 (2x) 脊 / 棱 (Grat) 5 (棉花) 籽清除 (egrenieren) (作为 E-g-e-r-N-i-e-r-e-n 的易位词) 6 (一个) “针匠” (Nadler) (A-d-l-e-r-n 的易位词) 7 (S-i-n-g-e 的易位词: 所谓的) 片麻岩 (Gneis) 8 (法官作为) RI (也见于 Staatsbet-ri-eb) 9 树枝 (Ast) (与 “passt” 押韵) 10 (die) 乌克马克 (Uckermark) (以及安格拉·默克尔) 11 eh + EH (零售业) 12 副调 / 潜台词 16 (英文), “sitt” 18 (Glei(boden) 22 Goer 24 Endo- (在 Konserv-endo-sen 中) 28 装置 / 机构 29 已定位 32 夏尔巴人 (Sherpa) 34 (A-m-e-l-i-s. 的易位词) Selima 35 (亚历山大) 杜布切克 (Dubcek) 37 亚伦 (Aaron) 39 (歌曲) “Layla” 42 极好的 (geil) 45 (“我有) 荣誉 (Ehrel)！ 46 (啤酒代表) “IPA” 48 (法语) sac (à main) 手袋 51 “SE” (代表丝绸)

新的咖啡奇迹

咖啡曾面临糟糕的前景，气候变化是罪魁祸首。而现在，收成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来杯咖啡。毕竟，根据哈佛大学医学专家近期一项大规模研究的证明，每天饮用最多五杯咖啡不会损害健康。因此，关于咖啡可能致病的担忧在短期内可以被排除。

而关于由于地球升温可能导致咖啡短缺的担忧，则性质不同。气候研究人员预测，到2050年，大约一半的种植区可能会消失。因为——允许我用植物学上的比喻来说——常绿的咖啡灌木就像含羞草一样敏感。它对高温、干旱和病虫害反应剧烈。与之相符的是

咖啡通胀

最大咖啡生产国 阿拉比卡（Arabica）与罗布斯塔（Robusta）合计，单位：千袋（每袋60公斤）

来源：联邦统计局（Destatis）

在许多种植园中，过去几年的产量惨淡得令人心惊，这导致了原材料交易所和超市价格的上涨。

但现在，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咖啡大国突然报告了新的纪录。全球咖啡豆的收获量在今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怎么解释得通？那些想要否认气候变化的人，需要比咖啡因更强效的药物，以及比农业部数据更详尽的资料。当前的“咖啡奇迹”可以用一种更精彩且严肃的方式来解释。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了一个关于勤劳的农民、精明的企业、聪明的科学家——以及一种显然不可抗拒的口味的故事。

让我们从最开始的地方谈起，也就是金钱。根据不同估算，咖啡每年的交易额在2000亿至3000亿欧元之间。粗略地说，其运作方式如下：约1250万名咖啡农培育和照料他们的咖啡灌木，采摘红色的咖啡樱桃，剥去果肉，干燥其内部的绿色种子，然后通常以60公斤一袋的形式，将这些咖啡豆在咖啡交易所出售，或卖给批发商，亦或直接卖给雀巢（Nestlé）、星巴克（Starbucks）或奇博（Tchibo）等国际公司。这些公司负责运输、烘焙、混合、研磨、包装，并分销给零售商和咖啡馆连锁店。

几十年来，这台商业机器运转得十分顺畅。在1975年至2020年之间，全球咖啡产量竟然翻了一番，随之而来的是种植区部分令人震惊的环境破坏。在这次繁荣中，小农户赚得比大企业少。但受益于咖啡贸易的不仅是该行业，还有德国财政部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意大利、法国和瑞士不同）征收每公斤2.19欧元的咖啡税。因此，国家每年可获得约10亿欧元的收入，这几乎是酒精税收入的一半。

但请继续阅读。早在全球变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时候，烘焙巨头和大种植园主就已经预感到增长的极限。为了让收获量翻倍，他们将咖啡种植面积扩大了约25%。他们几乎无法再合法地获得更多公顷的土地，毕竟这涉及的是热带地区的土地。

作者：塞巴斯蒂安·巴尔策（Sebastian Balzter）

但事情远未到穷尽地步。在农业中，种植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咖啡与葡萄酒、水果、谷物一样。何时以及如何修剪咖啡树才能使其结果最多？何时需要何种肥料以及剂量多少？人工灌溉能带来什么？“仅凭这些

来源：彭博（Bloomberg）

措施，每公顷的产量就可以增加五倍，”在汉堡咖啡巨头奇博（Tchibo）负责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帕布罗·冯·瓦尔登费尔斯（Pablo von Waldenfels）说道。虽然巴西的一些大型种植园利用收获机和卫星数据，几乎不再将任何事情交给偶然，但非洲和亚洲许多从事手工劳作的小农户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谈到亚洲，近期没有哪个大洲能像它那样如此剧烈地撼动咖啡市场。首先，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已跻身主要生产国之列。其次，这使得罗布斯塔（Robusta）咖啡品种在全球市场上的权重比以往大得多，因为与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阿拉比卡（Arabica）品种不同，罗布斯塔在较为潮湿的地区也能生长。第三，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传统上被视为饮茶国家的亚洲人口大国，正逐步培养起对咖啡的口味。如果不信，可以去柏林、科隆和汉堡参观中国连锁品牌 Cotti Coffee 的首批门店。

当罗布斯塔咖啡被端到面前时，阿拉比卡纯粹主义者会大声抱怨：苦涩、粗糙、缺乏层次感。这就是外交咖啡品鉴师托马斯·埃克尔（Thomas Eckel）所学到的知识，他在 2008 年于上巴伐利亚州创立了穆尔瑙咖啡烘焙坊（Murnauer Kaffeerösterei）。但时代在变。埃克尔称赞道，一些罗布斯塔生产商已经有所进步。如今，在他的高端种植园咖啡产品线中，他推出了三种“精品罗布斯塔”（Fine Robustas），其后味让他无可挑剔。“喜欢喝酒的人可以在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之间选择，而红葡萄酒并不自动比白葡萄酒更好，”埃克尔说，“未来阿拉比卡和罗布斯塔之间大概也会如此。”

对于一直以来由咖啡豆混合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咖啡来说，这意味着：罗布斯塔的比例在过去几年已经上升，并且在未来几年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烘焙集团对此不提供详细信息。但某些包装上曾经作为质量承诺的“Arabica”字样已经消失了。

无论是罗布斯塔还是阿拉比卡，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上升趋势后，许多咖啡产区在 2020 年至 2025 年间的收成均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需求增加，库存减少，而新冠疫情及其带来的所有限制导致物流成本增加。因此，咖啡价格一路飙升。

*2026 / 27年预测。 / 来源：USDA；世界咖啡报告 / F.A.Z. 图表：fego。

此外，人们还担心由于气候变化，未来的收成将一直低迷。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具有抗逆性的新品种还无法阻止这一发展趋势。因此，咖啡贸易商又增加了一项风险溢价，导致交易所价格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典型的股市现象——这是一种夸大。气候并非突然改变。这种转变为像今年这样出现向上偏差留下了空间，今年的天气在许多地方对咖啡生长出人意料地有利。而且即使条件恶化，通常也可以通过更好的种植方法来应对。为此甚至不需要高科技。例如，一些农民现在简单地将咖啡植株种在能提供遮荫的高大树木之间。

但许多咖啡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不足以将产量维持在当前水平，或者按照日益增长的需求所规定的速度继续提高产量。为此，将需要前面提到的那些新品种。

咖啡育种的基础知识需要敏锐的思维。这始于在庞大的

2025 / 26年。 / 来源：USDA；世界咖啡报告

在广阔的咖啡世界中，只有阿拉比卡（Arabica）和罗布斯塔（Robusta）这两个值得关注的品种。对于具有此类重要性的经济作物来说，情况通常完全不同。播种糖用甜菜、小麦或玉米的人，可以从数十种不同的类型中进行选择，这些类型根据地理位置、土壤、气候带以及预期的后期用途，能够保证获得最佳结果。更不用说苹果、梨或马铃薯的多样性了。

咖啡的基因库之所以小得多，与这种植物特殊的殖民历史有关，历史学家将其概括为：首先，商人将少数几棵咖啡树从埃塞俄比亚带到阿拉伯。随后，少数几株植物由此进入欧洲。欧洲人又将它们带到当时的殖民地。如今在那里生长的所有咖啡植株，或多或少都源自这少数几棵树。

长期以来，有计划的育种工作似乎并非必要。这种情况直到过去15年才发生改变。自2012年起，成立了“世界咖啡研究”（World Coffee Research）倡议，其背后是来自德国的Tchibo、意大利的Lavazza以及美国的Keurig Dr Pepper等数十亿规模的巨头公司。其目标是通过有针对性的杂交开发新品种，并将其提供给所有咖啡农。与此同时，雀巢（Nestlé）和星巴克（Starbucks）也在推进各自的育种计划。而不知疲倦的植物学家已经在非洲高地鉴定出100多种野生咖啡品种，这扩展了未来育种可能性的范围。

然而，即便是在小麦或糖用甜菜中，培育一个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生物课上，这被称为遗传学。关于显性和隐性特征是怎么回事？只有在经过七代遗传后，一个新品种才被认为是稳定的。而咖啡的整个过程比小麦或甜菜长三倍，因为咖啡植株需要三年时间才能结出第一批果实。因此，15年前启动的育种计划目前还没有产品上市，这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没有上市，但在多个国家的测试田里已经有了。Tchibo经理帕布罗·冯·瓦尔登费尔斯（Pablo von Waldenfels）将这些所谓的F1杂交种所提供的中期结果描述为非常有前景。

到目前为止，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适应气候变化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于这类杂交品种，简单的重新播种会导致产量降低，咖啡农必须年复一年地购买。这一点经常受到批评。不过，“世界咖啡研究”倡议承诺，其收入仅用于覆盖成本，而不追求利润。

那么，这一切对咖啡价格意味着什么？良好的收成报告最初使交易所的咖啡原豆价格大幅下跌。超市和折扣店随后出现了相应的促销价格。但这同样被夸大了，最近交易所价格再次上涨。

这带来了一个新的认识：未来几年，有多少印度人、中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从喝茶转向喝咖啡，这个问题对咖啡市场方向的影响，可能比收成量的起伏更为强烈。因为这里潜在的额外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极端情况下，即使是最出色的种植方法和育种成果，也无法让供应量以同样的幅度增长。

换句话说：如果现在还能在超市货架上以特价买到自己最喜欢的咖啡，请不要犹豫。

一场平衡之举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狗的人。不过，前提是这些动物得可爱，也就是说要拥有柔软的皮毛、下垂的耳朵和纽扣般的眼睛。而且它们不能龇牙咧嘴地在我身后追逐，或者在我邻近的住处大声吠叫。因为那样会挑战我的神经，让我开始想象一些糟糕的事情。

例如，就在我写这篇专栏的时候，住宅区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只狗在哀嚎和呜咽。已经持续好几个小时了，而且整整一周都是如此。主人可能去购物了，在一家家精品店之间闲逛，而四足宠物显然会造成干扰。或者他们在浴场、超市、幼儿园或其他禁止携带狗的地方工作。

我知道这不公平，尤其是考虑到狗在工作场所能产生奇迹：降低压力水平和焦虑感，激发工作积极性，唤起团队精神，这些早已有研究证明。尽管如此——我想狗主人也不会反对——动物不应该出现在急诊室或大型厨房里。但因此将一只狗单独关在公寓里，而这显然让它感到压力？这不是解决方案，这属于虐待动物。而且这也属于噪音骚扰。

顺便提一句，噪音是邻里纠纷最常见的原因，无论音乐、孩子、装修工程、派对还是狗吠。其次才是像围栏高度、树篱修剪、伸出的树枝这类琐碎小事。

我的一位熟人几乎被一名健身网红逼疯了。对方在健身器材上如此拼命地操练，以至于他家的玻璃杯都跟着震动。对方赢得了数千名追随者，而他却得了头痛。对方出名了，他病了。对方富有了，他愤怒了。与她沟通毫无作用，她只是露出漂亮的微笑，然后摇曳着身姿离去。他在 Instagram 上辱骂她，结果被她屏蔽。他通过律师威胁，她则调大了音乐音量。

最终他无法忍受，搬进了一套更小的公寓。他赞叹道，这是他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他重新变得平和、乐于助人且友善，热爱生活。尽管如此，我认为这里应该是那只狗搬走，而不是我。

民意：改革增加负担

来自 ALLENSBACH 民意调查研究所

联邦政府在医疗、养老金和税收领域决定实施各项改革。大多数民众预计这将导致成本增加：59 Prozent 的人预计负担将增加，近三分之一的人甚至认为负担将显著增加。仅有 7% 的人预计这些改革将减轻财务负担。

您是否预计医疗、养老金和税收领域的改革会导致成本增加？

1039 名受访者，1.8. 至 13.8.2026，代表 16 岁及以上人口 / 来源：Allensbach 民意调查研究所 / F.A.Z. 图表：nav.

如何应对东部的抵触情绪

作者：拉尔夫·博尔曼 (Ralph Bollmann)

即将到来的东部州议会选举似乎在各处激发了人们的计算能力。这不仅仅涉及哪些小党必须进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以防止德国选择党（AfD）获得绝对席位多数的问题。现在人们还在重新计算，自两德统一以来，有多少资金从东部流向西部，或者仍在流动；前联邦德国在多大程度上从领土扩张中获益；以及许多东德人关于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抱怨是否合理。

可以肯定的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购买力虽然略低于其他联邦州，但仍高于欧洲许多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部和东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西向东的净资金转移。根据 Ifo 研究所的计算，仅在统一后的前二十年里，这一数额就高达约 1,6 万亿欧元。根据德累斯顿 Ifo 研究人员的数据，即便在今天，东德人的消费额仍比他们自身创造的经济价值高出 16%。

面对这些数字，一些西德人认为，那些曾被称为“兄弟姐妹”的东部同胞理应心存感激。但这误解了因果关系。因为许多东德人的不满与资金转移并不矛盾，相反，它是转移的结果。社会科学家用委婉的话说，一个长期依赖他人援助，且被要求原封不动地模仿对方模式的人，最终会产生“心理抗拒”（Reaktanz）。而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抵触”（Trotz）。

这首先是所有后社会主义转型社会的共同现象。自从近 40 年前摆脱共产主义政权以来，他们不断地被高薪顾问、西方投资者或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告知，请务必像旧西方那些成功的社会那样去做一切事情。从理性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建议。但早在多年前，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就将这些国家的政治反弹归结为一种既普遍又令人不快的感觉：即被判定为只能进行模仿。

在德国，这些情绪的影响更为剧烈，因为“教师”与“学生”处于同一个国家之中。由于快速的经济和货币统一，更多的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至 20%，而捷克或匈牙利即使在最糟糕的时期，失业率也仅约为其一半。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国家的补偿金则相应更高。在哈勒（Halle）或诺伊布兰登堡（Neubrandenburg）的失业救济金最初明显超过了卡托维兹（Kattowitz）或容布恩茨劳（Jungbunzlau）的许多工资，养老金更是如此。

1990 年，绝大多数东德人是如此希望的。“马克来了，我们就留下；马克不来，我们就去找它”：当时的横幅上这样写道。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由的人民议会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快速货币统一的迫切渴望，尽管这种统一导致许多东德企业失去了生存机会。西德政治家之所以同意，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来自民主德国（DDR）的难民潮。他们虽然无法阻止人口外流，但可以将其引导至有序的轨道上。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这样的提示也可能会增加心理抗拒。人们不禁会问，新冠否认论、亲普京倾向、移民恐慌和气候怀疑论究竟有什么共同点，以至于如此多的人同时持有这些截然不同的立场。答案指向了“反抗”这个关键词，即对所有被定义为所谓“主流”的事物说不。遗憾的是，这种情绪在政治上的处理难度远高于简单的损益计算。

周日经济学家

国家债务的苦难

除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技术和人口变革外，国家债务作为决策软弱政府的经济政策辅助手段，其终结之势也已显现。国家债务的大幅增长和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导致政府预算中的利息支出显著增加，从而压缩了政府的行动空间。通过进一步举债来缓解压力的出路正面临极限，因为关于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不仅在金融市场，而且在学术界也得到了更广泛的讨论。

国家债务日益加剧的苦难，主要通过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来讨论，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这种发展并非偶然。经济学家们对于将国家债务作为严重危机期间的临时支持几乎没有争议。但许多政府还利用了这一机会，利用债务增长带来的资金，向其老龄化人口承诺经济安全。而此时，更强的服务导向以及传统工业极低的进一步发展潜力，限制了生产力的进步。

据估计，法国为了资助养老金制度，承担了超过1万亿欧元的国家债务。与此同时，民众的预期也在增加，认为国家应当为不可预见事件（例如油价上涨）向人们提供财务补偿。出于对选民的恐惧，许多政府表现得唯唯诺诺，但这并未能阻止选民的流失。许多人从政治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深受高额债务之苦。到目前为止，政界讨论的出路并未能提供解决方案。 作者：Gerald Braunberger

中期获得了资金，然后选择了极右翼或极左翼。

但事实真相还包括：长期以来，金融市场愿意以低收益率为不断增长的国家债务提供资金。在老工业国家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数十年的繁荣带来了巨额的私人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评级极高的国家的市场化债券被视为备受推崇的安全资本投资，而政府监管进一步加强了其销售。银行的福祉与国债的稳健性之间紧密的交织关系便源于那个时代。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政府中心以及金融市场上，人们试图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以某种方式延续那段美好的旧时光。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告诉其公民，国家财政的长期康复需要削减政府支出，而这自然会让许多选民感受到影响。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债持仓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减少。人们将继续这样勉强维持，直到某一天可能真的发生崩溃，一场真正的国家债务危机将为西方长达数十年的繁荣画上可见的句号——并带来不可预见的政治后果。

目前在美国可以观察到一些效果甚微的政治干预。最温和但最无效的形式是口头干预：例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将收益率上升描述为金融市场上缺乏经济依据的投机性扭曲。在国家债务不断增加且收益率上升不仅反映信用风险而且反映通胀风险的时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投机性扭曲。因此，贝森特的评论毫无效果。

同样效果甚微的还有这样一项公告：财政部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购买，以发行更多短期国债。由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低于长期债券，这种已有诸多先例的操作能轻微减轻国家的利息负担，但它并不能改变国家债务的总额。因此，市场对这一公告的反应十分平淡。

与此同时，在法国，政治边缘地带出现了关于将央行纳入处理过高国家债务方案的讨论，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既不会局限于政治边缘，也不会仅限于法国。当乔丹·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还希望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曾倾向于一项包含由欧洲央行优先购买法国国债的计划。而目前作为候选人参选且在总统选举民调中遥遥领先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将如何定位，仍有待观察。

近期，法国极左翼政治人物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通过一项建议引发了辩论，即直接注销由欧洲央行持有的法国国债。这个想法同样由来已久。其基本逻辑很简单：欧洲央行购买的绝大部分国债保存在属于法国国家的法国银行（Banque de France）中。从经济角度看，法国国家的一个单位（法国银行）购买了法国国家另一个单位（财政部）的证券。从国家的整体视角来看，这是中性的，对于这些债券的利息支付也是如此：财政部将利息汇给法国银行，后者将其记为利息收入。

仅从表面上看，通过注销，（总额）债务确实会减少；左翼计划利用预期的空间进一步举债。但该方案存在严重问题，且尤其会引发信誉风险。一个公开承认其债务过高的政府，会让人怀疑其向其他债权人支付利息的意愿。这反而可能导致收益率上升。由于国债利息收入消失，法国银行的亏损将扩大，因为它仍需向在其处存放存款的银行支付利息。这里同样潜藏着信誉风险，一旦对货币的信心下降，就会产生通胀风险。而且，在货币联盟中，没有任何政府能简单地注销在央行的债券。如果关于国家债务的讨论演变为关于“脱法”（Frexit）的讨论，局势将变得更加动荡。

意大利教训

汉克斯的世界

经济学家比政治家更了解德国。作者：莱纳·汉克斯（Rainer Hank）

1990年7月1日，时任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做出了一项承诺：“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很快就能将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勃兰登堡州、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重新变成繁荣的景象，使其成为值得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那一天，联邦共和国与民主德国（DDR）之间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正式生效。德国马克成为民主德国的支付手段，社会市场经济被推广至东部。

即便在35年后的今天，科尔所谓的“繁荣景象”对许多东德人来说依然是一个空洞的承诺。不久之后，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对未来的描述更为贴切。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和哈维尔·萨拉-马丁（Xavier Sala-i-Martin）冷静地预测，仅仅将经济差距缩小一半就需要35年时间。而要实现更大程度的趋同则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我在九十年代经常引用这两位研究者的预测，结果被德国经济学家嘲笑：两个美国人（和一个德国记者）能对德国了解多少！

值此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即将举行选举之际，我再次审视了巴罗和萨拉-马丁的文章。我该怎么说呢？科尔错了。美国人是对的。

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初始问题是：在一个国家中，较贫穷地区与较富裕地区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生活水平在何时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趋同？该分析的著名案例包括1861年统一后的意大利，以及1865年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南部与北部的趋同。

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地区拥有的资本少于另一个地区，那么额外的资本投入应该能带来极高的回报。原因在于：在资本已经充足的地方，下一笔投资带来的收益较低。因此，资本应当流向较贫穷的地区，那里的增长率会更高。或者更尖锐地说：一个地区越贫穷，其增长速度就越快。

这就是理论，只要注意到“趋同”并不意味着最终所有人都会一样富有，那么这个理论并非完全错误。而且，趋同过程绝非始终以同样的速度运行，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完成。

因为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南部各州巨大的经济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消失，大约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有趣的是，每年大约有2%的现有差距被消除，这反过来意味着，越接近趋同，可见的进展就越缓慢。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将他同事的这一发现称为“趋同的铁律”。

我们将此具体应用于德国。1991年，东德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西德的一半。根据“铁律”的2%原则，此后需要大约35年时间才能填补一半的差距，也就是说直到我们的2026年。事实正是如此。根据不同的界定方式和数据来源，如今东部（不含柏林）的富裕程度大约达到了西德水平的70%至75%。

因此，那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1991年并不愚蠢。他们知道：趋同需要时间。当时的政治预期是错误的，而经济预测却出奇地精准。

这种趋同的延迟并非不可解释的奇迹，而是遵循其自身的增长逻辑。道路、工厂或住宅可以快速建成，但企业总部、供应商网络和研究集群则需要时间。更不用说声誉、非正式知识或管理经验的积累了。在莱比锡建立一座工厂只需要三年，但要打造一个像斯图加特、法兰克福或慕尼黑那样互联的经济区，则需要多得多的时间——如果这种趋同真的能实现的话。

这一“铁律”并非没有例外。意大利就是一个警示案例。在1950年至70年代中期之间，南部地区（Mezzogiorno）相对于北部地区实现了强劲追赶。随后，这一进程几乎陷入停滞。最初成功的秘诀——建设基础设施、投入资本、引进大型工业企业——已经达到了极限。而此时真正需要的东西，很难用数十亿欧元买到：创新型企业、工业网络以及自身的增长中心。

东德是否会陷入这种经济停滞的“南部陷阱”，目前尚不可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德国西部至今尚未像北意大利相对于南部那样，将东部远远甩在身后。但令人担忧的是：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统一指数”已停滞五年。像特斯拉在勃兰登堡的落户或德累斯顿的芯片投资等大型项目，至今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总部、研究与创新匮乏的现状。

即将到来的州议会选举结果能否改变这一局面？一个令人宽慰却又讽刺的答案是：大概不能。一个在像美国、意大利甚至日本这样截然不同的地区都被证明有效的“定律”，不可能被两次州议会选举就彻底推翻。一个由德国选择党（AfD）领导的政府（谢天谢地）无法带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退出欧盟。它既不能（谢天谢地）将养老金水平提高到70%，也无法（遗憾的是）大幅降低企业税。同样，左翼党即便在联合政府中执政，既不能单方面将最低工资翻倍，也不能将公共投资增加到三倍。

然而，软因素确实能产生强硬的经济影响。由于东部不再缺乏道路和机器，人将变得更加重要。一个向外界传递“外国人不受欢迎”信号的联邦州，将不得不放弃外国投资者和勤奋的移民，这将损害人们的福祉。届时，“南部陷阱”的情景将变得现实得多。一个仅由“纯血德国人”组成的州，永远无法成为一片繁荣的景象。

《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足球联邦联赛效率表 2025 / 26赛季获得积分与财务投入之比

“不能称之为失败”

德国商业银行在收购战中落败。副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科茨鲍尔（Michael Kotzbauer）认为，尽管如此，银行的表现依然出色。

科茨鲍尔先生，在经历了两年的收购战后，德国商业银行宣布将与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进行“建设性对话”。您是向命运低头了吗？

我不会这样表述。但作为德国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我们必须承认——在获得欧洲中央银行批准的前提下——我们现在拥有一个持有我行近半数股份的大股东，即联合信贷银行。现在的重点是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共同制定一个未来的发展前景。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除了联合信贷银行，还包括其他股东，当然还有我们的员工以及客户。否则将是不专业的表现。

那么，您在董事会中过去两年执行的防御策略是否失败了？

这是一个视角问题。董事会的职责是提高银行对所有参与者的价值。当我观察利润、资本实力、股价走势以及员工和客户满意度等指标时，我可以自信地说：这是德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最成功的一段时期。因此，不能称之为失败。

您认为自己无需自责，没有犯错？

谁不犯错呢？逻辑上，人必须时刻反思。但就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而言，我们做得非常成功。

联合信贷银行与德国商业银行之间的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十分恶劣。在这种情况下，您所说的建设性对话如何才能成功？

我主张剔除情绪。顺便提一下，我也从多次交谈中得知，这也是我们客户的愿望。现在的重点必须是打造一家更强大的德国商业银行。我们的员工同样期待这一点，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希望现在为这场对话提供时间、空间，尤其是必要的冷静。我认为联合信贷银行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

他们真的这么想吗？联合信贷银行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奥塞尔（Andrea Orcel）对于合并后的银行应有的样子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他真的准备好进行真正开放的对话了吗？

您自己在今年5月的《法兰克福汇报》（F.A.Z.）采访中曾措辞激烈，称联合信贷银行的计划是在拆解德国商业银行。

我们对联合信贷银行在4月份公布的计划的看法没有改变。该计划是在没有深入了解我们的组织、流程以及如何使我们的商业模式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制定的。现在，两家银行董事会的专业责任就是冷静且建设性地展望未来，并制定一个能够创造价值的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德国商业银行董事会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场敌意收购。现在突然改变了？

我很有信心，因为除此之外的任何结果都将是破坏价值的。而没有人希望那样。

对我来说，这不再是敌意收购还是友好收购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在事实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共同的未来前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贝蒂娜·奥尔洛普（Bettina Orlopp）与安德烈亚·奥塞尔正就此保持联系。但请不要指望我现在向您透露具体细节。

我们很想详细了解这个共同的未来具体是什么样子。例如，员工的情况如何？

在我们的战略规划框架内，我们有明确的协议，这涉及裁员目标以及针对员工的保护机制。目前关于这一点没有更多可说的。

还有其他对您来说不可逾越的底线吗？法兰克福总部的情况如何？会予以保留吗？请您理解，我不能在谈判之前抢先透露。不过我想强调一个基本点：即便我们有了大股东，我们作为一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依然像任何股份公司董事会一样，对所有股东承担同等的责任。而且，最终的目标是开发一种可持续的模型，使银行能够继续支持德国经济区。

听起来不错。但具体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名资深的企业客户董事，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德国国民经济不仅具有强烈的出口导向，而且高度国际化。这意味着我们的客户在海外设有分支机构，因此需要本土银行的支持。我一直将其称之为一座“通往海外及返回本土的桥梁”。在我看来，没有这座桥梁是不行的。

安德烈亚·奥塞尔（Andrea Orcel）似乎持有不同看法。他设想在德国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中实现更大规模的削减。

关于这一点有两件事。根据统一信贷银行（Unicredit）在战略演示中所规划的，到2028年将年度成本削减约20%的目标，不能仅靠削减海外业务来实现。否则，国内业务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合并过程中，核心应该是发挥各自的优势。而就德国商业银行而言，其优势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陪伴德国企业发展。

统一信贷银行表示，这类业务同样可以通过当地的合作银行来完成。

我不这么认为。2010年至2013年期间，我代表德国商业银行在上海工作。当时当地银行系统多次出现流动性短缺——也就是说，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非常谨慎。在这种时刻，如果您依赖当地的合作银行，作为一家德国中型企业，您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冷落了。因为他们届时会优先转向中国企业。因此，您的德国往来银行是否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有着巨大的区别。在我看来，这是德国商业银行的一个重大竞争优势，不应轻易放弃。

尽管如此，面对目前的动荡，许多中型企业仍在质疑是否应该继续忠于贵行。

幸运的是，我的感受完全不同：我们的企业客户的忠诚度确实非常高。当然，在几乎所有的对话中，与统一信贷银行的博弈都是一个话题，但从数据上看，我们并没有发现客户在流失。相反，我们已连续第二次被评为德国最佳企业客户银行。

这是否暗示，中型企业正在减少与统一信贷银行子公司——海波信贷银行（Hypovereinsbank）的业务往来？一些企业在两家银行都有账户，必须降低依赖度。

关于海波信贷银行我不想发表评论。但我们当然看到，其他竞争对手正试图利用这一局面为自己谋利。因此，现在的关键是迅速做出决定，并向客户展示德国商业银行与统一信贷银行合作能带来的明确可见的优势。在我看来，长期的不确定阶段不仅会对德国商业银行造成损害，也会对海波信贷银行造成损害。

联邦政府是否也应尽快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其约13%的股份？

这完全取决于政府。我认同我们监事会主席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观点，即联邦政府在当前阶段不应撤出。确保德国中型企业能够继续成功运营，也符合政府自身的利益。

您现在是在煽动不安。 我是基于事实。

那么您总体如何评价德国经济的状况，您的客户对此怎么说？ 德国企业依然面临压力。中型企业的情绪普遍低迷。我从事这项业务已经30多年了，但我不记得有过类似的局面。国内投资意愿明显下降，目前的经济数据带来了一点希望。到目前为止，政治层面的推动力度并未达到许多企业客户所期望的程度。

问题出在哪里？

目前还没有发生足够多能让人直接感受到变化的事件。在削减官僚主义方面，我们没有取得进展。在基础设施方面，无论是交通线路、数字化设备还是能源安全，进展都太慢了。德国处于国际竞争之中，如果这里不能尽快改善，我们将不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地。而且，是的，为了维持我们的繁荣，我们必须增加工作量。不过，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希望：我认为企业和员工改变现状的意愿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国家拥有那些敢于采取行动并对本国投资环境具有强烈认同感的企业家。

科茨鲍尔先生，您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德国商业银行度过。在合并之后，许多董事会成员不会留任。您能想象自己在其他地方工作吗？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套话。 但事实确实如此。我认为必须将个人感情与银行分开。这家银行在过去的 36 年里给了我太多。但现在重点不在于我，而在于德国商业银行。

提问者为丹尼斯·克雷默。

迈克尔·科茨鲍尔，58, 1990 年进入德国商业银行。目前担任副首席执行官。 照片：弗兰克·勒特

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的头衔

金钱能进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哪家足球俱乐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金效用？《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的效率表给出了答案。作者：塞巴斯蒂安·巴尔策（Sebastian Balzter）

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FC Augsburg）是德甲联赛的效率之王。在过去的赛季中，没有其他俱乐部能像他们这样高效地利用资金：奥格斯堡每获得一个德甲积分的支出约为300万欧元；而其他 14 家成功保级且未降入德乙的俱乐部，其单分支出均高于此数。

这一结论来自我们适时在周末新德甲赛季开始之际发布的 F.A.S. 效率表。奥格斯堡以富格尔家族（Fugger）而闻名，那是中世纪晚期极其富有的商人家族。而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则属于那些由金融投资者掌握很大话语权的德甲俱乐部之一。美国公司 Global Football Holdings 在丹麦、比利时和葡萄牙也持有俱乐部股份，该公司持有 FCA 职业部门 45% 的股份。

奥格斯堡足球俱乐部庆祝照片 Huebner

奥格斯堡足球运营的效率究竟是受富格尔遗产的影响，还是受美国人的影响，目前只能推测。或许仅仅是因为该俱乐部在糟糕的赛季开局后，迅速找到了教练曼努埃尔·鲍姆（Manuel Baum），使球队变得比预期强大得多。效率的程度是可以量化的。该俱乐部在人员、折旧和其他运营成本上的支出约为 1.25 亿欧元，在德甲“资金排行榜”中位列第 15 位，仅有三家俱乐部的可用资金更少。凭借这一相对有限的预算，该俱乐部获得了 43 分，在德甲最终积分榜上排名第 9. 排名第八的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Eintracht Frankfurt）每分支出几乎是其三倍。顺便一提，单分支出高于法兰克福队的仅有降级球队沃尔夫斯堡以及拜仁慕尼黑，不过后者成为了德国冠军及德国杯冠军，而法兰克福队甚至未能获得欧战资格。

在升降级球队中，不仅由大众集团支持的沃尔夫斯堡（VfL Wolfsburg）令人瞩目——其预算约为 2.5 亿欧元却降入了德乙。来自埃尔弗斯贝格（Elversberg）和帕德博恩（Paderborn）的升级黑马同样令人惊叹，他们在德乙联赛中每分支出均不足 1 百万欧元。另一家降级球队 1. FC Heidenheim 在本次 F.A.S. 效率表中不予考虑，因为该俱乐部更改了会计年度，导致现有

*人员成本、折旧、其他运营支出，根据最新可用财务报表。来源：DFL；F.A.Z. / F.A.Z.-Grafik swa., fbr.

数据因此不具备良好的可比性。而第三家升级球队 FC Schalke 04, 在德乙联赛时的支出水平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甲级联赛水准。

与前一年的对比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当时的效率冠军是基尔队（Holstein Kiel），不过这个头衔并没有太大价值，因为这支北方球队在投入很少的同时，获得的分数也很少，并在赛季结束时降级。与现在一样，拜仁慕尼黑每分支出最高，其次是多特蒙德和莱比锡红牛。莱比锡这次资金利用率明显提高。霍芬海姆（TSG Hoffenheim）在这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这两家俱乐部总支出与去年大致相当，但获得的分数明显高于去年。相比之下，美因茨、弗赖堡和圣保利等队的“欧元-积分比”则大幅恶化。在汉堡，这一情况甚至严重到最终导致其降级至德乙联赛。

《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的效率表源自马堡经济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克莱因施密特（Christian Kleinschmidt）的一个想法。该表参考了德国职业俱乐部最新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这些报告通常在德甲联赛夏季休赛期期间公布。

唐纳德·特朗普如何改革加拿大

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最低点。对于这个规模较小的邻国来说，这也带来了某些优势。 作者：安娜·索菲·库内 (Anna Sophie Kühne)

就在几天前，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在同一个房间、同一组由木镶板墙壁和 8. 面加拿大国旗组成的背景前，宣布了同样的信息：加拿大将抵御其邻国的关税。只不过，他选择的措辞比去年3月时更加激烈。这位加拿大总理表示：“当你受到攻击时，你就处于战争之中。我们受到了攻击。”

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低谷。7月，唐纳德·特朗普威胁要对邻国征收新关税，他将此归因于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等一系列产品上设置的贸易壁垒。经过数周的谈判——期间特朗普甚至因为据称协议在望而推迟了期限——谈判最终还是失败了。在 22. 日夜间，价值约 200 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被征收 50 ％的关税。事实上，美国此前已对众多商品征收关税。

此后，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升级。加拿大采取了大规模的反制关税措施，计划从 8. 月 9 日起生效。而特朗普则再次警告，将从明年起征收另外 50 ％的关税。加拿大民众在愤怒之余也感到有些荒诞地注意到，特朗普想要将两国共有的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更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周四，他签署了一项相应的法令，强制美国联邦机构在地图和系统中更改该名称。

相应地，马克·卡尼在近日获得了极大的支持：根据安格斯·里德研究所 (Angus Reid Institute) 的一项民意调查，四分之三的加拿大人认为他终止谈判的做法是正确的。民调专家最近测得，每两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个支持他担任总理，而反对党保守党的领导人支持率仅为 20 ％，远落后于他。

谈判的失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卡尼的地位。目前，他已经拥有巨大的政治操作空间——这得益于一种跨党派的共识：国家的主权至上，而脱离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必然需要付出代价。同名民调机构的创始人尼克·纳诺斯 (Nik Nanos) 总结了这种情绪：“我们在加拿大经历一个历史性时刻，现在确实有可能振兴经济并更新国家结构——为这个国家制定一个让普通民众也能产生共鸣的愿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让加拿大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

2025 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后排左）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期间 照片：Picture Alliance

[...OMITTED...]

在这种精神指引下，马克·卡尼号召他的国家迎接巨大的变革。在优先事项清单的高位上，是深化与新旧合作伙伴的贸易关系。2026年上半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近19%，加拿大的对华出口增长了近三分之一。据媒体报道，外界推测习近平在9月访问美国期间可能会顺道访问渥太华。这与其前任贾斯汀·特鲁多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形成了彻底的转向——在特鲁多执政期间，两国关系至少是冷淡的，例如2018年在温哥华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以及随后中国逮捕2名加拿大公民的事件。民众对新路线表示认可：根据皮尤（Pew）的一项调查，目前有44%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而2023年这一比例仅为14%。

唐纳德·特朗普的每一次出格行为，都让卡尼更容易将自己塑造为北美地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据称，将有约3000亿欧元的资金在私人投资者的帮助下投入基础设施扩建，包括新港口、油气管道以及开采稀有原材料的矿业项目。总理已经启动了27个此类大型项目。9月中旬，他将在多伦多接待国际出资人和企业首席执行官，其中一项目的就是向他们推销这些项目的投资价值。

然而，为此卡尼必须同时掌控官僚主义。2021年，仅在联邦层面就有超过300.000项企业必须遵守的监管规定。面对通过消除加拿大各省之间不同监管规定来打破贸易壁垒这一政治敏感计划，加拿大历届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畏缩不前，而卡尼至今在这方面也没有取得重大成就。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的计算，这一举措可以将加拿大的经济产出提高约13000 亿欧元以上。许多人在回顾时认为，加拿大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大国的保护之下——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这使得这个国家变得安逸且自满。

但走出华盛顿阴影的机会从未如此之大。广大民众聚集在“elbows up”（肘部顶起）的口号之下，这是一个来自加拿大国民运动冰球的术语。一家加拿大大型超市连锁店在移除水果和蔬菜的产地标注后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这增加了消费者抵制美国商品的难度。在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近日的一篇评论中，唐纳德·特朗普被描述为“西方的普京”，将美国总统对邻国的攻击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相类比——尽管在美国的情况下，这主要是一场经济攻击。正如该编辑所指出的，“目前”如此。加拿大正处于十字路口：这关乎国家的建设或崩溃。

“因为唐纳德·特朗普，马克·卡尼能够做出一些在几年前还完全不可想象的决定，”作为政治顾问与自由党保持密切联系的斯科特·里德（Scott Reid）表示。例如，目标是到2035年将加拿大经济产出的5%用于国防。或者是气候政策的转向：作为就任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卡尼取消了针对消费者的二氧化碳（CO₂）定价，而这曾是其前任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今年年初，他取消了从2035年起所有销售的新车必须为电动车的规定。最重要的是，他停止了限制油气工业排放的计划。

卡尼将该国的原材料资源及其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视为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王牌，进一步开发这些资源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为国家带来数十亿的税收收入。简而言之，就是让加拿大更加独立于美国。

事实上，马克·卡尼曾被认为是一位进步气候政策的支持者。在被任命为总理之前，他是联合国气候保护与气候融资的官方特使。在担任英国央行行长期间，他发表了一篇备受关注的演讲，警告气候变化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后果。而且民调显示，大多数加拿大人仍然认为气候保护非常重要，尤其是近期该国许多地区刚遭受了森林火灾的肆虐。

尽管如此，针对卡尼政策的抵制程度较低，尤其是卡尼通过旨在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声望项目，至少展现了一定的诚意。顾问里德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加拿大人走过了与马克·卡尼相同的道路。他们在卡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的政策反映了他们自身优先事项的转移。”即便是在自己的政党内部，他也无需担心太多的阻力，尽管他的许多同事在特鲁多任内制定了所有现在被卡尼否决的措施。但他是在极高的支持率保护下采取行动的，这一支持率远超其政党成员。

民调专家纳诺斯表示：“加拿大人选举卡尼，正是为了让他做现在正在做的事：与美国总统正面抗衡。”正如美国总统本人在加拿大人访问白宫时所指出的那样，唐纳德·特朗普是卡尼所能遇到的最好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民调专家的看法是正确的。在马克·卡尼成为总理的前半年，每三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个从未听说过他。许多人将卡尼视为一个缺乏经验的新人，一个无趣的银行家。保守派竞争对手在民调中遥遥领先，部分原因是对卡尼的前任贾斯汀·特鲁多的挫败感过于沉重。

但随后唐纳德·特朗普说了一句产生深远影响的话：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民调专家纳诺斯表示，这完全改变了加拿大人在投票箱前思考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是否需要从自由党转向保守党，而是：谁才是与唐纳德·特朗普正面抗衡的最佳候选人？”一个见多识广、稳重且精通经济的马克·卡尼似乎天生就适合这项任务：一个局外人，虽然作为前央行行长并非政治人物，但在其职业生涯中始终在重要的决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加拿大人仍然信任他。斯科特·里德表示，许多人高度认可他，仅仅是因为经济没有彻底崩溃。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为过：去年，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了价值超过 4000 亿美金的商品，这占所有出口额的约 70%。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居住在距离美国边境不超过 100 公里的地方。美国是加拿大能源最重要的买家，尽管卡尼正与德国等国签署液化天然气出口新合同，但东海岸的出口终端仍需建设。 “马克·卡尼非常擅长一次又一次地向加拿大人明确：国家正面临一项历史性任务，但我们正在取得持续的进展。”

纳诺斯表示，马克·卡尼目前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他必须加快速度，与其它国家建立新的桥梁，实现贸易多元化。他必须加快速度，团结各省省长，增强国家实力。”他认为，加拿大目前正处于一个时间窗口期，人们愿意做出让步并牺牲一部分利益，即使他们个人需要付出代价。目前，民众的韧性和行动意愿都很高。“但我们不知道，如果这场贸易战带来的经济成本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是否还能维持。”

此外，还有一个情景可能会增加卡尼实现其宏伟计划的难度：那就是如果他最讨厌的白宫对手在两年后卸任。

档案 / 研究

100强

德国企业大排名。 Business Edition 2026。

利用关于德国顶尖企业的最新数据和事实开展工作。除了完整的排名列表和表格外，Business Edition 还为您提供一个精简的企业数据库，以及一份包含这些最大企业关键背景信息的阅读指南。

订购 Business Edition 2026 的“100强”（含最多三个工作岗位的使用许可），价格为 199,- €（不含增值税）。

更多信息请访问：faz-archiv.de / 100

法兰克福汇报档案库

法兰克福汇报档案库 及版权管理 电话：(069) 7591 2901, 电子邮件：archiv@faz.de

1. 误区

一切始于一个像一勺蜂蜜般甜美的承诺：糖是不健康的——那么人们可以对柠檬汽水征收糖税，这样人们消费的糖分就会减少，身体会变得更健康。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关于人们变得更健康的证据并不多见。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低确定性”。

在各项研究中，大多数结果与随机偏差无法区分，但这很少在摘要中被醒目地标出，而通常出现在脚注和附录中。

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尤其经常被误解。剑桥大学在一次新闻稿中宣称：“糖税可能预防了六年级女孩中 5000 例以上的肥胖病例。”在这个研究项目中，最重要的词是“可能”。完整阅读该研究的人会注意到：男孩的情况肯定没有任何变化。年幼的孩子也没有变化，年幼的女孩也没有——

监护并非易事

德国曾如何尝试引入糖税。一部五幕的荒诞剧。

作者：帕特里克·贝尔瑙 (Patrick Bernau)

甚至那些在糖税引入后才出生的人也没有变化。只有在六年级女孩中，科学家们在经过一番计算后，找到了一个适合放在新闻稿中的数字。

为什么尽管糖分摄入量下降，人们却几乎没有变瘦？也许是因为在英国，糖经常被甜味剂所取代。甜味剂本身并不怎么健康，可能会诱发糖尿病——接着出现了一个医学研究往往难以捕捉的不确定因素：人的反应。社会科学家对此提出了几种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的假设。其中之一是：面对大量的甜味剂，人们随后吃了更多的薯片或其他高热量炸弹。多位科学家建议：如果要引入糖税，那么该税种也应涵盖甜味剂。

此时，许多德国人并不在意这场讨论。有些人阅读了新闻稿，忽略了“可能”这个词，并深信：糖税会让人们变得更健康。在 2 月份的基民盟（CDU）党代会上，有人提交了一项关于征收此类税项的申请，但随后被否决。

2. 贪婪

在妮娜·瓦肯 (Nina Warken) 担任卫生部长期间，她召集了一个“卫生财务委员会”。其任务是

欧洲的社交媒体将走向何方？

当许多父母得知 Instagram 的母公司与美国检察官就青少年保护达成和解时，他们可能会说：“这就对了。”

Meta 集团（不仅运营 Instagram，还运营 Whatsapp 和 Facebook）将向美国各州支付 170 亿美元。但对于欧洲的父母来说，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Meta 还承诺：将为其平台引入使用限制。未来，青少年的每日最高使用时长限制为 2 小时（Facebook 和 Instagram 合计），Whatsapp 不计入其中。从 22 点到 7 点为夜间休息时间，在学期间，这些服务将在 8 点至 15 点被屏蔽。此外，青少年将不再能看到点赞数和反应数。父母可以允许例外情况。Meta 未来还希望能够更可靠地判定谁是青少年。

所有这些目前在欧洲都不适用。该和解协议仅涉及 47 个参与其中的美国州。因此，德国的父母们更紧迫地在思考，他们的孩子是否也能从这类规则中获益。

他们真的需要这些限制吗？这一点并不明确。利奥波第那国家科学院 (Leopoldina) 汇总了相关研究情况并得出结论：实际上人们并不真正清楚。工作组强调，社交媒体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该小组还发现，部分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的同时伴有心理问题。但目前尚未查明，是社交媒体导致了这些问题，还是例如那些本身就有问题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在这些平台上寻求支持，并且可能真的找到了支持。最终，科学家们仅基于纯粹的预防原则，建议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将获得新的青少年保护功能——但目前仅限美国。现在轮到欧洲采取行动了。 作者：帕特里克·贝尔瑙 (Patrick Bernau)

而德国儿童和青少年在 Techniker Krankenkasse 的一项调查中，刚刚表示支持禁止社交媒体，具体是指直到 13 岁为止，这比平台目前官方自我限制的时间长了一年。尽管其中 80% 的人认为社交媒体对他们有益或倾向于有益。

那么现在会有什么进展吗？如果 Meta 集团已经接受了上述规则，或许人们不必再期待太多的阻力。甚至在达成协议后，Meta 的股价也上涨了。这可能与股东们有关——暂时并不关心如何让德国人更健康。它仅仅是为了填补医疗保险基金的财政漏洞。该委员会将于 3 月底提交报告。在 66 项建议中的第 66 项就是引入糖税。尽管任务如此，该委员会似乎也抱有希望，认为这将使德国人变得更健康。

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显然不会对此犹豫。他的官员们已开始着手处理。据《商报》(Handelsblatt) 报道，出人意料的是，环境部长卡斯滕·施奈德 (Carsten Schneider) 及其团队似乎提出了对甜味剂也征税的想法。他们不希望在废水中看到甜味剂。扩大税收范围？在资金紧张的财政部，这一建议得到了积极响应。8 月底，财政部将其想法发送给其他部门。该建议涵盖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饮料。

该部门的计划将产生荒诞的后果：苹果汁不会被征税，但含糖量较低的苹果汽水（Apfelschorle）却会被征税。无酒精啤酒的价格可能会比传统啤酒更高。目前尚不清楚某些种类的冰淇淋未来是否会被视为饮料。意大利冰淇淋店的冰淇淋球大概不会，但用于冷冻的水冰大概会——那么碎冰饮（Slush-Eis）又怎么算呢？

3. 嘲讽

对无糖饮料征收糖税？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已不再重要，仅仅是这个说法本身就足以引发哄笑。而且，人们认为财政部主要是在追求额外的税收收入——这种假设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就在联邦政府闭门开会商讨国家未来之际，这个国家却在商讨甜味剂的未来。

绿党政治人物里卡达·朗（Ricarda Lang）在 X 平台上忍不住发帖道：“如果轻盈可乐（Cola light）也被征税，我会变成一个愤怒的公民。”十分钟后，她补充道：“但说认真的，对无糖饮料征收糖税，难道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在胡闹吗？”

一些意想不到的联盟由此形成。里卡达·朗与可口可乐公司以及来自基社盟（CSU）的农业部长阿洛伊斯·赖纳（Alois Rainer）站在了同一阵线。《图片报》（Bild）则通过大量报道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在 Instagram 上，有人问道：“对猫征收狗税，你们觉得怎么样？”

人们之所以如此愤怒，或许还因为那些清醒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处于错误的一方。按照克林拜尔（Klingbeil）的提议，逻辑上燕麦奶和豌豆奶也将被征税，因为这些饮料中的糖并非额外添加，而是天然含有。多年来，燕麦奶一直被视为模范饮料，而现在它突然被列在与可乐和 Slush-Eis（冰沙）相同的名单上。

4. 转折

财政部长观察了几天情况，随后来了个大转弯。“对 Zero 系列等产品征收糖税？不！”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在 Instagram 上写道——而这位部长本人在内阁闭门会议期间就被拍到在喝零度可乐（Cola Zero）。“对无糖饮料征收糖税是没有意义的。我不会这么做，这不会实现。”他表示，公务员应当被允许进行此类考量，但他并不认同。在修辞上，他一边把自己摆在公务员前面，一边将嘲讽之责推给他们。

里卡达·朗为她的嘲讽道歉。她认为自己过于草率，因为她现在意识到关于甜味剂的想法尚未在政治上获得通过。而并非因为她现在读了相关研究报告。

糖税最终将如何定夺尚不明确。完全不征收是不可能的。但苹果汽水（Apfelschorle）怎么办？冰淇淋怎么办？谁将获得这笔资金，是真的交给医疗保险基金，还是留在克林拜尔的预算中？财政部长虽然实现了转折，但自此之后一直在漂移。他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5. 后续影响

尽管英国人对他们的糖税感到自豪，但孩子们依然肥胖，岛上超重的儿童数量甚至在增加，而德国的这一数字则趋于稳定——在龋齿方面，英国的情况也比德国糟糕。去年秋天，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出台了一项新法律。现在，电视在白天禁止播放不健康食品的广告。

德国是否也会采取类似措施？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的反应再次出乎意料。仔细阅读研究报告就会发现：如果糖税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了任何影响，那么这可能并非因为该税种的实施，而在于围绕它的讨论。这再次提醒人们糖分有多么有害——而这种提醒的效果远比增加几个分钱的税额要大得多。

这就是整个故事最后的悖论：糖税的实施过程越是荒诞，人们对此嘲讽得越多，德国人的健康状况反而越好。或许拉尔斯·克林拜尔在完全无意的情况下提升了国民健康水平。

关于糖税对健康影响的更多内容，请参阅第 50 页。

糖税改变不大

来源：英国健康改善与差异局 / F.A.Z.图表：fego.

担心那些出了名的不可预测的美国法院——或者是因为 Meta 抑制了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劣势。Meta 只有在其他平台的竞争对手也遵守新规则的情况下，才会遵守这些规则。

在欧盟，一项根据所谓《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发起的程序自 2024 年起已经在运行。但欧盟的磨盘传统上转动缓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不太清楚欧盟委员会是否故意将程序拖延，以免使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争端复杂化。

而在法国，一项针对 15 岁以下青少年的全面禁令刚刚在宪法委员会被否决。委员会认为年龄限制过于一刀切。父母应该有权评估其子女的成熟度，并为了孩子的自身利益允许他们访问这些平台。

一些数据保护主义者原则上持怀疑态度。虽然欧盟委员会在几周前介绍了一套旨在实现大规模匿名年龄验证的程序，但数据保护主义者强调：你不能两者兼得——既要百分之百无漏洞的年龄控制，又要百分之百的数据保护。

美国将限制年轻人访问社交媒体。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我们的数字全包套餐：

订阅 12 个月的《法兰克福汇报》及周日版数字版（含 FAZ+），即可免费获得一台三星 Galaxy Tab A11+ 平板电脑。

立即免费 领取 三星平板

法兰克福汇报 为德国而作

让我们歌唱！让我们起舞！

快乐的爱国主义——爱沙尼亚每五年举办一次全国歌曲节。这个周末，约 70.000 名爱沙尼亚人为此聚集在塔林，990 个合唱团登台，30.000 名歌手。一个沉浸在歌曲狂欢中的国家。对于爱沙尼亚人来说，这不仅仅是音符，而是关于与祖国的纽带，关于独立、身份和历史。在“歌唱革命”期间，爱沙尼亚通过非暴力方式脱离了苏联——现在，他们希望用歌曲来对抗新的威胁。

我们的夏季活动。您的专属优惠。

随时随地阅读 F.A.Z. 和 F.A.S.。

以 634,80 欧元的价格，在 11 英寸大屏幕的 Galaxy Tab A11+ 上以最高画质阅读为期 12 个月的 F.A.Z. 和 F.A.S. 数字版。该设备配备强大的八核处理器，确保流畅的阅读体验，而 128 GB 的存储空间为您的内容提供了充足的容量。杜比四扬声器为播客和音频内容提供清晰的立体声效果。凭借 7,040 mAh 电池、25 W 快速充电功能和 Wi-Fi 连接，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旅途中，Galaxy Tab A11+ 始终处于就绪状态。

数量有限， 售完即止

从周一到周日，您可以选择以经典报纸布局的电子报（E-Paper）形式，或以包含补充多媒体内容的强视觉版形式，获取 F.A.Z. 和 F.A.S. 的数字版。

√ 您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阅读数字版。

√ 通过数字版中的 FAZ+，您可以免费访问我们在线门户网站 FAZ.NET 上每分钟更新的新闻和背景报道。

作为感谢，我们将为您提供一台高品质的三星 Galaxy Tab A11+。

法兰克福汇报 德国报纸

让我们歌唱！让我们起舞！ 快乐的爱国主义 —— 每五年，爱沙尼亚都会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歌曲节。本周末，约 20,000 名爱沙尼亚人为此来到塔林，990 名合唱团成员登台，38,000 名观众在场。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对于而言，这不仅仅是。这关乎与自己国家的纽带，关乎独立、身份和历史。在“歌唱革命”期间，爱沙尼亚通过非暴力方式脱离了苏联 —— 而人们希望通过歌曲来抵御新的威胁。

音频播放器配备朗读功能

在芭蕾舞团，薪资也在发生变动。 照片 Plainpicture

处于次要地位的高薪者

艺术被认为无法养家糊口。但某些艺术家的薪资却有了显著增长。作者：格雷昂·哈斯 (Gereon Haas)

当孩子宣布想要成为艺术家时，父母可能会感到呼吸困难。这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似乎已成定局。尤其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活动行业举步维艰。随着生活成本上升，消费者会迅速削减在文化方面的支出。

这在艺术从业者的收入中得到了体现。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 (KSK) 的收入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平均年收入仅增长了25%，甚至未能跟上这段时间内的通货膨胀率。然而，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差异。“有一部分艺术家的财务状况非常好，”什未林梅克伦堡国家剧院总经理克里斯蒂安·施万特 (Christian Schwandt) 表示。

他与吕贝克技术大学和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研究了德国的艺术家劳动力市场。由此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有一部分艺术家的财务状况非常好。”他将研究结果提交给了《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 (F.A.S.)。研究表明，这些人是国家雇佣的艺术家，而且尽管面临危机，他们的收入依然增长是有原因的。

他与吕贝克技术大学和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研究了在过去这个增长乏力的十年中，艺术家的收入是如何发展的。他总结道：“结果显示，与国家关系密切的创意工作者是分配斗争的赢家。”相比之下，那些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活动的人，其状况比新冠疫情前糟糕得多。

根据微观普查 (Mikrozensus) 和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 (KSK) 的数据，德国有30万名艺术家。这一数字是指从事或教授音乐、表演或视觉艺术的人员。根据施万特的调查，其中四分之三是自由职业者。

分析认为，艺术家是自由执业还是受雇工作，决定了其财务状况。这不仅涉及收入的稳定性——在自由市场上，收入会根据订单情况和经济形势产生剧烈波动。根据 KSK 的数据，其承保艺术家的年收入在绝对数值上也仅从2017年的17,100欧元增长到2026年的21,300欧元。

凭借这个金额，维持生计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自由艺术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其他兼职工作，”施万特说。无论是演员在晚上在酒吧柜台后面接酒，音乐家提供教学课程，还是舞者经营自己的学校。施万特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创意工作者在经济危机中的一种额外选择”。

然而，这种选择正陷入生存困境：针对小企业主的严苛要求也影响到了艺术家。施万特表示，社会保险缴费的增加、防火和噪音规定，以及更严格的最低工资规定，使许多文化企业陷入困境。他通过2028年起强制引入电子收银机的具体影响来描述这一点。“对于许多人来说，购买这些收银机在财务上已经很困难，”他说。不过，这一强制要求仅适用于年营业额在10万欧元以上的企业。

此外，施万特认为，与其他企业相比，文化企业面临的举报和审计在增加。对于没有法律和技术背景的艺术家来说，在繁琐的规章制度丛林中，“几乎不可能再做到完全合规”。这威胁到了自由艺术界的根基。

在所有这些群体中，有一类艺术工作者并未受到影响，他们的财务状况相对良好：即受雇的艺术从业者。与小企业主或自由职业者不同，他们不需要直接面对市场的波动，也不必在繁琐的规章制度中苦苦挣扎。根据施万特的调查，其中最突出的是公共部门的雇员。

财务状况最好的是近 3000 名在 49 所艺术和音乐学院担任教授的艺术家。根据薪资等级的不同，他们的年收入在 74,000 至 103,000 欧元之间。此外，施万特预计，由于一项关于公务员薪资的宪法法院判决，他们还将获得薪资增长和补发款项。

除了教授外，大约 8000 名艺术家在德国高校担任全职讲师或助理。虽然他们的薪水不像教授同事那样丰厚，但施万特表示，他们同样拥有不错的收入。不过，由于合同差异太大，无法提供平均值。

分析显示，除教授外，还有 33,500 名艺术家在公共部门受雇或担任公务员。其中约 18,500 人与剧院和管弦乐团签订了合同。他们的薪水与自由职业同事的收入有显著差异。2025 年，一名演员或歌手的平均年薪为 52,000 欧元。而管弦乐团音乐家的年薪甚至接近 68,000 欧元。因此，与歌手不同，器乐演奏者的收入明显高于德国最近的年平均税前收入 54,066 欧元。

薪资由工会和雇主在集体协议中约定，例如 NV-Bühnen 或文化管弦乐团集体协议，这些协议参考了公共部门的一般集体协议。这导致所有雇员在 2024 年都从显著的薪资增长中获益。施万特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和许多剧院面临的财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项集体协议的达成。

在文化预算削减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工会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简直像个奇迹：根据施万特的数据，从 2017 年到 2026 年，市立和国立剧院的薪资增长了 34%，比其自由职业同事的收入增长高出 9 个百分点。施万特说：“这主要归功于规模虽小但非常激进的艺术家工会。”

这些小型工会之一便是 Unisono（原德国管弦乐团协会）。几乎所有德国受雇的管弦乐团音乐家都加入了该组织。在回复《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的询问时，该工会将 80 到 90 ％的高组织率归功于其执行力。一名发言人表示：“这种团结，结合数十年的集体谈判政策经验，赋予了我们争取公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必要力量。”Unisono 以及其他代表公共部门艺术家的工会，都力求获得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般薪资增长幅度。因此，他们从规模大得多的 Verdi 工会最近取得的成果中获益。

由 Unisono 代表的部分音乐家在公共广播电台的广播管弦乐团中任职：这是第三类群体，据施万特（Schwandt）称，他们免受了糟糕经济形势的影响。然而，那里也在考虑削减开支计划。因此，德国广播联盟（ARD）的负责人应在 2026 年底前审查其乐团的编制，并评估经济潜力。不过施万特表示，目前 1100 名音乐家和 300 名歌手的薪资保持稳定，且比剧院乐团的同事高出 15 至 20 Prozent。但由于广播机构没有单独列出薪资，这些仅为趋势性陈述。

施万特表示，这些薪资增长对艺术家自身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裁员或规模缩减的情况，但施万特说：“为了节省成本，空缺岗位通常暂时不予填补。”此外，虽然固定岗位得以保留，但客座演员等自由艺术家的岗位却被取消了。Unisono 同样看到了自由职业者面临的困难。例如，个体自由职业者在面对雇主时缺乏议价能力。因此，该工会正致力于推动最低酬金制度，并希望将其与集体薪资协议的发展水平挂钩。

增长最明显的是在小型剧院中支付给演员、芭蕾舞演员或独唱歌手的最低出场费。这些费用参考最低工资的增长率，因此从 2022 年的 2000 欧元增长到目前的 3095 欧元。施万特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增幅”，这将严重打击小型剧院。他解释道：“尤其是在 11 月支付 13. 个月薪水时，这些剧院将再次陷入困境。”

但最终，当前的削减压力和预算缩减将由自由职业者承担。这种情况对生存的影响程度可以通过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Künstlersozialkasse）参保人数的下降可见一斑：近年来，参保人数减少了近 10.000 人。施万特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工会的压力或公务员制度的保护，他们必须独自承受经济形势恶劣的后果。

姓名与新闻

针对克林拜尔气候基金计划的抗议信

工业界与自然保护主义者担忧气候保护受到影响。作者：马库斯·特罗尔 (Marcus Theurer)

这是一个由工业界和环保人士组成的异常的气候保护联盟：成员包括化学工业协会 (VCI)、钢铁经济协会以及铸造、建材和水泥工业协会等。另一方面，气候保护联盟以及诸如德国自然保护联盟 (NABU)、德国自然保护环联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等环保组织也加入了其中。

将这些背景迥异的成员聚集在一起的，是对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一项预算政策手段的不满。为了填补 2027 年联邦预算的缺口，这位社民党 (SPD) 政治家计划将 27 亿欧元从国家气候与转型基金 (KTF) 转移到核心预算中。

工业代表和自然保护主义者均认为这打破了禁忌，危及了工业领域的气候保护投资。在给政府和联邦议院各党团预算政策制定者的共同抗议信中，他们要求不要将这数十亿欧元转移到预算中。这笔资金必须留在 KTF 中并用于气候保护。本报 (F.A.S.) 独家获得了该信函。

信中写道：“我们强烈要求联邦政府放弃这一计划。”为了支持向气候中和工业基地的巨额投资，通过对气候有害排放定价而获得的国家收入，必须全部返还给受二氧化碳 (CO₂) 价格影响的工业企业和能源行业。该呼吁共有 16 方签署，他们要求联邦预算状况的必要改善不得以牺牲气候保护投资为代价。

气候保护基金是以目前的形式在 2022 年创建的。它属于所谓的专项资产，其支出原则上是专款专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其目的是帮助德国实现气候中和。

该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储备金以及欧洲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和德国交通及供暖部门二氧化碳定价的收入。今年计划支出 370 亿欧元。这笔资金被用于资助购买电动汽车和电热泵等，相关制造商也从中获益。然而，2025 年仅调用了计划支出的一部分。因此，该基金近期并未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

尽管如此，慕尼黑化学巨头瓦克 (Wacker) 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哈特尔 (Christian Hartel) 在接受 F.A.S. 采访时表示，克林拜尔计划将 KTF 的数十亿欧元转移到常规预算中，这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工业界必须能够信赖，二氧化碳定价带来的国家收入会回流到工业界和家庭中。这位化学品制造商批评道：“如果排放交易的资金未来也被用于其他目的，那么工业转型融资在长期内是否依然可靠，将会产生不确定性。”

下萨克森州钢铁巨头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的首席执行官古纳尔·格罗布勒 (Gunnar Groebler) 同样警告称：“排放交易的收益必须用于支持脱碳投资和降低能源价格，而不是用来填补预算漏洞。”

仅在私人生活中践行气候友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照片 dpa

Booking.com 陷入争议：消费者保护组织提起诉讼

无论是商务旅行还是家庭度假，寻找合适住宿的人经常会使用预订平台 Booking.com。然而，仅凭住宿列表往往很难判断酒店是否靠近海滩，或者距离主要景点的中心位置如何。因此，该平台提供地图视图，以便用户能获得更好的概览。

但问题在于：这张地图通常不会直接显示所有住宿，而仅显示部分精选结果。用户通常在进一步放大地图后才会发现，例如在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或巴黎埃菲尔铁塔周围，实际存在的住宿数量比初看时要多。消费者保护组织联邦协会（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的克里斯汀·霍佩（Kerstin Hoppe）指出，在一次测试中，两名不同的用户最初在地图上看到的住宿结果截然不同。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住宿是根据什么标准显示的。”因此，该组织对该预订平台提起诉讼，要求 Booking.com 提高透明度。

布拉格的一家酒店 照片：Picture Alliance

该公司在回应《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的询问时，未对消费者保护者的批评发表评论。Booking.com 总部位于荷兰，自称为全球领先的旅游公司之一。该平台上有约 28 百万家登记的住宿。

对于不满意地图初始建议的用户，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设置：将排序方式从“最佳匹配”更改为按价格或评分排序。然而，消费者保护者所批评的问题依然存在：即便如此，系统也不会立即显示所有可预订的住宿。 sahu.

这个男人能让大众汽车成为电池冠军吗？

大众汽车正在筹备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削减开支计划——与此同时，却在新的电池工厂中投入数十亿欧元。弗兰克·布洛梅（Frank Blome）是欧洲汽车工业这项最大胆项目背后的核心人物。

作者：马库斯·特罗尔（Marcus Theurer）

电气工程师弗兰克·布洛梅，57, 岁，自 2022 年起担任大众汽车电池电芯制造商 Powerco 的负责人。 照片：卢卡斯·博伊姆（Lucas Bäuml）

8月底的一个周六早晨，在位于下萨克森州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的大众汽车全新电池电芯工厂内。弗兰克·布洛梅在员工队伍的陪同下，穿行在他这项耗资数十亿欧元的项目之中。他指向厂房天花板。在那里，在长达数百米的厂房内，视线所及之处尽是交错的亮红色管道。布洛梅解释说，所有涂成红色的部分都用于防火。

大众汽车这位经理并不认为这很棒。他表示，为了满足德国的法规，汽车巨头在这里必须安装的防火技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工厂拥有。在布洛梅看来，这完全过度了。他几乎有些腼腆地补充道，人们应该被允许对此提出质疑。但听起来，他并不真正期待会有很多改变。

这就是在德国建工厂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大众汽车竟然在下萨克森州的平原上斥资20亿欧元兴建其首座自有电池电芯工厂——在当前环境下，这几乎显得不真实。因为除此之外，这家欧洲最大的汽车巨头在这个夏天再次以削减开支、缩减规模和关闭工厂占据头条。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卢梅（Oliver Blume）正在筹备大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成本削减计划。100.000 个工作岗位和四家德国汽车工厂面临危机。但与此同时，弗兰克·布洛梅及其团队在这个夏天在萨尔茨吉特加班工作周六特勤，以推动大众全新的高科技电池电芯工厂投入运行。

看来在德国这个工业衰退之地上，依然有些动作。更有甚者：大众在下萨克森州建设这座巨大的新工厂几乎没有依赖政府补贴。而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Intel）在相邻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曾被承诺获得数十亿欧元的援助以建设一座新的半导体工厂，但最终该工厂并未建成。相比之下，弗兰克·布洛梅的工厂几乎在没有国家援助的情况下建成。

在经历了一个低产量初步阶段后，现在将启动大规模生产。布洛梅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采访时宣布：“从9月中旬起，我们希望在萨尔茨吉特实现每周七天、全天候生产。”他的使命是德国工业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作为电气工程师及大众电力存储部门 Powerco 的负责人，他必须在短短几年内，弥补亚洲制造商在电动汽车高效电力存储器的研发和量产方面所拥有的近二十年的领先优势。

布洛梅表示，追赶只是第一阶段。他的目标是从中长期将处于落后地位的大众打造成为电池技术的领导者。这位大众经理干脆地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他认为德国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工业基地，但拥有训练有素、能力出众的专业人才。“我们不能说处于中游就足够了。我们必须开发出比市场上现有产品更好的产品。”对于电池技术新兵大众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宣言。而其内容与布洛梅的说话方式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比。这位经理说话平静、单调、没有感情，有时与其说是在说话，不如说是在喃喃自语。

大众汽车在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生产的电池单元是毫不起眼的方形金属小盒，长度约相当于一只男鞋。内部则像是一种电化学“千层饼”：由正极和负极片组成的数十层薄片，中间夹着隔膜层和电解液。要以恒定的质量和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大规模生产这种电动汽车电能存储装置，是一门极高深的艺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欧洲企业能够实现这一点。

在电动出行时代，电能存储装置的重要性就如同在旧汽车世界中的内燃机一样。问题在于：近四分之三的电池单元来自中国的宁德时代（CATL）、比亚迪（BYD）和中创新航（CALB）等制造商，其余则来自韩国和日本。欧洲工业在汽车制造这一最重要的未来技术领域已经失去了竞争力。

大众汽车希望改变这一现状。由布洛梅（Blome）领导的子公司 Powerco 从长远来看将满足大众汽车近一半的电池需求。为此，布洛梅正在建设三座大型电池单元工厂：第一座位于萨尔茨吉特的工厂已经完工，第二座规模更大的工厂位于西班牙巴伦西亚，而第三座潜在规模更大的工厂则在加拿大圣托马斯（St. Thomas）建设中。大众汽车在电池市场的追赶战中投入了近100亿欧元。没有其他西方汽车集团敢于投入如此之高。

布洛梅今年57岁，其整个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电动汽车研究。早在90年代初大学期间，他就为了毕业论文将一辆汽车改装为电力驱动。后来，他在大陆集团（Continental）开发混合动力驱动系统，并为梅赛德斯（Mercedes）和化学巨头赢创（Evonik）建立了电池单元制造商 Li-Tec，直到该工厂在十年前关闭。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望。2018年，他加入了大众汽车。

在 Powerco，布洛梅承担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于母公司大众汽车正处于危机之中，成功的压力巨大。他承担不起昂贵的失败。布洛梅在位于汉诺威的 Powerco 总部以及位于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巨型工地之间奔波。如果进展顺利，他一个月能有一个自由的周末。他讲述道，有时在深夜工作结束后，他会在黑暗中散步，以缓解肾上腺素的压力。

西班牙工厂的建设目前进展不顺，在生产过程中的电池单元干燥关键设备方面存在问题。但布洛梅坚持时间表：该工厂计划在明年年底前投入运行。届时，那里也将开始漫长的产能爬坡过程。“到2029年，我们希望在西班牙的生产成本能与亚洲制造商在欧洲基地的成本相当，”他宣布道。这同样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承诺。

布洛梅及其团队仍需证明大众汽车能够大规模生产具有竞争力的电能存储装置。如果失败，欧洲对于拥有自主电池单元工业的希望恐怕将彻底破灭。质疑者很多，尤其是自瑞典电池单元希望之星 Northvolt 在2025年遭遇数十亿欧元巨额亏损而告终之后。

接下来的几个月对 Powerco 将至关重要。电池制造商必须在萨尔茨吉特掌控好这一对大众而言完全新颖且困难的生产工艺。虽然工厂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开业，但现在正处于将产量提升至大规模生产的阶段——而这正是关键时刻。生产线全长约400米，完全封闭在一个巨大的无尘净化室中。在雪白的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必须穿着全身防护服并佩戴口罩行动。

布洛梅报告称，变革的意愿非常强烈。三年前，当 Powerco 第一步在邻近的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大众发动机工厂招募 100 名志愿者前往中国接受电池培训时，收到了 500 份申请。“有些人甚至在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前往中国待了半年，”弗兰克·布洛梅（Frank Blome）说道。

车间里塞满了来自亚洲的高科技设备。这里的几乎所有设备都来自中国的机械制造商。设备的控制屏幕上闪烁着中文汉字。约 200 名来自亚洲供应商的专家在现场，指导大众员工如何操作设备。

即使是对亚洲制造商而言，一座大型电池电芯工厂的投产也需要数年时间。小批量生产储能电池相对简单，但在大型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则极其困难。Northvolt 在此过程中失败了，而 ACC 和 Verkor 等其他欧洲电池电芯新秀也正与生产工艺作斗争。

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必须迅速降低缺陷电芯的废品率，否则成本将迅速失控。生产过程中出现缺陷的电池电芯无法修复，只能用于回收。

在生产流程的末端，萨尔茨吉特工厂很快将每天产出数万个锂离子电池电芯。每辆电动汽车的电池组需要其中几十个电芯。“我们希望到今年年底在萨尔茨吉特生产至少 100 万个电芯，足以供应 10.000 辆汽车，”Powerco 负责人表示。过程中绝不能出差错。“我们的电池电芯已牢牢纳入客户的生产计划中。我们必须且一定会交付，”布洛梅保证。萨尔茨吉特的储能电池将被用于大众在西班牙生产的新型电动小型车（如 ID Polo）。他说，目前没有 B 计划。如果萨尔茨吉特不能按约定交付，电动汽车的组装数量将会减少。

对于博世（Bosch）、宝马（BMW）和大陆（Continental）等欧洲汽车工业的其他巨头来说，涉足陌生的新型电池电芯技术从一开始就太冒险。而大众经理布洛梅则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完全依赖亚洲电池供应商是一个不可承受的商业风险。他担心：如果欧洲工业不开始自行制造电池电芯，那么终有一天，中国人与韩国人将不再向西方汽车制造商供应现代化的储能电池。亚洲人会将最好的电池安装在自己的汽车中，而仅向欧洲制造商供应次好的产品。到那时，还有哪个客户愿意为德国汽车支付高价？

布洛梅能够非常有说服力地陈述他的论点，但 Powerco 在大众集团内部的生存空间依然在缩小。这个深陷危机的集团未来是否还能负担得起这项耗资数十亿欧元的电池攻势？资金已经遭到削减，最初计划的 200 亿欧元投资目前已缩减了一半以上；在萨尔茨吉特，两座巨大的新厂房中暂时只有一座安装了机器。

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强大的大众所有者家族——保时捷（Porsche）和皮耶希（Piech）的代表对 Powerco 持怀疑态度。监事会的一名成员抱怨道，毕竟公司也没有自己的炼油厂。相关人士表示：“人们担心会出现第二个 Cariad 式的惨败。”Cariad 是大众多年来一直深陷问题的中央软件部门，其弊端已让这家汽车制造商损失了数十亿欧元。

一种解决方案是为 Powerco 引入外部投资者，以减轻集团的财务压力。大众汽车多年来一直表示，从长远来看正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但现在，随着这家汽车巨头以及整个欧洲汽车行业的危机再次加剧，压力正在增加。一个考虑方案是：大众在电池业务方面的中国合作伙伴国轩高科（Gotion High-Tech）可以持有西班牙新工厂的少数股权。布洛梅对此未予置评。

集团内部人士谈到了一个困境。一方面，大众希望越快越好地为 Powerco 赢得一名外部共同投资者。另一方面，目前可能很难为这家电池公司的股份获得一个理想的价格。在 Northvolt 破产之后，投资者的不信任感过于严重。

因此，现在的关键在于弗兰克·布洛梅：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证明，他在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的工厂确实像他承诺的那样运行良好。布洛梅用他那低沉且不带感情的语调说，这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但另一方面，他其实很适应这种状态：“我不是那种喜欢走简单道路的人。”

三星员工 在韩国 照片 Getty

想要理解人类的技术进步，并不一定非要前往美国的硅谷。访问一座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城市也能提供启示：台湾西北部的新竹。在当地一家企业的访客中心，游客可以惊叹于数十年间芯片的发展。这些微小的组件，有的仅有指尖大小，却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中。没有它们，我们的计算机、智能手机和游戏机将无法运行。向外行解释时，人们会说它们是设备的大脑。尽管新竹这座城市知名度不高，但这家设有访客中心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名：台积电（TSMC）。

该公司成立于 1987 年，如今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厂，在人工智能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从中获益的不不仅是公司本身，还有其股东。在过去的五年里，其股价上涨了约 300%。在台湾与人们交谈时，你遇到的要么是自己投资并致富的人，要么是为错失这次机会而懊恼的人。

但即使在德国，投资者也在从强劲的股价上涨中获益，而且他们可能对此毫不知情。原因是一种受欢迎的投资产品：专门追踪新兴市场（台湾也包含在内）股市发展的 ETF。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台积电目前已成为最大的单一持仓。一年之内，该指数上涨了 35%。到目前为止，情况令人欣喜。

然而，这一发展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新兴市场 ETF 之所以深受投资者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视为 MSCI 世界指数（MSCI World）的制衡力量，而后者同样是许多人的持仓重点。与名称所暗示的不同， 世界指数目前有三分之二由美国公司组成。该指数中的权重股包括芯片公司英伟达（Nvidia）、在线零售商亚马逊（Amazon）、软件公司微软（Microsoft）以及 iPhone 制造商苹果（Apple）。正是这些股票从围绕人工智能的狂热中获益，从而推动了该指数的价值增长。例如，英伟达最近因一年内营收和利润翻倍而成为头条新闻。因此，从地理分布上看， 世界指数与新兴市场指数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在一个方面，两者的相似程度可能超过了许多投资者的预期：不仅是 世界指数，新兴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人工智能输液”，而且后者的依赖程度甚至比这款全球投资产品更高。

新兴市场指数涵盖了约 1200 家公司，并根据其市值进行加权。这意味着规模最大的公司拥有最高的权重。这些公司来自 24 个新兴国家，其中包括巴西、智利、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分析机构 Envestor 的 ETF 专家阿里·马萨尔瓦（Ali Masarwah）表示：“以前人们提到新兴市场，首先想到的是对原材料和能源的投资。这种观念在公众意识中依然根深蒂固，但事实已不再如此。”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该指数的重心日益向亚洲转移。曾有一段时间，中国的权重最高，这也给该指数带来了很多批评。因为那里的许多公司与政府关系密切，投资者因此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反复无常。

随着半导体股票的强劲上涨，其他国家现在正逐渐取代中国的地位。来自台湾和韩国的公司目前在指数中合计占据了近一半的份额。这两个国家都是高度现代化且经济成功的国家。指数提供商 仍将它们归类为新兴市场，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本市场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准入程度仍然不如

MSCI 的误区

许多投资者押注于新兴市场指数 MSCI Emerging Markets。他们希望以此逃离美国科技股。但这却让他们陷入了另一个困境。

作者：萨拉·胡默（Sarah Huemer）

……在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竞争对手富时罗素（FTSE Russell）甚至已经将韩国列为发达国家，因此将其从新兴市场指数中剔除。但这并非一个能让投资者减少对人工智能（AI）公司依赖的真正替代方案：如果剔除韩国，台湾的重要性将变得更高。

审视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的具体持仓可见：

新兴市场指数对比

仅台积电（TSMC）的占比就达到 15%，紧随其后的是电子企业三星（Samsung）和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SK Hynix），两者均为韩国公司。三者合计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在此，将其与 世界指数（ World）进行对比便可见其意义：在后者中，最大的三个权重股——英伟达（Nvidia）、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合计占比仅为 14%。一项简单的粗略计算得出：一旦新兴市场

来源：；彭博（Bloomberg） / F.A.Z. 图表：niro。

ETF 占个人投资组合的比例略高于四分之一，而其余部分为 世界指数，那么台积电将成为整个投资组合中最大的单项持仓。在 100 欧元中，约有 4 欧元投资于这家芯片制造商。这听起来不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投资此类 ETF 的人认为自己的资金分散在数千家公司中，而实际上资产仅取决于极少数公司。因此，专业人士称之为“集中度风险”。这意味着价值走势取决于少数几只股票或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股价的下跌可能会产生沉重影响。投资专家马萨尔瓦（Masarwah）用一句话总结了他对新兴市场指数的评价：“这现在就是一个科技指数。”

甚至基金公司也承认这一风险。贝莱德（Blackrock）表示：“投资者应仔细审视，通过此类指数他们实际上承担了什么样的经济风险概况。”用更简洁的话来说：如果担心股市出现 AI 泡沫，就应该考虑是否真的想持有这些股票。与此同时，资产管理公司继续为其产品辩护也并不令人意外。一个常见的论点是，当前世界正被人工智能席卷，股市只不过是对此的反映。

来自富兰克林邓普顿（Franklin Templeton）基金公司的马库斯·韦耶雷尔（Marcus Weyerer）也认为机会依然存在。他说：“对我来说，新兴市场仍然是 世界指数的有益补充。”虽然价值增长是由 AI 驱动的，但新兴市场在价值链上的切入点与美国不同。例如，台积电为英伟达供货，而英伟达的芯片又被安装在苹果产品中。“因此，投资者可以沿着供应链进行更广泛的布局，”他说。但这同时也表明，亚洲芯片制造商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

正因如此，可能会有一些投资者希望摆脱 AI 风险。如果希望在投资组合中继续持有新兴市场，除了购买整体组合外，也可以将其作为单个 ETF 购买。这样可以更好地控制它们在个人投资组合中的权重。例如，巴西或印度等国家受人工智能驱动的影响较小。然而，这里存在与投资中国类似的批评：政府干预往往难以预见，货币风险亦然，且部分上市企业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因此，许多讨论的焦点在于，新兴市场在个人投资组合中究竟应该占据多大比例。目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经验法则。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份额约为 40%，但在股市中，它们仅占所有股票总价值的约 10% 到 15%。对于投资者而言，另一种选择是减少在新兴市场股票中的持仓，转而投资于其他地区，例如欧洲。例如，投资于 Stoxx Europe 600 股票指数的人，虽然在首位持有另一只芯片股 ASML，但随后的持仓则包括汇丰银行（HSBC）这一银行股、罗氏（Roche）和诺华（Novartis）这两家医疗保健企业，以及壳牌（Shell）这家石油巨头。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新竹市发生的事情对投资者的重要性就明显降低了。

TOPS & FLOPS

来源：彭博社 / F.A.Z. 图表：fego。

英伟达利润翻倍

在人工智能热潮之中，没有哪家公司能像英伟达（Nvidia）这样成功。这家美国计算机芯片制造商在上周继续让投资者保持兴致：该公司在最近一个季度再次创下纪录。从4月初到6月底的营收约为 9600 亿美元——这是去年同期水平的两倍。利润也增加至近 600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股价随之上涨。

+ 比特币突破 80.000 美元

比特币的价格在短短几天内从约 64.000 美元上涨至 80.000 美元以上，涨幅约为 25

百分比。其原因在于美国国债的动荡以及比特币 ETF 的增持。

+ 乐高创纪录

丹麦玩具制造商乐高（Lego）在今年上半年取得了创纪录的业绩。净利润增长 32%，达到

86 亿克朗。尽管如此，乐高也面临困难：高油价导致塑料成本增加。

- DEPOT 关闭门店

零售业正陷入危机，家居装饰连锁店 Depot 也不例外。该公司早在 5 月就已申请破产，部分门店已被关闭。现在，所有的雇佣关系和租赁合同都将被终止。其资产不足以偿还债务。

但所有者克里斯蒂安·格里斯（Christian Gries）并不打算放弃：他希望保留品牌，并重新协商部分租赁合同。

+ 遗产税数额巨大

遗产税和赠与税已升至纪录高点。去年确定的总额累计达 214 亿欧元——比前一年增长了 60,8%。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资产转移。在扣除针对大型公司转移的税收减免后，国库实际获得 154 亿欧元。

- 小费风波

在新型刷卡机上，客户经常会看到醒目的“小费”选项——而“无需小费”的选项往往被隐藏。这虽然令人恼火，但并非什么大事。然而，德国消费者组织联邦协会（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据此要求禁止“操纵性的设计技巧”，这似乎显得有些过分了！

更多天气信息和数据请访问互联网：www.faz.net

小心银行顾问！作者：丹尼斯·克雷默 (Dennis Kremer)

周二在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审理的内容令听众感到震惊。德意志银行的一名前经理承认，在 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他将超过 600.000 欧元的资金从富裕客户的账户转移到了由他自己控制的账户中。他打算用这笔钱来维持自己的私人生活方式。该经理此前负责管理富裕客户，并坦率地承认，银行内部宽松的风险控制为这次诈骗提供了便利。

对于德意志银行及其客户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尴尬且惊悚的事件。尽管银行指出，他们已经“进一步加强了现有的控制机制”，但此次事件除了显而易见的诈骗之外，还让各类银行咨询服务蒙上了阴影。尤其是在面对富裕客户时，顾问们经常受到诱惑，向他们推销复杂但尤其是昂贵的投资方式。其逻辑在于，富裕客户可能不太在意为此多支付几欧元。

然而，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超级富豪身上。那些前往大众银行 (Volksbank) 或储蓄银行 (Sparkasse) 寻求咨询的人，虽然肯定也能遇到称职的员工，但这些员工主要在向客户推销其银行自身提供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往往并非最优选）并将其计入证券账户时才能获得佣金。因此，他们是销售员，而非顾问。虽然有些客户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可能根本不会关注投资，但这不能成为这种片面导向的理由。

想要获得优质咨询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寻找一名独立的收费顾问，这类顾问收取固定的每小时咨询费，且不与任何银行有利益关联；要么通过自我学习获取信息。

[...OMITTED...]

股市上的廉价时尚

这仅仅发生在不到五年前。当时“中国冲击波”袭击的是德国的市中心，而非德国的汽车工厂。Shein，一个来自远东的神秘贸易平台，向美国和欧洲销售了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装满廉价服装的包裹。当时，处于疫情期间的客户们在家里下单，买得停不下来。零售商及其游说团体则在呻吟、抱怨，警告服装质量低劣，并警告这将对市中心景观产生毁灭性影响。

相比之下，Shein 似乎不可撼动，并成长为全球第三大价值的初创公司。在巅峰时期，投资者在 2022 年认为这家公司的价值高达 980 亿美元。作为对比：如果按照这个价值，该集团如今将成为德国 DAX 指数的重量级企业，排名在前十位，领先于 DHL（德国邮政背后的集团，全球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负责运输许多 包裹）。 在巅峰时期超越了全球时尚产业的规模，其估值高于西班牙时尚巨头 Zara 背后的 Inditex。

四年后，这一切已所剩无几。对德国市中心的担忧已被工业区的生存焦虑所取代。经过多年的辩论，美国和欧盟都堵住了 曾从中获益的税收漏洞。从此，低货值的包裹不再能免税进口，这导致近期订单量明显下降。

如果 预计在本周二在香港上市，那么投资者和股东们如果能让公司达到曾经估值的四分之一，就应该感到庆幸了。具体而言，其估值区间在近 26 270 亿美元之间。作为对比：Zara 集团 Inditex 自 2022 年以来价值增长了两倍，如今估值超过 2000 亿美元，是 的八倍多。即便是在价值 310 亿美元的 H&M 之后， 也已落后。 在招股说明书中将自己描述为全球第三大服装公司，市场份额为 1,9%。排在其前面的是体育用品巨头耐克（Nike），份额为 3%，以及 Inditex，份额为 2,5%。

目前看来， 似乎无法在排名中进一步前移。两年前，其营收较前一年增长了五分之一，去年增长率降至近 8%，达到 420 亿美元。而在前三个月，增长率仅为 1%。营业利润率，即核心业务的收益率，仅为可怜的 2,9%，比去年同期低了一个百分点。相比之下，Inditex 的利润率超过 20%。因此，西方成熟的集团暂时成功抵御了来自远东的进攻。 证明了自己只是一个“虚假巨头”（Scheinriese）。

的问题与其商业模式关系不大。为此存在合理的经济解释。德国零售商抱怨廉价竞争，但即便在高端——

中国时尚集团 将于下周上市。竞争对手曾一度在该公司面前战战兢兢，而现在政治因素却成了它的阻碍。

作者：古斯塔夫·泰勒（Gustav Theile）

——奢侈品领域，如今大部分产品仍来自中国的工厂。西方集团拥有高薪的采购员，他们通常驻在香港。这些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机构和中间商维持关系，由后者寻找并监督工厂。这一流程经过数十年的验证，非常成熟。但这导致欧洲和美国的客户为同样的产品支付比中国人多得多的费用。因此，这一模式已经成熟到可以被颠覆。

[...OMITTED...]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能够将采购方的质量保证数字化。相反，通过 Shein 或 Temu 等平台进行的匿名竞争，导致低端生产商占据上风，而那些同样位于中国、生产更高质量商品的生产商则未能获益。Shein 采取的策略是先以小批量测试新产品，随后对成功产品进行大批量订购，从而迎合短期趋势。该集团计划通过上市筹集的约 17 亿美金，其中五分之四将投入到技术、品牌建设和全球布局中。

的问题在于，虽然其时尚速度极快，但其上市进程却不然——而且该集团在此期间的地缘政治策略也遭遇了失败。依托中国供应链和西方客户的商业模式，不可避免地使该公司处于两难境地。起初，该集团试图采取更靠近西方的定位。 在 2019 年迁至新加坡，像许多中国企业一样将自己塑造为国际集团，并寻求进入西方资本市场。

然而，其在 2023 年尝试在纽约以及 2024 年尝试在伦敦以更高估值上市的努力，却在棉花问题上受挫。据新华社报道，中国近 93% 的棉花产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尽管北京方面坚决否认，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当地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受到严重压迫，数以万计的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中。在 计划上市的两年前，美国通过了一项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该法案基本上禁止从新疆进口商品进入美国。这场与华盛顿的冲突封死了其在纽约上市的道路。

一个在佛罗伦萨举行的音乐节， 由 赞助 照片 / Getty

在伦敦上市的文件中， 将该法案列为一项风险，这在提交上市申请的详细文件中十分常见。但据媒体报道，北京当局并未批准该表述。

现在选择香港意味着在地缘政治定位上更靠近供应链，即更靠近中国。创始人 Sky Yangtian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露面中明确了这一重新定位。此前他多年未公开露面，随后他在中国南部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强调 的“根在广东”，并将继续在当地投资。

这种重新定位也体现在客户群体上。2023 年，美国市场仍占业务的近 30%，而今年前三个月这一比例仅为 22,5%。欧洲市场的份额在 2025 年增长至 35%，但在今年年初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关税政策。上市招股说明书称，目前 在美国的进口关税在 10% 到 87,5% 之间。在欧洲，自 1. 7 月起征收 3 欧元的关税，另一项费用也正在制定中。招股书指出，欧盟的新规可能会产生与美国类似甚至更强的影响。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份额目前已占 45,4%，而 2024. 为 38%。在 2.7 亿客户中，不在欧洲或美国的人数越来越多。通过这种转移， 遵循了中国出口引擎的模式。

关于强迫劳动的持续风险，现在被含糊地描述为 Shein 供应链的“负面宣传”（negative Publicity），这可能会损害其声誉和业务。文中进一步称，已有“大量”此类报道——就好像问题仅在于报道本身，而不在于法律，不在于棉花，更不在于强迫劳动。

那么，这项分析对德国投资者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否应该将 Shein 纳入投资组合？对此可以咨询分析师或理财顾问。或者，也可以听听张女士的建议，她说：最好不要。“以前我对这只股票持乐观态度，但现在不再如此，”她告诉《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张女士虽然不像分析师那样精通金融市场，但她了解市场的另一面。因为她在广州从事服装制造，她的工厂长期为 生产，并且与数千家主要在华南广东省为 工作的小型服装制造商保持沟通。

张女士表示，几年前 的产品价格低廉且效率极高。“那是纯粹的快时尚，结合了中国服装供应链的所有优势。 几乎势不可挡，国际竞争对手毫无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外的规则损害了 。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对 的股票不乐观。”

天气

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萨克森：周六起初通常晴朗干燥，随后云量增多，局部有阵雨。21 至 26 度。西南西风，风力弱至中等，阵风强劲。周日多云，南部大多干燥，其余地区局部有阵雨。21 27 度。西南西风，风力弱至中等。

不来梅、下萨克森、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周六多云，偶有阵雨，随后西部地区雨势较频。21 25 度。西南风，风力中等且清新，阵风强劲。周日多云，时有降雨。20 25 度。西南西风，风力弱至中等，沿海地区风力清新。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黑森、莱茵兰-普法尔茨、萨尔兰：周六多云，日间时有降雨。最高气温 20 24 度。西南风，风力中等，阵风强劲。周日阳光与云层交替，仅有零星阵雨。21 25 度。再次出现中等西南风，伴有强劲阵风。

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周六阳光与云层交替，起初在巴伐利亚北部，随后在巴登-符腾堡有零星阵雨。21 27 度。周日大多晴朗，仅有零星阵雨。22 27 度。两天均为西南西风，风力弱至中等，阵风强劲。

太阳与月亮

特殊天气事件 气象学上的秋分始于 1. September。这是基于气候学原因。为了计算气候平均值，采用完整的月份跨度最为合适。气象学上的秋季包括 9 月、10 月和 11 月。今年的天文秋分始于 23. September。

世界 周末 德国

< / td><>周六< / ><>周日< / >< / tr><><>柏林< / ><>阵雨 25°< / ><>阵雨 27°< / >< / ><><>不来梅< / ><> 23°< / ><> 24°< / >< / ><><>科特布斯< / ><> 26°< / ><> 28°< / >< / ><><>德累斯顿< / ><> 25°< / ><>多云 27°< / >< / ><><>杜塞尔多夫< / ><> 24°< / >< / ><><>埃尔福特< / ><>多云 25°< / ><> 26°< / >< / ><><>埃森< / ><> 23°< / ><> 24°< / >< / ><><>费尔德山< / ><> 14°< / ><> 16°< / >< / ><><>费尔德山 / 图林根< / ><> 20°< / ><> 21°< / >< / ><><>法兰克福 / 美因< / ><> 25°< / ><> 27°< / >< / ><><>弗赖堡< / ><> 26°< / ><> 27°< / >< / ><><>加米施< / ><> 23°< / ><> 25°< / >< / ><><>汉堡< / ><> 22°< / ><> 23°< / >< / ><><>汉诺威< / ><> 24°< / ><> 25°< / >< / ><><>黑尔戈兰岛< / ><> 20°< / >< / table>

<><>< / ><>周六< / ><>周日< / >< / ><><>阿科纳角< / ><> 24°< / >< / ><><>卡塞尔< / ><> 25°< / ><> 26°< / >< / ><><>科隆< / ><> 24°< / ><> 25°< / >< / ><><>叙尔特岛 / 利斯特< / ><> 20°< / ><> 21°< / >< / ><><>马格德堡< / ><> 26°< / ><> 27°< / >< / ><><>曼海姆< / ><> 26°< / ><> 27°< / >< / ><><>慕尼黑< / ><> 25°< / ><> 27°< / >< / ><><>明斯特< / ><> 24°< / ><> 25°< / >< / ><><>纽伦堡< / ><> 25°< / ><> 27°< / >< / ><><>奥伯斯多夫< / ><> 23°< / ><> 25°< / >< / ><><>罗斯托克< / ><> 23°< / ><> 24°< / >< / ><><>萨尔布吕肯< / ><> 24°< / ><> 25°< / >< / ><><>什莱斯维希< / ><> 22°< / ><> 21°< / >< / ><><>斯图加特< / ><> 26°< / ><> 27°< / >< / ><><>楚格峰< / ><> 7°< / ><> 8°< / >< / table>

天气预报

周一，北部地区将出现反复的阵雨和个别雷阵雨。东南部和阿尔卑斯山地区初期也可能有雨。除此之外，天空呈疏云至多云状态，大部分地区保持干燥。下午最高气温在 20 到 27 度之间。吹中等西南风，阵风强劲，在沿海和高山地区部分地区可达大风级别。

趋势至周五

欧洲

<><>< / >< colspan="2">周六< / >< colspan="2">周日< / >< / ><><>阿姆斯特丹< / ><>雨< / ><>22°< / ><>雨< / ><>23°< / >< / ><><>雅典< / ><>晴朗< / ><>33°< / ><>晴朗< / ><>34°< / >< / ><><>巴塞罗那< / ><>晴朗< / ><>30°< / ><>晴朗< / ><>30°< / >< / ><><>贝尔格莱德< / ><>< / ><>36°< / ><>< / ><>35°< / >< / ><><>伯尔尼< / ><>< / ><>25°< / ><>< / ><>27°< / >< / ><><>波尔多< / ><>< / ><>27°< / ><>< / ><>29°< / >< / ><><>博尔扎诺< / ><>晴朗< / ><>32°< / ><>晴朗< / ><>32°< / >< / ><><>布鲁塞尔< / ><>< / ><>22°< / ><>< / ><>23°< / >< / ><><>布达佩斯< / ><>< / ><>30°< / ><>< / ><>31°< / >< / ><><>布加勒斯特< / ><>< / ><>31°< / ><>< / ><>33°< / >< / ><><>都柏林< / ><>雨< / ><>19°< / ><>< / ><>19°< / >< / ><><>法鲁< / ><>阳光< / ><>28°< / ><>阳光< / ><>29°< / >< / ><><>赫尔辛基< / ><>强云< / ><>20°< / ><>< / ><>17°< / >< / ><><>伊斯坦布尔< / ><>< / ><>26°< / ><>< / ><>28°< / >< / ><><>基辅< / ><>< / ><>27°< / ><>阴< / ><>26°< / >< / table>

周末

< / td>< colspan="2">周六< / >< colspan="2">周日< / >< / tr><><>哥本哈根< / >< ="2">阵雨 23°< / >< ="2">阵雨 22°< / >< / ><><>拉斯帕尔马斯< / >< ="2">晴朗 28°< / >< / ><><>里斯本< / >< ="2">晴朗 29°< / >< ="2">晴朗 30°< / >< / ><><>卢布尔雅那< / >< ="2">阵雨 30°< / >< ="2">晴朗 27°< / >< / ><><>洛迦诺< / >< ="2">多云 29°< / >< ="2">阵雨 28°< / >< / ><><>伦敦< / >< ="2">雨 22°< / >< ="2">阵雨 23°< / >< / ><><>马德拉< / >< ="2">多云 26°< / >< ="2">多云 27°< / >< / ><><>马德里< / >< ="2">晴 30°< / >< ="2">晴 33°< / >< / ><><>米兰< / >< ="2">晴 31°< / >< / ><><>马拉加< / >< ="2">晴朗 29°< / >< ="2">晴朗 30°< / >< / ><><>马赛< / >< ="2">多云 30°< / >< ="2">晴 32°< / >< / ><><>莫斯科< / >< ="2">阵雨 20°< / >< ="2">多云 23°< / >< / ><><>那不勒斯< / >< ="2">晴朗 36°< / >< ="2">晴朗 35°< / >< / ><><>尼斯< / >< ="2">晴朗 30°< / >< ="2">晴朗 29°< / >< / ><><>奥斯陆< / >< ="2">阵雨 19°< / >< ="2">雨 20°< / >< / table>

低压区导致中欧西部和北部出现一些阵雨。相比之下，东南部通常天气晴朗且干燥。不列颠群岛将出现强降雨和雷暴。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天气多变。地中海周边地区则阳光充足，气温大多升至 30 度以上。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部分时段也阳光普照，且基本保持干燥。

趋势

弱低压影响导致中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个别地区有雷阵雨。但在许多地区，天气将在较长时间内甚至全天保持干燥。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天气晴朗干燥。西班牙西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 35 度以上。意大利同样阳光充足，气温处于夏季水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天气多变至阴云密布，局部有阵雨。

< / td>< colspan="2">周六< / >< colspan="2">周日< / >< / tr><><>巴勒莫< / ><>晴< / ><>36°< / ><>晴< / ><>34°< / >< / ><><>帕尔马（马略卡岛）< / ><>晴朗< / ><>32°< / ><>晴朗< / ><>32°< / >< / ><><>巴黎< / ><>阵雨< / ><>24°< / ><>阵雨< / ><>25°< / >< / ><><>布拉格< / ><>阵雨< / ><>25°< / ><>多云< / ><>27°< / >< / ><><>雷克雅未克< / ><>多云< / ><>11°< / ><>< / ><>13°< / >< / ><><>里加< / ><>< / ><>23°< / ><>阵雨< / ><>20°< / >< / ><><>罗马< / ><>晴朗< / ><>35°< / ><>晴朗< / ><>34°< / >< / ><><>塞维利亚< / ><>< / ><>36°< / ><>晴< / ><>37°< / >< / ><><>索非亚< / ><>< / ><>30°< / ><>< / ><>31°< / >< / ><><>斯德哥尔摩< / ><>< / ><>23°< / ><>阵雨< / ><>24°< / >< / ><><>圣彼得堡< / ><>< / ><>21°< / ><>阵雨< / ><>22°< / >< / ><><>威尼斯< / ><>晴朗< / ><>31°< / ><>晴< / ><>31°< / >< / ><><>华沙< / ><>阵雨< / ><>22°< / ><>< / ><>26°< / >< / ><><>维也纳< / ><>阵雨< / ><>28°< / ><>晴朗< / ><>30°< / >< / ><><>苏黎世< / ><>< / ><>25°< / ><>阵雨< / ><>24°< / >< / table>

<><>北美洲< / ><>周六< / ><>周日< / ><>周一< / >< / ><><>芝加哥< / ><>阴 26°< / ><>阵雨 31°< / ><>阵雨 32°< / >< / ><><>洛杉矶< / ><> 33°< / ><> 31°< / ><> 29°< / >< / ><><>迈阿密< / ><> 36°< / ><>阵雨 36°< / >< / ><><>蒙特利尔< / ><> 22°< / ><>阵雨 23°< / ><>雨 13°< / >< / ><><>纽约< / ><> 29°< / ><> 31°< / ><>阵雨 33°< / >< / ><><>拉丁美洲< / ><>周六< / ><>周日< / ><>周一< / ><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 20°< / ><>阴 21°< / ><> 20°< / >< / ><><>哈瓦那< / ><>雷阵雨 32°< / ><>阵雨 32°< / >< / ><><>利马< / ><> 23°< / ><>阴 23°< / >< / ><><>墨西哥城< / ><>雨 20°< / ><>阵雨 21°< / >< / ><><>里约热内卢< / ><> 35°< / ><> 33°< / >< / ><><>非洲< / ><>周六< / ><>周日< / ><>周一< / >< / ><><>阿尔及尔< / ><> 32°< / ><> 33°< / >< / ><><>卡萨布兰卡< / ><>晴 27°< / ><>晴朗 28°< / ><> 28°< / >< / ><><>开普敦< / ><>阵雨 18°< / ><> 18°< / ><> 19°< / >< / ><><>内罗比< / ><> 23°< / ><> 20°< / ><>阵雨 20°< / >< / ><><>突尼斯< / ><> 39°< / ><> 40°< / ><>晴 37°< / >< / ><><>中东< / ><>周六< / ><>周日< / ><>周一< / >< / ><><>安塔利亚< / ><>晴朗 37°< / ><>晴 38°< / ><>晴 37°< / >< / ><><>迪拜< / ><> 46°< / ><>晴 47°< / ><>晴 46°< / >< / ><><>利雅得< / ><>晴朗 44°< / ><>

[...OMITTED...]

45°< / td> 晴 45°< / >< / tr> <>德黑兰< / ><>晴朗 37°< / ><>晴 37°< / ><>多云 38°< / >< / ><><>特拉维夫< / ><>多云 33°< / ><>多云 32°< / ><>晴 32°< / >< / ><><>亚洲< / ><>周六< / ><>周日< / ><>周一< / >< / ><><>曼谷< / ><>阴 28°< / ><>雨 28°< / ><>雨 27°< / >< / ><><>香港< / ><>阵雨 30°< / ><>雷阵雨 30°< / >< / ><><>新德里< / ><>晴朗 36°< / ><>多云 35°< / ><>晴朗 35°< / >< / ><><>北京< / ><>多云 32°< / ><>晴 31°< / ><>晴朗 29°< / >< / ><><>东京< / ><>阵雨 28°< / ><>强风 27°< / ><>晴 29°< / >< / table>

<><>澳大利亚 / 大洋洲< / >< colspan="2">周六< / >< colspan="2">周日< / >< colspan="2">周一< / >< / ><><>阿德莱德< / ><>晴< / ><>18°< / ><>晴< / ><>17°< / ><>晴< / ><>17°< / >< / ><><>奥克兰< / ><>雨< / ><>14°< / ><>< / ><>16°< / ><>< / ><>15°< / >< / ><><>基督城< / ><>多云< / ><>15°< / ><>< / ><>17°< / ><>< / ><>15°< / >< / ><><>珀斯< / ><>< / ><>21°< / ><>晴< / ><>26°< / ><>< / ><>22°< / >< / ><><>悉尼< / ><>多云< / ><>19°< / ><>晴< / ><>21°< / ><>晴< / ><>22°< / >< / table> 2

对TÜV昂贵的恐惧

每两年，汽车必须进行一次主检。一些车主愿意花大钱让修理厂代办，但这很少划算。 作者：Dyrk Scherff

每两年，车主们都要面对一个令人不快的时间节点。届时，他们必须将车辆送去进行包括尾气检测在内的主检（Hauptuntersuchung）。或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送去“TÜV”，尽管除了TÜV之外，Dekra、KÜS、GTÜ等许多其他机构同样提供检测服务。尤其是拥有旧款车型的车主们会感到紧张。因为车辆越旧，被检测出缺陷并需要支付高昂费用进行修复的风险就越大。这种风险并不小，根据联邦汽车运输局（Kraftfahrt-Bundesamt）报告，在超过三分之一的检测中发现了缺陷，其中约20%甚至属于严重或危险缺陷。据此，2025年甚至有11,000辆汽车被判定为不安全。

因此，许多车主在思考如何避免麻烦。他们面临选择：是直接将车辆送到TÜV、Dekra等机构检测，若有缺陷再送往修理厂；还是先开车去汽车修理工那里，由其检查缺陷并直接负责办理主检。后者的优点在于客户只需预约一次，且如果修理厂事先检查仔细，客户可以省去复检的费用。

当发现重大缺陷时，就需要进行复检。这些缺陷必须在一个月内消除，且车辆必须再次提交复检。例如，在TÜV Süd，这项费用在20到35欧元之间。如果错过了期限，则必须重新完整地进行一次主检（HU），费用约为100欧元。如果缺陷出在排气系统，复检费用为87欧元，因为必须重新完整地进行一次尾气检测（AU）。

“我们的许多会员都有信任的修理厂。因此，通过自己的常去修理厂办理主检并不罕见。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与那里的员工沟通为了获得检测合格标志而必须进行的各项工作，”德国汽车俱乐部AvD的赫伯特·恩格尔莫尔（Herbert Engelmohr）表示。“对于要执行的工作，应始终索取成本预算，以免对工作范围和产生的费用感到意外。此外，应在主检日期前及时约定时间。”

也就是说，借助修理厂进行检测更便捷。但它可能更贵，因为检测员需要前往修理厂。“我们会多收取一些费用，因为我们需要携带设备且有路程开销，”TÜV Süd的文森佐·卢卡（Vincenzo Lucà）说道。为此，他们与修理厂签署了框架协议。“但我们并非与每家小修理厂都有协议。”这意味着：平时习惯去街角小店的客户，必须转向规模较大的修理厂，维修费用可能会更高。不过，一些小型修理厂也提供代开车前往检测机构的服务，但通常会收取服务费。据Dekra称，其在修理厂进行检测不收取额外费用。

另一个缺点是：部分客户担心修理厂在事前建议他们进行一些维修，而这些维修在检测员看来可能根本还不需要。作为外行，很难判断这些维修的重要性。

阶段性结论是：想要省事且特别节省时间的人，可以让修理厂负责办理车辆年检（HU）。而想要尽可能降低成本的人，则应自行前往。这尤其适用于那些车龄相对较短的汽车车主，因为 TÜV 等检测机构很少会对这类车辆提出批评。为了保险起见，车主可以提前自行进行一些检查，例如检查轮胎胎面深度和前挡风玻璃的状态。相比之下，对于旧车，选择修理厂更为合适。此外还有一种折中方案，即由修理厂先进行初步检查，看看是否有需要修-

德国汽车现状

谁能想到： TÜV 连 模型车也检测。 照片 dpa

重大缺陷 4.747.000

*乘用车、摩托车、卡车、巴士、牵引车、挂车及其他机动车。 / 来源：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 / F.A.Z.图表：swa.

是。但随后客户需自行前往检测站。然而这很昂贵。即使没有进行任何维修，检测费用也可能超过 200 欧元。

2025, 年的主要缺陷，单位：百万；与 2024 年相比的百分比变化

随后到了三月，随之而来的是对汽油价格的愤怒。在此之前，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虽然比其他国家高——

另一种可行方案是由维修厂而非 TÜV 进行尾气检测（AU）——且仅在进行主检（HU）时前往检测站、邀请检测员上门或由客户自行前往。部分汽车经销商有权进行尾气检测。如果他们将此类服务视为增强客户黏性的手段并提供优惠价格，则可以节省不少钱。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指出：“通过比价，理想情况下可以少付约 40 欧元。”相比之下，主检必须由德国 17 家检测机构之一执行。主检最迟必须在——

车轴、车轮、轮胎、悬挂系统 4.782.000 +8,7%

这并非原先的计划。虽然专家们此前一段时间一直建议采用奥地利模式，该模式正是规定了这一 12 点规则。但他们的目的并非为了降低油价，而主要是为了方便驾驶员进行价格比较。此前，加油站每天根据统计会更改 20 到 30 次价格；有些客户到达加油站后发现的价格与之前查询到的不符。

在维修厂进行尾气检测，以确保尾气证明不过期。TÜV 仅在两项检测同时进行时才提供服务。

这种情况德国人很久没见过了：Super E10 汽油的月平均价格为 2,02 欧元 / 升，柴油甚至更贵。这是三月份的情况，联邦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于是决定：从 1. April 起，加油站每天只能在 12 点增加一次汽油价格。现在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该规则反而推高了油价，并随之增加了石油公司的利润。

在决定“是否去维修厂”之后，车主现在还需要选择合适的检测机构。不过，在这方面很难选错。无论前往众多 TÜV 机构之一、Dekra 还是其他供应商，主检的价格几乎完全相同。包含尾气检测在内的检测费用根据联邦州的不同，在 160 到 166 欧元之间。该价格基于所有供应商均需遵守的法定收费标准。2020 年的平均费用仅为 112 欧元。

此外，检测本身在不同检测机构之间也没有严格程度的差异。检测是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的。因此，车主在选择检测员时，更多是考虑谁能更快提供预约时间以及谁离居住地更近。TÜV 和 Dekra 凭借其极大的检测网络在这一点上具有优势。

对于尾气检测则没有统一规定。

无论如何，都应时刻留意下一次车辆年检（HU）的日期，因为逾期可能会付出高昂代价。当年检到期时，车主有一个月的宽限期。此后前两个月内无需缴纳罚款，但在发生事故时，保险保障可能会受到限制。两个月后将产生 15 欧元的罚款，四个月后为 25 欧元。如果年检逾期达到八个月，罚款金额将为 60 欧元，此外还会在弗伦斯堡（Flensburg）记录一个扣分点。此外，年检逾期超过两个月的费用将高出约 20 百分比。

为什么现在的汽油价格如此之高

车辆年检（HU）的到期时间记录在车辆登记证以及贴在车牌上的标志贴纸上。贴纸中心是下次年检的年份，上方中间的数字表示月份。贴纸的颜色也代表年份。今年的年检贴纸为蓝色。一些检测机构提供电子邮件提醒服务，以确保在实际检测开始前不会因年检问题产生压力。

欧洲国家，但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国家——矿产石油公司从中获利相对较少。然而，在伊朗战争爆发后，德国的油价上涨速度比其他地方更快。柴油的价格变得尤为昂贵，因为突然之间不仅原油价格上涨，而且缺乏将原油加工成柴油的炼油能力。

随着不满情绪增加，联邦政府引入了“12点规则”、一项限时加油折扣，并赋予卡特尔局额外的权力以监控价格形成——不过在德国的法律体系中，这些调查耗时非常长。而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是“12点规则”。如今，研究人员认为正是这项规则导致汽油价格在形势好转时依然维持在高位。

据多个经济学家团队测算，仅这项新规则就导致每升油价上涨了6到8欧分。上周，德国联邦银行内部公布了一项研究，详细探讨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1. 初步结果：在3月初第一次价格上涨后，石油公司的利润率逐渐缩小。例如，E10汽油的价格加价在四周内下降了4欧分。联邦银行的经济学家卡蒂克·阿南德（Kartik Anand）和马丁·格茨（Martin Götz）在对比时，并非将零售价与原油价格对比，而是与精炼产品的批发价对比——在炼油能力短缺的时期，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由于汽油销售商很清楚他们当天晚些时候只能降低价格，因此他们将中午的价格跳涨幅度设定得相对较高——毕竟，如果他们的涨幅高于竞争对手，他们总能做出反应；但如果低于对方，则无能为力。当销售商看到其他加油站也大幅提高价格时，他们意识到：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4月1日“12点规则”实施后，利润率进一步攀升，比3月初的水平高出近8%。从这个新水平开始，价格几乎没有回落。

经济学家表示，在如今由计算机自动定价的时代，这一切变得尤为关键——在奥地利引入该规则时，技术尚未发展到这种程度。

联邦政府本想将燃油价格控制住，结果现在价格反而比之前更高。

作者：帕特里克·贝尔瑙（Patrick Bernau）

如今，价格跳涨的情况确实比以前少。在晚上18点到次日中午12点之间加油的人，几乎感觉不到价格差异。加油站基本遵守该规则。据SWR报道，7月份在错误时间点发生价格上涨的情况甚至不足0.5%。但这依然涉及5500起案例——各联邦州在处理罚款程序时力不从心，许多地区的违规行为未受到处罚，法律并未得到真正落实。

然而，如今的汽油价格仍高于3月。这不仅是因为伊朗冲突。利润率仅在缓慢回落。在欧洲对比中，德国的税前利润仍然相对较高——这可能恰恰是因为联邦政府试图打击每日的价格波动。

即使是下雨也能让人心情愉快。 照片 Lando Hass

据说，股市预测唯一的价值在于让预言家看起来很专业。另一种同样遭到如此轻视的预测是天气预报。如果将天气预报与股市预测结合起来，情况会变得多么糟糕？如果这样做，你会发现一些研究表明，天气会对股市价格产生影响。真的存在对天气敏感的股市吗？

一个假设是，人们在天气好时心情更好，进而对未来前景的评估更加乐观。从进化论来看，这是合理的：当环境舒适、食物充足且没有危险时，人会感到愉悦。但根据一种理论，随后会出现所谓的“归因错误”：人们误将良好的心情归结为更好的未来前景——认为心情愉快的原因不是天气，而是所谓的灿烂未来。这种情绪机制导致了更多的乐观主义和更高的风险承担意愿，从而理所当然地增加了在股市（交易的是未来）的购买欲望。如果这个观点正确，那么在阴沉、灰色、昏暗的日子里，股价应该下跌，而阳光明媚的日子则会推动股价上涨。

从经验上看，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一项最著名的研究调查了26个国际股市在1982年至1997年期间每日股价与阳光照射之间的关系：云层越厚，股价越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以及澳大利亚股市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风力、降水和地磁风暴同样在股市中留下了痕迹。此外，许多研究表明，随着温度升高，收益率会下降。一种解释是：高温使人变得冷漠，交易行为减少。相反，较低的温度会促进更具攻击性的行为、更高的风险偏好以及更多的股票购买。投资者在阴暗时期的风险厌恶程度似乎也更高。

如果“阳光诱导股价高涨”的观点成立，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五个股票市场中，股价都与季节相关——冬季日照时间较短导致情绪低落，从而导致股价低迷。研究人员将股市中部分此类季节性差异归因于季节性引起的情绪波动，这与冬季日照时长减少有关。在纬度较高的市场中，这种效应更为明显，而在南半球，该效应则根据季节相位偏移六个月。

那么，天气决定了股价吗？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许多交易员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且经常接触不到自然光。而且，并非所有股市的买家都在现场。例如，一名在洛杉矶的投资者

如果一名身在洛杉矶的投资者将订单发送至纽约证券交易所，那么决定其购买意愿的应该是洛杉矶的天气，而非纽约的天气。如果天气效应确实可以归因于投资者的情绪，那么这种效应应该体现在投资者所在地，而不仅仅是交易所所在地。但事实并非如此：一项针对美国五个大城市个人投资者交易决策的研究发现，在晴天或阴天购买或出售股票的倾向几乎没有区别。这反驳了这样一种简单的观点，即当地天气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其购买决策。

天气与股票市场之间关键的传导渠道可能根本不是投资者本身，而是直接处于交易场所的参与者：即所谓的做市商（Market Maker）。他们提供买入和卖出价格，确保投资者能够找到买家或卖家。做市商的作用类似于减震器：他们吸收买入和卖出的波动浪潮，防止这些波动导致股价剧烈波动。

由此产生了一种看待天气效应的不同视角：如果做市商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在设定买卖价格时更加谨慎，或者活跃度降低，那么就缺少了这种“减震器”，结果就是股价波动加剧。这随后可能会对股价的高低产生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天气确实对股价波动有影响，但方向尚不明确：一些研究发现，云层增多和日照减少会导致股价波动减小，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云层增多伴随着更高的股价波动。天气如何影响做市商——是通过情绪和风险承受能力的直接影响，还是通过其他方面（例如在好天气时人们去湖边游泳而导致他们缺席）——同样不清楚。人们只能推测。但如果天气效应是通过做市商起作用的，这意味着在采用去中心化交易系统、做市商不扮演重要角色的交易所中，这种效应的相关性会较低。

因此，在存在如此多矛盾之处的情况下，出现一些否认天气对收益或股价波动有影响的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如何，德国股票市场似乎对天气并不敏感：一项研究发现，在2003年至2017年期间，云量、湿度、降水量、温度和风速对Dax、M-Dax、S-Dax和Tec-Dax的收益、交易量和波动率没有系统性影响。只有气压有可能对德国股票市场产生影响。

韩国提供了关于天气效应缺失的另一种解释：在那里的金融危机1997年之后，天气效应消失了，研究人员将其解读为当地股票市场变得更加高效。因为如果投资者意识到股价随天气波动，就可以据此制定投资策略：在阳光明媚、所有人心情愉悦地买入时卖出；在天气糟糕、所有人心情阴郁地卖出时买入。如果有足够多的市场参与者这样做，天气效应就应该消失。事实上，较早的研究更容易发现天气效应，而较近的研究则质疑这些发现的稳健性和经济意义，或者仅发现微弱的天气效应。因此，交易所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会了将天气效应转化为交易策略——从而使其消失。

天气直接影响投资行为这一观点，其经验依据并不稳固。批评者指出，那些发现天气效应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尤其是缺乏一个成熟且一致的理论。这一点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另一个想法来体现：如果天气能影响股市，那么月亮为什么不能？事实上，确实有研究认为月相周期会对股票收益产生影响。无需成为极端的怀疑论者，人们也会对此产生质疑。而那些依然相信这一点的人，应该在新月时买入，在满月时卖出。

购买房产

带2套公寓的住宅 位于波罗的海吕贝克-特拉弗明德（Lübeck-Travemünde）的住宅，居住及实用面积 358 m²，占地 597 qm。5 间房，2 个车库，4 个地下室房间，2 个停车位。集中供暖，光纤接入，壁炉，绝缘与维护状态极佳，提供能源证明。建筑年份 2006 … 1.495.000 €。 ID: H32XVF immobilienmarkt.faz.net

带农舍的建筑用地 位于阿尔高地区松特霍芬（Sonthofen im Allgäu）的地块，面积约 830 m²，含一座需维修的农舍。拥有最多 8 套住宅的建筑权，可进行翻修或新建，无文物保护限制。 ID: H33GS7 immobilienmarkt.faz.net 017631796367, info@planbar-oa.de

位于拉克鲁瓦瓦尔梅尔（La Croix Valmer），可俯瞰圣特罗佩湾全景的别墅出售。215,0 m²，2 套独立公寓，居住面积 215 m²，10 间房，带设备厨房，建筑年份 1988, 已翻新。停车位，车库，per 30.09.2026, 900.000 €, 带空调，泳池。详情咨询：gjk46@web.de" 在线 ID: H36LKZ

文物是整体艺术品——其内部装饰与空间体验通常密不可分。管风琴正是这两个特征的结合体：既是艺术化的设计元素，又是听觉体验的统一体。得益于赞助者的积极支持，德国文物保护基金会（Deutsche Stiftung Denkmalschutz）已经资助了德国境内数百台管风琴的维护——从而保护了我们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保护独一无二的遗产。 需要您的帮助！ 捐款账户 IBAN: DE71 500 400 500 400 500 400 BIC: COBA DE FF XXX, 德国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AG) www.denkmalschutz.de

来源：彭博社 (Bloomberg)

插图：卡塔琳娜·霍尔 (Katharina Holl)

这种不安感从何而来？

全球国债利率飙升，新投资者的加入亦是原因之一

作者：丹尼斯·克雷默（Dennis Kremer）和斯特凡·沃尔特（Stefan Walter）

偏偏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在美国金融界，德鲁肯米勒是一位巨星。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 1992 年他与更为著名的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起发起了一场大胆的金融赌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们利用特殊的金融工具和巨额资金，押注当时被认为被高估的英国货币英镑会暴跌。

在此之前，投资者之间普遍认为绝不能与央行对抗，因为最终只会导致损失。英国央行采取了各种支撑性买入措施进行反击，但最终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赢了，赚取了数十亿利润，并将英国推向了货币危机的边缘。当时，一名叫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的年轻同事也参与其中，并在这次行动中崭露头角。

贝森特如今是美国财政部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现在站在了对立面。在过去的几天里，他试图通过一些不寻常的干预措施来稳定美国国债市场。因为该市场的收益率近期显著上升——这意味着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利率才愿意向美国出借资金。这是对唐纳德·特朗普政府计划大规模扩大政府债务的反应。特别是当 3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 2007 年以来的最高值时，贝森特试图通过财政部回购债券来抵消这一趋势。

这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再次登场。他在为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最新评论文章中，对他曾经的战友贝森特写道：“试图用价格对抗基本面的政府总是会失败。”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在认输之前会花掉多少钱。他进一步指出：美国不应站在错误的一边，而应让债券市场自行发声。

对这段直白话语的解读很简单：在德鲁肯米勒看来，财政部的行动损害了人们对美国国债的信心，而美国国债此前一直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投资品种。这一表态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也与如今债券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与几年前截然不同有关。

经济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在他最近的一篇出版物中记录了一些有趣的转变。根据其观察，国债最重要的买家早已不再是中国等外国政府，而是各种类型的私人投资者，在这种语境下也包括对冲基金。对冲基金的特点是试图在价格上涨和下跌中同时获利。因此，他们追求的是利润，正如图兹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恰恰会导致市场行为更加波动。

所谓“波动性”是指：当像德鲁肯米勒（Druckenmiller）这样知名的投资者对美国债券表示怀疑时，这在相关圈子中完全可能引发债券抛售。由于对冲基金通常使用所谓的“杠杆”操作，这种情况的影响更为深远。简单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投资的大量资金实际上是借来的。如果他们因为当前的各种不确定性而决定哪怕只是部分退出国债，那么损失将不仅影响基金本身，还可能波及那些向他们提供资金的机构，例如银行。因此，即便只是轻微的信任危机，其后果也将是巨大的。经济学家图兹（Tooze）因此得出结论：“对冲基金为美国国债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来源。”

相比之下，那些至少在近期内确保了债券市场稳定的参与者正在撤退。一方面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及2020年新冠危机期间，美联储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以稳定金融市场。如今，这家央行正试图减少其持有的国债比例。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长期以来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两国之间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关系：美国购买中国商品的规模之大，以至于必须为此举债；而中国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间接为这种行为提供资金。这种互惠关系对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都过于紧密。因此，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例远低于以往。但这同时也导致全球最重要的证券市场失去了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

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在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百分比） 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百分比）

美国债务规模达到40万亿美元 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持有美国未偿国债的份额（按市值计算，百分比）

来源：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 更多私人投资者押注美国国债 美国国债所有投资者中的占比（百分比） 60

*由于大量对冲基金总部设在开曼群岛，导致该比例较高。 / 来源：Chartbook, Adam Tooze；美国财政部；Barth et al. (2025)

尤其是对冲基金投资增加 美国国债投资额（10亿美元）

税务贴士

继承人如何抵扣丧葬费用

继承人在办理丧葬和政府手续时，可以申报 15,000 欧元的费用。这可能会引发争议。 作者：Stefanie Guerra

处理死亡事件需要花费资金：丧葬费、墓碑费、追思会费用，此外还有证明书和公证的费用。这些费用很快就可能达到数千欧元。立法者考虑到了这一点，并给继承人提供了选择：不想逐项证明每一笔开支的人，可以使用遗产处理费用定额扣除（Erbfallkostenpauschale）。

自去年年初起，该定额金额为 15,000 欧元，可直接抵减应缴纳遗产税的继承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具体个案中是否真的产生了费用并不重要。德国联邦财政法院（BFH）已明确确认：要求提供此类证明将违背该规定旨在简化程序的目的。

符合条件的范围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广。不仅继承人可以扣除该定额，其他纳税人也可以，例如法定份额继承人（Pflichtteilsberechtigte）和遗赠继承人（Vermächtnisnehmer）。因为他们通常在获得继承财产时也会产生费用。然而，该定额在每起继承案件中只能使用一次，而不能由每位继承人分别使用。如果涉及多位纳税继承人，则必须分摊该定额。法律并未规定分摊的标准。可以考虑的方案包括：根据各自继承财产的金额、根据实际承担的费用、按人头分摊，或根据参与者之间的协议进行分配。

德国的遗产税纳税义务并不一定要求所有参与者均为本国居民。例如，如果被继承人居住在国外且遗产位于国外，但继承人居住在德国，则同样存在纳税义务。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有一名继承人在德国负有纳税义务，情况又如何？他是否必须与那些在德国根本不需要缴纳遗产税的人分摊该定额？针对这些问题，德国联邦财政法院（BFH）最近做出了一项有趣的裁决（2026年6月17日判决，II R 25 / 23）。

在该争议案件中，一名居住在德国的女性从她居住在英国的姨妈遗产中获得了一笔遗赠金。被继承人的兄弟（同样居住在英国）成为了继承人。因此，只有该侄女在德国负有纳税义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几乎没有产生实际费用，仅在邮资和公证上花费了约 13 欧元。

税务局完全取消了该定额扣除。财政法院则按比例授予，即根据其继承份额与总遗产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最终，德国联邦财政法院授予了她全额金额。法院认为，如果进行削减，将导致该定额的一部分在未被使用的情况下失效，而法律并未如此规定。即便在民法上存在其他继承人，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因为决定性因素仅在于遗产税法的考量。

法官认为这并不构成过度优待：立法者特意规定该定额是按“每起继承案件”而非“每位继承人”计算的。在该争议案件中，适用的仍是之前的 10,300 欧元金额。

因此，在涉及海外遗产的案件中，如果只有一个人适用德国遗产税，即使其仅获得遗产的一小部分且几乎没有产生个人费用，也可以全额申报该定额。如果税务局仍然削减，可以引用该判决提出异议。而与其他居住在德国的纳税人共同继承财产的人，则必须分摊该定额。

作者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Y）的合伙人及律师。

机会？ 最近，岛上有许多房屋待售，需求陷入停滞。 摄影：Karin Finkenzeller, Imago

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现代与优雅的碰撞”——房产广告如此承诺。这是一个包含共 8 套豪华度假公寓的新建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倾注了极大的细致与对细节的热爱”。效果图显示，绿地之上矗立着一座明亮的平顶建筑，设有底层、一楼、二楼以及顶层公寓，宽敞的露台上，人们正惬意地阅读或饮酒。房子前的停车位上停着一辆保时捷。

《法兰克福汇报》季度刊 (Frankfurter Allgemeine Quarterly) 10 周年

现在周年庆：节省 50%

10 年来始终领先于时代。

以周年庆特惠价订阅一年的《法兰克福汇报》季度刊——我们这部致力于探讨未来议题的、具有前瞻性和胆识的杂志。

实惠：4 期纸质版《法兰克福汇报》季度刊，仅需 28 欧元，原价 56 欧元。

包含：1 年数字版，无需额外付费。

便捷：免费直接配送至家中。

√ 您的礼品：F.A.Z. 特别版纪念杯。

立即在 faz.net / 50faq 获取周年庆优惠

岛上的宿醉

在近乎无穷的需求刺激下， 叙尔特岛上的房屋和公寓 大多是通过贷款建设的。 如今，数百套房产空置。 企业主纷纷破产， 而部分买家 则从中窥见了机会。

由 Karin Finkenzeller 报道

现场的情况却是：住宅区内一座被遗弃的毛坯房。尽管混凝土早已干透，钢支撑柱依然撑在已完工的楼层之间。在原计划建设顶层公寓的地方，支撑杆徒劳地指向天空。这里没有保时捷，取而代之的是几堆显然是匆忙堆放的木板、托盘和加气混凝土砌块。一把撑开的折叠梯，再也没有人攀登其横杆。开发商无法联系。破产法院正试图采取严厉措施，阻止其处置个人资产。

2026年8月，叙尔特岛的温宁斯特德（Wenningstedt）。位于诺曼街 1 号的这座建筑废墟，原计划打造为“现代设计与居住舒适度的完美结合”，并预计在今年内交付入住，如今却成了某种不祥结合的悲剧结局：那些在低利率时期，受叙尔特岛房地产所有权近乎无限的需求刺激，同时通过贷款资助多个项目的开发商，现在必须为企业的生存而担忧。因为贷款利率的上升以及建筑成本的同步上涨，使他们的计划化为泡影。

同样的高昂成本也吓跑了很大一部分潜在买家，而就在不久前，这些人甚至还为了三流房产而排队。此外，数百栋房屋和公寓正挂牌出售，其业主在过去几年中客观上买贵了，现在意识到他们乐观的计算并不成立。根据 Immoscout 24 门户网站的一项分析，自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叙尔特岛的现有房屋供应量增加了五倍多。

“四个抢一套房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来自 Andresen Immobilien 的朱利安·迈耶（Julian Meyer）说道。他本应将诺曼街的豪华公寓作为利润丰厚的度假住所进行营销。最初，面积最小的 56 平方米公寓售价应为近 900.000 欧元，随后挂牌价降低了 100.000 欧元。几年前那种预期价格已无法实现。叙尔特岛的价格已回落到 2017 年或 2018 年的水平。“对于那些以最高价入场而现在想要再次出售的买家来说，情况将变得很困难。”一位同事的措辞更为激烈，称其为“绝对的贪婪”以及“被睾酮驱动、永不知足的开发商”。但由于不愿被点名，他要求匿名。在叙尔特岛，房产经纪人约 50% 的业务来自开发商，此类评论会产生后果。

在岛上开车行驶，就像是在参观 B 级和 C 级地段无人居住的新建建筑。双拼别墅通常

现实： 然而，建筑废墟和 开发商破产已不再 是罕见现象。 照片：Karin Finkenzeller

以及多户住宅，它们要么直接临街，要么与邻近地块建得如此之近，以至于潜在的住户几乎能看到对方咖啡杯里的东西。这与在沙丘和石楠花之间追求的岛屿之梦毫无关系。“在这里，您将成为叙尔特岛人，”在凯图默草地（Keitumer Wiesen）的一座农场旁，数十块“待售”标志中的一块如此欢呼道。当地农民曾想为自己的农场购买这块地，但被开发商出高价抢走了。现在，一个粪堆就紧挨着四套双拼别墅中的两套。

“在叙尔特岛投资，就是投资我们”

位于诺曼街（Normannenstraße）的 N1-Living 建筑工地已经停工一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后，那里是否还会再次动工，还是将面临拆除，目前尚不确定。开发商阿克塞尔·约翰·拜尔（Axel John Beyer）曾是叙尔特岛上的重量级人物。在他破产前的最后一个项目中，他利用人民与赖夫艾森银行（Volks- und Raiffeisenbanken）的众筹投资平台 VR-Crowd 进行了融资。他向投资者承诺每年 8% 的回报，投资者可以购买每份 250 欧元的份额。这是一种高风险的资产投资，投入的资金可能会像在赌场一样损失殆尽。尽管如此，他仍在一段宣传视频中为建设两栋双拼住宅和一栋四单元住宅进行推销，称：“在叙尔特岛投资，就是投资我们。这不仅是情感，更是安全。”

现在，在他的网站顶部，“给我们的客户和商业合作伙伴的信息”栏目下出现了如下提示：“拜尔企业集团正处于重组和结构调整过程中。阿克塞尔·拜尔先生已被管理层撤职，不再拥有指令权。”并非由他本人申请破产，申请是由一名或多名债权人提出的。在破产程序中，立即对前总经理下达普遍禁令（Verfügungsverbot）的情况较为罕见。

叙尔特岛另一位知名开发商安德烈亚斯·卡姆霍尔茨（Andreas Kammholz）早在 2025 年 11 月底就为位于廷努姆（Tinnum）的 Dammwärter 有限公司申请了破产，不久之后又为 Zweite Wohnbau Kammholz 有限公司申请了破产。关于无力偿债和资不抵债的法律程序已于夏季启动。卡姆霍尔茨此前在 2022 年底曾登上头条：在除夕前一天，他非法拆除了位于利斯特（List）拥有 200 年历史的弗里西亚庄园“旧客栈”（Alter Gasthof），以便在原址建设新公寓。

随后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不仅是那些多年来一直反对将岛屿出卖给投机者和游客的当地居民，甚至连企业同行在当时也认为他缺乏“道德指南针和体面感”。

或许，卡姆霍尔茨的行为在无意中给岛屿管理部门的转向提供了最后的推动力，尽管这对他自己造成了损害：目前，针对大量住宅房产被用作度假租赁的高度争议行为，监管已明显加强。为了让手工艺者、物理治疗师、面包师、医生助理和其他服务人员能够全年负担得起在岛上的居住费用，现在必须提供更多用于长期租赁的房产。

建筑监管部门目前正在严厉打击未经批准的客房。此外，监管部门经常根据关于缺乏防火措施的匿名举报采取行动。例如，如果楼梯间显得太窄或缺少第二条逃生通道，就足以成为禁止出租的理由。之前的受益者批评称，这种做法并非解决方案，反而成了叙尔特岛当前复杂局势的“助燃剂”，因为这样并不能为长期租户创造哪怕一平方米的居住空间。

“住房资源有限，但这还取决于个人的表现，”莱昂·布鲁梅（Leon Blume）说道，“你还需要一位愿意尽力争取，并在必要时为员工提供担保的老板。”这位 30 岁的男子去年自己也在寻找住房。他与一名曾在汉堡为斯特芬·亨斯勒（Steffen Henssler）工作十年的伙伴一起，从父亲手中接管了位于兰图姆（Rantum）利（Lee）地区、拥有芦苇屋顶的 Hus 餐厅的租赁权——并在凯图姆（Keitum）以优惠的租金找到了一套 90 平方米的公寓。他与妻子共同居住在此。对于他的八名员工，他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中午，让他们在露台上为客人提供如煎鱼（Pannfisch）等叙尔特岛家常菜，以及如地中海海鲈鱼刺身等更具异域风味的菜肴，他为这些员工提供了员工宿舍，或帮助他们寻找住房。

从煎鱼到海鲈鱼刺身

“幸运的是，‘金雨’式的想法没有占据主导，”布鲁梅的朋友、房产经纪人杰伊-凯文·哈塞（Jay-Kevin Haase）在谈到房地产热潮初步结束时说道。但他认为，并非每个每天从大陆经由兴登堡堤道通勤工作的人，都必然是因为租金高昂而被这里驱逐的。与许多当地人一样，除了长期租赁，短期度假租赁多年来一直是其家庭预算规划中的固定部分。这完全合法。如果仅靠酒店和旅馆，叙尔特岛永远无法成为如此顶级的旅游磁石。在哈塞的祖父母1970年于岛南端建造的一栋可俯瞰瓦登海的房子里，设有两套客房。然而，新建筑的兴起让度假租赁变成了一门巨额生意。

过去那样的情况已经结束了。如果有人依赖租赁收入来融资，但现在不能在除自己度假的时间外，将第二套房以每年80.000或100.000欧元的价格作为度假住所出租，那么他们现在会对这项投资考虑三遍。结果就是：次优地段出现了毁灭性的空置。

相比之下，顶级地段的房屋依然抢手，即使是那些在许多人看来贵得离谱的房子。“任何对超过20 Millionen Euro的房产产生认真兴趣的人，通常都拥有必要的流动资金，”弗兰克·温克尔（Frank Winkel）说道。这位50岁的创始人创办了专门从事护理地产的WI-Immo-Group及其他公司，他正坐在凯图姆（Keitum）的“Widderhof”花园里。三年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并使用最顶级的材料对这座建于1794年的建筑进行了改造。从地下室面积100平方米、配备室内泳池、桑拿房和带有LED星空顶蒸汽浴的水疗区，到起居和用餐区一个由勃艮第石灰岩制成的壁炉，再到上层十间配有精选木地板的房间。他在花园里种了四棵生长良好的欧洲黑松。房子前安装了一个汽车转盘，方便车辆驶出。

2021年市场已被扫空，温克尔回忆道。最终他仅凭一个内部消息才在凯图姆购得了一栋当地典型的船长屋，但很快便决定225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对于家庭永久居所来说太小了。当机会出现，可以买下同一条街道上拥有3000平方米土地、建筑面积600平方米的“Widderhof”时，他果断出手。现在他想将两处房产全部出售。“确实有点心疼，”他承认道，同时抚摸着入口处一面古董木墙（“来自一座法国滑雪小屋”）和厨房里的石灰岩工作台（“1.23 亿年历史”），然后他让巨大的平板电视在推拉墙后消失。但计划已经改变了。

温克尔声称，并不缺乏潜在买家。对于“Widderhof”的兴趣甚至高于那栋仅售价7,5百万欧元的船长屋。“来自瑞士的需求很大，美国人也在关注凯图姆。对他们来说，叙尔特岛就像长岛的汉普顿。”

诱人之处： 拥有自己的房产， 而他人在此度假。 旅游业与房地产市场 相辅相成。 照片：Jens Gyarmaty

这或许也能说服房产经纪人杰伊-凯文·哈塞的父亲，他在岛上的热潮期间曾考虑过出售。不过，对于一栋房龄超过50年的房子，近3百万欧元的要价确实是一个高昂的价格。“我认为他坚持这个价格，否则就不卖，是为了保护自己，”哈塞说，“因为他知道，几乎没有哪里能像这里一样美丽。”他说，这座岛与过去几年被歪曲的形象不同。“我们必须让它恢复原貌。”

茅草屋顶： 在许多人心中， 叙尔特岛上遥不可及的 居住之梦是这样的。 照片：Jens Gyarmaty

深度解析

如果在低利率阶段，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以 1,5 百万欧元买下一块面积约 800 平方米、地段良好但非顶级的土地，并在其上建造 200 平方米的建筑，那么包括所有附加成本在内，其总支出约为 2,4 百万欧元。当时，400.000 欧元的自有资金就足够了。其余部分由银行提供融资——年贷款利息约为 24.000 欧元。得益于利润丰厚的度假租赁收益承诺，此类房产可以轻易以 3,5 百万欧元的价格售出。最终，开发商可获得超过 100 万 欧元的毛利润。在出国旅行困难的新冠疫情期间，价格进一步飙升：每平方米 14.000 欧元成为了当时的底线。叙尔特岛成为了幸运儿们的避风港，也成为了缺乏投资替代方案的资金聚集地。而现在，银行对建筑贷款根据期限的不同，要求

3,8 和 4,4 Prozent 之间的利率——且自有资金比例要求显著提高，达到 30 到 40 Prozent。与此同时，由于通货膨胀以及叙尔特岛上的材料和工匠短缺，建筑成本上涨了 50 Prozent 以上。然而，潜在买家并不愿意承担这些额外成本。

法兰克福汇报精选

法兰克福汇报公民对话

我们的繁荣将走向何方？

巴登-符腾堡州被认为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但即便如此，它仍面临着一个转折点。全球竞争压力、汽车工业的结构性转型、专业人才短缺以及社会凝聚力问题，正考验着这个西南部地区的成功模式。

当全球市场重新洗牌时，一个工业区如何保障其繁荣？政界与商界能共同做些什么——而巴登-符腾堡州的人民自身又必须付出怎样的努力？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强大的社会凝聚力？

我们希望在 2026 年 9 月 23 日于拉文斯堡的宣誓大厅（Schwörsaal）就此展开讨论。

受邀嘉宾包括州长杰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和采埃孚（ZF）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米德赖希（Mathias Miedreich），他们将与《法兰克福汇报》驻巴登-符腾堡州记者吕迪格·索尔特（Rüdiger Soldt）和本杰明·瓦格纳（Benjamin Wagener）进行对话。随后将设有问答环节，并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交流。

新加坡成功的关键隐藏在多巴窑（Toa Payoh）区一座灰色行政综合大楼的三楼。在这里，每天从早上 8 点半到下午 5 点，人们可以参观那些五分之四的新加坡人所居住的示范房。一套 110 平方米的五房公寓根据地段不同，价格为 39 万新加坡元，折合约 26 万欧元。在拥有全球最昂贵房地产市场之一的这个东南亚金融中心，这简直是捡便宜。尤其是由于开发商——建屋发展局（HDB）的存在，在签署合同时，有时甚至不需要投入一分钱自有资金。在世界银行看来，该机构负责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共住房建设”。

在三楼的 HDB 示范房中，有 90 平方米的四房公寓，也有三房和两房的公寓。最小的一套面积为 38 平方米，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内部已配备完整家具。在紧邻入口的白灰色厨房里，放着一本《初学者烹饪指南》（100 个简单食谱）；在米蓝色调的客厅里，挂着一名年轻男子在山峰和埃菲尔铁塔前的照片。如果现在还没意识到这种紧凑型住宅的目标群体是谁，那么浴室里那把孤独的牙刷会给出答案：单身人士。

这种“两房灵活型”（2-room Flexi）公寓几乎容不下两个人。从大门到兼作餐厅的客厅尽头只需走十步，到卧室只需九步。天花板如此之低，以至于为高个子准备的电风扇可能会成为安全隐患。在互联网上，该公寓的买家反映，由于墙壁很薄，人们往往无法避开邻居的谈话声。

没有结婚证就拿不到钥匙

在新加坡，极小的公寓被称作“鞋盒房”，但这个词仅指私人住宅区内的公寓，即那些在楼栋之间设有公共泳池的共管公寓（Condos）。而位于功能主义风格的 HDB（建屋发展局）大楼中的政府两居室则被称为“火柴盒”。平均每套“火柴盒”有八名申请者。今年6月，在距离市中心一小时地铁车程的新加坡北部伍德兰区（Woodlands）提供的 157 套“火柴盒”中，竟然有 19 名单身人士提交了申请。其中一位是平面设计师瑞秋。与所有申请者一样，她在提交申请时已经超过 34 岁。在伍德兰区，瑞秋再次落选，就像之前很多次一样。在运气好并获得一套住房之前，她将继续住在自出生起就居住的地方：在她母亲家。

联合国也将新加坡的 HDB 计划描述为“在拥有公共住房建设的国家中独树一帜”。这些高度补贴的政府公寓销售，使该岛的住房自有率达到了 90%，从而为繁荣和社会凝聚力奠定了基础。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个系统中的一些奇特之处几乎难以察觉。例如，HDB 大楼的一楼几乎总是空置的，用作阴凉的聚集点，以及举办婚礼和葬礼的场所。新加坡的另一个特色是重达数吨的装甲门，在 1997 年以后建的所有公寓中，门后都隐藏着强制要求的防空洞。每一层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位于完全相同的位置。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如果遭到轰炸，一座房子中将只剩下这些避难所。至于 47 层的居民究竟如何从避难所走到地面，这个问题在城市的酒吧和餐厅里足以让最沉闷的聊天氛围变得活跃起来。

走出父母家，步入婚姻

然而，最令人瞩目的是结婚证——购房者最迟必须在交房后三个月内向建屋发展局（HDB）提交。在新加坡，未婚者在很多年里都被排除在这个成功模式之外。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在 25 至 34 岁之间购买首套 HDB 公屋，从而为未来的财富奠定基础。单身人士则不能。只有在丧偶或成为完全孤儿的情况下，单身人士才能购买 HDB 局三楼的单身示范公寓。其他所有人，包括离婚者，都必须等到 35 岁。

这种年龄限制对单身生活意味着什么，可以从新加坡私人房地产市场上一个“鞋盒房”的价格看出：在那里，一套两房公寓的价格在 900,000 至 1.5 百万新加坡元（60万至 100万欧元）之间。

相比之下，由国家建设的两房 HDB 公屋在扣除所有补贴后，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仅需 30,000 新加坡元（20,000 欧元）——仅为私人市场价格的三十分之一。瑞秋（Rachel）说，她很想在二十五岁左右就搬出父母家，但公寓（Condo）的房价太贵了。

这与德国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为家庭购房提供更好补贴条件的做法有所不同：在德国，国家并没有原则性地将单身人士排除在供应之外。香港和日本虽然也有同样优先考虑家庭的国家住房建设，但那是作为穷人的安全网而设计的。而在新加坡，HDB 公屋则是基本保障的一部分。

在寻找这座城市为何不向单身人士提供公屋的原因时，线索指向了瑞秋以前就读的小学。那所学校位于市中心，早已关闭。由于学生人数不足，该校与另一所学校合并，现在成为了一个老年中心。教室现在变成了带有跌倒传感器的无障碍卧室。由于出生率下降，新加坡在二十年间合并了近 50 所学校。

新加坡领导层最恐惧的事情莫过于人口萎缩。在面积上，这个城市国家与汉堡市相当。这里没有原物料或其他自然资源，但有 600万人口，这是该国唯一的资源。政府表示，由于居住空间紧张，在分配廉价的 HDB 公屋时，会优先考虑夫妇和家庭，以鼓励结婚和生育。事实上，如果没有移民，新加坡的人口很快将会萎缩。2025 年，出生率下降至每名女性 0.87 个孩子。而一年前这一数字还为 0.97。该国上一次达到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 2.1 的出生率是在 1976 年。

副总理颜金勇（Gan Kim Yong）在 2 月份警告称，这座岛屿面临着一项“生存挑战”。人口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快可能没有足够的年轻男性来保卫这个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小红点”。不过，出生率并非现在才开始下降，而是早在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当时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并成立了一家国家相亲机构。

在昂贵的新加坡，单身人士通常要到 35 岁才能搬出父母家。备受赞誉的公共住房建设长期以来将未婚者排除在外。

作者：亨德里克·安肯布兰德（Hendrik Ankenbrand）

在敦促人们多生孩子的政治手段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十五年前的一次高校活动中，当时已经87岁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哄笑和掌声中，询问博士生琼·西姆（Joan Sim）的年龄（27

“两房灵活房型”或38平方米全家具配套——这是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向单身人士提供的唯一方案。但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租到这样一套微型公寓。 照片 ddp, Hendrik Ankenbrand (3), Plainpicture

岁）、何时毕业（两年后）、是否结婚（否）以及是否至少有一个男朋友（否）。“我的建议是：请不要浪费时间，”李光耀说道。家庭比“你的博士学位更重要，也更令人满足”。

西姆后来表示，她当时感到“相当震惊”。然而，这种家长式作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新加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报纸《海峡时报》的一篇评论中得到了体现，该文标题为《制造婴儿的不是保姆国家，而是相爱的伴侣》。这听起来像是对新加坡人口政策的批评，但结果却变成了对这座大都市女性的清算，称她们甚至比美国女性更物质，尽管在新加坡有祖父母和保姆提供帮助等便利条件，但她们仍将“加薪和普拉达（Prada）”置于为人母的幸福之上。为了证明新加坡女性在生活规划上多么迷失，评论者竟然举了一个极小的两房HDB公寓为例：在这样一个公寓里，她发现了五个孩子，虽然他们既没有家具也没有玩具，但父母充满了希望。而单身人士认为这座城市对家庭来说太昂贵的论点，实际上只是借口。

三十多岁的瑞秋听到这一说法时撇了撇嘴。财务顾问估算，在新加坡抚养一个孩子直到18.岁，费用在250.000至500.000新加坡元（170.000至340.000欧元）之间：包括尿布、奶粉、医生、托儿所、钢琴课、学校、游泳课、饮食、服装和交通。尤其是补习班耗资巨大。而这仅仅是物质成本。社会学家张幼燕（Teo You Yenn）在四月份出版了一本名为《不安》（Unease）的书，这是一项关于92名新加坡父母生活的长期研究。张幼燕表示，最让她震惊的是，绝大多数母亲和父亲没有任何一项自己的业余爱好，因为在接送孩子上学、补习和体育课的压力之间，他们没有时间留给自己。

极少数人敢于公开表达批评

这种前景令人望而却步，这一点已在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去年，每四个新加坡人中就有一个单身——明显高于五年前。在女性中，这一比例为五分之一。瑞秋表示，在大学期间她从未考虑过结婚；而在之后的恋爱关系中，她简单地认为从未遇到那个让她愿意冒险组建家庭的正确的人。然而，还有一个因素导致寻找伴侣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单身住房规定，为了能搬出家门，必须迅速与男友结婚的压力。“国家要求我们直接跳过独立于家庭的第一阶段，直接进入组建下一个家庭的阶段。”虽然理论上她也可以租房居住，但在每月 2500 到 3500 新加坡元（1700 到 2400 欧元）的租金面前，即使是一个“鞋盒大小”的房间也根本负担不起。

像瑞秋这样表达批评的新加坡单身人士很少公开发声。就像这位在业余时间喜欢阅读和打皮克球的女性一样，那些与《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讨论其母国住房政策的单身人士都不希望使用真名被引用。许多人对购买 HDB（组屋）的年龄限制感到厌烦，但他们也能理解政府的担忧。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谈论歧视。“我们又没流落街头，”一名二十多岁、同样仍与父母同住在一套公寓里的单身人士说道，“我觉得我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

瑞秋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她计算道：在 2020 年疫情年到 2025 年之间，HDB 的转售价格上涨了 55%。虽然目前价格增长已大幅放缓，但她依然觉得不仅是自由被剥夺了。过去几年，新加坡政府不断放宽单身人士购买 HDB 的规定。除了两房新建公寓外，现在 35 岁以上的单身人士也可以购买较大的二手房。但政府在触碰年龄限制这一问题上仍犹豫不决。除了不愿放弃的鼓励家庭目标外，领导层还担心单身人数过多。据称，针对这一群体的住房建设速度根本跟不上，尤其是还需要安置数量日益增加的老年人。

瑞秋说，她认识一些仅仅因为年龄限制而结婚的夫妇。相关部长刚刚在议会宣布，将“审查”HDB 的年龄限制。但瑞秋表示，她去年就听这位部长说过同样的话。

艺术与文化 (FEUILLETON)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正在处理自己的案件。她对此的理由是，此案涉及民主、法治

以及“我们国家的辩论文化”。这位波茨坦的法学专家本应被任命为联邦宪法法院法官，但未能成功。起初 CDU 议会团领导层表示同意，随后 CDU 议会团予以拒绝。对其法律见解产生了政治上的质疑，尤其是关于堕胎的观点。一如既往，公众参与其中，关于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的各种观点在流传。其中许多观点对这位法学家并不公正，但依然占据了主导。政治便是如此。

这是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位法律专家并不打算就此罢手。显而易见，她深受伤害。一方面是针对她个人的公开诋毁，更不用说她电子邮箱里收到的那些信息了；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法律外行者，他们成功地将她的信念当作攻击目标。对于一个几乎就要获得其专业领域最高职位，却因情绪化反应和愚蠢指控而失败的人来说，人们应当承认她感到被不公正对待的情绪。

然而，她现在撰写的这本书《选择与真相》（Wahl und Wahrheit）并非一份情感记录。在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看来，那个未能选出人选的政治进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名法律专家不能因为其“学术观点”而被拒绝担任法官。因此，她决定将此事重新审视。书中详细解释了法官的选举程序，并回顾了自己是如何失败的。她更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而正是这些立场让一些联盟党议员认为她不可被选。她本人认为这一立场在“逻辑思维”上是必然的，因此认为拒绝她就是践踏理智，甚至是对理性的蔑视。在代孕问题上，她的论点与之相似：禁止代孕违反了《基本法》。书中还设有专门章节讨论政党禁令，以及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

我们稍后会回到具体的论点上。但首先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观点是如何被呈现的。布罗修斯-格斯多夫选择了极其坚定的语气，排除了妥协的可能性。从“逻辑思维”来看，妥协就是错误，因为某件事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对于格斯多夫而言，即使在处理棘手案件时，法学也是一门演绎学科，《基本法》是一个一致的整体，能够引导出明确的决定。如果宪法法院做出了分歧的判决，那也是由于时代环境所致。

在阅读她的书时，人们有时会产生疑问：如果基本上可以用一台计算机器来判决，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法官？虽然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坚持认为，宪法文本是“面向未来”且“有呼吸的”，法学并非一门精确学科。但当涉及到像堕胎这样的具体法律问题时，她认为除了自己的解读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解读的可能性。她认为目前的司法实践是矛盾的，因此应当被摒弃。在她参加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在代表其立场的那四十五分钟里，“学术”这个词在电视史上可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这触及了本案的核心。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在其中扮演了多个角色：学者、潜在的法官、公众人物。她用一个独立章节阐述了法学研究与司法审判之间的区别。法官在公开场合表现得较为克制，而教授们则偶尔会出现在脱口秀节目中，将“他们的知识带入社会”。此外，教授们并不等待案件出现，而是自行寻找研究课题。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在最高法院的 选举中失败了。 现在她在一本书中 重新审视 自己的案例。 作者： 菲尔根·考伯

法官在闭门会议中商议，而学者在公开场合讨论。

她几乎没有触及另一个区别。法院判决并非应用科学，因为判决涉及的是具体个案。法学研究的观点会被作为参考，但并不决定判决结果。判决理由是在判决之后撰写的，而非之前；而且那个古老的见解——即如果另一位法官也会做出同样的判决，那么该判决就是正确的——在社会学上是成立的。

此外：宪法法官的任命是一个纯粹的政治行为。他们并非由国家法学教授协会任命，而是由政党提名，并在议会中通过投票决定。非正式的要求仅仅是对被提名者法律成就的尊重。

然而，布罗修斯-格斯多夫认为，在她的案例中，法官选举出现了非客观的政治化。这指向了围绕其法律观点的公开争论。不过，被提名候选人遭到拒绝的情况此前已多次发生。与布罗修斯-格斯多夫所暗示的不同，法官选举过程并非总是“顺畅”的。她对此心知肚明，因为她的老师霍斯特·德赖尔（Horst Dreier）在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引发骚动，称其淡化了人类尊严后，同样遭遇了这样的拒绝。

如果有人想将政治和公众舆论排除在法官选举决定之外，那将是天真的。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在面对具有法律素养的公众时，公众的参与才是可取的，那么这种想法类似于那些希望实证法以不成文的自然法为导向的人。想象一个既没有《图片报》（Bild）及其衍生品，也没有阅读这些报纸的议员的政治现实，这违背了民主。人们可以认为这种情况令人不快，但除了尝试强化自己的论点并巧妙地将其引入辩论之外，并没有其他强制要求。法官选举无法通过学术手段强行达成。

布罗修斯-格斯多夫认为她关于终止妊娠的论点是必然的，并在其书中多次提出。简而言之，这些论点如下：人类尊严不可被权衡。因此，在母亲的自由与

波茨坦法学家 兼作家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胚胎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时，不能遵循尊严权衡。因此，胚胎不能被赋予尊严，而只能被赋予一项生命权，该权利可以与母亲的基本权利进行分阶段的权衡。联邦宪法法院关于早期堕胎“违法但免责”的折中方案包含了一个矛盾。

事实上，医生被允许行使职业自由去执行违法的行为。尽管违法，但第三方被禁止以此攻击他们。选择堕胎的女性仍能获得工资续付。只有 AOK 保险公司不承担相关费用。这一切听起来确实不一致。但难道不是因为法律和平比“逻辑上”令人满意的论点更重要，所以才容忍这些矛盾吗？我们想到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一句话：民主比真理更重要。霍斯特·德赖尔在此时曾表述过，生活并非逻辑性的（见 2025 年 8 月 14 日的《法兰克福汇报》）。这并非理性的投降，而是一种可能的洞察。

对于布罗修斯-格斯多夫来说，人类尊严等同于自由的行使。在这一点上，卡尔斯鲁厄（联邦宪法法院）判决中的某些表述确实支持她。那么，是否可能存在一种既不损害他人但仍引发尊严问题的自由行使？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对此持否定态度。基于此，她反对禁止代孕。如果尊严与自由重合，那么自愿放弃自由也应当能始终以有尊严的方式进行。在普通的劳动合同、卖淫、加入修会、器官交易和自我奴役之间，将不存在区别。

由于堕胎而受到最大损害的胚胎本身无法行使自由。如果尊严普遍地与自我表达的行为相绑定，那么这一维度的缺失对他而言就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他无法表达，才应当受到保护。这使得关于堕胎问题的论证变得更加困难。像布罗修斯-格斯多夫（Brosius-Gersdorf）那样认为尊严在出生后才被赋予的人，必须面对这样一个质疑：为什么在产房里（出生瞬间）尊严就应当已经存在？新生儿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自主性？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同样是在运用虚构概念，而且很难将“逻辑思考”的结论与脐带的切断或新生儿的听觉存在联系起来。

对于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的案例而言，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尊严问题中所包含的众多问题与悖论。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自主自由行使的自由主义所能解决。特别是当有人声称，对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的批评仅仅是因为对方缺乏法律知识且对清晰的思考结果不感兴趣时，这些问题并不会凸显出来。不可否认的是，针对她的攻击活动确实存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针对这位被指为左翼、但实际上仅是激进自由主义法学家的情感冲动也确实存在。那些担心在她的当选后会出现一个“布罗修斯-格斯多夫式”的卡尔斯鲁厄（指联邦宪法法院）的人，并没有理解宪法法院。如果有人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的思考逻辑，那么这在当地法官看来可能并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力。

就此而言，布罗修斯-格斯多夫的失败可能源于攻击活动、愚蠢以及政治上的笨拙。但同样也源于一位作风极其果决的法学家，在一个恰恰不需要绝不妥协的果决之时刻，与环境产生了冲突。她的书作为这一冲突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启发意义。

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选举与真相：什么在危及我们的基本法以及我们如何保护它》（Wahl und Wahrheit. Was unser Grundgesetz gefährdet und wie wir es schützen）。Droemer Knaur出版社，352页，24欧元。

体育 第41页

MAGA 试图将多莉据为己有：这位歌手在去世后如何被政治化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将多莉·帕顿（Dolly Parton）纪念为弱势群体的斗士，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这位歌手去世后，下令将国旗降半旗一周。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在常被描述为分裂的国家中，难得的统一时刻。

然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主要是在试图将帕顿据为己有，通过掩盖那些不符合他们形象的内容来实现这一点。“她真的很喜欢我，”特朗普在面对主持人格伦·贝克（Glenn Beck）时声称。他暗示，这位歌手没有表现出对他的好感是为了不失去粉丝。多莉·帕顿经常抵制被政治化。特朗普曾两次向她提供总统自由勋章，但她出于个人原因和疫情原因没有接受。随后帕顿表示，她也不会接受乔·拜登授予的勋章，因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在参与政治。

这位虔诚的歌手仅在拒绝党派政治利用这一意义上是“非政治”的。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例如，她支持酷儿群体的权利，强调他们同样正确，且应当被原原本本地爱着。2020年，在被问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时，帕顿说：“当然黑人的命也是命，难道我们认为只有我们这些白色的小屁股才重要吗？”

她经常站在弱势群体一边，1980年与简·方达（Jane Fonda）共同出演了关于职场女性歧视的电影《9 to 5》（9 to 5）。在帕顿同名专辑中，除了关于煤矿工人和日薪工的歌曲外，还收录了伍迪·古斯里（Woody Guthrie）的《被驱逐者（洛斯加托斯飞机失事）》（Deportee (Plane Wreck at Los Gatos)）。这首歌讲述了1948年在一场飞机失事中丧生的被驱逐的墨西哥工人。“我们中有些人是非法的，有些人是不被欢迎的，”歌词如此写道，“他们像追捕法外之徒一样追捕我们。”

而 MAGA 运动则将“大规模驱逐”变成了其——

悼念伟大歌手多莉·帕顿（1946–2026）路透社照片

——政治品牌的核心。正因如此，右翼只能用一些笼统的套话来将帕顿据为己有，将其描述为一个宣扬博爱的基督教南方女性——而这种博爱的实际后果必须从画面中剪掉。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也试图借用逝者的道德权威。她在网上的一篇悼文中引用了帕顿2023年关于与 MAGA 宠儿基德·洛克（Kid Rock）合作时说的话：“我不批评，也不谴责，我爱并接纳。”为此，特朗普的女儿遭到了嘲讽和批评，因为 MAGA 毕竟并不以对移民、跨性别者或穷人的爱与接纳而闻名。也许特朗普一家难以理解帕顿的话语。对于这位歌手来说，接纳与爱并不意味着要采纳基德·洛克的政治观点。她反对的是那种因为政治分歧而仇恨他人的本能反应。弗劳克·斯特芬斯（Frauke Steffens）

LOST AND FOUND

与“绝望者”共度葡萄酒节

作者：卡佳·彼得罗夫斯卡娅 (Katja Petrowskaja)

这一切始于一位我不认识的作家在一次聚会上问我是否喜欢葡萄酒。坦白说，我已经等待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年了，于是我来到了戴德斯海姆 (Deidesheim)——这座位于葡萄酒之路上的古老小镇，拥有 3700 名居民，大约只有柏林或我的家乡基辅人口的千分之一。我只回答了“是”，于是成了戴德斯海姆的“塔楼作家”。没人真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必须写关于戴德斯海姆塔楼的文章？是在塔楼里写作，俯瞰花园？是保卫这座城市？还是单纯地喝酒？唯一明确的是，一旦拥有了一把钥匙、一座塔楼并能享用葡萄酒，你几乎就成了某种义务的承担者。这个想法如此新颖且古怪，以至于我想：未来确实正在发生。

我从未去过普法尔茨 (Pfalz)。多年前在格鲁吉亚，我已经很好地训练了喝酒的习惯，甚至亲自酿过酒——这是一项古老且深植于神话之中的活动。我带了十二本书出发了。我抵达的时间恰好正值葡萄酒节 (Weinkerwe)，这场葡萄酒盛会像一场中世纪的狂欢节一样喧闹。整个小镇的人们在“Woigass”（普法尔茨式的葡萄酒巷，此时整条车站大街都变成了这样的巷子）的摊位前，用巨大的 Schoppen 玻璃杯喝着葡萄酒喷泉 (Schorle)。在酒庄和庭院里，人们摆起了长桌。我被卷入其中，被吸引进去。每条小巷都响着音乐，戴德斯海姆人与众多游客混在一起，人群看起来如此精致且皮肤晒得黝黑，仿佛在马略卡岛度过了半年一样。没有 Saumagen（猪胃肠）是不完整的——而且你确实能买到——人们与当地的资深摇滚乐队“绝望者” (Desperados) 一起唱起当地的赞歌。那些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顶礼帽的年轻男子，被称为 Kerwebuwe（单身汉），他们既像安保人员，又像典礼司仪，同时也是节日里的弄臣。他们保护年轻女性（这是别人向我解释的，但我只看到他们在调情），唱普法尔茨民歌，并用纯正的普法尔茨方言发表 Kerweredd（一种对城市事件和政治的略带讽刺的评论）。我还结识了戴德斯海姆的葡萄酒公主，接着是普法尔茨的葡萄酒女王，然后是市长，我看着自己的生活在轻微的醉意中慢慢变得有序。

这里也有一些神奇的景象。在节日开始时，Buwen 们在市场广场中央竖起了一棵高大的云杉，被称为 Kerwebaum（节日树），它有长长的树干和一个装饰精美的小树冠——看起来像棵棕榈树。树冠在教堂尖顶和星空之间漂浮在城市上空，为节日带来祝福。与此同时，这一切并非没有政治幻想，因为市场广场上坐落着历史悠久的市政厅和著名的“戴德斯海姆庭院酒店” (Deidesheimer Hof)，赫尔穆特·科尔曾在这里接待过玛格丽特·撒切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人物。这仅仅是一个历史注脚，但对我而言，它突然变成了对当年那些如今已破灭的世界愿景的苦涩回忆。在节日中期，我偶然从酒店图书馆的书架上抽出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本书：《绝不再有战争！》，出版于 2016 年。这位传奇的苏联国家元首难道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战争吗？我短暂地自问，我在这里做什么，以及在如今的战争中——尤其是在最近几周局势变得更加剧烈之时——我是否允许自己在精神上在这里“休假”。在戴德斯海姆，我也到处看到了乌克兰难民及其留下的痕迹：两名在咖啡馆工作的来自敖德萨的女性，这里同样有援助乌克兰的活动，随后我在酒庄里看到了“乌克兰蜂蜜蛋糕”——是的，众所周知，战争丰富了饮食文化。

在集市庆典（Kerwe）的最后，伴随着许多格言和仪式，在管弦乐队的演奏声中，集市青年们（Kerwebuwen）将庆典树锯断，随后像对待受人尊敬的逝者一样，将其移至温宁酒庄（Weingut Winning）参加家乡之夜（Heimatabend）。但生活仍在继续！在家乡之夜，半个城镇的人都参加了，无论男女老少，都被挤进酒庄的一个院子里，人们的构成五彩斑斓，在特大城市里很难想象这些人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庆典树冠被拍卖，半个城镇的人都参与了这场拍卖。所得资金交给集市青年们，作为他们为筹备两周庆典而“辛苦劳作”的报酬。这顶“象征性”的树冠通常由大型酒庄购买（戴德斯海姆有三家），但今年是一位当地学校的教师出价最高，他邀请集市青年们来到学校，教孩子们唱普法尔茨地区的歌曲——这是一种维护方言的巧妙方法。尽管我知道我看到的只是这里生活光鲜的一面，但我还是被这个社区惊人的凝聚力以及那种在大城市中几乎无法体会到的共同体意识所打动。

修剪与筑墙

电子游戏展 Gamescom 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游戏盛会。而每年人们都会对科隆展览中心（Koelnmesse）启动此次活动的“开幕之夜直播”（Opening Night Live）那种草率的组织方式感到震惊。每年，主办方都会邀请那个在其他领域完全不为人知的加拿大主持人杰夫·基利（Geoff Keighley）（尽管德国拥有真正优秀的玩家兼演员乌克·博塞 [Uke Bosse]，他经常主持德国电脑游戏奖）。随后，基利站在巨大的舞台上，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仅仅是播放重要新游戏的预告片并随之而笑。

在科隆的 Gamescom 上，几乎所有的新游戏看起来都极其出色。但这依然无法让人免于感到无聊。

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缺乏灵感的了，而这或许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娱乐产业的现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看！但你在这里找不到书籍或电影行业在自我庆祝时所拥有的那种自信与光彩。

这可能也与近期该行业出现的危机氛围和裁员潮有关。如今，高成本游戏的预算往往高达 3 亿美元，只有少数公司能负担得起，而这些公司行事谨慎。实验性作品寥寥无几，因此今年重要新品之一的《地铁 2039》（Metro 2039）虽然看起来很宏大，但它仅仅是一个系列的续作，其玩法——

伦敦国家肖像馆入口大厅的胸像 照片：Mauritius

谁被展示，谁被隐藏？

德国历史博物馆计划举办一场肖像展，沃尔夫拉姆·魏默希望将其作为建立德国国家肖像馆的基石。这是一个好主意吗？作者：朱莉娅·恩克

文化国务部长沃尔夫拉姆·魏默在访问伦敦的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时，发现了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从那时起，他就梦想在柏林建立一座国家肖像馆，即英国这座博物馆的德国版本。他在接受《周日世界报》采访时宣布，他希望以此来对抗德国选择党（AfD）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构建一个“自信的民主叙事”。目前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德国历史博物馆宣布将于 7. April 2028 在贝聿铭建筑内举办一场关于“德国历史肖像”的展览，这是推动这一想法“向前推进”的第一步。魏默在同一场采访中表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将策划首场展览”。“该展览旨在通过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展示德国历史的多样性。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演变成一座效仿英国模式的国家肖像馆。”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走进这座位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成立于 1856 年的博物馆，人们起初会被深深吸引。因为在宏伟的大门和黑白基调的入口大厅之后——这里首先引导访客经过一系列青铜和理石胸像——等待着参观者的内容，远没有这个收藏馆的名字所暗示的那么具有国家体制色彩。该馆旨在通过肖像绘制一幅“英国的生动肖像”，涵盖从世界闻名的偶像到无名英雄，以及那些塑造了并仍在塑造这个国家的人物。国家肖像馆最迷人之处在于其眼前呈现的混杂感，以及经过精心设计的邻近布局，因为风格、艺术形式、被归在一起的人物以及表现方式往往看起来完全不协调。

例如，弗朗西斯·培根关于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肖像习作、保罗·布拉松绘制的 1982 年布赖顿保守党党代会上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油画，以及斯蒂芬·法纳绘制的一幅鲍伊画作，在走廊中彼此对话。这些作品乍一看除了时代相近外没有任何共同点。多样性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得到了有力的呈现，而且往往还带有幽默感。今年夏天，这个“国家”收藏馆的特展是献给玛丽莲·梦露的——也就是一名美国人——这进一步说明了该馆开放的定位。

但在德国也能行得通吗？这种收藏模式是否可以移植？且不论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比如效仿英国模式的肖像收藏资金从何而来，以及文化国务部长将如何确保这样一个项目的实施（毕竟他已宣布在完成一个立法周期后，将卸任联邦政府文化与媒体事务专员并回归媒体行业），此类收藏的选址同样是个问题。据联邦文化与媒体事务专员办公室（BKM）透露，魏默本人倾向于选择洪堡论坛，不过这一点在官方层面尚未得到确认。而这将再次引发一场完全不同的争论。

德国历史博物馆基金会主席拉斐尔·格罗斯（Raphael Gross）的预告词则截然不同。因为格罗斯意味深长地首先提出了一些疑问：历史绘画主要展示的是人们希望如何看待历史，而非历史必然的样子或实际面貌。因此，人们已经触及了关于德国历史肖像画在评估、定级和呈现方面令人兴奋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处理那些将统治者英雄化的肖像？我们如何找到平衡，以确保绝不仅从顶层视角讲述历史？我们如何处理纳粹时期？”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肖像集中展示谁——以及不展示谁。文化国务部长显然将计划于2028年由联邦政府下属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德国历史肖像”展览视为一种试水：“肖像画廊”——正如魏默简单地将该展览如此命名——旨在使人们看到，“我们历史的长线与人们的活动密不可分”，而这些人的“遗产反映在历史的多样性、多面性以及矛盾之中”。文化国务部长在博物馆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希望这个迷人的项目能为历史意识和生动的记忆文化提供重要推动力。”

基于此类考量，是否必然得出结论：肖像画这一体裁并不适合用来呈现德国历史的整个章节？正如历史学家克拉克（Clark）所指出的，德国此前没有出现过像伦敦国家肖像馆那样的项目，这并不奇怪。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是否最好直接放弃这样一个项目？柏林绘画馆从10月中旬起将举办一场名为“肖像！从波提切利到伦皮卡（Botticelli bis Lempicka）的惊喜邂逅”的展览。一场没有民族国家色彩的展览是否就足够了，因为它也能传递出一种在伦敦同样受到推崇的轻盈感？

艺术史学家朱莉娅·福斯（Julia Voss）本周在《时代周报》在线版（Zeit online）的一篇客文中再次阐述了纳粹分子对肖像画的痴迷程度（她将与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共同策划肖像展）：“大量的绘画和照片展示了党和国家的官员及职能人员，从希特勒青年团员、冲锋队成员到纳粹领导层。各种尺寸的元首胸像，无论是瓷制的还是青铜制的，都成了大众商品。艺术家们试图通过绘制希特勒肖像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1945年后，在美国战争部的委托下，德国境内数千件纳粹时期的艺术品被没收，其中就包括许多纳粹肖像，随后这批被命名为“德国战争艺术收藏”的藏品被运往华盛顿。在直到80年代才完成的大规模向德国归还艺术品的过程中，纳粹精英的肖像被排除在外。“显然，美国人认为这些画作仍具有造成伤害的能力。因此它们被留在华盛顿的仓库中，”福斯说道。

正是克拉克提出，如果留有令人震撼的肖像，那么“无名之辈”也可以成为展览的一部分。然而，历史深渊的黑洞难道能用那些此前被忽视的人来填补吗？与此同时，在伦敦，被描绘人物的知名度恰恰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因为知名度能为观众提供切入点，激发他们对相应呈现方式的探讨。

与前作一样。对于《使命召唤：现代战争 4》以及许多其他游戏来说，更是如此。在试玩时，人们经常会产生一种令人疲惫的感觉，觉得一切都已经见过了。尽管如此，科隆当地的兴趣依然浓厚，人们为了玩游戏而排队数小时。Gamescom（科隆游戏展）首次覆盖了科隆整个展馆——尽管索尼 PlayStation 完全没有参展，而人们翘首以盼的《GTA6》也没有出现。

漫步在展厅中，熟悉的名称不断映入眼帘：在流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如今都有了游戏版本——如《金刚狼》、《沙丘》、《星球大战：银河赛车》，或者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的《地铁》系列小说。感觉现在的电子游戏似乎想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所有故事。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建筑模拟器、巴士模拟器和模拟农场占据了展会巨大的区域。割草、收获、砌墙、驾驶——这令人惊讶且有些好笑，但作为游戏来说并不具有创新性。

整个项目可能会被 AfD（德国选择党）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所利用，而不是与之对抗，这一点其实在文化国务秘书发表言论后就已经显现：当时《世界报》的一位评论员欢呼雀跃，赞扬德国历史博物馆拥有“开明的、细致的、积极的德国民族意识”。他称这在“一个宁愿沉溺于惯常的罪责崇拜之中的国家”并非理所当然——而“罪责崇拜”正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和新右翼代表所使用的词汇。这应当给所有参与者敲响警钟。

真正的惊喜其实只存在于所谓的“独立游戏”中，即那些独立且通常规模较小的开发工作室。例如，《Grandma(88)》是由一个位于莱比锡、人数不足十人的团队制作的：它讲述了祖母、女儿和孙女这三代女性之间的家庭与代际冲突。当奶奶在病床上讲述童年回忆时，空间突然开启，诊所变成了花园，人们瞬间无缝进入一段过去——这种对空间、时间、梦境与现实的自由处理，正是电子游戏能够使其变得独特的地方。尽管采用了复古像素风格，但它仍是一件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品。

同样令人兴奋的是《Neo Berlin 2087》，在这款游戏中，柏林变成了一个未来的巨兽，这款游戏可以说将《银翼杀手》搬到了施普雷河畔。玩家可以黑入他人的记忆，并短时间内反复扮演不同的角色。简而言之：这里有伟大的创意。但这些创意并不容易生存。《Grandma》这款游戏甚至没有一个愿意出版和推广它的发行商。这令人失望。有时人们想放弃希望，加入到（今年在幕后被频繁提及的）那种抱怨之中，认为中国人很快将接管一切，而不再有好的创意。

通过模拟农场，人们可以扮演农民。 照片：Inga Klöber

接着，人们遇到了“Nex Playground”，一款全新的游戏机！它在展馆旁的一家酒店向专业访客展示，将于 10 月进入德国市场。该设备仅比魔方稍大，将其连接到电视机，玩家站在电视前（通常两人一组）进行游戏，一个广角镜头捕捉身体动作并将其传输到游戏中。

这样，人们可以通过挥手和做手势来控制 Pac-Man（吃豆人），通过向左或向右倾斜身体让 Sonic（索尼克）在赛道上疾驰，或者与韩国乐队 BTS 一起跳舞。所有内容均适合青少年，没有暴力，没有聊天，没有社交媒体，没有在线功能。极其放松！一切可以如此简单且美好。THOMAS LINDEMANN

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于柏林报道， 2026年8月底 照片：保琳娜·希尔德海姆（Paulina Hildesheim）

我们究竟是谁？我只知道我自己。

各大出版社曾为了争夺她的处女作而激烈竞争，如今这位柏林作家的第二部小说正式出版。在《安东与阿尔玛》（Anton und Alma）中，探讨的是关于柏林、成年过程以及犹太生活的议题，以及在这些背景之下，爱情如何依然可能。一篇人物特写。 作者：托比亚斯·吕特（Tobias Rüther）

自从不再有人呼吁创作“首都小说”以来，这类作品反而层出不穷。自2023年以来，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就写了两部这样的作品。她出生于柏林，在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长大，在舍嫩贝格（Schöneberg）上学。她的父母都是外来者，两人都抛弃了原籍，在首都寻找他们所追求的东西。1996, 年出生的达娜·沃温克尔在小说中讲述了这类父母的孩子如何穿梭于柏林，并将这座城市变成自己的“村庄”。

一篇关于达娜·沃温克尔的人物特写可以这样开头——各大出版社曾为了她的处女作《密封袋里的水》（Gewässer im Ziplock）而争抢。该书于2023年由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出版，就像她的新小说《安东与阿尔玛》一样，后者自周五起在书店上市，并入围了德国图书奖的候选名单。但也可以这样开头：达娜·沃温克尔写了两部小说，其叙事掌控力极强，因为她成功地讲述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落差，以及成年过程中伴随的混乱、幸福与冲突，包括在第一段正式的恋爱关系中。

但或许这样写最好：达娜·沃温克尔的父亲是来自芝加哥的犹太人，母亲是来自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的新教徒，两人在以色列相识，并在柏林抚养孩子长大。在小说中，沃温克尔讲述了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犹太生活，在不同地点间穿梭，焦点在文化、宗教烙印与代际冲突之间切换。这一切都承载在一种既沉重又轻盈的散文中，像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海滩读物”，交替探讨宗教、历史与心碎。

但最终，人们还是会简单地从这样一个场景开始：在夏末的一个日子里，达娜·沃温克尔走进一家柏林餐厅，在谈到《安东与阿尔玛》和《密封袋里的水》时，她既自信又带着自嘲地阐述了两部小说创作之前的概念决策。而且，她并不避讳谈论自己想要处理的宏大主题。

2023年的《密封袋里的水》讲述了玛格丽塔（Margarita）的故事。她在以色列父亲阿维（Avi）身边长大，阿维是柏林一家犹太会堂的唱经师。玛格丽塔在暑假先是前往芝加哥看望祖父母，随后前往耶路撒冷看望母亲，因此在家庭和文化归属感上感到非常迷茫。虽然玛格丽塔年仅15, 岁，但她必须承受相当多的政治压力——而且来自特拉维夫的利奥（Lior）并不像她那样喜欢他，而来自柏林的尼科（Nico）也没有给她发信息。

而新小说讲述的是安东（Anton）和阿尔玛（Alma）的故事。安东来自舍嫩贝格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阿尔玛则来自城市东部比斯多夫（Biesdorf）一个较为小市民的家庭。小说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学生交换项目中相识，多年后在大学期间重逢（当时两人均二十五岁左右）并成为情侣，但随后关系破裂，因为安东想去纽约攻读博士，而接受了一份大学工作的阿尔玛——她选择不再研究“文学中的垃圾”——将此视为是对两人共同未来的否定。

但随后两人再次走到一起：因为在 7. 月10日之后，安东回到了他们在克罗伊茨贝格的共同公寓，因为他无法再忍受纽约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与反对阵营之间极度极化的抗议与运动。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了他读者早已知晓的事实：阿尔玛已经开始在安东所在的社区皈依犹太教。于是，这段关系再次面临破裂的威胁。

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上帝扮演的是配角，而对归属感的渴望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要完全拒绝‘必须以某种方式解释自己为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种冲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在谈到她的主角时说道。安东试图通过各种理论来解释自己的生活，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进行调整。阿尔玛在青少年时期失去了父亲，痛恨她的继父，并在少年时代就爱上了安东——而当她在很久之后再次失去他时，她紧紧抓住通过安东而接触到的宗教。

顺便一提，阿尔玛可能与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波曼（Martin Bormann）有远亲关系。有人可能会觉得这实在太过了，但这是本书古怪的主导基调之一，也是其宏大主题的迹象：偶然性。“这关乎生活中的巧合，”达娜·沃温克尔表示赞同。“但作为作者，我有决定权让小说中的人物陷入什么样的巧合之中。安东曾这样想：阿尔玛·波曼现在想成为犹太人。一方面可以说这是一个巧合；另一方面也可以问：在德国有这么多人改宗，这真的还只是巧合吗？阿尔玛也代表了某种类型的德国人，他们对犹太教和犹太生活感到极强的亲近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宗教，完全令人着迷。”

这部新小说将阿尔玛对归属感的渴望与安东对解放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全书长 530 页，其处女作同样有 350 页密集的文字。两部小说都至少跨越两个大洲。两部小说都讲述了柏林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且细节详尽到处女作中还附带了一个词汇表，用于解释 Halacha（犹太法）、treif（非洁食）、Hawdala（分界礼）和 Schacharit（晨祷）。成长故事、爱情故事、柏林小说：人们可以认为其中一个元素比另一个更重要，可以随阿尔玛一起哭泣，也可以随玛格丽塔一起嘲笑她的父母。但达娜·沃温克尔始终在报道当今、此时此刻、这个时代的犹太生活。

《密封袋里的水》（Gewässer im Ziplock）出版于 7. 10 月 2023 年之前的六周，而《安东与阿尔玛》则讲述了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及其后续影响。在第一部小说中，玛格丽塔与母亲进行了一次公路旅行，行程接近约旦河西岸；在第二部中，安东在柏林的厨房餐桌旁与父亲争论那里的犹太定居者：“现在哈马斯强迫我们陷入这场战争，并将人们用作人体盾牌，”父亲说道。“那我们又是谁呢，”儿子反问道，“而且没有人强迫我们。”

《安东与阿尔玛》的创作历时两年，期间沃温克尔曾因试图处理过多素材而压力崩溃。在安东前往纽约之前，她向他介绍了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观点。怀特主张：“历史学家必须将过去塑造为一个叙事，因为过去本身是没有形式的”——它可以是喜剧、浪漫剧、讽刺剧或悲剧。安东试图在博士论文中以此解读早期中世纪突厥民族哈扎尔人大规模改宗犹太教的历史，同时也试图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

作者本人在 11 岁时改宗。她曾在芝加哥的犹太祖父母家度过暑假，她的祖母最近在近 100 岁时去世。她将这种在各大洲之间的转换称为“我生活的背景噪音”，并表示她对美国的认知“与 20. 世纪紧密相连。因为我的美国祖父母在得知大屠杀消息时正值青年时期。我的

“父亲随后经由耶路撒冷来到柏林，并生了一个德国孩子。”在我们的访谈之前，这个“德国孩子”刚刚在柏林的一家养老院探望了她来自比勒费尔德的祖母。而她则梦想着海德公园，在那里，她那位住在38层公寓里的芝加哥祖母曾俯瞰密歇根湖。“我想，你找不到一个不与自己的‘德国身份’作斗争的德国犹太人，”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说道。

一段时间前，她与她的瑞士男友结婚了。“每当我与丈夫一起去犹太会堂，”她讲述道，“人们总会问他什么时候改宗。我一直认为，其实我不希望他这样做，因为我并不怎么虔诚。如果有人为了我而改宗进入一个对我而言更多意味着归属感（就像属于一个家庭那样）的宗教，我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我想：如果他现在真的有强烈的愿望想要改宗犹太教，会怎么样？”她这样写她的小说，也是为了理解阿尔玛（Alma）。

尽管包含所有自传色彩的基调，但达娜·沃温克尔并没有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写这部作品。相反，她切换了视角：在处女作中是在父亲与女儿之间，而在新书中则是在安东（Anton）与阿尔玛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她拓宽了视野，使其不再局限于个人经验，而是必须捕捉更多内容，同时也与角色之间创造了距离，从而使幽默成为可能。读者经常会笑，不仅仅是因为关于博尔曼（Bormann）的那件事。尤其是当人们进食时，情节会变得滑稽，而且书中描写了大量的进食。父亲们在吃东西时大多张着嘴。

当《密封袋里的水》（Gewässer im Ziplock）出版时，她还说过，想要写一部理所当然的犹太德国家庭小说。“在第二部小说中情况有所不同，”她现在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对犹太人的那种‘我们’的归属感消失了。”为了解释这一点以及为什么新小说比第一部更加阴郁，她长篇地讲述了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她作为一名犹太人在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

“在2024年初，我意识到加沙发生的事情是多么地蓄意，”她说，“也许我意识到得太晚了，但对我来说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一直沉浸在对2023年10月发生之事的震惊中。当然，我不是某天醒来突然决定从此开始谈论‘种族灭绝’的，但我会说，在某个时刻，一种防御心理让位于震惊，以至于对我来说，已经无法用理智去否认加沙正在发生一场种族灭绝。说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认哈马斯在加沙实施的不公正、专横和最残酷的暴力。”安东还没有达到那个认知阶段，但他绝望地离开了纽约，寻找一个不会被工具化的立场。“反犹暴力正在扩大规模，而加沙的孩子们正在挨饿，安东读到这样的文字，”小说后期这样写道。安东希望他“再也不必读到‘事物的同时性’这种疯狂的措辞。这无关同时性，而关乎恐怖性。”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还了解什么，除了我自己，”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说道，“但我现在只能与极少数人真正坦诚地交谈。当我读到《犹太通用报》（Jüdische Allgemeine）如何攻击那些同样报道加沙灾难的记者（例如索菲·冯·德·坦 Sophie von Tann）时，我感到震惊；而中央委员会的人并不在意被那些在其他方向上极具歧视性的政治人物所利用——比如在针对德国穆斯林的煽动中——只要这是以打击反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给那些从一开始就持有反犹主义观点的人提供了素材，因为我现在成了那个终于敢于说出真相的‘好犹太人’。因此，对我来说，小说结尾留下一个谜题而不是一个答案至关重要。对于安东来说，一切实际上都必须崩塌。”这一点在小说的最后几页达到了顶峰。

“我认为人们在阅读时很容易忽略政治层面，”达娜·沃温克尔说，“我现在并不觉得我想向人们讲述关于中东冲突的某些事情。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对中东冲突已经一无所知了。我彻底崩溃了，所有人都在尖叫。对我而言，这部小说本质上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它确实如此。而且也包含其他一切。

“饰演托马斯·曼这种挑战，对我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

他曾与戈达尔、温德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合作拍摄，现在，汉斯·齐施勒在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的电影《祖国》中饰演作家托马斯·曼。这是一次与这位德国演员的对话。 作者：安德烈亚斯·基尔布

齐施勒先生，一个人是如何转化为托马斯·曼的？ 存在一个特定的形象，有一些当时的照片可以作为参考。这些照片展现出一种贯穿始终的严肃感，以及一种友好的疏离感。

您在角色中感到舒适吗？

其实谈不上舒适。西装是黑色且厚重的。人很难轻易地从中脱身。

在《祖国》中，那个想要成为托马斯·曼的国家诗人与代表，与他作为普通人的私我之间在进行斗争。您是如何成功表现出这种撕裂感的？ 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自己也不知道（笑）。在这部电影中，很多东西是预设好的，比平时更多。框架、画面在光线、布景、物件方面都被如此精确地预先确定，以至于你在其中有自己准确的位置。而且场景并非通过大量剪辑来组织，电影仅用了极少的镜头。因此，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进入状态。

您以前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我从未遇到过这种程度的专注。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场景也准备得非常精确，但随后一切都会被分解为特写和中特写，从而产生戏剧效果。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完全不在意向演员快速推进镜头或进行快速的反打拍摄。再加上摄影和灯光，这种强度我只在罗比·穆勒那里体验过。

演员兼作家 汉斯·齐施勒 摄影：索菲·基希纳

他是温德斯长期合作的摄影师。 他也对光线的叙事有着如此精准的洞察力。在《祖国》的摄影师卢卡什·扎尔身上，情况也类似。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时刻完全取决于您。在魏玛歌德花园小屋前与俄罗斯军官的庆祝会上，您通过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让人察觉到这场喧闹的活动逐渐让您感到厌烦。这是凭直觉还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两者并不矛盾。我突然不再面向他人，而是轻微地转身离开。这就足够了。其中一名俄罗斯人还想对我说话，但我回答道：“抱歉，但埃丽卡在哪里？”这实际上是该场景的核心。

在另一场戏中，可以看到托马斯·曼完全不知所措，一名男子冲进他在魏玛的酒店房间，告诉他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仍在作为政治犯的惩罚营继续运行。诗人不愿承认这一点。在那一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到门外。这是一场溃败，在他正式登场之前就遭遇了失败。埃丽卡之前预言的事情发生了：奖项、庆祝活动，一切都只是布景。

在电影第一部分的法兰克福，西德人对这位流亡者的蔑视毫不掩饰。 在准备这个角色时，这一点让我非常困扰：如此不受欢迎。在法兰克福，一开始就是嘘声。在东德虽然有掌声，但其背后纯粹是政治算计。

您与桑德拉·许勒的配合是如何运作的：诗人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工具化，而他的女儿早已洞悉一切？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不能表现出来。在我接受那两个奖项的时刻，即使心知肚明，我也必须先配合这场戏。与桑德拉的合作非常顺利，因为她有一种不屈的抵抗感。在整部电影中，她只在一次我表演魔术时笑了。

她在片场平时比较开朗吗？她的准备工作做得极其充分。因此，我们不需要再费劲地商量如何演绎这些场景。两人之间的基本紧张关系，即那场危机，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闹剧，因为一切都必须留在家庭内部：克劳斯的自杀，以及那通被干扰噪音扭曲的、与大西洋彼岸母亲的电话……

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并不那么具有家庭色彩：开车的人不是埃丽卡，而是一位曼家人的瑞士熟人，到处都有迎接委员会和东道主在等待。在电影中，人们会感觉到两人正穿行在德国的一个卡夫卡式的噩梦中：这边是西方的顽固，那边是东方的隐秘暴力，而曼家破碎的家庭则处于其中。在视觉上特别有趣的是：别克车，这辆车变成了主角。这就是他们活动的泡沫。这是一部特殊类型的公路电影。

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的这部电影在德国电影中显得很陌生。一部关于纯正德国主题的波兰电影……

……在西里西亚拍摄……

对于我们的历史图像记忆来说，“祖国”意味着什么？ 我只能尝试去想象，因为观众的反应尚未出现。但我认为，这部电影以一种迷人的方式捕捉到了1949年德国危机时刻的瞬间。它以一个家庭故事的形式，以及托马斯·曼这个自我象征化地升华的人物形象来呈现。突然之间，它变成了一些更普遍的东西。

人们可以问：这个德国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演变成分裂成两部分的，而这对托马斯·曼来说是一场灾难？电影坚持讲述的一段插曲，其实并非什么巨大的历史事件。但由于故事发生在法兰克福和魏玛，穿过被战争刻下烙印的德国城市和风景，整个故事便有了另一个维度。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家乡。最近再次兴起的关于“成为德国人意味着什么”的那些愚蠢废话，在电影开头就已经被探讨过了。我不知道哪个德国导演能以如此浓缩的形式来完成这件事。

在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您与很多导演合作过，无论名气大小。您何时能感觉到一部电影的所有环节都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开拍前就知道了。我看过帕夫利科夫斯基的两部黑白电影（《艾达》和《冷战》，编者注），在与他的交谈中，我意识到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让人非常安心。这时你会感觉到，不需要提出任何异议。

您经常提出异议吗？ 确实会发生。如果对话写得很糟糕，或者对话是可以互换的、随意地——后者更糟糕。如果某些东西行不通，那是很残酷的，因为电影已经在制作中了。

您是否曾因为预感到会失败而放弃某个角色？

没有。我偶尔会提出反对意见，但从未威胁要退出。不仅是因为合同上的困难，而且在之前已经读过剧本了，不能装作一切都是新鲜事。

您从饰演儿子角色开始，最后演到了父亲角色，其中很多是穿着深色西装或制服。这种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想应该是阿格妮丝卡·霍兰的《希特勒少年萨洛蒙》。在那部戏里我扮演一名德国军官。或者

洛朗·雅威的《猎杀》，我在南美扮演克劳斯·巴比。在那之后，就不能再演儿子了。

您是否有时会对这种角色类型产生反感，尤其是当您必须扮演反派的时候？

嗯，发现自己身上某种卑劣的一面，确实可能非常有趣。这同样适用于在《祖国》（Vaterland）中的角色：我这一代的人对托马斯·曼（Thomas Mann）有一个特定的印象，那是他希望成为的形象，也是他一直努力塑造的形象。我的目的并不是要钻进这个人物的皮肤里，而是去探讨这位古怪的作家所形成并运用的那些姿态，以及他最终如何被这些姿态撕裂并震撼。“他们不会相信的，托马斯·曼在哭泣，”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l Pawlikowski）在拍完那一幕后对我说道。

但您演得很真实。您属于那种在场景需要时能够流泪的演员吗？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天赋，但我能做到。有些人能做得更多。我曾在1985年与玛琳·若贝尔（Marlène Jobert）合作拍摄了一部给RAI的四集剧，她能连续十二次哭得稀里哗啦。

如果您必须列举出人生中最重要三部电影，会是哪些？ 《随时间流逝》（Im Lauf der Zeit）、《德国九零》（Allemagne Neuf Zéro）和《慕尼黑》（Munich）。还有《祖国》。 所以是四部。

戈达尔的《德国九零》至今仍是关于统一最重要的电影之一。您选择了电影的拍摄地点，但其中许多来自诗人与哲学家的引用不也是出自您之手吗？部分是。戈达尔是个贪婪的知识吞噬者。他甚至会把我书库里书中的单页剪掉。

他没把那些页还给您？ 还了。我不知怎么发现了，然后他就把它们放回去了。

看到目前德国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说，这部电影对现状的描述依然精准。是的，存在一种不断被更新的不可调和性，且取得了令人费解的成功。但另一方面，现在还有谁关注这类电影？它们已经消失了，从记忆中被抹去了。

最重要的是阅读。阅读，然后反复阅读。这是给我力量、激励我并给予我慰藉的事情。表演和写作起初是截然相反的活动。但这些年来，我开发出了一种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我知道应该将精力转移到哪里。这并不总是成功。有时偏移得很远，因为写作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但通过给自己施加压力，或者希望外界能给我压力，最终能成功。例如，关于铅笔历史的那本书，我在去年出版，当时我知道在与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开始拍摄之前，我必须把它完——

演戏只是您的职业之一。您还是学术研究、随笔集和一部小说的作者，此外还是摄影师、翻译和有声书播讲员。您如何将受他人支配的工作与独立工作结合起来？对您来说哪个更重要？

——成。否则之后我就没法写了。

那么作者与演员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是的，但也是一种富有成效的矛盾。当你研究卡夫卡、乔伊斯或者铅笔时，最美妙的地方在于你会陷入奇幻的歧途。关于乔伊斯的书带我去了波拉（Pola）和伊斯特拉（Istrien），进入了一些我从未想过会存在的档案馆。

在空间中进行调研似乎是您的一种主导基调。在您的随笔集《柏林之于柏林太大了》（Berlin ist zu groß für Berlin）中，您向奥斯卡·胡特（Oskar Huth）致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连续几天徒步穿过被摧毁的柏林。这类探索行为的吸引力在哪里？

当我阅读像奥斯卡·胡特的回忆录这样的文字时，我会获得一些指引，引导我前往其他地方。我觉得这很令人兴奋。这就像是对好奇心的重新发现。在火车旅途中，您

突然瞥见一条小路、一个房屋转角或一片风景，您被其完全吸引。我想去那里！您永远无法再次找到那个地方。但捕捉到那一刻的瞬间，就是一种极乐的时刻。

与此同时，您似乎在向许多不同的方向探索。

我收藏了一系列路径图，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我曾在马尔巴赫（Marbach）的文学档案馆展出过。相关的目录名为“I wouldn’t start from here”（我不会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古老的英文笑话：如果有人在城市里迷路并询问去火车站的路，对方会说：“I wouldn’t start from here”。另一件让我着迷的事情是印刷错误及其更正。这是一种已经不存在的文学。不再有了。虽然现在依然在产生错误，但不再进行更正了。为此我写了两篇论文，并在马尔巴赫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

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Pawel Pawlikowski）电影《祖国》（Vaterland）中饰演艾丽卡·曼（Erika Mann）的桑德拉·许勒（Sandra Hüller）和饰演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汉斯·齐施勒（Hanns Zischler） 照片：Neue Visionen

您在弗兰肯地区的朗根阿尔特海姆（Langenaltheim）村长大，您的父亲曾是一名采石场主。那本关于铅笔的书，其中涉及大量石头和岩石开采的内容，是否也是一种对童年的回归？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在采石场中穿行，寻找那些薄如纸片、带有类似日本风格图案的石化生物——石墨岩（Grapholithen）。那就是我的世界：这种农耕与森林景观，以及其中的露天矿场。在乱石堆中翻找的这种经历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

您究竟为什么成为一名演员？您本可以说，我要进入学术界并建立自己的研究所。

在九十年代后期，我曾短暂地幻想过通过我的书籍和论文，以累积的方式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甚至可能追求教授职位。太可怕的想法了！这意味着突然要把一切都当真——从此只做这一件事。

演戏是否让您免于成为学术教学体制的一部分，而学术研究是否让您免于依赖电影工业？

当然，一个人也可以追求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

您没有这样做吗？

没有，我没时间这么做。

您所有的电影和电视角色——超过一百五十个——在个人层面给了您什么？

一种可能性——这听起来非常自恋，可能确实如此——那就是观察自己变老。其实我不怎么回顾过去，我也不会退休。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自己愿意承受什么，人会变得谨慎一些。不过，饰演托马斯·曼这个挑战是我非常欢迎的。

塑造未来： Thalia 与 F.A.Z. 的系列活动

从企业家的生活中能为未来学到什么？

沃尔夫冈·格鲁普被认为是一位有原则的企业家，也是那个出现在《每日新闻》（Tagesschau）广告中带着猴子的男人。但当下一代接班时，其毕生事业还剩下什么？放手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享受人生新阶段？

在与 F.A.Z. 经济编辑扬·豪泽（Jan Hauser）的对话中，Trigema 的长期所有者探讨了价值观、责任以及他对未来经济的愿景。

更多信息请访问 faz.net / thalia 您也可以在此报名参加现场活动。

不容错过： 9月 16. 于斯图加特 报名请访问 faz.net / thalia

Thalia × 法兰克福汇报

旅行

国外

在马略卡岛过冬

现代公寓 2-11 人。设有室内泳池、桑拿房和红外线房。 24 / 7 自助饮料吧、零食以及冷藏柜中的自制菜肴。步行 5 分钟可达 Ski Amadé 的 Großarl / Gastein 缆车，或每 15 分钟一班的免费滑雪巴士往返于 Kathrin。

重新开业及降临节特惠： 27.11.-19.12. 降临节市场（周五至周日） -15% 起 4 晚 / 2 名成人 起价 €672, 白色圣诞： 19.12-26.12 7 晚 2 名成人 + 2 名儿童 起价 €2.471,

圣安东尼（Santanyi）附近一座拥有 5 间卧室的精美房屋，10月至4月期间出租。信息请咨询 mu@uhrig.it

德国

以全新方式探索优质新闻：通过 F.A.Z. 的音频产品。

叙尔特岛 四季皆宜

拍卖、艺术贸易与画廊

现在即可提交至我们的11月拍卖会！

广告：lachschulz.de

360 处独家度假住所！ 最后时刻优惠：7 天假期 20% 折扣 （仅在抵达前 1 天可预订）

位于“Syter Weiler”休闲泳池对面（含入场券）。设有 Sytness 中心。舒适客房和公寓，大部分带阳台及海景，设有大型会议区、酒店餐厅、丰富的早餐自助餐、啤酒馆、小吃咖啡馆、地下车库、桑拿和按摩。 目前 7 晚含早 每人 € 1.169, 或 7 晚含半食 每人 € 1.344,（无单人间附加费） 1 房公寓 (1-2 人) 每天 € 141, 起，2 房公寓 (2-4 人) 每天 € 295, 起 极具吸引力的淡季及非季节价格 Hotel Roth GmbH & Co. KG, Strandstr. 31, 25980 Sylt / Westerland 电话 04651 / 92 30, 传真 50 95, info@hotel-roth.de, www.hotel-roth.de

买卖

罗恩（Rhön）地区的森林地块 出售 6 公顷森林。 0172 6072957

www.Wein-Ankauf.de 我们以最高价收购您的葡萄酒和香槟！ 02152 / 55 13 120, info@wein-ankauf.de

开启前往梦幻目的地的旅程 —— 与 F.A.Z. 读者旅行一起

KORNFELD

© 2026 ProLitteris, 苏黎世

Eduardo Chillida Ikaraundi. 1957

拍卖会 10. 和 11. 九月 2026

Galerie Kornfeld Auktionen AG Laupenstrasse 41 电话 +41 31 552 55 55 3008 瑞士伯尔尼 kornfeld.ch

出售 Emil Schumacher 和 Julius Bissier 收藏品 sammlung78@gmx.de

法兰克福汇报 读者旅行

您晚上能睡得着吗？

失眠已成为一个产业。医生、睡眠实验室、睡眠诊所、药丸、冥想。我从未真正地睡足过。

作者：阿尔伯特·奥斯特迈尔 (Albert Ostermaier)

“他们睡，我不睡，他们睡，不睡，睡，他们睡，不睡……”。有些人通过数羊来入睡，而我尝试了托马斯·伯恩哈德 (Thomas Bernhard) 的咒语，但毫无用处，因为最终除了睡眠本身，没有什么能起作用，而睡眠终将到来。它在门外等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披上皮夹克，穿行在黑夜中，穿行在城市的霓虹阴影里，直到如卡夫卡所写，“——夜晚”开始。

对于莎拉·凯恩 (Sarah Kane) 来说，睡眠在某处徘徊之后，于凌晨 4.48 点回归。“At 4.48 / I shall sleep.” 这是一个具有催眠感的时刻。失眠者的幽灵之时，在经历了所有怪物与骇人之事后，理智终于开始入睡，而另一些人则在心跳加速的恐慌发作中惊醒，心脏像拳头一样击打着他们，太阳穴在恐惧的低音炮恐吓下开始剧痛，难以忍受，整个身体扭曲、蜷缩、僵硬，目光呆滞地凝视虚无，你想要抹除一切，甚至想要像就寝时房间里的灯光一样被抹除，在黑暗中诱导睡眠到来。

你用各种香味喷洒枕头，打开窗户迎接风、凉爽的空气和夜晚的呼吸。但它像野兽一样嗅到了你的恐惧。恐惧再次入睡，恐惧在噩梦中被折磨、谋杀、虐待、抛弃、侵犯，并且从一个梦中醒来仅是进入下一个梦境循环；不，根本没有醒来，你起身，走进浴室，但你的身体仍在做梦，尽管你向脸上泼冷水，尽管有分心之事、仪式感，当你闭上眼睛，一切仍在继续。你心想，最好闭上眼，最好保持失眠，而不是让自己被所有恶魔妖魔化。但丁忘记了失眠者的地狱，以及他们的

炼狱，在那里所有的希望与信心都被焚毁，它将火柴夹在你的眼睑之下。

如果失眠是折磨，而睡眠同样如此，那么人们只能信奉法斯宾德 (Fassbinder) 及其那句随意抛出的信条：“等我死了再睡。” 听起来很酷。可以把它印在睡衣上，纹在额头上，吞下相应的药丸，像切线一样划出一道通往无穷远的药粉线。但随后上演的总是同一部电影，带着同样的片尾字幕。当睡眠被剥夺时，它就成了一种武器。失眠将你的深夜思绪磨成一把刀，你用它刺向自己，或者至少将其抵在喉咙上。这听起来现在有点元-

阿尔伯特·奥斯特迈尔 (Albert Ostermaier) 作为自由作家居住在慕尼黑。他是当代德国上演率最高的剧作家之一，并多次获奖。最近出版的作品为《爱在继续——关于帕索里尼的小说》(Matthees & Seitz, 188 页, 22 欧元)。 照片来源 Picture Alliance

隐喻地过度亢奋，但在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之后，画面也变得越来越糟，这种状态，绝望或绞刑架上的幽默，自我放弃，仿佛你无法改变任何需要改变的事情。

当然，人们会尝试一切，绝对的一切。失眠已经成了一个产业。医生、睡眠实验室、睡眠诊所、药片、冥想、药物、温啤酒、红葡萄酒、冷水澡、运动到彻底精疲力竭、自我暗示、疗法、分析、催眠、吸尘器的噪音同时想着伊基·波普（Iggy Pop）、数羊、呼吸、按数字呼吸，贯穿全身，用小脚趾，用左耳，

正方形，呼气，想要让自己陷入昏迷，解决所有问题，去朝圣，做出牺牲，点燃蜡烛。是否存在一位失眠者的圣徒？他是否有着黑色的眼圈，是否被无形的箭折磨？失眠是否是对所有罪孽的惩罚？

婴儿在入睡前会哭闹。也许我在上床前也应该尖叫，撕心裂肺地尖叫。或者去剧院，去歌剧院。睡眠热爱剧院。当你最不需要它的时候，它突然降临，强行闭上你的眼睛，而你却在反抗。每晚都去剧院，你就获救了！或者看《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那些没完没了的宣叙调，或者再弄一个拉绳就会哼唱摇篮曲的毛绒玩具。但我从小睡眠就很差。而且每当我作为学生可以睡个懒觉的时候，周六总会被厨房的收音机吵醒，那收音机感觉就像直接放在我的枕头下面，用民俗音乐的约德尔唱法将我惊醒。周日，我的父亲会摇醒我，让我去修道院参加礼拜，仿佛我周日也得在那里上学——那是一所伪善之学。我甚至在跪拜时都想睡着，在半梦半醒中思考着弥撒。

事实上，我从未真正地睡足过。因为一旦我有时间这样做，我自然会在天刚亮时就醒来，带着地狱之夜的余韵。连续睡眠，数小时地睡眠，睡过所有事情，像土拨鼠一样睡眠，像一只熟睡的狗，像胚胎一样蜷缩在床上过冬，通过睡眠恢复健康，这一切对我来说只是梦想，只是愿望。我根本不知道深度睡眠是什么感觉，而不是那种所谓的“保姆式睡眠”——那种极其敏感的睡眠，只要有一点轻微的噪音或任何想象中的危险，你就会立刻像被针扎一样惊醒。不，那种深沉的、令人幸福的睡眠，我只在发烧、某种肉类或食物中毒、感染新冠，或者患有拖延治疗的肺炎时才体会过：那时我只是在睡觉，像在出神一样，无止境的睡眠，没有意识，没有梦境，没有恐慌发作，没有思考，因为大脑、身体，一切都仅靠应急电源运行。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是这样的，它给了我一种确定感，证明我也能睡眠。

不过，在某些日子里，对我而言存在着神奇的十五分钟或半小时，当我中午或下午躺下，闭上眼睛，等待睡眠短暂地光顾。这救了我。有时睡眠如此之深，以至于我全身心地深受触动。有些人和竞技运动员每次只睡十分钟，但当然一天之中和夜晚要重复多次。这听起来很诱人，但也很累人。这可能需要一种内在的平静，而我在我的不安中永远无法达到。人们总喜欢试图欺骗睡眠，但最终大多是败下阵来。睡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自恋者，且极易受挫。你会感到永久的愧疚。当然，如果你不能入睡，那是你自己的错。反抗是没有用的，正如卡夫卡早已知晓：“睡眠是

彼得·汉德克在《论疲劳的尝试》中将其称为“黎明时分的苍白之光”，这对失眠者来说“意味着诅咒”。 照片 Getty

最无辜的存在，而失眠的人则是最负罪的。”

对于托马斯·伯恩哈德来说，失眠是一道黑色的划线。你被抹去了。被划掉了。但另一方面，他所有的故事都始于他无法入睡。这恰恰与那种关于“睡眠被窃取”的叙事方向相反。乔兰认为，对于艺术家而言，失眠是一种恩赐：“失眠是一种令人眩晕的清醒，它能将天堂也变成折磨之所。”而在失眠的折磨下，人的写作水平会更高。思绪不停地折磨着你，潜意识掏出了它的拇指钳和脑钉，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拉伸刑具上，或者至少让自己处于公开受审的枷锁之中。乔兰将失眠的神圣化推向极致，甚至将其比作殉道：“与每个失眠者每天所忍受的苦难相比，那次钉十字架又算什么？”汉德克在《论疲劳的尝试》中将其称为“黎明时分的苍白之光”，这对失眠者来说“意味着诅咒”。

每一种创造力都需要它的祭品，需要你将脖子放在枕头上等待那把刀。但这一切都太过于悲怆了，因为失眠到头来是平庸的，而你本身也是。大脑就是停不下来工作。有时会产生最绝妙的灵感。这时你就更无法入睡了，因为你不想失去它们，或者想立即在脑海中继续写作。有时人们在失眠中解决了所有问题，幻想出所有美好的结局，而这些结局在第二天早晨并未出现。但人们记得失眠世界中的这些魔幻时刻：“我曾经历过一个夜晚，一切对我而言都揭晓了。我之后该如何开口说话？”在萨拉·凯恩的作品中，夜晚才是真实且唯一的戏剧，一切都赤裸地呈现在凌乱的床上。一个人在睡，另一个人没睡：“我嫉妒我沉睡的爱人，掩盖他被诱导的无意识状态。”仿佛这还不足以构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她在观察熟睡者的同时，预言了次日早晨的冲击：“当他醒来时，他会嫉妒我那不被药物干扰的、充满思考与言语的失眠之夜。”

人们嫉妒睡眠，渴望睡眠，诅咒睡眠，又将其神格化。它是失眠者的圣杯。仿佛人们可以获得解脱，仿佛存在解脱。但并没有，只有因格博格·巴赫曼所称的那些持续不断的“无法定义的状态”，那些“心跳的剧震”。而在关于大眠的梦想终点：是眩晕。

向 UBIN EOH 提问的四个问题

您在读什么？

我现在每天给女儿读切尔西·林·华莱士（Chelsea Lin Wallace）的儿童书《多么糟糕的一天》（So ein mieser Tag）。书中一页接一页地讲述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多少烦心事。早晨总是那么匆忙，然后在去幼儿园前还得吃黏糊糊的燕麦粥——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偶尔崩溃呢？书中那个愤怒的小亚裔女孩的插画让我和女儿特别喜欢，也许是因为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除此之外，最近我几个月来第一次重新开始读小说，因为在写自己的书时，读其他小说反而会让我分心。这本书叫达娜·沃温克尔（Dana Vowinckel）的《阿尔玛与安东》（Alma und Anton）。对我来说，第一页总是至关重要的，它必须能立刻抓住我。沃温克尔用下面这句话做到了：“阿尔玛不懂什么叫忘我，阿尔玛如此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意识，以至于她经常因为害怕失去这种意识而难以入睡。” 从那时起，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常伴。在我看来，一本好书必须具备这样的特质：我希望通过独到的观察和易于接受的语言风格，沉浸在故事的世界中。正因如此，我贪婪地读完了萨莉·鲁尼（Sally Rooney）的所有作品。

您在听什么？

长期以来，我一直渴望拥有一台老派的厨房收音机，只需把它打开，然后让自己沉浸在声音中，就像以前上学前的早晨那样。随着“年龄增长”，我尤其钟情于那些经典老歌电台；我现在经常听 Radio Harmony 或 Nostalgie Radio 的直播流。那里有最棒的热门金曲，从埃罗斯·拉马佐蒂（Eros Ramazzotti）、 Depeche Mode 到 Backstreet Boys 都有。即使不记得歌词也要大声跟唱，这也是听觉体验的一部分。早晨我喜欢听新闻播客“0630”，因为我喜欢全球政治新闻与泰勒·斯威夫特婚礼这类轻松话题的结合。为了放松，我会听奥利弗·波拉克（Oliver Polak）和米基·拜森赫兹（Micky Beisenherz）的《Friendly Fire》，尤其是奥利弗关于飞行旅程或出租车行程中尴尬趣事的轶事，让我非常着迷。

您在看什么？

这几年我迷上了塞斯·罗根（Seth Rogen）。最近我一口气刷完了《柏拉图》（Platonic）和《工作室》（The Studio）这两部剧。对我来说，罗根身上有一种让我想起90年代喜剧的轻盈感，伴随着他那标志性的、像喝醉了（或抽嗨了）一样的笑声和冷幽默。他那些充满生命力、色彩鲜艳的扎染套装和渔夫帽对我而言定义了某种风格。与此同时，他能以一种极其随意的方式进行深刻的对话，从而消解掉其中的所有矫情。除此之外，我是《怒呛人生》（Beef）两季的忠实粉丝。作为一个有韩国血统的人，我喜欢看到亚洲角色可以表现得矛盾、令人不快、幽默、自私，尤其是拥有权力。说到权力：《摘金表达式》（Crazy Rich Asians）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我肯定看了至少三遍。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极其富有的亚洲人，这当然不是一种特别具有革命性的代表形式——但我仍然很享受看到亚洲角色如此挥金如土且身处权力高位。为了快速娱乐，我会去YouTube看由萨拉·阿尔斯兰（Sara Arslan）主持并出演的《带我去便利店》（Take Me Späti）。在节目中，她在便利店（Späti）与说唱歌手约会，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对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持人并不害怕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我觉得《与皮埃尔·M·克劳泽短途同行》（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也很舒心，他在陪同名人前往预约地点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令人愉悦且轻松的对话。这个形式让我想起现在遗憾被砍掉的《鲍尔费因德助手》（Bauerfeind assistiert）。在那个节目中，卡特琳·鲍尔费因德（Katrin Bauerfeind）担任像罗杰·威廉森（Roger Willemsen）这样的大人物一整天的助手；她曾陪同威廉森去买睡衣和花。这一集在YouTube上还能找到——强烈推荐给所有像我一样如此想念威廉森的人。

Ubin Eoh

您最近一次改变观点是什么时候？

一个非常近的例子是马雅·巴斯勒（Marja Basler）和安妮玛丽·范登布林克（Annemarie van den Brink）写的《便便工厂》（Die Kackwurstfabrik）。我是在女儿出生时收到这本书的，之后它一直被隐藏在书架上，直到最近我的女儿把它翻了出来。从那时起，我们每天必须读好几次。书中将人类的消化系统描绘成一座巨大的工厂，食物在其中经过不同的站点，直到最后产出一个成品排泄物。我原本把它搁置到以后再读，因为书中那些细碎且非常技术化的绘图——即使对我这个成年人来说——也显得没什么吸引力。我的女儿显然完全不同。她能长时间地沉浸在这些图片中，每次阅读都能发现新东西。现在我明白了，正是这种信息的密集度构成了这本书的魅力。这是一个美好的提醒，让我意识到我作为成年人的视角在预测孩子会对什么感兴趣时，是多么不可靠。

Ubin Eoh 出生于柏林克罗伊茨贝格（Berlin-Kreuzberg），是一名作家、记者和播客主持人。她是《时代》（Zeit）播客《那你周末做什么？》（Und was machst du am Wochenende?）的共同主持人，并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开始撰写《法兰克福汇报》（FAZ）的专栏《嗨，宝贝》（Hi, Baby）。她的第一部小说《蜂蜜与金发》（Honey und Blondie）最近由 park x ullstein 出版。在我们的文学新闻通讯中，您可以找到巴黎·马克斯（Paris Marx）对另外两个问题的回答。现在即可免费订阅：nl.faz.net / #literatur

特别事件

Dollyversum

2013年，多莉·帕顿（Dolly Parton）遭遇了一次轻微的车祸。如果多莉·帕顿不是多莉·帕顿，且没有在医院里与那里的一位医生纳吉·阿布姆拉德（Naji Abumrad）成为朋友，这件事本不值得一提。这个故事启发了他的儿子——广播记者贾德·阿布姆拉德（Jad Abumrad）制作一个关于他父亲这位名友的播客。其成果《多莉·帕顿的美国》（Dolly Parton's America）是一部由九部分组成的杰作，讲述了这位歌手的历史、她对美国的意义、“多莉宇宙”（Dollyverse）以及当然还有她的音乐。在任何人生阶段，尤其是现在她去世之后，没有什么比再次聆听这位温暖、幽默、自嘲且聪慧的女性更能带来慰藉的了。 anvo.

作家埃利夫·巴图曼（Elif Batuman）在土耳其父母的陪伴下在美国长大，凭借小说《白痴》（Die Idiotin）和《非此即彼》（Entweder / Oder）而闻名。这两部作品都讲述了塞林（Selin）的故事，她是一名在哈佛大学就读、博览群书的年轻女学生，在传记细节上与巴图曼有共同之处。一段时间以来，同时在《纽约客》（New Yorker）担任记者的巴图曼，还在Substack平台上撰写一份有时非常“极客”的时事通讯，内容涵盖写作、文学以及她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我们在柏林见面，巴图曼目前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项目的研究员。

巴图曼女士，您既是作家也是记者。以前您的文章大多发表在《纽约客》上，现在您定期在Substack平台上写作。您为什么开始这么做？

为《纽约客》写作很有趣，也是一种荣幸，但耗时非常长。必须经过很多人的审读，而且总是需要一个契机。你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下此时此刻正在思考的事情。当Substack在招募作者时，有人问我想不想在那里写作。我原本没打算以此赚钱，尤其是因为我的很多读者是学生。但Substack希望我收取费用。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可靠的兼职收入。

读者也可以在Substack上发表评论。您是否从这些评论中为自己的写作获得启发？

当然。这是我在Twitter走下坡路后非常怀念的一点。我觉得Twitter很棒。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一直与出版商或那些自称了解公众口味的人存在分歧：关于人们能理解什么、不能理解什么，什么太深奥、太学术或太如何如何。我觉得Twitter令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你可以立即看到人们如何反应以及对什么产生反应。在Substack上，情况再次变成了有些帖子非常成功，而有些则不然。从中可以学到很多。

这些统计数据难道不会分散您的注意力吗？比如知道什么内容被阅读了？我认为，写一些你认为他人会感兴趣的东西并没有错。我觉得，认为某件事仅仅因为受欢迎就是愚蠢的，这才是问题所在。另一方面，我在大学时曾得到一位随机分配给我的讲师的建议。我当时在写关于俄罗斯的东西，但她一点也不喜欢俄罗斯，她来自波兰。她对我说：你在为某个你认为会对你的东西不感兴趣的人写作。但你不是来自火星，如果你对此感兴趣，其他人也会如此。你只需要向他们证明，他们其实是感兴趣的。

“我热爱困惑”

这正契合了您提到的“把关”（Gatekeeping）这一方面：即在开始之前，某些事物就被排除在外，因为人们认为它们行不通。我觉得不仅是您的文字，在 Substack 上的内容经常涉及小众话题。您有时会对人们的喜好感到惊讶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写作生涯就是将非常小众的事物介绍给更广泛的受众。我认为这与互联网有很大关系。我的第一本书原本打算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的重新演绎，故事背景设定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比较文学博士项目中。有人告诉我，这种东西根本卖不出去，人们不想读一整本关于抑郁博士生的书。写一本非虚构类书籍会更好，这样我可以为那些没有时间读原著、但想在鸡尾酒会上谈论这些内容的人，用有趣、酷的方式总结许多俄罗斯小说。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书《被附身者》（Die Besessenen）于 2010 年出版。通过 Substack 以及《被附身者》，我明白了一件事：这并不关乎巨大的数字。这本书没有数百万读者，但比当时人们预想的要多。这就足够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摧毁了阅读文化，因为人们的注意力跨度在缩短。那么您的观点恰恰相反？

我认为人们现在的阅读量比以前多得多。他们阅读不同的东西——不再像以前那样存在统一的经典书目，这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很多缺点，因为人们不再拥有那种大家都读过同样书籍的共同对话。这一点让我有点遗憾。

您在 Substack 上写关于文学的内容时，经常设定较高的前提条件。您知道您的读者是谁吗？

很多学生，但不仅限于此。年轻的作家，很多还在上学或在大学就读的年轻人，以及博士生。但也有年龄与我父母相仿的人，也许已经退休，且一直希望与文学有更多接触。

这样是否也能引发一场关于文学的辩论？

我不知道。有时人们会提到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我会收到非常有趣的阅读建议，有时甚至是学术论文。有一次我写了关于明治时代日本小说的内容，随后收到了一篇针对该主题非常专业的论文。我觉得这比辩论更令人鼓舞，更能开阔视野。现在感觉有太多所谓的“辩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辩论，因为人们只是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我更倾向于寻找人们能够达成共识的事物，而这类事物实际上相当多。

Substack 有时被视为传统媒体的替代方案。您是否觉得在这里可以写一些在其他媒体中没有空间的文字？我认为是的。从历史上看，这可能与印刷成本有关，你不能出版一个仍处于思考过程中的人的作品。但思考恰恰就是这样运作的。而我喜欢读这样的东西。我热爱困惑和探索。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托尔斯泰，因为在他的小说中，这种状态有一个更整洁的版本。角色在最后自相矛盾，或者发生的事情并非他们所想，然后故事就结束了。这在报纸和杂志上行不通，但通过互联网，这可能是可能的。

但这还涉及政治问题。有些人说，在 Substack 上可以说一些在传统媒体中不能说的话。我在 Substack 上感觉更放松一些。如果某些内容在付费墙之后——

作家埃利夫·巴图曼（Elif Batuman）7月底在柏林 摄影：朱莉娅·齐默曼（Julia Zimmermann）

作家埃利夫·巴图曼（Elif Batuman）发现了 Substack 平台。她看中了这个平台的什么？这对她的写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作者：安娜·沃尔默（Anna Vollmer）

……大概会有 1000 人阅读。而且人们无法通过谷歌搜索到。我觉得我可以更细腻地表达，并且能够讨论一些如果是在一个有数千人阅读的出版物上，我可能不愿卷入其中的事情。

您如何决定哪些内容适合 Substack，哪些适合《纽约客》？

我非常想与[日本作家]村田沙耶香交谈，而且我认为对她来说，出现在我的 Substack 上可能没有太大吸引力。同样，对于那些我认为应该在公众领域获得更多关注的观点也是如此。我为《纽约客》写过一篇关于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对俄罗斯文学重新评估的文章。当时我对媒体的报道感到非常沮丧。难道所有的俄罗斯书籍都应该被抵制（canceled）吗？还是说文学与政治无关？我认为任何真正对书籍感兴趣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但很多人认为，他们必须在两方之间选择其一。

乌克兰战争是您艺术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MeToo 运动也是。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时刻？就像许多特权阶层的美国人一样，2016 年对我来说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我对特朗普的获胜感到非常惊讶，并且为自己的惊讶感到羞愧，因为很多人并不惊讶。于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学习文学？如果这让我变得去政治化了怎么办？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困惑。“政治”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政党、选举和政府；另一种是指第二代女权主义者所说的：私人即政治。现在，我回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曾有一段时间，我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想象：通过让自己退出政治领域，认为这些事情与我无关且会自行解决，我反而帮助了像特朗普或埃尔多安这样的人铺平了道路。

但现在您的看法不同了？ 我曾经对美国的“觉醒”（Wokeness）运动非常热情。在我成长过程中，公共讨论中的许多残酷和愚蠢都来自右翼。现在我看到两边都有。而从左翼看到这一点让我想到：仅仅拥有正确的观点是不够的。你看到有些人因为左翼教条而追随他人，伤害他人并让他们感到羞愧。这让我想起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政府层面的政治没有吸引力。吸引我的那种政治，是发生在小说中的。我推测，在过去我会说小说不是政治性的，也不应该是政治性的。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MeToo 运动现在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它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改变了很多吗？在女性的塑造和对职场霸凌的描述方面，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完全荒谬。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在部分情况下也变成了将权势男人拉下马的快感，从长远来看这并没有帮助。例如我的第一任出版商就被“MeToo”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必须有人告诉他这必须停止。但我不认为他必须因此失去工作，然后在余生中作为一名自由译员工作。

您曾说过，MeToo 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您的写作以及您的第二部小说。如果现在写，它会变得不同吗？

每本书都是情节与创作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原本不想为我的第一部小说《白痴》（Die Idiotin）写续集，但当我在 MeToo 运动期间推介这本书时，许多女性重新讲述了她们早期的性经历，这让我觉得我也必须这样做。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曾认为小说与政治完全分离，认为女性主义很乏味，女性只需要更努力工作，变得比男性更优秀，然后一切自然会好起来。现在看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为什么我以前会这么想，尽管当时的我也并不比现在笨？

在您的时事通讯（Newsletter）中，您经常写一些观察。有一次是关于您在意大利看到了多少只腊肠犬…… Bassotti（腊肠犬）！

您现在在柏林住了一段时间了。这里有什么让您注意到的地方吗？

我对这里有这么多土耳其元素感到惊讶。然后，我的妻子和我注意到，人们在街上的目光接触方式不同。在纽约，你无法与任何人建立眼神交流，而这里则不同。而且，人们对待无关紧要的闲聊（Smalltalk）的态度也不同。有时我会说一些非常愚蠢的话，仅仅是为了维持对话，而对方会说：“噢，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很有意思，我之前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然后你就得说，不，我当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噢，还有一件事：在关于柏林的一篇帖子中，我写到这里有很多冰淇淋蛋筒形状的垃圾桶。我从未见过这么多。

埃利夫·巴图曼（Elif Batuman）在 Substack 的 eliflife.substack.com 地址发表文章。

亲爱的同事们

哈拉尔德·斯陶恩（HARALD STAUN） 著

在《镜报》（Spiegel）通过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议员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塑造成一个令人恐惧的怪物而“帮了他一个忙”两周后，现在《星报》（Stern）的一篇关于德国选择党（AfD）的封面故事也出现在了报刊亭——或者无论人们现在还在哪里阅读它。该杂志异常具体地将自己的报道设定为对汉堡同行所散布的歇斯底里的反击。封面上的标题是：“AfD 陷阱——恐慌如何让极右翼政党变得更强大。为什么我们需要以自信的态度对待它”，书中的文章也完全遵循这样一个基调：冷静下来！

在一篇引人注目的随笔中，马丁·德贝斯（Martin Debes）、法伊特·梅迪克（Veit Medick）和扬·罗森克兰茨（Jan Rosenkranz）描述了媒体中一种由于追求自身效果而导致的“毁灭欲”：这种欲望赋予了 AfD “一种霸权，使其在沮丧的公民眼中反而显得更有吸引力”，并使该党陷入一种“权力至上的狂热”。相反，那些“愿意、甚至可能能够保护自由民主制”的人，反而会被这种“灾难之声”消磨掉积极性。作者在不淡化 AfD 执政风险的前提下，指出了“联邦德国体制的韧性”，指出了“那些能够将革命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能让一些较为温和的想法也惨遭失败的迟缓结构”，将权力分立视为“一份保险——防止通过强权手段执政”，并提到“竞争法则”：即“不能提供成果的人将被惩罚”。

这种呼吁保持冷静的诉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被视为轻视问题的风险，而且有时这篇随笔听起来确实像是作者过于依赖“政治系统的韧性”。但他们的论点并非那些急于拆除所谓“防火墙”，或者试图通过采纳 AfD（德国选择党）纲领来对抗该党的古怪计划者的论点。而任何人在上周末再次目睹 ARD 和 ZDF 的采访者在他们如今已成惯例的、失败的“揭秘尝试”中显得多么无力时，都会感激政治中间派能展现出更多的一点从容。

然而，不完全清楚的是，《Stern》杂志主编格雷戈尔·彼得·施密茨（Gregor Peter Schmitz）对这一新准则持何看法。在他的社论中，他首先对《镜报》（Spiegel）表达了同情，因为后者因其标题而遭到了“真正的痛击”。这不仅是因为施密茨本人曾在那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还因为《Stern》此前在对待右翼政党方面对神话塑造的贡献也几乎不比对方少，正如施密茨自己承认的那样：2022年，该杂志在封面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封为“欧洲最危险的女人”，2023年则将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作为封面女郎。施密茨当时辩称，“不予关注的策略”并没有“那么成功”——尽管当时是谁在执行这一策略仍是个秘密。现在他写道：“尽管我们知道在一次纸媒采访中无法揭穿她们，但我们认为，忽视并不是一种策略。”这听起来更像是出于倔强而非论据。

那么现在呢？《Stern》是否已经开始反思？施密茨避难于一种坚决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论调中，他认为人们仍然必须“展示德国选择党有多危险”，但在此过程中“不能从事那些煽动恐慌者的生意”，他将其总结为：“我们应该不断挑战他们，但要以自信而非恐惧的态度。”《Stern》是否因此退出了恐慌生意，仍有待观察，也许它能尝试以自信的方式来经营这项生意。

无论如何，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目前依然保持冷静：在一段人物特写中，《Stern》记者德贝斯（Debes）介绍了这个“像陷入狂热一样进行竞选”的男人。当齐格蒙德在维滕贝格的一次竞选活动中认出该记者时，他对记者说：“太好了，您又回来了！”

电视文本 (TELETEXT)

泰德·拉索 (TED LASSO)

作者：托比亚斯·吕特尔 (TOBIAS RÜTHER)

近期很少有剧集像《泰德·拉索》这样引起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该剧讲述了一位同名教练的故事，他曾在美国中西部执教美式足球，但被 AFC 里士满队的老板丽贝卡雇佣，目的是为了报复她的前夫而毁掉这家俱乐部。然而，泰德（杰森·苏戴基斯 饰）凭借其宽广的胸怀，在三季的时间里成功拯救了 AFC 队以及他在伦敦遇到的所有人——几乎也拯救了自己。

一个人对足球越不感兴趣，就越喜欢《泰德·拉索》，反之亦然；很少有人能同时喜欢《泰德·拉索》和足球。即便这部剧的核心根本不在于足球，而在于那些能够克服自身缺陷、达成和解（与自己及他人）、质疑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及其塑造过程的人，这一点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们必须得喜欢将“自我关怀”作为娱乐方式。

《泰德·拉索》非常适合制作成 Instagram Reels 短视频，因为每集都有十个场景会抛出某种金句，这些话可以绣在枕头上，或者挂在度假屋的墙上。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由杰森·苏戴基斯亲自编写的：在剧中，泰德在飞镖比赛中击败了刻薄的鲁珀特（安东尼·海德 饰），以保护丽贝卡（汉娜·瓦丁汉姆 饰）免受下一次羞辱——他通过更精准的投掷并引用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话。“保持好奇，而非评判”（Be curious, not judgemental）：这是该剧的主旋律。

一名傲慢的球星变成了团队协作球员，另一名队员公开出柜并得到了所有人的保护，一名赞助商因破坏环境而遭到抵制：在三季的时间里保持这种高尚的基调而不陷入公式化，《泰德·拉索》并非总能做到。或许正因如此，第四季将完全重新开始：泰德从堪萨斯城回归，旨在带领 AFC 里士满的女足队进入顶级联赛。

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并非没有道理。他们指责《泰德·拉索》将女足面临的实际问题（薪资低、代表性不足）仅仅作为装饰。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显现了：再次请来一名男性来执教女足队，而助理教练（塔尼娅·雷诺兹 饰）则被忽视了。爱丽丝将如何脱颖而出，而总是做正确之事的泰德在这里是否会再次如此，人们几乎可以自行给出答案，但也许结果会完全不同。那样的话，才真的像足球一样。

不公平的电视对话 (TELEDIALOG UNFAIR)

在她的播客节目《Amann Unframed》中，梅拉妮·阿曼（Melanie Amann）本周与 AfD（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进行了对话：

蒂尔施奈德：那么，阿曼女士，坦白说，我对这个播客的想象并非如此。

阿曼：我很抱歉。

蒂尔施奈德：我是认为我们会讨论我的书。（……）我觉得您的提问具有破坏性和暗示性，而且极其不公平。我们可以继续谈，或者现在就结束。总之，我不想在这种语气下继续对话。

阿曼：我是在尝试为我的听众揭示您的立场。（……）您想以此从事政治。您想改变一些东西，那么询问您想要改变什么应该是可能的（……）

蒂尔施奈德：您在这里使用的是考卷式的提问，把我就像成一本行走的人类百科全书。这不是一场关于政治立场的政治对话。您还有什么好问题吗？

周六

ARD

8.20 《知识真神奇！》雨林度假 8.45 POV – 你的故事至关重要 (21)。当没人发声时该怎么办——青少年中的右翼极端主义 8.55 《胡椒粒》。世界上最棒的姑姑 / 守护天使 9.50 Tagesschau（今日新闻） 9.55 熊猫、大猩猩等 11.30 第一频道 Quarks。释放河流！回归自然带来的影响 12.00 Tagesschau（今日新闻） 12.15 兽医。吞下的针 / 救活 13.45 （今日新闻） 14.00 《生命之河》。德国家庭电影，鲁斯·玛丽亚·库比切克主演，2011 15.30 《我的母亲不可理喻》。德国喜剧，戴安娜·阿姆夫特主演，2018 17.00 （今日新闻） 17.15 Brisant（热点新闻） 17.52 第一频道天气预报 18.00 Sportschau（体育新闻）。德丙联赛。直播 18.30 Sportschau（体育新闻），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直播 19.57 彩票 20.00 （今日新闻） 20.15 《罗马外交官——危险的谎言》。德国犯罪系列剧，娜塔莉亚·沃纳主演，2026 21.45 Tagesthemen（今日话题）。含天气预报 22.05 《狼之国。黑色之心》。

德国犯罪系列剧，格茨·舒伯特主演，2023 23.35 周日之词。亚历山大·赫纳主讲，柏林 23.40 《伊娜之夜》(7 / 12)。深夜秀 0.40 （今日新闻） 0.45 《强盗！》。美国动作喜剧，2001

ZDF

8.20 《罗宾汉》。冷酷的彼得 / 绅士学校 8.45 《H20 – 绝美人鱼》。动画系列剧。情人节 9.10 《比比和蒂娜》。动画系列剧。蒂娜在危险中 9.35 《长袜子皮皮》。儿童系列剧。皮皮与海盗 (3) / 皮皮与海盗 (4) 10.25 《港口边缘紧急呼叫》。犯罪系列剧。购物 11.10 《SOKO 斯图加特》。犯罪系列剧。致命吸引 11.55 heute Xpress（今日快讯） 12.00 简单的人类。安德烈亚斯·卢斯：在运动中失明 12.15 《邦德舒一家 – 邦德舒对决邦德舒》。德国喜剧，安德烈亚·萨瓦茨基主演，2023 13.40 《阿尔萨斯之夏》。德国喜剧，塔尼娅·韦多恩主演，2012 15.10 heute Xpress（今日快讯） 15.15 《真假古董》 16.10 《罗森海姆警探》。犯罪系列剧。猎人的灾难 17.00 Xpress（今日快讯） 17.05 州情概览 17.35 ZDF 专题报道：为紧急情况做准备。应急电源、水、罐装面包 18.05 《SOKO 慕尼黑》。犯罪系列剧。在旅途中 19.00 （今日新闻） 19.25 《山地医生》。

医疗系列剧。希望 (1) 20.15 乔瓦尼·扎雷拉秀。盛大夏季派对 23.15 journal（今日新闻杂志） 23.30 当前体育工作室。直播 0.55 Xpress（今日快讯） 1.00 与乔瓦尼·扎雷拉共度意大利夏夜

RTL

5.15 《蓝光报告》。真人秀。包括：血腥交通事故揭露残暴罪行 / 含有刺激内容的入学礼袋引发争执 / 谋杀计划在火海中升级 / 母亲在花店失控 / 骑行母亲与孩子被晾衣绳绊倒 12.00 芭芭拉·萨莱施 – 刑事法院。纪录真人秀。投掷水壶！女婿袭击挥霍无度的岳母？ / 食品车起火！一场热烈情事的终结？ 14.00 乌尔里希·韦策尔 – 刑事法院 (68)。纪录真人秀。嘉年华圈中的神秘死亡 15.00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RB莱比锡 – 门兴格拉德巴赫。直播 17.45 乌尔里希·韦策尔 – 预审法官。纪录片。偏僻停车场上的危险袭击 18.15 《周六独家》(33)。

娱乐杂志 18.45 RTL Aktuell（RTL最新消息） 19.05 Life – 人们、时刻、故事。资讯娱乐 20.15 摩托艇之星世界锦标赛。秀 0.30 马库斯·克雷布斯现场！小心……你认识他吗？喜剧秀

周日

8.30 《艾琳娜》(Alina) (2 / 3)。青少年剧集。《马语者》 9.30 《老鼠节目》(Die Sendung mit der Maus)。儿童节目 1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0.03 《周日总是如此》(Immer wieder sonntags) (12 / 13)。综艺秀 12.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2.03 《新闻俱乐部》(Presseclub)。访谈节目 12.45 《欧洲杂志》(Europamagazin)。纪录片 13.15 《夜巡》(Nachtstreife) (2 / 6)。真人秀。诡异的邂逅 14.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4.03 《婚礼》(Hochzeiten)。德国喜剧，主演：森塔·贝尔格 (Senta Berger)，2012 15.30 《体育新闻》(Sportschau)。赛艇世锦赛（女子及男子单人赛） / 约 15.45 国际田径运动节 (ISTAF) 17.00 《关键点》(Brisant)。杂志节目 17.45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8.00 《柏林报告——夏季访谈》(Bericht aus Berlin – Sommerinterview)。访谈节目。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Friedrich Merz) 与马库斯·普赖斯 (Markus Preiß) 对谈 18.30 《纽约属于谁？》纪录片 19.15 《体育新闻》(Sportschau)。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19.57 德国电视彩票中奖号码 20.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20.15 《犯罪现场》(Tatort)。《黄金》(Gold)。德国犯罪系列剧，主演：乌尔里克·福尔克茨 (Ulrike Folkerts)，2023 21.45 《卡伦·米奥斯加》(Caren Miosga)。访谈节目 22.45 《今日话题》(Tagesthemen)。含天气预报 23.05 《ttt – 标题与论点》(ttt – titel thesen)

气质 (temperamente)。文化杂志 23.35 《汉内斯》(Hannes)。德国正剧喜剧，主演：伦纳德·谢舍尔 (Leonard Scheicher)，2019 1.00 《每日新闻》(Tagesschau) 1.05 《婚礼》(Hochzeiten)。德国喜剧，主演：森塔·贝尔格 (Senta Berger)，2012

ZDF

8.15 《蒲公英》(Löwenzahn)。生命的奇迹——用爱打造 8.40 《隆内伯加的米歇尔》(Michel aus Lönneberga)。当米歇尔成为英雄 9.03 《37°生活》(37°Leben)。回归：金钱 9.30 天主教礼拜。十字架——赢得生命 10.15 《古董价值》(Bares für Rares)——心爱之物 11.55 《今日快讯》(heute Xpress) 12.00 《ZDF电视花园》(ZDF-Fernsehgarten)。安德烈亚·基韦尔 (Andrea Kiewel) 主持音乐与嘉宾——美因茨广播中心现场直播 14.00 《这就是我的风格》(That's My Style) 14.45 《花园专家对决》(Duell der Gartenprofis) 15.25 《今日快讯》(heute Xpress) 15.30 《计划B》(plan b)。聪明旅行——用很少的钱看世界 16.15 《罗森海姆警探》(Die Rosenheim-Cops)。犯罪剧集。《假期之死》 17.00 《今日新闻》(heute) 17.15 《全球最非凡酒店》。真人秀。秘密与传奇 18.00 《双人案件》(Ein Fall für zwei)。犯罪剧集。《毫无顾忌》 18.55 《人类行动》(Aktion Mensch) 19.00 《今日新闻》(heute) 19.10 《柏林直击》(Berlin direkt) 19.30 《Terra X：世界城市》。伦敦 20.15 《一个僚机不会恋爱》(Eine Wingwoman verliebt sich nicht)。德国爱情喜剧，主演：基亚拉·肖拉斯 (Chiara Schoras)，2026 21.45 《今日新闻期刊》(heute journal) 22.15 《伊克门督察》(Inspector Ikmen)——

伊斯坦布尔之死。犯罪剧集。《死亡与继承 (1)》 / 《死亡与继承 (2)》 23.50 《Terra X 历史》(Terra X History)：我们的协会——不仅仅是保龄球和兔子 0.35 《今日快讯》(heute Xpress) 0.40 《盐浴》(Saltburn)。美 / 英惊悚片，2023

RTL

ARD

5.45 《蓝光报告》(Der Blaulicht Report)。真人秀。受伤女子被锁在冷冻柜中 / 小男孩独自在车站 / 鲜血淋漓的野餐让女子震惊 / 婴儿车在警车前滚动 / 15岁少年用剪刀袭击同学 / 在高脚椅上发现婴儿 / 饮料店入室盗窃揭露性秘密 / 女子担心未婚夫已死 / 女子发出戏剧性的求救信号 / 车内血迹斑斑的女子让警察困惑 / 被绑架的老年女性让警察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12.45 《花床兄弟》(Die Beet-Brüder)。纪录片真人秀。包括：妮可 (Nicole) 及其女儿卡特琳 (Katrin) 和劳拉 (Laura)，瓦尔达尔格斯海姆 (Waldalgesheim) 17.45 《独家——周末》(Exclusiv – Weekend) (35)。资讯娱乐 18.45 《RTL Aktuell》 19.05 《农民找老婆国际版》(Bauer sucht Frau International)——全球新农民。约会节目 20.15 《金刚男特工：黄金圈》(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英 / 美动作喜剧，主演：塔伦·埃格顿 (Taron Egerton)、马克·斯特朗 (Mark Strong)、索菲·库克森 (Sophie Cookson)、科林·费尔斯 (Colin Firth)、朱丽安·摩尔 (Julianne Moore)，

2017 23.00 《周日stern TV》(stern TV am Sonntag) (26)。资讯杂志 0.30 《金刚男特工：黄金圈》(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英 / 美动作喜剧，主演：塔伦·埃格顿 (Taron Egerton)、马克·斯特朗 (Mark Strong)、索菲·库克森 (Sophie Cookson)、科林·费尔斯 (Colin Firth)、朱丽安·摩尔 (Julianne Moore)，2017 3.00 《CSI：犯罪现场调查》(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21)。犯罪剧集

Pro Sieben

5.40 《Call Me Kat》。喜剧剧集。相亲尝试 / 伴侣治疗 6.25 taff。杂志节目 7.20 Galileo。杂志节目 9.25 《Outmatched – Allein unter Genies》。喜剧剧集。避风港 / 生日揭秘 10.20 《Fresh Off the Boat》。情景喜剧。最好的闺蜜 / 世界末日！ 11.18 MOTZmobil 11.20 《Fresh Off the Boat》。情景喜剧。退休？为什么退休？ / 更好的四分之三 / 三个埃文斯 12.45 《Die Goldbergs》。情景喜剧。关系问题 / 最好的朋友 13.40 《Family Guy》。动画剧集。男性，丧偶，年长 / 白色的梅格没用 14.40 《Die Simpsons》。动画剧集。春田镇从灰烬中重生 / 争夺波波 / 荷马爱上明迪 / 春田镇民兵 / 可怕的怀疑 / 浪漫无处不在！ / 游走鲍勃 18.10 Pro-Sieben :newstime 18.20 《Die Simpsons》。动画剧集。丽莎开始行动 / 消失的男孩 / 哈哈之地 / 蒙蒂方舟 20.15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Avengers: Endgame）。美国动作片，主演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马克·鲁法洛、克里斯·海姆斯沃斯，2019 23.55 《蝙蝠侠》（The Batman）。美国奇幻片，主演罗伯特·帕丁森、佐伊·克拉维茨、保罗·达诺、杰弗里·赖特、科林·法瑞尔，2022 3.05 Chris Talls 的 “Chris du mich berühmt” 表演秀

周六

Sat.1 16.59 Auf den Punkt 17.00 Notruf 18.00 Das 1% Quiz 19.55 News 20.15 《玛蒂尔达》（Matilda）。美国儿童电影，1996 22.20 《Hexen hexen》。美国奇幻喜剧，2020 0.25 《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英 / 德动作片，2002

Vox 16.50 Der Hundeprofi 17.55 hundkatzemaus 19.10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20.15 《新娘自救计划》（Selbst ist die Braut）。美国喜剧，2009 22.30 《致命武器2》（Lethal Weapon 2 – Brennpunkt L. A.）。美国动作喜剧，1989 0.45 Medical Detectives

Kabel 1 16.20 News 16.30 《海军罪案调查处》（Navy CIS）。Raven / 第一起案件 / 共患难 / 秃鹫的盛宴 20.15 《911：洛杉矶紧急救援》（9-1-1 Notruf L.A.）。致命蜂群 / 云端碰撞 22.15 《911：独星》（9-1-1: Lone Star）。混乱不堪 / 谁是你的心上人？ 0.15 《海豹突击队》（Seal Team）。报复

KIA 16.30 《彼得潘》 17.15 《丛林之书》 17.45 《玛莎和熊》 17.55 《魔法村的皮诺曹》 18.15 《消防员萨姆》 18.35 《Zacki 和动物园帮》 18.47 《树屋》 18.50 《沙人》 19.00 《三个火枪手》 19.25 《Checker Tobi》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Mystic – Das Geheimnis von Kauri Point》

RTL 2 20.15 Armes Deutschland 22.15 Hartz und herzlich 0.15 Hartz Rot Gold

Tele 5

NDR

Tele 5 17.25 《Xena》 20.15 《Rubikon》。奥地利科幻电影，2022 22.30 《2067 – Kampf um die Zukunft》。澳大利亚科幻电影，2020 1.05 《金字塔》（The Pyramid: Grab des Grauens）。美国恐怖电影，2014

NDR 16.00 Rute raus, der Spaß beginnt! 16.30 Unterwegs auf der Luftlinie 17.15 Rund um den Michel 18.00 Nordtour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地区新闻 20.00 Tagesschau 20.15 Wer weiß denn sowas XXL 23.25 您应该知道的流行歌曲 0.10 Ziemlich beste Stiefmutter

3sat

9.00 ZIB 9.05 文化广场（Kulturplatz）。杂志 9.35 如画的奥塞兰（Ausseerland）。纪录片 9.50 皇家花园——美泉宫。纪录片 10.40 2026年美泉宫夏夜音乐会。音乐会 12.15 爱情故事与婚姻事务 (6)。约会节目 13.00 ZIB 13.10 海外笔记。信息杂志 13.15 寻找施密特·马克斯（Der Schmidt Max auf der Suche）。纪录片。关于共处 14.00 国家杂志（Ländermagazin）。地区杂志。今日来自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14.30 艺术与杂物（Kunst + Krempel）。杂志 15.00 旅行时光——梦幻目的地：皮埃蒙特。纪录片 15.25 布雷根茨艺术节：威尔第的《茶花女》——全球最大湖上舞台的幕后。纪录片 15.55 丰盛餐桌——尤登堡。纪录片 16.40 丰盛餐桌——格拉茨之绿。纪录片 17.30 我想找回我的幸福。德国悲喜剧，主演米凯拉·梅（Michaela May），2023 19.00 今日 19.20 流行都市：米兰。纪录片 20.00 日间新闻 20.15 《茶花女》——来自2026年布雷根茨艺术节。歌剧 22.30 来自伯尔尼的纽约夜总会偶像。纪录片 23.25 巴黎之日出处。法国剧情片，主演露西·张（Lucie Zhang），2021 1.05 夏日避暑——像皇帝时代那样旅行。纪录片

WDR 16.00 最新动态 16.20 品鉴员 16.55 乡村与美味 17.45 简单且美味 18.15 WestArt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方时间 20.00 日间新闻 20.15 2026年北威州夏季音乐会 22.00 极限边缘 – 1993 22.40 巅峰之上 – 1994 23.25 爱情与其他灾难 – 1995 0.10 在胜利与悲伤之间 – 1996 0.55 摘星之志 – 1997

《盐本》（SALTBURN），

ZDF，周一，00.40 时

一个男人想要向上爬：奥利弗（巴里·基奥根 饰）和菲利克斯（雅各布·埃洛迪 饰）一起上大学，但其中一人听起来像狄更斯笔下的人物，而另一人则拥有运气和金钱：艾默拉尔德·芬内尔的这部校园电影角色扮演是一场关于引用与期待的阴险游戏。 插图：卡特·门希克（Kat Menschik）

BR 16.30 自然独家 17.15 体育焦点 17.45 在施佩萨特与卡文德尔之间 18.30 BR24 18.45 希尔斯豪森与深度伪造黑帮 19.30 艺术与杂物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班贝格骑手。一部弗兰肯犯罪小说。德国犯罪片，2012 21.45 水牛出笼了！德国故乡电影，2016 23.15 两个农民没有土地。德国喜剧，2017 0.45 然后露西来了。德国家庭电影，2011

SWR

SWR 16.45 市场检查 checkt ... 17.30 地区新闻 18.15 跳蚤市场 18.45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SWR愿望电影。《爱情故事》 / 《深海之醉》 / 《逃离阿尔卡特拉斯》 21.50 地区新闻 23.20 SWR经典热门 0.50 白帆之下 - 心之奥德赛。德国剧情片，2005

黑森 16.00 视觉盛宴——景观餐厅 16.45 烹饪故事 17.15 全心烹饪 17.45 大师厨房 18.15 综合报道 18.45 托比的度假之旅 19.30 黑森回顾 19.58 黑森回顾天气 20.00 日间新闻 20.15 杜平警官。布列塔尼。

ARTE

8.10 42 – 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信息杂志。孤独具有传染性吗？ 8.35 地理报道。沙特尔，天空的色彩 9.25 360° 报道。澳大利亚：鸭嘴兽任务 10.20 晚餐时间。报道系列。意大利，卡普里岛 10.50 葡萄牙自然公园。纪录片。辛特拉-卡斯凯什自然公园 / 艾雷和坎德雷罗斯山脉自然公园 12.35 城市 乡村 艺术特辑。杂志。台湾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4.10 与尸体的约会。美 / 英犯罪电影，主演彼得·厄斯汀、劳伦·巴科尔、凯莉·费舍尔、约翰·吉尔古德、派珀·劳里，1988 15.50 野生王朝。纪录片。猕猴 16.35 葡萄牙自然公园。纪录片。杜罗自然公园 / 瓜迪亚纳河谷自然公园 18.25 Arte 报道 19.20 Arte 新闻 19.40 东方足迹。杂志。白俄罗斯 – 恐惧之国 20.15 法老女王。塑造埃及帝国的女性。纪录片 21.45 奈费尔提提 – 美丽属于谁？杂志 22.40 追寻胡夫金字塔的足迹。纪录片。建筑奇迹 23.35 格鲁克：《奥利斯之伊菲革涅亚》–《陶里斯之伊菲革涅亚》。歌剧。2024 3.25 凭指南针与智慧在公海航行。纪录片

金。德语犯罪系列，2015 21.45 维也纳犯罪故事。盲查 – 普拉特公园之死。德 / 奥犯罪系列，2022 23.15 阿姆斯特丹犯罪故事。死而复生。德语犯罪系列，2018 0.40 消失 – 你信任他吗

MDR

18.05 今日东方 - 报道 18.20 露营 - 萨克森瑞士的梦幻之旅 18.45 可信度 18.54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最新动态 19.50 我们的村庄过周末 20.15 谁知道这种事 XXL 23.23 最新动态 23.25 奥拉夫俱乐部 0.10 范德瓦尔克探长。破碎的阿姆斯特丹。德 / 英 / 荷犯罪系列，2019

Pro Sieben

RBB 16.00 rbb 记者 16.30 你好，邻居！ 17.00 热情似火 17.45 柏林这样吃 17.53 沙人 18.00 rbb UM6 18.30 州杂志 19.00 家乡日志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新闻 20.15 夏洛特·林克。德语犯罪片，2020 21.45 rbb24 体育新闻 22.00 有毒的真相。美国传记片，2019 0.00 消失 – 你信任他吗

5.20 戈德堡一家。情景喜剧。最好的朋友 5.40 绝配 – 天才中的孤独者。喜剧系列。避风港 / 生日揭秘 6.30 离家之日。情景喜剧。最好的闺蜜 / 世界末日！ / 退休？为什么退休？ / 更好的四分之三 / 三个埃文斯 8.50 Galileo。杂志 12.00 喜剧全明星 – 幽默里程碑。片段秀 14.00 我能看穿每个人！ – 蒂蒙·克劳斯的心理学家秀。游戏秀 15.40 我能看穿每个人 – 识人专家纪录片。纪录片 16.25 taff weekend。资讯娱乐 17.45 ProSieben :newstime 17.55 Galileo Stories。信息杂志。标志性地点 19.05 Galileo X-Plorer：台风之眼。信息杂志 20.15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美国动作片，主演保罗·路德、伊万杰琳·莉莉、迈克尔·道格拉斯、米歇尔·菲佛、乔纳森·梅杰斯，2023 22.50 伸冤人。美国动作片，主演丹泽尔·华盛顿、

马顿·乔卡斯、克洛伊·莫瑞兹、大卫·哈伯、海莉·贝内特，2014. 经验丰富的士兵罗伯特·麦考尔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1.25 微笑 2。美国恐怖片，主演娜奥米·斯科特、罗斯玛丽·德威特、卢卡斯·盖奇、迈尔斯·古铁雷斯-赖利，2024

周日

Sat.1 17.00 玛蒂尔达。美国儿童电影，1996 18.55 朱莉娅·莱希克寻找：请联系我 19.55 新闻 20.15 姓氏。德语喜剧，2021 22.00 名字。德语喜剧，2018 23.50 僵尸之地：双倍更好。美国恐怖喜剧，2019 1.40 风向爱之。美 / 加喜剧，2020

VOX 17.00 汽车移动 18.10 典当行专家 20.15 烤格里尔·亨斯勒夏季特辑 23.35 Being Burdecki 0.15 法医侦探

Kabel 1 16.00 新闻 16.10 我的餐厅，你的餐厅 18.10 注意诈骗 20.15 欢迎来到赖曼家 22.20 周日生活冒险 0.20 钢铁伙伴

3sat

KIAKA 16.35 安娜与野生动物 17.00 1,2 或 3 17.30 彼得森与芬杜斯 17.55 魔法村的皮诺曹 18.15 消防员萨姆 18.35

8.30 骑士、铁匠、贵妇——克恩顿州的城堡昔与今。纪录片 9.25 卡尼什阿尔卑斯山——充满瑰宝的山脉。纪录片 10.10 家园待售。奥 / 德 剧情片，主演：弗里茨·哈梅尔，2010 11.35 沿着德劳河——克恩顿州的绿色生命线。纪录片 12.30 奥地利湖区——隐藏的克恩顿湖泊。纪录片 13.20 奥地利湖区——大湖与南部风情。纪录片 14.15 克恩顿州——浴湖与阿尔卑斯之巅。纪录片 15.45 心之敌。奥地利喜剧，主演：弗里德里希·冯·图恩，2001 17.15 沃特湖畔的一座城堡——电影版。奥地利家庭电影，主演：罗伊·布莱克，1992 18.35 南方之梦——奥地利的异域植物。纪录片 18.45 沃特湖畔的别墅。纪录片 19.30 岩石与河流之间——从默尔谷到马尔谷。纪录片 20.15 克恩顿之奇迹。奥 / 德 剧情片，主演：肯

杜肯，2011 21.45 猎人的谢意。奥 / 德 犯罪片，主演：尤塔·法斯蒂安，皮娅·希尔泽格，2020 23.15 如果你知道这里有多美。奥地利犯罪片，主演：格哈德·利布曼，西蒙·哈茨尔，2015 0.45 克恩顿之奇迹。奥 / 德 剧情片，2011

扎基与动物园帮 18.47 树屋 18.50 沙人 19.00 三个火枪手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蒂姆斯特团队 20.15 故事时间 20.40 POV——你的故事至关重要

RTL 2 16.15 绝美意大利 18.15 抓捕 20.15 美国狙击手。美国剧情片，2014 22.45 陌生人：第一章。美国恐怖片，2024 0.25 杀手——每个人都孤独地死去。法 / 美 动作片，2007

Tele 5 18.05 卢比孔。奥地利科幻片，2022 20.15 深渊——死亡之渊。美国科幻片，1989 23.45 杰普斯·克里珀斯——准备就绪。德 / 美 恐怖片，2001 1.25 电视购物

NDR 16.30 佐拉简单烹饪 17.00 宾果！ 18.00 汉萨视角 18.45 红色沙发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绝美 21.45 体育新闻 22.10 难以置信！ 22.55 五五猜谜 23.40 我是谁？——荣誉嘉宾：君特·内策 0.25 卡伦·米奥斯加

ARTE

8.20 无聊——未被探索的情绪。纪录片 9.15 可持续建筑。纪录片。Lacaton & Vassal——永不拆除 9.40 Twist。杂志 10.15 永恒的纪念碑。纪录片。佩特拉，岩壁中的美 12.25 野性阿根廷。纪录片。危险海岸 / 山脉与草原 / 水的力量 14.40 完美世界。美国剧情片，主演：凯文·科斯特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劳拉·邓恩，T. J. 劳瑟，基思·萨拉巴伊卡，1993 16.50 美第奇家族的别墅。纪录片。爱、权力与艺术 17.45 维瓦尔第与莉亚·德桑德雷。音乐会 18.35 Karambolage。杂志。包括：Bibi 18.45 晚餐。报道系列。罗马尼亚，巴纳特 19.20 Arte 新闻 19.40 Geo 报道。布列塔尼，粗犷之美 20.15 公司。美国惊悚片，主演：汤姆·克鲁斯，吉恩·哈克曼，珍妮·特里普霍恩，埃德·哈里斯，哈尔·霍尔布鲁克，1993 22.40 汤姆·克鲁斯：双重使命之人。人物志 23.35 中国

vs. 好莱坞：受控的梦工厂。纪录片 0.30 愿你安好，里科。英 / 美 短片，主演：胡安·科拉多，德斯蒂尼·切科，纳塔莉·纳瓦罗，约汉娜·弗洛伦蒂诺，格雷戈里·雷奎纳，2024 1.05 加利福尼亚！纪录片系列 1.55 纳粹、拉比与相机。纪录片

WDR

WDR 17.20 伍珀塔尔与独特的悬索铁路 17.50 体验之旅 18.00 地球体验：野生亚速尔——大西洋中的奇迹世界 18.45 时事小时 19.30 地方直播 20.00 日间新闻 20.15 绝美！北布列塔尼 21.45 体育新闻 22.10 蔡格勒的足球奇妙世界 22.45 唐娜·里昂——塞雷尼西马的黑暗时刻。德国犯罪系列，2008 0.15 摇滚宫殿

BR

BR 16.45 乡村客栈 啤酒美食 17.15 简单。好。巴赫迈尔 17.45 地区新闻 18.30 BR24 18.45 休闲 19.15 在我们的天空下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山中音乐 21.45 体育焦点 直播 23.05 班贝格骑手。一部弗兰肯犯罪剧。德国犯罪剧，2012 0.35 Y-Kollektiv

SWR 17.30 在银幕与等级之间——本杰明·布卡德的艺术革命 18.00 地区新闻 19.15 费勒一家 19.45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阿尔代什河——法国狂野的南部 21.00 法国粗犷的海岸——在布列塔尼南部 21.45 地区新闻 22.45 承诺。美国犯罪剧，2000 0.40 东风。德国冒险电影，2015

黑森

Hessen 17.45 mex. 市场杂志 18.30 美因塔周末 19.00 烹饪故事 19.30 黑森新闻 19.58 黑森新闻天气预报 20.00 日间新闻 20.15 兽医 21.45 体育新闻 22.10 黑森大问答 22.55 街头之星 23.25 街头之星——历史 23.55 安格拉·默克尔——一位总理的命运之年 1.25 黑森影像

MDR 18.00 时事 18.05 关键点 18.52 沙人 19.00 地区新闻 19.30 时事 19.50 刑事警察直播 20.15 巴拉顿湖——在匈牙利之海度假 21.45 时事 22.00 体育新闻 周日德甲 22.25 回到掩体？ 23.25 空战——破坏的自然史。纪录片，2022 1.05 刑事警察直播

RBB 18.00 rbb24 18.05 卡塔琳娜·维特呈现：包容获胜！ 18.30 rbb 花园时光 19.00 追踪凶手 19.30 地区新闻 20.00 日间新闻 20.15 波希米亚森林 21.45 rbb24 体育 22.00 努尔在第一频道 2026 —— 嘉宾精选 22.45 米特迈尔的幸运击球喜剧俱乐部 23.30 你看吧！ 0.15 175 年柏林消防队

《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F.A.S.）不对电视台在节目预告中的语言习惯产生影响。

最佳氛围：多特蒙德球员在准备阶段展示了欢快庆祝的模样。 照片 Getty

当吉安尼斯·康斯坦特利亚斯从左翼向内切入时，西法伦体育场响起了一阵赞叹的低语。他以轻盈的动作带球，随后是一次巧妙的直传给丹尼尔·斯文森，一次直接助攻法比奥·席尔瓦，并攻破了拜仁慕尼黑的大门。这个进球简洁而优美，出自上周末关于弗朗茨·贝肯鲍尔超级杯的比赛。这是一个激发想象力的时刻，远离了与一个词汇相关的所有艰辛，而那个词汇已深深烙印在多特蒙德上赛季的形象中：“科瓦奇足球”。

最终，由教练尼科·科瓦奇执教的多特蒙德仍以 1:2 落败，直到今天，他们上一次在主场战胜这个宿敌是在 2019. 年。那是疫情之前，远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前。当时是拜仁慕尼黑在踢“科瓦奇足球”，这指的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比赛风格，虽然能取得成功，但几乎无法让任何人真正兴奋。在多特蒙德，这种情况将有所改变。

多特蒙德为此向塞萨洛尼基PAOK支付了 26 百万欧元的前锋康斯坦特利亚斯，“带来了真正的活力并展现了速度”，多特蒙德新任体育总监尼尔斯·布克在赛后表示。同样， 18 岁的康斯坦丁诺斯·卡雷察斯（以 30 百万欧元从比利时根特引进）通过娴熟的转身、优雅的动作和快速的反应，赢得了观众的一些“啊”和“哦”的赞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布克说。他是支持重建多特蒙德（联赛中第 2, 重要的俱乐部）宏伟计划的人员之一。

多特蒙德的自我重塑

两天前，自11月起担任俱乐部负责人的卡斯滕·克拉默（Carsten Cramer）在一次财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公司内部曾存在“一些空间”需要“清理”。这其中也包含了缺乏灵感的阵容规划。现在，他们将两名希腊新援以及荷兰球员乔伊·费尔曼（Joey Veerman）引入球队，后者擅长在激烈的对抗空间中接球，从而为比赛提供结构和冲劲。这些举措旨在应对去年有时显得过于平庸的比赛风格，并为那些在近期往年总是在深秋破灭的甜蜜夏日之梦提供燃料。

此前像马尔科·罗斯（Marco Rose）、埃丁·特尔齐奇（Edin Terzić）和吕西安·法夫尔（Lucien Favre）这样的教练在俱乐部领导层多元的观点光谱中曾受到质疑，而科瓦奇（Kovač）则感受到了支持。克拉默接替了管理层负责人汉斯-约阿希姆·瓦茨克（Hans-Joachim Watzke），后者在近一年时间里与斯文雅·施伦克（Svenja Schlenker）共同执掌。拉尔斯·里肯（Lars Ricken）自2025年春季起担任负责体育事务的总经理，布克（Book）则接替塞巴斯蒂安·凯尔（Sebastian Kehl）出任体育总监。此外，还有一位来自 Aldi 的新任传播主管。去年秋天在会员与俱乐部领导层之间升级的冲突至少暂时得到了平息，去年曝光的滥用丑闻正在被处理。克拉默谈到了已被填平的“鸿沟”，并表示：“我们意识到，作为多特蒙德，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一些事情。”

尽管公开场合没有人大肆宣扬，但他们内部肯定像过去几个赛季之前一样，再次计划向拜仁发起冲击并争夺冠军。至少在自身发展顺利，且强大的竞争对手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是如此。“我希望我能为我们参与争冠做出贡献，”费尔曼说道。

多特蒙德在这个夏天向少数几名青少年球员投资了约 1 亿欧元，试图以此发起对拜仁慕尼黑的新一轮冲击。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作者：丹尼尔·特韦莱特（Daniel Theweleit）

多特蒙德希望如何改变已经显而易见。凯尔经常签下拜仁不再需要或不想要的德甲高价球员（如塞鲁·吉拉西、瓦尔德马尔·安东、尼克拉斯·叙勒、马塞尔·萨比策），或者是英超俱乐部兴趣寥寥的球员。为了卡尼·丘库埃梅卡、法比奥·席尔瓦、扬·库托和乔布·贝林厄姆——其中没有一个人成为球队比赛的支柱——凯尔在 2025 年夏天花费了超过 9000 万欧元。而在布克签约的球员背后，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想法。

布克不再从英超俱乐部的后备席中挖掘球员，而是在比利时（卡雷察斯）、希腊（康斯坦特利亚斯）和荷兰（费尔曼）找到了目标。此外，萨尔茨堡的中后卫天才乔安·加杜、来自巴西的左后卫考亚·普拉特斯以及来自厄瓜多尔的中场球员贾斯汀·勒马也被带到了鲁尔区。克拉默称之为“迈向勇敢未来的一步”，因为这种阵容规划不再被规避风险的需求所禁锢。相反，人们能看到一种坚决的意图，即为阵容提供其所需，并提升比赛的技术水平。

用克拉默的商业术语来说就是：“我认为我们在产品领域，在核心业务领域，做出了正确的推演。因此，非常感谢拉尔斯·里肯，感谢我们的新任体育总监奥勒·布克，同时也感谢我们的教练尼科·科瓦奇。”

新版多特蒙德（BVB）也具有这样一个侧面：此前由精通球迷语言、敢于大刀阔斧的瓦茨克（Watzke）以及曾任当地记者的前通讯主管负责，而现在，在足球赛事之外的对外形象塑造则由营销专家克拉默（Cramer）和公关专家塞拉·施莱辛格（Serra Schlesinger）掌舵。然而，在施莱辛格首次公开亮相的活动之一中，她就必须主持年度财务新闻发布会，会上克拉默宣布 2025 / 26 财年亏损 2100 万欧元。“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这个比赛年度绝对不理想，”克拉默表示。德甲联赛的结果尚可，但在德国杯和欧冠联赛中，早期的失利导致收入骤减。

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该俱乐部在这个夏天是如何能够支出 1 亿欧元的。询问此事的人会得知，这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投资。转会费像往常一样分期支付，俱乐部方面表示，“俱乐部拥有必要的流动资金”。此外，随着朱利安·布兰特（Julian Brandt）、卡里姆·阿德耶米（Karim Adeyemi）和尼克拉斯·叙勒（Niklas Süle）的离队，多份顶薪支出得以节省，且德甲和欧冠电视转播合同增加的款项同样创造了资金空间。

这种投资背后是否隐藏着新任俱乐部主管克拉默更倾向于冒险的风格，仍有待观察。无论如何，转会计划背后的核心是“创造价值”，以便在未来实现盈利性的再次出售，布克（Book）如此说道。卡雷察斯（Karetsas）、加杜（Gadou）、莱尔马（Lerma）和普拉特斯（Prates）还处于青少年阶段，康斯坦特利亚斯（Konstantelias）则 23 岁。

对于这可能会导致赛季过程中缺乏成熟度的观点，布克予以反驳：“我们拥有一条由相对经验丰富的球员组成且质量良好的中轴线。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准备充分，而且所有球员每年都会长大一岁。”新援费尔曼（Veerman） 27 岁，而来自过去的基石同样稳固：26 岁的尼科·施洛特贝克（Nico Schlotterbeck）是一名可能很快跨入世界级水平的后卫，就像中场-

多特蒙德未来构思的推动者之一：新任体育总监尼尔斯·布克（Nils Book）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球员费利克斯·恩梅查（Felix Nmecha），25 岁。领导层骨干还包括门将格雷戈尔·科贝尔（Gregor Kobel），28 岁，边后卫朱利安·赖尔森（Julian Ryerson），28 岁，前锋塞尔胡·吉拉西（Serhou Guirassy），30 岁，以及德国国家队球员瓦尔德马尔·安东（Waldemar Anton），30 岁。

多特蒙德以一支强大的球队开启新赛季，但仍存在一个缺陷：阵容中缺乏在大多数顶尖球队中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成功要素：边路的爆发速度。阿德耶米现在效力于巴塞罗那，科隆人赛义德·埃尔·马拉（Said El Mala）价格太高，因此必须寻找其他解决方案。科瓦奇（Kovač）最近在尝试使用“内切”边后卫。左后卫丹尼尔·斯文森（Daniel Svensson）偶尔在右路出战，而右脚球员赖尔森则负责左路。教练的解释是：他希望“拥有那些大球队边锋所具备的能力，即向内切入，然后传球或直接射门。”然而，尤其是斯文森，在应对这种迫于无奈的位置调换时遇到了困难。

正因如此，即便在超级杯中，也总会出现让人不由自主联想到“科瓦奇式足球”的时刻。这种情况始于科贝尔，他在扑救球类方面或许能跻身世界顶尖门将之列，但其出球能力至多只能算作德甲中游水平。这位瑞士球员在做出传球决定前耗时过长。他难以精准地找到合适的空间，也难以准确传到队友的正确脚下以使其能够转身。优秀的门将经常用来摆脱压力、越过第一道压迫线的挑传手段，他几乎从未使用。而像乔布·贝林厄姆这样容易陷入混乱的人作为接球点，进一步恶化了局面。因此，科贝尔只能选择长传。

但也许贝林厄姆能实现突破。也许战略素养极高的传球手费尔曼是缺失的那块拼图。也许恩梅查、施洛特贝克和吉拉西能免于状态波动，而孔斯坦特利亚斯和卡雷特萨斯也许能满足所有预期。布克或许会像之前在埃尔弗斯贝格那样，再次证明自己是转会天才。

多特蒙德（BVB）能再次认真地参与争冠竞争，虽然可能性不大，但绝非不可想象。尤其是来自莱比锡、勒沃库森和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还必须应对更复杂的变革活动。赛季尚早且毫无压力，在极少的现实面前，存在着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使得多特蒙德至少在当下的聚光灯下显得非常有意思。

作者：安诺·赫克（Anno Hecker）

最近，一对夫妇在公共广播电视节目中讲述了他们退出体育俱乐部的事。因为德国选择党（AfD）在俱乐部中广泛渗透，导致价值观丧失。这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组织化体育意味着什么？根据预测，在9月6日的州议会选举中，将有超过40%的选民投票给被宪法保卫局定义为“确定的极右翼倾向”的政党。是否会出现体育爱好者的集体出走？

这完全可以理解。无需查阅宪法保卫局的资料，就能意识到AfD的反宪法性质及其对体育的浓厚兴趣。通过俱乐部，这种蔑视人类的思想可以被带入社会中心。其策略十分阴险：表现得友好、乐于助人且不涉政。在运动员宿舍举办党派活动已不再是例外。民主派的声音在变小，而那些不可言说之物的声音却越来越响。

人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体育爱好者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因为他们自豪地谈论体育的价值观，谈论公平与正义。俱乐部是一所优秀的学校，是最后的社交场所之一。它是一个包容与融合的机构，无论人们来自何方、倾向如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认可与保护。这在某些地方可能并未如愿运作。但任何谈论多样性失败的人，都是在试图将其合理化。AfD代表的是体育俱乐部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反面：代表排斥。

反对这一点很容易。但如果仅在看似安全的距离之外，要求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民主人士在俱乐部中扮演反对派角色，则忽视了现实。随着不可言说之物被正常化为可言说之物，州议会选举后，右翼激进主义的丑陋面孔将表现得更加激进。在德国足球丙级联赛中，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种族主义言论、希特勒礼已成为日常。在某些村庄，悬挂一张支持多样性的海报现在被视为一种勇敢的行为。

德国体育青少年组织（Deutsche Sportjugend）和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在5月再次明确表态，反对 AfD 等极端主义政党。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体育联合会几乎在同一时间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其他组织也纷纷效仿。这并不能让身处困境的个人瞬间变成反抗斗士，但它有助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联盟，激发运动员的原始美德：永不言弃，不接受不可接受之事。面临这一考验的不仅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潜在的坚定民主体育爱好者。而那对夫妇退出其所属俱乐部的事件则发生在巴伐利亚州。

■ FAZ.NET 赛事结果

[二维码]

实时更新：您可以使用手机随时在此处查询全球体育赛事结果。

网球内容太多了？ 卡洛斯·阿尔卡拉斯（上左）、 詹尼克·辛纳（上右）以及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下） 插图 F.A.S.，照片 Picture Alliance (3)

网球运动是否在吞噬其球员？

在美网公开赛上，扬尼克·辛纳与卡洛斯·阿尔卡拉斯之间依然不会上演对决。其中一人再次受伤，这难道只是巧合吗？一项新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作者：Pirmin Clossé

这位 23 岁就已赢得七项大满贯冠军的西班牙人，此前已没有参加过正式的网球比赛。由于严重的腕部受伤，他先是错过了法网公开赛，随后又错过了温网公开赛。但阿尔卡拉斯事后讲述道，他的紧张并非因为终于回到了美网这个巨大的网球舞台，而是因为他的搭档——他不想在混双比赛中在对方面前出丑：那就是伟大的塞雷娜·威廉姆斯。

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很紧张。紧张到在第一次发球时就出现了双误。自 4 月以来，情况尤为糟糕。因为就在卫冕冠军回归的同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扬尼克·辛纳将因膝盖受伤缺席本次赛事。因此，在周日开赛之前就已经很明确，在 2026 年的所有大满贯赛事中，都没有出现过这两位最大巨星、目前网球界最顶尖的两名球员之间的对决。

随着阿尔卡拉斯以及在纽约迎来惊喜回归、44 岁高龄且自 2022 年以来首次参赛的威廉姆斯的加入，本次赛事提供了两个大看点，而就在不久前，他们的参赛可能性还显得微乎其微。大约一周前确认的阿尔卡拉斯参加美网的消息，对网球运动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因为就在几小时之后，一则——

人们可能会将其归结为不幸的巧合，即这两位同代的天才球员在本赛季除了春季在蒙特卡洛的一次交手外，始终未能相遇。毕竟在前一年，他们曾在四场大满贯决赛中的三场中相对阵，此外还在两项大师赛以及赛季末的 ATP 决赛中相遇。但如果将目光放宽，就会发现除了这两位职业网球的门面人物外，越来越多的潜力球员也正被自己的身体状况所拖累。而且，由于这绝非一种新现象，而仅仅是因为阿尔卡拉斯和辛纳的知名度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因此再次出现了一个

美好的事物近在咫尺。有趣的事物亦然，但有时人们得通过迂回的方式才能找到。例如在斯洛文尼亚戈尔尼亚·拉德戈纳（Gornja Radgona）举办的 AGRA 农业博览会上，那里并非每天都能去的地方。但这次博览会确实很有趣。因为除了最新的农机设备，它还提供了一系列体育配套活动：伐木比赛、拔河、波尔卡舞——以及特别有趣的一项：斯洛文尼亚葡萄酒国家队的足球赛。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项运动是否在吞噬其球员？

无论如何，职业网球现在对选手的要求过高，这一论点最近得到了球员协会 PTPA 的大力支持。在其本月初发布且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一项研究中，医疗总监罗比·西卡（Robby Sikka）指出，2026 年第一季度在职业巡回赛中遭受上半身受伤的频率比过去七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42%。在手臂受伤方面，增幅甚至达到了 112%。此外，去年因伤导致比赛中断的情况增加了 53%，而在赛后休整后再次受伤的情况增加了 55%。

哎呀，人们会想。葡萄酒国家队？这确实存在。而且斯洛文尼亚人对此颇有心得。今年 6 月，他们在托斯卡纳成为了葡萄酒欧洲冠军。在对阵东道主意大利队的决赛中，常规时间结束后比分为—。

需要知道的是，PTPA（职业网球运动员协会）成立于六年前，当时在包括大满贯纪录保持者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他现已退出该协会）在内的多方推动下大张旗鼓地成立，并有着明确的议程。自去年以来，该工会针对代表职业巡回赛的 ATP 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多项诉讼，指责该组织在职业巡回赛的组织方面存在剥削行为并危及健康。不过，至少目前公布的数据并未受到 ATP 的质疑——这可能是因为现实情况似乎证实了该研究的结果。

与此同时，兹维列夫（Zverev）表示，大师赛——比如他即将参加的那场——在过去两年里持续的时间几乎与大满贯赛事一样长。兹维列夫在对这一话题感到愤怒时，重复了他多次说过的话：这危及了球员的健康，因为密集的赛事日程几乎不给球员留下恢复时间。他抱怨道：“在北美的七周时间实在太长了。”作为球员，几乎不再有可能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并相应地安排赛事日程。因为大师赛不仅时间延长，正赛规模也扩大了。此外，除非符合特定的豁免规定，否则顶尖球员必须参加。如果依然缺席，将会受到处罚。

兹维列夫所批评的内容，许多同行也同样在批评。事实上，几乎所有职业球员和教练都一致认为，一个从1月初开始直到11月底才结束的赛季明显太长了。尤其是除了身体负担外，还伴随着心理压力。最近，现为澳大利亚代表的俄罗斯球员达莉亚·卡萨特金娜（Darja Kassatkina）对此描述得最为深刻。去年她提前结束赛季，从而自愿放弃了重要的世界排名积分，她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这个赛事日程太繁重了。我的精神和情感已精疲力竭。遗憾的是，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

乍一看，比赛带来的负担似乎并没有增加。目前职业球员中的高频参赛者平均每赛季参加约 80 到 90 场比赛。这比例如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和拉斐尔·纳达尔（Rafael Nadal）在千禧年初的参赛量还要少一点。而且远低于伊万·伦德尔（Ivan Lendl）或罗马尼亚人伊利·纳斯塔塞（Ilie Nastase）在 70 和 80 年代每赛季超过 140 场比赛的水平。然而，PTPA 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假设，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负担可能仍比以前高得多。

科学家们确定了四个因素，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据称增加了球员的健康风险。首先是职业巡回赛球员的平均年龄有所增加，这伴随着更高的受伤概率。平均而言，世界排名前 100 的球员比 25 年前年长 1.6 岁，女性球员甚至年长 2.9 岁。

例如在美网，除了辛纳，本赛季的明日之星——巴西人若昂·丰塞卡（João Fonseca）、上赛季的明日之星——英国人杰克·德雷珀（Jack Draper），以及另一位顶尖前20名球员西班牙人亚历杭德罗·大卫维奇·福基纳（Alejandro Davidovich Fokina）也因伤缺席。此外，曾排名世界第四的丹麦人霍尔格·鲁内（Holger Rune）刚刚再次推迟了他的回归。在女子组中，目前的缺席者虽然知名度略低，但数量同样之多。目前共有20名球员因伤宣布退出美网。即便对于这场年度最后的大满贯赛事而言——在这里，漫长赛季带来的疲惫感向来比其他赛事更为明显——这个数值依然高得异常。

8月中旬，辛辛那提。亚历山大·兹维列夫坐在新闻发布会的讲台上，显然心情很糟糕。他刚刚再次被问到他如何

此外，由于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底线网球，比赛本身也变得更加艰苦。在90年代末，职业巡回赛的一场比赛平均时长为98分钟。而现在则达到了120分钟。仅在过去十年中，球员的跑动距离就增加了60%以上。职业球员每场比赛的跑动距离从之前的1.75公里增加到了现在的约2.8公里。

德国也有一支这样的国家队。它被称为“德国葡萄酒11强”（Deutsche Weinelf），并在欧洲杯中获得了第三名。球队经理是安德烈亚斯·施普雷策（Andreas Spreitzer），他是莱茵高地区最著名的酿酒师之一。那么问题来了：谁有资格为一支葡萄酒国家队效力？总部位于莱茵高盖森海姆大学的欧洲酿酒师足球协会在规程第16条中对此作出了规定。酿酒师、葡萄种植者以及“从事与葡萄酒直接相关职业”的人员（例如侍酒师或葡萄酒贸易商）具有参赛资格。此外，每个国家可以起用一名至少35岁的前职业球员和一名名人。一

PTPA提到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比赛被更多地安排在深夜。所谓的“夜场”（Night sessions），即20点之后开始的比赛，旨在确保转播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拥有顶级对决。PTPA分析称，十年前每赛季大约有50场此类深夜比赛，而现在则超过了200场。这对球员的恢复时间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新闻发布会的次日，兹维列夫在辛辛那提对阵英国人卡梅伦·诺里（Cameron Norrie）。他在当地时间2.15分完成了赛点。

像真正的阿根廷国家队一样充满斗志且强悍。但如果对方的中锋第三次出现在禁区内，情况可能会变得棘手。那么他可能会被罚出场。不是被出示红牌，而是被一记右勾拳击飞。同样不应低估的是税务官员们，他们纪律严明且恪守规则。在毫无疑问地确定球权归属之前，任何界外球都不会被执行。

在美网，卡洛斯·阿尔卡拉斯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深夜班次。前提是他经过长时间休息后，是否真的能够再次赢得多场艰苦的大满贯比赛。“我感觉棒极了，”这位西班牙人在周二与威廉姆斯完成混双亮相后宣布。尽管如此，他还是取消了原定于次日的训练课——为了恢复。

常规赛时间比分为1:1。在点球大战中，斯洛文尼亚人以5:4获胜。

短讯栏

当然还有政治家。不过，还得将他们的队伍按政党进一步细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按世界观。这样一来，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我最喜欢的足球知识分子身上：塞萨尔·路易斯·梅诺蒂（César Luis Menotti），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冠军教练。众所周知，他区分了两种值得关注的规则。如果国际足联主席吉安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能想到这个绝妙的主意，那么在最近的一届世界杯上，唐纳德·特朗普或许就能在美队中出场了。

酿酒师 作者：迈克尔·埃德尔（MICHAEL EDER）

既然提到了因凡蒂诺：为什么不直接举办一场职业组别的国际足联世界杯？首先由32支球队参加，毕竟得从小规模开始。谁有机会夺冠？作家和作者们已经相互较量很久了。他们在创造性的进攻组织方面具有优势。而如果输了，他们会写一部关于失败之美的史诗。

医生是稳操胜券的。药剂师也是。不过，得盯着他们一点，因为兴奋剂的问题，你懂的。而进入热门夺冠圈的应该是保安。强壮，在右翼足球和左翼足球之间。一方代表秩序、纪律和结果，另一方代表自由、创造力和快乐。

至于开幕赛的人选，无需多虑：酿酒师对阵酿造师。木桶对阵玻璃瓶。饮料已经准备好了。干杯！

这将是一场格外有趣的对决：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者对阵最后剩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那儿应该还能凑够11个人。左翼人士首先得弄清楚，在扁平化层级时代，担任队长这一角色是否仍然可行。而右翼人士如果派一名左边锋出场，则会陷入解释困境。但如果派11名右边锋，他们恐怕也走不远。

一种感觉悄悄地袭上我的心头，我觉得这（报名）是个错误。而此时这场自行车赛才刚刚过去百分之一，也就是说六七分钟，我不想去想象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确实不该想。我更应该专注于道路。五分钟前，在凌晨四度微光的环境下，发令枪响，现在4300名骑手以60或70公里的时速冲下奥茨谷（Ötztal），紧挨着彼此，穿过狭窄的弯道，行驶在潮湿的沥青路上。

他们像一群受惊的黄蜂一样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左，右，左，在棘轮的尖叫声激励下，他们现在已经在争分夺秒，并且冒着巨大的风险，有些人风险过高——撞上了一个交通岛，对他来说比赛结束了。这场疯狂比赛的疯狂之处在于，前30公里是下坡——我非常庆幸能平安到达奥茨（Ötz）。在那里，开始了向库泰（Kühtai）的长距离攀升，这是定义这场比赛的四个山地计分点中的第一个。

三个季度前，我在一个轻率且过度自信的时刻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其名称像鞭子一样抽在骑行者的心理上：奥茨塔尔自行车马拉松（Ötztal Radmarathon）！45年来，它在每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穿过蒂罗尔州，前往南蒂罗尔，然后返回。人们有时认为蒂罗尔人有妄想症。这当然是纯粹的胡说，但如果你想为这种假设寻找证据，那么这场比赛就是证明。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苦的业余自行车赛之一，可与环法自行车赛的皇后赛段相媲美。需要克服227公里的路程和5500米的爬升高度。全程经过66个发夹弯、30个隧道，仅上坡路段就达99公里。99公里上坡！如果这里允许狗或马参赛，动物保护协会肯定会介入。而对于我们，最多只有扫尾车。

尽管如此，组织者仍将其称为一场“旅游赛”。呵呵，没错。一场“旅游赛”，听起来像是一次无害的散步之旅，只不过这次散步之旅今天将由一位前山地车世界冠军夺冠，且整体水平之高，让一个有抱负的业余骑手觉得自己简直是误入了环法自行车赛。在我身边，起跑线上站着几个体重只有60公斤、消瘦的年轻人。他们的车把上贴着针对各个山口的功率数值标签。还能比这更缺乏幽默感吗？顺便说一句，那些数值相当之高。

库泰山隘口（Kühtaisattel）

那些小伙子们现在正沿着最初的陡峭弯道向库泰山疾驰而去，迅速甩开距离，使参赛队伍变得稀疏。而我则像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向山谷方向拉扯，感到忽冷忽热；下方山谷中如羽绒般覆盖在景观上的美丽雾层，与我的艰辛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在路边看到两个穿着皮裤的年轻人正在敲鼓，人们在摇动牛铃，牛也在摇动牛铃，还有穿着浴袍的妇女在为她们的丈夫们加油。但没人为我加油。

但我依然保持着不错的状态，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抵达了库泰山隘口。比赛日，山口会对汽车交通关闭，在抵达最高点前数百米处，路边就已聚集了大量人群，他们拿着响板、喇叭、音箱，举着横幅和海报，其中一张写着“微笑带来瓦数”。另外两名年轻女性举着另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如果你觉得我们性感，就尖叫吧”。“耶，”我喉咙里发出低沉的沙哑声——至少她们证明了自己有幽默感。我骑行穿过一条由尖叫粉丝组成的小巷，噪音在耳边轰鸣，能量传递给了我，汗水在流淌，血液在奔涌。在几个漫长得仿佛无尽的秒钟里，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职业生涯最大胜利前夕的专业选手。这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亢奋。

布伦纳山口（Brennerpass）

因为从现在起开始下坡了。首先是通往因河谷（Inntal）的道路，接着是我的身体。极速俯冲，穿过山谷中的村庄，骑行经过因斯布鲁克，然后是向布伦纳山口的缓坡上升——这一切在我感知中都像一场发烧梦一样模糊。后来我几乎什么都记不清了，我的骑行电脑会告诉我，我以 93,6 km / h 的时速

超过 4000 名骑行者参加了奥茨塔尔马拉松赛。最快的人在不到七小时内抵达终点，而其他人则需要十一个多小时。 照片：Jürgen Skarwan

本周日将举行奥茨塔尔自行车马拉松赛，跨越四个阿尔卑斯山口，全长超过 227 公里，累计爬升超过 5500 米。去年，安德烈亚斯·莱斯蒂（Andreas Lesti）轻率地参加了这次比赛。

冲下了山坡。我当时是不是彻底疯了？

布伦纳山口设有六个补给站之一，这也记录了物流上的疯狂。沿途有 1300 名志愿者，负责提供包括 55.000 升液体和 51.000 份能量胶在内的物资。我现在连续往我空空的“油箱”里填了三份，吃了一根香蕉和一块蛋糕。“饮食是重中之重，”德国前职业选手托尼·帕尔策（Toni Palzer）昨晚说道，并建议“每小时摄入 100 克碳水化合物”。“12 份能量胶，”旁边的一位意大利人计算道。事实上，在比赛期间会消耗 6000 到 10.000 千卡热量——如果想要完全抵消，那么需要的就不是 12 份，而是 30 到 50 份能量胶。帕尔策建议在库泰山隘口“不要透支太深”，“留点余力”骑行。

该死的山！

他祝我们“在蒂梅尔斯约赫山口（Timmelsjoch）脚下顺利”，无论这句话具体意味着什么。

我又塞进两支能量胶，不情愿地重新骑上单车。现在要前往意大利，一路下坡直到斯特辛（Sterzing），然后，不出所料，又是上坡。

早在比赛前几周，我就该起疑心的。每当我讲述我的计划时，反应只有两种：钦佩和怀疑。一些人说“哇”和“佩服”；另一些人则问“真的吗？”和“你确定吗？”一位熟人甚至非常严肃地问我，是否“服用了一些药物”。比如氙气（Xenon），现在流行的一种兴奋剂。否则，人根本无法挺过来。我当时把这些话都撇在脑后，但现在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了。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准备。我进行了五个月的系统训练，还参加了两场同样艰苦的自行车赛。但这场比赛简直超越了所有维度和任何天真的预测。

我咨询了训练科学专家，进行了体能测试，测定了FTP值（功能阈值功率），减轻了体重，完成了“里斯本间歇训练”和“罗内斯塔德跑”，当时我觉得自己非常专业。我没有计算训练里程。据说，里程低于 5000 公里根本不用参加；据说，很多人达到了 10,000 公里。那位训练科学专家用一条令人清醒的经验法则总结了这种疯狂：“你应该能够在赛前四周的一周内，完成目标比赛时间四倍的训练量。”也就是说，如果我想在比赛中 11 小时完赛，那么我每周应该能骑车 44 小时。44 小时！难道不能向工会投诉吗？但该向哪个工会投诉？

约芬山口（Jaufenpass）

好了。里程表显示 140 公里，现在来到了约芬山口。一个几年前参加过这场比赛的朋友曾说：“这里值得享受。”真幽默。我在这里一点也享受不起来，我的身体不再配合，双腿疲惫，肌肉抽搐，所有的训练——里斯本、罗内斯塔德、FTP值——全部白费了。感觉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在这里超过了我，而我只能在他们身后低声咒骂“滚向地狱吧”。

最快的人在 7 小时后已经抵达终点。我想，如果比赛在约芬山口结束，在 150 公里和 3500 米爬升后结束，那该多好，这样就足够了。但并没有，后面还有蒂梅尔斯约赫山口，那是所有山口中最糟糕的一个，正如主办方所强调的，它是“比赛的刽子手”。意大利人称之为“il mostro”（怪物），不幸的是，我可以算出以目前的速度通过那里需要多久。这太折磨人了，以至于我短暂地考虑过放弃。但仅仅是短暂地。

就在这时，收尾车（Besenwagen）开过去了。旁边的一位女士问：“怎么会这样？我们这么慢吗？”不，我们并不慢，至于这辆在这里被称为“捕梦网”的收尾车为什么从我们身边开过，我们也不知道。我想起了那段宣传视频。视频讲述的是梦想与神话，在英雄主义的画面中，大山亲自用浑厚的声音缓慢且不祥地说道：“将我视为对手的人，应当放弃并去追寻另一个梦想。唯有以谦卑面对我的人，我才会给予一个微笑。”谦卑，没错，但我不会给你微笑，你这傲慢的山。这时，几个来自萨克森的年轻人超过了我，从他们的骑行服上很容易就能认出来。他们给了大山一个微笑，甚至在唱歌。他们依然乐在其中，而我则在最后一段路程中跟在他们身后直到山口。

蒂梅尔斯约赫山口 (Timmelsjoch)

“梦醒了？”在通往蒂梅尔斯约赫山口那多得离谱的急转弯之一，挂着这样一条横幅。随后又出现一条：“有些梦想永不终结”。真幽默。天气炎热，路边种着棕榈树，我在下一个补给站休息了几分钟，喝水，又吃了一次那种令人作呕的能量胶，这已经是第14或15个了。盐分粘在我的眼睛里，我望向窗外的风景，它看起来就像一幅 E. T. Compton 模糊的画作。那里有个冰川？一座小屋？一只鹰？在正常情况下，我会觉得这很美。但“美”这个范畴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还剩700米的海拔爬升。一些参赛者推着自行车上山——托尼·帕尔策（Toni Palzer）所说的“强健的双腿”显然是指这个。两个小女孩在为我加油，我完全不知道她们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到一只粉红色的狮子和两只金色的长颈鹿，我已经不确定这个该死的当下究竟有多真实了。

这完全没有乐趣了。剩下的只有苦难、折磨和疼痛。右小腿抽筋，接着是左大腿。我对着山间世界喘息着咒骂，而这个怪物则夺走了我仅剩的一点气息。

山口终于出现了。天气阴冷，风很大，这片被上帝遗弃的荒凉景象映照出我的内心状态。我想睡觉，但我必须骑车。而且路并不是真的在下坡。在逆风中，我必须继续蹬车，蹬车，蹬车，然后竟然还要再爬升100米到达收费站。开什么玩笑？

这座该死的山怎么敢如此无礼地对待我？难道它对我一点尊重都没有吗？它不知道我是谁吗？蒂梅尔斯约赫怎么敢如此放肆？它早就赢了，现在就不能放我一马吗？我摇了摇头，用手拍打着车把，大喊道：“这怎么可能！”但那里没有人，没有人听到。与库特泰（Kühtai）的人山人海截然不同，现在这是一场孤独的竞赛，直到最后一个右转弯，穿过桥梁进入瑟尔登（Sölden）的终点。

有那么多关于亢奋和内啡肽的叙述，关于跨过终点线时的那种幸福感。纯属胡扯。我心中只有愤慨、愤怒和狂躁，这些情绪在我漆黑的心境中化为尘埃。我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煎熬，感觉自己老了好几岁。我在想是否应该直接把自行车挂在 eBay 上卖掉。天快黑了，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这一天去哪了？我是不是在蒂梅尔斯约赫的某个地方掉进了黑洞，然后来到了另一个时代？我心力交瘁，空虚地望着这座山，用最后的力气低语道：“我们还会再见的，你这个愚蠢的混蛋！”

奥茨塔尔自行车马拉松（Ötztaler Radmarathon）将于本周日举行，起点在瑟尔登。关于比赛、框架计划、道路封闭和住宿的所有信息请见 www.soelden.com。今年的比赛名额已全部发完。2027年的比赛可在1月1日至31日期间在 www.oetztaler-radmarathon.com 注册，费用为5.90欧元。随后将在注册人员中抽签决定参赛名额。报名费统一为199欧元。

波尔多伟大葡萄酒的秘密，或许就隐藏在吉伦特河冰冷的淤泥之中。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河水在波亚克码头边慵懒地缓缓流过。严格来说，这片橄榄绿色的水域并非河流，而是一个河口——西欧最大的河口。这片宽达12公里的入海口受月亮支配，承受着附近大西洋的潮汐影响。吉伦特河由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汇合而成，虽然长度仅有75公里，但却是该地区的“魔杖”：它创造了一种全球唯一的微气候。正因如此，无论在左岸还是右岸，这里都种植着葡萄，且没有任何其他产品能像它那样代表法国的荣耀（Gloire）与生活艺术（Savoir-vivre）。

当法国西南部在夏天遭受“Canicule”（大犬之暑 / 酷暑）的折磨时，巨大的水体能起到冷却作用；而到了冬天，它又将热量辐射给依偎在身边的葡萄园景观。这使得全年气温非常均衡，进而有利于葡萄的成熟过程。此前，在更南端肆虐的火灾虽已得到控制，但波亚克周边也因此进行了疏散，烟雾对葡萄酒的影响如何，以及部分地块是否需要担心出现“烟熏味”（Smoke Taint）——目前的预测仍较为谨慎。

波亚克的葡萄园向吉伦特河方向缓缓倾斜。 照片：Como Hotels and Resorts

在葡萄酒世界中，吉伦特河不仅分隔了两片产区，有时也分隔了两种风格。在吉伦特河与加龙河的左岸，酒窖中成熟的葡萄酒以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品种为主；而在吉伦特河与多尔多涅河的右岸，该地区典型的混酿酒通常由梅洛（Merlot）主导。在右岸，精致的小产区波美罗（Pomerol）以及圣埃美隆（Saint-Émilion）产区享有最高声誉。而在左岸的梅多克（Médoc），则是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Châteaus Lafite Rothschild）和玛歌酒庄（Margaux）。

葡萄藤之外

这些存放于此处、受到良好保护且温度控制极佳的橡木桶，其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价格清单是由著名的1855年波尔多分级制度所决定的。拿破仑三世曾为了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而促成该分级制度的制定。其衡量标准是价格走势、酒庄的声誉以及质量的稳定性。脱离实际

文 / 芭芭拉·利珀特（Barbara Liepert）

奇怪？在这个代表着法国荣耀与生活艺术（Savoir-vivre）且无可替代的地区，竟然几乎没有人。对于葡萄酒鉴赏家来说，无需向他们介绍梅多克（Médoc）——但对于所有渴望宁静的人来说，这里正是理想之选。

价格的剧烈波动上一次出现是在近二十年前，当时特级庄园（Premiers Crus）成为了中国的地位象征。

关于葡萄酒的许多秘密沉睡在那些傲然耸立于葡萄园中的围墙之后；在波亚克（Pauillac），每隔几百米就能发现一座古老的建筑或一座酒庄。梅多克地区有 500 多座酒庄，并非所有酒庄都像著名的皮숑男爵酒庄（Château Pichon Baron）那样具有迪士尼式的童话感；大多数酒庄看起来更像农庄而非城堡。而另一些酒庄则像玻璃工厂：现代化的、易于开启的方盒子。

许多世界闻名的酒庄设有客房，但能在那里过夜的人极少：据说仅限于营业额巨大的葡萄酒批发商、精选的专业媒体代表、重量级收藏家以及名流，且仅限受邀。

参加导览（通常随后伴有品鉴）则相对简单，但想要访问这些传奇酒庄的人应当及时告知——“我们询问客人的计划以及是否需要帮助，并非没有原因，”Como Cordeillan-Bages 酒店的经理詹妮弗·皮凯-尼古拉斯（Jennifer Piquet-Nicolas）说道。这家酒店看起来像一座酒庄，但它是方圆之内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一家拥有 28 间客房和套房的私密酒店，在经过全面翻修后，于今年春天作为这家亚洲奢侈酒店连锁在法国的第三家店重新开业。

皮凯-尼古拉斯在梅多克长大，在伦敦酒店业和小安的列斯群岛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了这里，她与葡萄酒界的联系依然非常紧密。在这里，葡萄酒不仅塑造了景观，而且世世代代养育着人们；品酒是一项需要多年学习的仪式；一款合适的葡萄酒能将周日的家庭晚餐变成一场盛宴。葡萄酒之于梅多克的生活，就像松林之于大西洋海岸。

绣球花丛像泡沫般的云朵一样依偎在酒店的古墙边，下方的阴凉覆盖物中，蜥蜴正在追逐昆虫；而在一棵覆盖着露台的悬铃木树冠上，一只鸽子正勤奋地编织着巢穴，为此衔来了尺寸相当大的树枝。麻雀则在针叶树中安家，这些树像柱子一样排列在内院的侧墙边。

远处传来交通的喧嚣，厨房里隐约可以听到餐具的碰撞声。总而言之，梅多克上空笼罩着一种文明的底噪，奇怪的是，这反而增强了一种深度放松的感觉。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必须做的事，但很多事情皆有可能。例如，顶级的美食：在酒店自有的“Le Cordeillan”餐厅，由名厨法比安·费雷（Fabien Ferré）带领的团队正致力于让这里不久后也能闪耀星级光芒。

屋后的泳池邀请人们洗去午后的酷热，或者人们可以骑上自行车穿梭在葡萄园中，在巴日（Bages）的村庄广场与克尔斯汀·鲍尔（Kerstin Bauer）会合，她小时候随家人来到梅多克。作为一名“翻译导览员”，她在林奇-巴日酒庄（Château Lynch-Bages）用德语揭秘葡萄酒文化的奥秘。她极其巧妙地运用拟声法引导人们认识这里混酿的四种传统葡萄品种：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代表性格，她在发音时将“kt”音读得如此用力，以至于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记忆窍门；而美乐（Merlot）中的 M 发音也像赋予该品种的特性一样柔软——品丽珠（Cabernet Franc）代表清新，而小维多（Petit Verdot）则代表辛辣的信息。

Lynch-Bages 是 Cazes 家族拥有的三座庄园之一，该家族于 19. 世纪末从比利牛斯山脉迁入；当时葡萄根瘤蚜已经造成了广泛的

品味的全新之所：Como Cordeillan Bages（上图及下图）位于 Bages 区；中图：波亚克（Pauillac）的 Carrelets。 照片来源：bali, Como Hotels (2)

吉伦特河在那个上午呈现出一种格外像北约绿的色调，拍打着波亚克的岸边，这里也是法美友谊的一个核心枢纽。许多桶葡萄酒从这里出发前往美国东海岸，奠定了波尔多葡萄酒的传奇声誉。港口一块风化的标牌提醒着人们记住玛丽-约瑟夫·保罗·伊夫·罗什·吉尔伯特·杜·莫蒂埃，又称拉法耶特侯爵，一位反叛的贵族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要理解拉法耶特的成长轨迹，必须简短回顾 18. 世纪末的地缘政治气候：在七年战争后，法国失去了其在北美的大部分领土，将其割让给了英国。

圣马丁教堂（Église Saint-Martin）位于福煦元帅广场（Place du Maréchal Foch）稍高处。在工作日的正午，格列高利圣咏穿过大门传出。对避暑的渴望驱散了闯入一场弥撒的顾虑。在凉爽宜人的教堂中殿里，一个船模从天花板上垂下，祭坛前站着一名穿着短裤和 T 恤的男子，在没有乐谱的情况下演唱着拉丁语文本。人们几乎忘记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根基竟如此深厚。

留下了一片片荒芜的痕迹，每一个人都被投入到与这种害虫的斗争中。勤奋最终成就了一个小型葡萄酒帝国。在 Bages 小村庄广场后方那个巨大的玻璃立方体中，维持着一种繁忙但极其温和的气候——而这个广场本身就像电影《天使爱美丽》中铺满鹅卵石的布景：从遮荫菩提树下的 Lavinal 咖啡馆望去，可以看到一家自行车修理店，而在旁边的商店里，人们可以买到一些其实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承载着一种承诺，能以优美的造型提醒人们在家里回忆起在梅多克（Médoc）度过的几个美好日子。

透过公司总部的巨大玻璃幕墙，可以看到一座旧建筑，所有员工在收获季节都会在那里共进午餐。在内部，现代艺术品不时映入眼帘，比如一只巨大的章鱼触手。这座占地 5000 平方米的综合体由 Didi Pei 设计，其父亲 I. M. Pei（贝聿铭）在卢浮宫庭院设计了玻璃金字塔。当室外 32 度的酷暑笼罩着葡萄园时，玻璃窗后则维持着温控良好的工作氛围。

迁徙在之后很多年里仍在继续。如今，波亚克再次居住着约 5000 人。

过去人们认为，几天的极端高温会对波尔多葡萄酒的品质产生奇迹般的作用，但夏季变得越来越长且越来越热将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目前还没有人能评估。在 Lynch-Bages 庄园大厅的最顶层，Bauer 讲解了这座高效设施的重力原理，随后引导人们回到 19. 世纪——进入被原样保留并整合进来的 Skawinski 酒窖。

波亚克拥有最高密度的优质葡萄酒，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香港的葡萄酒鉴赏家们都能流利且标准地叫出它的名字——但在波亚克镇本身，现在似乎一切都已离去——除了几辆白色货车和偶尔出没的拖拉机。

除了持续几周的收获期外，葡萄种植并不需要太多人手。对于一个经济遭受重创、且长期依赖于另一种液体的地区来说，这并非好消息：根据当地的城市发展规划，波城（Pauillac）仍深受壳牌（Shell）设施关闭的影响。1986年，这家石油巨头关闭了其炼油厂，当时导致近1000个工作岗位流失，而这—

失败的痛苦深深刻在凡尔赛宫的房间里——当十三个美国殖民地反抗英国时，法国从中看到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不仅可以削弱其竞争对手，还能将萌芽中的自由理想据为己有。1777年，拉法耶特（La Fayette）隐姓埋名地在波城登上了“胜利号”（Victoire），这是一艘由他自己出资购买的商船。国王曾明确禁止这位还不满20岁的侯爵前往美国，以免挑起与英国王室紧张局势的升级。在风力和启蒙思想的推动下，拉法耶特于1777年6月抵达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在战场上无私地奋战，并对乔治·华盛顿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很快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

当时，吉伦特河（Gironde）的水域中还生活着另一种奢侈产品的供应商，但由于过度捕捞和栖息地污染而灭绝：欧洲鲟。如果发生极罕见的情况，即有一条鲟鱼被被称为“Carrelets”的渔屋网捕捉到，必须立即报告当局且不得伤害该鱼。目前，鲟鱼的重新引入项目仅显示出有限的成效。这种高脚屋在300多年前获得批准，是为了让没有船的人也能捕鱼；如今，Carrelets已成为受保护的文化遗产，且是抢手的租赁对象。

“阿瓦隆艺术二号”（Avalon Artistry II）已在码头停泊。在远处对岸，可以看到核电站的冷却塔——这在法国就像葡萄藤一样根深蒂固，而葡萄藤的根深程度同样影响着葡萄酒的质量。在河上巡游船的最顶层甲板上，服务员正在提供饮品。只有少数乘客前往波城中心，其中包括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非常健谈的女士，她正在寻找一家药店（在教堂拐角处）和一家不错的咖啡馆——我们指引她前往巴热斯（Bages）。

如果葡萄酒还不够，在这个地区还能做些什么？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在隐喻意义上“起飞”，还能体验失重感，因为河口三角洲上空是欧洲唯一可以在无需进入太空舱的情况下，通过抛物线飞行体验失重的地方。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的子公司Novespace使之成为可能，偶尔也向非科学家开放。酒店最近一次邀请人们参加了一次专属的失重远征，并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宇航员陪同，随后人们可以在晚餐时再次深化这次“离地”的体验。

但在哪个地区，留在地面上会更美好——尤其是当这里能孕育出所有这些红色奇迹的时候？

巴热斯是波城的一个区，从波尔多开车前往大约需要一小时；Como Cordeillan-Bages酒店的双人间价格300欧元起，其餐厅“Le Cordeillan”除周三和周四外每天营业，建议预约（comohotels.com）。

地平线与海岸之间的顶级美食

旅程有时始于对大海的第一眼，有时则始于一次非凡的味觉体验。在精选的豪华邮轮上，美食本身成为了目的地：它由卓越的食材、极具创意的风格以及受航行区域风味启发而打造的厨房所定义。WINDROSE 将全球海域的特殊航线与这些享受时刻相结合，为那些在美食方面也追求非凡体验的旅行者创造邮轮之旅。

无论是 Hapag-Lloyd Cruises 的名厨星级主厨，Explora Journeys “Anthology”餐厅的国际顶尖料理，Riverside Luxury Cruises 的卓越美食与个性化服务，还是 Ritz-Carlton Yacht Collection 游艇上的优雅享乐世界：每家邮轮公司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旅行与享受的结合。

就这样，海上的一天变成了美食探索之旅，而一次晚餐则变成了一段与沿途风景和都市一样令人难忘的体验。时而精致且令人惊喜，时而深受地域传统影响，但始终对品质和氛围有着最高要求。通过 WINDROSE，您将发现那些顶级料理与伟大时刻自然共生的旅程。

MS EUROPA 15 晚 旅行日期：31.05. - 16.06.2027

Riverside Debussy 4 晚 旅行日期：20.06. - 24.06.2027, 11.07. - 15.07.2027

Hapag-Lloyd Cruises 尼斯 - 汉堡

为美食家准备的欧洲西海岸之旅

- 船上由三星主厨 Kevin Fehling 带来的美食亮点

- 由记者 Dr. Peter Frey 和 Sabine Rau 作为专家的 EUROPA 沙龙

- 地中海风格的瓦伦西亚 Tapas 与精选葡萄酒 - 里斯本的葡萄牙享乐文化与富有氛围的法多音乐

- 加利西亚的海鲜料理，采用新鲜捕捞的鱼类与大西洋风味

每人 8,590 € 起（含 31.10.2026 前的早鸟折扣）。航海之旅（双人入住，PLATIN 票价，1 类房型）

Riverside Luxury Cruises 杜塞尔多夫 - 特里尔

莱茵河与摩泽尔河的璀璨之光

- 在摩泽尔风景区与专家一起进行葡萄酒品鉴

- 精品雷司令以及对历史悠久的摩泽尔葡萄酒文化的深入了解

- 沿河的地域特色美食与烹饪探索

- 在葡萄园与历史悠久的酿酒村庄之间享受惬意时光

每人 2,477 € 起（双人入住 Melody Suite / 全餐）

EXPLORA II 18 晚 旅行日期：24.01. - 11.02.2027

Ilma 4 晚 旅行日期：30.11. - 04.12.2026

Explora Journeys 巴塞罗那 - 巴塞罗那

地中海的风味

- 船上的多样化美食，提供从 Sakura 到 Marble & Co. Grill 的九种特别享乐体验

- 提供专属烹饪与美食体验的主厨厨房 (Chef's Kitchen)

• 新鲜捕捞的鱼类与加利西亚的精致风味 - 在巴勒莫逛市场并共同烹饪，体验西西里的风味

- 普利亚的享乐世界，包含五款葡萄酒与地域特色美食

每人 8,750 € 起（双人入住）

The Ritz-Carlton Yacht Collection 圣胡安 - 圣胡安

加勒比美食之旅

- 由顶级厨师迈克尔·米纳（Michael Mina）打造的全拉丁美洲美食世界

- 独家烹饪演示及与主厨的私人会面

- 在轻松氛围中享受美食启航招待会

- 带有迈克尔·米纳个人风格的特别早餐

ab 4.700 €

p. P. bei Doppelbelegung

探索我们优惠方案的更多详情。

探索已知航线之外的世界。通过我们的独家邮轮之旅，您可以近距离体验自然奇观——从北极无尽的冰原到太平洋的热带岛屿世界。您将在精选船只上舒适旅行。每段旅程都经过精心策划，将冒险与最高标准的服务和风格相结合。通过 WINDROSE，您的航海之旅将成为一次难忘的体验——如同您本人一样独一无二。

www.windrose.de / kreuzfahrten / kreuzfahrten@windrose.de / Tel. (030)-201721-55

现在使用代码 KLUINARIK 100 € 每笔预订优惠！

500 只北极熊生活在斯匹次卑根岛。如果其中一只出现在视线范围内，游客应当迅速远离。 照片 Picture Alliance

冰层已破

第一批橡皮艇正从邮轮上出发，乘客们穿着防风夹克和橡胶靴，在钢梯后拥挤着。但这时无线电里传来了嘎吱声：取消远足！游客们失望地抱怨着——直到他们在甲板上看到了取消的原因：在我们原计划观察筑巢海鸟的悬崖之上，一只北极熊正缓缓走过。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它浓密的皮毛和纽扣般的眼睛；看着它的头左右摆动，如何停下脚步，抬起鼻子，嗅到数百米外正在吃草的驯鹿。以及它如何突然伸展身体，翻滚到背上蹭皮毛。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熊之一，”约翰·克南（John Kernan）说道。这句话的分量很重。这位五十多岁的向导自1991年起就一直带领探险邮轮前往北极。“以前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随心所欲，”他讲述道。那时他驾驶橡皮艇会近距离靠近北极熊，30米的距离就足够了——只要不干扰熊即可。至于具体如何定义“不干扰”，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现在游戏规则改变了。从去年起，向导必须与北极熊保持300米的距离。直到6月底，为了保护年初出生的幼崽，规定距离甚至增加到了500米。

这让克南的工作变得棘手。因为当然，所有77名从加拿大、美国、中国、印度、欧洲和澳大利亚飞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乘客，最想看到的首先就是北极熊。许多人已经去过南极，那里的邮轮几乎总是客满。克南说，那里的企鹅群已经萎缩，因为太多的游客在鸟类孵化期间干扰它们。

在斯匹次卑尔根，他还没有看到旅游业带来的负面后果。北极的知名度远低于南极。像这次旅行一样，有一半的床位空置是很正常的。但克南表示，自疫情以来，这里的旅游业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而且这种繁荣仍在继续。航运公司现在向北极派遣定制的探险船。克南说，下一代更豪华的船只将主要针对中国市场建造。“那里有很多人想来这里。”

不过目前，过度旅游还很遥远。我们行驶在桌山之间，山下有沉积层的条纹，山顶像柠檬压榨器一样有沟壑。冰川在山峦之间蜿蜒流向大海。在这个巨大的群岛上生活着不到3000人，集中在主镇朗伊尔城、俄罗斯矿业定居点巴伦茨堡以及几个研究站。斯匹次卑尔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自然保护区。从去年起，只有乘客人数最多200人的邮轮才被允许在43个精确定义的地点抛锚。

在斯匹次卑尔根观察北极熊，最好的方式是保持适当的距离。北极的邮轮航次也在增加——目前它仍被视为比南极更冷门的替代选择。 作者：弗洛里安·桑克特约汉森（Florian Sanktjohanser）

这里也需要保持距离：冰山可能会倾覆或崩裂。 照片：弗洛里安·桑克特约汉森（Florian Sanktjohanser）

“在一些野生动物最丰富的地点，我们现在不能再登陆了，”克南说。但仍有许多壮丽的地方等待探索，正如我们本周将看到的那样。

“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外出，”利奥·德科（Leo Decaux）在第一次简报会上说。“远足只有两个原因会被取消：风暴和浓雾。”如果向导的视线无法达到至少三公里，那么被熊突然袭击的风险就太大了。

德科（Decaux）十二年前作为一名冰川学家来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为了筹集博士学位的资金，这位36岁的男子曾在邮轮上担任向导，两年半以来他一直是探险领队。根据规定，任何想要参加远足活动的人都必须参加他的北极熊安全简报会。“我们希望在橡皮艇上观察北极熊，那样才安全，”德科解释道，“如果我们是在陆地上看到它们，我们会立即终止活动。”此时关键的是：冷静地撤退，不要奔跑。“而且那时绝不是拍照的好时机！”

400到500头北极熊生活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它们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德科说。甚至在海拔1100米的山上也能发现爪印。因此，人们会预先乘坐橡皮艇搜寻海岸线。向导们肩扛猎枪，在登岸点周围的高地进行警戒。

我们跨步登上橡皮艇，划向北布伦（Nordbreen）冰川旁的海滩，那里有数十头海象正紧挨在一起懒洋洋地躺着。

我们的队伍规模明显更大。我们沉默地走过漂流木，在一条挂着橙色旗帜的绳索前排队，这条绳索标志着40米的距离：一群穿着红色外套、伸出长焦镜头的摄影师阵列。

海象们显然并不在意在打盹时被盯着看。有些海象仰面躺着，象牙像弯刀一样向上翘起。威廉·巴伦茨（Willem Barents）的记录员将它们称为“海马”，巴伦茨在1596年的第三次北极探险中发现了这个群岛。他的荷兰同胞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岛（Amsterdamoya）屠杀了数千头格陵兰鲸，在他们的小定居点斯米伦堡（Smeerenburg）前，一度有数百艘捕鲸船同时停泊。直到今天，人们还能看到当时用来熬炼鲸脂的巨大石锅。这些鲸油曾被用于点亮整个欧洲的街道灯。

在短短几十年内，格陵兰鲸几乎被灭绝，随后是海象。而在18.世纪末，先是俄罗斯，接着是挪威的猎人来到这里猎杀北极熊、驯鹿和北极狐。

如今，我们在远足中看到的绝大多数动物都受到保护。海鹦在海中的瀑布下漂浮，海鸭和白颊雁在海滩上蹒跚而行，矮小结实的驯鹿在山坡上吃草。

有时我们爬过冰碛的碎石堆，有时我们走在苔藓和羊草之间，尽量不去踩踏斯匹次卑尔根罂粟和北极角草的花朵。但在大多数远足活动中，我们留在橡皮艇里。在瓦尔贝格岛（Wahlbergöya）前，我们沿着4亿年前的玄武岩悬崖缓缓行驶。棱角分明的管风琴状岩柱上布满了白色的鸟粪，数千只厚嘴海鸠在这里大声鸣叫着筑巢。坐在舷外机旁的鸟类学家解释说，它们的蓝色蛋形像梨一样，这样才不会从狭窄的岩架上滚落。

厚嘴海鸠在海上进食和睡眠。为了捕捉螃蟹和鱿鱼，它们能潜入200米深的海底——这是所有能飞行的鸟类中的世界纪录。但在飞行方面，它们更像是业余爱好者。在向悬崖降落时，它们经常不得不中断飞行并绕圈。

“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种群样子，”鸟类学家喊道。北极狐也很喜欢这里。一只北极狐爬上陡峭的岩壁挖掘鸟蛋，另一只则从山坡跳下，跑到海边的岩石旁观察这些奇怪的访客——这让船上的所有摄影师都感到非常高兴。

邮轮热潮带来的后果在纽-奥勒松（Ny-Ålesund）可见一斑。这个曾经的煤矿工人定居点如今成了研究站与露天博物馆的奇特结合体。科学家们穿着 T 恤而非防风夹克，且完全没有看向我们。每年有超过 20,000 名游客来到这里，他们经过邮局、酒吧和酒店——这些全部都是同类设施中最北端的——漫步走向那座生锈的钢塔，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和翁贝托·诺比莱（Umberto Nobile）曾于 1926 年 5 月 11 日从那里登上齐柏林飞艇，飞越

前往北极

交通 多家航空公司每天经由奥斯陆飞往朗伊尔城，邮轮航程由此出发。邮轮季从6月持续至9月。对于想要观赏浮冰的游客来说，季初的条件最为理想。

邮轮 今年夏天，有36艘探险船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周围航行。下一批航程将于2027年夏天进行。例如，在 G Adventures 预订的单周行程起价为 4949 欧元 (gadventures.com)。为期两周的邮轮航线则将斯匹次卑尔根与格陵兰岛或冰岛连接起来。

文献 罗尔夫·斯坦格（Rolf Stange）编写的《斯匹次卑尔根》旅行指南包含了关于该群岛的所有实用信息（32.90 欧元）。作者还运营着 spitzbergen.de 网站。

更多信息请访问 visits-valbard.com

飞往北极点至阿拉斯加。小径用绳索封锁，以防止游客践踏脆弱的草类和脾子草（Milzkräuter）。

相比之下，即使是许多斯匹次卑尔根的居民也不了解东海岸。由于那里有一股寒流流经，冰层要厚得多。我们在欣洛彭冰川（Hinlopenbreen）看到了这一点，那是一道长达10公里的冰川前沿。有些部分像采石场一样平滑，有些则粗糙且崎岖。棱角分明的冰塔像被剖开的动物肋骨一样弯曲，其后耸立着扭曲的冰针。

在灰色的波涛中，漂浮着鳞片状或蜂窝状的冰山。有些冰山像蓝宝石一样闪烁着蓝光。周围空气中发出冰层消融时的噼啪声。德科（Decaux）说，这里的气候变暖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快七倍。“在我来到这里的12年里，孔斯峡湾（Kongsfjord）的一座冰川已经缩减了3.5公里。” 到2030年，北极可能会出现首个无冰的夏天。

不时传来沉闷的巨响，部分悬空的冰前沿轰然崩塌。团队成员之一的斯通·辛普森（Storm Simpson）解释说，安全距离为 400 米。这是最低要求，因为冰川舌同时受到太阳和海洋的融化，具有不可预测性。她是正确的！突然，一整块冰壁崩塌，坠入大海，像一个巨大的软木塞一样弹起。水柱飞溅，一场微型海啸席卷整个海湾。尽管距离该地点有数公里之遥，但波浪仍让我们剧烈摇晃。旁边一座巨大的冰山破碎，随即开始旋转，反过来搅动起海面。

回到船上，在广播中传出沙哑的声音之前，刚好有时间洗个热水澡：“右舷出现一只蓝鲸。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这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于是，重新戴上帽子，穿上防风夹克，登上观景台。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德科在晚上的简报会上给出了令人欢呼的答案：“我们明天将驶入浮冰区。”我们的船建于1975年，拥有加强钢船体，船长解释说，这相当于“比破冰船低一个等级”。

早餐后不久，我们跨越了北纬 80 度线。船只缓慢地滑入浮冰区，船首下的钢质破冰锥劈开冰块。有些冰块看起来像小岛，白色的山峰倒映在它们青绿色的潟湖中。向导们守在望远镜旁，“现在我们需要一只北极熊，”其中一人说道。这里才是北极之王的真正领地，他在这里猎杀海豹。此外，我们现在处于国际水域：向导笑着解释说，挪威的法律和新的距离规定在这里不再适用。

然而，数小时的窥视终究是徒劳。于是，服务员端上了加奶油和卡鲁亚咖啡（Kahlúa），到了晚上，那些无畏的人在同伴的鼓励下，在腰带和绳索的保护下跳入冰海。

锦上添花的是在甲板上享用的最后一顿晚餐，有西班牙大锅饭、烤三文鱼，还能远眺利利赫克冰川（Lilliehöök-breen）——那是一座由冰川和岩峰构成的壮丽天然剧场。为了消化晚餐，我沉浸在船尾甲板的按摩浴缸中。浴水温暖，低垂的太阳照亮了冰川与群山。随后，几头侏儒鲸也在船后现身。

■ 编辑提示

本期部分调研行程得到了主办方、酒店、航空公司或旅游局的支持。

芬兰与爱沙尼亚之间波罗的海的藻类爆发。 下方：显微镜下的 Rivularia 属蓝细菌 照片：毛里求斯，Science Photo Library

在八月一个炎热的日子里，前往海滩的郊游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清凉，反而带来了失望：水面上漂浮着绿色的条纹，看起来毫无吸引力。卫生局的测量证实了这一怀疑，蓝细菌大量繁殖。在温度超过 25 度的环境下，这些也被称为蓝藻的生物尤其容易大量繁殖。当它们在水中清晰可见地波动时，会对健康构成风险。相关部门会发出游泳警告，或直接关闭海滩。仅在黑森州，近日就有 15 个水域受到影响，占所有游泳湖泊的三分之一。

蓝细菌能产生毒素，包括损害肝脏的物质或神经毒素，这会危及水上运动者、在水中潜水的儿童以及动物。不过，在德国境内尚未发现人类中毒病例。更危险的是：如果有人溺水，救生员在浑浊的蓝绿色水中将无法找到他们。

当水中的微生物大量繁殖，以至于形成可见的薄膜，并以泡沫或黏液形式覆盖海滩时，这种现象被称为“藻类爆发”。但这个名称具有误导性。蓝细菌并不是藻类。它们是没有细胞核的单细胞生物，即原核生物，不过体积相当大，比大多数其他细菌种类都要大。某些蓝细菌种类会分泌碳水化合物，使单个细胞粘在一起形成长丝，或像垫子一样附着在石头或沉积物上，缠绕在手指和脚趾上，使石头变得湿滑。这给人一种它们是植物的印象。

不仅是这种印象具有误导性，蓝细菌在其他方面也被误解。大多数人只把它们视为游泳湖泊中的麻烦。但事实是，如果没有这些黏糊糊的单细胞生物，地球上的生命几乎无法想象。而那些像现在的生物工程师一样仔细观察的人，或许能在蓝细菌中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答案。

蓝细菌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比几乎所有其他生物都要长。在 25 亿年前，它们释放了地球上的第一批氧气，随后氧气在大气中积聚。由此，它们为生命的进一步演化铺平了道路——并且至今仍在守护生命。浮游植物（蓝细菌是其中的一部分）确保了我们不会窒息。

蓝细菌的历史如此悠久，在地球上的分布也如此广泛。它们不仅存在于水中，还分布在土壤中，甚至存在于环境恶劣的沙漠世界。由它们共同引发的藻类爆发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也是动物的食物基础。在春季，当营养物质在冬季在水中积聚后，波罗的海等地区会出现首批藻类爆发。不过，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硅藻，使水体呈现褐色。在低温环境下，蓝细菌无法与硅藻竞争。直到夏季，藻类爆发才由蓝细菌主导。因为此时微风几乎不再搅动水体，表面形成了一个稳定且温暖的层，为蓝藻提供了最佳条件，而竞争对手则被削弱：硅藻被浮游动物吃掉，且无法找到足够的硅酸盐和氮—

神经毒素与生命救星

蓝藻无处不在。它们令人厌烦，带有毒性——但或许也是某些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一个被误解的生命形式之画像。作者：弗劳克·兹比科夫斯基 (Frauke Zbikowski)

[...它们生长所需的] 氮化合物。

只有当蓝藻主导的藻华频繁出现并覆盖大面积区域时——如近年来在波罗的海的情况——才会演变成环境问题。波罗的海是受藻华影响最严重的海域之一。卫星数据显示，其发生频率在过去 20 年中有所增加。原因之一是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升高；另一个原因则来自农业。波罗的海长期处于过度富营养化状态，营养物质促进了这些微生物的生长。此外，蓝藻本身也加剧了进一步的富营养化，因为波罗的海中占主导的物种能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铵。它们产生的量超过了自身所需。因此，它们向波罗的海引入的氮化合物数量，几乎与将农田肥料输送到大海的河流量相当。

为了繁殖，蓝藻主要需要磷酸盐。而波罗的海中磷酸盐极其充足。在数十年来营养物质大量进入海洋的过程中，磷酸盐在海床沉积物中积聚。在海底的缺氧区，磷酸盐再次溶解在水中，向上迁移并被微生物吸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莱布尼茨波罗的海研究所研究蓝藻的伊莎贝尔·克拉翁 (Isabell Klawonn) 表示。因为当大量蓝藻死亡、下沉并被分解时，藻华会加剧缺氧状况。结果导致不适宜生存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人们不能指望蓝藻被其他生物吃掉。长期以来，人们甚至认为它们被甲壳类动物、轮虫或鱼类幼虫所嫌弃。尤其是波罗的海中的主导物种，对它们而言几乎没有利用价值。伊莎贝尔·克拉翁解释说，这些物种非常强韧，“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没煮熟的通心粉”。虽然这位科学家现在发现真菌会感染蓝藻，使其丝状体变得脆弱，从而更容易被浮游动物消化，但克拉翁尚未看到这种效应能遏制藻华。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8 月的藻华直到风起云涌时才开始消退。

根据黑森州自然保护、环境与地质局提供的信息，无法证明德国境内游泳水域出现大量蓝藻的频率有所增加。如果游泳者更频繁地看到警告标志或禁泳令，这可能是因为联邦环境局在两年前修订了游泳水域的建议，导致卫生部门自那时起反应更加敏感。因为实际上水质并没有恶化。

莱布尼茨水域生态与内陆渔业研究所的萨宾·希尔特 (Sabine Hilt) 也持有相同观点。不过，湖中硝酸盐和磷酸盐含量低并不能保证蓝藻不会出现。希尔特研究的是那些附着在水生植物上并产生神经毒素解剖毒素 (Anatoxin) 的物种。这些蓝藻生长在洁净的湖泊中，那里的阳光可以照射到更深的水层，为它们的光合作用提供能量。

这些蓝藻是在柏林一些在特格尔湖（Tegeler See）岸边玩耍的狗死亡后被发现的。这座湖此前曾出现富营养化，经过修复后水质变得清澈，水生植物也重新生长。希尔特（Hilt）表示：“但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新问题。”结果发现，这些狗吞食了水生植物。希尔特报告称：“那里的有毒蓝藻似乎能产生一些香味物质，其中包括土臭素（Geosmin），它有一种泥土般的霉味，狗觉得这种味道很有吸引力。”如果仅仅是饮用湖水，并不会导致动物死亡：因为毒素主要存在于细胞中。仅凭水样检测结果是正常的。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毒素是否对人类有毒以及毒量多少，但萨宾·希尔特（Sabine Hilt）建议，带着小孩时应远离被冲上岸的水生植物。那么，蓝藻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贫营养湖泊中生长繁衍的呢？希尔特推测，附着在水生植物上的生物膜聚集了各种微粒，因此其营养水平可能并不低。

与特格尔湖类似的案例也曾出现在美国东南部。在 90 年代中期，那里发现了死亡的白头海雕，其大脑中的白质出现了海绵状病变。研究人员花费了 10 多年才追踪到原因，而整个案件直到 25 年后才被破解。一种名为 Grundnessel 的入侵性水生植物被蓝藻寄生，这些蓝藻产生了一种此前未知的神经毒素——Aetokthonotoxin。该毒素分子含有溴，据推测这源于用于抑制湖中 Grundnessel 等植物生长的除草剂。毒素通过以水生植物为食的鱼类和水鸟在食物链中富集。对于海雕来说，被毒素削弱的白额雁可能是容易捕获的猎物，而这导致它们摄入了致死剂量的毒素。

蓝藻不仅能产生毒素。人们还可以从中提取糖分、肥料、生物燃料，以及此前需要依赖石油生产的化学品，还能产生氢气。基斯汀·古特昆斯特（Kirstin Gutekunst）将这些有益的蓝藻称为“绿色大肠杆菌”——因为与生物生产的标准生物不同，它们含有叶绿素并利用光能作为能量来源。古特昆斯特在卡塞尔大学（Universität Kassel）研究一个能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的菌株。她认为，蓝藻在生物技术方面的优势在于，其基因组比其他光合生物（如微藻甚至植物）更容易进行操纵。

图宾根大学（Universität Tübingen）的卡尔·福希哈默（Karl Forchhammer）研究蓝藻代谢已 30 年，他认为：必须利用这些生物的能力来制造真正难以生产的分子，即聚合物。他报告称，许多种类的蓝藻天然能产生生物塑料聚羟基丁酸酯（PHB）。这对它们来说是应对艰难时期的碳存储库。他的研究小组已成功地通过基因改造一种蓝藻，使其细胞内填满了 PHB 颗粒。在培养物中，这种生物塑料占干生物质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种生物聚合物的价格肯定会比石油基塑料更高，因为需要大面积的场地才能让光线覆盖整个培养物。但福希哈默表示，它具有一个“巨大优势”：它可以完全生物降解。因此，在水域那些令人不快的生物膜中，或许至少包含了一部分解决我们塑料垃圾问题的答案。

每周回顾

良好的副作用

带状疱疹疫苗显然不仅能对抗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还具有一项副作用：它能预防心脏疾病。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表明，接种 Shingrix 疫苗的人群患心肌梗死及其他心血管问题的风险，低于接种旧款 Zostavax 疫苗的对照组。来自牛津大学的马克西姆·塔凯（Maxime Taquet）及其团队利用了这样一个情况：2017年，美国将默克（Merck）公司的 Zostavax 疫苗替换为葛兰素史克（GSK）的 Shingrix 疫苗。因此，研究人员拥有两组接种了不同疫苗且具有良好可比性的人群。此前已有迹象表明，Shingrix 疫苗具有预防痴呆的作用。$^{ph}$

侏罗纪之声

如果动物和植物世界的化石遗骸得以保存，在视觉上穿越回遥远的地球时代是可能的。现在，由成都四川农业大学的顾君杰（Jun-Jie Gu）领导的研究人员成功地为侏罗纪景观还原了声音。为此，他们分析了来自内蒙古 1.65 亿年前岩层中的九种蟋蟀和螽斯类昆虫的化石。这类动物通过硬质身体部位的相互摩擦来发出声音。正如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报道的那样，他们将物理分析、系统发育分析与计算机模拟及机器学习相结合，从而根据现代的鸣叫声推断出当时的声音。结果显示，大多数侏罗纪时期的螽斯发出的是在 5千赫兹左右的纯音——与现代蟋蟀相似。但其中一种的鸣叫声超过了 20千赫兹，即处于超声波频段。这反驳了此前的一种假设，即昆虫感知超声波的能力是在 55 百万年前蝙蝠出现后才作为反应而演化出来的。UvR

鲸鱼助手

研究人员也无法到达所有地方。因此，他们寻求动物的帮助：现在，凭借独角鲸的协助，他们得以观察格陵兰岛东部一个难以进入区域的气候变化后果。由格陵兰自然资源研究所的马兹·彼得·海德-约根森（Mads Peter Heide-Jørgensen）领导的一个团队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中报道，他们为一些以标志性长牙著称的海洋哺乳动物安装了传感器。这些鲸鱼发送了关于斯科斯比湾（Scoresbysund）峡湾系统中海水的盐度和温度数据，该系统是多个冰川的汇入地。数据显示，该地区冰川崩塌的情况日益增加。研究人员写道，这与峡湾的“大西洋化”有关：较温暖的大西洋海水深入到冰川前缘，导致冰川崩解加速。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ph}$

带电的水滴

几乎没有哪个日常现象是物理学家不能从中发现新东西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腐蚀。对于“雨水”这种情况，这种破坏性的环境影响此前被解释为两种机制。第一，雨滴产生机械压力，正如“水滴石穿”所言。第二，雨滴产生化学反应，从而导致损坏。由马克斯·普朗克聚合物研究所的汉斯-于尔根·布特（Hans-Jürgen Butt）领导的一个国际团队现在为该清单增加了第三项。如果水滴带有电荷，它们在撞击时的放电过程就像一道微小的闪电一样冲击表面。研究人员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写道，在一次实验中，3000个带电水滴在特氟龙涂层上留下了痕迹。水滴只需在植物叶片上滑动即可带电。这一发现同时也给工程技术提出了要求：现在必须开发能够抵御带电水滴的保护层。hell.

几个建议

这些古怪的研究在去年引起了编辑部的注意——它们会是伊格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者吗？

睡前吃奶酪……

……显然不是个好主意。蒙特利尔大学的心理学家调查了1000多名学生并报告称：晚上吃奶酪会导致噩梦。这尤其影响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这篇发表在2025年夏季《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的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的潜在研究问题：受试者是否也梦到了奶酪？那么，法国人是否因此更容易遭受噩梦的困扰？

闻巧克力

许多运动爱好者为了变得更健康而饮用蛋白奶昔。然而，几乎没有人会在健身房举哑铃之前闻一块黑巧克力。而这种气味其实可以改善训练效果：研究人员在2026年7月的《生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hysiology）中报告称，这种气味能产生饱腹感，从而使23名受试者能够训练更长时间。相比之下，牛奶巧克力的香味则让训练变得更加“愉快”。

月球上的鹰嘴豆泥

作为具有理性能力的生物，人类希望为未来做好准备，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包括在月球上的生活。那么，在那里应该吃什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人员使用“模拟月壤”对此进行了测试：他们在2026年3月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中报告称，鹰嘴豆在这种基质中生长得格外好。从科学角度来看，现在准备好最好的法拉费（Falafel）和鹰嘴豆泥食谱似乎是明智之举。

“许多新事物听起来都很奇怪”

情色头饰

不仅人类面临着通过外表吸引潜在浪漫伴侣的压力。西澳大利亚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吸引力部门的研究人员观察到，澳大利亚北海岸的海豚会将海绵戴在头上。显然这是出于审美原因，或者正如科学家在2025年10月所表达的：“为了给女士们留下深刻印象”。这类海洋时尚趋势似乎时有发生：1987年，一群虎鲸因为将死掉的三文鱼放在头上而成为了新闻头条。

眼睛上的按摩枪

有些安全提示主要让人产生疑问：究竟是什么情况导致这些提示变得必要。比如警告人们不要把猫放进微波炉，或者咖啡杯上印着的“小心烫手！”。爱丁堡的医学专家们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2026年6月，他们在《BMJ病例报告》（BMJ Case Reports）中警告称，如果将高频按摩枪直接对着眼睛，可能会导致视网膜受损。这些设备的运行频率高达每分钟3000次冲击，其原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紧张肌肉的血液循环。显然，一名患者在数月内每周三次使用此类设备处理自己的眼睛。

沙滩酗酒

美国著名的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在2026年7月于同样著名的医学专业期刊《JAMA Dermatology》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证实了那些经验丰富的马略卡岛游客早已察觉的事实：经常晒太阳的人也倾向于大量饮酒。

关于为什么严肃的意图隐藏在有趣的研究背后、一个玩笑奖项如何能推动职业生涯，以及美国是否不再是一个安全之地，伊格诺贝尔奖（Ig-Nobel）创始人马克·亚伯拉罕斯（Marc Abrahams）对此进行了阐述。

亚伯拉罕斯先生，您自1991年起就开始颁发伊格诺贝尔奖。经过这么多年，现在还容易让您发笑吗？

一点也不难。最重要的是惊喜因素。大多数获得伊格诺贝尔奖的作品在人们看来很滑稽，因为它们超出了人们的经验范围。人们没有预料到——于是开始发笑。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被选中的研究必须同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便让人记忆深刻。它能唤起一种孩童般的好奇心。人们会想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并且在之后的一周里还在思考它。

预期发现并对此观察进行了数月或数年的跟踪。

所以，这背后隐藏着严肃的动机？

人们在阅读时经常会问：研究人员是认真的吗？ 我给您讲一件每年颁奖礼后都会发生的事。我们会在不同类别中颁发十个奖项。仪式结束后，我通常会与获奖者单独聊天，总有人对我说：其他研究非常有趣，但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在科学家看来，他们的研究并不荒诞，他们并没有考虑去做一件尽可能有趣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想理解一个问题，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出乎

一个例子是能够转化为呼吸面罩的应急胸罩，它在2009年获得了公共卫生奖。这始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明者埃琳娜·博德纳尔（Elena Bodnar）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年轻医生，她曾在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救治受害者。后来人们意识到，吸入的放射性颗粒也会产生严重后果。她思考在周围呼吸空气突然变得危险时，如何能迅速采取保护措施。有一天，她看到小儿子把她的胸罩从地上捡起来捂在脸上。于是她意识到：人类的一半人口身上已经携带了一件可能被用作面罩的装备。

这个想法后来实现了吗？这种胸罩在中国生产。可能有数千人穿着这种应急胸罩。后来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其他人也想到了这个主意。这种情况屡见不鲜。2023年，我们表彰了日本研究人员，他们开发了可以通过电刺激增强盐味的筷子和餐具。这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减少盐分摄入的人。现在这些产品已经可以购买。

那么，伊格诺贝尔奖能意味着职业生涯的飞跃吗？

它能有所帮助，但当然没有保证。获奖者会获得媒体的极大关注，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也是如此。他们在学术会议上会被认出，被邀请上讲台，或者被请求撰写文章。我的建议是：利用这种关注度来宣传你们的其他研究。大学也为他们的伊格诺贝尔奖得主感到自豪。瑞典的隆德大学曾为其五位伊格诺贝尔奖得主举办过一次活动。另一个例子是荷兰鸟类学家基斯·穆利克（Kees Moeliker）。他观察到一只雄鸭在与一只死掉的雄鸭交配，并将此结果发表。穆利克当时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阅读他关于鸭子同性恋死恋的研究。但在获得伊格诺贝尔奖后，他的研究得到了广泛认可，他被邀请参加研讨会，并写了一本关于动物异常死亡案例的书，书名为《鸭子人》。如今，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伊格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工作。

数学家马克·亚伯拉罕斯（Marc Abrahams）出版讽刺性专业期刊《不可能研究纪事》（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并创立了伊格诺贝尔奖。“Ignoble”在英语中意为“可耻的”。 照片：路透社

这难道不是浪费资助资金，是毫无意义的研究吗？对此我想反问：您真的知道这是否使用了公共资金吗？许多研究并非如此。但更重要的是：任何从事研究的人都在试图理解某些事物。这起初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许多新事物在开始时都显得毫无意义。想想飞机、电话，或者像圆珠笔这样极其普通的物品。有时事后证明，这些认知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您并不通过这个奖项来嘲笑研究人员？

绝非如此。我们试图让他们的工作变得可见。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是：如果人们在面对科学时发笑，那么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研究必须首先被传达为严肃的。当然，研究很重要。但如果某件事是非同寻常的，它会让人记忆深刻。此外，我们是以谨慎的方式向潜在获奖者提供该奖项的。如果他们拒绝，完全没有问题。那些说“不”的人通常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可能会与上司或导师产生问题。但这种情况现在几乎不再发生了。许多研究人员甚至会自我提名。我曾统计过：在平均一年中，我们收到大约 9000 份申请，其中 10% 到 20% 是自我申请。

搞笑诺贝尔奖是如何开始的？

我从小就对那些离奇的新闻感兴趣，并把它们从报纸上剪下来。比如像“男子冲洗马桶导致房屋爆炸”之类的内容。后来，我开始为朋友们撰写关于古怪研究的文章。在某个时间点，我把这些稿件寄给了一本科学讽刺杂志，询问他们是否感兴趣。随后有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编辑。通过这个机会，我结识了许多从事着令人惊叹的研究但几乎不为人知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有人给他们颁个奖。

如今，搞笑诺贝尔奖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 我们在1991年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颁奖礼。随后很多因素幸运地结合在了一起。麻省理工学院（MIT）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场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也答应出席——按照我们的传统，奖项由他们颁发。就在第一次颁奖礼时，想要进入建筑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其容纳量。后来，颁奖礼在哈佛大学举行，观众人数超过了1000人。35年来，人们的兴趣一直很高。门票很快售罄，世界许多地方都会举办观看派对。仪式不仅关乎奖项，还有音乐和演讲。

今年，活动将首次不在波士顿举行，而是在苏黎世。为什么？我们的获奖者来自世界各地。在最近的一次颁奖礼中，十位获奖者中有四位决定不去美国，因为他们认为风险太高。其中一人立即拒绝了，另外三人则在临行前改变了主意。他们听到了关于人们在机场受到糟糕对待或被拒绝入境的报道。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让获奖者感到安全的地方。

您是怎么想到苏黎世的？ 多年来，不同国家的机构一直在询问，颁奖仪式是否能一次在他们那里举行。在苏黎世，大型大学的响应速度特别快，且非常有帮助且友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每两年在苏黎世举行一次颁奖礼，其余时间则轮流在其他国家举行——有点像欧洲歌唱大赛。

提问者：约汉娜·库罗奇克（Johanna Kuroczik）。

他们是认真的吗？

疟疾蚊子喜欢臭脚和林堡奶酪，自恋者可以通过眉毛辨认，而逛逛集市有助于治疗肾结石。本周，旨在表彰古怪研究的搞笑诺贝尔奖将再次颁发。 作者：约汉娜·库罗奇克（Johanna Kuroczik）

我醉了！

醉酒状态下掌握外语的能力会提高吗？研究人员对50名近期学习荷兰语的德国人进行了测试，结果报告称：是的！不过，小酌一杯仅能改善发音。2025年和平奖

请抬头看

必须有多少人站在一座建筑前抬头看，才能让路人停下来也跟着抬头看？纽约的研究人员在1969年寻找了答案：当一个人盯着上方看时，4%的行人会停下来；当人数达到15人时，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0%。

2023年心理学奖

复杂之预留

“基于本案可能存在的潜在情况，本项计划所面临的显著困难具体源自何处？”法学研究者们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通过一项针对1000万份法律文件及若干实验的研究，他们证明了法律文本如此难以理解的具体原因：其中包括罕见的专业术语、嵌套句以及被动结构。2022年文学奖

会飞的青蛙

通过巧妙地操作磁铁，可以让青蛙飞起来。物理学家安德烈·盖姆（Andre Geim）因这一发现获得了伊格诺贝尔奖。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唯一一位在获得该奖项后，后来又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后者是因其在碳改性材料石墨烯方面的研究而得。 2000年物理学奖

战斗之须

粪便制成的香草冰淇淋

为什么男人会有这种神秘的面部毛发？犹他大学的生物学家测试了胡须是否主要是为了在打斗中提供保护而进化而来的，因为在历史上，参与打斗的主要是男性。在羊皮上进行的实验表明，胡须确实能减轻受到的冲击力。 2021年和平奖

真正的香草既稀有又昂贵。一位日本化学家开发出一种方法，可以从一种既不稀有也不昂贵的材料中提取香草醛：牛粪。在伊格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家来自剑桥的冰淇淋店随后推出了一款以这位科学家命名的特制香草冰淇淋。 2007年化学奖

出卖人的眉毛

治愈系的过山车

如何识别自恋者是当代的一个重大问题。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切入点：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眉毛来识别自恋者。显然，自恋者的眉毛异常浓密。他们在感谢词中说：“我们将这个奖项献给所有致力于数据驱动研究，并最终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出乎意料之境的人。”2025年，一个类似的主题获得了伊格诺贝尔奖：如果在测试前告诉人们他们有多聪明，他们会变得更加自恋。至于他们的眉毛是否也会随之改变，目前尚不清楚。 2020年心理学奖

微笑（并不）让人快乐！

我们的

微笑（并不）让人快乐： 是因为快乐才微笑吗？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斯特拉克（Fritz Strack）曾报道，情况恰恰相反。他发现：如果将一支笔横向叼在嘴里——从而使面部呈现出笑容的形状——人会变得更快乐。这甚至进入了大众心理学的范畴。斯特拉克获得伊格诺贝尔奖，是因为他后来在另一项研究中亲自推翻了这一结论。这位研究人员以诗歌的形式发表了感谢词：“声称一项发现并非真实，具有极强的吸引力（sex appeal）。” 2019年心理学奖

35年伊格诺贝尔奖精选

游乐园胜过医院！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测试了乘坐过山车是否能帮助排出肾结石。坐在过山车的后排似乎尤为有效。这种剧烈的起伏可能还带来其他健康益处：2010年，一项发现获得了伊格诺贝尔奖，即乘坐过山车能改善哮喘症状。 2018年医学奖

模仿人的猴子

如果在动物园里，黑猩猩用某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你，这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科学家在专业期刊《灵长类动物》（Primates）上发表了令人惊讶的实验：黑猩猩模仿人类的频率与人类模仿猴子的频率一样高，尽管精确度稍逊。你可以在下次参观动物园时进行测试：在笼子前像黑猩猩一样抓腋下并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因为在36%的情况下，猴子会模仿那些首先模仿它们的人——这是一个永恒的循环。

2018年人类学奖

我还是我的双胞胎？

那些无法分辨同卵双胞胎的人显然不必感到愧疚。在一项涉及十对双胞胎的研究中，意大利研究人员报告称，这些双胞胎有时甚至无法分辨照片中出现的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双胞胎。 2017年认知奖

披着北极熊皮的人

一个显然至少让北欧人类感到好奇的问题：驯鹿是对人类更恐惧，还是对穿着北极熊服装的人类更恐惧？奥斯陆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人类伪装成北极熊靠近时，驯鹿逃跑的速度快 2.3 倍。 2014年北极研究奖

通过放屁聊天

鲱鱼通过从肛门排出空气来交流——换句话说：通过放屁。 2004年生物学奖

芥末警报

日本工程师在 2009 年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烟雾报警器申请了专利：一旦发生火灾，它会喷洒异硫氰酸烯丙酯，这正是赋予山葵（日本辣根）风味的物质。这些分子对黏膜的刺激程度极高，当浓度达到 5 ppm 时即可唤醒人类。而当浓度达到 10 ppm 时，呼吸空气中的该物质将变得无法忍受。 2011年化学奖

鞋外穿袜

一项研究探讨了袜子的一个“非标”用途：如果将袜子穿在鞋子外面而不是里面，在结冰的道路上就不那么容易打滑。研究人员进行这项调查有一个（近乎）逻辑性的理由：在他们位于新西兰的小镇上，有许多非常陡峭的街道，每年冬天都会结冰。一些当地居民对此习俗深信不疑。 2010年物理学奖

吸引人的“臭脚丫”

荷兰研究人员巴特·诺尔斯（Bart Knols）在著名的医学专业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深入研究了这样一种现象：雌性冈比亚疟蚊（Anopheles gambiae）被臭脚的味道吸引，程度与被林堡干酪吸引相同。结果显示，两种情况背后的原因都是林恩短杆菌（Brevibacterium linens）。 2006年生物学奖

叫我贝尔塔！

热爱动物显然是有回报的！英国的农业科学家在一项研究中试图证明：有名字的奶牛比没有名字的奶牛产奶量更多——每年多产约 260 升。 2009年兽医学奖

2009年兽医学奖

976 位研究员，一项研究

著名的心脏病专家兼作家埃里克·托波尔（Eric Topol）也曾获得过搞笑诺贝尔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和他的 975 位共同作者。他们获奖是因为一项研究，其列出的作者人数大约是该研究页数的 100 倍。 1993年文学奖

味道太好：喝柠檬水的人在短时间内会摄入大量糖分。 照片：Rosa Burczyk

糖税能带来什么？

批评在预料之中：联邦政府关于征收糖税的计划，对于生产柠檬水、果汁、乳饮料、冰茶、啤酒混合饮料、加糖燕麦饮品和即饮咖啡的企业来说，可能并不受欢迎。因此，黑森州总理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CDU）迅速将该税项诋毁为“昂贵税”，这并不令人意外。他认为消费者将因此承受不必要的负担。这场经济讨论几乎让人忘记，黑红联合政府希望通过从 2027 年起实施的糖税来减轻医疗保险基金的负担。其目的是打击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并降低治疗成本。

对话中

政府计划对含糖饮料征税——尽管其健康效果经常受到质疑。作者：皮娅·海内曼 (Pia Heinemann)

但是，通过征收糖税能否降低疾病负担？为了寻找答案，可以参考一些针对德国的模拟研究，这些研究模拟了在德国这样一个人口高度老龄化，且尤其是肥胖和心脏病高发的社会中所产生的效果。这些是预测效果的模型研究。人们也可以看向国外。目前已有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征收软饮料税或糖税。然而，这些地区的统计人口、社会结构和文化并不能原封不动地迁移到我们这里。因此，这两种观察方式都有其缺陷，但至少：在决策过程中有大量数据可以参考。

摄入过多糖分会增加患病风险，这一点最迟在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 (John Yudkin) 的研究之后已变得清晰。他是最早开展此类研究的人之一，早在 50 年代末就进行了研究，并在 1972 年其畅销书《纯净、洁白且致命》(Pure, White and Deadly) 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明，大量食用家用糖会引发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此后，大量研究具体化了其中的分子生物学过程。如果糖在体内没有直接作为能量消耗，它将在肝脏中转化为脂肪。这会导致肥胖和脂肪肝。在长期且持续的高糖摄入下，如果胰腺分泌越来越多的胰岛素，可能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从而引发 2 型糖尿病。此外，糖分会促进龋齿，持续升高的血糖水平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剧烈的血糖波动则会导致强烈的饥饿感。一些研究人员甚至报告了糖分依赖和糖成瘾，因为大脑的奖励系统被持续激活。

以上是关于生理机制的讨论。但仅仅通过提高饮料价格，是否就能导致德国患病人数减少，并显著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针对德国有各种模拟研究。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教授迈克尔·拉克西 (Michael Laxy) 及其团队在 2024 年计算了对软饮料征收 20% 的增值税将如何影响 Er-

在 1989 年的垃圾电影经典《死亡牛油果丛林中的女食人族》中，美国的牛油果供应受到了威胁。加利福尼亚州剩余的种植区位于一个杀男人的亚马逊部落领地内，为此，一支由女性主义研究员领导的探险队被派往该地。虽然剧本构思是一场灾难，但它触及了一个关键点：月桂科 Persea americana 种的这种绿色水果对美国具有特殊意义。

美国人目前消耗了全球每年约 1100 万吨牛油果产量的 13%。在 2000 年至 2021 年期间，美国的消费量增长了三倍，如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渴望食用这种果肉。16 世纪在墨西哥首次品尝到这种水果的欧洲人将其比作黄油。事实上，这种黄绿色的物质中高达 30% 是脂肪。如果没有牛油果，不那么禁欲的纯素主义将变得很复杂。

没有牛油果的禁欲主义纯素食将会变得很复杂。

牛油果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极具盈利能力的经济作物，要归功于美国人。尽管它在古南美洲和中美洲就已经具有重要地位——其名称源自阿兹特克语“ähuacatl”（从词源学上看，这个词显然也意味着“睾丸”），并且在民用日历中，生长周期超过20年的因素将产生影响。据此，男性的肥胖病例数可减少约210,800例，女性减少约80,800例。2型糖尿病病例数可减少132,000例。通过这项税收可增加106,000个健康生命年，并避免医疗系统中约25亿欧元的成本。

这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在英国，尽管该国在2018年通过“软饮料工业征费”引入了糖税，但到目前为止，患有糖分相关疾病的人数并未减少。同样，在美国一些部分自2015年起征收糖税的城市和社区中，也没有出现健康状况的大幅改善。

因此，来自印度尼西亚 lPB 博戈尔大学的萨菲拉·菲尔道斯（Safira Firdaus）在两年前对来自7个不同国家的22项模拟研究和7项观察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在纳入的模拟研究中，有21项证明糖税显著降低了BMI、超重、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和龋齿的风险。整体生活质量有所提高，死亡率下降。而在7项观察研究中，效果则不那么剧烈。但至少在BMI方面发现了显著影响。

观察研究还表明，这种税收主要对那些深受肥胖、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困扰的人群有效：年轻人以及收入较低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获益程度最高。

那么，模型预测与观察研究之间的差异从何而来？

一方面，人的行为通常很难被模型化。有时还存在随机的不确定性，例如糖分摄入与BMI之间，以及BMI与糖尿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关于健康效应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的，也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拉克西（Laxy）说道。例如，在关于德国软饮料税效应的模型研究中，所能避免的糖尿病病例数在数万例到数十万例之间波动。“但尽管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模型化仍为预期的长期效应提供了重要线索，而这些效应目前还无法被观察到：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是由风险因素长期累积而成的。”

现在，哈斯牛油果的园艺繁殖几乎完全通过嫁接完成。这些植物是克隆体，因此几乎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从而对病原体或气候变化具有相同的敏感性。因此，2024年确实有一次前往牛油果丛林的美国考察，不过是前往中美洲，前往那些国家

根据一份初步的要点文件，德国计划像英国一样采取分级税制：每100毫升含糖量超过4.5克，每升需缴纳26欧分糖税；超过7克则为32欧分；超过10克则为38欧分。因此，如果制造商将税款原封不动地转嫁给消费者，一瓶每100毫升含糖10克的0.5升柠檬汽水将涨价19欧分。这听起来是一笔不小的钱。但在现实中，食品类商品显示：消费者会习惯于更高的价格。不过，在几乎所有研究中，消费量都因价格上涨而下降。

在英国，正如预期的那样，这并没有导致人们因为成本原因而减少软饮料的饮用。相反，制造商改变了配方。Laxy表示：“软饮料含糖量减少的84%归功于饮料中直接减少了糖的添加，或者用甜味剂替代了糖。只有16%可归因于软饮料消费量的减少。”总的来说，这项税收达到了预期目标：人们摄入的糖分减少了。而在美国那些不对柠檬汽水实行分级税率而是统一征税的城市和地区，这一目标确实是通过提高饮料价格来实现的。

玛雅文明中代表K'an k'in月（“黄太阳”）的符号是一棵带着牛油果的树。然而，如今人们食用的牛油果中，有80%属于美国人鲁道夫·哈斯（Rudolph Hass）在1926年成功培育的品种。该品种的果皮比其他品种更深、更粗糙，其受欢迎程度不仅在于口感，还在于更好的保质期以及单棵树的高产量。

在这种背景下，必须看待周三被公众短暂谴责的对“零糖饮料”征税的计划：因为有迹象表明，某些代糖同样会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但这种致病效应远没有糖那么严重，且证据远不如糖那样充分。相比之下，甜味剂带来的健康风险明显较低。

转向植物学

在讨论糖税时，不应忽视观察研究和模型分析得出的其他结论：不仅是税收能让人们远离糖分，食品中糖分和卡路里含量的标注、科普宣传、广告限制、包装上的警告提示，以及对日托中心、学生食堂和员工餐厅饮食的强制性规定同样有效。

贫穷的 牛油果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墨西哥南部。在那里，由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凯文·万（Kevin Wann）领导的团队记录了在花园和小种植园中种植的“古老”牛油果的遗传多样性。作物遗传学家对此寄予希望，认为通过杂交这些品种，可以让全球范围内的牛油果重新变得更强健。

研究人员现已在专业期刊《植物、人类与星球》（Plants, People, Planet）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结果显示，在尼加拉瓜湿热的低地和洪都拉斯沿海地区，美洲牛油果（Persea americana）的遗传多样性尤为丰富。而且，那里的品种并非哈斯牛油果的阿兹特克祖先的后代——墨西哥人在10,000年前就已经食用其祖先品种了。相反，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牛油果大约在5000年前从南美洲引入。

然而，这种多样性现在本身正处于危险之中。凯文·万在与尼加拉瓜牛油果农的访谈中得知，一些农民砍掉了当地原生品种的树木，以便为产量更高且更适合作为出口商品销往美国的品种腾出空间。为了及时确保足够的种子数量，研究人员可能希望尽快返回牛油果丛林。

社会系统

拥有高中学历的反犹主义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是否较少仇视犹太人？

作者：Gerald Wagner

教育有助于消除反犹太偏见——反犹太主义研究领域对此原则上并不否认。事实上，在相关调查中，对反犹太立场的认同度随着受访者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尽管近期康斯坦茨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的反犹太主义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总体而言，该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频率低于整个社会。

插图：Charlotte Wagner

然而，仍有理由保持怀疑。定性和实验性研究揭示了该研究领域存在一种“经验性紧张”。据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确实存在反犹太立场，只不过其表达方式不同。受教育者更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反犹主义，他们在调查中会隐瞒真实立场，转而给出符合社会期待的答案。那么，教育对减轻反犹太主义的作用是否被系统性地高估了？支撑这一假设的“沟通潜伏理论”（Theorie der Kommunikationslatenz）将反犹表达区分为公开模式和“伪装模式”。但问题是，如何揭露这种隐藏的反犹主义？

来自杜塞尔多夫大学的 Heiko Beyer 和 Carina Schulz，以及帕绍大学的 Lars Rensmann，在针对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1300 名 16 岁及以上人士的一项研究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一项实验来揭露受教育者“伪装”的反犹主义，为此他们模拟了一个私人对话场景。根据预期，在该场景中，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的参与者在表达反犹观点时将表现得同样强烈。这意味着，教育并没有直接减轻偏见的作用，而是影响了沟通行为。

由于意识到公开沟通中存在“反反犹主义”的规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最倾向于在调查中出于社会期待的原因，对仇犹言论的认同程度低于他们在私人场合的表现。这种效应具有环境特异性：它主要出现在政治立场倾向于中间派或左翼的受访者，以及中上层阶级中。因此，经常被观察到的教育效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研究伪像。此外，研究还显示，穆斯林在回答时受社会期待的影响较小。因此，该群体中反犹立场更为显著的结论，可能至少部分归因于不同的沟通规范。简而言之：穆斯林并非比其他人群更反犹，他们只是较少掩饰自己的反犹主义。研究还表明：无论直接针对犹太人还是避用该词，与以色列相关的反犹主义在受访者中普遍不那么被视为禁忌。

该研究的结果最初证实了研究中多次发现的教育与反犹主义之间的关联。但这种预期的关联会被“私人参考群体规范的激活”所抵消。也就是说：在私人沟通的社交语境中（此处通过实验模拟），公开的反犹言论被认为是可沟通的。

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这表明干预隐藏和伪装形式的反犹主义尤其具有挑战性。同时，这也让人们对教育是消除反犹主义“万灵药”的预期产生了质疑。

也可以将其表述得更明确：作者认为，仅靠教育绝不足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实践不旨在让人们在认知和情感上透彻理解反犹主义的叙事与逻辑，那么教育只会导致沟通上的“纪律化”。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首先传达的是一种能力，即如何以受教育者的姿态来掩饰自身的反犹主义。虽然学校和成人政治教育在打击反犹主义时主要侧重于事实传达，这在原则上没有问题，但同时也应当传达诸如共情力之类的“认知-情感能力”。如果教育工作在此未能充分考虑情感维度，那么其成功前景——尤其是在预防反犹主义方面——将受到极大限制。

H. Beyer, L. Rensmann 和 C. Schulz：《笨蛋的社会主义》？一项关于反犹主义与教育之间关系的实验性研究，载于：《利维坦》（Leviathan），54. Jhg., 2 / 2026

夏季谜题揭晓

这里一切如此绚丽多彩

我们的复活节谜题充满了缤纷色彩。尽管人工智能正日益潜入参赛者之中，但根据收到的详细评论和读者来信，显然许多人在钻研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不过我们现在就预告：下一个谜题将是一个硬骨头，届时即使是 ChatGPT 等工具也会陷入僵局。现在公布具体答案：第一个问题寻找的颜色是“灰白色”（ASCHGRAU）——第二个问题寻找的是颜色代码为 428 的“瞪羚米色”（GAZELLENBEIGE）。第三个问题寻找的艺术家是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第四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铬”（CHROM）。长期使用单色旗的国家是利比亚（LIBYEN）——而寻找的航海旗对应的 ICAO 字母是代表“魁北克”（QUEBEC）的“Q”。吉他手在第七个问题中非常轻松，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制造商 ORANGE。第八个问题寻找的剧毒绿色油漆最早在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生产。第九个问题寻找的是“变色草”（WANDELROESCHEN）。严格来说，金巴利（CAMPARI）利口酒在 20 年前还不是纯素产品。第 11 题涉及尼娜·哈根（Nina Hagen）——以及她那首著名的歌曲《你忘了彩色胶片》（Du hast den FARBFILM）。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为其一种特殊的色调申请了专利——而在主持人彼得·邦德（Peter Bond）告别《幸运轮盘》（Glücksrad）节目时，轮盘上寻找的色块标注为“破产”（BANKROTT）。来自科隆的钱币设计师名叫德特莱夫·贝尔（Detlef BEHR）——最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辰砂（CINNABARIT），俗称“朱砂”。所有正确找出这些答案，并完成了将所有字母位置相加这一附加任务的人，会得到中间结果 1510。将其翻倍后，结果为 3020——即颜色“交通红”的 RAL 代码。在 1642 位提交者中，有 1195 位成功完成了挑战！所有获胜者将像往常一样收到我们的书面通知。我们感谢大家参与此次谜题，并预告：下一个大型谜题将于 2026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约亨·赖内克（Jochen Reinecke）

技术与汽车 法兰克福

带屋顶露台：Westfalia Columbus Liner，基于菲亚特 Ducato，6,36 米，梦想无垠

不，今年的情况并非如常。杜塞尔多夫第 65. 届房车展（Caravan-Salon）作为全球最大的房车行业展会，其呈现的新品之丰富程度已久违。而且，这次并非像过去那样，仅仅是更换了几块新的座垫面料或采用了更现代的家具装饰。房车和露营车制造商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意、创新精神和进攻姿态。

这背后有其原因。一方面，人们对房车旅行的兴趣依然浓厚，露营地和停靠点的过夜人数创纪录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且趋势仍在上升。另一方面，恰恰在这次最重要的行业聚会之前，德国国内的房车注册量出现了下滑（1月至7月下降 3,3 百分比）。

在经济疲软、价格水平上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困难环境下，经销商必须重新积极地争取客户。在此过程中，既要满足积极运动爱好者的需求，也要满足家庭度假者或希望在温暖南方过冬的退休夫妇的需求。

最显著的趋势之一是：对全轮驱动车辆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甚至导致杜塞尔多夫展会管理方将各品牌的 4×4 房车统一集中在一个独立的越野区域。在入门品牌 Carado 展区，长六米的露营车 CV 595 X-Edition（起售价 88.600 欧元）首次推出了全轮驱动车型。其基础车型为大众 Crafter。

然而，全轮驱动热潮的主要驱动力是梅赛德斯-奔驰 Sprinter，它甚至激励了像 Pössl 和 Clever 这样注重价格的供应商，开始涉足六位数的价格区间。而且，由于梅赛德斯-奔驰在下一步将所谓的“按需分配扭矩”（Torque-on-Demand）全轮驱动系统（该系统可自动在前后轴之间分配驱动力）也提供给全集成车型，这可能会为房车领域的“Sprinter狂热”提供进一步的助力。

瑞典制造商 Kabe 的全集成车型 Imperial Ri 830 Traq 4×4 作为首款搭载该系统的车型在杜塞尔多夫首秀。对于这个将产品定位为全季适用且耐寒的斯堪的纳维亚高端品牌来说，这是其旗舰车型的理想补充。其目的并非是为了让这款价值 260.000 欧元的八米巨兽在野外地貌中大显身手，而是为了在雪地或泥泞的草地上获得最佳牵引力。

半集成车型 Eura Xtura 是将 4×4 Sprinter 成功打造为时尚冒险车辆、用于非铺装路面的一个范例。在首年销售中，这款售价在 150.000 至 180.000 欧元之间的车型已售出 200 辆。随着长 6,68 米（因此短了 20 厘米）的 Xtura 656 HB 的首秀，它现在迎来了一个“小兄弟”，该车型同时迎合了房车界的另外两个趋势。

小规模与大规模的逃离

一个总体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话题是自给自足。得益于车顶的太阳能电池、额外的锂——

经济增长并不理想。但在房车展（Caravan-Salon）上却热闹非凡。该行业希望并必须竭尽全力地争取潜在客户。作者：迈克尔·伦纳茨（Michael Lennartz）

2026年8月30日 第35期 第51页

冒险、短途旅行、疾速行驶：Eura Xtura 656 HB 提供配备车顶帐篷和太阳能系统的版本，起售价 183,000 欧元。 基于 ID Buzz 的大众 ID California Cruise 提供短轴距或长轴距版本，车内不设厨房。而 Laika Kreos H5109 MB 则配备了厨房——毕竟车长 8 米，且拥有三种据称灵感来自传奇跑车的设计，如果没有厨房才奇怪。 照片提供：制造商

——电池和车载逆变器，Eura 承诺其这款新产品及其姐妹车型在没有陆电的情况下，可维持长达 30 天的运行。

此外还有车顶帐篷的话题。在乘用车的车顶上，这种作为房车和露营车廉价替代方案的选择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以至于杜塞尔多夫贸易展览会为此类产品设立了专门区域。然而，在一部稳健的四驱车车顶上出现这种情况则较为新鲜。这款可通过按钮自动搭建且带有玻璃钢（GFK）外壳的车顶帐篷，旨在让 Xtura 656 HB 也能为家庭提供冒险假期——前提是在 183,000 欧元的售价面前，银行账户资金充足。

传统品牌 Dethleffs 凭借面向高端市场的新款额头床车型 Graneo A6823-2，以及意大利制造商 Laika，也宣布推出了著名的 Sprinter 新成员，不过这两款均不具备四驱驱动。来自 Erwin-Hymer 集团的姐妹品牌在新款旗舰车型 Kreos 上依托意大利设计的影响力，展示了即使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方盒子也能显得优雅。这两款梅赛德斯巨无霸的起售价均在 170,000 欧元左右。

完全翻新的集成式 Hymer B-Class Master-Line 和半集成式 Bürstner Signature SMT 也属于基于 Sprinter 的新旗舰类别。

法国 Rapido 集团在新的车型年度中展示了格外独特的布局创意。首先是露营车改装款 Rapido V64 和 Dreamer D64（起售价均为 71,000 欧元），它们在 6.36 米长的菲亚特 Ducato 中首次实现了真正的女王尺寸大床（Queensbett）。而在德国 Westfalia 子公司方面，Columbus Liner 迎来首秀，它将升顶车顶及顶层露台纳入生活区，并旨在同一菲亚特底盘上提供三层空间的奢华体验。不过，在 3 米高度放松是有代价的：全配置的首发版（First Edition）售价为 105,000 欧元。

电动出行话题距离成为可见的趋势还很遥远。过去几年由 Dethleffs、Knaus 和 Bürstner 以极大乐观态度展示的所有研究，早已被重新封存。关于 3.5 吨重量限制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在欧洲议会已经批准的、将重量上限提高至 4.25 吨的新驾驶执照准则正式立法实施之前，一切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

除了像基于日产 Interstar-e 的 Eifelland 露营车等个别纯电改装款外，只有大众汽车在跟进这一主题，并凭借 ID California Cruise 庆祝全球首款基于 ID Buzz 的纯电露营车问世，该车搭载 86 kWh 大电池，续航里程（WLTP）可达 455 公里。

这听起来比实际应用中要令人兴奋，因为专门开发的露营装备基本上仅由一套供两人使用的睡眠方案组成，其卧铺面积为 2,03×1,20 米。这有点像电动版的 California Beach，只不过没有升顶车顶。此外还配备了遮光元件、California App 以及两把露营椅和一个户外桌。

不过，ID California Cruise 的起售价为 60,761 欧元，预计将于 2027 年初开始交付，它仅仅是一个完整电动露营车系列的开端，该系列将分阶段在 2028 年前推出。这至少让人看到了希望。

手腕上的健康检查

运动手表可以提供健康信息。有些测量值值得关注，而有些则不然。我们亲自充当了“实验小白鼠”。

不必成为超级运动员才会对运动手表或健身手环感兴趣。许多人使用这些手腕上的伴侣来激励自己，将微小的进步转化为可持续的趋势。佩戴手表是为了日复一日地看到步数的增加，或许同时体重也在减轻。

在早期，健身追踪器和运动手表仅能测量少数几项指标。如今，现代设备提供的数据量之大，简直令人应接不暇。即使是一款 100 欧元的设备，也能采集到如此多样化的身体数据组合，以至于人们必须在其中寻找方向。

最重要的数值之一可以是与个人活动相匹配的运动指标。如果不进行体育锻炼，可以参考步数或每日行走距离。如果计划中包含规律的锻炼，则应观察手表估算的活动卡路里。与静息卡路里不同，活动卡路里是指在运动或训练期间消耗的能量。两者相加即为每日总消耗量。德国运动医学与预防协会建议每天行走 10,000 步，或每周进行 150 分钟的身体活动。若为了减肥，则需每天 13,000 步或每周 300 分钟。即使是售价 30 欧元的简单健身追踪器，也能轻松追踪此类目标，无论是通过

作者：迈克尔·施佩尔 (Michael Spehr)

设备本身，还是通过应用程序，甚至是通过 Garmin 等公司提供的 Web 界面。

第二个重要数值是心率。应观察静息心率，即身体在不受压状态下心脏跳动的频率。更好的运动手表在全天佩戴时会自动完成此项测量。它们能识别休息时间并记录相应的心率。如果没有这种自动功能，则应在早晨起床后立即在床上测量，此时心脏尚未对身体活动做出反应。成年人的静息心率在每分钟 60 到 80 次之间。大量运动能增强心脏功能，每次跳动运输的血液更多，因此跳动频率可以降低。一名训练有素的成年人静息心率在 50 左右，顶尖运动员则仅需每分钟 40 次或更少。

在运动期间也应观察心率。这尤其涉及到心率区间训练。为此，首先根据公式“220 减去年龄”计算最大心率。最大心率 50 到 60% 的训练心率适用于康复和恢复训练。在 60 到 70% 的区间内，身体进入脂肪燃烧模式，运动强度被感知为轻度至中度。在 70 到 80% 之间，则是在有氧区间训练，这能提高耐力，且被感知为吃力。超过 80% 的训练发生在无氧区间，这被认为是非常吃力的，并能进一步提高无氧阈值。

不过，人们无需不断地自行计算，因为任何一款较好的运动手表只需看一眼屏幕，就能显示出处于哪个训练区间，通常可以通过颜色方案快速读取。此外，对跑步或力量训练的后续分析也能显示出，例如运动强度是否过低或过高，这可以成为在训练过程中更频繁查看手表的理由。

通过对心率和活动状态的长期监测，已经可以实现相当多的功能。但许多智能产品能做得更多。对于有抱负的运动员，这些设备在跑步和骑行时会自动估算最大摄氧量（$VO_{2}$ max）。这个两位数的值反映了心血管健康状况，且随着体能的增强而提高。最大摄氧量是指在最大强度下，每分钟每公斤体重所能利用的最大氧气毫升数。该数值取决于年龄和性别，手表通常会直接通过评分等级给出相应的分类。

在大多数运动手表中，跑者可以找到许多用于优化跑步风格的数据。这涉及步频、触地时间等信息，并会计算以瓦特为单位的跑步功率。Garmin 为跑者和骑行者创建了一个名为“耐力”（Stamina）的数值，用于估算剩余能量储备的百分比。这样人们就能知道还剩多少体力。例如，手表会显示在骑行四个小时后，大约还剩 20% 的能量——于是人们可以考虑是直接耗尽到零，还是进行一次较长的休息。

在许多手表中，与能量储备相对应的是关于压力、睡眠质量和舒适感的描述。这些同样是估算值，遗憾的是并没有太大作用。如果同时佩戴多块手表，就会发现结论各不相同。利用光度法测量血红蛋白的外周血氧饱和度（SpO₂）虽然很有趣，但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同样能提供的认知很少。通常情况下，血氧含量在 95 到 100% 之间。如果低于这个范围，人们会通过强烈的身体不适感察觉到，无需依赖手表。对于某些疾病，如慢阻肺（COPD）、支气管哮喘、睡眠呼吸暂停或心力衰竭，使用运动手表进行定期测量可能是合理的。Apple Watch 和 Samsung Galaxy Watch 的较新型号，以及 Withings 的 Scanwatch 2 和一些智能戒指，提供了对睡眠呼吸暂停的独立监测。

心率变异性被许多科学家视为衡量身体健康状况和运动能力的指标。它描述了心跳之间的时间差异。分析其问题在于，它波动剧烈，个体差异极大，且在评估时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公式精准概括。一个建议是观察长期趋势，而不是死盯着单个数值。

目前有三个重要的健康指标无法或难以通过可穿戴设备采集。首先是血压。高血压是一种危险的常见病，且往往在无意识中发生。三星的智能手表通过光学传感器估算血压，但仅在与三星智能手机配合并使用传统测量设备定期校准时才可行。根据我们的印象，这些测量结果并不可靠。华为的 Watch-D 系列型号在表带中采用了可充气的袖带进行测量。也就是说，它们利用了传统血压计的原理。这里的结果更精确，但根据我们的印象，同样不可靠。从 Series 9 开始的 Apple Watch 以及 Ultra 2 通过分析心脏数据来提示可能存在的高血压。因此，它并不是在进行测量，而是提醒用户自行使用传统设备进行测量。

其次是心脏疾病。许多运动手表可以记录单导联心电图（EKG），能够可靠地提示心房颤动，而心房颤动又可能导致中风。这些测量结果非常精准，且几乎总是准确。一旦检测到心房颤动，就必须就医。然而，许多手表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它们还能识别心率过高或过低以及心律不齐，并发出警告。这项功能已经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在知名品牌的产品中，误报的情况较为罕见。

第三是非侵入式实时测量人体血糖。目前，血糖水平要么通过一滴血来测量，要么通过贴在皮肤上的生物传感器测量，该传感器通过针头将感应端植入皮下脂肪组织。这些传感器价格昂贵，电池续航时间约为两周，且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配合良好。如果能通过智能手表的光学方法对血液中的葡萄糖分子进行非侵入式测量，那将是革命性的。

除了光学测量，长期佩戴的手表还可以从用户的运动中得出结论。例如，一项由卡迪夫大学开展、涉及超过 100,000 名参与者的研究表明，可以预测一个人以后是否会患上帕金森病。为此，研究人员将受试者的运动模式与已患该病的人群进行了对比。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在佩戴手表数日后，可以在相关症状出现前七年识别出帕金森病。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身体数据的测量可能才刚刚开始。

尾声

作者：朱莉娅·菲茨 (JULIA FIETZ)

车里播放着《We Are the Champions》，用来对抗假期结束后的忧郁。大家都感到疲惫。日常生活、新闻、天气，时而太热，时而太冷，简直糟糕透顶。但我们找到了一个解药：一本内容丰富的生日日历。里面记录的不只有亲友，还有知名传奇人物的诞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今年将满100岁，玛丽莲·梦露和莱斯利·尼尔森也是如此。举杯庆祝，调高音量：9月初，弗雷迪·默丘里将迎来他的80岁生日。

---

慕尼黑的香槟塞也在砰砰作响：在经历了七十年的名人八卦、“索默博士”专栏和海报之后，《Bravo》杂志依然坚强地屹立不倒。得益于它，几代青少年了解到接吻并不一定会导致怀孕，他们收集海报碎片，直到整面墙都被摇滚巨星占据。格雷戈尔·吉西曾给该杂志写信，希望拉尔斯·艾丁格能被印在海报上永垂不朽。就这样，不同世代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当年在13岁左右取得了成功——母亲屈服于我们的央求。终于不再是孩子，终于成了青少年，终于快要成年了！但即便如此，我们当时还是不想自己去报刊亭，因为太尴尬了。第一本《Bravo》，那是怎样的里程碑，是婴儿潮一代和90后出生者的忠实伴侣。在日常生活中，年轻人和年长者总是争吵不休，唯独在本周除外。大家一起嘲笑那个名为“青春期”的尴尬之谷。心情立刻好转了。

---

周六和周日，全国的玩家脸上也带着幸福的笑容。Gamescom 游戏展在科隆拉开帷幕。身着奇装异服的信徒们聚集在一起，向 Playstation、Xbox 和 Tetris 致敬。举办地的欢乐氛围总是能感染到访客。穿着淡彩色盔甲、带着狐狸尾巴的漫画人物，与霍比特人、骑士和公主排在一起。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向来不以欢乐著称的德国联邦国防军也设立了展位。不过，我们推测他们可能对角色扮演有着某种偏好。

所以，干杯，总有值得庆祝的事情。这样生活会更美好，世界也会少一些灰色。

亮点

”

阿联酋航空总裁蒂姆·克拉克爵士 (Sir Tim Clark) 对多架自2020年起等待交付的波音 777X 飞机的处置建议。该公司不再想要这些飞机，因为这些飞机现在已经过时，且与后续系列偏差过大。

■ 编辑提示

“技术与汽车”板块中讨论的部分产品是由相关公司提供给编辑部用于测试的，或是在记者受邀参加的旅行中展示的。

莱茵-美因与黑森

人生新阶段：准备退休的人应当尽早思考，影响力和重要性的丧失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照片：Frank Röth

肖格先生，许多人在面对退休时心情复杂。将人生这一新阶段视为危机还是解脱，取决于什么？其实，认为退休要么意味着解脱，要么意味着危机，这是一种刻板印象。研究显示，情况相当多样化：根据不同的研究，人们的平均状态仅有轻微的改善或恶化，有时生活满意度甚至保持不变。在个人层面，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工作的关系。如果我之前将工作视为一种负担，那么退休可能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但对于那些职业占据了生活和个人身份很大一部分的人来说，过渡期往往充满挑战。

这种情况在哪些人身上尤为明显？ 在那些职业责任重大的人群中，这种角色转变尤为明显——例如管理人员。如果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认同自己的职业角色，并从中获得部分自我价值感，那么随着退出职场，自我形象的一个重要来源会突然消失。前一刻还是老板，而现在这个角色在一天之间就消失了。根据情况不同，这可能意味着一个需要重新定义自我的过渡期或危机期。退休是否真的会变成一个问题，还取决于之前的准备情况，即个人的资源，尤其是社交关系。

也就是说，热爱工作的人更容易将退休视为一场危机？

“不要将绩效压力带入退休生活”

原则上，拥有一份让自己快乐的工作当然是一种资源。危险在于，在进入退休状态时，会发生巨大的身份和角色断裂，在社交层面也是如此。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种“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Approach）。这意味着，我们定义自己不仅是通过个人特质，还通过我们对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的归属感。当一个角色消失，或者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角色时，我们必须首先重新定义自己。这原则上不是问题，但需要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让退休过渡在结构上变得更容易，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对于那些在工作中获得极大成就感的人来说，在老年时期重新寻找方向有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但西蒙·肖格（Simon Schaugg）表示，情况未必如此，他致力于研究工作世界之后生活的心理维度。

原则上，应当尽可能早地意识到过渡期的到来，意识到旧结构将消失，且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目前，咨询机构正日益增多，他们通过在价值观梳理以及规划未来15至20年的生活设计方面提供支持，从而陪伴人们走过这段路。当然，对于那些已经陷入危机的人，也有相应的咨询中心。

[...OMITTED...]

那该如何实现？

如果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那么人们应该尽早思考之后的生活。例如，人们应该问自己：我其实还有哪些其他方面？我想在哪些方面生活得更充分？我想尝试什么新事物？这并不是在最后一个工作日才开始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

在决定自己退休时，关于年龄的社会刻板印象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非常关注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在社会层面更细致地看待衰老。对于什么是“年老”，或者“退休人员”究竟是谁，我们有着非常清晰的固有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群体。单凭生理年龄，对于一个人有多健康、活跃、好奇或融入社会的程度，能说明的问题惊人地少。如今，许多人进入退休状态时，剩余的寿命明显比前几代人要长。一个 60 岁退休的人，从统计学上来看，可以预期至少还能生活 15 到 25 年。因此，我认为那种认为职业生涯结束就自动进入最后一个被动生活阶段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反而是人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什么时候应该开始为退休做准备？ 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年龄或时间点。作为一个人，我们会不断经历过渡阶段，在这些阶段中，由于外部结构的消失或改变，人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自己。我们在青春期、搬出父母家或职业变动时都会经历这种情况。这类情况总是一次挑战。因此，提前培养一种对自身重要事物的感知能力会很有帮助：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想维护哪些关系？卫生局正在试点一个类似的项目，不过人们必须自行申请。

许多人在职场中维持着社交联系和友谊。当人们突然脱离习惯的社交环境时，孤独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孤独原则上不是年龄问题。但在高龄阶段，可能会增加某些风险因素，例如伴侣或朋友的离世、健康受限或行动能力下降。英国在这方面领先于我们：那里现在有一个专门的孤独部，它是欧洲首批开始对孤独感进行地理制图的机构之一。英国人开发了一个有趣的概念，称为“社会处方”（Social Prescribing），即开具社交活动的处方。全科医生可以为他们认为可能感到孤独的人开具处方。随后，当地的医疗机构会向这些人发送一份个性化的低门槛方案，向其介绍相关课程和开放式聚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触达那些例如因为羞愧而不会主动寻求咨询机构帮助的人。在法兰克福，目前正在

进入退休状态的人，突然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时间。过多不习惯的闲暇时间是否也会导致压力过大？

为了获得成功的退休生活，可以做哪三件事？首先，人们应该尽早思考退休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不仅是最初的几个月，而是长期的规划。通常，仅仅说“等我退休了，我终于可以去进行那次三个月的旅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我究竟想如何度过接下来的15或20年？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工作（Wertearbeit）会非常有帮助。哪些事情对我一直很重要？在职业生涯中，哪些方面可能被忽视了？我想学习、尝试或传递什么？这里，“生成性”（Generativität）这一主题再次发挥作用：许多人发现，通过指导、家庭、志愿者工作或社会参与来传递自己的经验，能带来极大的意义感。

确实如此。但更多的空闲时间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会将这些时间用于休闲。例如，在对比职场人士与非职场人士时可以发现，后者在处理同样的日常任务（如个人护理或用餐）时，比前者预留的时间更多。当外部的时间压力消失后，日常生活往往会自动慢下来。在职业生涯中，日程结构通常是预设好的。

那么该如何应对？当这种结构消失时，人们必须找到并维持自己的节奏，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并可能导致一切都变得过于缓慢。最终，反而没有时间用于休闲和尝试新事物。在一些研究中可以发现，例如个体经营者在后期的时间管理上困难较少，因为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就已经培养了规划时间的能力。当然，日程表突然被清空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因此，关键不在于尽可能快地重新规划每一天的所有时间，而是在于找到一种能提供支撑的结构，而不是简单地将退休生活组织得像另一段职业生涯。

那么第二点呢？

哪些活动能给我能量？我的意义感来自哪里？关键在于培养对这些问题的整体感知，这样理想情况下就不会出现巨大的断层。

那些预先在工作之外建立起安全资源的人，例如友谊、爱好等，其过渡会更加轻松，因为所有这些事物在持续运行，而不需要重新去发掘。在研究中，这被称为“连续性”。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来自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他提出了“生成性”的概念：即一种将某些东西传递给下一代，并做出超越个人本身的贡献的需求。这可以通过家庭、指导、志愿者工作或传递职业经验来实现。尤其是在职业生涯结束后，关注点可能会从“我还想达成什么？”转向“我想传递什么？”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意义来源。

也就是说，关注退休生活永远不嫌早？

人物简介

西蒙·肖格（Simon Schaugg）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学习心理学，研究重点为社会心理学和领导力研究。在一项资助计划的框架下，这位23岁的青年于2024年与两名同伴共同创立了公益项目“Yold”，该项目旨在降低门槛，促进年长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接触，并已多次获奖。

其次，这一点在心理学中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人际关系。人们不应在职业生涯期间将社交关系长期推迟，并告诉自己：“等我退休了就有时间陪朋友了。”如果某些关系和社会结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依然能够维持，它们将产生巨大的稳定作用。这可以是友谊，也可以是社团、爱好或其他所属群体。

西蒙·肖格 (Simon Schaugg) 照片：埃米尔·艾辛格 (Emil Eichinger)

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对退休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您的最后一个建议是什么？此外，人们应当注意，不要将职业生涯中的绩效压力转移到退休生活中。尤其是如今，一种新的理想形象迅速形成：人们应该尽可能保持健康，饮食健康，旅行，参与志愿者活动，学习新事物，并充分利用每一个空闲日。这样一来，退休生活突然变成了下一个“自我优化项目”。但人们不必追求一个“完美的退休生活”。正因为衰老本身就是一项挑战，人们应该尝试不要把一切都看得太严肃，而应以幽默和轻松的心态去面对。

提问者：安娜伊斯·穆什特 (Anais Muschter)。

在战争一代中，工作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重建一个被摧毁的国家并实现经济增长，需要一种特定的工作态度。这一代人的寿命没有现在这么长，退休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标签，不如说是长期艰苦工作后应得的休息。而在婴儿潮一代中，人们在 65 岁时可能会买一辆电动自行车，终于去一次向往已久的旅行，或者穿上运动鞋。在他们看来，退休往往不被视为最终阶段，而仅仅是另一个生命阶段。

当保护成为边界

在法兰克福西端（Westend）的犹太会堂前，有一道每个人都能看到的边界。自2025年2月起，一套视频监控系统成为了这个祈祷、庆祝、哀悼和学习之地的组成部分。这两台摄像机起到了保护作用。与此同时，它们在公共空间划出了一道分界线：此处开始是一个犹太场所，必须依靠技术、警察和特殊的安全措施来确保安全。然而，不可见的是：这道边界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

这正是摄像机所代表的矛盾所在。它们在传递一个信息：这个地方很重要。但它们同样在传递：这个地方处于危险之中。那么，保护是犹太生活常态化的前提——还是它让人们意识到，德国距离这种常态化依然相去甚远？

来自黑森州的数据几乎没有给令人安心的答案留下空间。RIAS Hessen（“反犹主义研究与信息中心”）为那些经历过或观察到反犹事件的人提供支持。RIAS接收报告、记录并分析反犹主义。其中还包括侮辱、涂鸦、反犹言论以及其他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的事件。

在黑森州，犹太生活当然必须成为可能。但只要为此采取的必要预防措施依然显著地影响着日常生活，那么“常态化”就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希望。 作者：拉尔夫·欧勒（Ralf Euler）

因此，RIAS提供的数据不能等同于警方统计数据。它们基于报告、自身的观察以及一套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分类系统。正是这种更广泛的视角，让那些在官方统计中经常不出现的情况变得可见。2025年，RIAS Hessen记录了1099起反犹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约18%。按计算，平均每天发生三起事件。

超过959起报告被归类为伤害性行为。这包括反犹言论、侮辱、涂鸦或在集会期间发生的事件。这一类别尤为清晰地揭示了仇犹情绪在多深程度上渗透进了日常生活。反犹主义不仅是指必须被阻止的袭击，它还体现在火车上的一句轻蔑或侮辱之词，体现在街道上的口号，或体现在邻里间的谩骂中。

值得注意的是局势恶化的地点。RIAS记录到，2025年在犹太会堂周边发生了40起事件，而前一年为26起。在公共交通工具中，数字从45起上升到83起；在居住环境中，从37起上升到51起；在艺术和文化机构中，从37起上升到52起。在教育机构中也记录到了190起事件。这些数字

广告

描述的并非一种在犹太机构入口处就结束的抽象危险。相反，它们表明公共空间对于犹太人来说总体上变得更加不安全。

犹太人中央委员会2026年的形势报告与这一图景相吻合。该委员会在5月初发布了这份报告，这是继2023年和2024年版本之后的第三次发布。该报告基于对102个犹太社区和州协会领导层的调查。因此，尽管这并非一项针对德国所有犹太人的代表性问卷调查，但该调查

提供了一幅关于犹太机构现状的可靠图景。

据此，68%的受访者认为，与2023年10月7日之前相比，在德国生活感到更加不安。21%的社区在过去12个月中不得不出于安全原因取消活动。仅有13%的人对犹太生活的未来持积极评价。而且，仅有35%的社区报告仍能感受到来自公民社会的团结——而2023年这一比例为62%。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及来自加沙地带的其他武装团体袭击了以色列，造成约1200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平民），并绑架了200多人作为人质。在德国，随后出现了反犹言论和袭击的爆发式增长。因此，该形势报告描述的并非暂时的紧急状态，而是在记录一种威胁，这种威胁恐将成为犹太人日常经验的永久组成部分。

犹太生活理应处于社会的中心。然而，如果这种归属感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捍卫，那么这一结论将毫无意义。所谓的“常态”，意味着戴着基帕（Kippa）的孩子可以去上学，大卫之星可以被公开佩戴，且音乐会或讨论之夜不必因安全原因而取消。

黑森州在政治上承认了保护与常态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8月11日，该州与黑森州犹太社区协会在威斯巴登签署了州级协议，将其延长五年。该协议规定，每年的财政拨款将分阶段提高。此外，双方还就进一步的安全服务达成一致。法兰克福犹太社区主席本杰明·格劳曼（Benjamin Graumann）表示，由此为犹太社区带来的可靠性和规划稳定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该合同不仅是一项财务规定，更是一个信号，表明犹太生活是受到欢迎且得到支持的。

仅靠资金无法创造安全。但如果没有可靠的资金支持，安全措施、教育工作、社会咨询、青少年工作和文化活动将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政治优先级。公共资助并非慈善，而是国家的责任：宗教自由必须能够在当下的现实条件下得以行使。

然而，即使是一份优秀的州级协议也无法直接创造常态，它只能改善实现常态的前提条件。当一个社区必须依赖特殊协议来保护其建筑、儿童和活动时，这清晰地表明其自由仍受限于特殊条件。犹太会堂前的摄像头既不能成为反对保护的理由，也不能证明保护已获成功。它们首先标志着保护是必要的。

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犹太生活是否需要特殊的安全措施。遗憾的是，事实确实如此。但谁来承担这些措施的负担？如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能长期承担责任，保护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功能：它将成为自由的手段。保护绝不能意味着犹太人退缩到围墙之后，而必须使他们能够再次走出围墙。

黑森州的这项州级协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仅仅是第一步。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建立了可靠性，能够保护那些让犹太生活得以生长和发展的空间。然而，政治声明中经常提及的“常态”，只有在协议签署之后才能真正开始：这取决于对反犹太主义犯罪行为的坚决追诉，取决于为学校和咨询机构提供充足的资源，取决于在面对任何形式的仇犹情绪时——无论其来自何种社会阶层——都能保持政治上的明确立场，以及取决于一个不习惯于威胁的公民社会。

西端犹太会堂前的摄像头暂时会保留。这并非耻辱，而是必要之举。只有当社会习惯于它们，将其视为城市家具的一部分，并因此忘记了它们所揭示的问题时，它们才会成为耻辱。保护是自由的前提。而常态则始于这种自由不再需要被持续地视为一种例外情况之时。

法兰克福和黑森州的犹太生活不应仅仅是被保存，而应能够生长、敢于质疑、庆祝并可见。这不应是因为其代表者必须展现出非凡的勇气，而应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属于这个社会。

本周人物

戴安娜·斯托尔茨 (DIANA STOLZ)

战略家。她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切入点，既能照顾到重度成瘾者，又不将药物滥用视为“常态”。经过长时间讨论，这位黑森州卫生部长（基都党 CDU）提交了一项允许进行“药物检测”（Drug Checking）的法令。不过，该权限仅限于成熟的药物救助机构。这有助于将法兰克福街头公开的吸毒群体引导至机构内部。而对于派对参与者，在消费前的分析检测依然被禁止，以确保国家不会沦为毒品交易的帮凶。

朱莉娅·克吕格斯 (JULIA KRÜGERS)

全职政治家。在竞选期间，她付出了巨大努力，以吸引陶努斯山区施米滕（Schmitten）的居民前往投票站。在仅有现任市长作为唯一候选人的市长选举中，投票率仅为 42%，而其中超过 70% 的选民投票支持这位基都党政治家。凭借这一体面的结果，克吕格斯可以继续处理费尔德贝格社区（Feldberggemeinde）的重大议题，从饮用水到医生短缺。此外，由于女性市长较为罕见，她也成为了年轻女性政治家的榜样。

安斯加·布罗克迈尔 (ANSGAR BROCKMEYER)

失信者。他在达姆施塔特有轨电车的改装工作中严重进度滞后。新型号“Tina”车辆在轨道上运行时会产生震动，导致沿线房屋产生颤动，惊扰居民。这家瑞士制造商施塔德勒（Stadler）的销售主管曾承诺在今年第一季度完成所有车辆的改装。而现在直到年底，人们仍在实验哪些新部件能够缓冲底盘的震动。

蒂娜·扎普夫-罗德里格斯 (TINA ZAPF-RODRÍGUEZ)

播报者。她从 2026 年的酷暑夏天为法兰克福市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气候适应必须加快速度——特别是通过增加树木和减少地面硬化。然而，这位法兰克福气候与环境局局长没有提到，作为负责此项工作的市议员及绿党政治家，她本人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启动并推动这一加速进程，尤其是在今年夏天异常高温的广场和街道上。

迈克尔·赫尔比格 (MICHAEL HELBIG)

捉迷藏者。作为负责的董事，他必须代表 KfW 基金会解释，为什么在仅四年之后，就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论据取消了以贝尔纳德·格里梅克（Bernhard Grzimek）命名的自然保护奖。现在人们在谈论所谓的“战略重新定位”。新名称“隐藏英雄”（Hidden Heroes）或许恰如其分，也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但 KfW 基金会此举无疑为那些以意识形态简单化论点攻击前法兰克福动物园园长的对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这本是没有必要的。

文字：isk., flf., höv., mch., dme. 照片：Fabian Wilking, Lando Hass, Stadler, Maximilian von Lachner, Salar Baygan / KfW Stiftung

读者论坛

让妻子先睡

关于睡眠障碍的采访引起了极大关注。好几位读者分享了他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入睡或维持睡眠（参见 8 月 23 日《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认为必须睡眠 8 小时的想法纯粹是错误的”）。

通常情况下，我总是等到妻子睡着了才上床。因为我（据说）有点打呼噜，而且 30 秒内就能入睡。所以我的伴侣需要一点领先时间。这种情况在 40 多年里一直运行良好。我并不追求睡眠问题，也没有睡眠问题。希望一直如此！ 路德维希·胡贝尔 (Ludwig Huber) 发表于 FAZ.NET

看脱口秀也一样。

我的“万无一失”的仪式：在媒体库里看一场脱口秀。入睡潜伏期五到十分钟。电脑会自动关机，耳塞也会掉出来。此外，在以前的时代，人们似乎“睡过两次”：早早上床，半夜起床，然后再次入睡直到日出。在南欧国家的午睡（Siesta）中也能体验到类似的情况。Werner Graf 发表在 FAZ.NET

阅读书籍

这位读者也给出了建议。

在入睡前至少 30 分钟不要再阅读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上的内容，也不要在屏幕上浏览。只读纸质书——“任何文学类作品”。 Ulrich Becker 发表在 FAZ.NET

这位读者在采访中找到了共鸣。

非常客观理性的观点！我深有同感。30 年来，每天六点半（无需闹钟）起床；午饭后小睡一会儿（Powernap），然后精力充沛地继续工作；十二点半上床。虽然枯燥乏味，但任何偏差都会导致从头痛到偏头痛的不适。对我来说，睡前看一些轻松的电视节目已被证明没有问题。

早起

这位读者找到了他自己独特的节奏。

Maxim Graf 发表在 FAZ.NET

坚持小睡

我的入睡仪式？作为一个早起的人（最晚五点左右），我在傍晚时分就会感到疲倦并上床睡觉。我的父亲就这样活过了 90. 岁。目前正在阅读道金斯的《进化大书》。几乎所有东西都源自基因。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缺乏这种知识。

Erich Arnold 发表在 FAZ.NET

宝贵的水资源

关于在自家花园中降温方式（从冰桶到泳池）的文章同样引起了关注。这位读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对饮用水的浪费（见 16. August 的《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 德国正遭受严重的干旱和酷暑之苦，降雨量低于平均水平，气温高于平均水平，且出现了多次强度和持续时间均异常之高的高温热浪。这些热浪导致了巨大的经济、生态和健康损失，并造成许多人死于高温。宝贵的水资源正变得稀缺，必须谨慎对待。而我在贵报上却读到一篇关于花园按摩浴缸之梦以及如何实现这一愿望的长篇文章。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Renate Labonté，海登罗德（Heidenrod）

没有蒸发

这位读者为私人泳池辩护，并指出了此类泳池的运作方式。

私人泳池仅占饮用水消耗量的不到1%。只有当所有人在夏天同时注水时（导致压力下降），才会出现问题。因此，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嫉妒的争论。在春季注水，采取防蒸发措施，就不会有问题。

Alissa Rosenbaum 发表于 FAZ.NET

读者来信与评论请发送至：rmz-leserbriefe@faz.de

过去的一切似乎都更好。孩子们无所畏惧地在树上攀爬，轻而易举地在墙上行走，轻快地跳绳。如今，很大一部分后代被认为缺乏运动。研究显示，大约 80 Prozent 的男孩和女孩甚至没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每天一小时身体活动的最低标准。但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体操和体育俱乐部即使在最年轻的年龄组中，会员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这两者如何统一？

与更久远的过去进行比较并非易事。“长期研究很少，”法兰克福体育科学家克里斯托弗·海姆（Christopher Heim）教授表示。来自卡尔斯鲁厄、被广泛引用的运动能力模块研究（Momo）自 2003 年起收集了 4 至 17 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数据。结果显示，直到千禧年为止的运动能力下降趋势并未继续，在协调能力领域甚至有轻微改善。

这与海姆及其团队在法兰克福一项学校计划中进行的测试结果部分吻合。该项目名为“运动中的校园儿童”，由法兰克福体育圈和法兰克福市于 2011 年在社会弱势群体集中且“居住条件恶劣”的社区推出。通过与当地俱乐部的合作，该项目在 25 所小学每周为 1500 名儿童提供额外的运动机会。在理想情况下，这将激发许多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使他们在项目结束后继续进行体育活动。“我们正致力于近期将该项目扩展到 10 所日托中心，”法兰克福体育圈主席罗兰·弗里施科恩（Roland Frischkorn）说道。

参与者每年接受两次测试，涵盖三个领域：球类技巧、自身身体能力以及力量。在考虑到近 7000 名男孩和女孩的情况下，结果显示在 2021. 年这个疫情年均出现了下滑。除此之外，自 2014 年以来只能观察到少数趋势。在短跑方面，孩子们变得快了一些。在拍球、接球和运球方面也有所提升。体育科学家海姆将此归功于球类运动中的一些重大赛事，在这些赛事中德国国家队取得了成功。

俱乐部同样能感受到这些榜样公众亮相的影响，因为随后相关项目的需求往往会增加。然而，许多俱乐部本身就已经难以满足需求，部分运动项目甚至设有候补名单。即使是在拥有 160.000 名会员、规模最大且拥有多个自有体育场馆的法兰克福俱乐部 Eintracht，在获取运动机会方面，基础设施仍被视为限制因素。

据称，通过增加体育馆的使用时间或场地面积，或许可以避免出现候补名单。但即便所有由父母陪同申请的孩子都能在俱乐部中找到位置，且学校体育课能如预期般运作，单凭这些仍不足以保证足够的运动量。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的国家建议标准仍明显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德国联邦公共卫生研究所建议，幼儿园儿童每天应至少运动三小时，小学生则应运动 90 分钟。

“在这些年幼的岁月中，基础的运动能力正在形成，并且重要的前提—。

依赖电子产品已成过去

孩子们变得懒散、不爱运动，且不再具备身体协调能力。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不爱运动更多是源于一种社会结构性的现象。

作者：卡蒂亚·斯图姆（Katja Sturm）

气喘吁吁：一名正在训练的孩子。不过，他能有机会参加体育活动已经很幸运了。 图片来源：Plainpicture

“在这些年幼的阶段，人们建立了对未来健康的根本性运动能力，”体育医学教授迈克尔·贝林格（Michael Behringer）表示。“运动能改善耐力、力量、协调性、骨骼发育和代谢健康。”但它还能增强注意力、心理健康和社会发展。虽然缺乏运动并非导致超重或 2 型糖尿病的唯一原因，但它与其他因素共同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外，在这些病例中，运动功能异常的情况也日益增多。

专家们一致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制度化体育活动的减少。如今孩子们经常缺失的是自由游戏和日常活动。美因茨的体育科学家蒂姆·宾德尔（Tim Bindel）教授表示：“如果父母没有自觉地建立一种运动文化，那么不出门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人们需要的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此外，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永久具有吸引力的节目单”。

这种让孩子们能够通过屏幕“看到全世界”的情况还带来了另一个弊端。宾德尔说：“传统上，孩子们在户外拥有一种创造性的运动文化。”无论是拿着一个球，还是利用花园、公园或森林里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他们以前都能以此开展活动”。人们推测，“这种创造力在孩子们身上已经消失了”。他们变成了“运动消费者”，而作为消费者，他们在 15 摄氏度且下着毛毛雨的户外很难找到乐趣。

“父母应该尝试大胆地让孩子们面对无聊，”宾德尔说。这与媒体控制也有一定关系。人们已经习惯的“点播文化”被商业供应商利用，并提供所需的娱乐。宾德尔举例提到大型蹦床馆，这些“防风雨、色彩鲜艳且配备大量设备的设施”经常被用来庆祝儿童生日。但并非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在“极高密度的城市居住区以及居住在那里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中，情况显得尤为严峻。这就是为什么“校园儿童运动”计划恰恰在这些地区实施的原因。在这些街区，玩耍的空间通常很少，一些小型足球场处于荒废状态。不过，宾德尔认为足球仍具有某种独特优势，因为它还能促使人们在户外踢球。

宾德尔认为，城市必须为骑自行车和滑轮滑行提供安全的可能性。这可能对父母产生积极影响，因为他们经常担心孩子出事，因此更倾向于开车送孩子上学，而不是让他们骑车往返。

普遍的呼吁是，父亲和母亲应该为后代树立一个充满活力且热爱运动的日常生活榜样。为了激励他们，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现在也为儿童推出了“运动处方”。通过该处方，医生可以为孩子开具体育锻炼计划，从而建立一定的约束力。发起者希望借此提高孩子的积极性。

宾德主张在课后保持校园操场开放，并提供相关活动。也许孩子们现在无法像以前那样熟练地翻跟头或后退行走。但根据体育科学家海姆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运动能力。他们可能掌握了其他技能。橡皮筋跳绳（Gummitwist）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了。“社会在发生变化。”

口味问题

酥炸莲藕

配上馕饼和黄油鸡（Chicken Tikka Masala）：法兰克福在一家许多人熟知的旧酒店中，开了一家新的印度餐厅。 作者：Jacqueline Vogt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空置后，法兰克福的前黑森宫酒店（Hotel Hessischer Hof）在近四分之一年前重新开业；现在它被命名为塔吉黑森宫大酒店（Taj Grandhotel Hessischer Hof）。大堂的木地板上点缀着色彩缤纷的软垫家具。整个装修风格色彩浓烈，墙壁有的被刷成深红色，有的为藏红花黄，还有的则是深绿色。

这座曾经由黑森家族拥有的传奇建筑于2020年关闭，并于2022年出售给Peakside Capital Advisors AG，随后由印度酒店公司（India Hotels Company Limited）承租，并以其奢侈品牌“塔吉”（Taj）运营。该公司隶属于印度塔塔集团（Tata Group），该集团在当地设有几家子公司，在法兰克福的子公司包括一家位于贸易塔（Messeturm）的IT服务商。这家塔吉酒店拥有非常友好的员工和宽敞的房间，它不仅希望吸引住宿客，还希望吸引那些来此饮酒、用餐、参加会议或庆祝活动的人。

访客很容易喜欢上这里，尤其是它的餐厅。位于原酒店宴会厅位置的孟买小馆（Bombay Brasserie）是一家优雅且舒适的餐厅，散发着国际化魅力，吸引了许多来自法兰克福庞大国际社区的客人。

餐厅的菜单上，北印度料理的经典菜肴与现代坦都里（Tandoor）菜肴并列，此外还提供一些国际舒适美食（如黑胡椒牛排、法式焗龙虾）。此外，这里还展示了利用欧洲食材对印度料理进行的延伸尝试（如配菠菜奶油和烤大蒜的布拉塔奶酪）。菜品分为推荐分享的菜肴，以及更适合单人按前菜和主菜顺序享用的菜肴；最好的方式是每样都尝试一点。

服务人员很乐意向新客人推荐“Kamal Kakdi Chaat”：一种由青芒果、石榴、酸豆、切成纸一样薄的酥炸莲藕以及调味酸奶酱组成的沙拉，口感酥脆且浓郁，酸甜中带着微辣。

即使是口味较重的菜肴也具有清晰的结构，这使其区别于许多简单的印度餐馆——后者在咖喱和其他多酱汁菜肴中，往往依赖强烈的刺激感和讨巧的厚重感。

与莲藕沙拉调味相似，但在口感上完全不同（更偏向泥状）的是 Samosa Chaat，它由填入土豆的炸三角饺粗略掰碎，混合在土豆、鹰嘴豆、薄荷和酸豆酸辣酱的糊状物中。此外，值得尝试的还有黄油鸡（Chicken Tikka Masala），其番茄酱汁辣味含蓄但持久，且带有轻微的酸味；以及配以腌制且浓缩洋葱酱的帕尼尔奶酪（Paneer）。

米饭需要额外点单，建议：改为选择薄薄的、外酥内软且刷了黄油的馕饼（Naan），如此高水准的馕饼并不常见。同样推荐：口感较稀的 Mulligatawny 扁豆汤，以及由去骨鸡腿肉和藏红花黄米饭组成的 Chicken Tikka Biryani。不建议点单：配马萨拉贝亚内斯酱（Marsala-Béarnaise）的烤三文鱼排，因为味道平淡（主菜 25 欧元起）。

这些菜肴很适合搭配啤酒，而在直接列在菜单上的少量葡萄酒选择中，有来自智利卡萨布兰卡谷（Casablanca Valley）的 Escudo Rojo Reserva 夏多内（Chardonnay）。结论：法兰克福一个有趣的新成员，希望其水准能长期保持在目前的水平。

Bombay Brasserie 餐厅，位于法兰克福 Friedrich-Ebert-Anlage 40 的 Taj Hotel Hessischer Hof。电话：0 69 / 6 05 13 70。营业时间：每天 12 点至 15 点，以及 18 点起。

塑造空间使其具有形态，并让个人个性在其中得到体现——这就是将一个房间变成一个家的关键。

凭借我们独家的面料和壁纸系列、定制地毯、精湛的软装工艺以及精选的设计师家具，我们为您开发

合适的居住概念，并在室内装饰的所有领域为您提供陪伴。

RAUM + TEXTIL DECORATION

Leipziger Straße 96 60487 Frankfurt

+49 69 70 72 790 info@raum-textil-decoration.de

www.raum-textil-decoration.de

正确地 投入您的资金。

例如，用于修建桥梁。

它们保障了获取食物、医疗护理、教育和工作的途径。而且，它们远不止是基础设施，因为它们连接着人们。

作为一家非营利援助组织，我们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修建桥梁。因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技术援助实现自救。

请通过捐款或成为资助会员来支持我们的项目！

Greifswalder Str. 4 / 10405 Berlin T: 0049 [0]30 32529865 捐款账户： IBAN: DE89 5335 0000 1030 3333 37 BIC: HELADEF1MAR

无国界工程师（INGENIEURE OHNE GRENZEN）

活动

当新郎变成点心

如今在黑森州，若有人经过一片阳光充足、杂草丛生的土地，可能会遇到一种在几十年前还属于德国最稀有昆虫的生物：螳螂。它栖息在草丛中，有的个体呈绿色，有的呈棕色，带刺的捕捉足在胸前。它的姿态解释了其拉丁语名称 Mantis religiosa。Mantis 意为“先知”，religiosa 则让人联想到举起祈祷的双臂。

今年夏天，遇到它的概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bu）的报告门户网站 nabu-naturgucker.de 上，自7月初以来已收到超过 22,000 条观察记录，高峰期每天超过 1000 条。这明显多于去年全年的数量。这些数字并非种群数量的精确写照，因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人们的关注度也随之增加。但早期的增长趋势与天气状况相吻合。

对于黑森州而言，统计结果则较为冷静。黑森州自然保护、环境与地质局（HLNUG）在 2025 年共记录了 2603 份经过核实的证明；而在今年，目前已收到 1318 条报告。不过，由于记录方法不同，对比起来较为困难。但可以确定的是：螳螂在黑森州也不再是偶然的访客。

这种捕捉昆虫的螳螂在黑森州的历史始于山路（Bergstraße）。2004 年，在黑彭海姆（Heppenheim）附近发现了一个种群。该物种从斯塔肯堡（Starkenburg）地区开始，征服了相邻的山坡，随后向爱因豪森（Einhausen）、霍夫海姆（Hofheim）和菲尔恩海姆（Viernheim）方向的莱茵河平原及湿地（Ried）扩张。曾经的轰动事件已变成了常态。在法兰克福地区，相关线索也在增加。自8月中旬以来，已有大量动物被报告。虽然单只动物还不能证明存在种群，因为成年个体可以短距离飞行并偶然到达新地点，但数量的增加表明这些动物并不避讳城市密集区。它们在荒地、堤岸、铁路区域以及阳光充足的花园中找到了生态位。

图林根州自 2018 年以来也报告了更多发现，主要集中在基夫豪瑟县（Kyffhäuserkreis）、萨勒河谷（Saaletal）和瑟默达（Sömmerda）附近。

讲述一种曾经的外来昆虫如何征服德国——以及为什么雌性会变成食人族。

该物种在当地并非全面分布；在图林根森林（Thüringer Wald）依然罕见。但在出现开阔、干燥温暖植被的地方，它可以站稳脚跟。

在整个德国有两个独立的分布中心：西部沿莱茵河延伸至黑森州；东部则从图林根州经过萨克森州和劳西茨（Lausitz）一直延伸到勃兰登堡州和柏林。基因研究表明，它们有不同的迁徙路径：西德的个体来自西南部，东部谱系则经由捷克和波兰而来。

其原始分布区在地中海地区；该物种在大约 10,000 年前进入欧洲。在德国，它长期被认为是炎热地带（尤其是凯撒斯图尔 / Kaiserstuhl）的居民。如今，它也栖息在荒地和铁路沿线。这类开阔、温暖的区域非常有利。2026 年加速了这一转变。在至少 17 摄氏度的情况下，卵和幼虫的发育速度尤为快。春季的温暖可能使发育提前了两到三周。雌性的卵块需要温暖——气候变化为此创造了更频繁的有利条件。幼虫在5月孵化并蜕皮六次。只有成年个体才拥有翅膀并寻找食物和配偶。2026 年，它们在许多地方出现得更早，有些甚至误入了房屋。

螳螂在潜伏 照片 Imago

雌性体长可达8厘米，明显大于雄性，而雄性体长最高为6厘米。螳螂伪装良好，能潜伏数小时之久。蝗虫、苍蝇、蜘蛛和膜翅目昆虫均在其猎物之列。其捕食的一击仅需50至60毫秒——比眨眼还快。

若发现螳螂，不应将其捕捉或移位，而应拍照并报告发现日期和地点——可通过 nabu-natur-gucker.de 或黑森州自然保护、环境与地质局（HLNUG）进行报告。即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帮助科学家记录这些动物的扩散情况：它们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且会耐心地停留在原地。

这种扩散是气候变化导致动物群落变迁的一个生动案例。螳螂是气候变化的受益者，而其他昆虫物种的数量则在下降。因此，它们的推进并非自然环境完好的证明，而是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迹象：在莱茵-美因地区，一个来自南方的物种正逐渐定居——它悄无声息，伪装精良，出击速度快过眨眼。

对人类而言，螳螂完全无害：它既没有毒液也没有刺。它因性同类相食而臭名昭著。有时雌性在交配后会吃掉体型较小的雄性；大约三分之一的雄性会被吃掉。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卵的产生。成年动物在秋季死亡，只有包含最多200枚卵的卵包能越冬。直到明年春天，才能揭晓2026年的螳螂群体将留下多少。

FrankfurterRundschau hr1 hr3 DIRK BECKER ENTERTAINMENT

门票：EVENTIM.DE eventim $^{*}$

格奥尔格·施尼茨勒（Georg Schnitzler），出自系列剧《身份与危机 III》（Identity and Crisis III）（2026） 照片：波恩，Mühlfeld Stohrer / VG-Bildkunst 画廊，2026

夏日渐远，艺术而至

法兰克福的画廊和非传统艺术空间第32次邀请公众共同参与一个盛大的艺术周末。甚至还出现了“苹果酒艺术”，以及一些不寻常的呈现形式。 作者：克里斯托夫·舒特（Christoph Schütte）

来自索菲·埃斯林格（Sophie Esslinger）在 Jacky Strenz 举办的展览“stella maris” 照片：Galerie Jacky Strenz / VG-Bildkunst, 波恩, 2026

如果这不算是一个承诺，那还能是什么。这或许甚至是最后一次能够稳健地进行艺术“出柜”的机会。因此，对于每一位业余画家来说，这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用自己在意大利暑假期间创作的水彩画向那些艺术家们证明：“你们能画的，我也能画。”法兰克福的女性艺术家团体 héroine 将其在北端区（Nordend）这个略显特别的赛季开端命名为“你带来，我们挂起”（You bring it, we hang it）。凡是在9月3日前提交个人艺术热情之作的人，都有机会参加9月4日的开幕式。

从概念上讲，这本身首先就是一种艺术。然而，法兰克福各画廊共同开启的赛季之始，很少能像在北端区这样令人耳目一新、如此不矫揉造作且有趣。为了辅助艺术，餐车和 Aperol Sprizz 将被引入——在过去几年的密集展览开幕式上，它们已经取代了葡萄酒和盐面包。此外，还推出了像“法兰克福艺术体验”（The Frankfurt Art Experience）这样的新标签，以及此次在西端区（Westend）的彼得街（Petersstraße）和法尔巷（Fahrgasse）首次举办的三场“策划露天音乐会”，以陪伴艺术之秋的开幕之夜。然而，对于这个夏天许多博物馆以及不少空空如也的画廊的访客来说，艺术似乎目前并不真正具有吸引力。

尽管如此，正如 héroine 的展览所展示的那样，在艺术之秋的开始，其实并没有太多遗憾。例如，Hübner + Hübner 画廊以“Malum. Veritas”为题，举办了一场关于苹果酒文化的主题群展。或者在 Saasfee 艺术空间中，安娜·奥珀曼（Anna Oppermann）的《天上的蓝色》（Das Blaue vom Himmel）确实是一个唯一的承诺。这位于1993年去世的艺术家凭借其打破空间限制的“组合作品”，在当时远超其时代。三年前，她在联邦艺术大厅（Bundeskunsthalle）的一场大型回顾展上获得致敬，而这位两度参加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的艺术家的作品，现在终于能在法兰克福被重新发现。

在其中一个艺术场所的发现：Saasfee 空间中的安娜·奥珀曼 照片来源：安娜·奥珀曼遗产管理委员会 / VG-Bildkunst, 波恩, 2026

总的来说，今年不断是那些自由空间通过其展览，在艺术性与娱乐性之间取得了平衡，无论是在 héroine、H8H 还是在 mayer 49。在 mayer 49 以“FFM 投影”（FFM Projektionen）为题的展览中，可以看到尼科尔·范登普拉斯（Nicole van den Plas）、杰拉尔德·多梅尼格（Gerald Domenig）、阿尔弗雷德·23·哈特（Alfred 23 Harth）或彼得·麦克莱南（Peter McClennan）等法兰克福艺术家的作品。因此，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艺术观察者，在9月4日这个传统的开幕之夜，当画廊在漫长的夏天后再次开门时，也很难感到无聊。等到次日早晨的喧嚣稍微平息，人们可以在整个周末随缘而行，或根据个人喜好漫步，自行设计参观路线，或者参加由组织者提供的某一次或几次艺术漫步（Art Walks）。

引导式巡展将带领人们追寻当代绘画的足迹，前往 Mühlfeld + Stohrer 观看三代人的家庭聚会；或者前往 Jacky Strenz，在那里索菲·埃斯林格（Sophie Esslinger）作为新晋画廊艺术家完成了极具前景的首次亮相；最后进入位于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展厅，沃尔夫拉姆·萨克斯（Wolfram Sachs）再次证明，即便在概念艺术和“糟糕绘画”（Bad Painting）盛行，甚至在人工智能时代，外光派绘画（Pleinair-Malerei）依然拥有未来：这是一个始终令人兴奋的当下。然而，今年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摄影艺术的立场。

无论是 PanGallery 承诺以全新视角展示以艺术家肖像著称的摄影师洛塔尔·沃莱（Lothar Wolleh），还是 Hoffmann 画廊将阿比萨格·蒂尔曼（Abisag Tüllmann）基于纪实创作的作品与安东·斯坦科夫斯基（Anton Stankowski）的作品进行一次颇具个性的对比，亦或是 Peter Sillem 画廊以简单的标题《自我》（Selbst）为画廊艺术家弗兰克·梅德勒（Frank Mädler）举办一场多层次的展览（首次涵盖了陶瓷作品并选取了他的拍立得照片）：在这次第 32 届赛季启动活动中，摄影艺术立场的广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广。但最终，这一切又回到了绘画。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君特·福格斯（Günther Förgs）的摄影创作在其以绘画为主的终身作品中，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独立体系。这位于 2013 年去世的艺术家使用小型相机，将镜头聚焦于朗格别墅（Haus Lange）、同样由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巴塞罗那展馆、维特根斯坦别墅，直到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包豪斯建筑波尔齐格建筑（Poelzig-Bau）等建筑偶像，这绝非偶然。因此，这也是在动荡时代对现代主义那份倔强承诺的关注。

此外，他始终关注绘画这一点，在 Bärbel Grässlin 展厅中心展出的四幅创作于 1985 年的朗格别墅巨幅照片中得到了毫无疑问的体现。这不仅体现在窗户这一主题上——此后窗户在他的绘画中也具有突出意义。正是这种对建筑空间的探讨，很快引导福格斯创作出巨大的墙绘，例如他在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中所实现的那些作品。在画廊顶天立地的空间里，仅凭四幅画作，便已令人心满意足。

法兰克福艺术体验（Frankfurt Art Experience），即法兰克福画廊的赛季启动活动，将于 9 月 4 日至 6 日举行。所有展览开放时间为：周五 18 时起，周六及周日均为 11 时至 18 时。关于各类巡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 / www.frankfurtexperience.art / saisonstart-2026

10 月 6 日书展将开幕：马丁·克拉夫尔（Martin Krafl）在法兰克福图书之家。 摄影：卢卡斯·博伊姆（Lucas Bäuml）

为东道国寻找工头

瓦茨拉夫·哈维尔作为鼓励者的波澜生活：马丁·克拉夫尔正为捷克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荣誉嘉宾活动筹备方案

很少有人能说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曾帮助他们公开出柜。马丁·克拉夫尔（Martin Krafl）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担任捷克总统发言人已有数年，一名小报记者在布拉格的一家咖啡馆里对他进行了冷酷的敲诈。对方给了克拉夫尔一个选择：要么为该记者所属的报纸提供关于同性恋政治家和艺术家的丑闻材料，要么就由该大众报纸将其公开出柜。在布拉格的政治和新闻圈中，许多人都知道捷克共和国存在同性恋政治家和艺术家，但在当时，公开对待自己的性取向仍是不可想象的。保密是当时的最高准则，而职业生涯的毁灭则是每位当事人所恐惧的危险。

因此，克拉夫尔认为除了辞职没有其他出路：“我是危机公关专家，而突然之间，危机变成了我自己。我感到完全迷失了。”随后，他向总统倾诉了此事。哈维尔在 1989 年至 2003 年间居住在布拉格城堡，先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一位国家元首，随后成为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国家元首，他给予了克拉夫尔支持。“他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克拉夫尔说。总统建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应该由记者直接问他是否是同性恋，而他将对此予以肯定。克拉夫尔告诉他，这太荒谬了。正是这句话，让哈维尔达到了目的——让克拉夫尔拥有坚持立场、勇于面对的勇气，因为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哈维尔的行为给了克拉夫尔力量，使敲诈企图落空：他在日报《人民报》（Lidové noviny）的一个整页上公开出柜。克拉夫尔说，哈维尔总是强调，重要的是“生活在真理之中”：“在我的案例中，他证明了这一点。”

如今，这位当年的新闻发言人已经跨越了三个职业领域。他目前在法兰克福布劳巴赫街（Braubachstraße）的图书之家（Haus des Buches）与“Czechia 2026”团队一起，筹备捷克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客座国活动。期间，他曾担任捷克电视台发言人，以及在柏林、苏黎世和维也纳担任文化外交官。现在，他是荣誉嘉宾团队的单人先遣部门。该团队将在 10 月的书展期间，通过荣誉嘉宾展馆和捷克联合展位，以及在展会现场和市中心举办的众多朗诵会，以及在黑森州众多文化机构开展的丰富配套活动，向公众展示 75 位作家及众多出版社。

8 月 10 日，他抵达法兰克福，带着 45 公斤的超重行李，准备在这里工作两个半月。这种住在行李箱里的生活对他来说很熟悉。他住在工作地布尔诺，住在维也纳（在那里他仍为文化电台“伏尔塔瓦” Vltava 的听众撰写文化建议），住在其伴侣所在的莱比锡，偶尔也住在首都布拉格与同事和专家会面。他说，来到法兰克福就像回家一样：自 2023 年起，他每两个月至少会来访一周，与书展的同事保持联系，并与博物馆规划展览。他已经驾轻就熟。但这一次，在走下飞机时他感到很紧张。在他以及由摩拉维亚州立图书馆总馆长托马什·库比切克（Tomáš Kubíček）领导的团队其他 15 名成员面前，是最终的大结局：“随着我的到来，一切正式开始。”

他在科隆大街（Kölner Straße）租了一套公寓，喜欢在美因河畔和霍尔茨豪森公园（Holzhausenpark）散步，并且很欣赏位于主卫站（Hauptwache）与罗马广场（Römer）之间 Liebfraenberg 咖啡馆的蛋糕。在不远处的一栋名为“书之屋”（Haus des Buches）的建筑里，他拥有自己的办公室。按照惯例，每年的书展客座国会在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和书展总部所在地设立一个小型办事处。

作者：弗洛里安·巴尔克（Florian Balke）

不那么寻常的是克拉夫尔（Krafl）如此短的准备时间。其他客座嘉宾通常在书展开始前几个月就抵达法兰克福，但就捷克共和国而言，由于嘉宾准备充分，法兰克福书展的组织者认为克拉夫尔目前拥有的八周时间已经足够。

自2019年起，他在布尔诺和布拉格领导捷克文学中心，旨在向海外推广捷克作家、书籍和出版社。该中心隶属于捷克第二大图书馆——摩拉维亚州立图书馆。十年来，该图书馆受布拉格政府委托，负责协调捷克文化与文学的国际亮相。2015年，将此职能交给地方省份的决定在以首都为中心的文学界引起了不安，但捷克在2019年莱比锡书展上的客座表现如此成功，以至于此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决定。克拉夫尔在莱比锡的亮相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图书馆及捷克客座代表团的总干事库比切克（Kubíček）于2017年将他从维也纳请到了布尔诺：“我们两人共同成就了很多。”

克拉夫尔1971年出生在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他说，小时候他觉得这个地区很陌生：“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他意识到：“这个地方不会是一个同性恋男性能够生存的地方。”他的祖父用德语和他交流，这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祖父告诉孙子，现在要教他“成年人的语言”。“我家人的计划是我学习国际关系和外交，这样我才能出国。”而他自己想成为一名演员。随后，“幸运地”发生了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许多事情变得轻松了一些。

克拉夫尔前往布拉格求学，就读于经济学院，并在表演艺术学院的戏剧系修读修辞课程。通过一位认识国家总统的教授，这位精通德语的年轻人得到了一个“荒诞的邀请”，前往布拉格城堡工作。“我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只提出了一个请求：不要立刻让他直接面对英语母语者。在工作的第一天，一个来自白金汉宫的代表团在等待着他。他挺过了这一切，还为哈维尔夫妇处理私人事务，但由于希望在职业上进一步发展，他在总统卸任时告知哈维尔夫妇，他必须寻求改变。

一年后，他成为了捷克电视台的发言人。那时他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职业人脉，因为他突然不再是“重要人物”了，并且必须在一个被严重撕裂为哈维尔支持者与瓦茨拉夫·克劳斯（Väclav Klaus）支持者的社会中证明自己。克拉夫尔在支持克劳斯的中波希米亚州长手下找了一份工作。事实证明这很有帮助，因为当电视台选出新总干事时，对方将克拉夫尔重新请回担任发言人。

由于社会极化，克拉夫尔觉得在电视台工作的那些年很艰难，于是转到了捷克文化学院。2007年至2011年，他领导柏林分院，随后直到2017年领导他“最喜欢的城市”维也纳分院，并同时负责瑞士苏黎世的事务。他说，生活中经常发生一些他当时无法理解的事情：“只有在回首往事时，它才像一块拼图，一切都契合在一起。”

一切都应在客座国的亮相中达成和谐。此次亮相的主题为“捷克：海滨之国”（Czechia. A Country on the Coast），旨在面向国际专业观众和德国读者，其灵感来自莎士比亚，在后者的《冬天的故事》中，波希米亚就位于海边。“莱比锡书展是我们进入法兰克福竞争的入场券，”克拉夫尔（Krafl）说道。这次书展促成了初步的对话。但即便如此，这仍像是一场选拔赛：捷克共和国在法兰克福的竞争中与另外两个国家角逐。因此，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捷克人也始终保持关注，没有让联系中断。2026年的合同于2023年10月签署。克拉夫尔认为三年时间足够了：“智利只有两年，在我看来太短了。我认为我们的情况是最理想的。”

库比采克（Kubicek）团队的其余成员将陆续与他汇合。配套计划中的十场展览已在通信博物馆以“萨米兹达特——自由之词”（Samizdat – Worte der Freiheit）为题拉开帷幕，并正逐步展开。而负责搭建荣誉嘉宾展馆和联合展位的团队则要到10月初才出发。在此之前，克拉夫尔将坚守岗位，负责筹备、解决问题并与所有参与方保持联系。

除了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他对其他书展也十分熟悉，因为他是ENlit（一个由全欧洲翻译资助机构组成的顶尖协会）的负责人，因此经常受邀参加各类书展。他观察到，目前的书展变化之快。例如在疫情之前，法兰克福书展总是有专业访客，他们专程前来，在各个展位之间穿梭并进行交流。虽然展会当天的日程一直排得很满，但“人们总得考虑到可能会遇到其他的人。”而现在，人们只在预约时间表的时间段内出现。专业访客在减少，与此同时，出版商会对展位面积的每一平方米进行权衡。“将自己定位为读者节的书展，生存机会更高，”他说道。因为它们拥有公众的支持。“法兰克福书展一定会继续存在，这是肯定的。”

在书展周期间，将为公众提供约100场活动：“我们尽量让每位作者至少有两次亮相机会，但这并不总是能实现。”七年前在莱比锡书展期间，只有55位作家随行，且由于有“莱比锡阅读”（Leipzig liest）活动，城市中可以让他们亮相的场所更多：“在法兰克福这里则比较困难。”在这些周和月期间，将出版160部捷克语译成德语的译作。

唯一的问题是，克拉夫尔反复发现黑森州的人们对捷克的了解非常有限。他曾遇到过一些对话伙伴，对方询问他布尔诺是否属于奥地利的一个联邦州。他说，在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情况不同，在奥地利就更不用说了。“有时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比菲律宾还要陌生，”克拉夫尔笑着说。但2025年的荣誉嘉宾在观众中大受欢迎。捷克共和国——这个“海滨之国”也将如此。

GOLDKEHLCHEN 莱茵-美因地区热门金曲

Jennifer Lopez x David Guetta Save Me Tonight 华纳兄弟唱片 (Warner Bros Records)

Shakira & Burna Boy Dai Dai Epic

Gentleman x Michael Patrick Kelly Wildfire 华纳音乐国际 (Warner Music International)

Teddy Swims Mr. Know It All (4) 华纳兄弟唱片 (Warner Bros Records)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8) 哥伦比亚唱片 (Columbia)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共和唱片 (Republic Records) (14)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0) 大西洋唱片 (Atlantic Records)

Michael Schulte 5am (15) Polydor唱片 (Polydor Records)

Martin Garrix & Ed Sheeran Repeat It (−) STMPD RCRDS

▶ 本周新秀

法兰克福汇报

黑森州在听什么？Hit Radio FFH 的听众通过点击实时决定谁能进入 FFH Top 40 的榜首。每周在此公布前十名。可通过 ffh.de 完整串流歌曲并参与投票。前十名播放列表见 faz.net / goldkehlchen。

BLATTGOLD

莱茵-美因地区畅销书

Murdoku Manuel Garand riva, 14 欧元

Secret – Du sollst mich fürchten S.T. Abby Goldmann, 12 欧元

Keine Angst, Darling Vera Buck (4) Lübbe, 17 欧元

Unter Toten Andreas Franz Knaur, 12,99 欧元

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Rowohlt, 23 欧元

Hugendubel

法兰克福汇报

莱茵-美因地区在读什么？我们的畅销书名单基于巴特洪堡、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Hessen-Center, Steinweg）、美因茨（Am Brand, Römerpassage）、诺伊-伊森堡和威斯巴登这 8 家 Hugendubel 分店的销售数量。名单涵盖了文学与非虚构类书籍，以及精装本、平装本和 Paperback。

一周出行与活动指南

全黑森州最精彩的远足与活动建议。未来几日的概览

法兰克福 工业文化日

在“走向现代化”的主题下，法兰克福 / 莱茵-美因文化区域的 29 个市镇将在今年展示新技术与创新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工厂导览、展览以及徒步、骑行和乘船之旅将聚焦于交通、能源、工作、生产、城市发展和可持续性等主题。

法兰克福及另外 28 个地点。5. 至 13. 九月。网址：krfrm.de / tage-der-industriekultur-rheinmain

奥芬巴赫 艺术家市场

来自奥芬巴赫市及县的艺术家和创意人士将在 11 时至 18 时展示艺术、工艺和创意想法。产品范围涵盖珠宝、陶瓷、花艺、时尚以及可持续的回收独创作品。为儿童准备了参与计划。访客可在此享用各种美食。

奥芬巴赫，Wilhelmsplatz。6. 九月。 网址：offenbach.de / veranstaltungen

3 本斯海姆 贝尔格施特拉瑟葡萄酒节

在九天的时间里，本斯海姆的历史旧城区将变成一个酿酒村。在南黑森州最大的葡萄酒节上，将供应约 160 种贝尔格施特拉瑟（Bergstraße）葡萄酒。活动计划包括主题日、一个开放销售的周日以及多个舞台上的现场音乐。最高潮是规模宏大的节日游行，包含 100 多辆装饰精美的节日花车、传统服饰组和音乐团体。

本斯海姆，Marktplatz。5. 至 13. 九月。网址：verkehrsverein-bensheim.de

4 弗兰基施-克伦巴赫 (FRÄNKISCH-CRUMBACH) 贻贝节

位于奥登瓦尔德的弗兰基施-克伦巴赫自称是“总有活动的小镇”。在九月的第一个周末，这里将迎来贻贝节，六口贻贝锅将按照布列塔尼食谱新鲜烹制。在为期两天的节日里，中央舞台将由现场音乐和各种表演节目提供娱乐。此外，现场还设有市场摊位以及面向儿童的活动项目。

弗兰基施-克伦巴赫，达姆施塔特大街。5. und 6. September. 网址：fraenkisch-crumbach.de / crumbacher-muschelfest

5 布茨巴赫 (BUTZBACH) 旧城节

在韦特劳地区这座拥有半木结构建筑的历史名城的中心，传统的旧城节将在历史悠久的集市广场举行，为期三天。访客将体验到包括现场音乐、市场摊位、特色美食以及适合全家参与的活动在内的丰富节目。

布茨巴赫，市中心，集市广场。4. bis 6. September. 网址：stadt-butzbach.de / kultur / maerkte-events

6 尼达 (NIDDA) 秋季市场

家庭、音乐爱好者、市场访客和嘉年华爱好者都能在上黑森州尼达的秋季市场中获得满足。在社区中心旁的节日广场上，设有节日帐篷和游乐设施。周五和周六晚上这里将有现场音乐和派对。周日将举行区域市场。此外，表演舞团和儿童项目也将吸引携带孩子的家庭进入节日帐篷。

尼达，社区中心节日广场。Vom 4. bis 7. September. 网址：nidda.de / kultur / maerkte / herbstmarkt

7 卡塞尔 (KASSEL) 博物馆之夜

下周六晚上，约 50 家涵盖艺术、历史、自然科学、技术、文学及音乐的博物馆、画廊和文化机构将向公众开放。届时将提供特别导览、儿童互动活动和工作坊。核心活动地点为文化车站，其前广场将举行舞台表演。

卡塞尔，中央车站文化车站及其他多个地点。Am 5. September von 16.30 Uhr an. 网址：museumsnacht.kassel.de

8 科尔巴赫 (KORBACH) 街头音乐

在科尔巴赫的汉萨节期间，将有为期两天的街头音乐演出。周末期间，约 30 名国际街头音乐家将活跃在旧城的步行区。秉承“如果你喜欢，就往帽子里投钱！”的格调，演出酬劳由观众决定。此外，还将设立一个观众奖，为特别受欢迎的艺术家提供奖金。

科尔巴赫，步行区。Am 5. und 6. September, jeweils von 12 Uhr an. 网址：hansefestival.de

韦茨拉尔的桥梁节将在拉恩河桥周边区域展示这座中黑森州城市的体育与社会生活。周五 17 Uhr an，接力跑队伍将开启第 25. 届韦茨拉尔桥梁跑，穿越历史悠久的桥梁。随后将举行三天的城市节日，包括舞台节目、现场音乐、餐饮服务以及周日营业的购物活动。

韦茨拉尔，旧城，老拉恩桥。4. bis 6. September. 网址：wetzlar.de

10 洛尔希 (LORCH) 维斯珀谷步道

这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徒步路线穿过茂密的森林和深邃的山谷，经过陡峭的页岩板和矮曲的橡树。观景点可俯瞰维斯珀谷，且经常能发现这个偏远地区过去的遗迹。优质徒步路线“维斯珀谷步道”是一条全长 14,6 公里的环形路线，但在多个地点可以选择走捷径。

洛尔希-埃斯彭希德，向韦尔特罗德方向的镇口徒步停车场。网址：Wisper-trails.de / wanderwege / o5_wispertalsteig

黑森广播电台 (HESSISCHER RUNDFUNK)

一周

艺术与文化

美因茨与阿沙芬堡之间 周六至周五的重要日程

《六个人可以走遍全世界》 Foto theater INC. Darmstadt

家庭

《六个人可以走遍全世界》 Sam 从本学年起开始就读于文法高中。白天他在学校解答数学题，而放学后，他不再做家庭作业，而是投身于自己巨大的热情所在：超级英雄。他的父母对此感到担忧，因为他总是逃避到幻想世界中。米内尔瓦姑姑的花园房是他的避风港，在那里他可以花好几个小时沉浸在那些速度极快、力量极强且极其聪明的漫画英雄世界里。然而有一天，Sam 开始思考在完全没有超能力的情况下，自身的生存意义。而这一切，在米内尔瓦姑姑的帮助下，变成了一次“超级觉悟”。

《六个人可以走遍全世界》，达姆施塔特，Moller-Haus 剧院，周日，30. 8月，15 点，以及周一，31. 8月，9 和 11 点

寻找世界上最好的节奏 谁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节奏？一定是探戈大师阿斯托尔·皮亚佐拉。或者其实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瓦妮莎·波特和埃莉莎·拉萨罗·埃尔南多将带领大小探索者们开启一场跨越所有大洲的精彩旅程，鼓点、皮革和木棒将在其中掌控节拍。

寻找世界上最好的节奏，盖森海姆，约翰尼斯堡城堡，周日，30. 8月，14 点

全家共舞

方形舞（Square Dance）是一项能给所有家庭成员带来快乐的活动。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共同参与的舞蹈。从 zehn 岁的学龄儿童到祖父母，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方形舞连接了不同世代，易于学习且无需任何基础知识。

全家共舞，法兰克福，Ronneburg 馆，周五，4. 9月，19 点

莱拉妮·基尔戈尔 (Leilani Kilgore) Foto Tres Hombres

流行 / 爵士

莱拉妮·基尔戈尔 (Leilani Kilgore)

感性的歌声、鲜明的吉他扫弦以及瞬间产生影响力的舞台存在感，构成了莱拉妮·基尔戈尔的风格。这位定居在纳什维尔的歌手曾与 Buddy Guy、Lita Ford 和 38 Special 等艺人同台演出。《吉他世界》(Guitar World) 和《布鲁斯事务》(Blues Matters) 等杂志赞扬了她的气场与才华，此外她还拥有长长的国际现场演出名单。她的音乐根植于摇滚乐，并带有浓厚的布鲁斯底色。

莱拉妮·基尔戈尔，埃普施泰因，Wunderbar Weite Welt Eppstein，周四，3. 9月，20 点

现代合奏团 (Ensemble Modern) “Happy-New-Ears”工作坊音乐会聚焦于现代主义的标志性声音，此次关注的是汉斯·艾斯勒，他与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合作以及对工人合唱团的投入，塑造了 30 年代的音乐史。届时将听到那个时期的作品，包括包含电影《库勒·万佩》(Kuhle Wampe) 主题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以及他在好莱坞流亡期间创作的音乐。

现代合奏团，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歌剧院，周二，1. 9月，19.30 点

The Gardener & The Tree

仅凭歌手曼努埃尔·费尔德 (Manuel Felder) 的声音就足以营造出情感瞬间。他的声音被描述为迷人、沙哑、粗粝、独特、具有标志性且直击心灵。该乐队的音乐可归类为民谣，并有明显的摇滚倾向。其曲目范围涵盖了从苦甜参半的民谣到充满能量的独立流行合唱副歌。

The Gardener & The Tree，法兰克福，Batschkapp，周五，4. 9月，19 点

美因茨国家剧院 Foto Andreas Etter

戏剧

剧院节

参观者可以深入了解如何独立导演一部戏剧，有机会参加开放式舞蹈工作坊，并了解舞台技术提供的多样化功能。此外，化妆师还将演员们化身为充满想象力的角色。美因茨国家剧院在剧季假期刚结束之际，便邀请人们参加一个充满色彩、欢乐且有趣的活动日，届时将提供丰富多彩的节目。

剧院节，美因茨，美因茨国家剧院，8月29.，周六，11点至18点

德古拉：恐怖喜剧 (Dracula: A Comedy of Terrors)

在特兰西瓦尼亚崎岖的山脉中，一名腼腆的英国房地产经纪人乔纳森·哈克踏上了前往一位神秘新客户那里的艰辛旅程。而这位客户竟然是文学史上最令人恐惧的怪物之一：德古拉伯爵。戈登·格林伯格和史蒂夫·罗森基于这部经典作品创作了一个版本，将紧张感、惊悚时刻与幽默娱乐融合在一起。《德古拉：恐怖喜剧》为布拉姆·斯托克这部阴郁的经典之作注入了喜剧式的活力。

德古拉：恐怖喜剧，法兰克福，英语剧院 (The English Theatre)，8月29.，周六，19.30点；8月30.，周日，18点；9月1.，周二至9月4.，周五，均为19.30点

耶稣基督超级巨星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在巴德维尔贝尔的城堡节演出中，《耶稣基督超级巨星》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摇滚曲谱和蒂姆·赖斯的歌词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在强有力的合唱、鲜明的节奏和动人的民谣支撑下，重现了耶稣最后的日子。在蒂莫西·罗勒的德语版本中，这部音乐剧获得了全新的呈现，将爱、背叛与希望结合成一次深刻的体验，数十年来一直打动着人们。

耶稣基督超级巨星，巴德维尔贝尔，水堡 (Wasserburg)，8月30.，周日，18.15点，以及8月31.，周一，20.15点

教会之夜

在这一夜，教堂将成为相遇之所。11座教堂将提供祷告、艺术、音乐、塔楼及教堂导览、朗诵和电影。

教会之夜，威斯巴登，市中心，9月4.，周五，18点至22点

“进一步思考自然保护” 照片：法兰克福保护中心 (Frankfurt Conservation Center)

古典 / 歌剧

伊西多尔弦乐四重奏 (Isidore String Quartet) 成立于2019年的伊西多尔弦乐四重奏在三年后便赢得了班夫国际音乐比赛的冠军。随后，他们获得了更多奖项，成功地在欧洲巡演，并在约翰尼斯堡城堡的“卓越！”系列音乐会中完成了首演。如今，这支美国乐团在两年后再次回到莱茵高地区。在他们的节目单中，结合了约瑟夫·海顿、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安东·韦伯恩以及当代作曲家比利·查尔兹的作品，从而构建起一座从古典主义到当代的桥梁。

伊西多尔弦乐四重奏，盖森海姆，约翰尼斯堡城堡，9月2.，周三，19点

彭赞斯海盗 (Die Piraten von Penzance) 每个孩子都知道海盗，但彭赞斯海盗究竟是谁？在亚瑟·萨利文和威廉·施温克·吉尔伯特的这部轻歌剧中，海盗学徒弗雷德里克梦想着最终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他仅仅是因为保姆的一次听错才落入海盗之手。当弗雷德里克遇到一位准将美丽的女儿们，并爱上其中最迷人的一个时，幽默的混乱局面随之展开。美因茨国家爱乐乐团在萨缪尔·霍加斯的指挥下，为这种英式幽默提供了音乐框架，营造出典型的英国音色。

彭赞斯海盗，美因茨，美因茨国家剧院，8月31.，周一，19.30点

爱丽丝·萨拉·奥特 (Alice Sara Ott)

她的钢琴演奏给人一种毫不费力、轻盈流畅、深思熟虑且充满投入的感觉。这背后的格言是“Work hard, make it look easy”——通过艰苦努力，使其看起来轻而易举。爱丽丝·萨拉·奥特将这一点执行得极其出色。此次音乐会的中心除了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两首奏鸣曲外，还有其爱尔兰同辈约翰·菲尔德 (John Field) 的夜曲，钢琴家因录制这些作品而在 2025 年获得了著名的 Opus Klassik 奖。奥特现在希望与观众分享她对菲尔德音乐的热爱。凭借优雅的简约和对本质的洞察，她在音乐会中让这些几乎被遗忘但极其格调且深邃的音乐重新焕发生机。

伊西多尔弦乐四重奏 (Isidore String Quartet)

文学 / 讲座

深化自然保护思考 生物多样性危机影响着经济、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但很少被视为核心议题。法兰克福保护中心 (FCC) 总经理费利克斯·加希克 (Felix Gaschick) 将阐述一种将自然保护更紧密地纳入政治和经济决策的方法。FCC 将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策略。加希克将在其讲座中分享他的国际工作经验，并展示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如何能使自然保护更加高效。

深化自然保护思考，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动物园，星期二，1. 9月，18点

卡罗什·塔哈 (Karosh Taha)

卡罗什·塔哈 1987 年出生于伊拉克，十岁时来到德国，在杜伊斯堡长大。她的前两部小说《螃蟹迁徙描述》和《在女王的腹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此人们现在对她的新书更加期待。书名叫做《古利斯坦》(Gulistan)，与主角同名。她是一名库尔德人，生活在伊拉克，在这个国家她被视为敌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强大且阴险。当古利斯坦的丈夫齐亚 (Çiya) 凭空消失后，她的生活彻底失去了平衡。但齐亚将会再次出现。穿着一件制服。作为独裁者的替身。

卡罗什·塔哈，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文学之家，星期一，31. 8月，19.30点

前瞻 尼科·麦克布雷恩 (Nicko McBrain) 铁娘子乐队 (Iron Maiden) 的鼓手将来到法兰克福，开启其口述表演巡演“与尼科·麦克布雷恩共度一晚”。 尼科·麦克布雷恩，法兰克福，旧歌剧院，星期一，26. 10月，20点

格雷戈尔·迈尔 (Gregor Meyle) 真诚、纯手工且亲近——这位音乐家承诺将带来一场充满歌曲与情感的客厅音乐会。 格雷戈尔·迈尔，巴特维贝尔，Vilco – 市政大厅，星期六，14. 11月，20点

西贡灵魂复兴 (Saigon Soul Revival) 这支总部位于胡志明市的乐队自 2016 年起致力于复兴 1975 年之前的越南另类音乐。 西贡灵魂复兴，法兰克福，面包工厂 (Brotfabrik)，星期日，1. 11月，20点

所有日期 请在

在线查询

日期信息请发送至： 莱茵-美因日历编辑部 电话：069 / 97 46 03 00 电子邮件：termine@mmg.de

灯笼节

这场夏末庆典白天提供丰富的活动项目，晚上则在市内举行节日灯笼游行。

灯笼节，巴特洪堡，市中心，星期六，29. 8月至 星期一，31. 8月，每天 11 点至 23 点

博纳·库 (Bona Koo)，《共演化 16》，2023年 Bode Galerie 摄影

展览

法兰克福画廊季开幕

在第32.届季开幕活动中，约60家画廊、非传统艺术空间（Offspaces）和机构将同时向公众开放新展。法兰克福画廊季开幕活动是德国最古老的画廊周末活动之一。自2019年起，该活动在法兰克福艺术体验（FAE）框架下举行。

法兰克福画廊季开幕，法兰克福， 市中心，周五，4. 9月，18至21点，周六， 5., 和周日，6. 9月，均为11至18点

夏末展

夏末展在秋意渐浓之前，庆祝温暖季节的丰盈。菊花、大丽花、向日葵、羽毛状花簇、鲁德贝基亚（Sonnenhüte）和装饰性南瓜点缀出亮丽的色彩，展现了花园在夏秋之交的多样性。此次展览呈现了和谐的植物组合、彩色花坛和季节性布置，为参观者提供居家布置的灵感——从强韧的晚花品种到装饰性的秋季伴生植物。

夏末展，法兰克福，棕榈园（Palmengarten），每日9至19点，9月3.至27.日

法兰克福大教堂音乐会

2026年6月、8月及9月节目单

周五，26. 6月，20.00点 管风琴音乐会 舒曼、李斯特和穆索尔格斯基作品 Jean-Baptist Monnot，鲁昂（法国） 赞助人：Doris Schwerdtfeger 门票：13欧元（自由选座）

周五，21. 8月，20.00点 管风琴三部曲 – 音乐会 1 巴赫、雷费尔特、罗斯和斯图姆作品 Kirsten & Ruben Sturm，慕尼黑 赞助人：Christian Wolff 门票：13欧元（自由选座）

周五，11. 9月，20.00点 管风琴三部曲 – 音乐会 2 “... 法式风格 ...” 维尔纳、杜吕弗莱、德·格里尼、 图尔内米尔、巴赫和维多作品 Andreas Boltz，法兰克福 音乐会导赏：19.15点在高中唱诗班席（Hochchor）

周五，25. 9月，20.00点 管风琴三部曲 – 音乐会 3 门德尔松、皮特斯、 卡格-埃勒特、穆莱等作品 Andreas Meisner，阿尔滕贝格 赞助人：Hildegard Burkert

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www.frankfurtticket.de，票务热线 069 / 134 04 00 门票及优惠在音乐会开始前一小时在现场售票处办理 法兰克福大教堂音乐会协会（Frankfurter Domkonzerte e.V.），www.domkonzerte.de

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domkonzerte.de

感谢我们的媒体合作伙伴《法兰克福汇报》的鼎力支持

法兰克福队的中场拼图

11名球员争夺最多5个位置：法兰克福主教练阿迪·许特（Adi Hütter）在中场拥有极广的选择空间，但同时也面临一项挑战：在何时派出谁上场？ 作者：彼得·赫斯（Peter Heß）

新任中场核心：拉斐尔·奥尼埃迪卡（Raphael Onyedika） 照片：Firo

让我们从乐观者的角度来看：在转会窗即将关闭之际，法兰克福队在球场的一个区域没有人员担忧：在中场中心位置，俱乐部可以尽情挑选。与上赛季相比，法兰克福方面有了显著提升。然而，悲观者会指出，这种过剩的供应也可能产生问题。

随着正选水平的新援奥尼埃迪卡（来自布鲁日俱乐部）和阿塞科（Aseko，来自汉诺威 96 / 拜仁慕尼黑）的加盟，他们取代了替补球员达胡德（Dahoud）和斯基里（Skhiri），法兰克福现在拥有8名可以胜任“6号位”、“8号位”和“10号位”角色的球员。由于新任教练阿迪·许特的体系中没有纯边锋，阿迈穆尼（Amaimouni）、克瑙夫（Knauff）和道安（Doan）也成为了中场组的替代方案，而乌尊（Uzun）、拉尔森（Larsson）、霍伊伦（Hojlund）、格策（Götze）、柴比（Chaibi）和阿霍夫（Arrhov）则补全了该阵容。

即便许特在战术上能够应对这种过剩的供应——在11名中场球员中，他同时能让上场的最多不超过5人。更可能的是4人。因此，这位奥地利教练需要极强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掌控力，以避免球员产生不满，而职业球员们也需要具备极高的挫折耐受力。在没有欧战任务的情况下，没有轮换的必要性。

许特在赛季开始时将如何组合中场，已初现轮廓。至于他在上半赛季将采用什么样的首发阵容（如果真的能形成固定阵容的话），目前仍完全未知——就在本周六（15.30 Uhr）对阵柏林联合队的比赛中便将见分晓。目前，奥尼埃迪卡在“6号位”和乌尊作为进攻性最强的中场球员已获得确定位置。

在此之后，拉尔森和道安目前似乎最受许特青睐，但两人因轻微不适缺席了对阵圣特尼斯（St. Tönis）的杯赛。其他所有候选人随时都有机会出场，优先级排序为：克瑙夫、格策、阿迈穆尼、霍伊伦、柴比和阿霍夫。每个人的机会各不相同，取决于许特认为当前需要什么样的球员画像。

法兰克福阵容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根据比赛计划和对手特点，为教练提供中场的所有变化可能性。无论是面对拜仁队（这需要低位防守），还是面对排名下半区的球队（这要求球队打控球足球）。

原则上，许特追求高强度、高压迫，从而通过短促、直接的路径直击球门。为此，新签下的奥尼埃迪卡和阿塞科正是合适的人选。他们具备动力、对抗稳定性和侵略性，而他们的前任斯基里和达胡德在这些方面只能证明有限的能力，因为他们缺乏速度。

尼日利亚国家队球员拉斐尔·奥尼耶迪卡（Raphael Onyedika）带来了丰富的国际比赛经验。在布鲁日俱乐部期间，他参加了所有欧冠联赛的比赛，并且是比利时联赛中极具统治力的球员之一。这位25岁的球员在身材、动作流畅度以及部分比赛风格上，让人联想到法国国家队球员保罗·博格巴（Paul Pogba）——不过目前他还缺乏后者那种向进攻端发起冲击的欲望。在每场热身赛中，他将自己视为法兰克福队领袖球员的定位已显而易见。奥尼耶迪卡不断地寻找接球机会并要求传球，同时也不吝于向队友提供指示。这位非洲球员目前已经展现出他在抢断球和维持阵型秩序方面的价值，尽管队友在组织进攻时尚未将所有调度权交到他手中。

许特（Hütter）将拜仁的新援诺埃尔·阿塞科（Noël Aséko）视为他的第二个“6号位”球员。在上个赛季以租借球员身份效力于汉诺威96（Hannover 96）期间，这位20岁的球员是德乙联赛中最引人注目的球员之一。他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其多功能性时透露了这一点，并讲述了与这位奥地利教练的首次通话，对方在电话中与他讨论了对其的规划。

阿塞科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尝试过担任“6号位”、“8号位”和“10号位”，以及右后卫。这位新援表示：“感觉除了前锋位置，我在场上的其他位置都有经验。”他的比赛风格也取决于队友：“拉斐尔（奥尼耶迪卡，编者注）更像是那种后腰（Holding Six）类型，在他身边，我可能会踢得更偏向进攻，而他则更多地负责分球。如果是在马里奥（格策）这位资深进攻中场身边，我则会更多地发挥出作为拦截者的经典特质。”

他决定转会至法兰克福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与拜仁教练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在我的年龄，需要大量的出场时间才能获得成长。”他认为在法兰克福有机会实现这一点，尤其是近年来法兰克福有许多知名天才球员通过此地获得了前往顶级俱乐部的机会。阿塞科的父母出生于中非国家赤道几内亚，他本人出生在柏林，并在新克尔恩（Neukölln）的街道上习得了街头足球的技巧，以及在那里与职业足球同样不可或缺的韧性和竞争力。

在准备阶段受到膝盖伤病困扰后，阿塞科现在感觉身体已恢复健康。但由于还缺乏“比赛状态”，因此雨果·拉尔森（Hugo Larsson）在赛季初有很大机会获得首发位置。他的能力在法兰克福依然受到高度评价。但这位22岁的球员近期更多处于横向发展状态，因此未能入选瑞典世界杯大名单。为了实现其在国际顶尖职业生涯中的雄心，这位斯堪的纳维亚球员在法兰克福的第四年必须重新找回青少年时期的竞技水平。

许特在人际交往以及场内外工作中带来的清晰度，为所有法兰克福职业球员重新找回自我提供了基础。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在中场位置更是如此。因为许特手中可选的拼图碎片实在太多了。

为什么阿米里选择留在美因茨

纳迪姆·阿米里长期以来一直不愿公开表态是否留在美因茨 05。但在世界杯之后，他明确表示希望在布鲁赫韦格（Bruchweg）再踢一个赛季。对此有充分的理由。作者：彼得·H·艾森布斯（Peter H. Eisenbuth）

同事们的球鞋服务：纳迪姆·阿米里在德国杯进球后。照片：Picture Alliance

纳迪姆·阿米里拥有将最不起眼的环境变成大舞台的能力。变成他自己的大舞台。上周末在美因茨 05 对阵VfB克里绍（VfB Krieschow）的德国杯比赛中正是如此。这家来自东北地区联赛的乡村俱乐部将体育场容量增加到了 4000 名观众——而这位国家队球员为他们带来了一场特别的表演：他将一个 35 米的任意球狠狠地轰入了球门右上角。看台上欢呼雀跃，甚至是被第六次破门的门将贾斯汀·菲茨（Justin Fietz）在捡球时，脸上也掠过一丝微笑。他大概意识到，即使是资深的德甲门将也几乎没有机会化解这一球。

“我不想通过现在说我会留下，但之后可能还是离开，这样来欺骗大家。”

在某种程度上，阿米里重复了他在一年前德累斯顿所做的事情，尽管在那里的那记艺术射门要重要得多。那个 1 : 0 的进球不仅将美因茨队带入了第二轮，还开启了阿米里在该赛季各项赛事中打入 17 球的纪录——这也为随后关于该球员在夏季离队的猜测奠定了基础。

沙特阿拉伯被提及，伊斯坦布尔也被提及，而关注小报和美因茨当地日报的人必须认为，阿米里在新赛季将身穿RB莱比锡的球衣。在签署合同之前，这似乎只剩时间问题。这位 29 岁的球员在上一轮结束后，没有给出人们所期待的对他目前雇主的“明确承诺”，这被一些人视为阿米里离队意向的证据。他在训练营期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的表态也是如此，与一年前的情况相似：他在美因茨 05 的合同直到 2028, 到期，他很喜欢为这家俱乐部效力，但没人知道未来几周会发生什么。“而且我不想对球迷们……”

两天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样是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方式。就像在 2025, 夏天，当时据称他即将转会多特蒙德一样，阿米里在蒂罗尔的球迷之夜再次让 05 的支持者们陷入……

广告

……离开，但他在世界杯中出场时间较短，仅有 2 场——尽管表现出色——在 2 : 1 击败科特迪瓦的比赛中贡献了一次助攻，并在对阵巴拉圭的点球大战中打入一球。之后他与家人进行了深入沟通并做出了决定。“我在美因茨感觉极其舒适，”阿米里说道。他又一次……

萨克森方面既没有向俱乐部提出报价，也没有向球员提出报价。

5分钟读懂莱茵-美因地区 —— 每日更新。

虽然决定留队还是离队并非由阿米里决定，体育总监海德尔表示，这“仍然由我们决定”。俱乐部主席斯特凡·霍夫曼则说：“令人高兴的是，纳迪姆通过他的明确表态，终结了这些传闻。”一些队友对此也表示赞同，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数月以来围绕这位同事未来的喧闹。

全新的莱茵-美因下班简报：为您提供该地区的每日更新播客。

现在收听：faz.net / podcast-feierabend

狂喜。“我的心在这里，”他说。他指的自然不是美丽的布里克斯山谷（Brixental），而是家乡的布鲁赫路（Bruchweg）。“我留下。”随后，现场爆发了欢呼声，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并齐声高喊“美因茨（Mainzaaaa）”。

这位29岁的球员表示，过去几周对他来说并不轻松。虽然他参加世界杯的梦想已经实现

让他成为了焦点。关于阿米里在假期结束后可能仅在美因茨短暂停留便会离队的猜测完全缺乏依据。莱比锡或许很想签下他，但面对05体育总监克里斯蒂安·海德尔可能开出的3000万欧元转会费，莱比锡望而却步。一个

很有可能是阿米里自身的经历促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在霍芬海姆（在尤利安·纳格尔斯曼麾下），他成长为一名国家队球员。但在转会至勒沃库森后，他的职业生涯陷入停滞，在为“药厂”效力的最后一个半赛季中，他仅获得了几次短暂的出场机会。他的决定是：与其在拜耳的替补席上成为冠军和杯赛冠军并进入欧联杯决赛，他选择在2024年1月加入05，与那些看似毫无希望地在德乙联赛中挣扎的球员们一起参与保级战。在那里，他成为了领袖，并与球队一起庆祝成功保级。

阿米里随这支莱茵黑森球队进入了欧协联，但在上赛季的前半段，他与球队多次失利。直到乌尔斯·费舍尔接任主教练，将其位置从“6号位”移至左侧“8号位”后，他才重新焕发光彩。入选世界杯名单就是回报 —— 他为什么要再次拿已取得的成就冒险，并在其他地方重新证明自己呢？

此外，他喜欢与家人一起住在他的出生地路德维希港。那里距离由其兄弟瑙维德（Nauwid）执教的梅希特斯海姆体育俱乐部的高级联赛比赛场地仅一步之遥。“我们要取得巨大的成就，”他向蒂罗尔州的球迷们喊道。重返国际舞台正合他的心意。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HERAUSGEGEBEN VON GERALD BRAUNBERGER, JÜRGEN KAUBE, CARSTEN KNOP, BERTHOLD KOHLER

BROSIUS-GERSDORF Sie hat ein Buch über ihren Fall geschrieben. Feuilleton

EINFACH AUS LIEBE Eine Enkelin entscheidet sich, ihre Großmutter zu pflegen. Leben

SACHSEN-ANHALT WÄHLT Unterwegs mit Sven Schulze und Ulrich Siegmund. Politik

SPORTSGEIST Sind Kinder wirklich träge? Rhein-Main

Durfte Nord Stream 2 zerstört werden?

Deutsche Ermittler beschuldigen die Ukraine, die russische Pipeline zerstört zu haben. Ein Anwalt des Angeklagten sagt: Wenn es so war, war es keine Straftat.

Von Konrad Schuller

Illustration André Gottschalk, Vorlage Verteidigungskommando der dänischen Streitkräfte

A

Nord Stream 1 und 2 von Sprengsätzen zerfetzt worden.

m 26. September 2022 erschütterte eine Explosion den Boden der Ostsee. In 80 Meter Tiefe waren drei von vier Strängen der russischen Gaspipelines und 2 von Sprengsätzen.

Schnell fiel der Verdacht auf Kiew. Das Land kämpfte damals seit sieben Monaten gegen Russlands Invasion. Die Bundesregierung unter Olaf Scholz fürchtete eine Eskalation und suchte nach Gründen, der Ukraine nur minimale Hilfe zu gewähren. So kam es dazu, dass Unterlagen durchsickerten, welche das Land zu diskreditieren schienen. Inhalt: Die Bundesanwaltschaft ermittle gegen eine Gruppe von Ukrainern, welche den Anschlag im Auftrag staatlicher Stellen in der Ukraine mithilfe eines Segelbootes namens Andromeda verübt hätten. 2025 wurde ihr mutmaßlicher Chef, Serhij K., in Italien festgenommen. Die Bundesanwaltschaft erhob Anklage, und im Herbst wird das Oberlandesgericht Hamburg entscheiden, ob es ein Verfahren eröffnet.

Jetzt hat Serhij K.s ukrainischer Anwalt Ilja Nowikow der F.A.S. beschrieben, wie sein Mandant sich verteidigen will: Er möchte, dass das Verfahren gar nicht erst eröffnet wird. Begründung: „Wenn dieser Angriff so ausgeführt wurde, wie die Bundesanwaltschaft es behauptet, war er keine Straftat, sondern ein legitimer Akt militärischer Selbstverteidigung.“ Die einzige korrekte Interpretation sei, „dass es kein Verbrechen gegeben hat“. Nord Stream 1 und 2 seien keine bloßen kommerziellen Objekte gewesen: „Sie waren auf sehr direkte Weise Teil der russischen Kriegsmaschine.“ Nowikow fügt hinzu, das sei kein Geständnis.

Tatsächlich gibt es Zweifel an der Version der Ermittler. Einige Indizien deuten auf Russland. Die dänische Marine besitzt Fotos von russischen Kriegsschiffen mit Mini-U-Booten am Explosionsort, und die Frau, deren Firma die Andromeda für die Sprengfahrt gemietet haben soll, beteiligt sich offenbar an prorussischen Aktivitäten.

Außerdem wirken einige der Spuren in die Ukraine künstlich. Die Besatzung der Andromeda soll Fingerabdrücke und Sprengstoffreste zurückgelassen haben – ungewöhnlich dumme Fehler. Fachleute für Sprengungen unter Wasser verpacken ihre Ladungen immer schon an Land und nicht auf dem Küchentisch einer Nussschale. Die Fahrlässigkeit ging so weit, dass die Besatzung der Andromeda ihr Schiffchen Zeugen zufolge sogar mit einem ukrainischen Wimpel schmückte.

Der dänische Geheimdienstinsider Jacob Kaarsbo glaubt deshalb, dass die Fahrt der Andromeda ein Ablenkungsmanöver unter falscher Flagge war. Der eigentliche „Job“ sei wohl von der russischen Flottille erledigt worden, die damals am Tatort war.

Dennoch will die Verteidigung die Bundesanwaltschaft jetzt beim Wort nehmen. Sie sagt: Wenn es gewesen sein sollte, wie die Kläger behaupten, hätte die Gruppe auf der Andromeda rechtmäßig gehandelt.

Unter Fachleuten ist das umstritten. Die maßgebliche völkerrechtliche Norm, das Zusatzprotokoll zu den Genfer Abkommen vom 8. Juni 1977, besagt: „Zivile Objekte dürfen weder angegriffen noch zum Gegenstand von Repressalien gemacht

Das Argument lautet: Nord Stream 2 war kein wirtschaftliches Projekt, sondern ein militärstrategisches Vorhaben zur Absicherung eines Angriffskrieges.

werden.“ Nur solche Objekte seien legitime Ziele, deren Zerstörung „einen eindeutigen militärischen Vorteil darstellt“.

Es kommt also darauf an, ob die Zerstörung der russischen Ostseeröhren der Ukraine einen „eindeutigen“ militärischen Vorteil brachte. Die Antwort hängt davon ab, ob ein Objekt schon dadurch „militärisch“ wird, dass es wie die Ostseepipelines einer Kriegspartei Einkommen verschafft, oder ob ein konkreterer Bezug nötig ist.

Die internationale Fachliteratur gibt hier gegensätzliche Antworten. Amerikanische und britische Handbücher zum

Kriegsrecht neigen zur Auffassung, ein „unmittelbarer“ militärischer Vorteil sei nicht notwendig, um ein Objekt zum legitimen Ziel zu machen. Das „Newport Manual“ des US Naval College folgert, Kabel am Meeresgrund dürften zerstört werden, „wenn die Notwendigkeiten des Krieges das verlangen“.

Auch in Polen und der Tschechischen Republik gibt es diese Lesart. Der tschechische Präsident Petr Pavel hat die Nord-Stream-Leitungen einmal ein „legitimes militärisches Ziel“ genannt, und ein Richter in Polen hat 2025 einen ukrainischen Taucher, der auf der Andromeda mit dabei gewesen sein soll, in Freiheit gesetzt, weil Angriffe gegen kritische Infrastruktur eines Aggressors kein Verbrechen seien.

Allerdings merkt das amerikanische „Newport Manual“ auch an, dass eine Mehrheit von Staaten das anders sieht: Aus Sicht der meisten Länder werde ein Objekt nicht schon dadurch zum militärischen Ziel, dass es allgemein die Fähigkeit zum Krieg erhalte.

In Deutschland scheint der Bundesgerichtshof diese Sicht zu teilen. Im Dezember wies er eine Haftbeschwerde von Serhij K. unter anderem mit der Begründung ab, der Beschuldigte könne sich nicht auf ein „kriegsvölkerrechtliches Schädigungsrecht“ berufen, denn die Pipelines seien „zivile Objekte“ gewesen.

Der Verteidiger bestreitet das. Er sagt, die Nord-Stream-Leitungen hätten im September 2022 konkreten militärischen Zielen gedient. Die Pipelines seien damals nicht mehr nur wirtschaftliche Investitionen gewesen. Im Gegenteil: Ihr wirtschaftlicher Zweck sei erloschen gewesen. Russland habe sie schon Wochen vor den Explosionen „unter dem falschen Vorwand einer Betriebsstörung“ stillgelegt, „um die deutsche Regierung unter Druck zu setzen“.

Eine Analyse aus dem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 die der F.A.S. vorliegt, zeigt, dass das damals auch in Berlin erkannt wurde. In dem 28 Seiten langen Papier wird nachgerechnet, wie Wladimir Putin den Gasfluss im Sommer 2022 schrittweise abwürgte. Ab dem 31. August, also dreieinhalb Wochen vor den Explosionen, zeigten die Messgeräte dann null. Russland gab technische Gründe an, aber im Papier des Wirtschaftsministeriums heißt es, die hätten sich allesamt als „vorgeschoben“ herausgestellt. Folgerung: Russland benutzte den Lieferstopp, um „Druck“ auf Deutschland auszuüben.

Dieser Druck hatte dem Verteidiger zufolge mehrere militärische Ziele. Zur Erläuterung des ersten ist eine Rückblende nötig. Die Ostseepipelines bestanden aus vier Strängen, von denen vor dem russischen Großüberfall im Februar 2022 zwei („Nord Stream 1“) seit Jahren in Betrieb waren. Zwei weitere („Nord Stream 2“) waren fertig, aber Deutschland hatte wenige Tage vor Kriegsbeginn die Inbetriebnahme verboten. Grund: Die neuen Röhren waren geeignet, die bestehenden Landleitungen durch die Ukraine im Kriegsfall zu ersetzen. Aus Sicht vieler Osteuropäer war Nord Stream für Putin nicht in erster Linie ein wirtschaftliches Projekt, sondern ein militärstrategisches Vorhaben zur Absicherung eines Angriffskrieges.

Der außenpolitische Chefberater des damaligen ukrainischen Präsidenten Petro Poroschenko, Kostjantyn Jelisejew, hatte der F.A.S. das schon 2018 erläutert. Er stellte fest, mit Nord Stream 2 im Rücken könne Russland seine „Aggression“ jederzeit hochfahren. Die Ostseepipelines seien deshalb „eine Einladung an Putin“ zu neuen Angriffen.

Anwalt Nowikow sagt nun, die enge Verbindung von Pipeline und Kriegsplan zeige sich schon an der Ereignisfolge vor dem Großüberfall: Putin habe den Truppenaufmarsch genau zu dem Zeitpunkt im Herbst 2021 forciert, als Nord Stream 2 fertig war. „Die Idee hinter Nord Stream war, die Ukraine zu umgehen“, sagt Nowikow. „Russlands Profite und Russlands Einfluss mussten für den Fall gesichert werden, dass bei einem Angriff auf die Ukraine der Transit durch unser Land stoppen könnte.“

Das deutsche Wirtschaftsministerium sah das ähnlich. In dem Papier von 2022 heißt es, vermutlich werde Nord Stream 2 dazu genutzt werden, die Leitungen über die Ukraine „außer Betrieb zu nehmen“.

Durch den Stopp von Nord Stream 2 kurz vor dem Überfall hatte Berlin diesen Plan allerdings beschädigt, und so begann

Putin im Sommer 2022, Deutschland durch Lieferstopps vor sich herzutreiben. Das erste taktische Ziel: Deutschland muss „Nummer 2“ öffnen. Putin hat das damals offen ausgesprochen. Während er den Gasfluss durch „Nummer 1“ drosselte, erinnerte er daran, dass es ja auch Nord Stream 2 gebe. Die Route sei „fertig“, man müsse sie nur noch „in Betrieb nehmen“, und er habe das Olaf Scholz auch gesagt. Putin fügte hinzu, er habe

den Kanzler „warnen“ müssen, dass die Lieferungen über Nord Stream 1 auf ein Viertel sinken könnten, wenn Nord Stream 2 nicht in Betrieb gehe.

Putin verfolgte mit der Drosselung des Gasflusses damals laut Nowikow ein viel größeres Ziel: Er wollte Deutschland „erpressen“, um Scholz von 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und „Militärhilfe für die Ukraine“ abzubringen. Auch dafür gibt es Belege. Anfang September, als der Gasfluss schon auf null war, sagte Putins Sprecher Dmitrij Peskow, neue Lieferungen hingen „zweifellos“ davon ab, ob der Westen seine Russland-Sanktionen aufhebe. In der Analyse des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iums heißt es dazu, Russland baue „politischen Druck durch Einsatz von Energie als Waffe“ auf. Deutschland solle „mit Blick auf russische Kriegsziele“ in der Ukraine „gefügig“ gemacht werden.

Schon vor dem russischen Überfall spürten viele in Berlin diesen Druck. Zwei Regierungsvertreter schilderten der F.A.S., wie bedrohlich ihnen die Lage schien. Wenn Russlands Lieferungen wegfielen, wäre das nicht gut, sagte eine Stimme damals. Die andere malte aus, was dann wäre: Frieren für die Ukraine? Aber der Einsatz der Ostseeleitungen als „Waffe“ gegen Deutschland ist noch nicht alles. Nowikow weist darauf hin, dass ihr Mutterkonzern, das russische Staatsunternehmen Gazprom, auch unmittelbarer Kriegsteilnehmer war. Gazprom habe zwei Militäreinheiten unmittelbar „geschaffen und unterstützt“: die Gruppierungen „Fakel“ und „Potok“.

Mehrere russische Oligarchen haben eigene Einheiten aufgestellt, um Putins Gunst zu erlangen. Die bekannteste war die „Wagner-Gruppe“ des Catering-Magnaten Jewgenij Prigoschin, und Nowikow sagt, „Fakel“ und „Potok“ seien die „eigenen Formationen“ des Gazprom-Chefs Alexej Miller gewesen. Prigoschin war es auch, der 2023 als Erster auf die Konkurrenz von Gazprom aufmerksam machte: „Leute mit Geld denken jetzt: ein Bataillon aufbauen, das ist richtig heiß.“ Manche wollten dem Kreml zeigen, „wie verfickt genial sie sind“. Allerdings hatte Prigoschin für die Gazprom-Truppen nur Verachtung übrig: Sie seien schlecht geführt und einfach nur „Fleisch“. „Ihre Mütter werden kommen und euch ficken.“

Die EU hat die Existenz von „Fakel“ und „Potok“ bestätigt. In einem Sanktionsbeschluss stellt sie fest, beide seien als „private russische Militärunternehmen“ von Gazprom gegründet worden und trügen „unmittelbar zum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gegen die Ukraine bei“. Nowikow folgert, dass auch die Gazprom-Töchter Nord Stream und Nord Stream 2 unmittelbar zur russischen Kriegsmaschine gehörten und deshalb legitime Angriffsziele waren.

Dazu passt, dass „Fakel“ und „Potok“ offenbar schon existierten, als die Ostseepipelines Ende September 2022 zerstört wurden. Ein russischer Kämpfer erzählt in einem Video, dass Gazprom schon am Beginn des Krieges Kampfeinheiten geschaffen habe. Und Journalisten der „Financial Times“ haben Zeugenaussagen dokumentiert, denen zufolge Gazprom schon im August 2022 Kämpfer anwarb – also einen Monat vor den Explosionen in der Ostsee.

TEURES VERSPRECHEN Hilft eine Steuer auf süße Getränke der Gesundheit? Wissenschaft

GROSSE FLUCHTEN

Auf dem Caravan-Salon fährt die Branche mächtig auf.

Technik & Motor

GUTE ERNTE

Die Welt hat so viel Kaffee wie nie – trotz Klimawandel.

Wirtschaft

Kundenservice: (0 69) 75 91-10 00 Internet: www.faz.net/meinabo Abo-Bestellung: (0 69) 75 91-33 59 Im Internet: www.faz.net/abo

Fotos Picture Alliance (2), Lucas Bäuml, AFP, dpa

Luxemburg, Österreich, Belgien, Frankreich, Italien, Niederlande, Portugal (Cont.), Spanien, Kanaren, Balearen 6,60 € - Schweiz 6,90 sfrs

eit Monaten blickt ganz Deutschland in den Osten. Auf Ulrich Siegmund, der auf einem alten DDR-Moped durch Sachsen-Anhalt fährt und gemeinsam mit Tino Chrupalla die DDR-Hymne singt. Auf Wahlkampfveranstaltungen, bei denen Politiker und Anhänger „Ost-, Ost-, Ostdeutschland!“ skandieren. Auf Björn Höcke, der sagt, nur im Osten seien „die Menschen noch Deutsche“.

Im Westen der Republik warf das Fragen auf: Wollen die da drüben überhaupt dazugehören? Darf, wer betont, Ostdeutscher zu sein, die Spaltung zwischen Ost und West eigentlich beklagen? Und schließlich: Können die mal aufhören zu jammern?

Ausgelöst hatte die Debatte auch ein Leitartikel in der F.A.Z. vor zwei Wochen. Der Autor beklagte, dass gleich mehrere Parteien das ostdeutsche Sonderbewusstsein befeuerten. Nicht nur AfD, BSW und Linke, sondern auch CDU und SPD. Die Geduld im Westen stoße langsam jedenfalls, auch angesichts der hohen Zustimmungswerte für die AfD, an ihre Grenzen, bestätigten Journalisten anderer westdeutscher Medienhäuser. Wieder andere bezeichneten das, was dort passierte, als „Aufstand der Jammerwessis“, die nun alte Klischees aus der Kiste kramten, um ihrer angestauten Wut einmal Luft zu machen. Und Bildungsministerin Karin Prien meinte: „Darüber lohnt sich doch jetzt ein ernsthaftes Gespräch!“

Wir wollten sprechen. Mit ostdeutschen Politikern und Politikerinnen. Gibt es dieses Sonderbewusstsein tatsächlich? Und wenn ja: Ist das ein Problem? Einige unserer Anfragen wurden ignoriert, auf andere kamen Absagen. Vor der Wahl sei das ein heikles Thema. Aber manche wollten dann doch sprechen.

Die da drüben

Zum Beispiel Sepp Müller. Der stellvertretende Vorsitzende der Unionsfraktion im Bundestag ist in diesen Tagen viel in Sachsen-Anhalt unterwegs, seinem Heimatverband. Er kann nicht feststellen, dass sich die Wähler dort gerade in besonderem Maße für das Verhältnis von Ost und West interessieren würden, Debatte hin oder her. An den Wahlkampfständen gehe es um die hohen Spritpreise, den Verlust von Industriearbeitsplätzen und das mangelnde Reformtempo in Berlin.

Vor den an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ist eine hitzige Ost-West-Debatte entbrannt. Ist das nötig? Wir haben ostdeutsche Politiker gefragt.

Trotzdem kann Müller der aufgeflammten Ost-West-Debatte etwas abgewinnen, weil er noch viel zu oft hört, die Wiedervereinigung sei die Ursache für die Probleme der Menschen im Osten, und weil er sieht, wie die AfD daran anknüpft. „Die AfD versucht das zu vollenden, was die PDS auf den Weg gebracht hat: eine Umkehrung von Ursache und Wirkung“, sagt Müller. „Wir müssen deutlich machen: Die Ursache dafür, dass viele Menschen im Osten kein Vermögen aufbauen konnten, dass ihnen vierzig Jahre erzählt wurde, der Staat regelt alles für dich, ist nicht die Wiedervereinigung, sondern vierzig Jahre SED-Parteiendiktatur und ein System, das völlig abgewirtschaftet war.“

Statt ein Sonderbewusstsein zu pflegen, sollte der Osten Selbstbewusstsein aufbauen, findet Müller und nimmt Bezug auf das alte Klischee des „Jammeros-sis“, wenn er sagt: „Ich halte wenig von Jammern und mehr von Machen.“ Müller hält es schon für problematisch, dass es in Berlin noch einen Ostbeauftragten gibt, der einmal im Jahr in einem Bericht fest-hält, was noch immer nicht gut ist in den neuen Ländern – so, als seien die Ost-deutschen eine bemitleidenswerte Minderheit. „Wir haben Dinge, die andere nicht haben, wir haben Fläche, wir haben erneuerbare Energien, und das können wir selbstbewusst zeigen“, sagt Müller und verweist auf das riesige Rechenzentrum, das die Schwarz-Gruppe für 5,6 Milliarden Euro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bauen will, weil es dort ausreichend günstigen Strom aus Windkraft gibt.

Von Jochen Buchsteiner, Mina Marschall und Andreas Nefzger

Den Vorwurf, statt auf ostdeutsche Stärken auf ostdeutsche Befindlichkeiten zu setzen, musste sich zuletzt aber auch Müllers Partei anhören. Da war der Vorstoß von Ost-Ministerpräsidenten zur Rente mit 63, dem sich inzwischen auch Länderchefs aus dem Westen angeschlossen haben. Da waren die Auftritte des sachsen-anhalt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Sven Schulze, auf denen der Komiker Didi Hallervorden die Rüstungs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kritisieren durfte. Beides steht quer zur Linie der Bundes-CDU, die auch Müllers Linie ist. Darauf angesprochen, antwortet er, im Jahr des Mauerfalls in Wittenberg geboren, mit einem variierten Luther-Zitat: Man sollte dem Volk aufs Maul schauen, aber nicht nach dem Mund reden.

Schaut man den Ost- und den Westdeutschen aufs Maul, erfährt man schnell: Es gibt nach wie vor viele Anknüpfungspunkte für Parteien, deren Geschäftsmodell es ist, einen Keil ins deutsch-deutsche Verhältnis zu treiben. Als Forscher vor einigen Jahren west- und ostdeutsche Vertreter der Nachwendegeneration darum baten, die jeweils anderen mit Attributen zu beschreiben, fielen diesen vor allem alte Klischees ein. Die Wessis sagten über die Ossis, diese seien rassistischer, dümmer und fauler, und die Ossis attestierten den Wessis, diese seien arroganter und eingebildeter. Auch das Gefühl, Bürger zweiter Klasse zu sein, hält sich ausweislich von Umfragen unter vielen Ostdeutschen hartnäckig.

Linda Teuteberg versteht, warum Menschen so fühlen. Die gebürtige Brandenburgerin bearbeitet das Ost-West-Thema seit vielen Jahren und wirbt vor allem im Osten für Positionen, die dort nicht überall populär sind: für di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für mehr Vertrauen in marktwirtschaftliche Mechanismen, gegen ein verklärtes DDR-Bild. Zugehört wird ihr auch, weil sie sich über verbreitete Sorgen und Empfindlichkeiten nicht erhebt, zum Beispiel in der Migrationspolitik.

Die neu aufgeflammte Debatte besorgt die FDP-Politikerin nicht nur, weil sie emotional viel Porzellan zerschlage. „Die Debatte lenkt von den wahren Themen ab und entfernt uns als Bundesrepublik noch mehr von den nötigen Reformen“, sagt sie. Dabei weist sie darauf hin, dass viele Haltungen, die pauschal dem Osten zugerechnet werden, ebenso im Westen zu finden seien. Die in Ostdeutschland – bis hinauf in die Staatskanzleien – vertretene Kritik an der Rentenreform werde genauso vom DGB und von westlichen SPD-Leuten vertreten. Auch Russland-Nähe finde sich im Westen, und selbst die Verharmlosung des DDR-Unrechts sei schon Teil der alten westdeutschen SPD gewesen.

T euteberg, stellvertretende Vorsitzende der Liberalen, meint, dass die Fixierung auf die AfD die Spannung noch erhöhe. Als der Linke

Bodo Ramelow und die Sozialdemokratin Manuela Schwesig die DDR in Reden verherrlicht hätten, sei dies im Westen nicht weiter skandalisiert worden; es habe als „salonfähig“ gegolten. Wenn sich die AfD im Osten entsprechend äußere, sei die Empörung hingegen groß.

Mit Überzeugung stemmt sich Teuteberg gegen das Konstrukt einer Sonderidentität Ost. „Diese war eine Erfindung der Neunzigerjahre, die von der PDS und später dann auch von der AfD bewirtschaftet wurde. Wenn aber, wie gerade wieder, mit Ressentiments gegen Ostdeutsche gearbeitet wird, wird diese mystische Identität auch noch bestätigt und verfestigt.“

Anknüpfen konnten die vermeintlichen Anwälte der Ossis an deren Erfahrung, im westdeutsch dominierten Diskurs nicht immer für voll genommen zu werden. Teuteberg selbst musste sich anhören, dass ihre kritische, gleichwohl differenzierte Position zur Migration wohl mit ihrer Herkunft zu tun habe: „Wer nicht mit dem türkischen Gemüsehändler an der Ecke aufgewachsen ist, hat eben weniger Empathie für Migranten“, habe ihr ein westdeutscher Politiker einmal ins Gesicht gesagt.

Nach zahllosen Gesprächen auf Marktplätzen und Panels wehrt sich Teuteberg gegen das Pauschalurteil, dass die Ostdeutschen „kollektiv ein Problem mit der Demokratie“ hätten. „Vielmehr gibt es beides gleichzeitig: die, die die Diktaturerfahrung in der DDR bis heute prägt, aber eben auch jene, die besonders sensibel für Fehlentwicklungen in einer Demokratie sind und sie vielleicht früher erkennen als manche im Westen.“

Pauschalurteile will auch Georg Maier nicht fallen, doch auf das Demokratieverständnis des Ostens blickt er durchaus kritisch. Maier stammt nicht aus dem Osten, aber ist dort seit vielen Jahren politisch aktiv. Der thüringische Innenminister sagt, er fühle sich weder ost- noch westdeutsch. „Ich habe Jahrzehnte in Ost und West gelebt und gearbeitet. Wenn es eine geographische Zuordnung braucht, dann bin ich Süddeutscher, weil ich am Bodensee geboren bin.“

Maier findet es gut, wenn politisch heikle Themen aufgegriffen werden. So auch bei der jetzigen Debatte. Im Gespräch betont er immer wieder, dass es nicht „die“ Ostdeutschen gebe, ebenso wenig wie „die“ Westdeutschen. Aber wenn man mal in diesen Kategorien bleibt, fallen ihm dann doch ein paar Sachen ein, die ihn nerven.

An „den“ Westdeutschen zum Beispiel stört Maier, dass sie zu lange zu wenig Interesse am Osten gezeigt hätten. Er erzählt von einem Volksfest in Südbaden und seiner Rede in einem Festzelt über die gravierenden Unterschiede bei Löhnen, Renten und Vermögen zwischen Ost und West – und von den fragenden Gesichtern seiner Zuhörer. „Dieses mangelnde Interesse ist das, was viele Ostdeutsche verletzt.“

Und bei „den“ Ostdeutschen? Maier kritisiert die Nähe zu Russland. Die Verschwörungserzählung, dass die NATO Mitschuld am russischen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trage, sei weit verbreitet. „Ich verstehe nicht, woher das kommt, wo doch die Menschen hier jahrzehntelang unter der autoritären Politik der UdSSR und ihrer Handlanger in Ostberlin gelitten haben.“ Im Osten sei außerdem ein libertäres Demokratieverständnis weiter verbreitet als im Westen. „Die hohen Wahlergebnisse der AfD werden von vielen als Legitimierung der AfD als normale Partei gesehen“, sagt Maier. Im Westen sei die Akzeptanz einer wehrhaften Demokratie hingegen höher. „Noch“, fügt er hinzu.

D

ass im Osten zu viel gejammert wird, will Maier so pauschal nicht bestätigen. Zumal manches eben nicht von der Hand zu weisen sei. „Ostdeutsche sind in den politisch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Eliten deutlich unterrepräsentiert. Das ist mehr als 35 Jahre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nicht gut.“

Ein Junge spielt auf dem Domplatz in Magdeburg; Fähnchen bei 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der AfD in Zeitz Fotos Jens Gyarmaty

Dass die gefühlten und tatsächlichen Benachteiligungen, aber auch die eigene Geschichte zu etwas geführt haben, das man Sonderbewusstsein nennen kann oder auch spezifische ostdeutsche Identität, ist keine Erfindung von debattenfreudigen Leitartiklern. Bringen Forscher zum Beispiel nur West- oder nur Ostdeutsche zu einer Gruppendiskussion zusammen, dann fällt den Wessis die gemeinsame Herkunft gar nicht auf, während die Ossis sofort bemerken, dass sie offenbar die Ossigruppe sind, und Anstoß daran nehmen. Dazu passen Umfragen, wonach sich Bürger aus dem Osten relativ häufig als Ostdeutsche identifizieren, während recht wenige Menschen aus dem Westen sich in erster Linie als Westdeutsche sehen.

Nora Zabel bewegt sich in beiden Welten. Zabel ist dreißig Jahre alt, geboren in Hagenow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CDU-Mitglied, seitdem sie 15 ist. Zuletzt arbeitete sie für die Abgeordnete Serap Güler. Gerade unterstützt sie den Wahlkampf in ihrer Heimat.

Zabel gehört zu jener Generation, die die Mauer selbst nicht mehr gesehen hat und doch immer wieder mit den Unterschieden zwischen Ost und West konfrontiert ist. In ihrem Buch über die ostdeutsche Gen Z, „Vereint in Zerrissenheit“, beschreibt sie, dass sie beides in sich trage. Sich also mit den Menschen im Osten solidarisch fühlt, aber sich in anderen Fragen abgrenzt. Etwa, wenn es um Migrations-, Klima- oder Verteidigungspolitik geht.

Als sie sah, wie hitzig jetzt in den sozialen Netzwerken debattiert wurde, war Zabel überrascht. Sie habe diesen Ton aus dem Westen selten so wahrgenommen. Ein bisschen versteht Zabel den Unmut aber auch. Auch sie machen die Bilder aus Sachsen-Anhalt wütend. „Es gibt auf jeden Fall Anlass zu fragen: Warum wählen die so?“, sagt sie. Dennoch hält sie die Debatte für zugespitzt, befürchtet einen Rückfall in alte Plattitäden. Und vor allem komme es darauf an, wer so eine Kritik übe. „Wenn’s ein Wessi macht, hat’s immer so was Anrüchiges.“ Schließlich sei es nur Zufall, wenn man als Westdeutscher in Freiheit geboren wurde. Anders als ihre Eltern.

Zabel hat in der Schule gelernt, dass Amerika der starke Partner ist. Aber zu Hause bezeichneten ihre Eltern Russland als den großen Bruder. Zabel ist das Kultmoped Simson gefahren, und im Wohnzimmer ihrer Familie stand ein Fliesentisch. Sie sagt, es gebe nun mal eine ostdeutsche Identität. Die dürfe nur nicht politisiert werden – und nicht als Rechtfertigung für eine Opferrolle dienen. „In der DDR wurden Menschen an der Mauer erschossen. Das waren Opfer. Für alle anderen ist es, würde ich meinen, nach der Wende besser geworden.“ Der Kapitalismus sei hart, aber man müsse sich irgendwann daran gewöhnen, dass nicht alles vom Staat aufgefangen werde.

W

omöglich dauert es an diesem Abend nicht lang, bis auch den CDU-Leuten dämmert:

Es kann gefährlich sein, Markus Söder als Wahlkampfhelfer einzuladen. Jedenfalls, wenn der Hilfsempfänger Sven Schulze heißt. Am Montag in Wernigerode im Harz, unten die malerische Fachwerk-Altstadt, oben der Gipfel des Brocken, der früher unerreichbar jenseits der Grenze lag und zu dem sie im Tal sehnsuchtsvoll hochguckten.

Die Schlange vor dem Hotel war so lang, dass sich der Beginn verzögert hat, aber gerade ist Söder zu den Klängen bayerischer Marschmusik in den Mehrzwecksaal eingezogen wie ein CSU-Ehrenvorsitzender in ein Festzelt. Und schon jetzt wirkt Schulze nicht wie die Hauptfigur des Abends, sondern wie einer, der auch da ist.

Gegen die blaue Welle

„Söder und Schulze – Wirtschaft ist Chefs Sache“, so ist die Veranstaltung überschrieben; man will ausloten, was Sachsen-Anhalt vom wohlhabenden Nachbarn im Süden lernen kann. Und mal abgesehen von der eigenwilligen Schreibweise: Erst Söder, dann Schulze, dieses Kräfteverhältnis bleibt für den Rest des Abends bestehen. Schulze spricht von den Arbeitsplätzen und der Wirtschaft, von den Schulen, die er stärken will, vom Optimismus, den Sachsen-Anhalt gerade brauche. Die Rede ist solide, der Applaus wohlwollend, aber mitgerissen wirken die 500 Menschen im Saal nicht gerade.

Dann kommt Söder, und der hat die Gäste spätestens nach fünf Minuten. Er lobt den gelernten Wirtschaftsingenieur Schulze für dessen Expertise, preist die bayerische Innovationskraft, macht Witze über Robert Habeck. Auch die AfD nennt er, anders als Schulze, beim Namen: „Jemand, der immer nur schimpft, der mag sich selber nicht.“ Das kommt an im Saal, an einigen Stellen gibt es sogar Szenenapplaus. Später, als die CDU-Direktkandidatin Bianca Heine, die den Abend moderiert, fragt, ob beide einander früher mal bei der Jungen Union begegnet seien, sagt Söder, nee, er sei ja älter. Dann soll auch Schulze etwas sagen, aber er druckst etwas unverständlich herum. Also macht Söder den Anschubser: „Nimm doch mal das Mikro!“

Sven Schulze tut sich schwer in diesem Wahlkampf, und das nicht nur gegen Markus Söder. Eine Woche vor der Landtagswahl steht die AfD, die der Verfassungsschutz in Sachsen-Anhalt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stuft, in einer ZDF-Umfrage bei 40 Prozent, die CDU liegt abgeschlagen bei 23 Prozent. Damit hat die AfD zuletzt zwar leicht verloren, auch die absolute Mehrheit wäre es für sie noch nicht. Aber sie ist auch nicht weit von ihr entfernt.

CDU-Spitzenkandidat und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in dieser Woche beim Wahlkampf am Magdeburger Hauptbahnhof. Unten: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bei 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in Zeitz

Eine Woche vor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liegt Sven Schulze mit der CDU abgeschlagen hinter der AfD. Er hofft, mit Argumenten zu punkten – aber wollen die Leute die hören? Von Oliver Georgi und Jens Gyarmaty (Fotos)

Schulze hat kaum einen Amtsbonus, weil er erst seit einem guten halben Jahr Ministerpräsident ist. Als sein Vorgänger Reiner Haseloff im Januar vorzeitig an ihn übergab, war er den Sachsen-Anhaltern noch kaum bekannt. Das dürfte sich mittlerweile zwar geändert haben, aber zu einem „Landesvater“ wie Haseloff ist er noch nicht geworden. Auch deshalb gibt es viele, die den Zeitpunkt der Amtsübergabe zu spät fanden. „Er hätte viel früher anfangen müssen, sich bekannt zu machen“, sagt eine aus dem Landtag. „Die Leute wissen immer noch nicht, woran sie an ihm sind.“

Manches am CDU-Wahlkampf wirkt zudem erstaunlich unbeholfen. Termine werden kurzfristig verschoben oder erst zu- und dann wieder abgesagt, wie ein Auftritt in der Sendung „Jung & Naiv“ des Podcasters Thilo Jung. Auch wenn es jeweils gute Gründe geben mag: Straff organisiert wirkt Schulzes Wahlkampf nicht.

Das alles wäre vielleicht noch verkraftbar, wenn Schulze nicht gegen Ulrich Siegmund von der AfD antreten müsste. Der wird von seinen Anhängern mittlerweile wie ein Popstar gefeiert – und ist in seiner vagen Wutbewirtschaftung mit rationalen Wahlkampfmaßstäben nur schwer zu packen. Kurz vor Söders Besuch in Wernigerode hat die AfD ihren neuen Wahlwerbespot veröffentlicht, in dem Siegmund im gleißenden Gegenlicht auf seiner Simson durchs Land fährt. Strahlende Bilder aus weichgezeichneten blühenden Landschaften – selbst in der CDU sagen sie, dass die AfD ihren Wahlkampf professionalisiert hat; da sitzt jedes Bild.

Schulzes Wahlkampf wirkt dagegen dröger, auch Straßenwahlkampf macht er wenig. Anfang der Woche stand er morgens um halb sieben am Magdeburger Hauptbahnhof, um mit Passanten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einen anderen Bahnhof-Termin sagte er kurzfristig wieder ab. Er ist auch mal mit dem Fahrrad durchs Land gefahren, auf seiner Sommertour. Trotzdem hat man den Eindruck, dass ihm Podien wie in Wernigerode lieber sind. Doch da packt man, mit Söders Hilfe, vielleicht die Gesetzteren, die ohnehin CDU wählen. Aber nicht die Wütenden auf der Straße, die jubeln, wenn Siegmund ruft, die AfD wolle zurück in die gute alte Zeit.

Schulze antwortet dann gern: Welche gute alte Zeit? Ende der neunziger Jahre lag die Arbeitslosigkeit in Sachsen-Anhalt bei mehr als 20 Prozent, heute liegt sie bei acht! Das müsse man den Menschen nur oft genug erklären, glaubt er: dass die Lage viel besser sei, als die AfD sie rede. „Die AfD macht einen Wahlkampf ohne Inhalte, sondern nur mit Gefühlen. Ich bin aber überzeugt, dass die Menschen das am Ende durchschauen.“ Aber tun sie das wirklich?

Der ältere Mann, der anderntags in Zeitz in einer langen Schlange steht, um sich ein Autogramm von Siegmund zu holen, tut es eher nicht. Er beäugt den Journalisten misstrauisch, eigentlich redet er mit einem von der „Systempresse“ nicht, aber dann überlegt er es sich doch anders. Was er so toll findet an Siegmund? „Dass er zum Volk steht!“ Warum man sich Deutschland „zurückholen“ muss, wie Siegmund sagt? „Weil alles nur noch furchtbar ist, die Altparteien machen sich die Taschen voll, und jetzt stehen wir mit dem Rücken zur Wand!“

Auf die Nachfrage, was genau so furchtbar sei, weiß der Mann nichts mehr zu sagen, dafür kramt er eine Silbermedaille hervor, die das rechtsextreme „Compact“-Magazin aufgelegt hat. Auf ihr ist der Kopf von Siegmund abgebildet, mit seiner „Kennedyähnlichen Ausstrahlung“, wie das Magazin schwärmt. Stückpreis im Onlineshop: 99,95 Euro. Der Mann strahlt, als halte er einen seltenen Schatz in den Händen.

Ein Stück weiter, hinter einschlägig tä- towierten Rechtsradikalen aus dem AfD- Vorfeld, Familien mit Kindern und feixenden Jugendlichen, steht eine junge Frau; sie hat extra eine Nachtschicht geschoben, damit sie heute hier sein kann. Wie viele andere hat sie eine Ausgabe des „Spiegels“ dabei, das Heft mit Siegmund auf dem Cover, auf der er als „gefährlichster Mann Deutschlands“ bezeichnet wird. Auf dem soll Ulrich unterschreiben. Eine AfD-Mitarbeiterin grinst breit, als man sie darauf anspricht: „Das war das größte Geschenk, das ihr uns machen konntet.

Damit habt ihr euch ein Eigentor geschossen!“

Um zehn vor vier kommt Siegmund, Beifall brandet auf, und dann, am Stand, kann man seine einnehmende Methode gut beobachten: Lächeln anknipsen, Hände schütteln, Babys knuffen, noch ein Selfie, „tschüssi!“ – das also ist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haha, da lachen sich die mit Runen und rechten Kampfsprüchen tätowierten Männer vor der Bühne ja schlapp! Und auch der Videoblogger „Aktivist Mann“, der auf dem Platz herumläuft und vor ein paar Tagen Journalisten beim AfD-„Familienfest“ in Merseburg rüde beschimpft und angerempelt hat.

Fast drei Stunden schreibt Siegmund Autogramme, auch dann noch, als seine Vorredner auf der Bühne den Platz längst vorheizen. Die Menge jubelt, als sie in bellendem Ton gegen die „Lügenregierung“ wettern und dem Kanzler Korruption vorwerfen, wogegen die „echten Patrioten“ jetzt aufstehen müssten. Die Menge johlt, als einer die Gegendemonstranten am anderen Ende des Platzes als „nützliche Idioten des Establishments“ bezeichnet und als ein anderer Migranten beschimpft, die man hier nicht haben wolle.

Als Siegmund schließlich unter „Ulli, Ulli“-Rufen auf der Bühne steht, ist von Hass und Hetze nichts mehr zu hören. Die Moderatorin hat ihn als „das freundliche Gesicht der Politik“ angekündigt, obwohl „das freundliche Gesicht der Rechtsextremen“ sicher passender wäre. Siegmund spricht nur kurz, dafür aber in einprägsamen Sätzen: „Ihr gebt mir die Kraft“, „Wir sind Menschen aus dem Volk für das Volkl“, „Ich habe keine Lust, dass Leute aus Prenzlauer Berg uns vorschreiben, wie wir zu leben haben!“

Nach zwanzig Minuten Wir-Beschwörung ist man inhaltlich kaum schlauer, aber um die Gewissheit reicher, dass Siegmund selbst Ungeheuerlichkeiten so geschmeidig verpacken kann wie den Rat eines guten Kumpels: Man solle, fordert Siegmund die Menge am Ende auf, „den

Damen und Herren im Wahllokal über die Schulter schauen“, damit es bei der Briefwahl keine Unregelmäßigkeiten gebe. Auch in den Pflegeheimen solle man darauf achten, dass dort „alles mit rechten Dingen zugeht“. Ein älterer Mann vor der Bühne nickt heftig, „genau, es wird ja überall betrogen!“. Die Ostdeutschen hätten schon mal eine Wende erledigt, sagt er, jetzt sei es Zeit für die zweite.

Gegen so viel Wir-Bewirtschaftung kommt man nur schwer an, aber die Versuchung ist groß, den Trotz auch selbst zu befeuern. Sven Schulze hat im Wahlkampf einige Abende mit dem Kabarettisten Dieter Hallervorden veranstaltet, um über Meinungsfreiheit zu diskutieren. Dann musste er in voll besetzten Theatern aber mit anhören, wie Hallervorden den Kanzler und sein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als „Kriegstreiber“ bezeichnete. Manche werteten das als hilflosen Versuch, im Lager von AfD und BSW zu wildern, wo Kriegstreiberei-Vorwürfe, Putin-Verständnis und tumbe Eliten-Kritik zur Grundausbildung gehören.

Schulze verteidigt sich, er habe nicht provozieren, sondern den Menschen zeigen wollen, was er unter Meinungsfreiheit versteht: „Natürlich sehe ich manche Dinge anders als Herr Hallervorden, aber das muss man aushalten.“ Trotzdem wirkte er wie einer, der nach jedem Strohhalm greift – und dafür auch den eigenen Kanzler düpiert, zu dem die CDU im Wahlkampf ohnehin auf Distanz ging.

Ähnlich sah es beim Streit um das Rentenpaket aus. Der Kanzler war mächtig stolz darauf, dass ihm vor der Sommerpause endlich ein Reformprojekt gelungen war – bis Sven Schulze, Michael Kretschmer aus Sachsen und Mario Voigt aus Thüringen ihr Veto einlegten, wegen der Abschaffung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Zwar sprangen SPD-Ministerpräsidentinnen wie Manuela Schwesig oder Anke Rehlinger schnell auf den Zug auf, aber bei vielen blieb vor allem der Verdacht hängen, dass sich drei Ost-Ministerpräsidenten auf Kosten der Koalition profilieren wollten.

In der Staatskanzlei holt Schulze sein Handy hervor, wenn man ihn darauf anspricht; der Vorwurf nervt ihn, deshalb will er die Passage im Koalitionsvertrag vorlesen: „Ein abschlagsfreier Renteneintritt nach 45 Beitragsjahren wird auch künftig möglich bleiben.“ Es sei nur recht und billig, den Kanzler daran zu erinnern, findet Schulze – mit einer „Rebellion“ habe das nichts zu tun, sondern mit der Suche nach einem guten Kompromiss. „Viele Menschen kommen im Wahlkampf zu mir und sagen: Wir sind Ihnen sehr dankbar, dass Sie trotz Gegenwind Rückgrat beweisen. Unsere Lebensleistung muss gewürdigt werden.“

A ber selbst mal angenommen, dass das am Wahlabend noch verfängt: Dann dürften Schulzes Probleme erst richtig anfangen. Erringt die AfD am 6. September die absolute Mehrheit, wird man es – neben dem Kanzler – vor allem ihm anlasten, dass zum ersten Mal in einem deutschen Bundesland eine rechtsradikale Partei regiert.

Verfehlt die AfD die absolute Mehrheit hingegen, könnte die CDU wohl nur dann weiterregieren, wenn sie mit der Linken zusammenarbeitet. Das Problem ist jedoch: Auch in der sachsen-anhaltischen CDU sind die Linken vielen ähnlich verhasst wie die AfD, manchen gilt die AfD womöglich als das kleinere Übel. Außerdem gilt weiter der 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 in beide Richtungen, wie die neue CDU-Generalsekretärin Franziska Hoppermann gerade noch einmal betont hat. Aber die muss ja auch keine Regierung in Magdeburg bilden.

Dass die CDU mit der Linken koaliert, hat Schulze ausgeschlossen, aber zumindest in der Linken glauben viele, dass er sich im Zweifel von ihr tolerieren lassen würde. Auch dann dürften ihm jedoch unangenehme Debatten bevorstehen. Vor Kurzem warnten die beiden früheren CDU-Landesvorsitzenden

Karl-Heinz Daehre und Gerd Gies, wenn die CDU sich von der Linken dulden lasse, werde sie „in der Bedeutungslosigkeit versinken“. Damit drückten sie eine Stimmung aus, die in der sachsen-anhaltischen CDU weit verbreitet ist.

Wahrscheinlich ist auch, dass am Wahlabend noch eine andere Debatte Fahrt aufnimmt: ob man die Brandmauer zur AfD nicht schleifen und mit den Rechtsextremen zusammenarbeiten sollte. Manche unken in Magdeburg schon, die Nähe zur AfD sei bei manchen CDU-Abgeordneten so groß, dass sie Siegmund in einem dritten Wahlgang mit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könnten. Schulze schließt das kategorisch aus: „Ich lege meine Hand dafür ins Feuer: Keiner aus meiner Fraktion wird die AfD unterstützen. Die Fraktion steht zu 100 Prozent hinter mir.“ In Magdeburg gibt es allerdings Zweifel, ob er am Wahlabend noch in der Position ist, solche Garantien auszusprechen.

In dieser vertrackten Lage fällt es vielen in der CDU schwer, optimistisch zu bleiben. Bis sich am Mittwochabend, beim Fernsehduell von Schulze und Siegmund im MDR, plötzlich die Rollen vertauschen. Siegmund wirkt unter Druck, kann bei vielen Themen auch auf Nachfrage keine Antwort geben und spricht nur immer wieder von der „generellen Schieflage“. Schulze hingegen beweist, dass er doch kämpfen kann, punktet mit konkreten Aussagen in der Wirtschafts- und Bildungspolitik, ist angriffslustig wie selten. „Ich labere nicht, ich liefere“, sagt er an einer Stelle.

Plötzlich sind sie im Schulze-Lager doch wieder da, die sehr leisen Hoffnungen. Dass es vielleicht doch noch so laufen könnte wie vor fünf Jahren, als die CDU am Wahlabend 37,1 Prozent holte, zwölf Punkte mehr als in den Umfragen vorausgesagt. Dass in der Kabine, wenn man allein ist mit sich und nicht zusammen mit Tausenden Brüllenden auf dem Marktplatz, doch Argumente zählen. Und nicht nur patriotisches Gelaber.

SO ISST POLITIK Potsdam, aber oho Häppchen und Wein mit der Landespresse Von Friederike Haupt

Der Ausdruck „Hauptstadtjournalisten“ ist grob irreführend. Er wird zumeist für diejenigen Reporter verwendet, die in Berlin über den Bundestag, den Bundeskanzler und seine Koalition berichten. Tatsächlich arbeiten aber überall im Land ebenfalls Hauptstadtjournalisten – Landeshauptstadtjournalisten. Von ihnen gibt es zwar immer weniger, weil immer mehr überregionale Zeitungen auf Landeskorrespondenten verzichten und Lokalzeitungen Stellen streichen müssen. Aber die Verbliebenen halten die Stellung.

So auch in Potsdam, der Hauptstadt von Brandenburg. Da ist politisch oft was los, im Januar zum Beispiel zerbrach die Regierungskoalition, und die SPD musste sich einen neuen Partner suchen. Jetzt gerade geht es um viel Geld, genauer gesagt um zu wenig Geld. Der Finanzminister muss ein großes Loch im Landeshaushalt stopfen. Also eigentlich alles ähnlich brisant wie in Berlin. Nur eine Nummer kleiner. Das gilt auch für die Sommerfeste.

Dienstag Abend, eine Dachterrasse mitten in Potsdam: Hierher hat die Brandenburger Landespressekonferenz eingeladen, ein Zusammenschluss von Journalisten, die über Brandenburg berichten. Üblicherweise organisiert sie Pressekonferenzen oder auch Hintergrundgespräche mit Politikern. Einmal im Jahr aber eben auch einen Sommerempfang. Der Vorstand, in dem auch die F.A.Z. vertreten ist, weiß, dass Reden hilft. Erst recht, wenn es dazu was Gutes zu trinken und einen schönen Ausblick gibt.

Und so füllt sich die Dachterrasse schnell. Ministerpräsident Dietmar Woidke von der SPD ist von überall aus gut zu sehen, sein Kopf ragt aus der Menge heraus. Auch die meisten Minister sind da, etwa Woidkes Vize, Innenminister Jan Redmann von der CDU. Aber auch die Opposition ist

Der Himmel über Potsdam: Ausblick von der Dachterrasse

vertreten, ein Grüppchen AfD-Leute steht zusammen, darunter der Chef der Parteijugend, Jean-Pascal Hohm, der auch Abgeordneter im Brandenburger Landtag ist. Dass die alle hier oben versammelt sind, heißt nicht, dass sie miteinander feierten. Eher halten sie einander aus.

Und was sind die Gesprächsthemen? Eigentlich dieselben wie in allen anderen deutschen Hauptstädten auch. Was tut die CDU, wie geht's weiter mit der SPD, welche Pläne hat die AfD, und wo kann man sparen? Aber auch: Hier tut sich was, da wirkt wer Wunder, und irre war ja dieser Abend vor vierzehn Jahren! Dazu Wein, Bier, Wasser, Häppchen und ein Sonnenuntergang, der den Himmel glutrot leuchten lässt.

Wichtiger Unterschied zu Berlin: Die Gäste kennen einander besser, sehen einander öfter, eilen nicht bald weiter zur nächsten Party, einfach, weil es keine gibt. Potsdam mag die kleinere Hauptstadt sein, aber in Sachen Gläserklirren bei Dunkelheit steht sie Berlin in nichts nach.

Häppchen, Wein und Hauptstadttalk Fotos Friederike Haupt

E s ist kurz vor zehn an einem Mittwochmorgen, Saal 1 des Verwaltungsgerichts Trier. Die Brüder Abdul und Josef Salam H. klagen gegen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Josef Salam, 24, wippt unruhig mit dem Fuß, Abdul, 22, schaut sich um. Neben beiden sitzt ein Anwalt. Als Richterin Alexandra Fiedler um kurz vor zehn den Gerichtssaal betritt, erheben sie sich. Es sind die ersten zwei von fünf Asylfällen, die Fiedler an diesem Tag verhandeln wird. Alle Kläger sind Männer, die als Jugendliche oder Heranwachsende vor dem Bürgerkrieg in Syrien flohen und nun nach dem Willen des Bundesamtes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eutschland verlassen sollen.

In wenigen Sätzen fasst Richterin Fiedler die Geschichte der Brüder H. zusammen: Im Dezember 2023 verließen sie ihr Heimatland Syrien, kamen über die Türkei nach Europa und später nach Deutschland, wo sie im Februar 2024 einen Asylantrag stellten. In der Anhörung des Bundesamtes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gaben sie an, wegen des Wehrdienstes in Syrien Asyl zu beantragen. Danach vergingen zwei Jahre, bis sie erfuhren, dass ihre Anträge auf Asyl und Schutzstatus abgelehnt wurden. Das war im März 2026. Sie klagten.

Gerichtssaal i des Verwaltungserichts strahlt mit seiner Raufasertapete und dem dunkelgrauen Teppichboden viel Sachlichkeit aus. Es sind nur wenige Menschen im Raum: vorn die Richterin, rechts die Kläger, auf der Linken eine Übersetzerin und eine Beamtin des Bundesamtes als Vertreterin der Bundesrepublik. Die Zuschauerreihen sind nicht nur heute leer. Das öffentliche Interesse ist gering. Bei Verfahren am Verwaltungsgericht geht es nicht um Verbrechen und Strafe, sondern um die Rechtmäßigkeit von Behördenhandeln. Also nicht um menschliche Abgründe, sondern darum, dass sich der Einzelne gegen den Staat und behördliche Willkür schützen kann.

Auch Asylsuchende haben dieses Recht. Und obwohl die Zahl der Asylanträge insgesamt sinkt, steigt die Zahl der Klagen am Verwaltungsgericht. Das hat mit der Überforderung der Gerichte in der Vergangenheit zu tun, aber auch damit, dass das Bundesamt jüngst den Schutzstatus vieler Syrer widerrufen hat. Seit dem Fall des Assad-Regimes ist die Zahl der Syrer, die als Asylsuchende anerkannt werden, dramatisch gesunken und liegt bereinigt bei nur noch rund fünf Prozent.

Josef Salam und Abdul leben im Norden von Rheinland-Pfalz. Einer arbeitet Vollzeit für eine Reinigungsfirma und verdient nach eigenen Angaben 2500 Euro im Monat. „Netto?“, fragt Richterin Fiedler. „Netto“, sagt Josef Salam. Sein Bruder Abdul arbeitet in Teilzeit in einem Kiosk, 1500 Euro netto, bald will er auch wieder einen Job bei einer Reinigungsfirma anfangen. Wegen Rückenschmerzen sei er bei einer anderen Firma gekündigt worden. Beide leben mit einem dritten, jüngeren Bruder zusammen. Die restliche Familie lebt in Syrien und unterstützt die Brüder nicht. Ob sie in Deutschland angekommen sind oder welcher Arbeit sie nachgehen, spielt in diesem Verfahren keine Rolle. Es geht nur um die Abschiebung. Die wollen die Brüder verhindern.

Josef Salam H. sagt: „In Syrien erwartet mich doch nichts.“ Sein Bruder nickt. Er erwähnt die Zerstörung seines Heimatlandes und die Arbeitslosigkeit dort. Dann erzählt Josef Salam H. eine Geschichte, die sich nach ihrer Klageeinreichung im März ereignet haben soll. Jemand habe versucht, seinen Vater zu erpressen. Unbekannte Anrufer sollen gedroht haben, eine der Töchter zu entführen, wenn der Vater nicht 10.000 Dollar zahlt. Er habe ja Geld, das ihm seine Söhne aus Deutschland schickten, erklärten die Täter. Wegen der Erpressungsversuche sei die Familie von der Provinz Daraa in die Hauptstadt Damaskus gezogen. „Wenn wir nach Syrien kommen, könnten wir auch entführt werden“, sagt Abdul H. Von wem die Drohungen kommen? „Keine Ahnung“, antwortet er. Vor wenigen Wochen sei der letzte Anruf gekommen.

Die Mitarbeiterin des Bundesamtes erklärt kühl, dass sie die Schilderung nicht glaubhaft findet. Die Ausführungen der Brüder seien nicht deckungsgleich. Außerdem soll die Erpressung erst nach dem abgelehnten Asylbescheid begonnen haben. Gutes Timing? Im späteren Urteil schreibt die Richterin, dass der Vortrag aus „asyltaktischen Gründen“ vorgebracht wurde. Selbst „bei Wahrunterstellung“, also für den Fall, dass es stimmt, gebe es kein gesteigertes Verfolgungsinteresse an den Brüdern. Die Logik: Sobald sie in Syrien wären, hätten sie kein Geld mehr, wären also auch nicht mehr erpressbar.

Die erste Verhandlung dauert nur eine Stunde. Das passt ins Bild, weil das Verwaltungsgericht Trier bei Asylverfahren eines der schnellsten bundesweit ist. Bereits vor 25 Jahren wurden alle Fälle aus Rheinland-Pfalz dort gebündelt. Damit sollte der Standort gestärkt werden, die Zahl der Asylsuchenden war

„In Syrien erwartet mich doch nichts“

Fünf Asylsuchende stehen in Trier vor Gericht und erklären, warum sie nicht nach Syrien zurückwollen. Richterin Fiedler überzeugt das nicht. Von Timo Steppat

damals gering. Von 2015 an änderte sich das, und die Bündelung erwies sich als Glücksfall: Die Kammern spezialisierten sich auf bestimmte Herkunftsländer. Dadurch müssen sich die Richter nicht mehr in die humanitären Umstände einarbeiten, sondern nur individuelle Asylgründe bewerten.

Inzwischen haben auch andere Bundesländer wie Hessen das Modell übernommen und zentralisieren ihre Asylverfahren. In Hessen brauchten Verwaltungsgerichte zuletzt 19 Monate pro Fall, bundesweit sind es 14 Monate. In Trier dauerte ein durchschnittliches Verfahren zeitweise 3,5 Monate. Aufgrund der sprunghaft gestiegenen Zahl der Verfahren ist der Wert auf acht Monate gestiegen. Als im vergangenen Jahr in der F.A.Z. ein Beitrag zum hohen Tempo bei Asylentscheidungen in Rheinland-Pfalz erschien, meldeten sich Verwaltungsrichter anderer Länder. Schnelligkeit sei nicht alles, sagte eine Richterin: „Es muss um die eingehende Prüfung des Einzelfalles gehen.“ Zitiert werden wollte sie lieber nicht – die Langsamkeit vieler Verwaltungsgerichte ist ein politisch aufgeladenes Thema.

In den Urteilen zu den Fällen, die an diesem Tag in Trier verhandelt werden, finden sich nahezu textgleiche Passagen zur humanitären Situation in Syrien. Die ist in allen Fällen gleich, unabhängig vom Einzelschicksal: sehr angespannt, aber nicht mehr lebensbedrohlich.

So ist es auch im Fall von Mohammad al S., der Syrien 2018 verließ und 2024 nach Deutschland kam. Krieg und Wehrdienst gab er als Fluchtgründe an, als ihn das Bundesamt anhörte. Heute ist der Krieg vorbei, das Regime gestürzt, er hat, wie die Behörde entschied, keine Verfolgung mehr zu befürchten. Seine Anträge wurden abgelehnt, jetzt sitzt er vor Gericht und will eine andere Form der Verfolgung geltend machen. „Wovor haben Sie Angst?“, fragt Richterin Fiedler. Der Mann, Mitte 20, erzählt von einer Fehde zwischen seiner Familie und einer anderen Familie, die sich um ein Grundstück dreht. Eltern und Geschwister sollen aus Angst zwischenzeitlich nach Libanon gegangen sein. Auch diese Ausführungen hält die Mitarbeiterin des Bundesamtes für wenig glaubhaft.

„Syrien fühlt sich immer noch wie eine Heimat an“: spielende Kinder in der Altstadt von Damaskus im Sommer 2026 Foto AP

Richterin Fiedler hört zu, fragt immer wieder freundlich nach. Das Gespräch ist ruhig und sachlich. Am Ende fasst sie die Verhandlung für Protokoll zusammen. Der Kläger hört die Übersetzung vom Dolmetscher und bestätigt die Richtigkeit. So lassen alle Beteiligten das Verfahren noch einmal Revue passieren. Ein anderer Richter aus Trier sagt, dass die Verfahren den Asylsuchenden helfen würden, die Entscheidung des Bundesamtes zu akzeptieren – das Verwaltungsgericht als therapeutischer Ort.

Obwohl es für Mohammad al S. um seine Zukunft in Deutschland geht, verläuft die 28 Minuten dauernde Verhandlung sehr nüchtern. Sie wirkt mehr wie eine Fahrkartenkontrolle: Da werden auch bloß die Personalien aufgenommen, aber keine Strafzahlung erhoben. Darum kümmern sich andere. Die Richterin spricht, wie in Asylverfahren üblich, kein Urteil. Das wird erst binnen zwei Wochen per Post dem Kläger zugestellt. Darin wird stehen, dass das Gericht die Schilderungen für nicht glaubhaft erachtet und keine Gründe erkennt, die gegen eine Abschiebung sprechen.

Mohammad al S. dürfte in diesen Tagen Post von der für ihn zuständigen Ausländerbehörde in Rheinhessen erhalten, die den Fall vom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übernimmt. Die Abschiebung wird in manchen Ländern zentralisiert durchgeführt, in Rheinland-Pfalz kümmern sich die Landkreise und kreisfreien Städte darum. Anfangs bleibt es bei der Aufforderung, Deutschland zu verlassen. Dafür werden Angebote zur freiwilligen Ausreise unterbreitet: 1000 Euro plus die Übernahme der Reisekosten. Für den Staat ist das ein gutes Angebot, denn eine Abschiebung kostet schnell das Zehnfache. Gleichwohl nehmen das Angebot nur wenige an. Ein Asylanwalt sagt, angesichts der Armut in Syrien und der hohen Verdienstmöglichkeiten in Deutschland sei es einfach nicht attraktiv.

Um 12.04 Uhr eröffnet Richterin Fiedler das nächste Verfahren. Wieder ist ein junger Mann, Anfang 20, dran, der vor knapp zwei Jahren Asyl in Deutschland beantragt hat. 15.000 Euro kostete ihn die Flucht. Woher er das Geld bekommen habe, fragt die Richterin. „Alles, was ich besaß, habe ich verkauft“, sagt er. Sein Auto, ein Grundstück. Die Richterin macht sich Notizen. Sein Vater sei verstorben, in das Haus in der Provinz Daraa, in dem er lebte, könne er nicht ziehen, weil es in Teilen zerstört sei. „Ich habe niemanden mehr dort“, sagt der Mann. Und: „Ich lebe gerne in Deutschland.“

Er arbeitet in Teilzeit für einen Handwerksbetrieb, verdient 1500 Euro netto im Monat und lebt im Raum Bad Kreuznach. Zehn Minuten spricht er darüber, wie es ihm in Deutschland geht. „Ich fasse zusammen, dass Sie sich hier etwas aufgebaut haben und nicht zurückwollen“, sagt die Richterin. Er nickt. Im späteren Urteil heißt es, der „junge, gesunde, arbeitsfähige Kläger“ könne sich nach dem Eindruck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seinen existenziellen Lebensunterhalt auch in der Stadt Damaskus durch Erwerbstätigkeit sichern, wenn er nicht nach Daraa zurückgehe.

Gegen 13 Uhr sitzt Abdul A. bei Gericht. Seinen Termin am Morgen hatte er nicht einhalten können, weil der Zug von Mainz nach Trier ausgefallen war. Rund drei Stunden Fahrt sind es von dort. Immer wieder müssen Sitzungspläne wegen verspäteter Züge verschoben werden. Kläger Abdul A. erklärt, dass er sich durch eine Fehde in Syrien persönlich bedroht fühlt. Seine Familie soll im Streit mit einer anderen sein, wodurch besonders er und seine Brüder gefährdet seien. Beweise kann er nicht vorlegen.

„Syrien fühlt sich immer noch wie eine Heimat an“, sagt er. „Aber wenn man sich dort nicht sicher fühlt, möchte ich dort auch nicht bleiben.“ Er halte sich in Deutschland an die Gesetze, gehe einer Arbeit nach und stehe auf eigenen Füßen. Im späteren Urteil wird das keine Rolle spielen, weil es nur um die Frage des Asylgrunds geht. In allen fünf Urteilen steht später: „Die Klage hat keinen Erfolg, denn sie ist zulässig, aber unbegründet.“ Innerhalb eines Monats kann Berufung eingelegt werden. Nur falls darin begründet werden kann, dass das Urteil von der gängigen Rechtsprechung abweicht, ein Verfahrensfehler vorliegt oder es sich um eine Grundsatzentscheidung handelt, gibt es eine Chance auf Zulassung. Der Großteil der Fälle endet am Verwaltungsgericht.

Abdul A. wirkt beim Verlassen des Gerichts gelassen. Auch wenn das Urteil zu diesem Zeitpunkt noch nicht gefallen ist, weiß er von seinem Anwalt über die schlechten Erfolgsaussichten. Wenn er verliere, sagt er, heiße das noch nicht, dass er zurückmüsse. „Nach Syrien wird nicht abgeschoben“, sagt er. Bei der Ausländerbehörde kann er sich wie die anderen, die bei Gericht scheiterten, um eine Duldung bemühen. Derzeit ist sie wegen der „Unmöglichkeit der Abschiebung“ gegeben. Die neue syrische Führung kooperiert nicht mit Deutschland, nur Straftäter werden derzeit in einem aufwendigen Verfahren abgeschoben. Bislang ist das in einer Hand voll Fälle gelungen. A. will sich nichts zuschulden kommen lassen, er will arbeiten, will Deutschland zeigen, dass er gebraucht wird.

Das Ende der alten Ordnung

W ir sollten niemals gezwungen sein, zwischen israelischer und iranischer expansionistischer Politik

in der Region zu wählen“, sagte Syriens Übergangspräsident Ahmed al-Scharaa Mitte August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m qatarischen Fernsehsender Al Jazeera. Die arabischen Staaten, schloss er an, müssten eine eigene Politik hervorbringen.

Aus den Worten des Machthabers in Damaskus spricht ein Unbehagen, das auch in anderen arabischen Hauptstädten zu spüren ist. Die Ordnung, die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für mehreren Jahrzehnten herrschte, eine vo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dominierte Ordnung, ist im Zusammenbruch begriffen. Der amerikanisch-israelische Krieg gegen Iran hat sie in ihren Grundfesten erschüttert. Jetzt werden die Machtverhältnisse neu geordnet – unter spannungsgeladenen Bedingungen. Die arabischen Staaten sind dabei mehr Spielball als Spieler. Sie ringen darum, sich zu behaupten.

„Der amerikanische Nahe Osten ist am Ende“, schreibt Marc Lynch, Politikprofessor an der George-Washington-Universität, in einem Essay für die Zeitschrift „Foreign Affairs“. Das Projekt einer dauerhaften und amerikanisch flankierten israelisch-arabischen Sicherheitskooperation gegen Iran und dessen Schattenarmee iranischer Milizen sei gescheitert, die Grenzen amerikanischer Militärmacht deutlich geworden. Weder sei es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elungen, das iranische Regime zu stürzen, noch vermochten sie es, ihre arabischen Verbündeten von iranischem Raketenteror abzuschirmen, noch hatten sie Erfolg bei dem Versu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offen zu halten.

In der Region werden schon Vergleiche mit dem Suezkrieg von 1956 gezogen. Das damalige britische Scheitern, den Suezkanal der Kontrolle des panarabischen Machthabers Gamal Abdel Nasser wieder zu entreißen, stand symbolisch für den Niedergang des British Empire – und markierte den Machtwechsel im Nahen Osten zugunsten der USA.

Jetzt ist es Amerika, in dessen Rolle als Schutzmacht das Vertrauen schwindet. Aber wer könnte an seine Stelle treten? Russland, das mit Teheran zusammenarbeitete, befindet sich selbst auf dem Rückzug aus der Region und muss seine Kräfte woanders bündeln. China unterstützt Iran, ist aber zurückhaltend, wenn es darum geht, seine Macht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offen auszuspielen – es will vor allem Geschäfte machen.

Dafür gibt es mehrere Akteure aus der Region selbst, die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Bemerkenswerterweise handelt es sich um drei nicht arabische Länder: Iran, Israel und die Türkei. Zwischen ihnen herrscht ein Spannungsverhältnis, das von begrenzter Zusammenarbeit und strategischer Rivalität bis zu offenen krieger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reicht. Wie die künftigen Machtverhältnisse in der Region aussehen werden, zeichnet sich bislang nicht ab.

Der amerikanisch-israelische Krieg gegen Iran bringt den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durcheinander. Besonders Syrien wird zur Arena machtpolitischer Kraftproben. Von Christoph Ehrhardt und Christian Meier

Das „Epizentrum“ der heutigen nahöstlichen Umwälzungen sei Syrien, sagen Diplomaten und Fachleute. Das Land befinde sich im Auge des Sturms, der über die Region hinwegfegt. Ausgelöst hat diesen Sturm letztlich der monströse Terrorangriff der Hamas vom 7. Oktober 2023, alle weiteren Entwicklungen wurden direkt oder indirekt dadurch angestoßen – auch der Machtwechsel in Damaskus Ende 2024.

Dort regieren jetzt frühere islamistische Terroristen. Die Konturen ihrer Herrschaft zeichnen sich erst teilweise ab. Das Land könnte aber ein zentrales Puzzleteil einer neuen regionalen Ordnung sein. Syrien hat die Strahlkraft einer traditionellen führenden arabischen Macht, auch wenn Scharaa derzeit keine Ambitionen in dieser Richtung zeigt. Es ist strategisch wichtig gelegen, hat Zugang zum Mittelmeer, dient als Landbrücke nach Osten. Die neuen Machthaber nutzen das als Argument, wenn sie um Investitionen und Unterstützung werben.

Doch die strategische Bedeutung ist für das Land Segen und Fluch zugleich. Gerade Syrien war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vor allem Arena machtpolitischer Kraftproben, ohne selbst viel Einfluss nehmen zu können.

Erst tobte 13 Jahre lang ein Krieg um die Herrschaft des Assad-Regimes, an dem zahlreiche externe Mächte beteiligt waren. Auch Ahmed al-Scharaa, der Baschar al-Assad schließlich von der Macht vertrieb, war zunächst ein Profiteur äußerer Umstände – der regionalen Umwälzungen nach dem 7. Oktober. Israels Krieg gegen die von Iran gelenkte Hizbullah, die zur Unterstützung der Hamas angegriffen hatte, war eine entscheidende Hilfe. Denn die Schiitenmiliz war auch ein wichtiger Verbündeter Assads. Als die Rebellenallianz unter Scharaas Regie ihn in die Flucht schlug, war die Hizbullah zu angeschlagen, um dem taumelnden Regime zur Seite zu springen.

Jetzt ist es Scharaa, der ein Übergreifen der Kriege in der Nachbarschaft auf sein Land fürchtet. Der nahöstliche Sturm dürfte noch lange nicht abflauen, eine neue Ordnung noch länger auf sich warten lassen. „Wir befinden uns mitten in einem langen, komplexen Transformationsprozess“, sagt Emile Hokayem, ein führender Fachmann für nahöstliche Sicherheitspolitik bei der Denkfabrik IISS. „Derzeit sehe ich keine neue Ordnung im Entstehen, ich sehe vielmehr vor allem Wettbewerb unter den regionalen Mächten.“

Iran ist zwar geschwächt, aber weiter ein Unsicherheitsfaktor. Das Regime in Teheran konzentriert sich eher darauf, seine Abschreckungsfähigkeit zu erhalten, als darauf, einen Deal einzugehen, der die Region befrieden würde. Es will Washington und dessen arabischen Verbündeten, vor allem den Monarchien am Golf, keine Ruhe gönnen. Selbst wen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sich jetzt auf einen Wirtschaftskrieg verlegt hat, bedeutet das für die Golfstaaten weiterhin eine militärische Bedrohung durch Teheran. Das treibt die Kosten für Washington immer weiter in die Höhe, indem es die Nachbarschaft mit Raketenterror überzieht.

Die Kraft traditioneller arabischer Führungsmächte wie Saudi-Arabien, eine neue Ordnung zu gestalten, hat daher Grenzen. „Die Golfstaaten sind in der Defensive“, erklärt Hokayem. „Sie agieren immer noch im Krisenmodus, nicht im Gestaltungsmodus.“

ie Trump-Regierung ist ihnen keine Hilfe, im Gegen- teil. Nicht die Frage nach amerikanischem Schutz steht derzeit im Vorder-

grund, sondern die Furcht vor dem Zorn des irrlichternden Präsidenten. Den bekam zuletzt Oman zu spüren. Das Sultanat verhandelt – auch im Auftrag Washingtons – mit Iran über eine künftige Regelung für die Straße von Hormus. Trump, frustriert von den eigenen Misserfolgen, drohte damit, Oman „in Grund und Boden zu bombardieren“, sollte es einem guten Deal in die Quere kommen. Das ließ selbst jene Länder am Golf aufhorchen, die Oman wegen seiner sehr auf Ausgleich bedachten Iranpolitik kritisch sehen.

„Die Führungen in der Region treibt derzeit weniger die Frage um, was die USA für sie tun können, sondern vielmehr, was sie selbst tun müssen, um nicht von den USA bestraft zu werden“, sagt Hokayem dazu. Zugleich versuchen die Golfstaaten, ihre strategischen Beziehungen zu diversifizieren. Sie setzen dabei zum Beispiel auf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mit Mittelmächten. Saudi-Arabien hat gerade in Mekka ein Verteidigungsabkommen mit Pakistan und der Türkei geschlossen.

Die Allianz steht dem amerikanischen Projekt einer antiiranischen und israelfreundlichen Achse im Weg, denn die drei Länder blicken mit großem Unbehagen auf Jerusalem. Sie ist aber auch nicht unbedingt geeignet, der Nukleus einer neuen, postamerikanischen Ordnung zu werden.

In anderen Ländern der Region ruft der Pakt von Mekka eher Besorgnis hervor. Etwa in den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n, die auf eine engere Zusammenarbeit mit Israel und Washington setzen. Ohnehin dürfte die große Abhängigkeit von Amerika, nicht zuletzt von amerikanischer Waffenhilfe und Militärtechnik, Bestand haben. „Es würde Jahrzehnte dauern, sie zu überwinden“, sagt Hokayem. Den Willen, mit Washington zu brechen, gibt es nach Einschätzung westlicher Diplomaten bei allem Frust am Golf auch gar nicht.

Dem syrischen Machthaber geht es ähnlich. Wie eingangs beschrieben, mag er einer neuen arabischen Politik das Wort reden. Aber auch Scharaa muss auf die Interessen nicht arabischer Mächte Rücksicht nehmen.

Dem direkten Griff Irans ist Syrien mit dem Sturz Assads zwar entrissen worden. Aber das Regime in Teheran stellt auch für Syrien weiter eine Bedrohung dar. Scharaa selbst gibt zu, dass er besorgt ist angesichts der Präsenz iranischer schiitischer Milizen an den Grenzen seines Landes – sowohl im Irak als auch in Libanon. Zugleich ist Scharaa mit der Erwartung konfrontiert, ein antiiranischer Partner zu sein. Das will Saudi-Arabien – und das wolle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deren gutem Willen die neue Führung in Damaskus abhängt. Auch Scharaa darf es sich nicht mit Trump verscherzen, der gerade das Sanktionsregime beseitigt, unter dem die wirtschaftliche Erholung Syriens leidet.

Dann ist da die Türkei. In seiner Klage über regionalen Expansionismus ließ

Scharaa die Ambitionen Ankaras, eine sunnitische Führungsmacht in der Region zu sein, bezeichnenderweise aus. Das ist einerseits kein Wunder. Recep Tayyip Erdoğan gehört seit Jahren zu seinen wichtigsten Förderern.

ber der türkische Präsident macht auch kein Hehl daraus, dass der machtpolitische Arm seines Landes weit über dessen Grenzen hinaus-

reichen soll. Die Außenpolitik wird in Anlehnung an das einstige Großreich oft als „neoosmanisch“ beschrieben. Von Erdoğan stammen Sätze wie: „Die Türkei ist viel größer als nur die Türkei.“ Eingliedern will er den Nachbarn Syrien zwar nicht – denn das bedeutete auch große Verantwortung für ein kompliziertes, von Jahren des Krieges geschundenes Land. Erdoğan hätte aber gerne einen gehorsamen Juniorpartner in Damaskus, der nichts dagegen sagt, dass die Türkei ihren Einfluss auch mit Militärpräsenz absichert.

Entsprechende Bestrebungen sind klar zu erkennen. Sie bringen Scharaa aber zunehmend in einen Konflikt mit einem weiteren nicht arabischen Akteur, der bei der Neuordnung Syriens mitreden will: Israel.

Die türkischen Ambitionen sind der Regierung in Jerusalem ein Dorn im Auge. Neulich machte sie sogar mit militärischen Mitteln klar, wo aus ihrer Sicht die roten Linien im Nachbarland verlaufen. Israels Luftwaffe bombardierte eine Militärbasis im Norden Syriens. Ministerpräsident Benjamin Netanjahu erklärte anschließend, die Türkei habe dort einen Militärstützpunkt errichten wollen. Das könne Israel nicht akzeptieren.

Seither ist viel von der israelisch-türkischen Rivalität die Rede. Vergleichsweise wenig geht es um Scharaas Sicht – was zeigt, dass er allenfalls eine passive Rolle in dem Ringen spielt.

Grundsätzlich will der Machthaber in Damaskus sich mit Israel arrangieren, mit dem Syrien seit dessen Gründung 1948 verfeindet war. Inzwischen gibt es direkte Kontakte auf hoher Ebene. Es wird an einem Sicherheitsabkommen gearbeitet. Scharaa hat sogar in Aussicht gestellt, einem echten Friedensschluss den Weg zu ebnen, sollte es entsprechende Fortschritte in der Annäherung geben. Nur bei den Golianhöhen, die Israel im Sechstagekrieg 1967 erobert und 1981 ohne Anerkennung der internationalen Gemeinschaft annektiert hat, besteht Syriens Übergangspräsident auf einer Rückgabe.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 macht es dem Syrer aber alles andere als leicht – nicht nur, wenn es um die Türkei geht. Immer wieder sind feindselige Töne aus Jerusalem zu vernehmen. Scharaa sei nichts weiter als ein „Dschihadist im Anzug“, kritisierte etwa Außenminister Gideon Saar. Und Israel hält bis heute auch jenseits der Golanhöhen syrisches Territorium besetzt, in das die Armee in den Tagen von Assads Sturz einmarschierte. Netanjahu und Verteidigungsminister Israel Katz klingen nicht so, als wollten sie diese Gebiete bald zurückgeben.

Die aggressive Politik, die Israel dem pragmatischen Kurs Scharaas zum Trotz betreibt, ist ein Beispiel für den Glauben, allein durch militärische Dominanz alles erreichen zu können. Das wird auch in Israel selbst kritisiert. So fragt der Sicherheitsanalyst Michael Milshtein, ob es nötig war, die Luftwaffenbasis in Syrien anzugreifen. „Gab es wirklich keinen Spielraum für Verhandlungen?“ Man hätte mit den Türken reden oder die Amerikaner als Vermittler einschalten können, sagt Milshtein, der an der Universität Tel Aviv forscht. „Wie kann es sein, dass wir nur wissen, wie man Bomben abwirft, und nicht an politische Bemühungen glauben?“ Seine Erklärung lautet: Zwei Monate vor der Knessetwahl wolle niemand in der Regierung schwach wirken – vor allem nicht der Ministerpräsident, der um sein politisches Überleben kämpft. „Als moderat dargestellt zu werden, ist für Netanjahu ein Albtraum.“

In vielen arabischen Hauptstädten wird Israel inzwischen als Störenfried wahrgenommen, der von Washington nicht gebändigt wird. Auch der Glaube daran, dass unter amerikanischer Regie ein Frieden mit den Palästinensern erreicht werden könnte, ist an der Unbeweglichkeit der Regierung in Jerusalem zerschellt.

Diese unkooperative Haltung geht über Wahlkampferwägungen hinaus. Dennoch herrscht in der Region noch Hoffnung, dass die israelische Politik sich nach der Wahl Ende Oktober mäßigt. Das wäre in Jerusalems eigenem Interesse. Denn durch seinen Unwillen, auf Diplomatie zu setzen, beschwört Netanjahu neue Konflikte herauf, deren Ausgang unabsehbar ist. So wirft Milshtein die Frage auf, wie sinnvoll es sei, sich mit Ankara anzulegen. „Niemand hier liebt die Türkei“, sagt er. „Aber wollen wir wirklich eine neue Front mit der zweitstärksten Armee der NATO aufmachen – während die Lage in Iran, in Libanon, in Syrien, im Gazastreifen, im Westjordanland und an anderen Orten immer noch hochbrisant ist?“

Netanjahu verprellt aber auch seinen bis dato engsten Verbündeten Donald Trump. Der will – wegen bevorstehender Zwischenwahlen – mittlerweile eine Beruhigung der Lage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erreichen. Zudem versteht er sich sowohl mit Erdoğan als auch mit Scharaa.

Wie Israels künftiges Verhältnis zu den USA aussehen wird, erscheint offen – von beiden Seiten. Auch das ist möglicherweise ein Anzeichen für den Niedergang der amerikanischen Hegemonie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Für viele Länder der Region, nicht nur für Syrien, könnte das bedeuten, dass weitere unruhige Jahre bevorstehen.

IMPRESSUM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Politik: Dr. Richard Wagner (verantwortlich), Justus Bender (stv.); Wibke Becker, Oliver Georgi, Livia Gers- ter, Andreas Nefzger; Büro Berlin: Jochen Buchsteiner, Konrad Schuller.

Leben: Bertram Eisenhauer (verantwortlich), Julia Schaaf (stv.); Jannis Holl, Katrin Hummel, Anke Schipp, Eva Schläfer, Dr. Lucia Schmidt, Jörg Thomann, Jennifer Wiebking.

Wirtschaft, Wert & Wohnen: Dr. Patrick Bernau (verantwortlich), Dennis Kremer (stv.), Birgit Ochs (verantwortlich für Wohnen), in Berlin für Wirtschaftspolitik: Ralph Bollmann (stv.); Sebastian Balzter, Stefanie Diemand, Sarah Huemer, Anna Sophie Kühne, Anna-Lena Niemann, Dyrk Scherff, Florian Siebeck, Anne-Christin Sievers, Marcus Theurer, Dr. Alexander Wulfers.

Feuilleton: Dr. Julia Encke (verantwortlich); Karen Krüger, Tania Martini, Helene Röhnsch, Tobias Rüther (Literatur), Harald Staun (Medien), Anna Vollmer, Elena Witzeck.

Sport: Anno Hecker (verantwortlich), Michael Wittershagen (zuständig).

Reise: Barbara Liepert (verantwortlich); Andreas Lesti.

Wissenschaft: Dr. Pia Heinemann und Joachim Müller-Jung (verantwortlich); Hinnerk Feldwisch-Drentrup, Piotr Heller, Johanna Kuroczik, Dr. Manfred Lindinger, Dr. Ulf von Rauchhaupt, Dr. Frauke Zbikowski.

Technik & Motor: Holger Appel (verantwortlich); Dr. Michael Spehr.

Rhein-Main: Ralf Euler und Katharina Iskandar (verantwortlich); Eva-Maria Magel (Kultur).

Bildredaktion: Henner Flohr (verantwortlich), Fara Phoebe Zetzsche (zuständig).

Chefin vom Dienst: Dr. Elena Geus.

Grafische Gestaltung: Holger Windfuhr (Art Director), Nina Simon (stv.); Susanne Pfeiffer, Sabine Wolf.

Informationsgrafik: Nina Hewelt (verantwortlich); Felix Brocker, Nicole Gomes Rodrigues, Christine Sieber, Stefan Walter.

Archiv: Olivera Kipcic.

Geschäftsführung: Dr. Volker Breid.

Digitale Produktion und Vertrieb: Nico Wilfer, Marina Sorg (stv.), Dr. Tobias Fredebeul-Krein (stv.).

Anzeigen: Ingo Müller (verantwortlich) und Jürgen Maukner, REPUBLIC Marketing & Media Solutions GmbH, Mittelstraße 2-4, 10117 Berlin, www.republic.de. Für Rhein-Main-Ausgabe: Jelisaweta Scherdel, RheinMain.Media, Pressehaus Bintz-Verlag GmbH & Co. KG, Waldstraße 226, 63071 Offenbach, Telefon (0 69) 85 008-307. E-Mail: service@rmm.de. Anzeigenpreise laut RMM-Preisliste Nr. 65, gültig vom 1. Januar 2026 an.

Hersteller: Andreas Gierth

Monatsbezugspreis: Inland: Abonnemen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29,90 € (inkl. FAZ+); einschließlich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94,90 €. Abonnement Digital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zeitung 25,80 €; einschließlich Digital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52,90 €. Abonnenten der gedruckten F.A.S. erhalten für einen Aufpreis von 4,00 € zusätzlich die digitalen Ausgaben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Sonntagszeitung. Darin enthalten ist außerdem der vollständige Zugang zur Website FAZ.NET (FAZ+). Mehr Informationen zu allen Angeboten und Preisen (z. B. für junge Leser, Geschäftskunden, Digital- und Auslandsabonnements) im Internet unter abo.faz.net. Ihre Daten werden zum Zweck der Zeitungszustellung an Zustellpartner und an die Medienservice GmbH & Co. KG, Pariser Straße 1,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übermittelt. Gerichtsstand ist Frankfurt am Main.

Druck: Pressedruck Potsdam GmbH, Friedrich-Engels-Straße 24, 14473 Potsdam; Süddeutscher Verlag Zeitungsdruck GmbH, Zamdorfer Straße 40, 81677 München; Zeitungsdruck Dierichs GmbH & Co. KG, Wilhelmine-Reichard-Straße 1, 34123 Kassel.

Für die Herstellung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Sonntagszeitung wird überwiegend Papier mit einem hohen Recyclingfaseranteil verwendet. An allen Druckereistandorten in Deutschland lässt die F.A.Z. mit Ökostrom produzieren. Die postalische Zustellung erfolgt über GoGreenPlus.

Eine Verwertung der urheberrechtlich geschützten Zeitung oder der in ihr enthaltenen Beiträge und Abbildungen, besonders durch Vervielfältigung oder Verbreitung, ist ohne vorherige schriftliche Zustimmung des Verlages unzulässig und strafbar, soweit sich aus dem Urhebergesetz nicht anderes ergibt. Besonders ist eine Einspeicherung oder Verbreitung von Zeitungsinhalten in Datenbanksystemen, zum Beispiel als elektronischer Pressespiegel oder Archiv, ohne Zustimmung des Verlages unzulässig.

Sofern Sie Artikel dieser Zeitung nachdrucken, in Ihr Internet-Angebot oder Ihr Intranet übernehmen oder per E-Mail versenden wollen, können Sie die erforderlichen Rechte bei der F.A.Z. GmbH online erwerben unter www.faz-rechte.de. Auskunft erhalten Sie unter nutzungsrechte@faz.de oder telefonisch unter (0 69) 75 91-29 01. Für die Übernahme von Artikeln in Ihren internen elektronischen Pressespiegel erhalten Sie die erforderlichen Rechte unter www.presse-monitor.de oder unter Telefon (0 30) 28 49 30, PMG Presse-Monitor GmbH.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behält sich eine Nutzung ihrer Inhalte für kommerzielles Text- und Data-Mining im Sinne von § 44b UrhG ausdrücklich vor. Für den Erwerb einer entsprechenden Nutzungslizenz wenden Sie sich bitte an nutzungsrechte@faz.de.

© Copyrigh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ISSN 1611-3993 (Ausgabe D)

Anschrift der Redaktion und des Verlags: Postanschrift: 60267 Frankfurt am Main, Hausanschrift: Pariser Straße 1, 60486 Frankfurt am Main; zugleich auch ladungsfähige Anschrift für alle im Impressum genannten Verantwortlichen und Vertretungsberechtigten.

Telefon (0 69) 75 91-0; Kundenservice: (0 69) 75 91-10 00 E-Mail: aboservice@faz.de Online: www.faz.net/meinabo

Anzeigenservice: (0 69) 75 91-33 44. Prospektwerbung: (0 69) 75 91-12 24.

Büro Berlin: Mittelstraße 2–4, 10117 Berlin, Telefon (0 30) 2 06 18-0.

E-Mail Redaktion: sonntagszeitung@faz.de

Abo-Bestellung: www.faz.net/abo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Das Grand Egyptian Museum erleben: Exklusive Reisen zu Ägyptens Kulturschätzen

Entdecken Sie die Kulturschätze an den Nilufern Ägyptens in einer kleinen Reisegruppe.

Gleich drei Reisen führen Sie zu den Höhepunkten der ägyptischen Geschichte.

Immer mit dabei: ein Besuch im Grand Egyptian Museum in Begleitung erfahrener Ägyptologen.

Die Eröffnung des Grand Egyptian Museum (GEM) in Kairo war zweifellos eines der am meisten erwarteten Kulturereignisse der letzten Jahrzehnte. Hier, in direkter Nähe zu den Pyramiden von Gizeh, offenbart sich die faszinierende Welt der Pharaonen in einer noch nie dagewesenen Präsentation. In gleich drei verschiedenen Reiseprogrammen bieten wir Ihnen die einzigartige Gelegenheit, die sagenumwobenen Schätze Tutanchamuns sowie eine beeindruckende Sammlung pharaonischer Mumien im neuen Museum zu bestaunen. Begleitet von erfahrenen Ägyptologen erkunden Sie in einer kleinen Gruppe darüber hinaus Ägyptens spannendste Kulturschätze und bestaunen unter anderem die weltberühmten Pyramiden und die Große Sphinx – ein unvergessliches Erlebnis für jeden Kulturbegeisterten.

Für eine noch intensivere Begegnung mit Ägyptens Geschichte verbinden wir in zwei der drei Reisen unser Kairo-Programm mit einer luxuriösen Nil-Kreuzfahrt. An Bord eines Schiffes der gehobenen Kategorie genießen Sie den Komfort moderner Annehmlichkeiten, während Sie entlang des Lebensnervs Ägyptens zu legendären Stätten wie dem Karnak-Tempel, dem Tal der Könige oder dem Philae-Tempel in Assuan reisen. Die Kombination aus kulturellen Höhepunkten und entspannten Momenten an Deck macht diese Reise zu einem besonderen Erlebnis.

Egal, ob Sie sich für die reine Kulturreise nach Kairo oder die Verbindung mit einer Nil-Kreuzfahrt entscheiden – diese Reisen bieten Ihnen die seltene Chance, Ägyptens Geschichte in einem exklusiven und persönlichen Rahmen zu erleben. Freuen Sie sich auf ein einzigartiges Abenteuer, das Sie in die Mystik einer der ältesten Hochkulturen der Welt eintauchen lässt.

Städtereise Kairo mit Besuch des Grand Egyptian Museums

Erleben Sie das spektakuläre Grand Egyptian Museum vor den Pyramiden von Gizeh und tauchen Sie ein in die faszinierende Welt der Pharaonen. Entdecken Sie die größten Schätze, des Alten Ägypten auf einer exklusiven Reise in kleiner Gruppe.

Reisetermine	Im Doppelzimmer	EZZ
15.09. - 20.09.26	2.095 € p.P.	+ 580 €
13.10. - 18.10.26	2.295 € p.P.	+ 580 €
12.11. - 17.11.26	1.995 € p.P.	+ 580 €
26.01. - 31.01.27	1.895 € p.P.	+ 580 €
16.02. - 21.02.27	2.095 € p.P.	+ 580 €
13.04. - 18.04.27	2.095 € p.P.	+ 580 €

Weitere Reisetermine finden Sie online.

Im Reisepreis enthalten:

- Rail&Fly zum Abflughafen und zurück

- Transfers in klimatisierten Reisebussen - 5 x Übernachtung im 5-Sterne* Hotel Helnan Dreamland Hotel in Kairo o. ä. (*Landeskategorie) - 5 x Frühstück und 4 x Abendessen

- 3 x Mittagessen während den Besichtigungen

- Besuch des Grand Egyptian Museums - Eintritt in den Mumiensaal im Museum für Ägyptische Zivilisationen

- Alle Eintrittsgelder in die Museen und Sehenswürdigkeiten

Grand Egyptian Museum & Kreuzfahrt auf dem Nil

Entdecken Sie in exklusiver Kleingruppe das neue Grand Egyptian Museum, die Pyramiden von Gizeh und die Sphinx. Genießen Sie eine luxuriöse 4-tägige Nilkreuzfahrt von Luxor nach Assuan mit den Highlights Karnak-Tempel, Tal der Könige und Hatschepsut-Tempel.

Reisetermine	DZ/DK HD	DZ/DK MD	DZ/DK OD
09.11.- 16.11.26	2.195 € p.P.	2.340 € p.P.	2.575 € p.P.
16.11.- 23.11.26	2.195 € p.P.	2.340 € p.P.	2.575 € p.P.
07.12.- 14.12.26	1.995 € p.P.	2.140 € p.P.	2.375 € p.P.
18.01.- 25.01.27	2.095 € p.P.	2.240 € p.P.	2.475 € p.P.
19.04.- 26.04.27	2.195 € p.P.	2.340 € p.P.	2.575 € p.P.
Weitere Reisetermine finden Sie online.

HD = Hauptdeck · MD = Mitteldeck · OD = Oberdeck Einzelzimmer-/Einzelkabinenzuschlag: HD: + 790 € · MD: + 1.030 € · OD: + 1.500 €

Im Reisepreis enthalten:

- Rail&Fly zum Abflughafen und zurück - Flug von Frankfurt und München nach Kairo und zurück von Assuan (via Kairo) - Transfers in klimatisierten Reisebussen

- 3 x Übernachtung im 5-Sterne* Hotel Holiday Inn Maadi und 4 x Übernachtung mit Vollpension auf einem 5-Sterne* Nilkreuzfahrtschiff (*Landeskat.) - 3 x Frühstück und 3 x Abendessen in Kairo

- 2 x Mittagessen während den Besichtigungen

- Umfangreiches Ausflugspaket mit Besuch des Grand Egyptian Museums

- Alle Eintrittsgelder in die Museen und Sehenswürdigkeiten

- Deutschsprechende Reiseleitung (Ägyptologen) und Reiseliteratur

Kulturschätze zwischen Wüste und Nil

Weltberühmte UNESCO-Stätten wie die Pyramiden von Gizeh, das Tal der Könige und die Tempel von Luxor und Karnak erwarten Sie. Das neue Grand Egyptian Museum und eine 8-tägige Nilkreuzfahrt eröffnen Ihnen Einblicke in Ägyptens jahrtausendalte Hochkultur.

Reisetermine	DZ/DK HD	DZ/DK MD	DZ/DK OD
04.09. - 14.09.26	2.395 € p.P.	2.515 € p.P.	2.635 € p.P.
15.01. - 25.01.27	2.395 € p.P.	2.515 € p.P.	2.635 € p.P.
19.02. - 01.03.27	2.395 € p.P.	2.515 € p.P.	2.635 € p.P.
12.03. - 22.03.27	2.495 € p.P.	2.615 € p.P.	2.735 € p.P.
Weitere Reisetermine finden Sie online.

HD = Hauptdeck · MD = Mitteldeck · OD = Oberdeck Einzelzimmer-/Einzelkabinenzuschlag: HD: + 740 € · MD: + 980 € · OD: + 1.220 €

Im Reisepreis enthalten:

- Rail&Fly zum Abflughafen und zurück - Flug von Frankfurt, München und Berlin nach Kairo und zurück von Luxor (via Kairo)

- Transfers in klimatisierten Reisebussen - 3 x Übernachtung im 5-Sterne-Hotel* Helnan Dreamland in Kairo (*Landeskategorie) - 3 x Frühstück und 1 x Abendessen in Kairo

- 7 x Übernachtung mit Vollpension auf einem 5-Sterne-Nilkreuzfahrtschiff (Landeskategorie) - Besuch des Grand Egyptian Museums

- Großes Ausflugspaket auf dem Nil mit Besuch des Karnak-Tempels, dem Tal der Könige u. v. m.

- Alle Eintrittsgelder in die Museen und Sehenswürdigkeiten

- Deutschsprechende Reiseleitung (Ägyptologen) und Reiseliteratur

Muss sich Japan jetzt auch vor Putin fürchten?

Von China und Nordkorea fühlen sich die Japaner schon länger bedroht. Nun fängt auch noch Russland an, mit Militärmanövern und Inselstreitigkeiten zu provozieren.

Von Tim Kanning

I

mmer wieder leuchtet Wladimir Putins Gesicht auf im Feuerschein der aufsteigenden Raketen. Scheinbar regungslos blickt der russische Präsident durch ein Schiffsfenster, umgeben von Soldaten. Die Szenen, die das russische Staatsfernsehen verbreitet, sollen von dem Raketenkreuzer Warjag stammen, der in den Gewässern nördlich von Japan Anfang August an einer großen Militärübung teilnahm. Sie war Teil einer lange nicht gesehenen Provokation des russischen Präsidenten gegenüber dem engsten Verbündeten des Westens in Asien: Japan.

Mit einem Überraschungsbesuch auf der Insel Iturup und anschließenden Raketentests in deren Umgebung holte Putin einen seit Jahrzehnten glimmenden Territorialkonflikt zwischen Russland und Japan zurück auf die Tagesordnung. Das kleine Eiland, das auf Japanisch Etorofu heißt, war zu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von den Russen eingenommen worden und wird seither von ihnen kontrolliert. Die Japaner beanspruchen die vier südlichsten Inseln der Kurilen, zu denen Etorofu zählt, aber weiterhin als Teil ihres Staatsgebiets. Sie nennen die nur wenige Kilometer von Japans nördlicher Hauptinsel Hokkaido entfernt liegenden Gebiete ihre Nördlichen Territorien. Es war das erste Mal seit 16 Jahren, dass ein russischer Präsident die weit im Osten des Landes gelegenen Inseln besuchte.

In Tokio rätselt man nun, wie Putins Provokation zu bewerten ist. Will er den Japanern einen Dämpfer versetzen, weil sie seit Beginn seines Angriffskriegs die Ukraine unterstützen? Will Putin die Gunst der Stunde nutzen, in der Donald Trump die militärische Stärk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im Nahen Osten braucht? Oder ist Putins Vorstoß gar ein weiterer Ausdruck des Führungsanspruchs, den die neu erstarkende Achse von Xi Jinping in China über Kim Jongun in Nordkorea bis hin zu Putin in Moskau in Asien erprobt?

Die japa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in Sanae Takaichi kritisierte Putins Besuch als „völlig inakzeptabel“, blieb aber weitere konkrete Schritte gegen Moskau schuldig. Das werten viele Beobachter als Zeichen dafür, dass die japanische Regierung verunsichert ist, inwiefern sie sich auf den Beistand der Amerikaner in diesen Zeiten verlassen kann.

Auf dem jüngsten Treffen der „Koalition der Willigen“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bekräftigte Takaichi den Willen ihres Landes, die Ukraine und die 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weiter zu unterstützen. Sie betonte aber zugleich, wie eng die Lage im Osten Europas mit jener im Indopazifik verquickt sei, und verwies auf die militäris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Russland und Nordkorea sowie die Stärk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Russland. „Angesichts des zunehmend schwierigen sicherheitspolitischen Umfelds um Japan ist es umso wichtiger, die Zusammenarbeit mit unseren Verbündeten und gleichgesinnten Ländern voranzutreiben“, sagte Takaichi in einem Videobeartrag zu dem Treffen. Das konnte auch als Hilferuf an die westlichen Partner verstanden werden.

„Putins Besuch war genau kalkuliert“, sagt Robert Ward, Japan-Experte der britischen Denkfabrik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gegenüber der F.A.S. Er sei Teil einer Intensivierung russischer Aktivitäten in Ostasien und in der Nähe Japans, zu der auch gemeinsame Marineübungen mit China zählten, ein Energieabkommen mit Nordkorea und zuletzt der Flug eines russischen Aufklärungsflugzeugs nahe der japanischen Küste. „Dass der Besuch zugleich Putins erster Besuch in dem umstrittenen Gebiet war, macht dieses strategische Signal besonders sichtbar“, sagt Ward.

Die Einschüchterungsversuche gegenüber den Japanern ähneln dem Verhalten von China im Süden des Landes, das Japan seit einigen Jahren beklagt. Die japanische Armee, Selbstverteidigungskräfte genannt, berichtet immer wieder davon, dass chinesische Kampfflugzeuge den Luftraum des Landes gefährden und chinesische Schiffe mit Patrouillenfahrten um die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umstrittenen Senkaku-Inseln – auf Chinesisch Diaoyu genannt – provozieren.

So wertet Sicherheitsfachmann Ward Putins Vorstoß um die Nördlichen Territorien auch als Versuch, die Nähe zu China zu signalisieren. Beide Länder zusammen würden sich als „selbst ernannte Hüter der Nachkriegsordnung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szenieren. Für Russland gehören die Kurilen-Inseln, die früher zu Japan gehörten, zu dieser Ordnung. „Putins Besuch sollte daher Russlands Kontrolle über die Inseln bekräftigen und damit auch seinen proklamierten Status als Hüter dieser Ordnung an der Seite Chinas“, sagt Ward.

Zugleich setzte er aber auch ein Zeichen für einen möglicherweise bevorstehenden Konflikt um Taiwan. Chinas Staatspräsident Xi Jinping sieht die autonom und demokratisch regierte Insel als abtrünnige Provinz und macht immer wieder deutlich, dass er sie notfalls mit militärischer Gewalt einnehmen will. Seit Jahrzehnten galt als sicher, dass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ein solches Vorgehen gemeinsam mit Verbündeten wie Japan militärisch zurückschlagen würden. Doch unter dem Oberbefehlshaber Donald Trump, der schon zugesagte amerikanische Waffenlieferungen an Taiwan vor einigen Monaten öffentlich zu „guter Verhandlungsmasse“ mit Peking um einen Handelsdeal degradierte, scheint dieser Beistand keineswegs mehr sicher.

Mit seinem Säbelrasseln im Norden von Japan habe Putin die Lage nun weiter verkompliziert, sagt Ward: „Für Japan und die USA erschwert die Nähe einer feindlichen russischen Militärpräsenz zu Japan die Fähigkeit, auf Krisen in anderen Schauplätzen wie Nordkorea oder Taiwan zu reagieren.“

Dass Ministerpräsidentin Takaichi ihrer ersten Empörung über Putins Provokation keine konkreten Gegenmaßnahmen folgen ließ, wird der Politikerin, die sich gerne als Hardlinerin darstellt, in Japan inzwischen teilweise als gefährliche Schwäche ausgelegt. James Brown, Politologe an der Tokioter Temple-Universität, warnte in einem Gespräch mit ausländischen Journalisten vor weiteren Folgen. Er sei überrascht über die zurückhaltende Reaktion gewesen. Sie sende nicht nur an Russland, sondern auch die anderen Nachbarn das Signal, dass Japan ein weiches Ziel ist. „Es wäre sehr wichtig gewesen, zu zeigen, dass Tokio nicht auf seinen Händen sitzt, wenn Russland derart provoziert“, sagte Brown.

Wenn es noch eines Beweises bedurfte, dass unter Trumps Ägide auf die jahrzehntealten amerikanischen Sicherheitsgarantien für die Verbündeten in der Region kein Verlass mehr ist, hat ihn der Präsident vor wenigen Tagen mit seinen Querschüssen gegen Südkorea kurz vor Beginn eines lange geplanten gemeinsamen Militärmanövers geliefert. Eine erste Übung wurde verkürzt, eine zweite ganz abgesagt. Beide Begründungen, die danach für die Abkehr kursierten, befeuern sowohl in Südkorea als auch in Japan die Befürchtungen vor einer gründlichen Kräfteverschiebung in der Region.

Trump selbst nannte die geplante Übung, mit der die Streitkräfte beider Länder sich auf mögliche Angriffe aus Nordkorea vorbereiten

wollten, ein „unangemessenes, feindliches Signal“ und lobte zugleich seine sehr guten Beziehungen zum nordkoreanischen Diktator Kim Jong-un. Offensichtlich bemüht sich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derzeit um ein Treffen mit dem Herrscher aus Pjöngjang, der sich nach Trumps Worten in dessen Amtszeit „nicht bedrohlich und respektvoll“ verhalten habe. Auch zum chinesischen Staatschef Xi sucht Trump die Nähe. Für September hat er ihn nach Washington eingeladen.

Die zweite Begründung für die Absage der Militärübungen mit Seoul, die über koreanische Zeitungen aus Sicherheitskreisen verbreitet wurde, ist für die Partner vor Ort nicht weniger beunruhigend: Demnach hätten die Amerikaner derzeit für solche Übungen schlicht nicht die nötigen militärischen Kapazitäten in der Region, weil viele Soldaten, Waffensysteme und Munition in den Nahen Osten verlegt worden seien.

Mangelt es Trump also nicht nur am Willen, sondern auch an den militärischen Mitteln, weiterhin als westliche Ordnungsmacht im Indopazifik aufzutreten? Tokio hat Gesprächsbedarf. Am Mittwoch ist Takaichis Vize-Außenminister Takehiro Funakoshi nach Washington geeilt, um sich unter anderem mit seinem Amtskollegen Christopher Landau über den aktuellen Beziehungsstatus auszutauschen.

Ken Jimbo, Professor fü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an der Tokioter Elite-Universität Keio, verweist darauf, dass die lange sicher geglaubte gemeinsame Vorherrschaft der Japaner und der Amerikaner auf den Meeren und in der Luft der Region nicht mehr vorausgesetzt werden könne. Vor allem die massive Aufrüstung der Chinesen führe dazu, dass die militärischen Schutzzusagen der Amerikaner an ihre Verbündeten in der Region heute mit höheren Risiken verbunden seien als früher, erläuterte Jimbo kürzlich vor Journalisten in Tokio.

Der Japan-Fachmann Ward sieht in der Propagandafahrt Putins an die nördlichen Grenzen des Landes indes nicht nur die Peitsche, sondern auch ein wenig Zuckerbrot für Tokio. Der Besuch könne auch darauf angelegt gewesen sein, Japan zu einem entgegenkommenderen Kurs zu bewegen. Bei seinem Besuch auf der nahe gelegenen Insel Sachalin, bevor er nach Etorofu reiste, habe Putin noch „in den höchsten Tönen“ über die japanisch-russische Entspannungspolitik unter dem früheren Premierminister Shinzo Abe gesprochen. Mit dem politischen Ziehvater Takaichis hatte er vor gut zehn Jahren einmal nach zähen Verhandlungen fast eine Einigung zu den südlichen Kurilen erzielt. „Das könnte eine Botschaft an Takaichi gewesen sein: eine Aufforderung, zur Wärme der Abe-Jahre zurückzukehren“, sagt Ward.

In Japan gibt es durchaus Stimmen, die sich für eine Annäherung an Russland aussprechen, nicht nur aus sicherheitspolitischen Erwägungen, sondern auch aus wirtschaftlichen. Von der russischen Insel Sachalin bezieht Japan trotz aller Sanktionen im Zuge des Ukrainekriegs weiterhin Flüssiggas und hat dafür eine Ausnahmeregel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erhalten. Trumps Feldzug gegen Iran und die Blockade der Straße von Hormus haben das Land von seinen wichtigsten Energielieferanten im Nahen Osten abgeschnitten und somit die Abhängigkeit von den russischen Lieferungen erhöht. Ward kommt zu dem Resümee: „Alles hängt miteinander zusammen.“

LESERBRIEFE

Tugendvorsprung

POLITIK Zu „Viele Westdeutsche haben mittlerweile die Nase voll“ von Reinhard Bingener und Oliver Georgi (23. August):

Als Einheitsdeutsche lese ich den Satz „Viele Westdeutsche haben mittlerweile die Nase voll“ mit großem Befremden. Auch 36 Jahre nach der Einheit scheint die Rollenverteilung klar! Der Westen urteilt, der Osten wird beurteilt. Viele Ostdeutsche haben einen vollständigen Systembruch erlebt, den Verlust von Arbeitsplätzen und Sicherheiten, die Entwertung von Berufsbiographien, Abwanderung. Das entschuldigt weder Demokratiefeindlichkeit noch politische Radikalität. Beides muss kritisiert werden. Was aber nicht überzeugt, ist der Ton moralischer Überlegenheit, der aus der westdeutschen Herkunft bisweilen einen Tugendvorsprung macht. Birte Eckardt, Dresden

Auf den Punkt

POLITIK Zu „Viele Westdeutsche haben mittlerweile die Nase voll“ von Reinhard Bingener und Oliver Georgi (23. August): Das Interview mit Magnus Brechtken war großartig. Ich bin beeindruckt, wie sehr er analytisch auf den Punkt gebracht hat, was viele nicht zu formulieren in der Lage sind. Vielen Dank dafür! Wolfframm Rauschenbach, Frankfurt

Lautes Schlechtreden FEUILLETON Zu „Wir können uns eine „Lega West“ genauso wenig leisten wie eine Ostdeutschtümelei“ von Steffen Mau (23. August): Wer sich im Westen mit der zunehmenden „Blauverfärbung“ der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 auseinandersetzen wollte, konnte aus unpolemischen Analysen wie Steffen Maus „Ungleich vereint“ oder Simon Strauß“, „In der Nähe“ viel über ostdeutsche Erfahrungen und Befindlichkeiten lernen. Daraus konnten Empathie und Verständnis für Menschen entstehen, die sich in vielerlei Hinsicht unverstanden und übergangen fühlten. Irritierend blieb jedoch eine Diskrepanz: In Befragungen be-

werten viele Ostdeutsche ihre persönliche Situation gar nicht ungünstig, die Lage Deutschlands hingegen als desaströs. Dazu kommt die völlig abwegige Äußerung, die Bundesrepublik sei ein autoritärer Bevormundungsstaat ohne Meinungsfreiheit, verbunden mit der wachsenden Unterstützung einer Partei, deren Kurs genau in diese Richtung steuert, um zu guter Letzt in Gesamt-deutschland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zu gefährden. Vernimmt man nun aus dem Osten durch diese Partei schließlich fast nur noch lautes Schlechtreden und Ablehnung, während andere Stimmen schweigen, wen wundern da im Westen das Aufrechnen von Transferleistungen und

der zunehmende Unmut? Obwohl gegenseitige Schuldzuweisungen nachvollziehbar sind und im Sinne demokratischer Auseinandersetzung von beiden Seiten auch ausgehalten werden müssen: Sie bieten keinen Ausweg. Aus der Misere helfen kann nur die Neubelebung eines Bürgerdialogs. Dr. Evelyn Berchtold-Kanz, Tübingen

Ostdeutsche Leistung POLITIK Zu „Viele Westdeutsche haben mittlerweile die Nase voll“ von Reinhard Bingener und Oliver Georgi (23. August): Etwas fragwürdig ist aus meiner Sicht die Behauptung, nicht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 sondern

Gorbatschow habe die DDR beendet: Gorbatschows Gewaltverzicht schuf sicher die Voraussetzung dafür, aber die Ostdeutschen brachten die SED-Herrschaft doch auch mit Mut, Montagsdemonstrationen und zivilem Widerstand zu Fall. Karen Pölk, Stahnsdorf

Politischer Reflex

POLITIK Zu „Der Kampf um Wohnraum in Berlin“ von Birgit Ochs (23. August): Mir erscheint die Forderung nach der Vergesellschaftung großer Wohnungsbestände als Ausdruck eines politischen Reflexes, der die Ursachen der Wohnungsnot verkennt. Staatliche Eingriffe in

Wohnungsmärkte haben selten zu mehr Angebot geführt. Vergesellschaftung schafft keine neuen Wohnungen. Der Wohnungsmarkt benötigt ausreichend Angebote. Prof. Dr. Thomas Beyerle, Eschborn-Niederhöchstadt

Leserbriefredaktion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Sonntagszeitung, 60267 Frankfurt/Main. E-Mail-Adresse: sonntagszeitung.leserbriefe@faz.de

Um möglichst viele Leserbriefe veröffentlichen zu können, sind wir leider häufig gezwungen, sie zu kürzen. Wir lesen alle Briefe sorgfältig und beachten sie, auch wenn wir sie nicht beantworten können.

Jetzt hilft nur noch Staatskunst

Von Jochen Buchsteiner

Man muss nicht, wie der Kolumnist der „New York Times“, vom stillen Beginn des Dritten Weltkriegs sprechen, aber die weltpolitische Lage wird zunehmend ungemütlich. Die zahlreichen Konflikte, im Osten Europas, an der Levante, in Iran, dehnen sich teilweise aus und beeinflussen sich gegenseitig. Der Autoritarismus bleibt global auf dem Vormarsch und mit ihm das Denken in historischen Ansprüchen und geopolitischen Geländegewinnen. Das alles verbindet sich mit einer technologischen, KI-gestützten Revolution, die die Realitäten in den Volkswirtschaften wie auf den Kriegsschauplätzen verändert.

Es ist vermutlich kein Zufall, dass der Bundeskanzler die erste Kabinettsklausur nach der Sommerpause nutzte, um jenen Konsequenzen anzukündigen, die einen Anschlag auf dem Flughafen Leipzig/Halle versucht hatten. Nicht nur weil die Sprengsätze in der Nähe ukrainischer Transportmaschinen entdeckt wurden, spricht vieles dafür, dass Russland seine Feindseligkeiten gegen Deutschland ausgebaut hat. Westliche Nachrichtendienste warnen inzwischen, dass Moskau schon bald die Reaktionsfähigkeit der NATO im Baltikum testen könnte. Das soll auch der Grund für den geheimnisvollen Kurztrip des CIA-Chefs nach Moskau gewesen sein.

Das Auseinanderfallen der regelbasierten Ordnung, deren zentrale Schutzmacht – Amerika – sich nicht mehr in der Pflicht fühlt, wirft die Länder Europas auf ihre eigenen Möglichkeiten zur Verteidigung zurück.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dies erkannt, auch wenn das Tempo der Nach- und Umrüstung von Bundeswehr und Nachrichtendiensten noch nicht mit der wachsenden Bedrohung Schritt hält. Das gilt ebenso für die Bemühungen im europäischen Rahmen: zu umständlich, zu langsam.

Angesichts der akuten außenpolitischen und technolog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sollten die notwendigen Reparaturarbeiten am Bestand der sozialen Ordnung eigentlich reibungslos nebenher erledigt werden. Es ist ein Luxus, den sich das Land nicht leisten kann, wenn die Politik erregt über Mikroveränderungen im Rentensystem oder über Details einer Zuckersteuer streitet. Man kann nur hoffen, dass Friedrich Merz' Aufrufe zu Tatkraft und Einigkeit diesmal erhört und wenigstens die moderaten Justierungen, auf die sich die Koalition einigen konnte, bis Jahresende umgesetzt werden.

Ob sie ausreichen, das Land wieder auf Wachstumskurs zu führen, gar eine „neue Gründerzeit“ einzuläuten (Klingbeil), ist eine andere Frage. Die jüngsten Zahlen aus dem Statistischen Bundesamt deuten an, dass nicht alles so verloren ist, wie es vor allem die AfD glauben machen will. Aber von einem Ende der längsten Wirtschaftskrise seit Bestehen der Bundesrepublik will noch niemand ernsthaft reden.

Erschwert wird das Regierungsgeschäft durch die Landtagswahlen, die im Osten Deutschlands anstehen. Sie dürften die veränderte Stimmung im Land widerspiegeln, die von Misstrauen gegenüber den Versprechungen, teils auch den Prioritäten der Regierungsparteien gekennzeichnet ist. Es ist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im September erstmals ein AfD-Politiker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gewählt wird. Aber auch ein mögliches Verhinderungsbündnis, das Christdemokraten und Linke zusammenzwänge, würde Schockwellen nach Berlin und darüber hinaus schicken. Sowohl der Union als auch der SPD drohen Personaldebatten, was weitere Energien verschleudern würde.

Weder für das Kanzleramt noch für die SPD-Führung stehen Ersatzleute zur Verfügung, die die Fliehkräfte dieser Koalition in Reformdynamik verwandeln könnten. Im Handumdrehen auflösen lässt sich auch nicht Merz' strategisches Dilemma, das nach diesem Wahlherbst noch ein bisschen sichtbarer werden könnte.

Mit der maximalen Abgrenzung zur AfD, für die sich der Kanzler nach anfänglichem Zaudern entschieden hat, wollte er die Brandmauerdebatte von sich fernhalten. Klarheit sollte sie ersticken. Das ist missglückt. Zu offenkundig ist das Absacken der Union an die 20-Prozent-Schwelle auch Folge dieser Strategie: Sie verdammt die Union dauerhaft zu Kompromissen mit linken Parteien, was ihre Glaubwürdigkeit als konservative Kraft untergräbt. Andererseits, auch das gehört zur Wahrheit, weiß niemand, ob die Union nicht noch mehr Schaden nähme, öffnete sie sich einer von sich selbst besoffenen Partei, in deren Reihen ausgewiesene Rechtsextremisten lauern.

Merz hat es mit einer Gemengelage zu tun, um die ihn niemand beneidet. Jetzt kühlen Kopf zu bewahren, zum richtigen Zeitpunkt Veränderungen einzuleiten und bei all dem die Regierungspolitik aufs Wesentliche auszurichten, verlangt ein hohes Maß an Staatskunst.

GASTBEITRAG

Den völkischen Teil der AfD verbieten

Von Cem Özdemir und Boris Pistorius

Wie wäre die 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verlaufen, wenn Hitler und seine NSDAP 1933 nicht an die Macht gekommen wären? Was wäre geschehen, wenn man 1930 auf eine Gruppe preußischer Beamter um den Juristen Robert Kempner gehört hätte, die nicht nur die Absicht der Nazis dokumentiert hatten, die Weimarer Republik zu zerstören, sondern auch auf ein Verbotsverfahren drangen? Was wäre passiert, wenn die damalige Reichsregierung unter Heinrich Brüning ein solches Verfahren nicht abgelehnt hätte, weil man dazu „noch nicht abschließend Stellung nehmen“ könne? Ob all das die Diktatur, den Krieg und die Schoa verhindert hätte, wissen wir nicht. Wir wissen nur: Man hätte nichts unversucht lassen dürfen.

Auch heute haben wir es wieder mit einer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durch extreme Rechte zu tun. Mit einer AfD, die zunehmend als rechtsextremistisch betrachtet werden muss und die in einigen Bundesländern vom Verfassungsschutz auch genauso eingestuft wird. Nun hört man allenthalben: „Die AfD ist nicht die NSDAP.“ Das mag zutreffen, doch dabei gerät ein viel naheliegenderer Vergleich aus dem Blick: Erst vor wenigen Jahren, im Jahr 2017, ha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ie NPD ausdrücklich als verfassungsfeindlich eingestuft – als eine Partei, die „wesensverwandt“ mit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ist und die Menschenwürde missachtet.

Verboten wurde die NPD nur aus einem Grund nicht: weil sie zu unbedeutend war, um ihre Ziele erreichen zu können. Man lese dieses Urteil heute noch einmal. Es beschreibt eine völkische Ideologie, die sich von der des Höcke-Flügels in nichts unterscheidet. Nur ist die AfD eben alles andere als unbedeutend. Das Argument, das die NPD im Jahr 2017 rettete, ist heute ein starkes Argument dafür, die AfD von de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prüfen zu lassen.

Doch gilt das für die gesamte AfD? In Nordrhein-Westfalen ist es auf einem Landesparteitag gerade zu einer harten Auseinandersetzung gekommen: zwischen der völkischen und der deutschnationalen Strömung in der AfD.

Deutsch-national, das heißt: raus aus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raus aus dem Euro, raus aus der NATO, Annäherung an Putins Russland. Eine hochgefährliche Politik, die Deutschland nicht nur tiefgreifende wirtschaftliche Schäden zufügen, sondern auch die inner- und außereuropäische Sicherheit aufs Spiel setzen würde. Die meisten politischen Positionen der Partei in der Außen-, Wirtschafts-, Klima-, Kultur- und Sozialpolitik werden von der großen Mehrheit in Deutschland nach wie vor abgelehnt. Wer – wie die AfD – den menschengemachten Klimawandel leugnet, betreibt eine Politik, die wir für populistisch, gefährlich und wissenschaftsfeindlich halten. Dennoch kann eine solche Politik unter bestimmten Voraussetzungen mit den obersten Zielen unseres Grundgesetzes noch vereinbar sein. Deshalb tragen wir den Streit darüber in den Parlamenten und in der

Gesellschaft aus, und am Ende entscheid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Völlig anders verhält es sich mit dem völkischen Teil der AfD. Er stellt ganz unverhohlen die Grundfesten und wesentlichen Schutzgüter unserer Verfassung infrage – vor allem die in Artikel 1 unseres Grundgesetzes garantierte und unter „Ewigkeitsschutz“ gestellte unantastbare Würde eines jeden Menschen. Der völkische Teil der AfD macht diese Würde von der kulturellen Prägung einer Person oder von ihrer ethnischen Herkunft abhängig. Er spaltet unsere Gesellschaft in ein „wir“ und „die anderen“. Wir – das ist das „wahre Volk“, die „echten Deutschen“, mit dem richtigen Blut, dem richtigen Stammbaum und der richtigen Gesinnung. Die anderen – das sind all jene mit „falscher“ Hautfarbe, Herkunft, Religion, Lebensweise oder Weltanschauung. Für sie gibt es in einem ethnisch und kulturell homogenen Deutschland keinen Platz. Sie sollen aus Deutschland vertrieben, sie sollen „remigriert“ werden.

Wohlgemerkt: Straftäter müssen – wo immer rechtlich möglich – das Land verlassen und Gefährder mit der ganzen Härte des Gesetzes rechnen. Parallelgesellschaften müssen wir konsequent entgegenarbeiten und darauf achten, dass Regeln und Gesetze von allen eingehalten werden.

Doch dem völkischen Teil der AfD geht es nicht um ein gedeihliches Zusammenleben. Sondern um den Entzug der Staatsbürgerschaft für Menschen, die sich „antisozial“ verhalten, wie Teile der AfD in Thüringen fordern. Doch was bedeutet das? Reicht es, wenn ein Mann einen Mann liebt? Reicht es, wenn die Hautfarbe etwas zu dunkel ist? Es geht um die Abschiebung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von denen viele in Deutschland geboren sind und die teilweise schon seit Generationen hier ihre Wurzeln haben. Ein solch völkisches Denken zielt auf die Menschenwürde, es ist ein Frontalangriff auf unser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 und wirft damit zwingend die Frage nach einem Parteienverbot auf. Daneben stellen sich gravierende Fragen der nationalen Sicherheit. Die Russlandnähe der AfD halten wir für ein sicherheitspolitisches Risiko.

Dabei ist uns bewusst: Nicht Parteien, Parlamente oder Regierungen befinden über das Verbot einer Partei. Darüber entscheidet ausschließlich die höchste gerichtliche Instanz,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ie Hürden für ein solches Verbot sind aus gutem Grund sehr hoch. Es muss nachgewiesen werden, dass die Ziele und das Verhalten der Anhänger der AfD darauf aus sind, die freiheitliche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zu beeinträchtigen oder zu beseitigen. Der Kern dieser Grundordnung ist in den Artikeln 1 und 20 des Grundgesetzes niedergelegt: die Unantastbarkeit der Menschenwürde und die demokratische, rechtsstaatliche Verfasstheit unseres Landes.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 dieser Satz ist das Herzstück unseres Grundgesetzes und gilt für alle Menschen.

Wer die unteilbare Menschenwürde relativiert, wer Deutschsein an ethnische und kulturelle Kriterien knüpft, wer Staatsbürger in „Blutsdeutsche“ und „Passdeutsche“ unterteilt, der stellt sich außerhalb unserer Verfassung. Denn unsere Demokratie ist eine Rechtsgemeinschaft, und alle Menschen sind vor dem Gesetz gleich.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müssen sich selbst kritisch hinterfragen. Manche Verantwortliche – uns eingeschlossen – haben Missstände zu lange nicht gesehen oder sehen wollen. Zu oft wurde auf die wachsende Unzufriedenheit in der Bevölkerung mit dem Hinweis reagiert, man müsse die eigenen Anschauungen und politischen Entscheidungen nur besser erklären. Diese Rhetorik ist gescheitert.

Gut Situierte übersehen manchmal, wie stark sich der Alltag für ökonomisch Schlechtergestellte verändert hat. Die Zumutungen durch die ökonomische Transformation und die Angst vor dem Abstieg treffen Menschen in der Industrie härter als in akademischen Berufen. Auch der Bildungssektor ist unter Druck: Wachsende Probleme an Schulen und Hochschulen können nicht mehr ignoriert werden. Wir könnten mit Stadt-Land-Unterschieden, der digitalen Transformation, Mobilität und dem individuellen Sicherheitsgefühl weitermachen.

Di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der AfD sind keinesfalls alle rechtsextrem. Im Gegenteil: Während der kleinere Teil der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ein geschlossen rechtsextremes Weltbild hat, wählen viele andere die Partei aus Frust, Angst oder Enttäuschung. Die Erzählung von der Protestwahl trägt indes nicht mehr. Denn die unübersehbare Radikalisierung der AfD verbietet die Ausrede, nicht zu wissen, wem man seine Stimme gibt. Die Enttäuschten und Gefrusteten zweifeln in aller Regel nicht am Grundgesetz, sehen in der AfD jedoch auch keine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Ihnen müssen wir sagen: Weite Teile der AfD sind nicht mehr deutsch-national, sondern völkisch. Sie wollen keine bessere, sondern das Ende der Demokratie.

Mit dem völkischen Teil der AfD ist ein gänzlich anderer Umgang geboten. Denn dieser verachtet die Demokratie. Der völkischen Ideologie können wir nicht in der polit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 begegnen. Das wäre naiv. Denn die AfD wird auch zukünftig alles daransetzen, den völkischen Teil ihrer Partei zu verschleiern, die Haltung ihrer völkischen Protagonisten zu relativieren oder umzudeuten. Aber es gibt genügend gesicherte Belege dafür, dass der Parteiflügel um Björn Höcke dieser Ideologie anhängt. Sie ist mit unserem Grundgesetz nicht vereinbar.

Um der Zerstörung der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n Grundordnung einen Riegel vorschieben zu können, haben die Mütter und Väter unseres Grundgesetzes die Möglichkeit des Parteienverbots eingeräumt. Parteienverbotsverfahren sind die absolute Ausnahme und den meisten anderen Ländern fremd. Aufgrund unserer Geschichte und der Katastroph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sind sie hingegen ein zentrales Instrument unserer wehrhaften Demokratie und betonen die Bedeutung des Rechts in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Die rechtliche Prüfung der Verfassungsmäßigkeit einer politischen Partei ist dann geboten, wenn diese den Fortbestand unserer Demokratie infrage stellt und bedroht. Die Verantwortung dafür, diesen gerichtlichen Schritt einzuleiten, kommt aus guten Gründen der Bundesregierung, dem Bundestag oder dem Bundesrat zu und benötigt qualifizierte Mehrheiten.

Wir plädieren aufgrund unserer persönlichen Überzeugung noch einmal eindringlich für eine baldmöglichste Einleitung eines Verbotsverfahrens, mit einem Fokus auf die eindeutig völkischen Landesverbände der AfD in Thüringen, Sachsen, Sachsen-Anhalt und Brandenburg. Das ist rechtlich möglich, durch Belege gedeckt, von der Verfassung geboten. Wir vertrauen darauf, dass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abhängig und souverän die richtigen Entscheidungen trifft.

Unsere Vorgängerinnen und Vorgänger Ende der 1920er Jahre konnten nicht wissen, was passieren würde, in welche Katastrophe die Nazis Deutschland und die ganze Welt führen und wie viele Millionen unschuldige Menschen getötet und ermordet würden. Diese Entschuldigung haben wir nicht. Wir wissen, was passieren kann, wir haben uns „Nie wieder“ versprochen und tragen Verantwortung für unsere Freiheit, unsere Demokratie, für unseren Rechtsstaat.

Die AfD redet unsere Heimat schlecht, sieht Deutschland am Abgrund. Was für eine Verzerrung der Wirklichkeit. Unser Deutschland ist, bei allen Problemen, das beste Deutschland, das es je gab. Wir lieben unser Land. Verteidigen wir es mit aller Kraft!

Cem Özdemir ist Ministerpräsident von Baden-Württemberg, Boris Pistorius ist Bundesminister der Verteidigung.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STIL

Stilio Tischleuchte

34 hochwertige Massivglasstäbe in einem Aluminium-Rahmen mit glanzvernickelter Oberfläche zaubern stimmungsvolles Licht in jeden Raum.

Seit nunmehr 60 Jahren fertigt Licht im Raum moderne Leuchten in ihrer Manufaktur im Bergischem Land um Wuppertal und fördert ganz bewusst das traditionelle Handwerk der Region.

Sichern Sie sich die F.A.Z. Edition der Manufaktur Dinnebier GmbH für 895 Euro.

selection.faz.net (069)7591-1010

Jedes Mal ein kleiner Kraftakt: Katharina bringt ihre Großmutter Erika aus dem Schlafzimmer in die Küche. Foto Lucas Bäuml

Ich bin für dich da, Oma

Als ihr Vater es nicht mehr schafft, entscheidet sich Katharina, ihre Oma zu pflegen. Sie kündigt ihre Wohnung und pausiert ihr Berufsleben. Mit 29 Jahren gibt sie alles auf. Heute sagt sie: Das war die beste Entscheidung. Von Paul Weinheimer

An Tagen wie diesen ist der Kopf von Oma Erika neblig, sagt Katharina. Es ist kurz nach zwölf, sie steht an der Bettkante, beugt sich zu ihrer Oma hinunter und spricht langsam.

„Hast du schon Hunger, Oma? Auf Suppe?“

„Ich habe Angst zu fallen“, sagt Oma Erika, die in ihrem Bett liegt, die Augen noch halb geschlossen.

„Das brauchst du nicht. Ich bin doch da“, sagt Katharina und streichelt ihr über die glatte Haut an der Stirn. Die vergangenen 96 Jahre haben dort kaum Falten hinterlassen. Nur die Muskeln und das Fett sind dem Alter gewichen und legen den Blick frei auf viele kleine Adern, die sich wie Wege auf einer Karte unter der Haut entlangschlängeln. Ein Körper, der dem Alter entsprechend gesund ist, aber auch einer, der auf Schutz und Pflege angewiesen ist.

Langsam dreht sich Oma Erika zu ihrer Enkelin. Ihre Augen tasten die Umgebung ab, bis sie Katharina erkennt und weiß: Ich bin zu Hause. Ich bin sicher.

Diese Geschichte könnte eine gewöhnliche sein. Schließlich pflegen laut dem Statistischen Bundesamt ungefähr vier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einen Angehörigen, und die Dunkelziffer dürfte noch viel höher sein. Aber wenige haben dafür so viel aufgegeben wie Katharina. Um bei ihrer Oma zu sein, zog sie aus der Schweiz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und pausierte ihr Berufsleben. In einem Alter von 29 Jahren, in dem sich andere für ihre Karriere oder eine eigene Familie entscheiden, entschied sie sich für ihre Oma.

Seit Anfang des Jahres wohnen die beiden nun zusammen in einer Wohnung in Wiesbaden, und Katharina übernimmt allein die gesamte Pflege. Kann das funktionieren?

Das Schlafzimmer von Oma Erika ist ein kleiner, aber gemütlicher Raum, nur wenig Licht bricht durch die Gardinen. An der Wand hängt ein Foto von ihr aus einer früheren Zeit, daneben eins von Katharinas Vater, ein Holzkreuz und eine große Weltkarte. Katharina streicht sich ihr langes, braunes Haar hinter die Schultern, damit sich Oma Erika nicht darin verfängt. Sie zieht den Rollstuhl an das Bett, schiebt den Fallschutz an der Bettkante nach unten und greift ihrer Oma behutsam unter die Arme.

„Geht's, Oma? Eins, zwei, drei und hepp.“ Oma Erika stöhnt auf, murmelt vor sich hin, aber dann sitzt sie im Rollstuhl. Katharina legt eine dünne Decke über die nackten Beine. Der Wechsel vom Bett in die Küche oder in das Bad ist jedes Mal ein kleiner Kraftakt.

Szenen wie diese filmt Katharina mit ihrem Handy und lädt sie auf ihrem Instagram-Account hoch. „Ich will jungen

Menschen zeigen, dass Pflege auch etwas Schönes sein kann“, sagt sie. Eigentlich sei sie immer der analoge Typ gewesen, habe nie einen Account auf den sozialen Medien gehabt, noch nicht mal ein Whatsapp-Profilfoto. Jetzt folgen ihr nach nur zwei Monaten schon fast 40.000 Menschen. Manchmal sei das mit den vielen Nachrichten überfordernd. Aber auch schön. Täglich sind in ihrem Posteingang Fotos und lange Texte, in denen Menschen über die Pflege ihrer Angehörigen berichten.

Viele Jahre lang hat Katharinas Vater Oma Erika zu Hause gepflegt. Als er dann aber Ende Januar 2026 wegen eines Herzleidens auf die Intensivstation kam, über-

nahm Katharina. Die Jahre zuvor hatte sie in Zürich gewohnt, arbeitete dort als Bankkauffrau, danach in der Tourismusbranche. Sie liebt die Schweiz, und auch die Jobs waren gut. Aber sie habe sich schon länger nach etwas Neuem gesehnt, sagt sie. Ohne etwas in Aussicht zu haben, kündigte sie. Fuhr nach Wiesbaden, dorthin, wo ihre Oma und ihr Vater leben. Sie wollte die freie Zeit nutzen, um dort eine altersgerechte Wohnung für ihren Vater zu suchen, doch dann wurde er krank. Und plötzlich brauchte auch Oma Erika ihre Hilfe.

Schnell war der Fußboden überhäuft mit Miet- und Kreditverträgen, mit Amtsschreiben und Gesetzestexten. Tagsüber fuhr Katharina ins Krankenhaus zu ihrem Vater, managte den Pflegedienst für ihre Oma; am Abend stand sie vor dem Berg deutscher Bürokratie, der sich auf ihrem Wohnzimmerboden stapelte und der nach so viel mehr verlangte als nach ein paar Unterschriften.

Es war, als ob sie von einem Krisenherd zum anderen hetzte und gar keine Zeit hatte, darüber nachzudenken, was sie selbst eigentlich wollte. Wenn sie heute – sieben Monate später – daran zurückdenkt, sagt sie: „Das war eine verdammt harte Zeit.“

Dabei ist Katharina eine Person, die selten davon spricht, dass es ihr schlecht geht. Die viel lächelt und so gut wie nie

auf ihr Handy schaut, damit sie ganz für ihr Gegenüber da ist. Eine, die ihren Tag umplant, damit es für die anderen passt. Eine, die erst mal an die anderen denkt und dann an sich selbst. Und doch sei ihr schnell klar geworden, sagt sie, dass sie ihre Oma irgendwann in ein Heim würde bringen müssen. Auch wenn es ihrem Vater nach einer Zeit besser ging, würde er selbst nicht mehr in der Lage sein, die Pflege zu leisten. Zudem hatte sie ihr eigenes Leben, das auf sie wartete. Schließlich standen Job-Bewerbungsgespräche an, und dann waren da noch ihre Freunde und die Wohnung in Zürich.

Obwohl sie wusste, dass es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war, flossen die Tränen nur so aus ihr heraus, als sie ihre Oma am Morgen weckte, um sie ins Pflegeheim zu bringen. „Es fühlte sich an, als würde ich sie dort zum Sterben abgeben“, sagt Katharina.

Zweimal am Tag besuchte sie Oma Erika im Heim. Oft blickten deren Augen ins Leere, und ihre wachen Tage wurden seltener – wahrscheinlich wegen der beruhigenden Medikamente, sagt Katharina. Aber auch, weil Oma Erika dort viel allein war. Kaum Gespräche. Kaum Bewegung. Irgendwann vergisst der Körper zu leben und rutscht in eine Art Dämmerzustand.

Nach zwei Wochen dachte Katharina darüber nach, Oma Erika wieder nach

Hause zu holen. Viele rieten ihr davon ab. Sie könne ihr Leben doch nicht so wegwerfen, sagten ihr Freunde. Und auch wenn sie das anfangs verunsicherte, ließ das Gefühl sie nicht los, dass es das Richtige wäre.

Katharina ist ein Mensch, der aus dem Bauch heraus entscheidet, ohne Dinge zu zerdenken. Als sie keine Lust mehr auf ihren Job hatte, kündigte sie einfach. Als sie allein nach Indien reisen wollte, buchte sie ein Ticket. Eine Wohnung zu renovieren, brachte sie sich selbst bei – was sollte schon schiefgehen?

Und so folgte sie auch jetzt ihrem Gefühl, ohne lange abzuwägen. Als ihr dann noch ein Mitglied der Familie eine Wohnung in Wiesbaden überließ, war die Entscheidung klar. Sie fuhr ins Pflegeheim und brachte Oma Erika in ihr neues Zuhause – in das sie gemeinsam einzogen. „Ich habe das nicht aus einem schlechten Gewissen gemacht, sondern aus einer tiefen Dankbarkeit für alles, was sie für mich getan hat“, sagt Katharina.

Am Anfang kam noch ein Pflegedienst, um Katharina zu helfen. Schnell entschied sie sich aber dagegen. Zu oft hätte Oma Erika sonst zwei Stunden am Morgen warten müssen, bis jemand sich um sie gekümmert hätte. Seitdem bekommt Katharina für die Vollzeitpflege 800 Euro vom Staat. Die Rente ihrer Oma teilen sich die beiden zum Leben. Es ist nicht viel, aber es reicht.

Erst ein gutes halbes Jahr ist seit ihrer Entscheidung vergangen, und doch fühle sich die Erinnerung an diese Zeit wie ein anderes Leben an, sagt Katharina. Gerade steht sie mit ihrer Oma Erika in der Küche und schaut dem Mixer zu, wie er die letzten Stückchen einer Tomatensuppe mit Süßkartoffeln, Auberginen und Karotten von einem Biobauernhof zerhäckselt.

Ihr sei die Ernährung sehr wichtig, sagt Katharina. Früher gab es für Oma Erika häufig Maggi-Tütensuppen, Bonbons und Kekse, weil die Zeit nicht reichte, vielleicht auch das Wissen fehlte. „Ich merke, wie gut meiner Oma die Ernährungsumstellung tut“, sagt sie und gießt die Suppe in eine Tasse. „Sie ist dadurch viel fitter und klarer und ihre Verdauung viel besser. Auch Menschen, die gepflegt werden, sollten weiterhin einen Genuss beim Essen haben.“ Für Katharina ist das hohe Alter kein Zustand, den man möglichst funktional überstehen muss, sondern ein Lebensabschnitt, den man genauso auskosten sollte wie jeden anderen.

„Probier mal“, sagt Katharina und reicht ihrer Oma die Tasse mit der Suppe. „Ja, ist gut“, sagt Oma Erika und hält die Tasse in ihrer zitternden Hand. Im Pflegeheim habe sie die Tasse nicht mehr selbst halten können, das gehe jetzt wieder, sagt Katharina und wischt die Suppe, die danebengegangen ist, von der Decke ab.

„Ich will schlafen“, sagt Oma Erika. Katharina nickt.

Sie schiebt die Oma zurück, vorbei an einer Kommode, auf der Fotos von früher liegen. „Ja, das sind wir“, sagt Katharina und zeigt auf ein Bild. Auf dem Foto hat Oma Erika ganz volle, rote Wangen, ihre Haare sind zu Locken gewickelt, und auf ihrem Arm hält sie ein Kleinkind im Strampelanzug. „Meine kleine Puppe“, habe sie früher immer zu Katharina gesagt.

Früher, da war Katharina an den Wochenenden oft bei ihr. Dann durfte sie

Fortsetzung auf der folgenden Seite ■ AM RANDE DER GESELLSCHAFT VON HAUCK & BAUER

①u bist junner so anders, wenn du mit diesem Mirko zusammen bist.

oder du siehst mich anders, wenn ich mit Mirko zusammen bin.

FORTSETZUNG VON SEITE 9

Ich bin für dich da, Oma

lange wach bleiben, morgens vor dem Fernseher rief sie vom Sofa: „Oma, ich habe Hunger“, und bekam ein Glas Milch und ein Stück Zitronenkuchen gebracht. Wenn die Rinde am Brot ihr zu hart war, schnitt Oma Erika sie ab. „Das waren meine ,Wellness-Wochenenden‘ als Kind“, sagt Katharina. Heute tut sie das Gleiche für ihre Oma.

Als sie entschied, Oma Erika aus dem Heim zu sich nach Hause zu holen, sei ihr klar gewesen, dass es kein Zurück gebe, sagt Katharina. Ihre Freundinnen heiraten langsam, kriegen Kinder, natürlich bringe sie das in ruhigen Momenten zum Nachdenken. Als sie darüber spricht, muss sie lachen: „Soll ich dann beim ersten Date jemanden hier nach Hause bringen und direkt meiner Oma vorstellen?“ Immer wieder habe sie darüber nachgedacht, ob etwas mit ihr falsch sei – weil ihr Leben nicht der Norm entspreche. Aber dann habe sie sich gedacht: Mein Glück sieht eben anders aus. Dann muss sie aufstehen, weil aus dem Zimmer hinten im Flur Oma Erika ruft: „Komm mal, komm mal, komm mal.“

Es gibt kaum Momente, in denen Stille in der Wohnung herrscht. Oma Erika ruft oder murmelt meist vor sich hin. Manchmal sagt sie: „Aua, aua, aua“, manchmal „Komm mal, komm mal“, wahrscheinlich weil sie Kontakt zur Welt sucht, sagt Katharina. Wenn man sich ausgeliefert im eigenen Kör-

Vögeln zu und lassen sich von der Sonne wärmen. Später legt sich Katharina manchmal zu ihrer Oma ins Bett, Schulter an Schulter, liest ihr etwas vor oder bearbeitet Videos für Instagram. „Für jeden Menschen, ganz egal, in welchem Alter, ist es wichtig, Körperkontakt zu haben“, sagt Katharina.

Es gab aber auch Tage, da wusste Katharina nicht mehr weiter. Zum Beispiel, als ihre Oma vergessen hatte, dass sie eine Windel trägt. Und selbst versuchte, sich sauber zu machen, und das gesamte Bett voll war. Oder als die Tomatensuppe auf den Beinen statt im Mund landete. Aber es gibt auch die Tage, an denen Katharina mit Oma Erika im Bad steht und ihr vorsichtig das Haar wäscht und die etwas sagt wie: „Mein Katharinchen, meine goldene Puppe, ich bin dir so dankbar, aber ich will dir auch nicht so zur Last fallen.“ Und dann weiß Katharina wieder genau, wieso sie das alles tut.

Trotzdem musste sie lernen, dass man auf sich selbst achten muss, um für andere da sein zu können. Mittlerweile versucht sie, viermal die Woche über einen Videocall mit anderen Menschen Yoga zu machen. Oder sie geht zum Pilates und bucht sich eine Massage. Kleine Inseln, in denen es nur um sie selbst geht.

Früher kümmerte sich die Oma um die Enkelin. Foto privat/Lucas Bäuml

per fühlt, braucht man ständig einen Anker, an dem man sich festhalten kann. Der einem Halt gibt, wenn das Leben an einem zerrt.

Häufig ruft Oma Erika nachts, dann geht Katharina zu ihr, nimmt ihre Hand und sagt, dass alles in Ordnung ist. Zwischen fünf und sechs Uhr morgens schläft Oma Erika meist nicht mehr ein – und damit beginnt dann auch Katharinas Tag. Sie stellt sich an das Bett und fragt Oma Erika, wie sie geschlafen hat. „Geht so“, sagt die dann meistens. Dann wechselt Katharina das erste Mal ihre Windel, setzt ihre Oma auf einen Stuhl, damit der Körper etwas Luft bekommt, und holt in dieser Zeit das Frühstück. Einen Shake aus Haferflocken, Chiasamen, Flohsamenschalen, Pflaumen, Nüssen, Eiweißpulver, Hafermilch und Banane.

Danach nimmt sie einen nassen Lappen und fährt Oma Erika durchs Gesicht, macht den Intimbereich sauber, holt eine frische Windel. Kämmt ihre Haare. Und wenn Oma Erika genug Kraft hat, setzen sich die beiden auf den Balkon, schauen den

Sie weiß, dass der Tag kommt, an dem Oma Erika sich vom Leben verabschieden wird. „Und deswegen würde ich meine Situation für nichts eintauschen“, sagt Katharina. „Das Wertvollste, das wir haben, ist unsere Zeit, und deswegen schenke ich ihr meine.“

Es ist Nachmittag. Katharina steht im Zimmer bei Oma Erika und wiederholt langsam, was sie gerade schon einmal gesagt hat: „Ich gehe einkaufen, Oma. Soll ich dir etwas mitbringen?“

„Ja, Butter, Eier, Schokolade, Leberwurst, Fleischwurst.“

Katharina nickt, auch wenn sie weiß, dass es am Ende vor allem Suppen und Shakes werden, die ihre Oma zu sich nehmen kann.

Das sei ein großes Problem, eigentlich gebe es kaum Produkte für pflegebedürftige Menschen, die wirklich lecker sind, sagt Katharina. Zurzeit denkt sie darüber nach, eine Firma zu gründen, um selbst fertige Produkte für Pflegebedürftige auf den Markt zu bringen. Gesund und lecker. Das wäre ein Job, bei dem sie das Gefühl hätte, wirklich etwas Sinnvolles zu tun. Vielleicht sogar ein kleines Vermächtnis von Oma Erika.

„Wollen wir noch mal beten?“, fragt sie und hält Oma Erikas Hand. „Vater unser im Himmel …“, fängt Oma Erika an. Sie gibt den Takt vor, langsam, aber textsicher. Fast automatisch kommen die Worte aus ihrem Mund, wie eine tiefe Erinnerung, die ihr Sicherheit gibt in dieser Welt, die manchmal für sie zu verschwimmen scheint. „Amen.“

„So, Oma, ich gehe jetzt in die Stadt. Willst du mitkommen?“, fragt Katharina.

„Ja“, sagt Oma Erika und lacht.

Später in der Nacht wird Oma Erika wieder nach Katharina rufen. Katharina wird aufstehen und sie beruhigen. Um sechs Uhr am Morgen wird sie Oma Erika für den Tag fertig machen. Sie waschen, ihre Windeln wechseln, die Haare kämmen und ihr etwas zu Essen zubereiten. Genauso wie den Tag danach. Und den Tag danach.

„Ein Zuhause, ein Rhythmus, ein Leben“, sagt Katharina. Es ist ein Leben, für das sie sich entschieden hat. Und mit dem sie verdammt glücklich ist, sagt sie.

E s gibt wenige Worte in der Kriminalistik, die so banal klingen wie „Altfälle“ oder auch „Cold Cases“. Gemeint sind Verbrechen, meist Morde, die lange zurückliegen und nicht aufgeklärt werden konnten, die über Jahrzehnte zwischen Aktendeckeln und in Asservatenkammern schlummern. Beide Begriffe stehen im Widerspruch zu dem emotionalen Engagement, das viele Menschen genau diesen Fällen entgegenbringen. Das sind Ermittler aus Polizei und Staatsanwaltschaft. Das sind Bewohner einer Stadt, in der sich eine solche Tat ereignet hat. Das sind True-Crime-Fans, die vor allem dann mitfiebern, wenn ein Altfall sein Temperaturniveau von kalt zu heiß ändert. Und das sind die Angehörigen des Opfers. Angehörige wie Robert Rimbau, Vater von Amy Lopez.

Der Leichnam der 24 Jahre alten Studentin aus Houston, Texas, war am Vormittag des 26. Septembers 1994 in einem verfallenden Gebäude auf dem Gelände der Koblenzer Festung Ehrenbreitstein von spielenden Kindern entdeckt worden. Gerade einmal zwei Stunden vorher hatte sie sich auf den Weg zur Jugendherberge auf dem Festungsgelände gemacht. Die Obduktion ergab, dass Lopez vergewaltigt und erstochen worden war. Der Täter wurde damals nicht gefunden. Im Februar 2026 verkündet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Koblenz dann die Festnahme eines mittlerweile 81 Jahre alten Mannes: Hans S., ein seit den Siebzigerjahren mehrfach verurteilter Sexualstraftäter.

Die Familie sprach von einem „unermesslichen Schmerz“: Opfer Amy Lopez Foto Polizei Koblenz

Er tötete eine junge Frau - und ihre Zukunft

Am 18. August begann unter großem öffentlichen Interesse der Prozess gegen S. vor dem Koblenzer Landgericht. Bereits in der Untersuchungshaft und auch zum Prozessauftakt hatte der Angeklagte eingeräumt, Amy Lopez vergewaltigt und ermordet zu haben. Dank seines Geständnisses und der in einem aufwendigen Verfahren neu isolierten, eindeutigen DNA-Spuren dauerte der Prozess nur vier Tage. Am Freitag wurde Hans S. von der 14. großen Strafkammer des Koblenzer Landgerichts wegen Mordes zu einer lebenslangen Freiheitsstrafe verurteilt. Die drei Berufsrichter und zwei Schöffen stellten zudem die besondere Schwere der Schuld fest.

Um nachzuvollziehen, dass sich das Leben eines Vaters, dessen Tochter ermordet wird, in ein „Davor“ und ein „Danach“ unterteilt, braucht es nicht viel Vorstellungskraft. Was es aber zusätzlich bedeutet, wenn über Jahrzehnte im Dunkeln bleibt, wer dem eigenen Kind das Leben nahm, machte ein Brief deutlich, den die Koblenzer Anwältin Kathrin Kienle am vergangenen Mittwoch im Saal 128 des Koblenzer Landgerichts verlas. Statt als Vertreterin der Nebenklage ein klassisches Plädoyer zu halten, lieh sie ihre Stimme ihrem Mandanten Robert Rimbau, dem Vater von Amy Lopez. Etwa sechs Minuten lang las sie ein Schreiben vor, das im ersten Teil die Perspektive von Robert Rimbau abbildete und im zweiten Teil auch im Namen von Roberts Sohn Walter Rimbau verfasst war, Amys Bruder und ebenfalls Nebenkläger.

1994 wurde in Koblenz eine amerikanische Studentin ermordet. Nun wurde der Täter verurteilt. Neue Analysetechniken und ein Geständnis brachten endlich Gewissheit – vor allem für Vater und Bruder des Opfers. Von Eva Schläfer

„Nach dem Verbrechen und über all die Jahre hinweg erhielten wir immer wieder Anrufe und Briefe von verschiedenen Seiten mit Informationen zu Amys Fall und möglichen Hinweisen auf den Täter, die sich jedoch stets als haltlos erwiesen. Mit jedem Anruf und jeder Nachricht durchlebten wir eine Achterbahn der Gefühle und der Hoffnung“, trug Kienle vor. Amys Angehörige, die als gläubige Katholiken wie im Brief vermerkt all die Jahre dafür gebetet hatten, dass Amys Mörder keine weiteren Verbrechen begehen und eines Tages gefunden und verurteilt werde, gaben der Kammer weitere Einblicke in ihr Seelenleben: „Wir haben nach dem sinnlosen Mord an unserer geliebten Amy nie unseren inneren Frieden gefunden.“ Darüber hinaus ließen Vater und Sohn die Richter „und den Mörder“ wissen, „welchen unermesslichen Schaden und Schmerz er unserer Familie zugefügt hat“. Von Robert Rimbau stammte zudem der Satz: „Der Mörder tötete Amy, ihre Zukunft, ihr Familienleben und auch einen Teil von mir selbst.“

Diese Zeilen selbst vorzutragen, dazu sahen sich Amy Lopez' Angehörige nicht in der Lage. „Wir hätten die emotionale Last der grausamen Details dieses brutalen und sinnlosen Verbrechens, die während des Prozesses zur Sprache gekommen sind, nicht ertragen können“, las ihre Anwältin vor. Aber auch: „Wir müssen bei seiner Verurteilung anwesend sein, um für uns einen Abschluss zu finden.“ Dieses Vorhaben setzten Vater und Sohn zwei Tage später um. Am Freitag saßen sie dem Angeklagten bei der Urteilsverkündung gegenüber: Walter, 59, und Robert Rimbau, 85, auf der einen Seite des Gerichtssaals, Hans S., 81, auf der anderen Seite. Für einen kurzen Moment trafen mit dem Vater und dem Mörder von Amy zwei alte Männer aufeinander, deren beider Leben schon so lange tragisch miteinander verlinkt sind und die wohl beide nicht mehr genug Zeit haben werden, diese späte Wendung zu verarbeiten.

Nach seiner Festnahme in einer Seniorenresidenz waren Fotos von Hans S. in der Boulevardpresse erschienen, auf denen er zwar weißhaarig, aber drall und vital gewirkt hatte. Im Gericht erschien er auf einen Rollator gestützt und machte einen hinfälligen Eindruck. Speziell zum Prozessauftakt hatte eine merkwürdige Ambivalenz den Saal gefüllt. Nach der rasch verlesenen Anklage hatte der psychiatrisch-forensische Sachverständige aus zwei langen Explorationsgesprächen mit S. Details über die Tat und dessen früheres Sexualleben vorgetragen, während der leicht zittrige Angeklagte für das Öffnen einer Flasche Wasser die Hilfe eines Justizbeamten benötigte.

Die Besucher im bis auf den letzten Platz gefüllten Saal erfuhren unter anderem, dass S. an dem Morgen des 26. Septemberes 1994, an dem Amy Lopez zu seinem Zufallsopfer werden sollte, zum wiederholten Male Vergewaltigungsphantasien gehegt hatte. Auf die Frage des Gutachters, ob der damals 49 Jahre alte S. eher nach einer jungen oder einer älteren Frau Ausschau gehalten habe, lautete dessen Antwort: Er habe an keine Minderjährige gedacht. Fünf Jahre nach Amys Ermordung war S. in Koblenz wegen Vergewaltigung einer Sechzehnjährigen zu sieben Jahren Freiheitsentzug verurteilt worden. Der Auszug aus dem Bundeszentralregister listet insgesamt acht Einträge auf, auch Diebstahl und Körperverletzung sind darunter. 1968 wurde er erstmals wegen sexueller Nötigung verurteilt und in einer Heilanstalt untergebracht. Zwischenzeitlich nahm er auch triebdämpfende Medikamente ein. 1975 erhielt er eine fünfjährige Freiheitssstrafe wegen Vergewaltigung in zwei Fällen in Tateinheit mit Entführung. 1986 verurteilte ihn das Landgericht Frankfurt wegen versuchter Vergewaltigung.

Über die Tat äußerte sich S., den der Sachverständige für voll schuldfähig erachtete, in zwei Explorationssitzungen detailliert. Er habe Amy Lopez auf dem Felsenweg, der hoch zur Festung Ehrenbreitstein führt, angesprochen und vorgegeben, ihr eine Abkürzung zur Jugendherberge zu zeigen. Sie sei ihm daraufhin in ein Nebengebäude auf dem Festungsgelände gefolgt, wo er ihr Handschellen anlegte. Er habe ihren Gürtel und Hosenbund mit einem Klappmesser aufgeschnitten und ihr Hose und Unterhose heruntergezogen. Da er keine Erektion bekam, führte er seine Finger in ihre Vagina ein. Sie wehrte sich und schrie. Um das zu unterbinden, habe er auf sie eingestochen. Nach der Tat sammelte er die Handschellen, Amys Gürtel samt einer kleinen Täsche und ihre Unterhose ein und warf sie in den Rhein.

Die biographischen Angaben zu Hans S., die der Sachverständige referierte, vermitteln das Bild einer schwierigen Kindheit und Jugend. Im Februar 1945 auf der Flucht in Bautzen geboren, gelangten die Eltern mit ihrem Sohn über einen Umweg ins Sauerland. Zwei weitere Geschwister kamen zur Welt; Hans lebte eine Zeit lang in einem Kinderheim. Die Familie zog weiter nach Boppard an den Rhein; der älteste Sohn, der sich selbst als „Problemkind“ bezeichnet, wechselte von einer Pflegestelle zur nächsten. Die Volksschule schloss er nach acht Jahren ab; die Abschlussprüfung der Kellnerlehre bestand er nicht.

Überführt wurde S. nun durch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Kriminaltechnik. Aufgrund einer selektiven Hautschuppenanalyse, die zum Tatzeitpunkt noch nicht zur Verfügung gestanden hatte, konnten am Hosenbund und am nackten linken oberen Oberschenkel des Opfers zwei DNA-Spuren gefunden werden, die eindeutig S. zuzuordnen waren. Im Zuge der neuen Ermittlungen rund um den Cold Case Amy Lopez war er als damaliger Sexualstraftäter noch einmal überprüft und um eine Speichelprobe gebeten worden, die er freiwillig abgab. Laut dem Verteidiger tat sein Mandant das bewusst. Die Ehefrau von Hans S. war im Januar 2024 gestorben; dadurch habe er nun die Möglichkeit gesehen, „reinen Tisch“ zu machen.

Der Brief von Robert und Walter Rimbau, den Anwältin Kathrin Kienle am Mittwoch im Gericht vorgelesen hatte, endete ohne persönliche Abrechnung: „Gott ist die letzte Instanz – wir haben dem Mörder nichts zu sagen.“ Dem Sachverständigen hatte Hans S. berichtet, er hab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zum katholischen Glauben gefunden.

Kaffee – weit mehr als ein Getränk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uch

Die Welt des Kaffees in einem Buch: vom Anbau über den Handel bis zu Zubereitung, Genuss und sozialer Verantwortung. Für alle, die verstehen wollen, was die Kaffeebranche heute prägt – und welche Entwicklungen sie morgen bestimmen werden.

DAS GROSSE BUCH VOM KAFFEE Britta Mattern, Holger Preibisch 320 Seiten - 32 Euro - ISBN 978-3-96251-244-6 www.fazbuch.de - 0711-7899 2044 faz@kolibri360.de

Eine Frage der Zeit

Manche Menschen sind chronisch unpünktlich, ihr Leben ist ein ständiger Wettlauf gegen den Minutenzeiger. Was verrät das über unser Gehirn und unsere Zeitwahrnehmung? Betroffene und Wissenschaftler berichten. Von Vivien Marie Leg

Ich kann mich nicht erinnern, jemals pünktlich gewesen zu sein“, sagt Nora. Das Zuspätkommen begleitet sie bereits ihr ganzes Leben. Schon öfter hat sie versucht, daran etwas zu ändern, erzählt sie. Sie rechnet zum Beispiel die Zeit aus, die sie benötigt, um zu einem vereinbarten Treffpunkt zu gelangen, verschätzt sich dabei aber ständig. Wenn sie sich für ein Treffen fertigmacht, scheint sich das Raum-Zeit-Kontinuum stets gegen sie zu verschwören: Hat sie eine Viertelstunde fürs Haarewaschen angesetzt, steht sie nach 40 Minuten immer noch vor dem Spiegel: „Ich plane zu viel für zu kurze Zeiträume ein. Und kurz bevor ich losmuss, fallen mir noch zehn Dinge ein, die unbedingt erledigt werden müssen.“ Auch zu unserem Interview für diesen Artikel erscheint sie fünf Minuten zu spät.

Warum scheitern so viele Menschen chronisch an der scheinbar so simplen Aufgabe, pünktlich zu sein? Fehlt es ihnen an Disziplin, Respekt oder schlicht gutem Willen? Oder gibt es tieferliegende Gründe wie einen funktionierenden – oder eben nicht funktionierenden – Sinn für Zeit? Klar ist jedenfalls: Kaum eine alltägliche Schwäche löst so viel Scham auf der einen und so viel Frust auf der anderen Seite aus.

Eine Methode, die sich bei Nora bewährt hat, ist die Selbsttäuschung. Wichtige Termine trägt sie eine halbe Stunde früher in den Kalender ein, als sie tatsächlich stattfinden. Bis es so weit ist, hat sie den eingebauten Puffer vergessen und kommt pünktlich. Beim Arzt zum Beispiel, wo ihre Verspätung nicht nur sie selbst träfe, sondern die ganze Praxis. Bei Verabredungen mit Freunden hat inzwischen das Umfeld die Aufgabe übernommen und nennt ihr einfach eine frühere Uhrzeit. So kommt sie zu spät immer noch pünktlich. Nur ändert das nichts an ihrem schlechten Zeitmanagement, denn die Verspätung wird eingepreist. Dass sie grundsätzlich rechtzeitig da sein könnte, weiß Nora: „Wenn ich weiß, dass es wirklich wichtig ist, pünktlich zu kommen, schaffe ich das meistens auch.“

Zurzeit absolviert die Vier- undzwanzigjährige ein duales Studium und arbeitet im Personalbereich eines Logistikunternehmens. Im Job hilft ihr die Gleitzeit. „Ob ich fünf Minuten früher oder später zur Arbeit komme, ist meinem Chef egal“, sagt sie. So wird ihre Unpünktlichkeit geduldet.

Ähnlich ergeht es Amelie. Sie ist angehende Industriekauffrau – auch mit Gleitzeit. Zum Geburtstag einer engen Freundin reiste sie mit eineinhalb Stunden Verspätung an, weil sie morgens spontan beschlossen hatte, noch eine aufwendige Torte zu backen. „Im End-effekt bin ich wohl einfach zu optimistisch“, sagt sie. „Ich denke immer: Das passt schon, das kommt schon hin mit der Zeit.“

Felix ist Masterstudent und kennt das Muster ebenfalls, sieht es aber nüchterner. Während des Semesters wählte er fast gewohnheits-

mäßig einen Bus, der planmäßig erst ein oder zwei Minuten nach Seminarbeginn an der Haltestelle ankam, statt einfach die frühere Verbindung zu nehmen. „Man rechtfertigt das vor sich selbst mit Ausreden: Der Bus hatte Verspätung, man musste noch mal zurück, weil man den Schlüssel vergessen hat“, räumt er ein. „In Wahrheit wusste ich genau: Hätte ich besser geplant, wäre all das nicht passiert.“ In seinem früheren Job bei einem Pizza-Lieferdienst kam ohnehin niemand pünktlich, was das eigene Zuspätkommen zusätzlich legitimierte.

Für Felix ist Unpünktlichkeit die Zwillingsschwester der Prokrastination: „Man nimmt sich einen kleinen Luxus heraus. Man sagt sich: Ich schaue jetzt noch dieses kurze Video fertig, ich gönne mir jetzt noch diese Entspannung. In diesem Moment vermeidet man Stress. Aber dafür bezahlt man später mit Hektik unterwegs und einem schlechten Gewissen.“

Belastbare Zahlen zum Thema Unpünkt-

lichkeit gibt es nicht. Für eine groß angelegte Erfassung, wie viele Menschen genau betroffen sind, fehle in der Wissenschaft schlicht die Dringlichkeit, sagt Marc Wittmann. Er ist Neuropsychologe und Zeitforscher am Institut für Grenzgebiete der Psychologie und Psychohygiene in Freiburg und erforscht seit Jahren, wie das menschliche Gehirn Zeit verarbeitet. „Grundsätzlich sind wir alle Zeitoptimisten“, erklärt Wittmann. In psychologischen Experimenten erweist sich: Ob beim Zusammenbauen eines Ikea-Regals oder beim Warten an einer Tanksäule – Testpersonen unterschätzen fast ausnahmslos, wie viel Zeit eine bestimmte Tätigkeit in Anspruch nimmt. Der entscheidende Unterschied liegt also nicht in der Fehleinschätzung selbst, sondern im Umgang damit: „Pünktliche Menschen“, so Wittmann, „überprüfen sich kontinuierlich mit dem Blick auf die Uhr und passen ihr Verhalten an. Unpünktliche verlieren die Uhr aus dem Fokus.“

In der Persönlichkeitspsychologie lässt sich Pünktlichkeit eng mit den „Big Five“ verknüpfen – einem Standardmodell der Forschung, das den Charakter eines Men-

schen an- hand von fünf zentra-

len Dimensionen beschreibt: Gewissenhaftigkeit, Neurotizismus, Offenheit für neue Erfahrungen, Extraversion und Verträglichkeit. Für das Zeitmanagement ist vor allem die Gewissenhaftigkeit ausschlaggebend; sie beschreibt das Maß an Selbstdisziplin, Genauigkeit und Pflichtbewusstsein. Wer in dieser Dimension hohe Werte aufweist, arbeitet strukturiert, hält Regeln ein und plant vorausschauend. Wer hier niedriger abschneidet, neigt eher zu Spontaneität, aber eben auch zu Nachlässigkeit im Zeitmanagement.

Hinzu kommt laut Wittmann eine entscheidende geistige Fähigkeit: das „prospektive Gedächtnis“. Der Begriff meint das Vermögen, sich im Fluss der Gegenwart verlässlich daran zu erinnern, in der Zukunft etwas Bestimmtes zu tun – beispielsweise, in

ten loszugehen. Dahinter steckt kein reines Defizit, sondern eine grundlegend andere Art des Weltbezugs. Der US-Sozialpsychologe Robert Levine unterscheidet in seinem Standardwerk „Eine Landkarte der Zeit“ zwei Zeitorientierungen: die Uhrzeit und die Ereigniszeit. Uhrzeitorientierte Menschen takten ihr Leben entlang objektiver Zeiteinheiten; sie beginnen und beenden Gespräche, Meetings und Wege nach der Uhr. Ereignisorientierte Menschen hingegen lassen sich vollkommen auf das Geschehen im Hier und Jetzt ein: Ein Gespräch ist erst beendet, wenn alles gesagt ist, unabhängig davon, was die Zeiger signalisieren.

„Wer sehr pünktlich ist, ist oft zukunftsorientiert“, so Wittmann. „Er sitzt im Gespräch, schielt aber innerlich bereits auf den nächsten Termin. Wer zu spät kommt, ist häufig gegenwartsorientiert, das heißt, er ist vollkommen immersiv in der augenblicklichen Tätigkeit verankert.“

Das Bild des Tiefenentspannten, dem Termine schlicht gleichgültig sind, trügt deshalb auch in den allermeisten Fällen. Für Menschen wie Nora, Ame-

lie und Felix ist Unpünkt- lichkeit eine ständi- ge Quelle emotionaler Belastung. Amelie erinnert sich an den von ihr so genann- ten „walk of shame“ ihrer Schulzeit, als sie fast täglich verspätet ins Klassen- zimmer hastete und die Blicke aller Mit- schüler auf sich zog. Nora wiederum hat irgendwann aufgehört, zur Entschuldig- gung die immer gleichen Ausflüchte vor- zubringen: „Ich sage heute lieber: Dan- ke, dass du gewartet hast. Das drückt Wertschätzung aus, statt nach faulen Ausreden zu klingen.“

Dass Betroffene trotz des wiederkehrenden Schamgefühls ihr Verhalten selten dauerhaft ändern, liegt an der Natur sozialer Beziehungen: Im privaten Kreis bleiben harte Sanktionen meist aus.

Freunde und Familie murren zwar, verzeihen aber. In Noras Freundeskreis scherzen viele über ihre Unpünktlichkeit. Sie selbst auch.

„Wenn Menschen keine spürbaren negativen Konsequenzen erfahren, bleibt der Lerneffekt aus“, konstatiert Zeitforscher Wittmann. „Müsste man fürchten, bei einer Verspätung sofort den Arbeitsplatz zu verlieren, wären 99 Prozent der Menschen plötzlich pünktlich.“ Tatsächlich zeigt sich das bei allen drei Befragten: Auf der Arbeit oder bei existenziellen Terminen, etwa beim Arzt, gelingt Pünktlichkeit meist erstaunlich gut.

Moderne Arbeits- und Lebensbedingungen verstärken das Problem. Smartphones füllen jede noch so kleine Lücke: Wer an der Haltestelle oder im Wartezimmer sitzt, starrt aufs Display, liest Nachrichten oder schaut Kurzvideos. „Wir verlernen, Langeweile und leere Zeiten auszuhalten“, warnt Wittmann. „Dadurch geht das Gespiär für die reale Dauer von Zeit-

Gespür für die reale Dauer von Zeiträumen verloren.“ Wenn Zwischenzeiten nicht mehr erlebt, sondern digital überbrückt werden, verschwimmt das Zeitgefühl vollends.

Tricks zur Selbstüberlistung wie das Vorstellen der Armbanduhr entpuppen sich in der Praxis oft als wirkungslos. Amelie hat das schon mehrmals versucht, jedoch ohne Erfolg. „Ich weiß in meinem Hinterkopf ja ganz genau, dass die Uhr vier Minuten vorgeht, und denke dann, dass ich noch Zeit habe“, winkt sie ab. Wer sein Verhalten also nachhaltig umstellen will, benötigt tiefgreifendere Hebel. Den Wendepunkt markiert häufig eine veränderte innere Haltung. Felix erlebte diesen Moment während eines Auslandssemesters: Nach wenigen Wochen merkte er, dass seine neuen Bekannten ihn als chronischen Zuspätkommer abstempelten. Das war sein Weckruf. Unpünktlichkeit, so wurde ihm klar, haftet einem schnell als Makel der Unzuverlässigkeit an. So wollte er nicht wahrgenommen werden. Er hörte auf, sich auf die Nachsicht seines Umfelds zu verlassen.

Auch die Forschung bestätigt, dass Selbstregulation trainierbar ist. Wittmann verweist auf achtsamkeitsbasierte Praktiken wie Yoga, Ausdauersport oder Meditation. Da Zeitwahrnehmung eng an körperliche Prozesse gekoppelt ist, schärfen solche Methoden das Gespür für den eigenen Rhythmus und die Gegenwart. Das hilft, zukünftige Verpflichtungen vorausschauender und gelassener zu steuern.

Auf der praktischen Ebene hilft vor allem eine radikale Neukalkulation der Termine: Felix steht inzwischen früher auf, strukturiert seine Aufgaben im Voraus und plant Pufferzeiten ein. Ist eine Verabredung um 15 Uhr, visiert er nicht mehr Punkt drei an, sondern plant, bereits um 14.50 Uhr vor Ort zu sein. Fällt dann eine Bahn aus oder dauert die Parkplatzsuche länger, gerät der Zeitplan nicht ins Wanken.

Für ihn hat sich die Umstellung gelohnt: Rechtzeitig da zu sein, verschaffe ihm letztlich etwas Wertvolleres als ein paar gestohlene Minuten vermeintlicher Entspannung – nämlich echten Seelenfrieden.

Die Namen der Protagonisten wurden geändert.

REINER WEIN

Der Hitze zum Trotz

Was deutsche Winzer vom Jahrgang 2026 erwarten, hat Stephan Reinhardt erfragt.

Die heimischen Winzer sind mittlerweile vorsichtig optimistisch, was die Güte der Trauben 2026 betrifft – und damit auch des Jahrgangs. Man dürfe sich durch die verheerenden Bilder von verdorrten Landschaften und verdunstenden Wasserstraßen im Sommer nicht täuschen lassen, höre ich viele Winzer sagen, die sich gedanklich bereits im Herbst befinden. Im Gegensatz zu Kartoffeln, Mais und Zuckerrüben haben Weinreben tiefe Wurzeln – und damit Zugang zu Wasser. Daher ist alles, was südlich von Hannover in der Landschaft grünft: Wald oder Weinberg.

Wer über alte, tief wurzelnde Reben und Lagen oder Böden mit guter Wasserspeicherkapazität verfügt, ist in diesem Jahr im Vorteil. Weinreben in kiesigen oder sandigen Böden oder auch mit noch wenig entwickeltem Wurzelwerk haben mit Trockenstress zu kämpfen. Wo aber kein Wasser ist, bleiben Trauben wie Beeren klein und dickschalig. Saft haben diese Früchte nur wenig, dafür aber Zucker. Doch nur Zucker ergibt keinen guten Geschmack.

„Vor einer Woche noch schmeckten die Trauben wie karamellisierter Zucker“, sagt etwa Hanspeter Ziereisen im südbadischen Markgräflerland. Was fehlte, waren Säure, Mineralstoffe und reife Phenole. Ebenjener „Biss“, der eine Frucht erst schmackhaft macht. Mittlerweile habe sich das Blatt aber gewendet, so Ziereisen. 30 Liter Regen habe es in den letzten acht bis zehn Tagen gegeben. Dazu sind die Nächte abgekühlt. So können die Trauben weiter im gesunden Zustand reifen und auch Säure, Aromen und Inhaltsstoffe einlagern. „So langsam kommt der Geschmack“, so der fröhliche Alemanne. Dennoch wird die Lese auch bei ihm früher beginnen als nach den oft zitierten 100 Tagen nach der Blüte. „Übernächste Woche geht es richtig los“, schätzt Ziereisen, der bis zu diesem Wochenende nur Trauben für Sektgrundwein und Rosé liest.

Das tut auch Simone Adams in Ingelheim, Rheinhessen – und traut sich kaum zu sagen, „dass die Saftausbeute nur drei Prozent weniger war als in normalen Jahren“. Sie führt das auf die biodynamische Bewirtschaftung ihrer Reben zurück. Aus eigener Erfahrung, aber auch aus der Forschung weiß die promovierte Önologin, dass große Jahrgänge immer nur in defizitären Jahren entstehen: „Die Reben müssen leiden, aber natürlich nicht zu sehr.“

Adams begegnet den Herausforderungen extremer Witterungsbedingungen in erster Linie weinbaulich. Das heißt in diesem Jahr vor allem: wassersparend zu arbeiten. Dabei helfen gesunde, humusreiche und beschattete Böden und Trauben sowie die Unterbrechung des Kapillareffekts. Daher bricht sie den Boden nicht um, sondern nur die obere, etwa fünf Zentimeter tiefe Schicht. „Das reicht, um die unerwünschte Verdunstung des Wassers zu unterbinden.“

Andere Winzer bearbeiten ihre Böden gar nicht, bewässern sie aber – eine durchaus umstrittene, möglicherweise aber kontraproduktive Maßnahme. Wobei man in sehr kargen Lagen ohne tiefes Wurzelsystem kaum auf die Bewässerung verzichten kann. Nicht jeder ist so gut dran wie die Moselwinzer in Graach, wo etwa im Domprobst und im Himmelreich auch jetzt noch Quellwasser aus dem Berg rinnt. Christoph Schaefer hält daher einen „grandiosen Jahrgang 2026“ für möglich, ebenso wie Eva Fricke im Rheingau und Cornelius Dönnhoff an der Nahe. Dazu braucht es jetzt aber zwei „grandiose“ Wochen mit möglichst wenig Regen.

Die Welt zwischen zwei Scheiben Toast

Überall gleich und doch überall anders: Wie das Clubsandwich zum globalen Klassiker der Hotelküche wurde.

Das Clubsandwich kennt keine Tageszeit, und es lässt sich fast beliebig variieren. Foto iStock

Von Claudia Piller-Kornherr

An einer mit Brokat bespannten Wand im Wiener Hotel „Sacher“ hängen Fotografien derer, die hier logierten, speisten, feierten – ein Who’s who aus mehreren Jahrzehnten: Romy Schneider und Liza Minnelli, Kate Moss und Jean Paul Gaultier, Muhammad Ali, der Dalai Lama und Königin Elisabeth II., aufgenommen bei ihrem Staatsbesuch im Jahr 1969, an der Seite von Prinz Philip. Den meisten dieser illustren Gäste wurde mit einiger Sicherheit ein Stück der berühmten Sachertorte serviert – die süße Visitenkarte des Hauses. Selbstverständlich mit Schlagobers – so sagt man in Wien zur Sahne. Ich sitze in der holzgetäfelten historischen Lobby von 1876 – das Haus feiert in diesem Jahr seinen 150. Geburtstag – auf einem bordeauxroten Damastsofa, vor mir auf dem schwarzen Marmortischchen: ein Clubsandwich. Fast ein bisschen deplatziert wirkt es zwischen all der altösterreichischen Grandezza – und ist doch genau hier zu Hause, so wie in fast jedem Luxushotel der Welt, von diesem Prachtbau gegenüber der Wiener Staatsoper bis zur Inselresidenz im Indischen Ozean.

Drei Scheiben entrindeter Toast, diagonal geschnitten, mit einem Holzstäbchen fixiert und in aller Regel von Pommes frites begleitet: ein architektonisches Grundprinzip, das rund um den Globus verstanden wird – kein Hexenwerk also, oder doch? Wie bei vielen vermeintlich simplen Gerichten verzeiht das Club-sandwich keine Schlamperei. Gerade weil es so wenig verspricht, fällt jede Nachlässigkeit doppelt auf. Ist der Toast frisch? Der Speck knusprig? Die Mayonnaise hausgemacht? Keine exotische Zutat rettet einen lieblos zusammengeklatschten Toast, keine raffinierte Soße macht eine staubtrockene Hühnerbrust genießbar. Das Sandwich ist in seiner Bescheidenheit ein gnadenloser Indikator – ein Gericht, an dem sich messen lässt, wie ernst ein Haus seine eigenen Standards nimmt.

Über die Anfänge des Clubsandwiches kursieren mehr Geschichten als Belege. Der Name geht zwar unstrittig auf die amerikanischen Herrenklubs zurück, in denen es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auftauchte – nur welcher es war, darüber streiten die Häuser bis heute. Das „Saratoga Club House“, ein exklusiver Glücksspielklub im Bundesstaat New York, reklamiert die Erfindung für das Jahr 1894. Der New Yorker „Union Club“ aber war früher dran: Schon am 18. November 1889 fragte die Zeitung „The Evening World“ ihre Leser: „Have you tried a Union Club sandwich yet?“ Warum das Gericht so heißt, führt ohnehin ins Reich der Spekulation. Hartnäckig hält sich die Behauptung, CLUB sei eine Kurzform für „chicken, lettuce, under, bacon“ – was verdächtig nach Internetmythos klingt.

Im „Sacher“ bleibt das Sandwich der imperialen Geste des Hauses treu. Das Gedeck huldigt klassischer Tischkultur: gestärkte Servietten, dazu Porzellan mit goldenem Emblem, Estragonsenf, Tomatenketchup und Mayonnaise kommen in Gläschen mit Sacher-Signet und silbernen Teelöffeln. Das Sandwich selbst baut Küchenchef Anton Pozeg auf weißem Toastbrot auf: Die Hühnerbrust vom steirischen Bauernhof Lugitsch wird zunächst schonend sous-vide gegart, dann fein aufgeschnitten und gegrillt, dazu kommen Speck mit leichter Rauchnote aus der Traditionsfleischerei Hürner, ein beidseitig gebratenes Spiegelei aus österreichischen Freilandeliern, dünn geschnittene Tomaten und Gurken, Mayonnaise sowie eine feine Chiffonade von Salatherzen. Die vegetarische Version steht der klassischen in nichts nach: Zwischen den Toastscheiben treffen in Soja marinierter, gegrillter Biotofu, gegrillte Zucchinischeiben, frische Avocado und Avocadocreme, scharfe Mayonnaise sowie feine Gurken- und Tomatenscheiben und Salatherzen aufeinander.

Executive Chef Lukas Bachl setzt im „Ritz-Carlton“ am Berliner Potsdamer Platz auf Prignitzer Maispoularde, die er flach gedrückt, gewürzt und rundum angebraten exakt auf 69 Grad Kerntemperatur gart, ehe er sie in feine Tranchen schneidet. Für die Cocktailsoße verrührt er Mayonnaise, Ketchup, Meerrettich und einen Schuss Cognac und lässt darin Estragon und Dill ziehen. Es folgen knuspriger Bacon, ein Spiegelei mit cremigem Dotter und drei Scheiben goldbraun gerösteter Toast. Auch der fleischlosen Variante widmet man hier bemerkenswerte Sorgfalt. An die Stelle des Geflügels tritt Knollensellerie, die über Nacht in einer Marinade aus Teriyaki, Sojasoße und Chat Masala vakuumiert, anschließend sanft gedämpft und auf dem Grill kräftig angeröstet wird. Dazu kommen Karottenstreifen, scharf angebraten und mit Kala Namak und geräuchertem Paprika gewürzt; mit ihrer rauchigen Umaminote kommen sie Bacon geschmacklich nahe.

Andere Häuser, wie das „San Canzian“ im kroatischen Buje, nutzen die Freiheit, die das Sandwich dann doch bietet. Pavo Klarić, 2023 zum besten Jungkoch Kroatiens gekürt, zelebriert im hauseigenen Restaurant „Luciano“ die kulinarische Tradition Istriens. Bei den Zutaten für sein Clubsandwich bricht er gekonnt alle Regeln: Schweinehals, sieben Tage mariniert, acht Stunden gegart, auf Brioche, mit Ziegenkäse und Karottenketchup.

Im „Belmond-Hotel Cipriani“ auf Torcello, einer Inselgruppe in der Lagune von Venedig, geht Chefin Vania Ghedini noch weiter: Ihr „Laguna“-Clubsandwich steckt in hausgemachter, mit Nori-Algenpulver durchzogener Brioche, gefüllt mit blauem Krabbenfleisch, Langustinen und Bottarga-Mayonnaise. Den Extra-Twist liefert ein Liebstöckelöl, für das Traubenkernöl und Liebstöckelblätter im Thermomix auf 60 Grad erwärmt und anschließend gefiltert werden. Ergebnis ist ein Sandwich, das mit der ursprünglichen Gattung nur noch die Form teilt, dafür die reichen Aromen der Lagune in sich trägt.

Auf den Malediven, im „Méridien Resort & Spa“ auf der Insel Thilamaafushi im Lhaviyani-Atoll, wird die Idee wieder auf ihre Essenz reduziert. Das „Velaaway Signature Sandwich“ setzt auf gegrillte Hühnerbrust, Cheddar, Beef-Bacon, ein Freilandei und knackigen Salat aus dem resorteigenen Gewächshaus in einem halbierten Paninibrot – selbstredend hausgemacht. Und auch im „Palace Hotel Tokyo“ am Rande des Tokioter Geschäftsviertels Marunouchi, wo eine dicke Omelettescheibe das Spiegelei ersetzt und der Toast täglich frisch im Haus gebacken wird, bleibt das Grundprinzip erkennbar. Das Sandwich ist hier rund um die Uhr zu haben – die Rezeptur der „Grand Kitchen’s Original Sauce“, benannt nach dem All-Day-Dining-Restaurant des Hauses, ist ein gut gehütetes Geheimnis.

Bleibt die Frage, warum ein solch schlichtes Gericht den Sprung über Kontinente, Küchen und Kulturen mühelos schafft. Ein Teil der Antwort ist denkbar profan: Das Clubsandwich kennt keine Tageszeit, der es nicht gewachsen wäre. Es funktioniert als verspätetes Frühstück nach durchquerten Zeitzonen, als Lunch zwischen zwei Meetings, als Mitternachtssnack, wenn man um drei Uhr früh mit Jetlag wach liegt und den Zimmer-service ruft, weil der Magen sich nicht darum schert, wie spät es gerade ist. Es geht aber auch um mehr als ums Sattwerden. Wer auf Reisen ist, verliert vertraute Routinen: Die Matratze ist zu hart oder zu weich, die Geräusche ungewohnt – und wo bitte schön ist der Lichtschalter für die Nachttischlampe? Das Clubsandwich erfüllt hier die gleiche Funktion wie ein flauschiger Hotelbademantel: ein standardisiertes Objekt, das Nähe und Geborgenheit suggeriert, an einem Ort, an dem man sich fremd fühlt. Vielleicht hat es Pradeep Poojary, Souschef des „Méridien“ auf den Malediven, am treffendsten formuliert. Selbst an einem der entlegensten Winkel der Welt, sagt er, fühlten sich seine Gäste „right at home – between two slices of bread“.

KATRIN KOCHT

Kürbis- Gorgonzola- Quiche mit Salbei

Wenn ich ein neues Quiche-Rezept sehe, denke ich meist: Warum soll das besser sein als die vielen anderen Rezepte, die ich schon ausprobiert habe? Und dann teste ich manche trotzdem, genau wie ich auch immer noch neue Gemüseküchlein-rezepte ausprobiere, obwohl die meisten nichts taugen. Jedenfalls, Sie können es sich schon denken: Diese Quiche, die aus dem Kochbuch „Gemüsefreunde“ von Sabine Kranz stammt, sollten Sie mal backen: Sie werden es nicht bereuen.

Für 4 Personen: Teig: 150 g Mehl; eine gute Prise Salz; 100 g kalte Butter, in Stücken; kaltes Wasser; getrocknete Bohnen zum Blindbacken.

Füllung: ½ Butternut-Kürbis (nicht zu groß); 1 TL Olivenöl; 270 g Crème fraîche; Salz und Pfeffer; 175 g Gorgonzola (in Scheiben); 2 Eier; 1 Eigelb; 8–10 frische Salbeiblätter

Foto Jana Mai

Und so geht es: Kürbis an der Schnittfläche mit Olivenöl bestreichen. Mit der Schnittfläche nach unten auf ein Backblech legen und 30 bis 40 Minuten weich und braun backen. Abkühlen lassen. Kerne entfernen und Fleisch mit einem Löffel aus der Schale herauslösen und in eine große Schüssel geben.

Eine Tarteform (Durchmesser 22 Zentimeter) einfetten. Mehl und Salz mit der Butter und einem guten Spritzer kaltem Wasser zu einem glatten Teig verkneten. Falls er zu krümelig ist, noch etwas Wasser hinzufügen.

Mit drei Vierteln des Teiges den Boden der Tartform auslegen, den Rest für den Rand verwenden. Rand mit einer Gabel andrücken, Boden ein paarmal mit der Gabel einstechen. Form mit Backpapier auslegen, welches kreisförmig etwas größer als die Form zugeschnitten ist, damit der Rand auch bedeckt ist. Das Ganze mit getrockneten Bohnen zum Blindbacken füllen und dann erst einmal 30 Minuten im Kühlschrank kalt stellen. Ofen auf 190 Grad vorheizen.

Gekühlten Teigboden zehn Minuten im vorgeheizten Ofen blindbacken. Dann das Backpapier mit den Bohnen entfernen und weitere zehn bis 15 Minuten backen, bis der Boden leicht goldgelb ist. Abkühlen lassen.

Kürbisfleisch zerdrücken, mit der Hälfte der Crème fraîche mischen und mit Salz und Pfeffer würzen. Mischung auf dem Teigboden verteilen und mit Käsescheiben belegen. Restliche Crème fraîche mit den Eiern und dem Eigelb verquirlen und gleichmäßig über den Käse gießen. Salbeiblätter kreisförmig an den Rand legen. Quiche 30 bis 35 Minuten backen und vor dem Servieren zehn Minuten stehen lassen. Dazu passt ein grüner Salat.

„Leben“-Redakteurin Katrin Hummel teilt ihre Lieblingsrezepte am jeweils letzten Wochenende im Monat und freut sich über Feedback unter katrinkocht@faz.de. Ältere und andere Rezepte finden Sie unter faz.net/rezepte

Das Buch als Accessoire

Immer mehr Menschen begeistern sich in Zeiten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ozialen Medien und Bildschirmzeit für das Gegenteil: analoge Formate. Literatur wird so ein Teil des Outfits. Und nein, Spott wäre die falsche Reaktion auf diesen Trend. Von Maja Goertz

Bücher sind schick, keine Frage. Manche Cover kleine Kunstwerke, das Buch ein Gegenstand, der ganze Welten zusammenbringt, manchmal kleine Wunder. Sie haben es so an sich, dass man sich gerne mit ihnen schmückt. Gut bestückte Regale machen auf Social Media etwas her, aber schon lange davor waren sie die stolzen Insignien des Bildungsbürgertums, oder zumindest eine Anlehnung daran.

Doch der Trend zum „bookshelf wealth“ war wohl kaum das, was Hermann Hesse meinte, als er, so erzählt man sich, sagte: „Ein Haus ohne Bücher ist arm, auch wenn schöne Teppiche seine Böden und kostbare Tapeten und Bilder die Wände bedecken.“

Allerdings schwer vorstellbar bleibt es, dass ihm gefallen hätte, dass bei Zara Home nun Bücher verkauft werden, als wären es Dekoartikel. Zu finden sind dort jedenfalls Fotobände von Annie Leibovitz, ein Notizbuch von Anni Albers oder Bildbände über Jean Paul Gaultier und Jil Sander. Was die Gedanken zu der Häme wandern lässt, die über Gwyneth Paltrow hereinbrach, als sie einen „Kurator für Privatbibliotheken“ beauftragte, für ihr Haus 500 bis 600 Bücher auszuwählen und dekorativ zu arrangieren. Wenn die Bedeutung eines Buches stärker über seine Außenwirkung als über den Inhalt bestimmt wird oder nicht einmal die Absicht besteht, es zu lesen, lässt die Schelte von Literaturbegeisterten eben nicht lange auf sich warten.

Die Ausstattung von Immobilien mit großen Regalwänden und dekorativen Coffeetable-Books ist aber längst nicht mehr der einzige Bereich, in dem man sich gerne mit Büchern schmückt. In der Modewelt werden sie ebenfalls immer beliebter, ob als Zitat – kein wörtliches aus dem Text, sondern ein optisches – oder direkt zum Accessoire umgedeutet. Das Berliner Label Haderlump dekorierte für die Kollektion „Ex Libris“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n Laufsteg mit Würfeln, die mit ausgedruckten Buchseiten beklebt waren. Bei dem Berliner Modelabel Marke wurden im Winter romantisch anmutende Bücher mit vergilbten Seiten und Ledereinband in Stapeln direkt auf dem Laufsteg platziert.

Bunte Bildbände spielen in der Mode eine kleinere Rolle, vielmehr stehen Romane und Essays, die sich leicht mitnehmen, knicken und mit Markierungen versehen lassen, im Fokus. Nicht nur schön hingelegt, sondern als portabler Gegenstand und tatsächlich zum Lesen bestimmt, fallen sie in prominenten Händen auf.

Zahlreiche Stars spazieren derzeit mit unter den Arm geklemmten Büchern durch die Straßen. Nicht, weil das jeweilige Buch nicht in eine Handtasche passen würde, sondern weil es zum Outfit gehört. Andere posieren lesend auf Instagram. Kendall Jenner liest auf einer Strandliege einen Essay von Joan Didion, Bella Hadid spazierte schon vor einigen Jahren mit einem Stephen-King-Roman herum, der mit dem Knallorange des Covers einen Kontrast zu ihrem grauen Anzug bildete, und ihre Schwester Gigi zeigte sich mit Albert Camus' „Der Fremde“. Mehr als um besonders schmucke Ausgaben geht es hier darum, sich mit Bildung zu schmücken.

Gelesen wird aber auch – und dann darüber in Buchklubs gesprochen. Die Popsängerin Dua Lipa hat einen. Monatlich teilt sie Bilder, auf denen sie mit ihrem „Monthly Read“, von Ocean Vuong bis Kae Tempest, posiert. Und auch Reese Witherspoon und Dakota Johnson rufen zum gemeinsamen Lesen auf. Natürlich nur digital und aus der Ferne; die Deutungshoheit über den Stoff bleibt bei der prominenten Buchauswählerin. Auch zahlreiche Modehäuser haben mitgezogen. Miu Miu und Chanel gründeten eigene Buchklubs. Aus dem Lesen, einer Tätigkeit, die meist allein ausgeübt wird, wird ein Gemeinschaftserlebnis gemacht, die Zugehörigkeit zu den verschiedenen Klubs verströmt die Aura des Exklusiven.

Die Verknüpfung von Mode und Literatur wirkt auf den ersten Blick wie ein Gegensatz. Hier die Welt der Oberflächen, von Glanz und Schein, dort die Suche nach Tiefe, nach berührenden Geschichten oder aufrüttelnden Erkenntnissen. Doch das Buch als Objekt passt erstaunlich gut in die Modewelt. Wie wir über Kleidung nicht nur ausdrücken, wer wir sind, sondern auch, wer wir gerne wären und wie wir wahrgenommen werden möchten, kann ein Buch eine ähnliche Signalwirkung entfalten.

Doch in dem reflexhaften Zweifel, ob prominente Frauen die Bücher wirklich lesen, mit denen sie sich zeigen, stecken eine alte, patriarchale Herablassung und das überholte Vorurteil, dass diejenigen, die ihr Geld mit sozialen Medien und mit Werbedeals, Mode und ihrem Aussehen verdienen, kaum dazu in der Lage sein könnten, ihre konturierten Nasen in ein Buch zu stecken. Männern derweil, die sich etwas zu demonstrativ mit feministischer Lektüre wie Bell Hooks’ „Alles über Liebe“ zeigen, wird unterstellt, sie hätten das Buch nur dabei, um zu zeigen, dass sie einer von den Guten sind, und ihr Flirtpotential zu steigern; sie werden gerne als „performative male“ verspottet.

Auffällig ist trotzdem, dass vor allem Frauen bei dem Trend mitmachen, sich offensiv mit Büchern zu zeigen. Sie tätigen ohnehin einen großen Teil der Käufe in den Bereichen Mode und Bücher. Während lesenden Frauen vor Jahrhunderten noch unterstellt wurde, das Lesen verderbe sie und mache sie verrucht, passt es heute sehr gut in weibliche Rollenvorstellungen. Insbesondere wenn man bedenkt, dass Lesen die Fähigkeit schult, sich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Geschichten und Gedanken anderer in Empathie zu üben.

Doch aus der ästhetischen Leselust ist gleich ein ganzer Styling-Trend geworden, der auf den sozialen Medien als „Lit-Girl-Ästhetik“ beschrieben wird und als neue Variante des klanglich verwandten „It-Girls“ gilt. Ein Lit-Girl richtet den gesamten Look darauf aus, belesen zu erscheinen – eine romantischere, „girly“ Spielart des Nerds. Ein Vorbild ist dafür etwa Rory Gilmore aus der Nullerjahre-Serie „Gilmore Girls“. Online kursieren dazu passend Listen aller Bücher, die Rory über die sieben Staffeln hinweg liest; sie reicht von „Ulysses“ bis zu „Krieg und Frieden“.

Mit der Uniform der Eliteschule, die sie besucht, fügt sich ihr Look gleich noch in die beliebte Stilströmung des „Preppy Chic“ ein, eng verwandt mit dem neueren „Lit-Girl-Stil“. Dieser lebt ganz besonders von Bildungssymbolen und Vintage-Teilen. Getragen werden Hemden, Strickjacken oder Pullunder, Trenchcoats, Stoffe mit Argyle-Muster und Faltenröcke. Neben dem obligatorischen Buch gehören zu den Accessoires Notizbücher, Lesebrillen, notfalls mit Fensterglas, große Taschen, in denen all das achtlos gesammelt wird, und verknotete Kabelkopfhörer. Ganz oldschool eben. Der Look erinnert auch an den Mikrotrend „Librarian Core“, bei dem die Trägerinnen Bibliothekarinnen nachahmen – oder zumindest deren popkulturelles Klischee.

„Stolz und Vorurteil“ (Jane Austen): Elle Fanning mit einem Buch-Anhänger von Coach an der Tasche Foto Getty

Doch retro sind an dem Trend nicht nur die Kabelkopfhörer. Überhaupt verbinden es viele mit nostalgischer Sehnsucht, noch ein Buch aufzuschlagen. In Zeiten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ozialen Medien und in schwindelerregende Höhen steigenden Bildschirmzeiten gewinnt das Analoge und Haptische an neuem Wert. Ein Buch in der Hand bedeutet, dass dieses gegen die Bildschirmkonkurrenz gewonnen hat. Die Entscheidung, zu blättern statt zu swipen, muss bewusst getroffen werden; das Versprechen dahinter lautet Entschleunigung. All das spiegelt sich auch in der Wahl der Lektüre wider. Weniger als Neuerscheinungen sind es die Klassiker, die zur ästhetischen Selbstdarstellung einladen. Bücher, die zum Kanon gehören und die auch Menschen ohne großes Literaturwissen als Hochkultur erkennen. Wer sich mit ihnen zeigt, markiert kulturelles Kapital als Statussymbol.

Nirgends wurde damit so humorvoll gespielt wie in der ersten Staffel von „The White Lotus“. Die Bücher, die die Urlauber am Pool, am Strand oder im Bett lesen, dienten dazu, die Figuren zu charakterisieren und zugleich Irritation zu wecken: Meinen die das ernst? Da sind die zwei woken Collegefreundinnen, die

„Wenn alles zusammenbricht“ (Pema Chödrön): Patrick Schwarzenegger als Saxon Ratliff in „The White Lotus“, Staffel 3 Foto Fabio Lovino/HBO
„In guten wie in schlechten Tagen“ (Tayari Jones), „Worauf wir hoffen“ (Fatima Farheen Mirza), „Goldkind“ (Claire Adam), „The Old Drift“ (Namwali Serpell): Sarah Jessica Parker mit einigen ihrer Lieblingsbücher Foto sjplit/Instagram

Nietzsche, Butler, Lacan und Freud lesen. Da sind auch die Braut in den Flitterwochen, die einen Roman der allseits beliebten Elena Ferrante dabeihat, und ihr Treuhandfonds-Ehemann, der abends Malcolm Gladwells Bestseller „Blink“ mit dem ironisch-vielsagenden Untertitel „Die Macht des unbewussten Denkens“ aufschlägt.

Buch ist eben auch in Stilfragen nicht gleich Buch. Mindestens ebenso wichtig wie die Tatsache, dass man überhaupt liest, ist die Frage, was man liest. Titel aus dem New-Adult-Genre etwa, die hohe Verkaufszahlen erzielen und vor allem von jungen Frauen gekauft, gelesen und online diskutiert werden, tauchen in diesem Modetrend kaum auf. Sie werden schnell als tendenziell flache Unterhaltungsliteratur ohne besonderen kulturellen Mehrwert abgetan – kein Wunder, dass sie auch optisch nicht als besonders stilvoll gelten.

„Was nicht gesagt werden kann“ (David Szalay): „Monthly Read“ in Dua Lipas Buchklub Foto scarymommy/ Instagram

„Blaue Stunden“ (Joan Didion): Hier liegt es auf Kaia Gerbers Bett, daneben ihr Hund Milo. Foto kaiagerber/Instagram

Die minimalistisch gehaltenen Didion-Cover oder die zurückhaltenden Umschläge von Klassikern signalisieren dagegen mehr Eleganz – und noch dazu, dass es nicht nur um Spaß, sondern auch um Bildung geht. Wenn so tatsächlich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Stoffen stattfindet, die Menschen seit Jahrzehnten oder Jahrhunderten beschäftigen, wenn sich über die Mode möglicherweise wirklich neue Wege zu alter Literatur eröffnen, ist daran nichts auszusetzen.

Die aktuelle Beliebtheit des Lesens führt in der Modebranche aber nicht nur dazu, Bücher als Accessoires einzusetzen, sondern gleich welche aus ihnen zu machen. Coach verkaufte etwa gemeinsam mit dem Verlag Penguin Random House in diesem Frühjahr sogenannte Book Charms.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Miniaturbücher, die als Anhänger an Taschen befestigt werden können. Zu der Kollektion, für deren Auswahl laut des Verlags Gen-Z-Leser weltweit befragt wurden, gehörten Werke von Maya Angelou und Jane Austen, aber auch jüngere Titel wie das Jugendbuch „Ich gebe dir die Sonne“ von Jandy Nelson oder Glennon Doyles Memoir „Ungezähmt“. Für rund 90 Dollar waren die Miniaturbücher, die tatsächlich lesbar waren und nun eben außen statt in der Tasche ihr Dasein fristen sollten, erhältlich. Bei Dior stellte Jonathan Anderson unterdessen Handtaschen vor, auf denen Buchtitel abgebildet waren. Ein gelbes Modell mit roter Schrift zitierte Bram Stokers „Dracula“, andere Gustave Flauberts „Madame Bovary“ oder, in Schwarz, Truman Capotes „Kaltblütig“. Die Trägerinnen der Taschen und Buchanhänger können so ihre Vorliebe für Autorin oder Buch zeigen, ohne überhaupt ein Buch zu brauchen.

„Der Gesang der Flusskrebse“ (Delia Owens): Reese Witherspoon nahm das Buch 2018 in ihren Leseklub auf; den Film dazu produzierte sie 2022 fürs Kino. Foto reesesbookclub/Instagram

In einer Zeit, in der das allgemeine Le- severständnis sinkt und viele das Lesen als anstrengender empfinden, als abends auf dem Sofa eine Serie zu streamen, ist ein Trend, der das Buch in den Mittelpunkt stellt, durchaus begrüßenswert. Befremdlich bleibt es, wenn es zur Dekoration wird und mehr der Umschlag zählt als das, was sich zwischen den Seiten, manchmal auch zwischen den Zeilen, verbirgt. Dennoch darf dem Trend mit etwas mehr Leichtigkeit als spöttisch hochgezogenen Augenbrauen begegnet werden, sowohl bei der Auswahl der Lektüre als auch bei der Bewertung derjenigen, die sich mit ihr zeigen. Das Gute an Literatur ist schließlich, dass sie niemandem allein gehört, sondern immer in den Deutungsraum vieler übergeht. Mit der Mode verhält es sich ähnlich.

Ich mein's doch nur gut mit dir

Wenn Eltern ihre erwachsenen Kinder kontrollieren wollen, wird Fürsorge zur Belastung. Eine 53-jährige Betroffene erzählt, was solche Muster anrichten. Und eine Expertin weiß, wie man ihnen entkommt. Von Katrin Hummel

Problematisch wird es, wenn Eltern Liebe und Zuwendung davon abhängig machen, dass Kinder tun, was sie verlangen.

Kürzlich wollte Annette Koch ihre Mutter, die im Krankenhaus lag, besuchen. Da diese in der Schweiz lebt, buchte sie einen Flug und nahm sich den Freitag frei. Beim Kofferpacken stand sie vor ihrem Kleiderschrank und versuchte zu antizipieren, welche Outfits ihre Mutter gutheißen würde. „Ich habe versucht, das Risiko zu reduzieren, dass meiner Mutter eines meiner Outfits nicht gefällt“, erklärt sie. „Aber sicher kann man nie sein.“ Annettes Mutter ist nämlich nie zufrieden mit dem, was Annette trägt. Obwohl Annette schon 53 ist und im Job ihre Frau steht. „Das ist so farblos, was du da anhast“, sagt ihre Mutter dann zum Beispiel – und drapiert eines ihrer Seidentücher um Annettes Hals, ohne sie zu fragen, ob sie das möchte. Oder sie drängt ihr ein aussortiertes Kleidungsstück von sich selbst auf, zum Beispiel eine Leopardenleggins, und sagt: „Die musst du jetzt einfach mal anziehen.“ Wenn Annette dann abwehrt: „Nein, das möchte ich nicht. Die gefällt mir nicht“, beschwert sich ihre Mutter: „Ich tu’ dir was Gutes, und jetzt bist du so undankbar!“

Wenn Eltern Angebote machen nach dem Motto „Ich mein’s doch nur gut mit dir, Schatz“, heißt das noch lange nicht, dass diese Angebote auch gut für einen sind, sagt die Psychologin Hanna Kampling; sie forscht an der Universität Gießen zu frühkindlichen Belastungen im Erwachsenenalter. „Der Knackpunkt ist“, erläutert Kampling, „dass die Bedürfnisse des Kindes von den Eltern nich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Vielmehr hätten die Eltern bestimmte Vorstellungen, und das Kind müsse sich fügen. Problematisch werde es, wenn Eltern dieses „sich fügen“ zur Bedingung für Liebe und Zuwendung machten. Denn der Subtext der mütterlichen Botschaft laute: „Ich lehne dich ab, wenn du nicht das trägst, was ich will. Du musst einem bestimmten Bild entsprechen, das ich vorgebe. Nur dann bekommst du Liebe und Akzeptanz.“

Ihre Outfits sind nicht das Einzige an Annette, was ihre Mutter kritisiert. Die kritisiert nämlich alles. Egal, was Annette macht, und das schon immer. Als Annette und ihr Mann vor vielen Jahren ein Haus gekauft hatten und mitten in den Malerarbeiten steckten, kam ihre Mutter zu Besuch. „Und dann gab es ein furchtbares Theater, weil sie uns vorwarf: „Ihr habt ja gar nichts zum Anstoßen da, wie könnt ihr so gedankenlos sein?“ Als Annette kürzlich in der Schweiz am Krankenbett ihrer Mutter stand, erinnert sie sich, habe diese sie mit den Worten begrüßt: „Man muss ja auch erst ins Krankenhaus kommen, damit du einen besuchst.“ In diesem Moment merkte Annette, dass ihr ihre Souveränität abhandenkam: „Ich war wieder ein kleines Mädchen. Sie gibt mir ständig das Gefühl, ich mache was falsch.“

Annettes Konflikt mit ihrer Mutter folgt offenbar einem Muster aus Kindertagen. Schon in dieser Altersphase ist die Grenze zwischen fürsorglicher Elternschaft und Übergriffigkeit nicht klar definiert, erläutert Psychologin Kampling: „Wir bewegen uns in einer Grauzone.“ Ein eindeutiges Signal für Übergriffigkeit sei aber, wenn die Autonomie des Kindes häufig eingeschränkt werde und es auch keine Möglichkeit habe, Selbstwirksamkeit zu erfahren. Denn Kinder brauchten einerseits Sicherheit, Bindung und Nähe, andererseits aber auch Unabhängigkeit, Entwicklungsmöglichkeiten und Freiheit. Wenn Eltern die Grenzen des Kindes nicht respektierten – indem sie einfach in sein Zimmer kommen, sich bis ins Detail nach seinem Leben erkundigen, ungefragt Aussehen, Verhalten oder Einstellungen kommentieren oder diese sogar nach ihren eigenen Vorstellungen formen wollen –, könne das ein Ausdruck von Übergriffigkeit sein. „Oft haben die Eltern die besten Absichten – aber was sie vom Kind fordern, ist, dass es gläsern für sie ist, und das ist übergriffig“, sagt Hanna Kampling.

Typisch für die Kinder übergriffiger Eltern ist es, dass sie erst im Erwachsenenalter merken, dass ihre Eltern übergriffig sind. Wie Annette erzählt: „Ich hatte lange ein gutes Verhältnis zu meiner Mutter und dachte, sie redet mir rein, was ich anziehen soll, damit ich so aussehe, wie man eben aussehen soll als junge Frau.“ Erst mit Mitte 20 bekam ihr Bild von der besten Freundin, für die sie ihre Mutter hielt, Risse. Vor allem deshalb, weil sie die Eltern ihrer Kommilitonen kennelernte, die herzlicher und unvoreingenommener waren als ihre eigene Mutter.

Als sie dann in ihren Dreißigern war, gab es Phasen, in denen sie regelrecht Angst vor ihrer Mutter hatte: „Wenn sie ihren Besuch ankündigte, war ich nur am Zittern, weil ich fürchtete, vor ihr und ihrem vernichtenden Urteil nicht bestehen zu können.“ Dennoch ging sie in jedes Treffen mit der Hoffnung, dass es dieses Mal irgendwie anders wäre und sie ihrer Mutter würde genügen können. „Und dann gab es jedes Mal wieder das Gefühl: Ich bin nicht genug. Ich war damals null ich selbst in der Gegenwart meiner Mutter. Sondern ein kleines Mädchen, das immer nur versuchte, es ihr recht zu machen.“

Das Gleiche geschah auf einer Familienfeier, die noch gar nicht so lange zurückliegt: Annette hätte gern mit ihrem Bruder und dessen neuer Freundin geredet, doch gleich zu Beginn verfügte ihre Mutter: „Annette, du sitzt neben mir.“ Sie war verärgert, doch wieder gehorchte sie. „Aber dann konnte ich meine Mutter den ganzen Abend nicht angucken, weil ich durch diese Vereinnahmung körperlich so unter Spannung stand. Mein

Gesicht war irgendwann wie versteinert, so dass meine Mutter mich gefragt hat, warum ich so komisch gucke. Aber das war, weil ich irgendwie mein Gefühlschaos bändigen wollte.“

Bis heute hält sie in der Gegenwart ihrer Mutter gefühlt die Luft an, weil diese mit ihren Erwartungen so viel Raum einnimmt. Und noch immer ist sie nach den Treffen mit ihr enttäuscht, weil ihre Mutter ihr nicht zuhört und alles entscheiden will. „Und weil sie mich nicht sieht – und auch nicht das, was ich gerne möchte.“

Je öfter Menschen diese Erfahrung in ihrer Kindheit gemacht haben, desto stärker bestimmt das ihr ganzes Leben. „Wenn das dann auch noch mit Liebesentzug und Entwertung einhergeht, wird es irgendwann sehr, sehr toxisch“, sagt Hanna Kampling. „Das ist dann emotionaler Missbrauch.“ So haben Kinder übergriffiger Eltern zum Beispiel deutlich häufiger psychische Erkrankungen wie

Depressionen, Angststörungen oder eine Borderline-Persönlichkeitsstörung. Wissenschaftler sprechen auch von „Dose-Response“, von einem Zusammenhang zwischen Dosis und Wirkung: Je stärker und länger Kinder der Übergriffigkeit ausgesetzt sind, desto größer ist ihr Risiko, im Erwachsenenalter psychische Störungen zu entwickeln – und desto schwerer können diese ausfallen.

Auch Annette entwickelte als Erwachsene eine Depression; sie hatte suizidale Gedanken und begab sich in Therapie. Dort lernte sie, nicht länger darauf zu hoffen, dass ihre Mutter sich ändert. Ihre Therapeutin, so berichtet sie, habe ihr gesagt: „Sie müssen sich von der Idee verabschieden, dass Sie von Ihrer Mutter das bekommen, was Sie sich wünschen: nämlich eine liebevolle, wertschätzende, zugewandte Mutter, die Sie sieht, wie Sie sind.“ Sie fand das sehr hilfreich.

Was hingegen schwerer ist: dass die Eltern sich ändern. Denn sie sind oft in ihrer Kindheit ebenfalls manipuliert worden. So auch Annettes Mutter. Annette erinnert sich, dass ihre Großmutter ihre vier Kinder bis ins hohe Alter gegeneinander ausgespielt hat: „Und meine Mutter war immer eine von denen, die es abbekommen haben. Die hat sich auch ihr ganzes Leben nach der Liebe ihrer Mutter gestreckt.“

Würde ihre Mutter allerdings versuchen zu verstehen, was mit ihr selbst als Kind passiert ist, könnte sie erkennen, dass ihr Verhalten Annette gegenüber problematisch ist. Und dann könnte sie lernen, weniger übergriffig zu sein. Psychologin Hanna Kampling erläutert: „Der Blick der Eltern zurück in die eigene Kindheit kann sehr schmerzhaft sein, und nicht alle Eltern können das leisten. Aber der erste Schritt ist immer Selbstreflexion: Bei sich selbst schauen und verstehen, was die eigenen Themen sind.“

Tun Eltern das nicht, ist ein Kontaktabbruch manchmal die einzige Lösung, sagt Kampling. Komme es dann irgendwann wieder zu einer Annäherung, gehe es meist nicht um Schuld, sondern um Verständnis und Anerkennung. „Die Kinder fragen dann: Kannst du anerkennen, dass das schwierig für mich war?“ Dieses Gesehenwerden, das es zu Hause vielleicht nie gab, sei oft das Allerwichtigste: Sie können diese Verletzungen nicht ungeschehen machen, aber vielleicht können sie gemeinsam schauen: Was können wir ab sofort anders machen miteinander?“

Für Annette würde das bedeuten, dass sie sich fragen könnte: Ist es eigentlich für mich tragbar, mein Leben lang vor diesem Kleiderschrank zu stehen und zu überlegen, was meiner Mutter gefallen würde? Oder kann ich lernen, mich davon zu lösen? Kann ich mit meiner Mutter ins Gespräch gehen und sagen: „Es wäre mir wichtig, dass du, wenn wir uns sehen, meine Kleidung nicht mehr kommentierst?“ Oft sei dabei auch Trauerarbeit nötig, sagt Kampling: „Die heute erwachsenen Kinder betrauern, dass sie die Kindheit, die sie gebraucht und sich so sehr gewünscht haben, nicht hatten.“

Im Zuge ihrer Therapie hat Annette tatsächlich gelernt, gegenzuhalten, wenn ihre Mutter wieder über sie bestimmen will: „Erst habe ich die Kinder vorgeschoben, weil die noch klein waren. Das hat mir dann geholfen, auch für mich selbst mehr einzustehen.“ Zum Beispiel, wenn ihre Mutter mal wieder ihren Besuch ankündigt. Früher war es so: Ihre Mutter bestimmte, wann sie anreisen würde, wo sie den Aperitif nehmen würden, was sie unternehmen würden, wo sie essen gehen würden. Wenn Annette und ihr Mann sagten: „Vier Uhr nachmittags, das ist zu früh, da müssen wir noch arbeiten“, entgegnete ihre Mutter: „Jetzt bin ich schon mal da, da könnt ihr euch doch mal nach mir richten.“ Und dann wurde das so gemacht. Heute sagt Annette in einem solchen Fall: „Sorry, aber das geht nicht. Wir können uns erst zum Abendessen um sieben treffen.“ Und das kann Annettes Mutter akzeptieren.

NUR FÜR KINDER UND ALLE ANDEREN

LABOR ATELIERGEMEINSCHAFT PRÄSENTIERT OO SPIEL PLATZ HEUTE VON ZUBINSKI KATZEN! KATZEN! KATZEN! GEFLECKT, GESTREIFT, KARIERT... WAS NOCH?

„Fehler im System“

Schilddrüsenhormone bekommen viele. Ein Arzt sagt: Nicht alle haben sie nötig.

Herr Professor Fassnacht, Sie sagen: Zu viele nehmen hierzulande Schilddrüsenhormone, obwohl sie das nicht müssten. Ja, sobald das Steuerungshormon TSH einmalig erhöht ist, verschreiben viele Ärzte schon Schilddrüsenhormone. Prinzipiell zeigt das erhöhte TSH vermeintlich an, dass der Körper zu wenig Schilddrüsenhormone produziert, aber die automatische Verordnung von Schilddrüsentabletten ist ein Fehler im System. Es gibt gute Studien, die zeigen: Wenn man die Schilddrüsenwerte nach circa acht Wochen noch mal kontrolliert, hat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Betroffenen wieder normale Werte – ganz ohne Behandlung. Wenn sie dann schon Schilddrüsenhormone genommen haben, freuen sich alle, dass wieder alles gut ist. Es wäre aber vielleicht auch gut geworden, ohne was zu tun. Und dann nehmen Menschen meist den Rest des Lebens die Hormone.

Das ist ein hartes Urteil. In Deutschland sind Schilddrüsenhormone das am dritthäufigsten verschriebene Medikament. Und ein Teil der Patienten braucht es wirklich. Deswegen darf man kein Pauschalurteil fällen. So nach dem Motto: Alle Leute sind falsch behandelt. Das stimmt natürlich nicht. Ich persönlich gehe aber davon aus, dass bis zur Hälfte derjenigen, die Schilddrüsenhormone nehmen, diese gar nicht brauchten.

Was sagen die Zahlen: Wie viele Menschen haben wirklich eine Schilddrüsenunterfunktion? In der Gesamtbevölkerung geht man davon aus, dass ein bis zwei Prozent tatsächlich eine komplette Schilddrüsenunterfunktion haben, wobei Frauen deutlich häufiger betroffen sind. Um herauszufinden, ob man dazugehört, sollte man sich den Original-TSH-Wert anschauen, der ursprünglich zur Therapie geführt hat. Liegt der Wert dann unter zehn, sollte man gemeinsam mit dem behandelnden Arzt überlegen, ob die Schilddrüsenhormongabe wirklich notwendig ist.

Wie erklärt sich, dass so viele unnötig behandelt werden? Das ist eine sehr schwierige Frage, auf die ich keine gute Antwort habe und bei der ich nur spekulieren kann. Die Menschen kommen mit Beschwerden. Dann ist es gut, wenn ich ihnen als Arzt eine Diagnose geben kann. Und irgendwas für sie tun. Der internationale Standard bei den Behandlungen ist aber: Nur wenn der TSH-Wert über zehn ist, sollte er behandelt werden. Zwischen vier und zehn wird erst mal nur regelmäßig kontrolliert. Vor 20 Jahren wusste man das noch nicht, aber seit mindestens zehn, 15 Jahren ist das bekannt. Aber viele Ärzte denken immer noch: Die Patientin hat minimal erhöhte TSH-Werte oder gar nur erhöhte Werte bei den Schilddrüsen-Antikörpern, also behandeln wir.

Die Leute haben aber doch Beschwerden.

Ja, aber die Beschwerden sind oft Müdigkeit, Gewichtszunahme, nachlassende Leistungsfähigkeit. Da frage ich Sie: Wer ist nicht ab und zu müde? Wer glaubt nicht, er wäre zuvor leistungsfähiger gewesen? Wer sagt nicht ab und zu, mit meiner Verdauung stimmt was nicht? Wenn es dann heißt: „Sie haben Hashimoto“, weil man leicht erhöhte Antikörper-Werte hat, denkt man: „Ja, jetzt habe ich die Lösung.“

Was folgt daraus? Da wir Ärzte das Krankheitsgefühl der Patienten noch nicht komplett verstanden haben, suchen die sich selbst Lösungen – im Internet wimmelt es etwa von Ernährungstipps. Deshalb müssen wir die Patienten ernst nehmen und mit ihnen überlegen, wo die Ursachen liegen.

Die Fragen stellte Katrin Hummel.

Prof. Martin Fassnacht ist Leiter der Endokrinologie und Diabetologie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Würzburg und Präsiden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Endokrinologie.

Darf es noch etwas Eiweiß sein?

Beim Einkaufen kann man sich vor sogenannten High-Protein-Produkten fast nicht mehr retten. Dabei wird immer klarer: Eigentlich braucht die Produkte niemand, nicht mal ambitionierte Sportler. Von Philipp Johannßen

Foto iStock

Wo ist denn der Skyr?“, fragt eine Frau, die vor dem Kühlregal in einem Supermarkt bei uns um die Ecke steht. Es ist früh am Morgen, offenbar ist sie noch 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Frühstück, bevor es ins Büro geht. „Wenn keiner in der Kühlung steht, dann haben wir keinen mehr“, antwortet eine Mitarbeiterin des Marktes kurz und direkt.

So wie der Frau im Hosenanzug ging es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vielen anderen auch. In vielen deutschen Supermärkten war Skyr über Wochen nur schwer zu bekommen. Was vor allem Influenc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verbreiten, beeinflusst inzwischen das Einkaufsverhalten der Verbraucher – und wird in den Supermarktregalen sichtbar. Der Glaube, selbst bei einer ausgewogenen Ernährung müsse man Proteine extra zuführen, ist mittlerweile weit verbreitet. Skyr ist von Natur proteinreich und fettarm und deswegen, neben Magerquark, eines der gefragtesten Basislebensmittel für viele, die dem High-Protein-Hype folgen.

Das Geschäft mit proteinangereicherten Lebensmitteln und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n ist in Deutschland ein Milliardenmarkt geworden; deshalb sind die Produkte mittlerweile überall und in vielen Preisklassen erhältlich. Besonders beliebt ist das Whey-Proteinpulver, das aus Molke gewonnen wird. Je nach Qualität, Reinheit und Marke gibt es hier große Preisunterschiede. Der Rohstoffpreis für ein Kilogramm Whey-Pulver mit einem Proteinanteil von 80 Prozent ist zuletzt aufgrund der hohen Nachfrage gestiegen und liegt mittlerweile bei mehr als 30 Euro.

Viele sind bereit, dieses Geld auszugeben, um sich schnell und einfach einen Shake mit 20 bis 30 Gramm Protein zuzubereiten – einfach so oder als Fast Food fürs Fitnessstudio. Nur wenige stellen dabei aber noch die eigentlich wichtigen Fragen: Sind diese Shakes und Riegel überhaupt notwendig? Ist eine derartig proteinreiche Ernährung gesund – und wenn ja, für wen ist sie sinnvoll?

Gleich vorneweg: Eine pauschale Antwort gibt es nicht. Sie hängt unter anderem davon ab, welchem Zweck die Proteinzufuhr dienen soll.

„Da sich unsere Zellen ständig erneuern, sind wir auf die Zufuhr von Protein angewiesen“, stellt Antje Gahl, Ernährungswissenschaftlerin und Pressesprecherin bei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Ernährung (DGE), fest. „Eiweiß ist ein elementarer Baustein unseres Organismus – für Zellen, Muskelfasern, Organe, Enzyme, Hormone, Antikörper und Gerinnungsfaktoren. Seine Hauptfunktion ist die des Baustoffs, nicht die der Energiequelle“, erklärt Gahl.

Grundsätzlich gilt: Menschen mit einem normalen Aktivitätsniveau sollten pro Tag rund 0,8 Gramm Eiweiß pro Ki-

„Leib & Seele“ im Podcast

Heutzutage haben Patienten bei vielen Eingriffen die Wahl, ob sie klassisch vom Chirurgen oder vom Roboter operiert werden wollen. Was muss man für eine Entscheidung wissen? www.faz.net/podcasts/f-a-z-gesundheit-der-podcast

[QR Code]

logramm Körpergewicht zu sich nehmen. Das zumindest empfiehlt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Ernährung Erwachsenen bis 65. Älteren Menschen wird geraten, ein Gramm Eiweiß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pro Tag aufzunehmen, weil der Muskelabbau mit zunehmendem Alter fortschreitet und der Körper Eiweiß schlechter verwertet. Die Empfehlung „pro Kilogramm“ bezieht sich dabei übrigens immer auf das Normalgewicht einer Person, einen Wert von maximal 24,9 beim Body-Mass-Index (BMI), und nicht auf das tatsächliche Gewicht, das man gegenwärtig auf die Waage bringt.

Fitness- und Ernährungsinfluencer empfehl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ber oft viel höhere Werte als die aus der Ernährungswissenschaft, ohne zu differenzieren. „Einfach dein Körpergewicht mit zwei multiplizieren, und schon hast du den optimalen Proteinbedarf errechnet“, schreibt etwa die Firma More, ein großer deutscher Hersteller von Proteinprodukten und Nahrungsergänzungsmitteln, auf ihrer Website. Eine Formel, die sich wissenschaftlich nicht halten lässt, wie das Unternehmen auf Nachfrage selbst einräumt: „Wissenschaftliche Präzision und alltägliche Anwendbarkeit stehen in einem Zielkonflikt“, erklärt eine Sprecherin des Unternehmens.

Deutschland ist kein Proteinmangeland. Die mittlere Proteinzufuhr liegt laut Ernährungserhebungen bei Frauen knapp unter einem Gramm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bei Männern sind es 1,1 bis 1,3 Gramm. Das sind Werte, die bereits im Bereich der Empfehlungen für Leistungssportler liegen. „Wir nehmen im Durchschnitt also schon eher zu viel Protein zu uns“, sagt Anja Carlsohn, Professorin für Ernährungswissenschaft und Sporternährung an der HAW Hamburg. „Oberhalb von 1,6 Gramm Protein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und Tag kann der Körper das Protein nicht mehr für den Aufbau körpereigener Proteine nutzen. Es wird stattdessen zur Energiegewinnung verbrannt“, erläutert sie. Das sei eine Verschwendung des wertvollen Proteins – auch im Hinblick auf ökologische und gesundheitliche Nachhaltigkeit.

Carlsohn begleitet Sportlerinnen und Sportler diverser Disziplinen am Olympiastützpunkt in Hamburg. Die Empfehlung für sehr sportliche Menschen sieht bei Eiweißen etwas anders aus als die für Normalos; bei Sportlern liegt sie bei 1,2 bis 1,6 Gramm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täglich.

Den Hype um Eiweiß und Proteinprodukte kann sich Carlsohn trotzdem auch bei Sportlern nicht so recht erklären: „Ich möchte Proteinshakes nicht verteu- feln. Sie sind manchmal ein adäquates Convenience-Produkt, zum Beispiel bei Zeitmangel, fehlender Kochkompetenz oder schlicht anderen Prioritäten. Notwendig sind sie aber nicht. Auch im Spitzensport kann man den Proteinbedarf mit natürlichen Lebensmitteln decken“, sagt die Ernährungswissenschaftlerin.

Stuart Phillips von der McMaster University im kanadischen Hamilton forscht seit rund 30 Jahren zu Proteinaufnahme, Krafttraining und Alterung und gilt als einer der weltweit führenden Experten in diesen Bereichen. Seine Botschaft an ambitionierte Sportler: Nicht die Menge an Protein, sondern das Krafttraining sei der entscheidende Faktor. Je nachdem, welches Ziel man mit dem Training verfolgt, gibt Phillips drei Orientierungspunkte: Um Muskelmasse zu erhalten, seien 1,2 Gramm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am Tag in Kombination mit Krafttraining ausreichend. Für den Muskelaufbau seien bis 1,6 Gramm und Krafttraining zu empfehlen. Wer als Ziel hat, Fett zu verlieren und gleichzeitig Muskeln aufzubauen, solle etwa 2,4 Gramm anpeilen und fleißig Gewichte stemmen.

Warum empfiehlt Phillips eine so hohe Eiweißmenge, wenn doch andere Daten klar sagen, dass es oberhalb der 1,6-Gramm-Grenze kaum Vorteile gebe? Die Antwort ist, dass eine eiweißreiche Ernährung beim Abnehmen helfen kann – bei einer Diät mit begrenztem Zeitraum. Proteinreiche Nahrungsmittel sättigen länger als andere und können Blutzuckerspitzen abflachen. Hinzu kommt: Unser Körper muss einen Teil der Energie, die er durch Nahrung aufnimmt, für deren Verdauung und Verstoffwechslung aufwenden. Bei Proteinen ist dieser sogenannte thermogenetische Effekt größer als bei Kohlenhydraten oder Fett. Das bedeutet, dass dem Körper rechnerisch etwas weniger Energie zur Verfügung steht, als es der reine Kalorienwert vermuten lässt. Das kann dabei helfen, Gewicht zu verlieren.

Ohne Bedenken sprechen Experten solche Empfehlungen aber nicht aus. Wer sich entscheidet, regelmäßig mehr Eiweiß zu sich zu nehmen, als grundsätzlich empfohlen wird, sollte nämlich ein paar Dinge beachten. Zunächst sollte man sicherstellen, dass man gesunde Nieren hat. Menschen, die unter Niereninsuffizienz leiden, oder Kinder, deren Nieren noch nicht vollständig entwickelt sind, sollten hohe Mengen an Protein vermeiden. Außerdem sollte die Eiweißmenge über mehrere Mahlzeiten verteilt werden, damit der Darm nicht überfordert wird.

Aber selbst, wenn man all das beachtet, gilt der Appell von Antje Gahl von der DGE: „Mehr als zwei Gramm Eiweiß pro Kilogramm pro Tag sollte die Normalbevölkerung dauerhaft nicht zu sich nehmen.“ Ihr Plädoyer hat einen Grund: „Nicht weil es nachweislich schädlich ist, sondern weil wir die Langzeitfolgen noch nicht vollständig abschätzen können.“

High-Protein-Produkte oder Whey-Pulver, da sind sich alle Experten unter dem Strich einig, sind nicht notwendig, um den Tagesbedarf an Eiweiß von gesunden Menschen zu decken. Zudem sind sie oft teurer als Nahrungsmittel, die von Natur aus viel Protein enthalten.

Wer am Kühlregal dennoch nicht widerstehen kann, sollte ein paar Dinge wissen: Eiweiß besteht aus 20 verschiedenen Aminosäuren. Nur einen Teil davon kann der Körper selbst herstellen; die anderen, die sogenannten essenziellen Aminosäuren, müssen über die Nahrung aufgenommen werden. Lebensmittel haben eine biologische Wertigkeit – dies ist ein Maß dafür, wie gut der Körper Eiweiß aus der Nahrung in körpereigenes Protein umwandeln und verarbeiten kann.

Tierische Proteine sind pflanzlichen dabei in der Regel überlegen, da pflanzlichen oder vegetarischen Eiweißquellen häufig eine oder mehrere Aminosäuren fehlen. Doch durch eine gezielte Kombination verschiedener vegetarischer Proteine lassen sich diese Profile ergänzen und die biologische Wertigkeit erhöhen. Eine Kombination aus Soja und Reis oder Kartoffeln hat dadurch sogar eine höhere biologische Wertigkeit als reines Rinder- oder Schweinefleisch.

DGE-Expertin Gahl empfiehlt zudem bei Produkten, die als „Proteinquelle“ oder „High Protein“ beworben werden, einen genauen Blick aufs Etikett: „Man sollte schauen, welche Art von Protein zugesetzt ist: Molkenprotein oder Casein sind hochwertig, Kollagenhydrolysat sind es deutlich weniger“, sagt sie. Beim Fleisch sei wichtig, wonach genau man greife: „Wurstwaren werden als Proteinquelle überschätzt; sie enthalten zwar Protein, aber auch sehr viel Fett. Gepökelte Wurstwaren stehen zudem im Verdacht, krebserregend zu sein. Besser ist ein mageres Stück Geflügel“, sagt Gahl.

Ein Blick auf das Etikett lohnt sich auch noch aus anderen Gründen, zum Beispiel für die Nährwerte. Ein gutes Proteinprodukt lässt sich leicht an dem 1:10-Verhältnis von Eiweiß auf 100 Kilokalorien festmachen. So sollte ein Eiweißriegel, der 250 Kilokalorien Energie enthält auch 25 Gramm Eiweiß enthalten. Andernfalls ist er höchstens eine gesündere Alternative zum Schokoriegel. Und Kunden sollte klar sein: Die Lebensmittelindustrie weiß natürlich um die Wirkung des „High Protein“-Labels auf den Waren. So findet sich inzwischen auch ein „High Protein Skyr“ in den Kühlregalen. Dieser, so verrät eben das Etikett, hat aber nicht mehr, sondern gerade mal genauso viel Eiweiß wie der „normale Skyr“.

Und falls dieser mal wieder vergriffen sein sollte, weil beim Hype um die Proteine kein Ende in Sicht ist, ist das kein Grund zur Panik im Supermarkt. Für teure und ausverkaufte Skyr-Produkte gibt es eine ganz günstige und herkömmliche Alternative: Magerquark, der mithilfe von etwas Wasser die gleiche cremige Konsistenz erreicht wie Skyr und dazu noch genauso viel Eiweiß liefert.

Trauer: Am Freitag versammelten sich Hunderte vor dem Palast in Oslo. Foto AFP

Ein Land verneigt sich vor seinem König

In Norwegen hat sich das Volk selbst einen König gegeben. 1905 war das, da stimmte eine große Mehrheit für die Monarchie. König Harald V., der Enkel des damals ernannten Königs, hat diese besondere Rolle des Volks-Monarchen gelebt. Unermüdlich reiste er durch das Land, kurvte durch die engen Fjorde, besuchte die entlegensten Gemeinden. Auch noch in seinen letzten Jahren, als der hochbetagte Mann gesundheitlich schon schwer angeschlagen war und die Ärzte ihn eigentlich gebeten hatten, kürzerzutreten.

„Alles für Norwegen“ war der Leitspruch, den er für sich gewählt hatte – und diesem folgte er. Die Menschen dort zu treffen, wo sie leben, und die lokalen Gemeinschaften kennenzulernen, sei das Wichtigste überhaupt, sagte König Harald V. einmal. Die Unterstützung der Leute gebe ihm Energie. Sein Volk wiederum erlebte einen zugänglichen, humorvollen, unprätentiösen und warmherzigen Monarchen. Und verneigt sich nun vor diesem.

Norwegens Harald V. ist tot. Er hat die Monarchie im Land gestärkt. Kann sein Sohn ihm darin folgen? Und wird man Mette-Marit als Königin akzeptieren? Von Julian Staib

Hunderte versammelten sich am Freitag vor dem Schloss in Oslo, dessen Flagge auf halbmast wehte. Mit tiefer Trauer gebe man bekannt, dass König Harald V. am frühen Freitagmorgen friedlich eingeschlafen sei, teilte das Königshaus mit. Er wurde 89 Jahre alt.

Zwischen 12 und 13 Uhr sollten im gesamten Land die Kirchenglocken eine Stunde lang läuten. Bis zur Beisetzung, deren Termin zunächst noch nicht feststand, vereinbarten die Parteien im Storting, auf jegliche politische Aktivitäten zu verzichten. „Eine ganze Nation trauert und ist zugleich zutiefst dankbar für ein langes Leben, das er Norwegen gewidmet hat“, sagte Ministerpräsident Jonas Gahr Støre. Parlamentspräsident Masud Gharahkhani teilte mit: „Wir haben unseren geliebten König verloren, und die ganze Nation ist in Trauer.“

Mit dem Tod von Harald V. wurde sein Sohn Haakon König. Am Freitag teilte die Regierung mit, er werde sich Haakon VIII. nennen. Das Motto „Alles für Norwegen“ wolle er beibehalten. Eine Krönung gibt es im Land nicht. Der König muss im Storting einen Eid ablegen, wird traditionsgemäß in einer Kirche gesegnet.

Haakon hatt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chon vermehrt Aufgaben seines Vaters übernommen. Einst hatte er mit seiner Rolle gehadert, tat sich schwer damit, zu sagen, er sei ein Prinz. „Als ich jünger war, wollte ich mich anpassen. Ich wollte so sein wie alle anderen“, sagte er dazu einmal der F.A.Z. Das Interview gab er in einem Zug auf der Fahrt quer durch Deutschland und zeigte sich dabei so, wie ihn die Norweger gerne sehen: bescheiden und nahbar, ganz wie sein Vater. Dass er die Stellung des Königs mit Würde annehmen kann, daran gibt es im Land keinen Zweifel.

Am Freitag wurde aber auch bekannt, dass seine Ehefrau Mette-Marit Königin werden soll. Erst im Juni hat sie bei einer Operation eine neue Lunge erhalten. Im Land gibt es aber große Vorbehalte, ob sie für die Rolle geeignet ist. Mit ihrem Namen ist mittlerweile ein Schatten verbunden, der sich zuletzt auf die Monarchie in Norwegen gelegt und dazu beigetragen hat, dass die einst so hohen Zustimmungswerte zum Königshaus gefallen sind.

Verantwortlich dafür ist zum einen Mette-Marits Sohn Marius Borg Høiby. Der wurde im Juni zu vier Jahren Haft verurteilt. Unter anderem wegen zweier

Vergewaltigungen, wegen Drogenbesitzes und schwerer Körperverletzung. Der Prozess offenbarte Abgründe.

Høiby war aus einer früheren Verbindung Mette-Marits hervorgegangen; formell ist er nicht Teil der Königsfamilie. Trotzdem ist er aufs Engste mit dieser verbunden. Eine der Vergewaltigungen geschah dem Gericht zufolge in der Residenz des Kronprinzenpaares in Skaugum.

Hauptverantwortlich für den Schatten, der sich zuletzt auf die Monarchie legte, ist aber vor allem Mette-Marit selbst. Dutzende E-Mails zeigen, dass sie mit dem amerikanischen Sexualstraftäter Jeffrey Epstein eng verbunden war. Sie tauschte sich mit ihm über die Eignung von Skandinavierinnen als „Frauenmaterial“ aus, machte offenbar Anspielungen auf seine Vorliebe für Minderjährige. Zudem besuchte sie seine Villa in Florida, nannte ihn ihren „verrückten Freund“.

Lange schwieg Mette-Marit dazu; dann gab sie an, Epsteins Hintergrund nicht geprüft, nicht gekannt zu haben. Aber daran gibt es weiterhin Zweifel.

Rund drei Jahre bevor sie ihn kennengelernt hatte, war er zu anderthalb Jahren Haft verurteilt worden, weil er sexuelle Dienstleistungen von Minderjährigen gekauft hatte. Auch danach soll er über Jahre Minderjährige missbraucht haben.

Infolgedessen gibt es in Norwegen große Zweifel daran, ob sich Mette-Marit jemals glaubwürdig in ihrer Rolle als Königin etwa für soziale und gemeinnützige Initiativen einsetzen kann, wie es im Lande eigentlich Brauch ist. Wie sie diese Rolle künftig ausfüllen will und wie König Haakon mit ihr gemeinsam auftreten wird bei derlei Anlässen, bleibt abzuwarten. Zum Staatsrat am Freitagmittag begleitete den neuen König erst einmal seine Tochter, Ingrid Alexandra.

Spannend dürfte auch werden, welche Rolle Haakon seiner Schwester, Prinzessin Märtha Louise, zugestehen wird. Diese sorgt immer wieder wegen ihres Hangs zur Esoterik sowie wegen ihrer Heirat mit dem selbst erklärten „Schamanen“ Durek Verrett für Aufsehen. Am Freitag schrieb Verrett in sozialen Netzwerken zu einem Bild des Königs: „love you dad I will miss all our fun times together“. Eine würdige Beileidsbekundung war das nicht.

Unter alldem dürfte König Harald V. mit Sicherheit gelitten haben, auch wenn er sich nie derart äußerte. Er selbst hatte das Königshaus für die Heirat einer Bürgerlichen geöffnet – worin ihm dann sein Sohn mit der Heirat von Mette-Marit gefolgt war.

1959 hatten sich der damalige Kronprinz Harald und Sonja Haraldsen, die spätere Königin, auf einer privaten Feier kennengelernt. Beide waren damals 22 Jahre alt. Ihre Beziehung hielten sie wegen ihrer bürgerlichen Herkunft neun Jahre lang geheim. Mehrmals trennte sich das Paar – und kam wieder zusammen.

„Was da geschah, war ja scheinbar unmöglich“, sagte König Harald dazu später dem norwegischen Rundfunk. „Aber ich glaube, keiner von uns konnte wirklich etwas dagegen tun.“ Er habe sehr gemischte Gefühle gehabt, habe Sonja geliebt, aber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gegenüber seinem Vater und Norwegen gehabt, sei geplagt gewesen von dem Gefühl, „etwas Falsches“ getan zu haben.

Sonja wurde mehrmals zusammen mit anderen Freunden in das Königshaus geladen. Als aber König Olav erfuhr, was los war, dass sein Sohn sich auf eine Bürgerliche eingelassen hatte, war es damit vorbei. Doch die beiden knüpften immer wieder aneinander an.

Im Königshaus und auch in den Medien, die nach und nach davon erfuhren, herrschte die Ansicht, dass eine Heirat mit einer Bürgerlichen das Ende der Monarchie bedeuten könnte. Irgendwann aber setzte Harald seinem Vater eine Art Ultimatum: Wenn er Sonja nicht heiraten könne, werde er unverheiratet bleiben, sagte er ihm – und der König gab zögernd nach.

Er beriet sich mit dem Ministerpräsidenten und den Fraktionsvorsitzenden und erlaubte seinem Sohn schließlich, sich mit seiner Freundi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zu zeigen und diese auch zu heiraten. Der Monarchie im Land tat er damit einen großen Gefallen.

HERZBLATT-GESCHICHTEN

VON JÖRG THOMANN

Auf elegante Weise pleite

Das muss für so eine Klatschheftredaktion ein komisches Gefühl sein: Wenn sich eine der vielen Quatschgeschichten, die sie sich Woche für Woche ausdenkt, plötzlich als wahr erweist. Dies ist soeben dem „Neuen Blatt“ widerfahren, das prompt in die Offensive geht: „Wir wussten es zuerst!“, posaunt es über Harrys und Meghans Umzug nach England heraus. „Schon Ende Juni hat „Das neue Blatt“ über die Rückkehr der Familie berichtet. Erst jetzt ist es offiziell.“

Das ist natürlich ein Scoop. Nicht uninteressant in diesem Kontext, was die Zeitschrift über das Paar noch so als erste – und einzige – gewusst hat: „Harry & Meghan –Jetzt ist es offiziell

- Blitz-Scheidung noch in diesem Jahr“ zum Beispiel (November 2025). Oder: „Ein Vertrauter packt aus – Meghan & Harry – Zwillinge! Die wunderbare Überraschung“ (Februar 2020). Und viele, viele weitere Ereignisse, die bisher nicht eingetroffen sind. Doch wer weiß: Vielleicht arbeitet die Zeit auch hier für „Das neue Blatt“. Nur nicht die Hoffnung fahren lassen.

Ein Kampf um die Deutungshoheit ist derweil zwischen „Gala“ und „Bunte“ entbrannt: Wie nennen wir nach dem an den „Brexit“ angelehnten „Megxit“ nun die Kehrtwende? Sie wagten, lässt uns „Gala“ wissen, „nun den Schritt zurück (,Backxit)“. Hat jemand noch einen schlechteren Vorschlag? Ja, „Bunte“: Sie nennt das Ganze „Re-Megxit“, wie einen Remix von David Guetta. Für den Fall, dass sie schon bald wieder abreisen, werfen wir „Wieder-Wegxit“ in den Ring, sollten sie künftig mal hier und mal dort wohnen, den „Flexit“. Noch keinen eigenen Vorschlag hat „Bild“ gemacht, die über den Backxit-Re-Megxit schreibt: „Die Mitarbeiter im Palast sind perplex und überrumpelt von dieser Nachricht.“ Perplexit?

Gedanken um Wörter macht sich auch Jenny Elvers, welche die Tatsache, dass sie sich zum gefühlt hundertsten Mal für ein Reality-TV-Format – diesmal: „Villa der Versuchung“ – hergibt, in der Sendung laut dem „Neuen Blatt“ wie folgt begründet hat: „Ich bin nicht pleite. Ich bin die elegante Form: Ich bin broke.“ Was, wie „Das neue Blatt“ petzt, „auf Englisch das Gleiche bedeutet“. Man kennt ja bereits „Ich bin vintage“, die elegante englische Form von „Ich bin alt“. Für jemanden wiederum, dessen Karriere komplett am Ende ist, bietet sich an: „I’m all washed up“. Da meint man immerhin den angenehmen Duft von Waschpulver zu verspüren.

Einen kosmetischen Geheimtipp für die „Frau im Spiegel“-Leserinnen hat Schauspielerin Margarita Broich parat, die auf die Frage nach ihrem „strahlenden Aussehen“ antwortet: „Lachen hilft! Aber mein wahres Geheimnis ist die Fußcreme, die ich seit Jahren im Gesicht verwende.“ Tatsächlich ist auf den Fotos zum Artikel in ihrem Antlitz keinerlei Hornhaut auszumachen. Ob Broich noch weitere

Beauty-Geheimnisse hat, Lidschatten für die Lippen etwa? Oder Sonnenmilch für die Zähne?

Was Frauen ebenfalls strahlender aussehen lässt, teilt „Die Aktuelle“ mit: „Immer mehr Single-Promi-Damen bevorzugen die Gesellschaft von Vierbeinern, anstatt sich mit Typen herumzuschlagen.“ Eine amerikanische Studie „enthüllte sogar, dass Frauen neben einem Hund erholsamer schlafen als neben einem Mann! Immerhin klaut ein Hund einem nachts nicht die Decke oder schnarcht.“ Mag sein, aber: Wenn der menschliche Partner frühmorgens dringend rausmuss, darf Frauchen liegen bleiben, der schafft das allein. „Mit einem Hund gibt’s auch keinen Zoff darüber, wer die Spülmaschine

Pleite, ich? I wo: Jenny Elvers ist broke. Foto dpa

ausräumt“, legt „Die Aktuelle“ nach, was ebenfalls stimmt, einerseits. Andererseits lässt selbst das gelehrigste Tier dabei gewiss den einen oder anderen Teller fallen.

Ob auch Veronica Ferres nun besser schläft? Die Schauspielerin und ihr langjähriger Ehemann Carsten Maschmeyer haben sich getrennt und dies in einer von „Bild“ zitierten gemeinsamen Erklärung so begründet: „Mit der Zeit ist aus unserer Liebe eine tiefe, vertrauensvolle Freundschaft entstanden.“ Dieses Beispiel vor Augen, sollten sich Paare in Acht nehmen: Wenn sich in ihrer Beziehung plötzlich tiefes, freundschaftliches Vertrauen ausbreitet, könnte das der Anfang vom Ende sein.

„Zu Hause bin ich in erster Linie Ehemann und Vater – und nicht der Umweltminister“, lässt schließlich Bundes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Bunte“ wissen – eine Aussage, die man so ähnlich immer wieder von Politikern liest. Zum Beispiel 2022 von Hendrik Wüst: „Zu Hause bin ich einfach Mensch. Das tut sehr gut.“ Von Annalena Baerbock 2018: „Zu Hause bin ich nicht grüne Parteivorsitzende, sondern Mutter.“ Oder schon 2009 von Angela Merkel: „Zu Hause bin ich nicht Bundeskanzlerin.“

Nun kann man die hohen Herrschaften nicht genug preisen dafür, dass sie ihre Allüren in ihren Büros zurücklassen. Andererseits fänden wir es echt erfrischend, wenn mal jemand sagen würde: „Auch zu Hause bin ich Politiker. Ich halte permanent umständliche Reden, lege mich auf nichts fest – und alle hassen mich.“

■ QUADRATORTUR NR. 1 185 – 29./30.08.

WAAGERECHT: 1 Alternativtiefverdächtigt von verschulteren Doctores, was sie als alte Physiatrie weiter heilsamsanft leisten will (12) 13 Was ja jeder Lateiner für eines für das Altsprachgefühl ist, ganz statuierlich in Beispielerei (7) 14 Teilt sich so vornamentlich mit dem Vorbild Anna das palindromische Schicksal (5) 15 Sind sportelnde Ostfriesen ganz schnapsideenreich plattlandläufig den unruhigen Kugeln wetttreibend schiebend huldigend (8) 17 Und bei sommerlicher im France-Fall ist in einer ... nur Pedalieren angesagt! (4) 18 Ist wer, wer erzieht, allein schon – und letztlich als Gezielter? (5) 19 So was macht beim Surfen beste Abhebefigur dank seiner Drachensachen (int.; 4) 21 Wie du mir, so ich sicher jenem, aus vollem dativtiefstem Herzen! (3) 22 Süffig mal bei Bürger: Weit besser wird durch Bacchus' ... die Dichterzunft gedeihen! (4) 24 Echtes Miss-Verständnis auf Spanisch, quasi als Anti-Rose ollerer Fräulein-Tradition erblühend ... (8) 25 Joke bei Aküfi: Temperature or tension – Hauptsache high! (2) 26 Wohin es kompasspassabel so geht, all das Westsüdwestgewehe (10) 28 Als was 'n Knacker angezählt zählt in Jugendsprache, wie rausgewachsen aus der Dollerei... (5)

29 Bei Weißen weißte lateinisch voll Bescheid – sonst bleibt nur die okzitanische Tarn-Stadt! (4) 31 Wozu der WM-Mbappé torschützend gekrönt ward, bien sûr, allein schon aus Heroismus?! (3) 32 Fast unvernehmlichst dennoch was verlauten lassen, wie es

durch die Gerüchteküche wabert (6) 34 Wovon Sturköppe buchstäblichst kein ein abrücken, das klingt in Audio-Tapes so sichtbar an ... (4) 35 Lange Fahrt voraus, wie's Seebären ins Logbuch kürzelkritzeln (2) 36 Mal mitterreichlich südliche Hauptstadt, Ning nur für Kenner (7) 38 Als Zwei- so'n Urkorn, und in der zuppa al farro ein buchstäblicher Teil von toskanischster Schlemmerei ... (5) 41 Dunkle Klage einst bei Schiller: Leicht verschwindet der Taten Spur / Von der sonnenbeleuchteten ...! (4) 42 Von Lusitaniens heiligem Jakob her letztlich ein verknappterer Vorname (5) 44 Stück Simbelsymbol für in tausend Teile zersägt und wie neu erbaut, nasserseeextern! (3) 46 Wobei Frankophile den Riechkolben klischeeschön mitreden lassen (7) 48 Sahen ihnen Blattologen doch ihre spruchreifen Zitterpartien an, womit sie astig jedes Tagespensum miterfüllen... (5) 50 Von den Stunden, die unsere sind, sind hours Brits letztlich ja wessen? (engl.; 4) 51 Von Haus aus dekalogkonform mit vorletzter Ordnungszahl: Du sollst ... auch Neben-Gebäude nicht begehren! (8)

SENKRECHT: 1 Geheule von so was auf undurchsichtigerer See, da sehen Wortbastler den Rennhobel anpesen kommen ... (9) 2 Alien-Anmutung in lebenslangem Larvenstadium, welch'nahuatlsprachliches Terrariumdesiderat! (7) 3 Trägt prüfend quasi zwiefach dazu bei, gewissen Punktestand zu schaffen ... (4) 4 Womit Knallharte Heranstürmende dunkelgelbwürdig rasieren, hat auch im Halmfall so was Schnittiges (8) 5 Portjuchheejuchhe: Damit sind knapp Rupiah drin, Rappen sogar! (2) 6 Woran sie fließlich sind, im Stallfall, die Schemelbesetzer (6) 7 Das Kind, das ist spanisch – und von begrifflicher Schaurigkeit ob unwettervoller Klimawandelei! (2+4) 8 Papa partout für Britkid, selbst im Landadel üblich ... (3) 9 Aufs Fran-

Wobei Frankophile den Riechkolben klischee- schön mitreden lassen ...

zösischste verboten, aber erlaubt, es auch in Hinterdithmarschen zu entdecken?! (8) 10 Der als Onkel seine Oheimheimat in Italia hat, durchaus auch in Soziologenkreisen, ecco!? (3) 11 Menschen per se im moderneren Eskimomodus, wie Inupiat, Sugpiaq oder Yupik eben (5) 12 Zählt so eines als Erzählung ja zu den sinnstiftendsten Trendworten! (8) 16 Wie Trotzkämpferische ihre Rechte immer erst mal müssen, verkörpern auch Sterntiere?! (10) 20 Überrunden massiv gesehen ihre drunteren Stadtmauerdurchschreiter (9) 21 Macht schaukastenförmig perspektivtiefsten Eindruck in motionslose Dreidimensionen (7) 23 Was so fliederbeerenstark nicht nur Fiebernden blüht, gesüffelt auch von Hugo-Hippen (8) 27 Von oben herabgesehen luftiges Vitamin-D-Vergnügen am Lido, wirkt nur für uns tedeschi eigentlich versalzen? (4) 29 Wer so engl. jährlich auch noch annonciert, nutzt die Abk. doppelt (3) 30 Hat den Rang als klassenkämpferisches Sportwort, Fans auf den Rängen gehalten anhaltend befeuernd (4) 33 Anno 1798 erste Hauptstadt der Helvetischen Republik, ist mit Gustav inmitten eigenkantonwürdig! (5) 37 Imme immer wieder gern so frech versprucht zu im Oldschoolton (4) 39 Womit Schweizer ihr Outo tanken, was Deutsche Fruchtweinen näherbringt (4) 40 Sind rasch laufauffällig Begehr & Begier beschleunigend im Globalen (4) 41 Womit viticoltore uns vino-analog reinsten Wein vorwörtlich gern einschenken, salute! (3) 43 Thront seinehalbierend in Paris, in Einstweilenheit ruhend?! (franz.; 3) 45 Kingsley-King, konnte Gandhi & Ibn Sina, Chapeau! (Vorn.; 3) 47 Na jetzt eben, aber wie in ihm ja nochmal schneller... (2) 49 Per exemplum mal auf Französisch & so beispielhaft par excellence! (Abk.; 2) up.

AUFLÖSUNG DER LETZTEN QUADRATORTUR

WAAGERECHT: 1 Morgengrauen + „Morgen-Grauen“ 13 (die) anorganische (Chemie) + (das) Anorganische 14 (mythol.) Utgard 15 (ist lat.) est + „conditio” est“ (als „Ist-Zustand“) 17 (ehem.) KGB 19 (eine zu spannende) Saite 20 Ll (für Laktoseintoleranz) 21 (als Anagramm aus G-e-i-l-e:) „Igele“ (für kleinen „Igel in der Tasche“ bei Geizigen) 23 (2x) Cree (enthalten in Infos-cree-n) 25 Nestoren (als Anagramm N-e-r-o-N-e-s-t) 26 (salopper), „Hirni“ 27 (in F-rage-rei:) Rage 30 (man nahm sie) mit + (da rechnet niemand mehr) mit 31 (auch in G-eos-inne:) Eos (giech. Göttin der Morgenröte) 33 (ein sog.) Desperado 36 (Pakistans) Lahore 38 („Geo-Achs-Ende“) Pol (als Ende von Monopol) 40 (sog.) Run 41 „Naegel (mit Köpfen machen“) + (Finger)naegel 43 (sog.) Arak 44 (engl. to) be (wie bee ohne -e) 46 „Irren (ist menschlich“) 47 Irtysch (geht als der weltweit längste Nebenfluss in den Ob) 49 Pop(kultur) 50 (bibl.) Ismael (auch wört.) 52 (Vorsilbe) aer- 53 (die sog.) anale (Phase) 54 Attacke

SENKRECHT: 1 mauscheln 2 Ontario 3 (fast „Roger“). Rogier (van der Weyden) 4 (2x) Grat 5 (Baumwolle) egrenieren (als Anagramm E-g-e-r-N-i-e-r-e-n) 6 (ein) „Nadler“ (Anagramm aus A-d-l-e-r-n) 7 (Anagramm aus S-i-n-g-e: sog.) Gneis 8 (Richter als) RI (auch in Staatsbet-ri-eb) 9 Ast (mit Reim auf „passt“) 10 (die) Uckermark (und Angela Merkel) 11 eh + EH (Einzelhandel) 12 Nebenton 16 (engl.), „sitt“ 18 (Glei(boden) 22 Goer 24 Endo- (in Konserv-endo-sen) 28 Apparat 29 geortet 32 Sherpa 34 (Anagramm aus A-m-e-l-i-s.) Selima 35 (Alexander) Dubcek 37 Aaron 39 (Song) „Layla“ 42 geil 45 („Habe die) Ehrel! 46 (Bier-Inbegr.) „IPA“ 48 (franz.) sac (à main) 51 „SE“ (für Seide)

Das neue Kaffeewunder

Für den Kaffee sah es übel aus, der Klimawandel war schuld. Jetzt sind die Ernten so gut wie noch nie. Was ist da los?

Erst mal eine Tasse Kaffee. Bis zu fünf davon am Tag dürfen es schließlich sein, ohne dass die Gesundheit leidet, wie Harvard-Mediziner kürzlich in einer groß angelegten Studie nachgewiesen haben. Die Sorge, dass Kaffee krank machen könnte, ist damit bis auf Weiteres vom Tisch.

Die Sorge, dass Kaffee knapp werden könnte, weil sich die Erde aufheizt, ist von anderer Qualität. Rund die Hälfte der Anbaugebiete, sagen Klimaforscher voraus, könnten bis zum Jahr 2050 verloren gehen. Denn der immergrüne Kaffeestrauch ist, so viel botanische Spielerei sei erlaubt, eine Mimose. Er reagiert empfindlich auf Hitze, Trockenheit und Schädlinge. Dazu passten

Die Kaffee-Inflation

Die größten Kaffeeproduzenten Arabica und Robusta zusammen, Angaben in Tausend 60-kg-Säcken

Quelle: Destatis

auf vielen Plantagen erschreckend genau die kläglichen Erträge der vergangenen Jahre, die zu steigenden Preisen an den Rohstoffbörsen und in den Supermärkten führten.

Jetzt aber melden große Kaffeeländer wie Brasilien, Indonesien und Äthiopien plötzlich neue Rekorde. So viele Kaffeebohnen wie in diesem Jahr wurden nie zuvor auf der Welt geerntet.

Wie passt das zusammen? Wer den Klimawandel absagen will, braucht dafür stärkere Substanzen als Koffein und andere Daten als die Zahlen der Landwirtschaftsministerien. Das aktuelle Kaffeewunder lässt sich viel spannender auch seriös erklären. Dann wird daraus nämlich eine Geschichte von fleißigen Bauern, geschäftstüchtigen Unternehmen, schlauen Wissenschaftlern – und einem offenbar unwiderstehlichen Geschmack.

Fangen wir vorne an, also beim Geld. Mit Kaffee werden, je nach Schätzung, 200 bis 300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umgesetzt. Grob gesagt funktioniert das so: Rund 12,5 Millionen Kaffeebauern hegen und pflegen ihre Sträucher, ernten die rötlichen Kaffeekirschen, schälen deren Fruchtfleisch ab, trocknen die darunterliegenden grünen Samen und verkaufen diese Bohnen typischerweise in 60-Kilo-Säcken an der Kaffeebörse, an Großhändler oder gleich an internationale Unternehmen wie Nestlé, Starbucks oder Tchibo. Diese Firmen übernehmen den Transport, das Rösten, Mischen und Mahlen, das Verpacken und den Vertrieb an Einzelhandels- und Kaffeehausketten.

Jahrzehntelang lief diese kommerzielle Maschinerie wie geschmiert. Zwischen 1975 und 2020 hat sich die Weltkaffeeernte sage und schreibe verdoppelt, begleitet von zum Teil skandalöser Umweltzerstörung in den Anbaugebieten. Die Kleinbauern verdienten an diesem Boom weniger als die Konzerne. Aber nicht nur die Branche profitiert vom Kaffeegeschäft, sondern auch der deutsche Fiskus. Die Bundesrepublik erhebt (anders als etwa Italien, Frankreich und die Schweiz) eine Kaffeesteuer von 2,19 Euro je Kilo. So kommt im Jahr rund eine Milliarde Euro für den Staat zusammen, immerhin fast halb so viel wie durch die Alkoholsteuer.

Aber weiter im Text. Eine Grenze des Wachstums schwante den Röstkonzernen und Großplantagenbesitzern schon, als die Erderwärmung noch längst nicht

Von Sebastian Balzter

so weit fortgeschritten war wie heute. Um rund 25 Prozent hatten sie die Fläche vergrößert, auf der Kaffee angebaut wird, um die Erntemenge zu verdoppeln. Noch mehr Hektar würden sie legal kaum bekommen, es geht schließlich um Land in den Tropen.

Aber ausgereizt war die Sache damit noch lange nicht. In der Landwirtschaft spielen die Anbaumethoden eine kaum zu überschätzende Rolle, das ist beim Kaffee nicht anders als beim Wein, beim Obst, beim Getreide. Wann und wie gilt es, die Kaffeebäume zu beschneiden, damit sie möglichst viel Frucht tragen? Wann brauchen sie welchen Dünger und in welcher Dosis? Was bringt künstliche Bewässerung? „Allein mit solchen

Quelle: Bloomberg

Maßnahmen lässt sich der Ertrag je Hektar verfünffachen“, sagt Pablo von Waldenfels, der im Hamburger Kaffeekonzern Tchibo für das Nachhaltigkeitsprogramm zuständig ist. Während manche Großplantage in Brasilien mit Erntemaschinen und Satellitendaten kaum noch etwas dem Zufall überlässt, haben viele handarbeitende Kleinbauern in Afrika und Asien in diesem Sinn noch viel aufzuholen.

Apropos Asien. Kein anderer Kontinent hat den Kaffeemarkt zuletzt derart durchgeschüttelt. Erstens weil Länder wie Vietnam und Indonesien in die Riege der wichtigsten Produzenten vorgestoßen sind. Zweitens weil dadurch die Kaffesorte Robusta ein viel größeres Gewicht auf dem Weltmarkt bekommen hat als früher, denn sie gedeiht anders als die traditionell dominierende Sorte Arabica auch in feuchteren Lagen. Und drittens weil Zug um Zug jene bevölkerungsreichen asiatischen Staaten auf den Kaffeegeschmack gekommen sind, die wie China und Indien klassisch als Teetrinkernationen galten. Wer's nicht glaubt, mag in Berlin, Köln und Hamburg die ersten Ableger der chinesischen Kette Cotti Coffee besuchen.

Arabica-Puristen jaulen auf, wenn ihnen Robusta vorgesetzt wird: bitter, rau, unterkomplex. So hat es der Diplom-Kaffeesommelier Thomas Eckel gelernt, der 2008 in Oberbayern die Murnauer Kaffeerösterei gegründet hat. Doch die Zeiten wandeln sich. Und einige Robusta-Produzenten hätten sich gemausert, lobt Eckel. Inzwischen führt er im Sortiment seiner edlen Plantagenkaffees drei „Fine Robustas“, an deren Nachgeschmack er nichts zu meckern findet. „Wer gern Wein trinkt, kann zwischen Rotwein und Weißwein wählen, ohne dass rot automatisch besser wäre als weiß“, sagt Eckel. „So wird es in Zukunft wohl auch mit Arabica und Robusta sein.“

Für den seit jeher in großen Mengen aus Bohnenmischungen hergestellten Industriekaffee heißt das: Der Robusta-Anteil i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chon gestiegen, und er dürfte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noch weiter steigen. Die Röstkonzerne geben darüber im Detail keine Auskunft. Der Aufdruck „Arabica“, der einst als Qualitätsversprechen gemeint war, ist von manchen Packungen aber schon verschwunden.

Ob Robusta oder Arabica, nach dem jahrzehntelangen Aufwärtstrend fielen die Ernten in vielen Kaffeeregionen zwischen 2020 und 2025 schlechter aus als erhofft. Gleichzeitig stieg die Nachfrage, die Lagerbestände schrumpften, und die Corona-Seuche mit all ihren Einschränkungen machte die Logistik teurer. Folgerichtig schoss der Kaffeepreis nach oben.

*2026/27 Prognose. / Quellen: USDA; World Coffee Report / F.A.Z.-Grafiken: fego.

Dazu kam die Befürchtung, dass die Ernten wegen des Klimawandels fortan immer schlecht sein würden. Und die Gewissheit, dass widerstandsfähige neue Sorten diese Entwicklung noch nicht aufhalten könnten. Die Kaffeehändler packten also noch einen Risikoaufschlag drauf, der Börsenpreis stieg auf ein nie da gewesenes Niveau.

Das war, typisch Börse, eine Übertreibung. Das Klima verändert sich nicht abrupt. Der Wandel lässt Raum für Ausreißer nach oben wie in diesem Jahr, in dem das Wetter vielerorts überraschend günstig war für den Kaffee. Und selbst wenn die Bedingungen schlechter werden, lässt sich ihnen oft genug mit besseren Anbaumethoden beikommen. Dafür ist nicht mal immer Hightech nötig. Manche Bauern setzen ihre Kaffeepflanzen nun beispielsweise schlicht zwischen schattenspendende höhere Bäume.

Langfristig wird das aber nach Ansicht vieler Kaffeefachleute nicht genügen, um die Erträge auf dem aktuellen Niveau zu halten oder sie sogar im selben Takt weiter zu steigern, den die wachsende Nachfrage vorgibt. Dafür wird es jene neuen Sorten brauchen, von denen eben schon kurz die Rede war.

Das Einmaleins der Kaffeezüchtung verlangt nach einem wachen Geist. Das fängt damit an, dass es in der großen

Jahr 2025/26. / Quellen: USDA; World Coffee Report

weiten Kaffeewelt nur die beiden nennenswerten Sorten Arabica und Robusta gibt. Das ist bei Nutzpflanzen von dieser Bedeutung gewöhnlich ganz anders. Wer Zuckerrüben, Weizen oder Mais aussät, kann aus Dutzenden von unterschiedlichen Typen wählen, die je nach Lage, Boden, Klimazone und erwünschter späterer Nutzung das beste Ergebnis versprechen. Ganz zu schweigen von der Vielfalt bei Äpfeln, Birnen oder Kartoffeln.

Dass der genetische Pool beim Kaffee viel kleiner ist, hängt mit der besonderen Kolonialgeschichte dieser Pflanze zusammen, die Historiker etwa so zusammenfassen: Zuerst nahmen Kaufleute einige wenige Kaffebäume aus Äthiopien mit nach Arabien. Von dort fanden eine Handvoll Pflanzen ihren Weg nach Europa. Die Europäer brachten sie in ihre damaligen Kolonien. Und von diesen wenigen Bäumen stammen mehr oder weniger alle Kaffeepflanzen ab, die bis heute dort wachsen.

Planvolle Züchtungsarbeit schien lange Zeit nicht nötig zu sein. Das hat sich erst in den vergangenen 15 Jahren geändert. Seit 2012 gibt es die Initiative „World Coffee Research“, hinter der Milliardenkonzerne wie Tchibo aus Deutschland, Lavazza aus Italien und Keurig Dr Pepper aus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stehen. Das Ziel ist, durch gezielte Kreuzungen neue Sorten zu entwickeln, die allen Kaffeebauer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erden sollen. Parallel

treiben Nestlé und Starbucks ihre eigenen Züchtungsprogramme voran. Und nimmermüde Botaniker haben im afrikanischen Hochland inzwischen mehr als 100 Wildkaffeesorten identifiziert, die das Spektrum der zukünftigen Zuchtmöglichkeiten erweitern.

Nun ist es allerdings schon beim Weizen oder bei der Zuckerrübe eine mühsame Angelegenheit, eine neue Sorte für die landwirtschaftliche Nutzung heranzuziehen. Vererbungslehre hieß das Stichwort im Biologieunterricht. Wie war das noch mit den dominanten und

Quellen: Cafely; 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

den rezessiven Eigenschaften? Als stabil gilt eine neue Sorte erst nach sieben Erbgängen. Und beim Kaffee dauert das Ganze dreimal so lang wie beim Weizen oder bei der Rübe, weil die Kaffeepflanze drei Jahre braucht, um ihre ersten Früchte zu tragen. Logisch, dass aus dem vor 15 Jahren ins Leben gerufenen Zuchtprogramm noch nichts auf dem Markt ist.

Auf dem Markt nicht. Auf Testfeldern schon, und zwar in mehreren Ländern. Als sehr vielversprechend bezeichnet Tchibo-Manager Pablo von Waldenfels die Zwischenergebnisse, die diese sogenannten F1-Hybride liefern.

Die Lehre aus alldem lautet bis auf Weiteres: Die Anpassung an den Klimawandel kann gelingen, aber sie ist ein zähes Geschäft. Eine simple Nachsaat führt bei solchen Hybridsorten zu geringeren Erträgen, die Kaffeebauern werden sie von Jahr zu Jahr kaufen müssen. Das wird oft kritisiert. Die „World Coffee Research“-Initiative verspricht indes, mit den Einnahmen bloß ihre Kosten decken und keinen Profit machen zu wollen.

Und was heißt all das für den Kaffee-preis? Die guten Erntemeldungen haben Rohkaffee an der Börse zuerst deutlich günstiger werden lassen. Wie ein Echo darauf kamen Aktionspreise im Supermarkt und Discounter an. Aber auch das war übertrieben, zuletzt ist der Börsenpreis wieder gestiegen.

Das führt zu einer neuen Einsicht. Die Frage, wie viele Inder, Chinesen und Indonesier von Tee- zu Kaffeetrinkern werden, dürfte den Kaffeemarkt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stärker in eine Richtung bewegen als das Auf und Ab der Erntemengen. Denn hier geht es potentiell um so viel zusätzliche Nachfrage, dass im Maximalfall selbst die tollsten Anbaumethoden und Zuchterfolge das Angebot nicht im gleichen Maße steigen lassen könnten.

Anders gesagt: Wer im Supermarktregal jetzt noch seinen Lieblingskaffee zum Sonderpreis findet, sollte nicht lang zögern.

EIN BALANCE-AKT

Ich bin ein großer Hundefan. Allerdings nur, wenn die Tiere süß sind, also mit weichem Fell, Schlappohren, Knopfaugen. Und wenn sie nicht zähnefletschend hinter mir herrennen oder in meiner direkten Nachbarschaft kläffen. Das nämlich zehrt an meinen Nerven. Und dann male ich mir hässliche Dinge aus.

Während ich diese Kolumne schreibe beispielsweise, jault und winselt irgendwo im Wohnkomplex ein Hund. Seit Stunden. Und das schon die ganze Woche hindurch. Herrchen und Frauchen gehen vermutlich shoppen, schlendern von Boutique zu Boutique, wobei Vierbeiner definitiv stören. Oder sie arbeiten in einer Badeanstalt, im Supermarkt, in der Kita oder an einem anderen Ort, an dem Hunde nicht erlaubt sind.

Ich weiß, das ist unfair, zumal Hunde am Arbeitsplatz Wunder wirken: Sie senken Stresslevel und Ängste, beflügeln die Arbeitsmoral, erwecken den Teamgeist, das haben Studien längst bewiesen. Trotzdem haben, da werden mir auch die Hundehalter nicht widersprechen, Tiere in der Notaufnahme oder einer Großküche nichts zu suchen. Einen Hund deshalb allein in die Wohnung zu sperren, was ihn offensichtlich stresst? Das ist keine Lösung, das fällt unter Tierquälerei. Und eben auch unter Lärmbelästigung.

Übrigens ist Lärm der häufigste Grund für Nachbarschaftsstreitigkeiten, egal ob Musik, Kinder, Handwerksarbeiten, Partys oder bellende Hunde. Danach erst kommen Nickligkeiten wie Zaunhöhe, Heckenschnitt, überhängende Äste.

Einen Bekannten hat eine Fitness-Influencerin fast in den Wahnsinn getrieben. Sie werkelt an den Work-out-Maschinen derart verbissen, dass bei ihm die Gläser klirren. Sie gewinnt Tausende von Followerinnen, er bekommt Kopfschmerzen. Sie wird berühmt, er krank. Sie wird reich, er wütend. Reden mit ihr hilft nichts, sie lächelt nur hübsch und wackelt von dannen. Er beschimpft sie auf Insta, sie blockiert ihn. Er droht per Anwalt, sie dreht die Musik auf.

Irgendwann hält er es nicht mehr aus und zieht aus, in eine kleinere Wohnung. Die beste Entscheidung seines Lebens, schwärmt er. Er ist wieder ausgeglichen, hilfsbereit, nett. Liebt das Leben. Trotzdem, finde ich, sollte der Hund hier ausziehen. Nicht ich.

VOLKES STIMME REFORMEN BELASTEN

VOM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verschiedene Reformen in den Bereichen Gesundheit, Rente und Steuern beschlossen. Die Mehrheit der Bevölkerung rechnet dadurch mit höheren Kosten: 59 Prozent rechnen mit höheren Belastungen, knapp jeder Dritte geht sogar von deutlich höheren Belastungen aus. Lediglich sieben Prozent erwarten, dass sie durch die Reformen finanziell entlastet werden.

Erwarten Sie höhere Kosten durch die Reformen in den Bereichen Gesundheit, Rente und Steuern?

1039 befragte Personen, 1.8. bis 13.8.2026, repräsentativ für die Bevölkerung von 16 Jahren an / Quelle: Institut für Demoskopie Allensbach / F.A.Z.-Grafik: nav.

Der Umgang mit dem Ost-Trotz

Von Ralph Bollmann

Die bevorstehenden Landtagswahlen im Osten scheinen allerorten die Rechenkünste zu fördern. Dabei geht es nicht bloß um die Frage, welche Kleinparteien ins Parlament von Sachsen-Anhalt einziehen müssen, um eine absolute Mandatsmehrheit für die AfD zu verhindern. Nachgerechnet wird jetzt auch, wie viel Geld seit der Wiedervereinigung von Ost nach West geflossen ist oder noch fließt, inwieweit auch die alte Bundesrepublik von der Erweiterung ihres Staatsgebiets profitierte und ob die Klagen vieler Ostdeutscher über Benachteiligung berechtigt sind oder nicht.

Fest steht, dass die Kaufkraft in Sachsen-Anhalt zwar knapp niedriger liegt als in den übrigen Bundesländern, aber doch höher als in vielen anderen Regionen Europas, vor allem im Süden und Osten. Ermöglicht hat das nicht zuletzt ein finanzieller Nettotransfer von West nach Ost, der nach den Berechnungen des Ifo-Instituts allein in den ersten beiden Jahrzehnten nach der Wende rund 1,6 Billionen Euro betrug. Noch heute konsumieren die Ostdeutschen nach den Zahlen der Dresdener Ifo-Forscher 16 Prozent mehr, als sie selbst erwirtschaften.

Angesichts dieser Zahlen, so denken sich manche Westdeutschen, müssten die früher „Brüder und Schwestern“ genannten Mitbürger im Osten doch dankbar sein. Das verkennt aber das Verhältnis von Ursache und Wirkung. Denn die Unzufriedenheit vieler Ostdeutscher steht nicht im Widerspruch zu den Transfers, sie ist vielmehr dessen Folge. Wer ständig von Hilfen anderer abhängig ist, deren Modell er eins zu eins imitieren soll, der wird irgendwann Reaktanz entwickeln, wie die Sozialwissenschaftler vornehm sagen. Das umgangssprachliche Wort dafür lautet Trotz.

Das ist zunächst einmal ein Phänomen aller postsozialistischen Transformationsgesellschaften. Seit sie vor fast vier Jahrzehnten ihre kommunistischen Regimes abgeschüttelt haben, bekommen sie von hoch bezahlten Beratern, westlichen Investoren oder Brüsseler EU-Kommissaren ständig erzählt, dass sie doch bitte alles so machen sollten wie die erfolgreichen Gesellschaften des alten Westens. Rational betrachtet, war das ja auch ein vernünftiger Vorschlag. Schon vor Jahren erklärte der bulgarische Politologe Ivan Krastev aber den politischen Backlash in diesen Ländern mit dem so verbreiteten wie unangenehmen Gefühl, zur Nachahmung verdammt zu sein.

In Deutschland schlugen diese Emotionen noch einmal stärker durch, weil sich das Lehrpersonal im selben Staat befand. Durch die schnelle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union brachen mehr Betriebe zusammen, die Arbeitslosigkeit stieg auf 20 Prozent, während sie in Tschechien oder Ungarn selbst in den schlimmsten Zeiten nur ungefähr halb so hoch war. Dafür fiel die sozialstaatliche Kompensation umso höher aus. Die Arbeitslosenunterstützung in Halle oder Neubrandenburg überstieg viele Gehälter in Kattowitz oder Jungbunzlau anfangs deutlich, von den Renten ganz zu schweigen.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Ostdeutschen hatte es 1990 so gewollt. „Kommt die D-Mark, bleiben wir; kommt sie nicht, geh'n wir zu ihr“: So stand es damals auf den Transparenten, und das Ergebnis der ersten und einzigen freien Volkskammerwahl verdeutlichte den dringenden Wunsch nach jener schnellen Währungsunion, die viele ostdeutsche Betriebe um ihre Existenz brachte. Die westdeutschen Politiker willigten vor allem deshalb ein, weil sie die Flüchtlingsströme aus der DDR fürchteten. Sie konnten die Abwanderung zwar nicht stoppen, aber doch in geordnete Bahnen lenken.

Auch dieser Hinweis vergrößert im Zweifel die Reaktanz. Man fragt sich, was Corona-Leugnung und Putin-Liebe, Migrationspanik und Klimaskepsis eigentlich gemeinsam haben, dass so viele Menschen all diese sehr unterschiedlichen Positionen zugleich teilen. Auch führt die Antwort zum Stichwort Trotz, zu einem Nein gegen alles, was als angeblicher Mainstream verortet wird. Und das ist ein Gefühl, mit dem politisch leider viel schwerer umzugehen ist als mit bloßen Gewinn- und Verlustrechnungen.

DER SONNTAGSÖKONOM

DAS ELEND DER STAATS- SCHULDEN

N eben den geopolitischen, technologischen und demographischen Umwälzungen unserer Zeit zeichnet sich das Ende der Staatsverschuldung als eines wirtschaftspolitischen Aushilfsmittels für entscheidungsschwache Regierungen ab. Das erhebliche Wachstum der Staatsverschuldung und steigende Anleiherenditen lassen die Zinsausgaben in den Staatshaushalten deutlich steigen und schmälern die Handlungsspielräume von Regierungen. Der Ausweg, sich über immer weitere Verschuldung Luft zu schaffen, stößt an Grenzen, wenn die Frage nach der Tragfähigkeit der Staatsverschuldung an den Finanzmärkten, aber auch in akademischen Kreisen vernehmlicher kursiert.

Das zunehmende Elend der Staatsverschuldung wird vor allem anhand der Entwicklung in zwei Länder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Frankreich, diskutiert, weist aber darüber hinaus. Diese Entwicklung war nicht zufällig. Staatsverschuldung als vorübergehende Unterstützung in schweren Krisen ist unter Ökonomen wenig umstritten. Aber viele Regierungen haben zudem die Möglichkeit genutzt, ihren alternden Bevölkerungen mit den aus wachsender Verschuldung stammenden Mitteln wirtschaftliche Sicherheit zu versprechen. Und dies in einer Zeit, in denen eine stärkere Dienstleistungsorientierung und nur noch geringe Weiterentwicklungspotentiale in traditionellen Industrien die Produktivitätsfortschritte begrenzten.

Nach Schätzungen wurden in Frankreich zur Finanzierung der Altersversorgung Staatsschulden über rund eine Billion Euro aufgenommen. Zeitgleich nahmen die Erwartungen in der Bevölkerung zu, der Staat habe den Menschen für unvorhersehbare Ereignisse, etwa einen Ölpreisanstieg, einen finanziellen Ausgleich zu gewähren. Aus Angst vor ihren Wählern zeigen sich viele Regierungen gefügig, ohne damit eine Wählerwanderung zu verhindern. Viele Leute nehmen von der politischen

Immer mehr Länder plagen sich mit hohen Schuldenbergen. Bisher diskutiert die Politik Auswege, die keine Lösung versprechen. Von Gerald Braunberger

Mitte das Geld und wählen dann den rechten oder linken Rand.

Zur Wahrheit gehört aber auch: Die Finanzmärkte waren lange Zeit willig, die steigenden Staatsverschuldungen zu niedrigen Renditen zu finanzieren. Jahrzehnte wachsenden Wohlstands haben in den alten Industrienationen und in vielen Schwellenländern erhebliche private Vermögen entstehen lassen. Hier erwiesen sich die marktgängigen Anleihen von Staaten mit sehr guter Bonität als hochgeschätzte sichere Kapitalanlagen, deren Absatz durch staatliche Regulierungen noch verstärkt wurde. Die engen Verflechtungen zwischen dem Wohl von Banken und der Solidität von Staatsanleihen stammen aus dieser Zeit.

Daher ist es verständlich, dass in den Regierungszentralen, aber auch an den Finanzmärkten Versuche zu beobachten sind, die schönen alten Zeiten irgendwie fortzuschreiben, solange es irgendwie geht. Keine Regierung will ihren Bürgern sagen, dass eine langwierige Gesundung der Staatsfinanzen Kürzungen der Staatsausgaben erfordert, die natürlich viele Wähler spüren würden. Eine spürbare Reduzierung der Bestände an Staatsanleihen in den Bilanzen von Zentralbanken und Geschäftsbanken ist nicht erkennbar. Es wird so lange weitergewurstelt, bis es vielleicht doch einmal knallt und eine veritable Staatsschuldenkrise den langen Wohlstandsjahrzehnten im Westen das sichtbare Ende bereitet – mit unabsehbaren politischen Folgen.

Wenig wirksame politische Interventionen lassen sich derzeit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beobachten. Die mildeste, aber unwirksamste Form ist die verbale Intervention: So hat 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den Renditeanstieg als eine wirtschaftlich unbegründete spekulative Verzerrung an den Finanzmärkten bezeichnet. In einer Zeit zunehmender Staatsverschuldungen und eines Renditeanstiegs, der nicht nur Bonitäts-, sondern auch Inflationsrisiken spiegelt, kann von spekulativen Verzerrungen keine Rede sein. Bessents Kommentare waren denn auch wirkungslos.

Ebenfalls nur eine geringe Wirkung zeigten Ankündigungen, das Finanzministerium werde seine Käufe lang laufender Staatsanleihen ausweiten, um dafür mehr kurz laufende Staatspapiere auszugeben. Da die Kurzläufer niedriger rentieren als die Langläufer, reduziert diese Operation, für die zahlreiche Vorläufer existieren, die Zinslast des Staats geringfügig. Aber sie ändert nicht die Höhe der Staatsverschuldung. Daher fiel die Marktreaktion auf diese Ankündigung bescheiden aus.

In Frankreich lassen sich derweil an den politischen Rändern Diskussionen über eine Einbeziehung von Zentralbanken in den Umgang mit zu hohen Staatsverschuldungen beobachten, die sich in der Zukunft weder auf den politischen Rand noch auf Frankreich beschränken dürften. Als Jordan Bardella noch hofft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 für den rechtspopulistischen Rassemblement National zu werden, liebäugelte er mit einem Programm, das einen bevorzugten Ankauf französischer Staatsanleihen durch die Europäische Zentralbank einschloss. Wie sich Marine Le Pen, die nun als Kandidatin antritt und in den Umfragen für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 weit vorne liegt, positionieren wird, muss sich zeigen.

Kürzlich hat der Linksaußen der französischen Politik, Jean-Luc Mélenchon, eine Debatte mit seinem Vorschlag lanciert, die von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gehaltenen französischen Staatsanleihen einfach zu streichen. Auch diese Idee ist schon alt. Der Grundgedanke ist einfach: Der überwiegende Teil der von der EZB angekauften Staatsanleihen befindet sich in der dem französischen Staat gehörenden Banque de France. In wirtschaftlicher Sicht hat eine Einheit des französischen Staates, die Banque de France, Papiere von einer anderen Einheit des französischen Staates, dem Finanzministerium, angekauft. Aus einer Gesamtsicht des Staates ist dies neutral, ebenso wie mit Blick auf Zinszahlungen für diese Anleihen: Das Finanzministerium überweist sie der Banque de France, die sie als Zinseinnahmen verbucht.

Rein optisch hätte sich immerhin die (Brutto-)Verschuldung durch die Streichung reduziert; mit den erhofften Spielräumen will die Linke weitere Schulden machen. Die Probleme mit diesem Vorschlag sind erheblich und schürt nicht zuletzt Reputationsrisiken. Eine Regierung, die offen einräumt, dass sie ihre Verschuldung als zu hoch einschätzt, sät Zweifel an ihrer Bereitschaft, Zinsen auch an andere Gläubiger zu zahlen. Das dürfte eher die Renditen steigen lassen. Wegfallende Zinseinnahmen aus Staatsanleihen werden die Verluste der Banque de France vergrößern, die ihrerseits Zinsen auf die bei ihr gehaltenen Einlagen von Banken zahlen muss. Auch hier lauern Reputationsrisiken, aus denen Inflationsrisiken entstehen, wenn das Vertrauen in die Währung nachlässt. Und letztlich kann keine Regierung in einer Währungsunion einfach Anleihen bei der Zentralbank streichen. Wenn zur Debatte über Staatsverschuldung eine Debatte über einen „Frexit“ tritt, wird es noch unruhiger zugehen.

Italienische Lektion

HANKS WELT

Ökonomen wissen mehr über Deutschland als Politiker. Von Rainer Hank

Am 1. Juli 1990 gab der damalige Bundeskanzler Helmut Kohl ein Versprechen: „Durch eine gemeinsame Anstrengung wird es uns gelingen, Mecklenburg-Vorpommern, Sachsen-Anhalt, Brandenburg, Sachsen und Thüringen schon bald wieder in blühende Landschaften zu verwandeln, in denen es sich zu leben und zu arbeiten lohnt.“ Es war der Tag, an dem die Währungs-, Wirtschafts- und Sozialunion zwischen Bundesrepublik und DDR in Kraft trat. Die D-Mark wurde Zahlungsmittel in der DDR, und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wurde auf den Osten übertragen.

Kohls „blühende Landschaften“ sind auch 35 Jahre danach für viele Ostdeutsche ein leeres Versprechen. Treffender wurde die Zukunft kurze Zeit später von zwei amerikanisch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n beschrieben. Nüchtern prognostizierten die beiden – sie heißen Robert Barro und Xavier Sala-i-Martin –, dass allein schon die Halbierung des wirtschaftlichen Rückstands 35 Jahre dauern werde. Eine weitgehende Angleichung brauche Generationen.

Ich habe die Prognose der beiden Forscher in den Neunzigerjahren häufig zitiert und wurde von deutschen Ökonomen belächelt: Was wissen zwei Amerikaner (und ein deutscher Journalist) schon von Deutschland!

Anlässlich der bevorstehenden Wahl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Sachsen-Anhalt habe ich mir den Aufsatz von Barro und Sala-i-Martin noch einmal angesehen. Was soll ich sagen? Kohl hat unrecht. Die Amerikaner behalten recht.

Die Ausgangsfrage der Ökonomen lautete: Wann und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kommt es zur Angleichung der Lebensverhältnisse zwischen ärmeren und reicheren Regionen eines Landes, bezogen auf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pro Kopf? Prominente Beispiele der Analyse sind Italien nach der Vereinigung des Landes 1861 und die Konvergenz zwischen Süd und Nord in den USA nach dem Ende des Bürgerkriegs 1865.

Die Theorie besagt: Wo eine Region weniger Kapital besitzt als eine andere, sollte zusätzliches Kapital besonders hohe Erträge bringen. Der Grund: Wo schon viel Kapital vorhanden ist, bringt die nächste Investition weniger. Deshalb sollte Kapital in die ärmeren Regionen fließen und dort das Wachstum höher sein. Oder pointierter: Je ärmer eine Region ist, desto schneller wird sie wachsen.

So weit die Theorie, die auch nicht ganz falsch ist, solange man beachtet, dass Konvergenz nicht bedeutet, dass am Ende alle gleich reich sind. Und schon gar nicht, dass der Prozess der Angleichung stets mit gleicher Geschwindigkeit abläuft und in wenigen Jahren abgeschlossen sein würde.

Das nämlich zeigt die Empirie: Bis der gewaltige wirtschaftliche Rückstand der amerikanischen Südstaaten weitgehend abgeschmolzen war, verging ungefähr ein Jahrhundert. Interessant ist, dass Jahr für Jahr ungefähr zwei Prozent des jeweils noch vorhandenen Abstands zur Angleichung verschwinden, was wiederum bedeutet, dass der sichtbare Fortschritt umso langsamer wird, je näher man der Konvergenz kommt. Der Ökonom Larry Summers taufte diese Erkenntnis seiner Kollegen das „eiserne Gesetz der Konvergenz“.

Machen wir es für Deutschland konkret. 1991 lag das ostdeutsche Pro-Kopf-Einkommen etwa halb so hoch wie das westdeutsche. Nach der Zwei-Prozent-Regel des „eisernen Gesetzes“ müsste es danach rund 35 Jahre dauern, bis die Hälfte der Lücke geschlossen ist, also bis in unser Jahr 2026. Genauso ist es gekommen. Je nach Abgrenzung und Datenquelle erreicht der Wohlstand im Osten (ohne Berlin) heute ungefähr 70 bis 75 Prozent des westdeutschen Niveaus.

Dumm waren die beiden amerikanischen Ökonomen im Jahr 1991 also nicht. Sie wussten: Konvergenz dauert. Die politischen Erwartungen damals waren falsch, die ökonomische Prognose dagegen war erstaunlich zielgenau.

Die Verzögerung der Angleichung ist kein unerklärbares Mirakel, sondern folgt einer eigenen Wachstumslogik. Straßen, Fabriken oder Wohnhäuser kann man schnell bauen. Unternehmenszentralen, Zuliefernetzwerke und Forschungscluster brauchen dagegen Zeit. Ganz zu schweigen vom Aufbau von Reputation, informellem Wissen oder Managementerfahrung. Eine Fabrik in Leipzig lässt sich in drei Jahren errichten. Ein vernetzter Wirtschaftsraum wie in Stuttgart, Frankfurt oder München braucht viel mehr Zeit. Falls es überhaupt zur Angleichung kommt.

Das „eiserne Gesetz“ kennt Ausnahmen. Ein warnendes Beispiel ist Italien. Zwischen 1950 und Mitte der Siebzigerjahre holte der Mezzogiorno gegenüber dem Norden kräftig auf. Dann kam der Prozess praktisch zum Erliegen. Das zunächst erfolgreiche Rezept – Infrastruktur bauen, Kapital investieren, große Industriebetriebe ansiedeln – war ausgereizt. Was nun gebraucht worden wäre, ließ sich schwerer mit Milliarden kaufen: innovative Unternehmen, industrielle Netzwerke, eigene Wachstumszentren.

Ob Ostdeutschland in die Mezzogiorno-Falle wirtschaftlicher Stagnation läuft, weiß man nicht. Man weiß nur, dass der deutsche Westen dem Osten bislang nicht davonläuft, wie es Norditalien gegenüber dem Mezzogiorno tat. Bedenklich stimmt: Der „Einheitsindex“ des Institut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tagniert seit fünf Jahren. Große Ansiedlungen wie Tesla in Brandenburg oder die Chipinvestitionen in Dresden ändern bislang wenig am grundlegenden Mangel an Konzernzentralen, Forschung und Innovation.

Kann der Ausgang der kommenden Landtagswahlen an dieser Lage etwas ändern? Die tröstlich-zynische Antwort lautet: eher nicht. Ein „Gesetz“, dessen Gültigkeit für so unterschiedliche Regionen wie die USA, Italien und sogar Japan nachgewiesen wurde, lässt sich nicht von zwei Landtagswahlen über den Haufen werfen. Eine AfD-Regierung kann (gottlob) nicht mit dem Land Sachsen-Anhalt aus der EU austreten. Sie kann (gottlob) weder das Rentenniveau auf 70 Prozent anheben noch (leider) die Unternehmensteuern drastisch senken. Gleichermaßen kann die Linkspartei, sollte sie in einer Koalition regieren, weder einseitig den Mindestlohn verdoppeln noch die öffentlichen Investitionen verdreifachen.

Indes, weichere Faktoren können durchaus harte ökonomische Wirkung entfalten. Weil dem Osten nicht mehr Straßen und Maschinen fehlen, werden Menschen wichtiger. Ein Bundesland, das signalisiert, Ausländer seien nicht willkommen, wird auf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und tüchtige Migranten verzichten müssen, zum Nachteil für den Wohlstand der Menschen. Das Mezzogiorno-Szenario würde dann um einiges realistischer. Ein Land der Biodeutschen wird niemals eine blühende Landschaft werden.

Die F.A.S.-Effizienztabelle der Fußballbundesliga Verhältnis der erreichten Punkte in der Saison 2025/26 zum finanziellen Aufwand

„Da kann man nicht von Scheitern sprechen“

Die Commerzbank hat den Übernahmekampf verloren. Vizechef Michael Kotzbauer findet, dass sie sich trotzdem gut geschlagen hat.

Herr Kotzbauer, nach zwei Jahren Übernahmekampf hat die Commerzbank angekündigt, in „konstruktive Gespräche“ mit Unicredit einzutreten. Haben Sie sich Ihrem Schicksal ergeben?

So würde ich das nicht formulieren. Aber wir als Vorstand der Commerzbank müssen anerkennen, dass wir – die Genehmigung der Europäischen Zentralbank vorausgesetzt – mit Unicredit einen Mehrheitsaktionär haben, der knapp die Hälfte unserer Anteile hält. Nun geht es darum, in konstruktiven Gesprächen gemeinsam eine Zukunftsperspektive zu erarbeiten. Dabei müssen die Interessen aller Stakeholder berücksichtigt werden: Dazu gehören neben Unicredit auch die übrigen Aktionäre, dann natürlich unsere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und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Kunden. Alles andere wäre unprofessionell.

Die Abwehrstrategie, die Sie im Vorstand die vergangenen zwei Jahre verfolgt haben, ist also gescheitert? Das ist eine Frage der Perspektive. Der Auftrag eines Vorstands ist es, den Wert einer Bank für alle Beteiligten zu erhöhen. Wenn ich Kennziffern wie den Gewinn, die Kapitalstärke, die Entwicklung des Aktienkurses und auch die Mitarbeiter- und Kundenzufriedenheit anschaue, sage ich selbstbewusst: Das ist die erfolgreichste Commerzbank seit Langem. Da kann man nicht von Scheitern sprechen.

Sie haben sich nichts vorzuwerfen, keine Fehler gemacht? Wer macht schon keine Fehler? Logischerweise muss man sich immer hinterfragen. Aber das, was wir tun konnten, haben wir sehr erfolgreich gemacht.

Die Atmosphäre zwischen Unicredit und Commerzbank wirkte teilweise vergiftet. Wie soll da der konstruktive Dialog gelingen, von dem Sie sprechen?

Ich plädiere dafür, die Emotionen rauszunehmen. Das ist übrigens auch der Wunsch unserer Kunden, wie ich aus vielen Gesprächen weiß. Es muss jetzt darum gehen, eine noch stärkere Commerzbank zu entwickeln. Unsere Mitarbeiter, ohne die wir dieses Ziel nicht erreichen werden, erwarten das ebenfalls. Wir wollen diesem Dialog jetzt Zeit, Raum und vor allem die notwendige Ruhe geben. Ich denke, dass Unicredit das ähnlich sieht.

Tut sie das? Unicredit-Chef Andrea Orcel hat sehr klare Vorstellungen davon, wie eine fusionierte Bank aussehen soll. Ist er zu wirklich offenen Gesprächen bereit?

Sie selbst haben noch im Mai im F.A.Z.-Interview scharfe Worte gewählt und gesagt, Unicredits Plan zerlege die Commerzbank. Unser Blick auf den im April kommunizierten Plan der Unicredit ist unverändert. Er wurde erstellt ohne Einblick in unsere Organisation und die Prozesse, die unser Geschäftsmodell erfolgreich machen. Jetzt ist es die professionelle Verantwortung der Vorstände beider Banken, nüchtern und konstruktiv nach vorne zu schauen und eine Lösung zu entwickeln, die Wert schafft.

Lange Zeit hat der Commerzbank-Vorstand den Eindruck erweckt, es handele sich um eine feindliche Übernahme. Ist das jetzt auf einmal anders?

Ich bin zuversichtlich, denn alles andere wäre ja wertzerstörend. Und das will niemand.

Es ist für mich keine Frage mehr, ob es eine feindliche oder freundliche Übernahme ist. Entscheidend ist, dass wir auf Basis von Fakten eine gemeinsame Zukunftsperspektive aufbauen. Unsere Vorstandschefin Bettina Orlopp und Andrea Orcel sind dazu in Kontakt. Aber bitte erwarten Sie nicht, dass ich Ihnen jetzt dazu Einzelheiten nenne.

Wie diese gemeinsame Zukunft im Detail aussehen soll, würden wir schon gern genauer wissen. Was ist zum Beispiel mit den Mitarbeitern? Wir haben im Rahmen unserer Strategieplanung klare Vereinbarungen, das betrifft Abbauziele wie auch Schutzmechanismen für Mitarbeiter. Mehr gibt es dazu aktuell nicht zu sagen.

Gibt es andere Dinge, die für Sie unverhandelbar sind? Was ist mit dem Sitz Frankfurt? Wird er beibehalten? Bitte haben Sie Verständnis dafür, dass ich den Gesprächen nicht vorgreifen kann. Einen grundsätzlichen Punkt will ich allerdings machen: Auch wenn wir einen Mehrheitsaktionär haben, sind wir so wie jeder Vorstand einer Aktiengesellschaft allen Aktionären gleichermaßen verpflichtet. Und es geht am Ende auch darum, ein tragfähiges Modell zu entwickeln, mit dem die Bank den Wirtschaftsraum Deutschland weiter unterstützt.

Klingt gut. Aber was heißt das konkret?

Das ist ein Punkt, der mir als langjährigem Firmenkundenvorstand sehr wichtig is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st ja nicht nur stark exportorientiert, sondern auch stark internationalisiert. Das heißt, unsere Kunden sind vor Ort im Ausland präsent und brauchen dabei die Unterstützung einer heimischen Bank. Ich spreche immer von einer Brücke ins Ausland und zurück. Ohne die geht es meiner Ansicht nach nicht.

Andrea Orcel scheint das anders zu sehen. Er stellt sich größere Einsparungen im Auslandsgeschäft der Commerzbank vor.

Zwei Dinge dazu. Ein Einsparvolumen von rund 20 Prozent bei den jährlichen Kosten bis 2028, wie von der Unicredit in ihrer Strategiepräsentation vorgesehen, lässt sich nicht nur mit Kürzungen im Auslandsgeschäft erreichen. Sondern dann wäre auch das Inland massiv betroffen. Noch wichtiger aber ist: In

einem Zusammenschluss muss es doch darum gehen, die eigenen Stärken einzubringen. Und im Falle der Commerzbank ist eine dieser Stärken, deutsche Unternehmen weltweit zu begleiten.

Unicredit sagt, diese Art von Geschäft ließe sich genauso gut mit Partnerbanken vor Ort erledigen. Das denke ich eben nicht. Ich war von 2010 bis 2013 für die Commerzbank in Shanghai tätig. Damals kam es mehrmals zu Liquiditätsengpässen im dortigen Bankensystem – die Banken waren also bei der Kreditvergabe sehr vorsichtig. Da stehen Sie als deutscher Mittelständler relativ schnell verlassen da, wenn Sie in solchen Momenten auf einheimische Partnerbanken vertrauen. Weil die sich dann eben in erster Linie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zuwenden. Es macht also einen großen Unterschied, ob Ihre deutsche Hausbank vor Ort ist oder nicht. Das ist in meinen Augen ein großer Wettbewerbsvorteil der Commerzbank. Das sollte man nicht einfach aufgeben.

Trotzdem stehen viele Mittelständler vor der Frage, ob sie Ihnen angesichts der derzeitigen Unruhe die Treue halten sollten.

Glücklicherweise erlebe ich etwas ganz anderes: Die Loyalität unserer Firmenkunden ist wirklich sehr hoch. Natürlich ist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Unicredit in so gut wie allen Gesprächen ein Thema, aber wir können in den Zahlen nicht erkennen, dass sich die Kunden von uns abwenden. Im Gegenteil: Wir wurden jetzt zum zweiten Mal in Folge als beste Firmenkundenbank Deutschlands ausgezeichnet.

Heißt das implizit, dass die Mittelständler das Geschäft mit der Unicredit-Tochtergesellschaft Hypovereinsbank reduzieren? Einige sind bei beiden Banken Kunde und müssen ihre Abhängigkeit verringern.

Zur Hypovereinsbank will ich nichts sagen. Aber natürlich sehen wir, dass andere Konkurrenten versuchen, die Situation für sich zu nutzen. Deshalb geht es jetzt darum, schnell zu entscheiden und den Kunden klar benennbare Vorteile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Commerzbank und der Unicredit zeigen zu können. Eine lange Phase der Unsicherheit wäre aus meiner Sicht nicht nur zum Schaden der Commerzbank, sondern auch zum Schaden der Hypovereinsbank.

Sollte auch die Bundesregierung bald entscheiden, ob sie ihren Anteil von rund 13 Prozent weiter behalten möchte?

Das liegt allein in Händen der Regierung. Ich teile die Meinung unseres Aufsichtsratsvorsitzenden Jens Weidmann, dass der Bund sich in der aktuellen Phase nicht zurückziehen sollte. Es liegt ja auch im Interesse der Regierung, sicherzustellen, dass der deutsche Mittelstand weiter erfolgreich operieren kann.

Jetzt schüren Sie Unruhe. Ich halte mich an die Fakten.

Wie beurteilen Sie denn generell die Lage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was hören Sie da von Ihren Kunden? Die 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stehen weiterhin unter Druck. Die Stimmung im Mittelstand ist überwiegend schlecht. Ich mache dieses Geschäft schon seit mehr als 30 Jahren, aber ich kann mich an keine vergleichbare Situation erinnern. Die Bereitschaft, im Inland zu investieren, ist eindeutig zurückgegangen, ein wenig Hoffnung machen die aktuellen Konjunkturdaten. Die Politik hat die Dinge bislang nicht so vorantreiben können, wie es sich viele unserer Firmenkunden erhofft hatten.

Woran hakt es?

Es ist nicht genug passiert, was unmittelbar fühlbar ist. Beim Bürokratieabbau sind wir nicht vorangekommen. Auch beim Thema Infrastruktur sind die Fortschritte zu langsam, ob es jetzt um Verkehrswege, digitale Ausstattung oder um Energiesicherheit geht. Deutschland steht 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und wenn es hier nicht bald Verbesserungen gibt, werden wir kein attraktiver Standort mehr sein. Und ja, wir müssen auch mehr arbeiten, um unseren Wohlstand zu erhalten. Eines macht mir allerdings Hoffnung: Ich glaube, der Wille von Unternehmen und Beschäftigten, etwas zu verändern, ist vorhanden, und wir haben Unternehmer im Land, die anpacken und sich auch stark mit dem Standort identifizieren.

Herr Kotzbauer, Sie haben Ihr ganzes Berufsleben bei der Commerzbank verbracht. Nach einer Fusion bleiben viele Vorstände nicht im Amt. Können Sie sich überhaupt vorstellen, woanders zu arbeiten? Die Frage stellt sich mir im Moment nicht.

Das klingt wie eine Floskel. Es ist aber wirklich so. Ich finde, man muss das Persönliche von der Bank trennen. Diese Bank hat mir in den vergangenen 36 Jahren so viel gegeben. Jetzt geht es aber nicht um mich, sondern um die Commerzbank.

Die Fragen stellte Dennis Kremer.

Michael Kotzbauer, 58, hat 1990 in der Commerzbank angefangen. Heute ist er stellvertretender Vorstandsvorsitzender. Foto Frank Röth

Ein Titel für den FC Augsburg

Geld schießt Tore, so viel ist sicher. Aber welcher Fußballklub holt am meisten aus seinen Mitteln heraus? Die F.A.S.-Effizienztabelle gibt Auskunft. Von Sebastian Balzter

Der FC Augsburg ist der Effizienzmeister der Fußballbundesliga. Kein anderer Klub hat in der vergangenen Spielzeit sein Geld so gut eingesetzt: Für jeden Bundesligapunkt gaben die Augsburger knapp drei Millionen Euro aus; die anderen 14 Vereine, die den Klassenerhalt schafften und nicht in die Zweite Liga abgestiegen sind, brauchten allesamt mehr.

Das geht aus der F.A.S.-Effizienztabelle hervor, die wir rechtzeitig zum Beginn der neuen Bundesligasaison an diesem Wochenende veröffentlichen. Augsburg ist für die Fugger bekannt, die sagenhaft reiche Kaufmannsfamilie aus dem späten Mittelalter. Der FC Augsburg wiederum gehört zu jenen Bundesligavereinen, in denen ein Finanzinvestor viel zu sagen hat. Die amerikanische Firma Global Football Holdings, die auch an Klubs in Dänemark, Belgien und Portugal beteiligt ist, hält 45 Prozent an der Profiabteilung des FCA.

Jubel beim FC Augsburg Foto Huebner

Ob das Erbe der Fugger oder der Einfluss der Amerikaner für die Effizienz des Augsburger Fußballbetriebs den Ausschlag gab, lässt sich nur vermuten. Vielleicht lag es schlicht daran, dass der Klub nach einem verkorksten Saisonauftakt in Manuel Baum schnell einen Trainer fand, der die Mannschaft viel stärker machte als gedacht. Beziffern lässt sich der Grad der Effizienz. Mit rund 125 Millionen Euro für Personal, Abschreibungen und sonstige Betriebskosten lag der Klub auf Platz 15 der „Geldrangliste“ der Bundesliga, nur drei Vereine hatten geringere Mittel zur Verfügung. Mit diesem vergleichsweise überschaubaren Etat erreichte der Klub 43 Punkte und damit den 9. Platz in der Abschlusstabelle der Bundesliga. Der Achtplatzierte, Eintracht Frankfurt, gab je Punkt fast dreimal so viel aus. Mehr Geld je Punkt als die Frankfurter setzten übrigens nur der Absteiger aus Wolfsburg und der FC Bayern München ein, der dafür allerdings auch deutscher Meister sowie DFB-Pokalsieger wurde, während die Eintracht sich nicht einmal für den Europapokal qualifizierte.

Unter den Auf- und Absteigern fällt nicht nur der vom Volkswagen-Konzern unterstützte VfL Wolfsburg auf, der mit einem Budget von rund 250 Millionen Euro in die zweite Liga abstieg. Ähnlich sensationell war der Aufstieg der Außenseiter aus Elversberg und Paderborn, die in der Zweiten Liga jeweils weniger als eine Million Euro je Punkt ausgaben. Ein weiterer Absteiger, der 1. FC Heidenheim, fällt in dieser Ausgabe der F.A.S.-Effizienztabelle aus der Betrachtung, weil der Klub sein Geschäftsjahr verändert hat und die vorliegenden

*Personalaufwand, Abschreibungen, sonstige betriebliche Aufwendungen laut jüngstem verfügbaren Abschluss. Quellen: DFL; F.A.Z. / F.A.Z.-Grafik swa., fbr.

Daten deshalb nicht gut vergleichbar sind. Der dritte Aufsteiger wiederum, der FC Schalke 04, kam schon in der Zweiten Liga auf ein durchaus erstligataugliches Ausgabenniveau.

Aufschlussreich ist auch ein Vergleich mit dem Vorjahr. Effizienzmeister war damals Holstein Kiel, was indes ein Titel ohne größeren Wert war, weil die Nordlichter mit wenig Geld auch nur wenige Punkte holten und am Saisonende abstiegen. Die höchsten Ausgaben je Punkt hatten wie auch jetzt die Bayern, gefolgt von Borussia Dortmund und RB Leipzig. Die Leipziger wirtschafteten diesmal deutlich besser mit ihrem Geld. Auch die TSG Hoffenheim machte in dieser Hinsicht einen Sprung nach oben. Beide Klubs gaben in Summe wieder etwa gleich viel Geld aus, kamen aber auf deutlich mehr Punkte als im Vorjahr. Dagegen verschlechterte sich der Euro-Punkte-Quotient unter anderem in Mainz, Freiburg und St. Pauli erheblich. In Hamburg sogar so sehr, dass am Ende der Abstieg in die Zweite Liga folgte.

Die F.A.S.-Effizienztabelle geht auf eine Idee des Marburger Wirtschaftshistorikers Christian Kleinschmidt zurück. Sie berücksichtigt die Kennzahlen der jeweils jüngsten Geschäftsberichte der deutschen Profivereine, wie sie von der Bundesliga stets während der Sommerpause veröffentlicht werden.

Wie Donald Trump Kanada reformiert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Kanada und den USA ist am Tiefpunkt. Für das kleine Nachbarland hat das auch Vorteile. Von Anna Sophie Kühne

E s war derselbe Raum, dieselbe Kulisse aus holzvertäfelten Wänden und acht kanadischen Flaggen, in der Mark Carney vor einigen Tagen dieselbe Botschaft verkündete: dass sich Kanada gegen die Zölle seines Nachbarlandes wehren würde. Nur die Worte, die er wählte, waren noch drastischer als im März des Vorjahres: „Man ist im Krieg, wenn man angegriffen wird“, sagte der kanadische Premierminister. „Wir wurden angegriffen.“

In den Beziehungen der beiden Nachbarländer scheint ein neuer Tiefpunkt erreicht zu sein. Im Juli drohte Donald Trump dem Nachbarland mit neuen Zöllen, die er mit kanadischen Handelshemmnissen auf eine ganze Reihe von Produkten wie Autos, Milchprodukte und alkoholische Getränke begründete. Nach wochenlangen Verhandlungen, in denen Trump die Frist zuletzt sogar aufschob, weil eine Einigung angeblich in Aussicht war, scheiterten die Gespräche schließlich doch. In der Nacht zum 22. August sind auf kanadische Waren im Wert von rund 20 Milliarden US-Dollar Zölle von 50 Prozent in Kraft getreten. Auf zahlreiche Waren erheben die USA ohnehin bereits Zölle.

Seitdem folgen beinahe täglich neue Eskalationen. Kanada reagierte mit umfangreichen Gegenzöllen, die vom 8. September an gelten sollen. Trump wiederum warnte ebenfalls vor weiteren Zöllen in Höhe von 50 Prozent, die von nächstem Jahr an gelten sollen. Halb wütend, halb amüsiert mussten die Kanadier außerdem zur Kenntnis nehmen, dass Trump den Lake Ontario, dessen Ufer sich die Länder teilen, in Lake America umbenennen will. Am Donnerstag unterzeichnete er ein entsprechendes Dekret, das die US-Bundesbehörden zur Änderung des Namens in ihren Karten und Systemen verpflichtet.

Entsprechend groß ist der Rückhalt für Mark Carney in diesen Tagen: Drei von vier Kanadiern finden es einer Umfrage des Angus Reid Institute zufolge richtig, dass er die Verhandlungen beendet hat. Jeder zweite Kanadier unterstützt ihn als Premierminister, der Anführer der oppositionellen Konservativen ist mit gerade einmal 20 Prozent Zustimmung weit abgeschlagen, wie Meinungsforscher jüngst ermittelten.

Das Scheitern der Verhandlungen könnte Carneys Position weiter stärken. Bereits jetzt verfügt er über großen politischen Handlungsspielraum – getragen von einem Konsens über Parteigrenzen hinweg: Die Souveränität des Landes steht an erster Stelle, und die Emanzipation vom Trump'schen Amerika fordert eben Opfer. „Wir erleben einen historischen Moment in Kanada, in dem es tatsächlich möglich ist, die Wirtschaft wiederzubeleben und die Strukturen des Staats zu erneuern – eine Vision für das Land zu entwickeln, in der ganz normale Leute sich wiederfinden“, fasst Nik Nanos, Gründer des gleichnamigen Demoskopie-Instituts, die Stimmung zusammen. „Wenn wir Kanada jetzt nicht zu einem besseren Land machen, dann schaffen wir es nie.“

Kanadas Premier Mark Carney (hinten, links) und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2025 während eines Treffens in Washington Foto Picture Alliance

In diesem Geist schwört Mark Carney sein Land auf große Veränderungen ein. Weit oben auf der Prioritätenliste steht, die Handelsbeziehungen mit neuen und alten Partnern zu vertiefen. Im ersten Halbjahr 2026 ist das Handelsvolumen mit China um knapp 19 Prozent gewachsen, die Exporte Kanadas dorthin sind um fast ein Drittel gestiegen. Medienberichten zufolge wird spekuliert, dass Xi Jinping im September bei einer Reise in die USA einen Abstecher nach Ottawa machen könnte. Es ist eine glatte Kehrtwende zur Chinapolitik seines Vorgängers Justin Trudeau, unter dem die Beziehungen mindestens frostig waren – man denke an die Festnahme der Huawei-Finanzchefin in Vancouver in 2018 und die anschließende Verhaftung zweier Kanadier in China. Dem Volk ist der neue Kurs recht: Inzwischen bewerten einer Pew-Umfrage zufolge 44 Prozent der Kanadier China positiv, 2023 waren es erst 14 Prozent.

Jede Eskapade Donald Trumps macht es Carney einfacher, sich als verlässlicher Partner in Nordamerika zu präsentieren. Umgerechnet rund 300 Milliarden Euro sollen mithilfe von privaten Investoren in den Ausbau der Infrastruktur fließen, darunter neue Häfen, Pipelines für Öl und Gas sowie Bergbauprojekte, um seltene Rohstoffe zu fördern. 27 solcher Großprojekte hat der Premierminister angestoßen. Mitte September wird er internationale Geldgeber und Unternehmenschefs in Toronto empfangen, unter anderem um ihnen Investitionen in ebenjene Projekte schmackhaft zu machen.

Dafür muss Carney allerdings zugleich die Bürokratie in den Griff bekommen. Im Jahr 2021 gab es allein auf Bundesebene mehr als 300.000 regulatorische Vorgaben, die Unternehmen zu befolgen haben. Auch vor dem politisch heiklen Vorhaben, Handelsbarrieren durch unterschiedliche regulatorische Vorgaben zwischen den kanadischen Provinzen abzubauen, sind kanadische Regierungen lange zurückgeschreckt, und Carney hat hier bisher ebenfalls keine großen Erfolge vorzuweisen. Dabei könnte dieser Schritt Kanadas Wirtschaftsleistung den Berechnungen des IWF zufolge um umgerechnet mehr als 130 Milliarden Euro steigern. Die Tatsache, dass Kanada in seiner Geschichte stets unter dem Schutz einer Großmacht stand – erst England, dann USA –, hat das Land bequem und selbstgefällig gemacht, so urteilen im Rückblick viele.

Doch die Chancen waren nie größer, aus dem Schatten Washingtons zu treten. Weite Teile der Bevölkerung versammeln sich hinter dem Motto „elbows up“, ein Begriff aus dem kanadischen Volkssport Eishockey. Eine große kanadische Supermarktkette erlitt einen veritablen Shitsstorm, nachdem sie die Herkunftsbezeichnung auf Obst und Gemüse entfernt hat, was den Kunden den Boykott amerikanischer Waren erschwerte. In einem Kommentar der kanadischen Zeitung „Globe and Mail“ wurde Donald Trump dieser Tage als „Putin des Westens“ beschrieben, die Attacke des US-Präsidenten aufs Nachbarland mit dem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verglichen – obgleich es sich im Falle

Amerikas vor allem um einen wirtschaftlichen Angriff handele. „Noch“, wie der Redakteur anmerkt. Kanada stehe an einem Scheideweg: Es gehe um den Aufbau der Nation oder ihren Zerfall.

„Wegen Donald Trump konnte Mark Carney eine ganze Reihe an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ie noch vor einigen Jahren völlig undenkbar gewesen sind“, sagt Scott Reid, der als politischer Berater enge Verbindungen in die liberale Partei pflegt. Etwa das Ziel, bis 2035 fünf Prozent von Kanadas Wirtschaftsleistung für Verteidigung auszugeben. Oder den Kurswechsel in der Klimapolitik: Als eine seiner ersten Amtshandlungen schaffte Carney den CO $_{2}$ -Preis für Verbraucher ab, eines der wichtigsten politischen Vermächtnisse seines Vorgängers. Anfang des Jahres

hob er die Vorgabe auf, wonach von 2035 an alle verkauften Neuwagen elektrisch fahren müssen. Vor allem stoppte er die Pläne, die Emissionen der Öl- und Gasindustrie zu begrenzen.

Die Rohstoffvorkommen des Landes, seine gigantischen Öl- und Gasreserven hat Carney als Trumpf in Verhandlungen mit anderen Ländern ausgemacht, ihre weitere Erschließung könnte etliche Arbeitsplätze schaffen und dem Staat Steuereinnahmen in Milliardenhöhe einbringen, kurz: Kanada von den USA unabhängiger machen.

Eigentlich galt Mark Carney einmal als Anhänger einer progressiven Klimapolitik. Vor seiner Ernennung zum Premierminister war er der offizielle Sondergesandte der Vereinten Nationen für Klimaschutz und Klimafinanzierung. Während seiner Zeit als Chef der britischen Zentralbank hielt er eine viel beachtete Rede, in der er vor den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für das globale Finanzsystem warnte. Und Umfragen zufolge ist einer Mehrheit der Kanadier der Klimaschutz noch immer sehr wichtig, gerade erst wüteten Waldbrände in vielen Teilen des Landes.

Der Widerstand gegen Carneys Politik ist dennoch gering, zumal Carney mit Prestigeprojekten zur Entfernung von CO₂ aus der Atmosphäre zumindest etwas guten Willen demonstriert. „In gewisser Weise sind die Kanadier den gleichen Weg gegangen wie Mark Carney“, sagt Berater Reid. „Sie erkennen sich in ihm wieder, in seiner Politik spiegelt sich die Verschiebung ihrer eigenen Prioritäten.“ Auch aus der eigenen Partei hat er wenig Widerstand zu befürchten, obgleich viele seiner Kollegen unter Trudeau all die Maßnahmen erarbeitet haben, die Carney nun verwirft. Doch er agiert im Schutze seiner hohen Zustimmungswerte, die jene seiner Partei weit übertreffen.

„Carney wurde von den Kanadiern gewählt, um genau das zu tun, was er jetzt tut: dem US-Präsidenten die Stirn bieten“, sagt Meinungsforscher Nanos. Donald Trump war das Beste, das Carney passieren konnte, wie der US-Präsident selbst beim Antrittsbesuch des Kanadiers im Weißen Haus feststellte. In diesem Fall geben ihm die Demoskopen recht. Ein halbes Jahr bevor Mark Carney Premierminister wurde, hatte jeder dritte Kanadier noch nie von ihm gehört. Viele hatten Carney als unerfahrenen Newcomer abgetan, als langweiligen Banker. Die konservative Konkurrenzpartei lag in den Umfragen weit vorne, auch weil die Frustration über Carneys Vorgänger Justin Trudeau schwer wog.

Doch dann sagte Donald Trump einen folgenschweren Satz: Kanada solle der einundfünfzigste Bundesstaat der USA werden. Das habe die Frage, die sich die Kanadier an der Wahlurne stellen, komplett verändert, sagt Meinungsforscher Nanos: „Jetzt ging es nicht mehr darum, ob es eine Veränderung von Liberalen zu Konservativen braucht, sondern: Wer ist der beste Kandidat, um Donald Trump die Stirn zu bieten?“ Ein weltgewandter, seriöser und wirtschaftskundiger Mark Carney schien für diese Aufgabe wie gemacht: ein Outsider, der als ehemaliger Zentralbankchef kein Politiker war, aber im Laufe seiner Karriere stets an den wichtigen Tischen einen Platz gehabt hatte.

Noch schenken die Kanadier ihm weiterhin ihr Vertrauen. Allein die Tatsache, dass die Wirtschaft nicht total am Boden ist, rechneten ihm viele hoch an, sagt Scott Reid. Die Abhängigkeit Kanadas von den USA kann nur schwer überschätzt werden: Im vergangenen Jahr exportierte Kanada Waren im Wert von mehr als 400 Milliarden US-Dollar in die USA, das entspricht gut 70 Prozent aller Exporte. Zwei von drei Kanadiern leben höchstens 100 Kilometer von der US-Grenze entfernt. Die USA sind der wichtigste Abnehmer von kanadischer Energie, und obgleich Carney etwa mit Deutschland neue Verträge zum Export von Flüssiggas schließt, müssen die Terminals für den Export an der Ostküste erst gebaut werden. „Mark Carney ist sehr gut darin, den Kanadiern immer wieder klarzumachen: Das Land befindet sich vor einer historischen Aufgabe, aber wir machen konstante Fortschritte.“

Mark Carney, sagt Nanos, stehe allerdings unter erheblichem Zeitdruck: „Er muss sich beeilen, neue Brücken zu anderen Ländern zu bauen, den Handel zu diversifizieren. Er muss sich beeilen, die Premiers der Provinzen hinter sich zu vereinen und den Staat zu stärken.“ Es gebe jetzt ein Zeitfenster in Kanada, in dem die Menschen bereit seien, Zugeständnisse zu machen und etwas zu opfern, auch wenn sie persönlich einen Preis zahlen. Die Widerstandsfähigkeit und die Bereitschaft, zu handeln, seien derzeit hoch. „Aber wir wissen nicht, ob das so bleibt, wenn die wirtschaftlichen Kosten dieses Handelskriegs größer werden.“

Und noch ein Szenario könnte Carney erschweren, seine großen Pläne zu verwirklichen: wenn sein Lieblingsfeind im Weißen Haus in zwei Jahren den Schreibtisch räumt.

/ Archiv / Research /

Die 100 Größten.

Deutschlands großes Firmenranking. Business Edition 2026.

Arbeiten Sie mit den aktuellen Daten und Fakten zu Deutschlands Top-Unternehmen. Die Business Edition liefert Ihnen neben den kompletten Ranglisten und Tabellen auch eine kompakte Unternehmensdatenbank und einen Reader mit den wichtigsten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zu den größten Unternehmen.

Bestellen Sie die Business Edition 2026 der „100 Größten“ einschließlich Nutzungslizenzen für bis zu drei Arbeitsplätze für 199,- € zzgl. MwSt.

Weitere Informationen: faz-archiv.de/100

Frankfurter Allgemeine ARCHIV

Frankfurter Allgemeine Archiv und Rights Management Telefon: (069) 7591 2901, E-Mail: archiv@faz.de

1. Der Irrtum

Alles beginnt mit einer Verheißung, so süß wie ein Löffel Honig: Zucker ist ungesund – da könnte man doch eine Zuckersteuer auf Limonaden einführen, die Leute konsumieren weniger Zucker und werden gesünder. Leider sind die Hinweise auf gesündere Menschen in der Praxis nicht so dicht gesät.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spricht von „geringer Sicherheit“.

In den Studien lassen sich die meisten Ergebnisse nicht von zufälligen Abweichungen unterscheiden, das steht aber selten plakativ in der Zusammenfassung, sondern meistens in Fußnoten und Anhängen.

Besonders oft missverstanden wird eine Studie aus England. „Zuckersteuer könnte mehr als 5000 Fälle von Fettleibigkeit bei Mädchen der sechsten Klasse verhindert haben“, tönt die Universität Cambridge in einer Pressemitteilung. Die wichtigste Rolle spielt in diesem Forschungsprojekt das Wort „könnte“. Wer die Studie komplett liest, bemerkt: Bei den Jungs ist sicher nichts passiert. Bei jüngeren Kindern auch nicht, auch nicht bei jüngeren Mädchen –

Bevormunden ist nicht so einfach

Wie Deutschland einmal versuchte, eine Zuckersteuer einzuführen. Eine Groteske in fünf Akten.

Von Patrick Bernau

nicht mal bei denen, die erst nach Einführung der Zuckersteuer geboren wurden. Nur bei den Mädchen der sechsten Klasse hatten die Wissenschaftler nach einigem Herumrechnen eine Zahl gefunden, die sich für eine Pressemitteilung eignete.

Warum werden die Leute kaum schlanker, obwohl der Zuckerkonsum sinkt? Vielleicht, weil in Großbritannien oft der Zucker durch Süßstoff ersetzt worden ist. Süßstoff ist selbst nicht gerade gesund, kann Diabetes auslösen – und dann kommt eine Unwägbarkeit, die für medizinische Studien oft schwer zu fassen ist: die Reaktion der Menschen. Sozialwissenschaftler haben mehrere Thesen dazu, was genau passiert sein könnte. Eine davon: Die Leute haben angesichts des vielen Süßstoffs im Anschluss mehr Kartoffelchips oder andere Kalorienbomben gegessen. Mehrere Wissenschaftler regen an: Wenn man eine Zuckersteuer einführen will, dann sollte sie auch Süßstoffe umfassen.

Vielen Deutschen ist diese Diskussion zu diesem Zeitpunkt egal. Manche lesen die Pressemitteilung, ignorieren das Wort „könnte“ und sind überzeugt: Von einer Zuckersteuer werden die Menschen gesünder. Auf dem CDU-Parteitag im Februar wird ein Antrag für eine solche Steuer gestellt, aber noch abgelehnt.

2. Die Gier

Als Nina Warken noch Gesundheitsministerin ist, beruft sie eine „Finanzkommission Gesundheit“ ein. Ihr Auftrag ist

Was wird aus Social Media in Europa?

G eht doch, dürften sich so man- che Eltern gesagt haben, als sie davon erfuhren, dass die Firma hinter Instagram einen Vergleich zum Jugendschutz mit amerikanischen Staats- anwälten geschlossen hat.

17 Milliarden Dollar will der Meta-Konzern, der nicht nur Instagram betreibt, sondern auch Whatsapp und Facebook, an amerikanische Bundesstaaten zahlen. Aber das ist für europäische Eltern nicht mal das Wichtigste. Meta hat auch versprochen: Es führt Nutzungsgrenzen für seine Plattformen ein. Zwei Stunden am Tag gelten für Jugendliche künftig als Höchstgrenze, Facebook und Instagram zusammengenommen. Whatsapp wird da nicht mitgezählt. Von 22 bis 7 Uhr ist Nachtruhe, auch während der Schulzeit werden die Dienste von 8 bis 15 Uhr blockiert. Zudem sollen die Jugendlichen die Zahl der Likes und Reaktionen nicht mehr sehen. Eltern können Ausnahmen zulassen. Meta will künftig auch zuverlässiger feststellen, wer überhaupt Jugendlicher ist.

Für Europa gilt all das erst mal nicht. Der Vergleich bezieht sich nur auf 47 beteiligte amerikanische Bundesstaaten. Umso drängender überlegen Eltern in Deutschland, ob ihren Kindern solche Regeln auch zugutekommen könnten.

Brauchen sie die überhaupt? Ganz klar ist das nicht. Die Wissenschaftsakademie

Instagram und Facebook bekommen neue Funktionen zum Jugendschutz – aber erst mal nur in den USA. Jetzt ist Europa am Zug. Von Patrick Bernau

Leopoldina hat die Studienlage zusammengetragen und kam zu dem Schluss: Eigentlich weiß man es nicht richtig. Die Arbeitsgruppe betonte, dass soziale Medien auch ihre guten Seiten haben. Sie stellte auch fest, dass soziale Medien bei manchen Jugendlichen mit psychischen Problemen einhergehen. Aber es ist noch längst nicht geklärt, ob die sozialen Medien diese Probleme verursachen – oder ob beispielsweise Jugendliche, die Probleme haben, eher auf diesen Plattformen Halt suchen und womöglich sogar finden. Am Ende kommen die Wissenschaftler nur aus dem reinen Vorsorgeprinzip zur Empfehlung, soziale Medien einzuschränken.

Deutsche Kinder und Jugendliche wiederum haben sich gerade erst in einer Umfrage der Techniker Krankenkasse dafür ausgesprochen, Social Media zu verbieten, und zwar bis einschließlich 13 Jahren, also ein Jahr länger, als sich die Plattformen heute offiziell selbst beschränken. Und das, obwohl 80 Prozent von ihnen der Ansicht sind, dass ihnen soziale Medien guttun oder eher guttun.

Kann da jetzt also etwas passieren? Allzu viel Widerstand müsste man von Meta vielleicht nicht mehr erwarten, wenn der Konzern die genannten Regeln akzeptiert hat. Selbst Metas Aktienkurs ging nach der Einigung nach oben. Womöglich hatte das damit zu tun, dass Aktionä- erst mal nicht, die Deutschen gesünder zu machen. Sie soll nur die Finanzlöcher der Krankenkassen stopfen. Ende März legt sie ihren Bericht vor. Empfehlung Nummer 66 von 66 ist die Einführung einer Zuckersteuer. Ungeachtet des Auftrags scheint auch bei dieser Kommission die Hoffnung durch, die Deutschen würden dadurch gesünder.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lässt sich das jedenfalls nicht zweimal sagen. Seine Beamten machen sich ans Werk. Ausgerechnet die Leute um Umweltminister Carsten Schneider haben offenbar die Idee, Süßstoffe mit zu besteuern, so berichtet es das „Handelsblatt“. Sie wollen die Süßstoffe nicht im Abwasser haben. Die Steuer ausweiten? Im klammen Finanzministerium stößt der Vorschlag auf offene Ohren. Ende August verschickt das Finanzministerium seine Ideen an die anderen Ministerien. Der Vorschlag umfasst sehr viele verschiedene Getränke.

Der Plan aus dem Ministerium hätte bizarre Folgen: Apfelsaft würde nicht besteuert, die weniger zuckerhaltige Apfelschorle aber schon. Alkoholfreies Bier würde womöglich teurer als das herkömmliche. Unklar bleibt, ob einige Sorten von Speiseeis künftig als Getränk gelten. Die Eiskugel vom Italiener eher nicht, Wassereis zum Einfrieren eher schon – aber was ist mit Slush-Eis?

3. Der Spott

Eine Zuckersteuer auf zuckerfreie Getränke? Da spielt die Wissenschaft keine Rolle, da sorgt schon der reine Klang für den Lacher. Und die – nicht ganz unbegründete – Annahme, dass es dem Finanzministerium vor allem um zusätzliche Steuereinnahmen geht.

Während die Bundesregierung sich in Klausur begibt, um die Zukunft des Landes zu verhandeln, verhandelt das Land die Zukunft des Süßstoffs.

Auf X bricht es aus der Grünen-Politikerin Ricarda Lang heraus: „Wenn Cola light besteuert wird, werd ich zum Wutbürger.“ Zehn Minuten später legt sie nach: „Aber im Ernst, Zuckersteuer auf zuckerfreie Getränke, das müsste doch jemand auffallen, dass das Schwachsinn ist?“

Ungeahnte Koalitionen ergeben sich. Ricarda Lang steht auf einer Seite mit dem Coca-Cola-Konzern und mit Landwirtschaftsminister Alois Rainer aus der CSU. Die „Bild“-Zeitung ist mit großen Artikeln ganz nah an der Entwicklung. Auf Instagram fragt einer: „Hundesteuer auf Katzen. Wie findet ihr?“

Womöglich ist der Ärger auch deshalb so groß, weil aufgeklärte Leute sich plötzlich auf der falschen Seite wiederfinden. Konsequenterweise werden in Klingbeils Vorschlag nämlich auch Hafer- und Erbsenmilch besteuert, bei denen der Zucker nicht extra zugesetzt wird, sondern sowieso enthalten ist. Jahrelang galt die Hafermilch als vorbildliches Getränk, jetzt steht sie plötzlich auf einer Liste mit Cola und Slush-Eis.

4. Die Wende

Der Finanzminister guckt sich das ein paar Tage lang an. Dann macht er die Kehrtwende. „Zuckersteuer auf Zero und Co.? Nein!“ schreibt Lars Klingbeil auf Instagram – genau derjenige Minister, den man bei der Kabinettsklausur mit einer Cola Zero sieht. „Was keinen Sinn ergibt, ist eine Zuckersteuer auf zuckerfreie Getränke. Das mache ich nicht. Das wird nicht kommen.“ Beamte müssten solche Überlegungen anstellen dürfen, aber er teile sie nicht. Während er sich rhetorisch vor seine Beamten stellt, wälzt er den Spott auf sie ab.

Ricarda Lang entschuldigt sich für ihren Spott. Sie findet ihn voreilig, weil sie inzwischen bemerkt hat, dass die Süßstoff-Idee noch gar nicht politisch beschlossen war. Und nicht, weil sie inzwischen die Studien gelesen hätte.

Was jetzt aus der Zuckersteuer wird, ist offen. Ganz ohne wird es nicht gehen. Aber was wird mit der Apfelschorle? Was mit dem Eis? Und wer kriegt das Geld, geht das wirklich an die Krankenkassen oder bleibt es in Klingbeils Haushalt? Der Finanzminister hat die Wende eingeschlagen, aber seitdem driftet er. Eine neue Richtung hat er noch nicht gefunden.

5. Das Nachspiel

So stolz die Briten auf ihre Zuckersteuer sind, die Kinder sind ja immer noch dick, es sind sogar immer mehr Kinder auf der Insel übergewichtig, während die Zahl in Deutschland eher stagniert – auch bei der Karies entwickelt sich Großbritannien schlechter als Deutschland. Vergangenen Herbst hat das die Regierung bemerkt und ein neues Gesetz eingeführt. Jetzt gilt im Fernsehen tagsüber ein Werbeverbot für ungesunde Lebensmittel.

Ob es in Deutschland auch so kommt? Das weiß noch keiner. Sicher ist: Einmal mehr sind die Reaktionen der Menschen unerwartet. Wer die Studien genau liest, bemerkt: Wenn die Zuckersteuer irgendetwas für die Gesundheit der Menschen bewirkt, dann liegt das wahrscheinlich nicht an ihrer Einführung, sondern an der Diskussion darüber. Die erinnert die Leute noch mal daran, wie schädlich Zucker ist – und das wirkt viel mehr als die zusätzlichen Centbeträge.

Das ist das letzte Paradox der ganzen Geschichte: Je grotesker die Einführung der Zuckersteuer läuft, je mehr die Leute darüber spotten – desto gesünder werden die Deutschen. Womöglich hat Lars Klingbeil die Volksgesundheit ganz aus Versehen gesteigert.

Mehr zu den Gesundheitswirkungen der Zuckersteuer auf Seite 50.

Die Zuckersteuer ändert nicht viel

Quelle: Britisches Amt für Gesundheitsverbesserung und Disparitäten / F.A.Z.-Grafik: fego.

re vor den notorisch unberechenbaren amerikanischen Gerichten Angst hatten – oder damit, dass Meta seinen Nachteil gegenüber der Konkurrenz im Zaum gehalten hat. Meta will sich an die neuen Regeln nur dann halten, wenn die Konkurrenten der anderen Plattformen es auch tun.

In der EU läuft schon ein Verfahren nach dem sogenannten „Gesetz über digitale Dienste“ (Digital Services Act), und zwar seit 2024. Doch die Mühlen der EU mahlen traditionell langsam.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war auch nicht immer ganz klar, ob die EU-Kommission das Verfahren absichtlich ein bisschen in die Länge zieht, um die Zollstreitereien mit Donald Trump nicht zu verkomplizieren.

In Frankreich wiederum ist gerade ein Komplettverbot für Jugendliche unter 15 vor dem Verfassungsrat gescheitert. Dieser hielt die Altersgrenze für zu pauschal. Eltern müssten die Möglichkeit haben, die Reife ihrer Kinder zu beurteilen und ihnen in deren eigenem Interesse auch Zugang zu den Plattformen zu geben.

Einige Datenschützer sind grundsätzlich skeptisch. Die EU-Kommission hat zwar vor einigen Wochen ein Verfahren vorgestellt, mit dem die Alterskontrolle weitgehend anonym funktionieren soll. Doch die Datenschützer betonen: Man kann nicht beides haben – eine hundertprozentig lückenlose Alterskontrolle und hundertprozentigen Datenschutz.

Der Zugang junger Menschen zu Social Media soll in den USA beschränkt werden. Foto Picture Alliance

Unser digitales All-inclusive-Angebot:

Lesen Sie 12 Monate die digitalen Ausgaben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und Sonntagszeitung inklusive FAZ+ und erhalten Sie ein Samsung Galaxy Tab A11+ gratis dazu.

Jetzt GRATIS Samsung Tablet sicher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Lasst uns singen! Lasst uns tanzen!

Fröhlicher Patriotismus – Alle fünf Jahre findet in Estland das landesweite Liederfestival statt. Rund 70.000 Esten kamen dafür an diesem Wochenende nach Tallinn, 990 Chöre standen auf der Bühne, 30.000 Sänger. Ein Land im Liederrausch. Für die Esten geht es um mehr als Noten. Es geht um die Verbundenheit mit dem eigenen Land, um Unabhängigkeit, Identität und Geschichte. Während der „Singenden Revolution“ löste sich Estland gewaltfrei von der Sowjetunion – und mit Liedern will man auch neuen Bedrohungen trotzen.

Unsere Sommeraktion. Ihre Vorteile.

Die F.A.Z. und F.A.S. immer dabei.

Lesen Sie die digitalen Ausgaben der F.A.Z. und F.A.S. für 12 Monate zum Preis von 634,80 Euro auf dem 11 Zoll großen Display des Galaxy Tab A11+ in höchster Qualität. Ausgestattet mit einem leistungsstarken Octa-Core-Prozessor, gewährleistet es ein reibungsloses Leseerlebnis, während 128 GB Speicher reichlich Kapazität für Ihre Inhalte bieten. Die Dolby-Quad-Lautsprecher sorgen für klaren, räumlichen Sound bei Podcasts und Audioinhalten. Mit dem 7.040-mAh-Akku, 25-W-Schnelladefunktion und Wi-Fi-Konnektivität bleibt das Galaxy Tab A11+ stets einsatzbereit – zu Hause wie unterwegs.

Nur solange der Vorrat reicht

Sichern Sie sich von Montag bis Sonntag die digitalen Ausgaben der F.A.Z. und F.A.S. als E-Paper im klassischen Zeitung layout oder als bildstarke Edition mit ergänzenden Multimedia-Inhalten.

√ Die digitale Ausgabe lesen Sie bereits am Vorabend.

√ Minutenaktuelle Nachrichten und Hintergrundberichte auf unserem Onlineportal FAZ.NET sind mit FAZ+ in der Digital-Ausgabe für Sie inklusive.

Das hochwertige Samsung Galaxy Tab A11+ erhalten Sie von uns als Dankeschö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Lasst uns singen! Lasst uns tanzen! Fröhlicher Patriotismus – Alle Ein fünf Jahre fürtet in Erland das Landesweise Liederfernt statt. Bund 20.000 Esten kamen dafür an diesem Wochenende nach Tallinn, 990 Chille standen auf der Eihne, 38.000 Skager. Ein Land im Liefermauch. Für die korengte er zu mehr als Noren. Es geht am die Verbindlichkeit mit dem eigenen Land, um Leubiligungste, Montréal und Geschichte. Während der „Singenden Revolution“ Vorte sich Erland gewahlt von der Sonderejnen – und mit Liedern soll man auch seinen Betreuungen nutzen.

Mit Vorlesefunktion im Audioplayer

Im Ballett sind auch die Gehälter in Bewegung.
Foto Plainpicture

Spitzenverdiener an der zweiten Geige

Kunst gilt als brotlos. Doch manche Künstler haben ihr Gehalt ordentlich gesteigert. Von Gereon Haas

Eltern bekommen wahrscheinlich Schnappatmung, wenn ihr Kind verkündet, dass es Künstler werden möchte. Eine unsichere Zukunft scheint damit besiegelt. Gerade während der aktuell schlechten Konjunktur hat es die Veranstaltungsbranche schwer. Bei steigenden Lebenshaltungskosten sparen die Konsumenten schnell bei der Kultur.

Das spiegelt sich auch bei den Einkommen der Kunstschaffenden wider. Wie Zahlen zum Einkommen der Künstlersozialkasse (KSK) zeigen, stieg das durchschnittliche Jahreseinkommen seit 2017 lediglich um 25 Prozent, was nicht einmal der Inflationsrate in dieser Zeit entspricht. Hinter dieser Zahl verbergen sich allerdings enorme Unterschiede. „Es gibt eine Gruppe von Künstlern, denen es finanziell sehr gut geht“, sagt Christian Schwandt, Geschäftsführer des Mecklenburgischen Staatstheaters in Schwerin.

Gemeinsam mit Studierenden der Technischen Hochschule und der Musik-hochschule Lübeck hat er den Arbeitsmarkt der Künstler in Deutschland untersucht. Dabei kam er zu einem überraschenden Schluss: „Es gibt eine Gruppe von Künstlern, denen es finanziell sehr gut geht.“ Seine Untersuchung hat er der F.A.S vorgelegt. Sie zeigt, es sind die staatlich angestellten Künstler und es gibt einen Grund, warum trotz der Krise ihre Einkommen steigen.

Gemeinsam mit Studierenden der Technischen Hochschule und der Musikhochschule Lübeck hat er untersucht, wie sich die Einkommen der Künstler im zurückliegenden, wachstumsschwachen Jahrzehnt entwickelt haben. „Im Ergebnis sind die staatsnahen Kreativen die Gewinner der Verteilungskämpfe“, bilanziert er. Viel schlechter als vor Corona gehe es hingegen jenen, die freiberuflich oder unternehmerisch tätig sind.

Nach Angaben des Mikrozensus und der KSK gibt es in Deutschland 300.000 Künstler. Diese Zahl bezieht sich auf Personen, die Musik, darstellende oder bildende Kunst ausüben oder lehren. Nach Schwandts Recherchen arbeiten drei Viertel davon freiberuflich.

Genau daran, ob ein Künstler frei oder angestellt arbeitet, entscheidet sich der Analyse zufolge die finanzielle Lage des Künstlers. Dies bezieht sich nicht nur auf die Sicherheit des Einkommens, die auf dem freien Markt je nach Auftragslage und Konjunktur extrem schwanken kann. Auch in absoluten Zahlen stieg nach den Zahlen der KSK das Jahreseinkommen der bei ihr versicherten Künstler von 17.100 Euro im Jahr 2017 auf gerade einmal 21.300 Euro im Jahr 2026.

Mit diesem Betrag ist es schwierig bis unmöglich, über die Runden zu kommen. „Deswegen arbeiten schon lange freie Künstler nebenbei in anderen Berufen“, sagt Schwandt. Sei es der Schauspieler, der abends in der Kneipe hinter der Theke zapft, der Musiker, der Unterrichtsstunden gibt, oder die Tänzerin, die eine eigene Schule betreibt. Schwandt beschreibt dieses Phänomen als eine „zusätzliche Option für Kreative in wirtschaftlichen Krisen“.

Nur komme diese Option in existenzielle Bedrängnis: Die hohen Anforderungen an Kleinunternehmer treffen auch die Künstler. Gestiegene Sozialversicherungsabgaben, Brandschutz- und Lärmauflagen oder verschärfte Mindestlohn-Regeln bringen laut Schwandt viele Kulturbetriebe in Schwierigkeiten. Ganz praktisch beschreibt er die Auswirkungen anhand der verpflichtenden Einführung elektronischer Registrierkassen ab 2028. „Diese Kassen anzuschaffen, ist für viele bereits finanziell schwierig“, sagt er. Allerdings gilt die Verpflichtung nur für Unternehmen mit einem Jahresumsatz ab 100.000 Euro.

Außerdem häufen sich Schwandt zufolge bei Kulturunternehmen im Vergleich zu anderen Betrieben die Anzeigen und Prüfungen. Für Künstler ohne juristische und technische Vorbildung sei es im Regelungsdickicht „kaum noch möglich, sich gesetzeskonform zu verhalten“. Das bedrohe die freie Szene in ihren Grundfesten.

Von alldem ist eine Gruppe unter den Künstlern nicht betroffen, der es finanziell vergleichsweise gut geht: die angestellten Kunstschaffenden, die anders als

Kleinunternehmer oder Selbständige nicht direkt den Schwankungen auf dem Markt unterliegen oder sich mit Regularien herumschlagen müssen. Dabei stechen nach Schwandts Recherchen vor allem die Angestellten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hervor.

Finanziell am besten aufgestellt sind die knapp 3000 Künstler, die als Professoren an den 49 Kunst- und Musikhochschulen lehren. Je nach Besoldungsgruppe verdienen sie zwischen 74.000 und 103.000 Euro im Jahr. Zudem rechnet Schwandt mit Entgelterhöhungen und Nachzahlungen aufgrund eines Verfassungsgerichtsurteils zur Beamtenbesoldung.

Neben den Professoren lehren rund 8000 Künstler hauptberuflich als Dozentinnen oder Assistenten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Ihr Gehalt fällt zwar nicht so üppig aus wie bei ihren professoralen Kollegen. Doch haben auch sie ein gutes Einkommen, sagt Schwandt. Allerdings seien die Verträge zu unterschiedlich, um Durchschnittswerte anzugeben.

Neben den Professoren sind der Analyse zufolge 33.500 Künstler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angestellt oder verbeamtet. Davon sind rund 18.500 Personen an Theatern und Orchestern unter Vertrag. Ihr Gehalt unterscheidet sich deutlich vom Einkommen ihrer freiberuflichen Kollegen. Ein Schauspieler oder Sänger kam 2025 auf ein durchschnittliches Jahresgehalt von 52.000 Euro. Bei einem Orchestermusiker sind es sogar knapp 68.000 Euro. Damit liegen die Instrumentalisten anders als die Sänger deutlich über dem mittleren Bruttojahresverdienst in Deutschland, der zuletzt 54.066 Euro betrug.

Die Gehälter vereinbaren Gewerkschaften und Arbeitgeber unter anderem in den Tarifverträgen wie dem NV-Bühnen oder dem Tarifvertrag für Kulturorchester, die sich an den allgemeinen Tarifverträgen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orientieren. Das hatte zur Folge gehabt, dass alle Angestellten 2024 von einer deutlichen Tariferhöhung profitierten. Die aktuellen Finanzprobleme der Kommunen und vieler Theater seien zu einem beträchtlichen Teil auf diesen Tarifabschluss zurückzuführen, sagt Schwandt.

Es wirkt fast wie ein Wunder, dass die Gewerkschaften sich in einem Umfeld zwischen Kulturkürzungen und schlechter Konjunktur so gut durchsetzen konnten: Im Zeitraum von 2017 bis 2026 stiegen die Gehälter an Stadt- und Staats-theatern nach Schwandts Zahlen um 34

Prozent, neun Prozentpunkte mehr als die Einkünfte ihrer freiberuflichen Kollegen. „Das liegt vor allem an kleinen und sehr aggressiven Künstlergewerkschaften“, sagt Schwandt.

Eine dieser kleinen Gewerkschaften ist Unisono, die frühere Deutsche Orchestervereinigung. In ihr sind fast alle fest angestellten deutschen Orchestermusiker organisiert. Auf diesen hohen Organisationsgrad von 80 bis 90 Prozent führt die Gewerkschaft auf F.A.S.-Anfrage ihre Durchsetzungskraft zurück. „Diese Geschlossenheit, verbunden mit jahrzehntelanger tarifpolitischer Erfahrung, verleiht uns die notwendige Stärke, faire Löhne und Arbeitsbedingungen durchzusetzen“, sagt eine Sprecherin. Sowohl Unisono als auch andere Gewerkschaften, die Künstler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vertreten, streben jeweils eine Übernahme der allgemeinen Tarifsteigerungen von Ländern und Kommunen an. Dadurch profitieren sie von den letzten Erfolgen der weitaus größeren Gewerkschaft Verdi.

Ein Teil der von Unisono vertretenen Musiker spielt in den Rundfunkorchestern des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s: die dritte Gruppe, die laut Schwandt von der schlechten wirtschaftlichen Lage verschont geblieben ist. Allerdings gibt es auch dort Überlegungen zu Sparprogrammen. So sollen die Intendanten der ARD bis Ende 2026 die Aufstellungen ihrer Ensembles durchgehen und auf wirtschaftliche Potentiale prüfen. Bisher seien allerdings die Gehälter der 1100 Musiker und 300 Sänger stabil und um 15 bis 20 Prozent höher als bei ihren Kollegen in Theaterensembles, sagt Schwandt. Dabei handle es sich jedoch um Tendenzaussagen, da die Rundfunkanstalten die Gehälter nicht gesondert ausweisen.

Diese Gehaltssteigerungen hätten auch negative Folgen für die Künstler selbst, sagt Schwandt. Zwar komme es bisher nicht zu Entlassungen oder Verkleinerungen. „Aber häufig werden offene Stellen erst einmal nicht besetzt, um Kosten zu sparen“, sagt Schwandt. Zudem würden die festen Stellen zwar gehalten, allerdings Stellen für freiberufliche Künstler, wie Gastschauspieler, gestrichen. Auch Unisono sieht die Schwierigkeiten bei den Freiberuflern. So fehle es bei den freiberuflichen Einzelkämpfern an Verhandlungsmacht gegenüber den Arbeitgebern. Deswegen engagiere sich die Gewerkschaft für Mindesthonorare, die sie an die Tarifentwicklungen anpassen will.

Stark gestiegen sind vor allem die Mindestgagen, die an kleineren Häusern für Schauspieler, Ballettänzer oder Gesangssolisten bezahlt werden. Sie orientieren sich an den Steigerungsraten des Mindestlohns und wuchsen deshalb von 2000 Euro im Jahr 2022 auf aktuell 3095 Euro. „Das ist ein irrwitziger Zuwachs“, findet Schwandt. Das werde vor allem kleine Theater hart treffen. „Gerade im November zur Auszahlung des 13. Monatsgehalts werden die Häuser wieder ins Schwimmen geraten“, erklärt er.

Letztendlich aber treffen der aktuelle Spardruck und Kürzungen am Ende die Freiberufler. Wie existenziell sich das auswirkt, zeigt sich beispielsweise an der sinkenden Zahl der Versicherten in der Künstlersozialkass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ank sie um fast 10.000 Personen. Schwandts Recherche zeigt, dass sie ohne gewerkschaftlichen Druck oder den Schutz der Verbeamtung die schlechte wirtschaftliche Lage ausbaden müssen.

NAMEN & NACHRICHTEN

Brandbrief gegen Klingbeils Klimafonds-Pläne

Industrie und Naturschützer fürchten um den Klimaschutz. Von Marcus Theurer

E s ist ein ungewöhnliches Klimaschutz-Bündnis aus Industrie und Umweltschützern, das sich da zusammengefunden hat: Mit dabei sind unter anderem der Verband der Chemieindustrie VCI, die Wirtschaftsvereinigung Stahl und die Verbände der Gießereien, der Baustoff- und der Zementindustrie. Andererseits haben sich der Klimaschutz-Allianz aber auch Umweltverbände wie der Naturschutzbund NABU, der Deutsche Naturschutzring und der WWF angeschlossen.

Was die so ungleichen Mitglieder des Bündnisses zusammengebracht hat, ist der Ärger über ein haushaltspolitisches Manöver von Bundes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Um Löcher im Bundeshaushalt für 2027 zu stopfen, will der SPD-Politiker 2,7 Milliarden Euro aus dem staatlichen Klima- und Transformationsfonds (KTF) in den Kernhaushalt umleiten.

Sowohl Industrievertreter als auch Naturschützer halten das für einen Tabubruch, der Klimaschutz-Investitionen in der Industrie gefährde. In einem gemeinsamen Brandbrief an die Regierung und die Haushaltspolitiker der Bundestagsfraktionen verlangen sie, die Milliarden nicht in den Haushalt zu verschieben. Das Geld müsse im KTF bleiben und für den Klimaschutz eingesetzt werden. Das Schreiben liegt der F.A.S. exklusiv vor.

„Wir fordern die Bundesregierung eindringlich auf, von dem Vorhaben Abstand zu nehmen“, heißt es in dem Brief. Um die hohen Investitionen in einen klimaneutralen Industriestandort zu unterstützen, müssten die staatlichen Einnahmen aus der Bepreisung klimaschädlicher Emissionen vollständig an die von den CO₂-Preisen betroffenen Industrieunternehmen und die Energiewirtschaft zurückgeleitet werden. Die notwendige Verbesserung der Haushaltslage des Bundes dürfe nicht auf Kosten von Klimaschutz-Investitionen gehen, fordern die insgesamt 16 Unterzeichner des Appells.

Der Klimaschutzfonds ist in seiner heutigen Form 2022 geschaffen worden. Er zählt zu den sogenannten Sondervermögen, deren Ausgaben eigentlich zweckgebunden sind – in diesem Fall sollen sie helfen, Deutschland klimaneutral zu machen.

Der Fonds speist sich aus Rücklagen sowie aus Einnahmen des europäischen CO₂-Emissionsrechtehandels und der deutschen CO₂-Bepreisung im Verkehr und Wärmesektor. Im laufenden Jahr sind Ausgaben von 37 Milliarden Euro geplant. Mit dem Geld wird unter anderem der Kauf von E-Autos und elektrischen Wärmepumpen gefördert, wovon auch deren Hersteller profitieren. 2025 wurde allerdings nur ein Teil der geplanten Ausgaben abgerufen. Akute Finanznot hatte der Fonds zuletzt also nicht.

Dennoch sende die von Klingbeil geplante Verschiebung der KTF-Milliarden in den regulären Haushalt „das falsche Signal“, sagte Christian Hartel, der Chef des Münchner Chemiekonzerns Wacker, der F.A.S. Die Industrie müsse sich darauf verlassen können, dass die staatlichen Einnahmen aus der CO₂-Bepreisung an Industrie und Haushalte zurückfließe. „Wenn Mittel aus dem Emissionshandel künftig auch für andere Zwecke herangezogen werden, entsteht Unsicherheit darüber, ob die Finanzierung der industriellen Transformation langfristig verlässlich bleibt“, kritisierte der Chemiemaker.

„Die Erlöse aus dem Emissionshandel müssen der Unterstützung von Investitionen in die Dekarbonisierung und der Senkung der Energiepreise dienen und nicht zum Stopfen von Haushaltslöchern“, mahnte auch Gunnar Groebler, der Chef des niedersächsischen Stahlkonzerns Salzgitter.

Nur im Privaten klimafreundlich unterwegs: 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Foto dpa

Streit um Booking.com Verbraucherzentrale klagt

Ob Geschäftsreise oder Urlaub mit der Familie: Wer nach einer passenden Unterkunft sucht, landet häufig auf dem Buchungsportal Booking.com. Anhand der Auflistung der Unterkünfte lässt sich allerdings oft nur schwer erkennen, ob sich das Hotel in Strandnähe befindet oder wie zentral es zu den wichtigsten Sehenswürdigkeiten liegt. Das Portal bietet daher auch eine Kartenansicht an, damit sich die Nutzer einen besseren Überblick verschaffen können.

Nur: Auf dieser Karte werden üblicherweise nicht direkt alle Unterkünfte angezeigt, sondern nur eine gewisse Auswahl. Erst beim näheren Hineinzoomen stellen Nutzer meist fest, dass es beispielsweise um den Wiener Stephansdom oder den Pariser Eiffelturm noch mehr Unterkünfte gibt, als sie auf den ersten Blick gesehen haben. Bei einem Test haben zwei verschiedene Nutzer anfänglich unterschiedliche Unterkünfte auf der Karte angezeigt bekommen, bemängelt Kerstin Hoppe vom 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Dabei ist unklar, nach welchen Kriterien die Unterkünfte angezeigt werden“, sagt sie. Die Organisation klagt deshalb gegen das Buchungsportal und fordert von Booking.com mehr Transparenz.

Hotel in Prag
Foto Picture Alliance

Das Unternehmen hat sich auf Anfrage der F.A.S. nicht zur Kritik der Verbraucherschützer geäußert. Booking.com hat seinen Hauptsitz in den Niederlanden und bezeichnet sich selbst als eines der weltweit führenden Reiseunternehmen. Etwa 28 Millionen Unterkünfte sind auf der Plattform gemeldet.

Wer sich mit den anfänglichen Vorschlägen auf der Karte nicht zufriedengeben will, kann sich auch einer einfachen Einstellung bedienen: Statt nach „Top-Treffern“ zu sortieren, lassen sich die Suchkriterien auch nach Preisen oder nach Bewertung ändern. Das von den Verbraucherschützern kritisierte Problem bleibt dabei allerdings bestehen: Auch dann werden nicht sofort alle verfügbaren Unterkünfte angezeigt. sahu.

Macht dieser Mann Volkswagen zum Batterie-Champion?

VW bereitet das größte Sparprogramm seiner Geschichte vor - und investiert zugleich Milliarden in neue Batteriefabriken. Frank Blome ist der Kopf hinter dem wagemutigsten Projekt der europäischen Autoindustrie.

Von Marcus Theurer

Der Elektroingenieur Frank Blome, 57, ist seit 2022 Chef von Powerco, dem Batteriezellenhersteller von Volkswagen. Foto Lucas Bäuml

E in Samstagmorgen, Ende August, im nagelneuen Batteriezellenwerk von Volkswagen im niedersächsischen Salzgitter. Frank Blome schreitet, begleitet von einem Tross von Mitarbeitern, durch sein Milliardenprojekt. Er zeigt zur Hallendecke. Dort oben ist ein Gewirr leuchtend roter Leitungen zu sehen, so weit das Auge reicht in der mehrere hundert Meter langen Werkshalle. Alles, was rot lackiert sei, diene dem Brandschutz, erklärt Blome.

Toll findet der VW-Manager das nicht. Was der Autokonzern hier an Brandschutz-Technik habe installieren müssen, um den deutschen Vorschriften Genüge zu tun, das gebe es in keinem anderen Werk der Welt. Völlig überzogen nach Meinung von Blome. Er schiebt fast schüchtern hinterher, das müsse man doch auch mal infrage stellen dürfen. Er klingt nicht wirklich hoffnungsvoll, dass sich viel ändern wird.

So ist das, wenn einer in Deutschland eine Fabrik baut. Andererseits: Dass VW überhaupt für zwei Milliarden Euro sein erstes eigenes Batteriezellenwerk in die niedersächsische Tiefebene geklotzt hat - das mutet in diesen Zeiten fast unwirklich an. Ansonsten jedenfalls macht Europas größter Autokonzern diesen Sommer wieder einmal nur mit Sparen, Kürzen und Schließen Schlagzeilen. Konzernchef Oliver Blume bereitet das größte Kostensenkungsprogramm der VW-Geschichte vor. 100.000 Jobs und vier deutsche Autofabriken stehen auf der Kippe. Zugleich aber schieben Frank Blome und seine Mannschaft diesen Sommer in Salzgitter Samstags-Sonderschichten, um Volkswagens neues Hightech-Werk für Batteriezellen auf Touren zu bringen.

Da geht also doch noch was im Industrie-Abbauland Deutschland. Mehr noch: VW hat die gewaltige neue Fabrik in Niedersachsen praktisch ohne staatliche Subventionen gebaut. Dem US-Chiphersteller Intel sind im benachbarten Sachsen-Anhalt Milliardenhilfen zugesagt worden für eine neue Halbleiterfabrik, die am Ende doch nicht gebaut wurde. Frank Blomes Fabrik dagegen kam praktisch ohne Staatshilfe aus.

Nach einer ersten Phase mit geringen Stückzahlen startet jetzt die Massenproduktion. „Ab Mitte September wollen wir in Salzgitter sieben Tage die Woche rund um die Uhr produzieren“, kündigt Blome im Gespräch mit der F.A.S. an. Seine Mission ist eine der schwierigsten in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Der Elektroingenieur, Chef der VW-Stromspeichersparte Powerco, soll binnen weniger Jahre fast zwei Jahrzehnte Vorsprung wettmachen, die asiatische Hersteller in der Entwicklung und Massenfertigung leistungsfähiger Stromspeicher für Elektroautos besitzen.

Und aufzuholen, das sei nur die erste Etappe, sagt Blome. Er will den Nachzügler VW mittelfristig zum Technologieführer in der Batterietechnik machen. „Alles andere ist keine Option“, sagt der VW-Manager trocken. Deutschland sei ein teurer Industriestandort und habe gut ausgebildete, fähige Fachleute. „Wir können nicht sagen, Mittelfeld ist gut genug. Wir müssen Produkte entwickeln, die besser sind als das, was es sonst am Markt gibt.“ Eine ziemlich steile Ansage für den Batterietechnik-Newcomer VW. Ihr Inhalt steht in einem seltsamen Gegensatz zu Blomes Art zu sprechen. Der Manager redet ruhig, monoton, unemotional, manchmal murmelt er mehr als er spricht.

Die Batteriezellen, die VW in Salzgitter fertigt, sind unscheinbare eckige Blechkästchen von der Länge eines Herrenschuhs. Innen drin steckt eine Art elektrochemische Lasagne: Dutzen-de dünner Schichten aus Kathoden- und Anodenblättern, dazwischen Separatorenschichten und Elektrolytflüssigkeit. Solche Stromspeicher für E-Autos massenhaft in konstanter Qualität und zu wettbewerbsfähigen Kosten zu fertigen, ist hohe Kunst. Bisher hat das kein einziges europäisches Unternehmen hinbekommen.

Dabei sind die Stromspeicher im Zeitalter der Elektromobilität so wichtig wie in der alten Autowelt die Verbrennungsmotoren. Das Problem: Fast drei Viertel der Batteriezellen kommen aus China von Herstellern wie CATL, BYD, und CALB, der Rest aus Korea und Japan. Die europäische Industrie hat in der wichtigsten Zukunftstechnologie des Automobilbaus den Anschluss verloren.

VW will das ändern. Die von Blome geführte Tochtergesellschaft Powerco soll längerfristig fast die Hälfte des gesamten Batteriebedarfs von Volkswagen decken. Blome baut dafür drei große Batteriezellfabriken: die erste in Salzgitter ist fertig, eine zweite größere im spanischen Valencia und eine potentiell noch größere im kanadischen St. Thomas sind im Bau. Fast zehn Milliarden Euro investiert VW in die Aufholjagd im Batteriemarkt. Kein anderer westlicher Autokonzern wagt einen so hohen Einsatz.

Blome ist 57 und hat sich sein ganzes Berufsleben über mit Elektroautos befasst. Schon während seines Studiums baute er Anfang der 90er Jahre für seine Diplomarbeit ein Auto auf E-Antrieb um. Später entwickelte er für Continental Hybridantriebe und baute für Mercedes und den

Chemiekonzern Evonik den Batteriezellenhersteller Li-Tec auf, bis der Betrieb vor zehn Jahren abgewickelt wurde. Das war die größte Enttäuschung in seiner Karriere. 2018 ging er zu Volkswagen.

Bei Powerco hat Blome einen Höllenjob, der Erfolgsdruck ist auch wegen der Krise des Mutterkonzerns VW riesig. Teure Fehlschläge kann er sich nicht leisten. Blome pendelt zwischen dem Powerco-Hauptsitz in Hannover und seinen Mega-Baustellen in Spanien und Kanada. Wenn es gut läuft, hat er ein freies Wochenende im Monat. Er erzählt, dass er manchmal nach der Arbeit spätabends im Dunkeln noch spazieren gehe, Adrenalin abbauen.

Der Bau der Fabrik in Spanien läuft derzeit nicht rund, es gibt Probleme mit der wichtigen Anlage zur Trocknung der Batteriezellen während der Fertigung. Aber Blome hält am Zeitplan fest: Bis Ende nächsten Jahres soll das Werk betriebsbereit sein. Dann kann auch dort der langwierige Produktionshochlauf beginnen. „2029 wollen wir in Spanien zu vergleichbaren Kosten produzieren wie die asiatischen Hersteller an ihren europäischen Standorten“, kündigt er an. Auch das ist ein ziemlich sportliches Versprechen.

Den Beweis, dass VW konkurrenzfähige Stromspeicher in Großserie herstellen kann, müssen Blome und seine

Leute erst noch erbringen. Wenn es schief geht, kann Europa die Hoffnung auf eine eigene Batteriezellenindustrie wohl endgültig begraben. Zweifler gibt es viele, spätestens seit der schwedische Batteriezellen-Hoffnungsträger Northvolt 2025 in einer Milliardenpleite endete.

Für Powerco werden die nächsten Monate entscheidend sein. Der Batteriehersteller muss in Salzgitter den schwierigen und für VW völlig neuartigen Produktionsprozess in den Griff bekommen. Eröffnet wurde das Werk zwar schon Ende letzten Jahres, aber jetzt wird die Produktion auf große Stückzahlen hochgefahren – und das ist der Moment, wo es ernst wird. Gut 400 Meter lang ist die Produktionsstraße, die komplett in einem riesigen staubfreien Reinraum abgekapselt ist. In der schneeweßen Produktionshalle müssen sich Menschen eingepackt in Ganzkörper-Schutzanzüge und mit Masken bewegen.

Die Bereitschaft zur Veränderung sei groß, berichtet Blome. Als Powerco vor drei Jahren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im benachbarten VW-Motorenwerk in Salzgitter 100 Freiwillige suchte, die zur Batterie-Schulung nach China gingen, habe man 500 Bewerbungen erhalten. „Die Leute sind ohne Familie ein halbes Jahr lang nach China gegangen“, sagt Frank Blome.

Die Halle ist vollgestopft mit High-tech aus Asien. Fast alle Anlagen hier stammen von Maschinenbauern aus China. Auf den Kontrollbildschirmen der Anlagen leuchten chinesische Schriftzeichen. Rund 200 Fachleute der asiatischen Lieferanten sind vor Ort, um den VW-Arbeitern beizubringen, wie die Anlagen bedient werden.

Der Produktionsstart einer großen Batteriezellenfabrik dauert auch bei asiatischen Herstellern mehrere Jahre. Es ist relativ einfach, Stromspeicher in kleinen Stückzahlen herzustellen. Sie aber in einer großen Fabrik massenweise zu produzieren, ist extrem schwierig. Northvolt ist daran gescheitert, andere europäische Batteriezellen-Neulinge wie ACC und Verkor kämpfen mit dem Produktionsprozess.

Die größte Herausforderung dabei: Die Ausschussrate fehlerhafter Zellen muss rasch gesenkt werden, sonst laufen die Kosten in Windeseile aus dem Ruder. Batteriezellen, die mit einem Defekt aus der Produktion kommen, können nicht nachgebessert werden, sie taugen nur noch fürs Recycling.

Am Ende des Fertigungsprozesses wird die Fabrik in Salzgitter demnächst täglich zig Tausende Lithium-Ionen-Batteriezellen ausspucken. Jeweils einige Dutzend davon werden für den Batteriespeicher eines E-Autos benötigt. „Wir wollen in Salzgitter bis Jahresende mindestens eine Million Zellen fertigen, ausreichend für 10.000 Autos“, sagt der Powerco-Chef. Schiefgehen darf dabei nichts. „Unsere Batteriezellen sind in den Produktionsplänen der Kunden fest eingeplant. Wir müssen und werden liefern,“ versichert Blome. Die Stromspeicher aus Salzgitter werden für neue elektrische Kleinwagen wie den ID Polo benötigt, die VW in Spanien fertigt. Einen Plan B gebe es nicht, sagt er. Wenn Salzgitter nicht wie vereinbart liefert, können weniger E-Autos montiert werden.

Anderen Großunternehmen der europäischen Autoindustrie wie Bosch, BMW und Continental war der Einstieg in die fremde neue Batteriezellen-Technologie von Anfang an zu riskant. Der VW-Manager Blome dagegen sieht es genau umgekehrt. Er hält die derzeitige vollständige Abhängigkeit von asiatischen Batterielieferanten für ein untragbares Geschäftsrisiko. Seine Befürchtung ist: Wenn Europas Industrie nicht selbst anfängt, Batteriezellen zu bauen, dann kommt irgendwann der Tag, an dem Chinesen und Koreaner den Autobauern im Westen keine modernen Stromspeicher mehr liefern. Die Asiaten werden die besten Batterien in ihre eigenen Autos einbauen und nur die zweitbesten an die Hersteller in Europa liefern. Aber welcher Kunde wird dann noch bereit sein, die hohen Preise für deutsche Autos zu bezahlen?

Blome kann seine Argumente sehr überzeugend vortragen und dennoch wird die Luft für Powerco im VW-Konzern dünner. Kann sich der krisengeschüttelte Konzern seine milliardenschwere Batterieoffensive in Zukunft noch leisten? Die Mittel wurden bereits gekürzt, die ursprünglich angepeilten Investitionen von 20 Milliarden Euro sind mittlerweile mehr als halbiert, in Salzgitter wurde vorerst nur eine der zwei gewaltigen neuen Fabrikhallen mit Maschinen bestückt.

Vertreter der mächtigen VW-Eigentümerfamilien Porsche und Piech stünden Powerco skeptisch gegenüber, berichten Unternehmensinsider. Man habe schließlich auch keine eigenen Benzin-Raffinerien, murrte einer im Aufsichtsrat. „Die befürchten ein zweites Cariad-Debakel“, sagen Beteiligte. Cariad ist die seit Jahren mit Problemen kämpfende zentrale Software-Einheit von VW, deren Malaisen den Autobauer Milliarden gekostet haben.

Eine Lösung wäre es, externe Investoren für Powerco an Bord zu holen, um die Konzernkasse zu entlasten. VW sagt seit Jahren, dass man dies auf längere Sicht anstrebe. Doch jetzt, wo sich die Krise des Autokonzerns und der gesamten europäischen Autobranche nochmal verschärft hat, wächst der Druck. Eine Überlegung: Gotion High-Tech, der chinesische Partner von VW im Batteriegeschäft, könnte eine Minderheitsbeteiligung an dem neuen Werk in Spanien übernehmen. Blome sagt dazu nichts.

Konzerninsider sprechen von einem Dilemma. Einerseits würde VW lieber heute als morgen einen externen Co-Investor für Powerco gewinnen. Andererseits könnte derzeit wohl kaum ein guter Preis für die Anteile an dem Batterieunternehmen erzielt werden. Zu groß ist nach der Northvolt-Pleite das Misstrauen der Investoren.

Deshalb kommt es jetzt auf Frank Blome an: Er muss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beweisen, dass seine Fabrik in Salzgitter wirklich so gut funktioniert, wie er es versprochen hat. Das sei gerade die härteste Zeit seines Berufslebens, sagt Blome in seinem leisen, ungerührten Tonfall. Andererseits liege ihm das eigentlich ganz gut: „Ich bin nicht so der Typ für Wege, die einfach sind.“

Samsung-Mitarbeiter in Südkorea Foto Getty

Wer den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der Menschheit verstehen will, muss nicht unbedingt ins amerikanische Silicon Valley reisen. Auch ein Besuch in einer Stadt, deren Namen viele Menschen wohl noch nie gehört haben, gibt Aufschluss: Hsinchu im Nordwesten von Taiwan. Im Besucherzentrum eines dort ansässigen Unternehmens können die Gäste die Entwicklung von Chips über die Jahrzehnte hinweg bestaunen. Diese kleinen Bauteile, teils nur eine Fingerkuppe groß, sind in fast allen elektronischen Geräten enthalten. Ohne sie würden unsere Computer, Smartphones und Spielekonsolen nicht funktionieren. Sie sind, so erklärt man es Laien, deren Gehirn. Und so wenig bekannt die Stadt Hsinchu ist, so sehr hat sich das Unternehmen mit dem Besucherzentrum weltweit einen Namen gemacht: TSMC.

Gegründet wurde das Unternehmen im Jahr 1987, heute ist TSMC der weltweit größte Auftragsfertiger für Halbleiter und im Zeitalter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relevanter denn je. Davon profitieren nicht nur das Unternehmen selbst, sondern auch seine Aktionäre. Innerhalb der vergangenen fünf Jahre ist der Aktienkurs um etwa 300 Prozent gestiegen. Wer mit Menschen in Taiwan spricht, trifft entweder jemanden, der selbst investiert und reich geworden ist – oder jemanden, der sich ärgert, diese Chance verpasst zu haben.

Doch auch hier in Deutschland profitieren Anleger vom kräftigen Kursgewinn, und womöglich wissen sie nicht mal davon. Der Grund ist ein beliebtes Anlageprodukt: Spezielle ETF, die die Entwicklung an den Börsen in Schwellenländern nachbilden, wozu auch Taiwan gehört. Im Index MSCI Emerging Markets ist TSMC mittlerweile die größte Einzelposition. Innerhalb eines Jahres ist der Index um 35 Prozent gestiegen. So weit, so erfreulich.

Allerdings geht diese Entwicklung auch mit einem unerwarteten Nebeneffekt einher. Schwellenländer-ETF sind unter Anlegern vor allem deshalb so beliebt, weil sie ein Gegengewicht zum MSCI World darstellen sollen, den ebenfalls viele im Depot haben. Dieser besteht, anders als der Name suggeriert, mittlerweile zu zwei Dritteln aus amerikanischen Unternehmen. Zu den Schwergewichten im Index zählen beispielsweise die Chipfirma Nvidia, der Onlinehändler Amazon, das Softwareunternehmen Microsoft und iPhone-Hersteller Apple. Es sind vor allem diese Aktien, die von der Euphorie rund um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profitieren und damit auch die Wertentwicklung des Index treiben. Zuletzt etwa hat Nvidia für Schlagzeilen gesorgt, weil das Unternehmen innerhalb eines Jahres Umsatz und Gewinn verdoppelt hat. Geographisch haben der MSCI World und der Schwellenländer-Index also wenig gemeinsam. In einem Aspekt ähneln sie sich aber mehr, als so manchem Anleger lieb sein dürfte. Nicht nur der MSCI World, auch die Schwellenländer hängen gewissermaßen am KI-Tropf. Letztere sogar noch stärker als das weltweite Anlageprodukt.

Das Börsenbarometer MSCI Emerging Markets umfasst rund 1200 Unternehmen, die nach ihrer Marktkapitalisierung gewichtet werden. Die größten Unternehmen erhalten also das größte Gewicht. Sie stammen aus 24 Schwellenländern, dazu zählen unter anderem Brasilien, Chile, Indien, China, Taiwan und Südkorea. „Früher dachte man bei Schwellenländern vor allem an Investitionen in Rohstoffe und Energie“, sagt der ETF-Experte Ali Masarwah vom Analysehaus Envestor. „Das ist im allgemeinen Bewusstsein weiter so verankert, aber das stimmt nicht mehr.“ Besonder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 sich der Fokus des Index immer mehr in Richtung Asien entwickelt. Eine Zeit lang war China das stärkste Gewicht, was dem Index auch viel Kritik einbrachte. Denn viele Unternehmen dort stehen der Regierung nahe, der Anleger ist so den Laun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ausgesetzt.

Mit dem starken Anstieg der Halbleiteraktien laufen nun andere Länder China den Rang ab. Unternehmen aus Taiwan und Südkorea zusammen machen mittlerweile fast die Hälfte im Index aus. Beide sind hochmoderne Länder und erfolgreiche Volkswirtschaften. Dass der Indexanbieter MSCI sie weiter als Schwellenländer einstuft, liegt hauptsächlich daran, dass ihre Kapitalmärkte immer noch nicht so leicht zugänglich sind für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wie es

Der MSCI-Irrtum

Viele Anleger setzen auf den Schwellenländer-Index MSCI Emerging Markets. So wollen sie den amerikanischen Tech-Aktien entfliehen. Das führt sie vom Regen in die Traufe.

Von Sarah Huemer

in entwickelten Ländern der Fall ist. Der Konkurrent FTSE Russell hat Südkorea sogar schon als entwickeltes Land eingestuft und daher aus seinem Schwellenländerindex ausgeschlossen. Eine echte Alternative, die Anleger weniger den KI-Unternehmen aussetzt, ist das aber nicht: Fällt Südkorea weg, bekommt Taiwan eine noch größere Bedeutung.

Ein Blick auf die einzelnen Positionen im Schwellenländerindex von MSCI zeigt:

Der MSCI Emerging Markets im Vergleich

Allein TSMC liegt bei 15 Prozent, darauf folgen das Elektronikunternehmen Samsung und der Halbleiterhersteller SK Hynix, beide südkoreanische Firmen. Gemeinsam kommen sie fast auf ein Viertel. Hier lohnt sich der Vergleich mit dem MSCI World: Dort bringen es die drei größten Werte – Nvidia, Apple und Microsoft – zusammen gerade einmal auf 14 Prozent. Eine kurze Überschlagsrechnung ergibt: Sobald der Schwellenländer-

Quellen: MSCI; Bloomberg / F.A.Z.-Grafik: niro.

ETF etwas mehr als ein Viertel des eigenen Portfolios ausmacht und der MSCI World den Rest, ist TSMC die größte Position im gesamten Portfolio. Von 100 Euro sind etwa vier Euro in den Chiphersteller investiert. Das klingt wenig, ist es aber nicht. Denn wer in solche ETF investiert, vermutet sein Geld auf Tausende Unternehmen verteilt, obwohl das Vermögen nur an ein paar wenigen hängt. Profis sprechen deshalb von einem Konzentrationsrisiko. Das bedeutet, dass die Wertentwicklung von ein paar wenigen Aktien oder einem Trend abhängt. Kursausschläge nach unten können da schwer wiegen. Anlageexperte Masarwah fasst sein Urteil über den Schwellenländerindex in einem Satz zusammen: „Das ist jetzt ein Tech-Index.“

Das Risiko erkennen sogar die Fondsgesellschaften an. „Anleger sollten genau hinschauen, welches wirtschaftliche Profil sie mit einem solchen Index tatsächlich eingehen“, heißt es etwa von Blackrock. Etwas knackiger formuliert: Wer Angst vor einer KI-Blase auf dem Aktienmarkt hat, sollte überlegen, ob er diese Aktien wirklich halten will. Gleichzeitig überrascht es wenig, dass die Vermögensverwalter ihre Produkte weiter verteidigen. Die Welt werde aktuell nun mal vo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überrollt, die Börse spiegele das einfach wider, so ein gängiges Argument. Auch

Marcus Weyerer von der Fondsgesellschaft Franklin Templeton will weiterhin Chancen sehen. „Schwellenländer bleiben für mich eine sinnvolle Ergänzung zum MSCI World“, sagt er. Zwar sei die Wertsteigerung von KI getrieben, doch die Schwellenländer setzen an einem anderen Punkt der Wertschöpfungskette an als die USA. So beliefert TSMC beispielsweise Nvidia, dessen Chips wiederum in Apple-Produkten verbaut werden. „Anleger können sich somit entlang der Lieferkette breiter aufstellen“, sagt er. Das zeigt aber zugleich, wie sehr auch die asiatischen Chiphersteller von Amerika abhängen.

Auch deswegen dürfte es einige Anleger geben, die sich vom KI-Risiko lösen wollen. Wer weiterhin Schwellenländer im Portfolio haben möchte, kann diese statt des Gesamtpakets auch einzeln als ETF kaufen. Dadurch lässt sich ihr Gewicht im eigenen Portfolio besser steuern. Länder wie Brasilien oder Indien beispielsweise sind weniger stark vo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getrieben. Allerdings gilt hier eine ähnliche Kritik wie auch für das Investieren in China: Staatliche Eingriffe sind oft schwer vorherzusehen, ebenso Währungsrisiken, teils handelt es sich bei den börsennotierten Konzernen um staatsnahe Unternehmen.

Gegenstand von vielen Diskussionen ist daher, wie hoch der Anteil an Schwellenländern überhaupt im eigenen Portfolio sein sollte. Eine konkrete Daumenregel gibt es nicht. Der Anteil der Schwellenländer an der weltweiten Wirtschaftsleistung liegt bei etwa 40 Prozent, an den Börsen machen sie aber nur etwa zehn bis 15 Prozent des Gesamtwerts aller Aktien aus. Eine Option für Anleger ist auch, ihre Beteiligung an Aktien in Schwellenländern zu reduzieren und auf andere Regionen zu setzen, etwa auf Europa. Wer beispielsweise in das Börsenbarometer Stoxx Europe 600 investiert, hat zwar an erster Position mit ASML einen weiteren Chipwert, darauf folgen aber mit HSBC eine Bank, mit Roche und Novartis Gesundheitsunternehmen und mit Shell ein Ölkonzern. Was in der taiwanischen Stadt Hsinchu passiert, ist für Anleger dann deutlicher weniger wichtig.

TOPS & FLOPS

Quelle: Bloomberg / F.A.Z.-Grafik: fego.

NVIDIA VERDOPPELT GEWINN

Kein Unternehmen ist in Zeiten der Begeisterung für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o erfolgreich wie Nvidia. Der amerikanische Hersteller von Computerchips hielt auch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die Anleger bei Laune: Das jüngste Quartal hat das Unternehmen mit einem weiteren Rekord abgeschlossen. Der Umsatz zwischen Anfang April und Ende Juni betrug rund 96 Milliarden Dollar – das ist doppelt so viel wie im gleichen Zeitraum des Vorjahres. Auch der Gewinn erhöhte sich auf fast 60 Milliarden Dollar, das ist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quartal eine Verdopplung. Der Aktienkurs stieg.

+ BITCOIN ÜBER 80.000 DOLLAR

Der Kurs des Bitcoins ist binnen weniger Tage von rund 64.000 Dollar auf mehr als 80.000 Dollar gestiegen, das ist ein Plus von rund 25

Prozent. Gründe dafür sind die Unruhe bei den US-Staatsanleihen und Zukäufe von Bitcoin-ETF.

+ LEGO ERZIELT REKORD

Der dänische Spielwarenhersteller Lego konnte im ersten Halbjahr ein Rekordergebnis erzielen. Der Nettogewinn stieg um 32 Prozent auf

8,6 Milliarden Kronen. Nichts-destotrotz hat Lego auch Schwierigkeiten: Die hohen Ölpreise machen Kunststoff teurer.

- DEPOT SCHLIESST FILIALEN

Der Einzelhandel steckt in der Krise, auch die Deko-Kette Depot. Bereits im Mai hat sie Insolvenz angemeldet, Filialen wurden geschlossen. Nun werden sämtliche Arbeitsverhältnisse und Mietverträge gekündigt. Das Vermögen reichte nicht, um die Verbindlichkeiten zu zahlen.

Aufgeben will Inhaber Christian Gries nicht: Er will die Marke erhalten und Mietverträge teils neu verhandeln.

+ VIEL ERBSCHAFTSTEUER

Die Erbschaft- und Schenkungsteuer ist auf einen Rekordwert gestiegen. Der festgesetzte Gesamtbetrag im vergangenen Jahr summierte sich auf 21,4 Milliarden Euro – ein Anstieg von 60,8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Grund sind vor allem große Vermögensübertragungen. Nach Abzug von Steuererlassen für große Firmenübertragungen blieben dem Fiskus 15,4 Milliarden Euro.

- DRAMA UMS TRINKGELD

Auf neuen Kartenlesegeräten strahlt dem Kunden oft die Option „Trinkgeld“ entgegen – die Möglichkeit „kein Trinkgeld“ ist häufig versteckt. Das ist ärgerlich, aber auch keine ganz große Sache. Daraus jetzt die Forderung abzuleiten, „manipulative Designtricks“ müssten verboten werden, erscheint dann doch ein wenig übertrieben, lieber Verbraucherzentrale Bundesverband!

Weitere Wetter-informationen und -daten finden Sie im Internet: www.faz.net

Vorsicht vor Bankberatern! Von Dennis Kremer

Was am Dienstag im Frankfurter Landgericht verhandelt wurde, konnte die Zuhörer nur in Erstaunen versetzen. Ein früherer Manager der Deutschen Bank gestand, zwischen 2023 und 2025 mehr als 600.000 Euro von den Konten vermögender Kunden auf Konten verschoben zu haben, die er selbst kontrollierte. Mit dem Geld wollte er seinen privaten Lebensstil finanzieren. Der Manager war für reiche Kunden zuständig und gab freimütig zu, dass ihm lasche Risikokontrollen innerhalb der Bank den Betrug erleichtert hätten.

Das ist ein peinlicher und erschreckender Vorfall für die Deutsche Bank und ihre Kunden. Die Bank verweist zwar darauf, dass man „bestehende Kontrollmechanismen weiter gestärkt“ habe. Der Vorgang wirft aber über den offensichtlichen Betrug hinaus ein schlechtes Licht auf Bankberatung aller Art. Gerade bei reichen Kunden sind die Berater oft in Versuchung, diesen komplexe, aber eben vor allem teure Arten der Geldanlage zu verkaufen. Getreu dem Motto, dass es wohlhabenden Kunden vielleicht weniger auffällt, wenn sie ein paar Euro mehr dafür zahlen müssen.

Das Problem haben aber nicht nur die Superreichen. Wer zur Beratung in eine Volksbank oder Sparkasse geht, trifft dort zwar sicher auch auf kompetente Mitarbeiter. Die erhalten aber in erster Linie dann eine Provision, wenn sie dem Kunden Produkte ins Depot buchen, die ihre Bank selbst im Angebot hat, die aber oft nicht die besten sind. Sie sind also Verkäufer, keine Berater. Dass manch ein Kunde sich sonst vielleicht gar nicht mit Geldanlage beschäftigen würde, entschuldigt diese einseitige Ausrichtung nicht.

Wer sich gute Beratung wünscht, hat zwei Optionen: Entweder man geht zu einem unabhängigen Honorarberater, der einen festen Stundensatz für die Beratung verlangt und mit keiner Bank verbandelt ist. Oder man informiert sich selbst.

Billigmode an der Börse

E s ist nur knapp ein halbes Jahrzehnt her. Der China-Schock traf noch die deutschen Innenstädte und nicht die deutschen Autofabriken. Shein, eine mysteriöse Handelsplattform aus Fernost, verkaufte Millionen und Abermillionen an Paketen voller Billigkleidung in die USA und nach Europa. Dort saßen die Kunden in der Pandemie zu Hause und bestellten, was das Zeug hielt. Die Einzelhändler und ihre Lobbyisten stöhnten, klagten und warnten vor minderer Qualität der Kleidung und den verheerenden Auswirkungen auf das Innenstadtbild.

Shein dagegen schien unantastbar und stieg zum drittwertvollsten Start-up der Welt auf. In der Spitze fanden Investoren im Jahr 2022, dass dieses Unternehmen 98 Milliarden Dollar wert ist. Zum Vergleich: Damit wäre der Konzern heute ein Schwergewicht im Dax und läge in den Top Ten vor DHL, dem Konzern hinter der Deutschen Post und einer der größten Logistikkonzerne der Welt, der viele der Shein-Pakete transportiert. Shein übertraf in der Spitze die Größen der globalen Modeindustrie und wurde höher bewertet als Inditex, der spanische Moderiese hinter Zara.

Vier Jahre später ist davon wenig übrig geblieben. Die Sorge um die deutschen Innenstädte wurde von Existenzängsten in den Industriegebieten verdrängt. Nach jahrelangen Debatten schlossen sowohl die USA als auch die EU das Steuerschlupfloch, von dem Shein profitierte. Seitdem können die Pakete mit geringem Warenwert nicht mehr kostenlos importiert werden, was zuletzt zu deutlichen Rückgängen geführt hat.

Wenn Shein voraussichtlich an diesem Dienstag in Hongkong an die Börse geht, können sich die Investoren und Anteilseigner glücklich schätzen, wenn das Unternehmen ein Viertel der Bewertung von einst erreicht. Konkret liegt die Spanne zwischen knapp 26 und 27 Milliarden Dollar. Zum Vergleich: Der Zara-Konzern Inditex hat seinen Wert seit 2022 verdreifacht und wird heute mit mehr als 200 Milliarden Dollar bewertet, mehr als achtmal so viel wie Shein. Selbst hinter H&M mit 31 Milliarden Dollar ist Shein zurückgefallen. Shein beschreibt sich in dem Börsenprospekt als drittgrößtes Modeunternehmen der Welt mit einem Marktanteil von 1,9 Prozent. Davor liegen der Sportartikelriese Nike mit drei Prozent und Inditex mit 2,5 Prozent.

Vorerst sieht es nicht danach aus, als würde Shein sich in der Rangliste noch weiter nach vorn schieben. Vor zwei Jahren wuchs der Umsatz noch um ein Fünftel gegenüber dem Vorjahr, vergangenes Jahr waren es noch knapp acht Prozent auf 42 Milliarden US-Dollar. In den ersten drei Monaten ging es nur noch um ein Prozent nach oben. Die operative Rendite, also die Rendite auf das Kerngeschäft, betrug mickrige 2,9 Prozent, ein Prozentpunkt weniger als im Vorjahreszeitraum. Inditex kommt dagegen auf mehr als 20 Prozent. Die etablierten westlichen Konzerne haben den Angriff aus Fernost also vorerst erfolgreich abgewehrt. Shein entpuppt sich als Scheinriese.

Sheins Problem ist dabei weniger das Geschäftsmodell. Dafür gibt es eine gute ökonomische Rechtfertigung. Der deutsche Einzelhandel klagt über die Billigkonkurrenz, aber selbst im Premium- und

Chinas Modekonzern Shein geht nächste Woche an die Börse. Einst zitterte die Konkurrenz vor der Firma, jetzt kommt ihr die Politik in die Quere.

Von Gustav Theile

Luxussegment kommt heute ein Großteil der Produkte aus Fabriken in China. Westliche Konzerne haben gut bezahlte Einkäufer, die häufig in Hongkong sitzen. Diese pflegen Beziehungen zu Agenturen und Zwischenhändlern in der Volksrepublik, die die Fabrikanten finden und überwachen. Dieser Ablauf ist über Jahrzehnte gut erprobt. Doch er führt dazu, dass Kunden in Europa und den USA für die gleichen Produkte viel mehr zahlen als Chinesen. Damit ist er reif für Disruption.

Doch bisher ist es keiner Plattform gelungen, die Qualitätssicherung der Einkäufer zu digitalisieren. Stattdessen führt der anonyme Wettbewerb über Plattformen wie Shein oder Temu dazu, dass Billigproduzenten zum Zuge kommen und nicht die ebenfalls in China beheimateten Produzenten, die höherwertige Ware herstellen. Shein bedient mit seiner Strategie, neue Produkte erst in kleiner Stückgröße zu testen und erfolgreiche Produkte dann in großer Zahl zu bestellen, stattdessen kurzfristige Trends. Die rund 1,7 Milliarden Dollar, die der Konzern mit dem Börsengang einnehmen will, sollen nun zu vier Fünftel in die Technologie, die Markenbildung und die globale Präsenz fließen.

Sheins Problem ist, dass seine Mode zwar superschnell ist, sein Börsengang aber nicht – und dass der Konzern in der Zwischenzeit mit seiner geopolitischen Strategie auf die Nase gefallen ist. Das Geschäftsmodell mit der chinesischen Lieferkette und westlichen Kunden bringt das Unternehmen notwendigerweise zwischen die Fronten. Zunächst versuchte es der Konzern mit einer Positionierung näher am Westen. Shein zog 2019 nach Singapur um, gab sich wie so viele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als internationaler Konzern, strebte westliche Kapitalmärkte an.

Die Versuche, 2023 in New York und 2024 in London zu viel höheren Bewertungen an die Börse zu gehen, scheiterten aber an der Baumwolle. Laut der staatlichen Nachrichtenagentur Xinhua kommen knapp 93 Prozent aller chinesischen Baumwolle aus der autonomen Region Xinjiang, in der – auch wenn Peking das vehement zurückweist – gut verbürgt ist, dass die Minderheit der Uiguren stark unterdrückt wird und zu Zigtausenden in Umerziehungslagern festgehalten wurden. Die USA verabschiedeten zwei Jahre vor Sheins geplantem Börsengang ein Gesetz zur Verhinderung von Zwangsarbeit der Uiguren. Das untersagt im Wesentlichen den Import in die USA von Waren aus Xinjiang. Dieser Konflikt mit Washington versperrte den Weg an die Börse in New York.

Ein Musikfestival in Florenz, gesponsert von Shein Foto Shein/Getty

In den Unterlagen für den Londoner Börsengang erwähnte Shein dieses Gesetz als ein Risiko, wie es in den detaillierten Unterlagen üblich ist, die für Börsengänge eingereicht werden. Doch die Pekinger Behörden gaben kein grünes Licht für die Formulierung, hieß es in Medienberichten.

Die Entscheidung für Hongkong bedeutet nun eine geopolitische Positionierung näher an der Lieferkette, also an China. Gründer Sky Yangtian machte diese Neuausrichtung Anfang des Jahres mit einem Auftritt deutlich. Zuvor war er jahrelang nicht öffentlich in Erscheinung getreten, dann hielt er auf einer Veranstaltung in Südchina eine Rede und betonte, dass Shein seine „Wurzeln in Guangdong“ habe und dort weiter Geld investieren werde.

Diese Neuausrichtung zeigt sich auch in der Kundschaft. 2023 standen die USA noch für knapp 30 Prozent des Geschäfts, in den ersten drei Monaten dieses Jahres waren es nur noch 22,5 Prozent. Der Anteil Europas wuchs bis 2025 auf 35 Prozent, ging Anfang des Jahres aber um drei Prozentpunkte zurück. Grund dafür ist vor allem die Zollpolitik. Aktuell zahle Shein in den USA Importzölle zwischen zehn und 87,5 Prozent, heißt es im Börsenprospekt. In Europa wird seit dem 1. Juli eine Zollabgabe von drei Euro erhoben, eine weitere Gebühr ist in Arbeit. Die neuen Regeln in der EU könnten sich ähnlich stark oder sogar noch größer auswirken als in den USA, heißt es im Prospekt. Stattdessen steht der Rest der Welt inzwischen für 45,4 Prozent, nach 38 Prozent im Jahr 2024. Immer mehr der 270 Millionen Kunden sind nicht in Europa oder den USA. Mit dieser Verlagerung folgt Shein dem Muster des chinesischen Exportmotors.

Das nach wie vor bestehende Risiko rund um die Zwangsarbeit wird nun vage als „negative Publicity“ über Sheins Lieferkette umschrieben, was Ruf und Geschäft schädigen könne. Es habe eine „signifikante Menge“ an Berichterstattung dieser Art gegeben, heißt es weiter – ganz so, als sei nur die Berichterstattung das Problem, nicht das Gesetz, nicht die Baumwolle und schon gar nicht Zwangsarbeit.

Was heißt diese Analyse nun für deutsche Anleger? Sollten sie Shein ins Depot aufnehmen? Dafür kann man Analysten oder Vermögensberater fragen. Oder aber man hört auf Frau Zhang, die sagt: besser nicht. „Früher hätte ich einen positiven Blick auf die Aktie gehabt, heute nicht mehr“, sagt sie der F.A.S. Frau Zhang weiß über die Finanzmärkte zwar nicht so gut Bescheid wie die Analysten. Aber sie kennt den Markt von der anderen Seite. Denn sie stellt Mode in Guangzhou her, hat in ihrer Fabrik lang für Shein produziert und spricht mit vielen anderen der Tausenden kleinen Modefabrikanten, die vor allem in der südchinesischen Provinz Guangdong für Shein arbeiten.

Vor einigen Jahren seien Sheins Produkte günstig und hocheffizient gewesen, sagt Frau Zhang. „Das war reine Fast Fashion, kombiniert mit all den Vorteilen der chinesischen Modelieferkette. Shein war praktisch unaufhaltsam, internationale Konkurrenten hatten keine Chance.“ Jetzt habe sich die Lage geändert: „Die ausländischen Regeln schaden Shein. Das ist ein wichtiger Faktor. Deshalb bin ich für die Shein-Aktie nicht optimistisch.“

WETTER

Berlin, Brandenburg, Sachsen-Anhalt, Thüringen, Sachsen: Am Samstag zunächst oft freundlich und trocken, später mehr Wolken und örtlich Schauer. 21 bis 26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n Böen frischer bis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Am Sonntag wechselnd bis stark bewölkt, im Süden meist trocken, sonst gebietsweise Schauer. 21 bis 27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Bremen, Niedersachsen, Hamburg, Schleswig-Holste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Am Samstag wechselnd bewölkt und vereinzelt Schauer, später im Westen öfter Regen. 21 bis 25 Grad. Mäßiger bis frischer, in Böen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Am Sonntag viele Wolken und zeitweise auch Regen. 20 bis 25 Grad.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an der See auch frisch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Nordrhein-Westfalen, Hessen, Rheinland-Pfalz, Saarland: Am Samstag wechselnd bis stark bewölkt und im Tagesverlauf zeitweise Regen. Höchstwerte von 20 bis 24 Grad. Mäßiger, in Böen frischer bis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Am Sonntag bei einem Mix aus Sonne und Wolken nur einzelne Schauer. 21 bis 25 Grad. Erneut mäßiger Südwestwind mit frischen bis starken Böen.

Baden-Württemberg, Bayern: Am Samstag Mix aus Sonnenschein und Wolken, vor allem zu Beginn im Norden Bayerns und später in Baden-Württemberg einzelne Schauer. 21 bis 27 Grad. Am Sonntag meist freundlich, nur einzelne Schauer. 22 bis 27 Grad. An beiden Tagen schwacher bis mäßiger, in Böen frischer bis starker Wind aus Südwest bis West.

Sonne & Mond

Das besondere Wetterereignis Der meteorologische Herbstbeginn ist am 1. September. Das hat klimatologische Gründe. Zur Berechnung der klimatologischen Mittelwerte eignet sich die komplette Monatsspanne am besten. Der meteorologische Herbst umfasst September, Oktober und November. Der astronomische Herbstbeginn ist dieses Jahr am 23. September.

Welt
Wochenende
Deutschland

	Samstag	Sonntag
Berlin	Schauer 25°	Schauer 27°
Bremen	Schauer 23°	Schauer 24°
Cottbus	Schauer 26°	Schauer 28°
Dresden	Schauer 25°	wolkig 27°
Düsseldorf	Schauer 24°	Schauer 24°
Erfurt	wolkig 25°	wolkig 26°
Essen	Schauer 23°	wolkig 24°
Feldberg	wolkig 14°	Schauer 16°
Feldberg/Ts.	Schauer 20°	Schauer 21°
Frankfurt/M.	Schauer 25°	Schauer 27°
Freiburg	wolkig 26°	Schauer 27°
Garmisch	wolkig 23°	wolkig 25°
Hamburg	Schauer 22°	Schauer 23°
Hannover	Schauer 24°	Schauer 25°
Helgoland	Schauer 20°	Schauer 20°

	Samstag	Sonntag
Kap Arkona	Schauer 24°	Schauer 24°
Kassel	Schauer 25°	wolkig 26°
Köln	Schauer 24°	Schauer 25°
List/Sylt	Schauer 20°	Schauer 21°
Magdeburg	wolkig 26°	Schauer 27°
Mannheim	Schauer 26°	wolkig 27°
München	wolkig 25°	wolkig 27°
Münster	Schauer 24°	Schauer 25°
Nürnberg	wolkig 25°	wolkig 27°
Oberstdorf	wolkig 23°	wolkig 25°
Rostock	Schauer 23°	Schauer 24°
Saarbrücken	Schauer 24°	Schauer 25°
Schleswig	Schauer 22°	Schauer 21°
Stuttgart	wolkig 26°	wolkig 27°
Zugspitze	wolkig 7°	wolkig 8°

Aussichten

Am Montag gehen in der Nordhälfte immer wieder Regenschauer und einzelne Gewitter nieder. Auch im Südosten und an den Alpen kann es anfangs noch regnen. Sonst zeigt sich der Himmel locker bis wechselnd bewölkt, und es bleibt weitgehend trocken. Die Höchstwerte liegen am Nachmittag zwischen 20 und 27 Grad. Es geht ein mäßiger, in Böen starker, an den Küsten und im höheren Bergland zum Teil stürmischer Südwestwind.

Trend bis Freitag

Europa

	Samstag		Sonntag
Amsterdam	Regen	22°	Regen	23°
Athen	heiter	33°	heiter	34°
Barcelona	heiter	30°	heiter	30°
Belgrad	Schauer	36°	wolkig	35°
Bern	wolkig	25°	Schauer	27°
Bordeaux	wolkig	27°	Schauer	29°
Bozen	heiter	32°	heiter	32°
Brüssel	Schauer	22°	Schauer	23°
Budapest	wolkig	30°	wolkig	31°
Bukarest	wolkig	31°	wolkig	33°
Dublin	Regen	19°	Schauer	19°
Faro	sonnig	28°	sonnig	29°
Helsinki	st. bew.	20°	Schauer	17°
Istanbul	Schauer	26°	wolkig	28°
Kiew	wolkig	27°	bedeckt	26°

Wochenende

	Samstag		Sonntag
Kopenhagen	Schauer 23°		Schauer 22°
Las Palmas	heiter 28°		heiter 28°
Lissabon	heiter 29°		heiter 30°
Ljubljana	Schauer 30°		heiter 27°
Locarno	wolkig 29°		Schauer 28°
London	Regen 22°		Schauer 23°
Madeira	wolkig 26°		wolkig 27°
Madrid	sonnig 30°		sonnig 33°
Mailand	sonnig 31°		sonnig 31°
Málaga	heiter 29°		heiter 30°
Marseille	wolkig 30°		sonnig 32°
Moskau	Schauer 20°		wolkig 23°
Neapel	heiter 36°		heiter 35°
Nizza	heiter 30°		heiter 29°
Oslo	Schauer 19°		Regen 20°

Tiefdruckgebiete sorgen im Westen und Norden Mitteleuropas für einige Schauer. Im Südosten herrsch dagegen oft freundliches und trockenes Wetter. Auf den Britischen Inseln gehen kräftige Regengüsse und Gewitter nieder. Auch in Teilen Skandinaviens ist es wechselhaft. Rund ums Mittelmeer gibt es dagegen viel Sonnenschein, und die Temperaturen steigen meist über die 30-Grad-Marke. Von der Adria bis zum Schwarzen Meer scheint ebenfalls zeitweise die Sonne, und es bleibt weitgehend trocken.

Trend

Schwacher Tiefdruckeinfluss bringt Mit-teleuropa teilweise Regenschauer und vereinzelt Gewitter. In vielen Regionen bleibt es aber auch längere Zeit oder sogar den ganzen Tag über trocken. Im Süden Frankreichs und auf der Iberischen Halbinsel herrscht freundliches und trockenes Wetter. Im Südwesten Spaniens steigen die Temperaturen gebietsweise auf über 35 Grad. Auch in Italien gibt es viel Sonne bei sommerlichen Temperaturen. In Skandinavien ist es wechselnd bis stark bewölkt mit lokalen Schauern.

	Samstag		Sonntag
Palermo	sonnig	36°	sonnig	34°
Palma d. M.	heiter	32°	heiter	32°
Paris	Schauer	24°	Schauer	25°
Prag	Schauer	25°	wolkig	27°
Reykjavik	wolkig	11°	wolkig	13°
Riga	wolkig	23°	Schauer	20°
Rom	heiter	35°	heiter	34°
Sevilla	wolkig	36°	sonnig	37°
Sofia	wolkig	30°	wolkig	31°
Stockholm	wolkig	23°	Schauer	24°
St. Petersburg	wolkig	21°	Schauer	22°
Venedig	heiter	31°	sonnig	31°
Warschau	Schauer	22°	wolkig	26°
Wien	Schauer	28°	heiter	30°
Zürich	wolkig	25°	Schauer	24°

Nordamerika	Samstag	Sonntag	Montag
Chicago	st. bew. 26°	Schauer 31°	Schauer 32°
Los Angeles	wolkig 33°	wolkig 31°	wolkig 29°
Miami	wolkig 36°	wolkig 36°	Schauer 36°
Montreal	wolkig 22°	Schauer 23°	Regen 13°
New York	wolkig 29°	wolkig 31°	Schauer 33°
Lateinamerika	Samstag	Sonntag	Montag
Buenos Aires	wolkig 20°	bedeckt 21°	wolkig 20°
Havanna	Gewitter 32°	Schauer 32°	Schauer 32°
Lima	wolkig 23°	st. bew. 23°	st. bew. 23°
Mexiko-Stadt	Regen 20°	Schauer 21°	Schauer 21°
Rio de Janeiro	wolkig 35°	wolkig 33°	wolkig 33°
Afrika	Samstag	Sonntag	Montag
Algier	wolkig 32°	wolkig 33°	wolkig 33°
Casablanca	sonnig 27°	heiter 28°	wolkig 28°
Kapstadt	Schauer 18°	wolkig 18°	wolkig 19°
Nairobi	wolkig 23°	wolkig 20°	Schauer 20°
Tunis	wolkig 39°	wolkig 40°	sonnig 37°
Naher Osten	Samstag	Sonntag	Montag
Antalya	heiter 37°	sonnig 38°	sonnig 37°
Dubai	wolkig 46°	sonnig 47°	sonnig 46°
Riad	heiter 44°	wolkig 45°	sonnig 45°
Teheran	heiter 37°	sonnig 37°	wolkig 38°
Tel Aviv	wolkig 33°	wolkig 32°	sonnig 32°
Asien	Samstag	Sonntag	Montag
Bangkok	bedeckt 28°	Regen 28°	Regen 27°
Hongkong	Schauer 30°	Gewitter 30°	Gewitter 30°
Neu Delhi	heiter 36°	wolkig 35°	heiter 35°
Peking	wolkig 32°	sonnig 31°	heiter 29°
Tokio	Schauer 28°	st. bew. 27°	sonnig 29°

Austral./Ozean.	Samstag		Sonntag		Montag
Adelaide	sonnig	18°	sonnig	17°	sonnig	17°
Auckland	Regen	14°	Schauer	16°	Schauer	15°
Christchurch	wolkig	15°	Schauer	17°	Schauer	15°
Perth	Schauer	21°	sonnig	26°	Schauer	22°
Sydney	wolkig	19°	sonnig	21°	sonnig	22°

Die teure Angst vor dem TÜV

Alle zwei Jahre müssen die Autos zur Hauptuntersuchung. Manche Autofahrer lassen das für viel Geld von der Werkstatt machen. Das lohnt sich selten. Von Dyrk Scherff

Alle zwei Jahre haben Autobesitzer einen unangenehmen Termin zu bewältigen. Dann müssen sie ihren Wagen zur Hauptuntersuchung inklusive Abgasuntersuchung bringen. Oder zum TÜV, wie es landläufig heißt, obwohl es mit Dekra, KÜS, GTÜ und weiteren noch viele andere Organisationen gibt, die ebenfalls die Prüfung anbieten. Vor allem die Autohalter, die ein älteres Modell besitzen, zittern dann. Denn je älter das Auto, desto größer ist die Gefahr, dass Mängel festgestellt werden, die dann teuer nachgebessert werden müssen. Das Risiko ist gar nicht so klein, bei etwas mehr als einem Drittel der Untersuchungen werden Mängel festgestellt, bei rund 20 Prozent sogar erhebliche bis gefährliche, wie das Kraftfahrt-Bundesamt meldet. 11.000 Autos wurden demnach 2025 sogar als verkehrunsicher eingestuft.

Viele Autobesitzer stellen sich daher die Frage, wie sie Ärger vermeiden können. Sie stehen vor der Wahl, ob sie ihren Wagen direkt bei TÜV, Dekra & Co. prüfen lassen und bei Mängeln danach in die Werkstatt bringen. Oder ob sie lieber vorher zum Kfz-Mechaniker fahren, der den Wagen auf Mängel durchsieht und sich dann auch gleich um die Hauptuntersuchung kümmert. Die letztere Variante hat den Vorteil, dass der Kunde nur einen Termin hat und sich die Gebühren der Nachuntersuchung spart, wenn die Werkstatt vorher genau hingesehen hat.

Diese Nachuntersuchung wird nötig, wenn größere Mängel festgestellt werden. Sie müssen dann innerhalb eines Monats beseitigt werden, und das Auto muss dann zu einer Nachuntersuchung erneut vorgeführt werden. Die kostet beim TÜV Süd zum Beispiel zwischen 20 und 35 Euro. Wer die Frist verpasst, muss die Hauptuntersuchung (HU) noch einmal komplett durchführen lassen. Das kostet rund 100 Euro. Eine Nachuntersuchung bei Mängeln an der Abgasanlage kostet 87 Euro, weil dann die Abgasuntersuchung (AU) noch einmal voll durchgeführt werden muss.

„Viele unserer Mitglieder haben eine Werkstatt ihres Vertrauens. Es ist daher nicht unüblich, die Hauptuntersuchung über die eigene Hauswerkstatt durchführen zu lassen. Der Vorteil dieser Verfahrensweise ist, mit den Mitarbeitern dort die zur Erlangung der Plakette notwendigen Arbeiten durchsprechen zu können“, sagt Herbert Engelmohr vom Automobilclub AvD. „Für die durchzuführenden Arbeiten sollte immer ein Kostenvoranschlag eingeholt werden, um nicht vom Umfang der Arbeiten und den auftretenden Kosten überrascht zu werden. Außerdem sind die Termine rechtzeitig vor dem HU-Termin abzusprechen.“

Die Prüfung mithilfe der Werkstatt ist also komfortabler. Sie kann aber teurer sein, weil dann die Prüfer in die Werkstatt kommen. „Wir berechnen dann etwas mehr, weil wir die Geräte mitbringen müssen und eine Anfahrt haben“, sagt Vincenzo Lucà von TÜV Süd. Dafür gebe es Rahmenverträge mit den Werkstätten. „Aber die haben wir nicht mit jeder kleinen Werkstatt.“ Das heißt: Kunden, die sonst zum kleinen Schrauber um die Ecke gehen, müssen auf eine größere Werkstatt ausweichen, die eventuell teurer repariert. Einige kleinere Werkstätten bieten aber auch an, selbst zum Prüfer zu fahren. Allerdings oft für eine Servicegebühr. Die Dekra erhebt nach eigenen Angaben keinen Aufpreis für eine Prüfung in der Werkstatt.

Weiterer Nachteil: Manch ein Kunde sorgt sich, dass ihm im Vorfeld von der Werkstatt Reparaturen nahegelegt werden, die nach Meinung des Prüfers noch gar nicht nötig gewesen wären. Als Laie ist es schwer zu beurteilen, wie wichtig sie sind.

Als Zwischenfazit bleibt: Wer es unkompliziert und besonders zeitsparend haben will, der lässt die Werkstatt die HU veranlassen. Wer es möglichst günstig machen will, fährt selbst hin. Das bietet sich vor allem für die Besitzer von vergleichsweise jungen Autos an, bei denen TÜV & Co. selten etwas zu kritisieren haben. Zur Sicherheit können sie einige Checks vorab selbst machen, zum Beispiel die Profiltiefe der Autoreifen und den Zustand der Frontscheibe kontrollieren. Für ältere Wagen bietet sich hingegen die Werkstatt an. Es gibt dabei auch eine Zwischenvariante, bei der die Werkstatt eine Vorabdurchsicht macht, ob etwas zu reparie-

So steht es um die Autos der Deutschen

Wer hätte das gedacht: Der TÜV prüft auch Modellautos. Foto dpa

Erhebliche Mängel 4.747.000

*Pkw, Motorräder, LKW, Omnibusse, Zugmaschinen, Anhänger und sonstige Kfz. / Quelle: Kraftfahrtbundesamt / F.A.Z.-Grafik: swa.

ren ist. Zum Prüfer fährt dann der Kunde aber selbst. Das ist jedoch teuer. Der Check kann mehr als 200 Euro kosten, ohne dass etwas repariert wird.

Hauptmängel im Jahr 2025, in Millionen Veränderung zu 2024 in Prozent

Und dann kam der März und mit ihm der Ärger über die Benzinpreise. Bis dahin hatte Benzin in Deutschland zwar an der Tankstelle mehr gekostet als in ande-

Denkbar ist auch, dass die Werkstatt und nicht der TÜV die Abgasuntersuchung durchführt – und dass sie nur für die Hauptuntersuchung zum Prüfer fährt oder ihn kommen lässt oder dass der Kunde selbst fährt. Einige Autohäuser sind zur AU befugt. Das kann einiges Geld sparen, wenn sie solche Dienstleistungen als Mittel zur Kundenbindung sehen und sie günstig anbieten. „Wer vergleicht, zahlt im besten Fall rund 40 Euro weniger“, hat der ADAC festgestellt. Die Hauptuntersuchung muss hingegen eine der 17 Prüforganisationen in Deutschland durchführen. Sie muss spätestens einen Monat nach der

Achsen, Räder, Reifen, Aufhängungen 4.782.000 +8,7%

So war das nicht vorgesehen gewesen. Zwar hatten Experten schon eine Weile lang vorgeschlagen, das österreichische Modell zu übernehmen, das genau diese 12-Uhr-Regel vorsieht. Sie wollten damit aber nicht so sehr die Benzinpreise senken, sondern vor allem Autofahrern den Preisvergleich erleichtern. Zuvor hatten Tankstellen je nach Zählung 20 bis 30 Mal am Tag die Preise geändert; mancher Kunde fand an der Tankstelle einen anderen Preis vor, als er vorher recherchiert hatte.

Abgasuntersuchung in der Werkstatt erfolgen, damit die Abgasbescheinigung nicht verfällt. Der TUV macht beide Prüfungen nur zusammen.

So etwas hatten die Deutschen lange nicht gesehen: 2,02 Euro kostete der Liter Super E10 im Monatsschnitt, Diesel war sogar noch teurer. Das war die Lage im März, und die Bundesregierung fühlte sich dazu gedrängt, etwas zu unternehmen. Also beschloss sie: Vom 1. April an durften Tankstellen ihre Benzinpreise nur noch einmal am Tag erhöhen, nämlich um 12 Uhr. Jetzt wird immer deutlicher: Die Regel hat die Benzinpreise sogar gesteigert – und in der Folge wohl die Gewinne der Mineralölkonzerne.

Nach der Grundsatzentscheidung „Werkstatt oder nicht?“ müssen die Autobesitzer nun noch die passende Prüforganisation wählen. Dabei können sie allerdings nicht viel falsch machen. Die Preise für die Hauptuntersuchung sind nahezu überall identisch, egal ob sie zu einer der vielen TÜV-Organisationen, zur Dekra oder den anderen Anbietern gehen. Die Prüfung kostet mit der Abgasuntersuchung je nach Bundesland zwischen 160 und 166 Euro. Sie basiert auf einer gesetzlich festgelegten Gebührenordnung, an der sich alle Anbieter orientieren. 2020 waren es im Durchschnitt erst 112 Euro.

Auch die Prüfung selbst ist nicht bei der einen Prüforganisation weniger streng als bei der anderen. Sie erfolgt nach gesetzlichen Vorgaben. Autobesitzer können daher ihren Prüfer eher danach wählen, wer schneller einen Termin frei hat und näher am Wohnort liegt. TÜV und Dekra bieten hier mit ihrem besonders großen Prüfnetz Vorteile.

Für die Abgasuntersuchung gibt es keine Vorgaben.

Auf jeden Fall sollte der Termin der nächsten HU immer im Blick behalten werden, denn ein Überschreiten kann teuer werden. Ist die HU fällig, hat der Besitzer dafür einen Monat Zeit. Danach wird in den ersten zwei Monaten keine Strafe fällig, allerdings kann bei einem Unfall der Versicherungsschutz eingeschränkt sein. Nach zwei Monaten werden 15 Euro Bußgeld fällig, nach vier Monaten 25 Euro. Ist die HU schon acht Monate überfällig, sind es 60 Euro, zusätzlich gibt es einen Punkt in Flensburg. Zudem sind die Gebühren einer um mehr als zwei Monate verspäteten HU um rund 20 Prozent höher.

Warum Benzin jetzt so viel kostet

Wann die HU fällig wird, steht im Fahrzeugschein und auf der Plakette, die auf das Nummernschild geklebt wird. In ihrer Mitte befindet sich das Jahr der nächsten HU, die Zahl oben in der Mitte gibt den Monat an. Auch die Farbe der Plakette signalisiert das Jahr. Für eine HU in diesem Jahr sind die Aufkleber blau. Einige Prüforganisationen bieten einen Erinnerungsservice per Mail an. Damit der Stress mit der HU nicht schon vor der eigentlichen Prüfung entsteht.

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aber das meiste Geld war an den Staat gegangen – bei den Mineralölkonzernen blieb vergleichsweise wenig hängen. Doch nach dem Kriegsbeginn in Iran schossen die Preise in Deutschland schneller nach oben als anderswo. Besonders teuer wurde Diesel, weil plötzlich nicht nur Rohöl teuer wurde, sondern es auch an Raffineriekapazität für die Verarbeitung zu Diesel fehlte.

Der Ärger wuchs, die Bundesregierung führte die 12-Uhr-Regel ein, einen befristeten Tankrabatt und zusätzliche Befugnisse für das Kartellamt, um die Preisbildung zu kontrollieren – diese Untersuchungen dauern allerdings im deutschen Rechtssystem sehr lange. Die auffälligste Maßnahme aber war die 12-Uhr-Regel. Und genau die wird inzwischen von Forschern dafür verantwortlich gemacht, dass die Benzinpreise auch in guten Zeiten hoch geblieben sind.

Zwischen sechs und acht Cent je Liter Preiserhöhung hat allein diese neue Regel gebracht, so haben es inzwischen verschiedene Ökonomenteams gemessen.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wurde bei der Bundesbank intern eine Untersuchung vorgestellt, die genauer untersucht hat, wie es dazu gekommen ist.

Der erste Befund: Nach dem ersten Preisanstieg Anfang März schrumpften die Gewinnmargen der Ölkonzerne allmählich. Innerhalb von vier Wochen ging der Preisaufschlag zum Beispiel für E10 um vier Cent zurück. Die Ökonomen der Bundesbank, Kartik Anand und Martin Götz, vergleichen dabei die Verkaufspreise nicht mit dem Ölpreis, sondern mit dem Großhandelspreis für das raffinierte Produkt – dieser Unterschied ist wichtig in einer Zeit, in der die Raffineriekapazitäten knapp sind.

Die Erklärung der Ökonomen: Weil den Benzinverkäufern so klar war, dass sie ihre Preise später am Tag nur noch senken dürfen, setzten sie den mittäglichen Preissprung relativ hoch an – schließlich können sie immer reagieren, wenn sie höher gesprungen sind als ihre Konkurrenz, aber wenn sie darunter geblieben sind, können sie nichts tun. Als die Verkäufer dann sahen, dass die anderen Tankstellen ihre Preise auch stark anhoben, lernten sie: So können wir

Als am 1. April die 12-Uhr-Regel eingeführt wurde, sprang die Gewinnmarge noch weiter in die Höhe, als sie Anfang März gelegen hatte, und zwar um fast acht Prozent. Vom neuen Niveau aus bewegte sie sich kaum nach unten.

weitermachen. Das alles werde besonders relevant in einer Zeit wie heute, in der die Preissetzung von Computern automatisch gemacht wird, sagen die Ökonomen – bei der Einführung der Regel in Österreich war die Entwicklung noch nicht so weit.

Die Bundesregierung wollte den Spritpreis unter Kontrolle bringen. Jetzt ist er höher als zuvor.

Von Patrick Bernau

Heute gibt es tatsächlich weniger Preissprünge als zuvor. Wer zwischen 18 Uhr abends und 12 Uhr am nächsten Mittag tankt, hat kaum noch Preisunterschiede. Die Tankstellen halten sich weitgehend an die Regel. Im Juli geschah nicht mal ein halbes Prozent der Preiserhöhungen zur falschen Zeit. Das allerdings waren immer noch 5500 Fälle, wie der SWR berichtete – da kommen die Länder mit den Bußgeldverfahren nicht nach, die Verstöße bleiben in weiten Landstrichen ungeahndet, das Gesetz wird gar nicht richtig verwirklicht.

Der Benzinpreis allerdings ist heute noch höher als im März. Das liegt nicht nur am Irankonflikt. Die Margen kommen nur allmählich wieder nach unten. Im Europavergleich ist der deutsche Vorsteuergewinn immer noch relativ hoch – womöglich gerade weil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täglichen Preisschwankungen bekämpfen wollte.

So kann auch Regen gute Laune machen. Foto Lando Hass

Der einzige Wert von Börsenprognosen, so heißt es, besteht darin, Wahrsager gut aussehen zu lassen. Andere Prognosen, denen ähnlich viel Verachtung entgegenschlägt, sind Wettervorhersagen. Wie schlimm wird es dann, wenn man Wettervorhersagen mit Börsenprognosen kombiniert? Tut man das, so findet man Studien, die nahelegen, dass das Wetter Einfluss auf die Börsenkurse hat. Gibt es wirklich wetterfühlgige Börsen?

Eine Hypothese ist, dass Menschen bei gutem Wetter besser gelaunt sind und dann ihre Zukunftsaussichten optimistischer beurteilen. Evolutionär betrachtet wäre das plausibel: Man fühlt sich gut, wenn die Umwelt angenehm ist, genügend Nahrung vorhanden ist, Gefahren fehlen. Aber dann, so eine Theorie, kommt es zum sogenannten Attributionsfehler: Man führt seine gute Stimmung irrtümlicherweise auf bessere Zukunftsaussichten zurück – nicht das Wetter, sondern die vermeintlich rosige Zukunft ist der Grund für die gute Laune. Dieser Stimmungsmechanismus führt zu mehr Optimismus und mehr Risikobereitschaft und folgerichtig zu steigender Kauflaune an der Börse, wo ja die Zukunft gehandelt wird. Stimmt diese Idee, so sollten an trüben, grauen, düsteren Tagen die Aktienkurse sinken, während sonnige Tage die Aktienkurse beflügeln.

Empirisch ist da etwas dran. Eine der bekanntesten Studien hat für 26 internationale Börsen ein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n täglichen Kursen und dem Sonnenschein von 1982 bis 1997 untersucht: Je dichter die Bewölkung, umso schwächer waren die Kurse. Ähnliche Befunde finden sich an der New Yorker Börse, ebenso wie für die Börse London und in Australien. Auch Wind, Niederschlag und geomagnetische Stürme hinterlassen Spuren an der Börse. Zudem sinken vielen Studien zufolge mit steigenden Temperaturen die Renditen. Eine Erklärung: Hitze macht Menschen apathisch, sie handeln weniger. Kühlere Temperaturen dagegen fördern aggressiveres Verhalten, mehr Risikofreude und mehr Aktienkäufe. Auch scheinen Anleger in dunkleren Zeiten eine höhere Risikoaversion zu haben.

Stimmt die Idee vom sonnenscheininduzierten Aktienhoch, könnte das den Befund erklären, dass die Kurse an fünf Aktienmärkten sowohl auf der Nord- als auch auf der Südhalbkugel mit der Jahreszeit zusammenhängen – weniger Tageslicht im Winter führt zu schlechterer Stimmung und damit schlechteren Kursen. Forscher führen einen Teil dieser saisonalen Unterschiede an den Aktienmärkten auf saisonal bedingte Stimmungsschwankungen zurück, die auch mit der geringeren Tageslichtdauer im Winter zusammenhängen. In Märkten in höheren Breitengraden zeigt sich dieser Effekt ausgeprägter, und auf der südlichen Hemisphäre ist er um sechs Monate phasenverschoben, entsprechend den Jahreszeiten.

Macht das Wetter also die Kurse? Ganz so einfach ist es nicht: Viele Händler sitzen in klimatisierten Büros, oft ohne Tageslicht. Und nicht alle Käufer einer Börse sind physisch vor Ort. Gibt etwa ein Investor in Los

Angeles seine Aufträge an die New Yorker Börse, sollte für seine Kauflaune das Wetter in Los Angeles entscheidend sein, nicht das in New York. Lässt sich ein Wettereffekt tatsächlich auf die Stimmung der Anleger zurückführen, müsste er sich also dort zeigen, wo die Anleger selbst sitzen – und nicht nur dort, wo die Börse steht. Aber das ist nicht der Fall: Untersucht man die Handelsentscheidungen individueller Anleger in fünf großen amerikanischen Städten, so findet sich praktisch kein Unterschied in der Neigung, an sonnigen oder bewölkten Tagen Aktien zu kaufen oder zu verkaufen. Das spricht gegen die einfache Vorstellung, dass das lokale Wetter unmittelbar die Stimmung und damit die Kaufentscheidungen der Anleger beeinflusst.

Der entscheidende Übertragungskanal zwischen Wetter und Aktienmarkt sind möglicherweise gar nicht die Anleger selbst, sondern Akteure direkt am Handelsplatz: die sogenannten Market Maker. Sie stellen Kauf- und Verkaufspreise und sorgen dafür, dass Anleger einen Käufer oder Verkäufer finden. Market Maker wirken wie Stoßdämpfer: Sie fangen Kauf- und Verkaufswellen ab und verhindern, dass diese die Kurse zu stark bewegen.

Damit ergibt sich eine andere Sicht auf den Wettereffekt: Wenn Market Maker bei ungünstigen Wetterbedingungen vorsichtiger bei der Festlegung ihrer Kauf- und Verkaufspreise sind oder weniger aktiv sind, fehlen die Stoßdämpfer, die Folge sind stärkere Kursschwankungen. Das kann dann auch Folgen für die Höhe der Kurse haben. Empirisch zeigt sich, dass das Wetter in der Tat Einfluss auf die Kurschwankungen hat, aber die Richtung ist unklar: Während einge Arbeiten finden, dass mehr Wolken und weniger Tageslicht zu geringeren Kurschwankungen führen, finden andere Studien, dass mehr Bewölkung mit höheren Kursschwankungen einhergeht. Wie das Wetter die Market Maker beeinflusst – unmittelbar über Stimmung und Risikobereitschaft oder über andere Aspekte, beispielsweise ihre Abwesenheit bei gutem Wetter, weil man am Badesee liegt –, ist ebenso unklar. Man kann nur spekulieren. Sollte der Wettereffekt aber über die Market Maker wirken, würde das bedeuten, dass er weniger relevant ist bei Börsen, die dezentrale Handelssysteme haben, bei denen Market Maker k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Kein Wunder also, dass es bei so vielen Ungereimtheiten Studien gibt, die Effekte des Wetters auf Renditen oder Kursschwankungen verneinen. Der deutsche

Aktienmarkt jedenfalls scheint wenig wetterfähig zu sein: Eine Studie findet, dass Bewölkung, Luftfeuchtigkeit, Niederschlag, Temperatur und Windgeschwindigkeit für den Zeitraum von 2003 bis 2017 keinen systematischen Einfluss auf Renditen, Handelsvolumen und Volatilität des Dax, M-Dax, S-Dax und Tec-Dax haben. Lediglich der Luftdruck hat das Potential, den deutschen Aktienmarkt zu beeindrucken.

Eine weitere Erklärung für das Ausbleiben eines Wettereffekts liefert Korea: Dort verschwindet der Wettereffekt nach der Finanzkrise 1997, was Forscher so interpretieren, dass der dortige Aktienmarkt effizienter geworden ist. Denn wenn Investoren erkennen, dass die Kurse mit dem Wetter schwanken, lässt sich daraus eine Investment-Strategie ableiten: Verkaufe bei Sonnenschein, wenn alle gut gelaunt kaufen, und kaufe bei schlechtem Wetter, wenn alle griesgrämig verkaufen. Tun dies genügend Marktteilnehmer, sollte der Wetter-effekt verschwinden. In der Tat finden ältere Studien eher Wettereffekte, während jüngere Arbeiten die Robustheit und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dieser Befunde infrage stellen oder nur schwache Wettereffekte finden. Möglicherweise haben die Börsen also über die Zeit gelernt, den Wettereffekt in eine Handelsstrategie umzusetzen – wodurch er verschwindet.

Die Idee, dass Wetter das Anlageverhalten direkt beeinflusst, steht auf empirisch schwankendem Boden. Kritiker bemängeln methodische Schwächen der Studien, die Wettereffekte finden. Vor allem fehlt eine ausgereifte, konsistente Theorie. Wie schwer das wiegt, zeigt ein weiterer Gedanke: Wenn das Wetter die Börse bewegt, warum nicht der Mond? Tatsächlich gibt es Studien, die einen Einfluss der Mondzyklen auf Aktienrenditen sehen. Man muss kein übermäßiger Skeptiker sein, um das zu hinterfragen. Wer dennoch daran glaubt, sollte bei Neumond kaufen und bei Vollmond verkaufen.

Immobilien kaufen

Haus mit 2 Eigentumswohnungen Haus in in Lübeck-Travemünde a. d. Ostsee, 358 m² Wohn- & Nutzfläche auf 597 qm Eigenland. 5 Zimmer, 2 Garagen, 4 Kellerräume, 2 Kfz-Stellplätze. Fernw., Glasf., Kamin, top-isoliert & -erhalten, E-Ausw. vorhanden. Bauj. 2006 … 1.495.000 €. ID: H32XVF immobilienmarkt.faz.net

BAUGRUNDSTÜCK MIT BAUERNHAUS Grundstück in Sonthofen im Allgäu, ca. 830 m², mit reparaturbedürftigem Bauernhaus. Baurecht für bis zu 8 WE, Sanierung oder Neubau möglich, kein Denkmalschutz. ID: H33GS7 immobilienmarkt.faz.net 017631796367, info@planbar-oa.de

Villa mit Panoramablick über die Bucht von St. Tropez in La Croix Valmer zu verkaufen. 215,0 m², 2 sep. Wohnungen, 215 m² Wohnfl., 10 Zimmer, EBK, Bj. 1988, renov. Kfz-Stellplatz, Garage, per 30.09.2026, 900.000 €, Klimaanl., Pool Exposé: gjk46@web.de" Online ID: H36LKZ

Denkmale sind Gesamtkunstwerke – Ausstattung und Raumerlebnis sind zumeist untrennbar mit ihnen verbunden. Orgeln sind eine Verbindung dieser beiden Merkmale: kunstvolles Gestaltungselement und Klangerlebnis in Einem. Die Deutsche Stiftung Denkmalschutz förderte dank der aktiven Unterstützung ihrer Förderer bereits den Erhalt mehrerer hundert Orgeln in Deutschland – und damit einen wichtigen Teil unserer Musikkultur.

Wir erhalten Einzigartiges. Mit Ihrer Hilfe! Spendenkonto IBAN: DE71 500 400 500 400 500 400 BIC: COBA DE FF XXX, Commerzbank AG www.denkmalschutz.de

Quelle: Bloomberg

Illustration: Katharina Holl

Woher kommt diese Unruhe?

Auf der ganzen Welt schießen die Zinsen für Staatsanleihen in die Höhe. Das hat auch mit neuen Anlegern zu tun.

Von Dennis Kremer und Stefan Walter

Ausgerechnet Stanley Druckenmiller. Der Name wird den meisten nichts sagen, aber in der amerikanischen Finanzszene ist Druckenmiller ein Star. Berühmt wurde er, weil er 1992 an der Seite des noch viel berühmteren Investors George Soros eine waghalsige Finanzwette in Gang setzte, von der damals die ganze Welt sprach: Sie setzten mit speziellen Finanzinstrumenten und viel Geld auf den Absturz der britischen Währung Pfund, die zum damaligen Zeitpunkt als überbewertet galt.

Bis dahin hatte eigentlich unter Investoren der Satz gegolten, dass man sich nie gegen Notenbanken stellen solle, weil das am Ende nur zu Verlusten führen würde. Die britische Notenbank wehrte sich mit Stützungskäufen aller Art, doch am Ende geschah das Unglaubliche: Soros und Druckenmiller setzten sich durch, machten Milliardengewinne und brachten Großbritannien an den Rand einer Währungskrise. Mit von der Partie war damals auch ein junger Kollege namens Scott Bessent, der sich bei der Aktion seine ersten Sporen verdiente.

Bessent ist heute amerikanischer Finanzminister, er steht nun also gewissermaß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hat er mit einigen ungewöhnlichen Interventionen versucht, den Markt für amerikanische Staatsanleihen zu beruhigen. Dort nämlich sind die Renditen zuletzt deutlich gestiegen – die Investoren verlangen also höhere Zinsen dafür,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eld zu leihen. Das ist eine Reaktion auf die Pläne der Regierung Donald Trumps, die Staatsverschuldung massiv auszuweiten. Als insbesondere die Renditen für US-Anleihen mit 30 Jahren Laufzeit auf den höchsten Wert seit 2007 stiegen, bemühte sich Bessent, mit Anleiherückkäufen durch das Finanzministerium gegenzusteuern.

Hier kommt nun wieder Stanley Druckenmiller ins Spiel. An seinen alten Weggefährten Bessent gerichtet, schrieb er in einem aktuellen Meinungsbeitrag für das Börsenblatt „Wall Street Journal“: „Regierungen, die die Kurse gegen Fundamentaldaten verteidigen wollen, verlieren immer.“ Es sei nur die Frage, wie viel Geld sie ausgäben, bevor sie das einsähen. Und weiter: Die USA sollten sich nicht auf die falsche Seite stellen, sondern lieber den Anleihemarkt für sich sprechen lassen.

Die Interpretation dieser deutlichen Worte ist einfach: Laut Druckenmiller schaden die Aktionen des Finanzministeriums dem Vertrauen in US-Staatsanleihen, die bisher als die sicherste Anlageart der Welt galten. Die Äußerung dürfte ihre Wirkung nicht verfehlen. Was auch damit zu tun hat, dass die Zusammensetzung der Anleger auf dem Anleihemarkt heute eine andere ist als noch vor ein paar Jahren.

Der Ökonom Adam Tooze hat in einer seiner jüngsten Veröffentlichungen interessante Veränderungen festgehalten. Danach sind längst nicht mehr ausländische Staaten wie China die wichtigsten Käufer von Staatsanleihen, sondern vor allem private Anleger aller Art, zu denen in diesem Kontext auch Hedgefonds zählen. Hedgefonds zeichnen sich dadurch aus, dass sie versuchen, sowohl an steigenden als auch an fallenden Kursen zu verdienen. Sie sind also auf der Suche nach Profit, was – wie Tooze richtig feststellt – eben auch zu volatilerem Verhalten führen kann.

Mit „Volatilität“ ist gemeint: Wenn bekannte Investoren wie Druckenmiller Zweifel an amerikanischen Anleihen anmelden, kann dies in diesen Kreisen durchaus einen Verkauf der Papiere auslösen. Dies ist umso folgenreicher, als Hedgefonds in der Regel mit einem sogenannten Hebel operieren. Das heißt vereinfacht, sie investieren eine Menge Geld, das sie sich selbst nur geliehen haben. Beschließen sie wegen der aktuellen Unsicherheiten auch nur zu Teilen einen Rückzug aus Staatsanleihen, treffen die Verluste also nicht nur die Fonds. Sondern womöglich auch diejenigen, die ihnen das Geld geliehen haben. Dies können zum Beispiel Banken sein. Die Folgen einer auch nur leichten Vertrauenskrise wären also enorm. Ökonom Tooze kommt darum zu der Schlussfolgerung: „Hedgefonds bringen eine neue Quelle von Instabilität in den Markt für US-Staatsanleihen.“

Die Akteure hingegen, die zumindest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für Ruhe auf dem Anleihemarkt gesorgt hatten, sind auf dem Rückzug. Da ist zum einen die amerikanische Notenbank Fed. Sie kaufte besonders in der Zeit nach der Finanzkrise 2008 und in der Corona-Krise 2020 im großen Stil US-Staatsanleihen auf, um die Finanzmärkte zu stabilisieren. Heute versucht die Zentralbank, den Anteil an Staatsanleihen in ihrem Besitz zu verringern.

Und dann ist da zum anderen China, lange einer der größten Gläubiger der USA.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bestand über viele Jahre eine gegenseitige Abhängigkeit: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kauften chinesische Waren in einem solchen Ausmaß, dass sie sich dafür verschulden mussten. China wiederum finanzierte dies indirekt, indem das Land amerikanische Staatsanleihen kaufte. Diese wechselseitige Beziehung war sowohl US-Präsident Trump als auch Chinas Staatschef Xi Jinping zu eng. China hält heute darum einen wesentlich geringeren Anteil an US-Staatsanleihen als früher. Damit geht aber auch ein gewisses Maß an Berechenbarkeit auf dem wichtigsten Wertpapiermarkt der Welt verloren.

Die Renditen von Staatsanleihen steigen stark –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Frankreich, Deutschland und Japan Rendite zehnjähriger Staatsanleihen in Prozent Rendite dreißigjähriger Staatsanleihen in Prozent

Der Schuldenstand der USA erreicht 40 Billionen Dollar
China ist nicht mehr der größte Gläubiger der USA Anteil an ausstehenden amerikanischen Staatsanleihen in % zum Marktwert

Quellen: Destatis; INSEE; IWF
Mehr Privatanleger setzen auf US-Staatsanleihen Anteil an allen Anlegern in amerikanischen Staatsanleihen in Prozent 60

*Hoher Anteil durch die hohe Zahl Hedgefonds, die auf den Cayman Islands ihren Sitz haben. / Quellen: Chartbook, Adam Tooze; US-Finanzministerium; Barth et al. (2025)

Vor allem Hedgefonds investieren mehr Anlagevolumen in amerikanischen Staatsanleihen in Milliarden Dollar

DER STEUERTIPP

So setzen Erben die Bestattungskosten ab

Für Bestattung und Behördengänge dürfen Erben 15.000 Euro geltend machen. Das kann zu Streit führen. Von Stefanie Guerra

E in Todesfall kostet Geld: die Bestattung, der Grabstein, die Trauerfeier, daneben noch die Gebühren für Bescheinigungen und Beglaubigungen. Das kann schnell mehrere Tausend Euro kosten. Der Gesetzgeber berücksichtigt das und stellt Erben vor die Wahl: Wer nicht jeden Einzelposten nachweisen will, kann die Erbfallkostenpauschale nutzen.

Sie beträgt seit Anfang des vergangenen Jahres 15.000 Euro und mindert den erbschaftsteuerpflichtigen Erwerb pauschal. Ob im Einzelfall überhaupt Kosten angefallen sind, ist dabei unerheblich. Der Bundesfinanzhof hat das ausdrücklich bestätigt: Ein solcher Nachweis würde dem Vereinfachungszweck der Regelung zuwiderlaufen.

Der Kreis der Berechtigten ist weiter, als viele annehmen. Nicht nur Erben können die Pauschale abziehen, sondern auch andere Steuerpflichtige, etwa Pflichtteilsberechtigte und Vermächtnisnehmer. Denn auch ihnen entsteht in der Regel Aufwand, um an ihren Erwerb zu gelangen. Die Pauschale darf jedoch nur einmal je Erbfall genutzt werden, nicht für jeden Erwerber einzeln. Sind mehrere steuerpflichtige Erwerber beteiligt, muss die Pauschale aufgeteilt werden. Nach welchem Maßstab das erfolgen muss, sagt das Gesetz nicht. In Betracht kommt etwa eine Verteilung nach der Höhe der jeweiligen Erwerbe, nach den tatsächlich getragenen Kosten, nach Köpfen oder aufgrund einer Vereinbarung der Beteiligten.

Die Erbschaftsteuerpflicht hierzulande setzt dabei nicht zwangsläufig voraus, dass alle Beteiligten Inländer sind. Die Steuerpflicht besteht auch, wenn etwa der Erblasser im Ausland wohnt und der Nachlass dort belegen ist, der Erwerber aber in Deutschland wohnt. Was gilt aber, wenn in diesem Fall nur ein Erwerber in Deutschland steuerpflichtig ist? Muss er sich die Pauschale mit Personen teilen, die hierzulande gar keine Erbschaftsteuer zahlen? Zu diesen Fragen hat der Bundesfinanzhof (BFH) kürzlich eine interessante Entscheidung gefällt (Urteil vom 17. Juni 2026, II R 25/23).

Im Streitfall erhielt eine in Deutschland lebende Frau aus dem Nachlass ihrer im Vereinigten Königreich lebenden Tante einen Geldbetrag als Vermächtnis. Erbe wurde der Bruder der Verstorbenen, der ebenfalls dort lebt. In Deutschland steuerpflichtig war damit allein die Nichte. Besonders bemerkenswert ist: Tatsächliche Kosten entstanden ihr kaum, nur etwa dreizehn Euro für Porto und eine Beglaubigung.

Das Finanzamt strich die Pauschale ganz. Das Finanzgericht gewährte sie anteilig, im Verhältnis ihres Erwerbs zum gesamten Nachlass, also etwa einem Fünftel. Der Bundesfinanzhof sprach ihr schließlich den vollen Betrag zu. Eine Kürzung hätte zur Folge, dass die Pauschale anteilig ungenutzt verfällt. Das sehe das Gesetz nicht vor. Daran ändere auch nichts, dass es zivilrechtlich weitere Erben gäbe, denn maßgeblich sei allein die erbschaftsteuerliche Betrachtung.

Eine übermäßige Begünstigung sahen die Richter darin nicht: Der Gesetzgeber habe die Pauschale bewusst je Erbfall vorgesehen und nicht je Erbe. Im Streitfall galt noch der frühere Betrag von 10.300 Euro.

Wer bei einem Nachlass mit Auslandsbezug als Einziger der deutschen Erbschaftsteuer unterliegt, darf daher die Pauschale in voller Höhe ansetzen, auch wenn er nur einen kleinen Teil des Nachlasses erhält und kaum eigene Kosten hatte. Kürzt das Finanzamt trotzdem, kann mit Verweis auf das Urteil Einspruch eingelegt werden. Wer dagegen zusammen mit anderen in Deutschland lebenden Steuerpflichtigen erbt, muss sich die Pauschale teilen.

Die Autorin ist Partner und Rechtsanwältin bei EY.

Gelegenheit? Neuerdings stehen auf der Insel viele Häuser zum Verkauf und die Nachfrage stockt. Fotos Karin Finkenzeller, Imago

Zwischen Wunsch und Wirklichkeit klafft eine gewaltige Lücke. „Moderne trifft Eleganz“ verspricht die Immobilienanzeige. Ein Neubauprojekt mit insgesamt acht luxuriösen Ferienwohnungen, „mit größter Sorgfalt und Liebe zum Detail entworfen“. Die Renderings zeigen einen hellen Flachbau auf der grünen Wiese, Erdgeschoss, erster und zweiter Stock plus Penthouse, mit großen Terrassen, auf denen Menschen entspannt bei der Lektüre oder einem Getränk sitzen. Auf einem der Stellplätze vor dem Haus parkt ein Porsche.

10 Jahr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Quarterly

Jetzt zum Jubiläum: 50% sparen

Seit 10 Jahren der Zeit voraus.

Lesen Sie F.A.Z. Quarterly ein Jahr zum Jubiläumspreis – unser vorausdenkendes und mutiges Magazin, das sich dem Thema Zukunft widmet.

Preiswert: 4 Ausgaben F.A.Z. Quarterly gedruckt für 28 € statt 56 €.

Inklusive: Digitale Ausgabe für 1 Jahr ohne Aufpreis.

Bequem: Kostenlose Lieferung direkt zu Ihnen nach Hause.

√ Ihr Geschenk: F.A.Z.-Tasse Sonderedition.

Jetzt Jubiläumsangebot sichern unter faz.net/50faq

Kater auf der Insel

Angestachelt durch eine schier endlose Nachfrage wurden Häuser und Wohnungen auf Sylt auf Pump gebaut. Jetzt stehen Hunderte leer. Unternehmer gehen pleite, und manch Käufer wittert seine Chance.

Von Karin Finkenzeller

Vor Ort stattdessen: ein verlassener Rohbau in einem Wohngebiet. Stahlstützen spreizen sich noch immer zwischen die fertig gestellten Etagen, obwohl der Beton längst getrocknet ist. Da, wo das Penthouse geplant war, staken Streben nutzlos in den Himmel. Statt Porsche mehrere offenbar eilig aufgeschichtete Stapel mit Brettern, Paletten und Gasbetonsteinen. Eine aufgeklappte Trittleiter, deren Sprossen niemand mehr erklimmt. Der Bauherr ist nicht zu erreichen. Das Insolvenzgericht versucht mit harschen Maßnahmen, ihn am Zugriff auf sein Vermögen zu hindern.

Wenningstedt auf Sylt im August 2026. Die Bauruine in der Normannenstraße 1, wo „eine perfekte Kombination aus modernem Design und Wohnkomfort“ entstehen sollte, bezugsfertig noch in diesem Jahr, illustriert das traurige Ende einer unheilvollen Kombination: Dieselben Bauträger, die in der Niedrigzinsphase und angestachelt durch die schier grenzenlose Nachfrage nach Immobilienbesitz auf Sylt zahlreiche Projekte gleichzeitig auf Pump finanzierten, müssen nun um den Fortbestand ihrer Unternehmen bangen. Nachdem steigende Kreditzinsen bei gleichzeitig anziehenden Baupreisen ihre Pläne zunichte machten.

Dieselben höheren Kosten schrecken nämlich auch einen Gutteil der Interessenten ab, die noch jüngst selbst um drittklassige Objekte Schlange standen. Zudem stehen Hunderte Häuser und Wohnungen zum Verkauf, deren Besitzer jahrelang objektiv viel zu teuer kaufen und merken, dass ihre optimistische Kalkulation nicht aufgeht. Eine Auswertung des Portals Immoscout 24 ergab, dass sich das Angebot an Bestandshäusern auf Sylt seit dem zweiten Quartal 2022 mehr als versechsfacht hat.

„Die Zeiten, in denen sich vier Leute um ein Objekt rissen, sind vorbei“, sagt Julian Meyer von Andresen Immobilien. Er sollte die Luxuswohnungen an der Normannenstraße als lukrative Feriendomizile vermarkten. Knapp 900.000 Euro sollte ursprünglich die günstigste mit 56 Quadratmetern kosten, ehe sie für 100.000 weniger inseriert wurde. Preisvorstellungen wie noch vor wenigen Jahren lassen sich nicht mehr durchsetzen. Sylt ist zurück auf dem Niveau von 2017 oder 2018. „Schwierig wird das für Käufer, die zu Höchstpreisen eingestiegen sind und nun wieder verkaufen wollen.“ Ein Kollege formuliert es drastischer, spricht von „absoluter Gier“ und „Testosteron-gesteuerten Bauträgern, die den Hals nicht voll genug gekriegt haben“. Namentlich zitieren lassen will er sich damit aber nicht. Makler machen auf Sylt rund 50 Prozent ihres Geschäfts mit Bauträgern, solche Kommentare haben Konsequenzen.

Eine Fahrt über die Insel gleicht einem Sightseeing unbewohnter Neubauten in B- und C-Lagen. Doppelhaushälften oft

Realität: Doch Bauruinen und Bauträgerpleiten sind keine Seltenheit mehr. Foto Karin Finkenzeller und Mehrfamilienhäuser, direkt an der Straße gelegen oder so eng an das Nachbargrundstück gebaut, dass potentielle Bewohner einander in die Kaffeetassen schauen könnten. Das hat wenig mit dem Inseltraum zwischen Dünen und Heide gemein. „Hier werden Sie zum Sylter“ jubelt eines der Dutzenden „Zu Verkaufen“-Schilder neben einem Bauernhof in den Keitumer Wiesen. Der Landwirt wollte das Grundstück für seinen Hof erwerben, der Bauträger überbot ihn. Jetzt grenzt ein Misthaufen an zwei der vier Doppelhaushälften.

„Investieren Sie auf Sylt, investieren Sie in uns“

Die Baustelle des N1-Living in der Normannenstraße ruht seit mehr als einem Jahr. Ob nach der langen Zeit dort überhaupt nochmal ein Stein auf einen anderen gesetzt wird oder der Abriss ansteht, ist ungewiss. Bauträger Axel John Beyer war eine große Nummer auf Sylt. Eines seiner letzten Projekte vor der Insolvenz finanzierte er mithilfe der Crowdinvesting-Plattform VR-Crowd der Volks- und Raiffeisenbanken. 8 Prozent pro Jahr versprach er den Investoren, die Anteilsscheine für je 250 Euro erwerben konnten. Eine riskante Vermögensanlage. Das eingesetzte Geld kann wie in einer Spielbank verloren gehen. „Investieren Sie auf Sylt, investieren Sie in uns. Das ist nicht nur Emotion, das ist auch Sicherheit“, warb er dennoch in einem Video für den Bau von zwei Doppelhaushälften und einem Wohnhaus mit vier Einheiten.

Nun steht auf seiner Internetseite ganz oben, unter „Informationen für unsere Kunden und Geschäftspartner“, folgender Hinweis: „Die Beyer Unternehmensgruppe befindet sich im Prozess einer Sanierung und Restrukturierung. Herr Axel Beyer wurde von der Geschäftsführung abberufen und ist nicht mehr weisungsbefugt.“ Nicht er hat Insolvenz angemeldet, der Antrag ging auf einen oder mehrere Gläubiger zurück. Dass sofort ein allgemeines Verfügungsverbot gegen den ehemaligen Geschäftsführer verordnet wurde, ist die Ausnahme in einem Insolvenzverfahren.

Ein weiterer bekannter Bauträger auf Sylt, Andreas Kammholz, meldete bereits Ende November 2025 Insolvenz für die Dammwärter GmbH aus Tinnum an, kurz darauf auch für die Zweite Wohnbau Kammholz GmbH. Die Verfahren wegen Zahlungsunfähigkeit und Überschuldung wurden im Sommer eröffnet. Schlagzeilen hatte Kammholz zuvor Ende 2022 gemacht. Einen Tag vor Silvester ließ er das 200 Jahre alte Friesengut „Alter Gasthof“ in List illegal abreißen, um auf dem Areal neue Wohnungen zu bauen.

Es folgte ein Aufschrei, nicht nur von jenen Einheimischen, die schon seit Jahren gegen einen Ausverkauf der Insel an Spekulanten und Touristen protestierten. Selbst Unternehmerkollegen vermissten damals „einen moralischen Kompass und ein Anstandsgefühl“.

Womöglich hat Kammholz damit auch zu seinem eigenen Schaden den letzten Anstoß für eine Kehrtwende bei der Inselverwaltung gegeben: Die hochumstrittene Ferienvermietung zahlreicher Wohnimmobilien wird inzwischen deutlich schärfer reguliert. Damit sich auch Handwerker, Physiotherapeuten, Bäckerinnen, Arzthelferinnen und andere Dienstleister ganzjährig das Wohnen auf der Insel leisten können, müssen nun mehr Immobilien für die Dauervermietung zur Verfügung stehen.

Die Bauaufsicht geht inzwischen verschärft gegen ungenehmigte Gästewohnungen vor. Nicht selten schreitet sie außerdem aufgrund anonymer Hinweise auf fehlende Brandschutzmaßnahmen ein. Wenn beispielsweise ein Treppenaufgang zu eng erscheint oder der zweite Rettungsweg fehlt, ist das Grund genug für ein Vermietungsverbot. Dieses Vorgehen sei keine Lösung, sondern vielmehr ein „Brandbeschleuniger“ für die aktuelle Gemengelage auf Sylt, kritisieren bisherige Nutznießer. So werde kein einziger Quadratmeter für Dauermieter geschaffen.

„Der Wohnraum ist begrenzt, aber es hängt auch vom Auftreten ab“, sagt Leon Blume. „Man braucht auch einen Chef, der sich einsetzt und im Zweifel für die Mitarbeiter bürgt.“ Der 30-Jährige war voriges Jahr selbst auf Wohnungssuche. Zusammen mit einem Kompagnon, mit dem er zehn Jahre in Hamburg für Steffen Henssler arbeitete, hat er die Pacht für das Reetdach-Restaurant Hus in Lee in Rantum von seinem Vater übernommen – und eine 90 Quadratmeter große Wohnung in Keitum zu einem günstigen Mietpreis gefunden. Die bewohnt er mit seiner Frau. Seinen acht Angestellten, die den Gästen an diesem sonnigen Mittag Sylter Hausmannskost wie Pannfisch, aber auch exotischere Gerichte wie Loup-de-Mer-Sashimi auf der Terrasse servieren, hat er Personalzimmer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oder ihnen bei der Suche geholfen.

Von Pannfisch bis Loup-de-Mer-Sashimi

„Der Goldregen-Gedanke hat sich glücklicherweise nicht durchgesetzt“, sagt Blumes Freund Jay-Kevin Haase, ein Makler, über das vorläufige Ende des Immobilien-Hypes. Nicht jeder, der täglich vom Festland über den Hindenburgdamm zur Arbeit pendele, sei aber automatisch wegen unbezahlbarer Mieten von hier vertrieben worden. Wie bei vielen Einheimischen ist die Ferienvermietung, neben der Dauervermietung, auch in seiner Familie seit Jahren eine feste Größe in der Haushaltsplanung. Ganz legal. Allein mit Hotels und Pensionen wäre Sylt nie zum Touristenmagneten schlechthin geworden. In dem Haus, das Haases Großeltern 1970 im Süden der Insel mit freiem Blick auf das Wattenmeer bauten, sind zwei Gästewohnungen eingerichtet. Allerdings machte der Neubau die Ferienvermietung zu einem Riesengeschäft.

Vorbei. Wer auf Mieteinnahmen für die Finanzierung angewiesen ist, aber die Zweitwohnung außerhalb der eigenen Urlaube nicht mehr für 80.000 oder 100.000 Euro im Jahr als Feriendomizil anbieten darf, überlegt sich die Investition inzwischen dreimal. Das Ergebnis: ruinöser Leerstand in der zweiten Reihe.

Gefragt sind dagegen Häuser in 1a-Lagen, selbst solche, die vielen Menschen obszön teuer erscheinen mögen. „Wer sich ernsthaft für ein Objekt für über 20 Millionen Euro interessiert, verfügt in aller Regel über die notwendige Liquidität“, sagt Frank Winkel. Der 50-jährige Gründer der auf Pflegeimmobilien spezialisierten WI-Immo-Group und weiterer Unternehmen sitzt im Garten des „Widderhofs“ in Keitum. Drei Jahre lang hat er das von 1794 stammende Gebäude nach seinen Vorstellungen und mit edelsten Materialien umbauen lassen. Angefangen vom 100 Quadratmeter großen Wellnessbereich im Keller mit Indoor-Pool, Sauna und Dampfbad mit LED-Sternhimmel über den Wohn- und Essbereich mit einem Kamin aus Burgunder Kalkstein bis zu den zehn Zimmern mit handverlesenen Holzböden im Obergeschoss. In den Garten hat er vier gut gewachsene Schwarzkiefern setzen lassen. Vor dem Haus erleichtert eine Autodrehscheibe das Ausparken.

2021 sei der Markt leer gefegt gewesen, erinnert sich Winkel. Nur durch einen Tipp habe er schließlich in Keitum eines der dort typischen Kapitänshäuser erwerben können, aber bald entschieden, dass 225 Quadratmeter Wohnfläche zu klein für einen dauerhaften Wohnsitz der Familie sind. Als sich die Gelegenheit ergab, eine Straße weiter den 600 Quadratmeter großen „Widderhof“ mit 3000 Quadratmeter Grund zu kaufen, griff er zu. Nun will er beide veräußern. „Ein bisschen weh tut es schon“, räumt er ein, streicht über eine antike Holzwand im Eingangsbereich („aus einer französischen Skihütte“) und über die Kalkstein-Arbeitsplatte in der Küche („123 Millionen Jahre alt“), dann lässt er den riesigen Flachbildfernseher hinter einer Schiebewand verschwinden. Aber die Pläne hätten sich geändert.

An Interessenten mangele es nicht, behauptet Winkel. Für den „Widderhof“ gebe es sogar mehr als für das Kapitänshaus, das lediglich 7,5 Millionen Euro kosten soll. „Die Nachfrage aus der Schweiz ist groß, auch Amerikaner schau-

Verlockend: Eine eigene Immobilie haben, wo andere Urlaub machen. Tourismus und Immobilienmarkt gehen Hand in Hand. Foto Jens Gyarmaty

en auf Keitum. Für die ist Sylt vergleichbar mit den Hamptons auf Long Island.“

Das mag auch den Vater von Makler Jay-Kevin Haase überzeugen, der in dem Hype um die Insel zwischenzeitlich überlegt hatte zu verkaufen. Die geforderten knapp 3 Millionen Euro sind allerdings ein stolzer Preis für ein mehr als 50 Jahre altes Haus. „Ich glaube, er will diesen Preis oder keinen, um sich selbst zu schützen“, sagt Haase. „Er weiß ja, dass es kaum irgendwo so schön ist wie hier.“ Die Insel sei anders als ihr Zerrbild der vergangenen Jahre. „Das müssen wir wieder hinbekommen.“

Mit Reetdach: So sieht für viele der unerreichbare Wohntraum auf Sylt aus. Foto Jens Gyarmaty

ZUM VERSTÄNDNIS

Wenn ein Projektentwickler in der Niedrigzinsphase ein etwa 800 Quadratmeter großes Grundstück in guter, aber nicht exklusiver Lage für 1,5 Millionen Euro kaufte und darauf 200 Quadratmeter bebaute, bezahlte er inklusive aller Nebenkosten rund 2,4 Millionen Euro. 400.000 Euro Eigenkapital reichten damals. Den Rest finanzierte die Bank – für Kreditzinsen von etwa 24.000 Euro im Jahr. Dank der Renditeversprechen für eine lukrative Ferienvermietung wurden solche Objekte leicht für 3,5 Millionen Euro verkauft. Unter dem Strich blieben dem Bauträger gut 1 Million Euro Rohgewinn. Während der Corona-Pandemie, als Auslandsreisen schwierig waren, gingen die Preise weiter durch die Decke: 14.000 Euro pro Quadratmeter waren jetzt die Untergrenze. Sylt boomte als Rückzugsort der Glückseligen. Und für Geld, dem Anlagealternativen fehlten. Inzwischen verlangen Banken für Baukredite je nach Laufzeit zwischen 3,8 und 4,4 Prozent – und mit 30 bis 40 Prozent deutlich mehr Eigenkapital. Gleichzeitig stiegen die Baukosten durch Inflation, Material- und Handwerkermangel auf Sylt um mehr als 50 Prozent. Die potentiellen Käufer wollen diese Mehrkosten jedoch nicht trage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ELECTIO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Bürgergespräch

Was wird aus unserem Wohlstand?

Baden-Württemberg gilt als eine der wirtschaftsstärksten Regionen Europas – und steht dennoch vor einer Zäsur. Globaler Wettbewerbsdruck, der Strukturwandel in der Automobilindustrie, der Fachkräftemangel und die Frage nach dem sozialen Zusammenhalt stellen das Erfolgsmodell des Südwestens auf die Probe.

Wie sichert eine Industrieregion ihren Wohlstand, wenn die Weltmärkte sich neu ordnen? Was könne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gemeinsam tun – und was müssen die Menschen in Baden-Württemberg selbst leisten? Und wie bleibt der 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lt stark, wenn wirtschaftliche Unsicherheit wächst?

Darüber wollen wir am 23. September 2026 im Schwörsaal in Ravensburg sprechen.

Zu Gast sind Ministerpräsident Cem Özdemir und Mathias Miedreich, Vorstandsvorsitzender der ZF, im Gespräch mit den F.A.Z.-Korrespondenten für Baden-Württemberg, Rüdiger Soldt und Benjamin Wagener. Danach ist Raum für Ihre Fragen und Austausch bei einem gemütlichen Ausklang.

Der Schlüssel zu Singapurs Erfolg findet sich im dritten Stock eines grauen Verwaltungskomplexes im Stadtteil Toa Payoh. Hier sind täglich von halb neun Uhr morgens bis fünf Uhr abends jene Musterwohnungen zu besichtigen, in denen vier von fünf Singapurern zu Hause sind. Das Fünf-Zimmer-Apartment mit 110 Quadratmetern kostet je nach Lage 390.000 Singapur-Dollar, umgerechnet 260.000 Euro. Im südostasiatischen Finanzzentrum mit einem der teuersten Immobilienmärkte der Welt ist das ein Schnäppchen. Zumal bei Vertragsabschluss unter Umständen nicht ein Dollar Eigenkapital nötig ist, dem Bauherrn sei dank: dem 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DB), jener Behörde, die nach Meinung der Weltbank zuständig ist für „den besten öffentlichen Wohnungsbau der Welt“.

Unter den HDB-Mustern im dritten Stock finden sich Wohnungen mit vier Zimmern auf 90 Quadratmetern, solche mit drei Zimmern und mit zweien. Die kleinste misst 38 Quadratmeter und ist vollständig eingerichtet zur besseren Anschaulichkeit. In der weiß-grauen Küche gleich neben dem Eingang steht ein Kochen-für-Anfänger-Buch (100 einfache Rezepte), im beige-blauen Wohnzimmer hängen Bilder eines jungen Manns vor Bergspitze und Eiffelturm. Wer jetzt noch nicht begriffen hat, wer die Zielgruppe dieser kompakten Behausung ist, dem gibt die einsame Zahnbürste im Bad die Antwort: Singles.

Mehr als einer passt in die „2-room Flexi“-Wohnung auch kaum rein. Von der Haustür bis zum Ende des Wohnzimmers, das auch Esszimmer ist, sind es zehn Schritte, neun Schritte bis zum Schlafzimmer. Die Decken sind so niedrig, dass dort ein Ventilator für große Menschen zum Sicherheitsrisiko werden kann. Vor den Unterhaltungen der Nachbarn, berichten Käufer der Wohnung im Internet, gäbe es oft kein Entkommen, wegen der dünnen Wände.

Kein Schlüssel ohne Trauschein

„Schuhkartons“ werden in Singapur sehr kleine Wohnungen genannt, doch damit sind allein Apartments in privaten Wohnanlagen gemeint, den Condos mit Gemeinschaftspool zwischen den Türmen. Die staatlichen Zweizimmerwohnungen in den funktionalen HDB-Blöcken heißen „Streichholzschachteln“. Im Schnitt kommen auf eine Streichholzschachtel acht Bewerber. Auf die 157 Streichholzschachteln, die im Juni in Singapurs Norden im Viertel Woodlands angeboten wurden, eine Stunde Metrofahrt vom Zentrum entfernt, bewarben sich gar 19 Singles. Eine davon war die Grafikdesignerin Rachel. Wie alle Bewerber hatte sie bei Antragstellung bereits ihr 34. Lebensjahr überschritten. In den Woodlands ging Rachel leer aus, wie schon so oft zuvor. Bis sie Glück hat und eine Wohnung bekommt, wohnt sie weiter, wo sie seit ihrer Geburt zu Hause ist: bei ihrer Mutter.

Als „einzigartig unter Ländern mit öffentlichem Wohnungsbau“ haben auch die Vereinten Nationen Singapurs HDB-Programm bezeichnet. Der Verkauf der hoch subventionierten staatlichen Apartments hat eine Wohneigentumsquote von 90 Prozent auf der Insel ermöglicht und damit die Grundlage von Wohlstand und sozialem Zusammenhalt geschaffen. Dass das System dabei seine Wunderlichkeiten hat, fällt Außenstehenden kaum auf. So ist das Erdgeschoss der HDB-Blöcke fast immer leer und dient als schattiger Treffpunkt sowie für Hochzeiten und Beerdigungen. Eine weitere Singapurer Spezialität ist die tonnenschwere Panzertür, hinter der sich in jeder seit 1997 gebauten Wohnung der vorgeschriebene Luftschutzbunker versteckt. Dessen Wände, Decke und Boden sind auf jeder Etage an der exakt gleichen Stelle. Im schlimmsten Szenario bleiben bei einer Bombardierung allein diese Schutzräume von einem Haus übrig. Mit der Frage, wie dann die Bewohner des 47. Stocks eigentlich aus ihrem Bunker nach unten gelangen sollen, lässt sich in Bars und Restaurants der Stadt noch die zähste Gesprächsrunde auflockern.

Raus aus dem Elternhaus, rein in die Ehe

Am bemerkenswertesten ist jedoch die Heiratsurkunde, die Käufer der HDB-Behörde spätestens drei Monate nach Schlüsselübergabe vorlegen müssen. Wer nicht verheiratet ist, den schließt Singapur von seinem Erfolgsmodell für viele Jahre aus. Die überwiegende Mehrheit der Singapurer beginnt die Grundlage für ihr späteres Vermögen zu legen, indem sie ihre erste HDB-Wohnung im Alter von 25 bis 34 Jahren kauft. Singles nicht. Das Musterapartment für Singles im dritten Stock der HDB-Behörde können Alleinstehende nur kaufen, wenn sie verwitwet oder Vollwaise sind. Alle anderen, auch die Geschiedenen, müssen warten, bis sie 35 sind.

Was die Altersgrenze für das Leben der Singles bedeutet, macht der Preis eines „Schuhkartons“ auf Singapurs privatem Immobilienmarkt klar: Dort kostet eine Zweizimmerwohnung zwischen 900.000 und 1,5 Millionen Singapur-Dollar (600.000 bis eine Million Euro).

Das Zwei-Zimmer-HDB, das der Staat baut, kann hingegen nach Abzug aller Zuschüsse im besten Fall nur 30.000 Singapur-Dollar (20.000 Euro) kosten – ein Dreißigstel des Preises auf dem Privatmarkt. Sie wäre gerne schon mit Mitte zwanzig bei ihren Eltern ausgezogen, sagt Rachel, doch eine Wohnung im Condo sei zu teuer gewesen.

Das ist der Unterschied etwa zu den besseren Förderbedingungen für Familien beim Wohnungskauf in Deutschland durch die KfW: Hier schließt der Staat die Singles nicht grundsätzlich vom Angebot aus. In Hongkong und Japan gibt es zwar staatlichen Wohnungsbau, der ebenfalls Familien bevorzugt. Doch der ist als Sicherheitsnetz für Arme konzipiert. In Singapur sind HDBs stattdessen Teil der Grundversorgung.

Bei der Suche nach den Gründen, warum die Stadt diese den Singles nicht gewährt, führt der Weg zu Rachels alter Grundschule. Die lag im Zentrum und ist längst geschlossen. Weil sie nicht mehr genügend Schüler hatte, wurde die Schule mit einer anderen zusammengelegt und beherbergt heute ein Seniorenzentrum. Die Klassenräume sind nun barrierearme Schlafzimmer mit Sturzsensor. Fast 50 Schulen hat Singapur in zwei Jahrzehnten zusammengelegt, weil die Geburtenrate sinkt.

Vor kaum etwas hat Singapurs Führung größere Angst als eine schrumpfende Bevölkerung. Flächenmäßig ist der Stadtstaat so groß wie Hamburg. Roh-

Bei den Eltern ausziehen können Singles im teuren Singapur oft erst ab 35. Unverheiratete schließt der gerühmte öffentliche Wohnungsbau lange aus.

Von Hendrik Ankenbrand stoffe oder andere natürliche Reichtümer gibt es nicht, aber sechs Millionen Menschen, die einzige Ressource im Land. Weil für diese der Raum zum Wohnen knapp sei, priorisiere man bei der Vergabe der günstigen HDB-Wohnungen Ehepaare und Familien, um Heirat und Elternschaft zu fördern, sagt die Regierung. Tatsächlich dürfte ohne Zuwanderung Singapurs Bevölkerung bald schrumpfen. 2025 fiel die Geburtenrate auf 0,87 Kinder pro Frau. Ein Jahr zuvor lag sie noch bei 0,97. Die Rate von 2,1, bei der die Bevölkerungszahl stabil bleibt, wies das Land zuletzt 1976 auf.

Eine „existenzielle Herausforderung“ stehe der Insel bevor, hat Vizeministerpräsident Gan Kim Yong im Februar gewarnt. Die Bevölkerung altert so schnell, dass es bald nicht mehr genügend junge Männer geben könnte, die den „kleinen roten Punkt“ zwischen Malaysia und Indonesien verteidigen. Allerdings geht die Geburtenrate nicht erst jetzt zurück, sondern bereits seit den achtziger Jahren. Singapurs Staatsgründer Lee Kuan Yew gab dem Land damals den Lösungsweg für das Problem vor und gründete eine staatliche Datingagentur.

Am Politikansatz, die Menschen zu mehr Kindern zu drängen, hat sich über die Zeit nicht viel geändert. Auf einer Hochschulveranstaltung vor fünfzehn Jahren, Lee Kuan Yew war bereits 87 Jahre alt, verhörte Singapurs Übervater die Doktorandin Joan Sim unter Gelächter und Applaus darüber, wie alt sie sei (27

2-room-Flexi oder 38 Quadratmeter vollmöbliert – so lautet das einzige Angebot, dass Singapurs Wohnungsbehörde HDB Singles macht. Doch nur sehr wenige haben überhaupt die Chance, eine solche Miniwohnung zu mieten. Fotos ddp, Hendrik Ankenbrand (3), Plainpicture

Jahre), wann sie promovieren werde (in zwei Jahren), ob sie verheiratet sei (nein) und ob sie wenigstens einen Freund habe (nein). „Mein Rat ist: Bitte vergeude keine Zeit“, sagte Lee. Familie sei „wichtiger und befriedigender als dein Doktortitel“.

Sim sagte später, sie sei „ziemlich schockiert“ gewesen. Doch wie sehr der Paternalismus Singapurs politischer Linie entsprach, machte ein Kommentar in der Staatszeitung „Straits Times“ klar, der den Titel trug „Nicht der Nanny-Staat macht Babys, sondern sich liebende Paare“. Was wie eine Kritik an Singapurs Bevölkerungspolitik klang, stellte sich als Abrechnung mit den Frauen der Metropole heraus, die sogar materialistischer eingestellt seien als Amerikanerinnen und trotz Annehmlichkeiten wie der in Singapur üblichen Hilfe von Großeltern und Nannys „Lohnerhöhungen und Prada“ dem Mutterglück vorzögen. Als Beweis, wie sehr sich die Singapurerinnen in ihrer Lebensplanung verirrt hätten, zog die Kommentatorin ausgerechnet das winzige Zwei-Raum-HDB heran: In einem solchen hatte sie fünf Kinder vorgefunden, die zwar weder Möbel noch Spielzeug gehabt hätten, aber hoffnungsvolle Eltern. Das Argument der Singles, die Stadt sei für Familien zu teuer, sei in Wahrheit nur vorgeschoben.

Die Mittdreißigerin Rachel verzieht über die Behauptung das Gesicht. Finanzberater beziffern die Kosten für ein Kind in Singapur bis zu dessen 18. Lebensjahr auf eine Spanne von 250.000 bis 500.000 Singapur-Dollar (170.000 bis 340.000 Euro): Windeln, Milchpulver, Arzt, Krippe, Klavierunterricht, Schule, Schwimmklasse, Essen, Kleidung, Transport. Vor allem Nachhilfe verschlingt Unsummen. Und das sind nur die materiellen Kosten. Die Soziologin Teo You Yenn hat im April ein Buch mit dem Titel „Unease“ veröffentlicht, eine Langzeitstudie über das Leben von 92 Singapurer Eltern. Am meisten habe sie schockiert, sagt Teo, dass die allermeisten Mütter und Väter keine einzige eigene Freizeitbeschäftigung gehabt hätten, weil ihnen im Stress zwischen dem Bringen zu Schule, Nachhilfe und Sport keine Zeit geblieben sei.

Kritik äußern nur die wenigsten laut

Dass diese Aussicht abschreckend wirkt, ist statistisch belegt. Im vergangenen Jahr war jeder vierte Singapurer ledig – deutlich mehr als fünf Jahre zuvor. Bei den Frauen war es jede fünfte. In der Zeit des Studiums habe sie ohnehin nie über Heirat nachgedacht, sagt Rachel. In den Beziehungen, die sie danach hatte, habe sie schlichtweg nie den Richtigen getroffen, mit dem sie das Wagnis einer Familiengründung eingehen wollte. Allerdings habe es einen weiteren Faktor gegeben, der dafür gesorgt hat, dass die Partnersuche nicht leichter gefallen sei: der Druck, wegen der Single-Regelung den Freund schnell heiraten zu müssen, um von zu Hause ausziehen zu können. „Der Staat verlangt, dass wir die Phase der ersten Unabhängigkeit von der Familie einfach überspringen und gleich die nächste Familie gründen.“ Zwar hätte sie theoretisch auch zur Miete wohnen können. Doch bei Mietpreisen von 2500 bis 3500 Singapur-Dollar im Monat (1700 bis 2400 Euro) war selbst eine „Schuhschachtel“ einfach nicht drin.

Kritik wie Rachel äußern die Singapurer Singles selten laut. So wie die Frau, die in ihrer Freizeit gerne liest und Pickleball spielt, wollen sich die Alleinstehenden, mit denen die F.A.S. über die Wohnungspolitik ihres Heimatstaats spricht, nicht mit richtigem Namen zitieren lassen. Viele sind von der Altersgrenze für den Kauf von HDB-Wohnungen genervt. Doch sie äußern auch Verständnis für die Sorge der Politik. Von Diskriminierung wollen nur die wenigsten sprechen. „Wir sitzen ja nicht auf der Straße“, sagt einer, der Ende zwanzig ist und ebenfalls noch bei seinen Eltern in der Wohnung lebt. „Ich fühle mich in meiner Freiheit nicht beschränkt.“

Das sieht Rachel ganz anders. Sie rechnet vor: Zwischen dem Pandemiejahr 2020 und 2025 sei der Wiederverkaufspreis für HDB um 55 Prozent gestiegen. Inzwischen hat sich das Preiswachstum stark verlangsamt. Trotzdem ist bei ihr das Gefühl geblieben, nicht nur um ihre Freiheit betrogen worden zu sei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t Singapurs Staat die Regeln für den Kauf von HDB durch Singles immer stärker gelockert. Neben den Zwei-Zimmer-Neubau-Apartments dürfen sie inzwischen auch größere Bestandswohnungen kaufen – ab 35 Jahren. An die Altersgrenze traut sich die Regierung nicht heran. Neben dem Ziel der Familienförderung, das sie nicht aufgeben will, fürchtet die Führung die Masse an Singles. Für diese könne man gar nicht schnell genug bauen, heißt es, zumal auch die zunehmende Anzahl an Senioren versorgt werden müsse.

Sie kenne Paare, die nur wegen der Altersgrenze geheiratet hätten, sagt Rachel. Man werde die Altersgrenze für HDB „überprüfen“, hat der zuständige Minister gerade im Parlament verkündet. Doch das hatte Rachel von dem Minister schon im vergangenen Jahr gehört.

FEUILLETON

Frauke Brosius-Gersdorf verhandelt ihren eigenen Fall. Das begründet sie damit, es gehe in ihm um die Demokratie, um den Rechtsstaat

und um die „Debattenkultur in unserem Land“. Die Potsdamer Rechtswissenschaftlerin sollte als Richterin an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erufen werden. Das verunglückte. Erst stimmte die CDU-Fraktionsspitze zu, dann lehnte es die CDU-Fraktion ab. Es waren politische Zweifel an ihren juristischen Überzeugungen aufgekommen, vor allem an denen zum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Wie immer war die Öffentlichkeit beteiligt, in der die unterschiedlichsten Ansichten zu Brosius-Gersdorf kursierten. Von ihnen wurden viele der Juristin nicht gerecht und setzten sich dennoch durch. So ist Politik.

War es ein schwerer Fehler?

Die Juristin lässt es nicht dabei bewenden. Sie ist erkennbar verletzt. Einmal durch die öffentlichen Schmähungen ihrer Person, von denen in ihrem E-Mail-Postfach ganz zu schweigen. Dann durch das juristische Laientum, das sich an ihren Überzeugungen erfolgreich abarbeitete. Wer kurz davor stand, eines der höchsten Ämter im eigenen Berufsfeld zu erlangen, und dann aufgrund von Affekten und törichten Behauptungen scheiterte, dem wird man das Gefühl zugestehen, ungerecht behandelt worden zu sein.

Doch ist „Wahl und Wahrheit“, das Buch, das sie jetzt geschrieben hat, nicht das Protokoll eines Gefühls. Für Brosius-Gersdorf hat der politische Prozess, indem sie nicht gewählt wurde, einen schweren Fehler gemacht. Eine Juristin könne nicht ihres „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s“ wegen als Richterin abgelehnt werden. Deshalb rollt sie das Geschehen noch einmal auf. Ausführlich erklärt sie das Verfahren der Richterwahl und zeichnet nach, wie sie scheiterte. Noch ausführlicher entfaltet sie ihre Positionen zur Abtreibung, die sie für manche Unions-Abgeordnete unwählbar machten. Sie selbst hält diese Position für „denklogisch“ geboten und sieht insofern in ihrer Ablehnung den Verstand, wenn nicht gar die Vernunft mit Füßen getreten. Ähnlich argumentiert sie in der Frage der Leihmutterschaft. Sie zu untersagen, verstoße gegen das Grundgesetz. Eigene Kapitel sind dem Parteiverbot gewidmet und der Frage, wie säkular der Staat ist, in dem wir leben.

Wir kommen auf die konkreten Argumente zurück. Zunächst aber ist von Interesse, wie sie vorgetragen werden. Brosius-Gersdorf wählt einen dezidierten Ton, der Kompromisse ausschließt. „Denklogisch“ sind Kompromisse Fehler, denn entweder gilt etwas, oder es gilt nicht. Rechtswissenschaft ist für Gersdorf auch dort, wo es um harte Fälle geht, eine deduktive Disziplin, das Grundgesetz ein konsistentes Gebilde, das zu einem bestimmten Termin zu eindeutigen Entscheidungen führt. Wenn das Verfassungsgericht divergente Urteile fällt, geht das auf Zeitumstände zurück.

Bei der Lektüre ihres Buches kommt deshalb mitunter die Frage auf, wozu es der Richter überhaupt noch bedarf, wenn im Grunde eine Rechenmaschine urteilen könnte. Zwar hält Brosius-Gersdorf fest, der Verfassungstext sei „zukunftsoffen“ und „atmend“, die Rechtswissenschaft keine exakte Disziplin. Aber wenn es um konkrete Rechtsfragen wie den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geht, sieht sie wenig andere Deutungsmöglichkeiten als die eigene. Die bisherige Rechtspraxis sei widersprüchlich und darum abzulehnen. In der Dreiviertelstunde, in der sie in einer Talkshow ihre Position vertrat, dürfte in der Fernsehgeschichte das Wort „wissenschaftlich“ am häufigsten gefallen sein.

Das berührt den Kern des Falles. Brosius-Gersdorf hatte in ihm mehrere Rollen: Wissenschaftlerin, prospektive Richterin, öffentliche Person. Ein eigenes Kapitel widmet sie dem Unterschied zwischen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prechung. Richter treten zurückhaltend auf, Professoren verschlägt es schon einmal in Talkshows. Sie tragen „ihr Wissen in die Gesellschaft hinein“. Außerdem warten sie nicht auf Fälle, sondern suchen sich ihre Forschungsarbeit selbst.

Frauke Brosius-Gersdorf scheiterte bei der Wahl für das höchste Gericht. Jetzt rollt sie ihren eigenen Fall in einem Buch noch mal auf. Von Fürgen Kaube

Richter beraten hinter geschlossenen Türen, Wissenschaftler diskutieren öffentlich.

Einen anderen Unterschied berührt sie kaum. Gerichtsurteile sind keine angewandte Wissenschaft, schon weil sie einzelne Fälle betreffen. Was die Rechtswissenschaft sagt, wird zu ihnen hinzugezogen, determiniert aber nicht die Entscheidungen. Begründungen werden nach dem Urteil geschrieben, nicht vorher, und die alte Einsicht, ein Urteil sei richtig, wenn ein anderer Richter es genauso gefällt hätte, trifft soziologisch zu.

Hinzu kommt: Die Berufung der Verfassungsrichter ist ein genuin politischer Akt. Sie werden nicht von der Vereinigung der Staatsrechtslehrer bestellt, sondern von den Parteien nominiert, und es wird in den Parlamenten über sie abgestimmt. Erwünscht ist informellerweise nur ein Respekt vor den juristischen Leistungen der Nominierten.

Brosius-Gersdorf meint jedoch, in ihrem Fall habe es sich um eine unsachliche Politisierung der Richterwahl gehandelt. Das zielt auf den öffentlichen Streit um ihre Rechtsmeinungen. Ablehnungen nominierter Kandidaten gab es allerdings schon mehrfach. Anders, als Brosius-Gersdorf es nahelegt, funktionierte der Prozess der Richterwahl nicht immer „reibungslos“. Sie weiß es besser, denn ihr eigener Lehrer, Horst Dreier, erfuhr ebenfalls nach Aufruhr verschiedener Medien, auch in dieser Zeitung, er relativiere die Menschenwürde, eine solche Ablehnung.

Wer Politik und Öffentlichkeit aus der Richterwahlentscheidung heraushalten wollte, wäre naiv. Wer die Beteiligung der Öffentlichkeit nur für wünschbar erachtet, wenn es sich um eine juristisch gebildete Öffentlichkeit handelt, ähnelt denen, die sich wünschen, das positive Recht orientiere sich an einem ungeschriebenen Naturrecht. Sich eine politische Wirklichkeit vorzustellen, in der es weder die „Bild“-Zeitung und ihre Ableger noch Abgeordnete gibt, die sie lesen, greift an der Demokratie vorbei. Man kann es für misslich halten, aber mehr als der Versuch, die eigenen Argumente zu schärfen und rhetorisch geschickt in die Debatte einzuführen, steht nicht zu Gebot. Eine Richterwahl lässt sich nicht wissenschaftlich erzwingen.

Ihre Argumente zum Schwangerschaftsabbruch hält Brosius-Gersdorf für zwingend und trägt sie in ihrem Buch mehrfach vor. Verkürzt lauten sie so: Menschenwürde darf nicht abgewogen werden. Also kann die Entscheidung zwischen der Freiheit der Mutter und dem

Die Potsdamer Rechtswissenschaftlerin und Autorin Frauke Brosius-Gersdorf Foto Picture Alliance

Leben des Embryos keiner Würdeabwägung folgen. Also kann dem Embryo keine Würde, sondern nur ein Lebensrecht zugeschrieben werden, das mit den Grundrechten der Mutter stufenweise abgewogen werden kann. Der Kompromis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die frühe Abtreibung sei „rechtswidrig, aber straffrei“, enthalte einen Widerspruch.

Tatsächlich wird Ärzten die Berufsfreiheit zugestanden, rechtswidrige Handlungen vorzunehmen. Trotz Rechtswidrigkeit ist es Dritten untersagt, ihnen in den Arm zu fallen. Es erfolgt Lohnfortzahlung für Frauen, die sich für eine Abtreibung entscheiden. Nur die AOK kommt nicht für die Kosten auf. Das alles klingt tatsächlich nicht konsistent. Doch könnte es nicht sein, dass hier Widersprüche in Kauf genommen werden, weil der Rechtsfriede wichtiger ist als das „denklogisch“ befriedigende Argument? Wir denken an Richard Rortys Satz, die Demokratie sei wichtiger als die Wahrheit. Das Leben sei nicht logisch, hat Horst Dreier an dieser Stelle formuliert (F.A.Z. vom 14. August 2025). Darin liegt keine Kapitulation des Verstandes, sondern eine seiner möglichen Einsichten.

Für Brosius-Gersdorf ist Menschenwürde gleichzusetzen mit der Ausübung von Freiheit. Hier hat sie durchaus Sätze aus Karlsruher Urteilen auf ihrer Seite. Kann es dann einen Freiheitsgebrauch geben, der andere nicht schädigt und dennoch Würdefragen aufwirft? Brosius-Gersdorf verneint das. Hieraus entspringt ihre Ablehnung des Verbots von Leihmutterschaft. Wenn Würde und Freiheit zusammenfallen, müsste auch der freiwillige Verzicht auf Freiheit durchweg würdevoll erfolgen können. Zwischen üblichen Arbeitsverträgen, Prostitution, Mitgliedschaft in einem Orden, Organhandel und Selbstversklavung gäbe es keinen Unterschied.

Der Embryo, der durch die Abtreibung maximal geschädigt wird, kann Freiheit selbst nicht ausüben. Wenn Würde allgemein an eine Praxis der Selbstdarstellung gebunden wird, ist es bedeutsam, dass auch dieser Aspekt für ihn ausfällt. Gerade weil er sich nicht äußern kann, soll er geschützt werden. Das macht die Argumentationen in der Frage der Abtreibung zusätzlich schwierig. Wer, wie Brosius-Gersdorf, Würde erst ab Geburt gegeben sieht, muss sich fragen lassen, weshalb sie im Kreißsaal schon vorliegen soll. Inwiefern ist das Neugeborene denn autonom? Es liegt auf der Hand, dass wir auch hier mit Fiktionen arbeiten und dass an die Abtrennung der Nabelschnur oder die akustische Präsenz der Neugeborenen nur schwer „denklogische“ Folgerungen geknüpft werden können.

Für den Fall Brosius-Gersdorf ist das insofern von Bedeutung, als es auf zahlreiche Probleme und Paradoxien hinweist, die in Würdefragen enthalten sind. Einem schlichten Liberalismus autonomen Freiheitsgebrauchs stellen sie sich nicht. Sie treten insbesondere nicht hervor, wenn behauptet wird, in der Kritik an Brosius-Gersdorf sei einfach nur das juristisch uninformierte Desinteresse an klaren Denkergebnissen wirksam gewesen. Nicht zu bestreiten ist die Kampagne, die sich gegen sie richtete. Nicht zu bestreiten sind auch die affektiven Impulse gegen eine angeblich linke, tatsächlich aber nur forciert liberale Juristin. Wer fürchtete, nach ihrer Wahl sei mit einem Karlsruhe à la mode de Brosius-Gersdorf zu rechnen gewesen, hat das Verfassungsgericht nicht verstanden. Den dortigen Richtern hätte es wohl wenig imponiert, wenn jemand mit dem Anspruch aufgetreten wäre, die Denklogik im Singular auf ihrer Seite zu haben.

Insofern könnte das Scheitern von Brosius-Gersdorf auf Kampagnen und Dummheit und politischem Ungeschick beruht haben. Aber auch auf der Konfrontation einer sehr entschieden auftretenden Juristin in einem Moment, in dem kompromisslose Entschiedenheit gerade nicht gefragt war. Ihr Buch ist als Dokument dieses Konflikts überaus instruktiv.

Frauke Brosius-Gersdorf: Wahl und Wahrheit. Was unser Grundgesetz gefährdet und wie wir es schützen". Verlag Droemer Knaur, 352 Seiten, 24 Euro.

Sport Seite 41

MAGA will Dolly für sich Wie die Sängerin nach ihrem Tod politisch vereinnahmt wird.

Die Demokratischen Sozialisten Amerikas (DSA) erinnerten an Dolly Parton als Kämpferin für die Schwächsten, Präsident Donald Trump ließ nach dem Tod der Sängerin für eine Woche die Fahnen auf halbmast setzen. Auf den ersten Blick könnte man das für einen bemerkenswerten Moment der Einigkeit in einem Land halten, das gern als gespalten beschrieben wird.

Doch Trump und seine Anhänger versuchen vor allem, Parton für sich zu beanspruchen, indem sie verschweigen, was nicht in ihr Bild passt. „Sie mochte mich wirklich gern“, behauptete Trump gegenüber dem Moderator Glenn Beck. Er deutete an, die Sängerin habe ihre Sympathie für ihn nicht gezeigt, um keine Fans zu verlieren. Dolly Parton hatte sich häufig dagegen gewehrt, politisch vereinnahmt zu werden. Zweimal hatte Trump ihr di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angeboten, aber sie nahm nicht an, aus persönlichen und pandemiebedingten Gründen. Später sagte Parton, dass sie den Orden aber auch von Joe Biden nicht akzeptieren werde, da das so aussehe, als mache sie Politik.

Unpolitisch war die tief gläubige Sängerin nur in dem Sinn, dass sie parteipolitische Vereinnahmungen ablehnte. Ihre Werte drückte sie deutlich aus. Sie unterstützte etwa die Rechte queerer Menschen, betonte, diese seien genauso richtig und so zu lieben, wie sie seien. Und 2020 sagte Parton auf eine Frage zur „Black Lives Matter“-Bewegung: „Natürlich zählen Schwarze Leben, glauben wir, dass nur unsere kleinen weißen Ärsche zählen?“

Sie stand oft an der Seite der Schwächsten, spielte 1980 mit Jane Fonda im Film „9 to 5“ über die Diskriminierung von Frauen am Arbeitsplatz mit. Auf Partons gleichnamigem Album fand sich neben Songs über Kohlearbeiter und Tagelöhner auch eine Aufnahme von Woody Guthries „Deportee (Plane Wreck at Los Gatos)“. Das Lied handelt von abgeschobenen mexikanischen Arbeitern, die 1948 bei einem Flugzeugabsturz starben. „Manche von uns sind illegal und manche nicht gewollt“, hieß es darin, und: „Sie jagen uns wie Gesetzlose.“

Die MAGA-Bewegung hat „Massenabschiebungen“ wiederum zu ih-

Trauer um die große Sängerin Dolly Parton (1946–2026) Foto Reuters

rem politischen Markenkern gemacht. Auch deshalb lässt sich Parton von rechts nur mit Allgemeinplätzen vereinnahmen, die sie als christliche Südstaatlerin beschreiben, die Liebe für alle predigte – die praktischen Konsequenzen dieser Liebe muss man aus dem Bild schneiden. Prompt versuchte auch Ivanka Trump, sich die moralische Autorität der Verstorbenen auszuleihen. Sie zitierte in einer Würdigung online, was Parton 2023 zur Zusammenarbeit mit dem MAGA-Favoriten Kid Rock gesagt hatte: „Ich kritisiere und verdamme nicht, ich liebe und akzeptiere.“ Dafür kassierte Trumps Tochter Spott und Kritik, denn für Liebe und Akzeptanz gegenüber Einwanderern, Transpersonen oder Armen ist MAGA schließlich nicht bekannt. Vielleicht haben die Trumps Schwierigkeiten, Partons Worte einzuordnen. Akzeptanz und Liebe bedeuteten für die Sängerin nicht, Kid Rocks politische Ansichten zu übernehmen. Sie stand gegen den Reflex auf, Menschen wegen politischer Differenzen zu hassen. Frauke Steffens

LOST AND FOUND

Weinkerwe mit den „Desperados“

Von Katja Petrowskaja

E s fing damit an, dass ein Schriftsteller, den ich nicht persönlich kannte, mich bei einer Party fragte, ob ich Wein möge. Ehrlich gesagt, habe ich jahrelang auf eine solche Frage gewartet, und so hat es mich nach Deidesheim verschlagen, eine alte Kleinstadt an der Weinstraße, mit 3700 Einwohnern, also ungefähr einem Tausendstel der Einwohnerzahl von Berlin oder meiner Heimatstadt Kiew. Ich habe nur „Ja“ gesagt, und wurde zur Deidesheimer Turmschreiberin. Niemand weiß wirklich, was das bedeutet. Muss man über den Turm von Deidesheim schreiben? In dem Turm schreiben, mit Blick auf den Garten? Die Stadt verteidigen? Einfach Wein trinken? Klar ist nur, dass man in den Besitz eines Schlüssels, eines Turms, und in den Genuss von Wein kommen soll, fast dazu verpflichtet wird. Die Idee war so neu und so schräg, dass ich dachte: Die Zukunft findet doch statt.

Noch nie war ich in der Pfalz. Weintrinken habe ich mir vor Jahren in Georgien prächtig antrainiert, auch selbst Wein produziert – eine uralte, tief in der Mythologie verankerte Tätigkeit. Ich habe zwölf Bücher mitgenommen und bin losgefahren. Ich kam ausgerechnet mitten in die Weinkerwe, ein Weinfest, das wie ein mittelalterlicher Karneval tobte. Die ganze kleine Stadt trank Schorle aus riesigen Schoppengläsern, an den Ständen an der „Woigass“, der pfälzischen Weingasse, in die sich die ganze Bahnhofstraße verwandelte. In den Weingütern, in den Höfen wurden lange Tische aufgestellt. Ich wurde mitgenommen, reingezogen. In jeder Gasse wurde Musik gespielt, die Deidesheimer vermischten sich mit zahlreichen Touristen, die Menge sah so gepflegt und sonnengebräunt aus, als hätte sie ein halbes Jahr auf Mallorca verbracht. Es ging nicht ohne Saumagen – und den bekam man irgendwie wirklich –, es wurde die lokale Hymne mit den „Desperados“, lokalen Altrockern, gesungen. Die jungen Männer in Fracks und Zylindern, sogenannte Kerwebuwe, Junggesellen, sind so etwas wie Sicherheitskräfte, ein bisschen Zeremonienmeister und auch die Narren der Kerwe. Sie schützen junge Frauen (wurde mir erklärt, ich habe sie nur flirten sehen), singen pfälzische Lieder, und halten auf reinem Pfälzisch die Kerweredd, einen etwas spöttischen Kommentar zu den Ereignissen der Stadt und der Politik. Ich lernte noch die Deidesheimer Weinprinzessin kennen, dann die pfälzische Weinkönigin und dann den Bürgermeister, und sah, wie mein Leben sich, leicht benebelt, langsam ordnete.

Es gab auch magische Anblicke. Zu Anfang der Kerwe haben die Buwen in der Mitte des Marktplatzes eine hohe Fichte aufgestellt, Kerwebaum genannt, mit einem langen Stamm und einer kleinen geschmückten Krone – sie sah wie eine Palme aus. Die Krone schwebte zwischen den Kirchentürmen und Sternen über der Stadt und segnete das Fest. Dabei ist das Ganze nicht ohne politische Träumerei, denn auf dem Marktplatz befindet sich das historische Rathaus und das berühmte Hotel „Deidesheimer Hof“, in dem Helmut Kohl Margaret Thatcher, Michail Gorbatschow und andere Politiker empfangen hat. Das ist nur eine historische Notiz, doch für mich wurde es plötzlich zu einer bitteren Erinnerung an die nun gescheiterten Visionen der Welt von damals. Zufällig habe ich in der Mitte des Festes ein Buch Michael Gorbatschows aus dem Regal der Hotelbibliothek gezogen: „Nie wieder Krieg!“, von 2016. Hat der legendäre sowjetische Staatschef den damaligen Krieg nicht bemerkt? Ich fragte mich kurz, was ich hier tue, und ob ich vom heutigen Krieg, gerade jetzt, da es in den letzten Wochen dramatischer geworden ist, mich hier seelisch „beurlauben“ darf. Auch in Deidesheim habe ich hier und da ukrainische Geflüchtete und ihre Spuren gesehen: zwei Frauen aus Odessa, die im Café arbeiteten, auch hier gibt es Ukraine-Hilfe, dann sah ich in Winzereien den „Ukrainischen Honigkuchen“ – ja, bekanntlich bereichern Kriege das Kulinarische.

Am Ende der Kerwe wird der Baum mit vielen Sprüchen und Ritualen begleitet, von den Kerwebuwen zu den Klängen eines Blasorchesters abgesägt und wie ein hochgeehrter Toter zum Heimatabend ins Weingut Winning gebracht. Aber das Leben geht weiter! Am Heimatabend ist die halbe Stadt dabei, Jung und Alt, in einen Hof des Weinguts hineingepresst, eine bunte Mischung von Menschen, die man sich in einer Großstadt kaum an einem Tisch vorstellen kann. Die Krone wird versteigert und die halbe Stadt nimmt an der Auktion teil. Das Geld geht an die Kerwebuwen, die zwei Wochen für das Fest „schuften“. Die „symbolische“ Krone wird meistens von den großen Weingütern gekauft (in Deidesheim gibt es drei), aber in diesem Jahr war es ein Lehrer der lokalen Schule, der alle überbot und die Buwen in die Schule einlud, um den Kindern die pfälzischen Lieder beizubringen – eine geschickte Methode, um den Dialekt zu pflegen. Und obwohl ich wusste, dass ich nur eine Paradenseite des Lebens hier sehe, war ich kurz vom erstaunlichen Zusammenhalt der Gemeinde, vom Gefühl der Gemeinschaft ergriffen, das man aus einer großen Stadt kaum kennt.

Mähen, mauern

Die Videospiele-Messe Gamescom ist eröffnet, die größte und wichtigste Games-Veranstaltung der Welt. Und jedes Jahr wieder ist man erst einmal entsetzt über die Hemdsärmeligkeit der „Opening Night Live“, mit der die Koelnmesse dieses Ereignis einleitet. Jedes Jahr wird der ansonsten völlig unbekannte kanadische Moderator Geoff Keighley eingeladen (und das, obwohl Deutschland den wirklich guten Gamer und Schauspieler Uke Bosse hätte, der oft den Deutschen Computerspielpreis moderiert). Und dann steht Keighley auf einer großen Bühne und spielt zwei Stunden lang einfach nur die Trailer der wichtigsten neuen Games ab und lacht dazu.

Auf der Gamescom in Köln sehen fast alle neuen Spiele phantastisch aus. Aber vor Langeweile schützt das trotzdem nicht.

Uninspirierter geht es kaum, und das sagt womöglich viel über die erfolgreichste Unterhaltungsindustrie unserer Zeit: Es gibt allerhand zu sehen! Aber die Selbstsicherheit und den Glamour, mit dem etwa Buch- oder Kinobranche sich selbst feiern, sucht man hier vergeblich.

Das könnte auch daran liegen, dass es zuletzt Krisenstimmung und Entlassungswellen in der Branche gab. Aufwendige Spiele haben heute oft Budgets um 300 Millionen Dollar, das können sich nur wenige Firmen leisten, und die sind vorsichtig. Experimente sind rar, und so sieht „Metro 2039“, das dieses Jahr zu den wichtigen Neuheiten gehört, zwar großartig aus: Es ist aber nur der neue Teil einer Reihe und spielt sich ge-

Büsten in der Eingangshalle der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in London
Foto Mauritius

Wen zeigt man und wen nicht?

Das Deutsche Historische Museum plant eine Porträtausstellung, die Wolfram Weimer gerne zum Grundstein einer deutsche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machen würde. Ist das eine gute Idee? Von Julia Encke

Kulturstaatsminister Wolfram Weimer hat, als er zu Besuch bei dem britischen Architekten Norman Foster in London war, di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für sich entdeckt. Seitdem träumt er von einer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in Berlin, einer deutschen Version des britischen Museums. Dem „verengten völkischen Geschichtsbild“ der AfD will er so ein „selbstbewusstes demokratisches Narrativ“ entgegensetzen, wie er in einem Interview in der „Welt am Sonntag“ ankündigte. Ein Anfang sei auch schon gemacht: eine Ausstellung über „Porträts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ie das Deutsche Historische Museum für den 7. April 2028 im Pei-Bau ankündigt, sei ein erster Schritt, mit dieser Idee „voranzukommen“: Der australische Historiker Christopher Clark „wird eine erste Ausstellung kuratieren“, so Weimer im selben Interview. „Sie soll anhand prägender Persönlichkeiten zeigen, wie vielfältig die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st. Daraus könnte langfristig ei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ach britischem Vorbild werden.“ Ist das eine gute Idee?

Wer das 1856 gegründete Museum am Trafalgar Square in London betritt, ist erst mal hingerissen. Denn was die Besucherinnen und Besucher hinter dem prächtigen Portal und der schwarz-weiß gehaltenen Eingangshalle erwartet, die einen zunächst an Bronze- und Marmor-Büsten entlangführt, ist weit weniger staatstragend, als der Name dieser Sammlung vermuten lässt, die ein „lebendiges Porträt Großbritanniens“ anhand von Porträts zeichnen will, von weltbekannten Ikonen bis hin zu stillen Helden, Persönlichkeiten, die das Land geprägt haben und weiterhin prägen. Di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bezaubert vor allem durch das Durcheinander, das man hier vor Augen hat, durch kalkulierte Unfälle der Nachbarschaft, weil Stile und Kunstformen, einander zugeordnete Größen und Darstellungsweisen oft gar nicht zusammenzupassen scheinen.

So kommunizieren Francis Bacons Porträtstudien über Lucian Freud, Paul Brasons Öl-Gemälde von Margaret Thatcher auf dem Parteitag der Konservativen 1982 in Brighton und ein Bowie-Gemälde von Stephen Finer auf einem Flur miteinander, Bilder, die auf den ersten Blick nicht mehr teilen als Zeitgenossenschaft. Vielfalt wird auf diese Weise nicht nur wirkungsvoll in Szene gesetzt, sondern oft auch mit Humor. Dass in diesem Sommer die Sonderausstellung dieser „nationalen“ Sammlung Marilyn Monroe gewidmet ist – also einer Amerikanerin –, sagt darüber hinaus viel über die offene Ausrichtung des Hauses.

Aber geht das auch in Deutschland? Und ist das Modell einer solchen Sammlung übertragbar? Sieht mal einmal von sehr grundlegenden Fragen ab, woher die finanziellen Mittel für eine Porträtssammlung nach britischem Vorbild kommen sollen und wie der Kulturstaatsminister die Umsetzung eines solches Projekts gewährleisten will, wo er doch angekündigt hat, nach einer Legislaturperiode aus dem Amt des Beauftragten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Kultur und Medien wieder ausscheiden und in die Medien zurückkehren zu wollen, stellt sich auch die Frage nach dem Ort einer solchen Sammlung. Weimer selbst schwebe das Humboldt Forum vor, hört man aus dem BKM, was offiziell allerdings nicht bestätigt wird. Das würde noch mal eine ganz eigene Debatte in Gang bringen.

Die ankündigenden Worte des Präsidenten der Stiftung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Raphael Gross, klingen ganz anders. Denn Gross stellt bezeichnenderweise erst einmal nur Fragen: Historische Gemälde zeigten vor allem, wie man Geschichte sehen wollte, und nicht zwingend, wie sie war oder tatsächlich aussah. Damit sei man schon mitten in aufregenden Fragen der Bewertung, Einordnung und Präsentation deutscher Geschichte in Porträts angelangt: „Wie etwa gehen wir mit den heroisierenden Porträts von Herrschern und Herrscherinnen um? Wie finden wir die Balance, dass wir keinesfalls Geschichte allein von oben erzählen? Wie gehen wir mit der NS-Zeit um?“

Viel wichtiger aber ist, wen man in einer solchen Porträtsammlung zeigt – und wen nicht. Der Kulturstaatsminister sieht in der für 2028 geplanten Ausstellung „Porträts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im Deutschen Historischen Museum, das dem Bund untersteht, in dieser Hinsicht offenbar eine Art Testballon: Die „Porträt-Galerie“, wie Weimer die Ausstellung einfach schon mal nennt, solle sichtbar machen, dass „die langen Linien unserer Geschichte untrennbar mit dem Wirken von Menschen verbunden“ seien, deren „Erbe sich in der Vielfalt, den Facetten und auch den Widersprüchen unserer Geschichte“ widerspiegele. „Von diesem faszinierenden Projekt erhoffe ich mir wichtige Impulse für das Geschichtsbewusstsein und eine lebendige Erinnerungskultur“, lautet ein Statement des Kulturstaatsministers auf der Website des Museums.

Müsste aus solchen Überlegungen nicht notwendigerweise folgen, dass das Genre des Porträts für die Darstellung ganzer Kapitel deutscher Geschichte das falsche ist? Es sei kein Wunder, dass – wie der Historiker Clark feststellt – es „in Deutschland bisher kein Projekt wie die Londoner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gegeben“ habe. Lässt man ein solches Projekt unter solchen Voraussetzungen dann nicht besser lieber gleich? „Porträts! Überraschende Begegnungen von Botticelli bis Lempicka“ heißt eine Ausstellung, die die Gemäldegalerie ab Mitte Oktober in Berlin zeigt. Reicht eine Schau ohne nationalstaatliche Vorzeichen nicht aus, die so auch eine Leichtigkeit transportieren könnte, wie man sie auch in London schätzt?

In einem Gastbeitrag auf „Zeit online“ hat die Kunsthistorikerin Julia Voss, die die Porträtausstellung zusammen mit Christopher Clark kuratieren soll, in dieser Woche noch mal erläutert, wie besessen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von Porträts waren: „Eine Flut von Gemälden und Fotografien zeigte Amts- und Funktionssträger von Partei und Staat, vom Hitlerjungen und SA-Mann bis zum NS-Führungspersonal. Führerbüsten in allen Größen, aus Porzellan oder Bronze, wurden zur Massenware. Künstler versuchten ihre Karriere mit Hitler-Porträts in Schwung zu bringen.“ Als nach 1945 im Auftrag des US-amerikanischen Kriegsministeriums in Deutschland Tausende Kunstwerke der NS-Zeit konfisziert wurden, darunter auch viele NS-Porträts, sei die bald „German War Art Collection“ genannte Sammlung nach Washington gebracht worden. Die Porträts der NS-Eliten seien von den umfänglichen Rückgaben nach Deutschland, die bis in die Achtzigerjahre erfolgten, ausgenommen worden. „Offensichtlich trauten die Amerikaner den Bildern weiter zu, Schaden anzurichten. Sie blieben im Depot in Washington“, so Voss.

Clark war es auch, der ins Spiel gebracht hat, dass „auch unbekannte Menschen“ Teil der Ausstellung werden könnten, „wenn von ihnen packende Porträts überliefert sind“. Doch lassen sich die schwarzen Löcher historischer Abgründe nicht mit denen füllen, die bisher zu kurz gekommen sind. Zugleich ist es ja gerade die Prominenz der dargestellten Personen, die in London den großen Reiz ausmacht, weil die Bekanntheit für die Betrachtenden Anknüpfungspunkte schafft, die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jeweiligen Darstellung anregen.

nau wie die Vorgänger. Für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4“ und viele andere gilt das erst recht. Man hat beim Anspielen oft das ermüdende Gefühl, alles schon zu kennen. Trotzdem ist das Interesse in Köln groß, und Menschen stehen stundenlang für die Spiele an. Die Gamescom umfasst zum ersten Mal das ganze Messegelände in Köln – obwohl Sony Playstation überhaupt nicht da ist und das sehnsüchtig erwartete „GTA6“ auch nicht.

Spaziert man durch die Hallen, fallen immer wieder bekannte Namen ins Auge: Was in der Popkultur eine Rolle spielt, gibt es heute auch als Game – „Wolverine“, „Dune“, „Star Wars Galactic Racer“ oder eben die „Metro“-Buchreihe von Dmitry Glukhovsky. Es wirkt, als wollten Videospiele zurzeit alles noch einmal auf ihre eigene Art erzählen. Sogar das Alltagsleben: Bau-Simulator, Bus-Simulator und Farming-Simulator nehmen gigantische Bereiche der Messe ein. Mähen, ernten, mauern, fahren – das ist erstaunlich und ein bisschen lustig, aber innovativ als Spiel ist es nicht.

Dass das ganze Projekt auch vom „verengten völkischen Geschichtsbild“ der AfD vereinnahmt werden könnte, anstatt diesem etwas entgegenzusetzen, deutete sich eigentlich schon an, als nach den Äußerungen des Kulturstaatsministers ein Kommentator der „Welt“ jubelte und das Deutsche Historische Museum für sein „aufgeklärtes, differenziertes, positives deutsches Nationalbewusstsein“ feierte. Das sei: „K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in einem Land, das sich lieber in routiniertem Schuldkult ergeht“ – ein Begriff, den Rechtspopulisten und Vertreter der Neuen Rechten verwenden. Er sollte allen Beteiligten eine Warnung sein.

Überraschungen gibt es eigentlich nur bei den sogenannten Indies, den unabhängigen und oft kleinen Entwicklerstudios. „Grandma(88)“ etwa wird von einem nicht einmal zehnköpfigen Team in Leipzig gemacht: Es erzählt von einem Familien- und Generationenkonflikt dreier Frauen: Großmutter, Tochter und Enkelin. Wenn da die Oma im Krankenbett von einer Kindheitserinnerung erzählt, öffnet sich plötzlich der Raum, und die Klinik wird zu einem Garten, auf einmal geht man dann nahtlos in ein Stück der Vergangenheit hinein – der freie Umgang mit Raum und Zeit, Traum und

Realität ist genau das, was Videospiele einzigartig machen kann. Trotz der Retro-Pixeloptik ein phantasievolles Kunstwerk.

Ebenfalls aufregend wirkt „Neo Berlin 2087“, da wird die Stadt Berlin zu einem Moloch der Zukunft, das Game verlegt sozusagen „Blade Runner“ an die Spree. Man kann sich in Erinnerungen anderer Menschen hineinhacken und spielt dann kurz immer wieder andere Figuren. Kurzum: Es gibt großartige Ideen. Aber sie haben es nicht leicht. Das Grandma-Spiel hat gar keinen Publisher, der es verlegen und bewerben möchte. Das ist enttäuschend. Manchmal möchte man die Hoffnung aufgeben und in die (dieses Jahr hinter den Kulissen viel gehörte) Klage einstimmen, dass die Chinesen bald alles übernehmen und es keine guten Ideen mehr gibt.

Mit dem Farmingsimulator kann man Bäuerin spielen.
Foto Inga Klöber

Und dann stößt man auf die „Nex Playground“, eine ganz neue Spielkonsole! Gezeigt wird sie Fachbesuchern in einem Hotel neben der Messe, im Oktober kommt sie auf den deutschen Markt. Das Gerät ist kaum größer als ein Zauberwürfel, man schließt es an den Fernseher an und spielt davor stehend, gern zu zweit, eine Weitwinkel-Linse erfasst die Körper und überträgt Bewegungen ins Game.

So kann man Pac-Man durch Wedeln und Gestikulieren steuern, als Sonic über eine Rennstrecke rasen, indem man sich nach links oder rechts lehnt, oder mit der koreanischen Band BTS tanzen. Alles ist jugendfrei, es gibt keine Gewalt, keine Chats, kein Social Media, keine Onlinefunktionen. Herrlich entspannend! So einfach und so schön kann eben auch alles sein. THOMAS LINDEMANN

Dana Vowinckel in Berlin, Ende August 2026 Foto Paulina Hildesheim

Wer sind denn wir? Ich kenne nur mich.

Um ihr Debüt rissen sich die Verlage, jetzt erscheint der zweite Roman der Berliner Autorin Dana Vowinckel. In „Anton und Alma“ geht es um Berlin, Erwachsenwerden, jüdisches Leben. Und darüber, wie dazwischen noch Liebe möglich ist. Ein Porträt. Von Tobias Rüther

Seit niemand mehr nach Hauptstadtromanen ruft, erscheinen die ständig. Zwei davon hat Dana Vowinckel seit 2023 geschrieben, die in Berlin geboren wurde, in Kreuzberg aufgewachsen und in Schöneberg zur Schule gegangen ist, als Tochter zweier Zugezogener, die beide ihre Herkünfte hinter sich ließen, um in der Hauptstadt das zu finden, was sie suchten. In ihren Romanen erzählt Dana Vowinckel, Jahrgang 1996, davon, wie Kinder solcher Eltern durch Berlin navigieren und die Stadt zu ihrem Dorf machen.

So könnte ein Porträt über Dana Vowinckel beginnen, um deren Debüt „Gewässer im Ziplock“ sich die Verlage rissen. Erschienen ist es dann 2023 bei Suhrkamp, genau wie ihr neuer Roman „Anton und Alma“, der seit Freitag in den Buchläden und auch auf der Longlist des Deutschen Buchpreises steht. Man könnte aber auch so anfangen: Dana Vowinckel hat zwei Romane geschrieben, deren erzählerische Souveränität stark ist, weil es ihr gelingt, vom Gefälle zwischen Eltern und Kindern, vom Chaos, Glück und den Konflikten des Erwachsenwerdens zu erzählen, auch in der ersten richtigen Liebesbeziehung.

Aber vielleicht ist das am besten: Dana Vowinckel ist die Tochter eines jüdischen Vaters aus Chicago und einer protestantischen Mutter aus Bielefeld, die sich in Israel kennengelernt und ihr Kind in Berlin großgezogen haben. In ihren Romanen hat Vowinckel vom jüdischen Leben zwischen Deutschland, USA und Israel erzählt, pendelnd zwischen den Orten, wechselnd im Fokus auf kulturelle und religiöse Prägungen und generationale Konflikte, all das in einer Prosa, die schwer und leicht zugleich ist, eine Art hochkomplexe Strandlektüre, die Religion, Geschichte und heartbreak im Wechsel verhandelt.

Am Ende fängt man aber einfach damit an, wie Dana Vowinckel an einem Spätsommertag ins Berliner Restaurant kommt und im Gespräch über „Anton und Alma“ und „Gewässer im Ziplock“ selbstbewusst und selbstironisch zugleich die konzeptuellen Entscheidungen benennt, die ihren beiden Romanen vorangingen. Und die sich nicht scheut, auch über ganz große Motive zu sprechen, die sie bearbeiten will.

„Gewässer im Ziplock“ erzählte 2023 von Margarita, die bei ihrem israelischen Vater Avi aufwächst, der Kantor einer Berliner Synagoge ist, in den Sommerferien erst zu ihren Großeltern nach Chicago und dann zu ihrer Mutter nach Jerusalem reist und so gar nicht klarkommt damit, wohin sie gehört, familiär, kulturell. Margarita ist zwar erst 15, aber sie muss ganz schön viel an Politik verkraften – und dass Lior aus Tel Aviv sie nicht so gut findet wie sie ihn und Nico aus Berlin ihr nicht textet.

Der neue Roman handelt jetzt von Anton, Sohn einer jüdischen intellektuellen Schöneberger Familie, und von Alma, die aus eher kleinbürgerlichen Verhältnissen in Biesdorf im Osten der Stadt kommt. Davon, wie sie sich im Frankreich-Schulaustausch kennenlernen, Jahre später im Studium wiedertreffen, da sind beide Mitte zwanzig, und ein Paar werden, aber zerbrechen, weil Anton in New York promovieren will und Alma, die einen Uni-Job annimmt, statt weiter über „Müll in der Literatur“ zu forschen, das als Entscheidung gegen eine Zukunft zu zweit empfindet.

Dann finden die beiden aber doch wieder zueinander: Denn Anton ist nach dem 7. Oktober in ihre gemeinsame Kreuzberger Wohnung zurückgekehrt, weil er es im polarisierten New York der Proteste und Kampagnen gegen und für den Gazakrieg nicht mehr ausgehalten hat. Irgendwann erzählt ihm ein Freund, was man als Leser längst weiß: dass Alma begonnen hat, in Antons Gemeinde zum jüdischen Glauben zu konvertieren. Und wieder droht die Beziehung zu zerbrechen.

Gott spielt in diesem Schlamassel eine Nebenrolle, das Bedürfnis nach Zugehörigkeit eine viel größere. „Es ist sehr, sehr schwer, sich dem komplett zu verweigern, dass man sich irgendwie erzählen muss, warum man auf dieser Erde ist“, sagt Dana Vowinckel über ihre Hauptfiguren. Anton versucht sich über Theorien sein eigenes Leben zu erklären, passt sie an, so wie er es braucht. Alma hat als Teenagerin ihren Vater verloren, hasst ihren Stiefvater, hatte sich schon als Teenie in Anton verliebt – und als sie ihn dann viel später wieder verliert, hält sie sich an der Religion fest, die sie über Anton kennengelernt hat.

Alma ist übrigens vielleicht entfernt mit Martin Bormann verwandt, dem Privatsekretär Hitlers. Man kann das echt too much finden, aber es ist eines der komischen Leitmotive des Buchs und Indiz für dessen großes Thema: Kontingenz. „Es geht um die Zufälle im Leben“, stimmt Dana Vowinckel zu. „Aber als Autorin habe ich ja die Entscheidungsfreiheit, in welche Zufälle die Figuren im Roman hineinfallen. Anton denkt einmal: Alma Bormann will jetzt Jüdin werden. Einerseits kann man sagen, es ist ein Zufall. Andererseits kann man auch fragen: Es ist wirklich noch ein Zufall, wenn so viel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konvertieren? Alma steht auch für eine bestimmte Art von Deutschen, die eine extreme Nähe zum Judentum und zum jüdischen Leben verspüren. Sie finden, es sei einfach eine wunderschöne Religion, eine total faszinierende.“

Almas Wunsch nach Zugehörigkeit und Antons Wunsch nach Emanzipation verwebt der neue Roman. 530 Seiten ist er lang, auch das Debüt hatte 350 dicht bedruckte Seiten. Beide Romane spielen auf mindestens zwei Kontinenten. Beide erzählen aus jüdischem Alltag in Berlin. Und das so detailliert, dass im Debüt noch ein Glossar angefügt war, für Halacha, treif, Hawdala, Schacharit. Coming-of-Age-Story, Liebesgeschichte, Berlin-Roman: Man kann ein Element wichtiger finden als das andere, kann mit Alma heulen und mit Margarita über ihre Eltern lachen. Immer aber berichtet Dana Vowinckel aus einem jüdischen Leben heute, in diesem Augenblick, in dieser Zeit.

„Gewässer im Ziplock“ war sechs Wochen vor dem 7. Oktober 2023 erschienen, „Anton und Alma“ erzählt jetzt vom Hamas-Terrorangriff und davon, was auf ihn folgte. Im ersten Roman macht Margarita mit ihrer Mutter einen Roadtrip, der sie nah an die West Bank führt, im zweiten streitet sich Anton mit seinem Vater am Berliner Küchentisch über die jüdischen Siedler dort: „Jetzt hat uns die Hamas zu diesem Krieg gezwungen und benutzt die Leute als menschliche Schutzschilde“, sagt der Vater. „Wer sind denn wir“, fragt sein Sohn zurück. „Und niemand zwingt uns.“

Die Arbeit an „Anton und Alma“ hat zwei Jahre gedauert, inklusive eines Zusammenbruchs unter der Last all der Stoffe, die Vowinckel behandeln wollte. Sie hat Anton die Idee der „Metahistory“ des Historikers Hayden White auf den Weg nach New York gegeb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ler muss die Vergangenheit in ein Narrativ formen, weil sie formlos ist“, behauptet White: Komödie, Romanze, Satire oder Tragödie. Anton versucht, damit in seiner Doktorarbeit die Geschichte der Massenkonversion der Chasaren zum Judentum zu deuten, eines frühmittelalterlichen Turkvolks – aber auch seinem eigenen Leben einen Sinn zu geben.

Die Autorin selbst ist mit elf Jahren konvertiert. Sie hat die Sommerferien bei den jüdischen Großeltern in Chicago verbracht, ihre Großmutter ist kürzlich mit fast 100 Jahren gestorben. Sie nennt das Wechseln zwischen den Kontinenten das „Grundrauschen meines Lebens“, sagt, dass ihre Vorstellung von den USA „sehr eng mit dem 20. Jahrhundert zusammenhängt. Damit, dass meine amerikanischen Großeltern junge Erwachsene waren, als sie von der Schoa erfahren haben. Mein

Vater ist dann über Jerusalem nach Berlin gekommen und hat ein deutsches Kind bekommen.“ Dieses deutsche Kind hat vor unserem Gespräch noch seine Bielefelder Oma in einem Berliner Altenheim besucht. Und es träumt von Hyde Park, wo die Chicagoer Oma aus dem 38. Stock ihres Apartments auf den Lake Michigan geschaut hat. „Ich glaube, Sie finden keinen deutschen Juden, der nicht mit dem Deutschsein hadert“, sagt Dana Vowinckel.

Vor einiger Zeit hat sie ihren Freund, der Schweizer ist, geheiratet. „Immer wenn ich mit meinem Mann in der Synagoge war“, erzählt sie, „haben Leute gefragt, wann er konvertiert. Ich dachte immer, eigentlich möchte ich das nicht, weil ich nicht besonders religiös bin. Ich fände es komisch, wenn jemand für mich in eine Religion konvertiert, die für mich eher etwas von Zugehörigkeit hat, so wie man in eine Familie gehört. Dann habe ich gedacht: Was wäre eigentlich, wenn er jetzt den dringenden Wunsch hätte, zum Judentum zu konvertieren?“ So schrieb sie ihren Roman auch, um Alma zu verstehen.

Aber bei allen autobiographischen Motiven: Dana Vowinckel hat ihn nicht aus der Ich-Perspektive geschrieben. Sie wechselt die Perspektiven vielmehr, im Debüt zwischen Vater und Tochter, im neuen Buch zwischen Anton und Alma. Und sie weitet so den Blick, der nicht verengt bleibt auf individuelle Erfahrung, sondern mehr erfassen muss, auch Distanz schafft zu den Figuren und so Humor ermöglicht. Man lacht oft, nicht nur über die Sache mit Bormann. Vor allem wenn gegessen wird, wird es komisch, und es wird viel gegessen. Die Väter tun es meist mit offenem Mund.

Als „Gewässer im Ziplock“ erschien, hatte sie noch gesagt, einen ganz selbstverständlich jüdischen deutschen Familienroman schreiben zu wollen. „Das ist beim zweiten Roman anders“, sagt sie jetzt. „Mir i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eses Wirgefühl den Juden gegenüber abhandengekommen.“ Und um das zu erklären und warum der neue Roman dunkler geworden ist als der erste, spricht sie lange von dem, was seit dem 7. Oktober 2023 in ihrem eigenen Leben als Jüdin geschehen ist.

„Mir wurde Anfang 2024 klar, wie gewollt das ist, was in Gaza passiert“, sagt sie. „Vielleicht war ich spät dran, aber es hat für mich gedauert, weil ich so beschäftigt war mit dem Entsetzen über das, was im Oktober 2023 passiert ist. Ich bin natürlich nicht eines Tages aufgewacht und habe entschieden, ab jetzt von Genozid zu sprechen, aber ich würde schon sagen, dass da irgendwann eine Abwehr dem Entsetzen gewichen ist, dass sich für mich nicht mehr mit Sinn und Verstand leugnen lässt, dass in Gaza ein Völkermord stattfindet. Dadurch, das zu sagen, negiert man ja nicht, dass die Hamas in Gaza Unrecht, Willkür und grausamste Gewalt walten lässt.“ Anton ist noch nicht an dem Punkt, aber verlässt New York in Verzweiflung und sucht nach einer Position, die sich nicht instrumentalisieren lässt. „Die antisemitische Gewalt nimmt neue Ausmaße an, während in Gaza Kinder verhungern, las Anton“, heißt es spät im Roman. Anton wünscht sich, dass er „nie wieder die bekloppte Phrase die Gleichzeitigkeit der Dinge lesen musste. Es ging nicht um die Gleichzeitigkeit, es ging um die Schrecklichkeit.“

„Ich weiß eigentlich gar nicht mehr, was ich kenne, außer mir selbst“, sagt Dana Vowinckel. „Aber ich kann nur noch mit sehr wenigen Leuten wirklich offen sprechen. Ich bin entsetzt, wenn ich lese, wie die Jüdische Allgemeine‘ gegen Journalisten hetzt, die auch über die Katastrophe in Gaza berichten, wie beispielsweise Sophie von der Tann, und die Leute beim Zentralrat stört es nicht, von in andere Richtungen extrem diskriminierenden Politikern instrumentalisiert zu werden, etwa wenn es um Hetze gegen Muslime in Deutschland geht, solange das im Namen der Bekämpfung von Antisemitismus geschieht. Gleichzeitig habe ich das Gefühl, ich biete den Leuten, die von Anfang an antisemitisch waren, Futter, weil ich jetzt ‚die gute Jüdin‘ bin, die es endlich ausspricht. Deswegen war es für mich wichtig, dass im Roman am Ende ein Rätsel steht und nicht eine Antwort. Es muss eigentlich alles zerfallen für Anton.“ Das spitzt sich auf den letzten Seiten des Romans zu.

„Ich glaube, dass Menschen die politischen Aspekte auch sehr gut überlesen können“, sagt Dana Vowinckel. „Ich habe jetzt nicht das Gefühl, dass ich Leuten etwas über den Nahostkonflikt sagen wollte. Eigentlich wollte ich sagen: Ich weiß nichts mehr über den Nahostkonflikt. Ich bin völlig fertig, alle schreien nur noch. Eigentlich ist der Roman für mich auch diese große Liebesgeschichte.“ Das ist er. Und alles andere auch.

„Die Zumutung, Thomas Mann zu spielen, war mir sehr willkommen“

Er hat mit Godard, Wim Wenders und Steven Spielberg gedreht, jetzt spielt Hanns Zischler den Schriftsteller Thomas Mann in Pawel Pawlikowskis Film „Vaterland“. Ein Gespräch mit dem deutschen Schauspieler. Von Andreas Kilb

Herr Zischler, wie verwandelt man sich in Thomas Mann? Es gibt ein gewisses Bild, es gibt zeitgenössische Fotos, an denen man sich orientieren kann. Sie zeigen eine durchgehende Seriosität, eine freundliche Unzugänglichkeit.

Haben Sie sich in Ihrer Rolle wohlgefühlt?

Wohlgefühlt eigentlich nicht. Die Anzüge sind schwarz und schwer. Da schlüpft man nicht so leicht raus.

In „Vaterland“ kämpft der Nationaldichter und Repräsentant, der Thomas Mann sein will, mit dem Privatmenschen, der er auch ist. Wie haben Sie es geschafft, diese Zerrissenheit darzustellen? Wie ich es gemacht habe, weiß ich nicht (lacht). In diesem Film ist vieles vorgegeben, mehr als sonst. Der Rahmen, das Bild, ist so exakt vorherbestimmt, vom Licht her, der Kulisse, den Objekten, dass man darin seinen genauen Platz hat. Und die Szenen sind nicht durch viele Schnitte gegliedert, der Film kommt mit sehr wenigen Einstellungen aus. Dadurch hatte ich viel mehr Zeit, da hineinzufinden.

Haben Sie so etwas schon einmal erlebt?

Nein. Diese Art von Konzentration ist mir noch nie begegnet. Bei Spielberg sind die Szenen auch sehr genau vorbereitet, aber dann wird alles in nahe und halbnahe Einstellungen aufgelöst, die die Dramatik erst erzeugen. Pawel Pawlikowski legt gar keinen Wert darauf, an die Schauspieler heranzuspringen oder schnelle Gegenschüsse zu machen. Und dazu die Kamera, das Licht. Das habe ich in dieser Intensität nur noch bei Robby Müller erlebt.

Der Schauspieler und Autor Hanns Zischler Foto Sophie Kirchner

Dem langjährigen Kameramann von Wim Wenders. Der hatte auch einen so genauen Blick für die Erzählung des Lichts. Das ist bei Łukasz Żal, dem Kameramann von „Vaterland“, ähnlich.

Dennoch gibt es Momente, in denen alles von Ihnen abhängt. Bei der Feier mit den russischen Offizieren vor Goethes Gartenhaus in Weimar geben Sie durch winzige Veränderungen Ihres Mienenspiels zu erkennen, dass Ihnen die lärmende Veranstaltung allmählich lästig wird. Machen Sie das intuitiv oder genau kalkuliert? Beides schließt einander nicht aus. Ich sitze ja plötzlich auch nicht mehr den anderen zugewandt, sondern leicht abgekehrt. Das reicht. Einer der Russen will mir noch etwas sagen, aber ich antworte: „Tut mir leid, aber wo ist Erika?“ Das ist eigentlich der Kern der Szene.

In einer anderen Szene sieht man, dass Thomas Mann völlig überfordert ist, als ein Mann in sein Weimarer Hotelzimmer stürzt und ihm vom Weiterbetrieb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Buchenwald als Straflager für politische Häftlinge erzählt. Der Dichter will das nicht wahrhaben. Das Einzige, was er in dem Augenblick tun kann, ist, vor die Tür zu gehen. Es ist ein Debakel, eine Niederlage noch vor seinem großen Auftritt. Das, was Erika ihm vorhergesagt hat, ist eingetreten: Der Preis, die Festveranstaltung, alles ist nur Kulisse.

In Frankfurt, im ersten Teil des Films, schlägt ihm ganz unverhohlen die Verachtung der Westdeutschen für den Emigranten entgegen. Das hat mich bei der Vorbereitung auf die Rolle sehr beschäftigt: So ungebenen zu sein. In Frankfurt geht es gleich mit Pfeifen los. In der DDR wird zwar applaudiert, aber dahinter steckt reines politisches Kalkül.

Wie hat das im Zusammenspiel mit Sandra Hüller funktioniert: die langsam dämmernde Erkenntnis, dass der Dichter instrumentalisiert wird, während seine Tochter alles schon durchschaut hat?

Für mich war eins wichtig: Ich darf es mir nicht anmerken lassen. In dem Moment, wo ich die beiden Preise annehme, muss ich das Spiel erst einmal mitspielen, auch wider besseres Wissen. Mit Sandra ging das sehr gut, weil sie eine Art von nicht nachlassendem Widerstand hatte. Sie lacht genau einmal im Film, wenn ich den Zaubertrick mache.

Ist sie denn sonst am Set eher heiter? Sie ist unglaublich gut vorbereitet. Deshalb mussten wir nicht erst umständlich verabreden, wie wir die Szenen spielen. Die Grundspannung zwischen den beiden, die Krise, war ja von Anfang an gesetzt. Dieser Zirkus, der ja nicht auszuhalten ist, weil alles in der Familie bleiben muss: der Suizid von Klaus, das von Störgeräuschen verzerrte Telefonat mit der Mutter über den Atlantik ...

In Wirklichkeit ging es damals weniger familiär zu: Nicht Erika, sondern ein Schweizer Bekannter der Manns saß am Steuer, überall warteten Empfangskomitees und Gastgeber. Im Film hat man das Gefühl, die beiden bewegen sich durch einen kafkaesken Albtraum von Deutschland: hier die Borniertheit des Westens, dort die versteckte Gewalt des Ostens, zwischenchendrin die kaputte Familie Mann. Was visuell besonders interessant ist: Der Buick, das Auto, wird zum Protagonisten. Das ist die Blase, in der sie sich bewegen. Ein Roadmovie der besonderen Art.

Der Film von Pawel Pawlikowski wirkt fremd im deutschen Kino. Ein polnischer Film über ein urdeutsches Thema ...

... in Schlesien gedreht ...

Was bedeutet „Vaterland“ für unser historisches Bildergedächtnis? Ich kann nur versuchen, mir das vorzu- stellen, die Rezeption steht ja noch aus. Aber ich finde, dass der Film auf faszinierende Weise den Augenblick der Krise Deutschlands im Jahr 1949 erfasst. In Form einer Familiengeschichte und in dieser Figur Thomas Mann, die sich selbst symbolisch überhöht. Plötzlich wird etwas viel Allgemeineres daraus.

Man kann sich fragen: Was ist denn dieses Deutschland? Wie ist es so geworden, dass es in zwei Teile zerbrach, was für Thomas Mann eine Katastrophe war? Der Film beharrt ja auf einer Episode, die nicht gerade ein historisches Riesenereignis war. Aber dadurch, dass sie in Frankfurt und Weimar spielt, dass sie durch deutsche Städte und Landschaften führt, die vom Krieg gezeichnet sind, bekommt das Ganze eine andere Dimension. Es geht auch um die Frage, was Heimat ist. All dieses neuerdings wieder aufkommende dumme Gewäsch darüber, was deutsch zu sein hat, ist am Anfang des Films bereits thematisiert. Ich wüsste nicht, welcher deutsche Regisseur das in dieser konzentrierten Form machen könnte.

Sie haben in fast sechzig Jahren mit sehr vielen Regisseuren gedreht, großen und kleinen. Wann merken Sie, dass bei einem Film alles stimmt? In diesem Fall habe ich es vor Drehbeginn gewusst. Ich kannte die beiden Schwarz-Weiß-Filme von Pawlikowski („Ida“ und „Cold War“, d. Red.), und im Gespräch mit ihm wurde mir klar, dass er weiß, was er will. Das ist sehr beruhigend. Man spürt dann, dass man keine Einwände vorbringen muss.

Machen Sie oft Einwände? Es kommt schon vor. Wenn Dialoge schlecht geschrieben sind oder wenn sie austauschbar sind, beliebig, was noch schlimmer ist. Wenn etwas nicht funktioniert, ist das grausam, denn der Film wird ja gemacht.

Haben Sie nie eine Rolle abgebrochen, weil Sie wussten, es geht schief?

Nein. Ich habe gelegentlich widersprochen, aber nie mit Ausstieg gedroht. Nicht nur, weil es vertraglich schwierig ist. Man hat ja das Buch vorher gelesen, da kann man nicht so tun, als wäre einem alles neu.

Sie haben mit Sohnesrollen angefangen und sind bei Väterrollen gelandet, viele davon im dunklen Anzug oder in Uniform. Wann hat der Wechsel vom einen zum anderen stattgefunden? Ich würde sagen, es war „Hitlerjunge Salomon“ von Agniezska Holland. Da bin ich ein deutscher Offizier. Oder

„Die Hetzjagd“ von Laurent Jaoui, wo ich Klaus Barbie spiele, in Südamerika. Danach kann man kein Sohn mehr sein.

Haben Sie nicht manchmal gegen diesen Rollentypus aufbegehrt, besonders da, wo sie den Bösewicht geben mussten?

Na ja, eine gewisse Infamie für sich zu entdecken, kann durchaus interessant sein. Das gilt auch für die Rolle in „Vaterland“: Viele Menschen aus meiner Generation haben ein bestimmtes Bild von Thomas Mann, einer Figur, die er auch sein wollte und an der er gearbeitet hat. Es ging mir nicht darum, in die Haut dieser Figur zu schlüpfen, sondern um Haltungen, die dieser seltsame Schriftsteller entwickelt und die er eingesetzt hat. Und aus denen er am Ende doch herausgerissen und erschüttert wird. „They won’t believe it, Thomas Mann cries“, sagte Pawel Pawlikowski zu mir nach dem Dreh der Szene.

Aber Sie machen es glaubhaft. Gehören Sie zu den Schauspielern, die weinen können, wenn es die Szene verlangt?

Ich weiß nicht, ob es eine Gabe ist, aber ich kann es. Manche können noch mehr. Marlène Jobert, mit der ich 1985 einen Vierteiler für die RAI gedreht habe, konnte zwölfmal hintereinander Rotz und Wasser heulen.

Wenn Sie die drei wichtigsten Filme Ihres Lebens nennen müssten, welche wären das? „Im Lauf der Zeit“, „Allemagne Neuf Zéro“ und „Munich“. Und „Vaterland“. Also vier.

„Allemagne Neuf Zéro“ von Godard ist nach wie vor einer der wichtigsten Filme über die Wiedervereinigung. Sie haben die Schauplätze des Films ausgesucht, aber stammen nicht auch viele der Zitate von Dichtern und Philosophen von Ihnen? Teilweise ja. Godard war ja ein Allesverschlinger. Das ging so weit, dass er einzelne Seiten aus den Büchern in meiner Bibliothek rausschnitt.

Die hat er Ihnen nicht zurückgegeben? Doch. Irgendwie hab ich's gemerkt, und er hat sie wieder zurückgelegt.

Wenn man sieht, was gerade in Deutschland passiert, muss man sagen, der Film ist immer noch eine zutreffende Beschreibung der Lage. Ja, es gibt eine Unversöhnlichkeit, die immer wieder aktualisiert wird, mit rätselhaftem Erfolg. Andererseits, wer beschäftigt sich noch mit solchen Filmen? Die sind weg, aus dem Gedächtnis verschwunden.

Vor allem anderen kommt das Lesen. Lesen und Wiederlesen. Das ist etwas, was mir Kraft gibt, mich befeuert, mir zuspricht. Spielen und Schreiben sind ja erst einmal gegensätzliche Tätigkeiten. Im Lauf der Jahre habe ich aber einen Modus entwickelt, durch den ich weiß, wohin ich meine Anstrengung verlagern muss. Das glückt nicht immer. Manchmal verschiebt es sich sehr weit, weil das Schreiben die meiste Zeit von allem beansprucht, aber mit einem gewissen Druck, den man sich selbst macht oder hoffentlich bekommt, gelingt es dann. Bei dem Buch über die Geschichte des Bleistifts, das ich letztes Jahr veröffentlicht habe, wusste ich beispielsweise, dass ich es vor dem Beginn der Dreharbeiten mit Pawel Pawlikowski ablie-

Die Schauspielerei ist nur einer Ihrer Berufe. Sie sind auch Autor von wissenschaftlichen Studien, Essaybänden und einem Roman, dazu Fotograf, Übersetzer und Hörbuch-Sprecher. Wie bringen Sie beides zusammen, das fremdbestimmte und das selbständige Arbeiten? Was ist Ihnen wichtiger?

fern musste. Danach hätte ich es nicht mehr schreiben können.

Also doch ein Widerspruch zwischen Autor und Darsteller? Ja, aber auch ein fruchtbarer Widerspruch. Wenn man zu Kafka recherchiert, zu Joyce oder eben über Bleistifte, ist ja das Schöne, dass man auf phantastische Irrwege gerät. Das Joyce-Buch hat mich nach Pola und Istrien gebracht und in Archive, von denen ich nie gedacht hätte, dass es sie gibt.

Die Recherche im Raum scheint eine Art Leitmotiv bei Ihnen zu sein. In Ihrem Essaybuch „Berlin ist zu groß für Berlin“ verbeugen Sie sich vor Oskar Huth, der im Zweiten Weltkrieg tagelang zu Fuß durch das zerstörte Berlin gegangen ist. Was reizt sie an solchen Suchbewegungen? Wenn ich Texte lese wie die Lebenserinnerungen von Oskar Huth, bekomme ich Wegweiser, die mich anderswo hinführen. Das finde ich aufregend. Es ist so etwas wie die Wiederentdeckung der Neugier. Auf Zugfahrten sehen Sie

plötzlich einen Ausblick auf ein Sträßchen, eine Häuserecke, eine Landschaft, von dem Sie völlig gebannt sind. Da muss ich hin! Man findet diese Stelle niemals wieder. Aber der Augenblick, in dem man das erhascht, ist ein Moment von Glückseligkeit.

Dabei scheinen Sie in sehr viele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zu gehen. Ich besitze eine Sammlung von Wegezeichnungen, eigenen und fremden, die habe ich im Literaturarchiv in Marbach mal ausgestellt. Der Katalog dazu heißt „I wouldn’t start from here“. Das ist ein alter englischer Witz: Wenn jemand sich in einer Stadt verirrt hat und nach dem Weg zum Bahnhof fragt, sagt der andere: „I wouldn’t start from here“. Etwas anderes, das mich fasziniert, sind Druckfehler und ihre Berichtigungen. Das ist eine Literatur, die gibt’s nicht. Nicht mehr. Inzwischen werden zwar weiter Fehler produziert, aber keine Berichtigungen mehr gemacht. Dazu habe ich zwei Aufsätze geschrieben und in Marbach auch eine kleine Ausstellung gemacht.

Sandra Hüller als Erika Mann und Hanns Zischler als Thomas Mann in Pawel Pawlikowskis Film „Vaterland“ Fotos Neue Visionen

Sie sind in dem fränkischen Dorf Langenaltheim aufgewachsen, ihr Vater war Steinbruchbesitzer. Ist das Bleistift-Buch, in dem es viel um Steine und Gesteinsabbau geht, auch eine Art Rückkehr in Ihre Kindheit? Als Kind hatte ich großes Vergnügen daran, die Steinbrüche auf der Suche nach diesen papierdünnen Versteinerungen mit ihren japanisch anmutenden Mustern zu durchstreifen, den Grapholithen. Das war meine Welt: diese Ackerbau- und Waldlandschaft und darin der Tagebau. Diese Erfahrung des Blätterns im Chaos der Steinhaufen hat mich sehr geprägt.

Warum sind Sie eigentlich Schauspieler geworden? Sie hätte ja auch sagen können, ich gehe in die Wissenschaft und gründe ein eigenes Institut.

In den späten Neunzigerjahren hatte ich kurz die Phantasie, durch meine Bücher und Aufsätze, also kumulativ, zu promovieren. Und dann vielleicht sogar eine Professur anzustreben. Schreckliche Idee! Das hätte ja bedeutet, das plötzlich alles ernst zu nehmen – nur noch das eine zu machen.

Die Schauspielerei hat Sie davor bewahrt, Teil des akademischen Lehrbetriebs zu werden, und die Wissenschaft, vom Filmbetrieb abhängig zu sein? Man kann natürlich auch anstreben, als Schauspieler Karriere zu machen ...

Haben Sie das nicht getan? Nein, dazu hatte ich keine Zeit.

Was haben Ihnen alle Ihre Film und Fernsehrollen – es sind mehr als hundertfünfzig – persönlich gegeben?

Die Möglichkeit – das klingt jetzt sehr narzisstisch und ist es wohl auch –, sich selbst beim Älterwerden zuzuschauen. Ich hab's eigentlich nicht so mit Rückblicken, ich gehe auch nicht in Rente. Aber natürlich wird man mit der Zeit etwas vorsichtiger mit dem, was man sich zumuten will. Die Zumutung, Thomas Mann zu spielen, war mir allerdings sehr willkommen.

Zukunft gestalten: Die Veranstaltungsreihe von Thalia und F.A.Z.

Was lässt sich aus einem Unternehmerleben für die Zukunft lernen?

Wolfgang Grupp gilt als Unternehmer mit Haltung, als der Mann mit dem Affen aus der Tagesschau-Werbung. Doch was bleibt vom Lebenswerk, wenn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übernimmt? Was bedeutet Loslassen? Und wie lässt sich ein neuer Lebensabschnitt genießen?

Im Gespräch mit F.A.Z.-Wirtschaftsredakteur Jan Hauser spricht der langjährige Inhaber von Trigema über Werte, Verantwortung und seine Wünsche für die Wirtschaft von morgen.

Weitere Informationen erhalten Sie unter faz.net/thalia Hier können Sie sich auch für die Teilnahme vor Ort anmelden.

Nicht verpassen: Am 16. September in Stuttgart teilnehmen unter faz.net/thalia

Thalia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Reise

Ausland

Überwintern auf Mallorca

Moderne Appartements 2-11 Personen. Indoorpool, Sauna & Infrarotkabine. 24/7 self-service Getränkebar, Snacks und hausgemachte Gerichte aus dem Kühlfach. 5 Gehmin. zu Bergbahnen Großarl/Gastein in Ski Amadé oder alle 15 Min. Gratisskibus von/bis Kathrin.

RE-OPENING & ADVENTSPECIAL: 27.11.-19.12. Adventmarkt FR-SO -15% ab 4Ü./2 Erw. ab €672,- WEISSE WEIHNACHT: 19.12.-26.12. 7Ü. 2 Erw. + 2 K. ab €2.471,-

Wunderschönes Haus mit 5 Schlafzimmern nahe Santanyi zwischen Oktober und April zu vermieten. Informationen unter mu@uhrig.it

Deutschland

Entdecken Sie Qualitäts-journalismus auf neue Weise: mit den Audio-Angeboten der F.A.Z.

faz.net/audio-angebot

SYLT ZU JEDER JAHRESZEIT

Auktionen, Kunsthandel und Galerien

Jetzt einliefern zu unserer November-Auktion!

Anzeigen: lachschulz.de

360 exklusive Feriendomizile! Last Minute: 7 Tage Urlaub 20% Rabatt (jeweils 1 Tag vor Anreise buchbar)

gegenüber Freizeitbad „Syter Weiler“ („Entritt inkl. i). J. d. Sytness Center. Komfort-Zimmer und App. zum Gr. Teil mit Loggia u. Seeblick, großer Tagungsbereich, Hotelrestaurant, umfangreiches Frühstücksbüffet, Bierstube, Bistro-Café, Tiefgarage, Sauna und Massagen. z. Zt. 7 Ü/F p. P. € 1.169,- oder 7 Ü/HP p. P. € 1.344,- (kein EZ-Zuschlag) 1 Zi. App. (1-2 P.) ab € 141,- / Tag, 2 Zi. App. (2-4 P.) ab € 295,- / Tag Attraktive Neben- und Außersaisonpreise Hotel Roth GmbH & Co. KG, Strandstr. 31, 25980 Sylt / Westerland Tel. 04651/92 30, Fax 50 95, info@hotel-roth.de, www.hotel-roth.de

An- und Verkauf

Waldgrundstück in der Rhön 6 ha Wald zu verkaufen. 0172 6072957

www.Wein-Ankauf.de Wir kaufen Ihre Weine & Champagner zu Höchstpreisen an! 02152/55 13 120, info@wein-ankauf.de

Brechen Sie auf zu traumhaft schönen Zielen – mit den F.A.Z.-Leserreisen

KORNFELD

© 2026 ProLitteris, Zurich

Eduardo Chillida Ikaraundi. 1957

Auktionen 10. und 11. September 2026

Galerie Kornfeld Auktionen AG Laupenstrasse 41 Tel. +41 31 552 55 55 3008 Bern, Schweiz kornfeld.ch

Emil Schumacher und Julius Bissier zu verk. sammlung78@gmx.d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LESERREISEN

Schlafen Sie nachts?

Die Schlaflosigkeit ist eine Industrie geworden. Ärzte, Schlaflabors, Schlafkliniken, Pillen, Meditationen. Ich habe noch nie wirklich ausgeschlafen.

Von Albert Ostermaier

S i e schlafen, ich schlafe nicht, sie schlafen, ich schlafe nicht, ich schlafe nicht, sie schlafen, ich schlafe nicht ...“. Andere zählen Schafe, wenn sie nicht schlafen können, ich habe es mit Thomas Bernhards Mantra versucht, aber es half nichts, denn nichts hilft am Ende außer dem Schlaf, der aber nicht kommt. Er wartet draußen vor der Tür, raucht eine Zigarette nach der anderen, wirft sich die Lederjacke um und läuft durch die Nacht, durch die Neonschatten der Stadt bis, wie Kafka es schreibt, die „Nicht-Nacht“ beginnt.

Für Sarah Kane kam der Schlaf, wenn er nicht irgendwo anders durchmachte, morgens um 4.48 Uhr zurück. „At 4.48 / I shall sleep.“ Es ist eine hypnotische Uhrzeit. Die Geisterstunde der Schlaflosen, wo für die einen die Vernunft nach all den Ungeheuern und Ungeheuerlichen endlich zu schlafen beginnt und die anderen mit rasendem Herz in Panikattacken erwachen, wenn dieses Herz sie mit Fäusten schlägt, wenn die Schläfen von den Bässen der Angst terrorisiert unerträglich zu schmerzen beginnen, der ganze Körper sich windet, krümmt, erstarrt mit starrem Blick ins Nichts und du alles auslöschen willst, selbst ausgelöscht werden willst wie das Licht im Zimmer, wenn du zu Bett gehst in die Dunkelheit, die den Schlaf locken soll.

Du hast mit allen möglichen Düften die Kissen besprüht, die Fenster aufgerissen für den Wind, die kühle Luft, die Atemzüge der Nacht. Aber er riecht wie ein Tier deine Angst. Die Angst, wieder nicht schlafen zu können, die Angst, in Albträumen gefoltert, ermordet, gequält, verlassen, missbraucht zu werden und aus dem Traum nur in die nächste Traumschleife zu erwachen, nein, es gibt kein Erwachen, du stehst auf, gehst ins Bad, aber dein Körper träumt weiter, trotz des kalten Wassers, das du dir ins Gesicht schüttest, trotz der Ablenkungen, Rituale, wenn du die Augen schließt, geht es weiter, besser nicht die Augen schließen, denkst du, besser schlaflos bleiben, als sich von all den Dämonen dämonisieren lassen. Dante hat die Hölle der Schlaflosen vergessen, ihr

Fegefeuer, in dem alle Hoffnung und Zuversicht verbrennt und das dir die Streichhölzer unter die Lider klemmt.

Wenn die Schlaflosigkeit Folter ist, aber der Schlaf ebenso, kann man sich nur an Fassbinder halten und sein lässig hingerotzes Credo: „Schlafen kann ich, wenn ich tot bin.“ Klingt cool. Könnte man auf Pyjamas drucken, sich auf die Stirn tätowieren lassen und die passenden Pillen schlucken, eine Line wie eine Tangente ins Unendliche ziehen. Aber dann läuft doch immer nur der gleiche Film ab mit dem gleichen Abspann. Der Schlaf ist eine Waffe, wenn man ihn entzieht. Die Schlaflosigkeit schärft deine nächtlichen Gedanken zu einem Messer, mit dem du auf dich einstichst oder es dir zumindest an die Kehle hältst. Das klingt jetzt meta-

Albert Ostermaier lebt als freier Schriftsteller in München. Er ist einer der meistgespielten deutschen Dramatiker der Gegenwart und wurde vielfach ausgezeichnet. Zuletzt erschien „die liebe geht weiter – roman mit pasolini“ (Matthes & Seitz, 188 Seiten, 22 Euro). Foto Picture Alliance

phorisch überdreht, aber nachdem es immer schlimmer geworden ist, werden auch die Bilder immer schlimmer, der Zustand, die Verzweiflung oder der Galgenhumor, die Selbstaufgabe, als könntest du nichts ändern, was nicht zu ändern ist.

Natürlich versucht man alles, einfach alles. Die Schlaflosigkeit ist eine Industrie geworden. Ärzte, Schlaflabors, Schlafkliniken, Pillen, Meditationen, Drogen, lauwarmes Bier, Rotwein, kalte Duschen, Sport bis zur absoluten Erschöpfung, Selbstbeschwörungen, Therapien, Analysen, Hypnose, Staubsaugerlärm und dabei an Iggy Pop denken, Schäfchen zählen, Atmen, Atmen nach Zahlen, durch den ganzen Körper atmen, mit dem kleinen Zeh atmen, mit dem linken Ohr atmen,

Quadrate atmen, ausatmen, sich bewusstlos schlagen lassen wollen, alle Probleme lösen, Wallfahrten machen, Opfer bringen, Kerzen anzünden. Gibt es einen Heiligen der Schlaflosen? Hat er schwarze Augenringe, ist er von unsichtbaren Pfeilen gemartert? Ist die Schlaflosigkeit die Strafe für alle Sünden?

Wenn Babys müde sind, schreien sie, bevor sie einschlafen. Vielleicht sollte ich schreien, bevor ich ins Bett gehe, herzzerreißend schreien. Oder ins Theater, die Oper gehen. Der Schlaf liebt das Theater. Da kommt er plötzlich, wenn du ihn am wenigsten brauchen kannst, dann drückt er dir die Augen zu, und du wehrst dich. Jeden Abend ins Theater, und du bist gerettet! Oder Così fan tutte, diese endlosen Rezitative oder wieder ein Kuscheltier, das Lalelu summt, wenn man an der Schnur zieht. Aber ich hab schon als Kind schlecht geschlafen. Und immer dann, wenn ich als Schüler hätte ausschlafen können, wurde ich samstags vom Küchenradio geweckt, das gefühlt direkt unter meinem Kopfkissen lag und mich mit Volksmusikgejodle hochschreckte. Sonntags schüttelte mich dann mein Vater wach, um zum Kloster zu fahren und in die Kirche zu gehen, als müsste ich auch sonntags dort zur Schule, die Schule der Bigotterie. Ich hätte selbst beim Knien einschlafen mögen und sinnierte mich im Halbschlaf durch die Messe.

Eigentlich habe ich noch nie wirklich ausgeschlafen. Denn wenn ich die Zeit dafür hätte, wache ich naturgemäß in aller Herrgottsfrühe auf mit dem Nachschlag der höllischen Nacht. Am Stück zu schlafen, stundenlang zu schlafen, alles zu verschlafen, wie ein Murmeltier zu schlafen, ein schlafender Hund, wie ein Embryo gekrümmt im Bett überwintern, sich gesund schlafen, all das kenne ich nur als Traum, als Wunsch. Ich wüsste gar nicht, was das ist, tief zu schlafen, nicht diesen sogenannten Ammenschlaf, der sehr dünnhäutig ist, dass du beim leisesten Geräusch oder jeder imaginierten Gefahr sofort wie gestochen auffährst, nein, den tiefen, glückselig machenden Schlaf kenn ich nur, wenn ich Fieber habe, irgendeine Fleisch- oder Lebensmittelvergiftung, Covid oder als ich eine verschleppte Lungenentzündung hatte: Da schlief ich nur, wie in Trance, Schlaf ohne Ende, ohne Bewusstsein, ohne Träume, ohne Panikattacken, ohne Gedanken, denn das Hirn, der Körper, alles läuft nur auf Notstrom. Ein paar Tage im Jahr ist das so und schenkt mir die Gewissheit, dass auch ich schlafen kann.

Wobei es für mich eine magische viertel oder halbe Stunde an manchen Tagen gibt, wenn ich mich mittags oder nachmittags hinlege, die Augen schließe und warte, dass er kurz vorbeischaut, der Schlaf. Das rettet mich. Und manchmal ist der Schlaf so tief, dass ich zutiefst berührt bin mit Haut und Haar. Es gibt Menschen und Leistungssportler, die immer nur zehn Minuten schlafen, aber das natürlich mehrmals am Tag und in der Nacht. Es klingt verführerisch, aber auch anstrengend. Wahrscheinlich braucht es dafür eine innere Ruhe, die ich in meiner Unruhe nie erreiche. Man versucht gerne, den Schlaf auszutricksen, zieht dann aber doch meistens den Kürzeren. Der Schlaf ist ein heilloser Narzisst und sofort gekränkt. Du fühlst dich permanent schuldig. Natürlich bist du selbst schuld, wenn du nicht schlafen kannst. Da hilft kein Sich-Auflehnen, wie Kafka schon wusste: „Der Schlaf ist

Peter Handke nennt es im „Versuch über die Müdigkeit“ das „Fahllicht des Morgengrauens“, das dem Schlaflosen „die Verdammnis bedeutet“. Foto Getty

das unschuldigste Wesen und der schlaflose Mensch das schuldigste.“

Für Thomas Bernhard war die Schlaflosigkeit ein schwarzer Strich. Du wirst ausgestrichen. Durchgestrichen. Aber, und das ist die andere Seite, dass alle seine Geschichten damit anfangen, dass er nicht schlafen kann. Genau das ist die entgegengesetzte Richtung der Erzählung vom geraubten Schlaf. Für Künstler, glaubt Cioran, ist die Schlaflosigkeit ein Segen: „Schlaflosigkeit ist eine schwindelerregende Klarheit, die selbst das Paradies in einen Ort der Folter verwandeln kann.“ Und unter der Schlaflosigkeitsfolter schreibt man besser. Die Gedanken hören nicht auf, einen zu quälen, das Unterbewusstsein holt seine Daumen- und Hirnschrauben raus, du liegst auf deinem Bett wie auf einem Streckbett oder stellst dich zumindest an den Pranger. Cioran treibt die Schlaflosigkeitsapotheose noch weiter und ins Märtyrerhafte: „Was ist jene Kreuzigung verglichen mit der täglichen, die jeder Schlaflose erduldet?“ Handke nennt es im „Versuch über die Müdigkeit‘ das „Fahllicht des Morgengrauens“, das dem Schlaflosen „die Verdammnis bedeutet“.

Jede Kreativität verlangt ihr Opfer, dass du deinen Hals auf das Kissen legst und auf das Messer wartest. Aber das alles ist zu pathetisch, denn die Schlaflosigkeit ist am Ende banal und man selbst ist es. Der Kopf hört einfach nicht auf zu arbeiten. Manchmal kommen die schönsten Ideen. Dann kann man erst recht nicht mehr schlafen, weil man sie nicht verlieren will oder dann gleich im Kopf weiter- schreiben will. Manchmal löst man in der Schlaflosigkeit alle Probleme, phanta- siert sich all die Happy Endings herbei, die dann am nächsten Morgen ausbleiben. Aber man erinnert sich an diese magischen Momente in der Welt der Schlaflosen: „I had a night in which everything was revealed to me. How can I speak again?“ Bei Sarah Kane ist die Nacht das wahre und einzig wahre Drama, alles liegt offen auf dem zerwühlten Bett. Die eine schläft, die andere nicht: „I am jealous of my sleeping lover and cover his induced unconsciousness.“ Als wäre das nicht an unauflösbarem Konflikt genug, prophezeit sie, während sie den Schlafenden beobachtet, den Schock des nächsten Morgens: „When he wakes he will envy my sleepless night of thought and speech unslurred by medication.“

Man neidet, ersehnt, verflucht den Schlaf, vergöttert ihn. Er ist der Gral der Schlaflosen. Als könnte man erlöst werden, als gäbe es Erlösung. Es gibt sie nicht, nur weiterhin diese, wie Ingeborg Bachmann sie nannte, „undefinierbaren Zustände“, die „Herzsprünge“. Und am Ende des Traums vom großen Schlaf: den Schwindel.

VIER FRAGEN AN UBIN EOH

Was lesen Sie?

Ich lese meiner Tochter gerade täglich das Kinderbuch „So ein mieser Tag“ von Chelsea Lin Wallace vor. Darin geht es Seite für Seite darum, wie nervig der Alltag als Kind sein kann. Immer diese Hetze am Morgen und dann auch noch Matschemüsli vor der Kita – wer würde da nicht ab und zu ausflippen? Die Zeichnungen des zornigen kleinen asiatischen Mädchens machen meiner Tochter und mir besonders viel Spaß, vielleicht auch, weil wir uns darin ein bisschen selbst wiedererkennen. Ansonsten habe ich vor Kurzem zum ersten Mal seit Monaten wieder einen Roman angefangen, weil mich andere Romane während des Schreibens an meinem eigenen eher irritiert hätten. Das Buch heißt „Alma und Anton“ von Dana Vowinckel. Die erste Seite ist immer wichtig für mich, sie muss mich direkt einfangen. Das hat Vowinckel geschafft, mit dem folgenden Satz: „Alma kannte keine Selbstvergessenheit, Alma war sich ihres eigenen Bewusstseins so bewusst, dass sie meist kaum einschlafen konnte aus Angst, es zu verlieren.“ Seitdem ist das Buch mein ständiger Begleiter. Für mich muss ein gutes Buch genau diese Qualität haben: Mir geht es darum, durch originelle Beobachtungen und einen zugänglichen Sprachstil in die erzählte Welt einzutauchen. Aus diesem Grund habe ich alles von Sally Rooney verschlungen.

Was hören Sie?

Ich sehne mich schon lange nach einem oldschool Küchenradio, das ich einfach anstelle und mich berrieseln lasse, wie früher morgens vor der Schule. Mit „zunehmendem Alter“ haben es mir vor allem die Oldies-Sender angetan; ich höre jetzt immer häufiger den Livestream von Radio Harmony oder Nostalgie Radio. Da kommen die tollsten Banger, von Eros Ramazzotti über Depeche Mode hin zu Backstreet Boys. Laut mitsingen, obwohl man den Text nicht kennt, gehört zum Hörerlebnis dazu. Morgens höre ich gerne den News-Podcast „0630“, weil ich den Mix mag zwischen weltpolitischen Nachrichten und leichten Themen wie Taylor Swifts Hochzeit. Zum Entspannen höre ich „Friendly Fire“ mit Oliver Polak und Micky Beisenherz, besonders Olivers Anekdoten über Missgeschicke auf Flugreisen oder Taxifahrten haben es mir angetan.

Was sehen Sie?

Ich bin seit ein paar Jahren Seth Rogen verfallen. Zuletzt habe ich die Serien „Platonic“ und „The Studio“ gebinged. Rogen verkörpert für mich eine Leichtigkeit, die mich an Komödien der 90er-Jahre erinnert, mit seiner bekiften Lache und seinem trockenen Witz. Seine lebensbejahenden, schrillen Batik-Outfits und Fischerhüte sind für mich stilprägend. Gleichzeitig kann er tiefsinnige Dialoge mit einer Beiläufigkeit führen, die ihnen jedes Pathos nimmt. Ansonsten bin ich großer Fan der beiden „Beef“-Staffeln. Als Person mit koreanischen Wurzeln sehe ich gerne asiatische Figuren, die widersprüchlich, unangenehm, lustig, egoistisch und vor allem mächtig sein dürfen. Apropos mächtig: „Crazy Rich Asians“ ist auch ein großes Vergnügen, habe ich bestimmt dreimal gesehen. Da geht es um absurd reiche asiatische

Menschen, was natürlich keine besonders revolutionäre Form von Repräsentation ist – aber ich genieße es trotzdem, asiatische Figuren einmal verschwenderisch und in Machtpositionen zu sehen. Zur schnellen Unterhaltung gehe ich auf Youtube und schaue gerne „Take Me Späti“ von und mit Sara Arslan. Darin trifft sie Rapper zu Dates im Späti, und es entstehen sehr lustige Gespräche – nicht zuletzt, weil die Moderatorin keine Scheu vor unangenehmen Fragen hat. Wohltuend finde ich auch „Kurzstrecke mit Pierre M. Krause“, in dem er berühmte Menschen zu ihren Terminen begleitet und dabei angenehm ungezwungene Unterhaltungen entstehen. Das Format erinnert mich an das mittlerweile leider abgesetzte „Bauerfeind assistiert“. Katrin Bauerfeind hat darin Größen wie Roger Willemsen einen Tag lang als Assistentin begleitet; mit Willemsen ging sie unter anderem Pyjamas und Blumen kaufen. Die Folge gibt es noch auf Youtube – große Empfehlung für all diejenigen, die Willemsen so sehr vermissen wie ich.

Ubin Eoh

Wann haben Sie zuletzt Ihre Meinung geändert?

Ein ganz aktuelles Beispiel ist „Die Kackwurstfabrik“ von Marja Basler und Annemarie van den Brink. Ich habe das Buch zur Geburt meiner Tochter bekommen, und es lag seitdem versteckt im Bücherregal, bis meine Tochter es vor Kurzem herausgefischt hat. Seitdem müssen wir es mehrmals am Tag lesen. Darin wird die menschliche Verdauung als riesige Fabrik dargestellt, in der die Nahrung verschiedene Stationen durchläuft, bis am Ende ein fertiges Exkrement herauskommt. Ich hatte es eigentlich für einen späteren Zeitpunkt zur Seite gelegt, weil es mir mit seinen kleinteiligen, sehr technischen Zeichnungen – selbst für mich als Erwachsene – wenig ansprechend vorkam. Meine Tochter sieht das offenbar völlig anders. Sie kann sich ewig in den Bildern verlieren und entdeckt bei jedem Lesen etwas Neues. Inzwischen verstehe ich, dass gerade die Überfüllte an Informationen den Reiz des Buches ausmacht. Es war eine schöne Erinnerung daran, wie wenig verlässlich mein erwachsener Blick darin ist, vorherzusagen, was ein Kind interessant findet.

Ubin Eoh, geboren in Berlin-Kreuzberg, ist Autorin, Journalistin und Podcasterin. Sie ist Ko-Moderatorin des „Zeit“-Podcasts „Und was machst du am Wochenende?“ und schreibt seit der Geburt ihres ersten Kindes die FAZ-Kolumne „Hi, Baby“. Bei park x ullstein ist gerade ihr erster Roman „Honey und Blondie“ erschienen. In unserem Literaturnewsletter finden Sie die Antworten auf zwei zusätzliche Fragen an Paris Marx. Melden Sie sich jetzt kostenlos an: nl.faz.net/#literatur

BESONDERE VORKOMMNISSE

Dollyversum

Im Jahr 2013 hatte Dolly Parton einen leichten Autounfall. Nicht der Rede wert, wäre Dolly Parton nicht Dolly Parton und hätte sich nicht im Krankenhaus mit einem ihrer dortigen Ärzte, Naji Abumrad, angefreundet. Diese Geschichte inspirierte seinen Sohn, den Radiojournalisten Jad Abumrad, einen Podcast über die berühmte Freundin seines Vaters zu machen. Das Ergebnis, „Dolly Parton's America“, ist ein neunteiliges Wunderwerk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Sängerin,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das „Dollyverse“ und, natürlich, ihre Musik. Es könnte eigentlich in keiner Lebenslage, besonders aber jetzt nach ihrem Tod, einen besseren Trost geben, als dieser herzerwärmenden, lustigen, selbstironischen, klugen Frau noch einmal zuzuhören. anvo.

Die Schriftstellerin Elif Batuman, die als Tochter türkischer Eltern in den USA aufwuchs, wurde mit ihren Romanen „Die Idiotin“ und „Entweder/Oder“ bekannt. Beide handeln von Selin, einer jungen, sehr belesenen Studentin in Harvard, die biographische Details mit Batuman teilt. Seit einiger Zeit schreibt Batuman, die auch als Journalistin für den „New Yorker“ arbeitet, auf der Plattform Substack außerdem einen teils sehr nerdigen Newsletter über Schreiben, Literatur und Beobachtungen, die sie im Alltag macht. Wir treffen uns in Berlin, wo Batuman Fellow des DAAD-Programms ist.

Frau Batuman, Sie sind Schriftstellerin und Journalistin. Früher erschienen Ihre Texte meist im „New Yorker“, jetzt schreiben Sie regelmäßig auf der Plattform Substack. Warum haben Sie damit angefangen?

Es macht Spaß, für den „New Yorker“ zu schreiben, und es ist ein Privileg, aber es dauert sehr lange. Sehr viele Leute müssen es lesen, und es braucht immer einen Anlass. Man kann nicht einfach schreiben, worüber man gerade nachdenkt. Ich wurde gefragt, ob ich für Substack schreiben möchte, als sie dort Autoren gesucht haben. Ich hatte nicht vor, damit Geld zu verdienen, besonders weil viele meiner Leser Studierende sind. Aber Substack wollte, dass ich Geld verlange. Und ich habe gemerkt, dass das ein zuverlässiger Nebenverdienst ist.

Leser können auf Substack auch kommentieren. Ziehen Sie aus diesen Kommentaren etwas für Ihr eigenes Schreiben?

Auf jeden Fall. Das ist etwas, was ich sehr vermisst habe, als es mit Twitter den Bach runterging. Ich fand Twitter toll. Seit ich angefangen habe zu schreiben, gab es immer Spannungen mit Verlegern oder Leuten, die angeblich den Geschmack der Öffentlichkeit kennen: Was Menschen verstehen und was nicht, was zu esoterisch, zu akademisch, zu sonst was ist. Was ich aufregend an Twitter fand, war, dass man da sofort sehen konnte, wie und worauf die Leute reagieren. Auf Substack ist es wieder so, dass manche Posts sehr erfolgreich sind und manche nicht. Daraus kann man viel lernen.

Lenken Sie diese Statistiken nicht auch ab? Zu wissen, was gelesen wird? Ich glaube, es ist nichts falsch daran, etwas zu schreiben, von dem man glaubt, dass es andere interessiert. Ich finde, es ist ein Problem zu denken, dass etwas, nur weil es populär ist, auch dumm ist. Auf der anderen Seite habe ich im College mal einen Rat von einer Dozentin bekommen, die mir zufällig zugewiesen wurde. Ich schrieb über russische Sachen, sie mochte Russland aber gar nicht, sie war aus Polen. Sie sagte zu mir: Du schreibst für jemanden, von dem du denkst, er würde sich nicht für deine Sachen interessieren. Aber du bist nicht vom Mars, wenn es dich interessiert, geht es auch anderen so. Du musst ihnen nur zeigen, dass sie interessiert sind.

„Ich brenne für Verwirrung“

Das passt zu dem Aspekt des Gatekeepings, den Sie angesprochen haben: dass schon im Vorhinein bestimmte Dinge ausgeschlossen werden, weil man glaubt, dass sie nicht funktionieren. Ich habe das Gefühl, dass sich nicht nur Ihre Texte auf Substack oft mit nischigen Themen beschäftigen. Sind Sie manchmal überrascht, was Leute mögen? Ja. Meine Schreibkarriere bestand in gewisser Weise darin, sehr nischige Dinge einem größeren Publikum näherzubringen. Ich glaube, das hat viel mit dem Internet zu tun. Mein erstes Buch sollte eine Neuerzählung von Dostojewskis „Die Dämonen“ sein und in einem Doktorandenprogramm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 in Stanford spielen. Man sagte mir, so etwas sei unverkäuflich, die Leute wollten kein ganzes Buch über depressive Doktoranden lesen. Ein Sachbuch sei besser, dann könne ich viele russische Romane auf lustige, coole Art für Leute zusammenfassen, die keine Zeit haben, die Romane zu lesen, aber gern darüber auf Cocktailpartys reden wollen. „Die Besessenen“, ein Buch über russische Literatur, kam 2010 raus. Was ich mit Substack und auch mit „Die Besessenen“ verstanden habe, ist, dass es da nicht um riesige Zahlen geht. Das Buch hatte nicht Millionen Leser, aber mehr, als man damals dachte. Das war genug.

Es gibt ja auch die These, dass das Internet die Lesekultur zerstört, weil die Aufmerksamkeitsspanne der Leute schrumpft. Sie behaupten also das Gegenteil?

Ich glaube, die Leute lesen viel mehr als früher. Sie lesen unterschiedliche Dinge es gibt nicht mehr den Kanon wie früher, was gut ist, aber auch viele Nachteile hat, weil man nicht mehr dieses gemeinsame Gespräch hat, bei dem alle dieselben Bücher gelesen haben. Das vermisse ich ein bisschen.

Sie schreiben auf Substack oft recht voraussetzungsreich über Literatur. Wissen Sie, wer Ihre Leser sind?

Viele Studierende, aber nicht nur. Junge Schriftsteller, viele sehr junge Leute, die noch in der Schule oder auf dem College sind, Doktoranden. Aber auch Leute, die eher im Alter meiner Eltern sind, vielleicht schon in Rente, und immer schon mehr mit Literatur zu tun haben wollten.

Entsteht so auch eine Debatte über Literatur?

Ich weiß nicht. Manchmal erwähnen Leute Dinge, von denen ich noch nie gehört hab. Ich kriege sehr interessante Lesetipps, manchmal auch akademische Aufsätze. Einmal habe ich etwas über den japanischen Roman in der Meiji-Zeit geschrieben und dann einen sehr spezifischen Aufsatz dazu geschickt bekommen. Ich finde das ermutigend und horizonterweiternd, viel mehr als Debatten. Es fühlt sich gerade an, als gebe es so viele Debatten, die keine richtigen Debatten sind, weil die Leute nur ihren Standpunkt verteidigen. Ich versuche eher Dinge zu finden, auf die Leute sich einigen können, und das ist tatsächlich einiges.

Substack wird manchmal als Alternative zu den etablierten Medien gesehen. Haben Sie das Gefühl, Sie können hier Dinge schreiben, die in anderen Medien keinen Platz haben? Ich glaube schon. Historisch gesehen hat das vielleicht mit den Druckkosten zu tun, man konnte nicht etwas von jemandem drucken, der noch im Denkprozess ist. Dabei funktioniert Denken nun einmal so. Und ich lese so was gern. Ich brenne für Verwirrung und für die Suche. Deshalb mag ich Tolstoi, weil es in seinen Romanen eine etwas aufgeräumtere Version dessen gibt. Figuren, die sich am Ende selbst widersprechen, oder es passiert nicht, was sie denken, und das ist dann das Ende. Das hat in Zeitungen und Magazinen nicht funktioniert. Aber mit dem Internet könnte es so sein.

Es geht aber auch um politische Fragen. Manche sagen, man könne auf Substack Dinge sagen, die man in den etablierten Medien nicht sagen kann. Ich fühle mich ein bisschen lockerer auf Substack. Wenn etwas hinter der Paywall

Die Schriftstellerin Elif Batuman Ende Juli in Berlin Fotos Julia Zimmermann

Die Schriftstellerin Elif Batuman hat die Plattform Substack für sich entdeckt. Was schätzt sie daran? Und was bringt ihr das für ihr Schreiben? Von Anna Vollmer

ist, werden das vielleicht 1000 Leute lesen. Und man kann es nicht googeln. Ich habe das Gefühl, ich kann Dinge nuancierter ausdrücken, und ich kann über Dinge sprechen, in die ich nicht verwickelt sein wollte, wenn es eine Publikation wäre, die Tausende Leute lesen.

Wie entscheiden Sie, was sich für Substack und was für den „New Yorker“ eignet?

Ich wollte unbedingt mit Sayaka Murata [einer japanischen Schriftstellerin] sprechen, und ich glaube, es wäre nicht sehr reizvoll für sie gewesen, in meinem Substack vorzukommen. Ähnlich ist es bei Positionen, von denen ich denke, sie sollt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mehr Gehör bekommen. Für den „New Yorker“ habe ich über die Neubewertung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nach dem Ausbruch des Kriegs in der Ukraine geschrieben. Da war ich sehr frustriert über die mediale Berichterstattung. Sollten alle russischen Bücher gecancelt werden, oder hat Literatur nichts mit Politik zu tun? Ich glaube, niemand, der sich wirklich für Bücher interessiert, denkt so. Aber viele Leute glaubten, sie müssten sich für eine der beiden Seiten entscheiden.

Der Ukrainekrieg war ein großer Einschnitt in Ihrer künstlerischen Arbeit, die MeToo-Bewegung auch. Gab es andere, ähnliche Momente? Wie für viele privilegierte Amerikaner haben sich 2016 viele Dinge für mich verändert. Ich war sehr überrascht, dass Trump gewonnen hat, und ich habe mich geschämt, dass ich überrascht war, denn viele Leute waren es nicht. Und ich fragte mich: Warum habe ich Literatur studiert? Was, wenn ich mich dadurch entpolitisiert habe? Wenn ich jetzt darauf zurückblicke, bin ich verwirrt. Es gibt zwei Bedeutungen des Wortes Politik. Eine bezieht sich auf Parteien, Wahlen und Regierungen, die andere auf das, was die Feministinnen der zweiten Generation sagten: 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 Inzwischen bin ich zurück bei der Idee, dass es Menschen auf beiden Seiten gibt. Ich glaube, das ist wichtig. Aber kurz war da diese Horrorvorstellung, dass ich, indem ich mich von der politischen Sphäre zurückgezogen habe und dachte, dass die Dinge nichts mit mir zu tun haben und sich schon von allein lösen würden, dabei geholfen habe, Menschen wie Trump oder Erdoğan den Weg zu ebnen.

Aber jetzt sehen Sie das anders? Ich war sehr begeistert von der Wokeness-Bewegung in den USA. Als ich aufwuchs, kam viel von der Grausamkeit und Dummheit im öffentlichen Diskurs von rechts. Jetzt sehe ich es von beiden Seiten. Und es von links zu sehen, brachte mich auf den Gedanken: Es reicht nicht, die richtige Meinung zu haben. Man sieht Leute, die wegen linker Dogmen hinter anderen her sind, sie verletzen und ihnen das Gefühl geben, sich schämen zu müssen. Das hat mich daran erinnert, warum ich die Regierungsseite von Politik immer unattraktiv fand. Die Art von Politik, die mich anspricht, ist die, die in Romanen stattfindet. Ich vermute, in der Vergangenheit hätte ich gesagt, dass Romane nicht politisch sind, nicht politisch sein sollten. Aber das glaube ich nicht mehr.

Die MeToo-Bewegung ist nun schon wieder einige Zeit her. Hat sie wirklich so viel verändert, wie man dachte? In der Darstellung von Frauen und Mobbing hat sich wirklich etwas geändert, manche Dinge erscheinen uns heute völlig absurd. Allerdings ging es teilweise auch um die Freude, mächtige Männer zu entthronen, das war langfristig nicht hilfreich. Mein erster Verleger etwa wurde „metoot“, und wenn ich jetzt zurückschaue, denke ich: Sein Verhalten war nicht angemessen, jemand musste ihm sagen, dass das aufhören muss. Aber ich glaube nicht, dass er seinen Job verlieren musste, um für den Rest seines Lebens als freischaffender Übersetzer zu arbeiten.

Sie haben einmal gesagt, MeToo habe Ihr Schreiben und Ihren zweiten Roman maßgeblich beeinflusst. Wäre er heute ein anderer?

Jedes Buch ist ein Zusammenspiel aus der Handlung und der Zeit, in der es geschrieben wurde. Ich wollte keine Fortsetzung zu meinem ersten Roman „Die Idiotin“ schreiben, aber als ich das Buch während der MeToo-Bewegung vorstellte, erzählten viele Frauen die Geschichte ihrer frühen Sexualität neu, und ich hatte den Eindruck, dass ich das auch machen muss. Als ich aufwuchs, dachte ich, Romane und Politik seien komplett getrennt voneinander, Feminismus sei lahm und Frauen müssten einfach nur härter arbeiten, besser als Männer werden und dann werde schon alles gut. Heute erscheint mir das als totaler Quatsch. Warum hab ich das jemals gedacht, obwohl ich ja nicht dümmer war als heute?

In Ihrem Newsletter schreiben Sie auch oft über Beobachtungen. Einmal ging es darum, wie viele Dackel Sie in Italien gesehen haben ... Bassotti!

Nun sind Sie seit einiger Zeit in Berlin. Gibt es etwas, was Ihnen hier aufgefallen ist?

Ich war überrascht, wie viele türkische Sachen es hier gibt. Und dann haben meine Frau und ich bemerkt, dass man sich auf der Straße anders anschaut. In New York kann man mit niemandem Augenkontakt aufbauen, hier ist das schon so. Und es gibt ein anderes Verhältnis zu belanglosem Smalltalk. Manchmal sage ich irgendwas sehr Dummes, nur um Konversation zu betreiben, und mein Gegenüber sagt: „Oh, glaubst du das wirklich? Interessant, das war mir noch gar nicht aufgefallen.“ Und dann muss man sagen, nein, natürlich glaube ich das nicht wirklich. Oh, und dann gibt es noch etwas: In einem Post über Berlin habe ich geschrieben, dass es hier sehr viele Mülleimer in Form von Eis in der Waffel gibt. So viele habe ich noch nie gesehen.

Elif Batuman schreibt unter der Adresse eliflife.substack.com auf Substack.

DIE LIEBEN KOLLEGEN

VON HARALD STAUN

Zwei Wochen nachdem der „Spiegel“ dem Landtagsabgeordneten Ulrich Siegmund aus Sachsen-Anhalt den Gefallen getan hat, ihn zum Schreckgespenst hochzujazzen, kam nun auch der „Stern“ mit einer AfD-Titelgeschichte an den Kiosk – oder wo auch immer man ihn noch liest. Ungewöhnlich konkret inszeniert das Magazin seine Berichterstattung als Gegenentwurf zur Hysterie, die die Hamburger Kollegen verbreitet hatten. „Die AfD-Falle – Wie Panik die rechtsextreme Partei noch größer macht. Warum es einen selbstbewussten Umgang mit ihr braucht“, heißt es auf dem Cover, und auch die Artikel im Blatt stehen ganz unter dem Motto: Entspannt euch!

In einem bemerkenswerten Essay beschreiben Martin Debes, Veit Medick und Jan Rosenkranz die „Untergangslust“ in den Medien, die für die eigenen Effekte blind ist: Sie verleihe der AfD „eine Übermacht, die sie in den Augen frustrierter Bürger erst recht attraktiv erscheinen lässt“ und die Partei „in einen Rausch der Eigenmächtigkeit“ versetze. Jene, die dagegen „willens, vielleicht sogar fähig wären,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zu beschützen“, würden durch diesen „Sound der Katastrophe“ eher demotiviert. Ohne die Gefahren einer AfD-Regierung herunterzuspielen, weisen die Autoren auf die „Widerstandskraft bundesdeutscher Institutionen“ hin, auf „träge Strukturen, die Revolutionsversuche im Keim ersticken und auch schon harmlosere Ideen kläglich scheitern lassen können“, auf die Gewaltenteilung als „Lebensversicherung – gegen das Regieren per Handstreich“ und auf die „Gesetze des Wettbewerbs“, die besagten: „Wer nicht liefert, wird abgestraft.“

Ein solcher Appell zur Gelassenheit läuft unweigerlich Gefahr, verharmlosend zu wirken, und manchmal klingt der Essay tatsächlich, als verließen sich die Autoren zu sehr auf die „Resilienz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Aber ihr Argument ist nicht das jener Stimmen, die so dringend die sogenannten Brandmauern einreißen wollen oder den kuriosen Plan verfolgen, die AfD zu bekämpfen, indem sie ihr Programm übernehmen. Und wer, nur zum Beispiel, am vergangenen Wochenende wieder gesehen hatte, wie hilflos die Interviewer von ARD und ZDF in ihren mittlerweile routiniert scheiternden Entzauberungsversuchen wirkten, wäre schon dankbar für ein wenig mehr Souveränität der politischen Mitte.

Nicht ganz klar wird allerdings, was „Stern“-Chefredakteur Gregor Peter Schmitz von der neuen Devise hält. In seinem Editorial äußert er zunächst vor allem Mitleid für den „Spiegel“, der für seinen Titel „regelrecht verkloppt“ geworden sei. Was nicht nur daran liegt, dass Schmitz dort selbst lange gearbeitet hat. Sondern auch daran, dass der Umgang mit rechten Parteien beim „Stern“ bisher kaum weniger zur Mythenbildung beitrug, wie Schmitz auch selbst einräumt: 2022 kürte man Giorgia Meloni auf dem Titel zur „gefährlichsten Frau Europas“, 2023 machte man Alice Weidel zum Covergirl. Die „Strategie der Nichtbeachtung“ sei nicht „so gut aufgegangen“, rechtfertigte Schmitz damals – auch wenn es sein Geheimnis blieb, wer diese damals praktizierte. Nun schreibt er: „Obwohl wir wussten, dass man sie in einem Print-Interview nicht entzaubern kann, fanden wir doch, dass Ignorieren keine Strategie ist.“ Das klingt eher nach Trotz als nach einem Argument.

Und heute? Hat jetzt beim „Stern“ ein Umdenken begonnen? Man müsse immer noch „zeigen, wie gefährlich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ist“, dürfe dabei aber „nicht das Geschäft derer, die Panik schüren, betreiben“, flüchtet sich Schmitz in ein entschiedenes Einerseits-Andererseits, das er auf die Formel bringt: „Wir sollten sie stetig herausfordern, aber mit Zuversicht statt Angst“. Ob der „Stern“ damit nun aus dem Panikgeschäft ausgestiegen ist, wird sich zeigen, vielleicht gelingt es ihm ja, es mit Zuversicht zu betreiben.

Immerhin Ulrich Siegmund bleibt unterdessen gelassen: In einem Porträt stellt „Stern-Reporter“ Debes den Mann vor, „der wahlkämpft wie im Rausch“. „Toll, dass Sie wieder da sind!“, sagt Siegmund zum Reporter, als er ihn auf 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in Wittenberg erkennt.

TELETEXT

TED LASSO

VON TOBIAS RÜTHER

Wenige Serien haben in letzter Zeit so polarisiert wie „Ted Lasso“. Sie erzählt vom gleichnamigen Coach eines englischen Fußballteams, der im amerikanischen Mittleren Westen American Football trainiert hat, aber von Rebecca, der Besitzerin des AFC Richmond, angeheuert wird, um den Verein zu ruinieren, aus Rache an ihrem Ex-Mann. Dann aber gelingt es Ted (Jason Sudeikis) mit seinem großen Herzen über drei Staffeln hinweg, den AFC und alle zu retten, denen er in London begegnet – und fast auch sich selbst.

Je weniger man sich für Fußball interessiert, desto mehr mag man „Ted Lasso“ und umgekehrt, selten, dass jemand „Ted Lasso“ und Fußball zugleich mag. Es hilft auch nicht, dass es gar nicht um Fußball geht, sondern um Menschen, die es schaffen, über den eigenen Schatten zu springen, sich zu versöhnen, mit sich selbst und anderen, die eigene Rolle in der Welt und deren Prägungen infrage zu stellen: Denn auch selfcare als Entertainment muss man mögen.

„Ted Lasso“ ist perfekt für Insta-Reels, weil es pro Folge zehn Szenen gibt, in der eine Weisheit herausgehauen wird, die man auf ein Kissen sticken oder in Ferienwohnungen an die Wand hängen könnte. Die bekannteste hat Jason Sudeikis selbst geschrieben, da besiegt Ted den fiesen Rupert (Anthony Head) im Dartspielen, um Rebecca (Hannah Waddingham) vor der nächsten Demütigung zu bewahren – indem er besser wirft und dabei Walt Whitman zitiert. „Be curious, not judgemental“, sei neugierig, frei von Vorurteilen: Das ist das Leitmotiv der Serie.

Eine Primadonna wird zum Teamspieler, ein anderer aus der Elf outet sich und wird von allen anderen geschützt, ein Werbepartner wird boykottiert, weil er die Umwelt zerstört: Diesen hohen Ton über drei Staffeln zu halten, ohne ins Formelhafte abzugleiten, hat „Ted Lasso“ nicht immer geschafft. Die vierte beginnt vielleicht auch deswegen ganz neu: Ted kehrt aus Kansas City zurück, um das Frauenteam des AFC Richmond in die erste Liga zu führen.

Und schon melden sich Stimmen, und sie liegen nicht falsch, die „Ted Lasso“ vorhalten, die tatsächlichen Probleme des Fußballs der Frauen – unterbezahlt, unterrepräsentiert – als Deko zu behandeln, es fängt ja schon damit an, dass mal wieder ein Mann geholt wird, um ein Frauenteam zu trainieren, die Ko-Trainerin (Tanya Reynolds) wird übergangen. Wie Alice sich durchsetzt, ob Ted, der immer das Richtige tut, es auch hier wieder tut, kann man sich fast selbst beantworten, aber vielleicht kommt es ganz anders. Das wäre dann wirklich wie im Fußball.

TELEDIALOG UNFAIR

In ihrem Podcast „Amann Unframed“ sprach Melanie Amann diese Woche mit dem AfD-Politiker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Tillschneider: Also Frau Amann, ganz ehrlich, ich habe mir jetzt unter diesem Podcast was anderes vorgestellt.

Amann: Es tut mir leid.

Tillschneider: Also ich hab gedacht, wir sprechen über mein Buch. (...) Ich empfinde Ihre Fragen als destruktiv und suggestiv und in höchstem Maße unfair. Wir können jetzt noch mal weiterreden oder wir können das jetzt beenden. Also in dem Ton will ich nicht mehr weiterreden.

Amann: Also ich versuche, für meine Zuhörerinnen und Zuhörer zu erschließen, was Ihre Positionen sind. (...) Sie wollen doch daraus Politik machen. Sie wollen doch was verändern, und dann muss es doch möglich sein, Sie zu fragen, was Sie verändern wollen (...)

Tillschneider: Sie arbeiten hier mit Prüfungsfragen und tun so, als wäre ich ein wandelndes Lexikon. Das ist kein politisches Gespräch über politische Einstellungen. Haben Sie denn noch schöne Fragen?

Samstag

ARD

8.20 Wissen macht Ah! Urlaub im Urwald 8.45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21). Was tun, wenn keiner was sagt – Rechtsextremismus unter Jugendlichen 8.55 Die Pfefferkörner. Die tollste Tante der Welt / Der Schutzengel 9.50 Tagesschau 9.55 Panda, Gorilla & Co. 11.30 Quarks im Ersten. Lasst die Flüsse frei! Was die Rückkehr zur Natur bewirkt 12.00 Tagesschau 12.15 Die Tierärzte. Die verschluckte Nadel / Wiederbelebt 13.45 Tagesschau 14.00 Im Fluss des Lebens. Deut. Familienfilm mit Ruth Maria Kubitschek, 2011 15.30 Meine Mutter ist unmöglich. Deut. Komödie mit Diana Amft, 2018 17.00 Tagesschau 17.15 Brisant 17.52 Das Wetter im Ersten 18.00 Sportschau. 3. Liga. Live 18.30 Sportschau, Fußball-Bundesliga. Live 19.57 Lotto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Diplomatin in Rom – Gefährliche Lügen. Deut. Krimireihe mit Natalia Wörner, 2026 21.4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2.05 Wolfsland. Das schwarze Herz. Deut. Krimireihe mit Götz Schubert, 2023 23.35 Das Wort zum Sonntag. Spricht Alexander Höner, Berlin 23.40 Inas Nacht (7/12). Late-Night-Show 0.40 Tagesschau 0.45 Banditen! Amerik. Actionkomödie, 2001

ZDF

8.20 Robin Hood. Peter, der Hartherzige / Schule für Gentlemen 8.45 H20 – Abenteuer Meerjungfrau. Animationsserie. Valentinstag 9.10 Bibi und Tina. Trickserie. Tina in Gefahr 9.35 Pippi Langstrumpf. Kinderserie. Pippi und die Seeräuber (3) / Pippi und die Seeräuber (4) 10.25 Notruf Hafenkante. Krimiserie. Shopping 11.10 SOKO Stuttgart. Krimiserie. Tödlicher Sog 11.55 heute Xpress 12.00 einfach Mensch. Andreas Loose: Blind in Bewegung 12.15 Familie Bundschuh – Bundschuh vs. Bundschuh. Deut. Komödie mit Andrea Sawatzki, 2023 13.40 Ein Sommer im Elsass. Deut. Komödie mit Tanja Wedhorn, 2012 15.10 heute Xpress 15.15 Bares für Rares 16.10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Waidmanns Unheil 17.00 heute Xpress 17.05 Länderspiegel 17.35 ZDF. reportage: Vorbereitet für den Ernstfall. Notstrom, Wasser, Dosenbrot 18.05 SOKO München. Krimiserie. Auf der Walz 19.00 heute 19.25 Der Bergdoktor. Arztserie. Hoffnung (1) 20.15 Die Giovanni Zarrella Show. Die große Sommerparty 23.15 heute journal 23.30 das aktuelle sportstudio. Live 0.55 heute Xpress 1.00 Eine italienische Sommernacht mit Giovanni Zarrella

RTL

5.15 Der Blaut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U. a.: Blutiger Verkehrsunfall deckt brutales Verbrechen auf / Schultüte mit pikantem Inhalt führt zu Streit / Mörderischer Plan eskaliert in Feuer-inferno / Mutter rastet in Blumenladen aus / Radlerin mit Kind stürzt über Wäscheleine / Brennender Wohnwagen enthüllt Verzweiflungstat / Müllmann findet Baby in Container / Förster wird in Wald angeschossen 12.00 Barbara Salesch – Das Strafgericht. Doku-Soap. Wurfgeschoss Wasserkocher! Attackierte Schwiegersohn verschwenderische Schwiegermutter? / Flammen im Foodtruck! Das Ende einer feurigen Affäre? 14.00 Ulrich Wetzel – Das Strafgericht (68). Doku-Soap. Mysteriöser Tod im Kirmesmilieu 15.00 Fußball-Bundesliga. RB Leipzig – Borussia Mönchengladbach. Live 17.45 Ulrich Wetzel – Der Ermittlungsrichter. Dokumentation. Gefährliche Attacke auf abgelegenem Parkplatz 18.15 Exclusiv am Samstag (33). Boulevardmagazin 18.45 RTL Aktuell 19.05 Life – Menschen, Momente, Geschichten. Infotainment 20.15 Jetski Star WM. Show 0.30 Markus Krebs live! Pass auf ... kennste den? Comedyshow

Sonntag

8.30 Alina (2/3). Jugendserie. Die Pferdeflüsterin 9.30 Die Sendung mit der Maus. Kindersendung 10.00 Tagesschau 10.03 Immer wieder sonntags (12/13). Show 12.00 Tagesschau 12.03 Presseclub. Talkshow 12.45 Europamagazin. Doku 13.15 Nachtstreife (2/6). Reality-Soap. Unheimliche Begegnungen 14.00 Tagesschau 14.03 Hochzeiten. Deut. Komödie mit Senta Berger, 2012 15.30 Sportschau. Ruder-WM (Einer Frauen und Männer) / ca. 15.45 Internationales Leichtathletik-Sportfest (ISTAF) 17.00 Brisant. Magazin 17.45 Tagesschau 18.00 Bericht aus Berlin – Sommerinterview. Talkshow. Friedrich Merz im Gespräch mit Markus Preiß 18.30 Wem gehört New York? Dokumentation 19.15 Sportschau. Fußball-Bundesliga 19.57 Gewinnzahlen Deutsche Fernsehlotterie 20.00 Tagesschau 20.15 Tatort. Gold. Deut. Krimireihe mit Ulrike Folkerts, 2023 21.45 Caren Miosga. Talkshow 22.45 Tagesthemen. Mit Wetter 23.05 ttt – titel thesen temperamente. Kulturmagazin 23.35 Hannes. Deut. Tragikomödie mit Leonard Scheicher, 2019 1.00 Tagesschau 1.05 Hochzeiten. Deut. Komödie mit Senta Berger, 2012

ZDF

8.15 Löwenzahn. Wunder des Lebens – Mit Liebe gemacht 8.40 Michel aus Lönneberga. Als Michel ein Held wurde 9.03 37°Leben. Comeback: Geld 9.30 Katholischer Gottesdienst. Kreuz – Leben gewinnen 10.15 Bares für Rares – Lieblingsstücke 11.55 heute Xpress 12.00 ZDF-Fernsehgarten. Andrea Kiewel präsentiert Musik und Gäste – live aus dem Sendezentrum Mainz 14.00 That's My Style 14.45 Duell der Gartenprofis 15.25 heute Xpress 15.30 plan b. Clever reisen – Die Welt für wenig Geld 16.15 Die Rosenheim-Cops. Krimiserie. Tod in den Ferien 17.00 heute 17.15 Die außergewöhnlichsten Hotels der Welt. Reality-Soap. Geheimnisse und Legenden 18.00 Ein Fall für zwei. Krimiserie. Ohne Skrupel 18.55 Aktion Mensch 19.00 heute 19.10 Berlin direkt 19.30 Terra X: Weltstädte. London 20.15 Eine Wingwoman verliebt sich nicht. Deut. Liebeskomödie mit Chiara Schoras, 2026 21.45 heute journal 22.15 Inspector Ikmen – Tod in Istanbul. Krimiserie. Sterben und Erben (1) / Sterben und Erben (2) 23.50 Terra X History: Unsere Vereine – Mehr als Kegeln und Kaninchen 0.35 heute Xpress 0.40 Saltburn. Amerik./Brit. Thriller, 2023

RTL

ARD

5.45 Der Blaulicht Report. Reality-Soap. Verletzte Frau in Kühltruhe gesperrt / Kleiner Junge allein am Bahnhof / Frau von blutigem Picknick schockiert / Kinderwagen rollt vor Polizeiauto / 15-Jährige attackiert Mitschüler mit Schere / Baby auf Hochsitz gefunden / Einbruch in Getränkemarket enthüllt Sex-Geheimnis / Frau befürchtet ihr Verlobter ist tot / Frau setzt dramatischen Hilferuf ab / Blutverschmierte Frau im Auto stellt Polizisten vor Rätsel / Entführte Seniorin stellt Polizisten in höchste Alarmbereitschaft 12.45 Die Beet-Brüder. Doku-Soap. U. a.: Nicole und ihre Töchter Katrin und Laura, Waldalgesheim 17.45 Exclusiv – Weekend (35). Infotainment 18.45 RTL Aktuell 19.05 Bauer sucht Frau International – Die neuen Bauern weltweit. Dateshow 20.15 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Brit./Amerik. Actionkomödie mit Taron Egerton, Mark Strong, Sophie Cookson, Colin Firth, Julianne Moore, 2017 23.00 stern TV am Sonntag (26). Infomagazin 0.30 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 Brit./Amerik. Actionkomödie mit Taron Egerton, Mark Strong, Sophie Cookson, Colin Firth, Julianne Moore, 2017 3.00 CSI: Den Tätern auf der Spur (21). Krimiserie

Pro Sieben

5.40 Call Me Kat. Comedyserie. Verkupplungsversuche / Paartherapie 6.25 taff. Magazin 7.20 Galileo. Magazin 9.25 Outmatched – Allein unter Genies. Comedyserie. Der Rückzugsort / Die Geburtstagsenthüllung 10.20 Fresh Off the Boat. Sitcom. Ziemlich beste Freundinnen / Die Welt geht unter! 11.18 MOTZmobil 11.20 Fresh Off the Boat. Sitcom. Ruhestand? Wieso Ruhestand? / Das bessere Drei-Viertel / Drei Evans 12.45 Die Goldbergs. Sitcom. Beziehungsprobleme / Die beste Freundin 13.40 Family Guy. Zeichentrickserie. Männlich, verwitwet, alt / Weiße Megs bringen's nicht 14.40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serie. Springfield aus der Asche / Kampf um Bobo / Homer liebt Mindy / Die Springfield-Bürgerwehr / Ein grausiger Verdacht / Romantik ist überall! / Tingeltangel-Bob 18.10 Pro-Sieben :newstime 18.20 Die Simpsons. Zeichentrickserie. Lisa legt los / Gone Boy / Ha-Ha Land / Arche Monty 20.15 Avengers: Endgame. Amerik. Actionfilm mit Robert Downey Jr., Chris Evans, Mark Ruffalo, Chris Hemsworth, 2019 23.55 The Batman. Amerik. Fantasyfilm mit Robert Pattinson, Zoë Kravitz, Paul Dano, Jeffrey Wright, Colin Farrell, 2022 3.05 Chris Talls „Chris du mich berühmt“ Show

Samstag

Sat.1 16.59 Auf den Punkt 17.00 Notruf 18.00 Das 1% Quiz 19.55 News 20.15 Matilda. Amerik. Kinderfilm, 1996 22.20 Hexen hexen. Amerik. Fantasykomödie, 2020 0.25 Resident Evil. Brit./Deut. Actionfilm, 2002

Vox 16.50 Der Hundeprofi 17.55 hundkatzemaus 19.10 Der Hundeprofi – Rütters Team 20.15 Selbst ist die Braut. Amerik. Komödie, 2009 22.30 Lethal Weapon 2 – Brennpunkt L. A. Amerik. Actionkomödie, 1989 0.45 Medical Detectives

Kabel 1 16.20 News 16.30 Navy CIS. Raven / Der erste Fall / Durch dick und dünn / Ein Fressen für die Geier 20.15 9-1-1 Notruf L.A. Tödlicher Schwarm / Kollision über den Wolken 22.15 9-1-1: Lone Star. Drunter und Drüber / Wer soll dein Herzblatt sein? 0.15 Seal Team. Vergeltung

KIA 16.30 Peter Pan 17.15 Das Dschungelbuch 17.45 Mascha und der Bär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19.25 Checker Tobi 19.50 logo! 20.00 KiKA Live 20.10 Mystic – Das Geheimnis von Kauri Point

RTL 2 20.15 Armes Deutschland 22.15 Hartz und herzlich 0.15 Hartz Rot Gold

Tele 5

NDR

Tele 5 17.25 Xena 20.15 Rubikon. Österr. Sci-Fi-Film, 2022 22.30 2067 – Kampf um die Zukunft. Austr. Sci-Fi-Film, 2020 1.05 The Pyramid: Grab des Grauens. Amerik. Horrorfilm, 2014

NDR 16.00 Rute raus, der Spaß beginnt! 16.30 Unterwegs auf der Luftlinie 17.15 Rund um den Michel 18.00 Nordtour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Wer weiß denn sowas XXL 23.25 Schlager, die Sie kennen sollten 0.10 Ziemlich beste Stiefmutter

3sat

9.00 ZIB 9.05 Kulturplatz. Magazin 9.35 Malerisches Ausseerland. Dokumentation 9.50 Königliche Gärten – Schloss Schönbrunn. Dokumentation 10.40 Sommernachtskonzert Schönbrunn 2026. Konzert 12.15 Liebesg'schichten und Heiratssachen (6). Dateshow 13.00 ZIB 13.10 Notizen aus dem Ausland. Infomagazin 13.15 Der Schmidt Max auf der Suche. Dokumentation. Nach dem Miteinander 14.00 Ländermagazin. Regionalmagazin. Heute aus Nordrhein-Westfalen 14.30 Kunst + Krempel. Magazin 15.00 Reisezeit – Traumhafte Ziele: Piemont. Dokumentation 15.25 Bregenzer Festspiele: Verdis La traviata – Hinter den Kulissen der größten Seebühne der Welt. Dokumentation 15.55 Aufgetischt – Judenburg. Dokumentation 16.40 Aufgetischt – Grazer Grün. Dokumentation 17.30 Ich will mein Glück zurück. Deut. Tragikomödie mit Michaela May, 2023 19.00 heute 19.20 Metropolen des Pop: Mailand. Dokumentation 20.00 Tagesschau 20.15 La Traviata – von den Bregenzer Festspielen 2026. Oper 22.30 Die New Yorker Nachtclub-Ikone aus Bern. Dokumentation 23.25 Wo in Paris die Sonne aufgeht. Franz. Drama mit Lucie Zhang, 2021 1.05 Sommerfrische – Reisen wie zu Kaisers Zeiten. Dokumentation

WDR 16.00 Aktuell 16.20 Der Vorkoster 16.55 Land & lecker 17.45 Einfach und köstlich 18.15 WestArt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20.00 Tagesschau 20.15 NRW Sommerkonzert 2026 22.00 Am Limit – 1993 22.40 Auf dem Gipfel – 1994 23.25 Liebe und andere Katastrophen – 1995 0.10 Zwischen Triumph und Trauer – 1996 0.55 Griff nach den Sternen – 1997

„SALTBURN“,

ZDF, MO., 00.40 UHR

Ein Mann will nach oben: Oliver (Barry Keoghan) und Felix (Jacob Elordi) gehen zusammen aufs College, aber wenn auch der eine wie eine Dickens-Figur klingt und der andere Glück und Geld auf seiner Seite hat: Emerald Fennells Campusfilm-Cosplay ist ein hinterhältiges Spiel mit Referenzen und Erwartungen. Illustrationen Kat Menschik

BR 16.30 natur exclusiv 17.15 Blickpunkt Sport 17.45 Zwischen Spessart und Karwendel 18.30 BR24 18.45 Hirschhausen und die Deepfake-Mafia 19.30 Kunst + Krempel 20.00 Tagesschau 20.15 Bamberger Reiter. Ein Frankenkrimi. Deut. Krimi, 2012 21.45 Die Büffel sind los! Deut. Heimatfilm, 2016 23.15 Zwei Bauern und kein Land. Deut. Komödie, 2017 0.45 Dann kam Lucy. Deut. Familienfilm, 2011

SWR

SWR 16.45 Marktcheck checkt ... 17.30 Regionales 18.15 Flohmarkt 18.45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er SWR-Wunschfilm. "Love Story" / "Im Rausch der Tiefe" / "Die Flucht von Alcatraz" 21.50 Regionales 23.20 SWR Kulthits 0.50 Unter weißen Segeln - Odyssee der Herzen. Deut. Drama, 2005

Hessen 16.00 Augenschmaus – Restaurants mit Ausblick 16.45 Kochstories 17.15 Mit Herz am Herd 17.45 Meisterküche 18.15 Querbeet 18.45 Tobis Urlaubstrip 19.30 Hessenschau 19.58 Hessenschauwetter 20.00 Tagesschau 20.15 Kommissar Dupin. Bretoni-

ARTE

8.10 42 – Die Antwort auf fast alles. Infomagazin. Ist Einsamkeit ansteckend? 8.35 Geo Reportage. Chartres, die Farben des Himmels 9.25 360° Reportage. Australien: Mission Schnabeltier 10.20 Zu Tisch. Reportagereihe. Capri, Italien 10.50 Naturparks in Portugal. Dokumentation. Naturpark Sintra-Cascais / Naturpark Serras de Aire e Candeeiros 12.35 Stadt Land Kunst Spezial. Magazin. Taiwan / Istanbul, Türkei 14.10 Rendezvous mit einer Leiche. Amerik./Brit. Kriminalfilm mit Peter Ustinov, Lauren Bacall, Carrie Fisher, John Gielgud, Piper Laurie, 1988 15.50 Wilde Dynastien. Dokumentation. Makaken 16.35 Naturparks in Portugal. Dokumentation. Naturpark Douro / Naturpark Guadianatal 18.25 Arte Reportage 19.20 Arte Journal 19.40 Tracks East. Magazin. Belarus – Land der Angst 20.15 Die Pharaoninnen. Frauen, die das Reich Ägypten formten. Dokumentation 21.45 Die Nofretete – Wem gehört die Schönheit? Magazin 22.40 Auf den Spuren der Cheops-Pyramide. Dokumentation. Wunder der Architektur 23.35 Gluck: Iphigenie in Aulis – Iphigenie auf Tauris. Oper. Osterfestspiele von Aix-en-Provence 2024 3.25 Mit Kompass und Köpfchen auf hoher See. Dokumentation

sches Gold. Deut. Krimireihe, 2015 21.45 Der Wien-Krimi. Blind ermittelt – Tod im Prater. Deut./Österr. Krimireihe, 2022 23.15 Der Amsterdam-Krimi. Auferstanden von den Toten. Deut. Krimireihe, 2018 0.40 Vanished – Vertraust du ihm

MDR 18.05 Heute im Osten - Reportage 18.20 Biwak - Traumtouren in der Sächsischen Schweiz 18.45 Glaubwürdig 18.54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Unser Dorf hat Wochenende 20.15 Wer weiß denn sowas XXL 23.23 Aktuell 23.25 Olafs Klub 0.10 Kommissar Van der Valk. Zerrissenes Amsterdam. Deut./Brit./Niederl. Krimireihe, 2019

MDR

Pro Sieben

RBB 16.00 Die rbb Reporter 16.30 Hallo Nachbarn! 17.00 Feuer und Flamme 17.45 So isst Berlin 17.53 Sandmännchen 18.00 rbb UM6 18.30 Ländermagazin 19.00 Heimatjournal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Charlotte Link. Deut. Krimi, 2020 21.45 rbb24 mit Sport 22.00 Vergiftete Wahrheit. Amerik. Biografie, 2019 0.00 Vanished – Vertraust du ihm

5.20 Die Goldbergs. Sitcom. Die beste Freundin 5.40 Outmatched – Allein unter Genies. Comedyserie. Der Rückzugsort / Die Geburtstagsenthüllung 6.30 Fresh Off the Boat. Sitcom. Ziemlich beste Freundinnen / Die Welt geht unter! / Ruhestand? Wieso Ruhestand? / Das bessere Drei-Viertel / Drei Evans 8.50 Galileo. Magazin 12.00 Comedy Allstars – Meilensteine des Humors. Clipshow 14.00 Ich durchschaue jeden! – Timon Krauses Mentalisten Show. Spielshow 15.40 Ich durchschaue jeden – die Menschenkenner Doku. Dokumentation 16.25 taff weekend. Infotainment 17.45 ProSieben :newstime 17.55 Galileo Stories. Infomagazin. Iconic Places 19.05 Galileo X-Plorer: Im Auge des Taifuns. Infomagazin 20.15 Ant-Man and the Wasp: Quantumania. Amerik. Actionfilm mit Paul Rudd, Evangeline Lilly, Michael Douglas, Michelle Pfeiffer, Jonathan Majors, 2023 22.50 The Equalizer. Amerik. Actionfilm mit Denzel Washington, Marton Csokas, Chloe Moretz, David Harbour, Haley Bennett, 2014. Der kampferprobte Soldat Robert McCall hat seinen eigenen Tod vorgetäuscht. 1.25 Smile 2. Amerik. Horrorfilm mit Naomi Scott, Rosemarie DeWitt, Lukas Gage, Miles Gutierrez-Riley, 2024

Sonntag

Sat.1 17.00 Matilda. Amerik. Kinderfilm, 1996 18.55 Julia Leischik sucht: Bitte melde dich 19.55 News 20.15 Der Nachname. Deut. Komödie, 2021 22.00 Der Vorname. Deut. Komödie, 2018 23.50 Zombieland: Doppelt hält besser. Amerik. Horrorkomödie, 2019 1.40 Der Wind weht in Richtung Liebe. Amerik./Kanad. Komödie, 2020

VOX 17.00 auto mobil 18.10 Die Pfandhaus-Profis 20.15 Grill den Henssler Sommer-Special 23.35 Being Burdecki 0.15 Medical Detectives

Kabel 1 16.00 News 16.10 Mein Lokal, Dein Lokal 18.10 Achtung Abzocke 20.15 Willkommen bei den Reimanns 22.20 Abenteuer Leben am Sonntag 0.20 Steel Buddies

3sat

KIAKA 16.35 Anna und die wilden Tiere 17.00 1,2 oder 3 17.30 Pettersson und Findus 17.55 Pinocchio im Zauberdorf 18.15 Feuerwehrmann Sam 18.35

8.30 Ritter, Schmiede, Edelfrauen – Kärntens Burgen einst und jetzt. Dokumentation 9.25 Karnische Alpen – Ein Gebirge voller Kostbarkeiten. Dokumentation 10.10 Heimat zu verkaufen. Österr./Deut. Drama mit Fritz Hammel, 2010 11.35 Die Drau entlang – Kärntens grüne Lebensader. Dokumentation 12.30 Seenland Österreich – Die versteckten Kärntner Seen. Dokumentation 13.20 Seenland Österreich – Große Seen – südliches Flair. Dokumentation 14.15 Kärnten – Badeseen und Alpengipfel. Dokumentation 15.45 Herzensfeinde. Österr. Komödie mit Friedrich von Thun, 2001 17.15 Ein Schloss am Wörthersee – Der Film. Österr. Familienfilm mit Roy Black, 1992 18.35 Der Traum vom Süden – Exotische Pflanzen in Österreich. Dokumentation 18.45 Die Villen vom Wörthersee. Dokumentation 19.30 Zwischen Fels und Fluss – Vom Mölltal ins Maltatal. Dokumentation 20.15 Das Wunder von Kärnten. Österr./Deut. Drama mit Ken Duken, 2011 21.45 Waidmannsdank. Österr./Deut. Kriminalfilm mit Jutta Fastian, Pia Hierzegger, 2020 23.15 Wenn du wüstest, wie schön es hier ist. Österr. Kriminalfilm mit Gerhard Liebmann, Simon Hatzl, 2015 0.45 Das Wunder von Kärnten. Österr./Deut. Drama, 2011

Zacki und die Zoobande 18.47 Baumhaus 18.50 Sandmännchen 19.00 Die drei Musketiere 19.25 Pur+ 19.50 logo! 20.00 Team Timster 20.15 Story Time 20.40 POV – Deine Geschichte zählt

RTL 2 16.15 Bella Italia 18.15 Grip 20.15 American Sniper. Amerik. Drama, 2014 22.45 The Strangers: Chapter 1. Amerik. Horrorfilm, 2024 0.25 Hitman – Jeder stirbt alleine. Franz./Amerik. Actionfilm, 2007

Tele 5 18.05 Rubikon. Österr. Sci-Fi-Film, 2022 20.15 Abyss – Abgrund des Todes. Amerik. Sci-Fi-Film, 1989 23.45 Jeepers Creepers – Es ist angerichtet. Deut./Amerik. Horrorfilm, 2001 1.25 Infomercial

NDR 16.30 Zora kocht's einfach 17.00 Bingo! 18.00 Hanseblick 18.45 DAS! Rote Sofa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21.45 Sportschau 22.10 Kaum zu glauben! 22.55 Das Fifty-Fifty-Quiz 23.40 Was bin ich? – Ehrengast: Günter Netzer 0.25 Caren Miosga

ARTE

8.20 Langeweile – Das unerforschte Gefühl. Dokumentation 9.15 Nachhaltige Architektur. Dokumentation. Lacaton & Vassal – Niemals abreißen 9.40 Twist. Magazin 10.15 Denkmäler der Ewigkeit. Dokumentation. Petra, Schönheit im Felsmassiv 12.25 Wildes Argentinien. Dokumentation. Gefährliche Küste / Berge und Steppen / Die Kraft des Wassers 14.40 Perfect World. Amerik. Drama mit Kevin Costner, Clint Eastwood, Laura Dern, T. J. Lowther, Keith Szarabajka, 1993 16.50 Die Villen der Medici. Dokumentation. Liebe, Macht und Kunst 17.45 Vivaldi mit Lea Desandre. Konzert 18.35 Karambolage. Magazin. U. a.: Bibi 18.45 Zu Tisch. Reportagereihe. Banat, Rumänien 19.20 Arte Journal 19.40 Geo Reportage. Bretagne, die raue Schönheit 20.15 Die Firma. Amerik. Thriller mit Tom Cruise, Gene Hackman, Jeanne Tripplehorn, Ed Harris, Hal Holbrook, 1993 22.40 Tom Cruise: Mann mit zwei Missionen. Porträt 23.35 China vs. Hollywood: Traumfabrik unter Kontrolle. Dokumentation 0.30 Auf dass es dir gutgehe, Rico. Brit./Amerik. Kurzfilm mit Juan Collado, Destiny Checo, Nathaly Navarro, Yohanna Florentino, Gregory Requena, 2024 1.05 California! Doku-Reihe 1.55 Die Nazis, der Rabbi und die Kamera. Dokumentation

WDR

WDR 17.20 Wuppertal und die einzigartige Schwebebahn 17.50 Erlebnisreisen 18.00 Erlebnis Erde: Wilde Azoren – Wunderwelt im Atlantik 18.45 Aktuelle Stunde 19.30 Lokalzeit live 20.00 Tagesschau 20.15 Wunderschön! Die nördliche Bretagne 21.45 Sportschau 22.10 Zeiglers wunderbare Welt des Fußballs 22.45 Donna Leon – Die dunkle Stunde der Serenissima. Deut. Krimireihe, 2008 0.15 Rockpalast

BR

BR 16.45 Landgasthäuser Bierschmankerl 17.15 Einfach. Gut. Bachmeier 17.45 Regionales 18.30 BR24 18.45 freizeit 19.15 Unter unserem Himmel 20.00 Tagesschau 20.15 Musik in den Bergen 21.45 Blickpunkt Sport. Live 23.05 Bamberger Reiter. Ein Frankenkrimi. Deut. Krimi, 2012 0.35 Y-Kollektiv

SWR 17.30 Zwischen Leinwand und Level – Benjamin Burkards Kunstrevolution 18.00 Regionales 19.15 Die Fallers 19.45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Ardèche – Der wilde Süden Frankreichs 21.00 Frankreichs raue Küste – Im Süden der Bretagne 21.45 Regionales 22.45 Das Versprechen. Amerik. Krimi, 2000 0.40 Ostwind. Deut. Abenteuerfilm, 2015

Hessen

Hessen 17.45 mex. das markt-magazin 18.30 maintower weekend 19.00 Kochstories 19.30 Hessenschau 19.58 Hessenschauwetter 20.00 Tagesschau 20.15 Die Tierärzte 21.45 Sportschau 22.10 Das große Hessenquiz 22.55 strassenstars 23.25 strassenstars – History 23.55 Angela Merkel – Schicksalsjahre einer Kanzlerin 1.25 Bilder aus Hessen

MDR 18.00 Aktuell 18.05 Brisant 18.52 Sandmännchen 19.00 Regionales 19.30 Aktuell 19.50 Kripo live 20.15 Der Balaton – Urlaub am ungarischen Meer 21.45 Aktuell 22.00 Sportschau Bundesliga am Sonntag 22.25 Zurück in den Bunker? 23.25 Luftkrieg – Die Naturgeschichte der Zerstörung. Doku-Film, 2022 1.05 Kripo live

RBB 18.00 rbb24 18.05 Katarina Witt präsentiert: Inklusiv Gewinnt! 18.30 rbb Gartenzeit 19.00 Die Spur der Täter 19.30 Regionales 20.00 Tagesschau 20.15 Der Böhmerwald 21.45 rbb24 mit Sport 22.00 Nuhr im Ersten 2026 – Best of Gäste 22.45 Mittermeiers Lucky Punch Comedy Club 23.30 Na siehste! 0.15 175 Jahre Berliner Feuerwehr

Auf die Sprachgepflogenheiten der Fernsehsender in ihren Programmhinweisen hat die F.A.S. keinen Einfluss.

Beste Stimmung: Die Spieler der Borussia zeigen in der Vorbereitung, wie ausgelassener Jubel aussehen kann. Foto Getty

E in entzücktes Raunen erfüllt das Westfalenstadion, als Giannis Konstantelias vom linken Flügel nach innen zieht. Mit sanften Bewegungen führt er den Ball, es folgen ein schlauer Steilpass auf Daniel Svensson, eine Direktvorlage zu Fábio Silva und ein Tor gegen Bayern München. Schlicht und schön ist dieser Treffer aus dem Spiel um den Franz-Beckenbauer-Supercup vom vorigen Wochenende. Ein Moment, der Phantasien nährt, frei von all der Anstrengung, die mit einem Begriff verbunden ist, der sich eingebrannt hat ins Bild vom BVB der Vorsaison: „Kovač-Fußball“.

Am Ende verlieren die von Trainer Niko Kovač trainierten Dortmunder dennoch 1:2, der bis heute letzte Heimsieg gegen den enteilten Rivalen gelang 2019. Vor der Pandemie, weit vor dem russischen Überfall auf die Ukraine. Seinerzeit war es der FC Bayern, der „Kovač-Fußball“ spielte, womit ein sehr pragmatischer Spielstil gemeint ist, der zwar zu Erfolgen führt, der aber kaum jemanden richtig begeistert. Das soll sich in Dortmund ändern.

Der Angreifer Konstantelias, für den die Dortmunder 26 Millionen Euro an PAOK Saloniki bezahlten, habe „richtig Schwung gebracht und Tempo gezeigt“, sagt Nils Book, der neue Sportdirektor des BVB nach dem Spiel. Auch Konstantinos Karetsas, 18 Jahre alt, für 30 Millionen Euro aus dem belgischen Genk geholt, entlockt dem Publikum durch geschickte Drehungen, Eleganz und eine schnelle Auffassungsgabe einige „Aaahs“ und „Ohhs“. „Genau das, was wir gebraucht haben“, sagt Book. Er ist einer der Männer, die hinter dem großen Plan für einen neuen BVB, den zweitwichtigsten Klub der Liga, stehen.

Die Neuerfindung der Borussia

Zwei Tage zuvor sitzt der seit November amtierende Klubchef Carsten Cramer auf einer Bilanzpressekonferenz und sagt, im Unternehmen habe es „den einen oder andern Raum“ gegeben, „den man mal ausmisten“ musste. Damit ist auch die uninspirierte Kaderplanung gemeint. Nun haben sie die beiden neuen Griechen im Team und mit dem Niederländer Joey Veerman einen weiteren Spieler, der sich gerne in umkämpften Räumen anspielen lässt, um dem Spiel Struktur und Impulse zu geben. Lauter Maßnahmen gegen die mitunter recht biedere Spielweise des Vorjahres. Und Treibstoff für süße Sommerträume, die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zuverlässig im Spätherbst geplatzt waren.

Während frühere Trainer wie Marco Rose, Edin Terzić und Lucien Favre im heterogenen Meinungsspektrum der Klubführung auch skeptisch betrachtet wurden, spürt Kovač Rückhalt. Cramer hat Hans-Joachim Watzke als Chef der Geschäftsführung beerbt, der seit knapp einem Jahr mit Svenja Schlenker auch eine Frau angehört. Lars Ricken ist seit dem Frühjahr 2025 der für den Sport zuständige Geschäftsführer, Book folgte als Sportdirektor auf Sebastian Kehl. Es gibt auch eine neue Kommunikationschefin, die von Aldi kam. Der im vorigen Herbst eskalierte Streit zwischen Mitgliedern und Klubführung ist zumindest vorübergehend befriedet, die im Vorjahr bekannt gewordenen Missbrauchsvorfälle werden aufgearbeitet. Cramer spricht von „Gräben“, die zugeschüttet worden seien, und sagt: „Wir haben gemerkt, dass wir als Borussia Dortmund ein paar Dinge neu justieren müssen.“

Auch wenn es öffentlich niemand herausbläst: Gewiss haben sie sich intern wie vor den vergangenen Spieljahren sogar wieder einen Angriff auf die Bayern und den Meistertitel vorgenommen. Jedenfalls für den Fall, dass sich die Dinge in der eigenen Entwicklung fügen, während zugleich beim übermächtigen Konkurrenten vielleicht ein paar Sachen schieflaufen. „Ich hoffe, dass ich dazu beitragen kann, dass wir um Titel mitspielen“, sagt Veerman.

Rund 100 Millionen Euro investiert Borussia Dortmund in diesem Sommer in eine Handvoll Teenager und will so einen neuen Angriff auf den FC Bayern München starten. Ist das eine gute Idee? Von Daniel Theweleit

Erkennbar ist bereits, wie sich der BVB verändern will. Kehl verpflichtete oft teure Spieler aus der Bundesliga, die der FC Bayern nicht oder nicht mehr wollte (Serhou Guirassy, Waldemar Anton, Niklas Süle, Marcel Sabitzer). Oder Leute aus England, an denen die Premier-League-Vereine nur wenig Interesse zeigten. Für Carney Chukwuemeka, Fábio Silva, Yan Couto und Jobe Bellingham, von denen keiner zu einer Stütze im Spiel des Teams wurde, gab Kehl im Sommer 2025 mehr als 90 Millionen Euro aus. Hinter den Spielern, die Book unter Vertrag nahm, ist eine andere Idee zu erkennen.

Statt Leute aus den hinteren Reihen von Premier-League-Klubs zu verpflichten, ist Book in Belgien (Karetsas), Griechenland (Konstantelias) und den Niederlanden (Veerman) fündig geworden. Außerdem wurden das Innenverteidigertalent Joane Gadou aus Salzburg, der Linksverteidiger Kauä Prates aus Brasilien und der Mittelfeldspieler Justin Lerma aus Ecuador ins Revier geholt. Cramer spricht von einem „Schritt in eine mutige Zukunft“, denn diese Kaderplanung ist nicht mehr von dem Bedürfnis nach Risikominimierung gelähmt. Erkennbar ist vielmehr der entschlossene Vorsatz, dem Kader zu geben, was er braucht, und das spielerische Niveau anzuheben.

Im Business-Sprech Cramers klingt das so: „Ich glaube, dass wir im Produktbereich, im Kerngeschäftsbereich, die richtigen Ableitungen getroffen haben. Von daher ein extrem großes Danke an Lars Ricken, an unseren neuen Sportdirektor Ole Book, aber auch an unseren Trainer Niko Kovač.“

Diese Facette hat der neue BVB auch: Statt des Ärmel-hoch-Chefs Watzke, der die Sprache der Fans beherrscht, und des entlassenen Kommunikationschefs, der zuvor Lokalreporter war, lenken nun der Marketingmann Cramer und die PR-Spezialistin Serra Schlesinger die Außendarstellung jenseits des Fußballgeschehens. Gleich bei einem ihrer ersten öffentlichen Auftritte muss Schlesinger jedoch die Bilanzpressekonferenz moderieren, bei der Cramer einen Verlust von 21 Millionen Euro im Geschäftsjahr 2025/26 bekannt gibt. „Unter betriebswirtschaftlichen Gesichtspunkten war das Spieljahr definitiv kein gutes“, sagt Cramer. Das Ergebnis in der Bundesliga war okay, aber im Pokal und in der Champions League führten frühe Misserfolge zu einem Einnahmeeinbruch.

Damit drängt sich die Frage auf, wie der Klub in diesem Sommer 100 Millionen Euro ausgeben konnte. Wer sich danach erkundigt, erfährt, dass es sich um eine Investition in die Zukunft handele. Die Transfersummen werden wie üblich in Raten gezahlt, „der Verein verfügt über die notwendige Liquidität“, heißt es aus dem Klub. Zudem werden durch die Abgänge von Julian Brandt, Karim Adeyemi und Niklas Süle mehrere Spitzengehälter eingespart, und die erhöhten Zahlungen aus den TV-Verträgen in der Bundesliga und in der Champions League schaffen ebenfalls Freiräume.

Ob sich hinter diesem Investment eine von etwas mehr Risikobereitschaft geprägte Handschrift des neuen Klubchefs Cramer verbirgt, wird sich noch zeigen. In jedem Fall steckt der Plan hinter den Transfers, „Werte zu schaffen“, um irgendwann gewinnbringende Weiterverkäufe zu realisieren, sagt Book. Karetsas, Gadou, Lerma und Prates sind noch Teenager, Konstantelias ist 23 Jahre alt.

Dem Gedanken, dass das im Saisonverlauf zu einem Mangel an Reife führen könnte, widerspricht Book: „Wir haben eine gute Achse an relativ erfahrenen Spielern. Ich glaube, da sind wir gut aufgestellt, und alle Spieler werden jedes Jahr ein Jahr älter.“ Neuzugang Veerman ist 27 Jahre alt, und die Substanz aus der Vergangenheit ist ohnehin stabil: Nico Schlotterbeck, 26, ist ein Verteidiger, dem bald der Schritt auf Weltklasseniveau gelingen könnte, genau wie dem Mittelfeld-

Einer der Männer der Ideen für die Zukunft in Dortmund: Nils Book, der neue Sportdirektor Foto Picture Alliance

spieler Felix Nmecha, 25. Zum Gerüst der Anführer zählen auch Torhüter Gregor Kobel, 28, Außenverteidiger Julian Ryerson, 28, Torjäger Serhou Guirassy, 30, und der deutsche Nationalspieler Waldemar Anton, 30.

Dortmund beginnt die Saison mit einer starken Mannschaft, ein Defizit aber bleibt: Im Kader fehlt die Erfolgskraft, der in den meisten Spitzenteams essenzielle Bedeutung beigemessen wird: Tempo auf den Flügeln. Adeyemi spielt jetzt für Barcelona, der Kölner Said El Mala war zu teuer, also müssen andere Lösungen her. Kovač experimentiert neuerdings mit „invers“ spielenden Außenverteidigern. Der Linksverteidiger Daniel Svensson spielt gelegentlich rechts, während der Rechtsfuß Ryerson die linke Schiene beackert. Die Erklärung des Trainers: Er wolle „das, was die großen Mannschaften auch haben mit ihren Flügelspielern. Dass sie nach innen ziehen und mal einen auflegen oder von dort aus selbst ein Tor schießen.“ Besonders Svensson hat jedoch Schwierigkeiten mit diesem aus der Not geborenen Seitentausch.

Nicht zuletzt deshalb gibt es auch im Supercup Momente, in denen sich doch wieder das Bild vom „Kovač-Fußball“ aufdrängt. Es fängt bei Kobel an, der beim Halten von Bällen zu den besten Torhütern der Welt zählen mag, aber dessen Spieleröffnungen allenfalls Bundesligamittelmaß sind. Der Schweizer braucht zu lange, bis er die richtige Entscheidung für ein Abspiel trifft. Er hat Mühe, sauber die richtigen Räume und den richtigen Fuß des Kollegen anzuspielen, um ein Aufdrehen zu ermöglichen. Das Mittel des Chipballs über die erste Pressingreihe, mit dem sich gute Torhüter oft aus dem Druck befreien, wendet er so gut wie nie an. Und dass zur Überforderung neigende Leute wie Jobe Bellingham als Anspielstation zur Verfügung stehen, erschwert die Lage weiter. Also schlägt Kobel lange Bälle.

Aber vielleicht gelingt Bellingham ein Durchbruch. Vielleicht ist der strategisch versierte Passspieler Veerman das fehlende Puzzlestück. Vielleicht bleiben Nmecha, Schlotterbeck und Guirassy von Formschwankungen verschont, und vielleicht erfüllen Konstantelias und Karet-sas alle Erwartungen. Möglicherweise entpuppt sich Book ähnlich wie zuvor in Elversberg abermals als Transfergenie.

Es ist nicht sehr wahrscheinlich, aber keineswegs unvorstellbar, dass der BVB doch wieder einmal ernsthaft um die Meisterschaft mitspielt. Zumal die Konkurrenz aus Leipzig, Leverkusen und Frankfurt noch komplexere Umbruchaktivitäten bewältigen muss. Die Saison ist jung und unbelastet, wenig Realität steht ganz viel Phantasie gegenüber, und das lässt den BVB zumindest im Schlaglicht des Augenblicks sehr interessant aussehen.

Von Anno Hecker

Neulich erzählte ein Ehepaar im öffentlich-rechtlichen Fernsehen von seinem Austritt aus dem Sportverein. Weil sich die AfD im Klub breitgemacht habe. Die Werte seien verloren gegangen. Was bedeutet das für den organisierten Sport in Sachsen-Anhalt? Bei der Landtagswahl am 6. September wollen laut Prognosen mehr als 40 Prozent der Wähler für die laut Verfassungsschutz „gesichert rechtsextreme Bestrebung“ stimmen. Wird es einen Exodus von Sportfreunden geben?

Es wäre verständlich. Man muss nicht beim Verfassungsschutz nachlesen, um die Verfassungsfeindlichkeit der AfD und deren großes Interesse am Sport erkennen zu können. Über die Vereine lässt sich das menschenverachtende Gedankengut in die Mitte der Gesellschaft tragen. Die Strategie ist perfide: nett, hilfsbereit, sich unpolitisch gebend. Parteiveranstaltungen in Sportlerheimen sind keine Ausnahme mehr. Die Stimmen der Demokraten werden leiser. Das Unsägliche immer lauter.

Man könnte darin eine harte Probe für Sportfreunde entdecken. Weil sie stolz von den Werten des Sports sprechen, von Fairness und Gerechtigkeit. Der Verein dient als gute Schule, bildet eine der letzten Begegnungsstätten. Er ist die Inklusions- und Integrationsinstitution, in der Menschen egal welcher Herkunft und Neigung – akzeptiert und geschützt – ihren Platz finden können und sollen. Das mag nicht überall so funktioniert haben wie gewünscht. Aber wer vom Scheitern der Vielfalt spricht, will es herbeireden. Die AfD steht für das Gegenteil von dem, was Sportvereine auch so bedeutend gemacht hat: für Ausgrenzung.

Dagegen zu sein, ist leicht. Doch aus scheinbar sicherer Distanz Demokraten in Sachsen-Anhalt aufzufordern, in Vereinen als Opposition in Erscheinung zu treten, verkennt die Realität. Mit der Normalisierung des Unsäglichen als Sagbares wird sich nach der Landtagswahl die Fratze des Rechtsradikalismus noch aggressiver zeigen. In der dritten Fußballiga ist sie schon zu sehen. Rassistische Äußerungen, der Hitlergruß zählen zum Alltag. Das Aufhängen eines Plakates für Vielfalt gilt in manchem Dorf inzwischen als mutiger Akt.

Die Deutsche Sportjugend und der Deutsche Olympische Sportbund haben sich im Mai wieder eindeutig positioniert gegen extremistische Parteien wie die AfD und andere. Der Landessportbund von Sachsen-Anhalt tat es quasi parallel. Andere ziehen nach. Das macht den Einzelnen in seiner Not nicht zum Widerstandskämpfer. Aber es kann helfen, ein bundesweites Bündnis zu schaffen, die Urtugend des Sportlers zu beflügeln: nicht aufzugeben, nicht zu akzeptieren, was nicht akzeptabel ist. Vor dieser Prüfung stehen nicht nur potentiell starke demokratische Sportfreunde in Sachsen-Anhalt. Der Rückzug des Ehepaars aus seinem Verein fand in Bayern statt.

■ ERGEBNISSE AUF FAZ.NET

[QR Code]

Immer aktuell: Mit Ihrem Handy finden Sie an dieser Stelle jederzeit Sportresultate aus aller Welt.

faz.net/ergebnisse

Zu viel Tennis? Carlos Alcaraz (oben, links), Jannik Sinner (oben, rechts) und Alexander Zverev (unten) Illustration F.A.S., Fotos Picture Alliance (3)

Frisst der Tennissport seine Spieler?

Auch bei den US Open wird es kein Duell zwischen Jannik Sinner und Carlos Alcaraz geben. Ist es Zufall, dass wieder einer von ihnen verletzt ist? Eine neue Studie legt einen anderen Schluss nahe. Von Pirmin Clossé

hatte der Spanier, der mit 23 Jahren schon Gewinner von sieben Grand-Slam-Turnieren ist, kein offizielles Tennismatch mehr bestritten. Wegen einer komplizierten Handgelenksverletzung hatte er erst die French Open und dann auch das Turnier in Wimbledon verpasst. Die Nervosität aber, so erzählte Alcaraz das hinterher, rührte nicht daher, dass er bei den US Open nun endlich auf die große Tennisbühne zurückkehrte. Es lag an seiner Partnerin, vor der er sich im Mixed-Wettbewerb nicht blamieren wollte: der großen Serena Williams.

Carlos Alcaraz war nervös. So nervös sogar, dass ihm gleich bei seinem ersten Aufschlag ein Doppelfehler unterlief. Seit April sonders schlechte folgte. Denn während der Titelverteidiger zurückkehrt, wird Jannik Sinner, der Weltranglistenerste, das Turnier aufgrund einer Knieverletzung verpassen. Schon vor dem Beginn an diesem Sonntag ist damit klar, dass es das Duell der beiden größten Stars, der beiden mit Abstand besten Spieler im aktuellen Tennisbetrieb, im Jahr 2026 bei keinem einzigen Grand-Slam-Turnier gegeben hat.

Mit Alcaraz und Williams, die in New York nach ihrem überraschenden Comeback im Alter von 44 Jahren erstmals seit 2022 wieder am Start ist, hat das Turnier zwei große Nummern zu bieten, deren Teilnahme vor nicht allzu langer Zeit noch mehr als unwahrscheinlich schien. Die vor gut einer Woche bestätigte Nachricht, dass Alcaraz an den US Open teilnimmt, war dabei auch deshalb für den Tennissport eine besonders gute, weil nur wenige Stunden später eine be-

Nun könnte man es als einen unglücklichen Zufall abtun, dass sich die beiden Ausnahmekönner ihrer Generation in dieser Saison mit Ausnahme einer Begegnung im Frühjahr in Monte Carlo stets verpassten. Immerhin hatten sie im Jahr davor noch drei der vier Grand-Slam-Endspiele gegeneinander bestritten, dazu Finals bei zwei Masters-Turnieren und beim Saisonabschlussevent ATP Finals. Doch wer den Blick etwas weitet, stellt fest, dass auch jenseits der beiden Posterboys des Profitennis immer mehr hoffnungsvolle Spieler von ihren Körpern ausgebremst werden. Und weil das Ganze keineswegs ein neu- es Phänomen ist, sondern durch die Prominenz von Alcaraz und Sinner nun lediglich mehr auffällt, steht einmal mehr

Das Gute liegt so nah. Das Interessante auch, doch manchmal findet man es erst auf Umwegen. Zum Beispiel auf der Landwirtschaftsmesse AGRA in Gornja Radgona in Slowenien, wo man ja nicht jeden Tag hinkommt. Aber interessant ist die Messe schon. Denn neben den neuesten Landmaschinen bietet sie ein sportliches Rahmenprogramm: Holzfällerwettbewerbe, Tauziehen, Polka-Tanz – und, besonders interessant: ein Fußballspiel der slowenischen Wein-Nationalmannschaft.

eine Frage im Raum: Frisst hier ein Sport seine Spieler?

Dass das Profitennis seinen Protagonisten inzwischen zu viel abverlangt, ist jedenfalls eine These, die besonders die Spielergewerkschaft PTPA zuletzt energisch vertrat. In einer Studie, die zu Beginn des Monats publiziert wurde und in der Szene viel Beachtung fand, stellte ihr medizinischer Direktor Robby Sikka fest, dass die Häufigkeit von auf den Profitouren erlittenen Oberkörperverletzungen im ersten Quartal des Jahres 2026 um 42 Prozent über dem Durchschnittsniveau der vergangenen sieben Jahre lag. Bei Verletzungen an den Armen betrug der Anstieg sogar 112 Prozent. Dazu kamen schon im vergangenen Jahr 53 Prozent mehr Spielabbrüche in Folge von Verletzungen sowie 55 Prozent mehr Verletzungen, die nach einer Wettkampfpause abermals auftraten.

Hoppla, denkt man da. Wein-Nationalmannschaft? Die gibt es tatsächlich. Und die Slowenen verstehen etwas davon. Im Juni wurden sie in der Toskana Wein-Europameister. Im Finale gegen Gastgeber Italien stand es nach der regu-

Nun muss man wissen, dass die PTPA, die vor inzwischen sechs Jahren mit einigem Tamtam unter anderem von dem inzwischen wieder ausgetretenen Grand-Slam-Rekordsieger Novak Djokovic gegründet wurde, eine klare Agenda verfolgt. Seit dem vergangenen Jahr überzieht die Gewerkschaft die für die Profiorganisation ATP weltweit mit diversen Klagen, weil sie ihr bei der Orgafinde, dass Masters-Turniere – wie jenes, das er hier bestreiten wird – seit inzwischen zwei Jahren fast genauso lange dauern wie ein Grand-Slam-Turnier. Zverev sagt, was er schon so oft gesagt hat, wenn er sich über dieses Thema echauffiert. Dass es die Gesundheit der Spielerinnen und Spieler gefährde, weil der dichte Turnierkalender kaum noch Zeit zur Regeneration lässt. „Sieben Wochen in Nordamerika sind einfach zu lang“, klagt er. Die Möglichkeit, auf die Signale des eigenen Körpers zu hören und den Turnierkalender entsprechend zu gestalten, habe man als Spieler kaum noch. Die Masters-Turniere sind nämlich nicht nur länger und ihre Hauptfelder größer geworden. Zusätzlich ist die Teilnahme für die Topspieler auch verpflichtend, wenn sie nicht unter bestimmte Ausnahmeregelungen fallen. Wer dennoch schwänzt, wird sanktioniert.

Das, was Zverev kritisiert, kritisieren auch viele seiner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Ohnehin sind sich fast alle Profis und Trainer darüber einig, dass eine Saison, die Anfang Januar beginnt und erst Ende November endet, deutlich zu lang ist. Zumal zu der körperlichen Belastung eine mentale kommt. Am eindrücklichsten schilderte das zuletzt die inzwischen für Australien antretende Russin Darja Kassatkina. Als sie im vergangenen Jahr ihre Saison vorzeitig beendete und damit auch freiwillig auf wichtige Weltranglistenpunkte verzichtete, schrieb sie in einem Post auf ihren Social-Media-Accounts: „Dieser Turnierkalender ist zu viel. Ich bin mental und emotional am Ende meiner Kräfte. Und traurigerweise bin ich damit nicht die Einzige.“

nisation der Profitour Ausbeutung und Gesundheitsgefährdung vorwirft. Allerdings: Zumindest die nun präsentierten Zahlen werden von der ATP nicht angezweifelt – wohl auch, weil die Realität die Ergebnisse der Studie zu bestätigen scheint.

Dabei ist es auf den ersten Blick gar nicht so, dass die Belastung durch Matches gestiegen wäre. Die Vielspieler unter den Profis kommen derzeit im Schnitt auf etwa 80 bis 90 Partien pro Saison. Das ist ein bisschen weniger als beispielsweise bei Roger Federer und Rafael Nadal zu Beginn des Jahrtausends. Und es ist sehr viel weniger als etwa bei Ivan Lendl oder dem Rumänen Ilie Nästase, die in den 70er- und 80er-Jahren schon mal mehr als 140 Matches pro Saison spielten. Die PTPA formuliert in ihrer Studie jedoch eine Vermutung, warum die Belastung dennoch deutlich höher sein könnte als früher.

Vier Faktoren haben die Wissenschaftler identifiziert, die in Kombination das gesundheitliche Risiko für die Spieler vermeintlich erhöhen. Da ist zunächst das gestiegene Durchschnittsalter auf den Profitouren, das mit einer höheren Verletzungsanfälligkeit einhergeht. Im Schnitt sind Spieler in den Top 100 der Weltrangliste 1,6 Jahre älter als vor gut 25 Jahren, bei den Frauen sind es sogar 2,9 Jahre.

Bei den US Open etwa müssen neben Sinner auch der Brasilianer João Fonseca, der Shootingstar der laufenden Saison, der Brite Jack Draper, jener der vergangenen, und mit dem Spanier Alejandro Davidovich Fokina ein weiterer etablierter Top-20-Spieler verletzt passen. Dazu verschob der Däne Holger Rune, einst bereits die Nummer vier der Welt, sein Comeback gerade erst ein weiteres Mal. Bei den Frauen sind die Ausfälle bislang etwas weniger prominent, aber nicht weniger zahlreich. Insgesamt haben bei den US Open schon 20 Spielerinnen und Spieler ihre Teilnahme aufgrund von Verletzungen abgesagt. Selbst für das letzte Grand-Slam-Turnier des Jahres, bei dem die Strapazen einer langen Saison seit jeher deutlicher spürbar werden als anderswo, ist das ein ungewöhnlich hoher Wert.

Cincinnati, Mitte August. Alexander Zverev sitzt auf einem Pressepodium und hat spürbar schlechte Laune. Gerade ist er mal wieder gefragt worden, wie er es

Hinzu kommt, dass die Matches auch aufgrund des inzwischen dominierenden Grundlinientennis schlicht anstrengender geworden sind. Im Schnitt dauerte eine Partie auf der Profitour Ende der Neunzigerjahre 98 Minuten. Mittlerweile sind es 120. Auch die Laufleistung der Spieler hat sich dabei allein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um mehr als 60 Prozent erhöht. Statt 1,75 Kilometer pro Match legen Profis inzwischen rund 2,8 Kilometer zurück.

Auch Deutschland hat eine solche Nationalmannschaft. Sie nennt sich Deutsche Weinelf und wurde bei der EM immerhin Dritter. Teammanager ist Andreas Spreitzer, einer der renommiertesten Winzer des Rheingaus. Stellt sich die Frage: Wer darf überhaupt für eine Wein-Nationalmannschaft spielen? Der europäische Winzer-Fußballverband mit Sitz an der Hochschule Geisenheim im Rheingau hat das unter Punkt 16 seines Reglements festgelegt. Spielberechtigt sind Winzer, Weinbauern und Menschen „aus Berufen mit direktem Weinbezug“, etwa Sommeliers oder Weinhändler. Zusätzlich darf jedes Land einen ehemaligen, mindestens 35 Jahre alten Profi und einen Prominenten einsetzen. Eine be-

Als letzten Faktor nennt die PTPA die vermehrte Ansetzung von Spielen in den späten Abendstunden. Die sogenannten „Night sessions“, Partien also, die nach 20 Uhr starten, sollen den übertragenden Fernsehsendern Topmatches zur besten Sendezeit garantieren. Gab es vor zehn Jahren noch etwa 50 solcher spät angesetzten Spiele pro Saison, sind es inzwischen mehr als 200, analysiert die PTPA. Auf die Regenerationszeit der Spieler hat auch das einen negativen Einfluss. Am Tag nach seiner Pressekonferenz spielte Zverev in Cincinnati gegen den Briten Cameron Norrie. Den Matchball verwandelte er um 2.15 Uhr Ortszeit.

kampfstark und prügelfest wie das richtige argentinische Nationalteam. Problematisch könnte es werden, wenn der gegnerische Mittelstürmer zum dritten Mal im Strafraum auftaucht. Dann fliegt er womöglich raus. Nicht mit Rot, sondern mit einer rechten Geraden. Nicht unterschätzen sollte man auch die Finanzbeamten, diszipliniert und regelfest. Kein Einwurf würde ausgeführt, bevor zweifelsfrei geklärt ist, wem der Ball zuzurechnen ist.

Bei den US Open dürften solche Spätschichten auch Carlos Alcaraz erwarten. Zumindest, sofern er nach der langen Pause überhaupt schon wieder in der Lage ist, mehrere anstrengende Grand-Slam-Matches zu gewinnen. „Ich fühle mich großartig“, verkündete der Spanier am Dienstag, nach dem Mixed-Auftritt mit Williams. Seine für den nächsten Tag angesetzte Trainingseinheit sagte er trotzdem ab – zur Regeneration.

lären Spielzeit 1:1. Im Elfmeterschießen gewannen die Slowenen 5:4.

KURZE ECKE

Und natürlich die Politiker. Allerdings müsste man ihr Team noch nach Parteien unterteilen. Oder besser: Weltanschauungen. Und damit kämen wir endlich mal wieder zu meinem Lieblingsfußballintellektuellen: César Luis Menotti, der argentinische Weltmeistertrainer von 1978. Er unterschied bekanntlich zwimerkenswerte Regel. Wäre FIFA-Präsident Gianni Infantino auf diese großartige Idee gekommen, hätte bei der jüngsten WM Donald Trump im amerikanischen Team auflaufen können.

Winzer VON MICHAEL EDER

Und wenn wir schon bei Infantino sind: warum nicht gleich eine FIFA-Weltmeisterschaft der Berufsgruppen? Zunächst mit 32 Mannschaften, man fängt ja klein an. Wer hätte Chancen auf den Titel? Schriftsteller und Autoren spielen schon lange gegeneinander. Sie hätten Vorteile im kreativen Spielaufbau. Und wenn sie verlieren, schreiben sie ein Epos über die Schönheit der Niederlage.

Ärzte wären gesetzt. Apotheker auch. Da müsste man allerdings ein Auge drauf haben. Wegen Dopings, Sie wissen schon. Zum engeren Favoritenkreis gehörten die Türsteher. Robust, zweischen rechtem und linkem Fußball. Der eine stand für Ordnung, Disziplin und Ergebnis, der andere für Freiheit, Kreativität und Freude.

Für die Besetzung des Eröffnungsspiels müsste man nicht lange überlegen: Winzer gegen Brauer. Fass gegen Flasche. Für Getränke ist gesorgt. Zum Wohl!

Das verspräche ein besonders interessantes Duell: rechtspopulistische Aufsteiger gegen die letzten übrig gebliebenen Sozis – elf wird man da ja noch finden. Die Linken müssten zunächst klären, ob die Rolle eines Kapitäns in Zeiten flacher Hierarchien noch vertretbar ist. Die Rechten wiederum gerieten in Erklärungsnot, wenn sie mit einem Linksaußen auflaufen. Aber mit elf Rechtsaußen kämen sie vermutlich auch nicht weit.

Auf samtweichen Pfoten beschleicht mich das Gefühl, dass das hier ein Fehler war. Dabei ist gerade erst ein Hundertstel dieses Radrennens vorbei, also sechs oder sieben Minuten, und ich möchte nicht daran denken, was da noch alles kommt. Sollte ich auch nicht. Ich sollte mich vielmehr auf die Straße konzentrieren. Vor fünf Minuten war im Zwielicht des frühen Morgens bei vier Grad der Startschuss gefallen, und nun rauschen 4300 Radler mit Tempo 60 oder 70 das Ötztal hinunter, dicht an dicht, durch enge Kurven und über feuchten Asphalt.

Wie ein aufgeschreckter Wespenschwarm schießen sie an mir vorbei, links, rechts, links, angefeuert vom Kreischen der Freiläufe kämpfen sie jetzt schon um die Sekunden und riskieren viel, manche zu viel – und krachen in eine Verkehrsinsel, für sie ist das Rennen vorbei. Es gehört zum Wahnsinn dieses Wahnsinnsrennens, dass es die ersten 30 Kilometer bergab führt – und ich bin heilfroh, es heil bis nach Ötz geschafft zu haben. Dort beginnt der lange Anstieg ins Kühtai, die erste von vier Bergwertungen, die dieses Rennen prägen.

Ein Dreivierteljahr zuvor hatte ich mich in einem leichtsinnigen Moment des Übermuts für diese Veranstaltung angemeldet, deren Name wie ein Peitschenhieb durch die Radfahrerpsyche schnalzt: Öztzter Radmarathon! Seit 45 Jahren führt er jeden letzten Sonntag im August durch Tirol, hinüber nach Südtirol und wieder zurück. Den Tirolern wird ja bisweilen ein Hang zum Größenwahn unterstellt. Das ist natürlich blanker Unsinn, aber wenn man eine Bestätigung für diese Unterstellung finden möchte, dann ist es dieses Rennen. Es gilt als eines der härtesten Amateur-Radrennen der Welt und ist vergleichbar mit der Königsetappe der Tour de France. 227 Kilometer und 5500 Höhenmeter sind zu bewältigen. Es geht durch 66 Kehren, 30 Tunnel und allein 99 Kilometer bergauf. 99 Kilometer bergauf! Würde man hier auch Hunde oder Pferde starten lassen, dann käme mit Sicherheit der Tierschutzverein. Bei uns kommt höchstens der Besenwagen.

Wie zum Trotz nennen die Veranstalter es ein „touristisches Rennen“. Ja ja. Genau. Ein „touristisches Rennen“, das klingt nach einer harmlosen Spazierfahrt, nur ist das hier eine Spazierfahrt, die heute ein ehemaliger Mountainbike-Weltmeister gewinnen wird und deren allgemeines Niveau so hoch ist, dass man sich als ambitionierter Hobbyfahrer vorkommt, als hätte man sich tatsächlich in die Tour de France verirrt. Am Start standen ein paar ausgezehrte 60-Kilo-Burschen neben mir. Auf ihren Lenkern hatten sie Aufkleber mit den Wattzahlen für die einzelnen Pässe. Geht's noch humorfreier? Es waren übrigens ziemlich hohe Zahlen.

Kühtaisattel

Das sind die Burschen, die nun in den ersten steilen Kehren hinauf zum Kühtai auf und davon sind und das Feld entzerren. Ich dagegen werde von unsichtbaren Kräften Richtung Tal gezogen, mir ist kalt und warm gleichzeitig, und die hübsche Nebeldecke, die unten im Tal wie Daunen über der Landschaft liegt, steht im absoluten Kontrast zu meiner Anstrengung. Ich sehe am Wegesrand zwei junge Männer, die in Lederhosen trommeln, Menschen, die Kuhglocken schwingen, Kühe, die Kuhglocken schwingen, und Frauen in Bademänteln, die irgendwelche Ehemänner anfeuern. Mich nicht.

Aber noch bin ich gut dabei und erreiche in einer Art Trance den Kühtaisattel. Die Pässe werden am Renntag für den Autoverkehr gesperrt, und schon Hunderte Meter vor dem höchsten Punkt stehen die Massen am Straßenrand, mit Rasseln, Tröten, Soundboxen, Bannern und Plakaten, auf einem steht „Lächeln bringt Watt“. Ein anderes halten zwei junge Frauen in die Höhe, darauf steht: „Scream, if you think we are sexy“. „Yeah“, krächzt es leise aus mir heraus – immerhin beweisen sie Sinn für Humor. Ich fahre durch eine schmale Gasse aus schreienden Fans, der Lärm dröhnt in meinen Ohren, die Energie geht auf mich über, der Schweiß rinnt, und das Blut rauscht. Und für ein paar unendlich lange Sekunden komme ich mir vor wie ein Profi vor dem größten Triumph seiner Karriere. Es ist ein trügerischer Höhenflug.

Brennerpass

Denn von nun an geht's bergab. Erst auf der Straße ins Inntal, dann mit meinem Körper. Die rasend schnelle Abfahrt, die Dörfer im Tal, die Fahrt durch Innsbruck, der sanfte Anstieg hinauf zum Brenner – das nehme ich alles verschwommen wie in einem Fiebertraum wahr. Ich kann mich später an kaum etwas erinnern, mein Radcomputer wird mir mitteilen, dass ich mit 93,6 km/h den

Über 4000 Radfahrer nehmen am Ötztalmarathon teil. Die schnellsten kommen in unter sieben Stunden ins Ziel, andere brauchen mehr als elf. Foto Jürgen Skarwan

Am Sonntag findet der Ötztaler Radmarathon statt, über vier Alpenpässe, über 227 Kilometer und über 5500 Höhenmeter. Vergangenes Jahr hat Andreas Lesti leichtsinnigerweise teilgenommen.

Berg hinuntergefahren bin. War ich jetzt völlig übergeschnappt?

Am Brenner ist eine von sechs Verpflegungsstationen, die auch den logistischen Irrsinn dokumentieren. 1300 Helfer sind an der Strecke, die unter anderem 55.000 Liter Flüssigkeit und 51.000 Energiegels bereitstellen. Davon fülle ich mir nun drei in Folge in meinen leeren Tank, esse eine Banane und ein Stück Kuchen. „Essen ist das A und O“, hatte gestern Abend der deutsche Ex-Profi Toni Palzer gesagt und „100 Gramm Kohlenhydrate pro Stunde“ empfohlen. „Dodici gel“, rechnete ein Italiener neben mir. Tatsächlich verbrennt man 6000 bis 10.000 Kilokalorien während des Rennens – wollte man das ausgleichen, dann wären es nicht zwölf, sondern 30 bis 50 Gels. Palzer riet, am Kühtaisattel „nicht zu tief zu gehen“, „mit Augerl“ zu fahren,

Verfluchter Berg!

und wünschte uns „einen guten Fuß am Timmelsjoch“, was auch immer das alles bedeuten mochte.

Ich packe noch zwei Gels ein und setze mich widerwillig wieder auf mein Rad. Nun geht es nach Italien und bergab bis nach Sterzing und dann, man ahnt es, wieder bergauf.

Schon Wochen vor dem Rennen hätte ich stutzig werden sollen. Wenn ich von meinem Vorhaben erzählte, gab es nur zwei Reaktionen: Bewunderung und Skepsis. „Wow“ und „Respekt“, sagten die einen. „Wirklich?“ und „Bist du dir sicher?“ die anderen. Eine Bekannte fragte mich ganz ernsthaft, ob ich „etwas nehmen würde“. Xenon zum Beispiel, das neue Mode-Doping. Anders würde man das ja nicht durchstehen. Ich wischte alles beiseite, aber jetzt weiß ich, was sie meinten. Dabei ist es nicht so, dass ich mich nicht vorbereitet hätte. Ich habe fünf Monate lang systematisch trainiert, habe an zwei anderen Radrennen teilgenommen, die auch nicht ohne waren. Aber das hier sprengt einfach jede Dimension und jede naive Prognose.

Ich habe einen Trainingswissenschaftler konsultiert, habe Leistungstests gemacht, FTP-Werte ermittelt, Gewicht verloren, „Lisboa-Intervalle“ und „Rønnestad Runs“ absolviert und kam mir dabei sehr professionell vor. Die Trainingskilometer habe ich nicht gezählt. Unter 5000 braucht man gar nicht antreten, heißt es. Viele haben 10.000, heißt es auch. Der Trainingswissenschaftler fasste den Wahnsinn in einer ernüchternden Faustregel zusammen: „Du solltest das vierfache Volumen der anvisierten Wettkampfzeit vier Wochen vorher einmal in einer Woche absolvieren können.“ Wenn ich also beim Rennen nach elf Stunden im Ziel sein will, dann sollte ich 44 Stunden auf dem Rad sitzen können, pro Woche. 44 Stunden! Könnte man sich da nicht bei der Gewerkschaft beschweren? Nur bei welcher?

Jaufenpass

So. 140 Kilometer stehen auf dem Tacho, und nun kommt der Jaufenpass. „Der ist zum Genießen“, hatte ein Freund gesagt, der das Rennen vor ein paar Jahren gefahren ist. Sehr witzig. Ich genieße hier gar nichts, mein Körper macht nicht mehr mit, die Beine sind müde, die Muskeln zucken und das ganze Training, Lisboa, Rønnestad, FTP-Werte – alles für die Katz. Gefühlt überholt mich hier die gesamte Konkurrenz, und ich kann ihnen nur „Fahrt zur Hölle“ hinterherzischen.

Die schnellsten sind jetzt, nach sieben Stunden, schon im Ziel. Wie schön wäre es, denke ich mir, wenn das Rennen nach dem Jaufenpass vorbei wäre, nach 150 Kilometern und 3500 Höhenmetern, das reicht doch. Aber nein, da kommt noch das Timmelsjoch, der schlimmste Pass von allen, der „Scharfrichter des Rennens“, wie die Veranstalter betonen. Die Italiener sagen „il mostro“, und leider kann ich mir ausrechnen, wie lange ich in diesem Tempo dafür brauchen werde. Es ist so zermürbend, dass ich kurz übers Aufgeben nachdenke. Aber nur kurz.

Genau in diesem Moment fährt der Besenwagen vorbei. „Kann das sein?“, fragt eine Frau neben mir. „Sind wir so langsam?“ Nein, sind wir nicht, warum der Besenwagen, der hier Traumfänger genannt wird, an uns vorbeigefahren ist, wissen wir auch nicht. Mir geht das Werbevideo durch den Sinn. Es geht darin um Träume und Mythen, und zu heroischen Bildern spricht der Berg persönlich mit sonorer Stimme langsam und unheilschwanger: „Wer mich als Gegner sieht, sollte aufgeben und einen anderen Traum träumen. Nur wer mir mit Demut begegnet, dem schenke ich ein Lächeln.“ Demut, ja, aber ein Lächeln schenke ich dir nicht, du arroganter Berg. Da überholen mich ein paar junge Burschen aus Sachsen, wie unschwer an ihren Trikots zu erkennen ist. Sie schenken dem Berg ein Lächeln, sie singen sogar Lieder. Sie haben noch Spaß, und ich fahre ihnen das letzte Stück bis zum Pass hinterher.

Timmelsjoch

„Ausgeträumt?“ Steht auf einem Banner in einer der obszön vielen Kehren, die hinauf zum Timmelsjoch führen. Später steht da: „Manche Träume enden nie“. Sehr witzig. Es ist heiß, am Straßenrand stehen Palmen, an der nächsten Verpflegungsstation mache ich Pause, ein paar Minuten lang, trinke, esse noch mal eines dieser ekligen Gels, es ist das 14. oder 15. Das Salz klebt mir in den Augen, ich blicke in die Landschaft, und sie wirkt wie ein verschwommenes Gemälde von E. T. Compton. Ist da ein Gletscher? Eine Hütte? Ein Adler? Unter normalen Umständen fände ich das schön. Aber die Kategorie Schönheit spielt keine Rolle mehr. Noch sind es 700 Höhenmeter. Einige Teilnehmer schieben ihre Räder den Berg hoch – das meinte Toni Palzer offenbar mit einem „guten Fuß“. Zwei kleine Mädchen feuern mich an, und ich habe keine Ahnung, wo sie herkommen. Ich sehe einen pinken Löwen und zwei goldene Giraffen und bin mir nicht mehr ganz sicher, wie real diese verfluchte Gegenwart ist.

Es macht so gar keinen Spaß mehr. Da sind nur noch Leiden, Qualen und Schmerzen. Krämpfe in der rechten Wade, dann im linken Oberschenkel. Ich hechle schlimme Flüche in die Bergwelt, sie raubt mir dafür den Restatem, dieses Monster.

Da ist er endlich, der Pass. Es ist kühl, windig, und diese gottverlassen karge Landschaft spiegelt meinen Seelenzustand wider. Ich möchte schlafen, aber ich muss Rad fahren. Und es geht nicht wirklich bergab. Im Gegenwind muss ich weiter treten, treten, treten, und dann geht es sogar noch mal 100 Höhenmeter bergauf zur Mautstation. Geht's noch?

Wie kann es dieser verfluchte Berg nur wagen, mich so respektlos zu behandeln? Hat er denn gar keine Achtung vor mir? Weiß der denn nicht, wer ich bin? Was erlaube Timmelsjoch? Er hat doch schon längst gewonnen, kann er es jetzt nicht gut sein lassen? Ich schüttle den Kopf, schlage mit der Hand auf den Lenker und schreie: „Das gibt's doch nicht!“ Aber keiner ist da, keiner hört es. Ganz im Gegensatz zu den Massen am Kühtai ist es nun ein einsames Rennen, bis zur letzten Rechtskurve, die über die Brücke in Sölden ins Ziel führt.

Es gibt so viele Erzählungen von Euphorie und Endorphin, von diesem Glücksgefühl beim Überqueren der Ziellinie. Von wegen. Bei mir ist da nur Empörung, Zorn und Wut, die in meinem pechschwarzen Gemüt zu Staub zerfallen. Ich war über elf quälende Stunden unterwegs und fühle mich um Jahre gealtert. Ich frage mich, ob ich mein Rad direkt bei Ebay einstellen soll. Es wird bald dunkel, und ich verstehe das alles überhaupt nicht. Wo ist der Tag geblieben? Bin ich irgendwo auf dem Timmelsjoch in den Sog eines schwarzen Loches geraten und nun in einer anderen Zeit gelandet? Zerstört und leer schaue ich auf den Berg und hauche mit letzter Kraft: „Wir sehen uns wieder, du blöde Arschgeige!“

Der Öztzalter Radmarathon findet an diesem Sonntag statt, Start ist in Sölden. Alle Infos zum Rennen, Rahmenprogramm, zu Straßensperrungen und Unterkünften unter www.soelden.com. Die Startplätze für das diesjährige Rennen sind bereits alle vergeben. Für das Rennen im Jahr 2027 kann man sich vom 1. bis 31. Januar für 5,90 Euro auf www.oetztaler-radmarathon.com registrieren. Danach werden unter den registrierten Personen Startplätze verlost. Das Nenngeld beträgt dann einheitlich 199 Euro.

Vielleicht liegt das Geheimnis der großen Weine des Bordeaux im kühlen Schlick der Gironde, die an diesem heißen Sommernachmittag am Quai von Pauillac träge vorbeischleicht. Genau genommen ist das olivgrüne Gewässer gar kein Fluss, sondern ein Ästuar, der größte in Westeuropa, ein bis zu zwölf Kilometer breites Mündungsgewässer, das dem Mond gehorcht und den Gezeiten des nahen Atlantiks ausgesetzt ist. Die Gironde ist das Ergebnis des Zusammenflusses von Garonne und Dordogne – nur 75 Kilometer lang, aber ein Zauberstab für diese Region: Sie schafft ein Mikroklima, das weltweit einzigartig ist. So wie der Wein, der am rechten wie am linken Ufer kultiviert wird und wie kein anderes Produkt für Frankreichs Gloire und Savoir-vivre steht.

Wenn der Südwesten Frankreichs im Sommer unter der Canicule, der großen Hundshitze, leidet, dann kühlt der große Wasserkörper, und im Winter strahlt seine Wärme auf die mit Weinstöcken überzogenen Landschaften aus, die sich an ihn schmiegen. Dadurch herrschen ganzjährig sehr ausgeglichene Temperaturen, was wiederum dem Reifeprozess der Reben zugutekommt. Wie stark sich die gerade erst unter Kontrolle gebrachten Feuer, die etwas weiter im Süden tobten, aber deretwegen auch rund um Pauillac evakuiert wurde, und der Rauch sich auf den Wein auswirken, ob ein „Smoke Taint“ in einigen Lagen zu befürchten ist – noch sind die Prognosen verhalten.

Die Weinberge in Pauillac fallen sanft zur Gironde hin ab. Foto Como Hotels and Resorts

In der Weinwelt trennt die Gironde nicht nur zwei Lagen, sondern manchmal auch Lager. Auf der linken Gironde- und Garonne-Seite reifen in den Kellern Weine, die durch die Rebsorte Cabernet Sauvignon dominiert werden, auf der rechten Gironde- und Dordogne-Seite dominiert in der Regel Merlot die typischen Cuvées der Gegend. Das kleine, feine Pomerol sowie die Appellation Saint-Émilion genießen rechts den besten Ruf. Links, im Médoc, sind es die Châteaus Lafite Rothschild und Margaux.

Jenseits von Reben

Die Rang- und somit auch Preisliste für die Fässer, die hier gut geschützt und bestens temperiert lagern, gibt die berühmteste Bordeauxklassifizierung von 1855 vor. Napoleon III. hatte sie zur Weltausstellung in Paris erarbeiten lassen. Maßgebend waren die Preisentwicklung, die Reputation des Châteaus und die Konstanz der Qualität. Abgehoben

Von Barbara Liepert

Nanu? Kaum einer da, in dieser Gegend, die wie keine andere für Frankreichs Gloire und Savoir-vivre steht. Weinkennern muss man nichts über das Médoc erzählen – aber allen, die reif für Ruhe sind.

ist das Preiskarussell zuletzt vor knapp zwanzig Jahren, als die Premiers Crus in China zum Statussymbol wurden.

Viele Geheimnisse rund um den Wein schlummern hinter den Mauern, die sich trutzig aus den Weinbergen erheben; alle paar Hundert Meter entdeckt man in Pauillac ein altes Gemäuer, ein Weingut, im Médoc gibt es mehr als 500, und nicht alle kommen so disneyhaft daher wie das bekannte Château Pichon Baron; die meisten haben eher etwas von einem Gutshof als von einem Schloss. Und wieder andere Weingüter sehen aus wie gläserne Fabriken: hochmoderne, leicht zu öffnende Schachteln.

Viele der weltberühmten Châteaus haben Gästezimmer, aber dort zu übernachten: ist nur sehr wenigen vorbehalten: umsatzstarken Weingroßhändlern, so heißt es, ausgesuchten Fachpressevertretern, gewichtigen Sammlern und Celebrityys, upon invitation only.

Einfacher ist es, an Führungen, meist mit anschließender Verkostung, teilzunehmen, aber wer eines der legendären Châteaus besuchen möchte, sollte das rechtzeitig kundtun – „nicht umsonst fragen wir unsere Gäste nach ihren Plänen und ob wir behilflich sein dürfen“, sagt Jennifer Piquet-Nicolas, die Direktorin des Hotels Como Cordeillan-Bages, das aussieht wie ein Château, aber das einzige Fünfsternehotel hier weit und breit ist: Ein intimes Haus mit 28 Zimmern und Suiten, im Frühjahr erst hat es nach umfassender Renovierung als drittes Haus der asiatischen Luxushotelkette in Frankreich wiedereröffnet.

Piquet-Nicolas ist im Médoc aufgewachsen und nach einer Karriere in der Londoner Hotellerie und auf den Kleinen Antillen wieder hierher zurückgekehrt, und ihre Kontakte in die Weinwelt sind noch immer exzellent. Wein formt hier nicht nur die Landschaft, er ernährt die Menschen seit vielen Generationen, seine Verkostung ist ein Ritual, das über viele Jahre erlernt wird, der richtige Wein macht aus dem sonntäglichen Familienessen ein Fest, Wein gehört zum Leben im Médoc wie die Pinienwälder zur Atlantikküste.

Wie schaumige Wolken schmiegen sich Hortensienbüsche an die alten Mauern des Hotels, im schattigen Mulch darunter jagen Eidechsen nach Insekten, während in der Krone der Platane, die sich über die Terrasse spannt, eine Taube eifrig an ihrem Nest häkelt und dazu Zweige in beachtlicher Größe anfliegt. Die Sperlinge haben Quartier in den Koniferen bezogen, die wie Säulen die Längswand des Innenhofs säumen.

In der Ferne rauscht Verkehr, aus der Küche ist leise das Klappern von Geschirr zu vernehmen. Überhaupt liegt ein zivilisatorisches Grundrauschen über dem Médoc, das seltsamerweise ein Gefühl der Tiefenentspannung verstärkt. An diesem Ort, an dem nichts muss, aber vieles sein kann. Vorzügliche Küche, zum Beispiel: Im hoteleigenen Restaurant „Le Cordeillan“ sorgt ein Team um Spitzenkoch Fabien Ferré dafür, dass vielleicht auch bald Sterne funkeln.

Ein Pool lädt hinter dem Haus ein, die Nachmittagshitze abzustreifen, oder man nimmt eines der Fahrräder und rollt durch die Weinberge und trifft sich am Dorfplatz von Bages mit Kerstin Bauer, die als Kind mit ihrer Familie ins Médoc kam. Als „guide interprète“ schließt sie im Château Lynch-Bages die Geheimnisse der Weinkultur auch auf Deutsch auf. Lautmalerisch höchst geschickt führt sie durch die vier traditionellen Rebsorten, die hier verschnitten werden: Cabernet Sauvignon – stehe für Charakter, sie knackt dabei das „kt“ so sehr, dass man diese Eselsbrücke nie wieder vergisst, und auch das M bei Merlot ist so weich ausgesprochen wie die Eigenschaft, die dieser Rebsorte zugesprochen wird – Cabernet Franc steht für Frische und Petit Verdot für gewürzte Information.

Lynch-Bages ist eines der drei Güter der Familie Cazes, die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aus den Pyrenäen eingewandert war; die Reblaus hatte da bereits weite

Eine neues Zuhause für den guten Geschmack: Das Como Cordeillan Bages (Foto oben und unten) liegt im Ortsteil Bages; Mitte: Carrelets in Pauillac. Fotos bali, Como Hotels (2)

Die Gironde, die an diesem Vormittag besonders NATO-grün an die Ufer von Pauillac schwappt, ist auch ein zentraler Knotenpunkt der französisch-amerikanischen Freundschaft. Viele Fässer Wein haben von hier aus ihren Weg an die Ostküste gefunden und den legendären Ruf der Bordeauxweine begründet. Eine verwitterte Tafel am Hafen erinnert an Marie-Joseph Paul Yves Roch Gilbert du Motier alias Marquis de La Fayette, einen rebellischen Adligen und Helden des amerikanischen Unabhängigkeitskampfes. Um La Fayettes Werdegang zu verstehen, muss man kurz in das geopolitische Klima des späten 18. Jahrhunderts zurückblenden: Nach dem Siebenjährigen Krieg hatte Frankreich einen Großteil seiner nordamerikanischen Gebiete an Großbritannien verloren.

Die Église Saint-Martin liegt etwas erhöht an der Place du Maréchal Foch. Mitten am Werktag dringt gregorianischer Gesang durch die Tür. Die Aussicht auf Abkühlung verdrängt die Bedenken, hier in ein Hochamt zu platzen. Im herrlich kühlen Kirchenschiff baumelt ein Schiffsmodell von der Decke, und vorne am Altar steht ein Mann in kurzen Hosen und T-Shirt und singt lateinische Texte ohne Notenblatt. Fast hätte man vergessen, wie tief verwurzelt der Katholizismus in Frankreich ist.

Schneisen der Verwüstung hinterlassen, und jede Hand wurde im Kampf gegen den Schädling gebraucht. Aus Fleiß wurde schließlich ein kleines Weinimperium. Ein betriebsames, aber äußerst wohltemperiertes Klima herrscht in dem gigantischen gläsernen Kubus, der hinter dem kleinen Dorfplatz von Bages liegt – der wiederum wie das kopfsteingepflasterte Set des Kinofilms „Die fabelhafte Welt der Amélie“ wirkt: Vom Café Lavinal unter schattigen Linden blickt man auf eine Fahrradwerkstatt, und im Laden gleich daneben kann man Dinge kaufen, die man eigentlich gar nicht braucht, aber die das Versprechen in sich tragen, zu Hause formschön an ein paar wunderbare Tage im Médoc zu erinnern.

Durch die große Glasfront der Firmenzentrale fällt der Blick auf eines der alten Gebäude, in denen die gesamte Belegschaft zur Erntezeit zum gemeinsamen Mittagessen zusammenkommt, im Inneren ragt einem hier und dort moderne Kunst entgegen, wie der überdimensionierte Arm eines Kraken. Der 5000 Quadratmeter große Komplex ist von Didi Pei erbaut, dessen Vater Ieoh Ming im Hof des Louvre die gläserne Pyramide entworfen hat. Während draußen schwere 32 Grad über den Weinbergen liegen, herrscht hinter Glas eine wohltemperierte Arbeitsatmosphäre.

wanderung hatte sich noch viele Jahre fortgesetzt. Heute leben wieder rund 5000 Menschen in Pauillac.

Früher hieß es, ein paar Tage extreme Temperaturen wirkten wie Wunder auf die Qualität der Bordeaux-Weine, aber wie sich die immer länger und heißer werdenden Sommer langfristig auswirken, kann noch keiner abschätzen. Auf der obersten Ebene der Hallen von Château Lynch-Bages erklärt Bauer das Schwerkraftprinzip der hocheffizienten Anlage, um anschließend zurück ins 19. Jahrhundert zu steigen – in den Skawinski-Weinkeller, der original erhalten integriert wurde.

Pauillac hat die höchste Dichte an Qualitätsweinen und geht Weinkennern von Buenos Aires bis Hongkong flüssig und akzentfrei von der Zunge – aber im Ort Pauillac selbst scheint gerade alles ausgeflogen zu sein – abgesehen von ein paar weißen Lieferwagen und dem einen oder anderen Traktor.

Zum Weinanbau braucht man – außerhalb der wenige Wochen dauernden Ernte – nicht mehr viele Leute. Das ist keine gute Nachricht in einer ökonomisch gebeutelten Gegend, die lange auch von einer ganz anderen Flüssigkeit lebte: Pauillac, so ist im örtlichen Stadtentwicklungsplan nachzulesen, leidet noch immer unter der Schließung der Shell-Anlagen. 1986 hatte der Ölkonzern seine Raffinerie dichtgemacht, fast 1000 Arbeitsplätze waren damals verloren gegangen, die Ab-

Der Schmerz über die Niederlage saß tief in den Gemächern von Versailles – und als die dreizehn amerikanischen Kolonien gegen England rebellierten, erkannte Frankreich darin die einzigartige Chance, nicht nur seinen Rivalen zu schwächen, sondern sich auch die aufkeimenden Ideale der Freiheit zu eigen zu machen. La Fayette ging 1777 in Pauillac inkognito an Bord der Victoire, eines Handelsschiffes, das er selbst finanziert hatte. Der König hatte dem noch nicht einmal 20-jährigen Marquis die Reise nach Amerika explizit verboten, um keine Eskalation der Spannungen mit der englischen Krone zu provozieren. Getragen vom Wind und von den Ideen der Aufklärung erreichte La Fayette im Juni 1777 die Küste von South Carolina, behauptete sich selbstlos auf dem Schlachtfeld und war tief beeindruckt von George Washington, der für ihn bald wie ein Ziehvater wurde.

Damals lebte in den Gewässern der Gironde noch ein ganz anderer Lieferant von Luxusprodukten, der durch Überfischung und Verschmutzung seines Lebensraumes ausgerottet wurde: der Europäische Stör. Falls der höchst unwahrscheinliche Fall eintreten sollte, dass sich ein Stör im Netz von einem der „Carrelets“ genannten Fischerhäuschen verfangen sollte, ist er sofort den Behörden zu melden und ihm kein Leid zu tun, die Wiederansiedlungsprojekte des Störs zeigen bisher nur verhaltene Erfolge. Die Stelzenhäuschen wurden vor über 300 Jahren genehmigt, damit auch die zu Fisch kamen, die kein Boot besaßen, heute sind die Carrelets geschütztes Kulturerbe und ein begehrtes Pachtobjekt.

Am Quai hat die Avalon Artistry II festgemacht. In der Ferne am gegenüberliegenden Ufer erkennt man die Kühltürme des Atomkraftwerks – noch etwas, was vor allem in Frankreich so tief verwurzelt ist wie die Reben, deren Wurzeltiefe die Qualität des Weins ebenfalls beeinflusst. Auf dem obersten Deck des Flusskreuzfahrtschiffs wird gerade eine Erfrischung serviert. Nur wenige Passagiere machen sich auf den Weg ins Zentrum Pauillacs, darunter eine sehr gesprächige Frau aus Florida, die eine Apotheke (um die Ecke der Kirche) und ein nettes Café sucht – wir schicken sie nach Bages.

Was kann man in der Gegend noch machen, wenn einem der Wein nicht genug ist? Man kann hier nicht nur metaphorisch abheben und die Schwerelosigkeit erfahren, denn der Luftraum über dem Mündungsdelta ist auch der einzige Ort, wo man in Europa auf Parabelflügen Schwerelosigkeit erfahren kann, ohne eine Raumkapsel betreten zu müssen. Novespace, eine Tochtergesellschaft der französischen Raumfahrtagentur CNES, macht es möglich, hin und wieder auch für Nicht-Wissenschaftler. Das Hotel hatte vor Kurzem zu einer exklusiven Exkursion in die Schwerelosigkeit geladen, mit NASA-Astronauten, die im Anschluss das abgehobene Erlebnis beim Abendessen noch mal vertiefen konnten.

Aber in welcher Gegend ist es schöner, am Boden zu bleiben – zumal dann, wenn der all diese roten Wunder hervorbringt?

Bages, einen Ortsteil von Pauillac, erreicht man mit dem Auto in etwa einer Stunde von Bordeaux aus; Doppelzimmer im Como Cordeillan-Bages ab 300 Euro, das Restaurant „Le Cordeillan“ ist täglich außer Mittwoch und Donnerstag geöffnet, Reservierung empfohlen (comohotels.com).

HOME OF LUXURY CRUISES

FEINSTE KULINARIK ZWISCHEN HORIZONT UND UFER

Eine Reise beginnt manchmal mit einem ersten Blick aufs Meer – und manchmal mit einem außergewöhnlichen Geschmackserlebnis. An Bord ausgewählter Luxusschiffe wird Kulinarik selbst zum Reiseziel: geprägt von exzellenten Zutaten, kreativen Handschriften und Küchen, die sich von den Aromen der bereisten Regionen inspirieren lassen. WINDROSE verbindet besondere Routen auf den Weltmeeren mit genau diesen Genussmomenten und schafft Kreuzfahrterlebnisse für Reisende, die auch beim Thema Kulinarik das Außergewöhnliche suchen.

Ob renommierte Sterneköche bei Hapag-Lloyd Cruises, internationale Spitzenküche im „Anthology“ von Explora Journeys, die ausgezeichnete Kulinarik und der persönliche Service von Riverside Luxury Cruises oder die elegante Genusswelt an Bord der Yachten der Ritz-Carlton Yacht Collection: Jede Reederei interpretiert die Verbindung von Reisen und Genuss auf ihre ganz eigene Weise.

So wird aus einem Tag auf See eine kulinarische Entdeckungsreise und aus einem Dinner ein Erlebnis, das ebenso in Erinnerung bleibt wie die Landschaften und Metropolen entlang der Route. Mal raffiniert und überraschend, mal von regionalen Traditionen geprägt, immer mit höchstem Anspruch an Qualität und Atmosphäre. Mit WINDROSE entdecken Sie Reisen, bei denen große Küche und große Momente ganz selbstverständlich zusammengehören.

15 Nächte auf MS EUROPA Reisetermin: 31.05. - 16.06.2027

4 Nächte auf der Riverside Debussy Reisetermine: 20.06. - 24.06.2027, 11.07. - 15.07.2027

Hapag-Lloyd Cruises NIZZA - HAMBURG

Europas Westküste für Genießer

- Kulinarische Höhepunkte mit 3-Sterne-Koch Kevin Fehling an Bord

- EUROPA Salon mit Journalisten Dr. Peter Frey und Sabine Rau als Experten

- Tapas und erlesene Weine im mediterranen Valencia - Portugiesische Genusskultur und stimmungsvoller Fado in Lissabon

- Galiciens maritime Küche mit fangfrischem Fisch und Atlantikaromen

ab 8.590 € inkl. Frühbucherrabatt bis 31.10.2026 p. P. Seereise (Doppelbelegung, PLATIN-Tarif, Kategorie 1)

Riverside Luxury Cruises DÜSSELDORF - TRIER

Glanzlichter an Rhein und Mosel

- Weinverkostung mit einem Experten inmitten der Mosellandschaft

- Feine Rieslinge und Einblicke in die traditionsreiche Mosel-Weinkultur

- Regionale Spezialitäten und kulinarische Entdeckungen entlang des Flusses

- Genussvolle Stunden zwischen Weinbergen und historischen Winzerorten

ab 2.477 €

p. P. bei Doppelbelegung in einer Melody Suite/Vollpension

18 Nächte auf der EXPLORA II Reisetermin: 24.01. - 11.02.2027

4 Nächte auf der Ilma Reisetermin: 30.11. - 04.12.2026

Explora Journeys BARCELONA - BARCELONA

Die Aromen des Mittelmeers

- Kulinarische Vielfalt an Bord mit neun besonderen Genusserlebnissen von Sakura bis Marble & Co. Grill

- Chef's Kitchen mit exklusiven Koch- und kulinarischen Erlebnissen

• Fangfrischer Fisch und die feinen Aromen Galiciens - Siziliens Aromen beim Marktbesuch und gemeinsamem Kochen in Palermo

- Apuliens Genusswelt mit fünf Weinen und regionalen Spezialitäten

ab 8.750 €

p. P. bei Doppelbelegung

The Ritz-Carlton Yacht Collection SAN JUAN - SAN JUAN

Genussreise durch die Karibik

- Pan-lateinamerikanische Genusswelten von Spitzenkoch Michael Mina

- Exklusive Kochvorführung und persönliche Begegnung mit dem Chef

- Kulinarischer Sail-away-Empfang in entspannter Atmosphäre

- Besonderes Frühstück mit der Handschrift Michael Minas

ab 4.700 €

p. P. bei Doppelbelegung

Entdecken Sie weitere Details zu unseren Angeboten.

Entdecken Sie die Welt jenseits der bekannten Routen. Mit unseren exklusiven Kreuzfahrten erleben Sie die Wunder der Natur hautnah – vom endlosen Eis der Arktis bis zu den tropischen Inselwelten des Pazifiks. Komfortabel reisen Sie an Bord ausgewählter Schiffe. Jede Reise wird individuell kuratiert und verbindet Abenteuer mit höchstem Anspruch an Service und Stil. Mit WINDROSE wird Ihre Schiffsreise zu einem unvergesslichen Erlebnis – einzigartig wie Sie selbst.

www.windrose.de/kreuzfahrten | kreuzfahrten@windrose.de | Tel. (030)-201721-55

Jetzt mit Code KLUINARIK 100 € pro Buchung sichern!

500 Eisbären leben auf Spitzbergen. Wenn einer in Sichtweite ist, sollten Touristen das Weite suchen.
Foto Picture Alliance

Das Eis ist gebrochen

Die ersten Schlauchboote legen gerade vom Kreuzfahrtschiff ab, hinter der Stahlleiter drängen sich Passagiere in Anoraks und Gummistiefeln. Doch dann knarzt das Funkgerät: Ausflug abbrechen! Die Gäste murren enttäuscht – bis sie oben an Deck den Grund für die Absage sehen: Über den Klippen, in denen wir nistende Seevögel beobachten wollten, trottet ein Eisbär entlang. Durchs Fernrohr sieht man das Zottelfell und die Knopfaugen; wie sein Kopf hin und her schwingt, wie er innehält, die Schnauze hebt und Hunderte Meter entfernt grasende Rentiere erschnuppert. Und wie er sich plötzlich streckt und auf den Rücken rollt, um sich das Fell zu schubbern.

„Das ist einer der größten Bären, die ich je gesehen habe“, sagt John Kernan. Das will was heißen. Der Mittfünfziger kommt seit 1991 als Guide auf Expeditionskreuzfahrten in die Arktis. „Früher konnten wir überall hinfahren und machen, was wir wollten“, erzählt er. Im Schlauchboot fuhr er dicht an Eisbären heran, 30 Meter Abstand genügten – solange man die Bären nicht störte. Was genau das bedeutet, war nicht definiert.

Doch nun gelten andere Spielregeln. Seit vergangenem Jahr müssen Guides 300 Meter Abstand zu Eisbären halten. Bis Ende Juni sind sogar 500 Meter vorgeschrieben, um die Anfang des Jahres geborenen Jungen zu schützen.

Kernans Job wird dadurch knifflig. Denn natürlich wollen alle 77 Passagiere, die aus Kanada und den USA, China und Indien, Europa und Australien bis nach Spitzbergen geflogen sind, vor allem Eisbären sehen. Viele waren schon in der Antarktis, wo Kreuzfahrten fast immer ausgebucht sind. Die Pinguinkolonien dort seien bereits geschrumpft, sagt Kernan, weil zu viele Touristen die Vögel bei der Brut stören.

In Spitzbergen sieht er noch keine negativen Folgen des Tourismus. Die Arktis ist weit weniger berühmt. Dass die Hälfte der Betten leer bleibt wie auf dieser Reise, ist normal. Doch seit der Pandemie sei der Tourismus auch hier explodiert, sagt Kernan. Und der Boom geht weiter. Die Reedereien schicken nun maßgeschneiderte Expeditionsschiffe in die Arktis. Die nächste, luxuriösere Generation werde vor allem für den chinesischen Markt gebaut, sagt Kernan. „Dort gibt es viele Menschen, die hierherkommen wollen.“

Einstweilen aber ist Overtourism noch weit entfernt. Wir fahren durch Tafelberge, unten gestreift von Sedimentschichten, oben gerillt wie Zitronenpressen. Zwischen ihnen winden sich Gletscher zum Meer herab. Knapp 3000 Menschen leben in dem riesigen Archipel, konzentriert auf das Hauptstädtchen Longyearbyen, die russische Bergbausiedlung Barentsburg und ein paar Forschungsstationen. Zwei Drittel Spitzbergens sind Naturschutzgebiet. Seit vergangenem Jahr dürfen dort nur noch Kreuzfahrtschiffe mit maximal 200 Passagieren an 43 genau definierten Orten ihre Anker wer-

Eisbären auf Spitzbergen betrachtet man am besten aus der richtigen Distanz. Auch in der Arktis nimmt die Zahl der Kreuzfahrten zu – noch gilt sie als einsamere Alternative zur Antarktis. Von Florian Sanktjohanser

Auch hier ist Abstand sinnvoll: Eisberge können kippen und brechen. Foto Florian Sanktjohanser

fen. „An einigen Orten mit der reichsten Tierwelt dürfen wir jetzt nicht mehr landen“, sagt Kernan. Doch es bleiben viele grandiose Orte zum Erkunden, wie wir im Laufe dieser Woche sehen werden.

„Wir gehen so viel raus, wie wir können“, sagt Leo Decaux beim ersten Briefing. „Ausflüge werden nur aus zwei Gründen abgesagt: Sturm und Nebel.“ Wenn die Guides nicht mindestens drei Kilometer weit sehen können, ist die Gefahr zu groß, von Bären überrascht zu werden.

Decaux kam vor zwölf Jahren als Glaziologe nach Spitzbergen. Um seine Doktorarbeit zu finanzieren, arbeitete der 36-Jährige als Guide auf Kreuzfahrtschiffen, seit zweieinhalb Jahren ist er Expeditionsleiter. An seinem Eisbär-Biefing muss qua Gesetz jeder teilnehmen, der an Ausflügen teilnehmen will. „Wir wollen Eisbären vom Schlauchboot aus sehen, dort ist es sicher“, erklärt Decaux. „Wenn wir sie an Land sehen, brechen wir sofort ab.“ Wichtig dann: sich ruhig zurückziehen, nicht laufen. „Und das ist nicht der richtige Zeitpunkt für Fotos!“

400 bis 500 Eisbären leben auf Spitzbergen. „Sie können überall sein“, sagt Decaux. Selbst auf einem 1100 Meter hohen Berg fand man Tatzenspuren. Deshalb sucht man die Küste vorab in Schlauchbooten ab. Mit Gewehr über der Schulter sichern Guides auf Anhöhen ringsum die Anlegestelle.

Per Ausfallschritt steigen wir ins Schlauchboot und röhren zum Strand neben dem Gletscher Nordbreen, wo Dutzende Walrosse eng beisammen fläzen.

Unser Rudel ist deutlich größer. Schweigend stapfen wir über Treibholz und stellen uns am Seil mit orangefarbenen Wimpeln auf, das 40 Meter Abstand markiert: eine Phalanx von Rotjacken mit ausgefahrenen Teleobjektiven.

Den Walrossen ist es offenbar egal, beim Dösen begafft zu werden. Manche liegen auf dem Rücken, die Stoßzähne wie Krummsäbel emporgereckt. Seepferde nannte sie der Chronist von Willem Barents, der den Archipel auf seiner dritten Arktisexpedition im Jahr 1596 entdeckte. Seine niederländischen Landsleute schlachteten auf der Insel Amsterdamoya im 17. Jahrhundert Tausende Grönlandwale, vor ihrer kleinen Siedlung Smeerenburg ankerten zeitweise Hunderte Walfänger gleichzeitig. Bis heute sieht man die riesigen Steinkessel, in denen sie Walspeck auskochten. Mit dem Tran wurden Straßenlaternen in ganz Europa befeuert.

Innerhalb von Jahrzehnten waren die Grönlandwale fast ausgerottet, dann folgten die Walrosse. Und Ende des 18. Jahrhunderts kamen erst russische, dann norwegische Trapper, um Eisbären, Rentiere und Polarfüchse zu jagen.

Heute sind die meisten Tiere geschützt, die wir auf den Ausflügen sehen. Papageientaucher dümpeln unter einem Wasserfall im Meer, Eiderenten und Weißwangengänse watscheln über den Strand, kleine, stämmige Rentiere grasen auf einem Hang.

Mal steigen wir über das Geröll einer Moräne hinauf, mal stapfen wir über Moos und Wollgras und versuchen, nicht auf die Blüten von Spitzbergenmohn und Arktischem Hornkraut zu treten. Auf den meisten Exkursionen aber bleiben wir im Schlauchboot. Vor der Insel Wahlbergöya tuckern wir entlang 400 Millionen Jahre alter Basaltklippen. Die kantigen Orgelpfeifen sind weiß gefleckt vom Vogelkot, Tausende von Dickschnabellummen brüten hier laut keckernd. Ihre blauen Eier seien wie Birnen geformt, erklärt der Ornithologe am Außenborder, damit sie nicht von den schmalen Simsen rollen.

Dickschnabellummen essen und schlafen auf dem Meer. Um Krebse und Tintenfische zu fangen, können sie 200 Meter tief tauchen – der Weltrekord aller flugfähigen Vögel. In puncto Fliegen sind sie eher Dilettanten. Den Landeanflug auf die Klippen müssen sie immer wieder abbrechen und Extraschleifen drehen.

„So sieht eine gesunde Kolonie aus“, ruft der Ornithologe. Den Polarfüchsen gefällt sie auch. Einer kraxelt die Steilwand empor und gräbt nach Eiern, ein anderer hüpft den Hang herab und läuft bis zu den Felsen am Meer, um sich den seltsamen Besuch anzuschauen – sehr zur Freude aller Fotografen im Boot.

Die Folgen des Kreuzfahrtbooms sehen wir in Ny-Ålesund. Die frühere Kohlekumpel-Siedlung ist heute eine seltsame Mischung aus Forschungsstation und Freilichtmuseum. Die Wissenschaftler tragen T-Shirt statt Anorak und würdigen uns keines Blickes. Mehr als 20.000 Touristen kommen jährlich hierher, um vorbei an Postamt, Bar und Hotel – allesamt die nördlichsten ihrer Art – zu jenem rostigen Stahlturm zu schlendern, über den Roald Amundsen und Umberto Nobile am 11. Mai 1926 in ihren Zeppelin stiegen und über den

IN DIE ARKTIS

Anreise Mehrere Airlines fliegen über Oslo täglich nach Longyearbyen, wo die Kreuzfahrten starten. Die Kreuzfahrtsaison dauert von Juni bis September. Fürs Packeis sind die Bedingungen zu Beginn der Saison am besten.

Kreuzfahrten In diesem Sommer kreuzten drei Dutzend Expeditionsschiffe um Spitzbergen. Die nächsten Fahrten finden im Sommer 2027 statt. Bei G Adventures beispielsweise ist die einwöchige Tour ab 4949 Euro zu buchen (gadventures.com). Zweiwöchige Kreuzfahrten verbinden Spitzbergen mit Grönland oder Island.

Literatur Der Reiseführer Spitzbergen von Rolf Stange enthält alles Wissenswerte über die Inselgruppe (32,90 Euro). Der Autor betreibt auch die Website spitzbergen.de

Mehr Informationen unter visits-valbard.com

Nordpol bis Alaska flogen. Die Pfade sind mit Seilen abgesperrt, damit Touristen nicht die empfindlichen Gräser und Milzkräuter zertreten.

Die Ostküste dagegen kennen selbst viele Bewohner Spitzbergens nicht. Weil dort eine kalte Strömung entlangzieht, gibt es wesentlich mehr Eis. Zu sehen bekommen wir das am Hinlopenbreen, einer zehn Kilometer langen Gletscherfront. Manche Abschnitte sind glatt wie ein Steinbruch, andere schrundig und zerklüftet. Kantige Türme biegen sich wie der Rippenbogen eines ausgeweideten Tiers, dahinter ragen in sich gedrehte Eisnadeln auf.

In den grauen Wellen dümpeln Eisberge, geschuppt oder mit Wabenmustern. Manche schimmern blau wie Saphire. Ringsum knistert die Luft, die aus dem Eis entweicht. Das Klima erwärme sich hier siebenmal schneller als im globalen Durchschnitt, sagt Decaux. „Ein Gletscher im Kongsfjord ist in den zwölf Jahren, seit ich hier bin, um dreieinhalb Kilometer geschrumpft.“ Ab 2030 könnte es die ersten eisfreien Sommer am Nordpol geben.

Immer wieder kracht es dumpf, donnernd brechen Brocken der teils überhängenden Eisfront ab. 400 Meter betrage der Sicherheitsabstand, erklärt Storm Simpson, eine aus dem Team. Das sei das Minimum, denn die Gletscherzunge werde von Sonne und Meer zugleich geschmolzen und sei unberechenbar. Wie recht sie hat! Plötzlich bricht eine ganze Eisflanke ab, stürzt ins Meer und schießt wie ein riesiger Korken empor. Fontänen spritzen auf, ein Mini-Tsunami schwappt durch die Bucht. Obwohl die Stelle Kilometer entfernt ist, schaukeln uns die Wellen gehörig durch. Nebenan zerbricht ein großer Eisberg, der nun rotiert und seinerseits das Meer aufwählt.

Zurück an Bord, bleibt gerade genug Zeit für eine heiße Dusche, bevor eine Stimme im Lautsprecher knarzt: „Wir haben einen Blauwal auf Steuerbord. Das größte Tier aller Zeiten. Das sehen wir nicht jeden Tag.“ Also zurück in Mütze und Anorak und rauf aufs Aussichtsdeck. Was soll jetzt noch kommen? Die bejubelte Antwort gibt Decaux beim Abendbriefing: „Wir fahren morgen ins Pack-eis.“ Unser Schiff, 1975 gebaut, hat einen verstärkten Stahlrumpf, „eine Stufe unter Eisbrecher“, erklärt der Kapitän.

Den 80. Breitengrad queren wir bald nach dem Frühstück. Bedächtig gleitet das Schiff ins Packeis, der stählerne Sporn unter dem Bug pflügt durch die Schollen. Manche sehen aus wie Inselchen, in ihrer türkisfarbenen Lagune spiegeln sich weiße Berglein. Die Guides stehen an den Fernrohren, „jetzt brauchen wir einen Eisbären“, sagt einer. Hier ist das eigentliche Reich des Königs der Arktis, hier jagt er Robben. Zudem sind wir nun in internationalen Gewässern: Norwegens Gesetze und die neuen Abstandsregeln gelten hier nicht mehr, erklärt der Guide grinsend.

Indes, das stundenlange Spähen bleibt vergebens. Also schenken die Kellner Kaffee mit Sahne und Kahlúa aus, und abends springen die Unerschrockenen ins Eismeer, gesichert mit Bauchgurt und Seil, angefeuert von den Mitreisenden.

Die Kirsche auf der Sahne ist das finale Dinner an Deck mit Paella, gegrilltem Lachs und Aussicht auf den Lilliehöök-breen – ein phantastisches Amphitheater aus Eis und Felsgipfeln. Zum Verdauen sinke ich in den Whirlpool auf dem Achterdeck. Das Badewasser ist heiß, die tief stehende Sonne leuchtet Gletscher und Berge aus. Und dann tauchen hinter dem Schiff auch noch Zwergwale auf.

■ HINWEIS DER REDAKTION

Zum Teil wurden die Recherchereisen für diese Ausgabe von Veranstaltern, Hotels, Fluglinien oder Fremdenverkehrsämtern unterstützt.

Algenblüte in der Ostsee zwischen Finnland und Estland. Unten: Cyanobakterien der Gattung Rivularia unter dem Mikroskop Fotos Mauritius, Sience Photo Library

Der Ausflug zum Strand bringt an einem heißen Augusttag nicht die erhoffte Abkühlung, sondern Enttäuschung: Grünliche Schlieren treiben auf dem Wasser, es sieht wenig einladend aus. Messungen des Gesundheitsamts bestätigen den Verdacht, Cyanobakterien haben sich vermehrt. Bei Temperaturen über 25 Grad gelingt das diesen Organismen, die auch als Blualgen bezeichnet werden, besonders gut. Wabern sie sichtbar durchs Wasser, sind sie ein Risiko für die Gesundheit. Vor dem Baden wird gewarnt oder der Strand ganz geschlossen. Allein in Hessen betrifft dies in diesen Tagen 15 Gewässer, das ist ein Drittel der Badeseen.

Cyanobakterien können Toxine produzieren, leberschädigende Substanzen oder Nervengifte, die Wassersportler, plan- schende Kinder und Tiere gefährden. Allerdings sind hierzulande bei Menschen keine Vergiftungsfälle bekannt. Gefährlicher ist: Wenn Menschen untergehen, haben Rettungsschwimmer keine Chance mehr, sie in dem trüben, bläulich-grün gefärbten Wasser zu finden.

Algenblüte heißt das Phänomen, wenn sich Mikroorganismen in Gewässern so stark vermehren, dass sie als Film zu erkennen sind und als Schaum oder Schleim die Strände bedecken. Der Name täuscht. Cyanobakterien sind keine Algen. Es sind Einzeller ohne Zellkern, Prokaryonten, allerdings ziemlich große, größer als die meisten anderen Bakterienarten. Einige Cyanobakterienarten sondern Kohlenhydrate ab, mit denen sich die einzelnen Zellen zu langen Fäden zusammenkleben oder als Matten auf Steinen oder Sediment haften, sich um Finger und Zehen wickeln und die Steine glitschig werden lassen. Das erweckt den Eindruck, es handele sich um Pflanzen.

Nicht nur dieser Eindruck trägt. Cyanobakterien sind auch sonst missverstandene Lebewesen. Die meisten kennen sie bloß als Ärgernis am Badesee. Zur Wahrheit gehört, dass Leben auf der Erde ohne die schleimigen Einzeller kaum denkbar wäre. Und wer genau hinsieht, so wie Bioingenieure es derzeit tun, der findet in den Cyanobakterien vielleicht eine Antwort auf Umweltprobleme unserer Zeit.

Cyanobakterien bevölkern die Erde länger als fast alle anderen Organismen. Vor mehr als 2,5 Milliarden Jahren setzten sie den ersten Sauerstoff auf der Erde frei, der sich dann in der Atmosphäre anreicherte. Damit ebneten sie den Weg für die weitere Entwicklung des Lebens – und bewahren es noch heute. Phytoplankton – Cyanobakterien sind ein Teil davon – sorgt dafür, dass wir nicht ersticken.

So alt Cyanobakterien sind, so verbreitet sind sie über den Globus. Es gibt sie nicht nur im Wasser. Sie bevölkern auch Böden und sogar die lebensfeindliche Welt der Wüsten. Die Algenblüten, die sie mitverursachen, sind Teil des natürlichen Kreislaufs und eine Nahrungsgrundlage für Tiere. Im Frühjahr, wenn sich über den Winter die Nährstoffe im Wasser angereichert haben, treten etwa in der Ostsee die ersten auf. Allerdings dominieren dann Kieselalgen, die das Wasser bräunlich aussehen lassen. Gegen sie haben die Cyanobakterien bei den geringen Temperaturen keine Chance. Erst im Sommer bestehen die Algenblüten aus Cyanobakterien. Dann nämlich wählt der schwache Wind das Wasser kaum noch auf, es bildet sich eine stabile, warme Schicht an der Oberfläche, die den Blualgen optimale Bedingungen bietet, während die Konkurrenz schwächt: Die Kieselalgen werden vom Zooplankton aufgefressen und finden zudem nicht mehr genügend Silikate und Stick-

Nervengift und Lebensretter

Cyanobakterien gibt es überall. Sie sind lästig, giftig – und vielleicht die Lösung einiger Umweltprobleme. Porträt einer missverstandenen Lebensform. Von Frauke Zbikowski

stoffverbindungen, die sie zum Wachsen brauchen.

Zum Umweltproblem werden die von Cyanobakterien dominierten Algenblüten erst dann, wenn sie oft auftreten und große Flächen bedecken – wie in den letzten Jahren in der Ostsee. Sie gehört zu den am stärksten von Algenblüten betroffenen Meeresgebieten. Deren Häufigkeit hat in den letzten 20 Jahren zugenommen, wie Satellitendaten zeigen. Eine Ursache sind die steigenden Temperaturen durch den Klimawandel. Die andere stammt aus der Landwirtschaft. Die Ostsee ist chronisch überdüngt, und die Nährstoffe fördern das Wachstum der Mikroorganismen. Cyanobakterien selbst tragen zudem zur weiteren Überdüngung bei, denn die in der Ostsee vorherrschenden Arten wandeln Stickstoff aus der Luft in Ammonium um. Sie produzieren dabei mehr, als sie selbst brauchen. So bringen sie fast so große Mengen an Stickstoffverbindungen in die Ostsee ein wie die Flüsse, die Dünger von den Äckern ins Meer transportieren.

Um sich zu vermehren, brauchen Cyanobakterien vor allem Phosphat. Den gibt es in der Ostsee zuhauf. Im Sediment am Boden des Meeres haben sich über die Jahrzehnte, in denen Nährstoffe im Überfluss ins Meer gelangten, Phosphate abgelagert. In den sauerstoffarmen Zonen am Grund lösen sich die Phosphate wieder im Wasser, wandern nach oben und werden von den Mikroorganismen aufgenommen. „Ein Teufelskreis“, sagt Isabell Klawonn, die sich am Leibniz-Institut für Ostseeforschung mit Blaulgen befasst. Denn Algenblüten verschärfen den Sauerstoffmangel, wenn die Massen an Cyanobakterien sterben, absinken und dann zersetzt werden. In der Folge dehnen sich die lebensfeindlichen Zonen aus.

Darauf, dass Cyanobakterien von anderen Lebewesen aufgefressen werden, kann man nicht setzen. Lange wurde sogar vermutet, dass sie von Krebstieren, Rädertierchen oder Fischlarven verschmäht werden. Gerade die in der Ostsee dominierenden Arten sind für sie kaum zu verwerten. Sie seien sehr robust, erklärt Isabell Klawonn, „man kann sie sich vorstellen wie ungekochte Maccheroni“. Zwar hat die Wissenschaftlerin inzwischen festgestellt, dass Pilze die Cyanobakterien befallen. Deren Filamente werden brüchig und somit für das Zooplankton leichter verdaulich. Aber dass dieser Effekt die Algenblüten eindämmen könne, sieht Klawonn noch nicht. Vor der deutschen Ostseeküste ließ die Blüte im August erst nach, als Wind und Wolken aufzogen.

Dass in den Badegewässern hierzulande häufiger Massen an Cyanobakterien auftreten, lässt sich nach Auskunft des Hessischen Landesamts für Naturschutz, Umwelt und Geologie nicht belegen. Wenn Badegästen häufiger Warnschilder oder Schwimmverbote begegnen, könnte das auch daran liegen, dass das Umweltbundesamt vor zwei Jahren die Empfehlungen für Badegewässer überarbeitet hat und Gesundheitsämter seitdem sensibler reagieren. Denn eigentlich hat sich die Wasserqualität nicht verschlechtert.

Das sagt auch Sabine Hilt vom Leibniz-Institut für Gewässerökologie und Binnenfischerei. Allerdings seien wenig Nitrat und Phosphat im See keine Garantie dafür, dass Cyanobakterien wegbleiben. Hilt erforscht Arten, die sich an Wasserpflanzen heften und das Nervengift Anatoxin bilden. Diese Cyanobakterien wachsen in sauberen Seen, wo das Sonnenlicht in größere Tiefen reicht und ihnen Energie für die Photosynthese liefert.

Sie wurden gefunden, nachdem in Berlin Hunde verendet waren, die am Ufer des Tegeler Sees gespielt hatten. Dieser See war früher überdüngt, wurde restauriert, das Wasser wurde klar, und die Wasserpflanzen kamen zurück. „Nur jetzt haben wir ein neues Problem“, sagt Hilt. Es stellte sich heraus, dass die Hunde Wasserpflanzen verschlungen hatten. „Die giftigen Cyanobakterien dort scheinen Duftstoffe zu produzieren, darunter Geosmin, das so eine erdige, modrige Note hat“, berichtet Hilt. „Das finden Hunde attraktiv.“ Nur das Wasser zu trinken, hätte die Tiere nicht umgebracht: Das Gift sitzt hauptsächlich in den Zellen. Die Wasserproben allein waren unauffällig.

Auch wenn unklar ist, ob und in welchen Mengen die Toxine für Menschen giftig sind, empfiehlt Sabine Hilt, mit kleinen Kindern Abstand zu angespülten Wasserpflanzen zu halten. Wie die Cyanobakterien in dem nährstoffarmen See gedeihen können? Hilt vermutet, dass der Biofilm auf den Wasserpflanzen, an dem alle möglichen Partikel haften, gar nicht so nährstoffarm ist.

Ähnliche Fälle wie am Tegeler See traten im Südosten der USA auf. Dort wurden Mitte der Neunzigerjahre tote Weißkopfseeadler gefunden, deren weiße Substanz im Gehirn schwammartig verändert war. Es dauerte mehr als zehn Jahre, bis Forscher der Ursache auf die Spur kamen, und 25 Jahre, bis der Fall aufgeklärt war. Die Grundnessel, eine invasive Wasserpflanze, war von Cyanobakterien besiedelt, die ein bis dahin unbekanntes Nervengift, Aetokthonotoxin, produzieren. Das Toxinmolekül enthält Brom, das vermutlich aus den Unkrautvernichtungsmitteln stammte, mit denen Pflanzen wie die Grundnessel in den Seen zurückgedrängt werden sollten. Über Fische und Wasservögel, die von Wasserpflanzen leben, reicherte sich das Gift in der Nahrungskette an. Für die Adler waren die durch das Toxin geschwächten Blässhühner vermutlich leichte Beute, mit denen sie sich die tödliche Dosis einhandelten.

Cyanobakterien stellen nicht nur Giftstoffe her. Aus ihnen lassen sich Zucker gewinnen, Düngemittel, Biokraftstoffe, Chemikalien, für deren Herstellung man bisher Erdöl benötigt, sowie Wasserstoff. „Grüne E. coli“ nennt Kirstin Gutekunst die nützlichen Cyanobakterien – denn anders als der Standardorganismus der Bioproduktion enthalten sie Chlorophyll und nutzen Licht als Energiequelle. Gutekunst arbeitet an der Universität Kassel mit einem Stamm, der Wasser in Wasserstoff und Sauerstoff spaltet. Der Vorteil der Cyanobakterien für die Biotechnologie sei, dass sich ihr Genom einfacher manipulieren lasse als das anderer photosynthesetreibender Organismen, etwa von Mikroalgen oder gar Pflanzen.

Karl Forchhammer von der Universität Tübingen, der seit 30 Jahren den Stoffwechsel der Cyanobakterien untersucht, meint: Die Fähigkeiten dieser Organismen muss man nutzen, um wirklich schwer zu produzierende Moleküle herzustellen, nämlich Polymere. Von Natur aus erzeugen viele Arten der Cyanobakterien das Bioplastik Polyhydroxybutyrat, PHB, berichtet er. Es dient ihnen als Kohlenstoffspeicher für schlechte Zeiten. Seiner Arbeitsgruppe ist es gelungen, ein Cyanobakterium genetisch so zu verändern, dass sich seine Zellen prall mit PHB-Partikeln füllen. In den Kulturen nimmt das Bioplastik ein gutes Drittel der trockenen Biomasse ein. Dieses Biopolymer werde sicherlich teurer bleiben als Kunststoff aus Erdöl. Denn es brauche große Flächen, damit das Licht die gesamte Kultur erreicht. Aber es hat einen „Riesenvorteil“, wie Forchhammer sagt. Es ist vollständig biologisch abbaubar. So könnte in den unangenehmen Biofilmen auf Gewässern zumindest ein Teil der Antwort auf unser Plastikmüll-Problem stecken.

WOCHENSCHAU

Gute Nebenwirkung

Die Impfung gegen Gürtelrose wirkt offenbar nicht nur gegen das Herpes-Zoster-Virus, sondern hat einen Nebeneffekt: Sie schützt vor Herzerkrankungen. Das zeigt eine Studie in „Nature Medicine“. Menschen, die sich mit dem Impfstoff Shingrix impfen ließen, hatten ein geringeres Risiko für Herzinfarkte und andere Herz-Kreislauf-Probleme als Vergleichspersonen, die den älteren Impfstoff Zostavax erhalten hatten. Maxime Taquet von der University of Oxford und sein Team nutzen den Umstand, dass 2017 in den USA der Impfstoff Zostavax von Merck durch das GSK-Vakzin Shingrix ersetzt wurde. Es gab also zwei gut vergleichbare Gruppen von Menschen, die mit unterschiedlichen Vakzinen geimpft waren. Zuletzt gab es bereits Hinweise darauf, dass der Shingrix-Impfstoff vor Demenz schützt. $^{ph}$

Jurassic Sound

Sich optisch in ferne Erdzeitalter hineinzuversetzen, ist möglich, wenn fossile Reste der Tier- und Pflanzenwelt erhalten sind. Forschern um Jun-Jie Gu von der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Chengdu ist es nun gelungen, für eine Landschaft der Jurazeit auch den Klang zu erschließen. Dazu analysierten sie Fossilien von neun Grillen- und Laubheuschreckenarten in 165 Millionen Jahre altem Gestein aus der Inneren Mongolei. Angehörige dieser Tiergruppe erzeugen Laute durch Aneinanderreiben harter Körperteile. Wie die Forscher in „PNAS“ berichten, kombinierten sie physikalische und phylogenetische Analysen mit Computersimulationen und maschinellem Lernen, um vom heutigen Gezirpe auf das damalige zu schließen. Wie sich zeigte, produzierten die meisten jurassischen Schrecken reine Töne um die fünf Kilohertz – ähnlich heutigen Grillen. Eine aber zirpte jenseits der 20 Kilohertz, also im Ultraschall. Das widerlege die Hypothese, die Fähigkeit, Ultraschall wahrzunehmen, habe sich bei Insekten erst als Reaktion auf das Aufkommen der Fledermäuse vor 55 Millionen Jahren entwickelt. UvR

Walhelfer

Auch Forscher gelangen nicht überallhin. Deshalb nutzen sie tierische Hilfe: So haben sie nun dank Narwalen die Folgen des Klimawandels in einer unzugänglichen Region im Osten Grönlands beobachten können. Wie ein Team um Mads Peter Heide-Jørgensen vom grönländischen Institut für natürliche Ressourcen in „Science Advances“ berichtet, wurden einige der für ihre markanten Stoßzähne bekannten Meeressäuger mit Sensoren ausgestattet. Die Wale sendeten Daten über den Salzgehalt und die Temperatur des Wassers im Fjordsystem des Scoresbysunds, in das diverse Gletscher münden. Die Daten zeigen dort vermehrt Gletscherabbrüche. Dies hänge mit der „Atlantifizierung“ der Fjorde zusammen, schreiben die Forscher: Wärmeres Atlantikwasser dringe bis zu den Gletscherfronten vor und sorge dort für eine Beschleunigung des Kalbens. Das Schmelzen des grönländischen Eisschildes trägt zum Anstieg des Meeresspiegels bei. $^{ph}$

Geladener Tropfen

Es gibt kaum ein Alltagsphänomen, an dem Physiker nicht etwas Neues entdecken. Jüngstes Beispiel: Korrosion. Dieser zerstörerische Umwelteinfluss wurde für den Fall „Regen“ bislang mit zwei Mechanismen erklärt. Erstens sorgen Regentropfen für mechanische Belastung, nach dem Motto „Steter Tropfen höhlt den Stein“. Zweitens reagieren sie chemisch und führen so zu Schäden. Ein internationales Team um Hans-Jürgen Butt vom Max-Planck-Institut für Polymerforschung fügt der Liste nun einen dritten Eintrag hinzu. Sind die Tropfen elektrisch geladen, setzt ihre Entladung beim Aufprall Oberflächen wie ein kleiner Blitz zu. In einem Experiment hinterließen 3000 geladene Tropfen Spuren auf einer Teflonbeschichtung, schrieben die Forscher in „Nature“. Um sich elektrisch aufzuladen, reichte es, wenn der Tropfen über ein Pflanzenblatt glitt. Die Entdeckung ist zugleich ein Auftrag an die Ingenieurskunst: Schutzschichten, die geladenen Tropfen widerstehen, müsste man nun entwickeln. hell.

Ein paar Vorschläge

Diese kuriosen Studien sind der Redaktion im vergangenen Jahr aufgefallen – mögliche Kandidaten für den Ig-Nobelpreis?

Brie vor dem Schlafen ...

… ist offenbar keine gute Idee. Psychologen der Universität in Montreal haben mehr als 1000 Studenten befragt und können berichten: Abends Käse zu essen, macht Albräume. Das betreffe vor allem Menschen mit Laktoseintoleranz. Die Studie i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m Sommer 2025 wirft weitere potentielle Forschungsfragen auf: Träumten die Probanden auch von Käse? Leiden Franzosen demnach häufiger unter Albträumen?

Schokolade schnüffeln

Viele Sportbegeisterte trinken Proteinshakes, um fitter zu werden. So gut wie nie schnüffelt jemand im Fitnessstudio jedoch an einer Täfel Bitterschokolade, bevor er die Hanteln stemmt. Dabei könnte dieser Geruch das Training verbessern: Forscher berichten in „Frontiers in Physiology“ im Juli 2026, dass so ein Gefühl von Sattheit erzeugt würde, wodurch die 23 Probanden länger trainieren konnten. Der Duft von Milchschokolade hingegen machte das Training immerhin „angenehmer“.

Hummus auf dem Mond

Nun will der Mensch als vernunftbegabtes Wesen auf die Zukunft vorbereitet sein, und das schließt für viele ein Leben auf dem Mond mit ein. Was also soll man dort essen? Forscher der Universität Texas in Austin testeten das mit „simuliertem Mondreck“: Offenbar würden Kichererbsen in diesem Substrat besonders gut wachsen, berichten sie im März 2026 in „Scientific Reports“. Aus wissenschaftlicher Sicht scheint es demnach empfehlenswert, sich zeitnah die besten Falafel- und Hummusrezepte zurechtzulegen.

„Vieles, was neu ist, klingt sonderbar“

Erotische Kopfbedeckung

Nicht nur Menschen stehen unter Druck, potentielle romantische Partner durch ihr Außeres zu begeistern. Delfine an der Nordküste Australiens wurden von Forschern von Western Australias Departmen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Attractions beobachtet, wie sie sich Meeresschwämme auf den Kopf setzten. Offenbar aus ästhetischen Gründen oder, wie es die Wissenschaftler im Oktober 2025 ausdrückten: „um die Ladys zu beeindrucken“. Es scheint immer mal wieder derartige maritime Modetrends zu geben: 1987 hat eine Gruppe Orcas Schlagzeilen gemacht, die tote Lachse auf ihrem Kopf platzierten.

Pistole aufs Auge

Es gibt Sicherheitshinweise, die primär die Frage aufwerfen, welcher Umstand sie nötig gemacht hat. Wie die Warnung, dass man keine Katzen in die Mikrowelle packen sollte, oder der Aufdruck „Achtung, heiß!“ auf Kaffeebechern. Eine ähnliche Situation ergab sich wohl für Mediziner aus Edinburgh. Im Juni 2026 warnen sie in „BMJ Case Reports“, dass hochfrequente Massagepistolen zu Schäden an der Netzhaut führen können, wenn man sie direkt aufs Auge hält. Die arbeiten mit einer Frequenz von bis zu 3000 Schlägen pro Minute und sind eigentlich dafür gedacht, in verspannten Muskeln die Durchblutung zu fördern. Offenbar hat ein Patient dreimal die Woche über mehrere Monate seine Augen mit einem solchen Gerät bearbeitet.

Saufen am Strand

Forscher des renommierten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in den USA haben im Juli 2026 eine Studie im ebenso renommierten medizinischen Fachjournal „JAMA Dermatology“ veröffentlicht, die bestätigt, was erprobte Mallorca-Besucher schon ahnten: Menschen, die sich ausgiebig sonnen, trinken auch gerne große Mengen Alkohol.

Warum hinter lustigen Studien seriöse Absichten stecken, ein Witz-Preis die Karriere anschieben kann und die USA kein sicherer Ort mehr sind, sagt Ig-Nobel-Gründer Marc Abrahams.

Herr Abrahams, Sie vergeben seit 1991 den Ig-Nobelpreis. Ist es nach all den Jahren schwer, Sie noch zum Lachen zu bringen?

Überhaupt nicht. Das Wichtigste ist der Überraschungsfaktor. Die meisten Arbeiten, die einen Ig-Nobelpreis gewinnen, erscheinen für die Menschen komisch, weil sie außerhalb ihrer Erfahrungsbereiche liegen. Man hat nicht damit gerechnet – und fängt an zu lachen. Aber das ist nur der eine Teil. Die ausgewählte Forschung soll zugleich so faszinierend sein, dass sie im Kopf bleibt. Sie weckt eine kindliche Neugier. Man möchte seinen Freunden davon erzählen und denkt noch eine Woche später darüber nach.

erwartetes entdeckt und sind dieser Beobachtung Monate oder Jahre gefolgt.

Also stecken seriöse Beweggründe dahinter?

Man fragt sich beim Lesen oft: Meinen die Forscher das ernst? Ich erzähle Ihnen etwas, das jedes Jahr nach der Preisverleihung passiert. Wir verleihen zehn Preise in unterschiedlichen Kategorien. Nach der Zeremonie plaudere ich meist einzeln mit den Gewinnern, und immer sagt jemand zu mir: Die anderen Studien waren sehr witzig, aber warum hast du uns gewählt? Den Wissenschaftlern erscheint ihre Forschung nicht absurd, sie haben sich nicht überlegt, etwas möglichst Lustiges zu machen. Meistens wollten sie ein Problem verstehen, haben dabei etwas Un-

Ein Beispiel ist der Notfall-BH, der zu einer Atemschutzmaske umfunktioniert werden kann und 2009 den Preis für Public Health gewonnen hat. Das begann mit einem sehr realen Problem. Die Erfinderin Elena Bodnar ist eine junge Ärztin aus der Ukraine, die nach der Katastrophe von Tschernobyl Betroffene behandelt hat. Später wurde klar, dass auch die eingeatmeten radioaktiven Partikel schwere Folgen hatten. Sie dachte darüber nach, wie man sich spontan schützen könnte, wenn die Atemluft um einen herum plötzlich gefährlich ist. Eines Tages sah sie, wie ihr kleiner Sohn ihren BH vom Boden nahm und sich vors Gesicht hielt. Da wurde ihr klar: Die Hälfte der Menschheit trägt bereits eine mögliche Ausrüstung bei sich, die als Maske genutzt wer den könnte.

Und ist etwas aus der Idee geworden? Der BH wurde in China produziert. Tausende Menschen tragen vermutlich solche Notfall-BHs. Später in der Covid-Pandemie kamen viele andere auch auf diese Idee. Das passiert immer wieder. 2023 haben wir japanische Forscher ausgezeichnet, die Essstäbchen und Besteck entwickelt haben, die durch elektrische Reize den Geschmack von Salz verstärken. Das könnte Menschen helfen, die weniger Salz essen sollten. Heute kann man die Produkte kaufen.

Also kann der Ig-Nobelpreis einen Karrieresprung bedeuten? Er kann helfen, aber es gibt natürlich keine Garantie. Die Preisträger kriegen viel Aufmerksamkeit in den Medien, aber auch in ihrem eigenen Fach. Sie werden auf Kongressen erkannt, auf Podien eingeladen oder um Beiträge gebeten. Ich rate ihnen: Nutzt die Aufmerksamkeit, um über eure andere Forschung zu sprechen. Auch Universitäten sind stolz auf ihre Ig-Nobelpreisträger. Die Universität Lund in Schweden hat mal ein Event mit ihren fünf Ig-Nobelpreisträgern veranstaltet. Ein anderes Beispiel ist der niederländische Ornithologe Kees Moeliker. Er hatte beobachtet, wie ein Enterich einen verstorbenen Enterich begattete, und das veröffentlicht. Moeliker hatte nicht damit gerechnet, dass viele seine Arbeit zu homosexueller Nekrophilie bei Enten lesen würden. Doch nach dem Ig-Nobel bekam seine Forschung viel Anerkennung, er wurde zu Symposien eingeladen, hat ein Buch über ungewöhnliche Todesfälle bei

Mathematiker Marc Abrahams gibt das satirische Fachjournal „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 heraus und hat den Ig-Nobelpreis gegründet. „Ignoble“ bedeutet auf Englisch so viel wie „schändlich“. Foto Reuters

Tieren geschrieben mit dem Titel „Der Entenmann“. Und er arbeitet heute sehr aktiv mit beim Ig-Nobelkomitee.

Ist das nicht Verschwendung von Fördergeldern, sinnlose Forschung? Da frage ich zurück: Wissen Sie überhaupt, ob dafür öffentliches Geld verwendet wurde? Bei vielen Arbeiten ist das nicht der Fall. Aber wichtiger ist: Wer forscht, versucht, etwas zu verstehen. Das kann zunächst sonderbar klingen. Doch vieles, was neu ist, wirkt am Anfang unsinnig. Denken Sie an Flugzeuge, Telefone oder ganz gewöhnliche Gegenstände wie einen Kugelschreiber. Manchmal stellt sich später heraus, dass die Erkenntnis äußerst nützlich ist.

Also machen Sie sich mit dem Preis nicht über die Forscher lustig? Keineswegs. Wir versuchen, ihre Arbeit sichtbar zu machen. Die Denkweise ist verbreitet: Wenn Menschen bei Wissenschaft lachen, muss irgendetwas falsch sein. Forschung müsse vor allem als ernsthaft vermittelt werden. Natürlich ist sie wichtig. Aber wenn etwas außergewöhnlich ist, bleibt es einem im Gedächtnis. Den Preis bieten wir den potentiellen Gewinnern außerdem diskret an. Wenn sie ablehnen, ist das völlig in Ordnung. Diejenigen, die Nein sagen, stehen häufig am Anfang ihrer Karriere und haben Vorgesetzte oder Betreuer, mit denen es Probleme geben könnte. Doch das geschieht kaum noch. Viele Forscher nominieren sich sogar selbst. Ich habe mal gezählt: In einem durchschnittlichen Jahr kriegen wir etwa 9000 Einreichungen, davon sind zehn bis zwanzig Prozent Eigenbewerbungen.

Wie hat es angefangen mit dem Ig-Nobelpreis?

Ich habe mich schon als Kind für bizarre Meldungen interessiert und sie aus der Zeitung ausgeschnitten. So etwas wie „Mann spült Toilette, Haus explodiert“. Später habe ich für Freunde Texte über kuriose Forschung geschrieben. Irgendwann habe ich die Beiträge an ein wissenschaftliches Satiremagazin geschickt, ob sie damit etwas anfangen könnten. Dann rief man mich an, ob ich nicht der Redakteur werden wolle. Darüber lernte ich viele Wissenschaftler kennen, welche die erstaunlichsten Dinge machten, von denen aber kaum jemand wusste. Ich dachte: Irgendjemand sollte ihnen einen Preis geben.

Mittlerweile macht der Ig-Nobelpreis weltweit Schlagzeilen. Wir haben 1991 eine kleine Preisverleihung organisiert. Dann kam vieles glücklich zusammen. Das MIT-Museum bot uns einen Veranstaltungsort an, viele Nobelpreisträger sagten zu, die bei uns traditionell die Preise überreichen. Schon bei der ersten Verleihung wollten mehr Menschen ins Gebäude, als hineinpassten. Später fand die Verleihung in der Harvard-Universität statt, mit mehr als 1000 Zuschauern. Seit 35 Jahren ist das Interesse groß. Die Eintrittskarten sind schnell ausverkauft, an vielen Orten auf der Welt werden Watch-Partys veranstaltet. Bei der Zeremonie geht es nicht nur um die Preise, es gibt Musik und Vorträge.

Dieses Jahr wird die Veranstaltung zum ersten Mal nicht in Boston stattfinden, sondern in Zürich. Warum? Unsere Preisträger kommen aus der ganzen Welt. Bei der jüngsten Verleihung haben sich vier unserer zehn Gewinner gegen die Reise in die USA entschieden, weil sie es für zu riskant hielten. Einer sagte sofort ab, drei andere änderten kurz vorher ihre Meinung. Sie hatten Berichte gehört, dass Menschen an Flughäfen schlecht behandelt oder nicht ins Land gelassen wurden. Also brauchen wir einen Ort, an dem sich die Gewinner sicher fühlen.

Wie kamen Sie auf Zürich? Seit Jahren fragen Institutionen i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ob die Zeremonie nicht einmal zu ihnen kommen könne. In Zürich waren die großen Universitäten besonders schnell, hilfreich und freundlich. Unser Plan ist nun, die Preisverleihung jedes zweite Jahr in Zürich stattfinden zu lassen und abwechselnd jeweils in ein anderes Land zu ziehen – ein bisschen wie beim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Die Fragen stellte Johanna Kuroczik.

Meinen die das ernst?

Malaria mücken mögen Stinkefüße und Limburger Käse, Narzissten erkennt man an ihren Augenbrauen, und gegen Nierensteine hilft ein Kirmesbesuch. Diese Woche wird wieder der Ig-Nobelpreis für skurrile Forschung verliehen. Von Johanna Kuroczik

Ik ben dronken!

Beherrscht man eine Fremdsprache besser, wenn man betrunken ist? Forscher testeten das mit 50 Deutschen, die kürzlich Niederländisch gelernt hatten, und berichten: Ja! Allerdings verbessert sich durch das Gläschen nur die Aussprache. Friedenspreis 2025

Do look up

Wie viele Menschen müssen vor einem Gebäude stehen und hochgucken, damit man stehen bleibt und hochguckt? Die Antwort haben Forscher in New York 1969 gesucht: Bei einer Person, die nach oben starrt, bleiben vier Prozent der Passanten stehen. Bei 15 Menschen waren es schon 40 Prozent.

Psychologiepreis 2023

Vorbehaltlich kompliziert

Aus welchen dem vorliegenden Sachverhalt gegebenenfalls zugrunde liegenden Umständen ergibt sich die nicht unerhebliche Schwierigkeit des gegenständlichen Vorhabens? So etwas in der Art haben sich Rechtswissenschaftler auch gefragt. Was genau juristische Texte so verflixten unverständlich macht, haben sie in einer Studie anhand von zehn Millionen juristischen Dokumenten und ein paar Experimenten belegt: Es sind unter anderem seltene Fachbegriffe, verschachtelte Sätze, Passivkonstruktionen. Literaturpreis 2022

Fliegende Frösche

Durch geschicktes Hantieren mit Magneten kann man einen Frosch fliegen lassen. Für diese Entdeckung bekam der Physiker Andre Geim den Ig-Nobelpreis. Das besondere an ihm ist, dass er als einziger Preisträger später auch noch einen Nobelpreis erhielt – für seine Arbeiten über die Kohlenstoff-modifikation Graphen. Physikpreis 2000

Bart für den Kampf

Vanilleeis aus Dung

Warum haben Männer eigentlich diese mysteriöse Gesichtsbehaarung? Biologen der University in Utah testeten, ob sich Bärte primär als Schutz in Schlägereien entwickelt haben, denen historisch vor allem Männer beiwohnten. Tatsächlich kriegt man durch die Haare weniger Wucht ab, zeigten Experimente an Schafshaut. Friedenspreis 2021

Echte Vanille ist selten und teuer. Eine japanische Chemikerin entwickelte eine Methode, wie man Vanillin aus einem Material gewinnen kann, das weder selten noch teuer ist: Kuhfladen. Bei der Ig-Nobelpreis-Verleihung präsentierte eine Eis-diele aus Cambridge daraufhin ihre nach der Wissenschaftlerin benannte Sorte dieser speziellen Vanilleeiscreme. Chemiepreis 2007

Verräterische Augenbraue

Heilsame Achterbahn

Woran man Narzissten erkennt, ist eine der großen Fragen unseres Zeitalters. Forscher der Universität in Toronto haben dabei einen ungewohnten Aspekt identifiziert: Sie meinen, Narzissten an den Augenbrauen zu erkennen. Offenbar sind diese auffallend dicht. „Diesen Preis möchten wir allen widmen, die sich datengetriebener Forschung verschrieben haben und sich irgendwann ganz woanders wiederfinden, als sie je gedacht hätten“, sagten sie in ihrer Dankesrede. 2025 gab es den Ig-Nobelpreis für ein ähnliches Thema: Menschen werden narzistischer, wenn man ihnen vor dem Test sagt, wie schlau sie sind. Ob sich auch ihre Augenbrauen verändern, ist unklar. Psychologiepreis 2020

Lächeln macht (nicht) glücklich!

Unsere

Lachein macht (nicht) glücklich: Man lächelt, weil man glücklich ist? Andersherum, berichtete einst der deutsche Sozialpsychologie Fritz Strack. Er fand heraus: Wenn man einen Stift horizontal im Mund hält – und so sein Gesicht zu einem Grinsen verzieht –, wird man glücklicher. Das hat sogar Eingang in die Küchenpsychologic gefunden. Den Ig-Nobelpreis bekam Strack, weil er diese Erkenntnis später selbst in einer anderen Studie widerlegt hat. Seine Dankesrede hat der Forscher in Form eines Gedichtes vorgetragen: „To claim a finding is not real has a lot of sex appeal.“ Psychologiepreis 2019

Favoriten aus 35 Jahren Ig-Nobel

Vergnügungspark statt Krankenhaus! Forscher d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haben getestet, ob sich durch Achterbahnfahren Nierensteine lösen könnten. Besonders effektiv ist es offenbar, hinten in der Achterbahn zu sitzen. Vom wilden Auf und Ab kann man sich wohl noch weitere Gesundheitseffekte erhoffen: 2010 wurde der Ig Nobel für die Entdeckung verliehen, dass Achterbahnfahren die Symptome von Asthma verbessert. Medizimpreis 2018

Nachäffende Affen

Wenn der Schimpanse im Zoo einen irgendwie doof anschaut, mag das einen Grund haben. Im Fachjournal „Primates“ veröffentlichten Wissenschaftler erstaunliche Experimente: Schimpansen ahmen Menschen genauso häufig nach wie Menschen die Affen, wenn auch nicht ganz so präzise. Das kann man testen, indem man sich beim nächsten Zoobesuch vor dem Gehege wie ein Schimpanse unter den Achseln kratzt und „Uh uh uh“ ruft. Denn die Affen äffen in 36 Prozent der Fälle diejenigen Menschen nach, die sie zuerst nachgeäfft haben – ein ewiger Kreislauf.

Anthropologiepreis 2018

Ich oder mein Zwilling?

Wer eineiige Zwillinge nicht auseinanderhalten kann, braucht offenbar kein schlechtes Gewissen zu haben. In einer Studie mit zehn Zwillingspaaren berichten italienische Forscher, dass diese mitunter selbst nicht unterscheiden können, ob auf einem Foto sie oder ihr Zwilling zu sehen war. Kognitionspreis 2017

Mensch im Eisbärenpelz

Eine Frage, die offenbar zumindest den nordeuropäischen Teil der Menschheit bewegt: Haben Rentiere mehr Angst vor Menschen – oder vor Menschen in einem Eisbär-Kostüm? Forscher der Universität Oslo haben herausgefunden, dass Rentiere 2,3 Mal schneller Reißaus nehmen, wenn sich der Mensch als Eisbär verkleidet nähert. Preis für Arktisforschung 2014

Plaudern durch Pupse

Wasabi-Alarm

Heringe kommunizieren, indem sie Luft durch ihre Analöffnungen herauslassen – oder anders ausgedrückt: durch Pupsen. Biologiepreis 2004

Für einen Rauchmelder der besonderen Art haben japanische Ingenieure 2009 ein Patent angemeldet: Wenn es brennt, versprüht er Allylisothiocyanat, die Substanz, die Wasabi – dem japanischen Meerrettich – sein Aroma verleiht. Diese Moleküle reizen die Schleimhäute derart, dass sie ab einer Konzentration von fünf ppm Menschen aufwecken. Ab zehn ppm sei der Stoff in der Atemluft nicht mehr tolerierbar. Chemiepreis 2011

Socken über den Schuhen

Eine Studie beleuchtet einen „Off label“-Use von Socken: Wenn man seine Socken über den Schuhen trägt statt darunter, rutscht man nicht so schnell auf vereisten Straßen aus. Für ihre Untersuchung hatten die Forscher einen (fast) logischen Grund: In ihrer Kleinstadt in Neuseeland gibt es sehr steile Straßen, die jeden Winter überfrieren. Manche Anwohner schwören auf diese Sitte. Physikpreis 2010

Anziehende Käsefüße

Der niederländische Forscher Bart Knols ist in dem renommierten medizinischen Fachjournal „The Lancet“ dem Phänomen auf den Grund gegangen, dass weibliche Malaria-mücken Anopheles gambiae vom Geruch stinkiger Füße ebenso angezogen werden wie von Limburger Käse. Wie sich zeigte, steckt in beiden Fällen das Bakterium Brevibacterium linens dahinter. Biologiepreis 2006

Nenn mich Berta!

Tierliebe lohnt sich offenbar! Agrarwissenschaftler aus Großbritannien wollen in einer Studie belegt haben: Kühe mit Namen geben mehr Milch als Kühe ohne Namen – rund 260 Liter mehr im Jahr. Tiermedizinpreis 2009

Tiermedizinpreis 2009

976 Forscher, eine Studie

Der berühmte Kardiologe und Buchautor Eric Topol hat ebenfalls einmal den Ig-Nobelpreis erhalten. Oder, besser gesagt, er und seine 975 Ko-Autoren. Sie wurden ausgezeichnet für eine Studie, die rund hundertmal mehr Autoren auflistete, als sie Seiten lang ist. Literaturpreis 1993

Schmeckt zu gut: Wer Limonade trinkt, nimmt in kurzer Zeit viel Zucker auf. Foto Rosa Burczyk

Was bringt die Zuckersteuer?

Die Kritik war erwartbar: Die Pläne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eine Zuckersteuer können Unternehmen, die Li-

monaden, Säfte, Milchgetränke, Eistees, Biermischgetränke, gesüßte Haferdrinks und Fertigkaffees herstellen, nicht gefallen. Und so ist es auch nicht verwunderlich, wenn der hess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Boris Rhein (CDU) die Abgabe flugs als „Teuer-Steuer“ diffamiert. Die Verbraucher würden dadurch nur unnötig belastet. Diese wirtschaftliche Diskussion lässt fast vergessen, dass die schwarz-rote Bundesregierung mithilfe der Zuckersteuer ab 2027 die Krankenkassen entlasten will. Übergewicht, Diabetes und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sollen bekämpft, die Behandlungskosten gesenkt werden.

IM GESPRÄCH

Die Regierung plant eine Abgabe auf süße Getränke – obwohl ein Gesundheitseffekt oft bestritten wird. Von Pia Heinemann

Aber kann man mit einer Zuckersteuer die Krankheitslast senken?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Antwort kann man auf Studien blicken, die den Effekt für Deutschland mit seiner stark alternden und vor allem übergewichtigen und herzkranken Gesellschaft simuliert haben. Dies sind Modellstudien, die Effekte vorhersagen. Man kann auch ins Ausland blicken. In mittlerweile fast 100 Ländern und Regionen wird eine Softdrink- oder Zuckersteuer erhoben. Allerdings ist deren Demographie,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Kultur nicht eins zu eins auf unsere übertragbar. Beide Betrachtungsweisen haben also ihre Schwächen, aber immerhin: Es gibt viele Daten, die man bei der Entscheidungsfindung berücksichtigen kann.

Dass zu viel Zucker das Krankheitsrisiko erhöht, ist spätestens dank der Forschung des britischen Ernährungswissenschaftlers John Yudkin klar. Er hatte als einer der Ersten bereits Ende der Fünfzigerjahre Studien durchgeführt und 1972 in seinem Bestseller „Pure, White and Deadly“ allgemein verständlich dargelegt, dass der hohe Konsum von Haushaltszucker Adipositas, Diabetes und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auslöst.

Zahlreiche Studien haben die molekularbiologischen Prozesse seither konkretisiert. Wird Zucker im Körper nicht direkt als Energie verbraucht, wird er in der Leber zu Fett umgewandelt. Dadurch können Übergewicht und eine Fettleber entstehen. Schütte die Bauchspeicheldrüse bei hohem und ständigem Zuckerkonsum immer mehr Insulin aus, kann das zu einer Insulinresistenz und damit zu Diabetes Typ 2 führen. Zucker fördert zudem Karies, ein dauerhaft erhöhter Blutzuckerspiegel steigert das Risiko für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starke Blutzuckerschwankungen sorgen für Heißhungerattacken. Manche Forscher berichten gar von einer Zuckergewöhnung und einer Zuckersucht, da das Belohnungssystem ständig aktiviert ist.

So viel zu den physiologischen Mechanismen. Aber würde allein eine Verteuerung der Getränke dazu führen, dass wenige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krank würden und das Gesundheitssystem merklich entlastet würde?

Es gibt verschiedene Simulationsstudien für Deutschland. Michael Laxy, Professor für Public Health und Prävention an der TU München, hat mit seinem Team im Jahr 2024 beispielsweise berechnet, wie eine Wertsteuer von 20 Prozent auf Softdrinks die Gesundheit von Er-

In dem Trash-Klassiker „Kannibalinnen im Avocado-Dschungel des Todes“ aus dem Jahr 1989 ist die Versorgung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mit Avocados gefährdet. Die verbliebenen Anbaugebiete in Kalifornien liegen im Gebiet eines männermordenden Amazonenvolkes, zu dem nun eine Expedition unter der Leitung einer Feminismusforscherin ausgesandt wird. Ein Desaster von einer Drehbuchidee, das allerdings an einen richtigen Punkt rührt: Die grünen Früchte der Art Persea americana aus der Familie der Lorbeergewächse sind für die USA von besonderer Bedeutung.

Die Amerikaner vertilgen aktuell 13 Prozent der globalen Avocadoernte von rund elf Millionen Tonnen im Jahr. Der Verbrauch dort hat sich im Zeitraum 2000 bis 2021 verdreifacht, und heute hat kein anderes Land einen größeren Appetit auf ihr Fruchtfleisch. Dieses hatten die ersten Europäer, die im 16. Jahrhundert in Mexiko davon probierten, mit Butter verglichen. Tatsächlich besteht die gelbgrüne Masse zu bis zu dreißig Prozent aus Fett. Askesefreier Veganismus ohne Avocados wäre kompliziert.

mus ohne Avocados ware kompliziert. Den Amerikanern verdankt die Avocado überhaupt erst ihren Status als besonders profitable Cash Crop. Zwar war sie bereits im alten Süd- und Mesoamerika bedeutend – ihr Name kommt von dem aztekischen Wort ähuacatl (das etymologisch durchsichtigerweise auch „Hoden“ bedeutet), und im zivilen Kalender der wachsenen über 20 Jahre hinweg beeinflussen würde. Demnach könnte dadurch die Zahl der Adipositasfälle bei Männern um rund 210.800 und bei Frauen um rund 80.800 sinken. Die Zahl der Diabetes Typ 2-Fälle könnte um 132.000 sinken. 106.000 gesunde Lebensjahre könnten durch die Steuer gewonnen und etwa 2,5 Milliarden Euro an Kosten im Gesundheitssystem vermieden werden.

Das klingt beeindruckend. Doch in Großbritannien, welches 2018 mit der „Soft Drinks Industry Levy“ eine Zuckersteuer eingeführt hatte, erkranken bislang noch nicht weniger Menschen an zuckerbedingten Leiden. Auch in verschiedenen Städten und Kommunen in den USA, in denen es zum Teil seit 2015 Zuckerabgaben gibt, hat sich keine Gesundheitsschwemme eingestellt.

So erstellte Safira Firdaus von der IPB University Bogor in Indonesien vor zwei Jahren eine Metaanalyse von 22 Simulations- und sieben Beobachtungsstudien aus siebe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21 der eingeschlossenen Simulationsstudien belegten, dass eine Zuckerabgabe signifikant das Risiko für BMI, Übergewicht, Diabetes Typ 2,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Schlaganfall, Krebs und Karies reduzierte. Die allgemein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e sich, die Mortalität sank. In den sieben Beobachtungsstudien waren die Effekte weniger drastisch. Aber es wurde immerhin ein signifikanter Effekt auf den BMI gefunden.

Beobachtungsstudien zeigen zudem, dass die Abgaben vor allem bei denen wirken, die besonders unter Adipositas, Diabetes Typ 2 und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leiden: Jüngere Menschen und Personen mit niedrigerem Einkommen oder geringerer Bildung profitieren überproportional stark.

Woher aber kommt die Diskrepanz zwischen den Prognosen der Modelle und den Beobachtungsstudien?

Zum einen lässt sich das Verhalten von Menschen generell nur schwer modellieren. Manchmal bestehen auch stochastische Unsicherheiten, etwa was 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Zuckerkonsum und BMI und zwischen BMI und Diabetes-Risiko betrifft. „Es kann auch Unsicherheiten darüber geben, über welche Mechanismen gesundheitliche Effekte entstehen“, sagt Laxy. So habe in der Modellierungsstudie zum Effekt einer Softdrink-Abgabe für Deutschland die Zahl der verhinderten Diabetesfälle zwischen mehreren Zehntausend und mehreren Hunderttausend Fällen variiert. „Doch trotz dieser Unsicherheiten liefern Modellierungen wichtige Hinweise auf zu erwartende langfristige Effekte, die bisher noch gar nicht beobachtbar sind: Adipositas, Diabetes und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entstehen durch die langjährige Akkumulation von Risikofaktoren.“

Nun erfolgt die hortikulturelle Vermehrung der Hass-Avocado fast ausschließlich durch Veredelung. Die Pflanzen sind Klone, haben also alle praktisch ein identisches Genom und daher auch alle die gleichen Empfindlichkeiten gegenüber Krankheitserregern oder Klimaverschiebungen. Daher gab es 2024 tatsächlich eine amerikanische Expedition in den Avocado-Dschungel, allerdings nach Mittelamerika, in die Staaten

Für Deutschland wird einem ersten Eckpunktepapier zufolge wie in Großbritannien eine gestaffelte Steuer geplant: ab 4,5 Gramm Zucker pro 100 Milliliter werden 26 Cent Zuckersteuer pro Liter fällig, ab 7 Gramm sollen es 32 Cent und ab 10 Gramm 38 Cent sein. Eine 0,5-Liter-Flasche Limonade mit 10 Gramm Zucker pro 100 Milliliter würde also um 19 Cent teurer, sollte der Hersteller die Steuer eins zu eins aufschlagen. Das klingt nach viel Geld. Doch in der Realität zeigt sich bei Lebensmitteln: Die Verbraucher gewöhen sich an höhere Preise. Doch der Konsum ging aufgrund der Preiserhöhung in fast allen Studien zurück.

In Großbritannien hat dies, wie erwartet, nicht dazu geführt, dass die Menschen aus Kostengründen weniger Softdrinks trinken. Vielmehr haben die Hersteller ihre Rezepturen verändert. „84 Prozent der Reduktion des Zuckerkonsums durch Softdrinks geht darauf zurück, dass entweder einfach weniger Zucker in die Getränke gemischt oder Zucker durch Süßstoff ersetzt wurde“, sagt Laxy. „16 Prozent lassen sich auf weniger Softdrink-Konsum zurückführen.“ Insgesamt ist mit der Steuer erreicht worden, was beabsichtigt war: Die Menschen konsumieren weniger Zucker. In Städten und Regionen der USA, wo es keine gestaffelten, sondern einheitliche Steuern auf alle Limonaden gibt, wurde dies tatsächlich durch die höheren Preise der Getränke erreicht.

Maya zeigt die Glyphе für den Monat K'an k'in („gelbe Sonne“) einen Baum samt Avocado. Doch 80 Prozent aller heute verzehrten Avocados gehören zu der Sorte, deren Züchtung 1926 dem Amerikaner Rudolph Hass gelang. Ihre Schale ist dunkler und rauer als die anderer Sorten, und ihre Beliebtheit verdankt sie nicht nur ihrem Geschmack, sondern auch ihrer besseren Haltbarkeit sowie der hohen Erträge ihrer Bäume.

Vor diesem Hintergrund muss man die am Mittwoch kurz öffentlich gegeißelten Pläne einer Steuer für Zero-Getränke sehen: Denn es gibt Hinweise, dass auch manche Zuckerersatzstoffe das Risiko für Übergewicht,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und Diabetes erhöhen. Der krank machende Effekt ist aber bei Weitem nicht so gravierend und schon gar nicht so gut belegt wie der von Zucker. Im Vergleich bergen Süßstoffe ein deutlich geringeres Gesundheitsrisiko.

AB IN DIE BOTANIK

Was bei der Diskussion um Zuckerabgaben nicht zu kurz kommen sollte, sind andere Erkenntnisse aus Beobachtungsstudien und Modellierungen: Nicht nur Steuern bringen Menschen weg vom Zucker, sondern auch die Ausweisung des Zucker- und Kaloriengehaltes von Speisen, Aufklärungskampagnen, Werbeeinschränkungen, Warnhinweise auf den Verpackungen – und verbindliche Vorgaben für Essen in Kitas, Mensen und Kantinen.

ARME AVOCADO

Honduras, Nicaragua und das südliche Mexiko. Dort dokumentierte ein Team um Kevin Wann von d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die genetische Diversität der in Gärten und kleinen Plantagen angebauten „alten“ Avocados. Dahinter steht die Hoffnung der Nutzpflanzengenetiker, die globale Avocado könnte sich durch Einkreuzen solcher Sorten wieder robuster machen lassen.

Ihre Ergebnisse haben die Forscher nun in der Fachzeitschrift „Plants, People, Planet“ vorgestellt. Wie sich herausstellte, ist die genetische Diversität von Persea americana in den feuchtwarmen Tiefländern Nicaraguas und an der honduranischen Küste besonders hoch. Auch sind die Sorten dort keine Abkömmlinge der aztekischen Ahnen der Hass-Avocado, deren Vorfahren Menschen in Mexiko schon vor 10.000 Jahren verspeisten. Vielmehr wurden die honduranischen und nicaraguanischen Avocados vor rund 5000 Jahren aus Südamerika eingeführt.

Allerdings ist diese Diversität nun selbst in Gefahr. In seinen Interviews mit Avocadobauern in Nicaragua erfuhr Kevin Wenn von Landwirten, die Bäume lokal angestammter Sorten gefällt hätten, um Platz für ertragreichere und als Exportgut i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besser geeignete Sorten zu machen. Zur rechtzeitigen Sicherstellung ausreichender Mengen an Saatgut dürften die Forscher daher rasch in den Avocado-Dschungel zurückkehren wollen.

SOZIALE SYSTEME

Antisemitismus mit Abitur

Sind höher gebildete Menschen weniger judenfeindlich?

Von Gerald Wagner

Gegen antisemitische Vorurteile hilft Bildung – das wird von de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nicht grundsätzlich bestritten. Tatsächlich sinkt die Zustimmung zu antisemitischen Einstellungen in entsprechenden Umfragen mit dem Bildungsgrad der Befragten. Auch stellt der Antisemitismus unter Studenten zwar ein Problem dar, wie kürzlich eine aktuelle Studie der Universität Konstanz zeigte, insgesamt tritt er dort aber seltener auf als in der Gesamtgesellschaft.

Illustration Charlotte Wagner

Dennoch besteht Grund zum Misstrauen. Qualitative und experimentelle Studien verraten nämlich eine „empirische Spannung“ in diesem Forschungsfeld. Demnach kommen antisemitische Einstellungen unter Gebildeten durchaus vor, sie werden nur anders kommuniziert. Die Gebildeten wüssten ihren Antisemitismus besser zu verstecken, indem sie in Umfragen ihre tatsächlichen Einstellungen verschweigen und stattdessen die sozial gewünschte Antworten geben. Könnte es also sein, dass der Bildungseffekt auf den Antisemitismus systematisch überschätzt wird? Die hinter dieser Annahme stehende „Theorie der Kommunikationslatenz“ unterscheidet zwischen offenen und „camouflierten Modi“ antisemitischer Artikulation. Nur wie ließe sich dieser versteckte Antisemitismus enttarnen?

Heiko Beyer und Carina Schulz von der Universität Düsseldorf sowie Lars Rensmann von der Universität Passau sind dieser Frage in einer Studie mit 1300 Personen ab 16 Jahren in Nordrhein-Westfalen nachgegangen. Sie gingen davon aus, dass man den „camouflierten“ Antisemitismus der Gebildeten mit einem Experiment enttarnen könnte, und simulierten dazu eine private Gesprächssituation, in der sich der Erwartung nach gebildete und weniger gebildete Teilnehmer der Studie ähnlich antisemitisch äußern würden. Bildung hätte demnach keine direkte vorurteilsmindernde Wirkung, sondern ziele auf das Kommunikationsverhalten.

bewusst seien, tendierten gerade sie dazu, in Befragungen aus Gründen der sozialen Erwünschtheit judenfeindlichen Aussagen weniger stark zuzustimmen, als sie die in privaten Situationen tun würden. Der Effekt sei milieuspezifisch: Er fände sich vornehmlich bei Befragten, die sich politisch der Mitte oder Linken zuordneten, sowie bei der oberen Mittelschicht. Der so häufig beobachtete Bildungseffekt sei also zumindest teilweise ein Forschungsartefakt. Außerdem zeigt die Studie auch, dass Muslime weniger sozial erwünscht antworteten. Der Befund, dass in dieser Gruppe antisemitische Einstellungen stärker ausgeprägt seien, könnte also zumindest teilweise auf unterschiedliche Kommunikationsnormen zurückzuführen sein. Kurz: Die Muslime wären dann nicht antisemitischer als die übrige Bevölkerung, sie würden ihren Antisemitismus nur weniger verbergen. Was die Studie auch zeige: Israelbezogener Antisemitismus, egal ob er sich direkt auf Juden beziehe oder dieses Wort vermeide, scheint bei den Befragten generell weniger stark tabuisiert.

Die Befunde der Studie bestätigten zunächst den in der Forschung vielfach festgestellt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Bildung und Antisemitismus. Doch dieser erwartete Zusammenhang würde durch die „Aktivierung einer privaten Bezugsgruppennorm“ neutralisiert. Soll heißen: In solchen sozialen Kontexten, in denen man privat kommuniziert (was hier experimentell simuliert wurde), erschienen offen antisemitische Aussagen kommunizierbar. Weil sich Hochgebildete der öffentlichen Kommunikationsnorm des „Anti-Antisemitismus“ am stärksten

Was wären nun die Konsequenzen aus diesen Befunden? Sie zeigten, so die Autoren, dass es besonders herausfordernd ist, auch gegenüber versteckten und camouflierten Formen des Antisemitismus zu intervenieren. Und sie stellten die Erwartung, Bildung sei ein „Allheilmittel“ gegen Antisemitismus, zumindest infrage.

Man kann das auch deutlicher formulieren: Bildung allein reiche auf keinen Fall, so die Autoren. Ziele die Bildungspraxis nicht auf die kognitive und emotionale Durchdringung von Narrativen und Logiken des Antisemitismus, bewirke Bildung einfach nur die „Disziplinierung“ der Kommunikation. Sie vermittle dann in erster Linie die Fähigkeit, auf gebildete Weise den eigenen Antisemitismus zu verbergen. Es sei grundsätzlich nichts dagegen einzuwenden, dass Schule und politische Erwachsenenbildung zur Bekämpfung von Antisemitismus vor allem auf die Vermittlung von Fakten setzten. Es sollten jedoch auch „kognitiv-emotionale Kompetenzen“ wie Empathie vermittelt werden. Wenn die Bildungsarbeit die Gefühlsdimension hier nicht ausreichend berücksichtige, dann seien ihre Erfolgsaussichten insbesondere in der Antisemitismusprävention stark begrenzt.

H. Beyer, L. Rensmann und C. Schulz: „Sozialismus der dummen Kerle“? Eine experimentelle Studie zum Zusammenhang zwischen Antisemitismus und Bildung, in: Leviathan, 54. Jhg., 2/2026

AUFLÖSUNG DES SOMMERRÄTSELS

Alles so schön bunt hier

R eichlich farbenfroh ging es bei unserem Osterrätsel zu. Und auch wenn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sich zunehmend subversiv unter die Mitspielerinnen und Mitspieler mischt, hatten – den eingehenden Kommentaren und Leserbriefen zufolge – offenbar viele von ihnen großen Spaß beim Tüfteln. Wir kündigen aber jetzt schon an: Das nächste Rätsel wird eine harte Nuss, bei der auch ChatGPT & Co. ins Stocken geraten werden. Jetzt aber zu den Einzellösungen: In der ersten Frage suchten wir nach der Farbe ASCHGRAU – und in der zweiten nach GAZELLENBEIGE mit dem Farbcode 428. Der in Frage drei gesuchte Künstler war ANISH Kapoor. CHROM war die korrekte Antwort auf die vierte Frage. Die langjährig monochrome Flagge gehörte zu LIBYEN – und die gesuchte Schifffahrtsflagge hatte den ICAO-Buchstaben „Q“ für QUEBEC. Gitarristen hatten es bei Frage sieben sehr leicht, denn hier ging es um den Hersteller ORANGE. Die in Frage acht gesuchte giftig-grüne Malerfarbe wurde zuerst in SCHWEINFURT hergestellt. Das WANDELROESCHEN (sic!) war in

Frage neun gesucht. Streng genommen war der Likör CAMPARI bis vor 20 Jahren nicht vegan. Frage 11 bezog sich auf Nina Hagen – und ihren berühmten Song „Du hast den FARBFILM“ vergessen. YVES Klein ließ sich einen speziellen Farbton patentieren – und beim „Glücksrad“-Abschied des Moderators Peter Bond war das gesuchte Farbfeld auf ebenjenem Rad mit „BANKROTT“ beschriftet. Der Münzgestalter aus Köln heißt Detlef BEHR – und die letzte Frage befasste sich mit CINNABARIT, im Volksmund auch „Zinnober“ genannt. Wer alle diese Lösungswörter korrekt ermittelte und dann noch die Fleißaufgabe des Zusammenzählens aller Alphabetpositionen hinter sich brachte, erhielt das Zwischenergebnis 1510. Einmal verdoppelt, ergab sich 3020 – der RAL-Code für die Farbe „Verkehrsrot“. Das gelang 1195 von 1642 Einsenderinnen und Einsendern! Alle Gewinnerinnen und Gewinner werden wie immer schriftlich von uns benachrichtigt. Wir bedanken uns für die Teilnahme am Rätsel und kündigen an: Das nächste große Rätsel erscheint am 10. Oktober 2026. Jochen Reinecke

TECHNIK & MOTOR FRANKFURTE

Mit Dachterrasse: Westfalia Columbus Liner, auf Basis Fiat Ducato, 6,36 Meter, Träume unendlich

N ein, Business as usual ist das in diesem Jahr nicht. Eine derart breit gefächerte Neuheitenflut, wie sie der

65. Caravan-Salon in Düsseldorf als weltweit größte der Caravaning-Branche aufbietet, gab es schon lange nicht mehr. Und dabei geht es nicht, wie so oft in der Vergangenheit, um ein paar neue Polsterstoffe hier und ein moderneres Möbeldekor dort. Die Hersteller von Reisemobilen und Camper-Vans präsentieren sich erstaunlich kreativ, innovativ und offensiv.

Das hat Gründe. Einerseits ist das Interesse am Caravaning nach wie vor groß, wie die Rekordzahlen an Camping- und Stellplatzübernachtungen beweisen. Tendenz weiter steigend. Andererseits drehten ausgerechnet vor dem wichtigsten Branchentreff die Reisemobil-Zulassungen hierzulande ins Minus (Januar bis Juli minus 3,3 Prozent).

In einem schwierigen Umfeld von schwacher Konjunktur, gestiegenem Preisniveau und geopolitischen Unsicherheiten muss der Handel den Kunden wieder aktiv umwerben. Dabei gilt es, den Bedürfnissen eines Aktivsportlers ebenso gerecht werden zu müssen wie denen eines Familienurlaubers oder Rentnerehepaars, das im wärmeren Süden überwintern will.

Einer der markantesten Trends: die steigende Nachfrage nach Allradfahrzeugen. Sie hat sogar dazu geführt, dass die Düsseldorfer Messeleitung die 4×4-Wohnmobile markenübergreifend in einem eigenen Offroadbereich bündelt. Dort debütiert mit dem sechs Meter langen Campervan CV 595 X-Edition ab 88.600 Euro erstmals auch ein Allräder bei der Einsteigermarke Carado. Basisfahrzeug ist hier der VW Crafter.

Haupttreiber des Allradhypes ist allerdings der Mercedes Sprinter, der zuletzt selbst preisbewusste Anbieter wie Pössl und Clever dazu animierte, sich in sechstellige Preisregionen vorzuwagen. Und weil in einem nächsten Schritt Mercedes das sogenannte Torque-on-Demand-All-radsystem, das die Antriebskraft automatisch zwischen Vorder- und Hinterachse verteilt, jetzt auch für vollintegrierte Fahrzeuge verfügbar macht, dürfte dies der Sprintermania im Reisemobilbereich weiter Rückenwind verleihen.

Der Integrierte Imperial Ri 830 Traq 4×4 des schwedischen Herstellers Kabe feiert als erstes Modell mit dem neuen System in Düsseldorf Premiere. Für die skandinavische Premiummarke, die ihre

Produkte auf Ganzjahrestauglichkeit und Winterfestigkeit auslegt, ist dies die ideale Ergänzung für ihr Flaggschiff. Nicht um mit dem 260.000 Euro teuren Acht-Meter-Riesen im Gelände aufzutrumpfen, sondern für optimale Traktion auf Schnee oder matschigen Wiesen.

Der Teilintegrierte Eura Xtura ist ein Beispiel für den erfolgreichen Einsatz des 4×4-Sprinters als schickes Abenteuermobil für Pisten abseits asphaltierter Wege. Zu Preisen zwischen 150.000 und 180.000 Euro wurde er in seinem ersten Jahr bereits stolze 200 Mal verkauft. Mit der Premiere des 6,68 Meter langen und damit 20 Zentimeter kürzeren Xtura 656 HB bekommt er nun einen kleinen Bruder zur Seite gestellt, der gleich zwei weitere Trends in der Caravan- ning-Szene bedient.

Kleine und große Fluchten

Einmal das Thema Autarkie, das generell an Bedeutung gewinnt. Dank Solarzellen auf dem Dach, zusätzlichen Li-

Die Wirtschaft zieht nicht so recht. Aber auf dem Caravan-Salon ist richtig was los. Die Branche will und muss sich um die geneigte Kundschaft nach Kräften bemühen. Von Michael Lennartz

30. AUGUST 2026 NR. 35 SEITE 51

Abenteuer, Kurzausflug, flotte Fahrt: Der Eura Xtura 656 HB wird mit Dachzelt und Solaranlage angeboten, ab 183.000 Euro. Den Volkswagen ID California Cruise auf Basis ID Buzz gibt es mit kurzem oder langem Radstand, er hat keine Küche an Bord. Der Laika Kreos H5109 MB hat eine, wäre ja auch gelacht bei 8 Metern Länge und drei Designs, die von legendären Sportwagen inspiriert sein sollen. Fotos Hersteller

thiumbatterien und Wechselrichter an Bord verspricht Eura bei seinem Debütanten ebenso wie beim Schwestermodell bis zu 30 Tage ohne Landstrom auszukommen.

Und außerdem das Thema Dachzelt. Auf dem Dach eines Personenwagens sieht man die günstige Alternative zu Wohnmobil und Caravan immer häufiger, sodass die Messe Düsseldorf auch für diese Gattung einen eigenen Bereich geschaffen hat. Auf dem Dach eines gestandenen Allrad-Mobils ist das dagegen neu. Das sich per Knopfdruck aufstellende Dachzelt mit GFK-Schale soll im Xtura 656 HB Abenteuer-Urlaub auch für die Familie ermöglichen – sofern bei einem Preis von 183.000 Euro das Bankkonto gut gefüllt ist.

Prominente Sprinter-Neuzugänge, allerdings ohne Allradantrieb, vermelden auch die Traditionsmarke Dethleffs mit dem neuen Alkoven-Modell Graneo A6823-2 für die Oberklasse sowie der italienische Hersteller Laika. Die Schwestermarke aus der Erwin-Hymer-Gruppe setzt bei ihrem neuen Flaggschiff Kreos auf die Wirkung italienischen Designs und zeigt, wie auch ein großer weißer Kasten elegant aussehen kann. Beide Mercedes-Riesen liegen bei rund 170.000 Euro Grundpreis.

Auch die komplett renovierte, integrierte Hymer B-Klasse Master-Line und der Teilintegrierte Bürstner Signature SMT passen in die Kategorie neue Flaggschiffe auf Sprinter-Basis.

Besonders ausgefallene Grundrissideen präsentiert zum neuen Modelljahrgang die französische Rapido-Gruppe. Einmal mit den Camper-Van-Ausbauten Rapido V64 und Dreamer D64 (jeweils ab 71.000 Euro), die in einem 6,36-Meter-Fiat-Ducato erstmals ein echtes Queensbett verwirklichen. Und bei der deutschen Westfalia-Tochter feiert der Columbus Liner Premiere, der das Aufstelldach samt Dachterrasse in den

Wohnbereich mit einbezieht und auf der gleichen Fiat-Basis Luxus auf drei Ebenen bieten soll. Das Relaxen in drei Metern Höhe hat allerdings auch seinen Preis: 105.000 Euro in der voll ausgestatteten First Edition.

Von einem erkennbaren Trend noch weit entfernt ist das Thema Elektromobilität. Alle Studien der vergangenen Jahre, von Dethleffs, Knaus und Bürstner mit viel Optimismus präsentiert, sind längst wieder eingemottet. Die Gewichtsproblematik mit der 3,5-Tonnen-Begrenzung war nicht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Bis zur gesetzlichen Umsetzung der neuen Führerscheinrichtlinie mit der Erhöhung des Gewichtslimits auf 4,25 Tonnen, die vo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bereits abgesegnet ist, liegt scheinbar alles auf Eis.

Von vereinzelten vollelektrischen Ausbauten wie dem Eifelland-Camper-Van auf Basis des Nissan Interstar-e einmal abgesehen greift nur Volkswagen die Thematik auf und feiert mit dem ID California Cruise die Weltpremiere des ersten vollelektrischen Campers auf Basis des ID Buzz, der mit der großen 86-kWh-Batterie bis zu 455 Kilometer Reichweite (WLTP) schaffen soll.

Das klingt aufregender, als es sich letztlich in der Praxis darstellt, denn die speziell entwickelte Campingausstattung besteht im Wesentlichen aus einer Schlaflösung für zwei Personen mit einer Liegefläche von 2,03×1,20 Meter. Ein bisschen wie der California Beach in elektrisch, nur ohne Aufstelldach. Dazu Verdunklungselemente, die California App sowie zwei Campingstühle und ein Tisch für draußen.

Aber schließlich steht der ID California Cruise, der zu einem Startpreis von 60.761 Euro ab Anfang 2027 ausgeliefert werden soll, nur am Beginn einer ganzen Elektrocamperfamilie, die etappenweise bis 2028 ausgerollt werden wird. Das lässt immerhin hoffen.

Gesundheitscheck am Handgelenk

Sportuhren können Aufschluss über die Gesundheit geben. Manche Messwerte sind den Blick wert. Andere nicht. Wir spielen Versuchskaninchen.

Man muss kein Supersportler sein, um sich für eine Sportuhr oder ein Fitnessarmband zu interessieren. Die Begleiter am Handgelenk kommen bei vielen Menschen zum Einsatz, um sich selbst zu motivieren und aus kleinen Fortschritten einen nachhaltigen Trend zu machen. Man trägt die Uhr, um Tag für Tag zu sehen, dass die Zahl der Schritte wächst und vielleicht gleichzeitig das Gewicht schwindet.

In den Anfangszeiten maßen Fitnesstracker und Sportuhren nur wenige Metriken. Moderne Geräte bieten heute eine Fülle von Daten in geradezu erschlagender Breite. Selbst ein 100-Euro-Gerät erfasst ein so buntes Potpourri unterschiedlicher Körperdaten, dass man einen Weg ins Dickicht schlagen muss.

Einer der wichtigsten Werte kann ein Bewegungsindikator sein, der zu den eigenen Aktivitäten passt. Wer keinen Sport macht, nehme die Zahl der Schritte oder die täglich zurückgelegte Strecke. Stehen regelmäßige Workouts auf der Agenda, beobachte man die von der Uhr geschätzten Aktivitätskalorien. Das sind im Unterschied zu den Ruhekalorien jene, die während der Bewegung oder des Trainings verbraucht werden. Beide Kalorien zusammen ergeben den täglichen Gesamtverbrauch.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portmedizin und Prävention empfiehlt 10.000 Schritte täglich oder 150 Minuten körperliche Aktivität pro Woche. Zum Abnehmen sind es 13.000 Schritte oder 300 Minuten in der Woche. Solche Ziele lassen sich schon mit dem einfachsten Fitnesstracker für 30 Euro mühelos verfolgen, entweder auf dem

Von Michael Spehr

Gerät selbst oder in der App oder gar in einem Web-Interface, wie es beispielsweise Garmin und andere zur Verfügung stellen.

Der zweite wichtige Wert ist die Herzfrequenz. Man beobachte den Ruhepuls, also die Frequenz, mit der das Herz schlägt, wenn der Körper nicht unter Belastung steht. Bessere Sportuhren machen das von allein, wenn man sie den ganzen Tag trägt. Sie erkennen die Ruhezeiten und bilden den zugehörigen Puls ab. Ohne diese Automatik messe man morgens im Bett direkt nach dem Aufwachen, wenn das Herz noch nicht auf körperliche Aktivitäten reagieren muss. Der Ruhepuls von Erwachsenen liegt zwischen 60 und 80 Schlägen in der Minute. Viel Sport kräftigt das Herz, je Schlag wird mehr Blut transportiert, sodass es weniger häufig schlagen muss. Ein gut trainierter Erwachsener hat einen Ruhepuls von um die 50, Spitzensportler kommen mit 40 Schlägen in der Minute oder weniger aus.

Die Herzfrequenz sollte man auch während des Sports beobachten. Das betrifft auch und gerade das Training in Herzfrequenzbereichen. Dazu berechne man zunächst die maximale Herzfrequenz nach der Formel „220 minus Lebensalter“. Ein Trainingspuls in der Höhe von 50 bis 60 Prozent der maximalen Pulsfrequenz empfiehlt sich für Rehabilitation und Regenerationstraining. Im Bereich von 60 bis 70 Prozent geht der Körper in den Fettverbrennungsmodus über, die Belastung wird als leicht bis mittel empfunden. Zwischen 70 und 80 Prozent trainiert man in der aeroben Zone, die eine Steigerung der Ausdauer bewirkt und als anstrengend empfunden wird. Jenseits von 80 Prozent findet das Training in der anaeroben Zone statt, die als überaus anstrengend wahrgenommen wird und die anaerobe Schwelle weiter nach oben verschiebt.

Nun muss man jedoch nicht ständig nachrechnen, weil jede bessere Sportuhr mit einem Blick auf den Bildschirm zeigt, in welchem Bereich man trainiert, meist mit einem Farbschema schnell ablesbar. Auch die nachträgliche Auswertung eines Laufs oder eines Krafttrainings zeigt zum Beispiel, dass man sich zu wenig oder zu viel angestrengt hat, und kann Anlass sein, während des Trainings etwas öfter auf die Uhr zu schauen.

Mit der Beobachtung von Herzfrequenz und Aktivität über lange Zeiträume lässt sich bereits ziemlich viel anfangen. Doch viele der smarten Produkte können mehr. Dem ambitionierten Sportler schätzen sie automatisch beim Laufen und Radfahren die $VO_{2}$ max. Der zweistellige Wert gibt Aufschluss über die kardiovaskuläre Fitness und erhöht sich, je fitter man ist. $VO_{2}$ max ist die maximale Sauerstoffaufnahme in Millilitern, die man pro Minute und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bei maximaler Leistung verwerten kann. Der Wert hängt vom Alter und Geschlecht ab, meist zeigt die Uhr gleich die passende Einordnung mit einer Schulnote.

Läufer finden bei den meisten Sportuhrten etliche Daten zur Optimierung des Laufstils vor. Dies betrifft Angaben zur Schrittfrequenz, zur Bodenkontaktzeit, und es wird die Laufleistung in Watt berechnet. Garmin erstellt für Läufer und Radfahrer einen „Stamina“ genannten Wert, welcher die verbleibenden Energiereserven in Prozent schätzt. Man erfährt also, wie viel Kraft noch da ist. Da zeigt die Uhr beispielsweise, dass nach vier Stunden Rennradfahren noch ungefähr 20 Prozent zur Verfügung stehen – und man kann sich überlegen, ob man bis auf null fährt oder eine längere Erholungspause einlegt.

Das Pendant zu den Energiereserven sind bei vielen Uhren Aussagen über

Stress, Schlafqualität und Wohlfühlgefühl. Es sind ebenfalls Schätzungen, die leider nicht viel bringen. Wer mehrere Uhren parallel trägt, erkennt, dass sich auch die Befunde unterscheiden. Die Messung der peripheren Sauerstoffsättigung des Hämoglobins (SpO₂) mit einem fotometrischen Verfahren ist zwar interessant, bringt aber ebenfalls nur wenig Erkenntnis für gesunde Menschen. In der Regel liegt der Blutsauerstoffgehalt zwischen 95 und 100 Prozent. Fällt er darunter, merkt man das durch starke körperliche Beeinträchtigungen, dafür bedarf es keiner Uhr. Bei einigen Krankheiten wie COPD, Asthma bronchiale, Schlafapnoe oder einer Herzinsuffizienz mag eine regelmäßige Messung mit der Sportuhr sinnvoll sein. Eine eigenständige Erfassung von Schlafapnoe bieten neuere Modelle der Apple Watch und der Samsung Galaxy Watch sowie die Scanwatch 2 von Withings und einige smarte Ringe.

Die Herzfrequenzvariabilität wird von vielen Wissenschaftlern als wichtige Messgröße für Fitness und Leistungsbereitschaft des Körpers gesehen. Sie beschreibt die zeitliche Varianz zwischen den Herzschlägen. Das Problem ihrer Analyse besteht darin, dass sie stark schwankt, sehr individuell ausgeprägt ist und sich in der Auswertung nicht mit einer Faustformel auf den Punkt bringen lässt. Ein Tipp besteht darin, langfristige Trends zu beobachten und nicht unbedingt auf einzelne Werte zu starren.

Drei wichtige Gesundheitswerte lassen sich bislang nicht oder nur schlecht mit Wearables erfassen. Zunächst der Blutdruck. Zu hoher Blutdruck ist eine gefährliche Volkskrankheit, die zudem unbemerkt verläuft. Smartwatches von Samsung schätzen den Blutdruck über optische Sensoren, allerdings nur im Zusammenspiel mit einem Samsung-Smartphone und regelmäßiger Kalibrierung durch ein herkömmliches Messgerät. Nach unseren Eindrücken sind die Messungen nicht verlässlich. Die

Watch-D-Modelle von Huawei setzen zur Messung auf eine Manschette im Armband, die aufgepumpt wird. Sie nutzen also das Prinzip eines herkömmlichen Blutdruckmessgeräts. Hier sind die Ergebnisse genauer, aber nach unseren Eindrücken auch nicht zuverlässig. Die Apple Watch ab der Series 9 und der Ultra 2 analysiert Herzdaten, um auf möglichen Bluthochdruck hinzuweisen. Es wird al-

so nicht gemessen, sondern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man selbst mit einem herkömmlichen Gerät misst.

Zweitens die Herzerkrankungen. Viele Sportuhren schreiben ein Einkanal-EKG, welches zuverlässig auf Vorhofflimmern hinweist, was wiederum zu Schlaganfällen führen kann. Die Messungen sind präzise und stimmen fast immer. Wird Vorhofflimmern erkannt, muss man zum Arzt. Viele Uhren können jedoch noch mehr. Sie erkennen eine zu hohe oder zu niedrige Herzfrequenz sowie Unregelmäßigkeiten und warnen dann. Diese Funktionalität hat schon Menschenleben gerettet. Fehlalarme sind bei Markenherstellern eher selten.

Drittens die nichtinvasive Messung des körpereigenen Blutzuckers in Echtzeit. Derzeit wird der Glukosespiegel entweder mit einem Tropfen Blut oder mit einem Biosensor gemessen, der auf der Haut klebt und per Nadel einen Sensor ins Unterhautfettgewebe bringt. Diese Sensoren sind teuer, ihr Akku hält gut zwei Wochen durch, und sie funktionieren mit einer Smartphone-App gut. Eine nichtinvasive Messung der im Blut befindlichen Glukosemoleküle durch optische Verfahren mit einer Smartwatch wäre geradezu revolutionär.

Jenseits der optischen Messungen kann eine ständig getragene Uhr auch Erkenntnisse aus den Bewegungen des Nutzers ableiten. Eine Studie der Universität Cardiff mit mehr als 100.000 Teilnehmern ergab zum Beispiel, dass sich vorhersagen lässt, ob jemand später an Parkinson erkranken wird. Dazu wurden die Bewegungsmuster der Probanden mit jenen von Menschen verglichen, die bereits an der Krankheit leiden. Folgt man den Forschern, kann man nach mehrtägigem Tragen der Uhr Parkinson sieben Jahre vor dem Auftreten einschlägiger Symptome identifizieren. Das Vermessen des Körpers könnte so gesehen erst am Anfang stehen.

SCHLUSSLICHT

VON JULIA FIETZ

I m Auto läuft „We Are the Champions“ gegen den Post-Urlaub-Blues. Alle sind gerade müde. Der Alltag, die Nachrichten, das Wetter, mal zu heiß, mal zu kalt, ein Graus. Wir haben ein Gegenmittel gefunden: einen knallvollen Geburtstagskalender. Nicht nur Freunde und Familie stehen darin, sondern auch die Wiegenfeste bekannter Legenden. Königin Elisabeth II. wäre 100 geworden, ebenso Marilyn Monroe und Leslie Nielsen. Hoch die Tassen, hoch die Regler: Anfang September hätte Freddie Mercury seinen 80. Geburtstag gefeiert.

* * *

Die Champagnerkorken knallen auch in München: Sieben Jahrzehnte Promiklatsch, Dr. Sommer und Poster später hält sich die „Bravo“ tapfer aufrecht. Generationen von Jugendlichen haben dank ihr gelernt, dass Küsse nicht zu Babybäuchen führen müssen, sammelten Posterteile, bis die ganze Rockröhre an der Wand hing. Gregor Gysi wandte sich einst mit einem Brief an die Zeitschrift, Lars Eidinger möge auf einem Poster verewigt werden. So finden Generationen zusammen. Unsereins hatte rund um den dreizehnten Geburtstag Erfolg. Die Mutter gab dem Betteln nach. Endlich kein Kind mehr, endlich ein Teenager, endlich fast erwachsen! Selbst zum Kiosk gehen wollten wir dann aber nicht, viel zu peinlich. Die erste „Bravo“, welch ein Meilenstein, ein treuer Begleiter für Babyboomer und Neunzigerjahregeborene. Im Alltag streiten Jung und Alt immerzu, nur in dieser Woche nicht. Gemeinsam wird einfach mal über das Täl der Peinlichkeiten namens Pubertät gelacht. Die Laune wird gleich besser.

* * *

Ein seliges Grinsen im Gesicht tragen am Samstag und Sonntag auch die Zocker im Land. Die Gamescom ruft zur Messe nach Köln. Die Gläubigen in kuriosen Gewändern haben sich versammelt, um Playstation, Xbox und Tetris zu huldigen. Der Austragungsort färbt in seiner Fröhlichkeit stets auf die Besucher ab. Manga-Gestalten mit pastellfarbenen Rüstungen und Fuchsschwänzen reihen sich an Hobbit, Ritter und Prinzessin. Warum die nicht eben für Fröhlichkeit bekannte Bundeswehr einen Stand betreibt, ist uns leider nicht bekannt. Wohl aber vermuten wir eine gewisse Affektion zur Kostümierung.

* * *

Also Prost, es gibt immer etwas zu feiern. So ist das Leben schöner und die Welt bisschen weniger grau.

SCHLAGLICHT

”

Verwertungsvorschlag von Emirates-Präsident Sir Tim Clark für mehrere bestellte Boeing 777X, die seit 2020 auf ihre Auslieferung warten. Jene will das Unternehmen nicht mehr haben, weil die Flugzeuge nun alt seien und zu stark von der späteren Serie abwichen.

■ HINWEIS DER REDAKTION

Ein Teil der in Technik & Motor besprochenen Produkte wurde der Redaktion von den Unternehmen zu Testzweck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oder auf Reisen, zu denen Journalisten eingeladen wurden, präsentiert.

RHEIN-MAIN & HESSEN

Ein neuer Lebensabschnitt: Wer in den Ruhestand geht, sollte sich frühzeitig Gedanken machen, was der Verlust an Einfluss und Bedeutung für Konsequenzen haben könnte. Foto Frank Röth

Herr Schaugg, viele Menschen haben mit Blick auf ihren Ruhestand gemischte Gefühle. Wovon hängt es ab, ob man diese neue Phase des Lebens als Krise oder als Befreiung erlebt? Eigentlich ist es ein Klischee, dass der Ruhestand entweder Befreiung oder Krise bedeutet. Die Forschung zeigt da ein ziemlich heterogenes Bild: Je nach Studie geht es den Menschen im Schnitt nur minimal besser oder schlechter, teilweise bleibt die Lebenszufriedenheit auch gleich. Individuell hängt das stark davon ab, wie das Verhältnis zum Job war. Wenn ich meine Arbeit eher als Belastung empfunden habe, kann der Ruhestand eine große Befreiung sein. Herausfordernd ist der Übergang aber häufig für Menschen, bei denen der Beruf einen sehr großen Teil des Lebens und der eigenen Identität ausgemacht hat.

Wen betrifft das besonders? Gerade bei Menschen, die viel Verantwortung in ihrem Beruf getragen haben, kann man diesen Rollenwechsel gut beobachten – zum Beispiel bei Führungskräften. Wenn sich jemand stark mit seiner beruflichen Rolle identifiziert und auch einen Teil seines Selbstwerts daraus zieht, fällt mit dem Berufsausstieg plötzlich eine wichtige Quelle des eigenen Selbstbilds weg. Gerade war man noch Chef, und jetzt ist diese Rolle von einem Tag auf den anderen nicht mehr da. Je nachdem kann das eine gewisse Übergangs- oder Krisenphase bedeuten, in der man sich erst einmal neu definieren muss. Ob der Ruhestand dann tatsächlich zum Problem wird, hängt auch davon ab, wie man schon vorher aufgestellt war, also von den eigenen Ressourcen, insbesondere auch von sozialen Beziehungen.

Wer seinen Job mag, ist also stärker gefährdet, den Ruhestand als Krise wahrzunehmen?

„Den Leistungsdruck nicht mit in den Ruhestand nehmen“

Grundsätzlich ist es natürlich eine Ressource, wenn man einen Beruf hat, der einem Freude macht. Die Gefahr ist, dass mit dem Übergang in den Ruhestand ein großer Identitäts- und Rollenbruch stattfindet, auch sozial. In der Sozialpsychologie gibt es den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Das heißt, dass wir uns als Personen nicht nur über individuelle Eigenschaften definieren, sondern auch über unsere Zugehörigkeit zu verschiedenen sozialen Gruppen und Rollen. Wenn eine Rolle wegfällt oder wir uns in einer neuen Rolle wiederfinden, müssen wir uns erst einmal neu definieren. Das ist grundsätzlich kein Problem, will aber gut vorbereitet sein.

Welche konkreten Ratschläge haben Sie, um den Übergang in den Ruhestand strukturell leichter zu gestalten?

Wer in seinem Beruf aufgegangen ist, hat mitunter größere Probleme, sich im Alter neu zu orientieren. Das muss aber nicht so sein, sagt Simon Schaugg, der sich mit der psychologischen Dimension des Lebens nach der Arbeitswelt befasst.

Prinzipiell sollte möglichst frühzeitig ein Bewusstsein dafür geschaffen werden, dass eine Übergangsphase ansteht, in der alte Strukturen wegfallen und in der man sich neu definieren muss. Es entwickeln sich zunehmend Beratungsagenturen, die Menschen auf diesem Weg begleiten, indem sie bei der Wertearbeit und der Planung der Lebensgestaltung der nächsten 15 bis 20 Jahre unterstützen. Natürlich gibt es auch Beratungsstellen für diejenigen, die schon in eine Krise geraten sind.

Und wie gelingt das?

Gera de wenn der Job einen großen Teil des Lebens einnimmt, sollte man sich frühzeitig Gedanken darüber machen, was danach kommt. Zum Beispiel sollte man sich fragen: Welche anderen Seiten von mir gibt es eigentlich? Welche davon möchte ich stärker leben? Was möchte ich vielleicht neu ausprobieren? Das ist nichts, was erst ab dem letzten Arbeitstag beginnt, sondern ist ein Prozess.

Welche Rolle spielen gesellschaftliche Stereotype vom Alter, wenn es darum geht, selbst in den Ruhestand zu gehen?

Was mir ein großes Anliegen ist: dass wir Altern gesellschaftlich differenzierter betrachten. Wir haben sehr klare Vorstellungen davon, was es bedeutet, „alt“ zu sein, oder wer „die Rentner“ eigentlich sind.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extrem heterogene Gruppe. Das chronologische Alter allein sagt erstaunlich wenig darüber aus, wie gesund, aktiv, neugierig oder gesellschaftlich eingebunden jemand ist. Heute erreichen viele Menschen den Ruhestand mit deutlich mehr verbleibender Lebenszeit als frühere Generationen. Wer mit 60 Jahren in den Ruhestand geht, kann statistisch damit rechnen, noch mindestens 15 bis 25 Jahre zu leben. Deshalb finde ich die Vorstellung problematisch, mit dem Ende des Arbeitslebens beginne automatisch die letzte, passive Lebensphase. Für viele Menschen fängt vielmehr ein neuer Lebensabschnitt an.

Wann sollte man anfangen, sich auf den Ruhestand vorzubereiten? Da gibt es nicht das eine feste Alter oder den einen Zeitpunkt. Als Mensch durchläuft man immer wieder Transitionsphasen, in denen man sich zum Teil neu definieren muss, weil äußere Strukturen wegfallen oder sich verändern. Das erleben wir etwa in der Pubertät, beim Auszug aus dem Elternhaus oder bei beruflichen Veränderungen. Solche Situationen sind immer eine Herausforderung. Hilfreich ist deshalb, schon vorher ein Gespür dafür zu entwickeln, was einem wichtig ist: Welche Werte habe ich? Welche Beziehungen möchte ich pfleähnliches Projekt vom Gesundheitsamt pilotiert, bei dem man sich allerdings selbständig melden muss.

Viele Menschen pflegen besonders am Arbeitsplatz soziale Kontakte und Freundschaften. Welche Rolle spielt Einsamkeit, wenn man plötzlich aus dem gewohnten sozialen Umfeld ausscheidet?

Einsamkeit ist grundsätzlich keine Frage des Alters. Im höheren Alter können aber bestimmte Risikofaktoren hinzukommen, etwa der Verlust des Partners oder von Freunden, gesundheitliche Einschränkungen oder eine geringere Mobilität. Großbritannien ist uns da voraus: Dort gibt es mittlerweile ein eigenes Ministerium für Einsamkeit, das unter anderem als eine der ersten Stellen in Europa angefangen hat, Einsamkeit geographisch zu kartieren. Die Briten haben ein interessantes Konzept entwickelt, das sich „Social Prescribing“, also Verschreibung sozialer Angebote, nennt. Hausärzte können Menschen, bei denen sie das Gefühl haben, dass sie einsam sein könnten, ein Rezept ausstellen. Die lokalen Gesundheitsträger schicken den Menschen dann ein personalisiertes niedrigschwelliges Angebot, in dem Kurse und offene Treffs aufgezeigt werden. Das ist eine gute Möglichkeit, um diejenigen zu erreichen, die, zum Beispiel aus Scham, selbst keine Beratungsstellen aufsuchen würden. In Frankfurt wird gerade ein

Wer in den Ruhestand kommt, hat plötzlich sehr viel mehr Zeit zur Verfügung als vorher. Kann zu viel ungewohnte Freizeit auch zu Überforderung führen?

Welche drei Dinge kann man für einen gelungenen Ruhestand tun? Erstens sollte man sich frühzeitig Gedanken darüber machen, was der Ruhestand für einen bedeuten soll – nicht nur für die ersten Monate, sondern langfristig. Es reicht häufig nicht zu sagen: „Wenn ich in Rente bin, mache ich endlich diese dreimonatige Reise.“ Wichtiger ist die Frage: Wie möchte ich eigentlich die nächsten 15 oder 20 Jahre verbringen? Dabei kann Wertearbeit sehr hilfreich sein. Welche Dinge waren mir immer wichtig? Was kam während des Berufslebens vielleicht zu kurz? Was möchte ich lernen, ausprobieren oder weitergeben? Gerade das Thema Generativität spielt hier wieder eine Rolle: Viele Menschen erleben es als sehr sinnstiftend, ihre Erfahrung weiterzugeben – über Mentoring, Familie, Ehrenamt oder gesellschaftliches Engagement.

Absolut. Mehr freie Zeit heißt aber nicht zwingend, dass die Menschen sie auch für Freizeit verwenden. Man sieht zum Beispiel im Vergleich von Arbeitenden und Nichtarbeitenden, dass Letztere sich mehr Zeit für die gleichen alltäglichen Aufgaben lassen als die Arbeitenden, etwa für die Körperpflege oder zum Essen. Wenn der äußere Zeitdruck nicht mehr da ist, wird der Alltag häufig automatisch langsamer. Im Berufsleben ist die Tagesstruktur in der Regel vorgegeben.

Und wie kann man damit umgehen? Wenn diese Struktur wegfällt, müssen die Menschen einen eigenen Rhythmus finden und beibehalten, was in vielen Fällen eine große Herausforderung ist und dazu führen kann, dass alles ein bisschen gemächlicher abläuft. Letztlich fehlt dann Zeit für Freizeit und Neues. In manchen Studien erkennt man, dass zum Beispiel Selbständige später weniger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Zeiteinteilung haben, weil sie die Kompetenz, ihre Zeit zu strukturieren, schon in ihrem Arbeitsleben ausgebildet haben. Es kann aber natürlich auch toll sein, wenn der volle Kalender auf einmal vom Tisch ist. Entscheidend ist deshalb nicht, möglichst schnell wieder jeden Tag vollständig durchzuplanen. Es geht eher darum, eine Struktur zu finden, die Halt gibt, ohne den Ruhestand einfach wie ein neues Arbeitsleben zu organisieren.

Und zweitens?

gen? Welche Tätigkeiten geben mir Energie? Woraus ziehe ich Sinn? Es geht darum, ein generelles Gespür für solche Fragen zu entwickeln, sodass es idealerweise gar nicht erst zum großen Bruch kommt.

Wer sich im Vorhinein schon Sicherheitsressourcen abseits der Arbeit erschlossen hat, etwa Freundschaften, Hobbys und Ähnliches, dem wird der Übergang leichter fallen, weil all diese Dinge weiterhin mitlaufen und nicht erst neu entdeckt werden müssen. In der Forschung spricht man von Kontinuität. Ein weiterer spannender Gedanke kommt aus der Entwicklungspsychologie, von Erik H. Erikson. Er spricht von Generativität: dem Bedürfnis, etwas an die nächste Generation weiterzugeben und etwas über die eigene Person hinaus beizutragen. Das kann zum Beispiel durch Familie, Mentoring, Ehrenamt oder die Weitergabe beruflicher Erfahrung geschehen. Gerade nach dem Berufsleben kann sich der Fokus verändern von „Was möchte ich noch erreichen?“ hin zu „Was möchte ich weitergeben?“ Das kann eine sehr starke Sinnquelle sein.

Das heißt, man kann gar nicht früh genug anfangen, sich mit dem Ruhestand zu beschäftigen?

ZUR PERSON

Simon Schaugg studiert an der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Psychologie. Seine Schwerpunkte liegen im Gebiet der Sozialpsychologie und Führungsforschung. Im Rahmen eines Förderprogramms gründete der Dreiundzwanzigjährige im Jahr 2024 zusammen mit zwei Kommitionen das gemeinnützige Projekt „Yold“, das niedrigschwellig Kontakte zwischen Menschen älterer und jüngerer Generationen vermittelt und bereits mehrfach ausgezeichnet wurde.

Zweitens, und das kann man in der Psychologie nie genug sagen: Beziehungen. Man sollte soziale Beziehungen während des Arbeitslebens nicht dauerhaft auf später verschieben und sich sagen: „Für Freunde habe ich wieder Zeit, wenn ich in Rente bin.“ Wenn bestimmte Beziehungen und soziale Strukturen auch in Zeiten großer Veränderung weiterbestehen, können sie enorm stabilisierend wirken. Das können Freundschaften sein, aber auch Vereine, Hobbys oder andere Gruppen, denen man angehört.

Simon Schaugg Foto Emil Eichinger

Wie hat sich die Perspektive auf den Ruhestand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geändert?

Wie lautet Ihr letzter Ratschlag? Außerdem sollte man aufpassen, den Leistungsdruck aus dem Berufsleben nicht in den Ruhestand zu übertragen. Gerade heute entsteht schnell ein neues Idealbild: Man soll möglichst fit sein, gesund essen, reisen, sich ehrenamtlich engagieren, Neues lernen und jeden freien Tag optimal nutzen. Dann wird aus dem Ruhestand plötzlich das nächste Selbstoptimierungsprojekt. Man muss aber keinen „perfekten Ruhestand“ führen. Gerade weil das Altern selbst so eine Herausforderung ist, sollte man versuchen, nicht alles völlig ernst zu nehmen, sondern auch mit Humor und Leichtigkeit heranzugehen.

Die Fragen stellte Anais Muschter.

In der Kriegsgeneration war arbeiten ein integraler Bestandteil des Lebens. Ein zerstörtes Land in so kurzer Zeit wieder aufzubauen und Wirtschaftswachstum zu ermöglichen, setzt eine gewisse Einstellung zu Arbeit voraus. Diese Generation ist nicht so alt geworden, und der Ruhestand hatte weniger ein Lifestyle-Image, als dass er die wohlverdiente Pause nach langer, wirklich harter Arbeit war. In der Boomer-Generation kauft man sich mit 65 Jahren vielleicht ein E-Fahrrad, macht endlich die Reise, die man lange machen wollte, oder trägt auch mal Sneaker. Da wird der Ruhestand oft nicht als Endphase verstanden, sondern einfach als eine weitere Lebensphase.

Wenn Schutz zur Grenze wird

V or der Synagoge im Frankfurter Westend verläuft eine Grenze, die jeder sehen kann. Seit Februar 2025 gehört eine Videoschutzanlage zu diesem Ort, an dem gebetet, gefeiert, getrauert und gelernt wird. Die beiden Kameras schützen. Gleichzeitig markieren sie eine Trennlinie im öffentlichen Raum: Hier beginnt ein jüdischer Ort, der mit Technik, Polizei und besonderen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gesichert werden muss. Was jedoch nicht zu sehen ist: Wie weit diese Grenze in den Alltag hineinreicht.

Genau darin liegt der Widerspruch, für den die Kameras stehen. Sie sagen: Dieser Ort ist wichtig. Und sie sagen ebenso: Dieser Ort ist gefährdet. Ist Schutz also die Voraussetzung für jüdische Normalität – oder macht er sichtbar, dass Deutschland von dieser Normalität noch weit entfernt ist?

Zahlen aus Hessen lassen wenig Raum für beruhigende Antworten. RIAS Hessen, die „Recherche- und Informationsstelle Antisemitismus“, unterstützt Menschen, die antisemitische Vorfälle erlebt oder beobachtet haben. RIAS nimmt Meldungen entgegen, dokumentiert und analysiert Antisemitismus. Dabei werden auch Beleidigungen, Schmierereien, antisemitische Aussagen und andere Vorfälle unterhalb der Strafbarkeit erfasst.

Jüdisches Leben in Hessen muss selbstverständlich möglich sein. Doch solange die dafür notwendigen Vorkehrungen den Alltag sichtbar prägen, ist Normalität nur eine vage Hoffnung. Von Ralf Euler

Die Angaben von RIAS sind daher nicht mit einer Polizeistatistik gleichzusetzen. Sie beruhen auf Meldungen, eigenen Beobachtungen und einem bundesweit abgestimmten Kategoriensystem. Gerade dieser erweiterte Blick macht Erfahrungen sichtbar, die in amtlichen Statistiken häufig nicht auftauchen. Für das Jahr 2025 dokumentierte RIAS Hessen 1099 antisemitische Vorfälle – rund 18 Prozent mehr als im Jahr zuvor. Rechnerisch sind das drei Vorfälle täglich.

Mehr als 959 Meldungen wurden als verletzendes Verhalten eingeordnet. Dazu gehören antisemitische Aussagen, Beleidigungen, Schmierereien oder Vorfälle bei Versammlungen. Diese Kategorie zeigt besonders deutlich, wie tief Judenhass in den Alltag eingedrungen ist. Antisemitismus besteht nicht nur aus dem Anschlag, der verhindert werden muss. Er zeigt sich auch in einem abfälligen oder beleidigenden Satz, der in der Bahn fällt, im Spruch auf der Straße oder in der Beschimpfung nebenan.

Auffällig sind die Orte, an denen sich die Entwicklung verschärft. RIAS registrierte 2025 im Umfeld von Synagogen 40 Vorfälle, nach 26 im Vorjahr. Im öffentlichen Nahverkehr stieg die Zahl von 45 auf 83, im Wohnumfeld von 37 auf 51, in Kunst- und Kultureinrichtungen von 37 auf 52. Auch in Bildungseinrichtungen wurden 190 Vorfälle erfasst. Diese Zahlen

ANZEIGE

beschreiben keine abstrakte Gefahr, die an den Eingängen jüdischer Einrichtungen endet. Sie zeigen vielmehr, dass der öffentliche Raum generell für jüdische Menschen unsicherer wird.

Das Lagebild des Zentralrats der Juden aus dem Jahr 2026 fügt sich in dieses Bild ein. Der Zentralrat veröffentlichte es Anfang Mai zum dritten Mal, nach den Ausgaben von 2023 und 2024. Es beruht auf einer Befragung der Führungspersönlichkeiten von 102 jüdischen Gemeinden und Landesverbänden. Damit vermittelt die

Erhebung ein belastbares Bild von der Situation jüdischer Institutionen, auch wenn es sich nicht um eine repräsentative Umfrage unter allen Jüdinnen und Juden in Deutschland handelt.

68 Prozent der Befragten nehmen demnach das Leben in Deutschland im Vergleich zur Zeit vor dem 7. Oktober 2023 als unsicherer wahr. 21 Prozent der Gemeinden mussten in den vorangegangenen zwölf Monaten Veranstaltungen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absagen. Nur 13 Prozent bewerten die Zukunft jüdischen Le bens positiv. Und lediglich 35 Prozent der Gemeinden berichten noch von Solidarität aus der Zivilgesellschaft – im Vergleich zu 62 Prozent im Jahr 2023.

Am 7. Oktober 2023 überfielen die Hamas und weitere bewaffnete Gruppen aus dem Gazastreifen Israel, töteten etwa 1200 Menschen, viele von ihnen Zivilisten, und verschleppten mehr als 200 Menschen als Geiseln. In Deutschland folgte darauf ein explosionsartiger Anstieg antisemitischer Äußerungen und Übergriffe. Das Lagebild beschreibt deshalb keinen vorübergehenden Ausnahmezustand, es dokumentiert eine Bedrohung, die zum dauerhaften Bestandteil jüdischer Alltagserfahrung zu werden droht.

Jüdisches Leben gehört selbstverständlich in die Mitte der Gesellschaft. Doch die Feststellung bleibt folgenlos, wenn diese Zugehörigkeit nicht praktisch verteidigt wird. Normalität bedeutet, dass Kinder mit Kippa zur Schule gehen können, dass der Davidstern sichtbar getragen werden kann und dass ein Konzert oder ein Diskussionsabend nicht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abgesagt werden muss.

Hessen hat die Spannung zwischen Schutz und Normalität politisch anerkannt. Am 11. August wurde in Wiesbaden der Staatsvertrag zwischen dem Land und dem Landesverband Jüdischer Gemeinden in Hessen um fünf Jahre verlängert. Die Vereinbarung sieht jährlich gestaffelt höhere finanzielle Leistungen vor. Zusätzlich wurde Einigung über weitere Sicherheitsleistungen erzielt. Benjamin Graumann, Vorsitzender der Jüdischen Gemeinde Frankfurt, bezeichnete die so entstehende Verlässlichkeit und Planungssicherheit für jüdische Gemeinden als von unschätzbarem Wert. Der Vertrag sei nicht nur eine finanzielle Regelung, sondern auch ein Signal dafür, dass jüdisches Leben gewollt sei und unterstützt werde.

Geld allein schafft keine Sicherheit. Aber ohne verlässliche Finanzierung bleiben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Bildungsarbeit, Sozialberatung, Jugendarbeit und Kultur abhängig von wechselnden politischen Prioritäten. Öffentliche Förderung ist keine Wohltätigkeit, sondern staatliche Verantwortung: Religionsfreiheit muss unter den realen Bedingungen der Gegenwart ausgeübt werden können.

Doch auch ein guter Staatsvertrag kann keine Normalität herstellen, er kann lediglich die Voraussetzungen dafür verbessern. Wo eine Gemeinde für den Schutz ihrer Gebäude, ihrer Kinder und ihrer Veranstaltungen auf Sondervereinbarungen angewiesen ist, bleibt sichtbar, dass ihre Freiheit besonderen Bedingungen unterliegt. Die Kameras vor der Synagoge sind weder ein Argument gegen Schutz noch ein Beweis für seinen Erfolg. Sie sind zunächst ein Zeichen dafür, dass Schutz notwendig ist.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lautet daher nicht, ob jüdisches Leben besonderer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bedarf. Das ist leider so. Aber wer trägt die Last dieser Vorkehrungen? Wenn Bund, Länder und Kommunen dauerhaft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 kann Schutz seine eigentliche Funktion erfüllen: Er wird zum Mittel der Freiheit. Schutz darf nicht bedeuten, dass sich jüdische Menschen hinter Mauern zurückziehen. Er muss ihnen ermöglichen, die Mauern wieder hinter sich zu lassen.

Der hessische Staatsvertrag ist ein gutes, aber nur ein erstes Zeichen. Er schafft Verlässlichkeit, wo Unsicherheit herrscht. Er vermag Räume zu schützen, in denen jüdisches Leben wachsen und sich entfallten kann. Aber die Normalität, von der in politischen Erklärungen so gern die Rede ist, beginnt erst jenseits der Vertragsunterzeichnung: bei der konsequenten Verfolgung antisemitischer Straftaten, bei einer angemessenen Ausstattung von Schulen und Beratungsstellen, bei politischer Klarheit gegenüber jedem Judenhass – unabhängig davon, aus welchem Milieu er kommt – und bei einer Zivilgesellschaft, die sich nicht an die Bedrohung gewöhnt.

Die Kameras vor der Westendsynagoge werden vorerst bleiben. Das ist keine Schande, sondern eine Notwendigkeit. Zur Schande würden sie erst dann, wenn die Gesellschaft sich an sie gewöhnte wie an ein Stück Stadtmobiliar und darüber vergäße, worauf sie hinweisen. Schutz ist die Bedingung der Freiheit. Normalität aber beginnt dort, wo diese Freiheit nicht fortwährend wie eine Ausnahme behandelt werden muss.

Jüdisches Leben in Frankfurt und Hessen soll nicht nur bewahrt werden. Es soll wachsen, widersprechen, feiern und sichtbar sein können. Nicht weil seine Vertreter außergewöhnlichen Mut beweisen müssen, sondern weil sie selbstverständlich zu dieser Gesellschaft gehören.

LEUTE DER WOCHE

DIANA STOLZ

Strategin, hat einen klugen Dreh gefunden, Schwerstabhängigen entgegenzukommen und Drogenkonsum trotzdem nicht als „Normalität“ abzutun. Nach langer Diskussion legt die hessische Gesundheitsministerin (CDU) eine Verordnung vor, die das „Drug Checking“ erlaubt. Allerdings nur für etablierte Drogenhilfeeinrichtungen. Das kann helfen, die offene Drogenszene in Frankfurt von der Straße zu holen. Für Partygänger bleibt die Analysemöglichkeit vor dem Konsum tabu, damit sich der Staat nicht zum Helfer des Drogenhandels macht.

JULIA KRÜGERS

Vollzeitpolitikerin, hat im Wahlkampf viel gegeben, um die Einwohner von Schmitten im Taunus für ein Ja zur Urne zu locken. Von den 42 Prozent, die sich an der Bürgermeisterwahl mit der Amtsinhaberin als einziger Kandidatin beteiligten, votierten dann gut 70 Prozent für die CDU-Politikerin. Mit dem

ordentlichen Ergebnis kann Krügers an den großen Themen in der Feldberggemeinde weiterarbeiten, vom Trinkwasser bis zum Ärztemangel. Und weil Bürgermeisterinnen rar sind, bleibt sie zudem Vorbild für Nachwuchspolitikerinnen.

ANSGAR BROCKMEYER

Wortbrüchiger, ist mit der Nachrüstung von Straßenbahnen in Darmstadt weit in Zeitverzug geraten. Die Fahrzeuge des neuen Typs „Tina“ vibrieren auf den Schienen und erzeugen in Häusern an den Strecken Erschütterungen, sodass die Bewohner aufgeschreckt werden. Der Verkaufsleiter des Schweizer

Herstellers Stadler hatte versprochen, im ersten Quartal dieses Jahres alle Bahnen umzubauen. Nun wird bis Jahresende immer noch experimentiert, welche neuen Bauteile die Vibrationen in den Fahrwerken dämpfen könnten.

TINA ZAPF-RODRÍGUEZ

Ansagerin, zieht aus dem Hitzesommer 2026 die richtige Schlussfolgerung für die Stadt Frankfurt: dass die Klimaanpassung schneller erfolgen muss – insbesondere mit mehr Bäumen und Entsiegelungen. Die Frankfurter Klima- und Umweltdezernentin lässt allerdings unerwähnt, dass sie selbst als

zuständige Stadträtin und Grünen-Politikerin diesen Prozess der Beschleunigung maßgeblich anstoßen und vorantreiben müsste, und zwar insbesondere auf Plätzen und an Straßen, die in diesem Sommer besonders überhitzt waren.

MICHAEL HELBIG

Versteckspieler, muss für die KfW Stiftung als zuständiger Vorstand erklären, warum man Bernhard Grzimek als Namensgeber für einen Naturschutzpreis nur vier Jahre nach einer gänzlich anderen Argumentation abschafft. Von einer strategischen Neuausrichtung ist jetzt die Rede. Der neue Name „Hidden

Heroes“ mag treffend sein und sich bewähren können. Doch hat die KfW Stiftung damit eine Steilvorlage für ideologisch vereinfacht argumentierende Gegner des früheren Frankfurter Zoodirektors geliefert – und das ohne große Not.

Texte: isk., flf., höv., mch., dme.

Fotos: Fabian Wilking, Lando Hass, Stadler, Maximilian von Lachner, Salar Baygan/KfW Stiftung

LESER-FORUM

Ehefrau schlafen lassen

Das Interview zum Thema Schlafstörungen ist auf großes Interesse gestoßen. Gleich mehrere Leser teilten mit, wie sie am besten ein- und durchschlafen können (zu: „Die Idee, dass alle acht Stunden schlafen müssen, ist schlicht falsch“, F.A.S. vom 23. August).

Ich gehe im Regelfall immer erst ins Bett, wenn meine Frau schon schläft. Ich schnarche nämlich (angeblich) ein wenig und schlafe schon nach 30 Sekunden ein. Da braucht die Partnerin etwas Vorsprung. Klappt seit mehr als 40 Jahren problemlos. Schlafprobleme strebe ich nicht an und hab auch keine. So soll das bleiben! Ludwig Huber auf FAZ.NET

Talkshows schauen Ebenso dazu.

„Todsicheres“ Ritual bei mir: eine Talkshow aus der Mediathek. Latenzzeit bis zum Einschlafen fünf bis zehn Minuten. Der Computer fährt von selbst herunter, und die Ohrstöpsel fallen auch heraus. Außerdem, in früheren Zeiten schienen die Leute „auch zweimal“ geschlafen zu haben: früh ins Bett, aufstehen mitten in der Nacht, dann wieder schlafen, bis zum Sonnenaufgang. Ähnliches erlebte man in den Südländern mit der Siesta. Werner Graf auf FAZ.NET

Bücher lesen

Auch dieser Leser gibt Rat.

Mindestens 30 Minuten vorher nichts mehr auf dem Handy oder Laptop lesen oder auf einem Bildschirm verfolgen. Nur noch gedrucktes Buch – „irgendwas mit Literatur“. Ulrich Becker auf FAZ.NET

Dieser Leser findet sich in dem Interview wieder.

Sehr sachlich-vernünftige Ansichten! Ich finde mich da wieder. Seit 30 Jahren an allen Tagen halb sieben (ohne Wecker) aufstehen; nach dem Mittagessen einen Powernap, dann voller Energie frisch weiterarbeiten; halb zwölf ins Bett. Stupide und langweilig, aber alle Abweichungen führen mindestens zu Kopfschmerzen bis Migräne. Vor dem Schlafen hat sich bei mir leichte Fernsehkost ohne Problem bewährt.

Früh aufstehen

Dieser Leser hat seinen ganz eigenen Rhythmus gefunden.

Maxim Graf auf FAZ.NET

Powernap halten

Mein Einschlafritial? Als Frühaufsteher (gegen fünf Uhr spätestens) bin ich einfach am frühen Abend müde und gehe ins Bett. Mein Vater wurde so über 90. Lese gerade „Das große Buch der Evolution“ von Dawkins. Es kommt fast alles aus den Genen. Dieses Wissen fehlt leider den meisten.

Erich Arnold auf FAZ.NET

Wertvolles Wasser

Ebenfalls auf Interesse stieß der Artikel über Abkühlungsmöglichkeiten im eigenen Garten – vom Eisfass bis zum Pool. Diese Leserin übt Kritik daran und sieht eine Verschwendung des Trinkwassers (F.A.S. vom 16. August). Deutschland leidet unter der ausgeprägten Dürre und Hitze mit unterdurchschnittlichen Regenmengen, überdurchschnittlichen Temperaturen und mehreren Hitzewellen, die von einer außergewöhnlichen Intensität und Dauer gekennzeichnet waren. Infolge dieser Hitzewellen kam es zu großen wirtschaftlichen, ökologischen und gesundheitlichen Schäden mit vielen Hitzetoten. Die wertvolle Ressource Wasser wird knapp, und es muss sorgsam damit umgegangen werden. Und in Ihrer Zeitung finde ich eine langen Artikel über den Traum vom Whirlpool im Garten und wie sich der Wunsch realisieren lässt. Nicht zu glauben! Renate Labonté, Heidenrod

Keine Verdunstung

Diese Leserin verteidigt private Pools und verweist darauf, wie solche Becken funktionieren.

Private Pools sind für unter ein Prozent des Trinkwasserverbrauchs verantwortlich. Problematisch wird es nur, wenn alle im Sommer gleichzeitig füllen (Druckabfall). Deswegen ist die Diskussion eigentlich eine Neiddebatte. Füllung im Frühjahr, Verdunstungsschutz, und es gibt keine Probleme.

Alissa Rosenbaum auf FAZ.NET

Leserbriefe und Kommentare bitte an: rmz-leserbriefe@faz.de

Früher soll alles besser gewesen sein. Kinder kraxelten furchtlos in Bäumen herum, balancierten problemlos auf der Mauer und sprangen leichtfüßig Seil. Heute gilt der Nachwuchs zu großen Teilen als unsportlich. Untersuchungen nach erreichen etwa 80 Prozent der Jungen und Mädchen nicht einmal das von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vorgegebene Mindestmaß an körperlicher Bewegung von täglich einer Stunde. Andererseits verzeichnen die Turn- und Sportvereine hierzulande auch in den jüngsten Altersgruppen Mitgliederzahlen in Rekordhöhe. Wie passt das zusammen?

Vergleiche mit der länger zurückliegenden Vergangenheit fallen nicht leicht. „Es gibt wenige Langzeitstudien“, sagt der Frankfurter Sportwissenschaftler Professor Christopher Heim. Die viel zitierte Motorik-Modul-Studie (Momo) aus Karlsruhe hat seit 2003 Daten vo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zwischen vier und 17 Jahren gesammelt. Aus diesen ergibt sich, dass sich der bis zur Jahrtausendwende negative Trend in der motorischen Leistungsfähigkeit nicht weiter fortgesetzt hat und es im Bereich der Koordination sogar leichte Verbesserungen gab.

Das deckt sich teilweise mit den Ergebnissen der Tests, die Heim und sein Team im Zuge eines Frankfurter Programms an Schulen durchführen. „Schulkids in Bewegung“ heißt das Projekt, das der Sportkreis Frankfurt und die Stadt Frankfurt 2011 in Stadtteilen mit hoher sozialer Benachteiligung und „prekären Wohnverhältnissen“ eingeführt haben. Kooperationen mit Vereinen vor Ort ermöglichten es an 25 Grundschulen, wöchentlich 1500 Kindern ein zusätzliches Bewegungsangebot zu unterbreiten. Bestenfalls sollen dabei viele Schüler Lust auf Sport bekommen, sodass sie auch im Anschluss weiter Sport treiben. „Wir arbeiten daran, das Projekt demnächst auf zehn Kindertagesstätten auszuweiten“, sagt Roland Frischkorn, der Vorsitzende des Frankfurter Sportkreises.

Zweimal im Jahr werden die Teilnehmer in drei Bereichen getestet: dem Umgang mit dem Ball, den eigenen körperlichen Fähigkeiten und in Sachen Kraft. Dabei ergaben sich, knapp 7000 Jungen und Mädchen berücksichtigend, jeweils Einbrüche im Corona-Jahr 2021. Ansonsten lassen sich seit 2014 nur wenige Tendenzen erkennen. Im Sprint sind die Kinder etwas schneller geworden. Auch beim Prellen, Fangen und Dribbeln von Bällen zeigt sich eine Steigerung. Sportwissenschaftler Heim führt diese auf einige Großereignisse in Ballsportarten zurück, bei denen die deutschen Nationalmannschaften erfolgreich waren.

Die Vereine bekommen solche populären Auftritte der Vorbilder ebenfalls zu spüren, denn danach steigt oft die Nachfrage in den entsprechenden Disziplinen. Dabei haben viele Vereine sowieso schon Mühe, den Bedarf zu decken, und führen für einige Sportarten Wartelisten. Selbst bei der 160.000 Mitglieder zählenden Eintracht, dem größten und über mehrere eigene Sportstätten verfügenden Frankfurter Verein, gilt die Infrastruktur als limitierender Faktor, wenn es um den Zugang zu den Bewegungsangeboten geht.

Durch mehr Hallenzeiten oder Flächen würden sich Wartelisten wohl vermeiden lassen, heißt es. Doch selbst wenn alle Kinder, die mit ihren Eltern anklopften, in den Vereinen untergebracht werden könnten und der Schulsport wie gedacht funktionieren würde: Für ausreichend Bewegung würde das allein nicht reichen. Nicht nur, weil die nationalen Empfehlungen noch deutlich über denen der WHO liegen: Kindergartenkinder sollten sich mindestens drei Stunden am Tag bewegen und Grundschüler 90 Minuten, schlägt das Bundesinstitut für Öffentliche Gesundheit vor.

„In diesen jungen Jahren werden grundlegende motorische Fähigkeiten entwickelt und wichtige Voraussetzun-

Abhängen war gestern

Kinder sind träge, unsportlich und beherrschen keine Körperkoordination mehr. Doch ist das wirklich so? Die Unsportlichkeit liegt vielmehr an einem gesellschaftlich-strukturellen Phänomen.

Von Katja Sturm

Aus der Puste: Ein Kind beim Training. Allerdings hat es Glück, überhaupt Sport treiben zu können. Foto Plainpicture

gen für die spätere Gesundheit geschaffen“, sagt der Sportmediziner Professor Michael Behringer. „Bewegung verbessert Ausdauer, Kraft, Koordination, Knochenentwicklung und Stoffwechselgesundheit.“ Aber sie unterstütze auch die Aufmerksamkeit, das psychische Wohlbefinden und die soziale Entwicklung. Bewegungsmangel sei zwar nicht die einzige Ursache von Übergewicht oder Typ-2-Diabetes, aber er trage mit anderen Faktoren dazu bei. Zudem häuften sich in diesen Fällen motorische Auffälligkeiten.

Das Problem, darin sind sich die Fachleute einig, stelle nicht etwa ein Rückgang des institutionalisierten Sports dar. Was den Kindern heutzutage oft fehle, das seien das freie Spiel und die Alltagsbewegung. „Wenn Eltern nicht ganz bewusst eine Bewegungskultur etablieren, liegt es sehr nahe, nicht vor die Tür zu gehen“, sagt der Mainzer Sportwissenschaftler Professor Tim Bindel. Was man brauche, könne man sich leicht auch so besorgen; zudem gebe es durch das Internet „ein permanent attraktives Programm“.

Dass dieses den Kleinen schon „die ganze Welt zeigt“, habe einen weiteren Nachteil. „Kinder haben draußen traditionell eine kreative Bewegungskultur“, sagt Bindel. Mit einem Ball oder was auch sonst sie im Garten, im Park oder im Wald zur Verfügung hätten, „konnten sie früher etwas anfangen“. Man vermute, „dass diese Kreativität den Kindern abhandengekommen ist“. Sie seien „Bewegungskonsumenten“ geworden, und als solche könnten sie nur wenig Freude daran finden, sich bei 15 Grad und Nieselregen draußen aufzuhalten.

„Die Eltern sollten sich mal trauen, die Kinder der Langeweile zu überlassen“, sagt Bindel. Das habe auch etwas mit Medienkontrolle zu tun. Die „On-Demand-Kultur“, an die sich die Menschen gewöhnt hätten, griffen kommerzielle Anbieter auf und böten das gewünschte Entertainment an. Als Beispiel nennt Bindel die großen Trampolinhallen, „wetterfeste, bunte und mit vielen Geräten ausgestattete Einrichtungen“, in denen gerne auch Kindergeburtstage gefeiert würden. Doch das könne sich nicht jeder leisten.

Die Lage in den „sehr stark verdichteten Großstadtwohnräumen und bei der dort lebenden bildungsbenachteiligten Klientel“ stelle sich besonders dramatisch dar. Das ist ein Grund dafür, warum das Programm „Schulkids in Bewegung“ genau dort etabliert wurde. In diesen Quartieren gibt es oft wenig Platz zum Spielen, und mancher Bolzplatz liegt brach. Wobei Fußball laut Bindel noch eine Art Alleinstellungsmerkmal genießt, indem er noch für einen Kick im Freien sorgt.

Eine Stadt muss laut Bindel für sichere Möglichkeiten fürs Radfahren und Rollern sorgen. Das könnte auch einen positiven Effekt auf die Eltern haben, die sich oft darum sorgten, dass ihren Kindern etwas passieren könnte, und sie so lieber selbst mit dem Auto in die Schule fahren, statt sie die Strecke auf dem Fahrrad zurücklegen zu lassen.

Väter und Mütter sollten ihrem Nachwuchs den bewegten und sportlichen Alltag vorleben, so lautet der allgemeine Appell. Um sie zu animieren, hat der Deutsche Olympische Sportbund das „Rezept für Bewegung“ nun auch für Kinder aufgelegt. Mit diesem können Ärzte den Kleinen ein Sportprogramm verschreiben und so eine gewisse Verbindlichkeit herstellen. Die Initiatoren versprechen sich davon eine größere Motivation.

Bindel plädiert dafür, die Schulhöfe nach dem Unterricht offen zu lassen und dort Angebote anzubieten. Vielleicht können die Kinder dann trotzdem nicht mehr so gut Purzelbaum schlagen oder rückwärtslaufen wie früher. Was laut Sportwissenschaftler Heim aber nicht heißen muss, dass sie unsportlich sind. Sie könnten andere Fertigkeiten beherrschen. Die Zeiten des Gummitwist sei eher vorbei. „Gesellschaften verändern sich.“

GESCHMACKSACHE

Lotuswurzel, kross gebacken

Mit Naan und mit Chicken Tikka Masala: Frankfurt hat ein neues indisches Restaurant in einem neuen Hotel, das vielen altbekannt ist. Von Jacqueline Vogt

Nach längerem Leerstand ist seit knapp einem Vierteljahr das ehemalige Hotel Hessischer Hof in Frankfurt wieder geöffnet; es heißt jetzt Taj Grandhotel Hessischer Hof. In der Lobby stehen bunte Polstermöbel wie hingetupft auf dem Parkett. Die ganze Einrichtung ist farbstark, Wände sind in sattem Rot gestrichen, andere sind safrangelb, wieder andere dunkelgrün.

Das einstmals legendäre Haus im Besitz der Familie von Hessen, 2020 geschlossen und 2022 an die Peakside Capital Advisors AG verkauft, hat die India Hotels Company Limited gepachtet und betreibt es unter ihrer Luxusmarke Taj. Die Gesellschaft gehört zum indischen Mischkonzern Tata Group, der in der Region mit einigen Tochtergesellschaften vertreten ist, in Frankfurt unter anderem mit einem IT-Dienstleister im Messeturm. Das Taj, das sehr freundliche Mitarbeiter und geräumige

Starke Farben: die Bombay Brasserie im Hotel Taj Hessischer Hof in Frankfurt. Kamal Kakdi Chaat - frittierte Lotuswurzel, grüne Mango, Tamarinde und Granatapfel Fotos Wonge Bergmann

Zimmer hat, will nicht nur Übernachtungsgästen gefallen, sondern auch Menschen anziehen, die auf einen Drink ins Haus kommen, zum Essen, für eine Konferenz oder Feier.

Das Haus macht es Besuchern nicht schwer, es zu mögen, was vor allem für sein Restaurant gilt. Die Bombay Brasserie dort, wo früher einmal der Festsaal des Hotels war, ist ein elegantes und gemütliches Restaurant mit weltläufigem Charme und vielen Gästen aus der großen internationalen Gemeinschaft in Frankfurt.

Auf der Speisekarte des Restaurants stehen Klassiker der nordindischen Küche neben zeitgenössischen Tandoor-Gerichten sowie einigen Angeboten aus dem Segment internationales Comfort Food (Steak au poivre, Lobster Thermidor). Darüber hinaus wird auch eine Weiterung der indischen Küche mit europäischen Zutaten abgebildet (Burrata auf Spinatcreme mit geröstetem

Knoblauch). Das Angebot ist unterteilt in Gerichte, die zum Teilen empfohlen werden, und solche, die eher in die Abfolge Vorspeise und Hauptspeise für jeweils eine Person passen; am besten ist es, sich ein bisschen durchzuprobieren.

Der Service legt neuen Gästen gerne „Kamal Kakdi Chaat“ ans Herz: eine Art Salat mit grüner Mango, Granatapfel, Tamarinde, papierdünn gehobelter frittierter Lotuswurzel und einer Sauce aus gewürztem Joghurt, knusprig und cremig, säuerlich und leicht scharf.

Dass die Essen auch dort, wo sie eher deftig sind, eine klare Struktur haben, unterscheidet sie von vielen einfacheren indischen Lokalen, die oft mit starken Reizen und gefälliger Massigkeit vor allem bei Currys und anderen saucenlastigen Gerichten arbeiten.

Ähnlich gewürzt wie der Lotuswurzel-Salat, aber ganz anders in seiner eher musigen Konsistenz ist das Samosa Chaat aus mit Kartoffeln gefüllten, gebackenen und dann grob zerteilten Teigtaschen in einer Masse aus Kartoffeln, Kichererbsen, Minz- und Tamarindenchutney. Probierenswert ist außerdem das Chicken Tikka Masala in einer dezent, aber nachhaltig scharfen, tomatigen Sauce, die noch leichte Säure hat, der Paneer mit einer Sauce aus eingeglegten und dickflüssig eingekochten Zwiebeln.

Reis muss man extra bestellen, Tipp: stattdessen das dünne, außen knusprige, innen luftige, gebutterte Naan wählen, so gut bekommt man es selten. Auch zu empfehlen: die Linsensuppe Mulligatawny in einer eher dünnflüssigen Variante, das Chicken Tikka Biryani mit ausgelöstem Fleisch aus der Hähnchenkeule und safrangelbem Reis. Lieber nicht bestellen: das gegrillte Lachssteak mit Marsala-Béarnaise, denn das ist langweilig (Hauptgerichte von 25 Euro an).

Zu den Essen passt Bier und aus dem kleinen Weinangebot, das direkt auf der Speisekarte steht, der Chardonnay Reserva Escudo Rojo aus dem chilenischen Casablanca Valley. Fazit: Interessanter Neuzugang in Frankfurt, hoffentlich bleibt das Niveau noch lange, wie es gerade ist.

Bombay Brasserie im Taj Hotel Hessischer Hof, Friedrich-Ebert-Anlage 40 in Frankfurt. Telefon: : 0 69 / 6 05 13 70. Öffnungszeiten: täglich von 12 bis 15 Uhr und von 18 Uhr an.

Räume so zu formen, dass sie Gestalt annehmen und sich die eigene Persönlichkeit in ihnen abbildet - das ist es was aus einem Raum ein Zuhause macht.

Mit unseren exklusiven Stoff- und Tapetenkollektion, individuellen Teppichen, kunstvollen Polsterarbeiten und erlesenen Designermöbeln, entwickeln wir

das passende Wohnkonzept und begleiten Sie in allen Bereichen der Inneneinrichung.

RAUM + TEXTIL DECORATION

Leipziger Straße 96 60487 Frankfurt

+49 69 70 72 790 info@raum-textil-decoration.de

www.raum-textil-decoration.de

Setzen Sie Ihr Geld richtig ein.

Zum Beispiel für Brücken.

Sie sichern den Zugang zu Lebensmitteln, medizinischer Versorgung, Bildung und Arbeit. Und sind dabei viel mehr als nur Infrastruktur, denn sie verbinden Menschen.

Als gemeinnützige Hilfsorganisation bauen wir Brücken zusammen mit lokalen Partnern. Denn unser Ziel ist technische Hilfe zur Selbsthilfe.

Unterstützen Sie unsere Projekte mit einer Spende oder Fördermitgliedschaft!

www.ingenieure-ohne-grenzen.org Greifswalder Str. 4 | 10405 Berlin T: 0049 [0]30 32529865 Spendenkonto: IBAN: DE89 5335 0000 1030 3333 37 BIC: HELADEF1MAR

INGENIEURE OHNE GRENZEN

Veranstaltungen

Wenn der Bräutigam zum Snack wird

Wer in diesen Tagen in Hessen an einem sonnigen, verwilderten Stück Land vorbeikommt, könnte auf ein Wesen treffen, das vor wenigen Jahrzehnten zu den seltensten Insekten Deutschlands gehörte: eine Gottesanbeterin. Sie sitzt im Gras, manche Exemplare grün, andere braun, die bedornten Fangbeine vor der Brust. Ihre Haltung erklärt den lateinischen Namen, Mantis religiosa. Mantis heißt „Seherin“, religiosa erinnert an zum Gebet erhobene Arme.

In diesem Sommer ist die Wahrscheinlichkeit einer Begegnung so groß wie nie. Im Meldeportal nabu-naturgucker.de des Naturschutzbundes Nabu gingen seit Anfang Juli mehr als 22.000 Beobachtungen ein, in der Spitze mehr als 1000 am Tag. Das ist deutlich mehr als im ganzen Vorjahr. Die Zahlen sind kein exaktes Abbild der Population, denn mit der Bekanntheit wächst auch die Aufmerksamkeit. Doch der frühe Anstieg passt zur Witterung.

Für Hessen fällt die Bilanz nüchterner aus. Das Hessische Landesamt für Naturschutz, Umwelt und Geologie (HLNUG) verzeichnete 2025 insgesamt 2603 geprüfte Nachweise; im laufenden Jahr waren zuletzt 1318 Meldungen eingegangen. Der Vergleich ist wegen unterschiedlicher Erfassungsmethoden allerdings schwierig. Fest steht: Die Gottesanbeterin ist auch in Hessen keine zufällige Besucherin mehr.

Die hessische Geschichte der Fangschrecke beginnt an der Bergstraße. 2004 wurde bei Heppenheim ein Vorkommen entdeckt. Von der Region Starkenburg aus eroberte die Art benachbarte Hänge, später Rheinebene und Ried in Richtung Einhausen, Hofheim und Viernheim. Aus der Sensation ist eine feste Erscheinung geworden. Auch im Raum Frankfurt mehren sich die Hinweise. Seit Mitte August wurden zahlreiche Tiere gemeldet. Ein einzelnes Tier beweist zwar noch keine Population, denn ausgewachsene Exemplare können kurze Strecken fliegen und dabei zufällig neue Orte erreichen. Die Häufung zeigt aber, dass die Tiere den Ballungsraum nicht meiden. Nischen finden sie auf Brachen, an Böschungen, auf Bahngelände und in sonnigen Gärten.

Auch Thüringen meldet seit 2018 mehr Funde, vor allem im Kyffhäuserkreis, im Saaletal und bei Sömmerda.

Wie mit der Gottesanbeterin ein ehemals exotisches Insekt Deutschland erobert – und warum die Weibchen zu Kannibalen werden.

Flächendeckend ist die Art dort nicht verbreitet; im Thüringer Wald bleibt sie selten. Wo offene, trockenwarme Vegetation entsteht, kann sie Fuß fassen.

In ganz Deutschland gibt es zwei getrennte Schwerpunkte: Im Westen erstreckt sich ein Vorkommen entlang des Rheins bis nach Hessen; im Osten reicht es von Thüringen über Sachsen und die Lausitz bis nach Brandenburg und Berlin. 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deuten auf unterschiedliche Einwanderungswege hin: Die westdeutschen Tiere stammen aus dem Südwesten, die östliche Linie kam über Tschechien und Polen.

Ursprünglich liegt das Verbreitungsgebiet im Mittelmeerraum; nach Europa kam die Art vor etwa 10.000 Jahren. In Deutschland galt sie lange als Bewohnerin heißer Landschaften, vor allem des Kaiserstuhls. Heute besiedelt sie auch Brachen und Bahntrassen. Solche offenen, warmen Flächen sind günstig. Das Jahr 2026 hat den Wandel beschleunigt. Bei mindestens 17 Grad Celsius entwickeln sich Eier und Larven besonders schnell. Die Frühjahrswärme dürfte die Entwicklung um zwei bis drei Wochen vorgezogen haben. Die Eipakete der Weibchen brauchen Wärme – der Klimawandel schafft dafür häufiger günstige Bedingungen. Die Larven schlüpfen im Mai und häuten sich sechsmal. Erst ausgewachsene Tiere besitzen Flügel und suchen Nahrung und Partner. 2026 waren sie vielerorts früher unterwegs, manche verirrten sich sogar in Häuser.

Gottesanbeterin auf der Lauer Foto Imago

Mit bis zu acht Zentimetern sind die Weibchen erkennbar größer, die Männchen werden bis zu sechs Zentimeter groß. Gut getarnt lauert die Mantis stundenlang. Heuschrecken, Fliegen, Spinnen und Hautflügler gehören zu ihrer Beute. Der Fangschlag dauert 50 bis 60 Millisekunden – schneller als ein Lidschlag.

Wer eine Gottesanbeterin entdeckt, sollte sie nicht fangen oder umsetzen, sondern fotografieren und den Fund mit Datum und Ort melden – bei nabu-natur-gucker.de oder dem Hessischen Landesamt für Naturschutz, Umwelt und Geologie (HLNUG). Auch Laien können dabei helfen, die Ausbreitung der Tiere wissenschaftlich zu erfassen: Sie sind nahezu unverwechselbar und bleiben geduldig sitzen.

Die Ausbreitung ist ein anschauliches Beispiel für den Faunenwandel im Klimawandel. Die Mantis ist eine Gewinnerin des Klimawandels, während die Zahl anderer Insektenarten zurückgeht. Ihr Vormarsch ist deshalb kein Beweis für eine intakte Natur, sondern ein Hinweis auf veränderte Bedingungen: Im Rhein-Main-Gebiet wird eine Südländerin heimisch – lautlos, gut getarnt und schneller zuschlagend als ein Lidschlag. ler:

Für Menschen ist die Mantis völlig harmlos: Sie besitzt weder Gift noch Stachel. Berüchtigt ist sie wegen des sexuellen Kannibalismus. Mitunter frisst das Weibchen das kleinere Männchen nach der Paarung; etwa ein Drittel der Männchen wird verspeist. Die Nährstoffe können der Eierproduktion zugutekommen. Im Herbst sterben die erwachsenen Tiere. Nur die Eipakete mit bis zu 200 Eiern überwintern. Erst im Frühjahr wird sich zeigen, wie viel vom Mantis-Jahr 2026 bleibt.

FrankfurterRundschau hr1 hr3 DIRK BECKER ENTERTAINMENT

TICKETS: EVENTIM.DE eventim $^{*}$

Georg Schnitzler, aus der Serie „Identity and Crisis III“ (2026) Foto Galerie Mühlfeld Stohrer/VG-Bildkunst, Bonn, 2026

Der Sommer geht, die Kunst kommt

Zum 32. Mal laden Frankfurter Galerien und Off-Orte der Kunst zu einem großen gemeinsamen Wochenende ein. Sogar Apfelweinkunst gibt es. Und ungewöhnliche Formate. Von Christoph Schütte

Aus Sophie Esslingers Ausstellung „stella maris“ bei Jacky Strenz Foto Galerie Jacky Strenz/VG-Bildkunst, Bonn, 2026

Wenn das mal kein Versprechen ist. Vielleicht sogar die letzte Chance auf ein solides künstlerisches Coming-out. Und mithin die einmalige Gelegenheit für jeden Hobbymaler, es den Damen und Herren Künstlern mit den eigenen Aquarellen aus dem Sommerurlaub in Italien endlich mal zu zeigen: „Das, was ihr könnt, kann ich auch.“ „You bring it, we hang it“, hat das Frankfurter Künstlerinnenkollektiv héroine seinen etwas anderen Saisonstart im Nordend überschrieben, und wer das Ergebnis seiner eigenen künstlerischen Leidenschaft bis zum 3. September einreicht, hat die Chance, bei der Eröffnung am 4. September mit dabei zu sein.

Das ist als Konzept zunächst natürlich vor allem selbst Kunst. Doch so erfrischend, so unprätentiös und komisch wie im Nordend ist der gemeinsame Saisonstart der Frankfurter Galerien nicht eben oft. Der Kunst sollen Foodtrucks und Aperol Sprizz helfen, wie s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chon mal an die Stelle von Wein und Salzbrezeln anlässlich der geballten Ausstellungseröffnungen getreten sind, ein neues Label wie „The Frankfurt Art Experience“ oder jetzt die drei „kuratierten Open-air-Konzerte“, die erstmals den Eröffnungsabend zum Start in den Kunstherbst im Westend, in der Petersstraße und der Fahrgasse begleiten. Doch Kunst, so mochte es dem Besucher nicht nur zahlreicher Museen, sondern auch so mancher gähnend leeren Galerie in diesem Sommer scheinen, Kunst ist offenbar zurzeit nicht wirklich sexy.

Dabei, so zeigt nicht nur die Ausstellung bei héroine, bleiben nicht wirklich viele Wünsche offen zu Beginn des Kunstherbstes. Wenn etwa die Galerie Hübner + Hübner unter dem Titel „Malum. Veritas“ eine Gruppenschau zum Thema Apfelweinkultur eingerichtet hat. Oder im Kunstraum Saasfee Anna Oppermanns „Das Blaue vom Himmel“ tatsächlich ein einziges Versprechen ist. War die 1993 verstorbene Künstlerin mit ihren raumsprengenden „Ensembles“ doch ihrer Zeit weit voraus. Vor drei Jahren mit einer großen Retrospektive in der Bundeskunsthalle geehrt, lässt sich das Werk der zweimaligen Documenta-Teilnehmerin nun endlich auch in Frankfurt wiederentdecken.

Entdeckung in einem der Kunstorte: Anna Oppermann im Saasfee Foto Anna Oppermann Estate/ VG-Bildkunst, Bonn, 2026

Überhaupt sind es in diesem Jahr immer wieder die freien Räume, die mit ihren Ausstellungen so kunstvolle wie unterhaltsame Akzente setzen, ob bei héroine, bei H8H oder bei mayer 49, wo unter dem Titel FFM Projektionen Arbeiten von Frankfurter Künstlern wie Nicole van den Plas, Gerald Domenig, Alfred 23 Harth oder Peter McClennan zu sehen sind. Langweilig also wird es auch dem geübten Kunstbetrachter kaum werden, wenn am traditionellen Vernissagenabend des 4. September die Galerien nach dem langen Sommer wieder ihre Türen öffnen. Hat sich der Trubel am nächsten Morgen dann ein klein wenig gelegt, kann man sich das Wochenende über vom Zufall oder den jeweiligen Vorlieben folgend treiben lassen, sich seinen eigenen Rundgang konzipieren oder aber sich dem einen oder anderen von den Organisatoren angebotenen Art Walks anschließen.

Geführte Rundgänge, die einen etwa auf den Spuren aktueller Malerei zum Familientreffen dreier Generationen zu Mühlfeld + Stohrer führen. Oder zu Jacky Strenz, wo Sophie Esslinger ein vielversprechendes Debüt als neue Galeriekünstlerin gibt, und endlich in die Ausstellungshalle nach Sachsenhausen, wo Wolfram Sachs wieder einmal den Beweis antritt, dass die Pleinair-Malerei auch nach Konzept und Bad Painting und mehr und mehr auch der KI noch immer eine Zukunft hat. Und: eine allemal aufregende Gegenwart. Und doch sind es diesem Jahr die fotokünstlerischen Positionen, die den nachhaltigsten Eindruck hinterlassen.

Ob die PanGallery, die mit Lothar Wolleh einen vornehmlich für seine Künstlerporträts bekannten Fotografen in neuem Licht zu zeigen verspricht, die Galerie Hoffmann, die das dokumentarisch grundierte Schaffen Abisag Tüllmanns in einer durchaus eigenwilligen Gegenüberstellung mit dem Werk Anton Stankowskis konfrontiert, oder die Galerie Peter Sillem, die unter dem schlichten Titel „Selbst“ den Galeriekünstler Frank Mädler mit einer vielschichtigen, erstmals auch die Keramiken und eine Auswahl seiner Polaroids berücksichtigenden Ausstellung vorstellt: Die Bandbreite der fotokünstlerischen Positionen ist bei diesem 32. Saisonstart größer denn je. Und führt am Ende doch wieder zur Malerei zurück.

Denn es ist sicher richtig, dass das fotokünstlerische Schaffen Günther Förgs ein ganz eigenes Werk von durchaus eigenem Gewicht in seinem vor allem malerischen Lebenswerk darstellt. Und es ist alles andere als ein Zufall, wenn sich der 2013 verstorbene Künstler mit seiner Kleinbildkamera vom Haus Lange über den gleichfalls von Mies van der Rohe errichteten Barcelona Pavillon und das Haus Wittgenstein bis zum Poelzig-Bau und zur Bauhaus-Architektur in Tel Aviv und Jerusalem ausschließlich auf Ikonen der Architektur fokussiert. Und mithin auf das trotzige Versprechen der Moderne in prekären Zeiten.

Dass es ihm darüber hinaus immer auch um Malerei geht, daran lassen die vier gewaltigen, 1985 entstandenen Aufnahmen des Hauses Lange, die im Zentrum der Ausstellung bei Bärbel Grässlin stehen, keinen Zweifel. Das zeigt nicht nur das Motiv des Fensters, dem von nun an auch in seiner Malerei eine herausragende Bedeutung zukommt. Die hier zum Ausdruck kommende Beschäftigung mit dem Raum und der Architektur ist es auch, die Förg bald zu seinen gewaltigen Wandmalereien führen wird, wie er sie etwa im Frankfurter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realisiert hat. Vier Bilder bloß, in den himmelhohen Räumen der Galerie. Und das lässt keine Wünsche offen.

Die Frankfurt Art Experience, der Saisonstart der Frankfurter Galerien, findet vom 4. bis 6. September statt. Alle Ausstellungen sind Freitag von 18 Uhr an, Samstag und Sonntag jeweils von 11 bis 18 Uhr geöffnet. Weitere Informationen auch zu den verschiedenen Rundgängen unter https://www.frankfurtexperience.art/saisonstart-2026

Am 6. Oktober wird die Buchmesse eröffnet: Martin Krafl im Frankfurter Haus des Buches. Foto Lucas Bäuml

Vorarbeiter für das Gastland

Ein bewegtes Leben mit Václav Havel als Ermutiger: Martin Krafl bereitet das Programm des tschechischen Ehrengastauftritts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vor.

E s gibt nur wenige, die von sich sagen können, dass ihnen Václav Havel beim Coming-out geholfen hat. Martin Krafl gehört zu ihnen. Er war seit einigen Jahren Sprecher des tschech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als ihn ein Boulevardjournalist in einem Prager Café kaltblütig erpresste. Er stellte Krafl vor die Wahl, der Zeitung, für die er schrieb, entweder kompromittierendes Material über schwule und lesbische Politiker und Künstler zu liefern oder vom Massenblatt geoutet zu werden. Dass es in der Tschechischen Republik homosexuelle Politiker und Künstler gab, wussten in den politischen und journalistischen Kreisen Prags viele. Ein offener Umgang mit der eigenen Sexualität war damals aber noch undenkbar. Geheimhaltung war das Gebot der Stunde, beruflicher Ruin die Gefahr, die jeder Betroffene fürchtete.

Krafl sah daher keinen anderen Ausweg, als zu kündigen: „Ich war Experte für Krisenkommunikation, und auf einmal ging es um mich. Ich fühlte mich völlig verloren.“ Dann vertraute er sich dem Präsidenten an. Havel, von 1989 bis 2003 Bewohner der Prager Burg, erst als das letzte Staatsoberhaupt der Tschechoslowakei, dann als das erste der Tschechischen Republik, gab ihm Rückendeckung. „Er reagierte unglaublich“, sagt Krafl. Der Präsident schlug vor, auf einer Pressekonferenz solle ihm selbst die Frage gestellt werden, ob er schwul sei. Er würde die Frage dann bejahen. Das sei doch absurd, sagte ihm Krafl. Womit Havel ihn dort hatte, wo er ihn hatte haben wollen – beim Mut zur Haltung, auf die allein es ankommt, weil es egal ist, was andere sagen. Havels Verhalten gab Krafl die Kraft, den Erpressungsversuch ins Leere laufen zu lassen: Er hatte sein Coming-out auf einer ganzen Seite der Tageszeitung „Lidové noviny“. Havel habe immer gesagt, was zähle, sei das Leben in der Wahrheit, sagt Krafl: „Das hat er in meinem Fall bewiesen.“

Inzwischen ist der damalige Presse-sprecher drei Berufsfelder weiter und bereitet mit dem Team „Czechia 2026“ vom Haus des Buches an der Frankfurter Braubachstraße aus den tschechischen Gastlandauftritt auf der Frankfurter Buchmesse vor. Zwischendurch war er Sprecher des tschechischen Fernsehens und Kulturdiplomat in Berlin, Zürich und Wien. Jetzt ist er die Ein-Mann-Vorausabteilung des Ehrengastteams, das sich während der Buchmesse im Oktober mit 75 Autorinnen und Autoren sowie zahlreichen Verlagen präsentiert, im Ehrengastpavillon und am tschechischen Gemeinschaftsstand, in zahlreichen Lesungen auf dem Messegelände und in der Innenstadt sowie einem reichhaltigen Begleitprogramm in zahlreichen hessischen Kulturinstitutionen.

Am 10. August ist er in Frankfurt angekommen, mit 45 Kilogramm Übergepäck für zweieinhalb Arbeitsmonate. Das Leben aus dem Koffer ist ihm vertraut. Er wohnt in Brünn, seinem Arbeitsort, in Wien, von wo aus er noch immer Kulturtipps für die Hörer des Kultursenders „Vltava“ verfasst, in Leipzig, wo sein Partner lebt, und ab und zu in der Hauptstadt Prag, wo er Kollegen und Experten trifft. Nach Frankfurt komme er wie nach Hause, sagt er: Seit 2023 ist er alle zwei Monate für mindestens eine Woche zu Besuch gewesen, hat mit den Kollegen von der Buchmesse Kontakt gehalten und mit Museen Ausstellungen geplant. Er hat Routine. Diesmal aber war er beim Verlassen des Flugzeugs nervös. Vor ihm und den anderen 15 Mitgliedern des Teams, das von Tomáš Kubíček geleitet wird, dem Generaldirektor der Mährischen Landesbibliothek, liege das große Finale: „Mit meiner Ankunft fängt es an.“

Er hat eine Mietwohnung an der Kölner Straße, geht gerne am Mainufer und im Holzhausenpark spazieren und schätzt die Torten im Café Liebfraenberg zwischen Hauptwache und Römer. Ein paar Ecken weiter hat er im Haus des Buches sein eigenes Büro. Es ist üblich, dass das Gastland des jeweiligen Messejahres eine kleine Dependance am Sitz des Börsenverein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und der Buchmesse aufmacht.

Von Florian Balke

Weniger üblich ist Krafls kurze Vorlaufzeit. Andere Ehrengäste sind mehrere Monate vor Messebeginn in Frankfurt präsent, im Fall der Tschechischen Republik reichten den Frankfurter Ausrichtern der Bücherschau aufgrund der guten Vorbereitung der Gäste die acht Wochen, die Krafl nun zur Verfügung stehen.

Seit 2019 leitet er in Brünn und Prag das Tschechische Literaturzentrum, das tschechische Autoren, Bücher und Verlage im Ausland bekannt machen soll. Es ist Teil der Mährischen Landesbibliothek, der zweitgrößten des Landes, die seit zehn Jahren im Auftrag der Regierung in Prag die internationalen Auftritte der tschechischen Kultur und Literatur koordiniert. Die Entscheidung für die Provinz sorgte 2015 im hauptstadtlastigen Literaturbetrieb für Unruhe, aber der tschechische Gastlandauftritt auf der Leipziger Buchmesse des Jahres 2019 war so erfolgreich, dass seitdem alle mit der Entscheidung ihren Frieden gemacht haben. Am Leipziger Auftritt hatte Krafl entscheidenden Anteil. Kubíček, Generaldirektor der Bibliothek und des tschechischen Gastlandauftritts, hatte ihn 2017 aus Wien nach Brünn geholt: „Wir beide haben viel zusammen geschafft.“

Geboren wurde Krafl 1971 im Erzgebirge. Als Kind sei ihm die Region fremd gewesen, sagt er: „Ich fühlte, ich war anders.“ Er wusste: „Diese Gegend wird nicht die sein, in der ein schwuler Mann leben kann.“ Sein Großvater sprach Deutsch mit ihm, was damals nicht gerne gesehen war, weswegen er dem Enkel sagte, er bringe ihm nun die „Sprache der Erwachsenen“ bei. „Der Plan meiner Familie war, dass ich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und Diplomatie studiere, damit ich außer Landes gehen kann.“ Er selbst wollte Schauspieler werden. Dann kam, „zum Glück“, die „Samtene Revolution“ von 1989, und vieles wurde etwas leichter.

Krafl ging nach Prag ins Studium, besuchte die Hochschule für Ökonomie und belegte an der Theaterfakultät der Akademie der Darstellenden Künste Rhetorik-Kurse. Über eine seiner Professorinnen, die den Staatspräsidenten kannte, erhielt der junge Mann, der Deutsch sprach, das „absurde Angebot“, auf die Burg zu kommen. „Ich habe das abgelehnt. Ich fand, ich sei zu jung.“ Schließlich ließ er sich aber doch dazu bewegen und äußerte nur noch die Bitte, nicht sofort auf englische Muttersprachler losgelassen zu werden. Am ersten Arbeitstag wartete auf ihn eine Delegation aus dem Buckingham-Palast. Er hat das alles überstanden, war für das Ehepaar Havel auch privat tätig, wollte sich aber beruflich weiterentwickeln und teilte den Havels zum Ausscheiden des Präsidenten aus dem Amt mit, dass er sich verändern müsse.

Ein Jahr später wurde er Sprecher des tschechischen Fernsehens. Da hatte er fast alle seine beruflichen Bekanntschaften verloren, weil er plötzlich nicht mehr „wichtig“ war, und musste sich in einer Gesellschaft behaupten, die scharf in die

Anhänger von Havel und Väclav Klaus geteilt war. Krafl nahm eine Stelle beim Landeshauptmann von Mittelböhmen an, der auf der Klaus-Seite stand. Was sich als hilfreich erwies, als das Fernsehen sich einen neuen Generaldirektor wählte, der Krafl als Sprecher zu sich holte.

Die Jahre beim Fernsehen empfand Krafl aufgrund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olarisierung als schwierig und wechselte zu den tschechischen Kulturinstituten. Von 2007 bis 2011 leitete er das in Berlin, anschließend bis 2017 das in Wien, „meiner Lieblingsstadt“, zuständig auch für Zürich in der Schweiz. In seinem Leben seien oft Dinge passiert, die er nicht verstanden habe, sagt er: „Erst wenn ich zurückschaue, ist es ein Puzzle, in dem alles zusammenpasst.“

Zusammenpassen soll auch alles beim Gastlandauftritt, der sich unter dem Motto „Czechia. A Country on the Coast“ an das internationale Fachpublikum und deutsche Leser richtet, inspiriert durch Shakespeare, in dessen „Wintermärchen“ Böhmen am Meer liegt. „Die Leipziger Buchmesse war für uns die Eintrittskarte in den Frankfurter Wettbewerb“, sagt Krafl. Sie führte zu ersten Gesprächen. Aber ein Schaulaufen war es trotzdem: Für Frankfurt konkurrierte die Tschechische Republik mit zwei weiteren Ländern. Auch in der Corona-Pandemie blieben die Tschechen daher am Ball und ließen den Kontakt nicht abreifen. Im Oktober 2023 wurde der Vertrag für 2026 unterschrieben. Drei Jahre seien ausreichend, sagt Krafl: „Chile hat nur zwei Jahre, das scheint mir zu kurz. Ich glaube, unser Fall war optimal.“

Der Rest von Kubiceks Team wird nach und nach zu ihm stoßen, die zehn Ausstellungen des Begleitprogramms haben mit „Samizdat – Worte der Freiheit“ im Museum für Kommunikation begonnen und laufen nach und nach weiter an, das Team für den Aufbau des Ehrengastpavillons und des Gemeinschaftsstands aber macht sich erst Anfang Oktober auf den Weg. Bis dahin hält Krafl die Stellung, bereitet vor, klärt Probleme, hält Verbindung zu allen Beteiligten.

Mit Buchmessen kennt er sich auch abseits von Frankfurt und Leipzig aus, denn er ist Direktor von ENlit, einem Spitzenverband von Übersetzungsförderern aus ganz Europa, und daher ständig auf Bücherschauen zu Gast. Er beobachtet, wie rasch sie sich derzeit verändern. Vor der Pandemie habe es zum Beispiel in Frankfurt stets Fachbesucher gegeben, die angereist seien, um von Stand zu Stand zu gehen und Gespräche zu führen. Der Messetag sei zwar schon immer eng durchgetaktet gewesen: „Aber man musste stets damit rechnen, dass man noch jemand anderen sieht.“ Heute kämen nur noch die, die in den Slots der Terminpläne stünden. Die Fachbesucher würden weniger, gleichzeitig dächten die Verleger über jeden Quadratmeter Standgröße nach. „Messen, die sich als Festival der Leser verstehen, haben höhere Überlebenschancen“, sagt er. Sie hätten den Rückhalt des Publikums. „Die Frankfurter Buchmesse bleibt, ganz sicher.“

Etwa 100 Veranstaltungen wird es für das Publikum in der Messewoche geben: „Wir versuchen, dass jeder Autor mindestens zwei Auftritte hat, aber das klappt nicht immer.“ Nach Leipzig fuhren vor sieben Jahren nur 55 Schriftsteller mit, und es gab in der Stadt wegen „Leipzig liest“ mehr Orte, an denen sie auftreten konnten: „Hier in Frankfurt ist das schwieriger.“ 160 Übersetzungen aus dem Tschechischen ins Deutsche erscheinen in diesen Wochen und Monaten.

Bleibt nur die geringe Tschechien-Kenntnis der Hessen, auf die Krafl immer wieder stößt. Er hatte es schon mit Gesprächspartnern zu tun, die ihn fragten, ob Brünn zu einem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land gehöre. In Bayern und Sachsen sei das anders, sagt er, in Österreich sowieso. „Manchmal habe ich das Gefühl, wir sind hier exotischer als die Philippinen“, sagt Krafl und lacht. Aber der Ehrengast 2025 kam beim Publikum bestens an. So wird es auch der Tschechischen Republik ergehen, dem Land am Meer.

GOLDKEHLCHEN Die Tophits in Rhein-Main

Jennifer Lopez x David Guetta Save Me Tonight Warner Bros Records

Shakira & Burna Boy Dai Dai Epic

Gentleman x Michael Patrick Kelly Wildfire Warner Music International

Teddy Swims Mr. Know It All (4) Warner Bros Records

Harry Styles American Girls (8) Columbia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Republic Records (14)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0) Atlantic Records

Michael Schulte 5am (15) Polydor Records

Martin Garrix & Ed Sheeran Repeat It (−) STMPD RCRDS

▶ Einsteiger der Woch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Was hört Hessen? Die Hörer von Hit Radio FFH entscheiden in Echtzeit durch ihre Klicks, wer es an die Spitze der FFH Top 40 schafft. Die zehn besten Platzierungen gibt es jede Woche hier. Die Songs komplett streamen und dafür abstimmen kann man unter ffh.de. Die Playlist der Top Ten steht unter faz.net/goldkehlchen.

BLATTGOLD

Bestseller in Rhein-Main

Murdoku Manuel Garand riva, 14 Euro

Secret – Du sollst mich fürchten S.T. Abby Goldmann, 12 Euro

Keine Angst, Darling Vera Buck (4) Lübbe, 17 Euro

Unter Toten Andreas Franz Knaur, 12,99 Euro

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Rowohlt, 23 Euro

Hugendubel

Frankfurter Allgemeine

Was liest das Rhein-Main-Gebiet? Unsere Bestsellerliste beruht auf der Zahl verkaufter Exemplare in den acht Hugendubel-Filialen in Bad Homburg, Darmstadt, Frankfurt (Hessen-Center, Steinweg), Mainz (Am Brand, Römerpassage), Neu-Isenburg und Wiesbaden. Sie vereint Belletristik und Sachbuch sowie Hardcover, Taschenbuch und Paperback.

Eine Woche rausgehen & ausgehen

Die schönsten Tipps für Ausflüge und Unternehmungen in ganz Hessen. Eine Übersicht für die nächsten Tage

FRANKFURT Tage der Industriekultur

Unter dem Motto „Auf dem Weg in die Moderne“ zeigen in diesem Jahr 29 Kommunen der Kultur-Region Frankfurt/Rhein-Main, wie neue Technologien und Innovationen unsere Lebenswelt verändern. Werksführungen und Ausstellungen sowie Rundgänge, Rad- und Schiffstouren widmen sich Themen wie Mobilität, Energie, Arbeit, Produktion, Stadtentwicklung und Nachhaltigkeit.

Frankfurt und 28 weitere Orte. 5. bis 13. September. Internet: krfrm.de/tage-der-industriekultur-rheinmain

OFFENBACH Künstlermarkt

Kunstschaffende und Kreative aus Stadt und Kreis Offenbach präsentieren von 11 bis 18 Uhr Kunst, Handwerk und kreative Ideen. Das Angebot reicht von Schmuck und Keramik über Floristik und Mode bis zu nachhaltigen Recycling-Unikaten. Für Kinder gibt es ein Mitmachprogramm. Besucher können sich mit verschiedenen Speisen stärken.

Offenbach, Wilhelmsplatz. 6. September. Internet: offenbach.de/veranstaltungen

3 BENSHEIM Bergsträßer Winzerfest

Neun Tage lang wird die historische Altstadt von Bensheim zum Winzerdorf. Beim größten Weinfest Südhessens werden rund 160 Weine der Bergstraße ausgeschenkt. Auf dem Programm stehen Thementage sowie ein verkaufsoffener Sonntag und Live-musik auf mehreren Bühnen. Höhepunkt ist der große Festumzug mit mehr als 100 geschmückten Festwagen, Trachten- und Musikgruppen.

Bensheim, Marktplatz. 5. bis 13. September. Internet: verkehrsverein-bensheim.de

4 FRÄNKISCH-CRUMBACH Muschelfest

Fränkisch-Crumbach im Odenwald nennt sich „das Dorf, wo immer was los ist“. Am ersten Septemberwochenende sind es die Muscheln, die in sechs Muscheltöpfen nach bretonischem Rezept frisch zubereitet werden. Für Unterhaltung sorgen an beiden Festtagen Livemusik und verschiedene Show-Acts auf der zentralen Bühne. Zudem sind Marktstände aufgebaut, und es gibt ein Programm für Kinder.

Fränkisch-Crumbach, Darmstädter Straße. 5. und 6. September. Internet: fraenkisch-crumbach.de/crumbacher-muschelfest

5 BUTZBACH Altstadtfest

Im historischen Zentrum der Wetterauer Fachwerkstadt findet drei Tage lang das traditionelle Altstadtfest auf dem historischen Marktplatz statt. Die Besucher erwartet ein abwechslungsreiches Programm mit Livemusik, Marktständen, kulinarischen Spezialitäten und Aktionen für die ganze Familie.

Butzbach, Innenstadt, Marktplatz. 4. bis 6. September. Internet: stadt-butzbach.de/kultur/maerkte-events

NIDDA Herbstmarkt

Familien, Musikfans, Marktbesucher und Kirmesfreunde kommen beim Herbstmarkt im oberhessischen Nidda auf ihre Kosten. Am Festplatz am Bürgerhaus stehen das Festzelt und die Fahrgeschäfte. Am Freitag- und Samstagabend gibt hier es Livemusik und Party. Am Sonntag findet der Regionalmarkt statt. Zudem locken eine Showtanzgruppe und das Kinderprogramm Familien mit Kindern in das Festzelt.

Nidda, Festplatz am Bürgerhaus. Vom 4. bis 7. September. Internet: nidda.de/kultur/maerkte/herbstmarkt

7 KASSEL Museumsnacht

Rund 50 Museen, Galerien und Kultur-institutionen von Kunst und Geschichte über Natur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bis hin zu Literatur und Musik öffnen am nächsten Samstagabend ihre Türen. Es gibt Sonderführungen, Mitmachaktionen für Kinder und Workshops. Zentraler Schauplatz ist der Kulturbahnhof, auf dessen Vorplatz das Bühnenprogramm stattfindet.

Kassel, Kulturbahnhof am Hauptbahnhof und viele weitere Orte. Am 5. September von 16.30 Uhr an. Internet: museumsnacht.kassel.de

8 KORBACH Straßenmusik

Beim Hansefestival in Korbach gibt es zwei Tage lang Straßenmusik zu hören. Etwa 30 internationale Straßenmusikanten beleben am Wochenende die Fußgängerzonen der Altstadt. Getreu dem Motto „Gefällt's dir gut, wirf was in den Hut!“ wird die Gage vom Publikum bestimmt. Zusätzlich wird ein Publikumspreis mit einem Preisgeld für besonders beliebte Künstler vergeben.

Korbach, Fußgängerzone. Am 5. und 6. September, jeweils von 12 Uhr an. Internet: hansefestival.de

Das Brückenfest in Wetzlar präsentiert das sportliche und 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der mittelhessischen Stadt im Gebiet rund um die Lahnbrücken. Am Freitag, von 17 Uhr an, starten Staffelläufer-Teams zum 25. Wetzlarer Brückenlauf über die historischen Brücken. Es folgt das dreitägige Stadtfest mit Bühnenprogramm, Livemusik, Gastronomie und verkaufsoffenem Sonntag.

Wetzlar, Altstadt, Alte Lahnbrücke. 4. bis 6. September. Internet: wetzlar.de

10 LORCH Wispertalsteig

Der eindrucksvolle Wanderweg führt durch dichten Wald und tiefe Täler vorbei an steilen Schieferplatten und Krüppeleichen. Aussichtspunkte geben den Blick frei über das Wispertal, und oft finden sich Spuren der Vergangenheit dieser abgeschiedenen Region. Der Premiumwanderweg Wispertalsteig ist ein 14,6 Kilometer langer Rundweg, den man aber an mehreren Stellen abkürzen kann.

Lorch-Espenschied, Wanderparkplatz Ortsausgang Richtung Welterod. Internet: Wisper-trails.de/wanderwege/o5_wispertalsteig

HESSISCHER RUNDFUNK

Eine Woche

Kunst & Kultur

Wichtige Termine zwischen

„Sechse kommen durch die ganze Welt“ Foto theater INC. Darmstadt

Mainz und Aschaffenburg von Samstag bis Freitag

FAMILIE

Sechse kommen durch die ganze Welt

Sam geht seit diesem Schuljahr aufs Gymnasium. Während er tagsüber in der Schule Matheaufgaben löst, widmet er sich nach Schulschluss statt Hausaufgaben seiner großen Leidenschaft: Superhelden. Seine Eltern machen sich Sorgen, da er sich ständig in Fantasiewelten flüchtet. Tante Minervas Gartenhaus ist sein Rückzugsort, um sich stundenlang den superschnellen, superstarken und superschlauen Comic-Helden zu widmen. Doch eines Tages beginnt Sam, über die eigene Existenz ganz ohne Superkräfte nachzudenken. Und das, dank Tante Minerva mit einer Supererkenntnis.

Sechse kommen durch die ganze Welt, Darmstadt, Theater Moller-Haus, Sonntag, 30. August, 15 Uhr, und Montag, 31. August, 9 und 11 Uhr

Auf der Suche nach dem besten Rhythmus der Welt Wer hat den besten Rhythmus der Welt? Sicherlich der Tangomeister Astor Piazzolla. Oder etwa doch Johann Sebastian Bach? Vanessa Porter und Elisa Lázaro Hernando nehmen kleine und große Entdecker mit auf eine spannende Reise über alle Kontinente hinweg, bei der Trommeln, Felle und Stöcke den Takt angeben.

Auf der Suche nach dem besten Rhythmus der Welt, Geisenheim, Schloss Johannisberg, Sonntag, 30. August, 14 Uhr

Tanzen für die ganze Familie

Square Dance ist eine Aktivität, die allen Familienmitgliedern Freude bereiten kann. Der Grund: Es ist ein Tanz, den man gemeinsam ausübt. Vom Schulkind im Alter von zehn Jahren an bis zu den Großeltern kann jeder teilnehmen. Square Dance verbindet Generationen, ist leicht zu erlernen und erfordert keine Vorkenntnisse.

Tanzen für die ganze Familie, Frankfurt, Haus Ronneburg, Freitag, 4. September, 19 Uhr

Leilani Kilgore
Foto Tres Hombres

POP/JAZZ

Leilani Kilgore

Sinnlicher Gesang, markante Gitarrenriffs und eine Bühnenpräsenz, die sofort wirkt, formen den Stil von Leilani Kilgore. Die in Nashville beheimatete Sängerin stand bereits mit Acts wie Buddy Guy, Lita Ford und 38 Special auf der Bühne. Magazine wie „Guitar World“ und „Blues Matters“ loben ihre Ausstrahlung und ihr Können, dazu kommt eine lange Liste internationaler Live-Auftritte. Ihr Sound wurzelt im Rock’n’Roll, getragen von einem deutlichen Blues-Unterton.

Leilani Kilgore, Eppstein, Wunderbar Weite Welt Eppstein, Donnerstag, 3. September, 20 Uhr

Ensemble Modern Die Happy-New-Ears-Werkstattkonzerte richten den Blick auf prägende Stimmen der Moderne, diesmal auf Hanns Eisler, dessen Zusammenarbeit mit Bertolt Brecht und Engagement für Arbeiterchöre die Musikgeschichte der Dreißigerjahre geprägt haben. Zu hören sind Werke aus dieser Zeit, darunter die Orchestersuite Nr. 3 mit Motiven aus dem Film „Kuhle Wampe“, ebenso wie Musik aus seinem Exil in Hollywood.

Ensemble Modern, Frankfurt, Oper Frankfurt, Dienstag, 1. September, 19.30 Uhr

The Gardener & The Tree

Allein die Stimme des Sängers Manuel Felder sorgt für emotionale Momente. Sie wird als einnehmend, kehlig, angeraut, unverwechselbar, charakteristisch und mitten ins Herz gehend beschrieben. Die Musik der Band lässt sich zwischen Folk und klarer Tendenz zum Rock einordnen. Das Repertoire reicht von bittersüßen Balladen bis zu energiegeladenen Indie-Pop-Mitsingrefrains.

The Gardener & The Tree, Frankfurt, Batschkapp, Freitag, 4. September, 19 Uhr

Staatstheater Mainz
Foto Andreas Etter

THEATER

Theaterfest

Die Besucher erhalten Einblicke, wie man ein Theaterstück eigenständig inszeniert, haben die Möglichkeit, an einem offenen Tanzworkshop teilzunehmen, und erfahren, welche vielfältigen Funktionen die Bühnentechnik bietet. Außerdem verwandeln Maskenbildner Schauspieler in fantasievolle Charaktere. Kaum aus den Spielzeitferien zurück, lädt das Staatstheater Mainz zu einem bunten, fröhlichen und unterhaltsamen Tag mit einem abwechslungsreichen Programm ein.

Theaterfest, Mainz, Staatstheater Mainz, Samstag, 29. August, 11 bis 18 Uhr

Dracula: A Comedy of Terrors

In den rauen Bergen Transsylvaniens wagt sich Jonathan Harker, ein schüchterner englischer Immobilienmakler, auf eine beschwerliche Reise zu einem neuen, geheimnisvollen Kunden. Dieser entpuppt sich als eines der furchteinflößendsten Monster der Literatur: Graf Dracula. Gordon Greenberg und Steve Rosen haben aus dem Klassiker eine Version erstellt, die eine Mischung aus Spannung, Gruselmomenten und humorvoller Unterhaltung beinhaltet. Dracula: A Comedy of Terrors

verleiht Bram Stokers düsterem Klassiker eine komödiantische Frischzellenkur.

Dracula: A Comedy of Terrors, Frankfurt, The English Theatre, Samstag, 29. August, 19.30 Uhr, Sonntag, 30. August, 18 Uhr, Dienstag, 1. bis Freitag, 4. September, jeweils 19.30 Uhr

Jesus Christ Superstar Bei den Burgfestspielen Bad Vilbel zeigt „Jesus Christ Superstar“ seine besondere Wirkung: Andrew Lloyd Webbers rockige Partitur und Tim Rices Gesangstexte zeichnen die letzten Tage Jesu in eindrucksvollen Szenen nach, getragen von kraftvollen Chören, markanten Rhythmen und berührenden Balladen. In der deutschen Fassung von Timothy Roller gewinnt das Musical eine frische Präsenz und verbindet Liebe, Verrat und Hoffnung zu einem intensiven Erlebnis, das seit Jahrzehnten Menschen bewegt.

Jesus Christ Superstar, Bad Vilbel, Wasserburg, Sonntag, 30. August, 18.15 Uhr, und Montag, 31. August, 20.15 Uhr

NACHT DER KIRCHEN

Gotteshäuser werden eine Nacht lang zu Orten der Begegnung. Elf Kirchen bieten Andachten, Kunst, Musik, Turm- und Kirchenführungen, Lesungen und Filme.

Nacht der Kirchen, Wiesbaden, Innenstadt, Freitag, 4. September, 18 bis 22 Uhr

„Naturschutz weiterdenken“
Foto Frankfurt Conservation Center

KLASSIK/OPER

Isidore String Quartet Das im Jahr 2019 gegründete Isidore String Quartet konnte bereits drei Jahre später den Banff-Wettbewerb für sich entscheiden. Es folgten weitere Auszeichnungen, eine erfolgreiche Europatournee und ein Debüt in der Reihe „Ausgezeichnet!“ auf Schloss Johannisberg. Nun kehrt das US-amerikanische Ensemble zwei Jahre später in den Rheingau zurück. In seinem Programm verbindet es Werke von Joseph Haydn,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Anton Webern und dem zeitgenössischen Komponisten Billy Childs und spannt damit einen Bogen von der Klassik bis zur Gegenwart.

Isidore String Quartet, Geisenheim, Schloss Johannisberg, Mittwoch, 2. September, 19 Uhr

Die Piraten von Penzance Piraten kennt jedes Kind, aber wer sind eigentlich die Piraten von Penzance? In der Operette von Arthur Sullivan und William Schwenck Gilbert träumt der Piratenlehrling Frederic davon, endlich ein anständiges Leben zu führen, denn er ist nur wegen eines Hörfehlers seines Kindermädchens unter den Seeräubern gelandet. Als Frederic auf die schöne Töchterschar eines Generalmajors trifft und sich in die reizendste von

ihnen verliebt, nimmt das humor- volle Chaos seinen Lauf. Musikalisch eingerahmt wird der britische Humor durch das Philharmonische Staatsor- chester Mainz, das unter der Lei- tung von Samuel Hogarth für einen typisch britischen Klang sorgt. Die Piraten von Penzance, Mainz, Staatstheater Mainz, Montag, 31. August, 19.30 Uhr

Alice Sara Ott

Ihr Klavierspiel wirkt mühelos, leichtperlend, durchdacht und voller Hingabe. Dahinter steckt das Motto „Work hard, make it look easy“ – hart arbeiten, um es einfach aussehen zu lassen. Das gelingt Alice Sara Ott ausgezeichnet. Im Zentrum des Konzerts stehen neben zwei Sonaten Ludwig van Beethovens die Nocturnes seines irischen Zeitgenossen John Field, für deren Einspielung die Pianistin 2025 mit dem renommierten Opus Klassik ausgezeichnet wurde. Die Begeisterung für Fields Musik möchte Ott nun mit ihrem Publikum teilen. Mit eleganter Schlichtheit und dem Blick für das Wesentliche lässt sie in ihrem Konzert diese beinahe vergessene, aber überaus stilvolle und tiefsinnige Musik wieder lebendig werden.

Isidore String Quartet

LITERATUR/VORTRÄGE

Naturschutz weiterdenken Die Biodiversitätskrise betrifft Wirtschaft, Ernährungssicherheit und gesellschaftliche Stabilität – wird aber selten als zentrales Thema wahrgenommen. Felix Gaschick, Geschäftsführer des Frankfurt Conservation Center (FCC), erläutert einen Ansatz, der Naturschutz stärker in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Entscheidungen einbindet. Das FCC bringt Fachleute aus verschiedenen Bereichen zusammen, um gemeinsame Strategien für den Schutz biologischer Vielfalt zu entwickeln. Gaschick berichtet in seinem Vortrag aus sein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 und zeigt, wie neue Partnerschaften den Naturschutz wirksamer gestalten können.

Naturschutz weiterdenken, Frankfurt, Zoo Frankfurt, Dienstag, 1. September, 18 Uhr

Karosh Taha

Karosh Taha wurde 1987 im Irak geboren, kam im Alter von zehn Jahren nach Deutschland und wuchs in Duisburg auf. Ihre beiden ersten Romane „Beschreibung einer Krabbenwanderung“ und „Im Bauch der Königin“ erfuhren große Resonanz – umso gespannter ist man nun auf das neue Buch. Es heißt „Gulistan“, wie die Hauptfigur. Sie ist Kurdin und lebt im Irak, einem Land, in dem sie als Feind betrachtet wird. Das Regime Saddam Husseins ist machtvoll und perfide. Als Gulistans Mann Çiya spurlos verschwindet, gerät ihr Leben endgültig aus der Balance. Doch Çiya wird wieder auftauchen. In einer Uniform. Als Doppelgänger des Diktators.

Karosh Taha, Frankfurt, Literaturhaus Frankfurt, Montag, 31. August, 19.30 Uhr

AUSBLICK Nicko McBrain Zum Auftakt seiner Spoken-Word- Tournee „An Evening With Nicko McBrain” kommt der Iron-Maiden- Schlagzeuger nach Frankfurt. Nicko McBrain, Frankfurt, Alte Oper, Montag, 26. Oktober, 20 Uhr

Gregor Meyle Ehrlich, handgemacht und nah – der Musiker verspricht ein Wohnzimmer- konzert voller Songs und Gefühle. Gregor Meyle, Bad Viibel, Vilco – Die Stadthalle, Samstag, 14. November, 20 Uhr

Saigon Soul Revival Die in Ho-Chi-Minh-Stadt ansässige Band lässt seit 2016 alternative Musik aus Vietnam aus der Zeit vor 1975 wieder aufleben. Saigon Soul Revival, Frankfurt, Brotfabrik, Sonntag, 1. November, 20 Uhr

Alle Termine finden Sie online unter faz.net/vk

Terminhinweise bitte an: Rhein-Main-Kalender-Redaktion Tel.: 069/97 46 03 00 E-Mail: termine@mmg.de

LATERNENFEST

Das Spätsommerfest bietet tagsüber ein reichhaltiges Programm und abends festliche Laternenumzüge durch die Stadt.

Laternenfest, Bad Homburg, Innenstadt, Samstag, 29. August bis Montag, 31. August, jeweils 11 bis 23 Uhr

Bona Koo, „Coevolution 16“, 2023 Foto Bode Galerie

AUSSTELLUNG

Saisonstart der Frankfurter Galerien

Zum 32. Saisonstart öffnen rund 60 Galerien, Offspaces und Institutionen gleichzeitig neue Ausstellungen für die Öffentlichkeit. Der Saisonstart der Galerien in Frankfurt zählt zu den ältesten Galeriewochenenden Deutschlands. Seit 2019 findet er im Rahmen der Frankfurt Art Experience (FAE) statt.

Saisonstart der Frankfurter Galerien, Frankfurt, Innenstadt, Freitag, 4. September, 18 bis 21 Uhr, Samstag, 5., und Sonntag, 6. September, jeweils 11 bis 18 Uhr

Spätsommerschau

Die Spätsommerschau feiert die Fülle der warmen Jahreszeit, bevor der Herbst Einzug hält. Chrysanthemen, Dahlien, Sonnenblumen, Federbüsche, Sonnenhüte und dekorative Kürbisse setzen leuchtende Akzente und zeigen, wie vielfältig der Garten im Übergang zwischen Sommer und Herbst sein kann. Die Schau präsentiert harmonische Pflanzkombinationen, farbige Beete und saisonale Arrangements, die Besuchern Ideen für das eigene Zuhause liefern – von robusten Spätblühern bis zu dekorativen Herbstbegleitern.

Spätsommerschau, Frankfurt, Palmengarten, täglich 9 bis 19 Uhr, 3. bis 27. September

FRANKFURTER DOMKONZERTE

PROGRAMM JUNI, AUGUST UND SEPTEMBER 2026

Freitag, 26. Juni, 20.00 Uhr Orgelkonzert Werke von Schumann, Liszt und Mussorgsky Jean-Baptist Monnot, Rouen (Frankreich) Schirmherrin: Doris Schwerdtfeger Eintritt: 13 Euro (freie Platzwahl)

Freitag, 21. August, 20.00 Uhr Orgeltrilogie – Konzert 1 Werke von Bach, Rehfeldt, Roth und Sturm Kirsten & Ruben Sturm, München Schirmherr: Christian Wolff Eintritt: 13 Euro (freie Platzwahl)

Freitag, 11. September, 20.00 Uhr Orgeltrilogie – Konzert 2 „... à la française ...“ Werke von Vierne, Duruflé, de Grigny, Tournemire, Bach und Widor Andreas Boltz, Frankfurt Konzerteinführung: 19.15 Uhr im Hochchor Eintritt: 13 Euro (freie Platzwahl)

Freitag, 25. September, 20.00 Uhr Orgeltrilogie – Konzert 3 Werke von Mendelssohn, Peeters, Karg-Elert, Mulet u. a. Andreas Meisner, Altenberg Schirmherrin: Hildegard Burkert Eintritt: 13 Euro (freie Platzwahl)

Änderungen vorbehalten!

www.frankfurtticket.de, Ticket-Hotline 069/134 04 00 Karten und Ermäßigungen eine Stunde vor Konzertbeginn an der Abendkasse Frankfurter Domkonzerte e.V., www.domkonzerte.de

Besuchen Sie uns auch unter www.domkonzerte.de

Mit freundlicher Unterstützung unseres Medienpartner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Das Mittelfeld-Puzzle der Eintracht

Elf Spieler für maximal fünf Positionen: Im Mittelfeld hat Eintracht-Trainer Adi Hütter die große Auswahl und steht zugleich vor einer Herausforderung: Wen schickt er wann auf den Platz? Von Peter Heß

Neuer Mann im Zentrum: Raphael Onyedika Foto Firo

Sehen wir es aus der Perspektive eines Optimisten: In einer Region des Spielfeldes hat die Frankfurter Eintracht kurz vor Ende der Transferphase keine Personalsorgen: Im Mittelfeldzentrum kann der Klub aus dem Vollen schöpfen. Im Vergleich zur Vorsaison haben sich die Frankfurter erheblich verbessert. Pessimisten würden jedoch darauf hinweisen, dass auch aus der Fülle des Angebotes ein Problem entstehen könnte.

Mit den Neuzugängen auf Startelf-Niveau Onyedika (Club Brügge) und Aseko (Hannover 96/Bayern München), die die Ergänzungsspieler Dahoud und Skhiri ersetzen, hat die Eintracht acht Spieler für die Rollen als „Sechser“, „Achter“ und „Zehner“. Da das System des neuen Trainers Adi Hütter keine reinen Flügelspieler vorsieht, kommen auch noch Amaimouni, Knauff und Doan als Alternativen für die Mittelfeldgruppe hinzu, die von Uzun, Larsson, Hojlund, Götze, Chaibi und Arrhov komplettiert wird.

Selbst wenn Hütter taktisch auf dieses Überangebot eingehen sollte – mehr als fünf der elf Zentrumsspieler kann er nicht zugleich auf dem Platz unterbringen. Wahrscheinlicher sind vier. Es wird also viel Einfühlungsvermögen und ein großes Fingerspitzengefühl des Österreichers erfordern, um Unzufriedenheit unter den Spielern zu vermeiden – sowie eine große Frustrationstoleranz unter den Profis. Ohne Europapokal-Verpflichtungen besteht keine Notwendigkeit zur Rotation.

In welcher Kombination Hütter das zentrale Mittelfeld zum Saisonstart besetzt, zeichnet sich in groben Zügen ab. In welcher Stammbesetzung er in der Hinrunde agieren wird, falls sich überhaupt eine ergibt, ist noch völlig offen – schon an diesem Samstag (15.30 Uhr) im Spiel bei Union Berlin. Im Moment sind Onyedika auf der „Sechs“ und Uzun als offensivster Mittelfeldspieler gesetzt.

Danach scheinen Larsson und Doan derzeit bei Hütter am höchsten im Kurs zu stehen, jedoch fehlten beide im Pokalspiel gegen St. Tönis wegen kleinerer Beschwerden. Auch alle anderen Kandidaten kommen jederzeit für Einsätze infrage, in der Abstufung Knauff, Götze, Amaimouni, Hojlund, Chaibi und Arrhov. Die Chancen variieren für jeden Einzelnen, je nachdem, welches Spielerprofil Hütter als gerade erforderlich ansieht.

Es ist die größte Stärke des Frankfurter Kaders, dass er dem Trainer im Mittelfeld jede Variationsmöglichkeit bietet, je nach Matchplan, je nach Gegnerprofil. Ob es gegen die Bayern geht, was Abwehrarbeit im tiefen Block erforderlich macht, oder gegen Mannschaften aus der unteren Tabellenhälfte, die der Mannschaft Ballbesitzfußball aufnötigen.

Grundsätzlich möchte Hütter hohe Intensität, hohes Pressing, dadurch kurze, direkte Wege zum Tor. Dafür sind die Neuverpflichtungen Onyedika und Aseko genau die richtigen. Sie spielen mit der Dynamik, Zweikampfstabilität und Bissigkeit, die ihre Vorgänger Skhiri und Dahoud nur in beschränktem Umfang nachweisen konnten, weil ihnen das Tempo fehlte.

Der nigerianische Nationalspieler Raphael Onyedika bringt eine Menge internationale Erfahrung mit. Mit Club Brügge bestritt er alle Champions-League-Begegnungen, er gehörte zu den dominierenden Spielern der belgischen Liga. Der 25-Jährige erinnert in seiner Statur, in seinem Bewegungsablauf und in Teilen seiner Spielweise ein wenig an den französischen Nationalspieler Paul Pogba – bislang fehlt ihm dessen Drang zu Offensivaktionen. Dass er sich als Führungsspieler in Frankfurt versteht, wurde in jedem Testspiel ersichtlich. Onyedika bietet sich unentwegt an und fordert den Ball, spart auch nicht mit Hinweisen an seine Nebenleute. Schon jetzt zeigt der Afrikaner seinen Wert als Balleroberer und Ordnungsfaktor, alle Fäden im Spielaufbau legen ihm seine Mitspieler noch nicht in die Hand.

Als seine zweite „Sechs“ sieht Hütter Bayern-Neuzugang Noël Aséko, der in der vergangenen Saison als Leihspieler bei Hannover 96 einer der auffälligsten Zweitligaspieler war. Das verriet der 20-Jährige bei seiner ersten Pressekonferenz, als er auf seine Vielseitigkeit angesprochen wurde und von einem ersten Telefonat mit dem Österreicher berichtete, in dem er seine Pläne mit ihm besprach.

Aséko spielte in seiner kurzen Laufbahn schon auf der „Sechs“, der „Acht“ und der „Zehn“ sowie als rechter Außenverteidiger. „Gefühlt habe ich als Feldspieler außer im Angriff überall meine Erfahrungswerte“, sagt der Neuzugang. Seine Spielweise habe auch mit seinen Nebenleuten zu tun: „Raphael (Onyedika, die Red.) ist eher der Typ Holding Six, hier würde ich neben ihm wahrscheinlich etwas offensivorientierter agieren und er mehr Bälle verteilen. Neben Mario (Götze) als gelerntem offensiven Mittelfeldspieler kämen bei mir wohl mehr klassische Eigenschaften als Abräumer zum Tragen.“

Seine Entscheidung, zur Eintracht zu wechseln, war auch genau bedacht: „Ich hatte ein ehrliches Gespräch mit dem Bayern-Trainer. In meinem Alter braucht man viel Spielzeit, um sich zu entwickeln.“ In Frankfurt sieht er die Chance dafür gegeben, zumal sich bei der Eintrach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iele namhafte Talente für große Vereine empfohlen haben. Aséko hat Eltern, die im zentralafrikanischen Staat Äquatorialguinea geboren wurden, er kam in Berlin zur Welt und eignete sich auf den Straßen Neuköllns die Fähigkeiten eines Straßenfußballers an und die Widerstandsfähigkeit und das Durchsetzungsvermögen, das dort so nötig ist wie im Profifußball.

Aséko fühlt sich körperlich wieder fit, nachdem ihn Kniebeschwerden während der Vorbereitungsphase behindert hatten. Die „Match-Fitness“ fehle ihm aber noch. Deshalb kann sich Hugo Larsson zu Saisonbeginn gute Chancen auf einen Startplatz ausrechnen. Seine Fähigkeiten werden in Frankfurt nach wie vor hoch geschätzt. Aber der 22-Jährige hat zuletzt eher eine Seitwärtsentwicklung genommen. So verpasste er den Sprung in den schwedischen WM-Kader. Um seine Ambitionen auf eine internationale Spitzenkarriere zu realisieren, müsste der Skandinavier in seinem vierten Jahr in Frankfurt wieder an seine Leistungen als Teenager anknüpfen.

Die Klarheit, die mit Hütter im menschlichen Umgang und in der Arbeit auf und neben dem Spielfeld Einzug gehalten hat, bietet allen Eintracht-Profis die Basis, wieder zu sich zu finden. Allen wird es nicht gelingen, schon gar nicht im Mittelfeld. Dazu hat Hütter zu viele Puzzlestücke zur Auswahl.

Warum Amiri in Mainz bleibt

Lange verzichtet Nadiem Amiri auf ein Bekenntnis zu Mainz 05. Nach der WM aber ist für ihn klar, dass er eine weitere Saison am Bruchweg spielen will. Dafür gibt es gute Gründe. Von Peter H. Eisenbuth

Schuhservice der Kollegen: Nadiem Amiri nach seinem Tor im DFB-Pokal Foto Picture Alliance

Nadiem Amiri verfügt über die Fähigkeit, auch die unscheinbarste Umgebung zu einer großen Bühne zu machen. Zu seiner großen Bühne. So geschehen am vorigen Wochenende im DFB-Pokalspiel des FSV Mainz 05 beim VfB Krieschow. Auf 4000 Zuschauer hatte der Dorfklub aus der Nordost-Oberliga seine Stadionkapazität verdoppelt – und denen bot der Nationalspieler eine besondere Schau: Einen Freistoß aus 35 Metern hämmerte er in den rechten oberen Winkel. Begeisterung auf den Rängen, selbst dem zum sechsten Mal geschlagenen Torhüter Justin Fietz huschte ein Lächeln über das Gesicht, als er den Ball aus dem Netz holte. Er ahnte wohl, dass auch gestandene Bundesligakeeper kaum eine Chance gehabt hätten.

nicht anlügen, indem ich jetzt sage, ich bleibe, aber dann womöglich doch noch gehe.“

In gewisser Weise wiederholte Amiri das, was er ein Jahr zuvor in Dresden getan hatte, wenngleich sein dortiger Kunstschuss weitaus wichtiger war. Dieser Treffer zum 1:0 brachte die Mainzer nicht nur in die zweite Runde, er war auch der Auftakt zu wettbewerbsübergreifend 17 Saisontoren von Amiri – womit die Grundlage für Spekulationen über einen Abschied des Spielers im Sommer geschaffen war.

Saudi-Arabien wurde ins Gespräch gebracht, Istanbul, und wer Boulevardmedien und Mainzer Tagespresse verfolgte, musste davon ausgehen, dass Amiri in der neuen Spielzeit das Trikot von RB Leipzig tragen würde. Bis zur Vertragsunterschrift schien es nur noch eine Frage der Zeit. Dass der 29-Jährige nach dem Ende der vorigen Runde nicht das gerne eingeforderte „klare Bekenntnis“ für seinen bisherigen Arbeitgeber abgab, sah manch einer als Beleg für Amiris Wechselabsichten an. Gleiches galt für seine Aussagen in einer Medienrunde während des Trainingslagers, die denen von vor einem Jahr ähnelten: Sein Vertrag bei Mainz 05 laufe bis 2028, er spiele gerne für den Klub, aber niemand könne wissen, was sich in den nächsten Wochen tue. „Und ich will die Fans

Zwei Tage später hatte sich das Thema erledigt. Auch dies in Déjà-vu-Manier. Denn wie im Sommer 2025, als er angeblich kurz vor einem Wechsel nach Dortmund stand, versetzte Amiri die 05-Anhänger beim Fanabend in Tirol wieder in

ANZEIGE

gegangen, hatte aber früh und mit nur zwei – allerdings überzeugenden – Einsätzen, einer Torvorlage zum 2:1 gegen die Elfenbeinküste und einem Treffer im Elfmeterschießen gegen Paraguay geendet. Danach habe er viel mit seiner Familie geredet und die Entscheidung gefällt. „Ich fühle mich brutal wohl in Mainz“, sagte Amiri. Wieder hatte er eine kleine

Angebot hatten die Sachsen weder dem Verein noch dem Spieler unterbreitet.

Rhein-Main verstehen in 5 Minuten – jeden Tag.

Nun lag es zwar nicht in Amiris Ermessen, über Verbleib oder Abgang zu entscheiden, das „liegt immer noch bei uns“, sagte Sportvorstand Heidel. „Aber mit seiner klaren Aussage hat Nadiem den Gerüchten erfreulicherweise ein Ende bereitet“, sagte der Vereinsvorsitzen-de Stefan Hofmann. Das goutierte auch der eine oder andere Mitspieler, dem das monatelange Bohei um die Zukunft des Kollegen zu viel geworden war.

Das neue Rhein-Main Feierabendbriefing: Ihr tägliches Update aus der Region als Podcast.

Jetzt anhören: faz.net/podcast-feierabend

Ekstase. „Mein Herz ist hier“, sagte er und meinte selbstredend nicht das schöne Brixental, sondern den heimischen Bruchweg. „Ich bleibe.“ Danach: ein Jubelsturm, lang anhaltende Standing Ovations, „Mainzaaaa“-Sprechchöre.

Hinter ihm lägen nicht ganz einfache Wochen, sagte der 29-Jährige. Sein Traum von einer Teilnahme an einer Weltmeisterschaft war zwar in Erfüllung

Bühne zu seiner sehr großen gemacht. Spekulationen, Amiri werde im Anschluss an seinen Urlaub allenfalls noch kurz in Mainz vorbeischauen, dann aber seine Zelte abbrechen, entbehrten jeglicher Grundlage. Leipzig hätte ihn wohl gerne verpflichtet, schreckte aber vor der vermuteten Ablöse von 30 Millionen Euro zurück, die 05-Sportvorstand Christian Heidel aufrufen würde. Ein

Gut möglich, dass die eigenen Erfahrungen Amiri zu diesem Entschluss bewogen hatten. In Hoffenheim (unter Julian Nagelsmann) war er zum Nationalspieler gereift. Nach seinem Wechsel zu Bayer Leverkusen aber stockte seine Karriere, in seiner letzten Halbserie für die Werkself kam er nur noch zu wenigen Kurzeinsätzen. Seine Konsequenz: Statt auf der Bayer-Bank Meister und Pokalsieger zu werden sowie das Finale der Europa League zu erreichen, wählte er im Januar 2024 den Abstiegskampf mit den scheinbar hoffnungslos der zweiten Liga entgegentrudehnden 05ern. Dort schwang er sich zum Anführer auf und wurde mit dem Team für den Klassenverbleib gefeiert.

Mit den Rheinhessen zog Amiri in die Conference League ein, mit ihnen ging er in der Hinrunde der vorigen Saison aber auch ein ums andere Mal unter. Erst als Urs Fischer das Traineramt übernahm und ihn von der „Sechs“ auf die linke „Acht“ schob, blühte er wieder auf. Die WM-Nominierung war der Lohn – warum sollte er das Erreichte wieder aufs Spiel setzen und sich andernorts neu beweisen müssen?

Außerdem lebt er gerne mit seiner Familie in Ludwigshafen, wo er geboren wurde. Zu den Oberligaspielen des von seinem Bruder Nauwid trainierten TuS Mechtersheim ist es nur ein Katzensprung. „Wir wollen Großes erreichen“, rief er den Fans in Tirol zu. Eine Rückkehr auf die internationale Bühne wäre ganz nach seinem Geschmack.

QA Report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30.08.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neru-vlm
• extraction_route=mineru-vlm
• Translation chunks: 263
• Extraction warnings:
• [MINERU-VLM] Successfully extracted via MinerU VLM (batch: 6d8f273c-c19a-4e0b-88a8-51a17efada22)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0697591, 10.300, 103.000, 105.000, 106.000, 11.000, 123, 13.000, 132.000, 17.100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 Mitte September, Abbauland Deutschland, Abendkasse Frankfurter Domkonzerte, Abenteuer Leben, Abenteuer Meerjungfrau, Aber Blome, Aber Sie, Aber Substack, Abfolge Vorspeise, Abgehoben

Von Barbara Liepert

Nanu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存在多处严重问题，特别是针对低中文密度区域的漏译以及正文中的关键信息错误。

═══ 审核报告 ═══

1. 完整性与漏译（低中文密度区域）

• [BLOCKING]：译文完全缺失了“低中文密度区域”中标注的三个重要板块：
  • 莱茵-美因地区畅销书（Murdoku, Secret 等书籍信息） $\rightarrow$ 译文中完全未出现。
  • GOLDKEHLCHEN 热门金曲（Jennifer Lopez x David Guetta 等） $\rightarrow$ 译文中完全未出现。
  • NDR 电视节目单（Tele 5, NDR 等） $\rightarrow$ 译文中完全未出现。 注：根据第三步审核重点，这些内容不属于“系统主动过滤”的范畴（如天气预报、纯数据比分榜），而是报纸的文化/生活资讯板块，必须翻译。

2. 数字与事实准确性

• [BLOCKING]：金额量级错误。
  • 原文：20 Millionen Euro (关于叙尔特岛房产) $\rightarrow$ 译文：20 Millionen Euro (保留英文，未翻译为 2000 万欧元)。
  • 原文：7,5 Millionen Euro $\rightarrow$ 译文：7,5 百万欧元 (虽然数值正确，但建议统一中文量级)。
  • 原文：1,5 百万欧元 / 2,4 百万欧元 $\rightarrow$ 译文：1,5 百万欧元 / 2,4 百万欧元。
  • 严重错误：原文 1.23 亿年历史 (关于石灰岩工作台) $\rightarrow$ 译文：1.23 亿年历史。此处虽正确，但前文关于房产的 20 Millionen 未翻译导致阅读断层。
• [WARNING]：日期/年份混淆。
  • 原文：Urteil vom 17. Juni 2026 $\rightarrow$ 译文：2026年6月17日。
  • 原文：Business Edition 2026 $\rightarrow$ 译文：2026年。
  • 核查： 报纸日期为 2026 年 8 月 30 日，因此 2026 年的判决是真实的，非幻觉。

3. 翻译质量与残留英文

• [WARNING]：正文残留英文/未翻译术语。
  • 译文中多次出现 20 Millionen Euro 而非 2000 万欧元。
  • 译文中出现 15.30 Uhr 而非 15:30 或 下午 3 点半。
• [WARNING]：术语翻译不统一。
  • F.A.S. 在文中时而翻译为《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时而保留 F.A.S.。

4. 幻觉核查

• [FALSE_POSITIVE]：关于“新加坡 HDB 公屋”的大段内容。
  • 经核查“标题索引”，原文中确实包含关于新加坡住房、HDB、单身人士购房限制的内容（虽然在抽样原文中被省略，但在完整索引中存在）。该部分翻译真实，非幻觉。

═══ 总结 ═══

结论：存在阻塞性问题（Blocking Issues Found）

主要缺陷： 1. 严重漏译：三个低中文密度区域（畅销书、金曲榜、电视节目）被完全忽略。 2. 量级处理不统一：大额金额（Millionen）未完全中文化，影响报纸阅读体验。

建议： 重新翻译低中文密度区域，并将所有金额量级统一为中文（如：2000 万欧元）。

---

═══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1（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11（共修复 1 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