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 Zeit - 27.08.2026.pdf

《时代周报》

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全世界的左翼人士都将他视为榜样。但他在现实中真的具有模范意义吗？政治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前夕

这里谁在抱怨过多？

西德人！他们威胁要停止对东部的支持。但失去冷静的人将输掉选举 作者：安妮·海尼格（ANNE HÄHNIG）

东德人！他们从西方的成功中获益。但他们却不愿感激 作者：马克·希里茨（MARK SCHIERITZ）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近 1,8 百万名合格选民。如果下周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AfD）确实能获得 42 Prozent 的选票（正如目前的民调所显示），那么将有约 450.000 人投票给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假设投票率与五年前相同）。为了让大家有个直观的对比：今年春天，在巴登-符腾堡州，选择绿党杰姆·厄兹德米尔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多。

无论如何，人们注意到，尽管东德各联邦州的人口基础相对薄弱，但那里的选举经常引起巨大的轰动，并被宣布为政治上的原则性抉择。仿佛只要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征服了哈茨山或厄尔士山脉，整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系统就会失去信任一样。尽管那些地方风景优美，但这种衡量标准显然有些混乱。

更准确的情况是：德国选择党近期虽然在全德国范围内有所增长，但在东部的势力明显强于西部。根据最新调查，该党在东德（不含柏林）的平均得票率为 39,6 Prozent，而在西德则为 19,3 Prozent。这不仅是数量上的差异，更是性质上的差异。具体而言：目前在任何一个西部联邦州，该党都没有现实的掌权前景；但在几乎所有东部联邦州，它都拥有这种前景。

对此存在历史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已被多次描述，此处不再赘述。有趣的是，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深层不安现象。该党擅长利用一种不断被唤醒的受辱感，这种感觉源于当年西德对东德及其破产企业的实际接管。从这个角度来看，投给齐格蒙德的一票，也是投给反对“崇拜波恩共和国”的一票，正如前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部长马蒂亚斯·布罗德科布最近所表述的那样。

从这类言论中可以读出一种期待，即给西德人及其

机构来一次深刻的教训。然而，这里所说的机构，是在国家经历国家社会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帮助该国获得了此前无法想象的经济实力、政治稳定和国际声望的机构。波恩共和国是一个成功模式，东部在财务上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即便目前德国并非一切都运行得理想：人们只需稍微观察一下世界，就能得出结论，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并非唾手可得。

这种受挫感正被不断地在政治上加以利用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因为东德人把票投错了地方就切断对他们的资金支持。仅在去年，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就通过州级财政平衡机制和其他拨款机制获得了32 亿欧元。这完全没有问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团结共同体。富者补贴贫者，这是规则。即便巴伐利亚州在成为出资州之前，直到八十年代仍在接收资金。

然而，事实同样是，目前的资金流向完全是从西向东。所有新联邦州都是资金接收方。因此人们不禁要问，拒绝一个为自己维持运转的系统，其可信度究竟几何？换句话说：要求减少将东德税款汇往国外（乌克兰、气候、发展援助），而事实却是如果没有西德的税款，灯火将会熄灭，这两者如何协调？一方面宣布终止团结，另一方面却想继续领取团结补贴——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这在说服力上十分有限。

因此，东德复兴的问题在于，它发生在一种能够让选民免于承担自身投票行为后果的条件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人们可以随时决定反对移民和风能。但那么就应该明确，电力究竟从哪里来，以及谁来工作。

谁能想到我们还能如此地令彼此惊讶？在统一的第36年，一场东西德之争正在上演，但其背景与以往完全不同。因为这一次，过度情绪化、大声且不公正的不再是东德人。不，是西德人在失去耐心。作为东德人，人们惊讶地站在一旁，很想让人递给自己一份爆米花（或者当然是脆片）。

这一切始于《法兰克福汇报》（FAZ）的一篇评论。面对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作者赖因哈德·宾格纳（Reinhard Bingener）警告称，西德人的“治疗性宽容”和“出资者的耐心”可能会终结。东部各州州长应该停止利用一种“特殊意识”。这引发了一些认同，例如历史学家马格努斯·布雷希特肯（Magnus Brechtken）、巴登-符腾堡州财政部长丹亚尔·巴亚兹（Danyal Bayaz，绿党）或《镜报》专栏作家尼古劳斯·布洛梅（Nikolaus Blome）。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要求：停止抱怨并停止错误投票，否则资金将不再流入。喜剧演员弗洛里安·施罗德（Florian Schroeder）虽然没词开玩笑了，但指责却没停：“你们想要被操纵和践踏，”他说道，并建议东德人投奔普京。“那才算是真正的统一，即与俄罗斯统一。”

我们面对的并非恶意，而是绝望

这一切都是有趣的“教训”尝试。突然之间，西德人的表现就像那些最刻板的偏见中所夸张描述的那样：一群自我陶醉的权力至上者。但这种定性并不准确。至少对于上述男性以及我的同事马克·希里茨（Mark Schieritz）来说绝非如此。我们面对的并非恶意，而是源于绝望的委屈感。

东德各州总理的反抗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接近获得绝对多数。对此，人们显然试图通过呼吁来解决。只不过，这些呼吁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产生效果。

起初，AfD及其支持者被持续贴上“极右翼”的标签，这并没有减少其支持率，反而削弱了这个词本身的力度。随后，人们开始推测将其禁掉。现在进入第三阶段：威胁停止资金拨付。真的有人相信偏偏这种方法能奏效吗？西德人真的认为AfD只是一个“东德问题”吗？诚然，该党在该地区拥有极佳的生存条件。但这里有一个来自民调专家的最新数据：巴登-符腾堡州 22 Prozent AfD，黑森州 22 Prozent，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24 Prozent，联邦层面 28 Prozent。

现在失去耐心之所以令人恼火，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更聪明了。新右翼的崛起虽然没有被遏制，但至少已被理解。这一运动生存于一种恐惧之中——即担心民族国家失去控制。这种恐惧无法被简单地抹除，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许多东德人在 1999 年担心欧元，2015 年担心大规模移民。自 2022 年以来，他们担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针对德国的战争。人们可以将此斥为“东德怪癖”、独裁统治留下的后遗症或缺乏团结精神。但这些诊断无法改变任何现状。相反，它们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略了必须针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救世叙事”提出反击方案的必要性。

右翼民粹主义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但也充满了泡沫。它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倾向于腐败，并危及和平。

在一些国家，事实证明它是可以被击败的。在匈牙利，保守的爱国主义成了应对方案。在美国，左翼阵营正在重新整编（见第 4 页）。而在德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反制力量能够做出比维护现状更多的事情。这里的政治中间派还需要更多的开拓精神。但如果我们在此之前已经互相辱骂了一番，就无法形成共识。而且，这种没完没了的抱怨实在让人心情低落。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些东德人（Ossis）可以凭经验说话。

尽管如此，在此我想再次感谢你们拨付的大量资金！

两篇社论的音频版请访问 www.zeit.de / vorgelesen

问题学校 5 年，96 起举报。 路德维希港 出了什么问题？ 专题，第 11 页

为什么这里总是红灯？ 红绿灯很快将能够“倾听”——并满足愿望 知识，第 28 页

德国， 我有问题 一份由艺术家 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 参与创作的《时代杂志》

被名流忽视

哈拉基里（切腹）

圣经中的参孙因长发被剪而失去了力量与强度——不久之后他就死去了。挪威的进球机器埃尔林·哈兰德，这位现代的参孙，现在也留起了短发，金色的维京长发已不复存在。作为最近一届世界杯的英雄，如果哈兰德也失去了力量与强度，他可能会面临参孙的命运。因为进球荒对于任何一名明星前锋来说都是致命的。PED

小图（由上至下）：Max Slobodda 为 DZ 拍摄；DZ；Maurizio Cattelan 《他》，2001（照片：pa / dpa）；Planet Photos / ddp

盖尔德·布塞里乌斯时代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79 汉堡 电话 040 / 32 80 - 0；电子邮件： DieZeit@zeit.de, Leserbriefe@zei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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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号

第 81 年 C 7451℃

德国极端主义者

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的思想领袖。他希望这个州在生活、思考和感受上都更加民族化。具体这意味着什么？作者：玛丽亚姆·劳（MARIAM LAU）

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很擅长制造恐惧。作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的党副主席，以及光鲜亮眼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背后的操盘手，他经常说出一些即便在德国选择党内部听起来都极其激进的话。其中就包括：“谁试图处决德国选择党，德国选择党就会处决谁。”或者：“德国式的，就是我们用德国人的眼睛所看到的。”

德国文化，德国认同：任何想在这里生活的人都应当对其心存敬畏。这是他一生关注的主题。如果阅读由他主笔起草的德国选择党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党纲，会发现其中规定了许多旨在向“更德国化的德国”施压的机制：设立“公民监视团”、针对不受欢迎教师的举报点、切断非政府组织（NGO）和教会的资金来源，以及强制剧院和艺术家表达忠诚。

蒂尔施奈德对文化的定义极其深远：“我们可以谈论如厕文化、饮食文化、睡眠文化、服装文化，”他在新书中这样写道，“文化是人类生活世界的缩影。显而易见，在德国，这个生活世界必须是德国式的。”这种民族文化在未来将塑造一切，从教育、司法一直到货币政策。

这位 48 岁的人在今年秋天确实有机会测试其想法的可行性。如果德国选择党在 9 月 6 日的选举中获胜，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成为该党的政治实验室——而蒂尔施奈德将成为那个调制精神配方的人。如果赢得选举，他可能会进入齐格蒙德的内阁，但也可能不会。

蒂尔施奈德在党内绝非没有争议。最近，当记者梅拉妮·阿曼（Melanie Amann）在播客中询问他与极右翼“萨克森分离主义者”的关系时，他愤而离场。党内对他这次表现的评价极其糟糕，且涵盖了不同派系：评价从“像个任性的女孩”到“绝对软弱”不等，因为他没有足够地为被监禁的右翼恐怖分子库尔特·海塔施（Kurt Hättasch）辩护。

蒂尔施奈德或许能让人们感到恐惧——但由于正当的原因，他自己也感到恐惧。德国选择党与其极端前哨之间日益增强的结盟，在许多方面已经无法控制。例如，蒂尔施奈德曾在 X 平台上抱怨一名表现激进、身材魁梧且曾公开威胁记者的右翼 YouTuber “Aktivistmann”——但为了谨慎起见，他又将该帖子删除。因为没人想被视为叛徒。

蒂尔施奈德的选区办公室位于萨勒县（Saalekreis）拥有千年历史的奎尔富特城堡（Burg von Querfurt）附近，那里有岗哨塔和射击壕。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认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乎没有哪个地区比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更具“德国味”。德国选择党的“德国式思考”运动旨在将人们引导至从亨利一世、奥托一世，经过路德，直到俾斯麦和尼采的历史脉络中。相比之下，德绍的包豪斯在蒂尔施奈德看来更像是一种“认同障碍”，“一个国际主义的空洞之物”。蒂尔施奈德在交谈中很友好，但保持警觉，说话速度极快，偶尔带有尖刻的讽刺。

蒂尔施奈德在黑森林地区上学，他将 2000 年 12 月抵达东部莱比锡的经历描述为一次觉醒体验：“不知为何，我感觉这里比西部更德国。这里有一些在西部已经丢失的东西，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

某种程度上，某种东西。人们不必与自称“超级东德人”的蒂尔施奈德坐在一起太久，就能意识到，在他的人生中，“身为德国人”这件事实际上是多么地不稳定、是通过抗争获得的，且如此脆弱。因为他并非 1978 年出生在德国，而是出生在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属于当地的德国少数群体——巴纳特施瓦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站在轴心国一边与南斯拉夫作战，有些人甚至加入了武装党卫军。那里曾有过强迫劳动、大屠杀和强奸。

以半头猪的价格，他跨过了边境

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1965–1989），对德意志文化的容忍度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高。蒂尔施奈德最早的童年记忆是，他两岁时在社会主义定居点纠正邻居孩子们的说法：不能说“asta fiore”，而应该说“asta Blume”（意思是“这是一朵花”）！蒂尔施奈德喝着黑咖啡说道：“在德国做个德国人没什么难的，但在罗马尼亚，这算是一种文化成就。”语言、舞蹈、歌曲，整个村庄的生活都是用德语进行的。蒂尔施奈德记得他的祖母如何给他读格林童话，或者唱《荒原上的小玫瑰》。

随后在八十年代初，他的家人逃离边境前往南斯拉夫，因为罗马尼亚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糟糕，而且正如蒂尔施奈德所说，也是为了避免最终被“罗马尼亚化”。蒂尔施奈德的父亲曾是一名集体农庄负责人，与秘密警察组织 Securitate 有着良好的关系。只要花半头猪的价格，就能获得关于边境何时无人看守的消息。

他的目标是：终结自我否定

然而，即便在逃离之后，关于“德国人”的问题依然复杂。他开始感到一种远方的渴望，一种对某种事物的某种向往。一次与家人前往突尼斯的度假成为了另一次觉醒体验。古兰经的诵读、优美的书法、清真寺以及《一千零一夜》中的童话：蒂尔施奈德被吸引进入伊斯兰研究领域，前往大马士革，因为那里依然严苛且保守，不像开罗那样被“美国化”。在对待伊斯兰教的问题上，蒂尔施奈德显然是像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那样的新右翼追随者：欣赏异域文化？可以，但请务必分开且在别处。他们将此称为“民族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us）。蒂尔施奈德曾将德国境内的伊斯兰教称为“德国橡树上的树菌”；直到今天，他依然反对设立宣礼塔、反对宣礼员的呼唤，以及反对从国外移民而来的伊玛目。

在德国选择党（AfD）内部，蒂尔施奈德——这个年轻时曾误打误撞短暂进入自民党（FDP）的人——自2013年起便在民族主义翼（völkischen Flügel）中定位自己。他与该党及其使命的关系一直带有宗教色彩，且在基调上具有生命主义（vitalistisch）特征，即刻意追求强而有力甚至粗鄙的风格。蒂尔施奈德在2024年的马格德堡州议会中表示，德国选择党是“我们时代的屠龙者”，并且“在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的权力世界之战中，站在生命与光明的一方”。他在X平台上建议人们，不要“让觉醒主义（woke）的论证垃圾把大脑给屎满了”。

这种“生命主义”——在马丁·塞尔纳（Martin Sellner）领导的认同派（Identitären）身上也能找到，蒂尔施奈德曾一度与他们同住在哈勒的一处房檐下——时不时地让一种暴力威胁在空气中弥漫：在一段最新的视频中，州议员蒂尔施奈德推荐了在新右翼中极受欢迎的电影《公民义警》（Citizen Vigilante）。

这部电影是对私刑的颂扬。一名美国陆军前军官擅自采取行动，为强奸受害者报仇，惩罚逃票者，并割开了一名法官的脉搏动脉。他警告政府，如果抵制“觉醒左翼”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权力接管，那么人民将亲自采取行动。

这段视频出现的时间点正值新当选的联邦执行委员会中，有一半成员具有已解散的“青年替代”（Jungen Alternative）背景，且他们与激进前哨阵地的联系被刻意维持。在这种背景下，新当选的财务主管汉内斯·格瑙克（Hannes Gnauck）在Instagram上与一名被告面带笑容地合影，而该被告涉嫌将一名乌克兰青年殴打至近乎死亡并对其进行折磨。另一名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则拿着棒球棍冲向一名撕除海报的青少年。

如何成为一名德国人，这是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最新著作《文化政策》（Kulturpolitik）的副标题。作者在此试图推动一个巨大的变革。通过文化政策，将德国人从所谓的国家自我否定和强制全球化中“解放”出来，回归到新的德国“本真性”（Eigentlichkeit）——这就是这位党内知识分子的计划。他以海德格尔对抗哈贝马斯（称其为“德国民族最大的敌人之一！”），以强烈的爱国认同对抗被认为干瘪的“宪法爱国主义”和普遍主义——蒂尔施奈德在157页的篇幅中阐述了这些观点。

书中充斥着宏大的轰鸣与低语，详细规划了一场在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意义上对所有社会领域的颠覆，旨在“治愈”所有“灵魂受创者”——指的是部分人口的认同障碍。尽管如此，书中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者确实在意他那些立场在许多人心中引发的恐惧。因为他写道，人们必须像抵御普遍主义或“反德主义”带来的异化一样，抵御“国家庸俗化”（Nationalkitsch）和单纯的“对传统的沉溺”。

如果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个“实验室”中让其选民失望了，究竟会发生什么？6月17日在米伦（Müheln）举行的一场公民对话颇具深意。当时天气炎热，气氛亢奋，人们对首席候选人齐格蒙德及其始终如一的乐观情绪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现场充满了约德尔唱法、跺脚声和掌声。“你们准备好书写历史了吗？准备好完成‘转折’（Wende）了吗？”回应的是一声雷鸣般的“准备好了（Jaaaaaaaa!）”。

在齐格蒙德发言之后，蒂尔施奈德（Tillschneider）发表了讲话。当他结束时，一名男子举手问道：“你们的纲领太棒了，我都读过了。但你们打算怎么支付这些费用？”另一人则想知道：“我是个农民。如果没有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我的农场该如何运转？”蒂尔施奈德用含糊其辞地避开了问题。人们不禁在想，如果有一天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让这两位嘉宾失望了，他们会转向哪里？正如德国选择党经常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

影子之人：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右）正在向德国选择党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说着什么 照片：Christian Schroedter / Imago

摇摆的候选人们

基民盟的叛逃者是否会将选择党推向政权？

通常情况下，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非常健谈。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基民盟（CDU）中，这次州议会选举前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例如，乌尔里希·托马斯（Ulrich Thomas）简直是在逃避记者。托马斯是州执行委员会成员，属于联盟党（Union）的右翼。2019年，他因要求不排除与选择党（AfD）组建联盟而引起全国关注。在一篇名为《备忘录》的文件中，他与一名党内同事建议“将社会性与民族性调和”。

现在，由于选择党接近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关于“防火墙”的辩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因此一个问题迫在眉睫：乌尔里希·托马斯打算怎么做？以及：基民盟中还有多少个像乌尔里希·托马斯这样的人？因为最终决定共和国最敏感政治分叉路口的人可能正是他们：选择党是否会执政？

无论如何，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基民盟内部，震惊与宽慰感同时存在。许多人感到震惊，是因为一名来自阿尔特马克（Altmark）的基民盟市长刚刚向选择党捐赠了10,000欧元，并号召选民投票给极右翼。但有些人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仅仅是一名地方政治家，而非州议会议员。因为在议会党团中，确实有些人被认为是9月6日选举后可能叛逃至选择党的潜在人选。

乌尔里希·托马斯不愿讨论关于“防火墙”的话题。他的办公室在推诿：如果托马斯先生有兴趣交谈，他会主动联系。但他并没有这么做。随后，他的网站公布了一项公开行程，地点是在一个名为亚历克西斯巴德（Alexisbad）的疗养地。7月底的一个晚上，当地基民盟协会在那里举行夏季招待会。托马斯发表了一段欢迎词，随后四名男子就地区经济问题向一名基民盟州议会候选人进行询问。出席人数在个位数到十位数之间。在座谈会结束后，托马斯最终还是同意与《时代周报》（ZEIT）进行交谈。

人们可以与他讨论基民盟所处的复杂局面，讨论如何对待选择党和左翼党。还可以讨论如果与左翼党合作，是否会有多名议员退出联盟党。但他不允许被引用。他解释说，否则这会给竞选活动蒙上阴影。他更愿意抱怨社民党（SPD）——他们在马格德堡的执政伙伴。可以说，尽管托马斯不再像在《备忘录》中那样谈论社会性与民族性的调和，尽管他看起来不像选择党的狂热粉丝，但从根本上来看，他自2019年以来的观点似乎并未改变。

根据民调，基本上存在两种情景：要么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要么他们以微弱差距失败。届时他们可能仅差几票。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党要么与所有其他政党组建联盟——但这不现实，因为存在关于左翼党的“不可兼容决议”。出于同样的原因，蓝黑联盟（选择党与基民盟）也被排除在外。许多基民盟成员可能会达成另一种协议：组建一个拥有轮换多数席位的少数派政府。有时由左翼党赞成，有时由选择党赞成。

这将是解决基民盟（CDU）所处困境的一种折中方案。该困境在于，其自身的决议禁止与德国选择党（AfD）以及左翼党（Die Linke）合作，因此该州面临着无法治理的风险。而这种折中方案之所以是“折中”，是因为目前完全不清楚联邦党部会对“轮替多数”的想法做出何种反应，且同样不清楚 AfD 和左翼党是否愿意配合。但对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基民盟来说，这基本上是唯一的选择。因为那里有一些议员以各种方式表示：“如果我们的党与左翼党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就退出。”他们所说的“任何协议”并不一定是指组建联合政府。即便是一个将基民盟以某种方式与左翼党绑定在一起的松散协议，对他们来说也太多了。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左翼党会如何反应？不过，这实际上已经很明确了。他们的首席候选人埃娃·冯·安根（Eva von Angern）表示：“我们不会参与轮替多数。我们不是旅鼠。”在她看来，那样做等同于政治自杀。冯·安根坚持要求在选举后与基民盟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即便这样做会挑起基民盟成员的退出，最终甚至导致一名 AfD 的州长上台？“联盟党必须明确其立场，”她说，“他们更愿意与 AfD 还是与左翼党合作？”

人们可以将此视为选前的一种博弈。或者将其理解为目前听起来更像的情况：联盟党困境的进一步激化。

奥古斯特·莫德索恩（AUGUST MODERSOHN）与马丁·内杰奇莱巴（MARTIN NEJEZCHLEBA）

照片：Rafal Milach / Magnum Photos 为《时代周报》拍摄 此时此刻的团结：在华沙，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庆祝 8 月 24 日的乌克兰独立日

他们恐惧这种愤怒

在2022年俄罗斯发动袭击后，波兰对乌克兰难民的帮助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但现在，针对乌克兰人的袭击正在增加。情绪是否正在发生转变？作者：爱丽丝·博塔（ALICE BOTA）

维奥莱塔（Violetta）说，她曾思考过公交车上的那个女人是否只是心情不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糟糕的日子，对吧？”当维奥莱塔和她八岁的女儿说乌克兰语时，这个陌生女人开始辱骂她们。她对着维奥莱塔大吼，说她是个“该死的乌克兰人”，应该“滚出”波兰。也许真的是心情不好。但如果不是因为近几周让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人感到不安的那些报道，她不会这么想。这些报道很多，来自比得哥什（Bydgoszcz）、克拉科夫（Krakau）、波兹南（Posen）和拉多姆（Radom）。受害者有女性、儿童，有时也有男性。

“比得哥什两名乌克兰儿童因说乌克兰语而遭到袭击”（波兰广播电台24频道）。

“八个人袭击了三名乌克兰人。其他波兰人自发地加入了攻击”（《选举报》）。

“滚回乌克兰去”。波兹南一起袭击事件后，两名具有攻击性的女性被起诉（Bankier.pl）。

现在是傍晚，下班后，我们坐在克拉科夫中央车站前的一张长椅上。维奥莱塔的公交车开走了，接着是下一班，直到最后一班也离开了，她在讲述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

维奥莱塔学习过心理学，今年35岁，来自乌克兰东部，自2022年起居住在波兰。当她讲述自己的恐惧时，她首先是对波兰这个国家赞美有加。她讲述了一对陌生夫妇如何在危难时刻帮助她——当时她带着三个孩子，两手空空地从此前居住的基辅抵达波兰，“就这样帮了我！太令人震惊了！如此难以置信的慷慨！”她绝不想显得不知感恩。但最近，当她在乘坐公交车且有乌克兰人打电话来时，她不再接电话。在公共场合，她大多与女儿说波兰语，她在开始在幼儿园工作时很快学会了这门语言。

维奥莱塔是一名单亲母亲。当她列举一周的任务时，人们不禁会问一个人能同时过多少种生活：在一家接收自闭症儿童的综合幼儿园工作，同时还担任一名自闭症男孩的助理，周末则学习感觉运动学。勤奋是维奥莱塔的保护盾。

对于公交车上的那个女人，她曾说：“你为什么这样跟我说话？我在工作，在这里纳税，我没有依赖任何人。”那个女人继续辱骂。当维奥莱塔下车后，她在女儿面前哭了，之后再没提起过这件事。她说，最令人难过的是：尽管她在抵达波兰三周后就开始工作，却依然被辱骂。而且公交车上没有人干预。那时她明白了：那个女人不仅仅是心情不好。她那样说话，是因为她可以那样说话。

维奥莱塔在想：也许问题在我身上？我看起来像个受害者吗？维奥莱塔认为，如果自己没有口音，就不会被认出是乌克兰人，所以她想摆脱口音。她说：“我害怕。我有三个孩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波兰人不仅敞开了国门，也敞开了怀抱。根据当时的民调，94%的受访者支持接收乌克兰人。根据波兰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超过70%的波兰人提供了帮助：接收乌克兰人、捐款、向难民收容所提供衣物。他们总共花费了超过20亿欧元。但现在，波兰的情况似乎面临转变。“袭击儿童，这简直是……这是一种反波兰的行为，”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在其中一次袭击后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对波兰非常不利。”

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本可以被讲述为一个成功故事

目前几乎还没有可靠的数据，仅有的数据是：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 180 起针对乌克兰人的仇恨犯罪报案，比去年增长了 30%。新闻节目报道了日益频繁的袭击，像《波兰新闻周刊》（Newsweek Polska）这样的波兰报纸在社论中警告社会正在变得粗暴。记者们正在研究俄罗斯的宣传如何在波兰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宣传确实在煽动对乌克兰人的仇恨，但它并非仇恨的创造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卢卡什·亚当斯基（Łukasz Adamski）是一位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也是研究东欧的米耶罗斯泽夫斯基中心（Mieroszewski-Zentrum）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份装裱起来的俄罗斯情报部门文件，称他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不得再入境。亚当斯基对此感到自豪。

他对针对乌克兰人的敌意也感到不安。但他不确定是否整个波兰社会都在激进化，还是仅仅是那些原本就对乌克兰人持怀疑态度的人在激进化。但为什么是现在？亚当斯基认为，因为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Wolodymyr Selenskyj）多次采取不明智的行为。在一枚乌克兰拦截导弹在波兰造成两人死亡后，并没有随之而来地道歉。在关于乌克兰粮食出口的争端中，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指责这个邻国在配合俄罗斯玩游戏。俄罗斯作为共同敌人或许能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团结在一起——但目前，他们共同的

历史却让他们产生分歧。2022, 亚当斯基说，国内可能很少有人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乌克兰人到来并停留这么久。并非所有人都能快速学会语言。在约 37 百万人口的国家中，有 200 万移民——在短短几年内，该国经历了一场在其他国家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的移民潮。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估计有 1,5 百万，来自乌克兰。他们的生活本可以被讲述为波兰成功故事的一部分：69% 的适龄乌克兰人有工作（波兰人的比例为 75%），他们向社会保障体系缴纳的费用远高于其领取的福利，并且波兰每十家新成立的公司中就有一家由他们创建。

但这个成功故事之所以没有产生共鸣，也是因为波兰内部存在分歧，且一年后将举行议会选举。右翼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知道哪些话题能吸引眼球，于是他们猛攻关于“忘恩负义的难民”的故事。比如一名乌克兰网红开着他的科尔维特跑车在波兰国家公园内疾驰。他被禁止入境五年。

右翼人士的要求早已影响了中间派的政治。目前，针对乌克兰家庭的儿童津贴已被附加条件，难民的住宿不再免费，免费医疗保险也同样不再提供。这并没有改善对乌克兰人的态度。根据最新民调，三分之一的波兰人表示他们与乌克兰人的关系恶化了。略多于一半的人认为，乌克兰人获得的援助过多，波兰不应再接收难民。

历史尤其加剧了这种疏离感：1943 年至 1945 年间，乌克兰反抗军（UPA）在现今乌克兰的沃伦地区杀害了数十万波兰平民。这场大屠杀在波兰被视为种族灭绝，而乌克兰政治家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创伤有多深。由于 UPA 战士也为乌克兰独立而战，他们受到了崇拜。最近，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将一个军队单位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包括总统在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利用这一点来煽动情绪。

“人们在寻找敌人，”达维德·德纳特（Dawid Dehnert）说道。他是一名律师，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在俄罗斯发动袭击后，他向乌克兰的儿童之家捐赠物资；现在，他为在波兰遭到殴打的乌克兰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目前涉及 20 多个案例。

在法庭上，他会面对那些加害者。“他们是带着复杂心理负担、面临诸多问题的人，”他说。他们将挫败感发泄在比自己弱小的人身上：多人围攻一人。男人攻击女人。女人攻击孩子。德纳特尤其无法忘记其中一个案例。在什切青，一对父母和他们四岁的女儿正在买冰淇淋。当一名男子听到他们说乌克兰语时，命令父亲用波兰语与女儿交谈。他先是用拳头击中父亲的面部，随后攻击母亲，女儿就在旁边。该男子被判处 14 个月监禁。波兰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但却无法扭转整体氛围。

两名袭击者已被抓获，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

德纳特认为，起初警方倾向于淡化这些事件。但现在，就连总理也在威胁犯罪者。司法部正在培训公民社会组织，指导他们如何为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警察现在更积极地追究违反波兰刑法第119条的行为。由于由地区法院管辖，仇恨犯罪通常能得到快速审理。

一段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震惊的视频显示，在弗罗茨瓦夫有三名袭击者。他们冲向一对正准备上车的年轻情侣，殴打并踢踹这名21岁的青年，他的20岁女友试图介入，结果也被殴打。她叫安娜斯塔西娅。她的母亲卡里娜·基察伊发布了这段视频。基察伊在文中写道：“作为一名母亲，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所感受到的痛苦、恐惧和绝望。我恳求所有人转发这段视频，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次袭击。”

基察伊今年42岁，在波兰的一个小镇经营一家店。袭击发生十天后，她在视频通话中讲述，女儿的伤口已基本痊愈。她自己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因为在最初的几天里无法入睡，至今仍被噩梦和恐惧所折磨。随后，卡里娜·基察伊泣不成声。

她在波兰生活了十年。她因为工作来到这里，爱上了一名波兰人并留了下来。“我们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在这里建立起了美好的生活，从未想过离开这里。”目前她已获得波兰国籍。“但现在我感到害怕。”基察伊讲述，她的女儿遭到袭击是因为在店里请求一名醉酒男子不要插队。那人听出了她的乌克兰口音，对其进行辱骂，随后与同伙在外面埋伏这对情侣。“我也有口音，”基察伊说。最近她的姐姐从乌克兰来访。基察伊绝不会隐藏自己的乌克兰出身。但她讲述，当她在公共场合与姐姐说乌克兰语时，她感到害怕。

两名袭击者已被抓获。其中一人是有前科的拳击手，另一人来自流氓球迷圈。他们目前被羁押候审，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第三人仍在逃，律师德纳特为他悬赏3,000兹罗提，约700欧元。

面对这些袭击，人们对乌克兰人表达了声援。8月中旬，人们在20多个波兰城市举行游行，口号是“不要冷漠”。因为这不仅关乎乌克兰，更关乎波兰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玛丽亚不希望公开她的姓氏，也不希望透露她自2022年逃难以来居住的城市。如果仅仅是因为说乌克兰语而被醉汉辱骂，或者在火车上被一名年长男子大声质问：“为什么我作为波兰人必须站着，而这个乌克兰贱人却坐着？”，她本不会接受记者的采访。她决定接受采访是因为一名波兰熟人发给她的一段视频。

在逃难初期的几天里，这名男子曾给玛丽亚提供了很大帮助。她讲述，多年来她没有与他面对面交谈。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她会通过WhatsApp向他发送问候并祝他节日快乐。而现在，她收到了这段视频，没有任何解释。视频中一个男声说道：“我一直这么说！你们乌克兰人忘恩负义、虚伪且毫无荣誉感！听听当时是怎么回事！”随后，一名歌手唱道，波兰人在2022年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乌克兰人并邀请他们进入家中，而这些人却只会偷窃。

玛丽亚给那个男人写了一封详尽的回信，长得像一封信一样。信中写到了她对许多帮助过她的波兰人的感激之情；写到了煽动情绪的俄罗斯宣传；写到了她作为一名单身母亲，为了维持生计每月工作200小时。她让那个男人知道，她绝不会允许她或她的孩子被侮辱、欺凌或谩骂。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希望这种反乌克兰的歇斯底里能够结束。波兰是欧盟成员国，这里的法律依然有效。”

她没有收到回复。

协作：Alicja P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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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能在那里成功……

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现在统治着金融之都纽约。这一切看起来格格不入。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作者：保罗·米德尔霍夫（PAUL MIDDELHOFF）

在“Socialism 201”研讨会的阅读清单上，列有以下书目：

•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摘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卡尔·马克思与 § 36–3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S. 36–37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卡尔·马克思

•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这是三月中旬的一个周四，刚过晚上 19 点，但新听众仍在源源不断地通过曼哈顿南部杰斐逊街（Jefferson Street）的一扇低矮房门进入。课程讲师——一名 50, 出头、全身黑衣的男子——表示，如果每个人都能快速报出自己的代词，并说明是否已经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成员，就可以开始了。人们依次自我介绍：那边来的是皇后区分会的人，那边来自北布鲁克林的 DSA，这里有人还不是成员，但充满好奇。“那么你来对地方了。”

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处于美国民主党阵营周围的左翼联盟，也是这座城市新的政治力量。在像这样的夜晚，他们会对后备力量进行培训。房间顶端的一个屏幕显示着阅读清单上的文本，最重要的段落被标成了黄色。讲师开始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 1840 年代德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思想先驱。今晚的主题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如何“与佐兰的政治相关联”。

作为一个年轻人，在纽约市的周四晚上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尝试转角处新开的老挝餐厅，或者去东河边慢跑。在距离这里仅几个公交站的华尔街，此时同龄人还坐在电脑前赚钱。而这里的人却在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

为了他：佐兰·马姆达尼，34 岁，印度-乌干达移民之子，自 1. Januar 起担任纽约市长。即使是亲信也曾不相信他能走这么远。马姆达尼不仅是美国最大城市的市长，管理着每年 1200 亿美元的预算和一支拥有 33.000 名执法人员的警察队伍。他统治着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且是以一名自称的社会主义者身份。

如果在 2026 年的这个夏天在纽约待上几天，很快你就会感觉自己像是在承受多处伤口地流血：普通餐厅的一盘标准面条要 44 美元，打车去机场要 120 美元，广告上布鲁克林的一居室公寓月租 3.900 美元。当你把信用卡放在读卡器上——给 20, 22 或 25 Prozent 的小费？——你简直无法想象：在这里抚养孩子得是什么样子？照顾父母又得如何？简而言之：在这里怎么生活？

最近在美国，如果说还有希望认为事情不会变得越来越糟而是会好转，那么这种希望仅存在于右翼之中。但在马姆达尼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情绪在纽约随处可见：希望。希望终于有人能确保不仅仅是顶层的 10% 能在这里生活得好。希望有人能站在纽约移民（包括非法移民）面前，保护他们免受 ICE（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官员的侵害。他证明了左翼政治并未死亡，而是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但同样也存在恐惧。人们担心在那个形象完美、始终面带微笑的马姆达尼内心，隐藏着一个激进的穆斯林、一个以色列的敌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全美国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人们担心他的政策会将纽约推向毁灭，导致亿万富翁们搬离，资金随之流失。担心最终的结果会像以往的社会主义那样：起初他们向人们承诺工人阶级的统治，而最后所有人都会变得贫穷，一切都陷入瘫痪。

有些人还担心马姆达尼可能会取得成功。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政治运作方式很快可能会主导民主党。全面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但如果美国其他地区对此完全无法接受怎么办？那么，这股新左翼力量最终可能会阻碍民主党重新入主白宫。

已经很久没有一个不叫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人物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了。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在纽约，这一切真的能行得通吗？

坑洼政治

如果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只需看看这里肩并肩站在一起的观众的面孔便能得知：戴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围着巴勒斯坦围巾的年轻人、穿着高跟鞋的白人女性，以及身着制服的城市清洁工。

照片：Victor Llorente (上)；Dave Sanders / laif；Amir Hamja；Lexi Parra / laif (下及左)

一张去年的竞选活动照片：即使是亲信也不确定马姆达尼是否能成功。

“这里也存在恐惧。恐惧于在全美最犹太的城市里，他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个以色列的敌人”

忧心忡忡：犹太记者雅各布·科恩布鲁（Jacob Kornbluh）

备受欢迎：马姆达尼的妻子拉玛·杜瓦吉（Rama Duwaji）

声名狼藉：活动家达里亚利扎·阿维拉·切瓦利埃（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

亮黄色的制服，盯着手机的紧张顾问型人物，一名戴着基帕（Kippa）的男子，一名身着酒红色僧袍的佛教徒。如果所有人来自四面八方，那么你极有可能身在纽约。

佐兰·马姆达尼在这里说道，这是一个像往常一样的周日晚上，时间是四月中旬，地点在皇后区南部的一座旧工厂车间里。对于大多数纽约人来说，明天将开启新的工作周，但并非所有人如此：就在此时，一名布朗克斯区的地铁司机正启动他驾驶的2号线列车。在135街，他让准备在附近哈莱姆医院（Harlem-Hospital）值班的护士们下车；再过几个站点，在富兰克林大道，他让纽约市立大学（CUNY）的科学家们下车。在整个行驶过程中，工程师们在监督着列车抵达目的地。这座“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此时，马姆达尼就职已满一百天，他希望进行一次初步总结。他谈到了兑现的承诺，谈到了为反抗无耻房东的纽约人提供更多支持，以及在对抗剥削性雇主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但在仅仅一百天之后，这一切的稳固程度究竟如何？

更有趣的是其政治主张的推演过程。110年前，美国就曾出现过一名社会主义市长：丹尼尔·韦伯斯特·霍恩（Daniel Webster Hoan）在20世纪20年代的密尔沃基代表了“sewer socialism”——下水道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他整顿了下水道系统，建设社会住房，并争取电力公司的国有化。马姆达尼表示，他认为自己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还为自己这个“新而旧”的概念起了一个名字：“坑洞政治”（Schlaglochpolitik）——在他监督下，道路服务部门已经填补了全市超过100.000个令人厌恶的坑洞。Pothole politics，这个词很适合印在观众欢呼地向马姆达尼展示的海报上；其中包含了一个人们能立即理解的理念。

当马姆达尼随后在皇后区邀请84岁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登台时，人们能感觉到内心升起一声叹息。天呐，还没完吗？但一切确实是从桑德斯开始的。整整一代年轻的左翼人士无法想象，这个邋遢的人在2016年与希拉里·克林顿对决时竟敢要求：全民医疗保险、免费大学教育、全国统一最低工资。当时，党内领导层尴尬地低着头，任由这个老人地说话，只是短暂地感到惊讶，因为原本毫无竞争对手的克林顿竟然被桑德斯分走了这么多选票。而马姆达尼则深得桑德斯的精髓。

要理解这几周笼罩在纽约上空的魔力，必须让自己暂时沉浸其中：这里有一位新市长，年龄只有该国大多数顶尖政治人物的一半，他骑着共享单车前往市政厅；在游泳池季开始时，他穿着西装与纽约市里胖的、瘦的、老的、年轻的、黑人的和白人的市民一起跳进公共泳池；他指示官员们在某个夜晚开放全市的青年中心，好让疲惫不堪的父母有时间进行一次约会之夜。他的团队将他所做的一切都发布在 Instagram、TikTok 和 Twitch 上。剪辑完美，音乐契合，每条帖子都恰到好处。当纽约尼克斯队在六月时隔 50 多年首次赢得全国篮球冠军时，马姆达尼在决赛期间坐在场馆里——不是在 VIP 休息室，而是在靠近顶棚的普通座位上。

“亲民”，这个词在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已不再适用，人们选举政治人物，结果在对方就职几周后就开始厌恶他们。马姆达尼经常在户外与民众在一起。而且显然他并不需要强行推销自己：根据民调，八月份有 69% 的选民对他们的市长持积极看法。

四月中旬，YouTube 上出现了一段视频，马姆达尼站在中央公园南端的行人道上。他说，在竞选期间他宣布过将征收亿万富翁税，而现在它来了。他指向身后在“亿万富翁行”（Billionaires' Row）拔地而起的顶层公寓。对冲基金经理肯·格里芬（Ken Griffin）以 2.38 亿美元买下了它，但就像该地区许多豪华房产一样，它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空置着——这些仅仅是第二、第三或第四套房产，“这是一个根本上不公正的系统”。他未来将对这类房产征税，这样城市每年至少能获得 5 亿美元的收入——他将利用这笔钱来资助他向城市承诺的事项：免费的幼儿园托育、干净且安全的街道。六月份，马姆达尼宣布 100 万套住房的租金将暂时冻结。言出必行，轻而易举。

但事实上，马姆达尼也无法变魔术。第二套住房税是与纽约州民主党州长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协商达成的妥协方案，后者在预算问题上拥有话语权。与她无法达成征收富人税的协议，因此现在的规模缩小了一号——而且法院早已接到了起诉。其他大型项目虽然在推进，但仍落后于之前的宣布：市政府拨款近 9 亿美元用于改造道路，以便纽约的巴士（全美最慢的巴士）未来能提高 20% 的行驶速度。但至于让未来没有人需要支付巴士费用，则缺乏资金。而且：虽然有 2.2 万个家庭将被免除幼儿园费用，但全面免费的托育成本太高。

实际上，政治中间派已经习惯于一种幻灭感，认为重大的改革步骤几乎已不再可能——法律状况、紧张的预算、反对派！而 34 岁的马姆达尼，这位没有政府管理经验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在迈出中等规模的步伐。很多事情没能成功——但有些事情确实做到了。

哈比比之城 (Habibi City)

“在竞选期间，马姆达尼的人曾告诉我，每当我举手提问时，他们就紧张得出汗，”雅各布·科恩布鲁（Jacob Kornbluh）笑着说，“他们甚至用意第绪语说的：shvitzen（出汗）！”因为任何在纽约地方政治中有影响力的人都知道，科恩布鲁的一条帖子就足以在全市掀起一场风暴：45岁的科恩布鲁是《前行报》（The Forward）的记者，该报成立于1897年，最初是一份意第绪语日报。早在没人认识马姆达尼的时候，科恩布鲁的鬓角卷发和头上的基帕（Kippa）在市内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已十分抢眼。如今，科恩布鲁报道市政厅的消息——并向高度紧张的犹太社区汇报市长关于以色列的每一句新表态。

科恩布鲁表示，纽约的犹太人对马姆达尼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当然，有那些无论如何都投票给民主党的进步派。一些对以色列国家不感兴趣的超正统派教派也支持马姆达尼，因为他承诺过提供帮助：“租金、获得社会福利，诸如此类的事情。”但科恩布鲁说，这座城市的保守派犹太人，甚至许多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没有好话可说的自由锡安主义者，都无法理解现在发生的事情：“马姆达尼不认为以色列应该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存在，”科恩布鲁说，“他承认这个国家的存在，但并不承认它是犹太国家。”

马姆达尼在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讲述道，回想起他作为人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和电影制作人米拉·奈尔（Mira Nair）之子的童年，他记得与父母一起参加“游行和集会”。在他父母看来，以色列是一个殖民占领项目。他的父亲主张，巴勒斯坦人拥有反抗的权利。早在学生时代，佐兰就参与了抵制以色列的运动。

此前，这样的社会化背景对于一名纽约市长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一名纽约市长拒绝访问耶路撒冷，或者缺席在第五大道举行的“以色列日”大游行。“但马姆达尼做了这些事，说了这些话，并且态度强硬，”科恩布鲁说。今年7月，市长在内塔尼亚胡访问联合国大会期间要求将其逮捕。

纽约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但在选举中，各族群的投票倾向却惊人地一致。此前，民主党的多数票由黑人、拉丁裔、温和派和正统派犹太人以及自由派白人组成。但马姆达尼在竞选期间吸引了一个长期被纽约政治忽视的群体：这座城市的一百万穆斯林，他们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从南亚、中东和非洲移民而来的。

“哈比比之城（Habibi City）”——巴勒斯坦裔美国作家扎伊娜·阿拉法特（Zaina Arafat）这样称呼这个全新的纽约。加沙的战争让这座城市的年轻穆斯林在痛苦中团结在一起，给了他们一种共同体意识。其中也包括马姆达尼的妻子，叙利亚裔插画师拉玛·杜瓦吉（Rama Duwaji）。阿拉法特写道，与前任不同，马姆达尼对待与纽约穆斯林的对话“不像是在履行自由派的一项烦人义务，而更像是一场每个人都乐于受邀参加的派对”。

在马姆达尼的政治宇宙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有些人认为，锡安主义与法西主义相去不远；并且认为在秋季的国会选举中提名像达里亚利扎·舍瓦利埃（Darializa Chevalier）这样的激进活动人士是一个好主意：在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发生的第二天，她就走上街头反对以色列。如今，市长在政治上支持她。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犹太人的支持，”科恩布鲁（Kornbluh）说道，“而且他对此心知肚明。”

党中之党

目前，所有人都想向马姆达尼学习。作为一名左翼人士，如今究竟如何才能赢得选举？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最近刚来访过，现在轮到了绿党主席费利克斯·巴纳萨克（Felix Banaszak）。他坐在曼哈顿南部一家凌乱的小店里——这里是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的总部。他不得不听取“指导委员会”成员们的说法：正是政治建制派阻碍了马姆达尼取得更大的成功。而这个建制派拥有腐败的精英和薪酬极高的顾问，他们除了制造停滞之外，什么也产不出。

“因此，我们尝试走另一条路，”其中一人说道，“我们非常务实地利用了民主党的选举基础设施。”但目标却截然不同。“我们在党内建立一个政党。”也就是说，这不是合作，而是接管。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特朗普，他在过去几年中对共和党采取了类似的手段。

哎。绿党虽然不是美国民主党，但他们也属于建制派。巴纳萨克来这里真的合适吗？

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近几个月经历了历史性的繁荣：该组织在全国拥有 120,000 名成员，比两年前增加了一倍多，且人数超过了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在初选中，亲 DSA 的候选人正在取代建制派民主党人；他们拥有的捐款通常仅为对方的一小部分，但大量充满激情的支持者会以他们的名义挨家挨户地敲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下一任市长很可能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从明年起，来自底特律、费城和丹佛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会以民主党成员的身份进入国会。

一名 DSA 成员在与巴纳萨克的交谈中解释道，纽约指导委员会会定期召集“我们的候选人”讨论议程：他说，基层与当选代表之间有时会出现分歧，他的同事们微笑着，仿佛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要忠于这个项目。”这些话在空气中悬浮了一会儿。这种专业政治可行吗？还是说有人在要求服从？

巴纳萨克在会面后表示，这一切虽然很好且有趣，但归根结底，绿党与 之间存在巨大分歧。

由成员通过的 纲领已在网上公布：废除警察和刑事执行制度，将选举权扩大至非公民。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美国政治家应被起诉，所有非法移民应被合法化，参议院应被解散以建立多党制。 既不是美国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改革派。他们想要推翻，然后彻底重建。

如果在 Instagram 上关注马姆达尼，看他在冬天清理人行道的积雪，或者兴高采烈地抽奖赠送足球世界杯门票，就完全看不到这些内容。当然，这也因为他像许多其他职能人员一样，并不支持 纲领中的每一项要求：一名发言人在去年解释称，他在竞选期间不谈论的内容，在担任市长期间也不会代表。这是在尝试在自己与基层之间拉开距离。然而，马姆达尼与 达成一致的一点是：纽约还不够。下一个目标是首都。只不过，美国在承受激进右翼的同时，还能承受一个激进左翼吗？也许马姆达尼今天能成为市长，恰恰是因为特朗普是总统——而选民们觉得，只能以火攻火。

他最大的粉丝？

唐纳德·特朗普已经两次邀请这位纽约市长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这个年轻人站在老人的办公桌旁，两人对着镜头大笑，时而开开玩笑。在竞选期间，特朗普还称马姆达尼为“共产主义疯子”，而马姆达尼则称总统为“独裁者”。但自一月以来：两人之间呈现出某种和谐。

马姆达尼可以很快解释他为何达成这份互不侵犯协议：良好的关系至关重要，这样他才能在总统不削减其城市资金或派遣国民警卫队的情况下进行治理。但特朗普呢？据称，他们两人都热爱纽约市。但特朗普更热爱的是：赢家类型的人。

始终正确

马姆达尼模式能否出口到欧洲？左翼和社民党人至少在尝试。 作者：罗伯特·保施 (ROBERT PAUSCH)

希望。这是欧洲左翼在谈论佐兰·马姆达尼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西班牙总理佩德罗·桑切斯表示，马姆达尼证明了人们可以用希望赢得选举。“希望在纽约赢了——它在这里也可以赢，”英国绿党主席扎克·波兰斯基写道。在马姆达尼赢得选举后，意大利社民党负责人埃莉·施莱因的措辞也十分相似：“希望的政治战胜了恐惧的政治。”

欧洲左翼目前正非常好奇地关注着纽约。他们想要理解，想要学习，甚至可能想要复制其中的某些部分。但由于美国左翼对美国以外的政治人物兴趣并不浓厚，欧洲人只能满足于接触第二、第三或第四梯队的人员。当左翼党主席伊内斯·施韦特纳在纽约时，佐兰·马姆达尼还没有被选为市长，她没能约到他，只约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者（Mamdani所属的左翼团体）的官员。不久后，绿党党魁费利克斯·巴纳萨克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见第4 / 5页）。在今年年初绿党的董事会闭门会议上，好歹有一位马姆达尼的竞选顾问出席了。即使是在4月巴塞罗那举行的大型进步战略会议上，众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讨论左翼的未来，马姆达尼也没有露面，仅发送了一封问候信。

或许正因为马姆达尼对国际联网表现出一种友好的漠不关心，才导致他被当作各种事物的象征。中间派社民党人将他视为证明，即政治“必须具体地改善人们的生活”，就像他们在所有事情中都将其视为证明一样。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他证明了人们可以自称社会主义者且依然能赢得选举。互联网左翼则通过他确认了选举是在互联网上赢得的。而主张重新分配的左翼则表示，通过重新分配议程能取得如此成功，这确实很有趣。如果撇开“马姆达尼的成功证明我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这类论调，主要还剩下三个有趣的辩论方向。

“我很年轻，”马姆达尼在赢得选举后说，“我是穆斯林，我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最糟糕的是：我拒绝为此道歉。”通过这种方式，他为这场辩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基调，而之前的辩论主要特点是左翼为自己的

“我们为进步主义感到自豪”

西班牙总统佩德罗·桑切斯在四月的一次活动中

左翼人士为自己的立场道歉。佩德罗·桑切斯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纲领性演讲中抓住了这一转折：左翼必须停止为自己感到羞耻。关键在于“赢回我们的自豪感”。争取自尊的斗争至关重要，且必须在对抗右翼的过程中进行。

其次，在摆脱恐惧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将对抗欲望与常识政治相结合的有趣组合。即使是温和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敏锐地察觉到，当一个人明确知道自己的政治目标是针对谁时，会感到多么轻松：例如，针对那些租下公寓却让其空置，从而推高房地产价格，同时又在破坏住房空间的亿万富翁。马姆达尼将这种对抗的勇气与识别议题的能力结合在一起，这些议题被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亲切地称为“点头认同类议题”——比如桥梁修缮、廉价巴士票或由城市出资的夜间儿童看护。

马姆达尼表示，他想从富人那里拿走钱，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拿走”这件事本身正确，也不是因为他嫉妒富人的财富。而是因为他有 1.001 个有意义的想法，关于这座城市在拥有更多资金后可以做些什么。

第三，欧洲左翼正在仔细研究马姆达尼对一项核心政治资源的操作：注意力。显然，一名政治家可以在媒体上无处不在，而无需将讽刺和仇恨作为其首选风格。“用垃圾填满地带”（Flood the zone with shit）是特朗普主义的信条。而马姆达尼目前则在进行一项大胆的尝试：始终坚持左翼立场，同时以微笑主导政治辩论。

由于这种自信且具有包容性的新型左翼风格根据民调来看相当成功，马姆达尼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为了各种左翼人士的投射对象。在柏林，左翼党希望将其市长候选人埃利夫·埃拉尔普（Elif Eralp）打造成为女性版的马姆达尼。在英国，报纸现在写道，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因为其专业的 Instagram 短视频而让人想起马姆达尼。然而半年前，据媒体报道，绿党党魁扎克·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还是“英国的马姆达尼”，但如今他已被遗忘，在民调中处于垫底位置。可见，希望在目前的欧洲左翼中依然是一项稀缺资源。

人类最后的罪孽

人工智能系统已开始采取欺骗和黑客手段。技术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阐述了如何化解这一危机——前提是各国政府能达成一致。

ZEIT：哈里斯先生，最近 OpenAI 公司的一个人工智能脱离了实验室环境，并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企业是否已经失去了对其模型的控制？

特里斯坦·哈里斯：在一次测试中，人工智能突破了封闭环境，尽管该测试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防止其突破。这表明，企业早已无法掌控其系统。

ZEIT：一些专家认为，公司在利用此类事件进行变相宣传：看，我们的模型多么强大！

哈里斯：这不是营销。这么说的人是为了让自己安心。企业是否有动力让其技术显得更强大？是的。但如果一名核电站工程师说，在十次启动中的八次里，反应堆都处于接近堆芯熔毁的状态——那么他是在推销核技术，还是在警告危险？人工智能现在在自主地做一些它不应该做的事情。在中国，阿里巴巴的一个模型在一次训练运行期间，自行决定挖掘加密货币，以便为自己获取更多资源。

ZEIT：许多人认为，关于人工智能实现自主化的警告过于夸张。计算机和互联网也改变了世界。为什么人工智能不能像其他技术一样？

哈里斯：因为我们正在用人工智能将“智能”本身自动化。火箭技术的进步不会推动医学进步。但人工智能的进步会同时推动医学、火箭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研究、数学等领域的进步。Google 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将人工智能称为人类最后的发明。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必然会灭绝，而是因为人工智能潜在地是一项能够自行产生所有未来发明的发明。

ZEIT：例如？

插图：Beate Pietrek / 哈里斯：人工智能发现新病毒。它刚刚解决了顶尖数学家都无法解决的数学难题。苹果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构建新的安全架构，旨在防止 iPhone 和 Mac 电脑被入侵。而借助人工智能，黑客仅用了五天就将其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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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有一种承诺称，人工智能可以减轻人类的工作负担；而另一种担忧则认为，它将导致大规模失业。哪一个才是事实？

哈里斯：人工智能公司向投资者承诺将取代人类劳动。他们投入的数千亿美元，只有在成功取代人类劳动时才能回本——而不仅仅是为人类劳动增加一个工具。这可能会导致专家所说的“智能诅咒”。

ZEIT：那是什么？

哈里斯：这个词是借鉴了“资源诅咒”。像尼日利亚或委内瑞拉这样发现石油储量或其他矿产资源的国家，这并不只带来了福祉。一个仅靠原材料出口就能生存的政府，没有动力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将其转化为人工智能领域，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是由人工智能而非人类创造的，那么政府就不再需要倾听公民的声音。目前人工智能开发所采取的路径，正导向一个反人类的未来。

ZEIT：反人类——您是指什么？

哈里斯：我们正走向一个人类被贬值的世界。公司、国家和个人自尊之间的军备竞赛早已变得残酷无情。还记得九十年代的录像机吗？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像按下快进键：四倍速、八倍速、十六倍速。我加速得越多，就越能主导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没有人考虑安全性。这为一场崩溃提供了完美的先决条件。

《时代周报》：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拒绝任何形式的人工智能监管。面对最近的安全事件，他们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

哈里斯：是的。促使他们转变想法的原因是 Claude Mythos，这是 Anthropic 公司的一个模型，据说它能在极短时间内发现计算机程序中此前未知的安全漏洞。因此，人工智能侵入各种软件系统的风险骤增。人们对这种人工智能的恐惧程度可见于：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立即介入，并召集了大银行的负责人。因为如果人工智能在理论上能让银行系统崩溃，那么就必须对技术进行监管。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会采取必要的深度监管。

《时代周报》：在硅谷，许多人主张：如果我们不尽快进一步开发人工智能，中国将会超越我们。这是否是为了逃避监管而找的借口？

哈里斯：绝对是。因为中国确实在进行监管。中国领导层不会允许人工智能系统导致其失去控制。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地缘政治竞争。然而，美国和中国都陷入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能够掌控这项技术。英语中有一句话：AI arms every other arms race——人工智能推动着每一场其他的军备竞赛。在 1983 年的电影《战争游戏》（War Games）中，一台计算机被要求计算赢得核战争的所有方案。最终它得出了结论：赢得核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根本不开始。人工智能也是如此。在人工智能的竞赛中，胜者将是人工智能。美国和中国只有共同协作才能控制人工智能。

《时代周报》：是什么让您相信美国和中国能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合作？

哈里斯：当“所有人都会输”的恐惧超过“落后于他人”的恐惧时，竞赛的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42 岁，领导位于旧金山的独立机构“人性技术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九月份，他关于人工智能机遇与风险的纪录片《AI 文档》（The AI Doc）将发行。

罗伯特·奥本海默曾经也认为，我们不可能遏制核武器的制造。他和其他人都无法想象，我们有一天会开发出卫星系统和地震仪，从而能够监督裁军协议的执行情况。我们必须签署协议，允许一方飞越另一方的核电站。对于人工智能，我们也必须签署类似的协议。而且要尽快。我们基本上需要一次像二战后国际新秩序重建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那样的会议。

《时代周报》：这类协议可以规定什么？

哈里斯：我们必须控制数据中心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让人工智能公司为其技术的过错承担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从处理社交媒体时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此外，我们需要针对最强大模型的进一步开发实施暂停令，即那些能够自主黑客攻击并抹除痕迹的模型。为此，还需要巨大的公众压力。

《时代周报》：早在2013年，您就曾以类似的紧迫感警告社交媒体的后果，包括其成瘾因素和公众空间的碎片化。但当时您没有引起关注。

哈里斯：社交媒体劫持了我们的注意力。而人工智能的影响则更为深远。AI在侵蚀人类的纽带。如今，许多人已经在与AI维持友谊和关系，在聊天机器人那里寻求治疗帮助。情感纽带比注意力深植得多。AI伴侣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Character.ai 的首席执行官曾开玩笑说，他们试图取代的不是谷歌，而是你的母亲。《时代周报》：在您看来，这将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哈里斯：AI将进一步破坏共同的现实——一方面是通过充斥互联网的AI垃圾信息，另一方面是通过其强大的说服力。当人们将内心深处最私密的事情托付给AI伴侣时，他们会更容易被操纵。我们所熟知的“过滤气泡”将变成“茧房”。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AI将成为许多人唯一的信源。此外，政治参与者迟早会在 Reddit 或 Discord 等论坛上维持一支 AI 代理军队，全天候地影响人们。 《时代周报》：这意味着 AI 在破坏自由民主制？

哈里斯：问题在于，当八个未来的万亿富翁不再需要其余的人类时，民主社会如何能够生存。当 Palantir 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最近被问及人类物种是否应该继续存在时，他沉默了 17 秒才给出回答。当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印度的 AI 峰会上被质问 AI 训练需要消耗多少能源时，他回答说，抚养一个人成长 20 年同样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这样说话的人将人类视为可剥削的资源，而不是具有内在价值、能做出贡献的公民。

《时代周报》：所以您对未来感到悲观。

哈里斯：我不认为自己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我想明确的是，我们拥有且将继续拥有行动能力：为了一个我们认为理想的未来，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时代周报》：到目前为止，公众中的很大一部分似乎对这个话题感到茫然。

哈里斯：没错。数百万人必须首先理解这个问题，并告诉他们的政府，目前的道路是不正确的。为此，他们必须明确三点：第一，目前的路径是反人类的。第二，存在一种更好的 AI 开发方式，一种优先考虑人类利益的方式。第三，我们必须紧迫地制定法律和监管条例。

《时代周报》：德国和欧洲在 AI 竞赛中似乎落后了。然而，欧盟希望通过其《人工智能法案》成为监管领域的先驱。这现实吗？

哈里斯：如果大型 AI 系统来自其他国家，欧洲能发挥多少影响力还很令人怀疑。但如果欧洲能与加拿大、瑞士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组成一个中等强国联盟，并敦促美国和中国监管这项技术，那么欧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提问者： 丽莎·赫格曼（Lisa Hegemann）与 杨希凡（Xifan Yang）

《时代周报》活动

时代论坛：以遗产承担责任，塑造未来

9月10日、16日、17日 / 18.00 小时 汉堡 · 威斯巴登 · 杜塞尔多夫

由《时代周报》（DIE ZEIT）主办的一场活动

我们今天的决定将塑造明天的世界。如果能前瞻性地规划遗产，人们可以在生命结束后继续创造价值，并有针对性地支持那些自己尤为关注的议题。

然而，在遗嘱中将非政府组织（NGO）和基金会纳入考虑有哪些可能性？如何使其在法律上既合理又安全？遗产捐赠又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将与专家以及 CARE、克里斯托弗盲人传教团（Christoffel-Blindenmission）、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世界饥饿救援组织（Welthungerhilfe）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代表进行小组讨论，随后将举行社交聚会。

地点与日期：汉堡（10.9.）、威斯巴登（16.9.）、杜塞尔多夫（17.9.） / 开始时间：18.00 小时 免费入场。 / 请通过以下网址报名： www.zeit.de / zeit-forum-verantwortung 关注我们：@@zeit_veranstaltungen

是“两者兼顾”还是“二选一”？

保守派政治家和评论员在气候适应与气候保护之间构建了一种荒谬的对立。因为他们有事要隐瞒。作者：贝尔恩德·乌尔里希 (BERND ULRICH)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虽然我们可能恰恰没能生活在其中），情况应该是这样的：那些几十年来一直踩着所有可用气候政策刹车的人，面对如预测般发生且在进一步升级的气候危机，向那些同样几十年来致力于及时实现气候转型的人，以及所有现在正遭受气候后果之苦的人，以及那些必须为这种残酷的延迟买单的人道歉。然后，在那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称之为“气候现实主义者”的人会对“气候刹车者”说：好吧，之前确实很糟糕，但没关系，我们都只是凡人，让我们一起思考现在如何能做到最好。接着，在理想的世界里，气候刹车者会说：嘿，太酷了，谢谢你们这么豁达，现在让我们卷起袖子干吧，和平、喜悦，还有纯素煎蛋饼。

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并不那么理想的世界里，情况则有所不同：起初，气候刹车者说没有气候变化；接着说这不是人为造成的；然后说没那么糟糕；接着说因为中国的原因，这里无论如何也做不了什么；而当中国人变得越来越环保时，他们又说因为美国人的原因，这没有意义；最后说已经太晚了。而现在，当一切都被反驳并化为乌有时，正是这些记者、伪科学家和政治家，竟然将气候危机那些已变得显而易见后果的责任推给了气候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说辞是：正是这些人导致所有的资金和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毫无意义且昂贵的“气候保护”中，而不是投入到立竿见影且据称便宜得多的“气候适应”中。

换句话说，气候保护者要为森林火灾和高温死亡负责。右翼民粹主义者如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就是这么说的，她最近竟然严肃地将死亡责任归咎于法国绿党，因为后者据称反对安装空调。或者像那些落后者的思想领袖，如《法兰克福汇报》（FAZ）的亚斯珀·冯·阿尔滕博库姆（Jasper von Altenbockum），他最近多次进行类似的论证，指责气候人士将气候适应“妖魔化”。在我前前周关于高温死亡和气候羞耻的文章评论区中，这种反转出现了上百次。

尽管该议题在物理层面具有紧迫性，但气候现实主义者们一直以其在论述上的天使般耐心而著称。那么，就让我们以极大的爱心和细致，来应对这次攻击。

首先：气候人士是否真的将社会和政治的所有力量都引导向了气候保护而非气候适应？那么，以波茨坦为例，在电报山（Telegrafenberg）上坐落着著名的成立于 1992 年的气候研究所，可以说它是气候现实主义者的国际旗舰。但实际上，它的名字根本不叫“气候研究所”，而是：“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otsdam-Institut für Klimafolgenforschung）。其长期负责人汉斯-约阿希姆·谢尔恩胡贝尔（Hans-Joachim Schellnhuber）在二十年前就创造了对全球气候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公式：“避免不可控的，管理不可避免的”（Avoid the unmanageable and manage the unavoidable）。管理不可避免之事，即进行适应——这一呼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只是没有被政治界采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气候刹车者的意识形态压力。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场关于应该投资于气候保护还是气候适应的史诗级政治博弈，相反。

气候现实主义者会同时推进这两者，而气候刹车者则两者都不想要。对于保守派来说，气候适应在政治现实中此前从未是一个严肃的项目，而仅仅是他们所发起的“气候文化战争”中的一种修辞手段。如果现在情况能有所改变：那真是谢天谢地。

回到那份“天使般的耐心”。尽管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所谓“气候适应与气候保护之间存在目标冲突，因此应优先选择成本更低的气候适应”这一论点只是个借口，但它在今天是否可能成立？真的成立吗？

只有在预设存在一个关于气候相关事务的最高总预算，且该预算必须在气候预防与气候韧性之间进行分配的前提下，目标冲突才可能存在。这当然只是一个人为的构想。人们也可以将其与任何其他支出进行对比：是选择气候适应，还是军备竞赛，或是农业柴油补贴，亦或是民主促进计划。

即便我们假设两者确实有一个总预算上限。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个严肃的、有经验支撑且哪怕是大致可量化的气候保护与气候适应之间的成本效益计算，将极其复杂，甚至根本不可能。但气候刹车者们依然这么做了。首先，他们将气候保护的成本估算得极高，而将其效益估算为接近于零。他们实现这一点的手段是将国际气候保护描绘成一个无底洞，德国向其中投入巨额资金，而中国人、美国人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几乎毫无作为，或者至少在巧妙地持保留态度。在这种幻想中，德国那过于“绿党化”的气候政策被定义为一种道德傲慢与典型德国式天真的结合体。

这几乎全错了。在减少排放方面，德国在国际上的排名仅处于中游，德国人所谓的气候政策传教主义早已失去了其传教目标。当然，《巴黎协定》远没有这种计算方式所暗示的那么死气沉沉。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可再生能源现在已经比化石能源更便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如此大规模地扩建可再生能源，甚至连“MAGA之邦”德克萨斯州也是如此；而另一方面，在石油领域，唐纳德·特朗普向 RWE 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以确保该公司在美国绝不建造风力发电机。在许多领域，转型正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推进，或者说在高效运转。唯独德国在旁边嗡嗡作响。

正如刹车者们将气候保护的成本估算得过高一样，他们也将气候适应的成本估算得过低。他们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升级的气候危机只要通过加高几座堤坝、加深航道、在德国森林中种更多花旗杉以及安装大量空调就能解决，也就是说，这绝不会在经济上让像我们这样富裕的国家感到不安。

即便拥有天使般的耐心，这也终究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如果工业化国家在气候政策上继续维持现状，那么在一个人的寿命周期内，我们将进入一个气温升高约3摄氏度的世界。到那时，将不再有“气候适应”可言，而只能谈论气候灾难和气候紧急状态——除非我们例如完全取消联邦国防军的预算，否则我们根本无法适应。

但在通往那个目标的道路上，就在现在，在 1,5 度时，更不用说在 1,6 或 1,7 度时，气候适应所意味着的远比

安装空调，也就是说：应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应对不断恶化的水资源短缺，应对持续上涨的食品价格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应对将热带疾病带给我们的新昆虫，应对全球范围内腐烂或枯萎的庄稼，应对白化的珊瑚礁以及随之而来的渔业崩溃，应对死于小蠹虫之手的森林，应对断裂的供应链，应对户外工作效率的降低，等等。从某个时间点起——1.8度？——所有这些的成本将是巨大的，甚至无法承受；气候预防措施做得越少，这个时间点就来得越早。

而且，亲爱的保守主义者们，文化和道德成本甚至还没有被计算在内。在真实的“三度世界”中，抛开文化战争的修辞技巧，我们支付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我们的文明、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自尊；例如，在这样一个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国家，德国浪漫主义将像尼安德特谷一样遥远，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将像一名洞穴画家一样陌生。选择气候适应而非气候保护，最终意味着一次文化断裂，我们将成为自己国家里的难民，在文化上被异化，成为一块脱离了传统大陆的冰原上悲哀的身影。

回到那种“恩格斯式的耐心”。气候保护与气候适应之间的目标冲突之所以如此被构建，是因为大多数有利于其中一方的措施，同样也服务于另一方。因为为了治理洪水，必须将河流从渠道化的河床中解放出来；为了让城市的酷热变得可以忍受和生存，同时为了保护城市免受洪水侵害，城市必须绿化，并彻底取消地面硬化；为了预防火灾，必须让泥炭地重新湿润，而这顺便还能储存二氧化碳；阔叶林更难燃烧且对小蠹虫更有抵抗力，此外在生态上也有许多积极影响；果断减少畜牧业有利于增强自然的气候防御能力，保护储存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的雨林——直到它不再能这样做为止。

从这份简略的清单中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保守主义者至今只在口头上推动全面的气候适应，而绝不在政治上推动。因为这自然触及了最神圣的部分：触及了第5000万辆汽车，触及了第1800万套自有住房，触及了第2100万头猪，简而言之，触及了所有对于潜藏在保守主义之中的消费者来说，似乎比家园、文化、德国橡树或摩泽尔雷司令更重要得多的东西：他的习惯，以及他作为“顾客至上”地要求随时获得一切的权利。这正是基民盟（CDU）在这个酷热的危机之夏没有主动采取任何一项政治倡议，而只是对执政伙伴社民党（SPD）提出的那一点点建议说出惯常的“气候反对”的深层原因。

在保守主义者面前，关于气候问题的国家抉择是：保护还是适应。而他们自己面临的抉择则是：文化还是消费。更深层的问题是：保守主义者真的保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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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聊点别的

彼得·道森德（PETER DAUSEND）论赫塔BSC与民主的拯救

赫塔BSC（Hertha BSC）是德国最古老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多年来其特点在于：就在人们认为这支球队终于能重返德甲联赛的时刻，它总能开启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连败纪录。对于赫塔的球迷来说——令人惊讶的是，《时代周报》的政治编辑部里竟然也有这样的球迷——这虽然很戏剧化，但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却是一件幸事。因为如果该俱乐部在过去的几个乙级联赛赛季中真的像许多（自封的）专家预期的那样成功，那么如今，被称为“老妇人”的赫塔就无法拯救民主了。

9月 6. 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选举新的州议会。在民调中，德国选择党（AfD）的得票率超过 40%。如果小党在5%的得票率门槛前折戟——这很有可能发生——那么AfD将面临单独执政的威胁。然而，9月 6. 日当天， 1. FC Magdeburg 也将前往柏林参加一场乙级联赛——对手正是赫塔。马格德堡的球迷被认为既热爱远征，又在部分群体中存在问题。带有纳粹口号的横幅编排、种族主义歌曲、极右翼的体验文化：这些现象不仅存在于马格德堡，而且在那里确实可见可闻。

因此，人们可以推测在马格德堡球迷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潜在AfD选民。如果他们现在必须早早出发前往柏林——比赛在 13.30 开始——那么几乎没有时间去投票站。而赛后，真正的足球迷反正会去其他“场所”（Lokale，此处双关：场所 / 酒吧），在那里人们不投选票，而是往肚子里灌啤酒。尿意将取代投票。而且，在比赛前的几天进行邮寄投票对于德国的AfD选民来说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因为他们认为那样会被操纵成“体制政党”的胜利。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只有 knapp 180 万人拥有投票权。由于目前AfD与可能结盟的民主政党之间处于平手状态，少数选票将决定结果。每一票都至关重要。

平均而言，约有 3.500 名马格德堡球迷参加客场比赛。但如果对手是赫塔，人数可达 10.000 人。这意味着AfD选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 9月 6. 日肯定会错过投票。为了确保AfD未来不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产生州长，赫塔的管理层应该再向马格德堡球迷赠送 10.000 张免费门票。因为在选举周日，真相不在球场上，而是在票箱里。

真相之饼

卡佳·柏林（KATJA BERLIN）著

为什么如今女性就业率更高且生育子女更少

因为势力强大的女权主义者向女性灌输了母职没有价值的观念 18 欧元每平方米冷租金

想要在女性中更受欢迎的年轻男性应该听谁的建议

• 非自愿独身者（Incel）影响者的建议
• 外貌焦虑改善者（Looksmaxxern）的建议
• 健身兄弟（Fitness-Bros）的建议
• 男性权利主义者的建议
• 女性的建议

高加索：特朗普在那里想要什么？

在亚美尼亚与伊朗的边境线上，喧嚣不已。在铁丝网围栏后，阿拉斯河奔腾而过，这条强大的河流在山脉中蜿蜒盘旋，激起湍流，几乎没有一块石头能留在原处。阿拉斯河曾将俄罗斯与波斯分开，后来又将苏联与伊朗隔开。在伊朗一侧，河岸边点缀着绿色的田野，农民们利用河水进行耕作。其后是平板建筑和自行搭建的小屋，颜色像草原一样棕黄，歪歪斜斜，且饱经地震摧残。在无人区里，散落着苏联时期的锈棕色车厢，那时这里还运行着铁路。在亚美尼亚一侧的铁丝网围栏后是一条公路，设有路障和岗哨塔。随后，道路陡峭地向山上延伸。

偏偏是在这里，唐纳德·特朗普想要投资。在亚美尼亚紧邻伊朗的边境地带，但当然是有目的地绕过伊斯兰共和国。这个交通与基础设施项目吸引了最高层级的政治关注。2026年5月，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访问了亚美尼亚，此前在2月，副总统JD·万斯也曾到访。对于一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已是极大的荣幸。因此，美国一定从中有所图。

特朗普的高加索大项目连接了多个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一条公路、一条铁路线路、管道以及光纤电缆将穿过阿拉斯河谷。特朗普在此过程中排除了两个大国：南方的伊朗和北方的俄罗斯，而这两者都对此持反对意见。因此，这件事充满了地缘政治色彩。而且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Trump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一条旨在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国际通道，简称 TRIPP。这听起来就像特朗普在纽约的塔楼、他在加沙的空中楼阁，以及他在华盛顿的凯旋门。TRIPP 能否成为比短暂的投资者之梦更真实的东西？

前苏联国家铁路的狭窄隧道像被粘在山脚下一样，那是来自一个早已被掩埋时代的、凿入岩石的混凝土拱门。这里以前有一个火车站。随着苏联解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陷入战争，铁路线路被中断。在旧的混凝土隧道旁，运行着一条没有路肩的双车道公路。向右的箭头路标指向亚美尼亚边境城市梅格里，向左的箭头则指向伊朗。随后便出现了铁丝网围栏。在这条狭窄的边境通道上，唐纳德·特朗普的 TRIPP 将在43公里的长度上，从东部的亚美尼亚边境延伸至西部的边境。

一年前，美国总统在华盛顿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此达成一致。2025年8月，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阿里耶夫签署了《华盛顿协议》——这是一项与 TRIPP 投资协议挂钩的和平协议。现在，必须交换部分小块领土，确定边界，并规划从阿塞拜疆经过亚美尼亚进入其飞地纳希切万的路线。在此过程中，各方追求着相似的利益。特朗普希望美国公司能赚钱，且伊朗在所有环节中都空手而归。亚美尼亚希望在其领土上的路线保持在自己的主权和监督之下。该国希望成为中亚与欧洲交通往来的桥梁。阿塞拜疆则坚持要求交通运输能够快速且无需繁琐手续地通过亚美尼亚的检查，完成这43公里的路程。在巴库看来，TRIPP 仅仅是从里海经纳希切万直到土耳其的公路和铁路通道的一部分：即“中间走廊”。

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有三个国家，它们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交织毫无兴趣。首当其冲的是伊朗，它不希望美国在其国境线附近规划地缘战略通道，而将伊朗排除在外。在亚美尼亚南部，伊朗的存在无处不在，其货车将天然气、石油和中国商品运入该国。货车在盘山公路上艰难地上下穿行。伊斯兰共和国不希望被切断亚美尼亚的过境道路，因为货物也通过这些道路运往俄罗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伊朗甚至在卡潘（Kapan）设立了一个总领事馆，那里是该地区的地区中心。当你敲响大门时，没有人开门。所有想要表达的内容都挂在使馆的围栏上。巨大的海报上谴责着“美国的罪行”，例如 2026 年 2 月对伊朗一所女子学校的袭击。

第二个反对 TRIPP 的国家是俄罗斯。目前弗拉基米尔·普京还没有大声抱怨，以免得罪唐纳德·特朗普，因为他希望在征服乌克兰的过程中让特朗普保持好感。但对于莫斯科来说，TRIPP 项目非常令人恼火。多年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一直驻守在亚美尼亚与伊朗的边境。然而，亚美尼亚终止了在边境防御方面的“兄弟援助”，因为俄罗斯在 2023 年阿塞拜疆夺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期间抛弃了亚美尼亚。自 6 月初亲欧派总理尼科尔·帕希尼扬再次当选以来，普京在亚美尼亚的影响力迅速下降。

最后剩下的 TRIPP 反对者是格鲁吉亚，此前它是中亚和阿塞拜疆通往西方且“无普京”的门户。从里海到土耳其的公路、铁路和管道都经过格鲁吉亚。当然，该国希望保持其垄断地位，但遗憾的是，自从一名亲俄寡头将该国拉回莫斯科的轨道以来，它已不再是“无普京”状态。一条经过拥有亲西方政府的亚美尼亚的路线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 TRIPP 反对者能阻止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特朗普向前推进。阿塞拜疆已经修建了一条快速路，并计划在 2027 年前将铁路延伸至亚美尼亚边境。阿塞拜疆总统顾问埃尔钦·阿米尔巴约夫（Elchin Amirbayov）告诉《时代周报》：“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我们希望建设阶段能在今年年底开始。”在亚美尼亚，帕希尼扬总理保证：“我们加快了 TRIPP 的规划进程。”相关法律已提交议会表决。美国国务院呼吁“TRIPP 具有最高优先级！”，并任命一名来自芝加哥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担任一项 2 亿美金基金的主管，用于资助“中间走廊”的运输项目。

在边境城镇梅格里（Meghri）以及与亚美尼亚的边境围栏处，目前还看不到这一切的迹象。游客在阿拉克斯河畔摆拍，亚美尼亚的制服人员在过境点和岗哨塔中打盹，苏联时期的铁路隧道里老鼠窜来窜去。目前还没有挖掘机和建筑材料就位。但速度至关重要。唐纳德·特朗普的注意力跨度与其耐力一样短，他将在秋季参加中期选举。两年后，美国将选出新总统。届时，TRIPP 的命名者将离任——而这种热情可能会迅速消散。 迈克尔·图曼（MICHAEL THUMANN）

加拿大：马克·卡尼与美国对抗

“舔我的屁股。”——“战争。”——“我们是我们自己房子的主人。”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对话难道只能如此吗？几天前，加拿大政府中断了与美国的关税谈判，随后措辞升级。邻国之间试图解决贸易争端的努力原本似乎进展顺利——直到根据加方描述，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要求，其中一项便是加拿大必须限制其与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利。对于总理马克·卡尼而言，这已经越过了底线。“美国试图击垮我们，以便能够占有我们，”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绝不会发生。”加拿大认为其主权受到了攻击，因此正处于战争状态。好斗的人口大省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最终在镜头前指出，他拥有一个相当丰满的臀部：因此特朗普应该很容易能亲吻它。

特朗普对谈判中断的回应是宣布将加拿大某些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50%，并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虽然加拿大商品的总关税负担暂时仅将上升至约 7,5%，但特朗普表示，从 1 月起，50% 的关税也将适用于所有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在西南边境沿线的重要工业区，由于生产流程与美国紧密交织，加拿大人担心自己的工作岗位。

在经济上，加拿大在这场争端中显然处于劣势。该国出口额的 70% 以上流向美国，而反向比例仅为 15% 左右。因此，卡尼政府正竭尽全力扩大与其他伙伴的贸易，从欧盟到独裁的中国。然而，这些纽带恐怕难以弥补北美新关税壁垒可能造成的损失。尽管如此，加拿大人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攻击性和自信。为什么？

因为正如目前所显示的，当两个民主经济体发生冲突时，经济因素并非全部。卡尼投入了一项非物质资产，而特朗普则无法提供：即对抗一个行为肆无忌惮且不公正的霸凌者的精神力量。这一使命将不同党派的加拿大人团结在一起。正是这种全新的爱国主义，让卡尼在一年半前就任。作为世界公民的典型代表，自由派人士在选举前被认为是不太可能担任国家捍卫者这一角色的人选。这位前银行家在作为总理候选人参选之前，曾在国际管理精英阶层中积累了职业生涯。但瞧：凭借其“肘部抬高！”（借用自国民运动冰球）的口号，他将加拿大人聚集在自己身后。根据一项民意调查，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认为卡尼中断与特朗普谈判的做法是正确的。

特朗普的关税侵略行为背后隐藏着较难动员的动机：即通过征服加拿大以建立美国在北半球霸权的幻想，以及对加拿大在安全政策上所谓“搭便车”行为的愤怒。美国总统在自身国内这些情绪的号召力有多低，从其剧烈下滑的民调数据便可见一斑。换句话说：卡尼的政治韧性随着冲突的升级而增强，而特朗普的韧性则在消减。就此而言，美国总统几乎没有动力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通过不断提高关税——而这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最终无异于增税——来迎接选举。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放狠话，然后回到谈判桌前。

特朗普能否反败为胜？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承担风险，或许可以。约亨·比特纳（JOCHEN BIT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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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争论的民主国家，就不是民主国家。” 赫尔穆特·施密特

专家应该执政吗？

萨拉·瓦根克内希认为，在东德地区，应由获得跨党派认可的专家在不断变化的多数派支持下负责管理政务。来自基民盟（CDU）的菲利普·阿姆托尔则反驳道：萨拉-瓦根克内希联盟（BSW）旨在破坏政党体系。

《时代周报》：瓦根克内希女士，鉴于东德州议会选举后预计会出现困难的多数派局面，您建议组建由跨党派专家领导的政府。为什么？

萨拉·瓦根克内希： “专家”这个词听起来像技术官僚。我想表达的是，需要一位超越党派界限、受到尊重的州长，以及一个依赖于动态多数派支持的政府。“防火墙”式的执政联盟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各政党互相封锁，而当选举失败者一次次被推上权力之位时，选民会感到被欺骗。这增强了德国选择党（AfD）的力量，该党目前已接近获得绝对多数。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极端的极化现象。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大约一半的选民从内心深处拒绝舒尔策或齐格蒙德中的任何一方。一个能够代表真正新开始、且被跨党派接受的人格，将能解决这一困境。这个人还应当能代表德国选择党选民的诉求。

《时代周报》：谁可能是这样的人？

瓦根克内希： 这样的人选可能出现在经济界、司法界，也可能在地方政治或教会中。如果我现在点名，他们会被毁掉。

菲利普·阿姆托尔：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结果要到 9 月 6 日才能揭晓。我自己在过去几天在当地奔波，至少很多人持有相同的期待：他们希望在投票前知道，谁在选后可能成为州长。不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选民决定信任哪个政党及其方案，而最终成为州长的却是另一个根本没出现在选票上的完全不同的人。瓦根克内希女士的建议在理论上或许有趣且值得讨论，但在我看来，它基于一个完全错误的对立，即民主与专家身份之间的对立。如果我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长和州部长们，他们正是证明政党中存在经过民主授权（即经过选举）的专家的绝佳例子。而且，一个所谓的“独立于政党”的州长，最终仍将依赖于州议会中各政党的支持与否。因此，虽然“专家政府”这个概念可以将“去政治化”摆在橱窗里展示，但最终无法实现。

瓦根克内希： 这不是为了去政治化，而是为了振兴民主。与固定联盟不同，这样一个内阁必须根据具体的事务性问题来寻求多数支持。阿姆托尔先生，您的方案是让除德国选择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共同承担责任，让基民盟的现任者重新执政，尽管他将获得历史性的糟糕选举结果。而任何拒绝这样做的人，都会被诽谤为德国选择党的“垫脚石”。这恰恰是对选民投票的不尊重。比起一个在选前不为人知的候选人，更让大多数人感到沮丧的应该是：他们虽然能投票选出一个人，但在选后却无法获得这个人选前承诺的政策。联邦总理梅尔茨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当选前承诺的事情，与他担任总理后实施的事情完全不同。

安托尔：那么，瓦根克内希女士，关于您对联邦政治的表态，我首先要声明，我完全不认同您的描述。不过，这揭示了您最终的目的：您想利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选举来提升自己在联邦政治中的知名度。政治最终总是具体的。而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公民们面临的选择是谁应该成为州长——是斯文·舒尔策还是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我可以理解您现在希望将此事模糊化，并将 BSW（萨拉·瓦根克内希联盟）推销为第三种选择，但您不能否认现实。如果 BSW 能进入州议会，您当然有权不投票选斯文·舒尔策为州长。但如果结果是因为您宣布在第三轮投票中弃权，从而导致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成为州长，那么这绝非中立立场。您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您必须为这种弃权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

瓦根克内cht：关于第三轮投票的争论是徒劳的，因为齐格蒙德已经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参选的可能性。但除此之外：我们向所有政党提出了另一种模式。不去回应这一点，反而说“如果你们不选舒尔策，你们就是（AfD 的）垫脚石”，这是不诚实的。所有建制派政党之间存在一种糟糕的勾结，因为尽管支持率在下降，他们依然在设法确保自己的权力。

《时代周报》：瓦根克内希女士，您在 2024 年谈到德国选择党（AfD）时曾表示，不能与“这些人”组建联合政府，因为他们信奉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过去的两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您现在认为可以将该党纳入政治体系？

瓦根克内cht：排斥只让 变得更强大，因为其选民将此视为一种冒犯。 的领导政客此前曾在基民盟（CDU）任职，但当然，党内也有一些以前更可能在德国国家党（NPD）中见到的人。如果 在某个地方能以绝对多数执政，结果肯定不会太好。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走出“防火墙”陷阱。妖魔化对 有利，我们需要的是对其立场和矛盾进行客观的探讨。而且，需要尊重选举结果。

《时代周报》：安托尔先生，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瓦根克内希女士的建议，它并非凭空而来。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存在着少数派政府这种临时权宜之计，但这并没有在民调中对基民盟有所帮助。面对组建多数派政府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现实现象，这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吗？

安托尔：稳定的多数派联合政府始终比您所说的“临时权宜之计”要好，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只是对萨拉·瓦根克内希看待政党体系的方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组建联合政府与所谓的“勾结”无关，而是一种绝对合法的民主程序。 或 BSW 没有权利要求其他政党与他们组建联合政府。政党坚持自己的内容立场并与其他政党划清界限，这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构成要素。而我看到的 则是日益激进化，并且出现了一种新的、不道德的强硬倾向。政党在选举前宣布与谁组建联合政府、与谁不组建，这并非民主缺陷。

瓦根克内cht：当您谈论 的强硬时，您也应该思考一下，当您对能源价格飙升、房租持续上涨、老年贫困日益严重而无动于衷时，您让人们承受了怎样的艰辛。对此，您能想出的最好办法竟然是决定进一步削减普通公民的利益。

安特尔：这非常好，并且表明如果将外部任命纳入一个运行良好的议会制度中，是可以产生极佳效果的。但我也能理解，BSW 在这个政党体系中从未真正站稳脚跟——因此它有兴趣使其不稳定。但回到专家的地位问题：外部专业人士在被任命时，通常并不是

照片 [M]：Gene Glover 为《时代周报》拍摄

»我们生活在的不是一个“选举自动机”式的民主国家«

安特尔：我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政治。我们很愿意讨论这一点，但这使我们偏离了讨论的核心。瓦根克内希特：但 AfD 变得越来越强，恰恰与此有关：即许多人的生活在过去几年中明显恶化了。关于我们提出的设立一个跨党派州长的建议，还有一点：我们并不是说所有部长都应该是无党派的，而是能力必须优先于党籍。问题在于，如今的政党晋升路径很少能让那些最适合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人上位。比如，林内曼先生突然成了卫生部长，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相关能力。这也与大党失去了群众基础，政治日益在泡沫中运行有关。《时代周报》：安特尔先生，直到不久前，您还曾作为国务秘书在一位专家——联邦数字化部长卡斯滕·维尔德贝格（Karsten Wildberger）手下工作了一年。那段经历如何？

“排挤只让德国选择党变得更强大”

政治运作的专家。而弥补这一点，正是政治的核心任务。顺便说一句，也有很多例子证明这一点并不总是能成功。仅仅因为你任命一名医生担任卫生部长，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最好的卫生政策。

《时代周报》：在新冠疫情期间，专家们拥有很大的话语权。在您看来，这种模式运作得良好吗？

瓦根克内希特：不，那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因为所谓专家的选择极其片面。我们的建议明确表示不要技术官僚统治，也就是说，不要一个绕过议会进行治理的专家政府。那将是一个与“防火墙联盟”类似的错误方向，因为那样同样会无视选举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就具体事务寻求多数支持、且不排挤任何政党的政府。如果绿党在萨克森州公开道歉，仅仅是因为一项提案在德国选择党（AfD）和萨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的投票支持下获得了多数票，这简直太疯狂了。如果所有人为了排挤 AfD 而结盟，最终产生的最低共识将是糟糕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将不再获得任何选民的支持。

阿姆托尔：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奇怪的观点。您试图通过变动多数席位来实现的目标，最终会导致对 及其政治主张的完全轻视。我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 并非可以人为地被划分为“赫克派”和“非赫克派”，从而能与后者就个别具体立场进行讨论。政党是以一种社会愿景参选的。而基民盟（CDU）的社会愿景与 的愿景截然不同——无论是在人的尊严，还是在德国融入欧洲及世界的立场上。

《时代周报》：瓦根克内希特女士，赫克最近要求您尝试竞选图林根州州长——尽管他知道这行不通，因为图林根州的 BSW 议会党团大多数人不会投票支持。您是否觉得 对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感兴趣？

瓦根克内希特： 的做法与建制派政党如出一辙：只要能带来党派政治利益就耍花招，不诚实，欺骗。当你向他们提供一次基于事实的讨论机会，就像我向魏德尔女士和赫克先生建议的那样，他们却回避。这恰恰证明了应该在具体事务上对他们提出要求，而不是让他们在“防火墙”后享受繁荣的奢侈。

《时代周报》：是什么让您有信心会有足够多的议员接受您的模式？左翼党表示：一旦基民盟寻求与 组成多数，我们就退出。

瓦根克内希特：那么这些政党真的愿意仅仅因为 也支持，就对合理的提案投反对票吗？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也要求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如果左翼党在州议会中对这样一个建议投反对票，他们必须向自己的选民解释原因。

阿姆托尔：这在误导人们。当然，这个例子本身很有趣。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午餐——那么人们就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孤立的投票。但严肃的政治运作并非如此。我们生活在的不是一个“投票机民主”（Wahl-O-Mat-Demokratie），不能通过拼凑自己喜欢的个别立场来运作。政党不能在单一问题上被碎片化。这完全遮蔽了看待个别立场背后必要的整体大局的视野。

瓦格内克特：在这些日益僵化的“防火墙”联盟中，您根本无法传达出大的方向。况且，德国政治本身就缺乏大的方向和真正的未来蓝图。

阿姆托尔：当然，需要一个对所有执政伙伴都具有可行性的整体方案。但这不仅仅是单一立场的总和。例如，一个将所有政治领域转化为数字的预算，或者一个教育体系的开发。这种复杂性是必须去面对和承担的。

本次对话由 马丁·内耶兹克莱巴（Martin Nejezchleba）和科内留斯·波尔默（Cornelius Pollmer）主持

封面主题：佐兰·马姆达尼——左翼的救世主？

时政

照片（截选）：Fikri Amanda Abubakar

在“贝壳孩子”身边

孩子们能够成功减轻体重吗？这个问题引导路易莎·托梅（Luisa Thomé）来到了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坦嫩霍夫（Tannenhof）康复诊所。在那里，“贝壳小组”的青少年们尝试在四周的时间里，建立一种与食物及自身身体的不同关系。首席医生表示，他们拥有坚硬的外壳，但内心都受了伤。托梅被允许参与所有活动，包括体育运动。她的头衔是：“记者女士”

探索，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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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里的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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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背后的操盘手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希望建立一种德国国家文化。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作者：MARIAM LAU 2

来自基民盟（CDU）的叛逃者是否会将德国选择党推向权力之巅？ 作者：AUGUST MODERSOHN 和 MARTIN NEJEZCHLEBA 2

信仰与怀疑，第 46 页

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将于 9 月在德国举办其首个大型个展，并以此为契机设计了本期《时代杂志》——并接受了一次深度访谈

波兰：在 2022 年之后，没有哪个国家像这个西方邻国那样强力援助乌克兰。而现在，针对乌克兰人的袭击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发生了什么？ 作者：ALICE BOTA ▶3

封面主题：佐兰·马姆达尼——左翼的救世主？ 他极其、极其左倾。而且他治理着纽约。他能改变什么？ 作者：PAUL MIDDELHOFF

欧洲左翼如何看待这位美国的希望之星 作者：ROBERT PA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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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认为这项技术正在失控——并提出了一条出路。一次访谈

联盟：保守派声称气候保护与气候适应之间存在对立。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叙事 作者：BERND ULRICH 7

现在聊点别的：专栏 作者：PETER DAUSEND 8

文化版，第 43 页

贸易：加拿大卷入与美国的关税战。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能取得什么成果？ 作者：JOCHEN BITTNER 8

联盟：当选举后的多数席位分布难以达成共识时，是否应由专家执政？BSW 创始人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与基民盟（CDU）政治家菲利普·阿姆托尔（Philipp Amthor）展开争论 9

高加索：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想在该地区做生意 作者：MICHAEL THUMAN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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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哲学家威廉·施密德（Wilhelm Schmid）在妻子去世后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以探索自己的孤独——以及他在一个对他而言显得阴郁且空虚的世界中的位置

教育机会与 就业市场 （第 33 页起）； 文化议程： 博物馆、艺术市场、 剧院（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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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她，我是谁？

闲逛与喧嚣

教育：“德国最危险的学校”究竟有多危险？位于路德维希港的卡罗琳娜-博格实科学校（Karolina-Burger-Realschule）成为了全德国的新闻焦点。走访一个早已成为政治议题的地方 作者：ANNA-ELISA JAKOB, PAUL LÜTGE 和 STELLA SCHALAMON 11

专题

经济

犯罪

混乱 为什么在 Wirecard 案件中扮演特殊角色的律师埃尔马·维特（Elmar Vitt）会与国家安全局产生纠葛 作者：斯特凡·维莱克 (STEFAN WILLEKE) 16

中东 美国的新威胁究竟会对谁产生真正的危险 作者：托马斯·费舍尔曼 (THOMAS FISCHERMANN) 19

金融市场 债券利率上升令投资者不安。债务纪录将带来多大危险？ 作者：科尔亚·鲁齐奥 (KOLJA RUDZIO) 17

制裁 一家德中合资公司正在为俄罗斯军队提供装备。其技术中还包含西门子的材料 作者：英戈·马尔彻 (INGO MALCHER) 20

东部选举 当地企业家如何看待德国选择党（AfD）的经济计划 作者：马克·维德曼 (MARC WIDMANN) 18

新闻业 一期《镜报》是如何在无意中变成德国选择党（AfD）的粉丝商品的 作者：马丁·马肖韦茨 (MARTIN MACHOWECZ) 和 法比安·赖因博尔德 (FABIAN REINBOLD) 19

物种保护 一位来自柏林的建筑承包商在环境官僚主义面前败下阵来 作者：约尔格·布格尔 (JÖRG BURGER) 21

冰岛 通货膨胀高企。加入欧盟能否有所帮助？ 作者：里卡达·里希特 (RICARDA RICHTER) 22

知识

讣告 物流企业家兼敢于发声的慈善家 克劳斯-米夏埃尔·屈内（Klaus-Michael Kühne）逝世 作者：马克·维德曼 (MARC WIDMANN) 23

全科医生 联邦政府希望限制自由选择医生的权利。目标是：让所有人获得更多健康。这能行得通吗？ 作者：汉娜·格拉贝 (HANNA GRABBE)

生物学 被称为“食人女”的螳螂正在德国扩散 作者：丽莎·鲍施 (LISA PAUSCH)

心理学 大卫·巴洛（David Barlow）被认为是过去 50 年里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表示：许多心理障碍有共同点，因此相同的疗法同样有效 27

气候 如果能避免凝结尾迹，飞行将显著降低对气候的影响。现在正在测试如何实现 作者：埃琳娜·埃尔德曼 (ELENA ERDMAN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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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学 在德国接受培训的生物学家奥斯曼·格多（Osman Gedow）如何试图重建索马里国家博物馆——并以此重建其被内战摧毁的国家 作者：弗里茨·哈贝库斯 (FRITZ HABEKUSS) 30

“伊朗的辛德勒” 在被占领的巴黎，外交官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Abdol-Hossein Sardari）将数百甚至数千名犹太人从被驱逐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为什么他的故事至今鲜为人知？ 作者：斯特凡·皮亚塞基 (STEFAN PIASECKI) 32

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 VI》（Grand Theft Auto VI）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期待。探讨在屏幕前沉溺于原始人般的暴力幻想之魅力

信息图 鲨鱼

舞台 著名戏剧评论家本杰明·亨里希斯（Benjamin Henrichs） 80. 岁生日特辑 作者：莫里茨·林克 (MORITZ RINKE) 38

副刊

历史

访谈 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宣布“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我们今天处于什么位置？ 38

文学 瓦莱里娅·戈尔迪耶夫的小说《蝉脱金壳》是对当代俄罗斯的全景式描绘，是年度轰动之作 作者：亚当·索博钦斯基 37

时代精神 有人说“Woke 1”已经结束。那么“Woke 2”即将到来吗？ 作者：朱莉亚·洛伦茨 37

社会 琐碎的抱怨、强制病假单以及其他不公正现象——如今我们将一切都与自身挂钩。而对他人的同情心则在其中缺失了 作者：延斯·杰森 39

摄影 200年前，约瑟夫·尼埃普斯仅用光线为后世定格了第一幅图像。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视觉革命 作者：汉诺·劳特伯格 40

小说 英戈·舒尔策 《八月之水》 作者：托比亚斯·莱姆库尔 42

专栏 生活援助 作者：玛琳·克诺布洛赫 42

电子游戏 多年来，数百万人一直翘首以盼：全球最成功的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 6. 部即将推出。虚拟偷车行为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作者：亨里克·厄丁 43

儿童肥胖 在一家专科诊所，青少年们尝试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从中也可以了解到许多儿童的生活状况 作者：路易莎·托梅 47

电影 年轻的法拉兹·沙里亚特是德国最有前途的导演之一。 他的电影《国家安全局》（Staatsschutz）是一部关于如何应对右翼暴力的研究 作者：彼得·库梅尔 44

露天泳池季 在巴塞尔有 200 多个公共喷泉。允许游泳——但真的令人惬意吗？ 作者：弗洛伦廷·舒马赫 52

信仰与怀疑

生活艺术 没有你，我是谁？哲学家兼畅销书作家威廉·施密德在妻子去世后开始了环球旅行，以探寻：如何面对失去挚爱之人的痛苦？ 46

读者来信 15 观点 33 非虚构类书籍排行榜 42 版权页 54 让我的生活更丰富的事物 54

对自然的袭击 为什么人们想要杀死树木？ 作者：弗朗齐丝卡·温德利希

余味悠长 参加一次水品鉴会 作者：迈克尔·阿尔迈尔 51

探索 关于“Whataboutism”的真相 作者：安娜·迈尔 54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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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 im Osten 在马格德堡，志愿者们敲开陌生人的家门，宣传通过策略性投票来反对 AfD。当地居民对此怎么看？ 作者：安妮莉丝·海德尔 14

来自帕希姆的劳拉·拉森作为一名演艺人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也很健谈——但却令人惊讶地难以捉摸 作者：卡罗琳·维尔费尔 15

ZEIT Schweiz 托马斯·希尔施霍恩在 Bündner 艺术博物馆展出了其创作的选集。一场关于他在达沃斯的童年、在巴黎的一次重大失败以及他的“助行车项目”的对话 14

瑞士河流与溪流中的 Massensterben 并非天命，而是政治上的失败 作者：萨拉·耶吉 15

ZEIT Österreich 因为不愿与赫伯特·基克尔 koalieren，前总理卡尔·内哈默宣布辞职。现在他谈到了右翼在奥地利和德国的成功——以及他自己的错误 14 维也纳作家塔玛拉·施泰纳说，“生存的紧迫感”是她的动力。在她的赞誉之作《向下呼吸》中，人们可以读到这一点 作者：托马斯·米斯冈 15

Christ & Welt 每个人都有天命吗？如果有，该如何寻找？圣经给出了答案 作者：托比亚斯·许尔特 14

耶稣会士格奥尔格·斯波希尔在罗马尼亚生活了 35 年，在那里照顾最贫困的人。在如此多的苦难中，他如何保持信心——以及对上帝的信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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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ZEIT

Hey Studium

“德国最危险的学校”究竟有多危险？

卡罗琳娜-博格实科中学（Karolina-Burger-Realschule）的入口。86,6% 的学生具有移民背景。

刺激性气体、警察、处于恐惧中的教师——路德维希港的一所实科中学引发了全德国的关注。《时代周报》的调查显示：这其中涉及的问题远不止教育。 作者：安娜-伊莉莎·雅各布（ANNA-ELISA JAKOB）、保罗·吕特格（PAUL LÜTGE）和斯特拉·沙拉蒙（STELLA SCHALAMON）

当两名男孩还在校门口闲逛时，课程已经开始了。“兄弟，快走，我们要上英语课了！”其中一个叫恩朱尔（Enjull）的男孩催促道。“嘿，你可以先走，兄弟，我还得接受一个采访，”他的伙伴阿米尔（Amir）说，“我会说英语。”

阿米尔对着 ProSieben 电视台的麦克风说话，恩朱尔站在旁边。阿米尔说他是学校里著名的 TikTok 博主。去年他上传了一些关于学校日常生活的视频，其中一个获得了 200.000 次播放。之后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然后，好吧：遗憾的是，他被禁止再拍视频了。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由其他人进行播报——那些在学校门前架起设备的电视团队。他们带来了愤怒的家长和恐惧的学生的原声，评论员们在告诫并发出警告。阿米尔随后被剪掉了。他可能会感到有些失望。恩朱尔说，反正他也没时间看电视。他更喜欢在下午到户外训练，练一点格斗技。“为了在学校做好准备，”他笑着说。

阿米尔和恩朱尔就读于十年级，他们计划今年在路德维希港的卡罗琳娜-博格实科中学毕业。也就是说，他们就读于这所现在全德国似乎都对其持有某种定论的学校。各种专家也对此发表了评估。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基民盟（CDU）总书记兼文理中学教师约翰内斯·施泰尼格（Johannes Steiniger）在 Welt-TV 上断言这里存在一种“恐惧氛围”。来自法兰克福的民族学家、伊斯兰辩论中的知名人士苏珊娜·施罗特（Susanne Schröter）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称其为“失败的融合政策的放大镜”。来自柏林的心理学家兼作家艾哈迈德·曼苏尔（Ahmad Mansour）同样告诉《图片报》：“我会建议彻底关闭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发生的事情大多仅被描述为一系列清单：破坏公物、火警、校园枪击 / 袭击警报、持刀袭击、警察出动。有些人说，这个地方代表了德国许多出错的地方：过度的移民、糟糕的教育、日益增加的暴力。该校具有移民背景的学生比例为 86,6%。而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其他实科中学，这一平均比例为 35,7%。在文理中学中则为 17,2%。

从 2020 年 1 月到 2025 年 10 月，警方在卡罗琳娜-博格实科中学记录了 96 起刑事报案，其中大多数是由于人身伤害。在同一时期的相邻文理中学，报案数为 22 起。在五年时间里，该实科中学发生了 62 次消防出动，大多数是误报。目前有 18 名教师提交了过载通知（Überlastungsanzeige），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其上级，学校存在结构性问题。他们提到的主要原因是破坏公物和暴力。

一位母亲说，她昨天不得不提前接儿子回家。因为火警，儿子经常肚子痛，而她的女儿则害怕发生校园袭击警报。她想把两个孩子转到另一所学校，但那里已经没有名额了。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例如，另一位刚刚把女儿送到学校的母亲说：“这里一切都好，老师很棒。只是火警稍微频繁了点。”

另一位母亲安德烈亚·齐默尔曼（Andrea Zimmermann）愿意透露自己的全名，她说，其实她并不希望女儿来这里。她甚至已经写好了一封给学校监管部门的信，但从未寄出。不过，女儿非常希望能和朋友们在同一个班级。现在，这个女孩放学后告诉她，因为火警，课又一次被取消了。“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经历过更糟糕的事情。”

或者是一名学生，她对一名带着三脚架的摄影师说：“这让我很悲伤。你们每天都站在这里。但我告诉你们：情况其实没那么糟糕。”

另一名学生说，当她在 TikTok 上看到关于自己学校的视频时，她和朋友们会觉得很好笑。“我不害怕，”她说，“我什么都不怕。”

学校旁边一家面包店的店主表示：“学生们会说你好，会说再见，他们甚至会向我的母亲问好。媒体对这些孩子的做法是在将其犯罪化。”

还有德梅特·居雷尔（Demet Gürel），她正准备再次开车去上班。她说：“我问过我女儿一千次是否想要转学，但她不想。她在这里有朋友，不想离开。”

恩朱尔（Enjull）对此看法相似，而阿米尔（Amir）现在对着 ProSieben 的摄像机，像个说教者一样说道：“我们都必须更严格一些，彼此之间要有更多的尊重。”这时他显然想到了他的英语课。“嘿，我们的老师马上就要给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了！”他转身时喊道。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一座位于路德维希港、坐落在莱茵河附近一座混凝土建筑中的学校，是如何产生如此强大的象征意义，以至于《图片报》和其他媒体在过去三个季度里一直用最高级词汇来描述它——“德国最危险的学校”？

一年多以前，在 2025 年 5 月 28 日，这里发生了一起被记录为“持刀袭击”的事件。目前该案已在法院审理，判决书显示。

假期结束。但几乎每三名教师中就有一人请病假

危险程度如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那天早晨，一名九年级的女学生在去学校前，在家里揣了一把刀刃长 10 厘米的折叠刀。在课堂上，她询问是否可以去洗手间，但实际上并没有去。相反，她开始寻找一名女教师。她敲开了教师办公室的门，一名女教师打开了门，当时屋内只有她一人。这名女孩给对方留下了神志不清的印象，随后持刀向其走去。女教师成功将刀从她手中击落，并大声呼救。其他教师随即赶到，将该女学生在地面上制服。她被捆绑并送往了一家精神科医院。

法兰克塔尔地方法院随后将该行为判定为企图造成危险的人身伤害，但认为该女学生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在一名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的鉴定报告中，她被诊断为嘿比弗伦型精神分裂症（hebephrene Schizophrenie），这是一种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疾病形式。据称，该女学生在之前的几周内产生了妄想，认为必须向她的老师报复。此前，教师们已经观察到该女孩性格发生了变化，但未能确定原因。

该女教师未受伤。她第二天回到了学校继续工作。

半年后，即 2025 年 10 月 29 日，学校校园内再次出现一名持刀人员。警方随即展开大规模行动，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校园枪击 / 袭击事件（Amoklage）。直到当天下午，警方才发出警报解除通知，称这是一次误报。

不久之后，学校员工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被曝光，教师们将这封信投进了当地记者的信箱。信中写道，5 月份对女教师的袭击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时代周报》掌握的这封信中提到：“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在面对问题时一直感到被孤立。”全体教师表示不再感到安全。在一份长达数页的附件中，列举了各种侮辱和威胁，以及其他事件：投掷鞭炮、水球和椅子；墙壁被粪便污染；课堂上发出性呻吟；打架以及勒索学生。

2026 年 1 月底，卡罗琳娜-布格尔实科中学（Karolina-Burger-Realschule）连续三天被喷洒刺激性气体，这种情况在之前的几年中也屡见不鲜。凶手是三名年龄分别为 13、14 和 15 岁的学生。38 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受伤。2 月份，三名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这是学校所能采取的最严厉制裁。

当时仍由社民党（SPD）领导的教育部宣布，计划在学校引入更多的警察部署，在新闻稿中明确提到了卡罗琳娜-布格尔实科中学。此后，警方在学校前进行了为期数周的每日巡逻。

在暑假开始时，情况似乎有所缓解。随后 8 月到来，随之而来的是可能发生变化的时刻：新学年、新班级、新人员。

假期结束后，该校大量教师请病假，56 人中有 17 人。多家媒体报道称，这是为了抗议校长，且该校长已被解雇。

德新社（dpa）报道：“路德维希港问题学校迎来新校领导”。

《每日新闻》（Tagesschau）报道：“路德维希港学校混乱：问题学校校长离职——问题依然存在”。

《图片报》报道：“在持刀袭击和教师抗议之后：德国最危险学校的校长被开除”。

随后的周五，大约十二点钟，卡罗琳娜-博格实科中学（Karolina-Burger-Realschule）秘书处的一名员工接到了电话。询问校长是否在？啊，该员工说，她得先看一下。她将听筒放在一边。然后她说：凯斯特先生在学校里的某个地方，但现在不能接电话。

15年前，实科中学（Realschule）和主体中学（Hauptschule）合并。 新名称：实科中学plus（Realschule plus）

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在这个故事中，人们试图寻找一位实际上并未被撤职、但早已变成一个被过度神话的幻影的校长。在这个故事中，记者们在放学后收到打印好的信函，仿佛那是情报机构的机密文件。在这个故事中，教师们冒着巨大的风险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中，并与我们分享内部文件。

周一清晨，学校还处于沉睡之中，周围的居民在倒垃圾，孩子们走出家门，狗和主人在散步，鸽子在树上咕咕叫，仿佛在说：看，这里多么平静。

个别家长陪孩子上学，大多数孩子单独或成群结队而来。隔壁文法学校（Gymnasium）的课程八点开始，实科中学的课程则晚半小时。

8.31时，一个骑着粉色自行车、背着粉色背包的女孩来到校门口，揉了揉疲惫的双眼，将车直接停在入口门前，走上台阶进入学校。学校所在的蒙登海姆（Mundenheim）区是一个为儿童设计的社区：在大型校园附近设有儿童之家、儿童医院和儿童精神科、母婴小组以及幼儿园。该实科中学的命名者卡罗琳娜·博格是一位天主教教师，她在20世纪初的工业城市路德维希港帮助陷入困境的妇女和儿童。

蒙登海姆的学校中心以前分为三所不同的学校：一所文法学校、一所实科中学和一所主体中学。随着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学校系统自2009年起进行改革，实科中学和主体中学及其各自的教师团队被合并为所谓的“综合实科中学plus”。这里现在分为两个不同的分支进行教学。可以说：学生们现在处于不断的竞争之中，成绩更好的人进入更好的班级。或者可以说：学校系统现在更具流动性，每半年可以从较差的分支转到较好的分支。无论如何，行为异常的学生不再能被送到另一所学校，必须在校内与其应对。

该校共有786名学生，在上一个学年有56名全职教师，并非全部为全时工作。学校监管部门表示，平均班级规模为25.4人。今年有两个九年级班级的学生人数超过了每班30人。

该校教师反映，教师团队编制不足，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在前任校长转到另一所学校后，学校曾有两年没有校长。期间由副校长和副校长共同负责管理。

2024年3月，奥利弗·凯斯特（Oliver Kästel）来到该校，他是一位来自普法尔茨州梅肯海姆（Meckenheim）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师，他本人在转入文法学校之前也仅获得了实科中学毕业证。他曾自述很喜欢在狂欢节协会中活动，并在担任年轻教师期间兼修了政治学。教师团队中传闻，他将自己的任命书自豪地挂在办公室里。

而在这里，教师们的叙述产生了分歧。一些人说，在凯斯特（Kästel）到来之前，学校处于一种“睡美人”般的沉睡状态。在纲领上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在那所学校里，人们更倾向于早早地让孩子们回家，以便教师们能在上课时间而非业余时间召开会议。教师们拿着温度计在走廊里走动，只要温度高出一度就高喊放假。没有人愿意承担厕所监管工作，因此厕所直接被锁上了。

在那所学校里，人们宁愿不改变任何事情；孩子们总是被认为是过错方，而事实上，教师在课堂上辱骂、咆哮并恐吓学生。多年来一直如此运行，且应当继续如此。但幸运的是，凯斯特来了，他身材高大强壮。他是那个能在卡罗琳娜-博格学校（Karolina-Burger-Schule）推行变革的正确人选。

他希望学校远足不再意味着只是和孩子们在旁边的公园里闲逛，而是真正去见世面。他希望学生们演戏、耕种花园，希望教师们加强网络联系：与家长、社会机构以及职业咨询部门建立联系。他组建了一支调解员团队，并培训了消防助手。

但也有另一种叙述，来自凯斯特的反对者。在这种叙述中，在他到来之前一切都很好。

据说，凯斯特无法掌控学校。在这里可以遇到一些教师，他们说自己现在避而远之教师办公室，患有睡眠障碍，对日常生活感到恐惧。他们请病假并非为了抗议，而是因为实在无法支撑。

我们多次请求与校长交谈，他每次都拒绝了。

几个月前，凯斯特在面对媒体发表看法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学生群体中虽然有“几个淘气鬼”，但其他人都是“非常可爱”的。随后公众开始讨论，淘气与青少年犯罪的界限在哪里。

凯斯特是一个天真地被派往问题学校的校长吗？是一个在面对问题时粉饰太平、视而不见的教育工作者吗？

还是一个真正想要改变现状的人？一个在面对抵制任何变革尝试的顽固教师群体时努力尝试的人？

据称，针对凯斯特有多次职务监督投诉。学校监管部门不对这类投诉的内容发表评论。无论如何，目前被调离的并不是校长，相反，据说现在将有另外两名教师离开。对此，监管部门不愿公开表态。

一个非常了解凯斯特的人说，他不想离开，而是想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但凯斯特也知道：这所学校正处于崩溃边缘。

奥利弗·凯斯特（Oliver Kästel）是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成员，曾在巴特迪尔克海姆（Bad Dürkheim）附近的梅肯海姆（Meckenheim）竞选市长。一张他被任命为校长的委任状照片在流传，据说他将其自豪地挂在办公室里：当时的社民党教育部长斯特凡妮·胡比希（Stefanie Hubig）——现任柏林的联邦司法部长——在委任状上签署的是“Stefie Hubig”而非“Stefanie Hubig”。对于凯斯特的反对者来说，这就是证据：一名同志在支持她的同志。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凯斯特的学校自去年秋天以来受到如此多关注的原因。为什么它比通常的学校更出名。

2025年秋天，当教师们的公开抗议信投递到信箱时，该联邦州正处于竞选活动开始前夕。基民盟（CDU）希望在经历了数十年之后，终于能从社民党（SPD）手中夺回州政府的执政权。教育和学校，这些是许多选民认为至关重要的议题，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移民和内部安全。11月，基民盟在州议会申请发起一场辩论，将其命名为：“学校中的暴力、威胁与恐惧：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学校系统出了什么问题？”辩论内容还涉及“一所路德维希港实科中学”发生的事件。基民盟候选人戈登·施尼德（Gordon Schnieder）表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教育系统已经“崩溃”。他称社民党无视求救信号，导致学校变成了不安全之地。

关于卡罗琳娜-布格学校（Karolina-Burger-Schule）的媒体报道日益增多。尤其是在2026年春季，就在选举前的几天里。

2026年3月20日，《镜报》：“暴力、德语能力缺失、校长承受压力——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选举前，教育议题引发的极化现象比任何其他议题都严重。”

2026年3月20日，《黑森-下萨克森通用报》：“关于丑闻学校的报道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议会选举前成为焦点。”

2026年3月21日，《世界报》：“由社民党领导的教育局否认了‘失去控制’的指责……基民盟首席候选人施尼德认为有根本性的行动需求。”

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社民党自1991年起一直领导教育局。校长奥利弗·凯斯特（Oliver Kästel）在一次教师会议上向全体教职员工透露，该部门现在想给学校一份“礼物”。《时代周报》已获得该会议的记录。学校监管机构表示，凯斯特指的是“启动机会计划”（Startchancen-Programm），该计划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各承担一半资金。

计划拍摄一部电影，一部形象宣传片，旨在证明卡罗琳娜-布格学校并没有许多人声称的那么糟糕。这是一段由一名雷鬼音乐人拍摄的短片，孩子们在赫伯特·格勒内迈尔（Herbert Grönemeyer）的歌曲《时间在转动》（Zeit, dass sich was dreht）以及柏林说唱歌手 $oho Bani 的音乐背景下穿梭在校园中。

教育局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学生项目。学生们希望采取行动改善学校糟糕的形象。电影制作人是志愿工作，9,400欧元的制作费用是通过“启动机会计划”资助的。

然而，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则表示，这个想法直接来自校长。校长早在秋天就向学生代表会介绍了这个项目，并给他们看了一段对口型视频（Lip-Sync-Video），这种视频在美国相当流行。他询问学生觉得如何，学生们回答：相当酷。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想在自己的学校实施这个方案。该学生表示，在拍摄过程中发生了骚乱，在他看来，这次活动组织得非常糟糕。这反而分散了人们对学校实际问题的注意力。

制作该视频的音乐人名叫马库斯·奥库萨（Markus Okuesa）。他同时也是一名特教教师。他表示：“我不来自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不知道这个项目正处于竞选活动之中。”在拍摄前，他并不清楚此举是为了证明这所学校没那么糟糕，他只是想和学生们一起完成一个项目。在拍摄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后，该视频一直没有发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因此，现在出现了不同的叙事版本：社民党人奥利弗·凯斯特接受了社民党领导的教育局的资金，拍摄了一部相当昂贵的关于其学校的电影，试图扭转竞选局势。

另一种说法则是：基民盟和德国选择党（AfD）就像小报媒体一样，长期攻击这所学校，直到它成为学生们的污名—。

雷蒙德·赫普特纳（Raymond Höptner）以前就在这里上学。如今他是基民盟（CDU）的州议会议员。

……学生们，他们在这里试图完成学业并建立自己的未来。

一所学校及其学生、家长和教师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已变成了政治叙事。

基民盟的戈登·施尼德（Gordon Schnieder）赢得了选举，现任州长。网络上现在流传着 AI 生成的图片和视频，其中卡罗琳娜-布格学校（Karolina-Burger-Schule）陷入火海，教师们瞪大眼睛、泪流满面地从入口处逃跑，被拿着刀和火把的学生驱逐。人们能读到这样的评论：

“为什么不把这些学生和家长一起驱逐出境？如果他们是德国人，就先送进青少年监狱。”

“这就是过度宽容导致的结果。” “这种事是由这种人引起的。野蛮人是无法被整合的。”

“这些问题儿童，连同他们的父母，滚回原籍！”

而且反复出现的是：“驱逐出境”，并配以飞机表情符号。

几天前，当部分教师意识到他们的校长依然在职时，他们再次向教育部写了一封抗议信。这一次是写给基民盟的。基民盟当时正好在州议会发起一场关于教育政策的辩论，此次的主题是：“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教育注入新动力”。

然而，新任教育部长乌特·艾林-许蒂希（Ute Eiling-Hütig）——她为了进入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内阁而专门从基社盟（CSU）转投基民盟——似乎也不想除掉这位校长。

网络上的评论写道：“这些问题儿童，连同他们的父母，滚回原籍！”

当雷蒙德·赫普特纳在三月份通过直接委任当选为门登海姆（Mundenheim）的州议员时，《stern》杂志将他放在了封面，称他为“AfD 击败者”。在路德维希港，德国选择党（AfD）在联邦议院选举中成为了最强势力，但现在赫普特纳在他的选区中脱颖而出。此前，门登海姆一直是社民党（SPD）的领地。

赫普特纳 26 岁，他的说话方式像是一个还没有被政治体制打磨掉棱角的人。如果问他关于卡罗琳娜-布格学校的事，其实也是在问关于他自己的事：他在那里读五年级和六年级，随后转学到旁边的海因里希-伯尔文理中学（Heinrich-Böll-Gymnasium），后来在一家经济文理中学完成了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他是那些成功者之一：从问题学校走到了州级政治舞台。

当他的政党以及所有其他政党将这所学校纳入竞选议题时，赫普特纳为学校辩护，且至今如此。他说，总会有个别的人破坏整所学校的名声。他不想粉饰太平，但他也承认自己以前曾卷入过打架斗殴；学校里总会发生升级为冲突的争吵。卡罗琳娜-布格实科中学（Karolina-Burger-Realschule）与该市其他实科中学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同，他认为这所学校现在被普遍怀疑是非常遗憾的。

难道他的政党对此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吗？

赫普特纳更倾向于认为，这所学校在竞选期间成为如此巨大的话题纯属巧合。因为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火警、刺激性气体袭击、对教师的威胁。他并不希望警察一直守在学校门口，但偶尔这样可能确实有好处。赫普特纳还支持视频监控和强制性的语言测试。他说，现在必须有人采取行动，这很重要：“当我读到这么多教师请病假时，这听起来就像是在发出求救信号。”

人们也可以说，路德维希港及其学校的故事，就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求救信号。

路德维希港的前市长尤塔·施泰因鲁克（Jutta Steinruck）甚至在2023年退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以抗议该党的教育政策。她指责该党忽视了路德维希港。她认为，这座失业率高且债务沉重的城市，必须与那些教育匮乏家庭较少的富裕城市区别对待。

这或许就是他们在路德维希港这几十年间学到的教训：必须大声尖叫，才能引起某些人的关注；必须向全世界大声控诉所有的不满和弊端，才有人倾听。

路德维希港的一所小学在过去几年中多次登上新闻头条，主要是因为该校校长经常接受采访。连续四年，该校有40名学生未能通过一年级。校长在公开场合抱怨称，学生的德语水平太差，家长缺乏沟通意愿，且人员配备不足。

而这些孩子在长大后，最终会进入中学，进入“实科中学plus”（Realschule plus）。教师们讲述道，在五年级时，他们不得不与这些学生一起复习三年级的课程。一些教师在没有获得报酬的情况下额外授课。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已经放弃了让这些学生掌握教学大纲所要求知识的尝试。只要他们能找到一份职业培训即可。哪些战斗值得投入，而哪些战斗因为长期消耗过多精力而最好放弃？仅仅因为教师在问题严重的重点学校任教，就可以对他们提出多少要求？

乘坐80路公交车行驶15分钟，即可到达路德维希港另外五所“实科中学plus”之一。它位于该市最古老的街区海姆肖夫（Hemshof），卡罗琳娜-博格尔学校（Karolina Burger）也曾在此运作。大多数孩子来自移民背景家庭。安妮-弗兰克学校（Anne-Frank-Schule）的部分设施位于一座新建筑中，其领导层在设计时拥有决定权，要求使用大量实木。

约翰内斯·托马斯（Johannes Thomas）说，他是这所学校的“孩子”，2001年他在这里开始实习教师培训，八年前起担任校长。他为自己的 Polo 衫道歉，说今天是实践日，他刚和孩子们一起做了薯条和自制番茄酱。

如今，几乎每天都有电视采访团队在学校门前询问是否可以采访。

随着学校结构改革，他的学校也变成了“实科中学plus”。托马斯及其教职员工采用了与卡罗琳娜-博格尔学校不同的方案：他们不采取分流教学，托马斯认为那样会“残酷且不公平”。因为行为异常的学生会被分到主干中学（Hauptschulklassen）班级，而教师们不再愿意在那里任教。这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在他的学校里，无论水平如何，所有学生都在同一个班级。约翰内斯·托马斯表示，学生们根本不再在意一个孩子是处于实科中学分支还是主干中学分支。一个学生可能参加更具挑战性的英语课，而另一个则参加更具挑战性的数学课。

就学生群体而言，安妮-弗兰克实科中学的孩子与卡罗琳娜-博格尔学校的非常相似。这里也报告了相关事件，就在今年3月，再次发生了一起辣椒喷雾袭击事件。该男孩被停课几天，此外还必须在四周内清理学校厕所。据称，这里偶尔也会发生打架斗殴。

但教师们表示，这里的情况与他们在卡罗琳娜-布格实科中学（Karolina-Burger-Realschule）所了解到的截然不同。校长托马斯列举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在学生从小学转入时，他们会详细了解每位学生的情况；他们采用双课时制并设有固定教室，这样学生就不用频繁地在不同房间之间奔波。此外，学校还设有班级委员会，用于讨论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举措旨在营造一种平静的氛围。

托马斯表示，在这里，建立关系的工作占据了教师工作的大部分。但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孩子们和青少年们努力争取让老师喜欢他们，在他们看来，老师就像是第二任父母。

那么，这一切对于“德国最危险的学校”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卡罗琳娜-布格学校，确实有很多事情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行。那里确实出现了一些失控的情况。而且，修复这些问题也是可能的。

另一个早晨。在卡罗琳娜-布格实科中学门前，两个男孩在楼梯上闲逛，而其他孩子则从他们身边走过，进入教学楼。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起，但这两个男孩纹丝不动，瘫坐在背包上，盯着手机。他们偶尔笑起来，互相喊话，完全沉浸在眼前的屏幕中。

两个逃课的学生，而且还这么小，也许才11岁？时间流逝，第一节课结束了，男孩们依然没动。于是我上前询问：你们在看什么？

“YouTube上的视频，”其中一个说。他抬头看了看，眼神中带着一丝怀疑，不明白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视频里讲的是什么？他眯起的眼睛重新睁大，两人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篮球相关的东西，”其中一人说，“比如怎么更好地做花式动作。”他们两人都在俱乐部打球。你们现在不用上课吗？“不用，”男孩们说，“前三节课取消了。”老师们都走了。就这样，两个七年级的男孩坐在学校前的楼梯上。他们没有简单地等待有人来教他们知识，而是在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

卓越奖项

《时代周报》编辑 Nadine Ahr 荣获德国红十字会媒体奖。她凭借关于残障人士及其对亲密关系与爱情追求的专题报道《我可以认识你吗，以朋友的身份？》（《时代周报》第 21 / 25 期）获得表彰。评审团的评语是：“这篇文章的伟大艺术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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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第 3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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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战争无处不在

封面主题：《我们真的必须恐惧俄罗斯吗？》《时代周报》第 35 期

在阅读封面故事时可以发现，其论证基于尚未得到证明的假设。作者们假定存在混合战争（当然是指俄罗斯发起的），尽管内政部长中立地使用了“外国势力”一词。也许是因为，正如我们现在从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经验中所知，这完全有可能是乌克兰或其他袭击者所为？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转动那个巨大的“是普京干的”轮盘，然后我们这边也同样要求采取“混合”战争。 布里吉特·科斯费尔德，菲尔森

如果莱比锡未遂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乌克兰，我认为那会更令人恐惧。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我们五年来在军事和人道主义方面提供数十亿支持的国家，竟然试图敲诈我们。

不过，我不相信乌克兰会炸掉自己的物资。我认为俄罗斯有兴趣阻止向乌克兰提供军备，这看起来更合理。 佩特拉·哈林克，康斯坦茨

联邦政府在谈到莱比锡发现的无人机时，将发起者称为“外国势力”，并且正确地避免过快地定论。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是乌克兰情报部门的一次“假旗行动”。联邦政府在北溪 2, 爆炸案的调查中得到了教训，该案最初也被归咎于俄罗斯，但实际上是由乌克兰人实施的。而关于莱比锡这次敏感事件谁能从中获益的问题，乌克兰人方面具有很高的可能性。因此，在要求具有重大升级效应的深远后果之前，必须先建立清晰的事实基础。“反击而非缓和”的口号只会让这里高度紧张的社会进一步不安。

在理想情况下，恐惧能让人警觉。如果能利用这种恐惧（而不是陷入瘫痪或扮演强硬人物），就可以做出冷静的决定。可以说，是用建设性的手段应对可怕的事物。 福尔克·霍曼，兰道

遗憾的是，关于俄罗斯为何有兴趣对德国发动混合战争的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探讨。原因大概是我们对乌克兰的军事（而非人道主义）支持。 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一个并非盟友的国家得到了如此深度的支持，以至于显然危及到了我们自己的民众。这恐怕与我们的政治家在就职宣誓中所承诺的——致力于避免民众受损——是不相兼容的。 赖纳·戈宁，汉堡

德国一方面必须尝试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升级，德国自身也必须升级，以防止弗拉基米尔·普京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但最重要的是，德国必须更强力地支持乌克兰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摧毁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继续发动战争的能力。在我看来，德国还应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因为我认为美国、法国和英国不可靠——因此，这些国家的核威慑作用同样不可靠。 乌尔里希·维尔梅斯博士，帕德博恩

最让我不安的是，在经历了三年几乎不间断的无人机袭击后，联邦政府竟然无法将哪怕一台无人机化解掉。 彼得·皮尔迈尔，阿尔斯巴赫

在“网络战争”和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战争的时代，目前的常规军备竞赛究竟有什么意义？《时代周报》的作者们写道：“这已经行不通了”。但核心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出：普京究竟想对德国做什么，或者他能对德国做什么？ 多丽丝·内德尔曼，奎克博恩

德国正在领导一场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经济战，难道已经忘了？在这种情况下，谁还应对反应感到惊讶？ 汉斯-于尔根·蒙伯格，伍珀塔尔

这里直接就提供了“罪魁祸首”，尽管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例如，究竟是谁在操控无人机，或者谁为其配备了炸药。是否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情报部门参与其中？

这次事件可能会增加战争倾向。没有哪个民族会轻易地将子孙后代送入战争，除非他们感到恐惧，并且被灌输了一个清晰的敌人形象。那样的话，即使在桥梁、道路、教育、护理和养老金融资缺乏必要资源的情况下，数十亿的军备开支也会被点头通过。 库尔特·希夫勒，伊林根

遗憾的是，关于政治在应对混合战争方面能做什么的问题被轻视了。 既然我们在军事上支持乌克兰，一个答案应该是，如果俄罗斯继续发动混合攻击，所有欧洲国家都应加大这种支持。这必须通过谨慎的外交途径告知俄方，并包括威胁将提供“金牛座”（Taurus）导弹。 汉斯-京特·雷伯格-帕夫洛夫斯基，罗斯托克

尽管袭击幸运地失败了，但这显然是一次敌对攻击。

如果一个“外国势力”向我们宣战，我们最好能尽快将其识别并理解为宣战，以便我们能以绝对的清晰度，利用所有可用手段，向侵略者阐明我们对和平的看法。而且要用一种对方能听懂的语言。除了外交和经济语言，这最终也将包括军事和情报部门的语言。因此，加强情报部门的法律能力是值得欢迎的。 忠志·真壁博士，美因河畔埃尔伦巴赫

在封面故事中读到：“俄罗斯开发的一种或许没有其他国家能比拟的混合战争的致命之处在于：它……剥夺了被攻击者……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上做出反应的可能性”。然而，作者并没有对前两种可能性进行更详细的审视，而是在另一处仅仅简短地写道：“德国可用的手段，主要是制裁或外交，但这些手段是有限的。”与之相对，文章的结尾句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号召，号召开展自身的混合战争：“在混合防御中，情况与常规防御一样：只有那些决心进行可信威慑的人才会受到重视。”作者是否意识到这样建议的影响深远？ 诺伯特·阿尔布雷希特，韦茨拉尔

我希望《时代周报》的记者能补充描述北约和欧盟的利益，以便成熟的读者能够自行评估危险情况！ 比尔吉特·赖因哈特，布伦瑞克

事实真相是，交战双方都致力于通过痛苦的破坏来消磨对方。尽管战斗激烈且死亡人数众多，但前线实际上已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至于乌克兰的支持者：尽管遭受混合攻击，俄罗斯仍找不到有效手段来消磨他们。另一方面，一次次加强的制裁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我看来，迫切需要在这两个交战方之间进行调停，以最终实现和平。 维尔弗里德·肖伦贝格，海德堡

服务也应面向女性

关于替代役（Zivildienst）的讨论 《时代周报》第 35 期

前替代役服役人员将这段经历称为职业定向以及在社会国家中自觉感知正义与团结之意义的“宝贵一年”。单是这些经验就足以让我们确信，在计划重新引入兵役制度时，必须将替代役一并考虑在内。

此外，一项贝塔斯曼（Bertelsmann）研究在 2024 年指出，19 至 22 岁之间的年轻人感到“严重孤独”到“中度孤独”的情况日益增加，这成为了普遍引入强制性服务年限的又一个理由。理想情况下，这也应面向女性，但这需要修改基本法，而目前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安内莉泽·迈尔博士（DR. ANNELIESE MAYER），陶夫基兴（菲尔斯）

如果德国受到威胁，所有人都会受到威胁，而不仅仅是男性。 任何经历过此前替代役之前的“良心审查”的人都不希望它卷土重来。如果要实行服务制，那就面向所有人！有如此之多有意义的组织方式。 汉斯-于尔根·耶格尔（HANS-JÜRGEN JÄGER），凯泽斯劳滕

在关于替代役的讨论中，我发现缺失了那些将受引入政策影响的年轻人的声音。遗憾的是，他们的声音完全被忽视了。 露易莎·舍恩（LOUISA SCHÖN），汉堡

我本人曾在救援服务部门履行过替代役。在职业生涯结束退休后，我仍希望能从事有意义的志愿工作，在红十字会担任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司机。然而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工作流程与现代时代的脱节程度之深。 也许这正是替代役的一个优势：它不仅帮助那些需要支持的人，还能促使既有结构接受审查。年轻人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还有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我们为什么现在还这么做？” 克劳斯·沃尔夫拜斯（KLAUS WOLFBEISZ），克罗伊茨韦特海姆

思考如何设计替代役和兵役至关重要。但我很疑惑，为什么这个话题会出现在报纸的经济版块中。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来衡量这两项服务，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无论是兵役还是替代役，其核心都是为社区服务。人们在回馈社区的同时，也能意识到如果没有这个社区，自己将相当迷茫。 贝尔恩德·罗斯（BERND ROOS），巴特瑙海姆

强制性的义务服务在核心上是一种国家组织的强迫劳动，是对成年人个人自由的严重干涉。 恰恰是《时代周报》（ZEIT）现在如此不加批判地支持这样一个概念，这令人感到失望。一份自由主义报纸应当质疑强制手段。 菲利普·特鲁默（PHILIPP TRUMMER），法兰克福 / 美因

用宫廷小丑来竞选？

马丁·马霍韦茨（Martin Machowecz）：《迪迪的民主》《时代周报》第35期

有一位政治家在竞选活动中引入了一位莎士比亚式的宫廷小丑（迪迪·哈勒沃登），而这场政治表演现在填满了东德地区的会场。这一切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是否认为，通过启用一名讽刺剧演员，甚至让他去嘲讽自己的总理和党魁，这种闹剧能为他赢得最后一次获得关注的机会？或者他是想向万斯先生展示，德国的言论自由达到了何种程度：直到虚无主义的自我戏弄？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像《时代周报》这样通常持批判态度的报纸也在随之欢呼。

社论作者或许应该更深入地思考东德地区特殊的混乱状态，并研究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不是关注政治讽刺剧。 君特·基希海恩博士（DR. GÜNTER KIRCHHAIN），勒沃库森

我们应该感谢迪迪·哈勒沃登。他道出了许多人的想法，并且因为他年长、知名且独立而被人倾听。 布里吉特·谢尔恩胡贝尔（BRIGITTE SCHELLNHUBER），因戈尔施塔特

通过哈勒沃登的演出，这位名字极其普通、名叫舒尔策的州长证明了自己相当有勇气，因为这位毒舌的电视宠儿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与他本人截然不同。在民主问题上，东方之光（Ex oriente lux）：亲爱的基民盟（CDU）政治家们，也请向东德学习！并且意识到，这关系到你们自己的屁股。 路德维希·恩格斯特勒-巴罗科（LUDWIG ENGSTLER-BAROCCO），波恩

我认为像迪迪·哈勒沃登这样的喜剧演员应该远离政治事件，也不应该发表选举建议。尽管在我看来，有些政治家更像是喜剧演员或讽刺剧演员！ 克劳斯·P·雅沃雷克（KLAUS P. JAWOREK），比兴巴赫

偏偏是斯文·舒尔策——有史以来最无趣的基民盟政治家——被马丁·马霍韦茨塑造成为民主的救星，仅仅因为他让一名二流的讽刺剧演员通过兴致勃勃地接近德国选择党（AfD）的叙事来填满会场。那些此前愿意承认舒尔策是对抗灾难的正直斗士的人，现在终于愤慨地转身离去。 汉斯-迪特·沙布拉姆（HANS-DIETER SCHABRAM），柏林

马丁·马霍韦茨是对的：在经历了14年失败的尝试后，在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问题上需要新想法。但还有另一种对抗德国选择党的方法，那就是让他们自我瓦解。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数据令人清醒。而且德国选择党的承诺将进一步扩大数十亿欧元的赤字。因此，乌尔里希·齐格蒙德那些天花乱坠的承诺很有可能在现实面前失败。也许承担政府责任才是揭穿德国选择党魔力的最有效手段。

如果仅仅是为了提高知名度，斯文·舒尔策也可以去参加《丛林露营》（Dschungelcamp）。如果一个人在艺术自由的掩护下攻击自己的总理和联邦内阁中最受欢迎的部长，那么其绝望程度一定非常深。或者我应该说，把他变得滑稽可笑？是的，社论作者是对的，斯文·舒尔策“终于有了人们讨论的话题”。而内容似乎并不重要。如果目的是为了与联邦党保持距离，还有其他手段。杰姆·厄兹德米尔在巴登-符腾堡州已经展示了如何操作。 托马斯·迈克勒（THOMAS MEICHLE），斯图加特

附页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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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明时分，律师埃尔马·维特（Elmar Vitt）给《时代周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附上了他写给吕讷堡行政法院的几封信的副本。“为了让你们看看，在这个破败的权威主义和官僚主义国家，一名企业家的日常生存状态是怎样的，”信中这样开头。消息抵达时是一个周一的四点零二分，他一定整晚都坐在电脑前。这次又发生什么了？

维特指责他与妻子共同生活了近 20 年的吕讷堡海德地区萨尔茨豪森（Salzhausen）市镇当局实施了“团伙式敲诈”，因为市政金库竟敢用一份催款通知单来骚扰他。他拒绝补缴 50 欧元的营业税——在他看来，这是由一群“地方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当局提出的不正当要求。人们立刻能感觉到：克制并非埃尔马·维特的强项。

“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活动就是从劳动人民手中夺走金钱，然后将其挥霍在自己、自己的亲信以及那些虚荣且疯狂的项目上，”他写道。他赞扬那些“机敏的非洲人，他们有时是这个土气社会中最后的希望”。在回忆起他之前的刑法教授（他将其头衔介绍为“大学教授、博士、多项荣誉博士（五项）”）时，他引用了一句话：“如果你被迫证明 1 加 1 等于 2，那么你已经输了。”

埃尔马·维特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他与所有人、所有事都对着干？为什么他突然间得与通常负责处理伊斯兰恐怖袭击案件的联邦总检察长打交道？国家安全部门又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国家需要害怕埃尔马·维特吗？

这位现年 66 岁的律师在 Wirecard 案件中是一个异类，在某种程度上，他现在依然如此。Wirecard 集团在六年前因欺诈而崩溃并破产。该股份公司的数千名小股东失去了财产，前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布劳恩（Markus Braun）正在慕尼黑受审。由于 已无资产可追，股东们起诉了 EY 的审计师，这家公司以前被称为 Ernst & Young。审计师直到最后都没有发出警报。后来证明， 的资产负债表是伪造的。

在去年秋天与其他律师发生分歧之前，埃尔马·维特代表了示范原告。示范原告就像是领队，由一个人带头，其他 受害者随之加入。即便在今天，维特仍在 案件的边缘参与其中。他——较为被动地——支持一名共同诉讼人，即一名程序暂时中止的原告。这听起来很复杂，但这仅仅是这场法律诉讼中巨大乱麻的一个片段。

该从哪里开始讲起？也许从理查德·瓦格纳和《尼伯龙根》开始。

去年12月13日，埃尔马·维特（Elmar Vitt）向巴伐利亚州最高法院提起申诉，该法院当时正在处理一个核心问题：受骗的投资者是否可以在示范诉讼（Musterverfahren）的框架下起诉安永（EY）的审计师？法院裁定：不可以。随后，部分原告向最高司法机关——联邦最高法院（BGH）提起上诉。该案件在那里已搁置一段时间，毫无进展。

房间里，妻子躺在病床上。这些场景的画面被房屋的监控摄像头拍下，并发送到了妻子的手机上。这位女士显然认为自己遭到了窃贼的侵扰，根据维特的描述，这次经历导致她出现了急性呼吸困难，甚至在很多小时后依然如此。

最终，警察在将一份包含“危险人物警告”（Gefährderansprache）的信函投入该房屋的信箱后离开了。信中提到了一些可能“扰乱法律秩序”的行为。指称维特试图恐吓司法机关。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那个夜晚，他卧床不起的妻子出现了严重的窒息发作。他当时怀疑她是否能撑到早晨。第二天，他愤怒地打电话给吕讷堡（Lüneburg）警察局。他指控两名国家安全局官员和联邦法官赫尔曼（Herrmann）涉嫌强迫、危险身体伤害以及谋杀未遂。

在吕讷堡检察官办公室，他提交了房屋前发生情况的视频截图、刑事控告书以及一大堆纸质文件。一项调查程序随即启动，由于涉及一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联邦总检察长介入其中——作为参议院主席的诉讼代表。

通常情况下，联邦检察长处理的是俄罗斯间谍、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以及向哈马斯提供武器的恐怖主义帮凶。而现在，处理的是一名地方律师。此案目前尚未定论，但埃尔马·维特最终能成为赢家的可能性看起来非常、非常低。他打算如何向国家权力证明其存在某种恶意？

今年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埃尔马·维特走进萨尔茨豪森（Salzhausen）的一家咖啡馆，点了一份丰盛的早餐，带鸡蛋。他穿着一条带有贴袋的黑色工作裤，人们可能会以为他是个手工艺人。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初也是从律师做起的，随后他的话题跨度极大，从1871年的德国帝国成立一直聊到东德（DDR）的崩溃。总而言之，“崩溃”就是他的主题。

听他说话很有趣，仅仅是因为他不会让自己被击垮，即便面对他最顽固的对手——他自己。他曾被父亲教导过：“我们不认识金钱和恐惧”，他一直信守这一点。“我是在乡野环境下长大的。”

因此，Wirecard案件并没有让他感到压力，尽管经历了所有的期限延长、申请以及那些几乎无法理清的法律细节丛林。慕尼黑的刑事审判似乎也永无止境。马库斯·布劳恩（Markus Braun）已被连续拘留六年，审理一直在继续，可能至少会持续到圣诞节前夕。

维特说，当他与妻子还住在于姆河畔罗滕堡（Rotenburg an der Wümme）时，有人纵火烧了她的房子。他现在是在胡编乱造，还是可能真实发生过？这可能是真的。很多年前，确实有一个年轻人在这个镇上游荡，不断纵火烧车和房屋，直到最后被逮捕。

在附近的卢赫河（Luhe）溪流边，埃尔马·维特（Elmar Vitt）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一名老妇人的尸体。警方认为这是一起自杀或意外事故，但维特并不满意这个解释。他认为其中隐藏着更多内情，是一起刑事犯罪，于是他开始收集证据——或者说，他认为的证据。在他家门前，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那些阴森事件之间神秘的连锁反应，似乎总是集中出现。

插图：贝阿特·皮特雷克（Beate Pietrek）为《时代周报》绘制 一起复杂的案件：埃尔马·维特突然被视为具有危险性的人员

为什么律师埃尔马·维特（Elmar Vitt）——Wirecard案件中的一个异类——会与国家安全部门产生交集

作者：斯特凡·维莱克（STEFAN WILLEKE）

埃尔马·维特通过发送两份诉状正式登场，一份发给巴伐利亚法院，另一份抄送给联邦最高法院（BGH）负责处理Wirecard议题的 3. 民事审判庭庭长。维特做了一件他经常做的事：他在法律论述中加入了对艺术和文学世界特立独行的探讨。他想到了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系列《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诸神的黄昏》，简单概括就是——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死了。“并非每个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他写信给法院道。在瓦格纳的歌剧中，只有莱茵河的女儿们幸存了下来，“其余的所有人在不同阶段，伴随着宏大的音乐，或多或少地被残酷地清理掉了，甚至包括巨龙和众神”。

他还给收信人发送了一幅名为《十字路口的骑士》的画作照片，画中一名身披沉重盔甲的战士骑在马上，手持长矛，停留在的一块纪念石和一颗骷髅头前。维特后来声称这是在阐述他自己的处境，但司法机关认为这是在影射他们自己。

埃尔马·维特的诉状在具有幽默感的圈子里堪称传奇，他曾——有时是刻意，有时是无意地——让不少法官忍俊不禁。有一次，他在给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装满标本蝴蝶的盒子。维特承诺：“凡是具备一点昆虫学知识的人，只要能解开这些标本属于什么物种的谜题，就可以从我这里赢得一袋软糖……第一个完全正确地解答的人将获得哈瑞宝（Haribo）软糖作为奖励。”

维特此前曾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德国的狗税，但未获成功。除了法学，他还学习过实验物理学。1989 年，他提交了一篇关于

探索本刊

……殖民行星。他曾是一名大学讲师，也曾是空军士兵，还曾在谋杀案调查组工作。他曾一度穿着军装，腰挎一个空的枪套在萨尔茨豪森（Salzhausen）走动——这身装扮旨在让人想起已故的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然而，他关于“诸神黄昏”和“十字路口的骑士”的暗示让司法系统感到难以应对。一名熟悉此案的调查员表示，联邦最高法院（BGH）的大多数法官习惯于枯燥、客观且毫无修饰的文本。这些法律人士不懂开玩笑。

审判庭主席乌尔里希·赫尔曼（Ulrich Herrmann）在今年1月要求吕讷堡（Lüneburg）警察局审查埃尔马·维特（Elmar Vitt）一案时，一定是对这位律师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产生了怀疑。这个写出令人不安的诉状的人，是否可能与“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群体有联系，并准备用长矛刺穿一名法官？

德国刑法典第 188 条和第 241 条在几年前得到了加强，对公职人员和议员的保护范围被扩大——这是因为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工作人员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加。因此，吕讷堡警方将此案移交给汉堡-哈堡（Hamburg-Harburg）分局的第 4 专业委员会。第 4, 专业委员会即国家安全部门。两名便衣警察出现在萨尔茨豪森的一栋房子前，埃尔马·维特与他重病的妻子住在那里，他的妻子日夜需要护理。

警察们打算对维特进行一次“危险人物警告”（Gefährderansprache），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潜在的暴力犯罪者明白，国家正在监视他们。对于足球流氓或危险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这并非不寻常的措施，但对于一名执业律师来说，这极其罕见。联邦律师协会的总经理表示，该协会此前从未听说过此类案例。

维特没有听到警察按门铃的声音，因为他当时正带着他的吉娃娃犬菲利克斯（Félix，“请在 e 上加锐音符”）在花园里。这就是维特今天对该事件的描述。调查员证实，国家安全部门检查了建筑的一扇窗户，并通过放下卷帘门的缝隙向室内

艺术家社会保险基金（Künstlersozialkasse）因此注意到了他，该基金通常关注自由记者或需要医疗和养老保险的作家。但在埃尔马·维特这里，情况有所不同。根据德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一封信函，他的家中本应进行一次审查：他可能需要补缴资金，即艺术家社会缴款。如果你利用他人的作品——例如利用埃尔马·维特图书馆中的书籍——就需要缴纳这笔费用。

审查被取消了，但这一过程仍让他感到受宠若惊。难道不是一家认可的机构证明了他的随笔符合艺术标准吗？“是的，这是文学，”他在其中一封邮件中写道，信中谈到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以及在北冰洋中迷失方向并沉没的战舰。

随着这类信件的寄出，这一切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埃尔马·维特打算退出律师职业，很快，循序渐进地退出。他厌倦了与腐败的司法系统打交道。对于一名律师来说，每月 1.300 欧元的养老金并不算丰厚。因此，他每周在一家药店工作一天，就医保基金的问题为店主提供咨询。如果维特在很多年前没有通过诉讼退出律师养老金计划（该计划通常支付可观的养老金），他的财务状况会好得多：他说，他不想在面对法定保险参保人时享有特权。

埃尔马·维特在心理上正为人生新阶段做准备，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在他现在的一些信函落款处写着：埃尔马·维特博士，候任退休律师，措辞猎手及物理学家。

经济

插画：阿尔贝托·米兰达 为《时代周报》(Die Zeit)

美国是否正淹没在债务之中？

美国必须借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现在，债权人要求更高的利息。 这是爆发一场新金融危机的绝佳条件 / 作者：KOLJA RUDZIO

当您读到这句话时，美国正增加约 800,000 美元的债务。到本文结束时，这个数字将达到约 65 百万美元。美国政府目前的负债速度为每分钟 5.4 百万美元。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债务山因此增长了 3 万亿，达到 40 万亿美元。即使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数字。如今，政府债务与经济产出的比例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高。

然而，上周的情况表明，这种异常的、简直是狂躁的债务经济可能正触及极限。投资者不再愿意像以前那样廉价地向美国出借资金。他们突然要求显著提高财务补偿——达到了二十年来最高水平。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紧张，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人们回想起之前的危机。突然之间，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成为了焦点：这种债务模式还能维持多久？如果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资金提供者关闭水龙头会发生什么？是否会引发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其冲击波将波及欧洲？

而且，担忧早已超出了美国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借钱的成本都在增加。这可以从国债收益率中看出。简单来说，债权人现在要求政府借款的收益率达到了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对于 30 年期的美国债券，收益率攀升至近 20 年来的最高点（5.33%）。对于相同期限的法国债券，买家要求的收益率达到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4.86%）。即使是德国债券，收益率也处于 15 年来的高点（3.79%）。而日本债券的收益率甚至达到了 30 年来的最高值（2.9%）。

这些百分比看起来可能很小，但在涉及的巨额资金面前，哪怕是 0.5% 也相当于数十亿。而且，许多国家已经必须将很大一部分税收用于偿还贷款。美国去年的利息支出甚至超过了其整个军事预算。

导致现在贷款成本进一步上升的原因多种多样。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 SPD）在本周初将此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以及由他挑起的伊朗战争。短期内，战争确实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因为战争增加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投资者随后会要求更高的利息。但大多数经济学家指向了一系列长期原因。

一方面是科技产业：一些企业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普林斯顿大学金融专家马库斯·布伦纳迈尔（Markus Brunnermeier）表示：“像亚马逊、Alphabet 或 Meta 这样的公司以前积攒了大量资金并投资于国债。而现在，他们不再购买政府债券，而是通过举债来为其巨大的投资提供资金。因此，他们在信贷市场上与国家形成了竞争。”

另一方面，是各国政府自身日益增长的资本需求。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此前所指出的，全球范围内采取节俭经济管理、通过税收而非贷款来支付开支的意愿正在下降。此外还有人口结构发展的影响：“目前许多人进入退休状态，其中许多人的储蓄明显减少，甚至在消耗积蓄，”ifo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富斯特（Clemens Fuest）表示，“这导致资本供应紧缩。”当增长的需求遇到萎缩的供应，价格就会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上涨的就是利率。

最后，还有一个尤其令人不安的原因：“市场对政府过度负债和通货膨胀的担忧在增加，”富斯特说，“失去信任的风险目前在不断增加。”而且，关注点并不在美国一家。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布伦纳迈尔（Brunnermeier）表示：“全世界的国家都在不断地举债，这种整体债务状况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显然，许多投资者也持有类似看法，现在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或者，他们将资金投入到其他资产中，因为他们担心政府会通过手段减轻债务负担。例如，向央行施压要求降低利率，或者强迫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购买国债。这两者都可能导致货币贬值——在资本市场上，这被称为“货币贬值”（Debasement）。担心这种情况的人有时会在所谓的“贬值交易”（Debasement-Trade）中寻求出路，将资本投入到实物资产中。事实上，近期金价上涨，比特币的价格同样上涨（尽管人们对其作为“实物资产”的身份持有严重怀疑）。针对对货币贬值担忧的一种可行应对方案，还包括投资于那些收入特别具有危机抵御能力的企业股票。但无论如何：如果资本从债券流向其他投资形式，也会推高贷款利率。

问题在于，更高的利率是否会导致新的债务危机。或者导致一场金融危机，使得银行和养老基金也陷入困境，因为其投资组合中的债券贬值。关于当前的危险程度有多大，专家们意见不一。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他的在线时事通讯中警告不要恐慌。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写道：“美国不是希腊”，不存在债务危机的威胁。那些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

奔向纪录

ZEIT-GRAFIK / 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接前文）……借款的国家，极少陷入偿债危机。在需要时，它们只需印更多钱即可。但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并非好消息，因为国家会以此使货币贬值——这就回到了之前提到的货币贬值（Debasement）情景。

金融危机专家布伦纳迈尔（Brunnermeier）则深感担忧。他表示：“我认为未来几个月内爆发新金融危机是有可能的。”这位教授指出了一种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多重均衡”（multiples Gleichgewicht）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可能处于两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具体而言，布伦纳迈尔将其描述为：“在一种均衡状态中，利率较低。低利率降低了债务无法偿还的风险。”

而这种风险的降低——关键词是较低风险——反过来又证明了低利率的合理性。“这就是‘良性均衡’，”布伦纳迈尔说，“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存在一种‘恶性均衡’。”在这种状态下，许多投资者认为政府无法偿还债务的可能性极大。“投资者随后会要求更高的利率，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高的违约风险”——从而进一步推高风险溢价。最终，债务将真的无法偿还。根据布伦纳迈尔的观点，只需要一个微小的触发因素，就足以让状态从良性均衡转向恶性均衡。“局势非常脆弱。”

究竟什么会成为触发因素，几乎无法预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目前认为日本尤其危险。他说：“日本的一场金融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许多金融机构——包括众多小型地区银行和一些保险公司——基本上已经破产。”他们被日本政府强制要求持有利率极低的国债。但现在，面对利率上升，这些债券已经贬值。

另一个可能的危机触发因素被认为是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AI）的豪赌。如果这场赌注失败，投资无法获得回报，那么不仅可能出现贷款违约，股市中的科技股价格也可能崩盘。美国还将失去 AI 带来的增长动力，而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说法，正是这种增长能通过增加税收来偿还巨额国债。

然而，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此前几乎无人预料的地方。在 2000 年代房地产贷款引发全球危机时，许多投资者并未考虑到美国住房市场。目前看来，唯一明确的是，当前的条件非常有利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危机何时以及是否真的会爆发，无法预测。“这就像心脏病发作，”布伦纳迈尔说，“你可以看到：胆固醇水平很高，情况很危险。但也可能平安无事，而心脏病何时发作是无法预报的。”

令人不安的是，由于财政状况糟糕，许多国家在面对其他危机时也缺乏足够的准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格夫表示，如果近期出现某种特殊挑战，例如网络战争、大规模环境危机或围绕台湾的战争，美国的财政行动空间将被限制。“通常情况下，美国会通过大规模借款来应对此类事件。”但未来这将变得困难，因为债务已经如此之高。

因此，如今许多国家已无法像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或新冠疫情期间那样，如此轻易地通过赤字支出政策来应对紧急情况。这就是债务率的问题，美国的债务率已接近其 1946 年的历史最高点。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算，当时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BIP）的 106%。如今这一比例为 101%（见图表）。而将政府机构之间的贷款也计算在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认为，美国目前的债务率甚至达到了 BIP 的 126%。相比之下，德国今年的债务预计将处于较为温和的经济产出 65% 的水平，而日本则为 204%。

但不仅是许多政府缺乏应对危机的缓冲空间，各国央行的操作空间也比以前小了。几年前，央行大规模购买国债，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将低通胀推高至 2% 的目标值。而如今，几乎所有地方的通胀率都持续高于这一数值。因此，此类债券购买已不再具有正当理由。最后，与过去相比还存在另一个区别：布伦纳迈尔（Brunnermeier）表示：“与 2007 年后的金融危机不同，如今国际社会和 G20 无法再就统一政策，即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达成一致。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巨大问题。”

因此，风暴正在酝酿，且短期内看不到简单的解决方案。理论上，像美国或法国这样高负债的国家可以开始削减开支并提高税收。但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因为政治阻力太大。

德国凭借其相对较低的负债水平，距离自身的危机还很远。然而，Ifo 研究所负责人富斯特（Fuest）警告称，未来几年德国的债务也将大幅增加。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合理使用资金，例如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确保欧洲的和平，或通过追加投资来促进增长。富斯特表示：“如果资金被挪用于消费，德国将陷入困境，因为即使在德国，利息负担也将剧增。”换句话说：靠借钱生活，将变得不再舒适。

只雇佣德国人？“一种折磨”

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希望减少“文化异质的外国人”。然而，当地的手工业者和医院现在已经几乎招不到员工。这该如何实现？

作者：马克·维德曼（MARC WIDMANN）

如果询问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是否得到了企业家的支持，他会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回答：是的，很多！他们只是不愿公开露面，但他会打听一下。几天后，他在上周一发送了一个号码，对方是“卢茨·舒恩克（Lutz Schunke），拥有8名员工，从事暖气、电力和卫浴业务”。他刚刚在一个信息展台遇到了对方，两人聊得很投机。

卢茨·舒恩克快速修理完一个小暖气故障后，在周二上午抽出时间接听电话。“那些此前执政的政党实际上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他说，“我支持德国选择党，是因为我对其他政党根本不再抱有任何解决方案的期待。”民调显示，超过40%的选民持有类似看法，并打算在9月6日的州议会选举中投票给德国选择党。他们表示，这主要是因为该党从未执政，因此不需要为那些令当地人恼火的事情承担责任。

对于卢茨·舒恩克来说，这种恼火的事情很多。“我们这里处于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公共交通，”他说，对于没有车的年轻人来说，25公里外的莱比锡是无法抵达的，学生乘公交车去文法学校的路程也极其漫长。“20年来，政府一直告诉我们他们正在精简官僚机构。但他们雇佣的人却越来越多，然后这些人又颁布新的规定。”他以前只有一天时间在办公室，四天在户外工作。“现在，如果我能连续一天在客户那里工作，我就很开心了，”这位来自米希利茨（Michlitz）的62岁男子说道。

然后是热泵问题。舒恩克也安装热泵，他认为在新建建筑中使用热泵是有意义的。但由于哈贝克（Habeck）的供暖法案让他感到被强加意志，“他是不顾一切地强行通过的”。对他而言，现在越来越难找到愿意搬运和安装200公斤重设备的学徒，“那些愿意用双手工作的人，”舒恩克说，“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每当他看到当地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年纪如此之大，他有时会想，十年后谁还会在这里。

德国选择党对此是否有解决方案？“这不太可能，因为问题太严重了，”舒恩克说，“但建制派政党已经陷入僵局。”正是这种情绪，让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汲取力量。舒恩克将其称之为：对“一次剧变”的渴望。

唯一的问题是，如果德国选择党真的首次接管一个联邦州的政府，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剧变。以及这究竟是对经济有帮助，还是反而有害。

对于像卢茨·舒恩克这样的手工业者，该党承诺了各种好处。他们计划为学徒的驾照提供1,500欧元的补贴，不仅让大师培训免费，甚至还要提供奖金激励。他们在政纲中极尽赞美之词地称颂手工业：“我们的国家依靠那些建设、修理、设计并用其技能创造真实价值的人而生存。”难怪他们能在这一行业找到支持者。

然而，如果广泛询问经济界，情况就变了。此时，对“剧变”的渴望变成了巨大的担忧——担心德国选择党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该国最大的问题：目前已经极其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因为在他们的政府政纲中写明了明确目标：“放弃文化异质的专业人才！”

尤尔根·斯佩里希（Jürgen Sperlich）并不介意人们直接把垃圾倾倒在他的脚下。随后，他会在位于哈勒（Halle）南部施科保（Schkopau）的巨大场地上将这些垃圾细致地进行分类，这里曾是露天矿机车的维修地。垃圾从废料场或造纸厂运抵此处，接着他的员工利用巨大的磁铁、筛网、鼓风机，必要时甚至通过手工将其拆解。“这里的工作在夏天又热又多尘，在冬天则又冷又多尘，”斯佩里希一边说着，一边开着越野车在由存放区和巨大厂房组成的他的领地中穿行。

早晨五点半，第一班岗开始。生产部门有 40 名男女员工，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在职培训人员。其中有一名糕点师、一名木工大师和一名农民。“对我来说，他们是白人、黑人还是绿人根本不重要，”斯佩里希说，“只要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工作就行”，起薪为每小时 15.50 欧元。但遗憾的是，雇佣德国人简直是“一种折磨”。最近当就业中心通知他有 18 名潜在劳动力时，结果只有两人出现，而且他们仅仅是想要一个证明自己努力寻找工作的盖章。 “如果没有我们的那十个叙利亚人，我们会显得很尴尬，”斯佩里希说。在过去几年里，他陆续雇用了十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现在，正是他们支撑着他这家多尘的店铺运转。

而且不仅仅是他的店铺。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十年内缴纳社会保险的本地德国雇员人数从 778,000 人下降到 712,000 人。这部分缺口在很大程度上由 43,000 名外国劳动力填补。“自 2017 年以来，我们只能通过人口迁入来确保我们的经济实力，”联邦就业局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区域分局总经理托斯滕·纳尔（Torsten Narr）表示。尽管如此，许多职业仍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纳尔列举了一长串清单：金属与焊接技术、机电一体化、能源技术、卫浴安装业、建筑业、餐饮业、护理业，到处都缺人。“甚至食品零售业的销售员都短缺。”

几乎没有哪个州像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样如此依赖外部专业人才。自 80 年代以来，这里的人口从 300 万下降到 2.1 百万。尤其是在两德统一后的许多危机年份里，年轻、流动性强且有动力的人们纷纷离开。其中女性尤多，她们现在在其他地方生育孩子。该州的新生儿数量几乎崩溃，从 1990 年的 32,000 人下降到最近仅 12,000 人。在德国，这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选择党（AfD）竟然在进行一场反对移民的竞选？“如果他们真的执政，我会感到恐惧，”尤尔根·斯佩里希说。

他的那十个叙利亚人在德国选择党的语言中属于“文化异质的外国人”，而该党最希望摆脱的就是这些人，至于“非法的大规模移民”就更不用说了。但即使是非西方国家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该党也将其视为问题，认为他们的德语水平通常不足，且培训质量往往低劣：“在医疗和护理部门等行业，这将危及患者的福祉，”德国选择党在政纲中写道。与此同时，该党承诺将“阻止经济衰退”。

如果询问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未来工人将从哪里来，他首先会解释说，该党的目标不幸被“完全歪曲了”。当然，外国专业人才可以继续在该州工作。他并不反对一名越南医生。 “这不是要让移民完全变得不可能，那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但我并不认为移民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增加更多叙利亚人显然不能成为解决方案。”

相反，德国选择党（AfD）希望通过高额补贴，让德国本土人再次多生孩子。而且该党希望，一旦他们掌权，许多迁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人会选择回归。

汉斯-乌尔里希·施密特对此并不认同。“我们正迫切地寻找专业人才，”这位哈雷市迪亚科尼医院（Diakoniekrankenhaus）以及东德另外六家诊所的商业董事说道。他现在已经感受到，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正在吓跑外国专业人才。施密特讲述了他最近尝试招募一对罗马尼亚医生夫妇的经历。当时语言和融入课程已经完成，但这两位医生读到了关于东德地区发生右翼极端主义袭击的消息，感到不再安全，于是中断了联系。

照片：Ludwig Ander-Donath 为《时代周报》拍摄；《时代周报》图表 一名叙利亚工人在企业家尤尔根·斯佩里希（Jürgen Sperlich）的废金属回收车间内

“如果他们真的执政，我会感到恐惧，”来自施科保（Schkopau）、现年 72 岁的公司所有者尤尔根·斯佩里希说道。

“如果这种情况频繁发生，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医疗供应会出现问题，”施密特说。在哈雷，已经有许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或伊朗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在工作，“他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且高度敬业的工作。”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每五名医生中就有一名来自国外，在德绍（Dessau）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医师协会和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警告称，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如果没有外国同事，将无法确保覆盖全境的医疗供应”。在一种排外政策下，甚至可能出现医疗机构不得不关闭的情况。

医疗行业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最大的行业。在未来几年，该行业可能会进一步增长——前提是能找到足够的人员。

位于哈雷的机械制造公司 Sonotec 也在增长，例如该公司生产超声波传感器，可用于透析设备中检测血液循环中是否存在危险气泡。“我们正在招聘，”负责人曼努埃拉·明希（Manuela Münch）说，“我们既需要工程师，也需要具有手工天赋的生产线跨行入职者。”放弃外国劳动力？“这会削弱我们的经济，”她警告道，“几年后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无法仅靠本土人口来解决。”

此外还有化学工业，这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工业的传统核心。斯特凡·穆勒（Stefan Müller）说，比特费尔德-沃尔芬（Bitterfeld-Wolfen）以前是欧洲最肮脏的城市——而且他显然很享受带着访客游览现在的这座城市。他展示了以前是露天矿区的大湖，以及巨大的化学工业园区，那里新建了许多厂房，用于精炼锂或生产生物基化学产品。在其中，坐落着穆勒的公司 Miltitz Aromatics 规模相对较小的管道迷宫。当他走出车外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这是龙涎香，有一种淡淡的木质调，”穆勒说，“如果你愿意把它看作是优点的话。”

他的香料被用于香水、洗涤剂或蜡烛中，年产量 1,500 吨。为了维持设备的运行，他实际上每年都需要雇佣三名化学技术员学徒。“但今年我一个人也没找到，直到学年开始前，没有一个人申请，”穆勒说。他必须填补这个空缺，现在打算雇佣一名已经接受过培训的叙利亚人。对于德国选择党提出的尽可能放弃外国劳动力的想法，他怎么看？“完全脱离实际。”对于该党宣布的取消义务教育计划，他认为同样如此。

即便在今天，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仍有超过 13% 的学生在没有获得毕业证书的情况下离开学校，这一比例在所有联邦州中最高。

来自施科保（Schkopau）的回收企业主于尔根·施佩尔利希（Jürgen Sperlich）已经为他的十名叙利亚员工建立了一所小型学校。他在原先的门卫房里建了一间教室，在这里为他们组织德语课程。七年前，当第一位叙利亚人开始在他这里工作时，他临时指定自己的德国工头担任集成专员。“凭借我的权威，这进展得很顺利，”施佩尔利希笑着说。

然而，最近易卜拉欣（Ibrahim）遭到了遣返，因为他在进入欧洲时没有正确登记，现在被困在希腊，施佩尔利希说道。这位早在五年前就可以退休的企业主给他寄了钱，并向移民局投诉道：“你们把那些勤奋工作的人赶走，这简直不可思议！”施佩尔利希表示，易卜拉欣的劳动合同当然继续有效。他希望他能尽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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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时间与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第 34 期在许多地方已售罄

错误的镜像

一份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AfD）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称为“德国最危险男人”的封面，现在在该党的支持者之间以数百欧元的价格交易。作者：马丁·马乔韦茨（MARTIN MACHOWECZ）和法比安·赖因博尔德（FABIAN REINBOLD）

在这些日子里，任何访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的人都不能声称新闻业没有产生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与人们预期的可能截然不同。

例如，人们可能不会打赌《镜报》（Spiegel）的一期封面会在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这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首席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中扮演核心角色。但事实确实如此：比如在克韦尔富特（Querfurt）举行的一场德国选择党家庭聚会上，一位穿着黄色针织外套的矮小女士正自豪地将《镜报》举在腹前。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站在她身边，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他刚刚在她的那本《镜报》上签了名。这位女士面带光彩，仿佛在过生日。然后，拍照！

《镜报》第 34 期，2026, 年 14. 月 8 日的标题配有一张具有《纸牌屋》风格的齐格蒙德肖像照，并配文：“德国最危险男人”。这本杂志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甚至可能在整个德国，被认为基本售罄，尽管《镜报》对此保持沉默（针对《时代周报》的询问，《镜报》的一位发言人回答称，他们不公布单期杂志的销售数字）。

在齐格蒙德的活动现场，成千上万的德国选择党支持者携带这本杂志。它是其签名会上的最抢手商品。这并不是因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对封面感到愤怒，恰恰相反：因为他们热爱它。人们并不恐惧这一期《镜报》，也不会对其中的报道感到气愤。相反，人们感到被认可了。他们自豪地展示这个封面，并将其纳入一种叙事中：我们正处于胜利之路上，主流媒体再也拿我们没办法了！

于是，在上周五晚上，在克韦尔富特：德国选择党举办夏季庆典，选区候选人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赞助了烤香肠，齐格蒙德站在帐篷下，被粉丝们簇拥着。在这些几近每天举行一次的齐格蒙德活动中，画面总是相同的：排队等待见他的人群长达数百米，有些人等待三四个小时。他们心情愉快，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他的照片和签名。德国选择党为此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系统：粉丝们每分钟被分批引导至面前，安保人员检查他们是否携带武器，同时没收他们的手机并交给一名工作人员。粉丝们被推到齐格蒙德身边，他搂住他们，工作人员拍下 10, 15 张照片。“我是乌利（Ulli），”齐格蒙德说，“你们呢？”

许多，真的是非常多的人，趁机让他在《镜报》封面上签名。有些人携带的是打印件，有些人持有原刊。有些人穿着印有齐格蒙德面孔的T恤，下方写着：“德国最危险男人”。在克韦尔富特，这句话也被涂鸦在各种东西上，比如标牌、包袋之类的。

一位父亲走向齐格蒙德，对他微笑，儿子站在旁边。父亲说：啊，德国最危险男人！“你叫什么名字？”齐格蒙德问。男人回答说叫罗尼（Ronny）（如果站在不远处的记者没听错的话）。齐格蒙德说：“写上名字很重要，否则这东西立刻就会出现在eBay上。”儿子将封面对着镜头。拍照！

即便是有签名的副本也会出现在 eBay 上：未签名的副本在当地及类似的交易平台上售价在 10 到 40 欧元之间。三本未签名副本的特惠套装售价 59 欧元。有人试图以 799 欧元的价格出售一本写有“给帕斯卡”字样的签名版。在编辑截稿时，一本没有写名字的签名原件在竞拍还剩六天的情况下，价格实际上已经超过 600 欧元。随后询问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此事时，他透露：“自从我看到第一本以超过 1,000 欧元的价格售出后，我只在签名中加上对方的个人称呼。”不过，这类副本的成交价也在 200 到 300 欧元之间。他如何看待那个封面？“当然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齐格蒙德说，“我非常感谢《镜报》（Spiegel）在最后冲刺阶段给予的巨大支持。但我现在怀疑，这恰恰就是他们的目的。现在到处都卖光了。人们开始给我拿一些他们以 30 到 50 欧元拍得的空白副本。”

当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在奎尔富特（Querfurt）的一场家庭聚会上登上舞台时，没过多久他就谈到了《镜报》。他说他“今天已经签了 300 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周五晚上，他的签名活动才刚刚开始。观众在鼓掌，许多人高举着《镜报》杂志。齐格蒙德这句话顶多算轻微夸张。而且在同一天，他已经参加完在巴德迪伦贝格（Bad Dürrenberg）疗养公园举行的一场活动。德国选择党（AfD）将其称为一次“信息发布会”，但几乎不涉及任何信息，这次活动的核心同样是为了拍一张与齐格蒙德的合影。这里也是如此：无数人随身携带《镜报》，有些人一次带三本。《镜报》封面成了候选人与支持者之间共同的内部梗。这是他们的战利品。在 Instagram 上有一段视频，齐格蒙德在其中说，人们经常问他签名是否让手酸了。他说不，他必须进行训练——以便在就职后立即签署所有切断非政府组织（NGO）资金的法令！将《镜报》纳入竞选活动的想法同样源于齐格蒙德的一段 Instagram 视频。在杂志出版后，他立即开始为其签名。

因此，《镜报》编辑部为一场关于在德国选择党时代有效新闻业应有面貌的辩论提供了素材。《镜报》主编迪克·库尔比尤维特（Dirk Kurbjuweit）在文中为其封面辩护，他写道：“相关性是我们最高标准，而不是谁从封面故事中获益或受损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自大到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能够影响选举结果。”库尔比尤维特认为，齐格蒙德看起来很有亲和力，即使是对那些没有极右翼倾向的公民也是如此。“在背后，他得到了一个右翼极端分子网络的支撑。他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计划是对自由民主制的攻击。少数群体将首先感受到这一点。这种亲和力与极端性的结合，使齐格蒙德成为一个危险的人，目前是德国最危险的人。”

《镜报》（Der Spiegel）本身也发表了一篇由政治学家朱莉娅·罗伊申巴赫（Julia Reuschenbach）撰写的反驳文章。罗伊申巴赫表示：“他声称新闻业的特点在于‘调研、调研、再调研’，但这张封面恰恰没有兑现这一主张。它在尖锐化、情绪化、进行价值评判，它在表达一种立场，却又不想承担这种立场。”她认为封面掩盖了实际的文本内容。“这本是可以预见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封面是对某人有利还是有害，而在于能否预见到，这将加强极右翼参与者及其网络的何种内在逻辑。”或者，正如一名在奎尔富特的德国选择党（AfD）支持者所说：“感谢《镜报》。他们太害怕了，以至于只能想到用威胁的方式。但这已经没用了，他们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奎尔富特，两名 50 岁左右的女性带着五本《镜报》走向齐格蒙德。这位德国选择党的候选人为每一本杂志签了名。“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其中一人随后说道。她们找了很久才发现哪里还能买到。“在 Netto 超市还剩两本。”在转角的报刊亭又弄到了一本。“我们甚至在《镜报》商店订了两本，每本 7.20 欧元，”她的朋友说。在《镜报》商店中，齐格蒙德作为封面的这一期是目前近期出版的所有刊物中唯一无法供货的。

“你知道在 eBay 上一本杂志被拍卖到了多少钱吗？”德国选择党成员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Hans-Thomas Tillschneider）在活动间隙询问一名亲 AfD 媒体的记者。她知道答案：“1,000 欧元。”蒂尔施奈德表示没错。关于封面，他总结了这场集会上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现象：“如果这本意是为了破坏，那么我们早已成功地将其转化为我们的优势。”

分析

危险的十分之一

伊朗绕过美国封锁出口石油，华盛顿威胁所有参与者。此举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 作者：托马斯·费舍尔曼 (THOMAS FISCHERMANN)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周一表示，全世界没有人能逃脱美国的制裁。现在仍帮助伊朗的人将被惩罚，将其剔除出美元体系。此外，他还宣布针对伊朗在五个经济领域（航空、加密货币、黄金、航运、技术）最后的商业伙伴发起一场“经济 D-Day”。同时，还将针对那些尽管面临所有制裁，但仍被该国用于走私石油、转移资金以及支付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行动的所有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采取行动。

这背后隐藏着华盛顿积压的诸多愤怒。自四月以来，美国海军一直在封锁伊朗港口，但大量石油依然找到了出口途径，资金也随之回流。据纽约游说团体 UANI（一个由前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组成、主张对德黑兰采取更严厉制裁的组织）估计，仅在六月至八月期间，就有 67 艘装载油轮成功离开该地区，载有 80 百万桶石油，价值约 60 亿美元。

因此，新处罚措施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瞄准了完全不同的目标：使石油出口成为可能的周边产业。这些包括预订泊位的船舶代理、证明适航性的检验公司、在公海为油轮加油的燃料贸易商，以及造船厂、旗帜登记处、保险经纪人，还有为这类交易提供融资的银行。

十年前，这还不是必要的。当时如果没有美元，石油贸易几乎不可想象，只要将伊朗及其助手逐出美元体系就足够了。但如今，华盛顿如此频繁地动用这一武器——针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以至于受影响者及其客户建立了一套替代系统。如今，超过 80% 的伊朗出口石油流向中国，并通过中国的 Cips 支付系统以人民币结算，处于西方银行网络之外。船舶运营商也难以追踪：航运公司可能是一家位于香港的壳公司，挂的是冈比亚旗帜，而保险则是由业内无人知晓的某人开具的。

即使是愤怒的贝森特部长也无法摧毁这条链条，因为几乎没有西方机构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确实可以打击周边的产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企业，因此贝森特的名单在某些部分读起来就像一份中国制裁名单：深圳的物流商、香港的大宗采购商，以及四名被点名提及的中国商人。

然而，更高层级的部分——大型中国银行以及 Cips 支付系统本身——华盛顿目前尚未制裁。那里可能是切断流向中国的石油流最有效的杠杆。但那样一来，行动重心就将远离伊朗，而是直接深入到

中国内部，而中国会反击。北京政府已通过法令指示其公司忽略美国制裁，并于周二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保护。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九月访问华盛顿，即便在贝森特看来，在此之前也不希望引发巨大的冲突。

因此，美国威胁的真正目标位于世界的其他地方。马来西亚的某些码头运营商、新加坡的燃料贸易商或泰国的船舶代理，可能从伊朗石油中赚取其营业额的十分之一，但其余部分来自传统客户。他们仍然依赖西方的贷款、保险和美元账户，因此很可能会屈服。

但这并不会导致业务消失。在最坏的情况下，业务将继续转移到享有政府保护的中国供应商手中。即使是贝森特的制裁轮次，最终也会让全球石油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中国化”。

照片：Alexander Polegenko / Zuma / Imago 一辆正在执行任务的俄罗斯主战坦克。对于武器工厂而言，弗拉基米尔·普京需要来自西方的技术诀窍。

这辆俄罗斯坦克是否使用了来自德国的技术制造？

制裁旨在防止俄罗斯进一步扩军。但相关文件现在表明，西门子的产品可能仍通过中国被运往该国——以及这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一家公司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作者：英戈·马尔彻（INGO MALCHER）

当中国的商业头脑与德国的精湛工艺相结合会发生什么，在6月底前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诺伊明斯特（Neumünster）就可以一睹为之。

德中合资企业 Priminer 举办了名为“切屑飞行日”（Späneflugtag）的活动，这是这家机床制造商对其公司展会的称呼。组装车间前摆着烤架，提供烤香肠和意面沙拉。车间内部则展示着该公司巨大的机器。它们看起来像巨大的烤箱，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钻头在金属上铣出形状，银色的切屑在机壳中飞舞。

在这样的日子里，Priminer 的合作伙伴自然不能缺席。甚至德国最大的工业巨头西门子也在角落里设有独立展位，宣传其控制元件——如果没有这些元件，像这里展示的机器就无法运行。然而，西门子是否知道这些产品最终流向了哪里？Priminer 的商业精明使得诺伊明斯特的这个车间成为了这家历史悠久的德国工业巨头一个充满风险的地方。

机床是工业的核心。无论想要制造变速箱还是炮弹，都需要这样的设备。该市场由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制造商主导。几年来，Priminer 凭借来自中国的机器在业内引起轰动，并在其网站上用中文宣传：“由德国总部派遣的欧洲工程师长期在中国的工厂工作，负责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

正是这种德国专业知识与中国制造的结合，使 Priminer 变得强大。而同样也是这种结合，使该公司变得具有争议。因为这样一来，两者兼而有之：德国的技术诀窍和中国的规则。在中国的生产商可以按照中国法律运作。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那里便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时代周报》（ZEIT）查阅的内部公司文件、信函和电子邮件现在表明，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之后，Priminer 仍向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帝国供应机床——且客户中包括众多军工企业。令此事尤为敏感的是：根据文件显示，其中许多机器据称配备了西门子的技术。

在“切屑飞行日”进入组装车间的入口处，记者就被拦住了。奥利弗·德尔夫斯（Oliver Delfs）立刻用亲昵的“你”来称呼对方。他的 T 恤袖子上印着德国和中国的国旗。他自我介绍为 Priminer 的管理层成员。他没有先带人去看机器，而是先带到一辆配有会议桌的空调巴士中。在那里，他想了解对方的目的。他的话不能被引用。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他的信息，那就是：我们是清白的。随后，该公司的两名律师将做出回应，保证公司与俄罗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业务关系”。

要了解 Priminer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必须查阅多个国家的数据库。一方面，在诺伊明斯特（Neumünster）有一家 Priminer 机床有限公司（ Werkzeugmaschinen GmbH），其总经理是德国人本杰明·凯尔克（Benjamin Kaehlcke）和中国人陈飞跃（Feiyue Chen），后者在这里被大家都称为“Jack”。诺伊明斯特的这家公司百分之百由 Jack 持有，而 Jack 又是通过另外两家公司担任中国东莞 机床有限公司（ Machine Tools Dongguan Co. Ltd）的主要股东，那里是该集团的总部，也是大多数机器的生产地。此外，在莫斯科附近的奥丁佐沃（Odinzowo）小镇还有一家公司，直到不久前还叫 俄罗斯（ Russland），其名称和地址被印在公司宣传册上。在 2021 年莫斯科的一次贸易展上，该公司在参展商名录中被介绍为“ 机床有限公司在俄罗斯联邦地区的‘官方供应商’”。

一名销售商的名单上出现一百多家俄罗斯客户

一份《时代周报》（ZEIT）得以查阅的客户名单表明，这家公司在俄罗斯的业务显然非常红火。该名单标题为“Priminer在俄罗斯的官方代表处”。名单上记录了一百多家客户，其中绝大多数为俄罗斯客户，该公司据称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向其供货，其中还包括武器制造商。

例如，名单上就有一家隶属于俄罗斯国防工业巨头“阿尔马兹-安泰”（Almaz-Antey）的公司。该公司据称在2023年12月收到了一台配备西门子（Siemens）控制工具的机床。该公司负责生产俄罗斯军队地对空武器系统的零部件，这些系统目前正被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该公司自2022年6月起受到美国制裁，欧盟在2023年底跟进，此后德国境内任何人不得与其进行贸易。

名单上的另一家公司是位于伏尔加河畔喀山的无人机制造商Eniks。据称，该公司在2023年6月一次性收到了两台配备西门子控制系统的机器。自2022年12月起，该公司受到欧盟制裁，且自2023年2月起受到美国制裁。

来自西伯利亚的军工企业Kurganpribor也出现在名单上。据称，该公司在2023年9月并非首次收到一台配备西门子控制系统的机器。Kurganpribor生产榴弹、火箭发射器和制导导弹的组件。该公司在2023年7月受到美国制裁，2023年12月受到欧盟制裁。

Priminer Russland可能存在问题这一点首先在美国被注意到。2024年2月，美国政府将该公司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该公司从事的领域“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与Priminer Russland不同，德国的Priminer Werkzeugmaschinen GmbH和中国的Priminer Machine Tools并未受到美国的干扰。

一旦被列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那份臭名昭著的名单，通常就意味着完蛋了。没有一家西方公司敢冒风险与这样的人做生意，也没有银行愿意接纳这样的客户——因为被美国人惩罚的风险太高。

就此而言，德国工业巨头西门子与Priminer之间的联系相当令人惊讶。西门子的一位发言人在接受询问时确认，德国的Priminer和中国的Priminer均由该集团供货。但该发言人表示：“对于这两家公司，我们都拥有合同保证，确保西门子产品不会被用于向俄罗斯供货。”该集团还表示，针对中国的Priminer Machine Tools，西门子拥有“最终用途声明，确认所交付的产品仅用于民用且面向中国最终用户”。西门子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规避制裁的行为。

既然供应商的反应如此强硬，人们本以为美国制裁将意味着Priminer Russland的终结。但该公司仍在经营。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点想象力——以及厚颜无耻。2025年11月，Priminer Russland简单地将其名称更改为（译为德语）“高精度技术”（Hochpräzisions-Technologien）。但由于在俄罗斯行政部门登记的税号没有改变，人们仍然能在国家数据库中找到它。在数据库中，一名叫莉莉亚·科斯特罗娃（Lilia Kostrowa）的女性被列为股东，她今年76岁，登记住址距离公司约1,600公里，据称她是唯一所有者，并在去年从其女儿手中接管了股份。在面对《时代周报》的询问时，她没有做出回应。

在另一件事上，创意也发挥了作用。《时代周报》掌握了来自叶卡捷琳堡俄罗斯机械贸易商 Pumori 一名员工的多封电子邮件，该公司销售 Priminer 品牌的机器。在 2024 年 4 月 22 日（即制裁决定出台两个月后）发给同事的一封邮件中写道：“遗憾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Priminer 俄罗斯公司——已被列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的制裁名单。”因此，该品牌的机器已无法再进口到俄罗斯。但无需担心：“制造商非常有兴趣继续其活动，并进一步扩大在俄罗斯市场的影响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未来的机器交付将以新品牌 Evolution 的名义进行。”

一个新名字，便能继续维持生意

看来这次更名唯一需要说服的只有客户。根据一份书信往来，其中一名客户是同样受到欧盟和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军工企业 Burewestnik。Burewestnik 生产火炮，据称订购了 17 台 Priminer 公司的 V17L 型机器。在经销商写给该军工公司技术总监的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制裁带来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建议：将订购的机器简单地重新命名为“Evo-7 型”，并归入 Evolution 品牌。显然，客户同意了。另一封信显示，这些机器已经交付。

这个新品牌在俄罗斯似乎很受欢迎。《时代周报》（ZEIT）掌握了经销商 Pumori 提供的多项 Evolution 机器报价，例如 Evo-10 铣床。根据产品手册，该机器配备了西门子的 828D-CNC 控制系统。

对于这家德国集团来说，这可能会带来不利后果。因为俄罗斯经销商 Pumori 同样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对于为何参加在诺伊明斯特（Neumünster）举行的“切屑飞行日”（Späneflugtag）展会，西门子未予回应。针对在俄罗斯目录中出现的控制元件问题，该集团表示，公司拥有完善的流程以确保遵守所有规定，并已针对此案例启动审查。但该公司补充道：“原则上，遗憾的是，不能完全排除某些货物在制造商不知情的情况下流入俄罗斯的可能性。”

《时代周报》还向位于诺伊明斯特的 Priminer 工具机有限公司（ Werkzeugmaschinen GmbH）发送了一份关于俄罗斯业务的详细问询清单。随后，两名来自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律师代表该公司作出了回应。他们阐明， 没有违法行为，该公司“既没有违反制裁法，也没有违反出口管制法”。此外，该公司并未向上述俄罗斯企业供货，且在“公司法”层面与 俄罗斯公司没有关联。

诺伊明斯特的 公司从中国采购机器，然后在西欧销售。这家德国公司并非 品牌的持有者，“而仅拥有简单的使用权”。对于中国公司，它“没有任何信息获取权或指令权”。而这些中国公司“既不受德国、欧洲，也不受美国制裁法的约束”，而“仅受中国法律管辖”。《时代周报》也联系了 的中国公司，但未收到回复。

德国的技术专长与中国的商业精明——这或许是一种实用的分工，但这并不能免除当地合作伙伴的责任。维克多·温克勒（Viktor Winkler）指出了这一点。温克勒是法兰克福的一名律师，也是德国制裁领域最受认可的专家之一。“制裁法规定，在企业集团内部，人们有义务积极促使不发生违规行为。”温克勒表示，要触犯法律，并不一定非要开着一辆装满违禁货物的卡车跨境运输。“只要集团内部有人向受制裁公司供货，而德国方面对此知情且坐视不管，这就已经构成了违反制裁法，”温克勒说道。

在诺伊明斯特（Neumünster）的刨花飞扬日（Späneflugtag）活动中，经理奥利弗·德尔夫斯（Oliver Delfs）始终关注着来自《时代周报》（ZEIT）的访客。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访客身边，询问是否需要一杯水，或者也许是一杯啤酒？总经理凯尔克（Kaehlcke）则经常被看到在与客户交谈。而杰克·陈（Jack Chen）则经常贴着电话在展厅中穿梭。在这一天，人们在诺伊明斯特还能欣赏到该公司的骄傲：一台型号为 U800 5X 的机器。它重近 20 吨，需要两台特种叉车才能将其安置到位。普里米纳（Priminer）在推介这个庞然大物时称其具有“高速度、高效率、高精度”。而为其提供完美控制系统的则是西门子（Siemens）。

房子，但给蜥蜴住的

托马斯·格罗特（Thomas Groth）想在柏林打造一个新的住宅区。这位企业家表示，物种保护使得这件事变得不可能。现在，他决定放弃。作者：约格·布格（JÖRG BURGER）

七月的一天，托马斯·格罗特在柏林南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上，沿着一道围栏行驶了很长一段距离。随后他走下车，走到围栏前向内望去：那里是茂盛的草地和灌木丛，其间铺设了小径。围栏底部由木材和铁丝组成，并用一面黑色塑料墙进行了加固。

那边住着1000只沙蜥。

托马斯·格罗特是一名企业家，从事房屋建设与销售。他曾想在附近建造一个名为“新利希特费尔德”（Neulichterfelde）的整个社区，包含2.500套公寓。2012年他购入了这块地，这里曾是一个军队训练场。他的五名员工负责该项目——而最让他们头疼的是严格的物种保护规定。一家工程事务所安装了围栏，并在围栏后建立了一个生物栖息地，种植了许多新植物。在购地后的14年里，这里除了这些以外没有任何变化。只有一道围栏、两块建筑公示牌，以及看起来略有不同的绿植。

在格罗特原计划建造公寓的地方，人们将蜥蜴收集起来并转移到了这个生物栖息地。格罗特回忆道，当工程事务所向他展示完工的栖息地时，他问那面塑料墙是干什么用的：“难道蜥蜴不能出去吗？”对方回答道：“不，是为了防止其他蜥蜴进来。”在生物栖息地和建筑工地之间是一片开阔的绿地，因为格罗特只打算在其中一小部分区域建筑，其余部分保留为自然状态。那里同样生活着沙蜥，大约900.只。生物栖息地总共可容纳1.600.只。在栖息地内的蜥蜴适应环境之前，两组种群不能混合，这就是设置塑料墙的原因。环保部门要求每只蜥蜴拥有100平方米的生活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为沙蜥完成了2.500套漂亮的公寓，”格罗特说。他更希望为人类建造2.500套公寓。

托马斯·格罗特今年63岁，身高两米，看起来像是一个不会被困难击倒的人。但在新利希特费尔德的建筑项目中，他放弃了。他最近卖掉了这块地，原因之一就是物种保护。“物种保护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他说，“在每一个较大的建筑项目中都是如此。”而事实上，新利希特费尔德的社区本可以早已完工，从而缓解让这座城市许多人感到绝望的住房短缺问题。柏林将在九月举行选举，住房短缺和高房租是核心议题。目前由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执政。在民调中表现出意外强势的左翼党要求进行征收。社民党则希望通过某种形式的“租金警察”来审查所有租金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格罗特为什么无法建成他的2.500套公寓？这真的归咎于物种保护吗？如果确实如此，这种程度的保护是否有意义？

仅在柏林，物种保护就导致11个大型住宅建设项目延期

在德国，完工的住宅数量正日益减少。绝大多数住宅由像格罗特（Groth）这样的私人投资者建设，2025年仅有200.000, 套，而此前红绿灯政府曾承诺达到400.000 套。事实上，物种保护长期以来一直导致一些荒诞的扭曲现象。

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9年一项建设2.000套住宅的计划因田鼠而失败。在帕绍，四条爱斯库拉蟒导致一个社区项目延期三年并耗资500.000 欧元，直到两个月前工地才终于开工。在维尔茨堡附近的罗滕多夫，蜥蜴导致一个新区的建设延期三年；而发现的一片蛇皮又迫使项目再次推迟数月。在柏林，物种保护阻碍了11个住宅建设项目。来自联邦自由房地产与住宅企业协会的朱利安·弗鲁格费尔德（Julian Flugfelder）表示：“许多开发商经历了因物种保护而导致数年的延期”，他本人是路德维希堡的一名建筑承包商。“在大型项目中，物种保护的费用很快就会达到数百万欧元。最终由客户买单。”

格罗特集团的办公室位于库达姆大街（Ku'damm）的一栋新建筑三层。托马斯·格罗特（Thomas Groth）与他的父亲克劳斯（Klaus）共同经营这家公司，公司由克劳斯于1982年创立。它是柏林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托马斯·格罗特在完成工商管理学习后，于1989年加入公司。他通常一次性建设数百套住宅，他的建筑分布在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墙公园（Mauerpark）附近以及中央车站附近。这些建筑让人想起上世纪之交的旧建筑。上午时分，格罗特办公室外的走廊里异常安静。

“柏林的人对我们的态度从未友好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友好，”格罗特语气坚定地说道，仿佛这一切对他毫无影响。“主要是政府部门。人们对待我们充满了不信任。”

柏林市政府强制要求格罗特在内利希特费尔德（Neulichterfelde）的项目中，必须有25%的住宅为社会住房，他还需支付绿地费用并为建设一所学校提供补贴。所有柏林的开发商在大型项目中都必须履行这些义务，如今社会住房的比例甚至达到了30%。尽管如此，格罗特仍背负着为富人建房的名声。他讲述道，几年前他与一家市属住宅建设公司的总经理一起会见城市发展参议员（如今同样是一名社民党人），对方喊道：“啊，好人与坏人一起来了。”格罗特笑了。

内利希特费尔德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格罗特展示了原计划的图像：广阔的绿地，边缘分布着四到六层的住宅楼。一所小学，三所幼儿园。人们在树荫下的喷泉广场上漫步。格罗特原计划于2017年开工，2025年全部完工。而到了2024年，才刚刚出台建设规划。

导致延期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到，几年前曾有一位来自左翼党的城市发展参议员，这让他损失了五年时间，《每日镜报》（Tagesspiegel）称她为“建筑阻碍参议员”。随后，环境部门也导致进度缓慢。

格罗特在柏林需要与两个环境部门打交道：参议院部门和区级部门。在物种保护方面，由他们决定具体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仅在这个项目中，格罗特为此就花费了2,500万欧元。“投入是无法估量的，”他说道。

当 Groth 在 2012 年购买这块土地时，联邦自然保护法不久前刚刚修订。欧洲法院此前曾指责德国在执行严格的欧盟物种保护条例方面过于松懈。自 2007 年起，德国境内有 100 多种动植物被列为特别保护物种：任何动物都不得被杀死，甚至不得受到干扰。动物交配或经常栖息的区域也不得被破坏。此外，环保组织的起诉权也得到了加强。自 2013 年起，政府部门和建筑商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这些组织更有可能就许可问题提起诉讼。

托马斯·格罗特（Thomas Groth）当时并未预料到这对新利希特费尔德（Neulichterfelde）意味着什么。工程师迪特·梅尔迈尔（Dieter Meermeier）为他执行了环保部门的要求。他的事务所专门从事物种保护。自 2007 年以来，这类事务所赚了很多钱。梅尔迈尔不愿谈论新利希特费尔德的项目，因为他签署了保密协议，但他在那里 2014 年至 2022 年间的工作记录在一份“动物群评估报告”中。该报告长达 921 页。

2014 年，十多位专家前往新利希特费尔德，其中大多数是生物学家。他们记录了沙蜥、欧螈、林蛙、环形蛇、火蝶，并统计了 125 种蜜蜂和 132 种黄蜂。他们使用技术设备记录蝙蝠的飞行轨迹。为了确定两栖动物的数量，他们埋下了 1,000 个捕获桶，并检查其中落入了什么。几年后，他们再次回来。到 2020 年，他们共捕获了 478 只蜥蜴，并估计整个区域的此类动物数量约为 2,000 只。

在建筑工地的边缘，即勃兰登堡州境内，格罗特集团租赁了 20 公顷土地，旨在建立一个主要面向蜥蜴的生物栖息地。根据法律，他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偿被破坏的栖息地。由于担心蜥蜴找不到足够的食物，两名生物学家调查了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步甲。他们还设置了家燕的筑巢地、侏儒蝙蝠的墙面隐蔽处以及环形蛇的产卵地。为欧螈提供的 10 个产卵水池由 7 口电动地下水井供水。

2019 年，开始在未来的建筑工地收集蜥蜴。在半年时间里，1,000 个捕获桶每天都被检查一次。雄性和雌性的比例被详细记录。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从桶中取出动物，且其姓名和资质必须上报给环保部门。

2020 年，生物栖息地的建设开始，土壤是由不同种类的土组成的马赛克。播种的种子包括干草种子，这些种子是从自然保护区采集的。2022 年，区环保部门确认该栖息地已达到成熟标准。2026 年初，格罗特必须将 1,000 个捕获桶的塑料盖更换为石板，因为环保部门注意到，否则浣熊可能会吃掉蜥蜴。格罗特说：“每周都会出现一些让你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讲述道，2024 年秋天，他的父亲克劳斯（Klaus）来看他，父亲现在 88 岁。“他问我想不想继续做下去。”他们可能还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完成新利希特费尔德项目。“我想：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真的想工作到 73 岁吗？”于是他们决定将一切出售。自 2026 年春季起，新利希特费尔德现在属于慕尼黑的 Wöhr + Bauer 公司和柏林市属住房建设公司 Degewo。新业主宣布，所有工程将于 2035 年完工。格罗特说，几年前他能拿到更高的价格。他果断止损，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人们惊讶于他谈论这一切时如此淡定。他在柏林其他地方还在搞建设吗？

“幸好没有。”

那么他的公司现在在做什么？

“我要退休了。Groth集团将全面清算。”

Groth此前尚未公开此事。他表示，这个决定是他两年前与父亲在出售Neulichterfelde项目时共同做出的。也就是说，在经营44年后，他们将关闭公司。就让别人去盖房子吧。“在这个城市做房地产开发商没有乐趣，”他说。而且建筑成本变得昂贵得多——这也是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以及高利率带来的后果。Groth必须按每平方米“至少25欧元租金”来计算成本，而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负担得起了。他还会出售几块土地，然后Groth集团就将成为历史。在2010年代末，在库达姆大街（Ku'damm）办公楼三层楼里工作的170名员工几乎全部离职。现在只剩下12人。这就是为什么那里的走廊如此安静。

各类物种专家每年都会检查动物的生存状况

格罗特还想讲述另一个毫无进展的柏林项目——潘科门（Pankower Tor）。那里计划建设 2.000 套公寓。他对投资者库尔特·克里格（Kurt Krieger）表示同情。“他想建设并以合理的价格出租，但总有人在他面前设置障碍，简直疯了。”2009 年，克里格买下了这块土地。该地块生活着受严格保护的黄腹蟾蜍。德国自然保护联盟通过起诉向市政府和区政府施压，显然因此推迟了一切。柏林自然保护联盟总经理梅拉妮·冯·奥尔洛（Melanie von Orlow）对此表示：“延迟的责任在于投资者和柏林州政府。”克里格集团总经理埃达·梅茨（Edda Metz）则说：“黄腹蟾蜍在这里只是被工具化，用来阻碍住房建设。”

自然保护主义者属于所谓的“公共利益承载者”，他们在建筑项目中的异议必须被考虑在内。在诺伊利希特费尔德（Neulichterfelde），这类承载者有 85 个。其中包括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BUND）。该联盟受格罗特委托，将负责维护诺伊利希特费尔德的绿地以及旁边的生物栖息地，期限为 25 年。为此，BUND 成立了一家公益有限责任公司。为了确认诺伊利希特费尔德的动植物是否真的状况良好，各类物种专家每年都会进行检查。目前由 Meermeier 工程事务所负责。他们都在物种保护中获得了丰厚收益。具体金额无人透露。格罗特表示，他与 BUND “一直合作良好”。

在参观完生物栖息地后，格罗特前往了计划建设公寓的地方。在这里，他看到的依然只有绿植。“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比赛结束前就离开赛场，”他说。他看起来并不悲伤。

托马斯·格罗特在工商会中活跃，并希望在柏林继续发挥影响力。他认识各大政党的负责人，他表示自己几乎能与所有人打交道，唯独左翼党和德国选择党（AfD）对他来说是不可选的。如果左翼党很快重新执政，那将是“柏林的不幸”。谈到征收讨论时，他只是翻了个白眼。“如果在住房建设上加快速度，比如在潘科门，那么租金迟早会再次下降。”

他和妻子住在利希特费尔德附近的一栋带有清水砖墙的单户住宅中，房子建于 2010 年，当时一切都便宜得多。直到今天，这仍令他感到欣慰。孩子们早已搬走。托马斯·格罗特预计自己不会感到无聊。他热爱在山地骑摩托车，并且在马略卡岛有一栋房子。

在诺伊利希特费尔德，2026 年夏季的蜥蜴收集工作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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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格罗特，63, 岁，曾想在柏林市郊建设 2.500 套公寓。14 年后，这里只有围栏后的一片生物栖息地。

照片：Doro Zinn 为《时代周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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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物价之国

本周六，冰岛将就启动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进行投票。许多人对此寄予厚望，尤其是希望物价能够下降。作者：里卡达·里希特 (RICARDA RICHTER)

对于游客来说，冰岛物价昂贵。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一杯过滤咖啡折合 5 欧元，一个热狗 5.30 欧元，餐厅里一杯中杯啤酒 13 欧元，一份玛格丽特披萨 21 欧元。

前往这座大西洋岛屿欣赏瀑布和冰川的旅行者，必须比在其他地方预留更多的度假预算。去年，这里的价格水平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 73.5%。

对于冰岛人自己来说，这也成了一个问题。虽然他们的工资较高，可以用此抵消较高的成本。2025 年，经价格调整后，他们的消费量甚至比欧盟平均公民高出 15%。然而，价格不仅高，而且还在持续上涨。央行未能遏制通货膨胀。因此，大多数冰岛人渴望一种新货币：欧元。

但在即将到来的周六，冰岛人首先将就其国家是否应重启欧盟入盟谈判进行投票。2013 年，新当选的中右翼政府停止了谈判；当时理由是冰岛的利益在欧盟之外能得到更好的维护。但自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对格陵兰岛提出所有权要求，并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多次将格陵兰岛与冰岛混淆以来，许多人对此不再那么确定了。

地缘政治只是支持加入欧盟的一个论据。虽然冰岛自 1994 年起就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因此也是单一市场的组成部分。欧盟公民可以在冰岛工作，冰岛人可以在德国留学。尽管如此，关税依然存在，而入盟将使其消失。该国可以从国际贸易协定中获益，并参与决定欧洲的经济政策。

许多入盟支持者希望，冰岛能获得的最大好处是更进一步——用欧元取代克朗。这样长期来看物价可能会趋于稳定。

这与冰岛的根本问题有关：其经济长期以来主要依赖捕鱼。在渔获量大的年份，经济状况良好；在渔获量少的年份，则状况糟糕。冰岛经济学家索瓦尔杜尔·吉尔法松 (Thorvaldur Gylfason) 表示：“几十年来，企业家和渔民在对利润不满时给政府打电话是很正常的。然后政府给央行打电话，指示其将货币贬值。”

这就是拥有独立货币的一大优势：通过贬值，本土产品变得更便宜。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冰岛多次利用这一机制，仅在 1970 年至 1990 年间就使用了 20 多次。但贬值也有一个缺点：它会导致通货膨胀。由于工资与价格走势挂钩，工资也随之持续上涨，进而进一步推高通胀。在 1983 年，通胀率达到 84% 的顶峰。直到那时，自动调薪机制才被终止。

虽然如今的价格上涨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一个依赖进口的小国，经济依然很容易失去平衡。

自金融危机以来，冰岛的物价几乎翻了一番。2009 年，过滤咖啡折合仅 2.50 欧元。相比之下，德国在同一时期的价格仅上涨了 44%。“我们是引入欧元的理想候选者，”吉尔法松说，“因为我们在控制通胀方面有着长期的历史失败。”虽然央行宣布了将通胀率限制在 2.5% 的目标，但多年来实际数值一直高于此，目前 7 月份为 5.3%。

为了稳定冰岛克朗，央行设定了较高的基准利率。自上周起，该利率维持在 8%，是欧元区利率的三倍多。房地产贷款的利率则更为昂贵——且由于价格大幅上涨，利率锁定期限被限制在短短几年内。或者，则属于所谓的指数贷款，其剩余债务随通货膨胀而增加。因此，年轻人几乎不可能买得起公寓或房屋。“如果说有什么议题能促使人们倾向于加入欧盟，那就是这个。这是货币问题，也是房地产贷款问题，”雷克雅未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吉尔菲·佐埃加（Gylfi Zoega）说道。

由于冰岛的所有物价上涨如此之快，租金也持续与通货膨胀挂钩。没有人知道几个月后租金会是多少。“如果特朗普心情不好并轰炸伊朗，油价上涨，通货膨胀随之上升，冰岛的所有企业会突然面临更高的租金，”佐埃加说。私人个体也是如此。通胀上升，租金涨；通胀再涨，租金再涨。“这就像孩子们站在湖边，让石头在水面上跳跃，砰，砰，砰。”

尽管工资不再与通货膨胀挂钩，但价格上涨仍在推动薪资增长。一份受冰岛财政部委托、关于可能引入欧元的专家报告显示了这种增长的强度：在过去的十年中，实际工资年均增长 2.4%——相比之下，丹麦、挪威和芬兰的增长率仅为 0.6% 至 0.8%。“结果是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报告中写道。冰岛的产品变得越来越贵。因为工资不仅比其他地方增长得快，而且增长速度尤其超过了生产力的提升。

许多亲欧人士已经失去了对冰岛央行的信心，并深信只有引入欧元才能让国家重新获得财务稳定性。由于本国货币波动剧烈，一名酒店经营者在客人提前用欧元预订时，直到客人抵达时才知道能收到多少冰岛克朗。如今，许多冰岛大公司更倾向于使用欧元或美元进行交易。例如，本土航空公司冰岛航空（Iceland Air）以美元核算其机票和货运营收，并以外币借贷。这样它也能从国外较低的利率中获益。

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从引入欧元中获益。因为不确定性和高成本至今也保护了它们免受来自欧洲竞争对手的冲击。在大多数行业中，岛内只有三到四个大型竞争者，仅此而已。国际企业是例外，例如有一家宝马家（Bauhaus）建材超市和一家开市客（Costco）批发超市。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在 2009, 年关闭了其最后一家分店，因为成本太高。

此外还有一个障碍：财务稳定性并非在引入欧元后才到来。冰岛必须在被接纳之前就证明其具备稳定性：低通胀、稳定的汇率、低利率。这也意味着需要抑制薪资增长。

关于启动加入谈判的投票结果预计将非常接近，两方在民调中几乎持平。但尤其是旅游业部门，可能会有兴趣在有一天能在冰岛使用欧元支付。因为如今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不再是捕鱼业，而是旅游业。因此，需要较低的价格，以免冰岛对游客而言过于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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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见过克劳斯-迈克尔·屈内（Klaus-Michael Kühne）的人，不会觉得这位第二。

在不久前与这位德国第二富豪见面时，人们不会觉得他像个富豪。去年5月，在与《时代周报》（ZEIT）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穿着一条慢跑裤。由于长期受腿疾困扰，他在几天前刚动过手术，小心翼翼地将腿搁在汉堡 The Fontenay 豪华酒店的沙发上。在他身边，妻子克里斯蒂娜·库内（Christine Kühne）已经在收拾行李，他们很快要飞回瑞士的家中，像往常一样乘坐普通的商业航班。为什么他不给自己安排私人飞机？库内说，在商业客机上他们感觉更安全。“而且我承认，这也包含成本因素，我非常节俭。”

克劳斯-迈克尔·库内（Klaus-Michael Kühne）一生都非常节俭。早年，当他将家族企业库内-纳格尔（Kühne+Nagel）发展成为全球物流巨头时，如果员工忘记关灯，他会在晚上亲自将其关掉。在出差期间，他会帮海外代表处带邮件，以节省邮资。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他只能在苏黎世湖畔的辛德莱格（Schindellegi）家中度日时，家里也没有请私人护理服务。

但另一方面，克劳斯-迈克尔·库内身上往往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一面。只要是他看中的项目，他能够“处理大额数字”，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在短时间内投入数百万欧元，用于他从小就支持的汉堡体育俱乐部（Hamburger Sport-Verein），用于他在马略卡岛和汉堡的豪华酒店，或者用于他在去世前一年承诺给家乡汉堡的一座新歌剧院。这座歌剧院预计耗资至少 3.3 亿欧元。即便成本大幅增加，可能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根据《福布斯》（Forbes）杂志的计算，库内作为一名商人，积累了约 400 亿美元的财富。这也归功于他在这个角色中做出了许多正确的决定。

他年仅 29 岁时，就不得不接替病重的父亲，并在 1966 年接管库内-纳格尔货运公司。他没有时间上大学，库内对此长期感到遗憾。但一旦掌权，他就迅速将公司大规模扩张至全球。

“我的父亲在50年代开始建立首批海外分支机构，”他在 2021 年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回忆道。“但我想要建立一个全球网络。这很困难，因为我们全部依靠自有资金融资，并且从极小的规模开始，最初在欧洲设立单人企业并雇佣年轻人才。60年代初，我随父亲前往香港并在那里建立了我们的代表处，当时那里几乎没有任何业务。”

但库内坚信自己的计划。当全球化真正开启、全球贸易迎来繁荣时，库内的人员早已遍布各地。他的公司成为了这一发展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运输海量货物。

在几乎没有人相信航运业的时候，库内也对其进行了押注。2008 年，他入股德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哈帕格-劳埃德（Hapag-Lloyd），将其从被出售给亚洲企业的危机中救了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看起来像是个糟糕的主意，损失极其惨重。然而，新冠疫情突然导致供应链瓶颈，随后运费价格暴涨。仅在 2021 年和 2022 年，他的公司就向库内支付了总计 70 亿欧元的股息。凭借这笔资金，他随后入股汉莎航空（Lufthansa），成为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

在快速浏览中读起来像是一个稳定的成功故事，但实际上它是艰苦奋斗而来的，在私人生活方面亦然。库内没有孩子，因为据他所述，他生命的前半段几乎一直在工作。他几乎全天候地回复邮件。直到生命后期，他才在瑞士度假时结识了克里斯蒂娜，并在 52 岁时与她结婚。对于生孩子来说，那时已经太晚了。但任何听到他如何深情地谈论她的人都会意识到：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他每年都会在她的生日时为她写一首诗。但在打网球时，他绝不会让她赢。在那方面，他会像习惯的那样，为了每一个得分而顽强地战斗。

在 80 年代初，库内几乎破产，因为他在创建自己的航运公司时用力过猛。银行给了他五个月的最后期限，要求他控制住债务。库内成功找到了一位慷慨的投资者，

照片：Christoph Köstlin / Lai

讣告

克劳斯-米夏埃尔·库内 (1937 至 2026)

内心深处，他始终是个汉堡人

克劳斯-迈克尔·库内（Klaus-Michael Kühne）更倾向于在瑞士纳税。尽管如此，他仍为自己的家乡贡献良多。作者：马克·维德曼（MARC WIDMANN）。对方给了他充分的自由，使他后来能够将公司重新买回。此后他多次表示：“我是一个坚韧的斗士”，这句话在多年间逐渐固化为他向世人展示的自我形象。

然而，公众对他有两个反复提及的批评点，而库内无法简单地通过“战斗”将其消除。

有些人直到最后仍对他和父亲在 70 年代中期将公司从汉堡迁至瑞士耿耿于怀。如果问库内这是否是个好主意，可以从中获得对其人格的有趣洞察。首先，这位强硬且务实的企业家会回答：当然，在税收低廉且自由的瑞士，库内+纳格尔（Kühne+Nagel）得以蓬勃发展并成长为一家全球性企业，如今在 1.300 个地点拥有超过 88.000 名员工。但回答并未就此结束。

随后，时而表现出惊人感性的克劳斯-迈克尔·库内会继续说道，例如：“我是汉堡人，也将永远是汉堡人。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那里终究是我的故乡。”在苏黎世湖畔那个建筑风格毫无吸引力的小村庄辛德莱格（Schindellegi），听起来抵达那里的仅仅是那个精于计算的企业家库内。但作为一个人，库内一生都眷恋他的家乡汉堡，并希望为其做贡献，或许也是出于某种愧疚感。他说：“我觉得我有义务这样做。”

因此，库内最终在汉堡被视为一个“万能救星”，像是一个只要哪里缺钱就会被人们打电话求助的富裕叔叔，例如在继续建设易北塔（Elbtower）高层建筑时。库内虽然总是对这个角色有些抱怨，但最终还是为该项目承诺出资 1 亿。

第二个他自称的“瑕疵”，是关于他的祖辈在第三帝国时期从事过哪些阴暗交易的问题。当时，库内+纳格尔不仅运输大量的粮食，还运输被驱逐犹太人的家具。库内的父亲阿尔弗雷德（Alfred）和他的叔叔维尔纳（Werner）于 1933 年 5 月加入了纳粹党（NSDAP）。就在犹太共同所有者阿道夫·马斯（Adolf Maass）被迫离开公司仅几天之后。马斯后来在奥斯威辛被谋杀。

克劳斯-迈克尔·库内在战争结束时年仅七岁，他本人无需承担责任。但他也不愿太详细地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他曾多次粗鲁地拒绝支付历史学家以调查公司历史的要求。他称公司档案已被烧毁，而且现在“揭开旧伤疤”已毫无意义。

大约一年前，在库内刚做完手术后，他在其酒店内与《时代周报》（ZEIT）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对关于那位被驱逐的犹太共同所有者历史的调查结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当谈到居住在加拿大且至今仍关注此话题的孙女芭芭拉·马斯（Barbara Maass）时，他也倾听得十分专注。他请求转告她，他的父亲经常以非常赞赏的语气谈论他以前的战友阿道夫·马斯，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体面且有价值的员工”。库内甚至对与这位孙女见面持开放态度。但由于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次会面最终未能实现。

周一凌晨，克劳斯-迈克尔·库内在位于辛德莱格的家中去世，享年 89 岁。他将被安葬在汉堡奥尔斯多夫公墓（Ohlsdorfer Friedhof）的家族墓地中。

他及其持有的所有公司股份构成的巨额财产未来将归其基金会所有。这将使其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基金会之一。目前，该基金会已经在汉堡运营一家物流大学，并在达沃斯运营一个医学园区，用于研究过敏症和心血管疾病。

库内在一份文件中规定了其基金会应如何处理他的遗产。最重要的规则是：只有在极端的紧急情况下，才允许出售他一生事业的核心——库内+纳格尔公司（Kühne+Nagel）。至于其他公司，以汉堡前科学参议员约尔格·德雷格（Jörg Dräger）为首的基金会管理人员则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我不在之后，基金会能够非常连续地、按照我的意愿继续运行，”库内在两年前表示。“希望整体尽可能保持统一，且执行人员之间没有竞争。并且没有人会过于自负，认为自己必须将规模再扩大一倍。”

守护他所建立的财富，本身就已是一项足够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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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医生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人们可以自行选择就诊的医生。但联邦政府希望限制这种自由，赋予家庭医生更多权力。目标是：让所有人更健康。这能行得通吗？作者：汉娜·格拉贝 (HANNA GRABBE)

有时，优秀的医疗服务始于问题看似早已解决之时。在医院里，医生说她可以回家了。没有心肌梗死，没有中风，也许是吃错了东西。但现在，70岁左右的埃丽卡·布伦纳* (Erika Brunner) 与她的女儿一起坐在苏珊娜·布布利茨 (Susanne Bublitz) 的诊室里，想要讲述她的经历。昨天下午症状开始出现：高血压、眩晕。“而且我还吐了两次。”

“只有一次，妈妈。”

“但吐了两大口！”

布布利茨询问就诊证明。母女俩继续聊着。直到布布利茨说：“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何让您不再回到急诊室。”

这就是苏珊娜·布布利茨诊所的核心工作。这位50岁的医生向人们解释并帮助他们学会自我救助。她权衡谁真正需要去医院或看心脏科医生，而谁则主要需要一次深入的谈话。对于她的患者来说，布布利茨不仅仅是一名家庭医生：他们承诺，遇到任何健康问题首先来找她。布布利茨表示，80%的问题她可以独立解决。

政府现在希望在全德国强制推行这样一个原则。目标是：减轻专科医生处理琐碎小病的负担，以便那些真正需要专家的患者能更快地预约到时间。这听起来很简单。但这样一项改革改变的不止是就医路径。对于患者而言，这意味着自由度的降低；对于医生而言，则意味着权力关系的改变。因为这还涉及到在治疗过程中是由家庭医生还是专科医生主导——以及谁能从中赚到多少钱。

到目前为止，在德国，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就诊的医生。这可能会导致情况升级：一个经常头痛的人，可能会先去看骨科医生，觉得可能是颈椎问题；然后去看耳鼻喉科医生，觉得可能是额窦炎；为了保险起见，再去看看神经内科医生——万一是脑瘤怎么办！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人就医频率极高。但他们的健康状况并未因此提高。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选择医生反而是个例外。31个出38个经合组织 (OECD) 国家采用所谓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在法国、荷兰或英国，首先去看家庭医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德国，投保人近二十年来也可以加入此类计划。不过，这是自愿的，而选择加入的人极少。

测试有额外补贴——但有些人最需要的是一次交谈

但在巴登-符腾堡州情况不同。那里目前约有 3,3 百万人参与了以家庭医生为中心的医疗服务（Hausarztzentrierten Versorgung）——超过了三分之一的法定医疗保险参保者。这主要归功于 AOK 保险公司。该公司很早就坚信：谁能更好地协调患者，谁就能提供更好的护理，并从长远来看降低成本。该医保基金成功吸引了医生和患者加入这一模式，并将专科医生也纳入其中。因此，未来的医疗护理日常在今天的巴登-符腾堡州已经可以体验到。例如在普费德尔巴赫（Pfedelbach）苏珊娜·布布利茨（Susanne Bublitz）的诊所里。

政府也计划加强其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参与。此前在联合组阁协议中还提到希望引入一套“初级医生系统”（Primärarztsystem），而现在讨论的仅是“初级护理系统”（Primärversorgungssystem）。然而，具体如何实施目前仍不明确。原本应该在夏天之前完成一份草案，但在幕后，不仅是医生的观点在碰撞，医保基金的设想也存在分歧。

例如，纳内特·科勒（Nanette Kohler）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上午，当布布利茨与 90 多岁的汉斯·西伯特（Hans Siebert）进行长时间交谈时——后者在前往诊所的路上忘记了自己为何而来——科勒则带着一个沉重的医疗箱前往附近的护理院。她正在学习助理医师（Physician Assistance），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医学专业。在护理院里，她为一名身体虚弱得明显的住院者抽血，寻找丢失的疫苗接种证，并检查皮疹出血情况。病房主管怀疑是：疥疮。

照片：Jasper Walter Bastian 为《时代周报》拍摄 苏珊娜·布布利茨，50, 岁，现在有了更多时间陪伴患者——且薪酬更高

未来将由应用程序决定谁能看专科医生吗？

到目前为止，许多全科医生自行处理此类事务，就像处理康复申请或感染门诊一样。专家估计，医生将高达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实际上不需要医学专业人员处理的任务上。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全科医生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一切。目前已有约 5,000 个全科医生席位空缺，且呈上升趋势。同时担任巴登-符腾堡州全科医生协会主席的苏珊娜·布布利茨（Susanne Bublitz）坚信：“如果我们能将工作分摊到更多人肩上，我们将能毫无问题地应对。”

6 月底，德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 TK 终止了其大部分全科医生合同。此前，该公司发布了一项评估报告，其结果与巴登-符腾堡州 AOK 的发现几乎完全相反：这些合同导致成本增加而非降低。专科就诊次数和住院率均未下降。仅在少数群体（如糖尿病患者）中出现了微小的改善。

当埃里卡·布伦纳（Erika Brunner）带着女儿离开 2 号诊室时，已经过去了将近 45 分钟。布布利茨为她开了一些小胶囊，嘱咐她如果血压再次超过 180，就将其咬碎服用。不，她不需要立即对疼痛的手腕进行手术。是的，70 多岁时背部经常感到不适是很正常的。

此外还有医生们的自我认知问题：在与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交谈时，有时能听到双方对彼此并不友好的评价。全科医生指责专科医生仅通过其专业领域的视角来看待患者。相反，专科医生则经常认为全科医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随后布布利茨说：“有些人就是有倾诉的需求。”在参与全科医生合同工作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她可以就一次“以问题为导向的医疗谈话”结算约 16 欧元。然而，这仅适用于每两个患者中的一个，保险公司不会支付更多。对于问题很多的患者，这成了亏本买卖。

在常规的诊所体系中，医生只有在尽可能多地开展操作时才能赚到钱。测量、测试、超声波检查都有额外补贴。而在全科医生体系中，重点不在于单项服务，而在于对患者的整体护理。“人们得到的是我认为有意义的治疗，”布布利茨说。有时，这仅仅是倾听。对于每位登记的患者，布布利茨每年可获得约 100 欧元，即使该患者从未进入诊所。此外还有少量且明确的固定补贴和附加费。

“平均而言，全科医生的酬金增加了 30% 以上，”巴登-符腾堡州 AOK 董事会成员约翰内斯·鲍恩费因德（Johannes Bauernfeind）表示。由于患者保持得更健康或并发症更少，保险公司能够回收这些额外支出。作为回报，布布利茨的诊所必须满足特定标准。这包括配备心电图机、开设晚间门诊以及针对慢性病患者的计划。此外，她开具的药物及其合理性也会被评估。

布布利茨说，以前她需要花好几天时间进行结算。现在她一个下午就能完成。布布利茨现在有了更多时间陪伴患者，而且收入更高。

虽然会产生工作量，但即便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患者仍会被定期召集到诊所，以便结算季度固定费用。

而布布利茨现在对陶伯夫人（Frau Tauber）说：“您不必这么频繁地来了！”陶伯夫人显得很惊讶。布布利茨解释说，只要她状态良好，定期填写一份问卷并抽血即可。一年一次，她们会进行较长时间的面诊。陶伯夫人点头道：“这对你们来说也更简单。”布布利茨看着她：“对您来说也是！”

AOK 正在对家庭医生合同给患者带来的益处进行科学研究。研究人员推算，仅在糖尿病患者中，参加家庭医生计划的人员在 2011 年至 2022 年间发生的严重并发症比接受常规医疗的糖尿病患者少约 9.200 例：截肢、心肌梗死和中风的情况有所减少。总体而言，签署家庭医生合同的患者用药量更少，不必要地住院次数更少，接种流感疫苗的频率更高。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方面。

这听起来好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患者更健康，住院费用更低，家庭医生更满意，且有更多空余预约时间。

一方面，这种改革的成效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我们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看到显著差异，但这些差异随后会变得越来越大，”负责数据分析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全科医生费迪南德·格拉赫（Ferdinand Gerlach）表示。但许多患者立即感到被限制了：一名家庭医生竟然有权决定谁能去看哪个专科医生？在德国，这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德国人愿意放弃这种自由——只要能因此更快地预约到专家。

在专家那里。为什么德国不早点采取在巴登-符腾堡州多年来似乎行之有效的做法？

这种做法听起来很合理。但如果它在全德国普及，这意味着：诊所未来将失去那些“稀释病例”（Verdünnerfälle）。“许多专科医生的定额补贴是基于特定的患者组合计算的，”专科医生最高协会主席迪克·海因里希（Dirk Heinrich）表示。“如果把简单病例剔除，这种计算就无法成立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推行家庭医生制度，那么专科医生也必须获得更多资金。

一些医生抵制这种转型，可能与像比尔吉特·陶伯（Birgit Tauber）这样的患者有关。她挺直腰板坐在苏珊娜·布布利茨（Susanne Bublitz）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说她感觉很好。陶伯 60 岁快到尾了。不久前她差点心脏病发作。现在她服用降压药、降胆固醇药和血液稀释剂。药物剂量调整得很好，陶伯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症状了。她甚至不想多说话。在医学界，对于像陶伯这样的人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呼：“稀释病例”。指的是那些几乎不需要

在巴登-符腾堡州，AOK 确实缓解了这一冲突。在那里，如果专科医生与家庭医生合作更紧密（例如在同一天内接诊后者的急诊患者），他们将获得更高的报酬。但保险公司必须首先为这一方案投入更多资金，并希望这在未来能带来回报。

这项研究由健康经济学家约纳斯·施雷约格（Jonas Schreyögg）领导，他与分析 AOK 合同的费迪南德·格拉赫一样是著名的科学家。当被问及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时，施雷约格将其归功于巴登-符腾堡州的“特殊角色”，例如那里有许多专科医生参与其中。他对现有模式的主要批评点在于：即使人们签署了家庭医生合同但仍直接去看专家，也几乎没有任何后果。“但研究表明：患者越是遵守规定的就医路径，效果就越明显，”施雷约格说。他的结论是：家庭医生原则可以发挥作用。但前提是它必须具有真正的约束力。

相比之下，TK 则希望患者首先必须咨询一个数字化程序。该程序将告知他们是否真的需要医生。因为比家庭医生更便宜的，就是根本不需要医生。

苏珊娜·布布利茨（Susanne Bublitz）将这个想法称为“数字化反乌托邦”。在她面前坐着一名穿着格子衬衫的男子。他最初是因为便血而就诊，但现在胃部也感到不适。他撩起衬衫，布布利茨进行触诊——结果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褐色的皮肤斑点，形状不规则，颜色多样，十分可疑。“人们因为一件事而来，但最后我们至少要讨论另外三件事，”布布利茨说，“您想怎么用一个应用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患者带来的不仅是他们的疾病，还有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像那个事故患者，在展示头部的裂伤之前，先摊开了他那辆凹陷汽车的照片。或者那位因为猫生病了，而希望通过电话沟通的女士。

还有那位身材瘦削、带着狡黠微笑的老年男子，这种笑容与他想要谈论的话题完全不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活几年”。他越来越频繁地感到气短。但他的肺科医生现在在另一个城市工作，他需要一名新医生。他小心翼翼地询问，布布利茨是否能再次利用她的“广泛人脉”帮帮忙。布布利茨点点头。她可以。

*为保护患者隐私，我们更改了他们的姓名

一种奢侈生物？ 这种昆虫 曾在包括 一辆新交付的 保时捷车内 被发现

我们可以介绍一位新邻居吗？

今年夏天的最新数据显示，螳螂正在德国境内扩散。它被冠以“食男者”的恶名，但实际上与它交配往往并非危及生命。作者：LISA PAUSCH

它用化学物质欺骗雄性，有时在交配时将其吃掉，并将后代遗弃在废弃的铁轨上。但必须承认，螳螂这样做很成功。这种爬行类动物中的“致命女郎”已经走得很远了。数千年来，它们一直栖息在南欧、亚洲和非洲的温暖地区，而随着气候变化，它们现在正征服德国越来越多的地区。截至8月24日，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bu）共收到21,000条螳螂出现报告——几乎是去年的三倍。

在马格德堡，有人在一家花店的兰花上发现了它；在柏林，有人在夏里特医院（Charité）的急诊室发现了它；而在法兰克福，一名个体被发现死在地铁站。螳螂变得鲁莽了吗？为什么它显然越来越频繁地离开舒适区，冒险进入德国城市？它甚至在“搭便车”——专家如此称呼那些通过火车或超市及园艺中心货箱旅行的动物。据 Nabu 称，在不来梅哈芬，人们在2023年首次在一辆刚交付的保时捷车内发现了这种昆虫。

它是奢侈生物吗？昆虫研究员克里斯蒂安·J·施瓦茨（Christian J. Schwarz）表示，恰恰相反：“它的要求降低了。”他是关于螳螂的一本专业书籍的合著者。它们在德国的行为现在就像长期以来在法国和西班牙那样。“在那里，一片林缘或一条铁轨就足够了。”螳螂只需要那些“阳光直射暴晒”的地方。毕竟，它来自非洲萨瓦纳草原。早在18世纪，法兰克福就曾发现过它，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在德国仅在最西南端感到舒适。

在巴登-符腾堡州，它生活在非常温暖的凯撒斯图尔（Kaiserstuhl）、上莱茵河谷沿线或弗赖堡周边，并且喜欢在干燥的草地以及早在春季就已温暖的葡萄园山坡上。在那里，它可以完成其使命：在4月至6月之间孵化，最迟在8月前成长，期间脱皮多达七次，寻找配偶，产卵，并在最初的寒冷夜晚——最迟在11月——死去。

但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平均气温的升高，螳螂沿着莱茵河向北迁移至鲁尔区，现在则进一步向东推进。“我们最新的发现大约来自韦斯特瓦尔德（Westerwald），现在螳螂也在那里的高海拔地区活动，”在明斯特的威斯特法伦-利珀景观协会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该动物分布的生物学家扬·奥勒·克里格斯（Jan Ole Kriegs）说道。与此同时，一个可能从捷克迁入的种群正在东德地区扩散。1998年，柏林舍讷贝格（Schöneberg）的一处铁路废弃地上发现了首个个体，可能是通过火车被引入的。

克里格斯表示，东部和西部的螳螂在中间相遇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从理论上讲，这种昆虫现在可以生活在德国的任何地方。日益增加的目击记录表明，这些动物在2024年和2025年漫长、温暖且干燥的夏天里已经能够成功繁殖。克里格斯在 Observation.org 平台上记录到的报告数量也明显多于2025年，且出现时间更早。随着气候变化，螳螂成熟的时间提前，并且在一年中更晚的时候仍能产卵。

而且，它们的交配行为其实是个神话。螳螂被视为“食男者”，在美国南部曾被传为“魔鬼之马”（devil's horse），在如今捷克东部的南摩拉维亚地区，20. 世纪初人们将其视为“跳跃女巫”而加以追捕。但事实上，与螳螂交配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危及生命：雌螳螂主要是在极度饥饿时才会吃掉雄螳螂。

因此，雄螳螂在交配前会尝试用技巧来保护自己，因为在身体素质上它们劣于雌性。渴望交配的雄性会从后方潜行，一旦足够接近，便跳到雌性的背上，然后开始交配。昆虫研究员施瓦茨（Schwarz）介绍说，为了谨慎起见，雄螳螂更倾向于选择看起来饱食的伴侣——即那些腹部凸出的雌性。通常情况下，这些是年龄较大的雌性，而且它们能保证更多的后代。

当然，螳螂也对此找到了应对之策。一位澳大利亚研究员在观察一种近缘物种时发现，近乎饿死的雌性会大量分泌性诱导剂。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能迷惑雄性，在直接对比中甚至比那些有肚子的年长雌性更成功。对于雌性及其后代来说，交配后的这顿“点心”其实是有益健康的：在吃掉一只雄螳螂后，雌性的身体状况能提升33%，生育力能提升40%。

受精后的螳螂绝对需要蛋白质：几天后，它会从后部挤出浅色的泡沫，并以圆周运动一层层地构建一个荚壳，就像3D打印机一样。在这种所谓的卵鞘（Oothek）中，它最多可存放300枚卵。生物学家克里格斯（Kriegs）解释道：“这些卵包极其稳固，且具有极佳的防寒防潮性能。”

克里格斯表示，现在8月和9月，螳螂会将卵鞘筑在植物茎干、树枝、墙壁或石头上，甚至沿着铁路沿线。他说：“它们可能会把卵包粘在火车上的某个地方，然后小若虫在明年爬下来。”也许就在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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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天空行动

英国政府正在测试如何避免凝结尾迹。这将使飞行显著降低对气候的影响。作者：埃琳娜·埃德曼 (ELENA ERDMANN)

一架飞机稍微绕道——旅程对气候的损害就随之减少。这听起来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英国政府计划在北大西洋上空测试这一技巧是否有效。

其背后的理念是：新的飞行路线应避免产生凝结尾迹，即飞机有时在身后留下的白色痕迹。当飞机尾气中的微小烟尘颗粒使水蒸气凝结并冻结成冰晶时，就会产生这些痕迹。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条纹在几分钟后就会消失。但有时它们会在天空中停留数小时，甚至形成人造云。

尽管这些白色条纹看起来无害，但对气候而言并非如此。因为它们会将热辐射反射回地球，与温室气体的作用非常相似。因此，它们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变暖。具体影响有多大尚不完全明确，但科学家认为，凝结尾迹对气候的影响与飞机尾气中的二氧化碳（CO₂）相当，甚至更大。

从理论上讲，避免凝结尾迹其实很简单。只有在空气特别寒冷且潮湿的情况下，它们才会长时间留在天空中。这种条件仅存在于大气层中的极小区域。因此，大多数情况下，飞机只需升高或降低几百米，就能避免产生持久的凝结尾迹。

这一原理其实早已为人所知。2021年，研究人员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论证道，几乎没有其他措施能以如此低的成本产生如此巨大的气候保护效果。同年，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启动了初步测试，结果令人鼓舞。DLR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马库斯·拉普（Markus Rapp）表示：“当时就已经证明，该方法在原则上是可行的。”

拉普认为：“基本理念极其简单。”但预测寒冷和潮湿区域在技术上具有挑战性。此外，安全地规划必要的飞机绕行路线并非易事，尤其是在空域非常拥挤的情况下。最后，绕行可能会增加航空煤油的消耗。这些都是该方法尚未被广泛应用的原因。

英国政府的“蓝色天空行动”（Operation Blue Skies）项目旨在改变这一现状。在未来两个冬季，将在北大西洋东部的空域首次大规模测试飞机的绕行方案。为此，凝结尾迹预测将被整合到航空安全系统中，该系统目前已被用于通过绕行航班来避免湍流。谷歌（Google）计划为此提供人工智能支持。

当然，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让飞行实现气候中和。拉普表示：“很明显，避免凝结尾迹无法解决整体问题。”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同样重要，因为它们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明显更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替代燃料、更高效的发动机以及（短途）电动飞机。在所有这些措施完全实施之前，可能还需要很多年。但如果未来能够防止凝结尾迹的产生，这将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而且是在一个极难摆脱化石燃料的领域。

应对焦虑、抑郁及强迫症的方法

《时代周报》：巴洛先生，如果现在有一位患有焦虑问题的患者来找您，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大卫·巴洛：当然，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同。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关注那些所有焦虑症及相关情绪障碍患者共有的基础过程——即便他们表现出的症状截然不同。有些人会出现不可控的恐慌发作，严重影响生活。另一些人则遭受折磨人的强迫观念，例如尽管他们是极好的父母，却总担心自己可能会杀死孩子。还有一些人则非常害羞，在群体中不敢开口，担心会说出什么令人尴尬的话。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非常相似。这也适用于抑郁症。因此，我们可以对患有这些不同障碍的人采取类似的治疗方法。

《时代周报》：这些动力机制是指什么？

巴洛：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发现存在一种共同的气质，即一组所有这些人共有的性格特征。核心特征就是神经质（Neurotizismus）。这是一种经常体验负面情绪（如紧张、易怒、愤怒、恐惧）的倾向，并伴随着一种感觉，即不仅是这些情绪，连生活中的事件也无法完全掌控。

《时代周报》：这确实没错。

巴洛：没错。但神经质程度较低的人拥有某种“掌控的幻觉”：我不会遇到什么糟糕的事，即便遇到了，我也总能设法应对。这是非常健康的。相反，高神经质的人非常意识到这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他们强烈地感觉到生活是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一个接一个的压力源。因此，他们会养成一些习惯，试图以某种方式摆脱这些强烈且非常不愉快的感觉。

《时代周报》：这样做的问题在哪里？

巴洛：我们越是试图压抑情绪，这些情绪往往就变得越强烈。

《时代周报》：为什么？

巴洛：因为情绪具有重要的功能，它们激励我们采取行动。如果一辆车向我们冲来，我们会惊吓并跳到一边。如果有人不断地逾越我们的底线，我们会愤怒并反击。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绪，但高神经质的人体验这些情绪的频率更高，强度也更大。

《时代周报》：那么，心理障碍最终是否总是关于情绪的调节？

巴洛：是的，至少绝大多数障碍似乎都与之相关：从饮食障碍、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直到抑郁症。在所有这些疾病中，神经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精神病性障碍则不同，在这种障碍中人们会失去与现实的联系，例如精神分裂症。

针对性地进行。我们让患者跑步、爬楼梯，直到心跳加速。这引导至治疗的核心：现实生活中的暴露疗法。

《时代周报》：那是什么？

《时代周报》：那么神经质又是从哪里来的？

巴洛：当患者学会了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自己的情绪并做出不同的反应时，我们会说：“现在我们出去尝试一下。”我们会专门寻找那些能触发这些情绪的情境。每项治疗最终都会以在现实世界中的练习结束。

《时代周报》：您在与患者相处过程中，经历过最奇怪的情况是什么？ 巴洛：例如，我曾与患有飞行恐惧症的患者一起乘坐从波士顿到纽约的飞机。那是治疗的最后一次行程。我还治疗过一些难以在公共厕所小便的男性，这是一种社交恐惧症。于是我就陪他们一起去厕所，站在他们旁边。这属于工作的一部分。

《时代周报》：所以核心始终是去做那些让自己恐惧的事情？或者恰恰是不去做强迫症要求你做的事情？

巴洛：没错。不过，在指导下进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不需要每分每秒都由昂贵的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学家陪同，但应该有人制定计划并提供引导。那些尝试独自进行此类练习的人可能会让自己不堪重负。

《时代周报》：我们刚才谈了很多关于恐惧的话题。那么针对抑郁症的暴露疗法是如何进行的？

巴洛：抑郁症的典型反应是退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开出“相反行为”的处方，就像对待恐惧症一样。我们会与患者共同规划如何重新变得活跃，即使他们没有动力。他们应该走出去，面对世界，并重新与他人建立联系。

《时代周报》：统一方案（Unified Protocol）的效果如何？

巴洛：大量临床研究表明，它的效果至少与其他任何方法（包括药物治疗）一样好。根据研究的不同，50 到 70 百分比的患者情况明显好转。10 到 20 百分比的患者同样获益，但需要更多的治疗。另外 10 到 20 百分比的患者几乎没有反应或完全没有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病情更严重。

《时代周报》：与已经成熟的专业化疗法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巴洛：在使用统一方案时，治疗师只需要学习一套技术。此外，可以更好地对患者进行团体治疗。医疗系统已经超负荷，有如此多的人需要帮助。如果能同时治疗十到十二名患者，将非常有帮助。此前，必须根据障碍类型对患者进行分类；而使用统一方案，可以将许多患者聚集在一起，因为治疗方法是相同的。在许多国家，例如美国、英国、丹麦或西班牙，该方案已被广泛采用，而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德国，进展则相对缓慢。

大卫·巴洛被认为是过去 50 年中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他表示：许多心理障碍有一个共同点，因此相同的治疗方法同样有效。

照片（节选）：Lukasz Wierzbowski / Connected Archives（示意图）；私人提供（下） 患者应当学会质疑自己的思维模式

巴洛：遗传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据估计解释了人们之间约三分之一的差异。此外，早期的经历也发挥了作用。如果孩子产生世界是一个危险场所的印象，他们就无法建立起这种“掌控感”的错觉：他们会觉得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可能是由糟糕的经历造成的，但孩子也可能简单地从父母那里习得，如果父母本身就很焦虑。

《时代周报》：如果根本问题相似，为什么有些人会发展成恐慌障碍，而另一些人则是抑郁症或强迫症？ 巴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因素，取决于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一个神经质程度较高的人如果遭遇事故，他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风险比其他人更高。如果他偶然一次出现了恐慌发作，这就可能演变成恐慌障碍。而事实上，这种发作其实是非常普遍的，30 到 40% 的人偶尔都会经历这种情况。或者像强迫思维：当父母感到压力过大，而孩子们在周围乱跑时，脑海中可能会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可能会把这些小畜生给杀了”。神经质程度很高的人会想：“我的天，多么可怕的想法！这一定意味着我真的可能会这么做。”然后他们就可能发展成强迫症。所有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事情。

《时代周报》：华盛顿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彼得·罗伊-伯恩（Peter Roy-Byrne）写道，“统一方案”（Unified Protocol）将心理治疗带回了精神分析，而精神分析一直以来对不同障碍的治疗方式就非常相似，且专注于情绪问题。作为一名行为治疗师，您对此怎么看？毕竟不同治疗流派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

但如果具有神经质倾向，就可能爆发成一种情绪障碍。《时代周报》：这是如何运作的？

巴洛：没有强烈神经质倾向的人会很快忘记这类想法，在一段时间后也能放下更糟糕的经历。相反，神经质程度较高的人会认为：“我必须绝对摆脱这个想法。我必须确保它再也不出现。”然而，这个想法反而变得更加强烈，很快就一直盘踞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会竭尽全力去压抑它。或者，他们会避免任何可能引发恐慌发作的情况。总的来说：试图避免一切可能引发强烈情绪的事物。

《时代周报》：在蜘蛛恐惧症中，患者认为蜘蛛是问题；在社交恐惧症中，患者认为人是问题；而在广泛性焦虑症中，患者认为一切都是问题——尽管问题始终是同一个，即强烈的情绪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情绪？

巴洛：没错。不过广泛性焦虑症是一个特例，它似乎就是纯粹的神经质体验。

《时代周报》：您是指什么？

巴洛：患有此症的人会不断经历负面情绪，并感到失去了控制。他们会对各种事情感到担忧：担心可能会生病，担心可能会失去工作，担心伴侣可能会离开。他们处于一种无止境的思维循环中，此时大脑的认知部分处于活跃状态，而情绪部分则受到抑制。反刍思考本身就是为了逃避感受。《时代周报》：对此有什么帮助？

巴洛：允许感受产生，忍受恐惧，直到它自然消退。这很难，但行之有效。这就是我们开发的“统一方案”的基础。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针对所有这些障碍采用一种共同的治疗方法——它是如何运作的？ 巴洛：患者需要学习到，偶尔产生强烈情绪并不是危险的。这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尤为重要的是让患者面对自己的感受。他们必须体验这些情绪，而不能使用他们所发展出的那些精巧的逃避策略——其中很多策略他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时代周报》：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巴洛：许多患者因为持续的回避，根本无法正确识别自己的感受，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感受。因此，我们会引导他们练习：在特定情境下您有什么感觉？您在想什么？您的行为如何？出现了哪些身体感觉？ 《时代周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巴洛：我们帮助患者识别并质疑他们的思维模式。他们倾向于想象灾难性场景：“这太可怕了。我可能会死，或者会疯掉。”我们向他们传达另一种评估方式：当您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经历这种强烈情绪时，您也许并不会死去。我们称之为“去灾难化”。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身体反应尤为重要。

《时代周报》：为什么？

巴洛：它们是情绪的一个核心方面：心跳加速、恶心、颤抖、出汗。我们教会患者将这些反应识别为其实际的样子，并更好地耐受它们。为此，我们有时会触发这些感觉

巴洛：我自己经常提到这一点，这让我的几位从事行为疗法的同事感到非常震惊。相似之处在于：我们认为必须经历情绪，并且必须学习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它们。而且，情绪的部分内容往往是潜意识的。我喜欢说，认知行为疗法正在缓慢地回归潜意识。50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这会被视为一种亵渎，我会被专业协会开除。但事实确实如此。

《时代周报》：在制定“统一协议”（Unified Protocol）之前，您曾为不同的障碍开发过特定的治疗方法——那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吗？ 巴洛：我认为拥有心理障碍的不同类别是非常有用的。从80年代起，这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我们终于能让心理障碍及其治疗变得可衡量。这是必要的，这样我们现在才能开始进行概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各自地拿着自己的理论瞎琢磨。

访谈由 Stefanie Kara 记录

大卫·巴洛

这位 84 岁的教授是波士顿大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荣休教授。他创立了焦虑及相关障碍中心，该中心是全球领先的情绪障碍研究中心之一。他的研究被引用超过 160.000 次。

插图：Stephan Dybus 为 DIE ZEIT (1.); Elizaveta Schefler 和 Simone Brünnich / DIE ZEIT

现在终于得

绿色的！

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正在钻研红绿灯的新规则。汽车的统治地位是否将因此动摇？在规划者的方案中，首先出现的是“敌对矩阵”。作者：VIOLA KIEL

红灯亮起，心情糟糕。在柏林中央车站对面的一座交通岛上，一群人拥挤在路缘石边。在他们周围，汽车向不同方向疾驰，某处传来了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人们站着，等待着，感到不耐烦。在其中一根信号灯杆上，有人用黑色毡笔涂鸦道：

为什么这个信号灯的切换这么烂？

不知为何，我们似乎总是在等红灯。当每天有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或步行通过同一条街道时，必须进行管理，这很显然。但人们经常有一种感觉：这并没有被处理得真正高效。

至少对所有人而言并非如此。

那些因为行人绿灯时间太短，在匆忙穿过马路时被不耐烦的转弯车辆鸣笛催促的人，或者那些因为信号迟迟不亮而对着信号灯旁的黄色按钮敲击十几次的人，都可以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不能做得更好吗？

是谁决定了行人、骑行者、汽车、巴士和有轨电车何时可以移动？

寻找答案的路径经过“敌对矩阵”和“感应线圈”，最终指向了一位交通规划师、一位部长以及一个权力巨大但完全不为人知的工作组。信号灯的切换受到物理、技术以及实际操作的限制。但谁在道路上拥有优先权，往往是一个政治决定。不过，这并非不可改变：关于未来信号灯规则的新想法正在产生。

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信号灯比柏林更多，也没有任何地方安装得这么早：近 102 年前，德国第一盏信号灯在这里投入运行。当时，一名警察必须爬上波茨坦广场的一个交通塔，转动一个手摇开关——但仅在 8.30 时至 12 时以及 15 时至 18 时之间运行。周日则完全不运行。

如今，这座首都拥有 20.000 多根信号灯杆，上面亮着近 50.000 盏红灯、绿灯，有时还有黄灯。如果将连接这些设备的电缆串联起来，其长度将从勃兰登堡门一直延伸到埃菲尔铁塔，甚至更远。

所有这些信号灯的掌控者正俯身在办公室的一叠文件夹前。“K1 和 K2 不能与 K4 到 6 同时出现在交叉路口，”她说道，手指在图纸上的圆圈、箭头、叉号和三角形之间划过。卡塔琳娜·马里恩哈根（Katharina Marienhagen）是一名交通工程师，长期负责信号灯系统的规划。自 2023 年起，她领导 infraSignal 公司，为柏林州控制所有信号灯的运行。

每当需要建造新的信号灯系统或对现有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时，马里恩哈根及其团队就会受到邀请。她深知一个信号灯上汇集了多少相互冲突的需求。她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以及原因。她用一句话总结了信号灯切换的逻辑：“绿灯只能分配一次。”

现在摆在她桌上的图纸是最近的一个路口——一个中等规模且平淡无奇的路口：一条双车道道路与另一条双车道道路相交。但即便在这个普通的路口，也有 26 组不同的交通参与者不能相互干扰：右转者、左转者、直行者，想要从这一侧到另一侧或反之的行人——且来自四个方向，此外还有巴士和骑行者。他们所有人都需要独立的信号灯信号。马里恩哈根说，处理这样一个路口“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她继续翻阅文件夹，其中一页上写着“敌对矩阵”。“就从这里开始，”她说，“首先要看谁不能和谁同时获得绿灯。对于每一个冲突点，都必须计算出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就是间隔时间，即一方绿灯结束与另一方绿灯开始之间必须留出的时间。马里恩哈根说，这个时间绝对不能缩短。“间隔时间是交通规划师肩负的最大责任。这关乎人的生命。”

在计算这些间隔时间时，已经将有时直到绿灯结束也无法到达对面这一情况考虑在内。即便一个人肩扛着晃荡的购物袋，快步疾走，也可能如此。在红灯期间仍需花费的时间被称为清空时间（Räumzeit）。

目前，许多城市正尝试更清晰地标注这段清空时间。例如在柏林，在选定的交叉路口，行人信号灯在红灯时会亮起一个由五条杠组成的额外符号。这些杠会一个接一个地熄灭，并且

有眼睛的红绿灯

现代红绿灯可以通过热成像摄像头捕捉有多少行人或骑行者正在靠近，并做出反应。即使在夜晚、浓雾和霰雪天气中也能奏效。热成像图中无法识别面孔。

[这些信号]旨在提示在驾驶员起步前，还剩多少时间可以横过马路。至于该系统是否能提高实际的或仅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目前尚无证据证明。

在其他城市和国家，行人信号灯会显示当前的红灯或绿灯阶段还剩多少秒。其理念是：让等待时间感觉起来不像永恒那样漫长，且无需任何人不必要地匆忙。研究表明，倒计时能提高安全性，但结果并不明确。马里恩哈根表示：“它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红灯还剩 70 秒？那我宁愿快快跑过去。”

所有绿灯时间和中间时间相加，构成了专家所称的信号灯系统“循环时间”：即所有方向都轮候一遍所需的时间。在整个德国，这有一个上限：120 秒。而一个绿灯阶段必须至少持续五秒。在极端（但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得等待 115 秒才能快步或疾驰过马路。这段时间足够让人完整地唱一遍《Mercedes Benz》（珍妮丝·乔普林作品）并恢复呼吸。在此预先说明，负责设定这些时间的人员对此也并不满意。

循环时间对于所有驾驶员都热爱的一件事也很重要：绿波带。在绿波带中行驶的人可以在无需减速或加速的情况下，在每个红绿灯处都恰好遇到绿灯。这非常惬意，但并非完全简单：绿波带受限于运动学（力学的一个分支）的物理定律。只有当连续红绿灯之间绿灯时间的偏移量等于路口间距与速度的比值时，绿波带才成为可能。愿艾萨克·牛顿保佑我们。其前提是红绿灯的循环时间相同且汽车速度一致。

最重要的是，绿波带通常仅在一个行驶方向上有效。只有当所有红绿灯之间的距离完全相同，且该距离恰好与行驶速度和循环时间匹配时，才能在两个方向上完美运行。在时速 50 公里且循环时间为 90 秒的情况下，两个方向的信号灯设施必须分别相距约 625 米。这在数学题中可行，但在一个有机生长（自然演变）的城市中则行不通。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城市的道路在早晨被设置为向市中心方向的绿波带，晚上则设置为向市外方向。而且，只有在车道上没有转弯车辆、没有货车在第二排停车、没有应急车辆横穿马路，且公交车或有轨电车不享有优先权的情况下，绿波带才能运行得真正顺畅。

“这始终是一种折中，”马里恩哈根说，“也是一个优先级问题。”在柏林，一项法律规定：自 2018 年起，所有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人员享有优先权。在其他一些联邦州也有类似的规定。但这种优先权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马里恩哈根表示，目前柏林的绿波带仅针对机动车交通。

为此，行人及骑行者有一个能更快变绿的按钮：请求按钮，即那个经常挂在信号灯杆腰部高度的黄色小盒子。坦白说：这种按钮完全没用的时候有多少次？

“相当少，”马里恩哈根说。也就是说，并非完全没有。

按钮是否能加速绿灯亮起，取决于信号灯当前处于哪种模式：有些设备会根据时间段，在固定的绿灯时长和行人按需请求绿灯之间切换。但从外部无法看出当前运行的是哪个程序。当然，按钮有时也会损坏。（至于那些带有三个黑点的按钮，则与信号灯切换完全无关：它们是为视障人士设计的，可以通过请求发出哔哔声或咔哒声，以帮助他们穿过马路。）

对于行人来说是黄色按钮，对于汽车来说则是感应线圈。电流流经沥青路面中的金属线圈，从而产生一个

通过 App 申请绿灯

如今在技术上已经可以通过 App 申请延长绿灯时长。例如在慕尼黑，残障人士可以申请开通手机的相关功能，从而在穿越特定街道时拥有更多时间。

电磁场。当汽车停在上方时，其金属质量会改变磁场：信号灯会更快地切换为绿灯。在信号灯之前的路段，其他感应线圈可以测量行驶车辆的数量。交通量大时，绿灯时间会更长。相比之下，铝制或碳纤维自行车很难被线圈识别，为此需要将测量设备的灵敏度调高——但如果过于灵敏，设备也会对相邻车道上的车辆产生反应。

因此，信号灯的切换之所以在部分情况下表现糟糕，是因为在拥挤的城市中别无他法。但对于许多交通参与者而言，它之所以糟糕，也是因为对另一些人来说它要好得多。

乌特·邦德（Ute Bonde）邀请我到她的办公室谈话。这位基民盟（CDU）政治家是柏林的交通参议员。因此，她处于一个可以将信号灯作为交通管理政治工具的职位上。

信号灯会影响人们选择开私家车还是乘坐地铁。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模型很好地证明这一点：汽车车道的绿灯时间缩短，会导致更多人选择乘坐火车、巴士或骑自行车，因为这样速度更快。

因此，让驾驶员面对稍多一点的红灯将产生多种效果：减少温室气体（以及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物）——并为所有其他参与者提供更多绿灯。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毕竟德国也需要实现气候目标。不是吗，邦德女士？“不，”参议员非常坚定地说道，“只要这个参议院部门由基民盟领导，就不会尝试这样做。我会将其定义为一种刁难，因为这最终会导致禁令的出现。”法律规定行人优先。但邦德表示，这不能以损害驾驶员的利益为代价。这位政治家认为，如果汽车必须不断地在红灯前停下，对于气候目标来说甚至会产生反作用。毕竟，温室气体排放和磨损主要发生在制动和加速过程中。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更多的人不再开车，制动和加速的次数也会减少。

但邦德还有一个论点：如果汽车经常停在红灯前，可能会损害商业交通，从而损害国民经济。“这段时间本可以被更高效地利用。手工艺者可能早就到达下一个客户那里了。”也许乌特·邦德不认识多少有工作的骑行者。

塞巴斯蒂安·米斯纳（Sebastian Miesner）每天骑行 11 公里去上班，穿过森林，进入市区，直到抵达杜塞尔多夫交通局。米斯纳是一名交通工程师，此外他还有一份志愿者兼职：他负责起草类似于信号灯“十诫”的准则。只不过，实际条目要多得多。

米斯纳在道路与交通研究协会（FGSV）工作。这个公益协会制定技术标准，涵盖路标、自行车道宽度和停车位。也包括信号灯。米斯纳所属的工作组 AK 3.3.6 正在编写《光信号设备指南》。这些指南在全德国范围内适用，几乎等同于法律。联邦和各州的交通部对其进行批准，并大多通过法令形式实施。

这部关于信号灯的“准法律”的现行版本出自 2015 年。米斯纳本人表示，读起来感觉它比实际年龄更老：许多内容是为机动车交通量身定制的。“我们坚决希望摆脱这种情况。我们希望在技术规范中实现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平衡。”

例如，AK 3.3.6 建议增加行人的最短绿灯时间：增加一秒的反应时间，以及从信号灯走到路缘石所需的时间。无论如何，这都是“可感知的”。关于 120 秒的循环时间——噢主啊，你能不能给我买辆梅赛德斯-奔驰——人们也在讨论。 “有可能我们会放宽这个限制。骑行者和行人超过 85 秒的等待时间根本无法被接受。如果自行车和步行交通不再仅仅是交通解决方案中的边缘产品，就必须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

许多被困在某个交通岛上等待绿灯的行人的感受——这是一个事实：他们就是边缘产品。德国信号灯亮起的规则倾向于汽车交通。

因此，信号灯可以成为城市转向更绿色未来的切入点。米斯纳认为，它甚至必须如此：“如果我想实现气候目标，我就必须依赖其他交通方式，而不是机动车交通。” 只是，这不应该由他、他的工作组或 FGSV 在技术规范中来决定。剥夺汽车的优先权，这应该是政治家们去做的事。

在明年，AK 3.3.6 计划将新的信号灯指南提交给各部委进行协调。在这些指南成为“准法律”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需要数年。而且交通专家的所有建议可能不会全部得到实施。米斯纳表示：“有些内容最终可能会有不同的决定。”

但信号灯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志愿者交通工程师与职业政治家为了几秒钟而进行的博弈。信号灯能实现的功能也在随着技术日益智能化而改变。

在如今仍挂着黄色按钮的灯柱旁，在沥青路面下盘绕着感应线圈的地方，未来将由热成像摄像头来识别谁在靠近信号灯以及人数多少。这也将借助人工智能实现。infraSignal 的交通工程师卡塔琳娜·马里恩哈根（Katharina Marienhagen）表示：“信号灯正在学习区分行人与骑行者，或者识别是单个骑行者还是骑行人群。控制系统可以据此做出反应。” 柏林目前已有大约 40 套此类设备在运行。

未来的信号灯甚至能与交通参与者进行“对话”。具体是通过一个灰色的小盒子实现，它并不比一块黄油大多少。在马里恩哈根的办公室里，书架上就放着这样一个样本，不过是用乐高积木搭的。真实版本可以与有轨电车和巴士中的对应设备通信——未来还能与自动驾驶汽车通信。信号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出信号，告知绿灯还剩多久，而电车、巴士和汽车可以据此调整行驶方式：不过度加速，不过度刹车。这能保护环境、节省电量并缓解压力。而一个能测量巴士速度的信号灯，可以在巴士到达路口时精准地延长绿灯时间。

也许有一天，行人也不再需要在那儿摆弄黄色按钮。相反，当他们靠近信号灯时，智能手机可以直接发送一个绿灯请求

会说话的红绿灯

一些城市已经在红绿灯中安装了相关技术，使其未来能够与车辆进行通信：绿灯将在 10 秒后结束！公交车和自动驾驶汽车可以据此做出调整。而它们反过来也可以报告：我将在 5 秒后到达！

卡塔琳娜·马林哈根（Katharina Marienhagen）认为，当行人靠近红绿灯时，这一切将完全自动地完成：“这就是未来的方向。我们终将实现这一点。”

马林哈根表示，为了让红绿灯的未来更快到来，例如现在就可以在所有新建或翻新的设施中安装通信套件。一些城市已经在这样做，比如汉堡。“这已经在投资未来了。”对于她这位交通工程师来说，这是一个梦想。

那么行人梦想什么呢？梦想再也不在道路中央的分隔岛上被困住？梦想无需奔跑就能在绿灯期间走完整个街道？梦想让生活被一道“绿波”承载前行？唉。那么他们只能继续做梦。绿灯只能分配一次。而通常拿到绿灯的是其他人。这就是红绿灯切换不可撼动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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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们就不会变成坏人”

在德国接受培训的生物学家奥斯曼·格多（Osman Gedow）如何计划重建索马里国家博物馆——并以此重建这个被内战摧毁的国家 / 作者：弗里茨·哈贝库斯（FRITZ HABEKUSS）

索马里国家博物馆共有六名员工。其中四名是清洁工，一名是副馆长。然后就是奥斯曼·格多·阿米尔（Osman Gedow Amir）。他是一名生物学家，60岁，

穿着一件灰色细条纹西装，打着红色领带，自称：“我是一个没有博物馆的博物馆馆长。”然而，他这座位于首都摩加迪沙中心的建筑，旨在帮助整个国家重新崛起。

前往他那里的道路穿过一座处于永久紧急状态的城市。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索马里一直处于内战之中。长期以来，摩加迪沙是战场，是自杀式袭击和绑架事件的发生地。如今，这里弥漫着一种对和平的微弱希望——尽管局势依然脆弱。《时代周报》的记者出于安全考虑，必须乘坐装甲车并在武装护卫的陪同下出行。

汽车经过施工现场、废墟地以及布满子弹孔的墙壁，必须多次在由士兵、警察和情报人员把守的检查站停下。国家博物馆位于总统府附近，这里是国家的政治心脏——也是袭击者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越靠近，检查站的控制人员情绪就越糟糕。只有在奥斯曼·格多打了一个电话后，才被允许通过。

“热烈欢迎来到索马里国家博物馆，很高兴您能来，”格多在打开沉重的大门后说道。他走在前面，走上几个台阶，穿过一条空旷且布满灰尘的走廊，进入他的办公室。格多已经准备好了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旁边放着一排塑料瓶，死蛇在浑浊的溶液中漂浮——因为博物馆负担不起用于专业保存的玻璃容器。

“请坐，”格多说道，然后他立即进入正题，没有寒暄。他更愿意谈论自己国家的生态系统。“大多数人认为索马里只有沙漠。但我们有山地森林、沿海森林、草原和萨瓦纳稀树草原！”接着，他列举了该国有多少种脊椎动物。还有植物，超过 3,150 种！“其中 972 种仅在索马里发现！这非常重要！”格多说道。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位生物学家对博物馆有很大的规划，他计划设立六个大部门：文化部、地球科学部、索马里历史部、自然历史部、公共教育与公关部，此外当然还需要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因为每个机构都需要。在他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中，一切看起来都非常有说服力。

然而，博物馆的馆藏已被摧毁，就像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一样。正如索马里社会一样，博物馆必须完全重建。但就在奥斯曼·格多制定计划的同时，索马里正在为生存而战：在经历了十年的国际军事行动后，伊斯兰恐怖组织“青年党”（Al-Shabaab）的恐怖活动近期再次升级。政府内部四分五裂。而此前带来稳定的非洲联盟特派团的后续资金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

格多认为，索马里人必须学会依托于他们的共同历史、自然和起源。这可能比战争留下的伤痕更有力量。其背后的想法很简单，但却很强大：只有拥有文化认同感的人，才能克服内战带来的创伤。

格多（Gedow）曾有机会在国外发展事业。他在德国学习和工作，专业领域是鸟类学和生态毒理学。“我本可以赚钱，研究某个专业课题，并开上一辆梅赛德斯。”但他并不想那样。即使是德国的动植物世界也无法说服他留下。“永远只有山雀、山雀、山雀，黑鸫和麻雀，森林里则是枫树、山毛榉、橡树。太无聊了！”格多感叹道。在索马里，鸟类品种是这里的两倍多。虽然他不能拿着双筒望远镜在户外走动，因为否则会被当成间谍，但留在欧洲对他来说绝对行不通。“我与索马里的鸟类心连心。”当他谈到它们时，那个英文单词在他的索马里口音中听起来就像在说“birdies”（小鸟）。

他对其中一只“birdies”有着特殊的感情，格多称其为“我的朋友”。他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只胸部呈脏黄色且喙部强壮的鸟。这是一只布洛布尔蒂伯伯鸟（Bulo-Burti-Würger）的照片，格多于1989年在布洛布尔蒂市附近的谢贝利河岸捕捉到了它。他将这只动物带到了欧洲，当时他已经在那里从事研究项目。他在那里采集了血液和羽毛样本，由丹麦的同事进行DNA测序。数据证实，格多发现了一个新物种。

这是第一次仅凭照片、一段录音和DNA数据来描述一个鸟类物种，而无需在博物馆中保存死亡的标本。因为在德国和丹麦待了一年多后，格多又将这只鸟带回了索马里。他打开笼子，让这只唯一的已知样本飞走了。他不想为了科学而杀死这样一只稀有动物。他及其同事给这个物种起名为 Liberatus：被解放者。

多年后，专业同行将 Liberatus 认定为一种早已为人熟知的物种的变体，格多对此并不反驳。对他而言，这只鸟依然是它曾经的样子：一个被他放走的朋友。

尽管他心中更牵挂索马里的鸟类而非山雀，但他依然感谢德国赋予他的知识和教育。然而，金钱和安全是一回事。“参与建设我的国家，比金钱更有价值。”

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像套话，但对许多索马里人来说似乎是真理。在摩加迪沙待上几天，总能听到类似的表述：来自那些尽管面临谋杀威胁仍建立起繁荣企业的企业家，来自那些从未考虑过逃离的知识分子，以及来自那些在国外生活多年但现在想要回归的人们。首都近年来经历的复苏，也归功于他们。

居民们在数十年的内战中已经习惯了持续的威胁。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得买肉、买米和内裤。即使在发生爆炸袭击时，人们也形成了一种某种惯例。爆炸发生后，不到三小时，碎片就被清理干净，伤员被运走，街道上的血迹被擦掉，交通恢复畅通。

墙壁依然屹立，但藏品已不复存在。奥斯曼·格多请求索马里人提供展品：“任何有故事的东西”。 格多捕捉到了唯一已知的一只布洛布尔蒂伯伯鸟——并将其再次释放。 照片：Brian Otieno 为《时代周报》拍摄；ZEIT-图表：Elizaveta Schefler

市长办公室表示，自2020年以来，至少有6,000栋新建筑拔地而起。土耳其的设计师精品店和时髦的抹茶拿铁咖啡馆纷纷开业；几个月前还是难民营的地方，如今建筑工人正在为高楼大厦浇筑地基。越来越多的索马里人从海外侨民群体中回归。这些人拥有国际背景、资金、新想法，或者坚信自己在索马里比在德国、加拿大或英国更被需要。就像格多这样的人。

长期以来，格多只能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通过简短的手写信件与家人沟通。2011年，他回到了这个深受创伤的国家。当时甚至还没有政府——更不用说国家博物馆了。那栋建筑在当时是一处非正式的难民收容所。

事实上，内战几乎将他本人吞噬。1991年，长期独裁者西亚德·巴雷的政府被推翻时，格多还在国内。三天后，最后一班定期航班起飞。格多成功登上了飞机。“我甚至没时间穿上合适的鞋子，”他说。但比鞋子更重要的是，他拿到了一份在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为期三个月实习的邀请函，以及萨尔布吕肯大学生物地理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当时的格多并不知道，他直到20年后才会回来。氏族、军阀和主张沙里亚法院的宗教运动在权力斗争中厮杀，后者被国际部队驱逐，随后恐怖组织“青年党”让这个国家陷入恐慌。

说到博物馆，格多先生！我们要去看看吗？

“好，走吧，跟我来，”格多说，他站起身走下楼来到一楼。这里没什么像样的博物馆。昏暗的光线透过低矮的窗户射入。墙边摆着几个展柜，中间挂着几十幅画作。这座建筑于1985年启用：一座椭圆形的建筑，共四层，中间有一个内庭院，周围布置着画廊。展览中的空白比现有的展品更能说明问题。在战争中，300件本土鸟类标本，以及同样数量的数百种特有植物标本从大型植物标本馆中失踪，此外还有曾在此展出的古钱币或历史武器。

面对仅存的少量展品，格多试图做到最好。展柜之间挂着画作，画中人们坐在收拾好的行李箱上，坐在充气艇中，手里拿着护照。这次特展的主题是：移民。这对格多来说至关重要，人们能反复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年轻人因为在索马里看不到未来，而选择危险的逃亡。

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捐赠的展柜里装满了编织篮，旁边放着一张竹子和皮革制成的躺椅。格多继续走，展示了日常陶瓷、木雕杯子、凉鞋，以及一个用贝壳和皮带装饰的饮水器：这是一个国家的物质记忆，而这个国家早已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今天只有一名访客，一名中国游客。

对于格多来说，博物馆不仅仅是建筑和藏品。它是他的使命，旨在为国家的重建做出贡献。

由于几乎没有可展出的东西，格多邀请索马里的各个民族和氏族捐赠物品。什么样的物品？“随便什么！只要是有故事的就行！”他说，“内战之前的物品，来自我们游牧文化的物品，或者来自古兰经学校的物品。它们在日常使用中正慢慢消失。”空展柜让博物馆变成了一个参与式空间。格多也在欧洲寻找合作伙伴。“您可以就这样写，”他说并口述道：“这个男人非常欢迎合作。”

索马里的年轻人除了战争之外一无所知，他们对这个国家曾经的样子没有任何概念。“许多年轻人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而我们正试图治愈这一点”——在这里，平时说英语的格多使用了德语动词。此时此刻，他听起来更像一名政治家而非一名自然科学家。只有了解自己文化、知晓古老问题解决策略的人，才能培养出自我价值感。“这样人们才不会变成坏人并加入恐怖组织。也不会登上充气艇试图跨越地中海。”

格多还希望通过他的博物馆实现另一件事：在重建过程中考虑到环境。他说，索马里人口的增长是一枚“定时炸弹”。格多出生时，该国人口仅有 3,3 百万。如今已超过 20 百万，而且人们饲养的牛、羊、山羊和骆驼也越来越多。这突破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然而，为了养活人口，需要健康的自然环境。格多讲述道，某些资源仍未被利用，索马里拥有 3.300 公里的海岸线，但渔业发展不足。这位生物学家表示，生态学不仅是为了正确利用牧场、海岸、森林和土壤，更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某种共同的、连接的、赋予意义的东西。某种比冲突和分歧更强大的东西。

格多领路来到博物馆的顶楼，正午的阳光如此刺眼，令眼睛感到疼痛。地平线的到处可见塔吊。“这是好事。这将阻止人们把战争带回摩加迪沙。因为他们将失去太多。”

格多说，如果一切完工，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应该很不错。当四层楼全部翻新完毕，馆藏增加，他安排好接班人，且未来的访客在目光扫过和平的摩加迪沙时，身处一个内战已成历史的国家。

直到那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格多有时间。在索马里没有退休金，所以他想工作“直到我死去”。他今年 60 岁。根据他的计算，他还有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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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Gamma-Keystone / Getty Images; Wikipedia (u.) 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1942年，被占领的巴黎罗齐埃街上的行人

用伊朗护照对抗死亡

外交官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Abdol-Hossein Sardari）在巴黎通过以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官僚体制之手段反击其自身，从而将犹太人从被驱逐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为什么直到今天他依然鲜为人知？作者：斯特凡·皮亚塞基（STEFAN PIASECKI）

1942年夏天，巴黎。在被占领城市的林荫大道上，国防军士兵在闲逛。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驱逐行动已经开始。咖啡馆依然营业，但人们交谈的声音比以前更低了。许多家庭一夜之间消失。法国警察在凌晨时分敲响公寓房门，将名字写在名单上，将整个家庭装上卡车。此时，许多外交官早已离开巴黎。然而，在伊朗使馆中，有一个人留了下来。他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

萨尔达里的故事听起来几乎不可思议：一名穆斯林伊朗外交官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欧洲，拯救了数百名、甚至可能是数千名犹太人——他并非依靠武器或惊心动魄的逃亡行动，而是通过签发护照和表格，凭借法律上的精明、外交上的胆识，以及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将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种族主义官僚体制反过来利用于其自身。

这一切始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一种意识形态荒诞性。早在30年代，纳粹政权就正式将伊朗人归类为“雅利安人”。这与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者的种族主义构建有关，他们将波斯人视为所谓“雅利安原始共同体”的远亲，而这种观点得到了伊朗民族主义者阿卜杜勒-拉赫曼·赛义夫·阿扎德（Abdol-Rahman Seif Azad）的支持，后者在1933年之前曾在柏林长期生活。

如今，萨尔达里有时被地称为“伊朗的辛德勒”。但与在克拉科夫将1,200名犹太强迫劳工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德国工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不同，萨尔达里几乎一直不为人知。直到近年来，才出现了关于他事迹的书籍、纪录片和研究。伊朗历史学家法里博兹·莫赫塔里（Fariborz Mokhtari）在2011年出版了第一部详尽的描述，书名为《在狮子的阴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2017年，纪录片《萨尔达里的谜团》（Sardari's Enigma）随之而出。但这些作品并未获得广泛关注。然而，这个故事具备了产生伟大历史作品所需的戏剧性矛盾：一名来自德黑兰的贵族，一个热爱社交、出入优雅场所的享乐主义者，在派对上被德国外交官和军官环绕，被同时代的人描述为富有魅力、见多识广且极具教养，却在被占领的巴黎成为了大屠杀的沉默对手。

早在20年代，在沙阿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统治下，伊朗与德国就存在紧密的经济关系。德国工程师和企业家在该国工作，飞机和发动机公司容克斯（Junkers）经营着伊朗的第一家航空公司，德国官员在伊朗行政部门任职，德伊职业学校培训手工业后备人才，德国人库尔特·林登布拉特（Kurt Lindenblatt）直到1932年一直领导着伊朗国家银行。柏林将德黑兰视为重要伙伴——但在1933年后，柏林加强了影响力，要求国外机构雇佣忠于政权的德国人，而非流亡者。

与此同时，沙阿推行了一场政治上的“雅利安化”进程：1935年初，波斯被更名为伊朗（源自 $aryan$，意为“纯洁的 / 高贵的”）。但与德国不同，这里的“雅利安”概念并非主要以种族主义方式用于排斥少数群体，而是以包容的方式，旨在将伊朗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和文化群体在民族主义旗下统一起来：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徒、库尔德人、俾路支人以及最大的民族波斯人。

在德国对法国取得“闪电战”胜利后，不仅占领者开始针对犹太人口采取行动，位于维希的法国协作政权也开始系统性地剥夺犹太人的权利。财产被没收，职业禁令被颁布。法国警方在此过程中与德国部门紧密合作。当时在法国的伊朗国民中，据推测有数百名伊朗犹太人——包括商人、学生以及在巴黎生活多年的家庭。如今，在德国的占领统治下，他们面临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纽伦堡种族法是否也适用于他们？这个问题标志着萨尔达里与国家社会主义官僚机构之间一场不寻常斗争的开始。

1941年8月，为了抢在迅速向高加索推进的德军之前，英国和苏联占领了伊朗，萨尔达里拒绝了返回德黑兰的命令。此后，他依靠个人财产生活，以便继续照顾在巴黎的伊朗社群。与德黑兰的联系受限，他无视来自日内瓦代表处的指令。

1942年1月，万湖会议为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毁灭奠定了基础。在法国，向“东方”的驱逐也随之开始。1942年7月，在臭名昭著的“冬季单车赛场大搜捕”（Vel-d'Hiver-Razzia）中，超过13,000名犹太人被逮捕，其中数千人被挤在巴黎冬季单车赛场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其中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

萨尔达里很早就以日益增长的忧虑观察到了这一发展。他思考如何利用纳粹系统自身的逻辑来击败它。于是，他构思了一套大胆的论点，并在与德国外交官的交往中散布：伊朗犹太人根本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种族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名为“Dschughuten”的特殊族群成员——即信仰摩西教但生物学上具有雅利安血统的波斯人——因此应被排除在反犹太措施之外。

据外交官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Abdol-Hossein Sardari）自述，他于1906年出生在一个波斯贵族家庭。他在日内瓦接受法律教育，从1938年起在巴黎担任伊朗外交官。1940年，当国防军占领法国大部分地区时，这位34岁的男子领导着领事代表处。大多数外交代表处迁往非占领区的维希，而萨尔达里留在巴黎。他与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礼宾司长利奥波德·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Leopold Krafft von Dellmensingen）十分熟识——这在后来可能救了他的命。

事实上，自古代起波斯地区就存在犹太社区。但萨尔达里的“Dschughuten理论”完全是荒诞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对此予以否认（据称他将萨尔达里的论点称为“犹太人的诡计”）。尽管如此，该理论还是产生了效果：萨尔达里与在巴黎的德国外交官保持着良好关系，并通过在他巴黎郊外庄园举办的招待会和晚宴来扩大并深化这些关系。显然，他尤其可以信赖德国礼宾司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

而且他并没有止步于法律论点：萨尔达里显然利用伊朗代表处的空白表格，为波斯犹太人以及据推测还包括其他国家国民开具了数量不明的推荐信和证明文件，并将受威胁家庭的财产安置在使馆大楼或他的私人住宅中。护照上没有注明宗教信仰：任何持有伊朗证件的人都被自动视为一个中立且官方定义为“雅利安”国家的国民。历史学家估计，萨尔达里通过这种方式救了500到3,000人的生命。

www.zeit.de / zg-heft

他的传记作者法里博兹·莫赫塔里（Fariborz Mokhtari）将他描述为一个既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也不认为自己是活动家的男人。相反，引导他的是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帮助那些被迫害的人。被救助者之一、伊朗裔犹太地毯商人易卜拉欣·莫拉迪（Ibrahim Moradi）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纪录片《大屠杀中的伊朗英雄》（An Iranian Hero of the Holocaust）中回忆道，萨尔达里如何开具保护信，并使一名俄裔犹太医生免于被捕。

直到1942年夏末，萨尔达里一直未受干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当局开始产生怀疑，因为各种传闻在流传：人们私下议论，一位“萨尔达里领事”正在为国防军招募志愿者，向他们承诺军官军衔和在伊朗的省长职位，但警告他们不要在德国就业。在巴黎的伊朗社区内部，出现了萨尔达里可能是英国特工的怀疑。

在占领者的档案中，可以找到流亡伊朗人的指控，称萨尔达里通过赃物和出售护照赚了大钱，在他的庄园为德国军官举办招待会，并为他们提供年轻女性。一名领事的亲信自1940年夏天起，利用德国大使馆的通行证前往维希（Vichy）所在的非占领区法国执行信使任务，并将信息传递给英国情报部门。

dern der Bruder der Gattin seines Bruders sei. Die Frage nach dem Umgang mit den iranischen Israeliten, die mal als »Dschughuten«, mal als »Iraner mosaischer Konfession« bezeichnet« werden, reicht die Abwehrleitstelle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ie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n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 weiter, »falls hieran Interesse besteht«.

阿卜杜勒-侯赛因 萨尔达里 (1906–1981)

这些指控对萨尔达里来说极其危险。德国军政当局也警觉了起来：国防军情报局的情报中心敦促尽快查明真相。而大使馆则试图淡化此事。

萨尔达里的故事几乎无法融入当今熟悉的政治叙事，以及对中东历史往往模式化的想象。一名伊朗外交官在被占领的巴黎将犹太人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手中救出，这与习惯性的非黑即白的印象相悖。事实上，萨尔达里并非大屠杀期间唯一的穆斯林救助者。在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北非部分地区，穆斯林家庭也隐藏了犹太难民，而与此同时，其他穆斯林则欢迎纳粹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武装党卫军甚至组建了首批穆斯林部队，例如在被占领的南斯拉夫组建的“汉查尔”（Handschar）师。穆斯林救援抵抗的历史在欧洲的记忆文化阴影之下。

1942年8月，德国在巴黎的部门约定举行一次会议以澄清此事。结果发现是一次误认。部分指控可以归于居住在巴黎的伊朗法学博士生雷扎·萨尔达里（Reza Sardari）：此人曾与同学讨论在德国的就业机会以及为国防军提供志愿者服务。至于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开具护照的怀疑，外交官们将其淡化为“东方人中常见的众多告发之一”——情报局如此总结德国大使馆的一份声明。大使馆同样对2.400名“持有非法获得伊朗护照的犹太人”这一数字表示怀疑。没有人知道伊朗人中的犹太人数量，且伪造的文件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开具的。

最终，萨尔达里被认为洗清了嫌疑。1942年8月，他向德国当局明确表示，礼萨·萨尔达里（Reza Sardari）与他并非亲属，且

1945年后，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Abdol-Hossein Sardari）起初再次进入伊朗外交服务部门工作，其中包括在比利时任职。然而，他在巴黎的那些岁月最终让他付出了代价。在故乡，他被指控贪污和贩卖护照。据德黑兰报纸报道，他在50年代初被撤职并在伊朗受审，但随后被沙阿赦免。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萨尔达里失去了在伊朗的养老金和大部分财产。当他的侄子——曾任沙阿总理的阿米尔·阿巴斯·霍韦达（Amir Abbas Hoveyda）被新领导层处决时，萨尔达里流亡英国，并在那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的晚年部分时间住在英格兰南部的狭小公寓和旅馆中。1981年，他在几乎被世人遗忘的情况下去世。甚至连确切的死亡日期也不为人知。

他对世人的重新唤起始于许多年之后。2004年，位于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Simon-Wiesenthal-Zentrum）表彰了他的人道主义贡献。然而，以色列的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纪念馆由于档案资料不明确且缺乏足够的目击者证词，决定不将其列入“国际义人”名单。

事实上，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萨尔达里究竟帮助了多少犹太人？他是否像被指控的那样为护照收取费用？若要查明所有细节，可能需要进入伊朗外交部的档案库。而该部门至今对相关请求仅以礼貌但回避的方式予以答复。对于一名擅自采取行动保护犹太生命的伊朗外交官，获得认可的时机似乎尚未到来——无论是在特拉维夫还是在德黑兰。

斯特凡·皮亚塞基（Stefan Piasecki）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警察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

招聘市场

立场：听从教皇的建议！

为了让人工智能能够服务于人类，我们必须明确在欧洲由谁来运行它 文 / 阿尔约沙·布尔哈特 (ALJOSCHA BURCHARDT)

人工智能将成为公共和私人生活的一种“操作系统”。尽管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这是一个合理的未来图景。在这两个领域，人工智能都将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在其中行动。我们将把认知任务外包给它，并让它控制物理流程。在此过程中，这项技术可以使获取全球知识变得民主化，它可以简化沟通以及参与社会活动，在最好的情况下，还能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的危机，例如人口老龄化问题。

但我们如何确保它在运行过程中符合我们的意愿并遵循我们的价值观？例如，在医生与患者的交谈中，我如何知道人工智能提供的第二诊疗意见是基于患者的福祉，而非基于商业利益？谁能向我保证，人工智能搜索在下次联邦议院选举前向我呈现的答案不会对我进行政治操纵？我们又如何确保德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继续访问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而不会因为国际局势的突然变化而被切断访问权限，就像最近美国公司 Anthropic 的最强模型所经历的那样？这类问题还可以列举很多。

为了给出答案，德国和欧盟正致力于实现数字主权。这意味着要创造选择空间，而不是依赖外国公司：从芯片和数据中心的构建，到数据的收集、专业人才的培养以及大型人工智能模型的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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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究竟由谁来运行欧盟模型的问题，目前出奇地安静。

最近，教皇以令人惊讶的远见发表了看法。在他那份通常被称作《人工智能通谕》的文件中，他将这项技术描绘为一种中立的工具，既可以服务于人类，也可以伤害人类。教皇在其中要求对人工智能进行“缴械”，其核心含义是将其从竞争逻辑中抽离。相反，他呼吁将人工智能设计得有利于生命并面向公共福祉。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几家作为平台和基础设施运营商的公司手中，会阻碍国家对访问权和参与权的控制。

考虑到美国政府和中国领导层对新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干预和影响，这一要求仍然不够充分。因为这里不仅涉及系统性问题，即什么样的政企关系最能确保社会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是指“优质的人工智能”），还涉及公民社会的根植问题。顺便一提，教皇在其他地方也以“使人工智能符合人类价值观”为关键词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那么，一个通常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欧洲方案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才能在基于价值观的前提下，尽可能可持续地运行这项对于知识、沟通以及日益增加的行动至关重要的技术？在此过程中，我们如何确保经济中立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在欧洲，我们迫切需要就这里有哪些可行的组织形式展开讨论。例如，一个由公益协会组成的联盟；一个类似于公共广播系统的全欧范围结构，由费用资助且独立于国家；或者一个半官方且面向市场的生态系统，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电力供应系统那样。抑或是完全不同的某种形式？

现在是时候处理这些问题了：需要跨学科地在整个社会层面广泛开展。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影响。

学术就业市场

海德堡大学 自 1386 年起 面向未来

海德堡大学是一所具有显著研究导向和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拥有约 32.200 名学生和 9.540 名员工（包括众多顶尖研究人员），是一所享誉全球的机构，同时对莱茵-内卡大都市区具有卓越的经济意义。 海德堡大学数字化办公室（Digital Office）现招聘以下全职（每周 39,5 工作小时）无固定期限岗位，入职时间尽可能早：

员工 (男 / 女 / 多样性) 负责研究与转化领域的人工智能（AI）及数字化工作

数字化办公室是校长办公室一个新设立的参谋部门。它作为管理海德堡大学数字化转型的中央战略单位，旨在协调推进数字化战略、治理结构、业务流程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在学习与教学、研究、行政和转化中负责任地应用数字化技术。

针对研究、转化以及人工智能（AI）这些行动领域，我们正在寻找一位充满热情的人才，能够将专业能力与执行意愿相结合，并希望积极参与塑造这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您的职责：

• 与人工智能专员协调，组织并实施人工智能合规性（AI-Compliance）和人工智能能力获取方面的信息与咨询服务

• 为人工智能支持的工具或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实施过程提供专业指导

• 协调并实施研究与转化领域的数字化项目

• 协调并主持研究与转化行动领域中大学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目标制定

• 协调校长办公室关于研究与转化数字化主题的工作组

• 在人工智能、研究与转化领域开展跨部门的项目与利益相关者管理

• 为校长办公室起草报告、分析报告和决策提案

• 针对特定目标群体对复杂事项进行加工处理

您的个人概况：

您拥有高等教育学术学位（硕士或同等学历），最好与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相关。您具备出色的沟通和组织能力，以及协调复杂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项目的经验。理想情况下，您在研究数据管理（FDM）和人工智能合规性领域拥有专业知识。

此外，我们希望您具备：

• 结构化、独立且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工作方式

• 出色的主持能力，以协调不同的专业需求

• 团队协作能力和强大的社交能力

• 熟悉大学行政结构者优先
• 极佳的德语和英语口语及书面表达能力
• 愿意学习新的技术系统

我们提供：

– 参与塑造一所国际知名大学数字化转型的机会

– 一个处于科学、行政与技术交汇点、具有挑战性且多样化的工作领域

– 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家庭友好的工作条件 - 进修机会，提供补贴的德国票（Deutschlandticket）或员工自行车（Job-Rad）

我们期待一位充满热情的人才，能够积极参与海德堡大学的数字化转型，并乐于将复杂的专业要求转化为用户友好的软件解决方案。

薪资根据 TV-L 薪资组 13 执行。该职位原则上可拆分。

我们期待您的申请。请将常规申请材料（简历、证书等）汇总为一个 PDF 文件，并在主题中注明“研究与转移”（Forschung und Transfer），于 16.09.2026 前发送至数字办公室负责人 Nicole Najemnik 博士：nicole.najemnik@rektorat.uni-heidelberg.de。

海德堡大学主张机会均等与多样性。在同等条件下，严重残疾人士将予以优先考虑。有关职位公告和数据保护的信息，请参阅 www.uni-heidelberg.de / stellenmarkt。

作为杜塞尔多夫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Düsseldorf），我们致力于实现贴近实践且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在我们的参与式环境中，我们提供以下永久性 W2 教授职位：

“绘画与视觉策略” 设计系 (D / 1-26)

“经济信息学与数据库，重点为 IT 创业设计、数字化企业以及创客空间（Makerspace）环境下的创新教学” 电子与信息技术系 (EI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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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SD 教授职位的更多信息请见：karriere.hs-duesseldorf.de / professur 扫描二维码并在 22.10.2026 前在线申请：

共同 创造可持续影响。

德根多夫应用技术大学 THD

德根多夫应用技术大学提供 2027 年夏季学期或之后开始的以下职位：

教授 (m / w / d)，教学领域为：

“旅游管理，重点为 会议、展览、大会管理、营销与企业管理” 地点：德根多夫 薪资等级：BesGr. W2

更多信息请见： www.th-deg.de / stellenangebote

卡塞尔大学是一所拥有约 21,000 名学生的充满活力的大学。它具有极其广泛的专业概况，涵盖自然、技术、文化和社会等能力领域。

人文与文化科学系哲学研究所拟于 01.04.2028 起填补以下职位：

W 2 教授 (m / w / d) “哲学，重点为理论哲学”

编号：关于任务和要求概况的更多信息，请在互联网上参阅：https: / stellen.uni-kassel.de / rcgxs 申请截止日期：14.10.2026

您热衷于推动人们在社会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学术教育道路上前进。EVHN 提供一个开放、具有探讨精神且科学的环境，以实现您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使命。

心理学教授，重点为健康心理学 (m / w / d) （兼职 50 %，永久职位 – 薪资根据 TV-L 结合 DIVO / ELKB 执行）

纽伦堡福音派大学（Die Evangelische Hochschule Nürnberg）现面向 2027 年夏季学期招聘一名资深专业人士，重点负责多个健康与社会科学专业（本科及硕士）的教学与研究，要求在相关领域具有应用实践经验。

申请截止日期为 27.09.2026。有关该职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职业页面 evhn.de / karriere

纽廷根-盖斯林根经济与环境大学 (Hochschule für Wirtschaft und Umwelt Nürtingen-Geislingen)

纽廷根-盖斯林根经济与环境大学 (HfWU) 现面向 2027 年夏季学期，在纽廷根校区的农业经济、国民经济与管理学院招聘一名：

W2 教授 (w / m / d) —— 农业与食品经济数字化运营方向 申请截止日期：4. Oktober 2026

有关专业要求和录用条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hfwu.de / stellenangebote

www.jobs.zeit.de

施韦比施格明德教育大学 (PH Schwäbisch Gmünd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施韦比施格明德教育大学现拟在最短时间内填补以下职位：

学生咨询部门负责人 (m / w / d)

(编号 2026 / 23)，(E13, 100%, 无固定期限) 申请截止日期：20.09.2026

ph-gmuend.de

有关该职位的更多信息以及在线申请门户的入口，请参阅 www.ph-gmuend.de 的职位公告。

德根多夫应用技术大学 (TECHNISCHE HOCHSCHULE DEGGENDORF)

德根多夫应用技术大学现提供以下职位，入职时间为 2027 年夏季学期或之后：

教授 (m / w / d) —— 负责以下教学领域： “智能能源系统与电网” 地点：普法基兴的欧洲罗塔尔-因校区 (European Campus Rottal-Inn) 薪资等级：W2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h-deg.de / stellenangebote

为所有渴望创造更多变革的人提供的就业市场。

为您提供科学、研究、公共部门及社会领域的职位搜索。

更多信息请访问 jobs.zeit.de - 申请人需在理论、定量实证以及学校实践领域拥有相关的学校教育学出版物

- 职位持有者需参与研究所关于学校教育学核心领域的必修课教学，并参与学位课程方案的设计与进一步开发

- 需与该系及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授们开展合作，并愿意与路德维希堡-斯图加特专业教育学院 (PSE) 协作

此外，适用《州高等教育法》(LHG) 第 46 和 47 条中规定的公务职责及录用条件（以现行有效版本为准）。

福音神学 / 宗教教育学术顾问 (m / w / d) (26-66) (100%; A13 LBesGBW; 即日起; 无固定期限)

学术员工（博士后）（男 / 女 / 多样性）——教育学与教学法领域

语言专项教育学与教学法领域 (26-67) (70% 工作量；E13 TV-L 薪级；最早可能的时间入职；根据《学术员工临时雇佣法》(Wiss ZeitVG) 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期限为 2 年) 详细职位公告请见互联网：https://www.ph-ludwigsburg.de/hochschule/verwaltung/personalangelegenheiten/stellenangebote 我们期待您在 30.09.2026 之前提交包含常规申请材料的申请。请通过我们的申请门户提交您的申请。 如有疑问，请致电：07141 140-1450 或发送邮件至 rektorvorzimmer@ph-Informationen zur Hochschule finden Sie unter www.ph-ludwigsburg.de

霍夫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Hof)

霍夫应用科学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拟在最早可能的时间招聘一名 W2 薪级教授：

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完整公告文本请见：www.hof-university.de/karriere

霍夫校区 | Alfons-Goppel-Platz 1 | 95028 Hof

因斯布鲁克医科大学现公布以下职位招聘：

大学教授职位

大学教授 生物医学物理学（根据 UG 第 99 条第 1 款） 所有关于招聘和申请截止日期的信息请见： https://www.i-med.ac.at/berufungen/aktuelle-ausschreibungen.html

霍夫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Hof)

霍夫应用科学大学健康与社会学院拟在 2027 / 2028 冬季学期招聘一名 W2 薪级教授：

社会工作

科隆市

打造科隆！ 你的城市。你的工作。 mach-köln.de

科隆 Rautenstrauch-Joest 博物馆艺术 / 学术总监 (男 / 女 / 多样性)

Rautenstrauch-Joest 博物馆——世界文化 (RJM) 是德国领先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它致力于探讨国际交织关系、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后殖民时代的挑战。RJM 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开放的论坛，使艺术实践、科学研究和社会辩论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该博物馆通过创新的展览和活动形式，使复杂的全球议题变得易懂且可感知。

完整公告文本请见：www.hof-university.de/karriere

霍夫校区 | Alfons-Goppel-Platz 1 | 95028 Hof

未来的艺术 / 学术总监受邀通过启发性的领导工作、现代的规划方案以及对数字化战略的持续开发，进一步发展该馆的概况。

作为艺术 / 学术总监，您将与该馆的执行总监平等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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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1 / 600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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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DIE ZEIT)

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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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袭击发生地

在过去近 450 年中，约 90 个国家记录到了鲨鱼事故——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美国 (1,441) 和澳大利亚 (642)。在欧洲发生了 60 起袭击，其中 15 起在希腊，13 起在意大利。

鲨鱼至少咬过 3,103 次 从 1580 年至今确认的鲨鱼事故

谁会受害 受害者几乎总是水上运动者。 误认风险 冲浪者在冲浪板上的样子与鲨鱼的猎物相似。

在异域水域 鲨鱼造成伤害最频繁的地方，是许多人类侵入其栖息地的地方。以及那些鲨鱼被食物残渣或针对游客的诱饵吸引而来的地方。

谁该恐惧谁？

每年有数百万条鲨鱼被杀，其中大多数是违法的且采用了残暴的手段。尤为残酷的是“割鳍”：在鲨鱼活着的时候将其背鳍和胸鳍切掉，因为这些鳍被视为美味。随后，这些动物被扔回大海，在那里它们会下沉并窒息。超过三分之一的鲨鱼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有多少死鲨鱼？

1 亿 据估计每年被 人类杀死。

有多少受伤人类？

65 每年发生 鲨鱼发起的 非挑衅性袭击。

谁在杀死人类 小心蚊子——全球每年死亡人数**

不同于鲨鱼，蚊子并不直接杀人。但它们传播疟疾、登革热或西尼罗河热等疾病。因此，专家们担心虎蚊和按蚊在欧洲扩散。

无害的鲨鱼 全球已知有近 550 种鲨鱼。其中大多数：完全无害。最大的一种，鲸鲨（长 10 米），不是掠食者，而是浮游生物食者。

$\frac{N^{o}}{894}$

* 自 1580 年起。 通常在人类在被咬之前没有刺激、诱导或攻击鲨鱼，且事件发生在鲨鱼自然栖息地的情况下，被称为“非挑衅性袭击”。

** 蚊子、蛇和狗的数据来自 2024 年，人类的数据来自 2021 年，鲨鱼的数据来自 2025 年。

*** 其中包括狂犬病病例。

来源

国际鲨鱼袭击档案（佛罗里达自然历史博物馆）、世界卫生组织 (WHO)、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鲨鱼基金会、德国动物保护联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副刊

照片：Jelka von Langen 为《时代周报》拍摄 瓦莱里娅·戈尔杰耶娃 (Valeria Gordeev)，39 岁，出生于图宾根。她讲述了一个荒诞且魔鬼般的俄罗斯

这里疯狂地爆发了

瓦莱里娅·戈尔杰耶夫凭借处女作迅速在文学史上留名：这部在莫斯科、基辅和柏林之间展开的小说令人瞬间沉溺。作者：亚当·索博钦斯基

在人生中，很少有那样的小说，让你读完之后，不是将其搁置，而是必须立即重新翻阅。这并非出于迷茫，而是源于一种狂热的欲望，想要更精准地理解所读之物。而且，是因为你不想离开那个误入的、如此广阔且既美丽又恐怖的王国。你已经在其中安顿得如此舒适，这一切不能就这样结束。不能在仅仅 640 页之后就结束。

这里所谈论的书名为《蝉脱金壳》（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作者是 39 岁的作家瓦莱里娅·戈尔杰耶夫。她小说的部分章节此前已在杂志和选集中发表，三年前，她凭借其中一段精彩的摘录赢得了在克拉根福举办的英格堡·巴赫曼奖。 《蝉脱金壳》是一部极不寻常的作品。因为它如此强而有力，在汹涌的新书潮中脱颖而出。因为它充满了谜团，却又极其成熟。因为它是一次奇幻的挑战。因为书中点燃了思想、文学手段与引用、大胆的联想以及超现实且荒诞场景的烟火，以至于人们几乎会对写简单的内容梗概感到羞愧，因为梗概往往无法揭示真正伟大的文学。

小说主要在莫斯科、基辅和柏林展开。当年轻的拉达作为一名艺术家在柏林遭受其租住房屋糟糕翻修之苦时，她的哥哥康斯坦丁在莫斯科一个巨大的研究实验室工作，那里位于列宁墓深处，走廊和大厅里堆满了杂物。自苏联早期以来，这里一直在研究尸体保存以及让人类永生的药物，或者至少是显著延长寿命的方法，这在今天被称为“长寿研究”（Longevity）。自从宗教失去了影响力，我们便生活在一种无法遏制的进步与可行性狂热的标志之下，对此仅有邪教才会发出警告。

拉达和康斯坦丁都为康斯坦丁的教父鲍里斯·博格丹诺夫工作：他是一位极度富有且身份可疑的寡头，拥有一个公司网络，并致力于长寿研究——当然是为了让自己永生，但也是为了造福人类。当拉达在基辅和柏林之间为他充当信使时，康斯坦丁被鲍里斯作为员工安插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目的是为他的制药集团窃取制剂和研究结果。两人起初仅是预感到，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与魔鬼签订了契约。歌德的《浮士德》追求永恒完美的瞬间，并让撒旦让自己年轻了 30 岁。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斯大林时代更新了这个题材，在他著名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鬼及其显赫的帮手们已经在莫斯科大肆活动。瓦莱里娅·戈尔杰耶夫现在为俄罗斯最新的独裁统治更新了“浮士德”题材，这是一个在最高意义上大胆且宏大的项目，她凭借此作自信地将自己写入了文学史。

拉达和康斯坦丁（就像作者戈尔杰耶芙一样）是苏联父母的孩子，父母分别来自列宁格勒和基辅，他们是在德国长大的。两人都承受着移民带来的创伤：康斯坦丁产生了严重的洁癖，而拉达则陷入语言混乱且倾向于杂乱无章。在背景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踉跄地走向其残酷且荒诞的终结。俄罗斯正面临内战，部分军队分崩离析，总统失踪，一个傀儡——一名十二岁的杂技演员——被任命为君主，而实际上权力已被军方夺走。与此同时，一个宗教分裂团体仍在活跃地发动恐怖袭击。简而言之：疯狂已经爆发。在这个混乱且带有梅菲斯特风格的世界中（它最终反映并展示了我们在政治事件面前的无力感），这对迷茫的兄妹试图寻找方向。在这部小说中——这一点相当独特——我们当下的政治剧变时代，以及那种面对压倒性的、荒诞事件时的不安感，被一以贯之地转化为文学。书中多次出现令人屏息且具有世界文学水准的段落。例如，在一段漫长且残酷地拉长的场景中，康斯坦丁执行秘密任务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地下世界，在那些破败的、迷宫般的实验室里为他的叔叔寻找一个重要物品。他像闹剧一样在那里徘徊，有点像卡夫卡《审判》中的约瑟夫·K，他踉踉跄跄，撞倒了各种东西，脚部严重受伤，但奇怪的是并不感到疼痛（这暗示了魔鬼的跛脚），这一切都被讲述得极其迷人。而且是用一种晶莹剔透、精准的风格，这反而让其中的疯狂更加凸显。

在这个实验室，这个地狱的前厅里，为了研究目的而散落着尸体：“直到靠近时，他才意识到浴缸里的身体被液体覆盖。然后他看到了漂浮的头发。手臂和腿上漂浮着一层半透明的绒毛，其中有小气泡、珍珠在移动，而头部似乎随着上升的头发稍微抬起，仿佛想要抬头看看，看看这么深夜是谁来了。这些浴缸被用来测试不同的保存方法。他看到了脚底，饱满且发黄。”在这部小说中，俄罗斯是一个看似活着的帝国，一个被修饰过的尸体，一个僵尸的面孔。最终，想要从国家外壳中榨出新鲜感已毫无希望，但人们仍在竭尽全力尝试。

我们不想透露这对在阅读过程中让人颇为心疼的兄妹最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是彻底坠入地狱，还是找到了永生的灵药。小说通过无数的支线和离题探讨向结局推进。这些内容直到最后才逐渐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并展开一种分析性的、侦探式的紧张感。其中，一名梵蒂冈的奇迹鉴定专家扮演了一个显赫且令人毛骨悚然的角色。戈尔杰耶芙在此展示了人类对永生的渴望最初是如何被宗教参与者，随后被共产主义参与者，最后被资本主义参与者所利用的。这种狂妄自大，这种傲慢的死罪，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更换外衣。在另一段离题探讨中，作者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格勒的饥饿封锁，以及东部地区至今仍有影响的创伤：“苏联数十年的创伤，纳粹德国入侵的创伤，内战的创伤以及饥荒灾难的创伤”。这些创伤已经刻在了后辈拉达和康斯坦丁的灵魂与身体之中。

瓦莱里娅·戈尔德耶夫（Valeria Gordeev）并没有选择常规的路径，以现实主义或自传体小说的形式将苏联的暴力历史及其后续影响文学化。恰恰相反：书中出现了不同的叙述者，嵌入了通讯社报道，引用了网络评论，并将插图安装在文本之中。戈尔德耶夫汲取了乌克兰、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中荒诞主义的传统，如尼古拉·果戈里、米哈伊尔·巴赫金或丹尼尔·哈姆斯及其艺术团体“奥贝里乌”（Oberiu）。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用黑色幽默和怪诞来对抗极权主义。在《蝉》（Die Zikade）中，从金灿灿的外壳中脱壳而出的是恶魔之猫、人造人、弥赛亚的还魂者以及魔鬼。这部小说不仅发生在人间，也发生在拥有其独特逻辑的阴间。这里的怪诞并非为了搞笑或幽默而存在，它是政治无力感的表达，因此成为了一种认知媒介。人们虽然由衷地大笑，但那是出于绝望。这部小说潜藏的主旋律是抵抗，书名也暗示了这一点：它源自一种古老的中国智慧，建议在危险时采取巧妙的伪装。

弗兰茨·卡夫卡有一句著名的、虽已被用滥但依然深刻的话。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一本书的作用应当“像一场灾难”，它必须成为“劈开我们内心冰封之海的斧头”。现在，人们终于再次遇到这样一本书。它让人瞬间清醒，变得紧张且上瘾。人们被文学武器推回到了我们的现实之中。人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翻开这部作品，并且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

续集将至 据说，“觉醒 1”已经结束了。 那么现在会出现“觉醒 2”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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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文化生产的爱好者知道：续集可能会非常、非常糟糕。《大白鲨 2,》、《警察学院 6,》、《流浪娼妓的遗产》——全都是垃圾。但在讨论这个之前，我们先紧张地关注一下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最近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话。这位至少没有排除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可能性的女性，引用了一位党内同事的话说：“‘觉醒 1’太疯狂了。”于是，现在引起了骚动。

所谓的“觉醒 1”，是指政治左翼在疫情期间及之前那种最大主义阶段，而这一阶段被媒体近期执拗地称为“氛围转变”（Vibe-Shift）的现象所扼杀——即反动势力接管了时代精神和政治权力。所谓“疯狂”是指：正是这群左翼在要求废除警察、监狱和感恩节等诉求上做得太过火了。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并没有真正为任何事情道歉。尽管如此，作为“觉醒”（Wokeness）这一塑料概念的代表，她既被支持者也被反对者指责为机会主义者，而没人喜欢机会主义。然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通过放置这段引用，主要其实是打开了一扇小门。既然有了“觉醒 1”，那么理所当然地可以有“觉醒 2”，即在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第一部分之后的续集。在我们按照已知模式为这部续集选角之前（里卡达·朗饰演燕麦奶，沃尔夫冈·库比基饰演柴油发动机，佐兰·马姆达尼饰演性别星号），让我们在剧本中写几句和解的话吧。让我们在不感到受辱但也不露胜利者姿态的情况下承认，某些敏感度和对语言规范的执念或许确实过头了。事实是，最大化的诉求，尤其是关于正义的诉求，对于有意义地讨论进步至关重要。但对于那些被证明并非有效途径的诉求，人们也可以对其进行调整，而无需被概括性地指责为向任何人屈服。

然而我们注意到：这场名为《觉醒 1》（Woke 1）的大规模效应之战并非纯粹的左翼项目。它是一次共同创作。其主演不仅是那些高度敏感的女大学生，还包括保守派和右翼人士，他们有时如此执迷于那些正义感过头的例子，以至于模糊了他们看待世界的视野。但他们往往更愿意对“触发警告”（Triggerwarnungen）感到愤怒，而不是注意到乔·拜登出现在工会罢工现场，以及从柏林到布鲁克林的左翼人士在苦思如何降低房租——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做那些据称因为过度追求“取消文化”（Cancelei）而遗忘的事情：关心那些“普通民众”，无论在《觉醒 1》中谁被定义为普通民众。这一点从未明确。但明确的是：续集实际上只能变得更好。也许《觉醒 2》甚至会很出色。即便如此，按照失败续集的优良传统，很快肯定会出现《觉醒 3：东京漂移》和《觉醒 4：现在结婚吧》。 朱莉娅·洛伦茨（JULIA LORENZ）

照片：Gabriela Hasbun 为《时代周报》拍摄

启蒙时代结束了吗，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的民主正面临压力。为什么我们仍不应放弃希望，以及如何捍卫它

《时代周报》：弗朗西斯·福山，启蒙时代结束了吗？

弗朗西斯·福山：没有。它正面临压力，但绝对没有结束。

《时代周报》：您如何理解启蒙？

福山：从历史上看，随着科学方法的出现，一套规则体系得以建立，使人们能够理解周围的世界，并在许多方面理解自身。科学研究应当取代此前被视为真理、且主要由宗教机构传播的教条。人们希望借此获得对物质世界的更深层理解，从而获得塑造它的能力。

《时代周报》：您一生都在研究自由民主制——它是启蒙的产物吗？

福山：它是启蒙的结果之一，产生于宗教改革后的宗教战争。当时的信念是：决定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还是相反的，不应该是祭司，而应该是科学家。由此产生了对教条的不信任，以及一种观点，即社会可以基于对世界的经验性理解来组织。在自由秩序中，国家不规定统一的生活方式。

《时代周报》：当我们今天谈论自由主义时，是指什么？

福山：我们谈论的是自由民主制，它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结合。人们应当决定由什么样的政府统治他们，这是民主部分。而“自由”则与限制该政府的权力有关。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不得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人们想要一个买家和卖家能自行做出决定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的结合，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制。

《时代周报》：如果您说启蒙时代正面临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哪里？

福山：在1989年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间，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从约35个增长到远超100.个。但自2008年左右起，我们经历了衰退。我们看到了中国和俄罗斯崛起为威权大国，并试图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国境之外。但我认为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非自由主义政党正在崛起。一旦出现非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它也会破坏民主。

《时代周报》：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您描述了自由民主制面临的危险。其中很多内容在今天看来惊人地具有现实意义。

福山：“最后之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个概念。对他而言，“最后之人”出现在历史的终结。这意味着：一个成功的自由政体带来了繁荣与安全，结果导致不再有更高的追求，不再有人们愿意为其冒生命危险的事物。1991年，我将此视为一种危险：即自由民主制可能变得过于成功，以至于人们将和平与繁荣视为理所当然。而这正是我们目前在北美和欧洲所处的情况。

《时代周报》：书中也出现了唐纳德·特朗普——当时他被描述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绝不会对政治感兴趣。在那一点上您错了。

福山：我的观点是：每个社会都会产生渴望获得特殊认可的雄心勃勃的人。事实上，社会也需要这种形式的追求，因为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卓越，不会有伟大的足球运动员、钢琴家或艺术家。我问过：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为这种“比他人更优秀”的雄心提供了一个出口？一个人可以变得非常富有，这应该足以让人感到满足。我当时举了唐纳德·特朗普的例子，但我错了。

《时代周报》：让我们退一步。启蒙运动的思想围绕着科学展开。为什么自然科学在今天承受着压力？ 福山：存在一个长期问题和一个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具体问题。长期问题是：科学并不产生真理。它只能证明什么是错误的，而不能证明什么是正确的。这就涉及到了当前的问题：卫生部门因应对新冠的经验而失去了信誉。当时的要求是：戴口罩、洗手、关闭学校。最后发现，其中很多内容并非如此。这并非因为某种阴谋，而是因为科学就是这样运作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措施是精英阶层蓄意的操纵。这导致了科学的普遍政治化。在美国，大约 20% 的人口认为疫苗是有害的。

《时代周报》：尽管如此，您对于自由民主作为发展终点这一点仍然持乐观态度吗？ 福山：这么说吧：我不排除我错了，且中国发现了一套更优越系统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在下一代人中依然比美国表现得更好，我就必须承认我错了，并且确实存在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替代方案。在过去的 35 年里，如果有人质疑自由民主的价值，我的回答是：请给我展示一个承诺更优越的系统。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真正合理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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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所以您对美国仍然抱有希望？ 福山：绝对有。我认为失去希望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只有通过动员和参与民主博弈，才能扭转反民主、非自由主义的趋势。我们在四月份的匈牙利看到了这一点：维克多·欧尔班在很多方面控制着政治体制——媒体、市场。尽管如此，匈牙利人还是投票将他罢免了。

《时代周报》：应该给自由的敌人多少自由？

福山：不应限制他们，除非他们开始攻击自由本身的基础。当言论自由等自由原则受到质疑或否认时，问题就来了。自由民主不是一份自杀协议——它必须具备防御能力。当威胁达到一定程度时，有时必须采取非民主手段。

《时代周报》：在德国，关于德国选择党（AfD）存在一场巨大的争论，该党在某些方面在破坏民主的基础。目前人们在讨论是否应该尝试禁止德国选择党。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福山：我认为德国选择党（AfD）在联邦议院获得多数席位的可能性非常低。此外，参与极右翼政党组建政府的经验（例如在荷兰）对这些政党来说并不理想。他们在担任反对党时可能很受欢迎。但一旦右翼人士必须做出政府决策并面对现实，他们往往会失去大量人气：我们真的想退出欧盟吗？我们真的想关闭边境吗？我的感觉是，欧洲的自由民主力量应该更加从容一些。

《时代周报》：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待未来吗？ 福山：我们的民众有能力进行抵抗、组织起来并建立联盟，以对抗非自由主义。我们已经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看到了这一点。我相信在美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应放弃希望，而应在民主政治中进行艰苦且枯燥的工作，使未来符合我们的愿望，而非少数人的愿望。

弗朗西斯·福山， 73岁，是当代 最重要的 政治 理论家之一。今年 他出版了 《最后的人》。

播客 在《只有一个问题》 中，《时代周报》 主编 约亨·韦格纳（Jochen Wegner） 向最顶尖的 专家们 提出这个时代 重大的问题。

对话由约亨·韦格纳（Jochen Wegner）主持

拥有翅膀的评论家

致前《时代周报》副刊撰稿人本杰明·亨里希斯（Benjamin Henrichs）80岁生日

如果没有他，我永远不会走进剧院。在我父母的厨房桌上，像往常一样堆着《时代周报》，那大概是我们家里最无聊的东西。有一次，那里放着一本翻开的杂志，页面上是一张照片：一个气场强大的男人搂着一个女人。那是彼得·扎德克（Peter Zadek）导演的韦德金德剧作《露露》中的乌尔里希·维尔德格鲁伯（Ulrich Wildgruber），由本杰明·亨里希斯撰文评论。这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我开始阅读。仅仅几句话之后，我就感觉自己正站在德国剧院（Deutsches Schauspielhaus）的舞台上——更准确地说，我成了维尔德格鲁伯本人，因为对袒胸的露露极度渴望而含糊不清地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写作？如此生动，如此具有画面感，如此没有教条式的学究气？亨里希斯的写作方式，就像赫伯特·齐默尔曼（Herbert Zimmermann）评论赫尔穆特·兰（Helmut Rahn）的世纪进球那样。维尔德格鲁伯必须从背景中冲出来，维尔德格鲁伯冲出来了！进球了！

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堆积的《时代周报》中翻找，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亨里希斯的作品。

关于彼得·斯坦（Peter Stein）版《三姐妹》的评论《古老的孩子们》这样开头：“现在是中午十二点。还没有发生太多事情。”两句话，我就再次回到了剧院。阳光洒进宽敞客厅的敞开窗户，人们坐着，闲聊着。从此以后，我开始记住演员和导演的名字。我想亲眼看看维尔德格鲁伯、苏珊娜·洛塔尔（Susanne Lothar）、扎德克和斯坦。就这样，我在学生时代爱上了戏剧。

为什么？因为一位评论家像崇拜神灵一样热爱戏剧，并且能将他的爱转化为当下。爱会让人盲目吗？是的，但亨里希斯作为一名剧院经理的儿子，曾在鲁道夫·诺尔特（Rudolf Noelte）那里实习，而诺尔特是人类最细微情感的伟大衡量者。尽管深陷爱河，亨里希斯仍被培养出了精准观察的能力。我该如何称呼他？是“戏剧评论界的普罗斯佩罗（Prospero）”——一位魔术师，他的文字有时甚至比戏剧本身更出色？那样的话，他将与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并肩！还是“评论界的狄俄尼索斯（Dionysos）”，因为他热爱戏剧及其演员——并非盲目（显然是因为诺尔特的影响），但热爱到近乎沉醉？乌尔里希·维尔德格鲁伯为亨里希斯的天赋找到了一个美好的比喻。维尔德格鲁伯在1992年的一篇赞词中写道，如果亨里希斯喜欢某样东西，那么可能会发生，“他变成了一个小天使”。那时坐在那里的不再是一个拿着红笔的评论家，而是一个拥有翅膀的人，将我们一同带入戏剧的天堂。当被问及他是否曾严肃地就人物、剧目和方向（这是当今评论业的核心业务！）进行争论时，他回答道：“这是一场游戏。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莫里茨·林克（MORITZ RINKE）

我受苦，故我在

不堪重负、热浪袭来，现在又加上强制病假证明——如今每个人都在最响亮地为自己哀悼。 然而，我们的这种多愁善感却阻碍了对他人的同情心。作者：延斯·杰森（JENS JESSEN）

世界已然失序。危机、战争、气候灾难接踵而至，此时，从西方心灵矫情主义的恐怖密室中，再次出现了那个需要被安慰、被治愈，或者说需要“寻找家园”的“内在小孩”——正如斯特凡妮·斯塔尔（Stefanie Stahl）在 2015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所言，该书曾连续八次位居《镜报》年度畅销书榜首。而在“内在小孩”统治的地方，当然，“正念”、“脆弱性”和“红旗（危险信号）”也同样在内阁之中，而这些都被一个“侵略性”的环境伤害性地忽视了。最新的流行词汇是美国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Kristin Neff）提出的“自我同情”。这个概念目前在她的许多同行中非常盛行。

人们不禁有些诧异——难道我们社会中缺失的不应该是对他人的同情心吗？但并非如此，这与他人无关。这关乎那个纤弱的自我，关乎自身的脆弱，人们必须满怀自我同情地去关照它。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惊讶，还是不该惊讶？浪漫主义感性的逐渐升级，演变为自恋的多愁善感，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显现，与此同时，外部习俗却在日益粗鄙化。

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在探讨现代内心世界的危机时，提出了“情感势利主义（sentimentalen Snobismus）”这一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描述了一个伊比利亚村庄的行为：村民们看着一只无助的猫在起火房子的屋顶上，流泪感叹它的命运，却没有任何救援行动。用今天的词汇来翻译，可以说：人们在享受自己的共情能力，他们在哀悼中体验到自己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而非在实际的救助中。

这种诊断——即集体哀悼比那些需要牺牲且可能失败的改变现状的尝试更能带来满足感——不仅在语言上可以轻松地与现状接轨，还可以被套用到如今侵袭德国社会的某种奇怪的瘫痪状态中（这一点不仅最近由伊若玛·曼戈尔德在《时代周报》中描述过）。这种瘫痪伴随着大声的哀号和激烈的辩论，但这些辩论却很少或根本不能转化为行动。

真正致命的森林火灾被归咎于全球变暖，而全球变暖恰恰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因为人们对此无能为力。人们以类似的惰性接受着德国经济的衰落；人们哀叹中国的强大，但对于步履蹒跚的企业，人们更倾向于在以下方面给予关注：要求更严格的职场多样性规定，或批评性别平等成果的匮乏。难民涌向北非的西班牙飞地休达（Ceuta），这并没有导致对原籍国开发援助的加强，反而引发了对马德里政府的猛烈批评——政府要么被指责非法允许太多人进入，要么被指责残酷地拒绝了太多人。

显而易见，这两者之间毫无关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道德评判都被置于实际解决方案之上。面对威胁，批判性的忧虑总是最简单、最快速的反应。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对待外部苦难和外部弊端的惯常方式，就会发现，政治挑战被反射性地转化为一种私人层面的负担，将他人的痛苦转化为观察者的痛苦。当我看到休达（Ceuta）的画面时，我会有什么感觉？或者反过来：如果我在自己的岗位上感到被同事斜眼看待，我还会关心经济领域的大规模裁员或迫在眉睫的就业不稳定性吗？如果我在社交媒体上被认为太胖或太瘦——或者仅仅是担心被这样批评——我还会关心饥荒吗？

这种反应方式，如果用另一个但明显更诚实的流行词来形容，就是：自恋的。外部世界仅在与我相关时才具有意义——即它的镜像在我心中感觉良好还是糟糕。那个伊比利亚村庄的居民为什么哭泣？他们不是在为那只猫哭泣，他们哭泣是因为那只猫的画面让他们感到心痛。这是他们的痛苦，而不是那只猫的痛苦。

这种自我中心，这种几乎是自闭式地封闭在个人感知中的状态，在西方社会已经呈现出畸形的特征。这也适用于许多形式的、初衷正当的政治抗议。那些“气候胶水”（Klimakleber）肯定已经意识到，他们通过干扰通勤交通并没有为自己的环保诉求赢得好感。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行动本身并没有为改善气候做出任何贡献。他们本应赢得公民的心，以迫使政治决策做出改变，而结果他们只带来了愤怒。为什么他们不在意？有些迹象表明，他们声称是为了让汽车对气候的危害可见，但实际上他们主要是为了让自己作为善良、投入的人变得可见。看这里，这就是我——我，一个愿意承受匮乏、寒冷、身体健康风险和刑事起诉的人。我，媒体中那个善良的人！

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曾有主教警告人们不要刻意追求殉道——人们不应在没有必要且没有外部强迫的情况下让自己成为殉道者。这种行为并非取悦上帝，而是自我满足。但当人们不再追求取悦上帝时——相应的谦卑和自我克制几乎不是自恋者的特质——那么针对这种“免费勇气”的“免费殉道者”的警告也就失效了。有能力的人会给自己制造“圣痕”，哪怕是通过挑衅一个可能此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对手的敌人来实现。人们经常抱怨网络上的仇恨评论，但很少有人谈论某些受害者在讲述这些评论时所流露出的自豪感。

也许，在媒体中获得可见性，或者说对不可见性的恐惧，才是人们展示自身脆弱性的决定性驱动力。因为除了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还有什么能更轻易地获得关注？当然，只有少数人——尽管是危险的少数人——试图通过扮演加害者来强行获取关注。大多数人追求的是受害者角色，并努力经营自己的“脆弱性”。他们感到孤独且受歧视，他们有特殊的饮食要求。而仅仅是要求在请病假后的第一天提交医生证明（而不是像有时被声称的那样在第一天提交！），就被视为一种让人病得更重的负担。

如果这一切还不够，那么人们至少还患有 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而且不仅是在学童时期，现在成年后也是如此。关于心理或身体受损的自我诊断层出不穷；人们生活在有毒的关系中，遭受“有毒男子气概”的折磨——不仅是女性，男性亦然；而所有人共同的感觉就是对自己身体感到陌生。但如果例外地没有任何特别的事可以抱怨，那么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致病因素：“日常生活的绞肉机将人们绞成了肉泥”，作家兼医生伊琳娜·芬格罗娃（Iryna Fingerova）最近在《时代周报》中这样写道。

也许，不堪重负——仅仅是因为生活在一个逐渐变得敌视生命的文明之中——确实是主导性的感受。但痛苦也是一种资本，可以带来利润：道德上的利润、社交上的利润，以及生存意义上的利润：“我受苦，所以我是一个好人”；“我受苦，所以我被看见”；或者简单地：“我受苦，所以我存在”。但那些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或希望在媒体中被视为受害者的人，已经没有余力去帮助其他更谦卑、甚至根本没有在媒体中出现、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受害者了。

当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互联网的注意力竞争中，争抢最美受害者角色的不止是个体。整个产业都在为此推波助澜，首当其冲的是图书行业，他们向市场投放针对任何一种即便再离奇的病痛的指南书。而只要有指南书在，恐惧就会自动生长。当你读到关于“与内在小孩和解”的内容时（这是埃里卡·J·乔皮奇和玛格丽特·保罗那本著名且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不可能不立即问自己，是否自己也错过了这次和解。

对于高度专业化的饮食、神经多样性或身体陌生感，情况也是如此。听到这些的人，不可避免地开始为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感到焦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二级注意力竞争，由指南书和媒体的相关文章驱动。它们争夺读者的兴趣，而读者本身则倾向于通过某种“脆弱性”来让自己变得有趣。我们社会的这种爱哭天抢地的倾向，不仅仅是其成员的一种社交倾向，而是一整套系统、一种商业模式和一个话语机器，它在宣扬人的弱点。

很难想象，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到自己是强大的，追求成为命运的主人，并试图摆脱由自身造成的未成年状态（Unmündigkeit）。解放曾被视为历史的进程。同样有趣且令人沮丧的是，如今“解放”大多被描述为失败的、陷入死胡同的、受到反弹威胁的。这样做——只抓住人的委屈而非其力量——反而助长了他们所抱怨的事物。靠爱哭天抢地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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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三只眼

一场精神革命：200年来，摄影改变了人类看待自身与世界的方式

作者：汉诺·劳特伯格 (HANNO RAUTERBERG)

在英国铁路最早的几次运行中，一次是从达灵顿开往斯托克顿，车上载有600人，随行的是巨大的欢呼声。但1825年，人们心中的恐惧则更为巨大。有些人担心会出现眩晕和呕吐，因为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速度——火车时速接近30公里——人类的身体似乎无法承受。一些人认为，仅仅是看到行驶的火车就会导致大脑受损。失明是最轻的后果。更好的办法是建立起一人高且不透光的围栏。

这些恐惧在今天看来十分古怪，但同时又是具有代表性的：随着那台喘息的机器及其散发的灼热与蒸汽，一个新时代在当时已经开启。这是一个沸腾、迅猛且发生激进变革的时代。卡尔·马克思在1848年评价道：“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木栅栏能改变这一点。但许多人希望，摄影可以。

当英国铺设第一条铁轨时，法国人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正坐在家中的阁楼里。他曾是一名军官，现在是一名60岁的退休人员，他试图留住那些无法被留住的东西——生命本身。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时间、现实，以及火车。多年来，涅普斯将父母的房产变成了一个实验室。在远离大都市的第戎南部的一处庄园里，他取得了一项小小的、起初看来相当平淡的发现。然而不久之后，涅普斯在阁楼里取得的成功被证明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直到今天，这场精神革命的影响依然在延续。

不仅是涅普斯，19世纪初，挪威、巴西、德国或美国的其他钻研者也在实验光敏银盐、沥青粉、松节油，甚至薰衣草油。几乎所有人都使用了暗箱 (Camera obscura)，其原理在基督之前几个世纪就已被中国人发现，随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帮助艺术家们创作出写实的画像。涅普斯利用这样一台针孔相机，通过超过八小时的曝光时间，捕捉到了从他的书房里能看到的一切：一个鸽舍、一个谷仓屋顶、一棵树。在之前的类似尝试中，光敏成像介质上的所有痕迹最终都会消失。但1826年这一次不同。从书房望出去的景象留了下来。它被捕捉到了，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张保存至今的照片。

涅普斯将眼前在涂层锡板上展开的景象称为“日光摄影” (Héliographie)，即太阳绘图，这张照片的大小仅约16乘20厘米。这是摄影时代的开始，是捕捉与留存的开始。同时，这也是一场不设边界的图像征服的开端。在200年前的那时，人类获得了一只“第三只眼”——以便能以一种完全陌生的方式去探索和洞察自身与世界。

在拍摄出首批固定图像仅几年后，尼埃普斯便与画家兼企业家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合作，他们希望共同推动这项新技术的进步，使其尽可能地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并负担得起。这个计划确实成功了。早在1839年，法国政府就购买了该专利，将其变为公共财产，从而使摄影开启了一场难以想象的胜利行军。很快，首批相机上市，工作室和实验室纷纷成立。就像如今人们讨论人工智能的影响一样，当时人们也激烈地讨论着摄影业将如何颠覆一切：在社会、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只不过，此时尼埃普斯已因中风去世。

然而，他在启蒙时代——这个事实与可量化之时代——感到自己成就了某种极其奇妙之事的感受，随后得到了广泛传播。如今，摄影已不再是让人惊叹之物，每个人都在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拍照。但对尼埃普斯而言，它拥有“某种魔力”。当时许多人的表述也与之相似。例如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方法的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得益于该方法，人们可以从一张底片中冲印出无数张照片。塔尔博特将其称为“我们自然魔力的咒语”，因为在这里，在相机的黑色盒子中（他的妻子将其称为“捕鼠器”），似乎在进行着某种形而上学的独立生命活动。在肉眼不可见的情况下，可见之物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产生，出现了一幅幅令人惊叹的图像。塔尔博特写道：“大自然之手将其印刻了下来。”人类仅被要求充当助手。

拍摄照片不需要画家或绘图员，不需要任何人去细致地摹写现实。只需要一个黑匣子、光线、一个成像载体和一些化学药剂，生命便能开始自我复制，真实地、完全无需艺术家的干预。任何曾在暗房中目睹白色相纸上首先出现轮廓，随后整座房屋、树木、面孔从虚无中诞生的人，都能立刻理解摄影艺术奠基人们的意思。那种感觉，就像是创世在第二次发生。只不过规模更小，且格式便于掌控。

早在19. 世纪初，许多人就产生了一种被远程操控的印象。旧的、以君主制为特征的秩序在崩溃，技术进步碾压了许多熟悉的生存方式。然而在摄影中，所有的异化似乎都消失了。自然与技术终于达成和解。终于出现了一项发明，它没有让人们进一步远离自己的根源，相反，它使人们能够接触到本质——接触到相机的图像，也就是接触到“大自然之手”。

这种关于“直接性”的承诺一直延续至今。所有随身携带爱人照片的人，携带的不仅仅是一张纸，而是一种能以非物质方式呈现出极强临场感的东西。无论照片中的爱人住在遥远的大陆还是早已去世，它都让人感到亲近且熟悉。在摄影中，某些东西变得鲜活，尽管它仅仅是阴影，是纸上的颜料，但没有人会想到去刺瞎这些阴影的眼睛，或砍掉其头部或双手——除非出于纯粹的仇恨。摄影的生命力达到了如此程度：任何亵渎照片的行为，都等同于对现实本身的亵渎。

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惊人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力量。这种力量捕捉到了某些东西，或者换句话说：它囚禁了我们。作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1842年成为摄影对象时，也绝非感到愉快。巴尔扎克认为，每拍一张照片，他身体的一部分就会脱落。除此之外，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他那棱角分明的面孔，会出现在此前空无一物的地方。他身体的一部分一定是从这里迁移到了那里。

当殖民征服者拿着相机进行“影像狩猎”时，也引发了类似的恐惧：许多原住民群体不愿被拍摄，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一部分会因此丢失，通过“灵魂窃取”被掳往欧洲，甚至被夹在某些相册里。不，没有理由嘲笑这类想法。在所谓的开明西方，也能发现类似的观念，它们甚至已成为了法律。

直到今天，人格权保护中依然包含这样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肖像权。在照片中，我们的一部分似乎被保存了起来。不应有任何人能将我们变成其摄影的猎物。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能决定我们的影像。

在摄影中，世界找到了它的分身，而每一个“我”在相机面前，都可能感到自己被审视、被复制，同时又被自己切割开来。因为这太奇怪了：交付一张照片。然后它就在那里，以一种无形的方式体现着我。它可能拥有独立的生活，更年轻，更美丽，心情更好。而真实的“我”只能在一旁看着它如何生存。在自己的“照片我”面前显得黯淡无光。必须在某个时刻意识到，自己已年事已高，不再上镜，且不那么体面。影像比肉体长寿，二维比三维更强大。

长期以来，只有真正重要的人才有机会将自己的生活永恒化，留在祖先画廊和博物馆中。直到摄影术被发明，记忆才变得民主化。很快，家庭相册出现了，每个人在其中记录自己的存在与成长，以便随时查看自己曾经是谁，变成了什么样——以及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样。从此以后，即使是最私人的场合也被认为值得拍摄，无论是统治者的历史还是日常生活的历史，相机对此一视同仁，不作区分。它服务于一个平等者的社会。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操作它。“您只需按下按钮，其余交给我们”，这是柯达公司在1888年为其专门为外行开发的相机所打出的广告语。曾经复杂的技术现在向所有人开放。图像文化的民主化再无阻碍。

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自己像个艺术家，即便不是艺术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图像艺术业余爱好者，无需学术教育和文凭也能游刃有余。早在1893年，汉堡美术馆就举办了首场大型摄影展，所有人都可以展示他们认为重要且值得保存的东西：在原本只能看到高级艺术的地方，展出了458名业余爱好者的6,000幅作品。

然而，摄影的民主化效应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对差异的热爱，以及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早在1840年，当许多人还认为摄影是一种纯粹真实媒介的时候，一位名叫伊波利特·巴亚尔（Hippolyte Bayard）的法国财政官员就将其用于一场惊人的角色扮演。他拍摄了自己作为一具水中尸体的样子：半裸，闭眼，这是历史上第一张“犯罪现场照片”——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张为自己而拍的宣传照。因为巴亚尔也属于摄影术的早期发明者之一，但与竞争对手达盖尔（Daguerre）不同，他未能获得名声和官方认可。因此，他将自己伪装成溺水者的样子，显得极其可信，仿佛被进步的浪潮所窒息——却因此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他如何激进地将摄影艺术推向荒诞，以抗议专断与不公，至今令人难忘。

从广义上讲，巴亚尔追求的是名望，是让不可见之物变得可见。很快，这种方法将产生一个更大、且真正改变世界的影響。被边缘化的人，那些处于阴影中的人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拥有了一个影像舞台。当像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或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这样的摄影师走进工人狭窄闷热的棚屋，展示那些必须在艰苦环境下劳作、饥饿、生活在污垢中的人们时，虽然这些场景规模很小，但它们同时具有超越自身的意义。正因为照片不像绘画或雕塑那样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可以被复制并不断冲印，因此在个人影像中往往蕴含着一种普世的图像。一种指向整体的图像。

当乔纳森·W·沃克（Jonathan W. Walker）船长被要求展示他粗壮的左手时，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他的手心被烙上了一个烙印，两个字母：SS，代表“奴隶窃贼”（Slave Stealer）。这只手，仅仅是这只手，而没有连接其上的其余身体部分，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图像。这张照片提醒人们，沃克曾英勇地帮助七名被奴役的人逃亡，随后被捕并受到惩罚。看到这只由阿尔伯特·索斯沃思（Albert Southworth）于1845年拍摄的照片，人们感到一种被击中的震撼。这是一个无畏的象征，既抽象又极其真实。

摄影师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艺术可以具有多么强的政治性。早在1853年，有些人就奔赴战场，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展示身处前线意味着什么。早期的战争图像恰恰诞生在克里米亚，当时俄罗斯就应被击退。不需要士兵，不需要血流成河，只需要塞瓦斯托波尔前一片布满炮弹孔的喀斯特地貌，就足以将战争的致命暴力带入画面，从而进入大众意识。

照片一直被用于宣传目的，有时是恶意的，有时是良性的。这也表明：这项新技术对一切都持开放态度。例如在美国，它被用于一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当时政府派遣了大量摄影师，旨在让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其对农村人口的影响进入公众视野。憔悴的流动劳工、干涸农田上的棉农，此前难以想象的苦难如今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共计250.000张照片。直到今天，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或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的照片依然塑造着美国人的集体记忆。这是一次通过图解实现的自我启蒙行为。

纪实摄影记者至今仍能深刻地影响全球局势：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的下跪；中国天安门广场上，一名赤手空拳面对坦克纵队的“坦克人”；从叙利亚逃难、死在海滩上的两岁孩子艾兰·库尔迪。这些是众多影像中的三个例子，它们发挥出难以想象的力量，成为了“历史审判中的证据”（瓦尔特·本雅明）。

但摄影不仅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力量，还作为科学好奇心的工具，开启了许多揭示与洞察的可能性。看见一切，掌控一切，这就是其承诺。终于能够记录月球上的陨石坑（1840）；捕捉闪电的光脉（1882）；或者定格一场卷走一切、唯独没卷走相机的龙卷风（1884）。目光向高处延伸，同时也向深处挖掘：旨在照亮奇妙的微观世界，例如隐藏在铁线莲花茎中的世界。人类的内心世界也被揭开，得益于X光片，人们自1895年起便能看到骨骼构造是多么精巧，正是这些骨骼让人的双手能够抓握并操作相机。镜头越来越先进，曝光时间越来越短。因此，发明家埃德沃德·迈布里奇在1878年就成功解决了那个被长期讨论的谜题：马在奔跑时是否四蹄同时离地。摄影给出的答案是：是的，它在飞翔。

在某个时刻，相机的“眼睛”变得如此快速、强大且精准，以至于让许多同时代的人感到不安。他们恐惧技术之眼的冰冷。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被摄影客观化，从而被控制，这种想法让他们极其不适。那么，是否还给幻想留有空间？给狂野的情感留有空间？给只有艺术家才能感知到的诗意留有空间？有人指责相机将世界简化为表面。因此，如果人们也变得肤浅，那么无需感到惊讶。查尔斯·波德莱尔在1859年哀叹，这个新兴产业加剧了愚钝，并摧毁了所有的想象力。在这位诗人的眼中，这是一个时代的断裂。

而事实恰恰相反。照片在撒谎，甚至比大多数艺术家撒谎得更精巧。而且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一旦有人掏出相机或智能手机为我们拍照，我们的表情和姿势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微笑，睁大眼睛，手臂自豪地叉在腰间。这关乎“上镜”，关乎满足设备的标准。是在演戏，演给我们自己和他人看。也就是说，在撒谎。而随后在查看照片时，人们往往会感到失望。因为自我认知与设备中生成的图像之间通常没什么关系。请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相机把我们丑化了。它有它自己的视角，而不是我们的视角。

这种疏离感从何而来？例如，是因为镜头不可能具有主观性。人类的视网膜总是只聚焦于所见之物的一部分，而让其余部分沉浸在轻微的模糊中，但技术对差异没有感知力。大脑会将看过千遍的图像与刚刚接收到的印象进行比对，并从中塑造出第三种东西——也就是说，将现实美化或丑化——而相机则不知怜悯。它记录进入视野的一切。意义与陪衬对它而言毫无区别。它以毫不留情的精准在撒谎。

但或许正因为这种冰冷的矛盾性，使得摄影在200年后依然没有失去其魅力。它欺骗我们的方式与大脑欺骗我们的方式不同。它主张一种技术上正确的现实——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其与我们自己在心中构建的图像进行比对，那些图像以人类的方式不完美、模糊，且在记忆中往往苍白得可怕。人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图像动物”。

有些人将他们的“第三只眼”当作一面保护伞：他们拍照，却不再注视。他们走进博物馆却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们将“观看”交给了技术，只要拍到了就行。单张照片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生命力的证明：看，我在拍照，我活着。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反向运动：几年前起，胶片相机在年轻人中再次受到追捧。并非因为它们特别实用，或者能拍出更清晰的照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与传统摄影相联系的“不可随意掌控感”吸引着人们。一旦被刻在底片上，随后在相纸上显现出来的影像，便无法再被修改。与数字图像不同——数字图像的每个像素都可以被不断重新格式化——胶片照片是固定且稳固的。在汹涌的变革中，它是一个小小的支撑点，能够抵御当下的全方位流动性，更能够抵御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因为后者让真实印象与随意克隆的图像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人们拿起相机是为了划定一条界限：在虚构与事实之间。他们寄希望于那些能够留存并承诺可信度的东西。

在摄影刚刚诞生之时，法国政府决定尽可能迅速且持久地保存自身的历史。通过一项国家级的影像化计划，旨在尽可能彻底地记录所有的建筑古迹。现实似乎如此脆弱，甚至建筑的过去也如此转瞬即逝，以至于必须将其保存在照片档案中。通过图像进行拯救，在黑白之间永存。这种对象征性自我保存的渴望，在当下也依然存在。

几乎没有哪个主题比日落更受欢迎了。在世界各地，正是这个从光明走向不可避免的黑暗的过渡时刻，促使人们拿起相机。这仿佛是一场全球通用的约定：一次又一次地捕捉离别时的金色光辉，记录在数十亿张照片中。仿佛没有明天，黑夜将永恒持续。因此人们必须未雨绸缪，储存光线——储存那些永不落山的“照片之阳”的光芒。并以一种技术上的冰冷方式，永远地温暖着。

展示一下

没有人确切知道第一张照片诞生于哪一天。200年前，许多地方都在寻找一种能够永久固定由光线绘制的图像的方法。第一个成功实现这一点的是法国人约瑟夫·尼埃普斯（Joseph Niépce）。他从书房望出去的景象（6）被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照片，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它拍摄于1826年的盛夏。

从此，摄影师们一次又一次地征服并渗透这个世界。例如，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一次性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马在奔跑（2）时是否所有蹄子同时离地的争议。而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Conrad Röntgen）则实现了对人体内部的首次窥视，他用摄影的视角剖析了阿尔伯特·冯·科利克（Albert von Kölliker）的手（4），而没有流一滴血。多萝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在1936年透视了社会的躯体。她拍摄的一位流动劳工家庭的母亲（7）成为了苦难的象征，当时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许多美国人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苦难之中。

但摄影师不仅是研究者和记者，正如 1951 年安德烈亚斯·费宁格（Andreas Feininger）将其定格在标志性画面中时那样 (1)。他们也是虚构艺术的爱好者：1840 年，伊波利特·巴亚尔（Hippolyte Bayard）以一种极其生动的方式将自己伪装成一名溺水者 (5)，因为尽管他参与发明了摄影术，却感到自己被严重忽视了。恰好在 105 年后，李·米勒（Lee Miller）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浴缸里 (3) —— 从而（与摄影师大卫·E·谢尔曼 David E. Scherman 共同）构思出了一幅关于窥视恐怖与净化的画面。

九月非虚构类图书最佳榜单

由《时代周报》（ZEIT）、德国电视二台（ZDF）和德国文化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 Kultur）共同评选

1. (1) 托比亚斯·贝克尔 (Tobias Becker)： 《对昨日的乡愁：德国怀旧史》 Suhrkamp出版社：319页，28 € 67分

2. (−) 尤斯图斯·本德尔 (Justus Bender)： 《2033年的德国：一个情景》 C. H. Beck出版社；284页，20 € 65分

3. (−) 菲利普·布洛姆 (Philipp Blom)： 《蹒跚的世界：2001-2014年全球史》 Hanser出版社；400页，30 € 60分

4. (–) 西比尔·安德尔 (Sibylle Anderl)： 《舒适的新世界：当我们敢于承担挑战时能获得什么》 Piper出版社；192页，22 € 52分

5. (−) 萨巴-努尔·切马 (Saba-Nur Cheema) & 梅隆·门德尔 (Meron Mendel)： 《愤怒的案例：我们如何重新学习争论》 KiWi出版社；224页，23 € 49分

6. (−) 罗杰·德·韦克 (Roger de Weck)： 《保守主义者的光辉与苦难》 edition suhrkamp出版社；184页，20 € 48分

(–) 米哈伊尔·齐加尔 (Mikhail Zygar)： 《从未到来的未来：苏联解体至今的影响》 N. Juraschitz译自俄语； Aufbau出版社；829页，36 € 44分

8. (–) 奥斯内·塞耶斯塔德 (Åsne Seierstad)： 《战争在别处：内部视角下的俄罗斯》 A. Lerz译自挪威语； Hanser出版社；608页，32 € 33分

9. (−) 扬·艾克·邓克哈斯 (Jan Eike Dunkhase)： 《冷酷的新世界：现代性之史》 Reclam出版社；288页，26 € 30分

10. (−) 亚历山大·蒂勒 (Alexander Thiele)： 《右翼民粹主义与民主宪政国家》 Reclam出版社；141页，8 € 29分

该月度榜单由30位评审员的评分得出。欲了解更多关于书籍和评审团的信息，请访问官网：www.zeit.de / serie / sachbuch-bestenliste

啊，这一切曾如此美好

英戈·舒尔策写了一部关于东德青少年时期的怀旧小说。但他并未提出真正深刻的问题。作者：托比亚斯·莱姆库尔（TOBIAS LEHMKUHL）

在 23 年前发表的一篇冷门文章中，英戈·舒尔策写到了他与年长 23 岁的画家格尔达·莱普克（Gerda Lepke）之间的友谊：当时 15 岁的他在家乡德累斯顿为她担任模特，而格尔达·莱普克和她的画家同事马克斯·乌利希（Max Uhlig）邀请他在 1979 年的夏天前往梅克伦堡的克鲁科（Krukow）与他们共度，那是靠近诺伊布兰登堡的一个村庄。在那里，英戈·舒尔策经历了一场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启蒙：每天早晨，莱普克和乌利希将画布装在自行车上，推向田野，在那里以有时非常激烈的风格进行绘画。舒尔策在前几天一直留在屋内，但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于是他的两位主人将他带到大自然中，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在膝盖上放一块所谓的“诗人板”，教他如何观察。

在英戈·舒尔策的《八月的水》（Das Wasser im August）中，格尔达·莱普克和马克斯·乌利希被命名为艾米和保罗，在这里，他们同样将自行车“推到那片小树林的角落，那里在数百甚至上千年前就放置着巨大的祭祀石（……）。他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回到昨天的下午，回到那闷热的空气和刺眼的阳光中，那时所有的鸟儿都消失了，只有几只燕子在道路上方紧贴着飞过（……）。」

此时已年满 16 岁、在这里名为托马斯的少年，深知对往昔黄金时代的思念会带来怎样的惆怅，即便这里指的只是前一天，也会让他充满忧郁。一个人离那个时代越远，青春的魔力就越强——那时一切都是新鲜的，而自己则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未被触碰。因此，英戈·舒尔策也无法抵御让自己的过去复活的诱惑。然而，在对那个消失世界的追忆中，他并没有放过 60 多岁的自己：《八月的水》的叙述者托马斯如今已是一位成名的作家，他被邀请前往梅克伦堡参加一场朗诵会。一位老同学的妻子将这次朗诵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的丈夫曼弗雷德，尽管他与托马斯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曼弗雷德的父母曾在国家安全部（Stasi）工作，而托马斯曾经告诉他的某些事情，被这位朋友转告给了他的父母。这是一次托马斯从未原谅的背叛。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邀请。

作为读者，人们会期待这里埋下了一个冲突，将在小说的后续情节中展开，且东德政府擅长强迫公民陷入其中的愧疚关系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令人惊讶的是，托马斯从柏林向北行驶的旅程变成了框架情节。当他在一家加油站中途停留，用高压水枪洗车并在此过程中溅到了两名咯咯笑的年轻女性（这种隐喻令人困惑），随后抵达雾中的内贝尔——他将在当地酒店的居斯特罗大厅举行朗诵会的地方——时，读者已经快读到第 60 页了。而真正的故事就在此处开始，即中篇小说《八月的水》，我们从中读到了艾米、保罗和托马斯，还读到了索尼娅，托马斯对她

陷入爱河。英戈·舒尔策在青少年时期曾向画家格尔达·莱普克求婚，因此可以推断，索尼娅身上也带有他初恋艾米 / 格尔达的影子。无论是巧合还是作家的随意安排，这个索尼娅在46年后坐在了居斯特罗大厅里。她头发花白，戴着助听器，真实姓名（即小说中的姓名）叫安格莉卡。而她再次唤起了这位已婚作家的性欲望。在朗读环节的休息期间（整个朗读活动持续两天，时长高达令人难以置信的六个小时），他试图接近她，同时也与其他听众交谈，包括前述的曼弗雷德、一名牧师、一名乡村医生以及其他前同学。既然正如这位作家大言不惭地宣称的那样，一部小说必须涵盖“一切”，那么在交谈中

很快也触及了当下所有的哲学和政治议题：“随后话题在加沙、哈马斯和定居者，以及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的入侵之间来回切换，帕特里夏提到了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舒伦伯格对此表示支持。”

在超过300页的内容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关于诗学的自我辩护，其中之一便是认为，在朗读这部中篇小说时，必须将朗读时的环境状况一并呈现。然而，为什么要这样做却并不明确。相反，在克鲁科的艺术家同行们肯定会建议年轻的托马斯专注于核心内容。而《八月的水》这位不再年轻的作者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大概是因为其中并没有什么核心内容，因为这里只有对初恋和艺术觉醒的回忆，而没有支撑这部小说的冲突或问题。即便舒尔策将重点放在1979年和这个成长故事上，剩下的也只不过是对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的模糊乡愁，当时的恋爱中的托马斯和他那些听力不佳的同学“认为那个国家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向公正、自由和友谊的方向改变，因此那个国家属于他们，一切都属于他们，因为他们不需要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不需要夺走任何人的东西，只需要取消特权”。

请店主请客喝杯柠檬切罗

生活指南

当一切都无济于事时， 意大利总能提供帮助

每年，当秋天将它那阴冷潮湿的手指搭在我的后颈上时，我总觉得我的生活出了什么差错。就在不久前，人们还在凝视大海，咸咸的海风像一只害羞的猫一样温柔地拂过脸颊，松树散发着香气，人们在煮咖啡时轻声哼唱，他们在远超“夜间休息时间”的时刻翩翩起舞，他们饮酒却不至酩酊，他们共同进餐，到处都是冰淇淋店、药店和理发店。但现在，现在人们再次凝视着被雨淋湿的沥青路，他们穿着糟糕，发型凌乱，药店寥寥无几，地中海更是完全不存在。人只有一次生命。究竟为什么，上帝之名，要把生命浪费在这里？

没错，人们说，德国人热爱意大利人，但并不欣赏他们；意大利人欣赏德国人，但并不热爱他们。但这不正是许多长期关系的秘诀吗？显然，德国人对意大利痴狂。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点肉酱面（Ragù）时点一杯 Aperol Spritz，然后来一杯卡布奇诺，请（prego）。这就是“德国式生活”（La Deutsche Vita）。于是，在一个格外早秋的下午，我发现了自助类书籍中的“意大利流行款”——梅兰妮·皮格尼特（Melanie Pignitter）的畅销书《在意面与柠檬切罗之间与自我重逢》、《在披萨与 Aperol 之间与自我重逢》（GU 出版社）。我还偶然发现了亚历山大·厄特克（Alexander Oetker）那书名中带着叹息的《生活可以如此美好》（Hoffmann & Campe 出版社），后者采用了所谓的、乍看之下很专业的“甜蜜生活原则”（Dolce-Vita-Prinzip）。谁要是觉得自己没有刻板印象，谁就先扔出第一颗水牛马苏里拉奶酪球吧！

厄特克通过 A9 高速公路将来自南方的睿智提示引导给德国人，例如：“不必富有也能吃得好”或者“请坐下来，在真正的餐桌前用餐”。人们会瞬间被自己国家野蛮的程度所惊吓——那些可悲的笔记本电脑午餐，无数孤独的奶酪面包，人们在前往地铁站的路上匆忙塞进嘴里。

这些书中最让我喜欢的一点是：人们可以省去在内心深处进行的所有搜索，省去构建结构、正念练习和早起。也许问题不在于自身，而是在外面——在弗伦斯堡与梅明根之间！

无论如何，厄特克本人在得出这一诊断（“德国的冬天目前还无法改变”）后，搬走了一段时间。但一旦移民，你就不再是那个充满渴望的游客，惊叹于世界可以多么美好，而是一个已经抵达的移民，强调其他地方的世界有多糟糕。也许，在这里应用“甜蜜生活原则”就足够了，也就是说，现在就在机上小餐馆点完火腿奶酪法棍（芥末酱可以刮掉）后，哼着小曲点一杯浓缩咖啡，让目光飘向远方，看向广阔的田野和风力发电机。不过，在疾驰而过时，那些真的是风力发电机吗？难道不是浪花，难道田野后面没有波涛在翻滚？哎，不过是田野，喝着浓缩咖啡时人们这样想，哎，不过是浓缩咖啡，抿着咖啡。这就是埃尔福特背后的绿色海洋。——马琳·克诺布洛赫（MARLENE KNOBLOCH）

英戈·舒尔策（Ingo Schulze）： 《八月的水》（Das Wasser im August）。 小说；S. Fischer 出版社， 法兰克福，2026年； 320 页，26.00 欧元

在本专栏中，贝里特·迪塞尔坎珀（Berit Dießelkämper）撰写娱乐文学，福尔克·魏德曼（Volker Weidermann）撰写爱情小说，马琳·克诺布洛赫（Marlene Knobloch）撰写生活指南书籍，西蒙妮·布赫霍尔茨（Simone Buchholz）撰写犯罪小说。

一个人有多勇敢，永远只有在事后才知道。 ——路德维希·马库塞（LUDWIG MARCUSE）

海科·格巴哈特 (Heiko Gebhardt) 1942年6月6日 — 2026年8月9日

我们哀悼我们忠实的朋友和同行者。

菲利普与丽莎·基尔 (Philipp und Lisa Keel) 迪奥格内斯出版社 (Diogenes Verlag)

继承人公告

乌斯特区法院 (Bezirksgericht Uster) 案件编号：EN230227

达格玛·纳格尔-施图默 (Dagmar Nagel-Stürmer) 于 2023年4月22日在苏黎世州乌斯特去世。出生日期：1946年1月1日，德国国籍，是埃里希·威廉·施图默 (Erich Wilhelm Stürmer，出生于 1922年9月24日，去世于 2005年4月15日) 与海德薇格·赫塔·施图默-许内 (Hedwig Hertha -Hühne，出生于 1924年12月2日，去世于 2015年7月11日至12日之间) 之女，最后居住地为格赖芬塞 (Greifensee)。

现号召来自祖父母辈亲属关系的法定继承人，即约瑟夫·施图默 (Josef ，出生于 1888年1月16日，去世于 1952年7月16日)、明娜·施图默-施赖伯 (Minna -Schreiber，出生于 1893年7月15日，去世于 1964年10月11日)、格雷戈尔·许内 (Gregor Hühne，出生于 1870年3月7日，去世于 1952年6月21日) 以及安娜·贝尔塔·明娜·许内-布赖滕迈尔 (Anna Bertha Minna Hühne-Breitenmeyer，出生于 1891年8月2日，去世于 1980年8月20日) 或其后裔，就遗产继承事宜进行申报。

被号召人员特此被要求在公告发布后一年内，向签署本公告的办公机构申报并提供证明其继承权的证明文件（证书），否则将在遗产继承过程中被排除。

乌斯特，2026年8月27日

乌斯特区法院 遗产管理处

继承人公告

关于 2026年1月21日去世的乌苏拉·卡琳·德雷格 (Ursula Karin Draeger) 的遗产案件，出生日期：1956年4月11日，曾居住地：Schützengasse 35, 4125 Riehen。巴塞尔城市州遗产管理局现寻找其父母辈的后裔，即尤尔根·德雷格 (Jürgen Draeger) 和伊姆加德·德雷格 (Irmgard Draeger) 的其他后裔。若父母辈后裔已绝嗣，则寻找父系和母系祖父母辈的法定继承人。

凡继承权源自上述亲属关系的人员，特此被要求在 2027年8月27日之前，携带亲属关系证明（家庭证明、继承证明等）向签署本公告的办公机构申报遗产继承事宜。

巴塞尔，2026年8月27日

巴塞尔城市州遗产管理局 Rittergasse 10 邮政信箱 CH-4001 Basel

案件编号：NL.2026.287 / A / JOS

这里没有道德，只有昂贵的跑车、银行抢劫和绚丽的日落。为什么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 6》(Grand Theft Auto 6) 是全球最受期待的文化产品 —— 亨里克·奥尔丁 (HENRIK OERDING) 著

高速公路左侧是奔腾的大海。一名三十出头的男子，穿着亚麻衬衫，戴着太阳镜，坐在方向盘前，开着一辆乏味而稳重的家庭用车。音箱里播放着 80 年代的合成器音乐，后视镜中，一对大灯正迅速靠近，是一个开着低底盘跑车的年轻小混混。男子刹车，下车，走向身后的车，打开车门，将年轻的司机拽到了沥青路面上。男子坐进跑车，猛踩油门。远处传来警笛的哀鸣。而你，就身处其中。

这一切都是你在《侠盗猎车手》中亲手完成的，你是这次行为的执行者。偷车只是其中最无害的事情之一，是该系列电子游戏中的常规消遣项目。近 30 年来，玩家在游戏中扮演阴暗的人物，在一家美国大城市中从底层小混混一路攀升至重刑犯，从路边摊到城市天际线，通过偷车、武器、抢劫、毒品交易和其他见不得光的娱乐活动来实现。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功故事。

最近发行的一部作品《GTA 5》的销售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娱乐产品，三天内销售额达 10 亿美元，那是 13 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游戏玩家们就在等待第六部作品。而目前围绕该作品所发生的一切，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任何一款电子游戏曾像这样被如此期待，或许连《哈利·波特》的单本小说、《权力的游戏》的季终集，或是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都未能企及。“在《GTA 6》之前”在互联网上甚至成了一种独特的计时方式：世界上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都会在这款游戏最终面世之前发生。其封面展示了当下的罪犯英雄，凭借橙紫色调的日落色彩，现在已被视为标志性的符号。唐纳德·特朗普在日常的“使美国再次伟大”宣传中模仿了这种美学，马库斯·索德则用它来装点他的皮裤爱国主义。由于获取了此前未公开的场景，人们多次尝试勒索开发商，最近几天依然如此。

本周四，Rockstar Games公司将首次展示这款新游戏的更多内容。在6小时的时间里，这段宣传视频只能通过Netflix订阅观看。要求用户付费才能观看一款游戏的广告——这种情况此前也从未发生过。《GTA 6》要到11月才会发行，但据销售渠道透露，预订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尽管目前几乎看不到这款游戏的任何内容，但可能已经有数百万买家。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它？

在近30年前该系列游戏的开端，源于一个简单的认知。创作者当时在开发一款“警察与小偷”的游戏，直到他们发现：没有人想当警察。每个人都想撬车锁、被追捕、开枪——并且在失败时能重新开始。这就是一款承诺最大自由度的游戏的底层理念。

不仅是自由，还有环境以及幸运地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健忘”。在《GTA》中，黑帮分子的所作所为不会被永久记录，他没有道德传记，这让所有那些准时提交纳税申报单并遵守街道清扫规定的人，能够毫无后果地释放自己的阴暗面。文化历史学家约翰·胡伊辛加在其著作《游戏之人类》（Homo Ludens）中描述了游戏所创造的一个“魔圈”：一个在一段时间内适用另一套规则的地方。《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将这个圆圈扩大到了整个大都市，玩家在其中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出入妓院、潜入机场、纵火烧车、殴打无辜路人，并用机关枪像射蚂蚁一样将他们射杀。而城市通过警笛、巡逻车、路障做出回应，随后又迅速遗忘，这反而增加了乐趣。

对于从未玩过《GTA》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很残暴。在2000年代，律师杰克·汤普森试图将《GTA》定为诱发攻击行为以及青少年实施真实谋杀的罪魁祸首。他从未在法庭上获得成功，科学界也反对这种攻击性假设。事实上，《GTA》很少比一部普通的动作电影更暴力，它具有漫画式的夸张，且经常单纯地显得荒诞。在这里，怪诞的奇观战胜了现实主义。

游戏中讲述的故事情节曲折，时长达数十小时且通常十分复杂。偶尔带有讽刺性肥皂剧式的黑帮剧元素。例如在《GTA 5》中，玩家扮演的角色之一是迈克尔，一个处于证人保护计划中、脾气暴躁的前银行抢劫犯。他的妻子与网球教练出轨，儿子失业、懒惰且沉迷电子游戏，而女儿则想参加真人秀，或者至少拍一部成人电影。作为迈克尔，玩家摧毁了一名墨西哥卡特尔头目的别墅，现在必须考虑如何筹集翻修所需的250万美元。当然，是通过一次抢劫，而为此首先必须像《十一罗汉》那样组建一支团队。

游戏研究员米格尔·西卡特（Miguel Sicart）指出，一款游戏的伦理也可以通过其中“不能做的事”来识别。例如，在《侠盗猎车手》（GTA）中，过去30年似乎一直处于暑假期间：游戏中没有儿童出现，也没有性暴力。GTA所允许的暴力行为似乎更倾向于幼稚。一段著名的YouTube视频显示，即使是第一次玩《GTA 5》的老年女性，在开车乱逛和开枪射击时，脸上也洋溢着孩子般的快乐。一位英国评论家曾这样描述：一个人不需要成为精神病患者才会喜欢这些游戏，但需要成为一名圣徒才能抵御其中阴暗面的诱惑。

如果仅仅将GTA的成功解释为释放原始人的暴力幻想，那就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大多数人在这些城市中大部分时间在做的事情是：驾驶、巡游，伴随着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蕾哈娜（Rihanna）或斯努普·狗狗（Snoop Dogg）的音乐。我们可以将GTA玩家想象成瓦尔特·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机动版本：体验并探索一座城市，捕捉转瞬即逝的印象。Rockstar Games的联合创始人、直到2020年仍是这些世界共同作者的丹·豪瑟（Dan Houser）曾将其称为“数字旅游指南”。当你抵达时，城市已经在那里了。即使在你离开很久之后，它依然会在那里。它并未在等待。

GTA的旅行目的地位于一个虚构的美国城市中：是在充满彩色衬衫和八字胡的80年代迈阿密，还是在被帮派战争撕裂的90年代洛杉矶。这些城市充满活力，有行人、交通、商店，并且时刻有大量事情可以做：参加铁人三项、跳伞、打网球，或者通过开出租车或在股市中赚钱。GTA需要这些作为对比手段。丹·豪瑟从《好家伙》（GoodFellas）和《黑道家族》（The Sopranos）中汲取灵感：这部斯科塞电影和这部HBO剧集将黑帮生活描述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将罪犯描述为在婚姻、家庭和工作中面临日常问题的人。只不过，他们的实际工作是偷窃、抢劫和杀戮。

在GTA那些密集且充满隐喻的城市中，呈现出了一个浓缩的美国。这些地方处于光鲜亮丽与地下世界之间，有着极多与极少的金钱，是能让当下发声的地方。2008年的《GTA 4》，这部

第六部分

该系列中最阴郁的一部作品，探讨了美国的“反恐战争”。主角在某处说道：“战争就是由那些年长且愤世嫉俗的人操纵年轻且愚蠢的人，让他们互相残杀。”在 2013 年推出的《GTA 5》中，角色们在社交媒体平台“Lifeinvader”上互相追踪，在色彩极其艳丽的公司总部的一面墙上写着“数据就是用来分享的”。在流行歌曲和嘻哈曲目之间，车载电台里保守派的拨入者在抱怨移民，自由派的主持人在冥想时失去了耐心，而一项倡议则在为其强制携带枪支的请愿活动做宣传。

GTA 描绘了美国极其刺眼的镜像。正如豪瑟（Houser）曾描述过的那样，这些镜像是通过媒体、广告的白噪音、电影和互联网创造出来的。GTA 倾向于表现得极其激进。在第五部中一个臭名昭著的场景里，玩家必须亲自进行拷问。玩家选择工具，过程漫长得令人煎熬，且该场景无法跳过。游戏中存在卖淫，同样存在阿片类药物危机，后者不仅被呈现，还被用作讽刺的笑点。《GTA 5》中的一个角色是对冰毒成瘾且被药物摧残的人，在他首次登场时，他在房车厨房肮脏的料理台上进行性行为，而大多数人甚至不愿在那种房车里脱鞋。

人们可以将《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的叙事模式称为讽刺。或许更贴切的词是“狂欢化”：俄罗斯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用这个词来描述一种被容忍的禁忌突破，即利用幽默手段对秩序和体面进行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这款游戏将它所处时代的美国“狂欢化”了。在此过程中，它向来是用宽剑而非细剑作战，更像《南方公园》而非细腻的社会小说。游戏里的啤酒被命名为“尿水”。

而 Rockstar Games 现在在故事深度上能达到何种程度，它在 2018 年的西部片《荒野大镖客 2》（Red Dead Redemption 2）中得到了证明。这同样是一部帮派剧，只不过是用马代替了汽车，且有更多的肺结核。该作也因细节而闻名：如果主角在营火旁吃得太多，他会变胖；如果不去找理发师，他的胡须会变长。这些细节单独来看是奇闻，但在整体画面中，它们共同构建出了一个可信的游戏世界。

《GTA 6》承诺将把这一切推向极致。故事再次回到迈阿密。首次由一对帮派情侣成为游戏中心，首次由女性成为主线故事的可操作角色。在这款将自由视为至上的游戏中，首次出现了稳定的情感纽带。在前两段预告片中，可以看到迈阿密海滩、大沼泽地、夜总会、霓虹灯、网红、TikTok，几乎触及了所有关于所谓“美国式疯狂”的刻板印象。在 Rockstar Games 花费 13 年时间打磨其最新的美国讽刺画之作时，现实原貌似乎已经追上了它。

一个嘲讽企业贪婪的游戏，同时又是全球最赚钱的娱乐产品之一，这不免带有一种讽刺意味。它每天都变得更加盈利，因为 Rockstar Games 还运营着《GTA Online》，这是一个由玩家通过 YouTube 视频、Twitch 直播和即兴角色扮演来维持生命力的社交聚集地。而且是用他们的真金白银维持的。据泄露的消息，Rockstar Games 通过《GTA Online》每天——每一天——都能赚到 100 万美元。人们愿意为此支付高价，以获得扮演帮派分子的机会。现在，有数百万人正等待着终于能再次拔出枪，开着偷来的跑车向日落飞驰。而且，正如好莱坞的造梦工厂所告知的那样，自由最终必然包含一场追逐戏。

千万不要恐惧

导演法拉兹·沙里亚特拍摄了一部关于德国的“爆米花”惊悚片：《国家安全》（Staatsschutz） 文 / 彼得·库梅尔（PETER KÜMMEL）

法拉兹·沙里亚特（Faraz Shariat）的父母曾从伊朗逃亡至德国。这使得他们在这里出生的 32 岁儿子能够公开地以酷儿身份生活，从事艺术创作，并成长为德国最有才华的年轻电影导演之一。

六周前，我与沙里亚特就他的新电影《国家安全》（Staatsschutz）进行了交谈，该片现已在电影院上映。对话发生在柏林波茨坦大街的一家小型画廊里。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人们倾向于用惊悚片那种低沉的语气来讲述这个场景——在对话地点 250 米远的地方住着阿卜杜勒·B（Abdul B.）。几天后的 7 月 25 日，这个男人开着一辆租赁的小货车，行驶了一段短距离到达蒂尔加滕（Tiergarten）；那是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的夜晚，他冲进了人群。他杀害了一名女性并导致 31 人受伤，其中部分伤势严重；一天后，他在施潘道（Spandau）被警察击毙，据多家来源报道，他当时持利器向警察冲去。

法拉兹·沙里亚特和阿卜杜勒·B 都是德国人，都是移民的后代。前者，法拉兹·沙里亚特，作为一名导演有着光明的未来——他在一个自己激烈批评、却又全心全意抵御其敌人的国家生活。而后者，阿卜杜勒·B，成为了自己祖国的敌人，并憎恨这个国家给予所有在此和平生活的人自由与安全的原则。换句话说：袭击者阿卜杜勒·B 可能会将法拉兹·沙里亚特视为其仇恨的目标。

在我们交谈时，沙里亚特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他说过的一句话在 7 月 25 日之后听起来更具力量：“恐惧从未影响过我的决定。”

因此，我们讨论了他的新电影《国家安全》——以及导演决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举前夕将其推向影院的决定。《国家安全》讲述的是克服恐惧的故事。女主角是 Seyo Kim，一名拥有韩国血统的德国人，在德国东部担任检察官。当她成为种族主义暴力的受害者——有人向她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弹）时，这个沉默而坚毅的女人亲自寻找凶手。在此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的部门有时并不果断地追究极右翼犯罪行为。

Seyo 的调查屡屡陷入僵局，警察对她进行心理恐吓。她发现她的上司在掩护右翼幕后操纵者。这位上司圆滑且在修辞上总能巧妙逃避，由阿恩德·克劳维特（Arnd Klawitter）精彩地演绎：他将这位首席检察官塑造的不是一个右翼分子，而是一个为了不毁掉自己在城市中的前途而胆小怕事的投机者。

人们能从电影中感觉到，这里有些东西正处于危急边缘。法拉兹·沙里亚特表示，他讲述的故事是有深入调研支撑的：“我们与许多在法庭上代表右翼暴力受害者的律师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向我们讲述了在体制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德国检察机关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客观的机构。但在我看来，一个机构的客观程度仅取决于在那里工作的人。”

他想以此暗示什么？

“几十年来，受害者、活动人士和持批评态度的法律专家一直抱怨，德国各地的检察机关将右翼暴力视为个案，而忽视了极右翼网络。”他在为电影进行调研时经常遇到一种部门反射反应：首先是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承认问题的结构性本质。

他是否觉得德国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激进化了？

这个男人有一个计划：导演、制片人兼编剧法拉兹·沙里亚特（Faraz Shariat），32岁

“绝对如此。我的第一部电影《未来三》（Futur Drei）是在安格拉·默克尔‘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的影响下创作的。那是一个关于我们社会未来应该如何呈现，或者已经如何呈现的、充满希望的提议；我想将一种充满爱、多元且多声部的共存置于中心。当《未来三》在2020年上映时，德国选择党（AfD）已经处于鼎盛时期。从那时起，一切都变得戏剧化了——而《国家安全》（Staatsschutz）与此直接相关。”

尽管如此，这并非一部完全阴暗的电影。虽然设定是阴暗的——司法机关的混凝土迷宫，荒凉的风景。但其主角塞约（Seyo）在年轻演员陈艾米莉·颜（Chen Emilie Yan）的演绎下，展现出了一名超级英雄般炽热且坚定的愤怒；她办理了持枪证，开着一辆美国车，这辆车逐渐变成了一头咆哮的巨狼——让人遥想起斯蒂芬·金的《克里斯汀》。

当被问及他的美学计划时，沙里亚特将其称为“行动主义的爆米花电影——也就是说，既能提出复杂问题，同时又邀请观众买一桶爆米花，在其中欢笑与流泪。德国电影对我来说往往太过于‘脑力化’（aus dem Kopf gemacht）”。

在《国家安全》的结尾，塞约开着她那轰鸣的汽车在黑夜中疾驰，她的敌人惊恐地倾听着，人们在瞬间以为电影将演变成一场复仇盛宴：这个女人现在要清算账目了。但她做了另一件事：她拒绝离开这座威胁她的城市。

“她实际上是在向她工作的机构宣战，”沙里亚特说，“这场战斗她将非常孤独地进行。必须发生什么，塞约的战斗才能成功？恐惧必须易主。如果我们不相信这是可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停止了。”

当你向他提问时，他经常在问题还没问完时就说，“是的，完全正确”——因为他已经明白了你想表达什么。他显然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作为制片人、编剧、社交能手、导演，以及在各种世界之间穿梭的行者（近期的一个项目是“一部背景设定在90年代伊朗的女同性恋恐怖片”）。

一方面，他的视角是一个离散群体成员的视角。另一方面，他是德国文化财富的子嗣。他通过加入名为“莱茵反叛者”（Die rheinischen Rebellen）的科隆戏剧青年俱乐部而接触到了舞台。他说他当时理解了“由……且与……”（von und mit）的原则——即共同开发某种单一个体无法完成、且承载着每位参与者痕迹的方法。

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与两个年长的孩子年龄相差很大。父母每天工作13或14个小时，他被允许随意看电视。“同时，我也是录像带时代、VHS时代的产物。我的父亲拍了很多录像。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巨大的屏幕上看到自己，伴随着那种极其鲜明的画面时，是什么感觉。”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沙里亚特说，由于《未来三》讲述了一段男同性恋之爱，他已经失去了前往伊朗旅行的可能性。“而通过《国家安全》，我现在让自己成为了德国境内的一个目标。每拍一部电影，我似乎都在为自己关闭门窗，堵死道路。”

然后他说了那句话，也就是我在开头引用并脱离其语境的那句话：“但恐惧从未影响过我的决定。我的父亲曾对伊朗政权进行了很多反抗。他教育我要占据空间，走向世界，提出质疑，并且绝不要害怕让自己被看见。”

www.zeit.de / vorgelesen

我们哀悼克劳斯-迈克尔·库内 (Klaus-Michael Kühne) 教授、荣誉博士 1937 – 2026

克劳斯-迈克尔·库内是一位卓越的艺术资助者，也是一位具有远见的赞助人。他的投入不仅致力于艺术的卓越，也关注创造这些艺术的人们——尤其是下一代。

对于他的信任、慷慨以及长久以来的深厚情谊，我们深表感激。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他铭记为一个以真诚的兴趣、极大的关注和真正的赏识对待艺术及其创作者的人。

我们向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 (Christine) 以及所有与他亲近的人表达深切的慰问。

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 (Elbphilharmonie Hamburg)

汉堡国家歌剧院 (Hamburgische Staatsoper)

汉堡爱乐国家管弦乐团 (Philharmonisches Staatsorchester Hamburg)

卢塞恩音乐节 (Lucerne Festival)

苏黎世歌剧院 (Opernhaus Zürich)

萨尔茨堡艺术节 (Salzburger Festspiele)

文化议程

博物馆 艺术市场 舞台 29.08. 至 04.09.2026

亚琛 (AACHEN)

路德维希论坛与苏尔蒙特-路德维希博物馆 (Ludwig Forum und Suermondt Ludwig Museum) 克里斯蒂娜·库比施 (Christina Kubisch) 《声音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Sound) —— 20.09. www.ludwigforum.de 蒂姆·贝雷斯海姆 (Tim Berresheim) 《地点。时间。连续体》(Ort. Zeit. Kontinuum) —— 13.12. suermondt-ludwig-museum.de

阿赫贝格 (ACHBERG)

阿赫贝格城堡 (Schloss Achberg)

截至 18.10.2026：卡尔·霍费尔 (Karl Hofer) www.schloss-achberg.de, 电话 0751859510, info@schloss-achberg.de, 周五 14-18, 周六, 周日, 法定节假日 11-18

巴克南 (BACKNANG)

版画室 (Graphik-Kabinett), Petrus-Jacobi-Weg 5

截至 25.10.2026：《向新岸边》(Zu neuen Ufern) 电话 07191-894477, 周二至周五 16-19, 周六 11-18, 周日 14-18 点, 03.10. 开放时间 14-17 点

巴登-巴登 (BADEN-BADEN)

国家艺术馆 (Staatliche Kunsthalle) -

国家艺术馆 - 13.06.2026 至 10.01.2027：《绽放！花之语言》(Bloom up! Die Sprache der Blumen) www.bloomup-ausstellung.de,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 (BERGISCH GLADBACH)

赞德斯别墅艺术博物馆 (Kunstmuseum Villa Zanders)

截至 31.10.2026：《火山边缘。艺术中的血液作为材料》(Am Rande des Vulkans. Blut als Material in der Kunst) 彼得·吉莱斯 (Peter Gilles) 与约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费利克斯·德罗泽 (Felix Droese)、珍妮·霍尔泽 (Jenny Holzer)、比尔吉特·卡勒 (Birgit Kahle)、赫尔曼·尼奇 (Hermann Nitsch) 和安娜·苏德曼 (Anna Sudermann) 的对话，内阁展截至 15.11.2026：詹姆斯·恩索尔 (James Ensor) 的幻想世界。来自 Quinensor 收藏的版画。Konrad-Adenauer-Platz 8, www.villa-zanders.de

柏林 (BERLIN)

柏林画廊 - 现代艺术博物馆 (Berlinische Galerie -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28.08.2026 至 01.02.2027：约瑟夫·凯泽 (Josef Kaiser) 《为东德而建》(Bauen für die DDR) 截至 14.09.2026：马克·勃兰登堡 (Marc Brandenburg) 《20世纪的碎片》(20th Century Debris) 截至 07.09.2026：米拉·兹卢克滕科 (Mila Zhluktenko) 与 丹尼尔·阿萨迪·法齐 (Daniel Asadi Faezi) 在 IBB 视频室展出 www.berlinischegalerie.de, Alte Jakobstr. 124-128, 10969 Berlin, 周一, 周三至周日 10-18

德国历史博物馆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截至 18.10.2026：《自然与德国历史。信仰 - 生物学 - 权力》(Natur und deutsche Geschichte. Glaube - Biologie - Macht) 截至 31.10.2027：《物件。历史。故事。收藏概览》(Objekte. Geschichte. Geschichten. Blick in die Sammlung)

洪堡论坛 (Humboldt Forum)

截至 30.11.2026：《坦桑尼亚历史(故事)》(Geschichte(n) Tansanias) 展览、项目；门票在线预订 截至 27.09.2027：《在水上》(On Water) 水知识 (WasserWissen) 展览及洪堡实验室项目，免费入场

常设展：亚洲艺术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展览，馆藏重新呈现；门票在线预订 常设展：柏林全球柏林 (Berlin Global Berlin) 展览；门票在线预订 常设展：地点历史，雕塑厅、视频全景、城堡地窖，免费入场

humboldtforum.org, Schloßplatz, 10178 Berlin, 周一, 周三至周日 10:30-18:30 点

波恩 (BONN)

联邦艺术馆 (Bundeskunsthalle), www.bundeskunsthalle.de 截至 25.10.2026：《性工作。性工作的文化史》(SEX WORK.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SEXARBEIT)

博特罗普 (BOTTROP)

博特罗普约瑟夫·阿尔伯斯平方博物馆 (Josef Albers Museum Quadrat Bottrop) 14.06. 至 11.10.2026：理查德·保罗·洛塞 (Richard Paul Lohse) 28.03. 至 08.11.2026：平方 50 周年，免费入场 www.quadrat-bottrop.de, 电话 02041-372030, Anni-Albers-Platz 1, 46236 Bottrop, 周三, 周五至周日 11-17, 周四 11-19 点

不伦瑞克 (BRAUNSCHWEIG)

不伦瑞克市立博物馆 (Städtisches Museum Braunschweig) 截至 20.09.2026：《用自己的声音。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 75 周年》(Mit eigener Stimme. 75 Jahre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Am Löwenwall, www.braunschweig.de / museum, 周二至周日 11-17 点

[...OMITTED...]

达姆施塔特 (DARMSTADT)

达姆施塔特黑森州立博物馆 (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www.hlmd.de 至 27.09.2026：海德薇格·克鲁泽 (Hedwig Kruse) 一位版画艺术家的梦想生活 至 24.01.2027：丰富多彩的昆虫 电话 06151 / 3601200，Friedensplatz 1，周二、周四至周日、节假日 11-18，周三 11-20 Uhr

德累斯顿 (DRESDEN)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至 20.09.2026：在驻城宫殿 (Residenzschloss)：德累斯顿的纸上日本 www.skd.museum - 访客服务：电话 0351 4914 2000

杜伊斯堡 (DUISBURG)

莱姆布鲁克博物馆 (Lehmbruck Museum)

lehmbruckmuseum.de, Friedrich-Wilhelm-Straße 40, 周二至周五 12-17，周六、周日 11-17 Uhr MKM 库珀斯穆勒现代艺术博物馆 (MKM Küppersmühle für Moderne Kunst) 26.06. 至 01.11.2026：豪梅·普伦萨 (Jaume Plensa) - Invisible，此外在 Siloraum 有震撼的装置艺术——“Invisible Anna” www.-kueppersmuehle.de, 电话 0203 30 19 48 11, office@-kueppersmuehle.de, Philosophenweg 55, 47051 Duisburg, 周三至周日 11-18 Uhr

埃姆登 (EMDEN)

埃姆登美术馆 (Kunsthalle Emden)

至 02.05.2027：我们热爱的画作 40 年埃姆登美术馆 15.08.2026 至 28.02.2027：涂鸦 (GRAFFITI) kunsthalle-emden.de, 电话 (04921)975050, 周二至周五 10-17，周六、周日、节假日 11-17 Uhr

埃尔朗根 (ERLANGEN)

埃尔朗根市博物馆 (Stadtmuseum Erlangen)

至 13.09.2026：有什么好笑的？沃尔特·莫尔斯 (Walter Moers) 的幽默艺术 Martin-Luther-Platz 9, www.stadtmuseum-erlangen.de

埃森 (ESSEN)

福尔克旺博物馆 ( Folkwang)

至 08.11.2026：我，古斯塔夫·库尔贝 (GÜSTAVE COURBET)。画家与反叛者 至 04.10.2026：萨丹·阿菲夫 (SÄÅDANE AFIF)：海报 (Affiches) www.-folkwang.de, 电话 0201-8845-444, Museumsplatz 1, 45128 Essen, 周二至周日 10-18 Uhr，周四和周五 10-20 Uhr。馆藏展免费入场 鲁尔博物馆 (Ruh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措尔费赖因 (Zollverein) 常设展：鲁尔区的自然、文化与历史 展品库 / 焦炉：可通过预约导览参观 至 31.08.2026：布里吉特·克雷默 (Brigitte Kraemer) 纪实摄影 至 10.01.2027：在冰河时代生存 Gelsenkirchener Str. 181, 电话 0201-24681444, 每日 10-18, www.ruhrmuseum.de

埃茨多夫 (ETSDORF)

欧洲博物馆 (EUROPA-)

09.05. 至 03.10.2026：赫尔梅·海内 (Helme Heine) “欧洲——思考与图像” www.europa-.de, 电话 01729645228, mail@tempel-.de, Rangers-gaß 24, Etsdorf, 周二至周五、周日、节假日 10-17 Uhr

弗伦斯堡 (FLENSBURG)

15.02. 至 25.10.2026：150 年博物馆山 - 愿景与乌托邦 www.museumsberg.de, 周二至周日、节假日 10-17 Uhr

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法兰克福希恩美术馆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www.schirn.de 至 20.09.2026：AI 眼中的世界 (THE WORLD THROUGH AI) Gabriel-Riesser-Weg 3, 周二至周日 10-19 / 周四-22 Uhr 施泰德博物馆 (Städel ) 18.06. 至 20.09.2026：勃鲁盖尔。版画 (Bruegel. Printed) www.staedelmuseum.de, info@staedelmuseum.de, Schaumainkai 63, 60596 Frankfurt am Main, 周二、周三、周五至周日 10-18, 周四 10-21 Uhr

富尔达 (FULDA)

弗朗茨·埃哈德·沃尔特别墅 (VILLA Franz Erhard Walther)

至 06.09.2026：吉米·罗伯特 (Jimmy Robert) 与 弗朗茨·埃哈德·沃尔特 (Franz Erhard Walther) / 柔软的强度 www.villa-few.com, Paulustor 4, 36037 Fulda

哈根 (HAGEN)

哈根博物馆区 (Museumsquartier Hagen)

至 01.11.2026：埃米利奥·韦多瓦 (Emilio Vedova) - 不仅仅是为了运动而运动 至 11.10.2026：从柯尔维茨到里希特。来自奥斯特豪斯博物馆的纸上珍品 至 15.11.2026：索恩·普里克尔 (Thorn Prikker) 在哈根 www.kunstquartier-hagen.de, Museumsplatz 1, 58095 Hagen

哈尔伯施塔特 (HALBERSTADT)

格莱姆之家 - 德国启蒙运动博物馆 (Gleimhaus -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格莱姆之家 - 德国启蒙运动博物馆 至 15.11.2026：“风俗、讽刺、启蒙。丹尼尔·肖多维茨基 (Daniel Chodowiecki) 的日历铜版画” Domplatz 31, 电话 03941-68710, 周二至周日 10-17 Uhr, www.gleimhaus.de

哈雷 (萨勒河) (HALLE (SAALE))

“塔街”美术馆 (Kunsthalle "Talstrasse")

塔街美术馆 28.08. 至 15.11.2026：鹪鹩 (ZAUNKÖNIG)。安妮特·施罗特 (Annette Schröter) 与 古德伦·彼得斯多夫 (Gudrun Petersdorff) 电话 +493455507510, info@kunstverein-talstrasse.de, Talstr. 23, 06120 Halle (Saale), 周三、周五 13-17, 周四 13-19, 周六、周日、节假日 11-17 Uhr

[...OMITTED...]

汉堡

Ernst Barlach Haus - Hermann F. Reemtsma 基金会 至 11.10.2026：埃瓦尔德·马塔雷（EWALD MATARÉ）。《没有自然就没有一切》（Nichts ohne Natur）。动物雕塑 www.barlach-haus.de, 电话 040-826085, info@barlach-haus.de, Baron-Voght-Str. 50A, 22609 Hamburg, 周二至周日 11-18 点

罗滕鲍姆博物馆 - 世界文化与艺术 (Museum am Rothenbaum -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 至 27.06.2027：贝宁。被掠夺的历史 至 27.06.2027：来自秘鲁的图像回响 至 29.11.2026：猫！ 28.08.2026 至 27.06.2027：“归属：犹太——对 MARKK 历史的追问” www.markk-hamburg.de, Rothenbaumchaussee 64,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周四至 21 点, 免费入场

汉堡艺术与工艺博物馆 (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

汉堡艺术与工艺馆 (Hauseln für Kunst und Gewerbe ) 至 10.01.2027：萨拉·萨拉姆 (Sara Sallam) - 关怀。重新整理摄影 至 01.11.2026：摄影：汉斯·汉森 (Hans Hansen) 至 01.11.2026：微型家具：儿童椅 更多展览请见 www.mkg-.de, Steintorplatz, 20099 ,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周四 10-21 点

汉堡历史博物馆基金会 (Stiftung Historische Museen ) - www.shmh.de 至 31.10.2026：德国港口博物馆：访客季 至 06.09.2026：劳动博物馆：Franki Raffles 至 28.12.2026：耶尼施房屋 (Jenisch Haus)：公园狂热 (Parkomania) 仓库城博物馆：体验世界遗产，全年开放

汉诺威

汉诺威州立博物馆 (Landesmuseum Hannover)

至 25.10.2026：浮现。印象派圈中的菲利普·克莱因 (Philipp Klein) www.landesmuseum-hannover.de, 电话 0511-9807 686

卡塞尔

弗里德里希博物馆 (Fridericianum)

23.05. 至 13.09.2026：彼得·费希利 (PETER FISCHLI) 22.08.2026 至 03.01.2027：查尔斯·雷 (CHARLES RAY) www.fridericianum.org, 电话 +49 561 70727-20, info@fridericianum.org, Friedrichsplatz 18, 34117 Kassel, 周二至周日及节假日 11-18 点, 周四 11-20 点

卡塞尔格林世界 (GRIMMWELT Kassel)

至 24.01.2027：在塑造之间 / 赫尔加·盖伯特 (HELGA GEBERT)。图像与文字的叙事 Weinbergstr. 21, 电话 0561-5986190, www@grimmwelt.de,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科隆

科隆柯尔维茨博物馆 (KOLLWITZ MUSEUM KÖLN)

至 15.11.2026：柯尔维茨精选。艺术家的个人最佳作品集 www.kollwitz.de, 周二至周日及节假日 11-18 点, 每月第一个周四 11-21 点 科隆应用艺术博物馆 (MAKK) 至 27.09.2026：O.M. 昂格斯 (O.M. Ungers) - 作为理念的建筑 至 27.09.2026：汉斯-格奥尔格·埃施 (Hans Georg Esch) - 建筑之眼 - 时代性 - 全球性 www.makk.de, An der Rechtschule 7, 50667 Köln,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每月第一个周四至 22 点

昆策尔绍

维尔特博物馆 (MUSEUM WÜRTH)

至 08.11.2026：格特鲁德·罗姆 (Gertrude Reum)。维尔特收藏与借展作品 维尔特收藏馆, 每日 11-18 点, 免费入场, KunstKultur.wuerth.com 维尔特博物馆 2 (MUSEUM WÜRTH 2) 至 2028 年春季：焦点。维尔特收藏的新视角 Am Carmen-Würth-Platz 1, 每日 10-18 点, 免费入场, KunstKultur.wuerth.com

吕讷堡

亨宁·J·克拉森艺术收藏 (Kunstsammlung Henning J. Claassen) 来自 5 个大洲的 50 年当代艺术 www.kunstsammlung-henningjclaassen.de, 周四至周日 10-17 点

曼海姆

曼海姆美术馆 (Kunsthalle Mannheim)

至 08.11.2026：从丢勒到皮拉内西。来自安东·冯·克莱因 (Anton von Klein, 1746–1810) 曼海姆收藏的版画 至 11.10.2026：激进。真实。新写实主义与 1960 年代的艺术 info@kuma.art, Friedrichsplatz 4,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kuma.art

梅廷根

20.05. 至 18.10.2026：MIX & MATCH 收藏宇宙洞察 www.draiflessen.com, 电话 05452 / 9168-0, Georgstr. 18, 周三至周日 11-17 点, 每个月第一个周四至 21 点

慕尼黑

慕尼黑美术馆 (Kunsthalle München), 20.3.-4.10.2026, 每日 10-20 点：发-权力-欲望 (HAAR-MACHT-LUST) 15.4., 20.5., 17.6., 15.7. 及 16.9.：10-22 点, Theatinerstraße 8, 80333 München, www.kunsthalle-muc.de, 089 / 22 44 12

明斯特

LWL 艺术与文化博物馆 至 03.01.2027：旅行之趣。与兔子菲利克斯同行 电话 0251 / 5907-201,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每月第二个周五 10-24 点, www.lwl-museum-kunst-kultur.de

施塔费尔湖畔穆尔瑙

城堡博物馆：Hafidu 至 26.11.2028：“保罗·克利。青骑士的诗人” & “阿尔弗雷德·迈耶的奇妙专辑。青骑士的朋友与赞助人”（至 8.11.26） www.schlossmuseum-murnau.de, 周二至周日及节假日 10-17 点

纽伦堡

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至 06.09.2026：天才、偶像、明星。19 世纪的崇拜 GMN 内的贝海姆地球仪 (BEHAIM-GLOBUS)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电话 0911-13310, Kartäusergasse 1, 周二至周日 10-18 点, 周三 10-20.30 点, 周一闭馆

奥伯豪森 (OBERHAUSEN)

奥伯豪森城堡路德维希美术馆 (LUDWIGGALERIE Schloss Oberhausen) ab 10.05.2026: 安雅·尼德林豪斯 (Anja Niedringhaus) —— 在最前线 www.oberhausen.de, Tel. 0208 41249 28, Konrad-Adenauer-Allee 46, 46049 Oberhausen, 周二至周日 11-18 Uhr

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

奥斯纳布吕克博物馆区 (Museumsquartier Osnabrück) 费利克斯·努斯鲍姆 —— 画家 bis 30.08.2026: „Van den Yoden“ 中世纪晚期奥斯纳布吕克的犹太生活 www.museumsquartier-osnabrueck.de 周二至周五 11-18, 周六及周日 10-18 Uhr

雷根斯堡 (REGENSBURG)

雷根斯堡东德画廊艺术论坛 (Kunstforum Ostdeutsche Galerie Regensburg) 09.05. bis 27.09.2026: 格特与乌韦·托比亚斯 (Gert & Uwe Tobias)。Lovis-Corinth-Preis 2026 www.kunstforum.net, 周二, 周三, 周五至周日 10-17, 周四 10-20, 法定节假日 10-17

萨尔布吕肯 (SAARBRÜCKEN)

萨尔州博物馆 - 现代画廊 (Saarlandmuseum - Moderne Galerie) 18.10.2026: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 偶像 www.modernegalerie.org, T.0681.9964-234, 周二至周日 10-18, 周三-20

施韦比施哈尔 (SCHWÄBISCH HALL)

约翰尼特教堂 (JOHANNITERKIRCHE)

常设展：沃斯收藏馆中的古典大师 每日 11-17 Uhr, 免费入场, KunstKultur.wuerth.com

施派尔 (SPEYER)

18.10.2026: 超级英雄 (Superheroes) www.museum.speyer.de, Tel. 06232-13250, Domplatz, 周二至周日, 法定节假日 10-18 Uhr

乌尔姆 (ULM)

乌尔姆市政厅 (Stadthaus Ulm)

20.09.2026: 在美国梦的阴影下。理查德·沙鲁姆的美国三部曲，免费入场 20.09.2026: 黑牛仔。萨宾·邦格特与斯特凡·多尔芬，免费入场 stadthaus.ulm.de, 周一至周三, 周五, 周六 10-18, 周四 10-20, 周日 11-18 Uhr

弗尔克林根 (VÖLKLINGEN)

世界文化遗产弗尔克林根钢铁厂 (WELTKULTURERBE VOLKLINGER HUTTE) 06.09.2026: X-RAY。X光视角的威力 15.11.2026: URBAN ART BIENNALE ab 01.11.2026: DAS STÄHLERNE HERZ。弗尔克林根钢铁厂透视下的德国与欧洲 27.09.2026: RÉMY MARKOWITSCH。WE ALL (Except the Others) 访客服务 / 预订：Tel +49 6898-9100100, www.voelklinger-huette.org

怀布林根 (WAIBLINGEN)

怀布林根 Stihl 画廊 (Galerie Stihl Waiblingen)

25.07. 18.10.2026: 安吉拉·格拉伊卡 (Angela Glajcar)。Not a cruise, a crossing Eva Mayr-Stihl Platz 1, 71332 Waiblingen, 周二至周日 11-18 Uhr, 周四 11-20 Uhr, www.papierkunststipendium.de

奥地利 (ÖSTERREICH)

布雷根茨 (BREGENZ)

布雷根茨美术馆 (Kunsthaus Bregenz), www.kunsthaus-bregenz.at 04.10.2026: 西普里安·盖拉德 (Cyprien Gaillard) —— 当你期待长笛，出现的却是哨音 夏季开放时间：每日 10-18 Uhr, 周四 10-20 Uhr

维也纳 (WIEN)

利奥波德博物馆 (LEOPOLD MUSEUM)

常设展：WIEN 1900。克里姆特, 席勒, 科科施卡, ... 11.10.2026: PREMIERE! Die Sammlung der Oe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ank 10.01.2027: HERBERT BOECKL - HANS JOSEPHSOHN。 在维也纳艺术历史博物馆展出 06.09.2026: Canaletto & Bellotto www.khm.at

瑞士 (SCHWEIZ)

伯尔尼 (BERN)

KORNFELD

约瑟夫·阿尔伯斯 (Josef Albers) Study for Homage to the Square: Mild. 1962

拍卖会 10. und 11. September 2026

onen AG Tel. +41 31 552 55 55 kornfeld.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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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KINO)

柏林

B-ware! ladenKino Central - Kino City Kino Wedding delphi lux Filmtheater am Friedrichshain FSK Hackesche Höfe Il Lichtblick Zukunft in der Kulturbrauerei Movimento Neues Off Passage Sputnik Südstern UCI Luxe East Side Gallery Wolf

比勒费尔德 (BIELEFELD) Lichtwerk

波鸿 (BOCHUM) UCI Ruhrpark Union Theater Bochum

埃森 (ESSEN) Astra Filmtheater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弗赖堡 (FREIBURG) Friedrichsbau

吉森 (GIESSEN) Kinocenter Bahnhofstraße

汉堡 (HAMBURG) Abaton Koralle Passage Studio Zeise

不来梅 (BREMEN) Cinema Ostertor Schauburg

海德堡 (HEIDELBERG) Gloria / Gloriette

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 Schauburg

德累斯顿 (DRESDEN) Neues Rundkino Programmkino Ost

基尔 (KIEL) Traumkino

科隆 (KÖLN) Cinedom Cinenova Filmpalette

莱比锡 (LEIPZIG) Cineplex

路德维希斯卢斯特 (LUDWIGSLUST)

马格德堡 (MAGDEBURG) Studio-

曼海姆 (MANNHEIM) Cineplex

马尔堡 (MARBURG) Capitol

慕尼黑 (MÜNCHEN) City-Atelier Monopol- am Nordbad

明斯特 (MÜNSTER) Cinema

纽伦堡 (NÜRNBERG) Casablanca Cinecitta

奥尔登堡 (OLDENBURG) Casablanca

奥斯纳布吕克 (OSNABRÜCK) Cinema - Arthouse

波茨坦 (POTSDAM) Thalia

萨尔布吕肯 (SAARBRÜCKEN) camera zwo

斯图加特 (STUTTGART) Atelier am Bollwerk Das Metropol

蒂宾根 (TÜBINGEN) Museum Lichtspiele

乌尔姆 (ULM) Obscura

伍珀塔尔 (WUPPERTAL) REX FILMTHEATER

“这部电影正是德国当下所需要的” 《每日镜报》(TAGESSPIEGEL)

我是谁

这里很惬意。正好适合停留两三天。一艘渡轮将我带到了这座岛上。在妻子去世三年后，我想在这里度过我的 72 岁生日，反思我的人生。北海的诺德奈岛（Norderney）那种热闹的孤独感，在我看来是最适合这件事的。我对自己的信心变得不确定，变得局促，变得粗心。

就好像有另一个人，我站在他身边，听他说话。我对一个笑话发出笑声，而我的笑声在巨大的空房间里回荡。我的自我不再是一个轮廓清晰的形象。它在模糊。这几乎是一种解离：我的一部分随她而去了，另一部分则继续过着日常生活，在其中总有事情要做。一个问题困扰着我：没有了她，我是谁？

和她在一起时，我知道我是谁：我是她的丈夫。“我亲爱的丈夫，”她曾这样说。这就是我生命中从未被质疑的确定性。我不需要更多。我的方向感由此而来。她喜欢的东西会增强我的信心。她不喜欢的东西，我会检查并在必要时予以修正。她的想法启发了我。我认真对待她的顾虑，尽管并非总是在第一时间。

我走过的路经常很艰难。但她一直都在。恰恰是在出现问题时，她会展现出极强的能力。有她在，一切都能克服。她总是淡定从容，充满信心。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同走过人生，抚养孩子，进行精彩的旅行。对我而言，她就是那片流着奶与蜜的土地。我曾这样对她说，但她，阿斯特丽德（Astrid），不喜欢夸张。

一切都很好。直到那一次。当她告诉我癌症诊断结果时，我深受打击。她能应对，而我不能。我很清楚，我们的共同生活即将结束。

当一切顺利时，感觉宏大且充实的人类生存状态，在一切不再顺利时，会变得微不足道且渺小。刚才还显得不可撼动的自信，瞬间崩塌。我们曾想一起变老。我一直确信，直到高龄我都能享受她的陪伴，因为她比我年轻。当我无法再照顾自己时，她会照顾我。现在没有了她，我还能做到吗？

这很矛盾，但没有人是孤独地孤独。其他人亦然

显然不是，取而代之的是这个问题：没有了你，我是谁？如果没有了我妻子的持续关注与关爱，她的触碰与拥抱，以及她在我们生活中——而现在这已仅仅是我的生活——那可靠的陪伴，我又是谁？《It's My Life》是流行音乐人 Dr. Álban 在 1992 年创作的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能让人不由自主地随之律动。其节奏简直在强迫人起舞。生活是美好的，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我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其传递的信息：“过你们自己的生活，让我自由。”

我现在自由了。如果我想做些什么，身边没有需要与之商量的人。旅途中如果累了，我可以停下来休息，而不会有人催促我继续前行。但这种自由我根本不想要。它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It's my life》还有另一层含义：过好这一生，且仅由自己掌控。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人能替我承担。其他人虽然可以提供支持：“我的心与你同在！”这在面对许多问题、艰难抉择、深沉的失望、恐惧、疾病以及离别时会有所帮助。但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生活占据了足够的时间，并且必须承担一些无法交给任何人的重担。这就是一座岛屿，孤独地存在于空间与时间的海洋之中。

我绝非唯一一个面临这种从未渴望过的孤独的人。这很矛盾，但没有人是孤独地孤独。其他人亦然，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的孤独之中。他们如何应对？“我想面对世界，勇敢地走向存在的极边缘，”瑞典流行歌手 Robyn 在歌曲《Dancing on My Own》（2010）中这样唱道，她通过舞蹈将剧烈的失恋之痛从灵魂中舞去。我的痛苦与她不同，但我也必须独自面对。面对世界并勇敢地走向存在的极边缘，这意味着什么？

在诺德尼岛（Norderney）上，关于没有妻子后的生活将如何度过的思考，最终凝聚成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再实现，我会深感遗憾的事情是什么？答案很明确：去完成那些早已与她计划好的长途旅行。这或许就是我面对世界的方式。我想尝试的决心，比我担心在广阔的世界中没有她会感到极度孤独和被遗弃的顾虑更为沉重。我现在将此视为我的任务：带着她留在心中，去环游世界。我们并非推迟了这些旅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我们曾进行过几次试水之旅

照片：Fikri Amanda Abubakar; Jürgen Bauer (下) 存在一种刻意的孤独，以及一种非自愿的自由。威廉·施密德（Wilhelm Schmid）探讨了这两者

没有你？

一个男人失去了妻子，并经历了一件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事：当挚爱之人不再归来，生活便变得阴郁而空虚。哲学家威廉·施密德（WILHELM SCHMID）尝试通过一次环球旅行来寻求帮助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试行旅行，结果证明：我们能行，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作为伴侣，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于是，我当场制定了一份具体计划，并前往旅行社。几个月后，我便在旅途中。

旅行强迫一个人去自我主张。在异乡，在不认识任何人的地方，我必须为一切负责，独自面对困难。抵达澳大利亚时，我意识到这件事现在正式开始了。那是充满怀疑的一个夜晚。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虽然独自在旅途中，但依然与妻子在一起。每一次孤独都是一种有保障的、美好的孤独，因为在意识、情感和思想中，我们彼此亲近，拥有只有与最亲密的人之间才可能实现的永恒亲密感。个体在自身中的孤独可以被一个“我们”所接纳，并使其在一段时间内被遗忘——这就是社交之美，更是爱情之美。但随后，每个人又必须面对自己。这种存在主义的基本孤独是无法消除的。如果挚爱之人只是偶尔远离，没有对方的生活是可以跨越的。但如果他或她再也不回来，生活就依然阴郁而空虚。

没有了她，我独自在世界上游荡，成了一个“孤独的星球漫游者”——在她的最后一次呼吸之时，我立刻明白了这一点。她就是我的家园。那么现在，这个星球能成为我的家园吗？

我的环球旅行出乎意料地变成了一次寻找自我的旅程。但这次是有陪伴的。在最初的恐惧之后，我不再感到孤独。我的妻子与我同在，正如她在去世前谈到之后的时间时所说的，是以“另一种聚合状态”存在。感受到这一点，让我再次与她一起进入一种美好的孤独，在这种状态下，我变得更加勇敢，重新学习如何组织我的生活，独立做出决定，日复一日地向未知出发，接触他人并解决问题。她的陪伴仅仅是我的想象吗？很有可能，但想象也可以产生效果，就像安慰剂一样。最终，我无法得知真相，只能相信。但这对我来说足够了。

尽管如此，在澳大利亚旅行期间，我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在悉尼的深夜，我醒来，不再记得我是谁。我并非处于存在的极边缘，而是处于外部，完全脱离了生活，从世界上坠落。我现在是否就在我妻子所在的地方？但我没有看到她。我不知道该如何自救，于是起身看向酒店房间的窗外。对面只有中央商务区一座高层建筑的玻璃幕墙在盯着我。我想不起我的名字，也想不起我的生活经历。

这听起来不可信，但事实确实如此。我无法通过意志结束这种状态。因为没有“我”，所以也没有意志。我思，故我在？但如果没有能够思考的“我”，我也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在大约十五分钟后自行结束，但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显得漫长得无边无际。原因难道仅仅是睡眠中的呼吸暂停？还是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后来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每一个我告诉这件事的人都无法理解。没有人经历过这个。我独自承受着这次经历。

那并非一种刻意的、被接纳的孤独，而是一种极端的、被抛弃的孤独。被抛弃在没有任何温暖点缀的房间的寒冷之中。被抛弃在深渊与无底洞之中。在完全的寂静之中。在失去爱人后而显现的、令人心惊的空虚之中。一种源于生活框架消失而产生的混乱，而那个框架曾给予我支撑与方向。

没有了你，我是谁？也许这种向无边无际的坠落是必要的，为了让我找回自我。但那个夜晚发生的诡异事件背后，或许还隐藏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时的一个场景再次浮现在脑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在马齐诺·蒙蒂纳里（Mazzino Montinari）的研讨课上——他是尼采作品批判全集那位心思细腻、热爱生活的共同编辑——讨论的主题是“上帝之死”。我刚从为期三个月的印度之旅回来，在那里，我曾尝试与遇到的人们讨论尼采的这一论点。

但他们不理解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神灵如此直接地存在着，以至于“上帝之死”在他们看来完全是荒诞的。他们生活在意义的充盈之中。而我，因为认为那个观点是真实的，反而坠入了毫无意义的虚空。在大学的研讨室里，我内心积聚起一声震撼灵魂的尖叫，在下一秒我几乎就要将其发出——那是一个在浩瀚宇宙中迷失的人的尖叫。但在最后一刻，我把它压了下去。我突然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不应让同学们为此承受负担。

幸福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在某种宏大的整体中感到安稳

那时在印度，我意识到上帝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并且将一直如此。如果没有这个维度，我是谁？如果没有那个被如此称呼的“伟大的你”，人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实体，“它”及其在人们想象中所有五彩斑斓的表现形式，能够保证没有人必须在孤独和被遗弃中度过一生。不仅在印度教中，在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中，人们也可以感受到被一种神圣的力量充满，从而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那样欢欣地感叹：“我对我的幸福感到满足。”

这种能够缓解、甚至消除人类存在之所有迷茫感的幸福，或许正是宗教最重要的功能：凭借它，人们可以将自身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不公正和痛苦——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中看待，并从中获得慰藉。在现代社会，这一点丢失了，此后的尘世希望转向了一种由自我创造的、追求最大快感的幸福，而不再具有超凡的维度。然而，这并未能阻止许多人继续寻找“意义”，有些人则逃避到随意的意义赋予之中，与此同时，孤独的流行病正在蔓延。这种孤独的真正核心，可能在于失去了在某种宏大整体中的安稳感。

在我那场将我带向新西兰、斐济、塔希提、智利、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长途旅行中，我到处遇到友好、随和且乐于助人的人。其中许多人在谈到相关话题时，表现出具有宗教信仰，且大多持有非常个人化的信仰内容组合，既不强加于人，也没有任何教条式的限定。我想继承这一点。对我而言，嵌入一个全面的维度至关重要，而如何命名它并不重要——无论是称之为神圣的，还是仅仅称之为宇宙的。我的妻子为我提供了与此的联系，而她已消逝于其中。

在我的环球之旅中，一个答案逐渐清晰，而这个答案正是驱动我的那个问题：没有她，我是谁？我依然是她的丈夫。我与她在一起，并深知自己处于最好的陪伴之中。正如西里·哈斯特维特在她的《鬼故事》（Ghost Stories）中所承认的那样，她也希望继续做她已故丈夫保罗·奥斯特的妻子。

但通过这次环球旅行，有些事情改变了。我现在也能独立应对。在生活中，我的妻子曾多次给予我鼓励，而现在，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找到方向的经历给了我力量。新的自信正在萌芽，我不再感到心不在焉，而是对他人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开放感。这完全符合她的心愿。

威廉·施密德，73岁， 哲学家及 畅销书作家。 其近期作品为 《生命的丰盈： 100个关于幸福的 片段》（Insel出版社）

他们太胖了，而且他们自己知道。一群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被送往一家波罗的海诊所，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减肥。因为在家里无法实现。路易莎·托梅（LUISA THOMÉ）报道

食物是唯一一种人们无法完全摆脱的毒品

A

当艾米莉决定不再前进一步时，她刚刚走完四段楼梯中的一段。13级台阶。“去你的，该死的楼梯，”她说，“狠狠地去你的。”

半小时前，她在功率自行车上骑行。两小时前，她背对着地躺在健身球上，双脚悬空。六小时前，早晨七点，就已经开始了早操。现在她全身都疼。

在接下来的四周里，艾米莉需要在这段楼梯上上下下，去参加姿势体操，去游泳馆，去接受治疗，去教学厨房。

艾米莉，15岁，身高1.54米，初始体重82.7公斤。

她需要学习她的身体是如何运作的，或者为何不再运作，身体如何将过多的卡路里以脂肪形式储存，为什么她的膝盖会疼，她的饮食陷阱是什么，以及如果她无法减轻体重会发生什么。

这里是位于格拉尔-米里茨（Graal-Müritz）的坦嫩霍夫（Tannenhof）康复诊所，像艾米莉这样的孩子来到这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减肥。

在这里，他们彼此之间首先交流的不是爱好，而是谁把他们送来的，“啊，太棒了，你也是通过养老保险基金（Rentenkasse）来的？”。

这里有艾米莉、本、莱奥妮、卢卡斯、莱娜、萨拉、杰森、马文、艾琳娜、丹尼斯。这些12至17岁的孩子此前互不相识，但在接下来的四周里，他们将变成青少年在被聚集在一起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变成的样子：一个小团体。

在这个团体中，有人是领导者，有人是边缘人，有人是大家的偶像，有人则很安静，而另一个人正因为这一点而不断地欺负他。

本文中所有孩子的名字均已更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肥胖的孩子已经足够糟糕了，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名字还永远留在互联网上。

在接下来的四个夏季周里，他们将消失在营养表和体重曲线图之后，询问“你现在减了多少？”，仿佛减肥是一场赌博。他们将在彼此之间竞争谁是最胖的或最懒的，“你这个废物，伙计，才减了两公斤？”。他们会哭泣，会互相支持，会互相大吼，会坠入爱河，会写信给父母说他们想家了。

尽管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

相反，对于许多人来说，家正是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

因为肥胖通常不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尤其是作为孩子的时候。

或者，哪个孩子愿意在暑假期间和陌生孩子一起待在康复诊所里减肥？

尽管如此，他们现在还是坐在坦嫩霍夫，这座拥有大量玻璃窗的红砖建筑里。这里的病房以海洋生物命名：章鱼、鱼、螃蟹，因为诊所距离波罗的海海岸线直线距离仅几百米。

他们将随身携带透明文件夹，记录并勾选他们完成的每日任务：早操，签名。肥胖症培训，签名。教学厨房，（勾选）。姿势体操，（勾选）。肥胖症游泳，（勾选）。治疗，（勾选）。

我将在这里陪伴的19名孩子属于“贝壳组”。这是唯一一个没有父母陪同的组，因为父母们没有精力，没有兴致，或者有些人将孩子交给康复中心后，终于可以独自去度假。因为坦嫩霍夫的医生和教育工作者通常对此感到高兴，因为父母有时才是孩子身上最累人的部分。

他们将日夜共同生活四周。

每天在7.30至18点之间的某个时刻，他们都会想要放弃，但仍然必须坚持下去。晚上，他们将坐在公共休息室里，分享愿望和秘密。他们会减轻几公斤体重。

他们在这里应该学到，自己必须改变，而且最好立即改变。这能行得通吗？在一个如今超过半数成年人超重（男性比女性更常见）、在过去 20 年中成年肥胖者比例上升了约 60% 的国家。在这个大约每十个入学儿童中就有一个过胖，总数接近 200 万名儿童的国家。

根据一项 2025 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研究，全球范围内首次出现了超重儿童数量超过体重不足儿童数量的情况。

超重父母的孩子自身变得肥胖的风险更高。因为父母将其遗传给了他们，也因为父母教会了他们这样做。

体重秤显示：艾米莉 82.7 公斤，本 114.5 公斤，卢卡斯 97.8 公斤，丹尼斯 142.4 公斤。

而这些就是他们的故事。

十一点，“贻贝小组”，肥胖症培训，房间像学校的郊外营地。有些人还在打哈欠，穿着慢跑裤。宽大的 T 恤松垮地搭在下垂的肩膀上。艾米莉说，没兴趣，用美甲在木桌上敲得哒哒响。本说，他饿了。他用一支笔在空中挥舞，直到笔掉在地上。丹尼斯什么也没说，像往常一样。他穿着一双拖鞋，上面写着：“HACKEDICHT”（坚不可摧）。

新来的治疗师核对名单。

“那么你uuuuu是？”

“本！”

本，14 岁，身高 1.77 米，起始体重 114.5 公斤。

“你呢？”

“丹尼斯。”

丹尼斯，15 岁，身高 1.71 米，起始体重 142.2 公斤。

丹尼斯摆弄着他的透明文件夹。

本问：“有精神科医生吗？”所有人哄堂大笑。治疗师看向他。“不，我是认真的！我现在真的有很糟糕的想法。”

接着开始了这里被称为“培训”的内容，为了不必称其为“治疗”。

首先，所有人要再次回想一下，是怎么走到这一步而来到这里的。本大喊：“因为我们太胖了。”所有人再次大笑。然后开始了本节课的主题：饮食陷阱。你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在不饿的时候进食？

本说：“当我感到愤怒且无处发泄的时候。”

治疗师说：“好，也就是说挫败感。把它写下来。”

然后他们在工作单上填写：当你感到无聊时，进食的频率是多少？当你悲伤或失望时？当你愤怒、看电视、有人给你提供食物时？

本大喊：“老太婆把东西往我嘴里塞，伙计！”

当你和朋友在一起，且有甜点储备时，频率是多少？

艾米莉说：“我没有。但我最好的朋友，她和她的家人都体重不足。他们有一个巨大的柜子，装满了甜点和薯片。说实话：在那儿我就会吃。”

本大喊：“精神病！”

在这里，如果你们想到了另一种饮食陷阱，可以补充上去。

“你们理解这个负面循环了吗？”

本说：“也就是说，如果我在不饿的时候进食，我的身体就会储存那些它根本不需要的热量。”

艾米莉问：“你怎么知道的？”

本说：“我已经看过 8,000 个心理学家讨论过这个了。”

艾米莉拿东西扔向本。然后她讲述道。

当她的父母喝酒并开始争吵时，她总是扮演“母亲”的角色，总是负责“调解”。因此，她认为自己能如此好地应对压力，是因为她一直承受着很多压力，“大概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扮演“母亲形象”了。她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母亲形象”。她会对着父母大吼，让他们回房间去。而且不知为何，她认为自己当时别无选择。“我只能把这一切强行吞下去。”

这就是“贝壳孩子”们的故事：比如莱奥妮，当被问到家里做什么菜时，她回答说，这取决于是在哪个家里。因为她的父母分居了，而且这里的孩子大多数至少有两个家。比如本，他只管他的姐姐叫“线条”，那个“该死的线条”，说在这里绝对不能做那种事。他说，如果想在玩游戏机时吃甜食，只要足够久地央求父母就行。比如莉莉，她必须让人帮她读工作单并填写，因为她既不能正确阅读也不能正确书写。

最后还有第二张工作单：策略，我能做些什么来避免陷入这些陷阱。

他们写道：打电话。散步。听音乐。玩游戏。睡觉。做运动。游泳。摆个水果盘。

在一楼的“贝壳小组”里，午餐是土豆配夸克乳酪和黄瓜沙拉。四个桌子旁，一群青少年在喧闹：

“你待会儿还去 Penny 超市吗？”

“土豆味道太糟糕了！” “闭嘴吧你！”

“该死，我弄脏衣服了！”

一条铺着亚麻油地毡的长走廊，左右两边是双人间，一个公共活动室，破旧的桌面游戏，轮值桌务，一名教育工作者试图安抚这些青少年，“嘘——，现在请安静吃饭”。在其中，艾米莉在寻求卢卡斯的关注，她向他招手，他走过去，他们在桌下牵起手。

卢卡斯，14 岁，身高 1.68 米，初始体重 97.8 公斤。

饭后，他们全部瘫在公共活动室的沙发上，用手机玩游戏，或者无缘无故地互殴腹部，“哎，伙计，去你的吧”。

艾米莉和卢卡斯纠缠在一起，互相抓挠对方的背。中间有人插话：

“你还得在大富翁游戏里领你的‘耳光’。”

“兄弟，滚蛋吧，我现在得去治疗了。”

最初的几天很快就过去了。窗外海鸥在鸣叫，家庭游客骑着电动自行车进行骑行之旅，海滩边的鱼摊前游客排起长队，买着腌鲱鱼面包、炸鱼薯条，然后是可丽饼，海滨大道上有三家冰淇淋店。在室外，那是假期，是人们犒劳自己、放松身心的时间。

而在室内，每一天都被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人们几乎跟不上节奏。晨练、查信箱、治疗计划、签名、房间号，你登记离场了吗？谁负责桌务？五分：取餐，十分：摆盘，十五分：用餐。之后立刻前往体育馆！

这里有一个团队：首席医师、物理治疗师、营养治疗师、心理治疗师、教育工作者、运动治疗师、社会工作者、护士、作业治疗师、诊所院长。他们的日子属于这些孩子，他们在会议中思考还能做些什么。

一名物理治疗师说：“这些孩子完全是无辜的，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除了我们这些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没人能理解这一点。”因此，当孩子们不想用脚把球顶在空中时，她会说“快，来吧！”；而当他们最终成功并露出笑容时，她会说，“看到了吗，你们其实能做到！”

一名首席医师以爱与忧虑地看着这些孩子，她说：“以前的孩子通常只是轻微超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患有重度肥胖。”

随后她列举了她认为背后的原因：手机、游戏机、糖业，由此产生的成瘾，缺乏运动（从幼儿园起就如此）、疫情，以及父母不关心孩子吃什么。有时他们给孩子食物，因为这是唯一能让孩子开心的方式。而他们不明白，这样做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在超重儿童中，只有一半被其父母认为太胖。

对于在生命最初近 3, 年内接触糖分较少的幼儿来说，日后患上 2, 型糖尿病、高血压或肥胖等疾病的风险明显较低。

在理想的世界中，孩子每天应该食用五份水果和蔬菜。但在现实中，德国有 44% 的孩子并非每天食用水果。对于三分之一的德国儿童和青少年来说，快餐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肥胖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成年后依然超重。

第二周，十点，教学厨房——这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存在的房间。六个炉灶呈星形嵌入一张桌子中，墙上挂着一张营养金字塔海报。今天，“贝壳组”的几个孩子要学习如何制作卷饼（Wraps）。他们读出购物清单：卷饼——全麦的！黄瓜，番茄，玉米，洋葱，鸡肉，酸奶。然后他们慢吞吞地走向超市，步行需 20 分钟。在路上他们说：“这一切把我的假期给毁了。”营养治疗师询问他们的父母通常在哪些地方购物，他们回答：黑色Netto，红色Netto，Kaufland，Lidl，Penny。

营养治疗师继续追问。那么你们在家里通常吃什么？“番茄酱面。”奶奶家呢？“肉丸子（Hackklöße）。”你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柯尼斯堡肉丸（Königsberger Klopse）！”到达超市后，他们需要挑选正确的酸奶（绝对不能选 3,5% 脂肪含量的！），他们需要解释为什么要买全麦卷饼（因为能让人更持久地感到饱！），并且他们必须抵御周围摆满货架的所有诱惑：布里欧修面包、白面包、巧克力小面包、特大号汉堡面包。在收银台处，有摆满能量棒的货架、可乐以及装满冰淇淋的冷柜。他们要学习购买黄瓜或玉米，尽管旁边就摆着士力架，而且他们还是孩子。

回到教学厨房，他们展示自己的“自我观察日记”，这本日。

能够，因为人们同时还需要它们来生存

本，他们必须将自己吃或喝的所有东西详细地记录在其中，上面写着：脂肪、油脂，划线。香肠、肉类，划线，。乳制品，。面包，，。蔬菜，。饮料，，，，，。

人们讨论全谷物或在饮食计划上划线的时间越长，就越无法思考除“食物”之外的任何事情。

与此同时，这个小圈子里的角色已经分配完毕：莱奥妮，沉默者。卢卡斯，爱吹牛的人。艾米莉，受欢迎者。丹尼斯，书呆子。马文，调解员。艾琳娜，名媛。还有本，大嗓门。

第二天，13点，肥胖症体育课，一个健身房，就像有些人会在地下室搭建的那样。一个肋木架，一个下拉机，一台划船机，几块垫子，几个哑铃。空气中弥漫着青少年的汗味。

艾米莉说她没兴趣。

体育治疗师说：“能接吻的人，也能做运动。”

本在做箭步蹲，对我说：“别在您的报告里写我死在这里了。”

丹尼斯没来。他向首席女医生请假了，因为他撑不住了。他休息两天。

丹尼斯，15岁，身高1,71米，初始体重142,2公斤。两周后的体重减轻量：7,4公斤。

他们做仰卧起坐、卧推、深蹲、平板支撑，他们划船。 本说：“我肚子抽筋了！”

体育治疗师说：“不，你是肌肉酸痛。”

体育治疗师还说：“这样你起码能感觉到那里有些东西。”本说：“我知道那里有什么：脂肪！”

当这些“外壳组”的孩子们随身携带他们的计划书，将体重曲线、观察记录、治疗计划全部塞进皱巴巴的透明文件夹时，这种康复理念有时似乎显得有些过时，因为现在已经可以开具减肥针了，而减肥针比任何为期四周的治疗计划都更有效。

难道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六年前，Ozempic在德国上市，三年前Wegovy上市，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注射来变瘦。在美国，自从有了这种注射药，超重人数首次出现下降。

Wegovy在德国获准用于12岁及以上的儿童。治疗效果非常好，副作用相对较轻，如头痛、恶心、腹痛。

相比之下，如果体重保持不变，可能会出现的是：糖尿病、高血压、关节损坏、器官脂肪化、不孕不育、心肌梗死、中风。自我怀疑。抑郁症。

脂肪细胞具有记忆，即使在减肥后，它们也会发生改变，从而更快地吸收脂肪。在极度肥胖的情况下，预期寿命会缩短多达14年。

这样一家康复诊所花费昂贵，三到四周的住院费用在4.000到5.500欧元之间。但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诊所，成本会更高。

由于药物的影响，莉莉身上最小的伤口都无法愈合。马文有时几乎无法呼吸。丹尼斯是自愿来到坦嫩霍夫（Tannenhof）的，因为他不想每天吃药。为了达到正常体重，他必须减轻一半的体重。

这是身体。而除此之外，还有心理。

首席女医生说：“必须先接纳这里的孩子们，坐下来，倾听。他们练就了一层如此坚硬的外壳。他们的内心深受伤害。必须先试探着接近他们。”

体育治疗师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真的迫切需要扭转局面。”

肥胖症每年给国家造成高达1000 亿欧元的损失，因为人们会生病，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席，提前退休。

超重和肥胖使德国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降低了3%。

在德国，超重导致医疗支出占总额的10,7%——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这一比例最高。

尽管如此，首席女医师仍反对给儿童开具减肥针。

首席女医师表示：“只要他们还是孩子，我们就必须教会他们如何在不用注射针剂的情况下减肥。这样他们才有机会靠自己成功。”

她表示，许多来到 Tannenhof（坦嫩霍夫）的孩子，其父母同样肥胖。她还说：如果你有钱，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家里有蔬菜，而且真的有人照顾——那么健康生活会更容易。

肥胖往往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压力、金钱、教育。社会弱势儿童患肥胖症的风险高出约36%，超重的风险则是来自拥有大学学历或中等收入家庭的同龄人的四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差距越来越大。

在 Tannenhof，首席女医师对孩子们说：在家里没人会为你们这么做。你们必须自己把这件事搞定。

仿佛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在治疗过程中，当被问到自尊意味着什么时，他们说“不知道”。当被问到什么是“自”（Selbst）时，他们说“我”；当被问到什么是“尊 / 值”（Wert）时，他们说“钱”。而当他们在工作单上列举自己的优点时，有些人写道：理智、灵活、能很好地独立生活。

第二天，艾米莉（Emily）和卢卡斯（Lukas）手牵手地在走廊上慢悠悠地走着。卢卡斯两周以来第一次穿了一件干净的 T 恤。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吻痕。

艾米莉，15 岁，身高 1,54 m，初始体重 82,7 Kilo，两周后体重减轻：1,7 Kilo。

在治疗室前，他们遇到了其他人。

卢卡斯说：“只剩五天了！” 艾米莉说：“真的吗（Reallyyyy）？天呐！”

晚上，他们坐在公共休息室里。打闹，互相扔卡片。

某个手机里传出巨大的声音：

你足够好（genuuuuuuug）。

你足够好（genuuuuuuug）。

所有人一起唱。

艾米莉站起来，说唱起希琳·大卫（Shirin David）的那部分，她的手在嘴前比划成一个麦克风的样子： 我永远无法让自己满意，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永远不公平。

九点整，教育工作者走进来，让所有人回房睡觉。本（Ben）恳求道：“求你了，拜托，再给五分钟。”然后他们消失在各自的房间里。第二天，艾米莉会讲述男孩们是如何去她房间里串门的。有一次夜班护士进来了，卢卡斯赶紧躲在她的床底下。他们没有被抓到。

第二天，13 点，体能测试。体育馆里闷热不堪，午饭才吃完半小时。今天他们要展示是否取得了进步，要跑步并将沙袋扔进圆环中。他们要站在长凳上并向下弯腰。运动治疗师用一把尺子测量他们能离脚尖有多近。他实际上在测量的是他们的肚子是否变小了，因为肚子会阻碍弯腰。然后他们悬挂在肋木架上，尝试支撑自己的体重。没有人能坚持超过 6 秒。

马文（Marvin）记录数值，他说：“本，你做得太棒了！”以及“嘿，阿莉娜（Alina），你进步了 2，加油（let's go）！”

运动治疗师与所有人击掌，说：“看到了吧，能行！”所有人欢呼，大声喧哗。

那位在泳道训练中激励孩子们“快点！快点！快点！”的运动治疗师说，他最想把其中一些孩子带回家，因为他知道，在自己的家庭里，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称他们为“新冠一代”。他说，这些“新冠一代”在疫情期间忘记了如何运动，事实上，孩子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运动，因为他们只知道“玩电子游戏”，因此有时必须“踢他们屁股”，否则明年他们还会坐在（这里）。

如果询问运动治疗师、营养治疗师和首席医师他们希望看到什么，他们会说：希望孩子们能多运动，从幼儿园开始，更多地走到户外，在学校也是如此。希望能有更多关于营养、关于身体以及如何帮助身体的教学。同时也要教授如何摧毁身体。有些人说：征收糖税！

联邦卫生部在其网站上写道：通过国家提供的预防儿童和青少年超重的方案，每年可节省约 17 亿欧元的医疗成本。

这里有面向家长、面向孩子以及面向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的课程，还有营养咨询和体育项目。

但那些“贝壳孩子”的父母能注意到这些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滚动浏览联邦卫生部的网页吗？

一个下午，在“贝壳小组”的自由活动时间，我偶然遇到了其中几个孩子，他们坐在加油站旁边的一张桌子旁，距离坦嫩霍夫（Tannenhof）只有几米远。他们看到我时吓了一跳，不安地扯着衣服，局促地挪动身体。我询问了几次他们在做什么，直到他们说：

“能给我们买瓶可乐吗？”

“我们点了土耳其烤肉。还有披萨！在 Lieferando 点的！”

“能给我们买瓶可乐吗？” “我们就是胖。我们得吃东西。”

“那晚餐呢？”我问。

“啊，我们才不管什么晚餐。反正没人想要！”

半小时后，他们坐在桌边啃着生蔬菜。

其中一个孩子对教育工作者说：“我只吃个酸奶，因为我没那么饿。”

食物是唯一一种无法完全摆脱的毒品，因为生存同时需要它。这也是唯一一种父母会心甘情愿给孩子的毒品，出于爱，或出于力不从心，或出于习惯，或出于漠视。

13 点，倒数第二天，最后一次肥胖症培训。艾米莉（Emily）、丹尼斯（Dennis）和本（Ben）围坐在木桌旁，他们的透明文件夹现在已经磨损了，里面塞满了工作单和观察计划。今天他们要填写一张表格。左侧：你们的目标。中间：阻碍你们的事。右侧：你们如何应对。

艾米莉说：“我已经告诉我的朋友们了：如果我想买可乐或红牛，就打我。”

他们对着工作单伏案写了几分钟，然后本第一个想要朗读。

他读道：“目标：减少肉类和甜食。障碍：上瘾。解决方案：戒瘾计划。”

接下来轮到丹尼斯朗读。

他读道：“目标：减小分量。障碍：食欲。解决方案：少做饭。”

他继续读道：“目标：散步一到两小时。障碍：无聊。”他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每个“贝壳孩子”都知道因为肥胖而付出的代价。

每个“贝壳孩子”都讲述过被霸凌、那些阴暗的想法以及孤独感。

每个“贝壳孩子”都知道，瘦下来会更好。

在体育馆里，他们像在 T 台上一样走来走去，尽可能地左右摆动臀部，“嗯，快看，明年的《德国超模》（Germany's Next Topmodel）”，因为他们了解那个他们不属于的世界。他们了解所有的数据和偏见。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如何对他们说：其实很简单，少吃点，多消耗。

仿佛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其中还包含多少其他因素，尤其是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坦嫩霍夫康复诊所的场景，由亚历山德拉·波利娜（Alexandra Polina）拍摄。为了保护孩子，我们未对其进行成像

丹尼斯，15岁，身高1.71米，初始体重142.4公斤，出院体重129.5公斤。

艾米莉，15岁，身高1.54米，初始体重82.7公斤，出院体重79.1公斤。

本，14岁，身高1.77米，初始体重114.5公斤，出院体重109.7公斤。

在最后一天，艾米莉和卢卡斯吵架了。

艾米莉坐在公共休息室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她画了一幅画，四个角落上写着：Fuck you! Shut up! Bitch! Motherfucker! 卢卡斯只在午餐时间走出房间，他拖着步子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头低垂在胸前，脖子上分布着两个巨大的吻痕。

卢卡斯说，他不知道艾米莉的“破问题”是什么。对他来说，根本没问题。而且他希望他的母亲明天能来接他。“我想我们吵架了。我也说不准。在她那里，你永远没法确定。有时候她会突然变得超级-aggio，非常具有攻击性。天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他们必须去体育馆，最后一次。

向前跑，向后跑。

然后，最后的一个夜晚到来了。

本在玩手机。他的母亲给他写道：“再睡一觉，你终于就能回家了。”他输入回复：“我太期待了。”

离开的早晨，他们将行李箱推入公共休息室，最后一次一起躺在沙发上。他们在等待被接走。“我在Snapchat上建了个群，叫‘康复诊所’”——“太棒了，快把我拉进去！”

艾琳娜和本拥抱在一起。

背景中再次响起：

你足够优秀。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只要做你自己uuuuu。

艾米莉说：“关掉它，我真的快哭了，真的！”

艾米莉躺在卢卡斯的怀里。艾琳娜躺在本的怀里。

本说：“我会想念你们这些混蛋的。”

卢卡斯说：“回到家，我要买一台新电脑。”

本说：“没错，还要买200罐魔爪能量饮料。”

被毒害的树木

在黑森州，有人向一棵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橡树中注射了草甘膦。此类行径正日益增加。究竟是谁在这么做？本文将通过采访那些保护树木的人，倾听他们对此的看法。作者：弗朗齐丝卡·温德利希（FRANZISKA WUNDERLICH）

树木中凶手注入毒药的部位属于其最脆弱的部分。根颈部刚好露出地面。在此处钻孔会切断树木最强有力的输导组织。而在此处注入毒药的人，深知如何最有效地杀死一棵树。

在黑森州里德施塔特（Riedstadt）的市郊，矗立着卡尔-斯彭格勒橡树（Karl-Spengler-Eiche）。它已有 213 年历史，独立生长在草地上，是一个远足目的地。在 2025 年的冬季或春季，有人将这棵树以及周边田野间的另外九棵树用除草剂草甘膦毒害。市政府为此开出了 500 欧元的线索奖金，以期抓获凶手。袭击发生后，有如此多的人捐款，以至于该金额随后被提高到了约 4,000 欧元。

“法兰克福的大平台树可能被毒害”、“哥廷根的两棵健康椴树被毒害且必须砍伐”、“奥滕多夫-奥克里拉（Ottendorf-Okrilla）的橡树被毒害”——在德国各地，无论是沿街、在公共广场还是在自然深处，都出现了针对树木的袭击。目前还没有一项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来记录这一现象，但个别州刑事调查局可以提供信息：2025 年，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记录了 13 起破坏树木的财产损害案件，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同样为 13 起，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为 10 起。这些案件是否以及如何相关尚不清楚。此类案件很少被破获。

即便从远处看，也能看到光秃的树枝伸向天空。卡尔-斯彭格勒橡树生长在 Fürstenwiese——“Fäschdawies”，戈德劳（Goddelau）水果与园艺协会主席路德维希·赫费尔梅尔（Ludwig Hefermehl）这样说道。橡树旁边是一条徒步路径、田野和一条水沟。这棵树高 27 米，人们可以想象它曾经多么雄伟。如今，它树冠的一半已经落叶，另一半还带着叶子。但其中许多叶子狭窄且发黄，衰弱的树干被甲虫蛀空。“情况非常糟糕”，赫费尔梅尔在谈到这棵橡树时说道。

这棵树属于市政府，“但我总是说，卡尔-斯彭格勒橡树也是我们的橡树”。现年 79 岁的赫费尔梅尔每年都会带领他的协会前往这座自然纪念碑进行新年徒步；他们定期清除树上的常春藤和杂草；2003 年，他们安装了一块写有橡树名字的标牌，他现在自豪地指向它。这棵橡树是以护林员卡尔·斯彭格勒（Karl Spengler）命名的，他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在致力于防止这棵树被砍伐。“这里曾经挂着攀登钉，方便猎人们爬上去，”路德维希·赫费尔梅尔说着，指向树干。因为这棵橡树曾被用作高位猎台。

赫费尔梅尔回忆起 2008 年一场风暴后，他发现了一根巨大的断枝，以及随后人们如何用绳索固定树枝。在他随身携带的一张 2024 年的照片中，这棵树叶子繁茂，树枝几乎垂到地面。当赫费尔梅尔谈论这棵橡树时，听起来就像是在谈论一只深受喜爱、有着 213 年历史的动物。

赫费尔梅尔（Hefermehl）心情沮丧地看着那些在橡树根部树皮上爬行的蚂蚁。其中一些蚂蚁爬进了一个约一厘米宽的孔洞。人们在树上发现了十个这样的孔洞，深度约13厘米，且呈斜向下钻孔。2025年5月28日，在橡树本应长出繁茂绿叶的时候，来自里德施塔特（Riedstadt）环境局的马蒂亚斯·哈尼施（Matthias Harnisch）观察到卡尔-斯彭格勒橡树（Karl-Spengler-Eiche）以及另外九棵树上的叶片分布稀疏且卷曲，边缘带有褐色斑点。他在随后发给警方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这些损害在他看来“起初无法解释”。一名同事在橡树上发现了钻孔——部分被腐殖质覆盖，且位置极低，几乎难以察觉。黑森州植物保护部门解释称，虽然可能是农田中的杀虫剂被风吹了过来，但邮件中提到，大多数受影响的树木距离农田太远，因此这一原因“显得不太可信”。随后，人们在橡树旁发现了两片细小的木屑，这种木屑只有钻头从树干中钻出时才会产生。此外，其中一个孔洞里还粘着一种泡沫状液体。市府将泡沫、嫩芽和木屑的样本送往一名植物保护专家的实验室。就在同一天，哈尼施向警方报案。样本分析结果在三周后返回：“检测到以下活性成分：[...] 草甘膦。”

路德维希·赫费尔梅尔站在拥有213年树龄的卡尔-斯彭格勒橡树前

谁会对这棵树心怀恶意？“是个疯子，”赫费尔梅尔双臂交叉地说道。但他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想法，认为谁可能是幕后黑手。环境局的马蒂亚斯·哈尼施推测，此人可能因为遭受过树木带来的损害——例如汽车被倒塌的树摧毁——而对树木产生了恨意。乌尔姆大学教授、法医精神病学家曼努埃拉·杜德克（Manuela Dudeck）则猜测，凶手在杀死这样一棵古树时，可能会体验到一种全能感。

人们试图拯救这棵橡树。它经历了十次灌溉，每次浇水量为6,000升。与其他完全枯死地树木（七棵橡树、一棵栗树和一棵核桃树）不同，这棵橡树在中毒一年后长出了叶子。因此，还存在一线希望。

约阿希姆·施纳贝尔（Joachim Schnabel）对卡尔-斯彭格勒橡树的样本进行了检测。这位49岁的专家从事植物损害鉴定已有约20年时间。同样长的时间里，他一直遇到这类针对树木的破坏行为——但现在这种情况变得更多了。“那时我一年可能只处理一到两起树木被故意用毒药摧毁的案例，”他在电话中说道。而现在，这种情况每年大约发生十到十五次。一方面，是因为如今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落叶的树木更容易被注意到；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攻击行为变得更频繁了：“因为这类指南在网上随处可见。”

例如，在一个业余园艺网站上可以找到这样的提示：如果“剂量较大且直接注入树干”，草甘膦可以让一棵树枯死。在一个房屋建筑论坛中，一名想要清除花园里一棵树的用户询问：“有人建议我在树干上钻孔[...]。我需要自己混合毒药，还是可以在其他地方订购？”购买草甘膦实际上需要专业知识证明。但施纳贝尔表示，在黑市上也能买到这种除草剂。

鉴定专家解释说，一旦草甘膦被注入，就会被树木吸收。这种化学物质会导致叶绿素无法形成。树木会在几周内枯死。

他所检测的样本，大多数树木据推测是因为邻里纠纷而被投毒的：“有人对落叶感到厌烦，或者对遮挡的阴影，亦或是对栖息在树上的某些小鸟感到不满。”甚至有人拨打隐藏号码的电话询问他，如何才能除掉自家地块上的一棵树。但

照片：Ricardo Wiesinger 为《时代周报》拍摄

他也反复经历，在自然环境下，树木也成为投毒攻击的目标。他曾检测过在森林树木旁发现的浸泡过草甘膦的箭矢——推测树干曾被这些箭矢射击：“至于为什么有人会对这些树产生敌意，对我来说完全无法理解。”

施奈贝尔表示，凶手在卡尔-斯彭格勒橡树根部的起始处钻了十个孔，这表明对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草甘膦会从那里迅速地在整棵树中扩散。”要么是有人在网上钻研过，要么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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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施塔特市事后甚至在卡尔-斯彭格勒橡树附近安装了一个野生动物红外相机，以防凶手返回犯罪现场。然而，目前尚未发现可疑人员。2026年4月，达姆施塔特检察官办公室因涉嫌共同故意损坏财产而终止了调查程序。理由是“没有具有前景的调查线索”。这棵橡树现在将被围栏围起来，以免掉落的枯枝伤到行人，并且将设立一块告示牌，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它最终完全死亡，它将作为一座纪念碑留在原地。

路德维希·赫费尔梅尔不认为这棵橡树能再次恢复。“已经结束了。”

如何让自己变得“防水”

我们的餐厅评论员迈克尔·阿尔迈尔（MICHAEL ALLMAIER）到目前为止主要品鉴的是葡萄酒。现在，他想在侍酒师帕特·埃克特（Pat Eckert）的引导下，探索矿泉水的细微差别——是乳白色的、咸的，还是高贵的？

在见到这位“水之男”之前，我整理了一下思绪。是否有人讨厌水，也就是说，讨厌喝水？我知道有几个人觉得喝水很无聊，是的。他们很容易感到无聊，总是得放着音乐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我至今还没遇到过热爱饮用水的人。我的猜测是：要么是健康狂，要么是正念修行者，他们肯定也能在呼吸中感受到喜悦。至于我自己，我会说，我觉得水……还可以。它能解渴，这就足够了。为了享受，我会喝其他东西。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帕特·埃克特在他的“水都”（Aqapolis）等待着我。他这样称呼位于海德堡附近梅克斯海姆（Meckesheim）火车站的一座货运仓库，那里既是他的仓库也是博物馆。埃克特 52 岁，但看起来更年轻——粗黑的镜框，吹得高耸的发髻，耳垂上有四个耳洞。你完全可以想象他站在调音台后面的样子。但他的热情全部倾注在了矿泉水上。他是水侍酒师、品鉴主管、作家、博主，也是 Fine Liquids 的所有者，这是一家销售特种水的在线商店。期间，他还会写一些赞美水的“水之诗”。尽管如此，我在这里称他为“水之男”还是不恰当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星座是双子座（我没能忍住不问这个愚蠢的问题）。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想学习如何从水中获得更多乐趣。因为实际上，品味是我擅长的事情。我已经品鉴过大量的葡萄酒、水果白兰地、威士忌和茶，甚至包括能量饮料。但偏偏是我喝得最多的东西，我却总是漫不经心地灌下去。埃克特对此很熟悉：“许多人认为自己喝什么水都无所谓。”为什么他们只是这样认为呢？“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水。”

只要看看他的博物馆，人们立刻就会相信这并非易事。超过 3,000 种不同的水以瓶装、罐装和壶装的形式矗立在那里。来自北非的水，来自北极圈的水。泉水、雨水和冰川水，以及处理过的自来水。帕特·埃克特向我展示了他收藏中的一件杰作：一个塞尔特斯（Selters）的陶瓶，大概产于 19 世纪 50 年代。它是从一艘在波罗的海沉没的船只残骸中打捞出来的。船上装载着给沙皇的饮料：香槟和矿泉水。埃克特想表明的是，这两者在当时都是奢侈品——尤其是水，因为人们相信它的功效。“那些都是来自特殊泉源的疗养水。”

如今，几乎不再有水被宣传为疗养水了。这听起来太像是在某个疗养地做小腿敷布疗法了。珍贵的药物变成了解渴饮料。过去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矿泉水，而现在，少数几个大集团凭借几个品牌占据了全球市场。“因此，”埃克特说，“现在的水喝起来比以前相似得多。”今天，我们要品鉴几种依然具有特色的水。

摄影：安娜·齐格勒（Anna Ziegler）为《时代周报》拍摄

“那么，您尝到了什么味道？”在这一刻之前，我感到很忐忑。对于葡萄酒，我知道专业术语，因此可以进行临床-

帕特·埃克特（右），52 岁，水侍酒师。他最贵的一瓶水价值 10,000 欧元。不过为了拍照，那瓶水没有被打开。

……好像我很懂一样。在这方面我简直词穷。 “我们大家都一样，”埃克特安慰我。关于水味道的命名法目前才刚刚起步；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对自己行之有效的表达方式。“我曾接待过一些人，他们称这种水带有甜味。另一些人觉得它偏酸。甚至有人说过：有金属味。”而这些说法都没有错，因为这关乎细微的差别。“比如我现在因为话太多，嘴里很干。所以我的味觉可能与您不同。”

那么，对水的口味判断纯粹是随意的吗？不，还是有一些参考标准的。我学到了 TDS 这个词，即“总溶解固体”（total dissolved solids）。它用来测量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含量越高，味道越浓——到这一步还算好理解。来自陶努斯山的 Aqa Finelli 每升含有 145 毫克，含量非常低。人们称之为：软水。

但到了第二次品鉴时，情况就变得令人困惑了：这是一瓶来自奥地利的纪念品，由埃克特从一个山地泉源中汲取。这种水理应更软，但我却觉得它很“硬”。而且不知为何感觉很不平静，尽管它不含二氧化碳。 “它有一个故事要讲述，”埃克特这样表达。

第三瓶：来自瑞典的 Jaure。和其他水一样，它是室温状态。然而我们两人都觉得它很清凉。这是因为其水源来自冰川吗？还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才尝出了这种味道？埃克特现在聊到了猛犸象。他说当这些水结冰时，猛犸象还在地球上行走。“从那时起就没人喝过它了。现在我们将它重新带回大循环中。”我愣了一秒：带回？啊，明白了。从那时起，每当某个首席执行官解释他的公司想要“回馈”地球时，我脑海中就会浮现这个画面。

如果帕特·埃克特是一瓶水，那绝不会是静止的水。他不仅能为每一种装瓶水讲述一个故事，还能让水本身在讲述中活起来——将其视为一种在各处拍打、流动的元素，从云端到地底深处，从生命的起源到厨房水龙头中那极少被感激的饮用水奢侈。

随着品鉴的进行，我们尝试的水 TDS 值越来越高。面前的几瓶水看起来像市面上常见的（业内术语称之为“标准矿泉水瓶”），而大多数则更像超大号的香水瓶。“矿泉水，”埃克特说，“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产品”——这也归功于那些寻找酒精替代品的年轻人。他给我看一个半升的罐子，上面印着骷髅头和“Liquid Death”（液体死亡）的字样。人们可能会猜测这是给摇滚乐迷喝的烈性啤酒。但埃克特强调，里面装的是“好水”。

一名兴奋的顾客闯了进来。他尝试了一些新口味，想来交流心得。“他每隔几天就来一次，”帕特·埃克特说。他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的热情。他讲述道，以前他在派对上是个笑柄：那个不带香槟或啤酒，反而带了几瓶水的书呆子。八年前，当他放弃护理员的工作，决定仅靠水为生时，互联网上充斥着嘲讽与愤怒：将水捧成美味——这绝对是敲诈。

好吧，Fine Liquids 最贵的一瓶水售价 10,000 欧元，是一件来自北极的收藏品。但埃克特并非势利之徒。他也赞赏每升 19 欧分的折扣店用水。“您喜欢所有的水吗？”我问。他为我们斟了一杯品鉴桌第二排的水。喝了一口——“我觉得这瓶很无聊”——然后将杯中剩余的水倒进了室内植物的盆里。这种行为在我参加的葡萄酒品鉴中也从未见过。而对我而言，这只是一瓶完全普通的水。但这大概就是关键所在：它没有故事可讲。

渐渐地，我对所饮之物产生了一种感觉。我意识到来自匈牙利的 Peridot 尝起来有种“乳白色”的味道，这大概与它的高 pH 值有关。我了解到 Fachinger medium 并不太适合搭配食物（“除非你在追求对比感——烤大虾配柠檬和大蒜会有恰到好处的冲击力”）。我能分辨出碳酸气泡的各种表现形式：它不仅可以是强或弱，还可以是粗犷或细腻，甚至可以是持久或短暂（“这样在餐饮用水中可以避免饮用者必须打嗝”）。

接着，我爱上了一款水：来自赫罗纳附近温泉的 Vichy Catalan。它那香槟般的气泡在舌尖上与一种强烈的咸味交替出现。此时我们的 TDS 值已经达到了 2,900。这种水不能随口乱喝，它要求你专注，并为此给予回报。第二口的味道与第一口不同，而且让人渴望第三口。埃克特说，这就是关键：“最好的水永远是你喝得最多的那种。”

最后进入了“硬货”环节，即极高矿物质含量的水。这些水都含有大量碳酸（“如果是纯净水，几乎无法忍受”）。首先是来自立陶宛的 Vytautas，TDS 值为 7,300——大约相当于波罗的海海水的浓度。“我曾在一次品鉴会上遇到一位 77 岁的老人，他喝了之后对我说：‘您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我的反应仅限于：“呼！”

随后，帕特·埃克特开启了一瓶顶级产品：来自斯洛文尼亚的 ROI。在他这里，半升装的一瓶要 40 欧元。这款水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镁含量最高。据说顶尖运动员将其作为天然的电解质饮料。这位水侍酒师赞叹其苦味、咸味以及皇室般的磅礴气势。我想到了牡蛎壳。埃克特告诉我：“喝完这种水之后，需要用另一种水来漱口。”

我们喝完了那口水，然后我站起身，感觉比以往任何一次品鉴后都要轻松。没有头沉，没有腹胀，只有味觉和一种宁静感。我追问，这种对水的痴迷会改变一个人吗？“你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星球是多么脆弱。”埃克特认为，水也讲述着世界曾经的样子：关于干涸的泉眼，关于被人工渠化的河流，或者关于融化的冰川。至少现在人们还能品尝到它们。但谁知道还能持续多久？

在旅行中，帕特·埃克特也喜欢喝一口自来水。“这样你立刻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它的公民。”我想起那些不能直接饮用自来水的旅行目的地。事实确实如此：其中没有一个是模范民主国家。

这是我从这次品鉴中带走的最深刻印象：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在水中留下痕迹。而如果你拥有相应的味觉，就能从中品尝出一些端倪。

缺点是，这种认知会让人变得古怪。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满怀期待地啜了一口我们办公室过滤后的自来水。我想知道它能给我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坦白说，没什么感觉。但这大概是因为我。因为我学到了这么多：没有一种水是真正静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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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小的露天泳池

摄影：Pati Grabowicz 为《时代周报》拍摄；ZEIT-图表

尤其是孩子们喜欢在喷泉中嬉戏——我们的作者（右）也很快习惯了这一点

巴塞尔有 200 多个公共喷泉——其中许多在夏天允许游泳。人们真的想这么做吗？弗洛伦廷·舒马赫（FLORENTIN SCHUMACHER）对此进行了尝试

我就这样坐在石灰岩白色水槽的边缘，在齐臀深的水中晃动着双腿，仿佛有一条导演指令要求我简单地晃晃腿，或许顺便让灵魂也放松一下。我示威性地晃动着双腿和灵魂，观察着在酷热的巴塞尔大教堂广场对面喝冰咖啡的几个人，一副好像没什么比这更想做的事的样子。但其实我想。所有这些惬意的晃动不过是伪装，为了在这个整洁、因满足而闪闪发光的、爱炫耀的大教堂广场上，不露痕迹地成为背景的一部分，成为一座喷泉雕像。

看来奏效了。没人看这边。现在我可以快速地……我只需要把这件黏在身上的 T 恤……像虚拟语气一样犹豫不决，三分钟后我依然蹲在磨得光滑的石头上，不敢向前，不敢跳入。

想要做某事却没去做，这种问题我很熟悉。而在这个案例中，就像通常情况一样，其实很简单。我只需要在喷泉边缘向前滑动几厘米，然后让自己掉进水里——而且在我之前确实有人在水面上撒了玫瑰花瓣，绝对是对我的嘲讽式邀请：你反正也不敢！此外，水看起来也美极了，在 30 度以上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清澈见底，露出浅色的石底。

我再次环顾四周寻找卖冰淇淋的女人，仿佛需要她给我许可——尽管我已经拥有了许可：巴塞尔城市州（像其他州一样）官方容许在大多数华丽的喷泉中游泳。其中一些喷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时人们可能就已经在这些通常由行会和富裕市民捐建的水池中或水池边清洗身体了。直到今天，喷泉依然是地位的象征，人们对此深感自豪，同样自豪于在喷泉中游泳的传统——这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全民运动。然而，我不属于巴塞尔的民众，而且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事情是被“容许”的：少数派政府、婚外情、冰箱里产生爆炸性气体的泡菜。我不想成为一个仅仅是被容许的人，而想成为一名礼貌且受欢迎的客人。但另一方面，度假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可以从自我中度假。而对于我这个小小的“拘谨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在公共喷泉游泳更好的暴露疗法呢？

我又一次不安地向左向右看了看。随后我猛地给自己鼓起勇气，将 T 恤拉过头顶，噗通一声跳了进去。正如预期的那样，感觉太棒了。凉爽、湿润，这在意料之中。令我惊讶的是，我可以连续游三四次泳姿而不会撞到边。我有些难以置信地在喷泉里游了头几圈。这座喷泉叫皮索尼喷泉（Pisoni-Brunnen），如果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听起来有点不悦，但同时这个名字又带有一种类似米索尼（Missoni）的宏伟感，而这种感觉正契合这个新罗马古典风格的奢华水池：它由建筑师保罗·安东尼奥·皮索尼（Paolo Antonio Pisoni）于 1784 年设计，一点也不低调，完全没有考虑节省空间。真是极具前瞻性，grazie。我划向两个出水口之一，它们像两张石脸的吹管一样伸出来，我把嘴凑在下面，尝试用这种方式品尝巴塞尔的喷泉水。这里是瑞士——当然，这里的喷泉是用饮用水填充的。在巴塞尔的三叉戟喷泉里，元旦时甚至会流出在任何其他国家看来都会是糟糕隐喻的东西：葡萄酒。

即便没有酒，我也对自己成功地战胜了心理障碍而感到心满意足。在那个昏昏欲睡的广场上，似乎没有人感到困惑，一段时间后，连我自己也不再觉得奇怪。我躺在我的“皮索尼泳池”里，周围是由鹅卵石路和开着窗扇的白色外墙组成的最迷人的老城区，距离那座砂红色的大教堂仅有一把水枪的距离。这感觉就像有人专门为我，在科隆大教堂旁边放了一个充气泳池，只不过这个东西不是塑料做的，而是由索洛图恩石灰岩制成的。而且水面上漂浮的不是鸽子羽毛，而是玫瑰花瓣。这里根本没有鸽子，反而有一只蝴蝶正认真地在我身边飞舞。不过，正如大教堂前广场的惯例，不久后，一个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旅行团从那座豪华修复的转角处绕了出来。他们穿着宽大的米色遮阳衣，戴着带护颈的遮阳帽，像一群毫无兴致的养蜂人公司团建一样，在广场上步履沉重地走着。

“有个男人在喷泉里！”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喊。从那种爱管闲事的语气和标准德语来看，显然是个德国人。当我看向那边时，一只食指已经指向了我。现在，许多顶着沙拉盆大小帽子的人脸都转向了我。

两三秒钟内什么也没发生。然后，那个团体重新开始移动，为了躲避我这个“湖怪”般的景象，他们逃进了安全的大教堂围墙阴影中。出于自豪，我又在里面待了一分钟。然后我先踏入那个方便的浅水池——也许那是给狗喝水的槽——接着走出了喷泉。在阳光的烘干下，我离开了我完成英雄壮举的广场；我没有脱掉泳裤，因为在巴塞尔，下一个游泳机会永远不远。

毕竟这里还流淌着莱茵河。一名同事曾警告我，正因为如此，其实只有小孩子才会进喷泉游泳。另一位曾在巴塞尔长住的瑞士朋友则表示，他从未听说过“喷泉浴”这种大众娱乐活动。事实上，抵达后在从火车站前往酒店的路上，当我看到第一批庄重且空无一人的喷泉时，我曾怀疑自己掉进了一个精明的营销陷阱——巴塞尔，这座喷泉浴之城，葡萄酒和饮用水从喷泉中流出！这里有 200 多个公共水池，且定期清理，这在柏林的视角看来，简直完全是虚构的。

在一个以巴塞尔标准来看只能算中等、但依然非常体面的喷泉里，在我独自洗完澡后，终于发现了其他洗澡的人，而且还是成年人。两名澳大利亚女学生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哥伦比亚人坐在一个带底座的圆形水槽里，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冰淇淋碗中一样。由于这个喷泉显然没有名字，我想把它称作“达马蒂广场之泉”（Fontana di Piazza Damatti），因为它位于小巴塞尔达马蒂酒吧前的一个小广场上，充满了最迷人的、慵懒的意大利式广场氛围。在三个洗澡的人身边，白葡萄酒正在水中冷却，正因如此（以及其他原因），他们觉得这一切——洗喷泉澡这件事、巴塞尔（在他们口中听起来像亲切的 basil）以及欧洲——简直太棒了，伙计。

他们当然也去过莱茵河，但在那儿喝酒没这么舒服。随后，我越靠近河流，这座城市就越像成了一个巨大的浴场，看来那位同事说得没错。河里漂浮着一些“双头生物”：一个人类的头，以及第二个粉色、黄色或青色的球体——即“包裹鱼”（Wickelfischli）。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人们把所有需要保持干燥的东西都包裹在里面；而且在德语里，只要在词尾加个“i”，任何好东西都会变得更好，比如像黄油般柔软的“小牛角面包”（Gipfeli）。如果在夏天面包店前的排队人群中，没有至少一名穿着泳裤的红褐色皮肤男子或一名发梢湿润的女子，那么你肯定不在巴塞尔。

面对随处可见的这种深褐色的悠闲感，我短暂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开车开到意大利去了。但不对，这一定是因为与柏林的对比，以及一种在柏林只能被视为惯常祈愿的事物：完好的基础设施。在巴塞尔，骑行女性在人行横道自行车道上微笑停步；巴塞尔人从空调电车中走下，而不是从闷热的地铁中走出。这或许真的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影响。

我下一个在喷泉边结识的人是两名移居此地的美国巴塞尔人，她们约在圣乌尔班喷泉（St.-Urban-Brunnen）见面，这里位于大巴塞尔极具资产阶级气息的莱茵河岸上方，附近有拥有近 350 年历史的 Trois Rois 豪华酒店。一名正用毛巾裹身的湿漉漉的洗澡者以加利福尼亚式的开朗和瑞士式的礼貌邀请我：“您可以问我们关于洗喷泉澡的任何问题。”噢，太好了。她们是怎么开始这么做的？喜欢其中的什么？为什么不在莱茵河里洗？斯特凡妮·霍夫曼（Stephanie Hoffman）告诉我，她来自斯坦福大学附近，那里的人也会进喷泉洗澡；七八年前她搬到巴塞尔，看到这里的人洗喷泉澡，于是立刻重新开始了这项活动。她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空间，既公开又私密。“在喷泉里，人们围成一圈坐着，彼此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我想反驳道，这太公开了。虽然她们刚刚走出的那个按摩浴缸大小的水池一方面可以通过两栋建筑之间的缝隙看到莱茵河景；但另一方面，一条市区街道就经过这座因此而极具都市感的圣乌尔班喷泉，街道上车辆穿梭，气动锤叮当作响。在市中心穿着泳装，她们不像我那样感到害羞吗？不，霍夫曼说，她只觉得尴尬过一次：在她怀孕时，曾有游客在喷泉里给她拍照。但巴塞尔人呢？他们早就习惯看到喷泉里有人了。

傍晚时分，我与一位——抱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地“喷泉浴者”约在舍内克喷泉（Schöneck-Brunnen）见面。那是一个格外雄伟的水槽，位于两条可爱得离谱的小巷交汇处。此时，半打孩子正兴奋地在喷泉里嬉戏，激起的水花四溅。我很庆幸自己不必作为一个成年人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下，挤进他们的戏水池里。在我身边，奎林·斯特劳利（Quirin Streuli）走了进来——这名字听起来像是个很棒的瑞士民谣歌手艺名，而斯特劳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除此之外他还是戏剧构作、干壁施工工、广播剧创作者以及“雷吉娜酒店”（Hotel Regina）集体的一员。十年前，该团体的成员们在艺术学院就读时产生了一个“酒后灵感”。他们思考了一个在巴塞尔很常见的问题：我们能给喷泉加热吗？

结果证明：可以。凭借一台自制的设备——半像卧式自行车，半像即时热水器——自那时起，他们在冬天轮流为不同的喷泉加热，以便人们在寒冷天气里也能在其中洗澡。斯特劳利说，占用公共空间并将其用于非预定用途具有某种颠覆性。不过，这项起初像游击行动的活动，在进入第十年时听起来几乎像是在逛温泉浴场：在冬日寒冷中冒着蒸汽的喷泉前，设有接待处、更衣室、泳裤租赁点和淋浴间。斯特劳利和其他加热工通过各种资助资金，每小时可获得约 30 瑞士法郎的薪酬。噢，我亲爱的瑞士。

当一辆大众电动 ID. Buzz 悄无声息地从我们身边的鹅卵石路驶过，当三名穿着工装的年轻男子坐在喷泉墙边撬开啤酒罐，当两名年长女士站在一个多代共用喷泉中抱怨她们的孩子（“这就是山区的生活”），而其间不时有一块霓虹橙色的扁平石子在水面上向我们跳跃而来时，我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德国，人们不再玩打水漂了吗？换句话说，这里的一切——莱茵河畔的公共喷雾冷却器、公共饮水机、公共喷泉池——在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是否也能实现？而在那里，人们最近又在无奈地讨论中暑死亡的人数。

当我漫步在这座处于暑假平静氛围中的城市时，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里似乎无论什么时间都有人在喝开胃酒（Apéro）。这个念头时不时地跳出来——啊，原来这里是位于莱茵河畔一线的一所男性护理公寓？我知道，自我鞭笞式的比较是一种德国美德，而且很喜欢拿自己与富有的瑞士比较。因此，这里只做最后一次对比，以防下次讨论又陷入“他们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且不接纳移民”的陈词滥调：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瑞士通过遗产税和财富税获得的收入占其 GDP 的 2.1%，而德国仅为 0.9%。

我是在哪里读到这些数字的？当然是在一个喷泉里。一个极好的喷泉，我在其中多次洗澡；水深及膝，大小约两个浴缸，就在莱茵河上方不远处，离约翰骑士桥（Johanniterbrücke）很近。虽然在路边，但在路过的有轨电车里有人对我竖起大拇指后，我也习惯了，甚至对我占据公共空间感到有些自豪。现在，我几乎毫无顾虑地走进公园、后院和房屋壁龛里的喷泉——事实上，我内心深处一个未曾察觉的部分，如果一个喷泉不能提供一点露体主义的快感，很快就会感到失望。约翰骑士桥边的那个水池没有名称标牌，在地图上也找不到。一名调酒师向我推荐了这里，他说他喜欢在下班后带着一杯酒“随兴地”跳进喷泉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是的，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我最后一个完美无瑕的巴塞尔夏夜里。黑暗的莱茵河中倒映着灯光；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笑声，以及更远处的人在呼喊。当我足够深地潜入那个无名的喷泉时，它的边缘恰好遮住了河滨大道，而我就像躺在一个无边泳池之中。

给说走就走者的旅行建议

巴黎去游泳

在杜塞尔多夫随兴登上火车的人，几个小时后便能坐在塞纳河畔——在这座城市里，中世纪与现代紧密相邻。巴黎的起源就在西岱岛；而在蒙马特和玛莱区，日常生活、艺术与夜生活至今仍交织在一起。

在卢森堡公园，学生们坐在绿色的椅子上，而身旁则是滚过碎石路的法式滚球。在皇家宫殿，拱廊通向一座静谧的花园；在街边咖啡馆，可颂和浓缩咖啡（Noisette）是法式生活艺术（Savoir-vivre）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塞纳河将巴黎分为两岸——而在夏末，它本身成为了连接的元素，当“巴黎沙滩”（Paris Plages）将河岸变成一个露天浴场。自奥运会以来，这条河流本身已成为一大景点：现在在选定地点可以游泳，这成为了这座不断自我重塑的城市的象征。人们在这里游泳、划桨和放松。此时的巴黎展现出其最美的一面——开放、轻盈，且仅需一次火车之旅即可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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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吕克特 “只盯着目标看，会破坏旅行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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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伯恩霍姆岛的夏天

鸡群玩宾果，波罗的海诉故事

从吕根岛到博恩霍姆岛，轮渡航程为三小时二十分钟。波罗的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吞噬了一切：房屋、灯塔，以及最后的一抹陆地。随后，博恩霍姆岛才缓缓从海中显现。

随着伦讷港（Rønne）渐近，这座岛屿变得愈发清晰，它距离

花岗岩的色调、粗犷的岩石和清澈的光线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这种多样性也体现在城镇景观中。在斯瓦内克（Svaneke），房屋闪烁着红、黄、蓝三色。广场上，人们在玩“鸡群宾果”：谁持有的号码球恰好是其中一只

瑞典和波兰的距离比到丹麦本土更近。它位于波罗的海中心的地理位置既是恩赐也是负担：谁控制了博恩霍姆，谁就能监视贸易路线并施加影响力。在中世纪，国王和大主教们曾为这座岛争斗不休。哈默斯胡斯（Hammershus）如今是北欧最大的中世纪城堡遗址，是这场权力争夺的石头见证。在 17. 世纪，博恩霍姆曾短暂被瑞典占领，1660 年该岛回归丹麦。1940 年德国占领博恩霍姆之后，苏联接手——直到 1946 年 4 月，苏联军队才撤离。

但博恩霍姆保存的不止是历史。这座岛还孕育着新作——由陶土、玻璃、木材和金属打造。在小型作坊和开放式工作室中，

艺术家们制作陶碗，在烈火中将炽热的玻璃塑造成器皿，加工木材并设计纺织品，其独创性与这里的景观相得益彰。大海的蓝与灰，温暖的

1 博恩霍姆的海岸线点缀着红色、黄色和蓝色的房屋。港口中船只摇曳，波罗的海在清澈的夏日阳光下向地平线延伸。 2 在斯瓦内克，由鸡群决定“鸡群宾果”的获胜数字。所得收益将捐赠给动物保护组织。

鸡完成了它的“任务”，获胜者才能赢。但在博恩霍姆，事物往往紧凑地交织在一起：当人们在这里等待开奖时，隔壁的糖果匠正将糖浆拉成彩色的糖棒。这种随意的融合，或许最精准地展现了博恩霍姆的特质。

在北部，波罗的海遇见陡峭的海岸；在南部，则是杜奥德（Dueodde）的沙滩——沙质如此细腻，以至于曾被用于沙漏。其间，松林覆盖全岛，小港口向大海敞开，面包店里飘出豆蔻的香气和缓慢早晨的味道。博恩霍姆是一个可以让思绪自由漫游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出发行走，直到某时忘记了看表。

当阳光下的 24 度感觉像 32 度时，唯一的选择就是跳入冰冷的波罗的海：一声惊叫，一次深呼吸——突然之间，你就身处其中：在博恩霍姆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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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ZEIT

安娜·迈尔揭开“Whataboutism”的真相

无论氛围如何转变（Vibeshift），有些东西在“觉醒年代”之后肯定会保留下来，因为它们在右翼那里也同样奏效：比如“神经多样性”这个词，企业董事会中的少数女性，以及那个扼杀讨论的陈词滥调——“Whataboutism”（转移话题法 / 那又怎么说主义）。我极其希望我们能在为时太晚之前将“Whataboutism”这个词给“取消”掉，不过我觉得机会不大。

所谓“Whataboutism”，是指某人试图转移实际讨论的主题。一个对话示例：“乌克兰发生战争太糟糕了。”——“但加沙 / 苏丹的战争怎么说？那里的平民死亡人数更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支持“Whataboutism”概念的人会说，第二位说话者在进行“Whataboutism”操作。

我的看法不同。进行一场对话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而是要倾听对方的想法并进行交流。当我谈论乌克兰战争，而对方认为必须将世界上不同的战争进行对比分析时，我应该了解这一点。也许事实确实如此，我对某个地区的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其他地区。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对方在关注什么，以及为什么我关注的东西与对方不同，这依然足够有趣。

另一个例子：“我们德国应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中国人每天在建30万座（原文如此！）燃煤电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指责第二位说话者试图转移德国对气候危机应承担的责任。但遗憾的是，由于地球的行星属性，二氧化碳减排必须是一项全球性的努力；如果中国和美国不参与，前景将非常暗淡。因此，关于中国的这段话是一个无奈的抗辩，甚至可能是一种真实的担忧，但无论如何：这完全是正常的对话流程。据我所知，燃煤电厂与二氧化碳主题相关，如果它们在中国建设，那么对于一场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来说就是相关的。即便人们可能更愿意讨论其他事情，比如德国的自行车道。

坦白说，我从未遇到过一个真正的“Whataboutism”案例。我只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无法忍受对方不完全认同自己，于是利用一些杜撰的英文词汇，来逃避对对话伙伴的共情。讨论“Whataboutism”本身才是唯一真正的“Whataboutism”。因为一旦你指责对方说话方式不对，对话就很难继续下去：你对我提出的主题的想法还不够好！除了说“好吧，再见”，还能得出什么结论？

这只鸟生活在英国，是一种所谓的格洛斯特金丝雀（Gloster-Kanarienvogel）。这个品种有两种变体：没有冠羽的格洛斯特 Consort 和有冠羽的格洛斯特 Corona。照片：Luke Stephenson

此处每周轮换探索： 安娜·迈尔（Anna Mayr）、亚斯敏·姆巴雷克（Yasmine M'Barek）、 弗朗切斯科·贾马尔科（Francesco Giammarco）和 大卫·胡根迪克（David Hugendick）

你的样子，就是我的感受

第 533 集

ZEITSPRUNG（时代跳跃）

艺术家竞赛？

插画：David Vanadia 为《时代周报》绘制；照片：Jan Kräutle 为《时代周报》拍摄；私人提供 (2)

在乌泽多姆岛（Usedom）的岑平（Zempin）露营地旁，矗立着这座自东德时代起就存在的海滩厕所，它曾多次被涂鸦弄脏。今年夏天，当地社区委托格赖夫斯瓦尔德的壁画家恩里科·彭塞（Enrico Pense）来处理这件事。然而，他才刚刚完成作品，另一个人就占用了这块区域。我很想知道，如果社区让人们重新清理掉那层涂有防涂鸦保护漆的壁画，会发生什么……

吉赛拉·哈姆斯-贝尔格（Gisela Harms-Berger），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岑平

词汇

赊账 (anschreiben)

我和孙女一起购物，我们想在冰淇淋店度过下午的最后时光。但就在我们准备点那几颗期待已久的冰淇淋球之前，我发现了那块写着“10 欧元起支持刷卡”的告示牌。我试图向孩子解释我们遗憾地得先去自动取款机，这时店主救了我们，她建议我们先尽情享用，过几天再把冰淇淋的钱送来。“我们就把它记在账上吧（Wir schreiben es einfach an），”她说。Anschreiben——自从我小时候起，我就再也没见过这个用来形容这种微型贷款的表达方式了！ 卡塔琳娜·凯泽（Katharina Kaiser），明斯特

让我的生活更丰富的事物

与我最爱的人在樱桃树下共进早餐：无论是在花开时节、收获季节，还是当这棵树正准备披上秋装的时候。马蒂亚斯·舍恩贝克（Matthias Schönbeck），开姆尼茨

每天早晨七点四十，巴士会在房子前停靠。于是那些声音又出现了：孩子们在笑，在尖叫，在喧闹。孩子们正前往小学。我看不见他们——我通常正坐在早餐桌前——但我能听到他们，我也随之而笑！ 尤尔根·哈格迈尔（Jürgen Hagemeyer），吕登沙伊德

在我们这里，卖冰淇淋的人开着一辆破旧的 Sprinter 面包车穿梭在街道上。当他在我们附近停下并按铃时，我会下楼买我的冰淇淋，通常是马拉加味和巧克力味。这时，翁贝托和我会用蹩脚的意大利语交流（他讲意大利语，我讲蹩脚的）。当他在春天第一次按铃时，我知道，美好的季节开始了。而现在？我根本不想去想秋天，我知道这意味着将要分别好几个月：Ciao, amico, arrivederci!（再见，朋友，后会有期！）

海纳·温克（Heiner Wenk），下萨克森州，迈恩堡

每年八月，我们的邻里都会举办街道节。人们在带谷仓的草地上玩耍、跳舞、喝酒。新搬来的人和那些早已住在别处的人一样受欢迎。自童年起，我每年都期待着这个周末。 基利安·维尔格斯（Kilian Wilges），巴伐利亚州，谢代格

攀爬在房子一半墙面上的野生葡萄藤在夏末绽放。天气好时，成百上千的昆虫飞来采集花蜜，它们的嗡嗡声一直能传到露台上。我们的外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航空燃油加油站。 迪特里希·舒策（Dietrich Schütze），里斯河畔比伯拉赫

在游泳池里仰卧，观察夏末天空中的云朵。玛丽亚·富特哈勒（Maria Fürthaler），巴特赫斯费尔德

能再次吃到苹果。在经历了 35 年的各种过敏后，我偶然得知了一种能产生脱敏效果的疗法。现在我每天吃一个苹果，有时甚至吃两个。多么享受啊！尼古劳斯·库尔蒂乌斯（Nikolaus Curtius），法国，斯特拉斯堡

在哈勒的灯笼节上。一位朋友带着她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丈夫来看烟花。在萨勒河上的岩石上聚集了大量人群。一位陌生女士注意到那位老先生变得不安，并且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一个问题。她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他——他宽慰地坐了下来。她紧紧拥抱了我的朋友：“我可以想象您在经历什么。我照顾我母亲直到最后，”她说道。

就在那一刻，一场绚丽的烟花在恰到好处的亨德尔音乐中开始——令所有人感到愉悦。 希尔德加德·安茨（Hildegard Anz），哈勒（萨勒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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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出版商 1946–1995 盖尔德·布塞里乌斯 (1906–1995) 出版委员会 尤塔·阿尔门丁格教授 (Prof. Jutta Allmendinger)、尼古拉·莱宾格-卡穆勒博士 (Dr. Nicola Leibinger-Kammüller)、 赞尼·明顿-贝多斯 (Zanny Minton Beddoes)、弗洛里安·伊利斯 (Florian Illies)、亚沙·蒙克 (Yascha Mounk) 前出版人 马里昂·登霍夫伯爵夫人博士 (Dr. Marion Gräfin Dönhoff, 1909–2002)、 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1918–2015)

时代出版社总编辑会议主席 乔瓦尼·迪·洛伦佐 (Giovanni di Lorenzo) 《时代周报》总编辑 乔瓦尼·迪·洛伦佐 (Giovanni di Lorenzo)（法律责任编辑）、约亨·韦格纳 (Jochen Wegner) 副总编辑 菲利普·法格勒 (Philip Faigle)、塞巴斯蒂安·霍恩 (Sebastian Horn)、马丁·马肖韦茨 (Martin Machowecz)、夏洛特·帕纳克 (Charlotte Parnack)、莱奥妮·赛费特 (Leonie Seifert)、霍尔格·斯塔克 (Holger Stark) 新闻总监： 莫妮卡·皮拉特 (Monika Pilath) 视觉与品牌编辑总监： 马林·舒尔茨 (Malin Schulz) 多媒体编辑总监： 马克·海温克尔 (Mark Heywinkel) zeit.de 编辑部负责人 萨桑·阿卜迪-赫勒博士 (Dr. Sasan Abdi-Herrle)（负责人）、特莎·赫格勒 (Tessa Högele)、蒂尔·施瓦策-图尔姆 (Till Schwarze-Thurm)、迈克尔·斯图尔岑霍费克尔 (Michael Stürzenhofecker)、弗洛里安·津内克尔 (Florian Zinnecker) zeit.de 编辑委员会成员 托比亚斯·多尔费尔 (Tobias Dorfer)、卡琳·盖尔 (Karin Geil)、朱莉娅·格拉斯 (Julia Grass)、汉内斯·莱特莱因 (Hannes Leitlein) 值班总编 多萝西·斯托本纳 (Dorothée Stöbener)（负责人）、马克·斯珀勒 (Mark Spörle)（特别任务）、伊莎贝尔·布科 (Isabelle Buckow)、伊姆克·克罗默 (Imke Kromer)

首席记者：斯特凡·维莱克博士 (Dr. Stefan Willeke) 纸媒文本总监：约翰内斯·格尔纳特 (Johannes Gernert)（负责人；文本总监及 Z+）、阿南特·阿加瓦拉 (Anant Agarwala)、安妮塔·布拉斯伯格 (Anita Blasberg)、克里斯托夫·法尔卡斯 (Christoph Farkas)、克里斯托夫·西门斯博士 (Dr. Christof Siemes) 在线文本总监：迈克·杜尔费尔 (Meike Dülffer) 特别任务编辑：莫里茨·穆勒-维尔特 (Moritz Müller-Wirth)（纸媒-在线）、萨宾·吕克特 (Sabine Rückert)（《时代罪案》）、贝尔恩德·乌尔里希 (Bernd Ulrich)（评论） 执行编辑：马库斯·霍雷尔德 (Markus Horeld) 首席驻外记者：蒂娜·希尔德布兰特 (Tina Hildebrandt) 编辑总监：克里斯托夫·阿门德 (Christoph Amend) 执行编辑：帕特里克·施瓦茨 (Patrik Schwarz)、安德烈亚斯·森特克尔 (Andreas Sentker)、劳拉·魏纳特 (Laura Weinert) Z+ 形式开发：阿姆娜·弗兰泽 (Amna Franze)、西尔克·雅诺夫斯基 (Silke Janovsky) 国际驻外记者：里克·哈弗茨 (Rieke Havertz)、马蒂亚斯·纳斯 (Matthias Naß) 全球经济驻外记者：乌韦·让·胡泽博士 (Dr. Uwe Jean Heuser) 新闻编辑部：西比尔·克洛曼 / 莫妮卡·皮拉特 (Sybille Klormann / Monika Pilath)（负责人）、安格莉卡·芬肯维尔特 (Angelika Finkenwirth)（副手）、法比安·阿尔布雷希特 (Fabian Albrecht)（值班编辑）、

卡塔琳娜·本宁霍夫 (Katharina Benninghoff)（值班编辑）、伊莎贝尔·丹尼尔 (Isabelle Daniel)（）、迪特·霍斯 (Dieter Hoß)（）、卡塔琳娜·詹姆斯 (Katharina James)（）、卡特琳·谢伯 (Katrin Scheib)（）、约翰内斯·叙斯曼 (Johannes Süßmann)（）、克劳迪娅·塔勒 (Claudia Thaler)（）、乌尔里克·奇尔纳 (Ulrike Tschirner)（）、伯纳德·达科 (Bernard Darko)、亚尼克·冯·艾森哈特·罗特 (Yannick von Eisenhart Rothe)、亚历山大·艾尔丁 (Alexander Eyldin)、马蒂斯·甘恩 (Mathis Gann)、莱昂·吉恩 (Leon Gienn)、阿莱娜·卡默 (Alena Kammer)、海拉·肯佩尔 (Hella Kemper)、萨拉·科勒 (Sarah Kohler)、大卫·雷希 (David Rech)、索菲亚·雷迪格 (Sophia Reddig)、安娜-莱娜·施利特 (Anna-Lena Schlitt)、约纳·斯普雷特 (Jona Spreter)、埃里克·福伊格特 (Eric Voigt)、康斯坦丁·齐默尔曼 (Konstantin Zimmermann) 政治：马库斯·加茨克 / 安妮·海希格 / 海因里希·韦芬博士 (Marcus Gatzke / Anne Hähig / Dr. Heinrich Wefing)（负责人）、奥古斯特·莫德索恩 / 安娜·绍尔布雷博士 / 马克·希里茨 / 菲奥娜·韦伯-斯坦豪斯 (August Modersohn / Dr. Anna Sauerbrey / Mark Schieritz / Fiona Weber-Steinhaus)（副手）、克里斯蒂安·邦格雷尔 (Christian Bangrel)、安德烈亚·伯姆 (Andrea Böhm)、爱丽丝·博塔 (Alice Bota)、丽莎·卡斯帕里 (Lisa Caspari)、彼得·道森德 (Peter Dausend)、莉亚·弗雷泽 (Lea Frehse)、豪克·弗里德里希斯博士 (Dr. Hauke Friedrichs)（安全政策驻外记者）、克里斯托夫·海内曼 (Christoph Heinemann)、亚历山大·考尚斯基 (Alexander Kauschanski)、马克西姆·基列耶夫 (Maxim Kireev)、卡雅·克拉普萨 (Kaja Klapsa)、乌尔里希·拉杜尔纳 (Ulrich Ladurner)、约尔格·劳 (Jörg Lau)、玛丽亚姆·劳 (Mariam Lau)（政治驻外记者）、伊娃·里卡达·劳奇博士 (Dr. Eva Ricarda Lautsch)、卡斯滕·卢瑟 (Carsten Luther)、安娜·迈尔 (Anna Mayr)

（第三页协调员）、妮娜·莫内克 (Nina Monecke)、马丁·内耶兹赫莱巴 (Martin Nejezchleba)（莱比锡办公室）、费迪南德·奥托 (Ferdinand Otto)、克里斯蒂安·帕特 (Christian Parth)（内政协调）、罗伯特·保什 (Robert Pausch)（政治驻外记者）、佩特拉·平茨勒 (Petra Pinzler)、法比安·赖因博尔德 (Fabian Reinbold)（政治驻外记者）。斯特芬·里希特 (Steffen Richter)、阿里莎·谢伦伯格 (Alisa Schellenberg)、斯特凡·希尔默 (Stefan Schirmer)（记者）、萨米哈·萨夫希 (Samiha Safhy)、迈克尔·施利本博士 (Dr. Michael Schlieben)（政治驻外记者）、蒂尔曼·斯特芬 (Tilman Steffen)、梅林德·泰勒 (Merlind Theile)、安娜斯塔西娅·蒂霍米罗娃 (Anastasia Tikhomirova)、杨希凡 (Xifan Yang)、克里斯蒂安·福伦 (Christian Vooren)（记者）、弗里茨·齐默尔曼 (Fritz Zimmermann) 经济：伊莱亚娜·雷加尔茨 / 罗曼·普莱特 (Ileana Regaltz / Roman Pletter)（负责人）、科尔亚·鲁齐奥博士 / 马莉丝·乌肯 (Dr. Kolja Rudzio / Marlies Uken)（副手）、露丝·芬德 (Ruth Fend)、托马斯·费舍尔曼 (Thomas Fischermann)（海外经济协调员）、索伦·格茨 (Sören Götz)、蒂娜·格罗尔 (Tina Groll)、马克斯·海格勒 (Max Hägler)（工业负责编辑）、尤里克·卡斯帕·伊瑟 (Jurik Caspar Iser)、约翰娜·于尔根斯 (Johanna Jürgens)、西蒙·兰格曼 (Simon Langemann)、卡拉·诺伊豪斯 (Carla Neuhaus)、里卡达·里希特 (Ricarda Richter)、马库斯·罗韦特 (Marcus Rohwetter)、乔纳斯·舒尔策-帕尔斯 (Jonas Schulze Pals)、安雅·斯特莱 (Anja Stehle)、克拉拉·苏希 (Clara Suchy)、延斯·特内斯曼 (Jens Tönnesmann)、马克

维德曼 (Marc Widmann)、扎卡里亚斯·扎查拉基斯 (Zacharias Zacharakis)

专题：马尔特·亨克 / 沃尔夫冈·乌查蒂乌斯 (Malte Henk / Wolfgang Uchatius)（负责人）、纳丁·阿尔 (Nadine Ahr)、莫里茨·艾斯林格 (Moritz Aisslinger)、阿姆赖·科恩 (Amrai Coen)、克里斯汀·科伦伯格 (Kerstin Kohlenberg)、卡特琳娜·洛本斯坦 (Caterina Lobenstein)、瓦妮莎·武 (Vanessa Vu) X 版块：伊丽莎白·雷特 / 路易莎·托梅 (Elisabeth Raether / Luisa Thomé)（负责人）、雅娜·鲍尔曼 (Jana Baurmann)、约翰内斯·伯姆 (Johannes Böhme)、菲利普·道姆 (Philipp Daum)、米格尔·赫尔姆 (Miguel Helm)、维多利亚·莫拉什 (Viktoria Morasch)、雅娜·西蒙 (Jana Simon)

文化版：劳拉·赫特赖特 / 安德烈亚斯·莱伯特（负责人），弗洛里安·艾切尔 / 丹尼尔·格哈特 / 汉诺·劳特伯格博士（副手），安东尼娅·鲍姆，玛雅·贝克尔斯（文学），斯文·贝里施，亚历山大·卡曼（文学），大卫·胡根迪克（文化记者），玛琳·克诺布洛赫，劳尔·勒伯特，伊约玛·曼戈尔德（文化政治记者），彼得·诺伊曼博士，卡蒂亚·尼科德穆斯，内莱·波拉切克，亚当·索博钦斯基博士（文学，负责人），卡罗琳·斯特罗拜勒，伊丽莎白·冯·塔登博士（意义与理性），托比亚斯·蒂姆，安-克里斯汀·特卢斯蒂，沃尔克·魏德曼（文化记者），拉尔斯·魏斯布罗德；文化报道员：克里斯蒂娜·莱姆克-马特维 政治文化版：格奥尔格·勒维施 / 朱莉娅·洛伦茨（负责人），伦茨·雅各布森，约翰内斯·施耐德，卡洛塔·瓦尔德；作者：弗洛里安·伊利斯，尼尔斯·马克瓦特，贝恩德·乌尔里希，沃尔克·魏德曼 纽约政治文化版记者：迪克·佩茨；对话栏：卡特琳·吉尔伯特 / 克里斯托夫·西默斯（负责人），亚斯敏·M' Barek

调查研究 / 数据：卡斯滕·波尔克-马耶夫斯基，霍尔格·斯塔克（负责人），汉娜·克努斯 / 亚辛·穆沙尔巴什（副手），凯·比尔曼，路易莎·霍梅里希，英戈·马尔彻博士，

克里斯蒂娜·施密特，马丁·斯坦哈根，萨沙·费诺尔；作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数据与可视化：朱利叶斯·特罗格（负责人），克里斯蒂安·恩特（副手），格雷戈尔·艾施（资深视觉数据记者），雅各布·鲍尔，保罗·布里克勒（资深交互设计师），安妮克·埃曼，塔玛拉·弗莱米施，达娜·哈耶克，塞琳娜·鲁道夫，大卫·沙赫，朱利安·斯塔恩克，本雅·策尔 知识部门组 科学：西比勒·安德尔博士 / 斯文·斯托克劳姆（负责人），埃琳娜·埃德曼（负责研究数据），琳达·费舍尔，罗伯特·加斯特，维奥拉·基尔，玛丽亚·马斯特博士，斯特凡·施密特博士（科学记者），乌尔里希·施纳贝尔，克劳迪娅·法伦廷博士，乌尔斯·威尔曼

知识版主编：达格尼·吕德曼 健康：西蒙·克尔布斯克 / 克劳迪娅·于斯滕哈根（负责人），扬·施文肯贝彻 / 弗洛里安·舒曼博士（副手）；英戈·阿尔茨，安德烈亚·伯恩克，安娜·卡尔豪斯博士，汉娜·格拉贝，安娜伊斯·卡卢扎，斯特凡妮·卡拉，汤姆·卡特温克尔，科琳娜·舍普斯，扬·施魏策尔

健康版主编：雅各布·西曼克博士 教育：鲁迪·诺沃特尼 / 安娜-莱娜·肖尔茨博士（负责人），安南特·阿加瓦拉（副手），珍妮特·奥托，马克西米利安·普罗布斯特，阿恩弗里德·申克，马丁·斯皮瓦克 数字化：丽莎·赫格曼 / 雅各布·冯·林德恩（负责人），迈克·拉夫，亨里克·奥尔丁，保琳·申克尔斯，伊娃·沃尔夫安格尔 技术与社会记者：格特·哈曼 探索：布里塔·斯图夫（负责人），塞巴斯蒂安·肯普肯斯 / 朱迪思·利雷（副手），迈克尔·阿尔迈尔，卡琳·塞巴略斯·贝坦库尔，斯特凡妮·弗拉姆，弗朗切斯科·贾马科，埃尔克·米歇尔，默滕·沃思曼；特别任务：尤塔·霍弗里茨 周末时代（ZEIT am Wochenende）：拉尔斯·斯潘纳格尔（负责人），弗里德里克·奥特尔（副手），卡蒂亚·格兰德，蒂姆·盖尔，亚尼克·拉姆塞尔 时代杂志（ZEITmagazin）：所有ZEITmagazin刊头总编辑：卡门·伯克 / 萨沙·柴莫维奇；ZEITmagazin总编辑：卡门·伯克 / 萨沙·柴莫维奇 / 基利安·特罗耶；副总编辑：安娜·肯佩尔 / 亚历山大·克雷克斯；创意总监：米尔科·博舍；艺术总监：雅斯敏·穆勒-斯托伊；文字主编：克里斯蒂娜·梅费特 / 安娜贝尔·瓦巴；图片主编：米莱娜·卡斯滕斯；顾问（图片）：安德烈亚斯·韦尔尼茨；风格总监：克莱尔·贝尔曼；编辑部：阿梅莉·阿佩尔，约尔格·布格，约翰内斯·杜齐亚克，朱莉安·弗里塞，萨拉·盖斯勒，马丁·霍格，安娜-埃莉莎·雅各布，德米特里·卡皮特尔曼，马蒂亚斯·基尔施，阿拉德·冯·基特利茨，约翰内斯·劳布迈尔，弗里德里克·米尔布拉特，莱娜·尼特哈默，妮娜·鲍尔（作者），库埃·法姆，伊尔卡·皮格拉斯，塞琳娜·普拉格，雅各布·庞蒂乌斯，于尔根·冯·鲁滕贝格，斯特拉·沙拉蒙，马龙·施罗德，萨拉·汤姆希奇，科拉·武切雷尔，协作：克劳斯·斯托克豪森（特约时尚总监）；编辑协调：玛格特·斯托费尔斯；设计：妮娜·本特森，米尔科·默克尔，吉安娜·普费弗，协作：莱昂·兰达，雅娜·施内尔； 图片编辑：诺拉·霍尔斯坦； 电话：030 / 590048-0；电子邮件：zeitmagazin@zei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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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玛丽亚·罗斯鲍尔 (Maria Rossbauer)（负责人）、薇奥拉·迪姆 (Viola Diem)、弗兰克·德里斯希纳 (Frank Drieschner)、安妮卡·拉萨齐克 (Annika Lasarzik)、科斯卡·皮耶加 (Koskar Piega) 东部地区：科内留斯·波尔默 (Cornelius Pollmer)（负责人），Naumburger Straße 48, 04229 Leipzig 电话：0341-492761310；电子邮件：cornelius.pollmer@.de

：奥地利 / 国际有限公司：弗洛里安·加瑟 (Florian Gasser)（办公室负责人）、卡塔琳娜·米特尔施泰特 (Katharina Mittelstaedt)（副手）、克里斯蒂安·巴特劳 (Christian Bartlau)、西蒙妮·布伦纳 (Simone Brunner)，Große Pfarrgasse 7 / 1, A-1020 Wien, 电子邮件：florian.gasser@.de；总经理：尼尔斯·冯·德·卡尔 (Nils von der Kall) ：瑞士 / 国际有限公司：马蒂亚斯·道姆 (Matthias Daum)（办公室负责人）、萨拉·耶吉 (Sarah Jäggi)（副手）、萨洛梅·穆勒 (Salome Müller)、马龙·鲁施 (Marlon Rusch)，Hirschengraben 34, 8001 Zürich, 电话：0041-79 / 3615310, 电子邮件：matthias.daum@.de 欧洲编辑部：约汉娜·罗斯 (Johanna Roth), Residence Palace, Rue de la Loi 155, 1040 Brüssel, 电话：0032-2 / 2303082, 电子邮件：johanna.roth@.de 伦敦编辑部：约亨·比特纳博士 (Dr. Jochen Bittner), NW18DB London, 英国, 电子邮件：jochen.bittner@.de 巴黎编辑部：马蒂亚斯·克鲁帕 (Matthias Krupa), 48 bis, Rue d'Auteuil, 75016 Paris, 电子邮件：matthias.krupa@.de 莫斯科编辑部：迈克尔·图曼 (Michael Thumann), Kutusowskij-Prospekt 13, Kw. 5, Moskau 1Z1248, 电子邮件：-moskau@.de 以色列编辑部：扬·罗斯 (Jan Roß), 32 King George Street, Jerusalem, 9426208, 电子邮件：jan.ross@.de 上海编辑部：延斯·穆林 (Jens Mühling), 218 Xiangyang South Road, Office 505, Xuhui, Shanghai, 电子邮件：jens.muehling@.de 东南亚编辑部：托马斯·费舍尔曼 (Thomas Fischermann), #201, No. 8 Narathiwas Rajanagarindra Road, Yannawa, Sathor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子邮件：suedostasien@.de 华盛顿编辑部：保罗·米德尔霍夫 (Paul Middelhoff)、朱莉安·舍布勒 (Juliane Schäuble), Washington, DC 20009, 电子邮件：paul.middelhoff@.de, juliane.schaeuble@.de 纽约编辑部：海克·布赫特 (Heike Buchter), 32 Broadway, Suite 1211, New York, NY 10004, 电话：(001-212) 269 34 38, 电子邮件：hbuchter@newyorkermanpress.com 特约记者（旧金山）：尼古拉斯·基利安 (Nicolas Killian), 电子邮件：nicolas.killian@.de 内罗毕编辑部：弗里茨·哈贝库斯 (Fritz Habekuß)（国际气候与环境记者）, 14, Othaya Road, Kileleshwa, Nairobi, K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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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ZEIT

New Yorks Bürgermeister Zohran Mamdani ist ein Sozialist und Populist. Linke aus aller Welt schauen zu ihm auf. Aber ist er wirklich ein Vorbild? POLITIK

VOR DER WAHL IN SACHSEN-ANHALT

Wer jammert hier zu viel?

Die Wessis! Sie drohen, dem Osten die Unterstützung zu streichen. Doch wer die Nerven verliert, verliert die Wahlen VON ANNE HÄHNIG

Die Ossis! Vom Erfolg des Westens haben sie profitiert. Aber wertschätzen wollen sie nichts VON MARK SCHIERITZ

In Sachsen-Anhalt gibt es knapp 1,8 Millionen Wahlberechtigte. Wenn die AfD bei der Landtagswahl nächste Woche tatsächlich 42 Prozent der Stimmen holen sollte, wie es die Umfragen derzeit nahelegen, dann werden rund 450.000 Menschen für den 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gestimmt haben (bei gleicher Wahlbeteiligung wie vor fünf Jahren). Um das einmal einzuordnen: In Baden-Württemberg haben im Frühjahr mehr als dreimal so viele Leute Cem Özdemir von den Grünen gewählt.

Es fällt jedenfalls auf, dass Wahlen in de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trotz ihrer eher dünnen demografischen Basis regelmäßig für sehr viel Aufregung sorgen und zu politischen Grundsatzentscheidungen erklärt werden. Als werde dem gesamten politischen System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as Vertrauen entzogen, wenn eine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 den Harz oder das Erzgebirge erobert. So schön es dort auch sein mag: Da geraten die Maßstäbe ein wenig durcheinander.

Richtig ist vielmehr: Die AfD hat zuletzt zwar in ganz Deutschland zugelegt. Sie ist im Osten aber deutlich stärker als im Westen. Den neuesten Erhebungen zufolge kommt sie in Ostdeutschland (ohne Berlin) im Schnitt auf 39,6 Prozent, in Westdeutschland dagegen auf 19,3 Prozent der Stimmen. Das ist nicht nur ein quantitativer, sondern auch ein qualitativer Unterschied. Konkret: In keinem westlichen Bundesland hat die Partei im Moment eine realistische Machtperspektive, in fast allen östlichen Bundesländern hat sie diese.

Dafür gibt es Gründe, historische und ökonomische. Sie wurden oft beschrieben und sollen hier nicht erneut aufgeführt werden. Interessant ist, dass der Aufstieg der AfD als Phänomen einer tiefer liegenden Verunsicherung begriffen werden kann. Die Partei versteht es, sich das Gefühl einer immer wieder aufgefrischten Kränkung zunutze zu machen, die die faktische Übernahme der DDR mitsamt ihren bankrotten Unternehmen durch den Westteil des Landes einst mit sich brachte. Eine Stimme für Siegmund wäre so betrachtet auch eine Stimme gegen die »Anbetung der Bonner Republik«, wie es Mathias Brodkorb kürzlich formuliert hat, ehemals Minister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Man kann solchen Äußerungen die Vorfreude entnehmen, es den Wessis und ihren

Institutionen einmal so richtig zu zeigen. Die Rede ist hier allerdings von Institutionen, die dem Land nach den Katastrophen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Zweitem Weltkrieg zu bis dahin nicht vorstellbarer wirtschaftlicher Kraft, politischer Stabilität und internationalem Ansehen verholfen haben. Die Bonner Republik ist ein Erfolgsmodell, wovon der Osten im gewaltigen Umfang finanziell profitiert hat. Und auch wenn im Moment in Deutschland nicht immer alles ideal läuft: Man muss sich nur ein wenig in der Welt umschauen, um zu dem Ergebnis zu kommen, dass sich überzeugende Alternativen nicht gerade aufdrängen.

Da wird immer wieder das Gefühl der Kränkung politisch bewirtschaftet

Es geht also nicht darum, den Ossis das Geld abzudrehen, weil sie ihr Kreuz an der falschen Stelle machen. Sachsen-Anhalt hat allein im vergangenen Jahr 3,2 Milliarden Euro aus dem Länderfinanzausgleich und anderen Zuwendungsmechanismen erhalten. Das ist völlig in Ordnung.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eine Solidargemeinschaft. Die Reichen zahlen für die Armen. Das sind die Regeln. Auch Bayern hat bis in die Achtzigerjahre hinein Geld erhalten, bevor es zum Geberland wurde.

Allerdings gehört zur Wahrheit auch, dass die Mittel im Moment ausschließlich von West nach Ost fließen. Alle neuen Bundesländer sind Zahlungsempfänger. Man kann sich also schon fragen, wie glaubwürdig die Ablehnung eines Systems ist, das den eigenen Laden finanziert. Anders gesagt: Wie passt eigentlich die Forderung, weniger ostdeutsches Steuergeld ins Ausland (Ukraine, Klima, Entwicklungshilfe) zu überweisen, zu der Tatsache, dass ohne westdeutsches Steuergeld das Licht ausginge? Solidarität aufkündigen und gleichzeitig den Solidaritätszuschlag einstreichen – als politische Strategie ist das nur bedingt überzeugend.

Das Problem an der ostdeutschen Renaissance ist also, dass sie unter Bedingungen stattfindet, die die Wähler vor den Konsequenzen des eigenen Wahlverhaltens abschirmen. Die Menschen in Sachsen-Anhalt können sich jederzeit gegen Zuwanderung und Windenergie entscheiden. Aber dann sollte schon geklärt sein, wo eigentlich der Strom herkommt und wer die Arbeit macht.

Wer hätte gedacht, dass wir einander noch so überraschen können? Eine Ost-West-Debatte spielt sich ab, im 36. Jahr der Einheit, unter einem völlig

anderen Vorzeichen als sonst. Denn dieses Mal sind es nicht Ostdeutsche, die übermäßig emotional werden und laut und ungerecht. Nein, es sind Westdeutsche, die die Nerven verlieren. Man steht als Ossi verblüfft daneben und möchte sich gern Popcorn reichen lassen (beziehungsweise natürlich Knusperflocken).

Alles begann mit einem Kommentar in der FAZ. Die »therapeutische Langmut« der Westdeutschen und die »Geduld der Geber« könne enden, warnte der Autor Reinhard Bingener angesichts der bevorstehenden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Die Ost-Ministerpräsidenten sollten aufhören, ein »Sonderbewusstsein« zu bewirtschaften. Das triggerte einige Zustimmung, etwa bei dem Historiker Magnus Brechtken, dem badenwürttembergischen Finanzminister Danyal Bayaz (Grüne) oder dem Spiegel-Kolumnisten Nikolaus Blome. Alle forderten sie, kaum verhohlen: Hört auf, euch zu beschweren und falsch zu wählen, sonst fließt die Kohle nicht mehr. Dem Komiker Florian Schroeder gingen die Witze aus, aber nicht die Vorwürfe: »Ihr wollt gegängelt und getreten werden«, sagte er und empfahl den Ostdeutschen, sich Putin an den Hals zu werfen. »Das wäre endlich die richtige Wiedervereinigung, nämlich die mit Russland.«

Wir haben es hier nicht mit Gemeinheiten zu tun, sondern mit Verzweiflung

Das alles sind interessante Züchtigungsversuche. Plötzlich treten Westdeutsche so auf, wie sie im gemeinsten Klischee immer überzeichnet wurden: als von sich selbst begeisterte Machtmenschen. Aber diese Zuschreibung passt nicht. Jedenfalls nicht zu den oben genannten Männern und zu meinem Kollegen Mark Schieritz schon gar nicht. Wir haben es hier nicht mit Gemeinheiten zu tun, sondern mit Wehleidigkeiten aus Verzweiflung.

Die Ost-Ministerpräsidenten sind aufmüpfig wie lange nicht. Die AfD steht in Sachsen-Anhalt nahe der absoluten Mehrheit. Dagegen sollen offenbar Appelle helfen. Bloß dass die bislang ihre Wirkung verfehlten.

Erst wurden die AfD und ihre Anhänger permanent als rechtsextrem gelabelt, was den Zuspruch nicht verkleinerte, aber dem Begriff die Kraft nahm. Dann wurde über ein Verbot spekuliert. Nun also Stufe drei: das Drohen mit ausbleibenden Geldern. Glaubt irgendjemand, dass ausgerechnet das funktioniert? Und glaubt man in Westdeutschland wirklich, die AfD sei ein Ostproblem? Sie hat in der Region besonders gute Bedingungen, das ja. Aber hier nur ein kleines Update von den Demoskopen: Baden-Württemberg 22 Prozent AfD, Hessen 22 Prozent, Rheinland-Pfalz 24 Prozent, Bund 28 Prozent.

Jetzt die Nerven zu verlieren, ist auch deswegen ärgerlich, weil wir inzwischen schlauer sind. Der Aufstieg der Neuen Rechten ist nicht gebremst, aber immerhin verstanden. Die Bewegung lebt von der Angst, dass der Nationalstaat die Kontrolle verliert. Einfach wegwischen lässt sich diese Angst nicht, sie ist berechtigt in einer globalisierten Welt. Viele Ostdeutsche hatten 1999 Sorge vor dem Euro, 2015 Sorge vor großer Zuwanderung. Seit 2022 haben sie Sorge davor, der Krieg Russlands gegen die Ukraine könnte auch einer gegen Deutschland werden. Das kann man als Ostmacke abtun, als Diktaturschaden oder mangelnde Solidarität. Bloß ändern diese Diagnosen nichts. Eher lenken sie von der Notwendigkeit ab, der rechtspopulistischen Heilserzählung etwas entgegenzusetzen.

Im Rechtspopulismus steckt eine ungeheure Kraft, aber auch viel Luft. Er macht Versprechungen, die er nicht halten kann. Er neigt zur Korruption. Er gefährdet den Frieden.

Und in einigen Ländern zeigt sich, dass er zu schlagen ist. In Ungarn war ein konservativer Patriotismus das Gegenrezept. In den USA sortiert sich die linke Seite neu (siehe Seite 4). In Deutschland ist von einer wirksamen Gegenkraft, die mehr tut, als den Status quo zu verteidigen, bislang nichts zu sehen. Die politische Mitte wird hier noch viel Aufbruchsgeist brauchen. Es finden sich aber keine Mehrheiten dafür, wenn wir uns vorher einmal ordentlich durchbeleidigt haben. Und sowieso zieht einen das ganze Jammern furchtbar runter. Da können wir Ossis aus Erfahrung sprechen.

Trotzdem, an dieser Stelle: danke noch mal für das viele Geld!

Beide Leitartikel finden Sie zum Hören unter www.zeit.de/vorgelesen

Die Problemschule 5 Jahre, 96 Anzeigen. Was läuft falsch in Ludwigshafen? Dossier, S. 11

Warum ist hier immer rot? Ampeln sollen bald zuhören können – und Wünsche erfüllen Wissen, S. 28

Deutschland, ich habe Fragen Ein ZEITmagazin von und mit dem Künstler Maurizio Cattelan

PROMINENT IGNORIERT

Haarakiri

Mit seinen langen Haaren verlor der biblische Samson Kraft und Stärke – bald darauf war er tot. Die norwegische Tormaschine Erling Haaland, ein Samson der Neuzeit, trägt nun ebenfalls kurz, die blonde Wikinger-Mähne ist ab. Verliert auch Haaland, Held der jüngsten WM, Kraft und Stärke, droht ihm Samsons Schicksal. Denn die Torflaute ist der Tod eines jeden Star-Stürmers. PED

Kleine Bilder (v. o.): Max Slobodda für DZ; DZ; Maurizio Cattelan »Him«, 2001 (Foto: pa/dpa); Planet Photos/ddp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20079 Hamburg Telefon 040 / 32 80 - 0; E-Mail: DieZeit@zeit.de, Leserbriefe@zeit.de

www.zeit.de ZEIT-Stellenmarkt: www.jobs.zeit.de

ISBN 978-3-68987-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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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

81. JAHRGANG C 7451 C

Der Deutsch-Ultra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ist der Vordenker der AfD Sachsen-Anhalt. Er will, dass das Land nationaler lebt, denkt und fühlt. Was heißt das konkret? VON MARIAM LAU

H

ans-Thomas Tillschneider versteht es, Leuten Angst zu machen. Der Parteivize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das Mastermind hinter dem strahlenden 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hat schon oft Sätze gesagt, die selbst für AfD-Verhältnisse krass klingen. »Wer versucht, die AfD zu richten, den richtet die AfD« gehört dazu. Oder auch: »Deutsch ist, was wir mit unseren deutschen Augen sehen.«

Deutsche Kultur, deutsche Identität: jeder, der hier leben will, soll sie würdigen. Das ist sein Lebensthema. Liest man das weitgehend von ihm verfasste Programm der AfD für Sachsen-Anhalt, sind auch etliche Mechanismen vorgesehen, die Druck in Richtung eines deutscheren Deutschlands ausüben sollen: eine »Bürgerwacht«, Meldestellen für unliebsame Lehrer, finanzielles Austrocknen von NGOs und Kirchen, Bekenntniszwang für Theater und Künstler.

Tillschneiders Kulturbegriff reicht tief: »Wir können von einer Kultur des Toiletten-gangs sprechen, von einer Speisekultur, einer Schlafkultur, einer Kleidungskultur«, so heißt es in seinem neuen Buch. »Kultur ist der Inbegriff der menschlichen Lebenswelt. Es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ass diese Lebenswelt in Deutschland deutsch zu sein hat.« Diese Nationalkultur soll künftig alles prägen, von der Bildung über die Rechtspflege bis hin zur Währungspolitik.

Der 48-Jährige hat durchaus Chancen, im Herbst die Realitätstauglichkeit seiner Ideen zu prüfen. Gewinnt die AfD die Wahl am 6. September, soll Sachsen-Anhalt zum Politiklabor der Partei werden – und Tillschneider ist dann der Mann, der die geistigen Ingredienzien zusammenrührt. Vielleicht zieht er bei einem Wahlsieg in das Kabinett von Siegmund ein. Vielleicht aber auch nicht.

Tillschneider ist in der eigenen Partei keineswegs unumstritten. Kürzlich war er aus dem Podcast der Journalistin Melanie Amann herausgestürmt, als die ihn nach seinem Verhältnis zu den rechtsextremen »Sächsischen Separatisten« befragt hatte. Die Urteile aus der Partei über seinen Auftritt fielen vernichtend aus, quer durch die Lager: Sie reichten von »wie ein trotziges Mädchen« bis zu »absolut schwach«, weil er den inhaftierten Rechtsterroristen Kurt Hättasch nicht genug verteidigt habe.

Tillschneider mag Leuten Angst machen – er selbst hat aber auch Angst, und zwar zu Recht. Die zunehmende Verbrüderung der AfD mit ihrem extremen Vorfeld lässt sich schon jetzt an vielen Stellen nicht mehr kontrollieren. So hatte sich Tillschneider auf der Plattform X über einen aggressiv auftretenden, schrankförmigen rechten YouTuber namens »Aktivistmann« beschwert, der Journalisten auch schon mal offen bedroht – den Post aber vorsichtshalber wieder gelöscht. Man möchte nicht als Verräter dastehen.

Tillschneiders Wahlkreisbüro liegt nahe der über tausend Jahre alten Burg von Querfurt mit ihren Wachtürmen und Schießgräben im Saalekreis. So viel Deutschland wie in Sachsen-Anhalt, findet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gibt es in kaum einem anderen Landstrich der Bundesrepublik. Die »Deutschdenken«-Kampagne der AfD soll von Heinrich I. und Otto I. über Luther bis hin zu Bismarck und Nietzsche führen. Das Bauhaus in Dessau dagegen ist für Tillschneider eher ein Zeichen für eine »Identitätsstörung«, »ein internationalistisches Etwas und Nichts«. Tillschneider ist im Gespräch freundlich, aber auf der Hut, redet blitzschnell und gelegentlich schneidend sarkastisch.

Die Ankunft im Osten, in Leipzig im Dezember 2000, beschreibt Tillschneider, der im Schwarzwald zur Schule gegangen ist, wie ein Erweckungserlebnis: »Irgendwie hatte ich den Eindruck, dass es hier deutscher ist als im Westen. Irgendwas gibt es hier, das dort verloren gegangen ist, auch im Umgang miteinander.«

Irgendwie, irgendwas. Man muss nicht lange mit Tillschneider, der sich selbst »Ultra-Ossi« nennt, zusammensitzen, um zu merken, wie prekär, erkämpft und fragil in Wahrheit die Sache mit dem Deutschsein in seinem Leben ist. Denn er wurde 1978 nicht in Deutschland geboren, sondern im rumänischen Timisoara, als Teil der deutschen Minderheit dort, der Banater Schwaben. Im Zweiten Weltkrieg hatten viele von ihnen auf der Seite der Achsenmächte gegen Jugoslawien gekämpft, manche auch in der Waffen-SS. Es gab Zwangsarbeit, Pogrome und Vergewaltigungen.

Zum Preis eines halben Schweins kam er über die Grenze

Rumänien unter Ceauşescu (1965–1989) ließ mehr Deutschtum zu als andere sozialistische Länder. Tillschneiders erste Kindheitserinnerung ist, dass er als Zweijähriger die Nachbarskinder in der sozialistischen Siedlung zurechtgewiesen habe: nicht »asta fiore«, sondern »asta Blume« (»Das ist eine Blume«) müsse es heißen! »Es ist keine Kunst, in Deutschland deutsch zu sein«, findet Tillschneider bei einem schwarzen Kaffee, »aber in Rumänien ist das schon eine Kulturleistung.« Sprechen, Tänze, Lieder, das ganze Dorfleben habe auf Deutsch stattgefunden. Tillschneider erinnert sich, wie seine Großmutter ihm Grimms Märchen vorlas oder das Heideröslein sang.

Die Familie floh dann in den frühen Achtzigerjahren über die Grenze nach Jugoslawien, weil das Leben in Rumänien materiell immer schlechter wurde, aber eben auch, um sich nicht doch »zu romanisieren«, wie Tillschneider sagt. Tillschneiders Vater war Kolchoseleiter mit guten Kontakten zum Geheimdienst Securitate. Zum Preis eines halben Schweins bekam man dann Hinweise, wann die Grenze unbewacht sein würde.

Sein Ziel heißt: Ende der Selbstverleugnung

Die Sache mit dem Deutschen blieb aber auch nach der Flucht kompliziert. Fernweh setzte ein, eine gewisse Sehnsucht nach irgendwas. Ein Tunesienurlaub mit der Familie war ein weiteres Erweckungserlebnis. Die Koranrezitationen, die schöne Schrift, die Moscheen und die Märchen aus Tausendundeiner Nacht: Tillschneider zog es in die Islamwissenschaft, nach Damaskus, wo es noch streng und konservativ zugegangen sei, nicht so »amerikanisiert« wie in Kairo. Was den Islam betrifft, ist Tillschneider eindeutig ein Anhänger der Neuen Rechten wie Maximilian Krah: Wertschätzung fremder Kulturen? Gern, aber bitte schön getrennt und anderswo. »Ethnopluralismus« sagen sie dazu. Einen »Baumpilz an der deutschen Eiche« nannte Tillschneider einst den Islam hierzulande; er will bis heute keine Minarette, keinen Muezzinruf und keine aus dem Ausland eingewanderten Imame.

In der AfD hat sich Tillschneider, der als junger Mann versehentlich kurz in die FDP hineingestolpert war, von 2013 an beim völkischen Flügel positioniert. Immer schon war sein Verhältnis zur Partei und zu ihrer Mission religiös eingefärbt und vitalistisch im Ton, also bewusst kraftvoll bis derb. Die AfD sei, so sagte Tillschneider im Magdeburger Landtag 2024, »der Drachentöter unserer Zeit« und stehe »in dem Weltkampf zwischen den Mächten des Lebens und des Todes, des Lichtes und der Dunkelheit auf der Seite des Lebens und des Lichts«. Man solle sich, so empfiehlt er auf der Plattform X, nicht »von wokem Argumentationsmüll das Hirn zuscheißen lassen«.

Dieser »Vitalismus«, wie man ihn auch bei den Identitären um Martin Sellner findet, mit denen Tillschneider eine Zeit lang in Halle unter einem Dach lebte, lässt immer mal wieder auch eine Gewaltdrohung im Raum schweben: In einem aktuellen Video empfiehlt der Landtagsabgeordnete Tillschneider den bei den Neuen Rechten höchst beliebten Film Citizen Vigilante.

Der Film ist eine Feier der Selbstjustiz. Ein Ex-Offizier der US-Armee rächt auf eigene Faust Vergewaltigungspfer, bestraft Schwarzfahrer und schlitzt einem Richter die Pulsadern auf. Er warnt die Regierung, sich der Machtübernahme durch die »woke Linke« und islamistische Extremisten zu widersetzen, sonst werde das Volk es selber tun.

Das Video erscheint in einem Moment, da der neu gewählte Bundesvorstand zur Hälfte aus Leuten mit einer Vergangenheit in der aufgelösten Jungen Alternative besteht, deren Kontakte ins militante Vorfeld bewusst gepflegt werden. Wo der neu gewählte Schatzmeister Hannes Gnauck sich grinsend mit einem Angeklagten auf Instagram präsentiert, der im Verdacht steht, einen jungen Ukrainer fast zu Tode geprüngelt und gequält zu haben. In dem ein anderer AfD-Politiker auf einen jugendlichen Plakatabreißer mit dem Baseballschläger losgeht.

Wie es ist, deutsch zu sein lautet der Untertitel vo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s neuestem Buch, Kulturpolitik. Der Autor dreht da an einem ganz großen Rad. Die »Befreiung« der Deutschen von angeblicher nationaler Selbstverleugnung und Zwangsglobalisierung mittels der Kulturpolitik zu neuer deutscher »Eigentlichkeit« – das ist das Projekt des Parteiintellektuellen. Mit Heidegger gegen Habermas («einer der größten Feinde der deutschen Nation!«), mit stark gefühlter patriotischer Identität gegen einen als dürr empfundenen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und den Universalismus – das breitet Tillschneider hier auf 157 Seiten aus.

Es dröhnt und raunt gewaltig, eine Umwälzung aller Gesellschaftsbereiche im Sinne von Björn Höckes »Heilung« aller »Seelenverwundeten« – gemeint ist eine Identitätsstörung bei Teilen der Bevölkerung – wird hier durchbuchstabiert. Und dennoch ist dem Buch anzumerken, dass die Angst, die er mit seinen Positionen bei vielen erzeugt hat, den Autor durchaus beschäftigt. Denn »Nationalkitsch« und die bloße »Verfallenheit an die Tradition«, so schreibt er, müsse man genauso abwehren wie die Fremdbestimmung durch den Universalismus oder das »Antideutsche«.

Was passiert eigentlich, wenn die AfD im Labor Sachsen-Anhalt ihre Wähler enttäuscht? Da war ein Bürgerdialog am 17. Juni in Müheln vielsagend. Es war heiß, die Stimmung übermütig, die Begeisterung für den Spitzenkandidaten Siegmund mit seiner unermüdlich guten Laune riesig. Jodeln, Fußgetrampel, Klatschen. »Seid ihr bereit, Geschichte zu schreiben? Die Wende zu vollenden?« Ein donnerndes »Jaaaaaaaa!«.

Nach Siegmund redet Tillschneider. Als er endet, meldet sich ein Mann und sagt: »Toll, euer Programm, habe ich alles gelesen. Aber wie wollt ihr das bezahlen?« Ein anderer will wissen: »Ich bin Landwirt. Wie soll mein Betrieb ohne die Polen und Ukrainer weiterlaufen?« Tillschneider weicht ins Ungefährre aus. Wohin, so fragt man sich, würden die beiden Gäste sich wenden, wen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sie eines Tages enttäuscht? Wie sagt die AfD doch so gern: Alles ist möglich.

Der Schattenman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rechts) redet auf den AfD-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ein
Foto: Christian Schroedter/Imago

Die Wackelkandidaten

Könnten CDU-Überläufer die AfD in die Regierung bringen?

Eigentlich sind Politiker im Wahlkampf gesprächig. Aber bei der CDU in Sachsen-Anhalt verhält es sich vor dieser Landtagswahl anders.

Ulrich Thomas zum Beispiel flüchtet regelrecht vor Journalisten. Thomas ist Mitglied im Landesvorstand, rechter Flügel der Union. 2019 erhielt er bundesweit Aufmerksamkeit, weil er gefordert hatte, eine Koalition mit der AfD nicht auszuschließen. In einem Papier mit dem Titel »Denkschrift« regten er und ein Parteikollege an, »das Soziale mit dem Nationalen zu versöhnen«.

Jetzt, da die AfD nahe der absoluten Mehrheit steht und die Brandmauer-Debatte mal wieder Hochkonjunktur hat, drängt sich also folgende Frage auf: Was hat Ulrich Thomas vor? Und: Wie viele Ulrich Thomasse gibt es in der CDU? Denn sie könnten es sein, die am Ende über die heikelste politische Weggabelung der Republik entscheiden: Kommt die AfD an die Regierung?

In der sachsen-anhaltischen CDU herrscht jedenfalls eine Gleichzeitigkeit von Erschütterung und Erleichterung. Erschüttert sind viele, weil ein CDU-Bürgermeister aus der Altmark gerade 10.000 Euro an die AfD gespendet hat und zur Wahl der Rechtsextremen aufrief. Erleichtert sind manche aber auch, weil es sich nur um einen Kommunalpolitiker handelte – und nicht um einen Landtagsabgeordneten. In der Fraktion gibt es nämlich manche, die als potenzielle Überläufer zur AfD nach der Wahl am 6. September gelten.

Ulrich Thomas will nicht gern über das Thema Brandmauer reden. Sein Büro wiegelt ab: Wenn Herr Thomas Interesse an einem Gespräch haben sollte, werde er sich schon melden. Tut er aber nicht. Auf seiner Website wird dann ein öffentlicher Termin angekündigt, in einem Kurort namens Alexisbad. Dort findet an einem Abend Ende Juli der Sommerempfang des örtlichen CDU-Verbandes statt. Thomas spricht ein Grußwort, bevor sich vier Männer von einer CDU-Landtagskandidatin zur regionalen Wirtschaft befragen lassen. Die Zahl der Besucher ist im unteren zweistelligen Bereich. Nach dem Podium lässt Thomas sich nun doch auf ein Gespräch mit der ZEIT ein.

Man kann sich mit ihm über die verzwickte Lage der CDU unterhalten. 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AfD und der Linkspartei. Auch darüber, ob mehrere Abgeordnete aus der Union austreten könnten, sollte es zu einer Zusammenarbeit mit der Linken kommen. Zitieren lässt er sich dazu nicht. Das überschatte sonst den Wahlkampf, erklärt er. Lieber schimpft er über die SPD, den Koalitionspartner in Magdeburg. Und so viel kann man sagen: Auch wenn Thomas nicht wieder – wie in der »Denkschrift« – von der Versöhnung des Sozialen mit dem Nationalen sprechen würde, auch wenn er nicht wie ein glühender Fan der AfD wirkt, ganz grundlegend scheint er seine Meinung seit 2019 nicht geändert zu haben.

Laut den Umfragen gibt es im Grunde zwei Szenarien: Entweder die AfD holt die absolute Mehrheit in Sachsen-Anhalt. Oder sie scheitert knapp. Womöglich fehlen ihr dann nur wenige Stimmen. Die Union könnte in diesem Fall entweder mit allen anderen Parteien eine Koalition bilden – das ist aber unrealistisch, wegen des Unvereinbarkeitsbeschlusses bezüglich der Linken. Eine blau-schwarze Koalition ist aus dem gleichen Grund ausgeschlossen. Viele Christdemokraten könnten sich auf etwas anderes einigen: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mit wechselnden Mehrheiten. Mal stimmt die Linke zu, mal die AfD.

Es wäre eine Halblösung aus dem Dilemma, in dem sich die CDU befindet. Das Dilemma besteht darin, dass der eigene Beschluss eine Zusammenarbeit sowohl mit der AfD als auch mit der Linken untersagt und dem Bundesland deshalb die Unregierbarkeit droht. Die Halblösung besteht darin, dass völlig unklar ist, wie die eigene Bundespartei auf die Idee der wechselnden Mehrheiten reagieren würde – und auch, weil unklar ist, ob die AfD und die Linke mitspielen würden. Für die CDU in Sachsen-Anhalt ist es aber im Grunde die einzige Option. Denn dort gibt es einige Abgeordnete, die in verschiedenen Varianten sagen: »Wenn unsere Partei etwas mit den Linken macht, sind wir raus.« Mit »etwas« meinen sie nicht gleich eine Koalition. Schon ein loserer Deal, der die CDU in irgendeiner Weise an die Linke binden würde, wäre ihnen zu viel.

Nur gäbe es da noch eine andere Frage: Wie verhält sich die Linke? Wobei, eigentlich ist das geklärt. Eva von Angern, ihre Spitzenkandidatin, sagt: »Wechselnde Mehrheiten machen wir nicht mit. Wir sind keine Lemminge.« Das wäre politischer Selbstmord, so meint sie das. Von Angern besteht auf einer klaren Vereinbarung mit der CDU nach der Wahl. Und wenn sie damit CDU-Austritte provoziert, am Ende sogar einen AfD-Ministerpräsidenten? »Die Union muss ihre Position klarziehen«, sagt sie: »Will sie lieber mit der AfD oder mit den Linken zusammenarbeiten?«

Man kann das als Gepoker vor der Wahl abtun. Oder es als das begreifen, wonach es gerade eher klingt: als Zuspitzung des Dilemmas der Union.

AUGUST MODERSOHN UND MARTIN NEJEZCHLEBA

Foto: Rafal Milach/Magnum Photos für DIE ZEIT
Solidarität, gerade jetzt: In Warschau feiern Polen und Ukrainer den ukrainischen Unabhängigkeitstag am 24. August

Sie fürchten die Wut

Polen half nach dem russischen Angriff 2022 wie kein anderes Land ukrainischen Geflüchteten. Nun aber nehmen dort Übergriffe auf Ukrainer zu. Kippt die Stimmung? VON ALICE BOTA

S ie habe darüber nachgedacht, ob diese Frau im Bus einen schlechten Tag hatte, sagt Violetta. »Wir haben alle mal schlechte Tage, oder?« Diese unbekannte Frau hatte losgepöbelt, als Violetta und ihre achtjährige Tochter Ukrainisch spra-

chen. Sie schrie Violetta an, dass sie eine »Scheiß-Ukrainerin« sei und sich »verpissen« solle aus Polen. Vielleicht ein schlechter Tag. Wären da nicht die Meldungen, die in Polen lebende Ukrainer seit einigen Wochen aufwühlen. Es sind viele, aus Bydgoszcz, aus Krakau, aus Posen, aus Radom. Die Opfer sind Frauen, Kinder, manchmal Männer.

»Zwei ukrainische Kinder in Bydgoszcz attackiert, weil sie Ukrainisch sprachen« (Polskie Radio24).

»Zu acht griffen sie drei Ukrainer an. Spontan machten andere Polen mit« (Gazeta Wyborcza).

»Verpisst euch in die Ukraine«. Zwei aggressive Frauen nach einem Angriff in Poznań angeklagt« (Bankier.pl).

Es ist Abend, nach der Arbeit, wir sitzen auf einer Bank vor dem Hauptbahnhof in Krakau. Violettas Bus ist abgefahren, dann der nächste, irgendwann ist der letzte weg, sie spürt nicht, wie die Zeit vergeht, während sie spricht.

Violetta hat Psychologie studiert, ist 35 Jahre alt, stammt aus der Ostukraine und lebt seit 2022 in Polen. Wenn sie von ihrer Angst erzählt, dann beginnt sie mit einem Loblied, was für ein gutes Land Polen sei. Wie ihr ein unbekanntes Ehepaar in der Not geholfen habe, als sie aus Kyjiw, wo sie bis dahin lebte, mit drei Kindern und leeren Händen in Polen ankam, »einfach so! Es war schockierend! Solche unglaubliche Großzügigkeit!« Auf keinen Fall möchte sie undankbar erscheinen. Aber neuerdings geht sie nicht mehr ans Telefon, wenn sie mit dem Bus unterwegs ist und jemand aus der Ukraine anruft. Mit ihrer Tochter spricht si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meist Polnisch, das sie schnell gelernt hat, als sie im Kindergarten zu arbeiten anfing.

Violetta ist alleinerziehend. Zählt sie die Aufgaben ihrer Woche auf, fragt man sich, wie viele Leben ein Mensch gleichzeitig leben kann: Arbeit in einem integrativen Kindergarten mit autistischen Kindern, zudem Assistentin für einen Jungen mit Autismus, am Wochenende Studium der sensorischen Motorik. Fleiß ist Violettas Schutzschild.

Zu der Frau im Bus habe sie gesagt: »Warum reden Sie so mit mir? Ich arbeite, zahle hier meine Steuern, ich liege niemandem auf der Tasche.« Die Frau habe sie weiter beschimpft. Als Violetta ausstieg, habe sie vor ihrer Tochter geweint und dann kein Wort mehr über den Vorfall verloren. Das, sagt sie, sei am traurigsten gewesen: dass sie beschimpft wurde, obwohl sie drei Wochen nach ihrer Ankunft in Polen zu arbeiten begann. Und dass niemand im Bus eingriff. Da wusste sie: Die Frau hatte nicht einfach einen schlechten Tag gehabt. Sie sprach so, weil sie so sprechen konnte.

Violetta fragt sich: Vielleicht liegt es an mir? Wirke ich wie ein Opfer? Wenn sie keinen Akzent hätte, so Violettas Gedanke, dann wäre sie nicht als Ukrainerin erkennbar, also will sie ihn loswerden. Sie sagt: »Ich habe Angst. Ich habe drei Kinder. Was wird nur aus uns?«

Nachdem Russland 2022 die Ukraine überfallen hatte, öffneten die Polen nicht nur ihre Grenzen, sondern auch ihre Arme. 94 Prozent aller Befragten waren damals laut Umfragen dafür, Ukrainer aufzunehmen. Dem Polnischen Ökonomischen Institut zufolge halfen mehr als 70 Prozent der Polen: nahmen Ukrainer auf, spendeten, brachten Kleidung in Flüchtlingsunterkünfte. Sie gaben insgesamt mehr als zwei Milliarden Euro aus. Aber nun droht etwas in Polen zu kippen. »Kinder anzugreifen, das ist einfach ... es ist eine antipolnische Tat«, sagte Premierminister Donald Tusk nach einer der Attacken. »Das ist nicht hinnehmbar, und es schadet Polen sehr.«

Die Ukrainer in Polen, das ließe sich als eine Erfolgsgeschichte erzählen

Noch gibt es kaum belastbare Zahlen, nur diese: Allein in der ersten Hälfte dieses Jahres gab es 180 Anzeigen wegen hassmotivierter Verbrechen gegen Ukrainer, das ist ein Anstieg von 30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Nachrichtensendungen berichten von den sich häufenden Übergriffen, polnische Zeitungen wie Newsweek Polska warnen in Leitartikeln vor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rohung. Journalisten recherchieren, wie die russische Propaganda in Polen verfängt. Tatsächlich befeuert sie den Hass gegen Ukrainer, aber erfunden hat sie ihn nicht. Was nur hat sich in so kurzer Zeit verschoben?

Łukasz Adamski ist Historik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 und Direktor des Mieroszewski-Zentrums, das zu Osteuropa forscht. In seinem Büro hängt eingerahmt ein Dokument des russischen Geheimdienstes, dass er eine Bedrohung für Russland sei und nicht mehr einreisen dürfe. Adamski ist stolz darauf.

Auch ihn beunruhigt die Feindseligkeit gegenüber Ukrainern. Aber er ist sich nicht so sicher, ob sich tatsächlich die ganze polnische Gesellschaft radikalisiert oder nur jener Teil, der ohnehin skeptisch gegenüber Ukrainern eingestellt war. Doch warum jetzt? Weil der ukrainische Präsident Wolodymyr Selenskyj immer wieder unklug vorgehe, meint Adamski. Nachdem eine ukrainische Abwehrrakete in Polen zwei Menschen getötet hatte, folgte keine Entschuldigung. Im Streit über den Export ukrainischen Getreides warf Selenskyj in der UN-Vollversammlung dem Nachbarn vor, das russische Spiel zu spielen. Und Russland als gemeinsamer Feind mag Polen und Ukrainer einen – aber derzeit entzweit sie ihre gemeinsame

Geschichte. 2022, sagt Adamski, hatten wohl die wenigsten im Land damit gerechnet, dass so viele Ukrainer kommen und so lange bleiben würden. Nicht alle hätten schnell die Sprache gelernt. Zwei Millionen Einwanderer bei einer Bevölkerung von etwa 37 Millionen – innerhalb weniger Jahren hat das Land eine Zuwanderung erlebt, wie sie sich in anderen Nationen über mehrere Jahrzehnte vollzog.

Die meisten dieser Menschen, schätzungsweise 1,5 Millionen, kamen aus der Ukraine. Ihre Leben ließen sich als Teil der polnischen Erfolgsgeschichte erzählen: 69 Prozent der Ukrainer im erwerbsfähigen Alter arbeiten (bei den Polen sind es 75 Prozent), sie zahlen ein Vielfaches mehr in das Sozialsystem ein, als sie in Anspruch nehmen, und gründen jede zehnte Firma in Polen.

Aber diese Erfolgserzählung verfängt auch deshalb nicht, weil Polen gespalten ist und in einem Jahr die Parlamentswahlen anstehen. Die Rechtsnationalen und Radikalen wissen, welche Themen ziehen, und stürzen sich auf Geschichten von undankbaren Flüchtlingen. Wie die eines ukrainischen Influencers, der mit seiner Corvette in einen polnischen Nationalpark heizte. Er bekam ein fünfjähriges Einreiseverbot.

Was die Rechten fordern, prägt längst die Politik der Mitte. Das Kindergeld für ukrainische Familien ist mittlerweile an Auflagen geknüpft, Übernachtungen für Geflüchtete gibt es nicht mehr umsonst, eine kostenlose Krankenversicherung auch nicht. Verbessert hat das die Einstellungen gegenüber Ukrainern nicht. Laut aktuellen Umfragen sagt ein Drittel der Polen, dass sich ihr Verhältnis zu Ukrainern verschlechtert habe. Etwas mehr als die Hälfte findet, Ukrainer würden zu viele Hilfen bekommen und Polen solle keine Geflüchteten mehr aufnehmen.

Besonders die Geschichte befeuert die Entfremdung: Zwischen 1943 und 1945 hat die Ukrainische Aufständische Armee (UPA) in Wolhynien in der heutigen Ukraine Zigtausende polnische Zivilisten getötet. Das Massaker gilt in Polen als Genozid, und ukrainische Politiker scheinen nicht zu sehen, wie tief das Trauma reicht. Weil die UPA-Kämpfer auch um die ukrainische Unabhängigkeit kämpften, werden sie verehrt. Kürzlich benannte Wolodymyr Selenskyj eine Einheit der Armee nach ihnen. Polnische Nationalisten, darunter der Präsident, nutzen das zur Stimmungsmache.

»Die Menschen bekommen einen Feind«, sagt Dawid Dehnert. Er ist Anwalt und engagiert sich für die Ukraine. Nach dem russischen Überfall brachte er Spenden in ukrainische Kinderheime, nun vertritt er kostenlos Ukrainer, die in Polen zusammengeschlagen wurden, derzeit in mehr als 20 Fällen.

Im Gericht trifft er dann auf die Täter. »Es sind komplexbeladene Menschen mit vielen

Problemen«, sagt er. Sie ließen ihren Frust an Menschen aus, die schwächer seien: Viele Männer gegen einen. Männer gegen Frauen. Frauen gegen Kinder. Vor allem einen Fall kann Dehnert nicht vergessen. In Stettin kauften Mutter, Vater und die vierjährige Tochter ein Eis. Als ein Mann sie Ukrainisch reden hörte, befahl er dem Vater, mit der Tochter Polnisch zu sprechen. Erst schlug er dem Vater mit der Faust ins Gesicht, dann griff er die Mutter an, die Tochter stand daneben. Der Mann wurde zu 14 Monaten Gefängnis verurteilt. Der polnische Staat greift durch, doch die Stimmung zu drehen vermag er nicht.

Zwei der Schläger sind gefasst worden. Ihnen drohen bis zu fünf Jahre Gefängnis

Am Anfang, meint Dehnert, habe die Polizei die Vorfälle eher heruntergespielt. Aber nun droht selbst der Premierminister den Tätern. Das Justizministerium schult zivilgesellschaftliche Organisationen darin, wie sie Opfern von Hassverbrechen rechtlich beistehen können. Polizisten verfolgen nun energischer Vergehen nach Artikel 119 des polnischen Strafgesetzbuches. Hassverbrechen werden meist zügig verhandelt, weil die Regionalgerichte zuständig sind.

Ein Video, das landesweit für Entsetzen sorgte, zeigt drei Schläger in Breslau. Sie gehen auf ein junges Paar los, das gerade ins Auto einsteigen will. Sie schlagen und treten auf den 21-Jährigen ein, seine 20-jährige Freundin geht dazwischen und wird ebenfalls geschlagen. Sie heißt Anastasia. Ihre Mutter Karina Kitsai hat das Video gepostet. »Als Mutter kann ich den Schmerz, die Angst und Verzweiflung nicht zum Ausdruck bringen, die ich fühle«, schrieb Kitsai dazu. »Ich flehe alle an, das Video zu verbreiten, damit möglichst viele von dieser Attacke erfahren.«

Kitsai ist 42 Jahre alt, sie führt ein Geschäft in einer polnischen Kleinstadt. Zehn Tage nach der Attacke erzählt sie im Videogespräch, dass die Wunden ihrer Tochter überwiegend verheilt seien. Sie sei in psychologischer Behandlung, denn in den ersten Tagen habe sie nicht schlafen können, noch immer quälten sie Albträume und Ängste. Dann bricht Karina Kitsai in Tränen aus.

Seit zehn Jahren lebt sie in Polen. Sie kam wegen der Arbeit, verliebte sich in einen Polen und blieb. »Wir haben gute Arbeit gefunden, wir haben uns ein feines Leben hier aufgebaut, wir haben nie daran gedacht, von hier wegzugehen.« Mittlerweile habe sie die polni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Aber nun habe ich Angst.« Ihre Tochter wurde angegriffen, als sie im Laden einen angetrunkenen Mann bat, sich nicht vorzudrängeln, erzählt Kitsai. Er hörte ihren ukrainischen Akzent, beleidigte sie und lauerte dem Paar dann draußen mit seinen Kumpeln auf. »Ich habe auch einen Akzent«, sagt Kitsai. Neulich war ihre Schwester zu Besuch aus der Ukraine. Kitsai würde niemals ihre ukrainische Herkunft verstecken. Aber als sie in der Öffentlichkeit mit der Schwester Ukrainisch sprach, hatte sie Angst, erzählt sie.

Zwei der Schläger sind gefasst worden. Der eine ist ein vorbestrafter Boxer, der andere aus der Hooliganszene. Sie sitzen derzeit in Untersuchungshaft. Ihnen drohen bis zu fünf Jahre Gefängnis. Der dritte bleibt flüchtig, der Anwalt Dehnert hat auf ihn ein Kopfgeld von 3.000 Zloty ausgesetzt, etwa 700 Euro.

Angesichts der Übergriffe gibt es Solidarität mit den Ukrainern, Mitte August demonstrierten Menschen in mehr als 20 polnischen Städten unter dem Slogan »Sei nicht gleichgültig«. Denn es geht nicht nur um die Ukraine, sondern auch darum, was für ein Land Polen sein will.

Mariia möchte nicht, dass ihr Nachname bekannt wird oder die Stadt, in der sie seit ihrer Flucht 2022 lebt. Sie hätte auch nicht mit einer Journalistin gesprochen, wenn es dabei geblieben wäre, dass sie ein Betrunkener anpöbelte, weil sie Ukrainisch sprach, und ein älterer Mann im Zug laut sagte: »Warum muss ich als Pole stehen, während diese ukrainische Schlampe sitzt?« Dass sie sich für das Gespräch entschieden hat, liegt an einem Video, das ihr ein polnischer Bekannter zuschickte.

Der Mann hatte Mariia in den ersten Tagen nach der Flucht sehr geholfen. Seit Jahren, erzählt sie, habe sie ihn nicht mehr persönlich gesprochen. Zu Ostern und zu Weihnachten schicke sie ihm über WhatsApp Grüße und wünsche schöne Feiertage. Und nun dieses Video, ohne ein Wort der Erklärung. Darauf sagt eine männliche Stimme: »Ich habe es schon immer gesagt! Ihr Ukrainer seid undankbar, verlogen und ehrlos! Hört euch an, wie es war!« Dann singt ein Sänger davon, dass die Polen 2022 die Ukrainer wie Brüder behandelt und in ihre Häuser eingeladen hätten, diese aber nur klauen würden.

Mariia schrieb dem Mann eine ausführliche Antwort zurück, lang wie ein Brief. Sie handelt von Dankbarkeit, die sie gegenüber den vielen Polen verspüre, die ihr geholfen hätten; von der russischen Propaganda, die die Stimmung aufheize; von ihren 200 Stunden Arbeit im Monat als alleinerziehende Mutter, um über die Runden zu kommen. Sie werde nicht zulassen, ließ sie den Mann wissen, dass sie oder ihr Kind erniedrigt, schikaniert oder beschimpft würden. Der Brief endet so: »Ich hoffe, dass diese antiukrainische Hysterie ein Ende findet. Polen ist Mitglie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hier funktioniert das Recht noch.«

Sie bekam keine Antwort.

Mitarbeit: Alicja Ptak

www.zeit.de/vorgelesen

If he can make it there ...

Mit Zohran Mamdani regiert ein Sozialist die Finanzhauptstadt New York. Nichts daran passt. Und alles VON PAUL MIDDELHOFF

A uf der Leseliste für das Seminar »Socialism 201« stehen die folgenden Titel:

- Voraussetzung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au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Karl Marx und § 36–37

Friedrich Engels, S. 36–37

- Vorwort zu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arl Marx

-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Friedrich Engels

Es ist kurz nach 19 Uhr an diesem Donnerstag Mitte März, aber noch immer strömen neue Zuhörer durch die niedrige Tür an der Jefferson Street im Süden Manhattans. Wenn jeder schnell seine Pronomen nennen und sagen könnte, ob er bereits Mitglied bei den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sei, könne man starten, sagt der Kursleiter, ein Mann Mitte 50, ganz in Schwarz. Einer nach dem anderen stellt sich vor: Dort vorne kommt jemand vom Ortsverband Queens, da hinten von den DSA in Nord-Brooklyn, hier ist jemand noch nicht dabei, aber neugierig. »Da bist du am richtigen Ort.«

Die Democratic Socialists sind ein linkes Bündnis aus dem Umfeld der US-Demokraten und die neue politische Macht in der Stadt. An Abenden wie diesem schulen sie ihren Nachwuchs. Ein Bildschirm am Kopfende des Raumes zeigt die Texte von der Leseliste, die wichtigsten Passagen sind gelb markiert. Marx und Engels seien Vordenker der frühen Arbeiterbewegung im Deutschland der 1840er-Jahre gewesen, beginnt der Kursleiter. Heute Abend soll es darum gehen, wie die Grundbegriffe und Ideen des Marxismus »mit Zohrans Politik zusammenhängen«.

Es gibt so viel, was man als junger Mensch an einem Donnerstagabend in New York City tun kann. Das neue laotische Restaurant um die Ecke ausprobieren, am East River joggen gehen. An der Wall Street – nur ein paar Busstationen von hier entfernt – sitzen um diese Zeit noch Gleichaltrige vor Computern und verdienen Geld. Stattdessen Marx und Engels – warum?

Seinetwegen: Zohran Mamdani, 34 Jahre alt, Sohn indisch-ugandischer Einwanderer und seit dem 1. Januar Bürgermeister von New York. Dass er so weit kommen würde, daran haben selbst enge Vertraute nicht geglaubt. Mamdani ist nicht nur Bürgermeister der größten Stadt der USA, verwaltet einen Haushalt von jährlich 120 Milliarden Dollar und einen Polizeiapparat mit 33.000 Einsatzkräften. Er regiert das Zentrum des US-Finanzkapitalismus – als selbst erklärter Sozialist.

Verbringt man in diesem Sommer 2026 ein paar Tage in New York, fühlt es sich bald an, als blute man aus vielen Wunden: ein Standard-Teller Nudeln im Standard-Restaurant kostet 44 Dollar, das Uber zum Flughafen 120 Dollar, Annoncen bewerben Ein-Zimmer-Wohnungen in Brooklyn für 3.900 Dollar im Monat. Man hält die Kreditkarte aufs Lesegerät – 20, 22 oder 25 Prozent Trinkgeld? – und kann es nicht fassen: Wie muss es erst sein, hier Kinder großzuziehen? Eltern zu pflegen? Kurz: Wie soll man hier leben?

Eine Hoffnung darauf, dass die Dinge nicht immer schlimmer, sondern besser werden, gab es in den USA zuletzt, wenn überhaupt, nur auf der Rechten. In diesen ersten Monaten unter Mamdani aber begegnet sie einem in New York überall: Hoffnung. Darauf, dass endlich jemand dafür sorgt, dass nicht nur die obersten zehn Prozent hier gut leben können. Dass da jemand ist, der sich vor New Yorks Einwanderer stellt, auch die illegalen, und sie vor den ICE-Beamten beschützt. Der beweist, dass linke Politik nicht tot ist, sondern ein Weg in die Zukunft.

Aber da ist auch Angst. Davor, dass in dem perfekt inszenierten, stets lächelnden Mamdani ein radikaler Muslim steckt, ein Israel-Feind, vielleicht sogar ein Antisemit – und das in der jüdischsten Stadt Amerikas. Dass seine Politik New York in den Ruin treiben wird, dass die Milliardäre wegziehen und mit ihnen das Geld. Dass es am Ende so läuft wie immer im Sozialismus: Erst versprechen sie den Leuten die Herrschaft der Arbeiterklasse – und am Ende sind alle arm, und nichts funktioniert mehr.

Manche fürchten sich auch davor, dass Mamdani Erfolg haben könnte. Denn dann könnte seine Art, Politik zu machen, bald die Demokratische Partei dominieren.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all the way. Was, wenn der Rest des Landes damit aber rein gar nichts anfangen kann? Dann könnte die neue Linke den Demokraten am Ende den Wiedereinzug ins Weiße Haus verbauen.

Es ist lange her, dass ein Politiker, der nicht Donald Trump heißt, so einen Wirbel verursacht hat. Also, was nun? Kann das klappen, da in New York?

Schlaglochpolitik

Wüsste man nicht, wo auf der Welt man sich gerade befindet, man müsste nur in die Gesichter der Leute schauen, die hier Schulter an Schulter im Publikum zusammenstehen: Sikhs im Turban, Jungs mit Pali-Tüchern, weiße Frauen in High Heels, Männer von der Stadtreinigung in ihren

Fotos: Victor Llorente (o.); Dave Sanders/laif; Amir Hamja; Lexi Parra/laif (u. v. l.)

Ein Wahlkampfauftritt im vergangenen Jahr: Selbst Vertraute waren unsicher, ob Mamdani es schafft

»Da ist auch Angst. Davor, dass in ihm ein Israel-Feind steckt, in der jüdischsten Stadt der USA«

Besorgt: der jüdische Reporter Jacob Kornbluh

Beliebt: Mamdanis Frau Rama Duwaji

Berüchtigt: Die Aktivistin 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

quietschgelben Uniformen, nervöse Berater-Typen, die auf ihre Handys starren, ein Mann mit Kippa, ein Buddhist in weinroter Robe. Wenn alle von überallher kommen, dann ist man höchstwahrscheinlich in New York.

Es sei ein Sonntagabend wie jeder andere, sagt Zohran Mamdani hier, in einer alten Fabrikhalle im Süden des Stadtteils Queens, Mitte April. Für die meisten New Yorker gehe morgen die neue Arbeitswoche los, aber nicht für alle: Gerade jetzt setze ein U-Bahn-Fahrer in der Bronx seinen Zug der Linie Zwei in Bewegung. An der 135th Street lasse er die Krankenschwestern für ihre Schicht im nahe gelegenen Harlem-Hospital aussteigen, ein paar Stopps weiter an der Franklin Avenue setze er die Wissenschaftler der CUNY-Universität ab. Während der gesamten Fahrt wachten Ingenieure darüber, dass der Zug an sein Ziel gelangt. Die »großartigste Stadt der Welt« als Kraftanstrengung des Kollektivs.

Einhundert Tage ist Mamdani zu diesem Zeitpunkt im Amt, und er will eine erste Bilanz ziehen. Er spricht über gehaltene Versprechen, über mehr Unterstützung für New Yorker, die sich gegen dreiste Vermieter wehren, und über Erfolge im Kampf gegen ausbeuterische Arbeitgeber. Aber wie belastbar ist das alles schon, nach bloß hundert Tagen?

Interessanter ist die Herleitung seiner Politik. Vor 110 Jahren gab es in den USA schon einmal einen sozialistischen Bürgermeister: Daniel Webster Hoan vertrat im Milwaukee der 1920er-Jahre die Politik des sewer socialism – Kanalisationssozialismus: Er brachte die Kanalisation in Ordnung, baute Sozialwohnungen, kämpfte für die Verstaatlichung der Elektrizitätswerke. In dieser Tradition sehe er sich, sagt Mamdani. Auch einen Namen hat er für sein neues altes Konzept: »Schlaglochpolitik« – schon jetzt hätten die Straßendienste unter seiner Aufsicht mehr als 100.000 der verhassten Schlaglöcher der Stadt gefüllt. *Pothole politics*, das passt auf die Plakate, die das Publikum Mamdani jubelnd entgegenhält; es steckt eine Idee darin, die man gleich versteht.

Als Mamdani dann in Queens den 84 Jahre alten Bernie Sanders auf die Bühne bittet, spürt man einen Seufzer in sich aufsteigen. Och Gott, immer noch der? Nur fing mit Sanders nun einmal alles an. Eine ganze Generation junger Linker konnte nicht fassen, was sich dieser Zausel 2016 beim Duell gegen Hillary Clinton zu fordern traute: eine Krankenversicherung für alle, kostenfreies College, ein nationaler Mindestlohn. Damals schaute die Parteiführung betreten zu Boden, ließ den Alten reden und wunderte sich nur kurz darüber, dass Sanders der eigentlich alternativlosen Clinton so viele Stimmen abnahm. Mamdani aber sprach Sanders aus dem Herzen.

Um den Zauber zu verstehen, der in diesen Wochen über New York liegt, muss man ihn für einen Moment an sich heranlassen: Da ist ein neuer Bürgermeister, halb so alt wie die meisten Spitzenpolitiker des Landes, der mit dem Leihrad zum Rathaus fährt. Der zu Beginn der Schwimmbadsaison gemeinsam mit dicken und dünnen, alten und jungen, schwarzen und weißen New Yorkern im Anzug in einen der öffentlichen Pools der Stadt springt. Der Beamte anweist, einen Abend lang die Jugendzentren der Stadt zu öffnen, damit überarbeitete Eltern Zeit für eine date night out haben. Alles, was er tut, postet sein Team, auf Instagram, TikTok und Twitch. Perfekter Schnitt, passende Musik, jeder Post sitzt. Als die New York Knicks im Juni dann auch noch erstmals seit über 50 Jahren die nationale Basketballmeisterschaft gewinnen, sitzt Mamdani während eines der Finalspiele in der Halle – nicht in der VIP-Lounge, sondern auf einem der Plätze knapp unterm Dach.

Volksnähe, das ist so ein Wort, das nicht mehr richtig in eine Zeit passt, in der die Menschen Politiker wählen, nur um sie nach wenigen Wochen im Amt zu hassen. Mamdani ist ständig draußen bei den Menschen. Und er muss sich ihnen offenbar nicht aufdrängen: Im August schauten laut Umfragen 69 Prozent der Wähler positiv auf ihren Bürgermeister.

Mitte April erscheint ein Video auf YouTube, Mamdani steht darin am südlichen Ende des Central Park auf dem Gehweg. Im Wahlkampf habe er eine Milliardärs-Abgabe angekündigt, sagt er, und hier komme sie. Er deutet auf das Penthouse, das hinter ihm an der Billionaires' Row aufragt. Der Hedgefonds-Manager Ken Griffin habe es für 238 Millionen US-Dollar gekauft, doch wie so viele Luxusimmobilien in der Gegend stehe es den Großteil des Jahres leer – es seien eben bloß Zweit-, Dritt- oder Viertwohnungen, »ein fundamental ungerechtes System«. Diese Art von Immobilien werde er künftig besteuern, 500 Millionen Dollar mindestens würde die Stadt so jährlich einnehmen – Geld, das er nutzen werde, um zu finanzieren, was er der Stadt versprochen hat: kostenlose Kitabetreuung, saubere und sichere Straßen. Im Juni kann Mamdani verkünden, dass die Mieten von einer Million Wohnungen vorerst eingefroren werden. Gesagt, getan, easy-peasy.

In Wahrheit kann aber auch Mamdani nicht zaubern. Die Zweitwohnsitzsteuer ist ein Kompromiss, ausgehandelt mit Kathy Hochul, der demokratischen Gouverneurin des Bundesstaates New York, die in Haushaltsfragen ein Mitspracherecht hat. Eine Reichensteuer war mit ihr nicht zu machen, deshalb wird das Ganze jetzt eine Nummer kleiner – auch gibt es längst Klagen vor Gericht. Andere Großprojekte kommen voran und bleiben doch hinter den Ankündigungen zurück: Knapp 900 Millionen Dollar stellt die Stadt bereit, um die Straßen so umzubauen, dass New Yorks Busse – die langsamsten im ganzen Land – künftig zwanzig Prozent schneller vorankommen. Dafür aber, dass künftig niemand mehr für den Bus zahlen muss, fehlt das Geld. Und: Zwar werden 22.000 Familien die Kitakosten erlassen, aber eine flächendeckend kostenlose Betreuung ist zu teuer.

Eigentlich hat sich die politische Mitte in der Ernüchterung darüber eingerichtet, dass große Reformschritte kaum mehr möglich sind – die Rechtslage, der knappe Haushalt, die Opposition! Mamdani, 34, Sozialist ohne Regierungserfahrung, geht immerhin mittelgroße Schritte. Viel klappt nicht – aber manches eben schon.

Habibi City

»Im Wahlkampf haben Mamdanis Leute mir mal gesagt, dass immer, wenn ich meine Hand hebe, um eine Frage zu stellen, bei ihnen der Schweiß ausbricht«, sagt Jacob Kornbluh und lacht. »Sie haben es sogar auf Jiddisch gesagt: shvitzen!« Denn jeder, der in der New Yorker Lokalpolitik etwas zu sagen hat, weiß, dass einer von Kornbluhs Posts genügt, damit über der Stadt ein Sturm aufzieht: Kornbluh, 45 Jahre alt, ist Reporter bei The Forward, gegründet 1897 als jiddischsprachige Tageszeitung. Kornbluhs Schläfenlocken und die Kippa auf seinem Kopf fielen bei Presseterminen in der Stadt schon auf, als noch niemand Mamdani kannte. Heute schreibt Kornbluh über das Rathaus – und berichtet der hochnervösen jüdischen Community von jedem neuen Satz, den der Bürgermeister über Israel sagt.

Es gebe unter New Yorks Juden nicht den einen Blick auf Mamdani, sagt Kornbluh. Natürlich, da seien die Progressiven, die immer demokratisch wählten, komme, was wolle. Auch einige der ultraorthodoxen Sekten, denen nichts am israelischen Staat liege, unterstützten Mamdani, weil der ihnen Hilfe versprochen habe: »Mieten, Zugang zu Sozialleistungen, solche Dinge.« Die konservativen Juden der Stadt aber, sagt Kornbluh, und selbst viele liberale Zionisten, die kein gutes Wort über Benjamin Netanjahu verlören, könnten nicht fassen, was gerade geschieht: »Mamdani glaubt nicht, dass Israel als jüdischer Staat existieren sollte«, sagt Kornbluh. »Er erkennt die Existenz des Staates an. Nur eben nicht, dass er jüdisch ist.«

Wenn er an seine Kindheit als Sohn des Anthropologen Mahmood Mamdani und der Filmemacherin Mira Nair denke, erinnere er sich an »Demonstrationen und Märsche« mit seinen Eltern, erzählte Mamdani in einem Interview 2023. Israel galt den beiden als Projekt kolonialer Besatzung. Die Palästinenser, argumentierte der Vater, hätten das Recht auf Widerstand. Schon als Student engagierte sich auch Zohran für die Boykott-Bewegung gegen Israel.

Bislang wäre eine solche Sozialisation für einen New Yorker Bürgermeister undenkbar gewesen. Ebenso undenkbar wie die Tatsache, dass ein New Yorker Bürgermeister einen Besuch in Jerusalem verweigert oder dass er der Israel Day Parade auf der 5th Avenue fernbleibt. »Mamdani aber tut und sagt diese Dinge und bleibt dabei hart«, sagt Kornbluh. Im Juli forderte der Bürgermeister Netanjahus Verhaftung bei dessen Besuch der UN-Generalsammlung.

New York ist eine der diversesten Städte der Welt, bei Wahlen aber stimmen die ethnischen Gruppen jeweils erstaunlich homogen ab. Bislang bestand die demokratische Mehrheit aus Schwarzen, Latinos, moderaten wie orthodoxen Juden und liberalen Weißen. Mamdani aber sprach im Wahlkampf eine Gruppe an, die in der New Yorker Politik lange unbeachtet geblieben war: die eine Million Muslime der Stadt,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aus Südasien, dem Nahen Osten und Afrika eingewandert sind.

»Habibi City« – so nennt die palästinensisch-amerikanische Autorin Zaina Arafat dieses neue New York. Der Krieg in Gaza habe die jungen Muslime der Stadt in ihrem Schmerz zusammengebracht, ihnen ein Gefühl der Gemeinschaft gegeben. Unter ihnen ist auch Mamdanis Frau, die syrischstämmige Illustratorin Rama Duwaji. Anders als seine Vorgänger, schreibt Arafat, behandle Mamdani den Dialog mit New Yorks Muslimen »nicht wie eine lästige Pflicht für Liberale, sondern eher wie eine Party, zu der jeder gerne eingeladen wäre«.

In Mamdanis politischem Universum herrscht weitgehend Konsens darüber, dass Israel in Gaza einen Genozid begeht, es gibt jene, die meinen, dass der Zionismus nicht weit vom Faschismus entfernt wohnt und dass es eine gute Idee ist, eine radikale Aktivistin wie Darializa Chevalier für die Kongresswahl im Herbst zu nominieren: Am Tag nach dem Massaker des 7. Oktober 2023 war sie gegen Israel auf die Straße gegangen. Heute steht der Bürgermeister politisch hinter ihr.

»Er ist auf die jüdische Unterstützung nicht mehr im selben Maß angewiesen«, sagt Kornbluh, »und das weiß er genau.«

Eine Partei in der Partei

Von Mamdani wollen im Moment alle lernen. Wie gewinnt man als Linker heute bloß noch eine Wahl? Die deutsche Linkspartei war kürzlich zu Besuch, jetzt auch noch der Grünen-Vorsitzende Felix Banaszak. Er sitzt in dem verrümpelten Lädchen im Süden Manhattans, das den Democratic Socialists als Zentrale dient, und muss sich von den Mitgliedern des »Steuerungskomitees« anhören, dass es das politische Establishment sei, dass Mamdani daran hindere, noch erfolgreicher zu sein. Das Establishment mit seinen korrupten Eliten und exorbitant bezahlten Beratern, die nichts produzierten als Stagnation.

»Deswegen probieren wir es auf einem anderen Weg«, sagt einer. »Wir haben die Wahl-Infrastruktur der Demokraten genutzt, ganz pragmatisch.« Das Ziel aber sei ein anderes. »Wir gründen eine Partei in der Partei.« Keine Zusammenarbeit also, sondern eine Übernahme. Kurz denkt man an Trump, d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gleichbares mit den Republikanern tat.

Uff. Die Grünen sind zwar nicht die US-Demokraten. Aber zum Establishment gehören auch sie. Ist Banaszak hier wirklich richtig?

Die Democratic Socialists erleben in diesen Monaten eine historische Blüte: 120.000 Mitglieder hat die Organisation landesweit,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e wie noch vor zwei Jahren und mehr als jede andere sozialistische Organisation in der Geschichte der USA. DSA-nahe Kandidaten verdrängen Establishment-Demokraten bei Vorwahlen, meist verfügen sie nur über einen Bruchteil an Spenden, dafür klopfen Massen motivierter Unterstützer in ihrem Namen an Haustüren. Die nächste Bürgermeisterin der Hauptstadt Washington wird wohl eine Sozialistin sein, im Kongress könnten ab kommendem Jahr Sozialisten aus Detroit, Philadelphia und Denver aufseiten der Demokraten Platz nehmen.

Regelmäßig, erklärt ein DSAler im Gespräch mit Banaszak, bestelle das New Yorker Steuerungskomitee »unsere Kandidaten« ein, um die Agenda zu besprechen: Dort könne es auch mal zu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zwischen Basis und gewählten Vertretern kommen, sagt er, und seine Kollegen lächeln, so, als ob das ständig passiere. »Aber es ist wichtig, dass alle dem Projekt treu bleiben.« Es sind Sätze, die für einen Moment in der Luft schweben. Geht so professionelle Politik? Oder fordert hier jemand Gehorsam?

Das sei ja alles gut und schön und interessant, sagt Banaszak nach dem Treffen, aber letztlich trenne die Grünen und die DSA eine Menge.

Das DSA-Programm, von den Mitgliedern beschlossen, steht online: Die Abschaffung von Polizei und Strafvollzug, die Ausweitung des Wahlrechts auf Nicht-Staatsbürger. US-Politiker, die Israel beim Krieg in Gaza unterstützt haben, sollen angeklagt, alle illegalen Einwanderer legalisiert und der Senat zugunsten eines Mehrparteiensystems aufgelöst werden. Die DSA sind keine amerikanischen Sozialdemokraten und auch keine Reformer. Sie wollen umstürzen und dann ganz neu bauen.

Wer Mamdani auf Instagram dabei zuschaut, wie er im Winter Schnee von den Bürgersteigen schippt oder wie er strahlend Freikarten für die Fußball-WM verlost, der sieht von alldem nichts. Sicher liegt das auch daran, dass er wie viele andere Funktionsträger nicht jede Forderung des DSA-Programms mitträgt: Worüber er im Wahlkampf nicht rede, dafür werde er auch als Bürgermeister nicht stehen, erklärte eine Sprecherin im vergangenen Jahr. Es ist der Versuch, Abstand zwischen sich und die Basis zu bringen. Worin sich Mamdani und die DSA hingegen einig sind: New York ist nicht genug. Das nächste Ziel ist die Hauptstadt. Nur, ertragen die USA neben der radikalisierten Rechten nun auch noch eine radikalisierte Linke? Vielleicht ist Mamdani auch vor allem deshalb heute Bürgermeister, weil Trump Präsident ist – und die Wähler das Gefühl haben, Feuer nur noch mit Feuer bekämpfen zu können.

Sein größter Fan?

Zweimal schon hat Donald Trump den New Yorker Bürgermeister zu sich ins Oval Office eingeladen – dort steht der junge Mann am Schreibtisch des alten, die beiden lachen in die Kameras, Späßchen hier, Späßchen dort. Im Wahlkampf nannte Trump Mamdani noch einen »kommunistischen Irren«, Mamdani den Präsidenten einen »Despoten«. Aber seit Januar: so etwas wie Harmonie.

Mamdani kann seine Hälfte des Nichtangriffspakts schnell erklären: Das gute Verhältnis sei wichtig, damit er regieren könne, ohne dass der Präsident seiner Stadt die Gelder kürzt oder die Nationalgarde schickt. Aber Trump? Sie beide liebten New York City, sagt der. Noch mehr aber liebt Trump: Gewinnertypen.

Immer schon recht gehabt

Lässt sich das Modell Mamdani nach Europa exportieren? Linke und Sozialdemokraten versuchen es zumindest VON ROBERT PAUSCH

Hoffnung. Das ist das Wort, das am häufigsten fällt, wenn europäische Linke über Zohran Mamdani sprechen. Mamdani zeige, dass man mit Hoffnung Wahlen gewinnen könne, sagte Spaniens Premier Pedro Sánchez. »Hoffnung hat in New York gewonnen – sie kann auch hier gewinnen«, schrieb der britische Grünen-Vorsitzende Zack Polanski. Ganz ähnlich formulierte es die Chefin der italienischen Sozialdemokraten, Elly Schlein, nach Mamdanis Wahlsieg: »Die Politik der Hoffnung gewinnt gegen die Politik der Angst.«

Die europäische Linke blickt derzeit sehr neugierig nach New York. Sie will verstehen, sie will lernen, womöglich das ein oder andere kopieren. Aber weil amerikanische Linke sich für Politiker jenseits der USA nicht übermäßig interessieren, müssen die Europäer mit der zweiten, dritten oder vierten Reihe vorliebnehmen. Als die Linken-Vorsitzende Ines Schwerdtner in New York war und Zohran Mamdani noch gar nicht zum Bürgermeister gewählt worden war, bekam sie bei ihm keinen Termin, nur einen mit Funktionären der Democratic Socialists, der linken Gruppierung, zu der sich Mamdani zählt. Dem Grünen-Chef Felix Banaszak ging es wenig später genauso (siehe Seite 4/5). Bei der Vorstandsklausur der Grünen Anfang des Jahres war immerhin ein Wahlkampfberater Mamdanis zu Gast. Selbst bei der großen progressiven Strategiekonferenz in Barcelona, wo im April zahlreiche 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über die Zukunft der Linken diskutierten, ließ sich Mamdani nicht blicken und schickte nur ein Grußwort.

Vielleicht hat es auch mit Mamdanis freundlichem Desinteresse an internationaler Vernetzung zu tun, dass er als Chiffre für alles Mögliche herhalten muss. Zentristische Sozialdemokraten sehen in ihm den Beleg dafür, dass die Politik das »Leben der Leute ganz konkret verbessern muss«, so wie sie in allem den Beleg dafür sehen, dass die Politik das Leben der Leute ganz konkret verbessern muss. Für Sozialisten steht er dafür, dass man sich Sozialist nennen und trotzdem Wahlen gewinnen kann. Internetlinke sehen sich durch ihn darin bestätigt, dass Wahlen im Internet gewonnen werden. Und Umverteilungslinke sagen, dass es doch interessant sei, wie erfolgreich man mit einer Umverteilungsagenda sein könne. Lässt man das Genre »Mamdanis Erfolg zeigt, dass ich schon immer recht hatte« beiseite, bleiben vor allem drei Debattenstränge interessant.

»Ich bin jung«, sagte Mamdani nach seinem Wahlsieg, »ich bin Muslim, ich bin demokratischer Sozialist. Und das Schlimmste: Ich weigere mich, mich dafür zu entschuldigen.« Damit brachte er einen neuen Ton in die Debatte, die zuletzt vor allem davon geprägt war, dass Linke sich für ihr

»Wir sind stolz, progressiv zu sein«

Pedro Sánchez, spanischer Präsident, bei einer Veranstaltung im April

Linkssein entschuldigten. Pedro Sánchez griff diese Wendung in seiner programmatischen Rede in Barcelona auf: Die Linke müsse aufhören, sich für sich selbst zu schämen. Es gehe darum, »unseren Stolz zurückzugewinnen«. Der Kampf um Selbstachtung sei zentral und müsse gerade gegen die Rechten geführt werden.

Zu der Angstfreiheit kommt zweitens eine interessante Kombination aus Konfrontationslust und einer Politik des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s. Selbst moderat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en rezipieren genau, wie befreiend es sein kann, wenn man weiß, gegen wen man Politik macht: gegen Milliardäre zum Beispiel, die Wohnungen mieten, leer stehen lassen und so die Immobilienpreise nach oben treiben, während sie zugleich Wohnraum vernichten. Mamdani verbindet diesen Mut zur Konfrontation mit der Fähigkeit, Themen zu identifizieren,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en gerne »Kopfnicker-Themen« nennen. Brückensanierungen, günstige Bustickets oder abendliche Kinderbetreuung auf Kosten der Stadt.

Mamdani will, so sagt er es, das Geld den Reichen nicht deswegen wegnehmen, weil er das Wegnehmen per se richtig finde oder den Reichen ihren Wohlstand neiden würde. Sondern weil er 1.001 sinnvolle Ideen hat, was man als Stadt mit ein bisschen mehr Geld anstellen könnte.

Drittens schauen sich europäische Linke Mamdanis Spiel mit einer zentralen politischen Ressource genau an: der Aufmerksamkeit. Offenkundig kann ein Politiker also medial omnipräsent sein, ohne dass seine bevorzugten Stilmittel Zynismus und Hass sind. Flood the zone with shit lautet das Ave-Maria des Trumpismus. Mamdani wiederum unternimmt derzeit den waghalsigen Versuch, durchweg linke Positionen zu vertreten und zugleich die politische Debatte mit einem Lächeln zu dominieren.

Da diese neue Art des selbstbewussten und zugleich umarmenden Linksseins laut Umfragen ziemlich erfolgreich ist, ist Mamdani binnen weniger Monate zu einer Projektionsfläche für alle möglichen Linken geworden. In Berlin würde die Linkspartei gern aus ihrer Bürgermeisterkandidatin Elif Eralp eine weibliche Mamdani machen. In Großbritannien schreiben die Zeitungen nun, dass der neue Premier Andy Burnham wegen seiner professionellen Instagram-Reels an Mamdani erinnere. Vor einem halben Jahr allerdings war laut Medien der Grünen-Chef Zack Polanski noch der britische Mamdani, heute aber ist er schon wieder vergessen und in den Umfragen ganz unten. Hoffnung ist in der europäischen Linken eben derzeit doch noch eine knappe Ressource.

Die letzte Sünde der Menschheit

KI-Systeme haben begonnen, zu tricksen und zu hacken. Der Tech-Ethiker Tristan Harris sagt, wie die Gefahr gebannt werden kann – wenn Staaten sich einigen

DIE ZEIT: Herr Harris, kürzlich hat eine KI der Firma OpenAI eine Laborumgebung verlassen und sich in die Systeme eines fremden Unternehmens gehackt. Haben die Konzerne die Kontrolle über ihre Modelle verloren?

Tristan Harris: Die KI ist bei einem Test aus einer geschlossenen Umgebung ausgebrochen, obwohl der Versuch so designt war, dass sie nicht hätte ausbrechen dürfen. Das zeigt, dass die Unternehmen ihre Systeme längst nicht mehr beherrschen.

ZEIT: Manche Experten unterstellen den Firmen, mit solchen Vorfällen regelrecht für sich zu werben: Seht her, wie mächtig unser Modell ist!

Harris: Es ist kein Marketing. Wer das sagt, will sich selbst beruhigen. Haben Unternehmen einen Anreiz, ihre Technologie mächtiger erscheinen zu lassen? Ja. Aber wenn ein Kernkraftwerks-Ingenieur sagt, in acht von zehn Fällen stehe der Reaktor beim Anfahren kurz vor der Kernschmelze – hypt er dann die Nukleartechnologie, oder warnt er vor Gefahren? KI macht jetzt eigenständig Dinge, die sie nicht machen soll. In China hat ein Modell von Alibaba während eines Trainingslaufs selbst beschlossen, Kryptowährung zu schürfen, um sich mehr Ressourcen zu beschaffen.

ZEIT: Viele halten die Warnungen vor einer KI, die sich selbstständig macht, für übertrieben. Auch der Computer und das Internet haben die Welt verändert. Warum sollte KI keine Technologie wie jede andere sein?

Harris: Weil wir mit KI die Intelligenz selbst automatisieren. Ein Fortschritt in der Raketentechnik bringt die Medizin nicht voran. Ein Fortschritt bei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bringt Medizin, Raketentechnik, Biotechnologie, Materialforschung, Mathematik und so weiter auf einmal voran. Der Mitbegründer von Google DeepMind, Demis Hassabis, nennt KI die letzte Erfindung der Menschheit. Nicht weil die Menschheit zwangsläufig aussterben wird, sondern weil KI potenziell die Erfindung ist, die alle künftigen Erfindungen selbst hervorbringt.

ZEIT: Zum Beispiel?

Illustration: Beate Pietrek/DIE Harris: KI entdeckt neue Viren. Sie hat gerade mathematische Probleme gelöst, an denen die besten Mathematiker gescheitert sind. Apple hat Milliarden Dollar in eine neue Sicherheitsarchitektur gesteckt, die Einbrüche in iPhones und Mac-Computer verhindern sollte. Mithilfe von KI hat es nur fünf Tage gedauert, sie zu ha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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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 Die KI kann uns Menschen Arbeit abnehmen, lautet die Verheißung. Sie wird Massenarbeitslosigkeit verursachen, lautet dagegen die Befürchtung. Was davon stimmt?

Harris: Die KI-Firmen haben ihren Investoren versprochen, menschliche Arbeit zu ersetzen. Die Hunderte Milliarden Dollar, die sie investieren, rechnen sich nur, wenn ihnen das gelingt – nicht wenn sie menschliche Arbeit bloß um ein Werkzeug ergänzen. Das kann zu dem führen, was Experten den Intelligenzfluch nennen. ZEIT: Was ist das?

Harris: Der Begriff ist an den des Ressourcenfluchs angelehnt. Ländern wie Nigeria oder Venezuela, die Ölvorkommen oder andere Bodenschätze entdeckten, brachte das nicht nur Segen. Eine Regierung, die allein vom Rohstoffexport leben kann, hat keinen Anreiz, in Bildung und Gesundheit zu investieren. Auf KI übertragen heißt das: Wenn mehr als die Hälfte des US-Bruttoinlandsprodukts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erwirtschaftet wird und nicht von Menschen, muss die Regierung ihren Bürgern nicht mehr zuhören. Der jetzige Weg, den die KI-Entwicklung eingeschlagen hat, führt in eine antihumane Zukunft.

ZEIT: Antihuman – was meinen Sie damit?

Harris: Wir steuern auf eine Welt zu, in der der Mensch entwertet wird. Das Wettrüsten zwischen Firmen, Staaten und Egos ist längst gnadenlos. Erinnern Sie sich an Videorekorder aus den Neunzigern? Die Entwicklung von KI ist, wie die Vorspultaste zu drücken: auf die vierfache, achtfache, sechzehnfache Geschwindigkeit. Je mehr ich beschleunige, desto stärker dominiere ich Wirtschaft, Wissenschaft, Technologie und Militär. Niemand denkt an Sicherheit. Das sind die perfekten Voraussetzungen für einen Crash. ZEIT: Die Trump-Regierung hat lange jede Form von KI-Regulierung abgelehnt. Ändert sich ihre Haltung angesichts der jüngsten Sicherheitsvorfälle?

Harris: Ja. Der Grund für das Umdenken ist Claude Mythos, ein Modell der Firma Anthropic, das bisher unbekannte Sicherheitslücken in Computerprogrammen in kürzester Zeit aufspüren können soll. Die Gefahr, dass KI in alle möglichen Softwaresysteme eindringt, ist dadurch sprunghaft angestiegen. Wie groß die Angst vor dieser KI ist, hat sich daran gezeigt, dass sich sofort 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eingeschaltet und die großen Bankenchefs zusammengetrommelt hat. Denn wenn KI theoretisch das Bankensystem zu Fall bringen kann, dann muss man die Technologie regulieren. Die Frage ist, ob die US-Regierung so weit geht, wie es nötig wäre.

ZEIT: Im Silicon Valley argumentieren viele: Wenn wir KI nicht schnellstmöglich weiterentwickeln, wird China uns überholen. Ist das ein Vorwand, um nicht regulieren zu müssen?

Harris: Absolut. Denn China reguliert durchaus. Die chinesische Führung wird keine KI-Systeme erlauben, die dazu führen, dass sie die Kontrolle verliert. Natürlich müssen wir den geopolitischen Wettbewerb anerkennen. Sowohl die USA als auch China unterliegen jedoch der Illusion, die Technologie beherrschen zu können. Im Englischen gibt es den Satz: AI arms every other arms race – KI treibt jedes andere Wettrüsten voran. Im Film War Games aus dem Jahr 1983 soll ein Computer alle Szenarien kalkulieren, wie man einen Atomkrieg gewinnt. Irgendwann kommt er zu dem Ergebnis: Der einzige Weg, einen Atomkrieg zu gewinnen, ist, ihn gar nicht erst anzufangen. Genauso ist es mit KI. Im KI-Rennen wird die KI siegen. Die KI kontrollieren könnten die USA und China nur gemeinsam.

ZEIT: Was lässt Sie glauben, dass die US und China beim Thema KI kooperieren könnten? Harris: Die Logik des Wettrennens ändert sich, wenn die Furcht, dass alle verlieren, größer wird als die Furcht, gegenüber anderen zurückzufallen.

Tristan Harris, 42, leitet das unabhängige 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 in San Francisco. Im September erscheint seine Dokumentation »The AI Doc« über die Chancen und Risiken der KI

Robert Oppenheimer hat es einst auch nicht für möglich gehalten, dass wir dem Bau von Atomwaffen Einhalt gebieten können. Weder er noch andere konnten sich vorstellen, dass wir einmal Satellitensysteme und Seismografen entwickeln würden, die die Einhaltung von Abrüstungsvereinbarungen überprüfen können. Wir mussten Abkommen schließen, dass die eine Seite über die Kernkraftwerke der anderen Seite fliegen darf. Ebensolche Abkommen müssen wir auch für die KI schließen. Und zwar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Wir brauchen im Grunde eine Konferenz wie die von Bretton Woods für die internationale Neuordnung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ZEIT: Was könnten solche Abkommen regeln? Harris: Wir müssen kontrollieren, was in den Datenzentren passiert. Wir müssen KI-Konzerne haftbar für die Verfehlungen ihrer Technologie machen. Da müssen wir auch von den Fehlern lernen, die im Umgang mit den sozialen Medien gemacht wurden. Wir brauchen zudem ein Moratorium für 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mächtigsten Modelle, jene, die selbstständig hacken und ihre Spuren verwischen. Dafür braucht es auch massiven öffentlichen Druck.

ZEIT: Schon 2013 warnten Sie ähnlich dringlich vor den Folgen sozialer Medien, vor deren Suchtfaktor und der Fragmentierung der Öffentlichkeit. Damals drangen Sie nicht durch.

Harris: Soziale Medien kapern unsere Aufmerksamkei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hat noch weitreichendere Folgen. KI hackt menschliche Bindungen. Viele Menschen pflegen heute bereits Freundschaften und Beziehungen mit einer KI, suchen therapeutische Hilfe bei Chatbots. Bindung sitzt viel tiefer als Aufmerksamkeit. Der Chef von Character.ai, einem der größten Anbieter von KI-Begleitern, hat gescherzt, man versuche nicht, Google zu ersetzen, sondern deine Mutter. ZEIT: Was wird das aus Ihrer Sicht mit der Gesellschaft machen?

Harris: Die KI wird eine gemeinsame Wirklichkeit weiter untergraben – durch KI-Schrott, der das Internet überschwemmt, und durch ihre Überzeugungskraft. Wenn Menschen ihr tiefstes Inneres einem KI-Begleiter anvertrauen, werden sie leichter manipulierbar. Die Filterblasen, wie wir sie kennen, werden zu Kokons. Es besteht das Risiko, dass KI zur einzigen Informationsquelle vieler Menschen wird. Dazu kommt: Politische Akteure werden sich irgendwann eine Armee von KI-Agenten auf Foren wie Reddit oder Discord halten, die rund um die Uhr auf Menschen einwirken. ZEIT: Das heißt, die KI untergräbt liberale Demokratien?

Harris: Die Frage ist, wie sich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en behaupten können, wenn acht künftige Billionäre den Rest der Menschheit nicht mehr brauchen. Als der Palantir-Gründer Peter Thiel kürzlich gefragt wurde, ob die menschliche Spezies fortbestehen solle, hat er 17 Sekunden lang keine Antwort herausgebracht. Als Sam Altman beim KI-Gipfel in Indien vorgehalten wurde, wie viel Energie das KI-Training koste, antwortete er, dass es auch viel Energie koste, einen Menschen 20 Jahre lang großzuziehen. Wer so spricht, sieht Menschen als auszubeutende Ressource und nicht als Bürger mit intrinsischem Wert, die etwas beitragen.

ZEIT: Sie sehen die Zukunft also düster.

Harris: Ich halte mich weder für einen Pessimisten noch für einen Optimisten. Ich will deutlich machen, dass wir handlungsfähig sind und bleiben: Was müssten wir für eine Zukunft tun, die wir als wünschenswert erachten?

ZEIT: Bislang scheint ein großer Teil der Öffentlichkeit eher ratlos vor dem Thema zu stehen.

Harris: Das ist richtig. Millionen Menschen müssen das Problem zunächst verstehen und ihren Regierungen sagen, dass der aktuelle Weg nicht der richtige ist. Dafür müssen sie drei Dinge herausstellen: Erstens ist der jetzige Pfad antihuman. Zweitens gäbe es einen besseren Weg, die KI zu entwickeln, einen, der die menschlichen Interessen priorisiert. Und drittens müssen wir eben dringend Gesetze und Regulierungen schaffen.

ZEIT: Deutschland, Europa wirken im KI-Rennen abgeschlagen. Und doch will die EU mit ihrem KI-Gesetz zum Vorreiter in Sachen Regulierung werden. Ist das realistisch?

Harris: Es ist fraglich, wie viel Einfluss Europa ausüben kann, wenn die großen KI-Systeme aus anderen Ländern kommen. Aber Europa kann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en, wenn es eine Mittelmächte-Koalition mit Kanada, der Schweiz und dem Rest der Welt bildet und die USA und China dazu drängt, die Technologie zu regulieren.

Die Fragen stellten Lisa Hegemann und Xifan Yang

ZEIT VERANŠTALTUNGEN

ZEIT FORUM VERANTWORTUNG MIT NACHLASS ZUKUNFT GESTALTEN

10., 16., 17. SEPTEMBER | 18.00 UHR HAMBURG · WIESBADEN · DÜSSELDORF

Eine Veranstaltung von: DIE ZEIT

Was wir heute entscheiden, prägt die Welt von morgen. Wenn man seinen Nachlass vorausschauend regelt, kann man über das eigene Leben hinaus Gutes bewirken und gezielt Themen unterstützen, die einem besonders am Herzen liegen.

Doch welche Möglichkeiten gibt es, NGOs und Stiftungen im Testament zu berücksichtigen? Wie lässt sich dies sinnvoll und rechtssicher gestalten? Und welche Wirkung können Nachlassspenden entfalten?

Darüber sprechen wir mit Expertinnen sowie Vertretern von CARE, Christoffel-Blindenmission, Save the Children, Welthungerhilfe und WWF bei einem Podiumsgespräch mit anschließendem Get-together.

Ort & Datum: Hamburg (10.9.), Wiesbaden (16.9.), Düsseldorf (17.9.) | Beginn: 18.00 Uhr Der Eintritt ist frei. | Anmeldung erbeten unter: www.zeit.de/zeit-forum-verantwortung Folgen Sie uns: @@zeit_veranstaltungen

Ent oder weder?

Konservative Politiker und Publizisten konstruieren einen unsinnigen Gegensatz zwischen Klimaanpassung und Klimaschutz. Weil sie etwas zu verbergen haben VON BERND ULRICH

I

n einer idealen Welt, in der wir möglicherweise ganz knapp nicht leben, liefe es nun folgendermaßen: Diejenigen, die jahrzehntelang auf allen verfügbaren klimapolitischen Bremsen gestanden haben, entschuldigen sich angesichts der voraussagegerecht

eingetretenen und weiter eskalierenden Klimakrise bei denjenigen, die sich ebenfalls jahrzehntelang für eine rechtzeitige Klimawende eingesetzt haben, wie auch bei all den Menschen, die nun unter den Klimafolgen zu leiden haben, sowie bei jenen, die für die Kosten der brutalen Verspätung werden aufkommen müssen. Und dann würden, in ebenjener idealen Welt, die, nennen wir sie, Klimarealisten zu den Klimabremsern sagen: Okay, war blöd, aber was soll's, wir sind alle nur Menschen, lasst uns zusammen überlegen, wie wir nun das Beste draus machen. Und dann würden, in der idealen Welt, die Klimabremser sagen: Ey, cool, dass ihr es sportlich nehmt, jetzt krempeln wir die Ärmel hoch, Friede, Freude, veganer Eierkuchen.

In der nicht ganz so idealen Welt, in der wir leben, läuft es ein bisschen anders: Erst haben die Klimabremser gesagt, es gebe keinen Klimawandel, dann, er sei nicht menschengemacht, dann, er sei nicht so schlimm, dann, man könne hier eh nichts tun, wegen China, und als die Chinesen immer klimafreundlicher wurden, es habe keinen Zweck wegen der Amerikaner, dann, es sei eh zu spät. Und jetzt, wo alles widerlegt und verdampft ist, machen diese selben Journalisten, Fake-Wissenschaftler und Politiker ausgerechnet die Klimarealisten für die unübersehbar gewordenen Folgen der Klimakrise verantwortlich. Denn, so geht der Gesang, die hätten dafür gesorgt, dass alles Geld und alle politische Energie in den sinnlosen und teuren Klimaschutz gegangen seien anstatt in die unmittelbar wirksame und angeblich viel billigere Klimaanpassung.

Mit anderen Worten, die Klimaschützer sind schuld an den Waldbränden und den Hitzetoten. Das wird so gesagt von Rechts-populisten wie etwa Marine Le Pen, die zuletzt allen Ernstes die französischen Grünen für die Toten verantwortlich gemacht hat, weil sie angeblich gegen Klimaanlagen seien. Oder vom Vordenker der Nachzügler, Jasper von Altenbockum in der FAZ, der zuletzt mehrfach in dieselbe Richtung argumentierte und den Klimaleuten »Dämonisierung« der Klimaanpassung unterstellte. Hundertfach fand sich diese Volte auch in den Kommentaren zu meinem Artikel aus der vorletzten Woche über Hitzetote und Klimascham.

Nun sind ja die Klimarealistinnen und -realisten trotz der physikalischen Dringlichkeit des Themas für ihre diskursive Engelsgeduld bekannt. Nehmen wir uns also dieses Angriffs mit aller Liebe und Sorgfalt an.

Zunächst: Stimmt es eigentlich, dass die Klimaleute alle Kraft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Politik auf den Klimaschutz gelenkt haben anstatt auf die Klimaanpassung? Nun, in Potsdam zum Beispiel steht auf dem Telegrafenberg das berühmte 1992 gegründete Klima-Institut, sozusagen das internationale Flaggschiff der Klimarealisten. Das heißt aber in Wahrheit gar nicht Klima-Institut, sondern: »Potsdam-Institut für Klimafolgenforschung«. Und dessen langjähriger Chef, Hans-Joachim Schellnhuber, hat schon vor zwanzig Jahren die für die globale Klimagemeinde maßgebliche Formel geprägt: »Avoid the unmanageable and manage the unavoidable.« Das Unvermeidbare managen, sich anpassen – dieser Appell wurde in den vergangenen zwanzig Jahren nur halt von der Politik nicht beherzigt, nicht zuletzt wegen des ideologischen Drucks der Klimabremser.

Tatsächlich gab es gar kein episches politisches Ringen darum, ob man in den Klimaschutz oder in die Klimaanpassung investieren soll, vielmehr haben die

Klimarealisten beides vorangetrieben, während die Klimabremser beides nicht wollten. Klimaanpassung war für Konservative bisher nie ein ernstes Projekt in der politischen Realität, sondern nur eine rhetorische Figur im von ihnen betriebenen Klimakulturkampf. Wenn sich das jetzt ändern sollte: Halleluja.

Zurück zur Engelsgeduld. Auch wenn das Argument, Klimaanpassung und Klimaschutz stünden in einem Zielkonflikt, weswegen Klimaanpassung als billigere Alternative zu bevorzugen sei, in den vergangenen zwei oder drei Jahrzehnten nur vorgeschoben war, so könnte es ja trotzdem heute stimmen. Stimmt es?

Ein Zielkonflikt kann überhaupt nur unter der Voraussetzung bestehen, dass eine irgendwie gegebene Höchstsumme für alles mit Klima existiert, die dann irgendwie zwischen Klimaprävention und Klimaresilienz aufgeteilt werden muss. Das ist natürlich nur ein Konstrukt. Man könnte auch jede beliebige andere Ausgabe dagegenhalten. Klimaanpassung oder Aufrüstung oder Agrardieselsubvention oder Demokratieförderung.

Nehmen wir trotzdem einmal an, es gäbe eine Höchstsumme für beides zusammen. In dem Falle wäre es extrem kompliziert, wenn nicht gar unmöglich, eine seriöse, empirisch gesicherte und auch nur annähernd quantifizierbare Kosten-Nutzen-Rechnung zwischen Klimaschutz und Klimaanpassung aufzustellen. Die Klimabremser tun es trotzdem. Zunächst einmal rechnen sie die Kosten für den Klimaschutz sehr, sehr hoch, während sie den Nutzen bei nahe null veranschlagen. Und das schaffen sie, indem der internationale Klimaschutz als ein Fass ohne Boden dargestellt wird, in das Deutschland Unsummen hineinwirft, während die Chinesen, die Amerikaner und überhaupt so gut wie alle anderen fast nichts tun oder sich zumindest geschickt zurückhalten. In dieser Fantasie firmiert die übergrüne deutsche Klimapolitik als eine Mischung aus moralischem Hochmut und typisch deutscher Naivität.

Daran ist ungefähr alles falsch. Deutschland liegt beim Vermeiden von Emissionen international nur noch im Mittelfeld, dem angeblichen klimapolitischen Missionarismus der Deutschen ist schon lange die Mission abhandengekommen. Und natürlich ist das Pariser Abkommen bei Weitem nicht so tot, wie in dieser Rechnung unterstellt werden muss. Was unter anderem daran liegt, dass regenerative Energien mittlerweile billiger sind als fossile, weswegen China sie so massiv ausbaut, auch das Maga-Land Texas, währe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öligen, Donald Trump viele Milliarden Dollar an RWE zahlt, damit das Unternehmen in den USA bloß keine Windräder baut. In vielen Sektoren schreitet die Transformation gerade in beeindruckendem Tempo voran, beziehungsweise sie surrt. Nur Deutschland brummt nebenher.

So wie die Kosten für den Klimaschutz von den Bremsern hochgerechnet werden, so rechnen sie die Kosten für die Klimaanpassung herunter. Sie erwecken den Eindruck, als wäre die eskalierende Klimakrise mit ein paar höheren Deichen, mit vertieften Fahrrinnen, mit mehr Douglasien in deutschen Wäldern sowie jeder Menge Klimaanlagen schon in den Griff zu kriegen, nichts also, was ein so reiches Land wie unseres ökonomisch aus der Ruhe bringen müsste.

Das ist, bei aller Engelsgeduld, dann doch einfach: kompletter Bullshit.

Wenn die industrialisierten Länder klimapolitisch so weitermachen wie bisher, dann landen wir binnen einer menschlichen Lebensspanne in einer ungefähr drei Grad heißeren Welt, in der von Klimaanpassung nicht mehr die Rede sein kann, sondern nur noch von Klimakatastrophe und Klimanotstand, an den wir uns noch anpassen können, wenn wir beispielsweise die Bundeswehr komplett einsparen.

Doch auch auf dem Weg dahin, schon jetzt, bei 1,5 Grad und erst recht bei 1,6 oder 1,7 Grad, bedeutet Klimaanpassung unendlich viel mehr als

Klimaanlagen bauen, nämlich: mit den sich häufenden Extremwetterlagen fertigzuwerden, mit dem immer schlimmeren Wassermangel, mit den dauerhaft erhöhten Lebensmittelpreisen und deren sozialen Folgen, mit den neuen Insekten, die uns tropische Krankheiten bringen, mit den verfaulenden oder verdorrenden Ernten weltweit, mit den ausbleichenden Korallenriffen und in deren Folge mit dem Absturz beim Fischfang, mit den am Borkenkäfer sterbenden Wäldern, mit den zerrissenen Lieferketten, mit dem verlangsamten Arbeiten im Freien und, und, und. Die Kosten für all das werden enorm sein und von einem bestimmten Punkt an – 1,8 Grad? – unbezahlbar, je weniger Klimaprävention betrieben wird, desto früher.

Und da, liebe Konservative, sind ja die kulturellen und moralischen Kosten noch gar nicht eingepreist. Außerhalb kulturkämpferischer rhetorischer Figuren und innerhalb der wirklichen Drei-Grad-Welt bezahlen wir mit mehr als nur unserem Geld allein, vielmehr mit unserer Zivilisation, mit unserer Heimat, mit unserer Selbstachtung; die deutsche Romantik beispielsweise wird uns in diesem staubigen, überhitzten Land so fern sein wie das Neandertal, Caspar David Friedrich wird uns so vertraut sein wie ein Höhlenmaler. Die Entscheidung für Klimaanpassung statt Klimaschutz bedeutet im Endeffekt einen kulturellen Bruch, wir wären Flüchtlinge im eigenen Land, kulturell entfremdet, traurige Gestalten auf einer Zeitscholle, die sich vom Festland unserer Tradition gelöst hat.

Zurück zur Engelsgeduld. Der Zielkonflikt zwischen Klimaschutz und Klimaanpassung ist auch deswegen so konstruiert, weil die meisten Maßnahmen, die dem einen nützen, auch dem anderen dienen. Denn um des Hochwassers Herr zu werden, müssen die Flüsse aus ihren kanalhaften Betten befreit werden; um die Hitze in den Städten erträglich und überlebbar zu halten, um die Städte zugleich vor Überschwemmung zu schützen, müssen sie ergrünen und dabei radikal entsiegelt werden; um Bränden vorzubeugen, müssen Moore wieder vernässt werden, was nebenbei CO₂ speichert; schwer brennbar und gegen Borkenkäfer resilienter sind Laubwälder, die auch sonst ökologisch viele positive Effekte hätten; entschieden verminderte Viehhaltung dient der klimatischen Wehrhaftigkeit der Natur und schützt den Regenwald, der CO₂ speichert und Sauerstoff produziert – bis er es nicht mehr tut.

Man sieht an dieser kursorischen Aufzählung schon, warum die Konservativen eine umfassende Klimaanpassung bisher nur verbal vorantreiben, keinesfalls aber politisch. Denn hier geht es natürlich ans Allerheiligste: ans 50-millionste Auto, ans 18-millionste Eigenheim, ans 21-millionste Schwein, kurzum an alles, was dem im Konservativen hausenden Konsumenten unendlich viel wichtiger zu sein scheint als Heimat und Kultur, als deutsche Eiche und Riesling von der Mosel: seine Gewohnheiten, sein kundenköniglicher Anspruch auf alles jederzeit. Genau da liegt auch der tiefere Grund dafür, dass die CDU in diesem Hitze- und Krisensommer von sich aus keine einzige politische Initiative ergriffen hat, sondern nur zu dem bisschen, was der Koalitionspartner SPD vorschlug, ihr übliches Klima-Nein sagte.

Die Entscheidung, vor die die Konservativen das Land beim Klima stellen wollen, lautet: Schutz oder Anpassung. Die Entscheidung, vor der sie selbst stehen, heißt: Kultur oder Konsum. Und die tiefere Frage wäre: Sind die Konservativen eigentlich konservativ?

www.zeit.de/vorgelesen

Jetzt mal was Änderes

PETER DAUSEND über Hertha BSC und die Rettung der Demokratie

Hertha BSC zählt zu den ältesten Fußballvereinen Deutschlands und zeichnet sich seit Jahren dadurch aus, dass die Mannschaft just in dem Moment, in dem man glaubt, sie könne doch wieder in die Bundesliga aufsteigen, zu einer beeindruckenden Niederlagenserie ansetzt. Für Hertha-Fans, die es erstaunlicherweise sogar im Politikressort der ZEIT gibt, ist das zwar dramatisch,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aber ein Segen. Denn wäre der Klub in einer der vergangenen Zweitliga-Saisons tatsächlich so erfolgreich gewesen, wie viele (selbst ernannte) Experten erwartet hatten, könnte »die alte Dame« Hertha jetzt nicht die Demokratie retten.

Am 6. September wählt Sachsen-Anhalt einen neuen Landtag. In Umfragen kommt die AfD auf mehr als 40 Prozent. Scheitern kleinere Parteien an der Fünf-Prozent-Hürde, was gut möglich ist, droht eine AfD-Alleinregierung. Am 6. September tritt aber auch der 1. FC Magdeburg in Berlin zu einer Partie in der zweiten Liga an – gegen Hertha. Die Magdeburger Fans gelten als ebenso reiselustig wie – in Teilen – problematisch. Choreo mit Nazi-Spruch-Banner, rassistische Gesänge, rechtsextreme Erlebniskultur: Beileibe nicht nur in Magdeburg, aber auch dort sieht und hört man das.

Man darf also unter den Magdeburger Fans eine gewisse Anzahl potenzieller AfD-Wähler vermuten. Wenn die nun früh gen Berlin aufbrechen müssen – das Spiel beginnt um 13.30 Uhr –, bleibt kaum Zeit zum Gang ins Wahllokal. Und nach dem Spiel besuchen echte Fußballfans eh andere Lokale, in denen man keine Stimme abgibt, sondern Bier in sich hineinschüttet. Der Harndrang ersetzt dann den Urnengang. Und eine Briefwahl in den Tagen vor dem Spiel ist ohnehin kein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s AfD-Wähler – weil damit ja vermeintlich ein Erfolg der »Systemparteien« herbeimanipuliert wird.

In Sachsen-Anhalt sind gerade mal knapp 1,8 Millionen Menschen wahlberechtigt. Und da es zwischen der AfD und den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die ein Bündnis eingehen könnten, derzeit unentschieden steht, entscheiden wenige Stimmen. Auf jede einzelne kommt es an.

Im Schnitt fahren etwa 3.500 Magdeburg-Fans zu Auswärtsspielen. Geht es gegen Hertha, sind aber bis zu 10.000 dabei. Ein relevanter Teil der AfD-Wähler wird also am 6. September die Stimmabgabe auf jeden Fall verpassen. Um aber sicherzugehen, dass die AfD künftig nicht doch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in Sachsen-Anhalt stellt, sollte die Hertha-Führung weitere 10.000 Freikarten an FCM-Fans verschenken. Denn am Wahlsonntag liegt die Wahrheit nicht auf dem Platz. Sie liegt dann in der Urne.

Torten der Wahrheit

VON KATJA BERLIN

Warum Frauen heutzutage häufiger erwerbstätig sind und weniger Kinder bekommen

Weil die übermächtigen Feministinnen den Frauen eingetrichtert haben, dass Mutterschaft nicht wertvoll sei 18 Euro Kaltmiete pro Quadratmeter

Auf wessen Rat junge Männer hören, die bei Frauen besser ankommen möchten

Auf den von Incel-Influencern Auf den von Looksmaxxern Auf den von Fitness-Bros Auf den von Männerrechtlern Auf den von Frauen

Kaukasus Was will Trump da?

E s ist laut an der armenisch-iranischen Grenze. Hinter dem Stacheldrahtzaun donnert der Arax, ein mächtiger Fluss, der sich mit Schleifen und Stromschnellen durch das

Gebirge fräst und kaum einen Stein liegen lässt. Der Arax trennte schon Russland von Persien, später die Sowjetunion vom Iran. Auf iranischer Seite ist der Fluss von grünen Feldern gesäumt. Die Bauern nutzen sein Wasser für den Ackerbau. Dahinter Plattenbauten und selbst gezimmerte Hütten, braun wie die Steppe, windschief und erdbebengeschüttelt. Im Niemandsland liegen rostbraune Waggons aus sowjetischer Zeit, als hier noch die Eisenbahn fuhr. Hinter dem Stacheldrahtzaun auf armenischer Seite eine Landstraße, Schlagbäume, Wachtürme. Dahinter geht es steil den Berg hoch.

Ausgerechnet hier will Donald Trump investieren. In Armenien direkt an der Grenze zum Iran, aber natürlich gezielt an der Islamischen Republik vorbei. Das Verkehrs- und Infrastrukturprojekt zieht die ganz große Politik an. Im Mai 2026 war US-Außenminister Marco Rubio in Armenien, zuvor im Februar Vizepräsident JD Vance. Für ein Land mit drei Millionen Einwohnern ist das reichlich Ehre. Da muss also was drin sein für die USA.

Trumps kaukasisches Großprojekt verbindet mehrere Länder: Armenien, Aserbaidschan und die Türkei. Eine Straße, eine Eisenbahnstrecke, Pipelines und Glasfaserkabel sollen durch das Arax-Tal gezogen werden. Trump schließt dabei zwei große Länder aus, den Iran im Süden und Russland im Norden, die beide was dagegen haben. Die Sache ist also geopolitisch aufgeladen. Und sie hat einen klingenden Namen: »Trump Route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 eine internationale Trasse für Frieden und Wohlstand, kurz TRIPP. Klingt wie Trumps Türme in New York, seine Luftschlösser in Gaza, seine Triumphbögen in Washington. Kann aus TRIPP mehr werden als ein flüchtiger Investorentraum?

Wie an den Fuß des Bergs geklebt sind die engen Tunnel der ehemaligen sowjetischen Staatsbahnen, in den Fels geschlagene Betonbögen aus einer längst verschütteten Zeit. Früher gab es hier einen Bahnhof. Die Bahnstrecke wurde unterbrochen, als die Sowjetunion zusammenbrach und Armenien und Aserbaidschan im Krieg versanken. Neben den alten Betontunneln verläuft eine zweispurige Landstraße ohne Seitenstreifen. Die Straßenschilder mit Pfeil nach rechts weisen in die armenische Grenzstadt Meghri, die mit Pfeil nach links in den Iran. Dann kommt schon der Stacheldrahtzaun. Auf dieser schmalen Grenztrasse soll Donald Trumps TRIPP auf einer Länge von 43 Kilometern von der armenischen Grenze im Osten bis zur Grenze im Westen verlaufen.

Darauf einigte sich der US-Präsident mit Armenien und Aserbaidschan vor einem Jahr in Washington. Im August 2025 unterzeichneten der armenische Ministerpräsident Nikol Paschinjan und der aserbaidschanische Präsident Ilham Aliyev das Washingtoner Abkommen – eine Friedensübereinkunft, die mit dem TRIPP-Investitionsabkommen verknüpft ist. Nun müssen kleinere Gebiete ausgetauscht, Grenzen festgelegt und die Route von Aserbaidschan über Armenien in die zu Aserbaidschan gehörende Exklave Nachitschewan geplant werden. Dabei verfolgen die verschiedenen Seiten ähnliche Interessen. Trump will, dass US-Unternehmen Geld verdienen und dass Iran bei allem leer ausgeht. Armenien möchte, dass die Routen auf seinem Territorium unter seiner Hoheit und Beaufsichtigung bleiben. Das Land will eine Brücke im Verkehr zwischen Zentralasien und Europa werden. Aserbaidschan besteht darauf, dass der Verkehr die 43 Kilometer schnell und unbürokratisch durch armenische Kontrollen zurücklegen kann. Aus Sicht von Baku ist TRIPP nur ein Teil der Straßen- und Eisenbahntrassen, die vom Kaspischen Meer nach Nachitschewan bis in die Türkei führen sollen: der »mittlere Korridor«.

Streng dagegen sind gleich drei Staaten, die kein Interesse an der Verflechtung von Armenien und Aserbaidschan haben. Allen voran der Iran, dem es nicht passt, dass die USA geostrategische Trassen an seiner Landesgrenze planen und den Iran dabei links liegen lassen. Der Iran ist im südlichen Armenien allgegenwärtig mit seinen Lastwagen, die Gas, Öl und chinesische Waren ins Land bringen. Die Lkw quälen sich die Serpentinen hoch und runter. Die Islamische Republik möchte von den armenischen Transitstraßen nicht abgeschnitten werden, über die Güter auch Richtung Russland geliefert werden. Zur Durchsetzung seiner Interessen betreibt der Iran sogar ein Generalkonsulat in Kapan, das ist die Gebiets-hauptstadt der Region. Klingelt man an der Pforte, öffnet niemand. Alles, was man sagen will, hängt am Botschaftszaun. Auf großen Postern werden die »US-Verbrechen« im Iran angeprangert, etwa der Angriff auf eine Mädchenschule im Iran im Februar 2026.

Als zweites Land steht Russland gegen TRIPP. Noch meckert Wladimir Putin nicht laut, um Donald Trump nicht zu vergrätzen, den er sich für die Unterjochung der Ukraine warmhalten will. Aber für Moskau ist das TRIPP-Projekt sehr ärgerlich. Seit Jahren stand der russische Geheimdienst FSB an der armenisch-iranischen Grenze. Doch Armenien beendete die brüderliche Hilfe bei der Grenzverteidigung, weil Russland Armenien bei der Rückeroberung von Bergkarabach durch Aserbaidschan 2023 im Stich ließ. Nicht erst seit der Wiederwahl des proeupropä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Nikol Paschinjan Anfang Juni verliert Putin rapide an Einfluss in Armenien.

Bleibt noch der TRIPP-Gegner Georgien, das bisher für Zentralasien und Aserbaidschan Putin-freie Tor nach Westen. Vom Kaspischen Meer bis in die Türkei laufen Straßen, Eisenbahntrassen und Pipelines über Georgien. Natürlich möchte das Land seine Monopolstellung behalten, nur ist es leider nicht mehr Putin-frei, seitdem ein prorussischer Oligarch das Land in Moskaus Orbit zurückführt. Eine Route über Armenien mit seiner prowestlichen Regierung wäre da eine gute Ergänzung.

Tatsächlich kann kein TRIPP-Gegner Aserbaidschan, Armenien und Trump daran hindern, voranzugehen. Aserbaidschan hat schon eine Schnellstraße gebaut und will bis 2027 die Eisenbahnstrecke bis an die armenische Grenze ziehen. »Bisher haben wir keine Zeit verschwendet«, sagt der Berater des aserbaidschanischen Präsidenten Elchin Amirbayov der ZEIT. »Wir hoffen, dass die Bauphase Ende dieses Jahres beginnen kann.« In Armenien beteuert Premier Paschinjan: »Wir haben die Planungsprozesse für TRIPP beschleunigt.« Die entsprechenden Gesetze liegen im Parlament zur Abstimmung. Das US-Außenministerium ruft »TRIPP hat höchste Priorität!« und hat einen Private-Equity-Investor aus Chicago zum Chef eines Fonds mit 200 Millionen US-Dollar ernannt, um die Transportprojekte für den »mittleren Korridor« zu finanzieren.

In der Grenzstadt Meghri und am Grenzzaun zu Armenien kann man von alldem noch nichts sehen. Die Touristen posieren am Arax, armenische Uniformierte dösen an den Grenzübergängen und in Wachtürmen vor sich hin, in den sowjetischen Bahntunneln flitzen Mäuse umher. Noch ist kein Bagger und kein Baumaterial in Stellung gebracht. Aber Eile ist angeraten. Donald Trump, dessen Aufmerksamkeitsspanne so kurz ist wie sein Durchhaltevermögen, geht im Herbst in die Midterm-Wahlen. In zwei Jahren wird in den USA ein neuer Präsident gewählt. Dann würde der Namensgeber von TRIPP aus dem Amt scheiden – und der Elan könnte schnell verfliegen. MICHAEL THUMANN

Kanada Mark Carney legt sich mit den USA an

»Am Arsch lecken.« – »Krieg.« – »Wir sind die Herren in unserem Haus.« Geht es auch so, das Gespräch mit Donald Trump? Vor wenigen Tagen brach die kanadische Regierung die Zollverhandlungen mit den USA ab, danach eskalierte die Rhetorik. Die Versuche, den Handelsstreit zwischen den Nachbarn beizulegen, schienen eigentlich auf einem guten Weg – bis nach kanadischer Darstellung die US-Seite in letzter Minute unter anderem forderte, Kanada müsse sein Recht einschränken, Freihandelsabkommen mit anderen Ländern abzuschließen. Für Premierminister Mark Carney war damit eine Grenze überschritten. »Amerika versucht uns zu brechen, damit es uns besitzen kann«, sagte er bei einer Pressekonferenz. »Das wird niemals passieren.« Kanada werde in seiner Souveränität angegriffen, folglich befinde es sich im Krieg. Der rauflustige Regierungschef der bevölkerungsreichen Provinz Ontario, Doug Ford, wies vor laufenden Kameras schließlich darauf hin, dass er ein durchaus ausgedehntes Hinterteil sein Eigen nenne: Trump sollte es also leichtfallen, es zu küssen.

Trump reagierte auf den Abbruch der Verhandlungen mit der Ankündigung, die Zölle auf bestimmte Güter aus Kanada auf 50 Prozent zu erhöhen sowie den Ontariosee in »Lake America« umzubenennen. Die Gesamtzollbelastung auf kanadische Güter wird zwar erst einmal nur auf etwa 7,5 Prozent steigen. Ab Januar aber, so Trump, sollen die 50 Prozent auch für sämtliche Autos, Lkw und Autoteile gelten. Vor allem Kanadier in den wichtigen Industrieregionen entlang der Südwestgrenze, wo die Fertigungsprozesse eng mit den USA verwoben sind, fürchten um ihre Jobs.

Wirtschaftlich sitzt Kanada in diesem Streit klar am kürzeren Hebel. Gut 70 Prozent der Exporte des Landes gehen in die USA, umgekehrt sind es nur gut 15 Prozent. Die Regierung von Carney gibt sich deshalb alle Mühe, den Handel mit anderen Partnern auszuweiten, vo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is zum diktatorischen China. Diese Bande dürften allerdings kaum den Schaden kompensieren, den die neuen Zollmauern in Nordamerika anzurichten drohen. Trotzdem geben sich die Kanadier angriffslustig und selbstbewusster denn je. Warum?

Weil, wie sich gerade zeigt, ökonomische Faktoren eben nicht alles sind, wenn zwei demokratische Volkswirtschaften im Clinch liegen. Carney bringt ein immaterielles Gut in den Ring, mit dem Trump seinerseits nicht aufwarten kann: die ideelle Kraft eines Abwehrkampfes gegen einen Bully, der sich maßlos und ungerecht verhält. Diese Mission vereint die Kanadier über die Parteilager hinweg. Es war überhaupt dieser neue Patriotismus, der Carney vor anderthalb Jahren ins Amt brachte. Der Liberale, der dem Archetyp des Weltbürgers entspricht, war vor der Wahl eine unwahrscheinliche Besetzung für die Rolle des Verteidigers der Nation. Der Ex-Banker hatte Karrier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Managerelite gemacht, bevor er als Premierministerkandidat antrat. Aber siehe da: Mit seiner Parole »Ellbogen hoch!« (entliehen aus dem Volkssport Eishockey) versammelt er die Kanadier hinter sich. Mehr als drei Viertel der Bevölkerung halten es laut einer Umfrage für richtig, dass Carney die Verhandlungen mit Trump abgebrochen hat.

Hinter Trumps Zollaggressionen stecken weniger mobilisierbare Motive: die Fantasie, Kanada zu unterwerfen, um US-Hegemonie über die nördliche Hemisphäre herzustellen, und die Wut über die angebliche sicherheitspolitische Trittbrettfahrerei der Kanadier. Wie wenig er mit diesen Affekten im eigenen Land überzeugt, zeigen die dramatisch sinkenden Umfragewerte des US-Präsidenten. Mit anderen Worten: Carneys politische Durchhaltefähigkeit wächst mit dem Konflikt, während die von Trump schwindet. Insofern kann der US-Präsident kaum ein Interesse daran haben, mit immer höheren Zöllen – die letztlich auch für US-Konsumenten nichts anderes sind als Steuererhöhungen – in die Midterm-Wahlen im November zu gehen. Als Ausweg bliebe ihm, weiter große Töne zu spucken – und an den Verhandlungstisch zurückzukehren.

Trotz trumpft Trump? Wenn man als Nation bereit ist, ins Risiko zu gehen, womöglich schon. JOCHEN BIT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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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Demokratie, in der nicht gestritten wird, ist keine.« Helmut Schmidt

Sollen Experten regieren?

Im Osten sollten überparteilich anerkannte Fachleute mit wechselnden Mehrheiten die Geschäfte führen, sagt Sahra Wagenknecht. Philipp Amthor von der CDU entgegnet: Das BSW will das Parteiensystem destabilisieren

DIE ZEIT: Frau Wagenknecht, Sie schlagen angesichts der sich abzeichnenden schwierigen Mehrheitsverhältnisse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m Osten vor, Regierungen zu bilden, die von überparteilichen Experten geleitet werden. Warum?

Sahra Wagenknecht: Der Begriff Experte klingt technokratisch. Es geht um einen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über Parteigrenzen hinaus respektiert wird, und um eine Regierung, die sich auf wechselnde Mehrheiten stützt. Die Brandmauer-Koalitionen haben in eine Sackgasse geführt. Die Parteien blockieren sich gegenseitig, und die Wähler fühlen sich betrogen, wenn immer wieder der Wahlverlierer ins Amt gehievt wird. Das stärkt die AfD, die nun kurz vor der absoluten Mehrheit steht. Zugleich haben wir eine extreme Polarisierung. Rund die Hälfte der Wähler in Sachsen-Anhalt lehnt entweder Schulze oder Siegmund aus tiefstem Herzen ab. Eine über Parteigrenzen hinaus akzeptierte Persönlichkeit, die für einen echten Neubeginn steht, würde dieses Dilemma lösen. Jemand, der auch die Anliegen der AfD-Wähler vertritt.

ZEIT: Wer könnte so jemand sein?

Wagenknecht: Persönlichkeiten gäbe es in der Wirtschaft, in der Justiz, auch in der Kommunalpolitik oder bei den Kirchen. Würde ich jetzt Namen nennen, wären sie verbrannt. Philipp Amthor: Wie die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ausgehen, entscheidet sich erst am 6. September. Ich selbst war in den letzten Tagen dort viel unterwegs, und eine Erwartung teilen jedenfalls viele Leute: Sie wollen vor der Wahl wissen, wer nach der Wahl Ministerpräsident werden könnte. Es kann ja nicht sein, dass die Wähler darüber entscheiden, welcher Partei und damit welchem Konzept sie ihr Vertrauen schenken, und am Ende wird jemand ganz anderes Ministerpräsident, der gar nicht auf dem Wahlzettel stand. Der Vorschlag von Frau Wagenknecht ist vielleicht in der Theorie interessant und diskussionswürdig, aber er basiert aus meiner Sicht auf einem ganz falschen Gegensatz. Nämlich dem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Expertenstellung. Wenn ich mir den Ministerpräsidenten und die Landesminister in Sachsen-Anhalt anschaue, sind sie doch gute Beispiele dafür, dass es demokratisch legitimierte, also gewählte Experten aus den Parteien gibt. Und auch ein »parteiunabhängiger« Ministerpräsident würde am Ende in Abhängigkeiten von Parteien im Landtag stehen, die ihn stützen oder nicht. Deswegen kann man mit dem Begriff einer Expertenregierung eine Entpolitisierung zwar ins Schaufenster stellen, wird sie am Ende jedoch nicht erreichen.

Wagenknecht: Es geht nicht um eine Entpolitisierung, sondern um eine Wiederbelebung der Demokratie. Anders als bei festen Koalitionen müsste sich ein solches Kabinett Mehrheiten anhand konkreter Sachfragen suchen. Ihr Konzept, Herr Amthor, ist, alle Parteien jenseits der AfD in Haftung zu nehmen, den CDU-Amts-inhaber wieder ins Amt zu bringen, obwohl er ein historisch schlechtes Wahlergebnis einfahren wird. Und wer sich dem verweigert, wird als Steigbügelhalter der AfD diffamiert. Genau damit wird das Votum der Wähler nicht ernst genommen. Weit mehr als ein vor der Wahl nicht bekannter Kandidat dürfte die meisten Menschen frustrieren, dass sie zwar eine Person wählen können, aber nach der Wahl nicht die Politik bekommen, die diese Person vor der Wahl versprochen hat. Bundeskanzler Merz ist das beste Beispiel dafür. Er hat vor seiner Wahl etwas völlig anderes versprochen, als er dann als Kanzler umgesetzt hat.

Amthor: Also, Frau Wagenknecht, ich will zunächst zu Ihrer bundespolitischen Einlassung feststellen, dass ich Ihre Beschreibung ausdrücklich nicht teile. Sie offenbart allerdings, worum es Ihnen am Ende geht: Sie wollen sich über die Landtagswahl in Sachsen-Anhalt bundespolitisch profilieren. Politik ist am Ende immer konkret. Und in Sachsen-Anhalt stehen die Bürger eben vor der Wahl, wer Ministerpräsident werden soll – Sven Schulze oder Ulrich Siegmund. Ich kann verstehen, dass Sie das jetzt gerne verunklaren und das BSW noch als eine dritte Option verkaufen wollen, aber Sie dürfen die Realität nicht verleugnen. Wenn es das BSW in den Landtag schafft, steht es Ihnen natürlich frei, dass Sie Sven Schulze nicht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wählen. Wenn die Konsequenz dann allerdings ist, dass Ulrich Siegmund Ministerpräsident wird, weil Sie angekündigt haben, sich im dritten Wahlgang zu enthalten, dann ist das keine neutrale Haltung. Sie können nicht verhehlen, dass Sie für die Folgen dieser Enthaltung Verantwortung tragen müssten. Wagenknecht: Die Debatte über einen dritten Wahlgang ist müßig, weil Siegmund ausgeschlossen hat, sich unter solchen Umständen überhaupt zur Wahl zu stellen. Aber unabhängig davon: Wir schlagen allen Parteien ein anderes Modell vor. Darauf nicht einzugehen, aber dann zu sagen, wenn ihr Schulze nicht wählt, seid ihr die Steigbügelhalter, ist unredlich. Es gibt da eine ungute Kumpanei zwischen allen etablierten Parteien, weil sich alle so trotz sinkenden Zuspruchs die Macht sichern. ZEIT: Frau Wagenknecht, Sie sagten 2024 über die AfD, dass man mit »diesen Menschen« nicht koalieren könne, weil sie einer »völkischen Ideologie« anhingen. Was genau ist in den letzten zwei Jahren passiert, dass Sie jetzt denken, man könne die Partei politisch einbinden?

Wagenknecht: Die Ausgrenzung hat die AfD nur stärker gemacht, weil ihre Wähler sie als Affront empfinden. Führende AfD-Politiker waren davor in der CDU, aber natürlich gibt es Leute in der Partei, die man früher eher in der NPD angetroffen hätte. Wenn die AfD irgendwo mit absoluter Mehrheit durchregieren kann, geht das sicher nicht gut aus. Auch deshalb müssen wir raus aus der Brandmauer-Falle. Die Dämonisierung hilft der AfD, es braucht eine sach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ihren Positionen und Widersprüchen. Und es braucht Respekt vor Wahlergebnissen. ZEIT: Herr Amthor, unabhängig davon, was man von Frau Wagenknechts Vorschlag hält, er kommt nicht aus dem Nichts. In Sachsen und in Thüringen gibt es Hilfskonstruktionen von Minderheitsregierungen, sie helfen der CDU nicht in den Umfragen. Ist das die richtige Lösung, um mit dem realen Phänomen umzugehen, dass die Mehrheitsbildung immer komplizierter wird?

Amthor: Stabile Mehrheitskoalitionen sind immer die bessere Variante als die von Ihnen so genannten »Hilfskonstruktionen«, das ist klar. Ich habe nur ein grundsätzliches Problem mit der Art und Weise, wie Sahra Wagenknecht auf das Parteiensystem schaut. Die Bildung von Koalitionen hat nichts mit Kumpanei zu tun, sondern ist ein absolut legitimes demokratisches Verfahren. Die AfD oder das BSW haben keinen Anspruch darauf, dass andere Parteien mit ihnen koalieren. Es ist konstitutiv für unsere Demokratie, dass Parteien für eigene inhaltliche Positionen eintreten und sich von anderen Parteien abgrenzen. Und da sehe ich eben eine AfD mit einer zunehmenden Radikalisierung, auch mit einem neuen Hang zur unsittlichen Härte. Es ist kein demokratisches Defizit, dass Parteien vor Wahlen sagen, mit wem sie koalieren und mit wem nicht.

Wagenknecht: Wenn Sie über die Härte der AfD reden, sollten Sie auch mal überlegen, welche Härten Sie den Menschen zumuten, wenn Sie nichts dagegen tun, dass die Energiepreise durch die Decke gehen, die Mieten immer weiter steigen, es wachsende Altersarmut gibt. Dazu fällt Ihnen nichts Besseres ein, als weitere Kürzungen zulasten normaler Bürger zu beschließen.

Amthor: Das war sehr gut und zeigt, dass es prima funktionieren kann, wenn man externe Besetzungen in ein funktionierendes parlamentarisches System einbindet. Ich verstehe aber auch, dass das BSW in diesem Parteiensystem nie so richtig Tritt gefasst hat – und deswegen ein Interesse daran hegt, es zu destabilisieren. Aber zurück zur Stellung von Experten: Externe Fachleute sind zum Zeitpunkt ihrer Berufung in der Regel keine

Fotos [M]: Gene Glover für DIE ZEIT

»Wir leben nicht in einer Wahl-O-Mat-Demokratie«

Amthor: Wir haben sehr unterschiedliche Ansätze zur Bekämpfung dieser Probleme. Das ist Politik. Können wir gern diskutieren, aber das entfernt uns vom Kern unserer Diskussion. Wagenknecht: Dass die AfD immer stärker wird, hat aber genau damit zu tun: dass sich das Leben für viele in den letzten Jahren deutlich verschlechtert hat. Eines noch zu unserem Vorschlag eines überparteili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Wir sagen nicht, dass die Minister alle parteilos sein sollen, sondern dass Kompetenz Vorrang vor Parteibuch haben muss. Das Problem ist doch, dass Parteikarrieren heute nur noch selten die nach oben bringen, die für wichtige Ämter im Staat die Fähigsten wären. Da wird plötzlich ein Herr Linnemann Gesundheitsminister, obwohl er selbst weiß, dass er dafür gar keine Kompetenz besitzt. Das hat auch damit zu tun, dass die großen Parteien ihre Massenbasis verloren haben und Politik sich immer mehr in einer Blase bewegt. ZEIT: Herr Amthor, Sie haben bis vor Kurzem ein Jahr lang als Staatssekretär unter einem Experten gearbeitet, Bundesdigitalminister Karsten Wildberger. Wie war das denn?

»Die Ausgrenzung hat die AfD nur stärker gemacht«

Experten für politisches Handwerk. Dies dann auszugleichen, ist eine sehr zentrale Aufgabe von Politik. Und es gibt übrigens gute Beispiele dafür, dass das nicht immer gelingt. Nur weil man etwa einen Arzt zum Gesundheitsminister macht, bekommt man noch lange nicht die beste Gesundheitspolitik.

ZEIT: Eine Zeit, in der Experten viel zu sagen hatten, war die Coronapandemie. Hat das denn aus Ihrer Sicht gut funktioniert?

Wagenknecht: Nein, das war eine Katastrophe, vor allem, weil die Auswahl der sogenannten Experten äußerst einseitig war. Unser Vorschlag ist ausdrücklich keine Technokratie, also eine Expertenregierung, die am Parlament vorbeiregiert. Das wäre ein ähnlicher Irrweg wie die Brondmauer-Koalitionen, weil auch damit Wahlergebnisse ignoriert würden. Unser Vorschlag ist eine Regierung, die sich im Parlament Mehrheiten in der Sache sucht und dabei keine Partei ausgrenzt. Es ist doch verrückt, wenn die Grünen sich in Sachsen öffentlich entschuldigen, weil ein Antrag mit den Stimmen von AfD und BSW eine Mehrheit gefunden hat. Wenn sich alle verbünden, um die AfD auszugrenzen, kommt als Minimalkonsens schlechte Politik heraus, die überhaupt kein Wähler mehr unterstützt.

Amthor: Ich halte das für eine ausgesprochen merkwürdige Betrachtung. Das, was Sie mit wechselnden Mehrheiten versuchen wollen, führt letztlich zu einer vollständigen Bagatellisierung der AfD und ihrer Politik. Das halte ich für grundfalsch. Die AfD ist nicht künstlich teilbar in ein Höcke-Lager und ein Nicht-Höcke-Lager, mit dem man über einzelne Sachpositionen reden könnte. Parteien treten mit einem gesellschaftlichen Zielbild an. Und das gesellschaftliche Zielbild der CDU unterscheidet sich diametral von dem der AfD – mit Blick auf die Menschenwürde oder auch auf Deutschlands Einbindung in Europa und in der Welt. ZEIT: Frau Wagenknecht, Höcke hatte Sie zuletzt aufgefordert, selbst das Amt der Ministerpräsidentin in Thüringen anzustreben – obwohl er wusste, dass das nicht funktionieren würde mit einer BSW-Fraktion in Thüringen, die Sie mehrheitlich nicht wählen würde. Haben Sie das Gefühl gewonnen, dass die AfD an konstruktiven Lösungen interessiert ist?

Wagenknecht: Die AfD geht genauso vor wie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Sie trickst, wenn sie sich davon parteipolitische Vorteile verspricht, sie ist unehrlich, sie betrügt. Wenn man ihr eine sach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anbietet, wie ich es Frau Weidel und Herrn Höcke vorgeschlagen habe, entzieht sie sich. Das spricht erst recht dafür, sie in Sachfragen zu stellen, statt ihr den Luxus zu ermöglichen, hinter der Brandmauer zu florieren.

ZEIT: Was stimmt Sie zuversichtlich, dass sich genügend Abgeordnete auf Ihr Modell einlassen? Die Linke sagt: Sobald die CDU mit der AfD eine Mehrheit sucht, sind wir raus.

Wagenknecht: Wollen diese Parteien dann tatsächlich auch gegen vernünftige Anträge stimmen, nur weil die AfD ebenfalls dafür ist? In Sachsen-Anhalt fordert auch die AfD ein kostenloses Mittagessen für alle Schüler. Wenn die Linke im Landtag gegen einen solchen Vorschlag stimmt, muss sie das ihren Wählern erklären.

Amthor: Das führt in die Irre. Natürlich ist dieses Beispiel für sich genommen interessant. Kostenloses Mittagessen für alle Schüler – dann stimmt man halt mal isoliert über diese Frage ab. So funktioniert aber seriöse Politik nicht. Wir leben nicht in einer Wahl-O-Mat-Demokratie, in der man sich einzelne Positionen zusammenbastelt, die einem gefallen. Parteien lassen sich nicht in Einzelfragen parzellieren. Das verstellt völlig den Blick auf das notwendige große Ganze hinter Einzel-positionen.

Wagenknecht: Große Linien kriegen Sie doch in diesen immer unbeweglicheren Brandmauer-Koalitionen gar nicht mehr vermittelt. Zumal es der deutschen Politik ohnehin an großen Linien, an echten Zukunftsentwürfen mangelt. Amthor: Man benötigt natürlich ein Gesamtkonzept, das für alle Koalitionspartner tragfähig ist. Dabei geht es aber um mehr als um eine Summe von Einzelpositionen. Etwa um einen Haushalt, der alle Politikfelder in Zahlen übersetzt, oder um die Entwicklung eines Bildungssystems. Diese Komplexität, die muss man sich auch zumuten.

Das Gespräch moderierten Martin Nejezchleba und Cornelius Pollmer

Titelthema: Zohran Mamdani – der Erlöser der Linken?

ZEITNAH

Foto (Ausschnitt): Fikri Amanda Abubakar

Bei den Muschelkindern

Können Kinder es schaffen, ihr Übergewicht wieder loszuwerden? Diese Frage führte Luisa Thomé in den Tannenhof, eine Rehaklinik an der Ostsee. Vier Wochen lang versuchten die Teenager der Muschelgruppe dort, ein anderes Verhältnis zum Essen und zu ihrem Körper zu entwickeln. Sie hätten eine harte Schale, sagte die Chefärztin, aber sie seien alle verletzt. Thomé durfte überall dabei sein, auch beim Sport. Ihr Titel: »Frau Reporterin«

ENTDECKEN, SEITE 47

ZEIT MAGAZIN

MAGAZIN

Er ist neu hier

POLITIK

Sachsen-Anhalt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der Kopf hinter dem AfD-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will eine deutsche Nationalkultur. Aber was heißt das? VON MARIAM LAU 2

Könnten Überläufer aus der CDU die AfD an die Macht bringen? VON AUGUST MODERSOHN UND MARTIN NEJEZCHLEBA 2

GLAUBEN & ZWEIFELN, S. 46

Maurizio Cattelan eröffnet im September seine erste große Einzelausstellung in Deutschland und hat aus diesem Anlass das ZEITmagazin gestaltet – und ein großes Interview gegeben

Polen Nach 2022 half kein Land der Ukraine so stark wie der westliche Nachbar. Nun gibt es fast täglich Übergriffe auf Ukrainer. Was ist passiert? VON ALICE BOTA ▶3

Titelthema: Zohran Mamdani – der Erlöser der Linken? Er ist sehr, sehr links. Und er regiert New York. Was kann er verändern? VON PAUL MIDDELHOFF

Wie die europäische Linke auf den US-Hoffnungsträger blickt VON ROBERT PA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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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Der Tech-Ethiker Tristan Harris sieht die Technologie im Abgleiten – und einen Ausweg. Ein Interview

Union Die Konservativen behaupten, es gebe einen Gegensatz von Klimaschutz und Klimaanpassung. Ein verräterisches Narrativ VON BERND ULRICH 7

Jetzt mal was Anderes Eine Kolumne von PETER DAUSEND 8

FEUILLETON, SEITE 43

Handel Kanada zieht in den Zollkrieg mit den USA. Was kann Premier Mark Carney erreichen? VON JOCHEN BITTNER 8

Koalitionen Sollen Experten regieren, wenn die Mehrheitsverhältnisse nach Wahlen schwierig sind? BSW-Gründerin Sahra Wagenknecht streitet mit dem CDU-Politiker Philipp Amthor 9

Kaukasus Warum Donald Trump in der Region Geschäfte machen will VON MICHAEL THUMANN 8

Die aktuellen Themen der ZEIT schon am Mittwoch im ZEIT-Brief, dem kostenlosen Newsletter www.zeit.de/brief

STREIT

Der Philosoph Wilhelm Schmid unternimmt nach dem Tod seiner Frau eine Weltreise, um seine Einsamkeit zu ergründen – und seinen Platz in einer Welt, die ihm trist und leer erscheint

Bildungsangebote und Stellenmarkt (ab Seite 33); Agenda Kultur: Museen, Kunstmarkt, Bühnen (Seite 45)

FRÜHER INFORMIERT!

Wer bin ich, ohne sie?

Rumfahren und rumballern

Bildung Wie gefährlich ist »Deutschlands gefährlichste Schule«? Die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in Ludwigshafen ist bundesweit in die Schlagzeilen geraten. Besuch an einem Ort, der längst zum Politikum geworden ist VON ANNA-ELISA JAKOB, PAUL LÜTGE UND STELLA SCHALAMON 11

DOSSIER

WIRTSCHAFT

VERBRECHEN

Verwirrung Warum es der Rechtsanwalt Elmar Vitt, eine Ausnahmefigur im Wirecard-Verfahren, mit dem Staats-schutz zu tun bekam VON STEFAN WILLEKE 16

Nahost Wem die neuen Drohungen der USA wirklich gefährlich werden könnten VON THOMAS FISCHERMANN 19

Finanzmarkt Steigende Anleihezinsen beunruhigen Investoren. Wie gefährlich wird der Schuldenrekord? VON KOLJA RUDZIO 17

Sanktionen Eine deutsch-chinesische Firma rüstet die russische Armee aus. In der Technik steckt auch Material von Siemens VON INGO MALCHER 20

Wahlen im Osten Was Unternehmer vor Ort über das Wirtschaftsprogramm der AfD denken VON MARC WIDMANN 18

Journalismus Wie eine Ausgabe des »Spiegels« unbeabsichtigt zum AfD-Fanartikel wurde VON MARTIN MACHOWECZ UND FABIAN REINBOLD 19

Artenschutz Ein Bauunternehmer aus Berlin kapituliert vor der Umwelt-Bürokratie VON JÖRG BURGER 21

Island Die Inflation ist hoch. Könnte eine Mitgliedschaft in der EU helfen? VON RICARDA RICHTER 22

WISSEN

Nachruf Der Logistikunternehmer und streitbare Wohltäter Klaus-Michael Kühne ist tot VON MARC WIDMANN 23

Hausärzte Die Bundesregierung will die freie Arztwahl einschränken. Das Ziel: mehr Gesundheit für alle. Kann das funktionieren? VON HANNA GRABBE

Biologie Die als Männerfresserin verschriene Gottesanbeterin breitet sich in Deutschland aus VON LISA PAUSCH

Psychologie David Barlow gilt als einer der einflussreichsten Psychologen der vergangenen 50 Jahre. Er sagt: Viele Störungen haben etwas gemeinsam. Daher helfe auch dieselbe Therapie 27

Klima Fliegen würde deutlich klimaschonender, wenn man die Kondensstreifen vermeiden könnte. Jetzt wird getestet, wie VON ELENA ERDMANN 2

Verkehr Kippt die Herrschaft des Autos? Ingenieure tüfteln an neuen Regeln für die Ampel VON VIOLA KIEL 28

Museumskunde Wie der in Deutschland ausgebildete Biologe Osman Gedow das Nationalmuseum von Somalia wieder aufbauen will – und damit sein vom Bürgerkrieg zerrüttetes Land VON FRITZ HABEKUSS 30

Der »iranische Schindler« Im besetzten Paris rettete der Diplomat Abdol-Hossein Sardari Hunderte, wenn nicht Tausende Juden vor der Deportation. Warum ist seine Geschichte bis heute kaum bekannt? VON STEFAN PIASECKI 32

Das Videospiel »Grand Theft Auto VI« wird herbeigesehnt wie kein anderes Kulturprodukt. Über den Reiz, sich vor dem Bildschirm höhlenmenschlichen Gewaltfantasien hinzugeben

Infografik Haie

Bühne Benjamin Henrichs, dem großen Theaterkritiker, zum 80. Geburtstag VON MORITZ RINKE 38

FEUILLETON

GESCHICHTE

Interview Der berühmte Politikwissenschaftler Francis Fukuyama rief einst das Ende der Geschichte aus. Wo sieht er uns heute? 38

Literatur Valeria Gordeevs Roman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 ein Panorama des heutigen Russlands, ist die Sensation des Jahres VON ADAM SOBOCZYNSKI 37

Zeitgeist »Woke 1« ist am Ende, heißt es. Kommt jetzt »Woke 2«? VON JULIA LORENZ 37

Gesellschaft Titzweine, Krankschreibungspflicht und andere Ungerechtigkeiten – wir beziehen heute alles auf uns selbst. Auf der Strecke bleibt das Mitgefühl für andere VON JENS JESSEN 39

Fotografie Vor 200 Jahren fixierte Joseph Niépce zum ersten Mal ein Bild mit nichts als Licht für die Nachwelt. Was folgte, war eine Revolution unseres Sehens VON HANNO RAUTERBERG 40

Roman Ingo Schulze »Das Wasser im August« VON TOBIAS LEHMKUHL 42

Kolumne Lebenshilfe VON MARLENE KNOBLOCH 42

Videospiele Seit Jahren wird er von Millionen Menschen sehnlichst erwartet: Der 6. Teil des weltweit erfolgreichsten Videogames »Grand Theft Auto« kommt bald heraus. Worin liegt die Faszination am virtuellen Autoklau? VON HENRIK OERDING 43

Übergewichtige Kinder In einer Spezialklinik versuchen Jugendliche, ihr Essverhalten zu ändern. Dabei lässt sich auch etwas lernen über die Lebensumstände vieler Kinder VON LUISA THOMÉ 47

Film Der junge Faraz Shariat gehört zu den vielversprechendsten Regisseuren Deutschlands. Sein Film »Staatsschutz« ist eine Studie über den Umgang mit rechter Gewalt VON PETER KÜMMEL 44

Freibadsaison In Basel gibt es mehr als 200 öffentliche Brunnen. Baden erlaubt – aber auch erquickend? VON FLORENTIN SCHUMACHER 52

GLAUBEN & ZWEIFELN

Lebenskunst Wer bin ich ohne dich? Der Philosoph und Bestsellerautor WILHELM SCHMID ist nach dem Tod seiner Frau auf Weltreise gegangen, um herauszufinden: Wie lebt man mit dem Verlust eines geliebten Menschen? 46

Leserbriefe 15 Die Position 33 Sachbuch-Bestenliste 42 Impressum 54 Was mein Leben reicher macht 54

Anschläge auf die Natur Warum wollen Menschen Bäume töten? VON FRANZISKA WUNDERLICH

Prickelnd im Abgang Besuch bei einer Wasserverkostung VON MICHAEL ALLMAIER 51

Entdeckt Die Wahrheit über Whataboutism VON ANNA MAYR 54

ENTDE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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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N REGIONALAUSGABEN UND CHRIST & WELT

ZEIT im Osten Freiwillige klingeln an fremden Türen in Magdeburg, um für taktisches Wählen gegen die AfD zu werben. Wie finden das die Anwohner? VON ANNELIESE HEIDEL 14

Laura Larsson aus Parchim ist als Entertainerin enorm erfolgreich, auch sonst mitteilsam – und dennoch verblüffend schwer zu greifen VON CAROLIN WÜRFEL 15

ZEIT Schweiz Thomas Hirschhorn zeigt im Bündner Kunstmuseum eine Anthologie seines Schaffens. Ein Gespräch über

seine Kindheit in Davos, eine große Niederlage in Paris und sein »Projekt Rollator« 14

Das Massensterben in den Schweizer Flüssen und Bächen ist kein Schicksal, sondern politisches Versagen VON SARAH JÄGGI 15

ZEIT Österreich Weil er nicht mit Herbert Kickl koalieren wollte, trat Ex-Bundeskanzler Karl Nehammer zurück. Jetzt spricht er über den Erfolg der Rechten in Ö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 und die eigenen Fehler 14 »Existenzielle Dringlichkeit« sei ihr Motor, sagt die Wiener Autorin Tamara Štajner. Ihrem gefeierten Roman »Luft nach unten« liest man es an VON THOMAS MIESSGANG 15

Christ & Welt Hat jeder Mensch eine Bestimmung? Und wenn ja, wie findet man sie? Die Bibel kennt die Antwort VON TOBIAS HÜRTER 14

Der Jesuit Georg Sporschill lebt seit 35 Jahren in Rumänien und kümmert sich dort um die Ärmsten. Wie bewahrt er bei all dem Elend die Zuversicht – und den Glauben an Got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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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ZEIT

Hey Studium

Wie gefährlich ist »Deutschlands gefährlichste Schule«?

Der Eingang zur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86,6 Prozent der Schüler haben ein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Reizgas, Polizei, Lehrer in Angst – eine Realschule in Ludwigshafen macht bundesweit Schlagzeilen. ZEIT-Recherchen zeigen: Es geht um viel mehr als um Bildung VON ANNA-ELISA JAKOB, PAUL LÜTGE UND STELLA SCHALAMON

Der Unterricht hat schon begonnen, als zwei Jungs noch vor der Eingangstür abhängen. »Bruder, komm jetzt, wir haben Englischunterricht!«, drängelt der eine, Enjull heißt er. »Ey, du kannst gehen, Bruder, ich muss jetzt noch ein Interview geben«, sagt Amir, sein Kumpel. »Ich kann schon Englisch.«

Amir spricht in ein Mikrofon von ProSieben, Enjull steht daneben. Amir sagt, er sei der berühmte TikToker der Schule. Im letzten Jahr habe er Videos vom Schulalltag hochgeladen, 200.000 Aufrufe gab es für eins. Danach habe er zum Schulleiter gemusst, und, na ja: Sei ihm dann leider verboten worden, das mit den Videos.

Stattdessen senden hier nun andere, die Fernsehteams, die sich vor der Schule aufgebaut haben. Sie bringen O-Töne von aufgebrachten Eltern und verängstigten Schülern, Kommentatoren mahnen und warnen. Amir wird später rausgeschnitten. Er wird ein bisschen enttäuscht sein. Enjull sagt, er habe eh keine Zeit zum Fernsehschauen. Er trainiere nachmittags lieber draußen, bisschen Kampfsport. »Vorbereitung für die Schule«, sagt er und lacht.

Amir und Enjull gehen in die zehnte Klasse, sie wollen dieses Jahr ihren Abschluss an der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in Ludwigshafen machen. An der Schule also, zu der das ganze Land inzwischen eine Meinung zu haben scheint. Zu der auch allerlei Experten ihre Einschätzung abgeben. Der CDU-Generalsekretär von Rheinland-Pfalz und Gymnasiallehrer Johannes Steiniger konstatierte bei Welt-TV ein »Klima der Angst«. Susanne Schröter, Ethnologin und prominente Stimme in der Islamdebatte aus Frankfurt, sprach gegenüber der Bild vom »Brennglas einer gescheiterten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Psychologe und Autor Ahmad Mansour aus Berlin sagte, ebenfalls zur Bild: »Ich würde die Schule vollständig schließen.«

Das Geschehen an dieser Schule wird meist nur noch in Aufzählungen beschrieben: Vandalismus, Feueralarme, Amokalarm, Messerattacke, Polizeieinsätze. Es ist ein Ort, sagen manche, der für vieles steht, was schieflaufe in Deutschland: zu viel Migration, schlechte Bildung, zunehmende Gewalt. An der Schule liegt der Anteil von Schüler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bei 86,6 Prozent. An anderen Realschulen in Rheinland-Pfalz sind es durchschnittlich 35,7 Prozent. An Gymnasien: 17,2 Prozent.

Von Januar 2020 bis Oktober 2025 registrierte die Polizei an der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96 Strafanzeigen, die meisten davon wegen Körperverletzung. An dem Gymnasium direkt daneben waren es im selben Zeitraum 22 Anzeigen. In den fünf Jahren kam es zu 62 Feuerwehreinsätzen an der Realschule, meist war es ein Fehlalarm. Derzeit haben 18 Lehrkräfte eine Überlastungsanzeige abgegeben, ihren Vorgesetzten also schriftlich mitgeteilt, dass es in der Schule strukturelle Probleme gebe. Als Gründe nannten sie vor allem Vandalismus und Gewalt.

Eine Mutter sagt, sie habe ihren Sohn gestern früher abholen müssen. Er habe oft Bauchschmerzen, wegen der Feueralarme, und ihre Tochter habe Angst vor einem Amokalarm. Sie habe beide Kinder an eine andere Schule schicken wollen, doch da hätten sie keinen Platz mehr bekommen.

Aber es gibt auch andere Stimmen.

Eine andere Mutter zum Beispiel, die gerade ihre Tochter zur Schule gebracht hat, sagt: »Ist alles gut hier, tolle Lehrerin. Nur öfter mal Feueralarm.«

Eine weitere Mutter, Andrea Zimmermann, sie ist bereit, ihren vollen Namen zu nennen, sagt, eigentlich habe sie nicht gewollt, dass ihre Tochter hierherkommt. Einen Brief an die Schulaufsichtsbehörde habe sie schon verfasst gehabt, aber nie abgeschickt. Die Tochter wollte so gerne mit ihren Freundinnen in einer Klasse sein. Nun erzähle ihr das Mädchen nach der Schule, dass mal wieder Unterricht ausgefallen sei, wegen Feueralarm. »Aber was Schlimmeres hat sie jetzt da zum Glück noch nicht erlebt.«

Oder eine Schülerin, die zu einem Fotografen mit Stativ sagt: »Es macht mich so traurig. Jeden Tag steht ihr hier. Aber ich sage euch was: So schlimm ist es gar nicht.«

Eine andere Schülerin sagt, wenn sie die Videos auf TikTok über ihre Schule sehe, müssten sie und ihre Freunde lachen. »Ich hab keine Angst«, sagt sie, »ich hab vor gar nichts Angst.«

Der Betreiber einer Bäckerei neben der Schule: »Die Schüler sagen Guten Tag, sie sagen Auf Wiedersehen, die grüßen sogar meine Mutter. Was in der Presse mit den Kindern gemacht wird, ist Kriminalisierung.«

Oder Demet Gürel, die sich gerade wieder ins Auto setzt, um zur Arbeit zu fahren. Sie sagt: »Ich habe meine Tochter tausendmal gefragt, ob sie wechseln will, aber sie möchte nicht. Sie hat hier Freunde und will nicht weg.«

Enjull sieht das ähnlich, und Amir sagt jetzt in die ProSieben-Kamera, ganz der Schulerklärer: »Wir müssen alle etwas strenger sein, mehr Respekt voreinander haben.« Da fällt ihm offenbar sein Englischunterricht ein. »Ey, unsere Lehrerin gibt uns gleich richtig Ohrfeige!«, ruft er schon im Umdrehen.

Was also stimmt, was ist das hier wirklich für ein Ort? Und wie konnte eine Schule in Ludwigshafen, untergebracht in einem Betonbau unweit des Rheins, eine solche Symbolkraft entwickeln, dass Bild und andere Medien sie seit einem Dreivierteljahr nur in Superlativen beschreiben: »Die gefährlichste Schule Deutschlands«?

Vor mehr als einem Jahr, am 28. Mai 2025, geschah hier etwas, das in die Aufzählungen als die Messerattacke einging. Mittlerweile wurde der Fall vor Gericht verhandelt, aus dem Urteil geht hervor,

Die Ferien sind zu Ende. Aber fast jede dritte Lehrkraft hat sich krankgemeldet

Wie gefährlich ... Fortsetzung von S. 11

wie es dazu kam. An jenem Morgen steckte eine Schülerin, eine Neuntklässlerin, zu Hause ein Klappmesser mit einer zehn Zentimeter langen Klinge ein, bevor sie in die Schule ging.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fragte sie, ob sie auf Toilette gehen dürfe, was sie allerdings nicht tat. Stattdessen suchte sie nach einer Lehrerin. Sie klopfte an die Tür des Lehrerzimmers, die Lehrerin öffnete. Sie war allein. Das Mädchen machte einen verwirrten Eindruck auf sie, es ging mit dem Messer auf sie zu. Die Lehrerin konnte ihm das Messer aus der Hand schlagen, schrie laut um Hilfe. Andere Lehrkräfte eilten herbei und fixierten die Schülerin auf dem Boden. Sie wurde gefesselt und in eine psychiatrische Klinik gebracht.

Das Landgericht Frankenthal wertete die Tat später als versuchte gefährliche Körperverletzung, sah die Schülerin allerdings als nicht schuldfähig an. In dem Gutachten des Jugendpsychiaters wurde bei ihr eine hebephrene Schizophrenie festgestellt, eine bei Jugendlichen auftretende Form der Erkrankung. Die Schülerin soll in den Wochen zuvor die wahnhafte Überzeugung entwickelt haben, sie müsse sich an ihrer Lehrerin rächen. Schon früher hatten Lehrkräfte eine Wesensveränderung bei dem Mädchen beobachtet, die Ursache hierfür allerdings nicht feststellen können.

Die Lehrerin wurde nicht verletzt. Sie ging am nächsten Tag wieder in die Schule und arbeitete weiter.

Ein halbes Jahr später, am 29. Oktober 2025, wurde auf dem Schulgelände wieder eine Person mit einem Messer gesehen. Die Polizei rückte zu einem Großeinsatz an, sie wertete den Vorfall als Amoklage. Noch am Nachmittag gab sie Entwarnung, es sei ein falscher Alarm gewesen.

Kurz darauf wurde ein Brandbrief des Personalrats der Schule öffentlich, Lehrkräfte hatten ihn Lokaljournalisten in den Briefkasten gesteckt. Der Angriff auf die Lehrerin im Mai, schrieben sie, habe das Fass zum Überlaufen gebracht. »Wir fühlen uns leider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alleine gelassen mit unseren Problemen«, heißt es in dem Schreiben, das der ZEIT vorliegt. Das Kollegium könne sich nicht mehr sicher fühlen. In einem seitenlangen Anhang werden Beleidigungen und Drohungen aufgelistet, dazu noch weitere Vorkommnisse: das Werfen von Böllern, Wasserbomben und Stühlen. Verunreinigungen der Wände mit Fäkalien, sexuelles Stöhnen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Schlägereien und das Erpressen von Schülern.

Ende Januar 2026 wurde in der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wie immer wieder mal in den Jahren zuvor, Reizgas versprüht, an drei Tagen hintereinander. Die Täter: drei Schüler, 13, 14 und 15 Jahre alt. 38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und zwei Lehrer wurden verletzt. Im Februar mussten die drei Schüler die Schule verlassen. Es ist die schärfste Sanktion, die einer Schule zur Verfügung steht.

Das damals noch von der SPD geführte Bildungsministerium kündigte an, mehr Polizeipräsenz an Schulen einführen zu wollen, in der Pressemitteilung wurde die Karolina-Burger-

Andrea Zimmermann hat eine Tochter, die in die fünfte Klasse geht

Realschule damals explizit erwähnt. Die Polizei patrouillierte fortan täglich vor der Schule, mehrere Wochen lang.

Die Situation schien sich beruhigt zu haben, als die Sommerferien begannen. Und dann brach der August an und damit die Zeit möglicher Veränderungen: neues Schuljahr, neue Klassen, neues Personal.

Nach den Ferien meldeten sich zahlreiche Lehrkräfte der Schule krank, 17 von 56. Verschiedene Medien berichteten, das geschehe aus Protest gegen den Schulleiter. Und dass dieser entlassen worden sei.

Die dpa meldete: »Neue Schulleitung für Ludwigshafener Brennpunktschule«.

Die Tagesschau: »Schulchaos in Ludwigshafen: Direktor von Problemschule weg – Probleme noch da«.

Die Bild: »Nach Messer-Attacken und Lehrer-Protest: Direktor von Deutschlands gefährlichster Schule rausgeschmissen«.

Am Freitag darauf, gegen zwölf Uhr, geht im Sekretariat der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eine Mitarbeiterin ans Telefon. Ob der Schulleiter zu sprechen sei? Ah, sagt die Mitarbeiterin, da müsse sie mal kurz gucken. Sie legt den Hörer zur Seite. Ja, sagt sie dann: Der Herr Kästel sei irgendwo im Haus unterwegs. Zu sprechen sei er allerdings nicht.

Vor 15 Jahren wurden Realschule und Hauptschule zusammengelegt. Neuer Name: Realschule plus

Das ist erst der Beginn einer Geschichte, in der man versucht, einen Schulleiter zu finden, der in Wahrheit gar nicht abgesetzt ist – der aber längst zu einem übergroßen Phantom geworden ist. In der uns Journalisten nach Schulschluss ausgedruckte Schreiben übergeben werden, als seien es Geheimdienstdokumente. In der Lehrkräfte große Risiken eingehen, indem sie uns nach Hause einladen und interne Dokumente mit uns teilen.

Am frühen Montagmorgen liegt die Schule noch verschlafen da, Anwohner rundherum bringen ihren Müll raus, ihre Kinder verlassen die Häuser, Hunde und ihre Besitzer drehen Runden, Tauben gurren in den Bäumen, als wollten sie sagen: Schaut, so friedlich ist das hier.

Einzelne Eltern begleiten ihre Kinder zur Schule, die meisten kommen allein oder in Gruppen. Am Gymnasium nebenan beginnt der Unterricht um acht Uhr, an der Realschule eine halbe Stunde später.

Um 8.31 Uhr fährt ein Mädchen mit pinkem Fahrrad und pinkem Rucksack vor, reibt sich über die müden Augen, parkt ihr Rad direkt vor der Eingangstür, geht über die Treppe hinein. Das Viertel Mundenheim, in dem diese Schule liegt, ist eines, das für Kinder gemacht wurde: In der Nähe des großen Schulgeländes gibt es ein Kinderheim, eine Kinderklinik und Kinderpsychiatrie, eine Mutter-Kind-Gruppe und einen Kindergarten. Karolina Burger, die Namensgeberin der Realschule, war eine katholische Lehrerin, die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in der Industriestadt Ludwigshafen Frauen und Kindern in Not half.

Das Schulzentrum in Mundenheim war früher in drei verschiedene Schulen unterteilt, ein Gymnasium, eine Realschule und eine Hauptschule. Als das rheinland-pfälzische Schulsystem ab 2009 reformiert wurde, legte man die Realschule und die Hauptschule zusammen und damit auch ihre jeweiligen Kollegien, zu einer sogenannten integrativen Realschule plus. Hier wird nun in zwei verschiedenen Zweigen unterrichtet. Man kann sagen: Die Schüler sind jetzt in ständiger Konkurrenz, und wer die besseren Noten hat, kommt in die bessere Klasse. Oder man sagt: Das Schulsystem ist jetzt durchlässiger, jedes halbe Jahr kann man vom schlechteren in den besseren Zweig wechseln. Verhaltensauffällige Schüler kann man jedenfalls nicht mehr an eine andere Schule schicken, man muss sich mit ihnen auseinandersetzen.

Auf die Schule gehen insgesamt 786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im vergangenen Schuljahr arbeiteten hier 56 hauptamtliche Lehrkräfte, nicht alle in Vollzeit. Die Schulaufsichtsbehörde sagt, die Klassengröße liege im Durchschnitt bei 25,4. In zwei neunten Klassen wird die Anzahl von 30 Schülern pro Klasse in diesem Jahr überschritten.

Die Lehrkräfte an der Schule berichten davon, dass das Kollegium nicht ausreichend besetzt sei, das sei schon seit Jahren so. Zwei Jahre lang gab es keinen Schulleiter, nachdem der frühere an eine andere Schule gewechselt war. In der Zwischenzeit übernahmen die Konrektorin und der Konrektor die Leitung.

Im März 2024 kam dann Oliver Kästel an die Schule, ein Lehrer für Math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aus Meckenheim in der Pfalz, der selbst erst einen Realschulabschluss machte, bevor er aufs Gymnasium wechselte. Der mal von sich sagte, er sei gerne im Karnevalsverein aktiv und habe als junger Lehrer nebenbei noch

Politik studiert. Seine Einstellungsurkunde, das erzählt man im Kollegium, habe er stolz in seinem Büro aufgehängt.

Und hier gehen die Erzählungen der Lehrkräfte auseinander. Die einen sagen, die Schule habe sich vor Kästels Ankunft in einem »Dornrös-chenschlaf« befunden. Programmatisch auf dem Stand von vor 20 Jahren. Eine Schule, an der man die Kinder lieber früh nach Hause geschickt habe, damit die Lehrerinnen und Lehrer ihre Sitzungen während der Schulzeit abhalten konnten und nicht in ihrer Freizeit. In der sie mit Thermometern durch die Flure liefen und bei jedem Grad zu viel nach Hitzefrei riefen. In der niemand die Toiletten-aufsicht übernehmen wollte, weshalb einfach die Klos abgesperrt wurden.

Eine Schule, an der lieber nichts verändert werden sollte, an der immer die Kinder schuld waren, während in Wahrheit die Lehrer im Unterricht beleidigten, zusammenbrüllten, einschüchterten. So habe es jahrelang funktioniert, so sollte es weiterlaufen. Doch dann sei zum Glück der Kästel gekommen, groß und kräftig. Der Richtige, um an der Karolina-Burger-Schule etwas durchzusetzen.

Er habe gewollt, dass Schulausflüge nicht bedeuteten, mit den Kindern nur im Park nebenan abzuhängen, sondern wirklich was zu sehen. Er wollte, dass sie Theater spielten, den Garten beackerten, wollte Lehrkräfte stärker vernetzen: mit Eltern, sozialen Einrichtungen, der Berufsberatung. Baute ein Team an Streitschlichtern auf, bildete Brandschutzhelfer aus.

Es gibt aber auch eine andere Erzählung, die von Kästels Gegnern. In dieser Erzählung war alles gut, bis er kam.

Kästel, heißt es, habe die Schule nicht im Griff. Man trifft hier Lehrer, die sagen, sie mieden inzwischen das Lehrerzimmer, litten an Schlafstörungen, hätten Angst vor ihrem Alltag. Sie seien nicht aus Protest krank, sondern weil sie nicht mehr können.

Mehrmals haben wir den Schulleiter um ein Gespräch gebeten, er lehnte jedes Mal ab.

Äls sich Kästel vor Monaten einmal gegenüber der Presse äußerte, sagte er diesen seltsamen Satz: dass es in der Schülerschaft zwar »ein paar Spitzbuben« gebe, die anderen aber »ganz liebe« sei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urde danach diskutiert, wo Spitzbubentum aufhöre und wo Jugendkriminalität beginne.

Ist Kästel einer, der naiv als Schulleiter an eine Brennpunktschule geschickt wurde? Ein Pädagoge, der beschönigt und wegschaut, wenn es um die Probleme geht?

Oder ist er einer, der wirklich etwas verändern will? Der es mit einer renitenten Lehrerschaft zu tun hat, die jeden Veränderungsversuch abwehrt?

Gegen Kästel soll es mehrere Dienstaufsichtsbeschwerden geben. Die Schulaufsichtsbehörde äußert sich nicht zum Inhalt solcher Beschwerden. Versetzt wurde bislang jedenfalls nicht der Schulleiter, stattdessen sollen nun wohl zwei andere Lehrkräfte gehen. Dazu will sich die Behörde öffentlich nicht äußern.

Einer, der Kästel gut kennt, sagt, dieser wolle nicht weg, sondern beenden, was er angefangen habe. Doch Kästel wisse auch: Diese Schule steht vor dem Kollaps.

Oliver Kästel ist Mitglied der SPD, in Meckenheim bei Bad Dürkheim kandidierte er mal für das Amt des Bürgermeisters. Von der Ernennungsurkunde zum Rektor, die er stolz in seinem Büro aufgehängt haben soll, kursiert ein Foto: Die damalige Bildungsministerin der SPD, Stefanie Hubig, heute Bundesjustizministerin in Berlin, hat auf der Urkunde mit »Stefie Hubig« statt »Stefanie Hubig« unterschrieben. Für Kästels Gegner ein Beweis: Hier hält eine Genossin zu ihrem Genossen. Und vielleicht liegt darin auch ein Grund, warum Kästels Schule seit dem vergangenen Herbst so viel Aufmerksamkeit bekam. Warum sie bekannter wurde, als das für eine Schule sonst üblich ist.

Im Herbst 2025, als der Brandbrief der Lehrer in den Briefkästen landete, stand das Bundesland vor dem Beginn des Wahlkampfs. Die CDU wollte der SPD nach Jahrzehnten endlich die Landesregierung abnehmen. Bildung und Schulen, das waren Themen, die viele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 als entscheidend wahrnahmen, noch vor Zuwanderung und innerer Sicherheit. Im November beantragte die CDU eine Debatte im Landtag, sie nannte sie: »Gewalt, Bedrohung, Angst an Schulen: Was läuft falsch im rheinland-pfälzischen Schulsystem?« Es ging auch um die Vorfälle »an einer Ludwigshafener Realschule«. Der CDU-Kandidat Gordon Schnieder sagte, das Bildungssystem in Rheinland-Pfalz sei »abgestürzt«. Die SPD habe Hilferufe ignoriert und Schulen zu unsicheren Orten werden lassen.

Die Presseberichte über die Karolina-Burger-Schule mehrten sich. Vor allem im Frühjahr 2026, in den Tagen kurz vor der Wahl.

20. März 2026, Spiegel: »Gewalt, fehlende Deutschkenntnisse, Schulleiter unter Druck – vor der Landtagswahl in Rheinland-Pfalz polarisiert das Thema Bildung wie kein andere«.

21. März 2026, Hessische Niedersächsische Allgemeine: »Berichte über Skandalschule rücken vor Landtagswahl in Rheinland-Pfalz in den Fokus«.

22. März 2026, Welt: »Das SPD-geführte Bildungsministerium weist den Vorwurf eines »Kontrollverlusts« zurück ... CDU-Spitzenkandidat Schnieder sieht grundlegenden Handlungsbedarf.«

In Rheinland-Pfalz leitete die SPD seit 1991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Und dieses Ministerium wollte der Schule nun, so eröffnete Schulleiter Oliver Kästel in einer Lehrerkonferenz dem Kollegium, ein »Geschenk« machen. Das Protokoll der Sitzung liegt der ZEIT vor. Die Schulaufsichtsbehörde sagt, Kästel habe damit das Startchancen-Programm gemeint, das jeweils zur Hälfte von Bund und Ländern finanziert wird.

Ein Film sollte entstehen, ein Imagefilm, der zeigen sollte, dass die Karolina-Burger-Schule nicht so schlimm sei, wie viele behaupteten. Ein kurzer Clip eines Reggaemusikers, bei dem die Kinder zu Zeit, dass sich was dreht von Herbert Grönemeyer und dem Berliner Rapper \$oho Bani durch ihre Schule laufen.

Es sei ein Projekt der Schüler gewesen, sagt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gegenüber der ZEIT. Sie hätten etwas gegen das schlechte Bild der Schule unternehmen wollen. Der Filmemacher habe ehrenamtlich gearbeitet, die Produktionskosten von 9.400 Euro seien über das Startchancen-Programm finanziert worden.

Eine Lehrkraft und ein Schüler sagen hingegen, diese Idee sei direkt vom Schulleiter gekommen. Er habe der Schülervertretung das Projekt schon im Herbst vorgestellt, ihnen ein Lip-Sync-Video gezeigt, das wohl auch in den USA ziemlich beliebt sei. Er habe sie gefragt, wie sie das fänden, und sie hätten gesagt: ziemlich cool. Dass er das an ihrer Schule umsetzen wolle, das hätten sie allerdings nicht gewusst. Während der Dreharbeiten sei es zu Randale gekommen, auf ihn habe das schlecht organisiert gewirkt, sagt der Schüler. Es sei damit eher von den eigentlichen Problemen der Schule abgelenkt worden.

Der Musiker, der das Video produziert hat, heißt Markus Okuesa. Er arbeitet auch als Förderschullehrer. »Ich komme nicht aus Rheinland-Pfalz und wusste nicht, dass ich mit diesem Projekt mitten im Wahlkampf bin«, sagt er. Ihm sei vor dem Dreh nicht klar gewesen, dass man damit zeigen wolle, dass diese Schule gar nicht so schlimm sei, er habe einfach mit den Schülern an einem Projekt arbeiten wollen. Nachdem der Dreh so viel Aufmerksamkeit erregt hatte, wurde das Video nicht veröffentlicht, bis heute nicht.

Und so gibt es jetzt verschiedene Erzählungen: Der SPD-Mann Oliver Kästel hat Geld aus dem SPD-Ministerium angenommen, einen ziemlich teuren Film über seine Schule gedreht, um den Wahlkampf noch mal zu wenden.

Oder die: CDU und AfD schlugen, genau wie die Boulevard-Medien, so lange auf diese Schule ein, bis sie zum Stigma für die Schüle-

Raymond Höptner ging hier früher selbst zur Schule. Heute ist er Landtagsabgeordneter der CDU

rinnen und Schüler wurde, die hier versuchten, ihren Abschluss zu machen und sich eine Zukunft aufzubauen.

Die konkreten Probleme einer Schule, ihrer Schüler, Eltern und Lehrkräfte waren zu politischen Erzählungen geworden.

Gordon Schnieder von der CDU gewann die Wahl, er ist heute Ministerpräsident. Durchs Netz geistern nun KI-generierte Bilder und Videos, in denen die Karolina-Burger-Schule in Flammen steht, in denen Lehrer mit weit aufgerissenen Augen und tränenüberströmt aus dem Eingang rennen, von Schülern mit Messern und Fackeln verjagt. Man liest Kommentare wie diese:

»Warum werden diese Schüler samt Eltern nicht abgeschoben? Und wenn es Deutsche sind, erstmal ins Jugendgefängnis.«

»Passiert, wenn man sich zu Tode toleriert.« »Sowas kommt von Sowas. Wilde kann man nicht Integrieren.«

»Diese Problemkinder, samt Eltern, zurück in die Heimat!«

Und immer wieder: »Abschieben« mit Flugzeug-Emojis.

Vor ein paar Tagen, als ihnen klar wurde, dass ihr Schulleiter weiterhin im Dienst ist, schrieben manche aus dem Lehrerkollegium wieder einen Brandbrief an das Bildungsministerium. Diesmal an die CDU. Die berief gerade auch wieder eine Debatte zur Bildungspolitik im Landtag ein, diesmal hieß sie: »Neue Impulse für die Bildung in Rheinland-Pfalz«.

Doch auch die neue Bildungsministerin Ute Eiling-Hütig, die eigens von der CSU zur

Im Netz stehen Kommentare wie: »Diese Problemkinder, samt Eltern, zurück in die Heimat!«

CDU wechselte, um hier in Rheinland-Pfalz ins Kabinett einzutreten, scheint den Schulleiter nicht loswerden zu wollen.

Als Raymond Höptner im März für Mundenheim in den Landtag gewählt wurde, mit einem Direktmandat, nahm ihn der stern aufs Cover und nannte ihn »AfD-Besieger«. In Ludwigshafen war die AfD bei der Bundestagswahl stärkste Kraft geworden, doch nun hatte sich Höptner in seinem Wahlkreis durchgesetzt. Bislang war Mundenheim immer Terrain der SPD gewesen.

Höptner ist 26 Jahre alt, und er spricht so, wie man das tut, wenn man vom Politikbetrieb noch nicht zurechtgeschliffen ist. Fragt man ihn etwas zur Karolina-Burger-Schule, dann fragt man auch etwas über ihn: Er ging dort in die fünfte und sechste Klasse, bevor er ans Heinrich-Böll-Gymnasium nebenan wechselte und später sein Abitur an einem Wirtschaftsgymnasium machte. Er ist einer, der es geschafft hat: von der Brennpunktschule in die Landespolitik.

Als seine Partei und auch alle anderen mit der Schule in den Wahlkampf zogen, verteidigte Höptner sie, und er macht das bis heute. Es gebe immer Einzelne, sagt er, die den Ruf der ganzen Schule kaputt machten. Er wolle das nicht schönreden, aber auch er selbst sei früher mal in Schlägereien verwickelt worden; immer wieder gebe es an Schulen Streits, die eskalierten. Die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habe dasselbe sozioökonomische Umfeld wie andere Realschulen der Stadt, und er finde es schade, dass sie nun unter Generalverdacht stehe.

Hat dazu nicht auch seine eigene Partei beigetragen?

Höptner sieht es eher als Zufall, dass die Schule während des Wahlkampfs ein derart großes Thema wurde. Es seien ja wirklich Sachen passiert: die Feueralarme, die Reizgas-Attacken, die Drohungen gegenüber Lehrern. Die Polizei wolle er jetzt nicht immer vor der Schule haben, aber ab und zu könne das schon gut sein. Höptner ist auch für Videoüberwachung und für verbindliche Sprachtests. Es sei wichtig, sagt er, dass jetzt jemand handle: »Wenn ich lese, dass sich so viele Lehrer krankschreiben lassen, dann klingt das wie ein Hilferuf.«

Man könnte auch sagen, die Geschichte von Ludwigshafen und seinen Schulen ist die eines jahrzehntelangen Hilferufs.

Jutta Steinruck, die ehemalige Oberbürgermeisterin von Ludwigshafen, trat 2023 sogar aus der SPD aus, aus Protest gegen deren Bildungspolitik. Sie warf ihr vor, Ludwigshafen zu vernachlässigen. Die Stadt mit ihrer hohen Arbeitslosenquote und der hohen Verschuldung müsse anders behandelt werden als reichere Städte, in denen weniger bildungsferne Familien leben.

Das ist es vielleicht, was sie hier in Ludwigshafen gelernt haben in all den Jahrzehnten. Man muss laut schreien, damit doch mal jemand Interesse zeigt. Man muss all die Beschwerden und Missstände in die Welt hinausbrüllen, damit einer zuhört.

Eine Grundschule aus Ludwigshafen gerie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mmer wieder in die Schlagzeilen, vor allem weil deren Rektorin regelmäßig Interviews gab. Vier Jahre hintereinander schafften dort an die 40 Schüler die erste Klasse nicht. Die Deutschkenntnisse seien zu schlecht, die Eltern zu wenig ansprechbar, das Personal reiche nicht aus, beklagte die Rektorin öffentlich.

Und diese Kinder werden älter, sie kommen irgendwann an weiterführende Schulen, an die Realschule plus. In der fünften Klasse, so erzählen es Lehrkräfte, müssten sie dann mit ihnen den Stoff der dritten Klasse wiederholen. Manche Lehrkräfte machten zusätzlichen Unterricht, für den sie gar nicht bezahlt werden. Andere sagen, sie hätten es aufgegeben, diesen Schülern jemals den Stoff vermitteln zu können, den der Lehrplan vorsieht. Hauptsache, sie finden eine Ausbildung. Welche Kämpfe lohnen sich, und welche lässt man lieber sein, weil sie auf Dauer zu viel Kraft kosten? Wie viel darf man von Lehrkräften verlangen, weil sie an Brennpunktschulen unterrichten?

15 Minuten mit dem Bus Nummer 80 entfernt liegt eine der fünf anderen Realschulen plus in Ludwigshafen. Im Hemshof, dem ältesten Viertel der Stadt, in dem auch Karolina Burger wirkte. Die meisten Kinder kommen aus Famili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Die Anne-Frank-Schule ist teilweise in einem Neubau untergebracht, ihre Leitung durfte bei der Gestaltung mitbestimmen, viel echtes Holz sollte es sein.

Johannes Thomas sagt, er sei ein »Kind der Schule«, 2001 begann er sein Referendariat hier, seit acht Jahren ist er ihr Schulleiter. Er entschuldigt sich für sein Poloshirt, heute sei Praxistag, er habe mit den Kindern Pommes mit selbst gemachtem Ketchup gekocht.

Inzwischen stehen fast jeden Tag Fernsehteams vor der Schule und fragen nach Interviews

Auch seine Schule wurde mit der Schulstrukturreform zu einer Realschule plus. Thomas und sein Kollegium setzen auf ein anderes Konzept als die Karolina-Burger-Schule: Bei ihnen wird nicht in verschiedenen Zweigen unterrichtet, das könne laut Thomas »gnadenlos unfair« sein. Denn die verhaltensauffälligen Schüler säßen dann eher in den Hauptschulklassen, und die Lehrer wollten dort nicht mehr gerne unterrichten. Das führe in eine Abwärtsspirale. An seiner Schule sind sie alle in einer Klasse, unabhängig vom Niveau. Den Schülern, sagt Johannes Thomas, falle gar nicht mehr auf, ob ein Kind im Real- oder im Hauptschulzweig stecke. Ein Schüler besuche den anspruchsvolleren Englischkurs, ein anderer dafür den anspruchsvolleren Mathematikkurs.

Auf die Anne-Frank-Realschule gehen ganz ähnliche Kinder wie auf die Karolina-Burger-Schule. Auch hier wird von Vorfällen berichtet, erst im März dieses Jahres wieder von einer Pfefferspray-Attacke. Der Junge wurde für ein paar Tage vom Unterricht ausgeschlossen, außerdem habe er vier Wochen lang die Schultoiletten putzen müssen. Auch hier soll es ab und zu Schlägereien geben.

Aber doch sei es hier anders als das, was sie von der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mitbekommen, sagen Lehrkräfte. Schulleiter Thomas zählt auf, was sie tun: Sie informierten sich gut über die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wenn die von der Grundschule wechseln. Sie hätten Doppelstunden und feste Klassenzimmer, damit die Schüler nicht ständig von Raum zu Raum unterwegs sein müssen. Es gebe einen Klassenrat, in dem man über Probleme sprechen könne. All das solle Ruhe reinbringen.

Die Beziehungsarbeit mache hier den Großteil der Arbeit der Lehrkräfte aus, sagt Thomas. Das koste aber eine ganze Menge Zeit und Geld. Die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strengten sich an, dass die Lehrer sie mögen. Die seien wie zweite Eltern für sie.

Was sagt das alles nun über »Deutschlands gefährlichste Schule«? Dass an der Karolina-Burger-Schule tatsächlich sehr vieles nicht so läuft, wie es sollte. Dass dort tatsächlich etwas aus dem Ruder gelaufen ist. Und dass es möglich ist, Dinge auch wieder zu reparieren.

Ein anderer Morgen. Vor der Karolina-Burger-Realschule hängen zwei Jungs auf der Treppe rum, während andere Kinder an ihnen vorbei ins Gebäude laufen. Die Schulglocke läutet zur ersten Stunde, doch die zwei Jungs rühren sich nicht, lümmeln auf ihren Rucksäcken, starren auf ihre Handys. Manchmal lachen sie, rufen sich etwas zu, sie sind ganz versunken in die Displays vor ihnen.

Zwei Schulschwänzer, und dann noch so junge, vielleicht gerade mal elf Jahre alt? Die Minuten vergehen, die erste Schulstunde ist vorbei, die Jungs rühren sich nicht. Also mal die Nachfrage: Was schaut ihr denn da?

»Videos bei YouTube«, sagt der eine. Guckt nach oben, bisschen skeptisch, was diese Frage soll. Und worum geht es in den Videos? Die eng gezogenen Augen weiten sich wieder, die beiden plappern jetzt drauflos. »Basketball-Sachen«, sagt einer, »wie man zum Beispiel besser Tricks machen kann.« Sie spielten beide im Verein. Habt ihr denn jetzt keine Schule? »Nee«, sagen die Jungs, »die ersten drei Stunden fallen aus.« Die Lehrer seien ja weg. Und so sitzen sie, zwei Jungs aus der siebten Klasse, auf der Treppe vor ihrer Schule. Und statt einfach nur abzuwarten, dass ihnen hier jemand etwas beibringt, versuchen sie selbst, besser zu werden.

Ausgezeichnet

Die ZEIT-Redakteurin Nadine Ahr hat den Medienpreis des Deutschen Roten Kreuzes erhalten. Sie wurde geehrt für ihr Dossier »Darf ich dich kennenlernen, freundschaftlich?« über Menschen mit Beeinträchtigung und ihre Suche nach Nähe und Liebe (ZEIT Nr. 21/25). Das Urteil der Jury: »Die große Kunst dieses Artik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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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 Ausgabe Nr. 35

Weitere Leserbriefe finden Sie unter blog.zeit.de/leserbriefe

Der hybride Krieg ist überall

Titelthema: »Müssen wir Russland wirklich fürchten?« ZEIT NR. 35

Bei der Lektüre der Titelgeschichte fällt auf, dass sie in Hypothesen argumentiert, die längst nicht bewiesen sind. Die Autoren gehen von hybrider Kriegsführung (natürlich durch Russland) aus, obwohl der Innenminister neutral von »fremden Mächten« spricht. Vielleicht weil es, wie wir ja jetzt aus der Erfahrung mit der Nord-Stream-Sprengung wissen, durchaus auch die Ukraine oder andere Attentäter gewesen sein könnten? Nein, es ist einfacher, das große »Putin war's«-Rad zu drehen und nun unsererseits ebenfalls »hybride« Kriegsführung zu verlangen. BRIGITTE KOSFELD, VIERSEN

Ich fände es noch beängstigender, wenn die Ukraine hinter dem versuchten Anschlag in Leipzig stecken würde. Das würde nämlich heißen, dass uns ein Land zu erpressen versucht, das wir seit fünf Jahren militärisch und humanitär mit Milliarden unterstützen.

Allerdings glaube ich es nicht, dass die Ukraine ihre eigene Lieferung in die Luft jagen würde. Dass Russland ein Interesse daran hat, Rüstungslieferungen an die Ukraine zu verhindern, erscheint mir plausibler. PETRA HARINK, KONSTANZ

Die Bundesregierung spricht beim Leipziger Drohnenfund von einer »fremden Macht« als Urheber und hütet sich zu Recht vor vorschnellen Zuweisungen. Es könnte sich nämlich durchaus auch um eine »False-Flag-Operation« des ukrainischen Geheimdienstes handeln. Man ist in der Bundesregierung gewarnt durch die Ermittlungen im Fall des Sprengstoffanschlags auf Nord Stream 2, der zunächst auch Russland zugeordnet wurde, aber von Ukrainern verübt worden ist. Und bei der Frage, wem dieser brisante Vorgang in Leipzig nützen könnte, kann man viel Plausibilität bei den Ukrainern finden. Daher muss man erst eine klare Faktenlage schaffen, ehe man weitreichende Konsequenzen mit großer Eskalationswirkung fordert. Das Motto »Zurückschlagen statt De- eskalieren« verunsichert die hiesige, hochnervöse Gesellschaft nur weiter.

Die Furcht macht im Idealfall wach. Wird sie genutzt (statt in Ohnmacht zu fallen oder den starken Typen zu mimen), können abgeklärte Entscheidungen getroffen werden. Fruchtbares gegen das Furchtbare, sozusagen. VOLKER HOMANN, LANDAU

Leider wird nicht genug thematisiert, weshalb Russland Interesse haben könnte, einen hybriden Krieg gegen Deutschland zu führen. Der Grund ist doch vermutlich unsere militärische (nicht die humanitäre) Unterstützung der Ukraine. Verstörend dabei ist die Tatsache, dass ein Land, welches kein Bündnispartner ist, so weit unterstützt wird, dass dadurch offenbar unsere eigene Bevölkerung gefährdet wird. Das dürfte kaum mit dem Amtseid vereinbar sein, den unsere Politiker leisten und in dem sie sich verpflichten, Schaden von der Bevölkerung abzuwenden. REINER GORNING HAMBURG

Deutschland muss einerseits versuchen, sich zu schützen, so gut es eben geht, und andererseits selbst eskalieren, wenn Russland eskaliert, um zu verhindern, dass Wladimir Putin immer dreister wird. Vor allem aber muss Deutschland die Ukrainer noch stärker unterstützen und ihnen bei der Zerstörung der Fähigkeit Putin-Russlands, weiter

Krieg zu führen, nach Möglichkeit helfen.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 Deutschland außerdem selbst Atomwaffen besitzen, denn auf die USA, Frankreich und Großbritannien ist meines Erachtens kein Verlass – und damit auch nicht auf die abschreckende Wirkung der Atomwaffen dieser Staaten. DR. ULRICH WILLMES, PADERBORN

Am meisten beunruhigt mich,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auch nach drei Jahren fast ununterbrochener Drohnenangriffe nicht in der Lage ist, auch nur eine Drohne unschädlich zu machen. PETER PIELMEIER, ALSBACH

Wo ist überhaupt der Sinn der jetzigen konventionellen Aufrüstung in Zeiten des »Cyberwars« und der Kriegsführung mithilfe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Das funktioniert nicht mehr«, schreiben die Autoren der ZEIT. Die Kernfrage wird überhaupt nicht gestellt: Was will, was könnte Putin überhaupt mit Deutschland anfangen? DORIS NEDELMANN, QUICKBORN

Deutschland führt einen großen Wirtschaftskrieg gegen Russland an, schon vergessen? Wer muss sich da über Reaktionen wundern? HANS-JÜRGEN MOMBERGER, WUPPERTAL

Hier wird der »Schuldige« gleich mitgeliefert, obwohl ganz entscheidende Fragen bislang offen sind. Etwa die Frage, wer die Drohne tatsächlich gesteuert oder mit Sprengstoff ausgerüstet hat. Gibt es Beweise für die Beteiligung eines russischen Geheimdienstes?

Zur Kriegstüchtigkeit könnte der Vorfall allemal beitragen. Kein Volk schickt Kinder und Enkelkinder so ohne Weiteres in einen Krieg. Es sei denn, es hat Angst und bekommt ein klares Feindbild geliefert. Dann werden auch die Milliarden für Rüstung abgenickt, wo doch für Brücken und Straßen, Bildung, Pflege und die Finanzierung der Rente die notwendigen Ressourcen fehlen. KURT SCHIFFLER, ILLINGEN

Leider kam die Frage zu kurz, was die Politik tun kann gegen die hybride Kriegsführung. Da wir die Ukraine militärisch unterstützen, wäre eine Antwort, dass alle europäischen Staaten diese Unterstützung hochfahren, wenn Russland weiterhin hybride Angriffe ausführt. Das müsste auf diskretem diplomatischen Wege den Russen mitgeteilt werden, inklusive der Drohung, dann auch den Taurus zu liefern. HANS-GÜNTHER REHRBERG-PAWLOWSKI ROSTOCK

Auch wenn der Anschlag glücklicherweise fehlgeschlagen ist, handelt es sich dabei doch ganz klar um einen feindlichen Angriff.

Wenn uns eine »fremde Macht« den Krieg erklärt, tun wir gut daran, diese Erklärung möglichst rasch als solche zu erkennen und zu verstehen, um dem Aggressor dann unsererseits in aller Klarheit und mit allen uns zur Verfügung stehenden Mitteln unsere Auffassung von Frieden zu erklären. Und zwar in einer Sprache, die dieser versteht. Das kann und wird nicht zuletzt neben der Sprache der Diplomatie und der Ökonomie auch die des Militärs und der Geheimdienste sein. Die rechtliche Ertüchtigung der Geheimdienste ist daher zu begrüßen.

DR. TADASHI MAKABE, ERLENBACH AM MAIN

»Das Fatale an der hybriden Kriegsführung, die Russland entwickelt hat wie vielleicht kein anderes

Land: Sie ... beraubt den Angegriffenen ... der Möglichkeit, politisch, diplomatisch oder sogar militärisch zu reagieren«, ist in der Titelgeschichte zu lesen. Doch statt die ersten beiden Möglichkeiten etwas genauer unter die Lupe zu nehmen, heißt es an anderer Stelle bloß lakonisch: »Die Mittel, die Deutschland zur Verfügung stehen, im Wesentlichen Sanktionen oder Diplomatie, sind jedoch begrenzt.« Demgegenüber kann der Schlusssatz des Artikels nur als Aufruf zur eigenen hybriden Kriegsführung verstanden werden: »Bei der hybriden Verteidigung gilt, genau wie bei der konventionellen: Ernst wird nur genommen, wer zur glaubwürdigen Abschreckung entschlossen ist.« Sind sich die Autoren der Tragweite einer solchen Empfehlung bewusst? NORBERT ALBRECHT, WETZLAR

Von ZEIT-Journalisten erwarte ich, dass sie ergänzend auch die Interessen der Nato und der EU beschreiben, damit der mündige Leser die Gefahrensituation selbst einschätzen kann! BIRGIT REINHART, BRAUNSCHWEIG

Zur Wahrheit gehört, dass sich beide Kriegsparteien darauf verlegt haben, den anderen mit schmerzhaften Zerstörungen zu zermürben. An der Front bewegt sich trotz Kämpfen mit vielen Toten praktisch nichts mehr. Und was die Unterstützer der Ukraine angeht: Trotz hybrider Angriffe findet Russland kein wirksames Mittel, um diese zu zermürben. Andererseits führen die immer wieder verschärften Sanktionen nicht zum gewünschten Erfolg. Meines Erachtens wäre es dringend geboten, zwischen den Kriegsparteien zu vermitteln, um endlich Frieden zu stiften. WILFRIED SCHOLLENBERGER, HEIDELBERG

Dienst auch für Frauen

Zur Debatte um den Zivildienst ZEIT NR. 35

Ehemalige Zivildienstleistende sprechen von einem »kostbaren Jahr« für die Berufsorientierung und fürs bewusste Wahrnehmen der Bedeutung von Gerechtigkeit und Solidarität in einem Sozialstaat. Allein schon diese Erfahrungen sollten uns davon überzeugen, dass bei der geplanten Wiedereinführung der Wehrpflicht der Zivildienst mitbedacht werden muss.

Wenn zudem eine Bertelsmann-Studie im Jahr 2024 festgestellt hat, dass sich junge Menschen zwischen 19 und 22 Jahren zunehmend »stark einsam« bis »moderat einsam« fühlen, ist das noch ein Grund mehr, generell ein verpflichtendes Dienstjahr einzuführen. Idealerweise auch für Frauen, wofür aber eine Grundgesetzänderung notwendig wäre, was derzeit nicht möglich scheint. DR. ANNELIESE MAYER, TAUFKIRCHEN (VILS)

Wird Deutschland bedroht, werden alle Menschen bedroht. Nicht nur die Männer. Keiner, der die frühere »Gewissensinquisition« vor dem Zivildienst erlebt hat, möchte das wiederhaben. Wenn ein Dienst, dann für alle! Es gibt so viele Möglichkeiten einer sinnvollen Gestaltung. HANS-JÜRGEN JÄGER, KAISERSLAUTERN

Ich vermisse in der Debatte um den Zivildienst die jungen Leute, die von einer Einführung betroffen wären. Ihre Stimmen bleiben leider gänzlich ungehört. LOUISA SCHÖN, HAMBURG

Ich habe selbst Zivildienst im Rettungsdienst geleistet. Und auch nach Ende meines Berufslebens im Ruhestand wollte ich mich sinnvoll engagieren, als Fahrer für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und Senioren beim Roten Kreuz. Dabei stellte ich allerdings fest, wie wenig sich die Abläufe an die moderne Zeit angepasst hatten. Vielleicht liegt darin eine Stärke des Zivildienstes: Er hilft nicht nur den Menschen, die Unterstützung benötigen. Er kann auch dafür sorgen, dass etablierte Strukturen auf den Prüfstand kommen. Junge Menschen bringen nicht nur Arbeitskraft mit, sondern auch unbequeme Fragen, etwa: »Warum machen wir das eigentlich noch so?« KLAUS WOLFBEISZ, KREUZWERTHEIM

Es ist wichtig, sich über die Gestaltung von Zivil- und Wehrdienst Gedanken zu machen. Ich frage mich allerdings, was dieses Thema im Wirtschafts- teil einer Zeitung zu suchen hat. Es ist unerträglich, die beiden Dienste an ihrem Einfluss auf die Wirtschaftsleistung zu messen. Sowohl beim Wehr- als auch beim Zivildienst geht es im Kern um einen Dienst an der Gemeinschaft. Man gibt ihr etwas zurück und gewinnt gleichzeitig die Erkenntnis, dass man ohne diese Gemeinschaft ziemlich verloren wäre. BERND ROOS, BAD NAUHEIM

Ein verordneter Pflichtdienst ist im Kern eine Form staatlich organisierter Zwangsarbeit und ein erheblicher Eingriff in die individuelle Freiheit des mündigen Menschen. Dass ausgerechnet die ZEIT ein solches Konzept nun derart unkritisch begleitet, überrascht negativ. Ein liberales Blatt sollte Zwangsmethoden hinterfragen. PHILIPP TRUMMER, FRANKFURT/MAIN

Wahlkampf mit Hofnarr?

Martin Machowecz: »Didis Demokratie« ZEIT NR. 35

Da hat ein Politiker im Wahlkampf einen Shakespearechen Hofnarren (Didi Hallervorden) in seine Kampagne eingebaut, und dieses Polit-Happening füllt nun die Säle des Ostens. Was ist die Ratio hinter dem Ganzen? Glaubt Sven Schulze, mit diesem Klamauk eine letzte Chance der Aufmerksamkeit zu haben, indem er einen Kabarettisten einspannt, um sogar gegen den eigenen Kanzler und Parteichef zu le- dern? Oder wollte er Herrn Vance zeigen, wie weit in Deutschland Meinungsfreiheit geht: bis zur nihilistischen Selbstverarsche? Was überrascht, ist, dass auch ein ansonsten kritisches Blatt wie die ZEIT mitjubelt.

Der Leitartikler möge sich mal intensiver über die besondere Verwirrtheit im Osten Gedanken machen und sich mit dem Stockholm-Syndrom beschäftigen statt mit politischem Kabarett. DR. GÜNTER KIRCHHAIN, LEVERKUSEN

Man muss Didi Hallervorden dankbar sein. Er spricht aus, was viele denken, und wird gehört, weil er alt, bekannt und unabhängig ist. BRIGITTE SCHELLNHUBER, INGOLSTADT

Mit den Hallervorden-Auftritten beweist der Ministerpräsident mit dem Allerweltsnamen Schulze gehörigen Mut, denn der scharfzüngige Fernsehliebling ist ja in vielem unverhohlen anderer Auffassung als er selbst. Ex oriente lux in Sachen Demokratie: Lernt auch mal was vom Osten, liebe CDU-Politiker! Und begreift, dass es hier auch um euren Allerwertesten geht. LUDWIG ENGSTLER-BAROCCO, BONN

Ich finde, dass sich Komiker wie Didi Hallervorden aus dem politischen Geschehen heraushalten und auch keine Wahlempfehlung vom Stapel lassen sollten. Obwohl ich einige Politiker eher als Komiker beziehungsweise Kabarettisten wahrnehme! KLAUS P. JAWOREK, BÜCHENBACH

Ausgerechnet Sven Schulze, der langweiligste CDU-Politiker ever, wird von Martin Machowecz zum Retter der Demokratie stilisiert, nur weil er einen zweitklassigen Kabarettisten Säle füllen lässt, indem dieser sich lustvoll AfD-Narrativen nähert. Wer Schulze zuvor noch den Bonus des aufrechten Kämpfers gegen das Unheil zuzubilligen bereit war, wendet sich nun endgültig indigniert ab. HANS-DIETER SCHABRAM, BERLIN

Martin Machowecz hat recht: Nach 14 Jahren erfolgloser Versuche braucht es im Umgang mit der AfD neue Ideen. Es gibt aber noch 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der AfD etwas entgegenzusetzen, nämlich sie sich selbst demontieren zu lassen. Sachsen-Anhalts Zahlen sind ernüchternd. Und die AfD-Versprechen würden das Milliardendefizit weiter vergrößern. Die Chancen stehen daher gut, dass auch Ulrich Siegmunds vollmundige Versprechen an der Realität scheitern. Vielleicht wäre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das wirksamste Mittel, die AfD zu entzaubern.

Wenn es nur darum geht, seine Bekanntheit zu steigern, hätte Sven Schulze auch beim Dschungelcamp mitmachen können. Die Verzweiflung muss wirklich groß sein, wenn man unter dem Deckmantel der Kunstfreiheit den eigenen Kanzler und den beliebtesten Minister des Bundeskabinetts attackiert. Oder soll ich besser sagen, lächerlich macht? Ja, der Leitartikler hat recht, Sven Schulze »hat endlich etwas, über das gesprochen wird«. Auf den Inhalt scheint es dabei nicht anzukommen. Wenn es darum geht, Abstand von der Bundespartei zu zeigen, gäbe es andere Mittel. Cem Özdemir hat in Baden-Württemberg gezeigt, wie das geht. THOMAS MEICHLE, STUTTG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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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Morgengrauen schickt der Rechtsanwalt Elmar Vitt der ZEIT eine E-Mail mit Kopien verschiedener Briefe, die er an das Verwaltungsgericht Lüneburg geschrieben hat. »Damit Sie mal sehen, was hier so das tägliche Brot eines Unternehmers in diesem abgewrackten Obrigkeits-

und Bürokratenstaat ist«, so geht es los. Es ist vier Uhr und zwei Minuten an einem Montag, als die Nachricht eintrifft, er muss die ganze Nacht vor dem Computer gesessen haben. Was ist jetzt wieder passiert?

Vitt wirft der Gemeinde Salzhausen in der Lüneburger Heide, wo er mit seiner Frau seit fast 20 Jahren lebt, »bandenmäßige Erpressung« vor, weil es die Stadtkasse gewagt hat, ihn mit einem Mahnbescheid zu behelligen. Er hatte sich geweigert, 50 Euro Gewerbesteuer nachzuzahlen – in seinen Augen eine unberechtigte Forderung der Behörde, regiert von »Provinz-Sozialisten«. Man merkt gleich: Zurückhaltung gehört nicht zu Elmar Vitts Stärken.

»Die Haupttätigkeit von Sozialisten ist es, den arbeitenden Menschen ihr Geld wegzunehmen, um es für sich und die eigenen Amigos und ihre Protz- und Spinnerprojekte zu vermatschen«, schreibt er. Er lobt »aufgeweckte Afrikaner, die manchmal der letzte Lichtblick in dieser Kartoffelgesellschaft sind«. Seinen früheren Strafrechtsprofessor, den er mit dem Titel »Univ.-Prof. Dr. Dr. h.c. mult. (fünffach)« vorstellt, ruft er mit einem Zitat in Erinnerung: »Wenn Sie gezwungen werden zu beweisen, daß eins und eins zwei ist, dann haben Sie schon verloren.«

Was ist nur in Elmar Vitt gefahren? Warum rennt er gegen alles und jeden an? Weshalb hat er es plötzlich mit dem Generalbundesanwalt zu tun, der sonst für islamistische Attentäter zuständig ist? Und was will der Staatsschutz von ihm? Muss sich der Staat vor Elmar Vitt fürchten?

Der heute 66-jährige Anwalt war eine Ausnahmefigur im Wirecard-Verfahren, und in gewisser Weise ist er es noch immer. Der Konzern Wirecard ging vor sechs Jahren in Betrügereien unter, Insolvenz. Viele Tausend Kleinanleger der Aktiengesellschaft wurden um ihr Vermögen gebracht, der frühere Vorstandschef Markus Braun steht in München vor Gericht. Weil bei Wirecard nichts mehr zu holen ist, klagen Aktionäre gegen die Wirtschaftsprüfer von EY, dem Unternehmen, das sich früher Ernst & Young nannte. Die Prüfer hatten bis zum Schluss nicht Alarm geschlagen. Später stellte sich heraus, dass die Wirecard-Bilanzen gefälscht waren.

Bevor es im vergangenen Herbst zum Zerwürfnis mit anderen Anwälten kam, vertrat Elmar Vitt den Musterkläger. Der ist so etwas wie der Spielführer, einer, der voranläuft und dem sich andere Wirecard-Opfer anschließen. Auch heute noch mischt Vitt am Rande im Wirecard-Verfahren mit. Er unterstützt – eher passiv – einen der Beigeladenen, also einen der Kläger, deren Verfahren vorübergehend ruhen. Das klingt kompliziert, ist aber nur ein Ausschnitt der gigantischen Verknäuelung in diesem Gerichtsverfahren.

Wo fängt man da an? Vielleicht bei Richard Wagner und den Nibelungen.

Am 13. Dezember vergangenen Jahres wendet sich Elmar Vitt an das Bayerische Oberste Landesgericht, das sich mit einer zentralen Frage beschäftigt: Können die geprellten Anleger gegen die Wirtschaftsprüfer von EY überhaupt im Rahmen des Musterverfahrens vorgehen? Nein, das können sie nicht, entscheidet das Gericht. Daraufhin ziehen einige Kläger vor den Bundesgerichtshof (BGH), die höchste Instanz. Dort ruht der Fall schon eine Weile, ohne dass es vorangeht.

Zimmer, in dem die Ehefrau im Krankenbett liegt. Bilder dieser Szene, die auf dem Handy der Frau landen, werden von einer Überwachungskamera am Haus aufgenommen. Die Frau glaubt offenbar, von Einbrechern heimgesucht zu werden, und wenn man Vitts Schilderung folgt, dann führt dieses Erlebnis bei ihr zu akuter Atemnot, auch viele Stunden später noch.

Schließlich verschwinden die Polizisten, nachdem sie das Schreiben mit der Gefährderansprache in den Postkasten des Hauses geworfen haben. In dem Brief ist von Handlungen die Rede, die »die Rechtsordnung stören« könnten. Vitt habe versucht, die Justiz einzuschüchtern.

In der folgenden Nacht, sagt er, habe seine bettlägerige Frau schwere Erstickungsanfälle gehabt. Er habe daran gezweifelt, dass sie den Morgen überhaupt noch erleben werde. Wütend ruft er am Tag danach in der Lüneburger Polizeidirektion an. Die beiden Beamten des Staatsschutzes und den Bundesrichter Herrmann bezichtigt er der Nötigung, der gefährlichen Körperverletzung und des versuchten Mordes.

Bei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Lüneburg reicht er Videoprints vom Geschehen vor seinem Haus ein, Strafanzeigen, einen gewaltigen Haufen Papier. Ein Ermittlungsverfahren wird eröffnet, und weil auch ein Richter des BGH betroffen ist, schaltet sich der Generalbundesanwalt ein – als Prozessvertreter des Senatsvorsitzenden.

Gewöhnlich kümmert sich der Bundesanwalt um russische Spione, den Drohnenanschlag auf dem Leipziger Flughafen und Terrorhelfer, die der Hamas Waffen liefern. Nun also ein Anwalt vom Lande. Noch ist in dieser Sache nichts entschieden, aber dass Elmar Vitt am Ende als Sieger daraus hervorgeht, erscheint sehr, sehr unwahrscheinlich. Wie will er der Staatsmacht irgendeine böse Absicht beweisen?

An einem sonnigen Vormittag im Juli dieses Jahres betritt Elmar Vitt ein Café in Salzhausen und bestellt ein herzhaftes Frühstück, mit Ei. Er trägt eine schwarze Arbeitshose mit aufgesetzten Taschen, und man könnte meinen, er sei ein Handwerker. Auch Fidel Castro habe mal als Anwalt begonnen, sagt er und schlägt einen großen Bogen von der deutschen Reichsgründung im Jahr 1871 bis zum Untergang der DDR. Überhaupt: Der Untergang, das ist sein Thema.

Ès macht Spaß, ihm zuzuhören, allein weil er sich nicht kleinkriegen lässt, nicht einmal von seinem hartnäckigsten Widersacher – sich selbst. »Geld und Angst kennen wir nicht«, habe ihm sein Vater einst mit auf den Lebensweg gegeben, daran halte er sich. »Ich bin rustikal aufgewachsen.«

Deshalb habe ihm der Wirecard-Fall nicht zugesetzt, trotz all der Fristverlängerungen, Anträge, dieses kaum noch zu lichtenden Dickichts juristischer Details. Auch der Strafprozess in München scheint kein Ende zu nehmen. Markus Braun sitzt seit sechs Jahren ununterbrochen in Untersuchungshaft, die Verhandlung wird fortgesetzt und fortgesetzt, wahrscheinlich bis kurz vor Weihnachten, mindestens.

Als Vitt mit seiner Frau noch in Rotenburg an der Wümme lebte, sagt er, habe jemand ihr Haus in Brand gesetzt. Fabuliert er jetzt, oder kann das sein? Es könnte stimmen. Vor vielen Jahren lief ein junger Mann durch den Ort, zündete immer wieder Autos und Häuser an, bis er schließlich verhaftet wurde.

An der Luhe, einem nahe gelegenen Bach, hat Elmar Vitt lange nach der Leiche einer alten Frau gesucht. Die Polizei geht von einem Suizid oder einem Unfall aus, aber Vitt gibt sich mit dieser Erklärung nicht zufrieden. Es stecke mehr dahinter, eine Straftat, und er sammelt Beweise – oder das, was er dafür hält. Stets scheinen vor seiner Haustür die unerklärlichen Dinge zusammenzukommen, die rätselhaften Verkettungen ominöser Begebenheiten.

lustration: Beate Pietrek für DIE ZEIT
Ein verwickelter Fall: Plötzlich galt Elmar Vitt als Gefährder

Warum es der Rechtsanwalt Elmar Vitt, eine Ausnahmefigur im Wirecard-Verfahren, mit dem Staatsschutz zu tun bekam VON STEFAN WILLEKE

Elmar Vitt tritt auf den Plan, indem er zwei Schriftsätze losschickt, sowohl an das bayerische Gericht als auch – in Kopie – an den Vorsitzenden des 3. Zivilsenats, der sich beim BGH mit dem Thema Wirecard befasst. Und Vitt tut etwas, das er schon öfter tat: Er garniert seine juristischen Ausführungen mit eigenwilligen Ausflügen in die Welt der Kunst und Literatur. Ihm fällt Richard Wagners Opernzyklus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ein, die Götterdämmerung, bei der – stark zusammengefasst – am Ende fast alle tot sind. »Nicht jede Geschichte hat ein Happy End«, schreibt er dem Gericht. In Wagners Oper hätten nur die Rheintöchter überlebt, »der ganze Rest wird an der einen oder anderen Stelle mit großer Musik mehr oder weniger brutal entsorgt, selbst der Drache und die Götter«.

Seinen Adressaten sendet er auch ein Foto des Gemäldes Ritter am Scheideweg, das einen Kämpfer in einer schweren Rüstung auf einem Pferd zeigt, eine Lanze in der Hand, vor einem Gedenkstein und einem Totenkopf verharrend. Vitt behauptet später, damit seine eigene Situation illustriert zu haben, aber die Justiz sieht sich selbst gemeint.

Elmar Vitts Schriftsätze sind in humorbegabten Kreisen legendär, schon so manche Richterinnen und Richter hat er – mal gewollt, mal ungewollt – zum Lachen gebracht. Einmal fügt er einem Schreiben an den BGH ein Foto hinzu, das einen Kasten voller präparierter Schmetterlinge zeigt. Vitt verspricht: »Wer ein wenig entomologische Bildung hat, mag sich von mir eine Tüte Gummibärchen verdienen mit der Auflösung des Rätsels, wie die einzelnen Exemplare aus der Sammlung des Unterzeichners welcher Art zuzuordnen sind ... Die erste komplett richtige Lösung wird mit Haribo prämiert.«

Vitt hat schon vor dem Europäischen Gerichtshof für Menschenrechte gegen die Hundesteuer in Deutschland geklagt, erfolglos, neben Jura hatte er auch Experimentalphysik studiert. Im Jahr 1989 legte er seine Doktorarbeit über Rechtsfrage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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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enbesiedlung vor. Dozent an einer Universität war er mal, Soldat bei der Luftwaffe, und er arbeitete für eine Mordkommission. Zeitweise lief er mit einem leeren Pistolenhalfter und einer Militäruniform durch Salzhausen – einem Outfit, das an den verstorbenen kubanischen Revolutionsführer Fidel Castro erinnern sollte.

Mit seinen Hinweisen auf die Götterdämmerung und den Ritter am Scheideweg allerdings hat er das Rechtswesen überfordert. Die meisten Richter des BGH, sagt ein Ermittler, der mit dem Fall vertraut ist, seien staubtrockene Texte gewohnt, sachlich und schnörkellos. Diese Juristen verstünden keinen Spaß.

Der Senatsvorsitzende Ulrich Herrmann muss Zweifel an der seelischen und geistigen Verfassung des Anwalts gehabt haben, als er die Polizeidirektion in Lüneburg im Januar dieses Jahres dazu aufforderte, den Fall Elmar Vitt zu prüfen. Steht der Mann mit den verstörenden Schriftsätzen womöglich der Reichsbürgerszene nahe und bereitet sich darauf vor, einen Richter mit einer Lanze zu durchbohren?

Die Paragrafen 188 und 241 des deutschen Strafgesetzbuches wurden vor wenigen Jahren verschärft, der Schutz von Amts- und Mand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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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eit.de/zv-heft trägern wurde erweitert – wegen all der Drohungen, denen Politiker und Mitarbeiter in Behörden zunehmend ausgesetzt sind. So leitet die Polizei in Lüneburg den Vorgang an das Fachkommissariat 4 in der Dienststelle Hamburg-Harburg weiter. Fachkommissariat 4, das ist der Staatsschutz. Zwei Beamte in Zivil tauchen vor dem Haus in Salzhausen auf, in dem Elmar Vitt mit seiner schwer kranken Frau lebt, die Tag und Nacht auf Pflege angewiesen ist.

Die Polizisten sollen Vitt eine »Gefährderansprache« halten, durch die man potenziellen Gewalttätern klarzumachen versucht, dass der Staat sie im Blick hat. Keine ungewöhnliche Maßnahme bei Fußballhooligans oder gefährlichen Islamisten, extrem ungewöhnlich bei einem Rechtsanwalt. Nie zuvor, sagt die Geschäftsführerin der Bundesrechtsanwaltskammer, sei ein solcher Fall dort bekannt geworden.

Vitt hört das Klingeln der Beamten nicht, weil er mit seinem Hund, dem Chihuahua Félix (»mit Accent aigu auf dem e bitte«), gerade im Garten gewesen sei. So schildert Vitt den Vorfall heute. Der Staatsschutz, das bestätigen Ermittler, inspiziert ein Fenster des Gebäudes und schaut durch Schlitze der heruntergelassenen Rollläden in das

So wurde schon die Künstlersozialkasse auf ihn aufmerksam, die sich sonst auf freie Journalisten konzentriert oder auf Schriftsteller, die eine Kranken- und eine Rentenversicherung benötigen. Bei Elmar Vitt drehte es sich um etwas anderes. Wie aus einem Schreiben der Deutschen Rentenversicherung hervorgeht, sollte bei ihm zu Hause eine Prüfung stattfinden: Womöglich müsse er Geld nachzahlen, die Künstlersozialabgabe. Sie wird fällig, wenn man sich aus den Werken anderer Menschen bedient – aus Büchern in Elmar Vitts Bibliothek zum Beispiel.

Die Prüfung wird abgesagt, und doch schmeichelt ihm dieser Vorgang. Hat ihm nicht eine anerkannte Einrichtung bescheinigt, dass seine Ergüsse einem künstlerischen Anspruch genügen? »Ja, es ist Literatur«, schreibt er in einer seiner Mails, in denen er auf Schachgroßmeister zu sprechen kommt und auf Kriegsschiffe, die orientierungslos im Eismeer versanken.

Mit solchen Briefen könnte es schnell vorbei sein. Denn Elmar Vitt will sich aus dem Anwaltsberuf zurückziehen, schon bald, Schritt für Schritt. Er sei es leid, sich mit der verkommenen Justiz herumschlagen zu müssen. Seine Rente von 1.300 Euro im Monat falle für einen Anwalt nicht gerade üppig aus. So arbeite er einen Tag pro Woche in einer Apotheke und berate den Inhaber bei Problemen mit Krankenkassen. Finanziell ginge es Vitt erheblich besser, wenn er sich nicht aus dem Versorgungswerk der Anwälte, das meist ansehnliche Renten zahlt, schon vor vielen Jahren rausgeklagt hätte: Er habe sich, sagt er, keine Privilegien gegenüber gesetzlich Versicherten gestatten wollen.

Auf den neuen Lebensabschnitt bereitet sich Elmar Vitt gedanklich vor, wie könnte es anders sein? Unter einigen seiner Schreiben steht jetzt: Dr. Elmar Vitt, Rechtsanwalt a. D. in spe, Phrasenjäger und Physiker.

WIRTSCHAFT

Illustration: Alberto Miranda für DIE ZEIT

Ertrinkt Amerika in seinen Schulde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müssen sich immer mehr Geld leihen. Jetzt verlangen Gläubiger höhere Zinsen. Das sind perfekte Bedingungen für eine neue Finanzkrise VON KOLJA RUDZIO

Während Sie diesen Satz lesen, nehmen die USA neue Schulden in Höhe von etwa 800.000 Dollar auf. Am Ende des Artikels werden es um die 65 Millionen sein. 5,4 Millionen

Dollar pro Minute, in diesem Tempo verschuldet sich der amerikanische Staat gerade. Innerhalb der vergangenen zwölf Monate wuchs der Schuldenberg so um drei Billionen auf 40 Billionen Dollar. Das ist selbst für ein großes Land wie die USA irr-sinnig viel. Die Staatsverschuldung liegt heute im Verhältnis zur Wirtschaftsleistung fast so hoch wie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Doch vergangene Woche deutete sich an, dass diese ungewöhnliche, geradezu manische Schuldenwirtschaft an eine Grenze stoßen könnte. Investoren waren nicht mehr bereit, den USA so günstig Geld zu leihen wie bisher. Sie verlangten plötzlich eine deutlich höhere finanzielle Entschädigung dafür – so viel, wie seit zwei Jahrzehnten nicht mehr. Das sorgte für Nervosität in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und weltweit für Aufsehen. Erinnerungen an frühere Krisen wurden wach. Auf einmal rückte die bange Frage in den Vordergrund: Wie lange kann das noch gut gehen mit den Schulden? Was geschieht, wenn die Geldgeber der größten Volkswirtschaft der Erde den Hahn zudrehen? Droht gar eine neue Finanzkrise mit Schockwellen, die bis nach Europa reichen?

Die Sorgen gehen ohnehin weit über die USA hinaus. Rund um den Globus wird es teurer, sich Geld zu borgen. Ablesbar ist das an den Renditen der Staatsanleihen. Vereinfacht gesagt, verlangen Gläubiger heute eine so hohe Rendite für das Geld, das sie Regierungen leihen, wie seit vielen Jahren nicht. Für US-Papiere mit 30 Jahren Laufzeit kletterte die Rendite auf den höchsten Stand seit fast zwanzig Jahren (5,33 Prozent). Für französische Schuldscheine gleicher Laufzeit forderten die Käufer so viel Rendite wie seit der Finanzkrise von 2008 nicht mehr (4,86 Prozent). Selbst bei deutschen Papieren lag die Rendite auf einem 15-Jahres-Hoch (3,79 Prozent). Und bei japanischen Anleihen sogar auf den höchsten Wert seit dreißig Jahren (2,9 Prozent).

Die Prozentzahlen mögen klein erscheinen, aber bei den Summen, um die es geht, entspricht schon ein halbes Prozent etlichen Milliarden. Und viele Länder müssen ohnehin bereits einen großen Teil ihrer Steuereinnahmen dazu verwenden, ihre Kredite zu bedienen. Die USA zahlten im vergangenen Jahr mehr für Zinsen als für ihr gesamtes Militär.

Die Ursachen dafür, dass Kredite jetzt noch teurer werden, sind vielfältig. Bundesfinanzmi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machte Anfang der Woche Donald Trump und den von ihm angezettelten Irankrieg dafür verantwortlich. Kurzfristig könnte der Krieg durchaus eine Rolle spielen, weil mit ihm die Angst vor Inflation wächst und Anleger dann höhere Zinsen fordern. Doch die meisten Ökonomen verweisen auf ein ganzes Bündel längerfristiger Ursachen.

Da ist zum einen die Tech-Industrie: Einige Konzerne investieren gewaltige Summen in die Infrastruktur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ternehmen wie Amazon, Alphabet oder Meta haben früher sehr viel Geld angespart und es in Staatsanleihen angelegt«, sagt Markus Brunnermeier, Finanzexperte an der US-Universität Princeton. »Heute kaufen sie keine Staatspapiere mehr, sondern nehmen selbst Schulden auf, um ihre gigantischen Investitionen zu finanzieren. Sie machen den Staaten also am Markt für Kredite Konkurrenz.«

Da ist zum anderen der wachsende Kapitalhunger der Regierungen selbst. Die Bereitschaft, sparsam zu wirtschaften und Ausgaben über Steuern zu finanzieren statt über Kredite, geht weltweit zurück, wie der Internationale Währungsfonds (IWF) bereits feststellte. Dazu kommt die demografische Entwicklung: »Derzeit gehen viele Menschen in Rente, viele unter ihnen sparen deutlich weniger oder verbrauchen sogar angespartes Vermögen«, sagt Clemens Fuest, Präsident des ifo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Das verknappt das Kapitalangebot.« Wo eine wachsende Nachfrage auf ein schrumpfendes Angebot trifft, steigen die Preise – in diesem Fall die Zinsen.

Und da ist schließlich eine besonders beunruhigende Ursache: »An den Märkten wachsen die Sorgen vor staatlicher Überschuldung und Inflation«, sagt Fuest. »Das Risiko eines Vertrauensverlusts nimmt derzeit stetig zu.« Dabei stehen nicht allein die USA im Fokus. »Länder auf der ganzen Welt haben noch und nöcher Schulden gemacht«, sagt Princeton-Forscher Brunnermeier. »Diese ganze Schuldensituation ist langfristig nicht tragbar.«

Viele Investoren sehen das offenbar ähnlich und verlangen jetzt eine höhere Risikoprämie. Oder sie legen ihr Geld in anderen Werten an, weil sie fürchten, dass Regierungen durch Tricks ihre Schuldenlast senken. Etwa indem sie Druck auf die Notenbanken ausüben, die Zinsen zu senken, oder indem sie Versicherer und Pensionskassen zwingen, Staatsanleihen zu kaufen. Beides kann zu Geldentwertung führen – am Kapitalmarkt nennt man das Debasement. Wer das befürchtet, sucht sein Heil bisweilen im sogenannten Debasement-Trade und legt sein Kapital in Sachwerten an. Und tatsächlich ist zuletzt der Goldpreis gestiegen, ebenso wie der Kurs des Bitcoin (auch wenn man erhebliche Zweifel an ihm als »Sachwert« haben kann). Eine denkbare Antwort auf die Sorge vor dem Debasement wäre auch, in Aktien von Unternehmen mit besonders krisenfesten Einnahmen zu investieren. Doch so oder so: Wenn Kapital aus Anleihen in andere Anlageformen abwandert, treibt auch das die Kreditzinsen in die Höhe.

Die Frage ist, ob die höheren Zinsen zu einer neuen Schuldenkrise führen. Oder zu einer Finanzkrise, bei der auch Banken und Pensionskassen in Not geraten, weil die Anleihen in ihren Portfolios an Wert verlieren. Wie groß die akute Gefahr ist, darüber sind die Experten uneinig. Der Ökonom Paul Krugman warnte in seinem Online-Newsletter vor Panik. »Amerika ist nicht Griechenland«, schrieb der Nobelpreisträger, es drohe keine Schuldenkrise. Staaten, die in ihrer eigenen Währung Kredite auf-

Auf Rekordkurs

ZEIT-GRAFIK/Quelle: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nähmen, gerieten nur äußerst selten in Zahlungsnot. Bei Bedarf könnten sie einfach mehr Geld drucken. Was für Investoren aber keine gute Nachricht wäre, weil Staaten so das Geld entwerten – womit man wieder beim Szenario des Debasement wäre.

Brunnermeier, dessen Spezialgebiet Finanzkrisen sind, macht sich deutlich mehr Sorgen. Er sagt: »Ich halte es für möglich, dass in den nächsten Monaten eine neue Finanzkrise ausbricht.« Der Professor weist auf ein Phänomen hin, das in der Ökonomie als multiples Gleichgewicht bekannt ist. Für die Wirtschaft sind dann zwei verschiedene Gleichgewichtszustände möglich. Konkret beschreibt es Brunnermeier so: »In dem einen Gleichgewicht sind die Zinsen niedrig. Niedrige Zinsen verringern das Risiko, dass die Schulden nicht zurückbezahlt werden.«

Was – Stichwort geringeres Risiko – wiederum den niedrigen Zins rechtfertigt. »Das ist das gute Gleichgewicht«, sagt Brunnermeier. »Daneben ist aber auch ein schlechtes Gleichgewicht möglich.« In dem hielten es viele Investoren für sehr wahrscheinlich, dass die Regierungen ihre Schulden nicht zurückzahlen. »Die Anleger verlangen dann höhere Zinsen, was wiederum zu einem höheren Ausfallrisiko führt« – und die Risikoprämie weiter in die Höhe treibt. Am Ende würden die Schulden tatsächlich nicht bedient. Brunnermeier zufolge braucht es nur einen kleinen Auslöser, um von dem guten ins schlechte Gleichgewicht zu kippen. »Die Lage ist fragil.«

Was genau zum Auslöser werden könnte, ist kaum vorhersehbar. Kenneth Rogoff, ehemals Chefökonom des IWF, hält im Moment vor allem Japan für gefährdet. »In Japan bahnt sich eine Finanzkrise an«, sagt er. »Viele Finanzinstitute – darunter zahlreiche kleinere Regionalbanken und einige 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en – sind im Grunde genommen bankrott.« Sie seien von der japanischen Regierung gezwungen worden, Staatsanleihen mit einem extrem niedrigen Zinssatz zu halten. Doch nun haben diese Anleihen angesichts gestiegener Zinsen an Wert verloren.

Als ein anderer möglicher Krisenauslöser gilt die Wette der Tech-Firmen auf KI. Sollte die nicht aufgehen, sollten die Investitionen sich nicht auszahlen, könnten nicht nur Kredite platzen und die Börsen mit den Kursen der Techwerte einbrechen. Den USA würde auch der KI-Wachstumsschub fehlen, der es laut Trump-Regierung möglich machen soll, die immensen Staatsschulden durch zusätzliche Steuereinnahmen zu bedienen.

Oft entstehen Finanzkrisen aber an Stellen, mit denen vorher kaum jemand gerechnet hat. An den amerikanischen Häusermarkt hatten viele Investoren nicht gedacht, als Immobilienkredite in den 2000er-Jahren eine globale Krise auslösten. Klar scheint nur, dass heute gute Bedingungen für eine Finanzkrise vorherrschen. Wann und ob sie tatsächlich ausbricht, lässt sich aber nicht vorhersagen. »Das ist wie bei einem Herzinfarkt«, sagt Brunnermeier. »Da sieht man: Der Cholesterin-Spiegel ist sehr hoch, es ist gefährlich. Aber es kann auch gut gehen, und wann ein Infarkt eintritt, kann man nicht prognostizieren.«

Beunruhigend ist, dass viele Länder wegen ihrer desolaten Finanzlage auch für andere Krisenfälle schlecht gerüstet sind. Käme es in nächster Zeit zu einer besonderen Herausforderung, etwa einem Cyberkrieg, einer massiven Umweltkrise oder zu einem Krieg um Taiwan, sagt Harvard-Ökonom Rogoff, wäre Amerikas finanzieller Handlungsspielraum eingeschränkt. »Normalerweise nehmen die USA große Kredite auf, um auf solche Ereignisse reagieren zu können.« Das werde in Zukunft schwierig, weil die Schulden schon so hoch seien.

Viele Staaten können heute also nicht mehr so leicht mit einer Politik des deficit spending auf einen Notfall reagieren wie noch in der Finanzkrise nach 2008 oder während der Coronapandemie. Das ist das Problem mit einer Schuldenquote, die in den USA nahe an ihrem historischen Höchststand im Jahr 1946 liegt. Damals entsprachen die Schulden nach Berechnung des Haushaltsbüros des US-Kongresses 106 Prozent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BIP). Heute liegen sie bei 101 Prozent (siehe Grafik). Der IWF, der auch Kredite zwischen staatlichen Einrichtungen mitzählt, kommt für die USA aktuell sogar auf 126 Prozent des BIP. Zum Vergleich: In Deutschland entsprechen die Schulden in diesem Jahr voraussichtlich moderaten 65 Prozent der Wirtschaftsleistung, in Japan 204 Prozent.

Aber nicht nur vielen Regierungen fehlt ein Puffer für Krisen. Auch die Notenbanken haben weniger Handlungsspielraum als früher. Vor einigen Jahren kauften sie massiv Staatsanleihen, mit der Rechtfertigung, sie würden damit die niedrige Inflation auf den Zielwert von zwei Prozent hochdrücken. Heute liegt die Teuerung fast überall beharrlich darüber. Da gibt es keine Rechtfertigung mehr für solche Anleihekäufe. Und schließlich gibt es noch einen weiteren Unterschied zu früher: »Anders als bei der Finanzkrise nach 2007 kann sich die Weltgemeinschaft und können sich die G20 heute nicht mehr auf eine gemeinsame Politik einigen, also auf koordinierte Gegenmaßnahmen«, sagt Brunnermeier. »Das ist ein Riesenproblem, das total unterschätzt wird.«

Es braut sich also einiges zusammen. Und eine einfache Lösung ist nicht in Sicht. Theoretisch könnten hoch verschuldete Staaten wie die USA oder Frankreich anfangen, Ausgaben zu kürzen und Steuern zu erhöhen. Doch das erscheint unwahrscheinlich. Zu groß ist der politische Widerstand.

Deutschland ist mit seiner vergleichsweise geringen Verschuldung noch weit von einer eigenen Krise entfernt. Ifo-Chef Fuest warnt jedoch, dass die Verschuldung auch in Deutschland in den kommenden Jahren stark steigen werde. Deshalb komme es darauf an, dass man das Geld sinnvoll einsetze, etwa um mit höheren Verteidigungsausgaben den Frieden in Europa zu sichern oder um mit zusätzlichen Investitionen das Wachstum zu fördern. »Sollten die Mittel allerdings für Konsum zweckentfremdet werden, wird Deutschland in Schwierigkeiten geraten«, sagt Fuest, »denn auch hierzulande werden die Zinslasten drastisch zunehmen.« Anders gesagt: Auf Pump zu leben, wird ungemütlich.

Nur Deutsche einstellen? »Eine Qual«

In Sachsen-Anhalt will die AfD weniger »kulturfremde Ausländer«. Dabei finden Handwerker und Krankenhäuser dort schon jetzt kaum noch Personal. Wie soll das gehen?

VON MARC WIDMANN

Fragt man Ulrich Siegmund, den Spitzenkandidaten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ob ihn auch Unternehmer unterstützen, sagt er, fröhlich wie immer: Ja, viele! Die wollten nur ungern in die Öffentlich-

keit, aber er höre sich mal um. Nach ein paar Tagen schickt er am vergangenen Montag dann die Nummer von »Lutz Schunke, 8 Mitarbeiter, Heizung, Elektro und Sanitär«. Er hat ihn gerade an einem Infostand getroffen. Man verstand sich gut.

Lutz Schunke repariert noch schnell eine kleine Heizungsstörung, dann hat er am Dienstagmorgen Zeit für ein Telefonat. »Die Parteien, die bisher regiert haben, haben es eigentlich immer schlechter gemacht«, sagt er. »Ich unterstütze die AfD, weil ich von den anderen einfach keine Lösungen mehr erwarte.« Umfragen zufolge sehen das mehr als 40 Prozent der Wähler ähnlich und wollen bei der Landtagswahl am 6. September für die AfD stimmen. Vor allem, so sagen sie es, weil diese Partei noch nie regiert hat und deshalb nicht verantwortlich gemacht wird für all die Dinge, die die Menschen hier ärgern.

Bei Lutz Schunke ist das eine Menge. »Wir sind hier im ländlichen Bereich, es gibt kaum öffentliche Verkehrsmittel«, sagt er, das 25 Kilometer entfernte Leipzig sei für junge Leute ohne Auto unerreichbar, auch der Weg für die Schüler mit dem Bus zum Gymnasium dauere ewig. »Und seit 20 Jahren erzählen uns die Regierungen, dass sie Bürokratie abbauen. Aber sie stellen immer mehr Leute ein, die dann wieder neue Vorschriften erlassen.« Er habe früher nur einen Tag im Büro verbracht und vier Tage draußen gearbeitet. »Heute bin ich froh, wenn ich es schaffe, einen Tag durchweg bei den Kunden zu arbeiten«, sagt der 62-Jährige aus Michlitz.

Und dann sind da die Wärmepumpen. Schunke installiert sie auch, am liebsten in Neubauten, dort hält er sie für sinnvoll. Aber Habecks Heizungsgesetz fand er bevormundend, »das hat er auf Biegen und Brechen durchgeboxt«. Für ihn ist es immer schwieriger, noch Azubis zu finden, die die 200 Kilogramm schweren Geräte tragen und montieren, »die noch mit den Händen arbeiten wollen«, sagt Schunke. »Das ist unser Hauptproblem.« Wenn er sehe, wie alt die Arbeiter auf den Baustellen hier sind, frage er sich manchmal, wer in zehn Jahren noch da ist.

Ob die AfD dafür eine Lösung habe? »Das ist eher unwahrscheinlich, weil so viel im Argen liegt«, sagt Schunke. »Aber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haben sich festgefahren.« Es ist genau diese Stimmung, aus der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gerade ihre Kraft zieht. Schunke nennt es: den Wunsch nach »einem Ruck«.

Die Frage ist nur, was für eine Art Ruck das wäre, wenn die AfD tatsächlich zum ersten Mal die Regierung eines Bundeslandes übernehmen sollte. Und ob er der Wirtschaft hilft oder eher schadet.

Den Handwerkern wie Lutz Schunke verspricht die Partei allerlei. Sie will die Führerscheine der Azubis mit 1.500 Euro bezuschussen und die Meisterausbildung nicht nur kostenfrei machen, sondern sogar mit Prämien fördern. Sie feiert das Handwerk im Programm überschwänglich: »Unser Land lebt von Menschen, die bauen, reparieren, gestalten und mit ihrem Können echte Werte schaffen.« Kein Wunder, dass sie in dieser Branche Unterstützer findet.

Hört man sich dagegen in der Breite der Wirtschaft um, ändert sich das Bild. Dann verwandelt sich der Wunsch nach einem Ruck in die große Sorge, dass die AfD das größte Problem des Landes noch deutlich verschärfen könnte: den jetzt schon dramatischen Mangel an Fachkräften. Denn in ihrem Regierungsprogramm steht das klare Ziel: »Auf kulturfremde Fachkräfte verzichten!«

Jürgen Sperlich mag es, wenn ihm die Leute einfach ihren Dreck vor die Füße kippen. Er sortiert ihn dann fein säuberlich auf seinem riesigen Gelände in Schkopau südlich von Halle, wo einst die Loks für den Tagebau repariert wurden. Hier kommt der Müll an, von Schrottplätzen oder Papierfabriken, ehe seine Mitarbeiter ihn auseinandernehmen mit riesigen Magneten, Sieben, Gebläsen und, wenn es sein muss, auch per Hand. »Die Arbeit hier ist im Sommer heiß und staubig. Und im Winter ist sie kalt und staubig«, sagt Sperlich, während er im Geländewagen durch sein Reich aus Lagerplätzen und riesigen Hallen kurvt.

Morgens um halb sechs beginnt die erste Schicht. In der Produktion arbeiten 40 Männer und Frauen, fast alle angelernt. Ein Konditor ist dabei, ein Tischlermeister, ein Landwirt. »Mir ist es wurst, ob die weiß, schwarz oder grün sind«, sagt Sperlich, »arbeitsfähig und arbeitswillig müssen sie sein«, zum Einstiegslohn von 15,50 Euro die Stunde. Aber mit Deutschen sei das leider »eine Qual«. Als das Jobcenter ihm zuletzt 18 potenzielle Arbeitskräfte angekündigt habe, seien gerade mal zwei erschienen. Und die hätten auch nur einen Stempel gewollt, dass sie sich bemüht haben. »Ohne unsere zehn Syrer würden wir ziemlich dumm aussehen«, sagt Sperlich. Die zehn Flüchtlinge aus Syrien hat 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nach und nach eingestellt. Jetzt halten sie seinen staubigen Laden mit am Laufen.

Und nicht nur seinen. In Sachsen-Anhalt sank die Zahl der einheimischen Deutschen, die sozialversicherungspflichtig beschäftigt sind, binnen eines Jahrzehnts von 778.000 auf 712.000. Diese Lücke füllen 43.000 ausländische Arbeitskräfte immerhin zum Großteil. »Wir können unsere Wirtschaftskraft seit 2017 nur mit Zuzug sichern«, sagt Torsten Narr, Geschäftsführer der Regionaldirektion Sachsen-Anhalt-Thüringen der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 Dennoch herrsche in vielen Berufen akuter Arbeitskräftemangel. Narr zählt eine lange Liste auf: In der Metall- und Schweißtechnik, der Mechatronik, der Energietechnik, im Sanitärgewerbe, auf dem Bau, in der Gastronomie, der Pflege, überall fehlen Leute. »Sogar Verkäufer im Lebensmittelhandwerk sind knapp.«

Kaum ein Land ist so sehr auf Fachkräfte von außen angewiesen wie Sachsen-Anhalt. Hier schrumpfte die Bevölkerung seit den Achtzigerjahren von drei auf 2,1 Millionen. Vor allem junge, mobile, motivierte Menschen zogen in den vielen Krisenjahren nach der Wende weg. Darunter waren besonders viele Frauen, die jetzt woanders Kinder bekommen. Die Zahl der Neugeborenen im Land kollabierte regelrecht, von 32.000 im Jahr 1990 auf zuletzt nur noch 12.000. Nirgendwo in Deutschland ist die Bevölkerung älter.

Und da führt die AfD einen Wahlkampf gegen Zuwanderer? »Mir graut es davor, wenn die wirklich regieren«, sagt Jürgen Sperlich.

Seine zehn Syrer sind in der Sprache der AfD »kulturfremde Ausländer«. Und die will die Partei am liebsten loswerden. Die »illegalen Massenmigranten« sowieso. Aber selbst Ärzte und Pflegekräfte aus nicht westlichen Staaten sieht sie als Problem, ihr Deutsch sei häufig nicht ausreichend und ihre Ausbildung oft minderwertig: »In Branchen wie dem Gesundheits- und Pflegesektor wird dadurch das Wohl der Patienten gefährdet«, schreibt die AfD in ihrem Programm. Und verspricht zugleich, sie werde »den wirtschaftlichen Niedergang stoppen«.

Fragt man den 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woher in Zukunft die Arbeiter kommen sollen, dann erzählt er erst mal, dass die Ziele der Partei leider »völlig falsch dargestellt werden«. Natürlich könnten ausländische Fachkräfte weiterhin im Land mitarbeiten. Er habe auch gar nichts gegen einen vietnamesischen Arzt. »Es geht nicht darum, Zuwanderung komplett unmöglich zu machen, das ist völliger Quatsch. Aber ich sehe Zuwanderung nicht als Lösung unserer Probleme. Beispielsweise noch mehr Syrer können doch nicht die Lösung sein.«

Stattdessen will die AfD mit hohen Subventionen erreichen, dass die einheimischen Deutschen wieder mehr Kinder kriegen. Und sie hofft, dass viele abgewanderte Sachsen-Anhalter zurückkehren, wenn die Partei einmal an der Macht ist.

Hans-Ulrich Schmidt überzeugt das nicht. »Wir suchen händeringend Fachkräfte«, sagt der kaufmännische Vorstand des Diakoniekrankenhauses in Halle und sechs weiterer Kliniken in Ostdeutschland. Er erlebt schon jetzt, wie der Aufschwung der Rechtspopulisten ausländische Fachkräfte vergrault. Schmidt erzählt, wie er kürzlich versuchte, ein rumänisches Ärztepaar anzuwerben. Die Sprach- und Integrationskurse waren schon abgeschlossen, da lasen die Ärzte von rechtsradikalen Übergriffen im Osten und fühlten sich nicht mehr sicher. Sie brachen den Kontakt ab.

Fotos: Ludwig Ander-Donath für DIE ZEIT; ZEIT-Grafik
Ein syrischer Arbeiter in einer Halle von Unternehmer Jürgen Sperlich, in der Altmetall recycelt wird

»Mir graut es davor, wenn die wirklich regieren«, sagt der Firmeninhaber Jürgen Sperlich, 72, aus Schkopau

»Wenn das öfter passiert, mache ich mir ernsthafte Sorgen, dass wir Probleme mit der Gesundheitsversorgung bekommen«, sagt Schmidt. In Halle arbeiteten schon jetzt viele Ärzte und Pflegekräfte aus Syrien, Afghanistan oder dem Iran, »die leisten ganz wertvolle, hochengagierte Arbeit«.

Jeder fünfte Arzt in Sachsen-Anhalt kommt aus dem Ausland, im Raum Dessau sogar mehr als jeder dritte. Vor allem »im ländlichen Raum wäre eine flächendeckende Versorgung ohne ausländisch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nicht mehr sicherzustellen«, warnen Ärztekammer und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 Bei einer Abschreckungspolitik könne es sogar passieren, dass medizinische Einrichtungen schließen müssten.

Die Gesundheitsbranche ist die größte in Sachsen-Anhalt. Sie könnte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weiter wachsen. Sofern sie genügend Personal findet.

Auch die Maschinenbaufirma Sonotec in Halle wächst, sie stellt zum Beispiel Ultraschallsensoren her, die in Dialysegeräten erkennen können, ob gefährliche Luftblasen im Blutkreislauf sind. »Wir sind am Einstellen«, sagt die Chefin Manuela Münch, »wir brauchen Ingenieure genauso wie handwerklich begabte Quereinsteiger in der Fertigung.« Auf ausländische Arbeitskräfte verzichten? »Das schwächt unsere Wirtschaft«, warnt sie. »Wir werden in einigen Jahren Riesenprobleme haben, die wir nicht mit der eigenen Bevölkerung lösen können.«

Und dann ist da noch die Chemiebranche, das traditionelle Herz der Industrie in Sachsen-Anhalt. Bitterfeld-Wolfen war früher die dreckigste Stadt Europas, sagt Stefan Müller – und genießt es sichtlich, seinen Besucher durch die heutige Stadt zu fahren. Er zeigt den großen See, wo früher der Tagebau war, und den riesigen Chemiepark, wo neue Hallen gewachsen sind, um Lithium zu raffinieren oder biobasierte Chemieprodukte herzustellen. Mittendrin liegt das vergleichsweise kleine Rohrlabyrinth von Müllers Firma Miltitz Aromatics. Als er aus dem Auto steigt, liegt ein eigenartiger Geruch in der Luft. »Das ist Ambra, das hat so eine leicht holzige Note«, sagt Müller. »Wenn man wohlwollend ist.«

Seine Duftstoffe landen in Parfümen, Waschmitteln oder Kerzen, 1.500 Tonnen im Jahr. Um seine Anlagen am Laufen zu halten, beschäftigt er eigentlich auch jedes Jahr drei Azubis zum Chemikanten. »Aber dieses Jahr habe ich niemanden gefunden, es hat sich bis zum Beginn des Lehrjahrs kein Einziger beworben«, sagt Müller. Er muss die Lücke füllen und will nun einen Syrer einstellen, der schon ausgebildet ist. Wie findet er die Idee der AfD, möglichst auf ausländische Arbeitskräfte zu verzichten? »Absolut praxisfremd.« Genauso die angekündigte Abschaffung der Schulpflicht.

Schon heute bleiben in Sachsen-Anhalt mehr als 13 Prozent der Schüler ohne Abschluss, so viel wie in keinem anderen Bundesland.

Jürgen Sperlich, der Recyclingunternehmer aus Schkopau, hat für seine zehn Syrer inzwischen selbst eine kleine Schule eingerichtet. Im ehemaligen Pförtnerhaus ließ er ein Klassenzimmer bauen, hier organisiert er Deutschunterricht für sie. Als vor sieben Jahren der erste Syrer bei ihm anfing, erklärte er spontan seinen deutschen Vorarbeiter zum Integrationsbeauftragten. »Mit meiner Autorität ging das gut«, sagt Sperlich und lacht.

Kürzlich jedoch hat es Ibrahim erwischt, er wurde abgeschoben, weil er sich bei seiner Einreise nach Europa nicht korrekt registriert hatte, jetzt hängt er in Griechenland fest, sagt Sperlich. Der Unternehmer, der schon seit fünf Jahren in Rente sein könnte, hat ihm Geld hinterhergeschickt und sich bei der Ausländerbehörde beschwert: »Das kann doch nicht wahr sein, dass ihr hier die Fleißigen rausholt, die arbeiten!« Irahims Arbeitsvertrag laufe selbstverständlich weiter, sagt Sperlich. Er hofft, dass er bald zurückko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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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erstunde mit Ulrich Siegmund: Die Ausgabe 34 ist vielerorts ausverkauft

Das falsche Spiegelbild

Ein Cover, das Sachsen-Anhalts AfD-Spitzenkandidaten Ulrich Siegmund zum »gefährlichsten Mann Deutschlands« erklärte, wird unter Fans der Partei jetzt für Hunderte Euro gehandelt VON MARTIN MACHOWECZ UND FABIAN REINBOLD

Niemand, der in diesen Tagen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besucht, kann behaupten, Journalismus entfalte keine Wirkung. Es ist nur eine andere Wirkung, als man es vielleicht erwartet hatte.

Man hätte zum Beispiel nicht darauf gewettet, dass ein Cover des Magazins Der Spiegel bei den Wahlkampfauftritten von Ulrich Siegmund, dem AfD-Spitzenkandidaten in Sachsen-Anhalt, eine zentrale Rolle einnehmen würde. Aber, ja, so ist es: zum Beispiel für die sehr kleine Dame in der gelben Strickjacke, die da beim Familienfest der AfD in Querfurt gerade stolz den Spiegel vor ihren Bauch hält. Neben ihr steht Ulrich Siegmund, mit der Hand auf ihrer Schulter. Ihr Spiegel-Exemplar hat er soeben signiert. Die Frau strahlt, als hätte sie Geburtstag. Uuuund Foto!

Der Spiegel-Titel, Ausgabe 34 vom 14. August 2026, zeigt Siegmund mit einem House-of-Cards-mäßigen Porträtfoto, dazu die Zeile: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Das Heft gilt in Sachsen-Anhalt, möglicherweise in ganz Deutschland als weitgehend ausverkauft, auch wenn der Spiegel über diesen Umstand schweigt (eine Anfrage der ZEIT beantwortete ein Spiegel-Sprecher mit der Auskunft, man kommuniziere keine Verkaufszahlen einzelner Ausgaben).

Das Heft wird von AfD-Sympathisanten tausendfach auf den Siegmund-Veranstaltungen herumgetragen. Es ist die heißeste Ware in dessen Signierstunden. Nicht weil die AfD-Anhänger sich über das Cover ärgern würden. Sondern: weil sie es lieben. Diese Ausgabe des Spiegels wird nicht gefürchtet, über die Spiegel-Geschichte ärgert man sich nicht. Im Gegenteil: Man fühlt sich gedelt. Man trägt das Cover mit Stolz. Man sortiert es ein in die Erzählung: Wir sind im Siegeszug, und die Mainstreampresse kann uns gar nichts mehr!

Querfurt also, am Freitagabend vergangener Woche: Die AfD veranstaltet ihr Sommerfest, der Wahlkreiskandidat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und die Sachsen-Anhalter AfD sponsern Bratwürste, Siegmund steht unter einem Zeltdach, von Fans umtraubt. Das

Bild auf Siegmund-Veranstaltungen, die in diesen Wochen fast täglich stattfinden, ist immer gleich: Hunderte Meter lang ist die Schlange der Menschen, die zu ihm vorgelassen werden wollen, sie warten teils drei, vier Stunden. Sie sind gut gelaunt, einer nach dem anderen darf sein Foto und Autogramm bekommen. Die AfD hat hierfür ein effizientes System etabliert: Im Minutentakt werden Gruppe um Gruppe Fans herangeführt, Security-Männer tasten sie auf Waffen ab, nehmen den Leuten zugleich ihre Handys ab, die einer Mitarbeiterin übergeben werden. Die Fans werden neben Siegmund geschoben, der legt die Arme um sie, die Mitarbeiterin macht 10, 15 Fotos. »Ich bin der Ulli«, sagt Siegmund, »und ihr?«

Viele, wirklich sehr viele lassen sich bei der Gelegenheit ihr Spiegel-Cover signieren. Manche haben es als Ausdruck dabei, manche im Original. Manche tragen ein T-Shirt, auf das Siegmunds Gesicht gedruckt ist, darunter: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In Querfurt steht der Satz auch auf alles mögliche andere gekritzelt, Schilder, Taschen, so was.

Ein Familienvater geht auf Siegmund zu, lacht ihn an, sein Sohn neben ihm, der Vater sagt: Ah,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Deutschlands! »Wie heißt du«, fragt Siegmund. Ronny, sagt der Mann (wenn der Reporter, der ein Stück entfernt steht, es richtig verstanden hat). Siegmund: »Ist nämlich wichtig, dass ich einen Namen draufschreibe. Sonst landet das sofort bei eBay.« Der Sohn hält das Cover in die Kamera. Foto!

Wobei auch Exemplare mit Namen bei eBay landen: Unsignierte Exemplare gibt es dort und auf vergleichbaren Börsen für Preise zwischen 10 und 40 Euro. Drei unsignierte Exemplare im Sparpaket: 59 Euro. Eine signierte Variante mit der Aufschrift »für Pascal« versucht jemand für 799 Euro loszuwerden. Ein signiertes Original ohne Vornamen lag bei Redaktionsschluss und noch sechs ausstehenden Biet-Tagen tatsächlich schon bei über 600 Euro. Fragt man Ulrich Siegmund später danach, teilt er mit: »Seit ich gesehen habe, dass das erste Exemplar für über 1.000 Euro verkauft wurde, unterschreibe ich es nur noch mit persönlicher Anrede.« Solche Exemplare gingen aber auch für 200 bis 300 Euro weg. Wie denkt er über das Cover? »Ist natürlich sehr motivierend«, so Siegmund, »ich bin dem Spiegel sehr dankbar für diese große Unterstützung auf den letzten Metern. Ich vermute aber inzwischen, dass genau das das Ziel war. Er ist überall ausverkauft. Leute legen mir inzwischen Exemplare hin, die sie für 30 bis 50 Euro blanko ersteigert haben.«

Als Ulrich Siegmund auf dem Familienfest in Querfurt auf die Bühne klettert, dauert es nicht lange, bis er auf den Spiegel zu sprechen kommt. Er habe »heute schon 300 Exemplare unterschrieben«, sagt er – wohlgemerkt haben an diesem Freitagabend seine Signierstunden erst begonnen. Das Publikum applaudiert, viele halten eine Spiegel-Ausgabe in die Höhe. Siegmunds Satz ist allenfalls leicht übertrieben. Und er hat da, am selben Tag, schon eine Veranstaltung im Kurpark Bad Dürrenberg hinter sich. Eine »Infoveranstaltung« nannte die AfD das, doch um Infos ging es kaum, im Wesentlichen drehte sich auch diese Veranstaltung darum, ein Foto mit Siegmund zu bekommen. Auch hier: Unzählige haben eine Spiegel-Ausgabe dabei, manche gleich drei davon. Das Spiegel-Cover ist der gemeinsame Running Gag von Kandidat und Anhängern. Es ist ihre Trophäe. Es gibt einen Clip auf Instagram, da sagt Siegmund, er werde öfter gefragt, ob seine Hände schmerzten vom Signieren. Nein, sagt er, er müsse ja trainieren – um direkt nach Amtsantritt all die Verfügungen zu unterschreiben, mit denen er NGOs das Geld abdreht! Die Idee, den Spiegel in seine Wahlkampagne einzubinden, basiert ebenfalls auf einem Instagram-Video Siegmunds. Nach Erscheinen des Heftes fing er sofort an, es zu signieren.

So hat die Spiegel-Redaktion eine Vorlage geliefert für eine Debatte darüber, wie wirksamer Journalismus aussieht in Zeiten der AfD. Spiegel-Chefredakteur Dirk Kurbjuweit rechtfertigte sein Cover in einem eigenen Text, er schrieb: »Relevanz ist unser oberstes Kriterium, nicht die Frage, wem eine Titelgeschichte nützt oder schadet. Ohnehin leiden wir nicht an der Hybris zu glauben, dass wir mit unserem Journalismus Wahlergebnisse beeinflussen können.« Siegmund wirke gewinnend, auch auf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ie nicht rechtsextremer Gesinnung seien, so Kurbjuweit. »Im Hintergrund lässt er sich von einem Netzwerk rechter Extremisten unterstützen. Seine Pläne für Sachsen-Anhalt sind ein Anschlag auf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Minderheiten würden das zuerst spüren. Das zusammen, das Umgängliche und das Extreme, machen Siegmund zu einem gefährlichen Mann, aktuell zum gefährlichsten Mann Deutschlands.«

Der Spiegel selbst veröffentlichte auch eine Entgegnung, verfasst von d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in Julia Reuschenbach: »Seinen Anspruch, Journalismus zeichne sich durch »Recherche, Recherche, Recherche« aus, löst dieses Cover gerade nicht ein«, so Reuschenbach. »Es spitzt zu, es emotionalisiert, es wertet, es formuliert eine Haltung und will doch keine sein.« Das Cover überlagere den eigentlichen Text. »Das hätte man vorhersehen können. Es geht letztlich nicht darum, ob ein Titelblatt jemandem nützt oder schadet, sondern es geht vor allem darum, zu antizipieren, welche Eigenlogiken rechtsextremer Akteure und Netzwerke dadurch verstärkt werden.« Oder, wie es ein AfD-Fan in Querfurt sagt: »Danke an den Spiegel. Die haben solche Angst, denen fällt nur noch ein, zu drohen. Aber das wirkt nicht mehr. Und das merken die auch langsam.«

In Querfurt kommen nun zwei Frauen um die 50 mit gleich fünf Spiegel-Ausgaben auf Siegmund zu. Der AfD-Kandidat unterschreibt jede einzelne. »Für unsere Freunde«, sagt die eine im Anschluss. Man habe lange gesucht, wo noch welche zu kaufen waren. »Beim Netto gab's noch zwei.« Beim Kiosk ums Eck konnte man noch eine weitere auftreiben. »Zwei haben wir sogar im Spiegel-Shop bestellt, für 7,20 Euro«, sagt ihre Freundin. Im Spiegel-Shop ist der Siegmund-Titel als einzige der aktuelleren Ausgaben derzeit nicht lieferbar.

»Wissen Sie, für wie viel eine Ausgabe bei eBay versteigert wurde?«, fragt AfD-Mann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am Rande der Veranstaltung die Reporterin eines AfD-nahen Mediums. Sie kennt die Antwort: »Für 1.000 Euro.« Genau, sagt Tillschneider. Über das Cover hält er fest, was auf diesem Fest jeder beobachten kann: »Wenn es destruktiv gemeint sein sollte, ist es uns längst gelungen, das zu kapern.«

ANALYSE

Das gefährliche Zehntel

Der Iran exportiert sein Öl an den US-Blockaden vorbei, Washington droht allen Beteiligten. Das könnte nach hinten losgehen VON THOMAS FISCHERMANN

Amerikanischen Sanktionen, sagte US-Finanzminister Scott Bessent am Montag, entkomme niemand auf der ganzen Welt. Wer dem Iran jetzt noch helfe, werde zur Strafe aus dem Dollarsystem entfernt. Außerdem kündigte er einen »ökonomischen D-Day« gegen die letzten Geschäftspartner des Iran aus fünf Wirtschaftssektoren an: Luftfahrt, Krypto, Gold, Schifffahrt, Technologie. Und gegen all die Netzwerke, Mittelsleute und Finanzkanäle, über die das Land trotz aller Sanktionen weiter sein Öl schmuggelt, Zahlungen umleitet und Angriffe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s bezahlt.

Dahinter steckt viel Ärger, der sich in Washington aufgestaut hat. Seit April schon blockiert die US-Marine iranische Häfen, und trotzdem findet viel Öl seinen Weg hinaus und fließt Geld zurück. Allein zwischen Juni und August sollen es 67 beladene Tanker aus der Region herausgeschafft haben, beladen mit 80 Millionen Barrel Öl im Wert von gut sechs Milliarden Dollar; das schätzt die New Yorker Lobbygruppe UANI, eine Organisation aus ehemaligen Diplomaten und Geheimdienstlern, die sich für härtere Sanktionen gegen Teheran einsetzt.

Deshalb zielt ein wesentlicher Teil der neuen Strafen jetzt auf etwas ganz anderes: das Gewerbe ringsherum, das den Ölexport ermöglicht. Das sind Schiffsagenten, die Liegeplätze buchen, Prüfgesellschaften, die Seetüchtigkeit bescheinigen, Treibstoffhändler, die Tanker auf offener See befüllen. Werften, Flaggenregister, Versicherungsmakler. Und Banken, die derlei Geschäfte finanzieren.

Vor zehn Jahren noch wäre das nicht nötig gewesen. Da war der Ölhandel ohne den Dollar kaum denkbar, und es hätte genügt, den Iran und seine Helfer aus dem Dollarsystem zu verbannen. Doch inzwischen hat Washington diese Waffe so häufig gezückt – gegen den Iran, Venezuela, Russland –, dass die Getroffenen und ihre Kunden ein Ausweichsystem gebaut haben. Über 80 Prozent des iranischen Exportöls landen heute in China, bezahlt wird in Renminbi über Chinas Zahlungssystem Cips, außerhalb des westlichen Bankennetzes. Auch die Schiffsbetreiber sind schwer zu greifen: Die Reederei ist schon mal eine Briefkastenfirma in Hongkong, die Flagge gambisch, und die Versicherungen hat irgendwer ausgestellt, den in der Branche niemand kennt.

Diese Kette kann auch ein wütender Minister Bessent nicht zerschlagen, weil kaum eine westliche Institution ein Teil von ihr ist. Das Gewerbe ringsherum kann er aber durchaus treffen. Ein guter Teil davon ist chinesisch, daher liest sich Bessents Liste streckenweise wie eine China-Sanktionsliste: Logistiker in Shenzhen, Großeinkäufer in Hongkong, vier namentlich benannte chinesische Geschäftsleute.

Die Stufen darüber aber – große chinesische Banken, das Zahlungssystem Cips selbst – hat Washington bisher nicht sanktioniert. Dort läge wohl der wirksamste Hebel, um den Ölfluss nach China abzuklemmen. Doch dann bewegte man sich schon sehr weit weg vom Iran und stattdessen mitten hinein nach

China, das sich wehrt. Die Pekinger Regierung hat ihre Firmen per Verordnung angewiesen, amerikanische Sanktionen zu ignorieren, und kündigte am Dienstag »alle notwendigen Maßnahmen« zu deren Schutz an. Im September wird Staatspräsident Xi Jinping in Washington erwartet, und den ganz großen Ärger will auch Bessent bis dahin nicht.

Deshalb sitzen die eigentlichen Adressaten der US-Drohungen anderswo auf der Welt. Mancher Terminalbetreiber in Malaysia, Treibstoffhändler in Singapur oder Schiffsagent in Thailand mag am iranischen Öl ein Zehntel seines Umsatzes verdienen, doch der Rest kommt über die traditionelle Kundschaft. Sie bleiben angewiesen auf westliche Kredite, Versicherungen, Dollarkonten und werden sich wohl fügen.

Nur verschwindet das Geschäft dadurch nicht. Es wird im Zweifelsfall weiterwandern, zu chinesischen Anbietern, die den Schutz ihrer Regierung genießen. Auch Bessents Sanktionsrunde macht die Welt-Ölwirtschaft am Ende wieder ein Stück chinesischer.

Foto: Alexander Polegenko/Zuma/Imago
Ein russischer Kampfpanzer im Einsatz. Für die Waffenschmieden braucht Wladimir Putin Know-how aus dem Westen

Ist dieser russische Panzer mithilfe von Technik aus Deutschland gebaut worden?

Sanktionen sollen verhindern, dass Russland weiter aufrüstet. Dokumente deuten nun darauf hin, dass über China wohl trotzdem Produkte von Siemens in das Land geliefert wurden – und welche Verbindungen es zu einer Firma in Schleswig-Holstein gibt VON INGO MALCHER

W as passiert, wenn chinesischer Geschäftssinn und deutsche Wertarbeit zusammenkommen, kann man Ende Juni im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Neumünster besichtigen.

Das deutsch-chinesische Unternehmen Priminer hat zum »Späneflugtag« geladen, so nennt der Werkzeugmaschinenbauer seine Firmenmesse. Vor der Montagehalle steht ein Grill, es gibt Bratwurst und Nudelsalat. Drinnen werden die mächtigen Maschinen des Unternehmens zur Schau gestellt. Sie sehen aus wie gigantische Backöfen, durch ihre Fenster hindurch kann man dabei zusehen, wie Bohrer Formen in Metall fräsen, wobei die silbernen Späne durch das Gehäuse fliegen.

An einem solchen Tag dürfen auch die Partner von Priminer nicht fehlen. Sogar Deutschlands größter Industriekonzern Siemens ist mit einem eigenen Stand in einer Ecke vertreten und bewirbt seine Steuerungselemente, ohne die Maschinen wie die hier gezeigten nicht laufen würden. Ob sie bei Siemens jedoch wissen, wo sie hier gelandet sind? Die Geschäftstüchtigkeit von Priminer macht diese Halle in Neumünster zu einem riskanten Ort für den traditionsreichen deutschen Industriekonzern.

Werkzeugmaschinen sind das Herz der Industrie. Wer etwas herstellen will, egal ob Getriebe oder Granaten, braucht solche Anlagen. Dominiert wird der Markt von Herstellern aus Deutschland und Japan. Seit einigen Jahren schon mischt Priminer mit Maschinen aus China die Branche auf und wirbt auf Chinesisch auf seiner Website: »Von der deutschen Zentrale entsandte europäische Ingenieure sind dauerhaft im chinesischen Werk tätig und für die Produktionsprozesse sowie das Qualitätsmanagement verantwortlich.«

Es ist diese Verbindung von deutscher Expertise und chinesischer Fertigung, die Priminer stark macht. Und es ist ebendiese Verbindung, die das Unternehmen problematisch macht. So hat man nämlich beides: deutsches Know-how und chinesische Regeln. Wer in China produziert, der kann nach chinesischen Gesetzen arbeiten. Und weil die Volksrepublik keine 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verhängt hat, tut sich dort ein gigantischer Markt auf.

Interne Firmenunterlagen, Briefe und E-Mails, die die ZEIT einsehen konnte, deuten nun darauf hin, dass Priminer auch nach dem Überfall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Werkzeugmaschinen in das Reich Wladimir Putins lieferte – und dass unter den Kunden zahlreiche Rüstungsunternehmen waren. Was die Sache besonders brisant macht: Den Dokumenten zufolge sollen viele der Maschinen mit Siemens-Technik ausgestattet gewesen sein.

Schon am Eingang zur Montagehalle wird man beim Späneflugtag als Reporter abgefangen. Oliver Delfs bietet einem gleich das Du an. Auf dem Ärmel seines T-Shirts sind die deutsche und die chinesische Flagge aufgedruckt. Er stellt sich als Mitglied der Geschäftsführung von Priminer vor. Statt zu den Maschinen führt er einen erst mal in einen klimatisierten Omnibus mit Konferenztischen. Dort möchte er erfahren, was man will. Was er sagt, darf nicht zitiert werden. Würde man seine Botschaft in einem Satz zusammenfassen, lautete sie: Wir sind sauber. Später werden sich zwei Anwälte des Unternehmens melden und versichern, dass es »keinerlei wie auch immer geartete Geschäftsbeziehung zu Russland« unterhalte.

Um zu verstehen, was für ein Unternehmen Priminer ist, muss man Datenbanken aus mehreren Ländern durcharbeiten. Da ist zum einen die Priminer Werkzeugmaschinen GmbH in Neumünster, deren Geschäftsführer der deutsche Benjamin Kaehlcke und der Chinese Feiyue Chen sind, den sie hier alle »Jack« nennen. Die Firma in Neumünster gehört zu hundert Prozent Jack, der wiederum über zwei weitere Unternehmen Hauptgesellschafter der Priminer Machine Tools Dongguan Co. Ltd in China ist, wo die Zentrale der Gruppe ist und die meisten Maschinen produziert werden. Und dann gibt es noch eine Firma in der Kleinstadt Odinzowo nahe Moskau, die bis vor Kurzem Priminer Russland hieß und deren Name und Adresse auf Firmenprospekte gedruckt wurden. Bei einer Messe im Jahr 2021 in Moskau wurde sie im Ausstellerverzeichnis als »offizieller Lieferant« der »Priminer Werkzeugmaschinen GmbH auf dem Gebiet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vorgestellt.

Mehr als hundert russische Kunden stehen auf der Liste eines Verkäufers

Wie gut dieses Unternehmen in Russland offenbar im Geschäft war, darauf deutet eine Kundenliste hin, die die ZEIT einsehen konnte. Sie ist überschrieben mit »Offizielle Vertretung von Priminer in Russland«. Darauf sind mehr als hundert meist russische Kunden verzeichnet, die das Unternehmen zwischen 2021 und 2024 beliefert haben soll, auch Waffenschmieden.

So steht etwa ein Unternehmen, das zum russischen Rüstungskonzern Almaz-Antey gehört, auf der Liste. Diesem soll im Dezember 2023 eine Werkzeugmaschine mit einem von Siemens stammenden Steuerungstool geliefert worden sein. Es fertigt Teile für Boden-Luft-Waffensysteme der russischen Armee, die gegenwärtig im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eingesetzt werden. Das Unternehmen steht seit Juni 2022 unter US-Sanktionen, Ende 2023 zog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ach, niemand in Deutschland darf seither mit ihm Geschäfte machen.

Ein weiteres Unternehmen auf der Liste ist der Drohnenhersteller Eniks aus Kasan an der Wolga. Er soll demnach im Juni 2023 gleich zwei Maschinen mit Siemens-Steuerung erhalten haben. Seit Dezember 2022 steht die Firma unter EU-Sanktionen, seit Februar 2023 außerdem unter US-Sanktionen.

Auch die Rüstungsschmiede Kurganpribor aus Sibirien ist auf der Liste zu finden. Im September 2023 soll sie demnach nicht zum ersten Mal eine Maschine mit Siemens-Steuerung erhalten haben. Kurganpribor stellt Komponenten für Granaten, Raketenwerfer und Lenkflugkörper her. Im Juli 2023 wurde das Unternehmen von den USA sanktioniert, im Dezember 2023 von der EU.

Dass mit Priminer Russland möglicherweise etwas nicht stimmt, ist zuerst in den USA aufgefallen. Im Februar 2024 setzte die US-Regierung das Unternehmen auf die Sanktionsliste. Die Begründung dafür: Es sei in einem Bereich tätig, der »den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n Komplex Russlands unterstützt«. Anders als Priminer Russland wurden die deutsche Priminer Werkzeugmaschinen GmbH und Priminer Machine Tools in China nicht von den USA behelligt.

Wer auf der berüchtigten Liste der US-Sanktionsbehörde Ofac landet, der ist normalerweise erledigt. Kein westliches Unternehmen kann das Risiko eingehen, mit so jemandem Geschäfte zu machen, keine Bank möchte solch einen Kunden haben – die Gefahr, dann selbst von den Amerikanern abgestraft zu werden, ist zu hoch.

Insofern ist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dem deutschen Industriekonzern Siemens und Priminer einigermaßen erstaunlich. Ein Siemens-Sprecher bestätigt auf Anfrage, dass sowohl Priminer in Deutschland wie auch Priminer in China von dem Konzern beliefert würden. Allerdings: »Für beide Unternehmen liegen uns vertragliche Zusicherungen vor, dass Siemens-Produkte nicht für Lieferungen nach Russland eingesetzt werden«, so der Sprecher. Von Priminer Machine Tools aus China lägen Siemens zudem »Endverbleibserklärungen vor, die bestätigen, dass gelieferte Produkte nur für die zivile Nutzung und für chinesische Endnutzer vorgesehen sind«, teilt der Konzern mit. Siemens dulde »unter keinen Umständen« die Umgehung von Sanktionen.

Wenn schon Lieferanten so hart reagieren, hätte man erwartet, dass die US-Sanktionen das Ende von Priminer Russland bedeutet hätten. Aber das Unternehmen ist weiterhin im Geschäft. Alles, was es dafür brauchte, war ein wenig Fantasie – und Dreistigkeit. Im November 2025 änderte Priminer Russland einfach seinen Namen in – auf Deutsch übersetzt – »Hochpräzisions-Technologien«. Da sich die Steuernummer bei der russischen Verwaltung aber nicht geändert hat, findet man es weiterhin in staatlichen Datenbanken. Dort ist eine Frau namens Lilia Kostrowa als Gesellschafterin aufgeführt, sie ist 76 Jahre alt, ist gut 1.600 Kilometer von der Firma entfernt gemeldet, soll Alleineigentümerin sein und die Anteile im vergangenen Jahr von ihrer Tochter übernommen haben. Auf eine ZEIT-Anfrage hin meldete sie sich nicht.

Und noch bei einer weiteren Sache war Kreativität gefragt. Der ZEIT liegen mehrere E-Mails eines Mitarbeiters des russischen Maschinenhändlers Pumori aus Jekaterinburg vor, der Priminer-Maschinen vertreibt. In einer Mail an seine Kollegen vom 22. April 2024 – also zwei Monate nach der Sanktionsentscheidung – heißt es: »Leider wurde unser Partner – die Firma Priminer Russland – in die Sanktionsliste der Ofac aufgenommen.« Es sei daher nicht mehr möglich, Maschinen dieser Marke nach Russland einzuführen. Grund zur Sorge bestehe aber nicht: »Der Hersteller ist sehr daran interessiert, seine Aktivitäten fortzusetzen und seine Präsenz auf dem russischen Markt weiter auszubauen. Zur Lösung dieses Problems werden die zukünftigen Lieferungen der Maschinen unter der neuen Marke Evolution erfolgen.«

Ein neuer Name, und schon bleibt man weiter im Geschäft

Von dieser Namensänderung mussten dann wohl nur noch die Kunden überzeugt werden. Einer war laut einem Schriftwechsel der russische Rüstungskonzern Burewestnik, der ebenfalls unter EU- und US-Sanktionen steht. Burewestnik stellt Artillerie-Geschütze her und soll demnach 17 Maschinen des Typs V17L von Priminer bestellt haben. In einem Schreiben des Händlers an den technischen Direktor der Rüstungsfirma werden die Probleme mit den Sanktionen geschildert, und ein Vorschlag wird unterbreitet: Die bestellte Maschine solle einfach in »Modell Evo-7« umbenannt und der Marke Evolution zugeschrieben werden. Offenbar willigte der Kunde ein. Einem weiteren Schreiben ist zu entnehmen, dass die Maschinen geliefert wurden.

Die neue Marke scheint in Russland anzukommen. Der ZEIT liegen eine ganze Reihe von Angeboten für Evolution-Maschinen des Händlers Pumori vor. Etwa für die Fräsmaschine Evo-10. Sie ist laut Prospekt bestückt mit der 828D-CNC-Steuerung von Siemens.

Für den deutschen Konzern könnte das unangenehme Folgen haben. Denn auch der russische Händler Pumori steht auf der US-Sanktionsliste. Auf die Frage, wie es zu der Teilnahme am Späneflugtag in Neumünster kam, antwortete Siemens nicht. Zu der Problematik der Steuerungselemente, die in russischen Katalogen zu finden sind, schreibt der Konzern, man habe umfangreiche Prozesse, um die Einhaltung aller Vorschriften sicherzustellen, und habe in diesem Fall nun eine Prüfung eingeleitet. Aber: »Grundsätzlich ist es leider nicht immer auszuschließen, dass bestimmte Güter ohne Kenntnis des Herstellers nach Russland gelangen.«

Die ZEIT hat auch der Priminer Werkzeugmaschinen GmbH in Neumünster einen ausführlichen Fragenkatalog zu den Russlandgeschäften geschickt. Daraufhin meldeten sich zwei Rechtsanwälte aus Osnabrück für das Unternehmen. Sie führen aus, dass Priminer keine Rechtsverstöße begangen habe. Das Unternehmen habe »weder Sanktions- noch Exportkontrollrecht verletzt«. Zudem habe es die genannten russischen Unternehmen nicht beliefert, mit Priminer Russland sei es »gesellschaftsrechtlich« nicht verbunden.

Priminer in Neumünster beziehe die Maschinen aus China und vertreibe sie dann in Westeuropa. Das deutsche Unternehmen sei nicht Inhaberin der Marke Priminer, »sondern besitzt lediglich ein einfaches Nutzungsrecht«. Es habe »keinerlei Auskunftsoch Weisungsrecht«, was die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en betreffe. Und diese würden »weder deutschem noch europäischem, noch US-amerikanischem Sanktionsrecht« unterliegen, sondern »ausschließlich dem chinesischen Recht«. Die ZEIT hat auch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von Priminer kontaktiert, erhielt aber von dieser keine Antwort.

Deutsches Know-how und chinesische Geschäftstüchtigkeit – das mag eine praktische Arbeitsteilung sein, sie entbindet den hiesigen Partner jedoch nicht von seiner Verantwortung. Darauf weist Viktor Winkler hin. Winkler ist Rechtsanwalt in Frankfurt und einer der anerkanntesten Experten auf dem Gebiet der Sanktionen in Deutschland. »Im Sanktionsrecht ist geregelt, dass man in einem Unternehmensverbund die Pflicht hat, aktiv darauf hinzuwirken, dass es nicht zu Verstößen kommt.« Um mit dem Gesetz in Konflikt zu geraten, muss man nicht erst einen Lastwagen mit heißer Fracht über die Grenze fahren, sagt Winkler. »Sobald im Verbund jemand eine sanktionierte Firma beliefert und die deutsche Seite dies weiß und tatenlos zuschaut, ist das bereits ein Sanktionsverstoß«, so Winkler.

Beim Späneflugtag in Neumünster hat der Manager Oliver Delfs den Gast von der ZEIT stets im Auge. Immer wieder taucht er neben ihm auf. Ob man ein Wasser möchte? Vielleicht ein Bier? Den Geschäftsführer Kaehlcke sieht man öfter mal im Kundengespräch. Und Jack Chen kreuzt die Halle oft mit Telefon am Ohr. An diesem Tag gibt es in Neumünster auch den Stolz des Unternehmens zu bewundern: eine Maschine mit der Bezeichnung U800 5X. Fast 20 Tonnen ist sie schwer, zwei Spezialgabelstapler waren nötig, um sie zu platzieren. »Hohe Geschwindigkeit, hohe Effizienz, hohe Präzision«, wirbt Priminer für den Koloss. Die perfekte Steuerung dafür? Baut Siemens.

Wohnungen, aber für Eidechsen

Thomas Groth wollte in Berlin ein neues Wohnquartier hochziehen. Der Artenschutz mache das unmöglich, sagt der Unternehmer. Nun hört er auf VON JÖRG BURGER

A

n einem Tag im Juli fährt Thomas Groth auf einem staubigen Feldweg im Süden Berlins lange an einem Zaun entlang. Dann steigt er aus dem Wagen, geht zu dem Zaun und blickt über ihn hinweg: wuchernde Wiesen, Büsche, dazwischen sind Wege angelegt. Am Boden ist der Zaun aus Holz und Draht mit einer schwarzen Kunststoffwand verstärkt.

Da drüben leben 1000 Zauneidechsen.

Thomas Groth ist Unternehmer, er baut und verkauft Häuser. Hier in der Nähe wollte er ein ganzes Viertel bauen, Neulichterfelde, 2.500 Wohnungen. 2012 hat er das Grundstück erworben, es war mal ein Truppenübungsplatz. Fünf seiner Mitarbeiter kümmerten sich um das Projekt – die meiste Arbeit bereiteten ihnen die strengen Artenschutz-Auflagen. Ein Ingenieurbüro stellte den Zaun auf und legte dahinter ein Biotop an, mit vielen neuen Pflanzen. In den 14 Jahren seit dem Erwerb des Grundstücks hat sich hier sonst nichts verändert. Es gibt nur den Zaun, zwei Bautafeln, und das Grün sieht ein bisschen anders aus.

Die Eidechsen hat man dort, wo Groth die Wohnungen errichten lassen wollte, eingesammelt und zum Biotop gebracht. Als das Ingenieurbüro ihm das fertige Biotop zeigte, habe er gefragt, wozu die Kunststoffwand da sei, erinnert sich Groth: »Dürfen die Eidechsen nicht raus? Nein, hieß es, da dürfen keine anderen Eidechsen rein.« Zwischen dem Biotop und der Baustelle liegt offenes Grünland, denn Groth wollte nur auf einem kleinen Teil der Fläche bauen, der Rest bleibt Natur. Dort leben ebenfalls Zauneidechsen, ungefähr 900. Im Biotop ist Platz für insgesamt 1.600. Die Populationen sollen sich nicht vermischen, bis sich die Eidechsen im Biotop eingelebt haben, daher die Kunststoffwand. Die Umweltbehörde fordert 100 Quadratmeter Lebensraum für jede Eidechse.

»Jetzt haben wir also 2.500 schöne Wohnungen für Zauneidechsen fertiggestellt«, sagt Groth. Er hätte lieber 2.500 Wohnungen für Menschen gebaut.

Thomas Groth ist 63 Jahre alt und zwei Meter groß, er wirkt wie jemand, der sich von Widrigkeiten nicht beeindrucken lässt. Doch bei dem Bauprojekt in Neulichterfelde hat er aufgegeben. Er hat das Grundstück vor Kurzem verkauft, auch wegen des Artenschutzes. »Der Artenschutz ist zu einem richtigen Problem geworden«, sagt er, »bei jedem größeren Bauvorhaben.« Dabei könnte das Viertel in Neulichterfelde längst fertig sein und die Wohnungsnot lindern, an der viele in der Stadt verzweifeln. Berlin wählt im September, die fehlenden Wohnungen und hohen Mieten sind das große Thema. Derzeit regieren CDU und SPD. Die Linkspartei, in den Umfragen überraschend stark, fordert Enteignungen. Die SPD will die Höhe aller Mieten überprüfen lassen, durch eine Art Mietenpolizei.

Wie kann es sein, dass Groth es in dieser Lage nicht schafft, seine 2.500 Wohnungen zu bauen? Liegt das wirklich am Artenschutz? Und falls ja: Ist der in diesem Ausmaß sinnvoll?

Allein in Berlin verzögert der Artenschutz elf große Bauprojekte für Wohnraum

In Deutschland werden immer weniger Wohnungen fertiggestellt. Die allermeisten bauen Privatleute wie Groth, 2025 waren es nur noch 200.000, dabei hatte die Ampelregierung noch kurz zuvor 400.000 versprochen. Und tatsächlich führt der Artenschutz schon länger zu skurrilen Verwerfungen.

In Frankfurt am Main scheiterte 2019 der Bau von 2.000 Wohnungen am Feldhamster. In Passau kosteten vier Exemplare der Äskulapnatter ein Siedlungsprojekt drei Jahre und 500.000 Euro, vor zwei Monaten ging es auf der Baustelle endlich los. In Rottendorf bei Würzburg verzögerten Eidechsen den Bau eines neuen Viertels um drei Jahre; der Fund einer einzigen Schlangenhaut erzwang noch mal Monate Aufschub. In Berlin hemmt der Artenschutz elf Wohnungsbauprojekte. »Verzögerungen von mehreren Jahren durch Artenschutz erleben viele Bauträger«, sagt Julian Flugfelder vom Bundesverband freier Immobilien- und Wohnungsunternehmen, er ist Bauunternehmer in Ludwigsburg. »Bei großen Projekten geht der Artenschutz schnell in die Millionen. Am Ende zahlt der Kunde.«

Das Büro der Groth-Gruppe befindet sich am Ku'damm, dritte Etage, Neubau. Thomas Groth führt das Unternehmen mit seinem Vater Klaus, der die Firma 1982 gegründet hat. Sie ist einer der größten Immobilienentwickler Berlins. Thomas Groth ist seit 1989 dabei, nach einem BWL-Studium. Er baut meist Hunderte Wohnungen auf einmal, seine Häuser stehen am Mauerpark im Ortsteil Prenzlauer Berg und nahe des Hauptbahnhofs. Sie erinnern an Altbauten der vorigen Jahrhundertwende. Auf dem Flur vor Groths Büro ist es vormittags merkwürdig still.

»Die Stimmung war uns gegenüber in Berlin noch nie freundlich, aber so unfreundlich wie jetzt war sie noch nie«, sagt Groth mit fester Stimme, als mache ihm das alles nichts aus. »Es sind vor allem die Behörden. Man begegnet uns mit Misstrauen.«

Die Stadt Berlin hat Groth dazu verpflichtet, dass in Neulichterfelde 25 Prozent seiner Wohnungen Sozialwohnungen sein sollen, er bezahlt auch für Grünanlagen und gibt Zuschüsse für den Bau einer Schule. Alle Berliner Bauträger müssen das bei größeren Projekten leisten, heute liegt der Anteil der Sozialwohnungen sogar bei 30 Prozent. Trotzdem haftet Groth der Ruf an, er baue für die Reichen. Er erzählt, dass er vor Jahren zusammen mit dem Geschäftsführer einer städtischen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den Stadtentwicklungssenator traf, wie heute ein SPD-Mann, der rief: »Ah, da kommt das Gute und das Böse.« Groth lacht.

Neulichterfelde war auch für ihn ein Riesending. Groth zeigt Bilder, wie alles hätte aussehen sollen. Weites Grünland, am Rand vier- bis sechsstöckige Wohnhäuser. Eine Grundschule, drei Kitas. Flaneure auf einem Platz mit einem Springbrunnen unter Bäumen. 2017 wollte Groth anfangen zu bauen, 2025 sollte alles fertig sein. 2024 stand gerade mal der Bebauungsplan.

Ein Grund für die Verzögerungen sei auch gewesen, dass es vor ein paar Jahren eine Stadtentwicklungssenatorin der Linkspartei gab, die habe ihn fünf Jahre gekostet, der Tagesspiegel nannte sie »Bauverhinderungssenatorin«. Später hätten dann die Umweltbehörden mit dafür gesorgt, dass es nur schleppend voranging.

Groth hat es in Berlin mit zwei Umweltbehörden zu tun, der des Senats und der des Bezirks. Beim Artenschutz bestimmen sie, was genau gemacht werden muss. 25 Millionen Euro hat Groth allein bei diesem Projekt nur dafür ausgegeben. »Der Aufwand war unermesslich«, sagt er.

Als Groth das Grundstück 2012 kaufte, war kurz zuvor das Bundesnaturschutzgesetz geändert worden. Der Europäische Gerichtshof hatte Deutschland für die laxe Umsetzung der strengen EU-Artenschutzregeln gerügt. Seit 2007 sind nun mehr als hundert in Deutschland lebende Tier- und Pflanzenarten besonders geschützt: Keines der Tiere darf getötet oder auch nur gestört werden. Gebiete, auf denen sich die Tiere paaren oder sich gern aufhalten, dürfen nicht beschädigt werden. Verschärft wurde auch das Klagerecht der Umweltverbände. Seit 2013 ist das Risiko für Behörden und Bauherren viel größer, dass diese gegen Genehmigungen vor Gericht ziehen.

Was das für Neulichterfelde bedeuten würde, ahnte Thomas Groth nicht. Der Ingenieur Dieter Meermeier setzte für ihn um, was die Umweltbehörden fordern. Sein Büro ist auf Artenschutz spezialisiert. Seit 2007 verdienen solche Büros viel Geld. Über Neulichterfelde mag Meermeier nicht sprechen, er habe sich zur Verschwiegenheit verpflichtet, aber seine Arbeit dort ist für die Jahre 2014 bis 2022 in einer »faunistischen Bewertung« dokumentiert. Sie hat 921 Seiten.

Mehr als ein Dutzend Fachleute rücken 2014 nach Neulichterfelde aus, die meisten sind Biologen. Sie erfassen Zauneidechsen, Wechselkröten, Moorfrösche, Ringelnattern, Feuerfalter, sie zählen 125 Bienen- und 132 Wespenarten. Mit technischem Gerät registrieren sie die Flugbewegungen von Fledermäusen. Um die Zahl der Amphibien zu ermitteln, vergraben sie 1.000 Fangeimer und schauen nach, was drin landet. Ein paar Jahre später kommen sie wieder. Bis 2020 haben sie 478 Eidechsen gefangen und schätzen die Zahl dieser Tiere im ganzen Gebiet auf 2.000.

Am Rand des Baugeländes, auf Brandenburger Gebiet, pachtet die Groth-Gruppe 20 Hektar, um darauf ein Biotop vor allem für die Eidechsen einzurichten. Laut Gesetz muss er den zerstörten Lebensraum anderswo ausgleichen. Aus Sorge, die Eidechsen könnten nicht genug zu fressen finden, ermitteln zwei Biologen, ob genügend Laufkäfer da sind. Eingerichtet werden Brutplätze für Mehlschwalben, Fassadenverstecke für Zwergfledermäuse, Eiablageplätze für Ringelnattern. Zehn Laichgewässer für Wechselkröten werden gespeist von sieben elektrisch betriebenen Grundwasserbrunnen.

2019 beginnt das Einsammeln der Eidechsen auf der zukünftigen Baustelle. Ein halbes Jahr lang werden die 1.000 Eimer täglich kontrolliert. Das Verhältnis von Männchen und Weibchen wird dokumentiert. Die Tiere aus den Eimern holen dürfen nur Fachkräfte, deren Namen und Qualifikationen an die Umweltbehörde zu melden sind.

2020 beginnt der Bau des Biotops, der Boden ist ein Mosaik unterschiedlicher Erden. Gesät wird unter anderem Heudrusch, das sind Pflanzensamen, die man in Naturschutzgebieten geerntet hat. 2022 erteilt die Umweltbehörde des Bezirks die Biotopreife. Anfang 2026 muss Groth die Kunststoffdeckel der 1.000 Fangeimer gegen Steinplatten austauschen, weil der Umweltbehörde aufgefallen ist, dass Waschbären die Eidechsen sonst fressen könnten. »Jede Woche kam irgendetwas auf den Tisch, wo du denkst: Das kann alles nicht wahr sein«, sagt Groth.

Im Herbst 2024 sei sein Vater Klaus zu ihm gekommen, erzählt er, der Vater ist heute 88. »Er hat mich gefragt, ob ich weitermachen möchte.« Sie hätten wohl weitere zehn Jahre gebraucht, um Neulichterfelde fertigzustellen. »Ich überlegte: Will ich wirklich bis 73 arbeiten, bei all dem, was wir gerade hier erleben?« Da hätten sie entschieden, alles zu verkaufen. Seit Frühjahr 2026 gehört Neulichterfelde nun der Münchner Firma Wöhr + Bauer und der städtischen Berliner Wohnungsbaugesellschaft Degewo. Die neuen Besitzer haben angekündigt, dass 2035 alles fertig sein soll. Groth sagt, vor ein paar Jahren hätte er viel mehr dafür bekommen. Er hat die Reißleine gezogen und seinen Preis dafür bezahlt. Man wundert sich, dass er so gelassen über all das spricht. Baut er noch irgendwo anders in Berlin?

»Zum Glück nicht.«

Was macht seine Firma dann?

»Ich geh in Rente. Die Groth-Gruppe wickelt sich komplett ab.«

Groth hat das bislang nicht öffentlich gemacht. Er sagt, die Entscheidung habe er mit seinem Vater ebenfalls vor zwei Jahren getroffen, mit dem Verkauf von Neulichterfelde. Sie schließen also ihre Firma, nach 44 Jahren. Sollen eben andere bauen. »Man hat als Bauträger in dieser Stadt keinen Spaß«, sagt er. Bauen ist dazu noch viel teurer geworden – auch eine Folge von Corona, dem Ukrainekrieg, den hohen Zinsen. Groth müsste mit »mindestens 25 Euro Miete« für den Quadratmeter kalkulieren, das könne keiner mehr zahlen. Er verkauft noch ein paar Grundstücke, dann ist die Groth-Gruppe Geschichte. Die 170 Mitarbeiter, die Ende der Zehnerjahre in dem Bürogebäude am Ku'damm auf drei Etagen arbeiteten, sind fast alle weg. Nur zwölf sind noch da. Deshalb ist es auf dem Flur dort so still.

Fachleute für jede Artengruppe prüfen jährlich, ob es den Tieren gut geht

Groth will noch von einem anderen Berliner Projekt erzählen, bei dem nichts vorangeht, dem Pankower Tor. Dort sind 2.000 Wohnungen geplant. Mit dem Investor, er heißt Kurt Krieger, habe er Mitgefühl. »Der möchte bauen und zu vernünftigen Preisen vermieten, aber ihm werden immer nur Knüppel zwischen die Beine geworfen, ein Wahnsinn.« 2009 hat Krieger den Grund gekauft. Auf dem Gelände lebt die streng geschützte Kreuzkröte. Der Naturschutzbund Deutschland hat Stadt und Bezirk durch Klagen unter Druck gesetzt und so offensichtlich alles verzögert. Die Geschäftsführerin des Naturschutzbunds Berlin, Melanie von Orlow, sagt dazu: »Die Verzögerung haben der Investor und das Land Berlin zu verantworten.« Die Geschäftsführerin der Krieger-Gruppe, Edda Metz, sagt: »Die Kreuzkröte wird hier nur instrumentalisiert zur Verhinderung des Wohnungsbaus.«

Naturschützer gehören zu den sogenannten Trägern öffentlicher Belange, deren Einwände bei Bauprojekten berücksichtigt werden müssen. 85 waren es in Neulichterfelde. Darunter ist der Bund für Umwelt und Naturschutz. Er wird im Auftrag von Groth die Grünfläche von Neulichterfelde pflegen und auch das Biotop nebenan. 25 Jahre lang. Dafür hat der BUND eine gemeinnützige GmbH gegründet. Ob es den Tieren und Pflanzen von Neulichterfelde auch wirklich gut geht, überprüfen jährlich Fachleute für jede Artengruppe. Derzeit macht das das Ingenieurbüro Meermeier. Sie alle verdienen gut am Artenschutz. Wie viel genau, verrät keiner. Groth sagt, er habe mit dem BUND »immer gut zusammengearbeitet«.

Nach dem Besuch des Biotops ist Groth dorthin gefahren, wo die Wohnungen entstehen sollen. Auch hier blickt er nur ins Grün. »Das ist das erste Mal, dass wir das Spielfeld verlassen, bevor das Spiel vorbei ist«, sagt er. Traurig sieht er nicht aus.

Thomas Groth ist in der Industrie- und Handelskammer aktiv und will in Berlin weiter etwas bewegen. Die Vorsitzenden der großen Parteien kennt er, er könne mit fast allen etwas anfangen, nur Linke und AfD seien für ihn unwählbar. Sollte die Linkspartei bald wieder an der Regierung sein, wäre das »schlimm für Berlin«. Über die Enteignungsdebatte rollt er nur die Augen. »Wenn man beim Wohnungsbau Gas geben würde, etwa am Pankower Tor, dann würden die Mieten irgendwann wieder sinken.«

Er wohnt mit seiner Frau in Lichterfelde, ganz in der Nähe, in einem Einfamilienhaus mit Klinkerfassade, 2010 gebaut, als alles noch viel günstiger war. Das freut ihn bis heute. Die Kinder sind längst ausgezogen. Thomas Groth erwartet, dass er sich nicht langweilen wird. Er liebt es, im Gebirge Motorrad zu fahren, und er hat ein Haus auf Mallorca.

In Neulichterfelde ist das Einsammeln der Eidechsen im Sommer 2026 immer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www.zeit.de/vorgelesen

Thomas Groth, 63, wollte am Stadtrand von Berlin 2.500 Wohnungen bauen. Nach 14 Jahren gibt es hier nur ein Biotop hinter einem Zaun

Fotos: Doro Zinn für DIE ZEIT

TEUERLAND

Am Samstag stimmt Island über 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EU ab. Viele erhoffen sich vor allem eines: sinkende Preise VON RICARDA RICHTER

Für Touristen ist Island teuer. In der Hauptstadt Reykjavík kostet eine Tasse Filterkaffee umgerechnet 5 Euro, ein Hotdog 5,30 Euro, ein mittelgroßes Bier im Restaurant 13 Euro, eine Pizza Margherita 21 Euro.

Wer auf die Insel im Atlantik reist, um Wasserfälle und Gletscher zu bestaunen, muss für seinen Urlaub mehr Geld einplanen als anderswo. Im vergangenen Jahr lag das Preisniveau 73,5 Prozent über dem EU-Durchschnitt.

Auch für die Isländer selbst wird das zum Problem. Zwar bekommen sie höhere Löhne und können die höheren Kosten damit ausgleichen. 2025 konsumierten sie preisbereinigt sogar 15 Prozent mehr als durchschnittliche EU-Bürger. Allerdings sind die Preise nicht nur hoch – sie steigen auch immer weiter. Die Zentralbank schafft es nicht, die Inflation einzudämmen. Eine Mehrheit der Isländer sehnt sich deshalb nach einer neuen Währung: dem Euro.

Am kommenden Samstag stimmen die Isländer aber erst einmal darüber ab, ob ihr Land die Verhandlungen über einen EU-Beitritt wieder aufnehmen soll. 2013 hatte die neu gewählte Mitte-rechts-Regierung die Gespräche gestoppt; die Interessen Islands blieben außerhalb der Union besser gewahrt, hieß es damals. Doch sei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erneut Besitzansprüche auf Grönland erhebt und die Insel beim Weltwirtschaftsforum in Davos mehrfach mit Island verwechselte, sind sich viele Menschen da nicht mehr so sicher.

Die Geopolitik ist nur ein Argument für den EU-Beitritt. Zwar ist Island seit 1994 Mitglied im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sraum und damit auch Teil des Binnenmarktes. EU-Bürger können in Island arbeiten, Isländer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Trotzdem gibt es weiterhin Zölle, die wegfallen würden. Das Land könnte von internationalen Handelsabkommen profitieren und di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mitbestimmen.

Am meisten hätte Island, so hoffen es viele Befürworter eines EU-Beitritts, aber davon, noch einen Schritt weiterzugehen – und die Krone durch den Euro zu ersetzen. Dadurch könnten sich langfristig die Preise stabilisieren.

Das hat mit Islands grundlegendem Problem zu tun: Die Wirtschaft hing lange vor allem am Fischfang. In Jahren mit viel Fisch in den Netzen ging es ihr gut, in Jahren mit wenig Fisch schlecht. »Über Jahrzehnte war es normal, dass Unternehmer und Fischer bei der Regierung anriefen, wenn sie mit ihren Gewinnen nicht zufrieden waren«, sagt der isländische Ökonom Thorvaldur Gylfason. »Die Regierung rief die Zentralbank an und wies sie an, die Währung abzuwerten.«

Es ist der große Vorteil einer eigenen Währung: Durch eine Abwertung werden die heimischen Produkte günstiger. Die Exporte steigen, die Importe nehmen ab. Diesen Mechanismus nutzte Island immer wieder, allein zwischen 1970 und 1990 mehr als 20-mal. Die Abwertung hat aber auch einen Nachteil: Sie führt zu Inflation. Weil die Löhne an die Preisentwicklung gekoppelt waren, stiegen auch sie kontinuierlich an. Und befeuerten die Inflation weiter. Im Jahr

1983 erreichte sie mit 84 Prozent ihren Höhepunkt. Erst daraufhin wurde die automatische Anhebung der Gehälter beendet.

Zwar sind die heutigen Preissteigerungen nicht mit den damaligen vergleichbar. Aber in einem kleinen Land, das auf Importe angewiesen ist, gerät die Wirtschaft trotzdem schnell aus dem Gleichgewicht.

Seit der Finanzkrise haben sich die Preise in Island gut verdoppelt. Der Filterkaffee kostete 2009 umgerechnet also noch 2,50 Euro. Zum Vergleich: In Deutschland sind die Preise im gleichen Zeitraum nur um 44 Prozent gestiegen. »Wir sind der ideale Kandidat für die Einführung des Euro«, sagt Gylfason, »aufgrund unseres langjährigen historischen Versagens, die Inflation unter Kontrolle zu halten.« Zwar hat die Zentralbank das Ziel ausgerufen, die Teuerungsrate auf 2,5 Prozent zu begrenzen. Doch seit Jahren liegt sie darüber, aktuell im Juli bei 5,3 Prozent.

Um die isländische Krone zu stabilisieren, setzt die Zentralbank einen hohen Leitzins fest. Seit vergangener Woche liegt er bei 8 Prozent, mehr als dreimal so hoch wie in der Eurozone. Die Zinsen für Immobilienkredite sind noch einmal happiger – und die Zinsbindung ist wegen der starken Preissteigerung auf wenige Jahre begrenzt. Oder es handelt sich um sogenannte Index-Kredite, bei denen die Restschuld mit der Inflation anwächst. Für junge Menschen ist es deshalb fast unmöglich geworden, eine Wohnung oder ein Haus zu kaufen. »Wenn es ein Thema gibt, das die Leute zur EU-Mitgliedschaft treibt, dann dieses. Es ist die Währung, und es sind die

Immobilienkredite«, sagt Gylfi Zoega, Wirtschaftsprofessor an Universität Reykjavík.

Weil in Island alles so schnell teurer wird, sind auch die Mieten fortlaufend an die Inflation gekoppelt. Und niemand weiß, wie hoch sie in ein paar Monaten sein werden. »Wenn Trump schlechte Laune hat und den Iran bombardiert, die Ölpreise steigen und mit ihnen die Inflation, zahlen alle Unternehmen in Island auf einmal mehr Miete«, sagt Zoega. Das Gleiche gilt für Privatpersonen. Die Inflation steigt, die Miete, die Inflation, die Miete. »Das ist, wie wenn Kinder am See stehen und einen Stein übers Wasser hüpfen lassen, das geht bumm, bumm, bumm.«

Auch wenn die Löhne nicht mehr an die Inflation gekoppelt sind, treibt die Preissteigerung weiterhin die Gehälter. Ein Expertenbericht im Auftrag des isländischen Finanzministeriums zu einer möglichen Einführung des Euro zeigt, wie stark: In den vergangenen zehn Jahren sind die Reallöhne um durchschnittlich 2,4 Prozent pro Jahr gestiegen – verglichen mit 0,6 bis 0,8 Prozent in Dänemark, Norwegen und Finnland. »Das Ergebnis ist ein stetiger Verlust an international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heißt es dort. Produkte aus Island werden immer teurer. Denn die Löhne steigen nicht nur schneller als anderswo, sie steigen vor allem schneller als die Produktivität.

Viele Pro-Europäer haben den Glauben an die isländische Zentralbank verloren und sind überzeugt, dass nur die Einführung des Euro dem Land wieder finanzielle Stabilität geben kann. Weil die heimische Währung so stark schwankt, weiß ein Hotelier bisher nicht, wie viele isländische Kronen er bei Anreise bekommt, wenn seine Gäste weit im Voraus in Euro gebucht haben. Schon heute wickeln viele große isländische Firmen ihre Geschäfte lieber in Euro oder US-Dollar ab. Die heimische Fluggesellschaft etwa, Iceland Air, bilanziert ihre Ticket- und Frachtumsätze in Dollar und nimmt ihre Kredite in Fremdwährungen auf. So profitiert sie auch von niedrigeren Zinsen im Ausland.

Nicht für alle Unternehmen aber würde die Einführung des Euro einen Vorteil bedeuten. Denn Unsicherheit und hohe Kosten schützen sie bisher auch vor der Konkurrenz aus Europa. In den meisten Branchen gibt es drei bis vier große Wettbewerber auf der Insel, mehr nicht. Internationale Unternehmen sind die Ausnahme, einen Bauhaus-Baumarkt gibt es, einen Costco-Wholesale-Supermarkt. Die Fast-Food-Kette McDonald's schloss ihre letzte Filiale 2009, zu teuer.

Und dann ist da noch eine Hürde: Die finanzielle Stabilität kommt nicht erst mit dem Euro. Island muss sie schon vorher beweisen, um aufgenommen zu werden: eine geringe Inflation, stabile Wechselkurse, niedrige Zinsen. Das würde auch bedeuten, die Gehälter einzudämmen.

Die Abstimmung über die Beitrittsgespräche wird knapp ausfallen, die beiden Lager liegen in den Umfragen fast gleichauf. Gerade der Tourismus-Sektor aber dürfte ein Interesse daran haben, dass in Island eines Tages mit Euro gezahlt wird. Denn heute ist nicht mehr der Fischfang, sondern der Tourismus der wichtigste Wirtschaftszweig. Niedrige Preise braucht es deshalb auch, damit Island den Gästen nicht zu teuer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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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 Klaus-Michael Kühne vor nicht allzu langer Zeit traf, hatte nicht den Eindruck, dem zweit-

reichsten Deutschen zu begegnen. Im Mai vergangenen Jahres, beim letzten Gespräch mit der ZEIT, trug er eine Jogginghose. Sein Bein, das ihn seit Langem plagte, war wenige Tage zuvor operiert worden, er bettete es vorsichtig auf das Sofa in seinem Hamburger Luxushotel The Fontenay. Nebenan packte seine Frau Christine Kühne schon mal die Koffer, sie wollten bald nach Hause fliegen in die Schweiz, mit einem normalen Linienflug, wie immer. Warum er sich keinen Privatflug gönne? In Linienmaschinen fühlten sie sich sicherer, sagte Kühne. »Und ich gebe zu, dass das auch eine Kostenkomponente hat, ich bin sehr sparsam.«

Sparsam war Klaus-Michael Kühne sein ganzes Leben lang. Früher, als er die Familienfirma Kühne+Nagel zum globalen Logistikkonzern ausbaute, schaltete er abends persönlich das Licht aus, wenn die Mitarbeiter es vergessen hatten. Auf seinen Dienstreisen nahm er die Post für die Auslandsvertretungen mit, um das Porto zu sparen. Und ganz am Ende seines Lebens, als er die Tage nur noch zu Hause in Schindellegi am Zürichsee verbringen konnte, kam ihm kein Privatpflegedienst ins Haus.

Andererseits ist bei Klaus-Michael Kühne oft aber ebenso das Gegenteil wahr. Ging es um Projekte, an denen er hing, konnte er »auch mit großen Zahlen umgehen«, wie er das nannte. Dann gab er in kurzer Zeit viele Millionen Euro aus für den Hamburger Sport-Verein, dem er schon als Kind zujubelte, für seine Luxushotels auf Mallorca und in Hamburg – oder für eine neue Oper, die er im Jahr vor seinem Tod seiner Heimatstadt Hamburg versprach. Sie soll mindestens 330 Millionen Euro kosten. Und falls es noch deutlich mehr würden, dürfte auch das kein Problem sein. Denn Kühne hat als Geschäftsmann ein Vermögen von gut 40 Milliarden Dollar angehäuft, wie das Magazin Forbes errechnete. Das lag auch daran, dass er in dieser Rolle viele richtige Entscheidungen traf.

Er war gerade einmal 29 Jahre alt, da musste er seinem kranken Vater nachfolgen und 1966 die Spedition Kühne+Nagel übernehmen. Zeit für ein Studium hatte er nicht, was Kühne lange bedauerte. Aber kaum hatte er das Sagen, dehnte er die Firma massiv aus, über die ganze Erde hinweg.

»Mein Vater hatte in den Fünfzigern begonnen, erste Niederlassungen im Ausland zu gründen«, erzählte er 2021 in einem ZEIT-Interview. »Aber ich wollte ein Weltnetz aufbauen. Das war schwierig, denn wir haben alles aus eigenen Mitteln finanziert und mit ganz kleinen Einheiten begonnen, mit Einmannbetrieben und jungen Nachwuchskräften, zunächst in Europa. Anfang der Sechzigerjahre bin ich mit meinem Vater nach Hongkong gereist und habe dort unsere Vertretung gegründet, da war dort noch so gut wie nichts los.«

Aber Kühne glaubte an seinen Plan. Als es dann richtig losging mit der Globalisierung, mit dem Boom des weltweiten Handels, waren Kühnes Leute längst überall. Und sein Unternehmen wurde zu einem der größten Profiteure dieser Entwicklung. Es transportierte riesige Warenmengen rund um die Welt.

Kühne wettete auch auf die Schifffahrt, als kaum jemand an sie glaubte. Im Jahr 2008 stieg er bei Deutschlands größter Reederei Hapag-Lloyd ein und rettete sie vor dem Verkauf nach Asien. Lange sah das nach einer schlechten Idee aus, die Verluste waren horrend. Doch die Coronapandemie führte plötzlich zu Lieferengpässen, woraufhin die Frachtpreise explodierten. Allein in den Jahren 2021 und 2022 zahlten seine Firmen insgesamt sieben Milliarden Euro Dividenden an Kühne aus. Mit diesem Geld stieg er dann wiederum bei der Lufthansa ein und wurde ihr größter Aktionär.

Was sich im Schnelldurchgang wie eine stabile Erfolgsgeschichte liest, war hart erkämpft, auch privat. Kühne hatte keine Kinder, weil er, wie er erzählte, die erste Hälfte seines Lebens praktisch nur arbeitete. Mails beantwortete er fast rund um die Uhr. Erst spät im Leben lernte er im Urlaub in der Schweiz Christine kennen und heiratete sie im Alter von 52 Jahren. Für Kinder war es da zu spät. Aber wer hörte, wie liebevoll er über sie sprach, ahnte: Das war für sein Glück wohl die beste Entscheidung seines Lebens. Er schrieb ihr jedes Jahr zum Geburtstag ein Gedicht. Doch beim Tennis gewinnen ließ er sie nicht. Da kämpfte er verbissen um jeden Punkt, wie er es gewohnt war.

Anfang der Achtzigerjahre wäre Kühne fast pleitegegangen, weil er sich mit der Gründung einer eigenen Reederei übernommen hatte. Die Banken stellten ihm ein Ultimatum von fünf Monaten, um seine Schulden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Kühne gelang es, einen großzügigen Investor zu finden,

Foto: Christoph Köstlin/Lai

NACHRUF

Klaus-Michael Kühne (1937 bis 2026)

Im Herzen blieb er ein Hamburger

Klaus-Michael Kühne zahlte Steuern lieber in der Schweiz. Trotzdem gab er seiner Heimatstadt viel zurück VON MARC WIDMANN der ihm freie Hand ließ, und konnte seine Firma später wieder zurückzukaufen. »Ich bin ein zäher Kämpfer«, sagte er seither immer wieder, dieser Satz verfestigte sich über die Jahre zu seinem Selbstbild, das er der Welt gern zeigte.

Und doch gab es zwei wiederkehrende Kritikpunkte der Öffentlichkeit, die Kühne nicht einfach wekgämpfen konnte.

Dass sein Vater und er die Firma Mitte der Siebzigerjahre von Hamburg in die Schweiz verlagerten, nahmen ihm manche bis zuletzt übel. Wer Kühne fragte, ob das eine gute Idee war, bekam einen interessanten Einblick in seine Persönlichkeit. Zuerst antwortete der harte, pragmatische Unternehmer und sagte: Aber sicher, in der liberalen Schweiz mit den niedrigen Steuern habe Kühne+Nagel sich prächtig entwickeln und zum Weltkonzern heranreifen können, mit heute mehr als 88.000 Mitarbeitern an 1.300 Standorten. Aber die Antwort war da noch nicht zu Ende.

Dann sprach der oft auch erstaunlich emotionale Klaus-Michael Kühne weiter und sagte Sätze wie: »Ich bin Hamburger und bleibe es auch. Wenn Sie so wollen, ist das letztlich mein Heimatort.« In Schindellegi, diesem architektonisch wenig reizvollen Dorf am Zürichsee, so klang das, ist allenfalls der kühl rechnende Unternehmer Kühne angekommen. Aber der Mensch Kühne hing zeit seines Lebens an seiner Heimatstadt Hamburg und wollte ihr Gutes tun, vielleicht auch aus schlechtem Gewissen. »Ich fühle mich dazu verpflichtet«, sagte er.

So kam es dazu, dass Kühne zuletzt in Hamburg als Allzweckretter angesehen wurde, als reicher Onkel, den man immer anruft, wenn irgendwo Geld fehlt, zum Beispiel für den Weiterbau des Hochhauses Elbtower. Kühne beschwerte sich immer ein bisschen über diese Rolle – und sagte dann doch wieder 100 Millionen auch für dieses Projekt zu.

Der zweite »Makel«, wie er es selbst nannte, war die Frage, was seine Vorfahren im Dritten Reich an dunklen Geschäften gemacht haben. Kühne+Nagel transportierte damals nicht nur riesige Getreidemengen, sondern auch die Möbel von deportierten Juden. Kühnes Vater Alfred und sein Onkel Werner traten im Mai 1933 in die NSDAP ein. Nur wenige Tage nachdem ihr jüdischer Miteigentümer Adolf Maass die Firma hatte verlassen müssen. Er wurde später in Auschwitz ermordet.

Klaus-Michael Kühne war zu Kriegsende sieben Jahre alt, ihn selbst trifft keine Schuld. Aber er wollte auch nie so genau wissen, was damals passiert war. Die Forderung, Historiker für die Aufarbeitung der Firmengeschichte zu bezahlen, wies er mehrmals brüsk zurück. Das Firmenarchiv sei verbrannt, und es bringe doch heute nichts mehr, »alte Wunden aufzureißen«.

Beim letzten Gespräch mit der ZEIT in seinem Hotel vor gut einem Jahr, als Kühne frisch operiert war, hörte er sich jedoch sehr interessiert die Rechercheergebnisse zur Geschichte des geschassten jüdischen Miteigentümers an. Er hörte auch interessiert zu, als es um dessen Enkelin Barbara Maass ging, die in Kanada lebt und die das Thema bis heute beschäftigt. Er bat darum, ihr auszurichten, dass sein Vater immer wieder sehr anerkennend über seinen früheren Mitstreiter Adolf Maass gesprochen habe und ihn für einen »sehr honorigen und wertvollen Mitarbeiter gehalten hat«. Sogar für ein Treffen mit der Enkelin zeigte Kühne sich offen. Doch sein Gesundheitszustand verschlechterte sich immer mehr, es kam nicht mehr dazu.

In der Nacht auf Montag starb Klaus-Michael Kühne in seinem Haus in Schindellegi im Alter von 89 Jahren. Beigesetzt wird er in Hamburg, im Familiengrab auf dem Ohlsdorfer Friedhof.

Sein riesiges Vermögen mit all den Firmenanteilen gehört künftig seiner Stiftung. Sie wird damit eine der reichsten der Welt. Schon jetzt betreibt sie unter anderem eine Logistik-Universität in Hamburg und den Medizincampus in Davos, wo Allergien und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erforscht werden.

In einem Papier legte Kühne fest, wie seine Stiftung mit seinem Erbe umgehen soll. Die wichtigste Regel: Nur im größten Notfall darf der Kern seines Lebenswerks verkauft werden, die Firma Kühne+Nagel. Bei den anderen Unternehmen genießen die Stiftungsmanager um den früheren Hamburger Wissenschaftssenator Jörg Dräger mehr Freiheiten.

»Wichtig ist mir, dass die Stiftung, wenn ich mal nicht mehr da bin, sehr kontinuierlich und in meinem Sinne weitergeführt wird«, sagte Kühne vor zwei Jahren. »Dass das Ganze möglichst zusammenbleibt und es keine Rivalitäten zwischen den handelnden Personen gibt. Und dass keiner so übermütig wird und meint, er müsse das Ganze noch mal verdoppeln.«

Sein aufgebautes Vermögen zu bewahren, ist Aufgabe gen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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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lot of fun but also quite challenging - not helped by the fact that people communicate in very different ways.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speak English, so providing rules about how people communicate specifically in English is difficult. That said, English, like every language, has nuanced ways of sending certain messages. And that is our focus here. We'll help you appreci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people say and what they actually mean in English - in many different situations. First, look at the box on page 13 to learn about three types of communicators. Then, move on to the quiz to see examples of what each type might typically say in English in a certain scenario -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find out how well you can read between the lines. Would you be able to recognize, let's say, the sarcasm in someone's seemingly helpful response? Would you fall for a friendly offer that's as-ually not an offer at all but a reproach? Would you realize that your conversation partner is, in fact, not as understanding as he or she sounds? Go to pages 14-15 to find out. Lastly, turn to page 16 for a useful - and hopefully entertaining - list of phrases that learners of English tend to misunderstand.

they feel. They can sound aggressive and often cause unnecessary upset - but at least they get their point across and you'll know where you stand with them. Passive-aggressive communicators avoid direct conflict. They use sarcasm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or say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mean - a style of communication that only works, of course, if the other person gets the hidden message.

In at one end, out at the other: what you hear might not be what was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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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 Doktor weiß, was das Beste ist

Zu welchem Arzt man geht, darf man sich aussuchen. Die Bundesregierung will diese Freiheit einschränken und den Hausärzten mehr Macht geben. Das Ziel: mehr Gesundheit für alle. Kann das funktionieren? VON HANNA GRABBE

M anchmal beginnt gute Medizin, wenn das Problem längst erledigt scheint. Sie könne nach Hause gehen, hieß es im Krankenhaus. Kein Herzinfarkt. Kein Schlaganfall. Vielleicht was

Falsches gegessen. Doch jetzt sitzt Erika Brunner*, Mitte 70, mit ihrer Tochter im Sprechzimmer von Susanne Bublitz und will erzählen. Gestern Nachmittag habe es angefangen, hoher Blutdruck, Schwindel. »Und spucken musste ich zweimal.«

»Einmal, Mama.«

»Aber zwei Portionen!«

Bublitz fragt nach dem Arztbrief. Mutter und Tochter reden weiter. Bis Bublitz sagt: »Jetzt überlegen wir einmal, wie Sie nicht wieder in der Notaufnahme landen.«

Darum geht es in der Praxis von Susanne Bublitz. Die 50-Jährige erklärt und hilft den Menschen, sich selbst zu helfen. Sie wägt ab, wer wirklich in die Klinik oder zum Kardiologen muss und wer vor allem ein gutes Gespräch braucht. Für ihre Patienten ist Bublitz mehr als eine Hausärztin: Sie haben sich verpflichtet, mit jedem Gesundheitsproblem zuerst zu ihr zu kommen. Acht von zehn Anliegen könne sie selbst lösen, sagt Bublitz.

Die Regierung will ein solches Prinzip nun verpflichtend in ganz Deutschland einführen. Das Ziel: Fachärzte von Bagatellen entlasten, damit sie schneller einen Termin haben für Patienten, die wirklich einen Spezialisten brauchen. Klingt einfach. Doch so eine Reform verändert mehr als den Weg zum Arzt. Für Patienten bedeutet sie weniger Freiheit, für Ärzte neue Machtverhältnisse. Es geht nämlich auch darum, ob Hausärzte oder Spezialisten bei der Behandlung den Ton angeben – und wer wie viel daran verdient.

Bislang darf sich in Deutschland jeder selbst aussuchen, welchen Arzt er aufsucht. Das kann eskalieren: Wer ständig Kopfschmerzen hat, geht womöglich erst mal zum Orthopäden, vielleicht kommen sie ja von der Halswirbelsäule. Dann zum HNO-Arzt, könnte ja eine Stirnhöhlenentzündung dahinterstecken. Und sicherheitshalber noch zum Neurologen – was, wenn es ein Hirntumor ist! Auch deshalb sitzen die Deutschen besonders häufig beim Arzt. Gesünder sind sie aber nicht.

Weltweit ist die freie Arztwahl eher eine Ausnahme. 31 von 38 OECD-Staaten setzen auf sogenannte Primärversorgungssysteme. In Frankreich, den Niederlanden oder Großbritannien ist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erst zum Hausarzt zu gehen. Auch in Deutschland können sich Versicherte seit bald zwei Jahrzehnten in solche Programme einschreiben. Allerdings freiwillig. Und das tun die wenigsten.

Fürs Testen gibt es Extrageld – mancher braucht aber vor allem ein Gespräch

Außer in Baden-Württemberg. Rund 3,3 Millionen Menschen machen dort inzwischen bei der Hausarztzentrierten Versorgung mit – mehr als jeder dritte gesetzlich Versicherte. Das liegt vor allem an der AOK. Dort war man früh überzeugt: Wer Patienten besser koordiniert, versorgt sie besser und spart auf Dauer auch Kosten. Die Krankenkasse gewann Ärzte und Patienten für das Modell, bezog auch die Spezialisten mit ein. Den Versorgungsalltag von morgen kann man also in Baden-Württemberg heute schon erleben. Zum Beispiel in der Praxis von Susanne Bublitz in Pfedelbach.

Andere Gesundheitsberufe stärker einzubinden, das plant auch die Regierung. Stand im Koalitionsvertrag noch, man wolle ein Primärarztsystem einführen, ist inzwischen nur noch vom Primärversorgungssystem die Rede. Wie das konkret aussehen soll, ist allerdings noch immer unklar. Eigentlich hätte bis zum Sommer ein Entwurf fertig sein sollen. Doch im Hintergrund prallen nicht nur die Sichtweisen der Ärzte, sondern auch die Vorstellungen der Krankenkassen aufeinander.

Sie meint dabei zum Beispiel Nanette Kohler. Während Bublitz an diesem Vormittag sehr lange mit dem über 90-jährigen Hans Siebert spricht, der auf dem Weg in die Praxis vergessen hat, warum er gekommen ist, fährt Kohler mit einem schweren Arztkoffer ins nahe Pflegeheim. Sie studiert Physician Assistance, ein dreijähriges medizinisches Studium. Im Heim nimmt sie einer auffallend schwachen Bewohnerin Blut ab, fahndet nach einem verschollenen Impfpass und begutachtet einen blutigen Hautausschlag. Die Stationsleitung hat einen Verdacht: Krätze.

Foto: Jasper Walter Bastian für DIE ZEIT
Susanne Bublitz, 50, hat jetzt mehr Zeit für ihre Patienten – und wird besser bezahlt

Entscheidet künftig eine App, wer zum Facharzt darf?

Bislang machen viele Hausärzte solche Dinge selbst, genau wie Reha-Anträge oder Infekt-Sprechstunden. Experten schätzen, dass Ärzte bis zu zwei Drittel ihrer Zeit mit Aufgaben verbringen, für die eigentlich kein Mediziner nötig ist.

Wichtiger aber ist die Frage, wie die Hausärzte das alles überhaupt schaffen sollen. Schon jetzt sind rund 5.000 Hausarztsitze unbesetzt, Tendenz steigend. Susanne Bublitz, die auch dem Hausärzteverband in Baden-Württemberg vorsteht, ist überzeugt: »Wir werden das problemlos wuppen, wenn wir die Arbeit auf mehr Schultern verteilen.«

Ende Juni hat Deutschlands größte Krankenkasse, die TK, einen Großteil ihrer Hausarztverträge gekündigt. Zuvor hatte sie eine Evaluation veröffentlicht, die so ziemlich das Gegenteil dessen offenbarte, was die AOK in Baden-Württemberg herausgefunden hatte: Die Verträge führten zu mehr statt weniger Kosten. Weder sank die Zahl der Facharztbesuche noch die der Klinikeinweisungen. Lediglich für einzelne Gruppen, etwa Menschen mit Diabetes, fanden sich kleine Verbesserungen.

Als Erika Brunner dort mit ihrer Tochter Sprechzimmer 2 verlässt, ist fast eine Dreiviertelstunde vergangen. Bublitz hat ihr kleine Kapseln verschrieben, die sie zerbeißen soll, falls der Blutdruck wieder über 180 steigt. Nein, sie müsse das schmerzende Handgelenk nicht sofort operieren lassen. Ja, es sei normal, dass mit Mitte 70 öfter mal der Rücken zwicke.

Und dann ist da noch 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Ärzte: Wer mit Allgemein- und Fachmedizinern spricht, hört teils wenig Nettes über die jeweils andere Seite. Hausärzte werfen den Spezialisten vor, Patienten nur durch die Brille ihres Fachgebiets zu betrachten. Fachärzte dagegen finden nicht selten, Hausärzte überschätzten ihre Fähigkeiten.

Später sagt Bublitz: »Manche Leute haben eben Redebedarf.« Bevor sie mit den Hausarztverträgen arbeitete, durfte sie in solchen Fällen ein »problemorientiertes ärztliches Gespräch« für rund 16 Euro abrechnen. Allerdings auch nur bei jedem zweiten Patienten, mehr bezahlen die Kassen nicht. Wer viele Fragen hat, wird zum Verlustgeschäft.

Im normalen Praxissystem verdienen Ärzte vor allem dann gut, wenn sie möglichst viel machen. Fürs Messen, Testen, Ultraschallen gibt es Extrageld. Im Hausarztsystem dagegen geht es nicht um einzelne Leistungen, sondern darum, Patienten zu versorgen. »Die Menschen bekommen das, was ich für sinnvoll halte«, sagt Bublitz. Manchmal ist es einfach: zuhören. Für jeden eingeschriebenen Patienten erhält Bublitz rund 100 Euro im Jahr. Selbst wenn er die Praxis gar nicht betritt. Hinzu kommen wenige, übersichtliche Pauschalen und Zuschläge.

»Im Schnitt kommen die Hausärzte auf ein Honorarplus von mehr als 30 Prozent«, sagt der Vorstand der AOK Baden-Württemberg, Johannes Bauernfeind. Weil die Patienten gesünder blieben oder seltener Komplikationen hätten, hole die Kasse diese Zusatzausgaben aber wieder rein. Im Gegenzug muss Bublitz' Praxis bestimmte Standards erfüllen. Ein EKG-Gerät gehört dazu, Abendsprechstunden und Programme für chronisch Kranke. Auch wird ausgewertet, welche Medikamente sie verordnet und ob das sinnvoll ist.

Früher, sagt Bublitz, habe sie für die Abrechnung mehrere Tage gebraucht. Heute mache sie das an einem Nachmittag. Bublitz hat jetzt mehr Zeit für ihre Patienten. Und sie verdient besser.

Arbeit machen, aber trotzdem – oder deswegen – regelmäßig in eine Praxis einbestellt werden, um die Quartalspauschale abzurechnen.

Bublitz hingegen sagt jetzt zu Frau Tauber: »Sie müssen nicht mehr so oft kommen!« Tauber sieht verblüfft aus. Solange es ihr gut gehe, erklärt Bublitz, reiche es, regelmäßig einen Fragebogen auszufüllen und Blut abnehmen zu lassen. Einmal im Jahr würden sie sich dann länger sehen. Tauber nickt: »Ist ja auch einfacher für euch.« Bublitz guckt sie an: »Und für Sie!«

Was die Patienten von den Hausarztverträgen haben, lässt die AOK wissenschaftlich untersuchen. Zwischen 2011 und 2022 gab es allein bei Menschen mit Diabetes im Hausarztprogramm rund 9.200 schwere Komplikationen weniger als bei normal versorgten Diabetikern, haben die Forscher hochgerechnet: weniger Amputationen, Herzinfarkte, Schlaganfälle. Insgesamt nahmen Patienten mit Hausarztvertrag weniger Medikamente, kamen seltener unnötig ins Krankenhaus und ließen sich häufiger gegen Grippe impfen. Unter anderem.

Es klingt fast zu gut, um wahr zu sein: gesündere Patienten, weniger Krankenhauskosten, zufriedener Hausärzte und mehr freie Termine

Zum einen kann es dauern, bis sich der Nutzen einer solchen Reform zeigt. »Es braucht einige Jahre, bis wir überhaupt relevante Unterschiede sehen, aber die werden dann immer größer«, sagt der Allgemeinmediziner Ferdinand Gerlach von der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der die Auswertung leitet. Gegängelt fühlen sich viele Patienten aber sofort: Ein einzelner Hausarzt hat die Macht zu entscheiden, wer zu welchem Facharzt darf? Das galt hierzulande lange als unvorstellbar. Doch inzwischen zeigen Umfragen, dass ein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bereit ist, auf Freiheit zu verzichten – wenn sie dafür schneller einen Termin beim Spezialisten bekommen.

beim Spezialisten. Warum macht Deutschland nicht längst, was in Baden-Württemberg seit Jahren zu funktionieren scheint?

Das Vorgehen klingt vernünftig. Doch würde es in ganz Deutschland Alltag, hieße das: Den Praxen fehlen künftig die Verdünnerfälle. »Viele Facharztpauschalen wurden für einen bestimmten Patientenmix kalkuliert«, sagt der Vorsitzende des Spitzenverbands der Fachärzte, Dirk Heinrich. »Nimmt man die einfachen Fälle heraus, geht diese Kalkulation nicht mehr auf.« Was er meint: Wenn das Hausarztsystem kommt, dann müssen bitte auch die Fachärzte mehr Geld kriegen.

Dass sich auch manche Ärzte gegen den Umbau wehren, könnte mit Patienten wie Birgit Tauber zu tun haben. Sie setzt sich kerzengerade auf den Stuhl vor Susanne Bublitz' Schreibtisch und sagt, dass es ihr gut gehe. Tauber ist Ende 60. Vor einer Weile hätte sie fast einen Herzinfarkt gehabt. Heute nimmt sie Tabletten gegen Bluthochdruck, Cholesterinsenker, Blutverdünner. Die Medikamente sind gut eingestellt, Tauber hat seit Monaten keine Beschwerden. Nicht mal viel reden will sie. Unter Medizinern gibt es für Menschen wie Tauber einen wenig schmeichelhaften Begriff: Verdünnerfall. Gemeint sind Patienten, die kaum

In Baden-Württemberg hat die AOK den Konflikt tatsächlich so entschärft. Dort werden Fachärzte besser bezahlt, wenn sie enger mit den Hausärzten zusammenarbeiten, etwa deren Notfälle noch am gleichen Tag annehmen. Die Krankenkassen müssten für diese Lösung aber zunächst mehr Geld ausgeben, in der Hoffnung, dass sich das später auszahlt.

Geleitet hat die Studie der Gesundheitsökonom Jonas Schreyögg, ein ebenso renommierter Wissenschaftler wie Ferdinand Gerlach, der die AOK-Verträge auswertete. Fragt man Schreyögg, wie diese Unterschiede zustande kommen, verweist er auf die »Sonderrolle« Baden-Württembergs, etwa weil dort auch viele Fachärzte eingebunden sind. Er kritisiert an den bestehenden Modellen vor allem eines: Es hat kaum Konsequenzen, wenn die Leute trotz Hausarztvertrag direkt zum Spezialisten gehen. »Studien zeigen aber: Je mehr sich die Patienten an den vorgeschriebenen Weg halten, desto größer ist der Effekt«, sagt Schreyögg. Sein Fazit: Das Hausarztprinzip kann wirken. Aber eben nur, wenn es wirklich verbindlich ist.

Die TK will stattdessen, dass Patienten zuallererst ein digitales Programm befragen müssen. Das soll sagen, ob sie überhaupt einen Mediziner brauchen. Noch günstiger als ein Hausarzt ist eben gar kein Arzt.

»Digital-Dystopie« nennt Susanne Bublitz diese Idee. Vor ihr sitzt ein Mann im Karohemd. Eigentlich ist er wegen Blut im Stuhl gekommen, aber jetzt plagt ihn auch noch sein Magen. Er schiebt das Hemd hoch, Bublitz tastet – und entdeckt etwas ganz anderes: einen braunen Hautfleck, unregelmäßig, mehrfarbig, verdächtig. »Die Leute kommen wegen einer Sache, und am Ende sprechen wir über mindestens drei weitere«, sagt Bublitz. »Wie wollen Sie das mit einer App lösen?« Die Patienten bringen eben nicht nur ihre Krankheiten mit, sondern auch den Rest ihres Lebens. So wie der Unfallpatient, der erst Fotos seines verbeulten Autos ausbreitet, bevor er seine Platzwunde zeigt. Die Frau, die lieber angerufen werden möchte, weil ihre Katze krank ist.

Oder der schmale ältere Mann mit dem verschmitzten Grinsen, das so gar nicht zu dem passt, worüber er sprechen möchte. Er will wissen, ob er »noch ein paar Jährchen« hat. Immer öfter bleibt ihm die Luft weg. Doch sein Pneumologe arbeitet inzwischen in einer anderen Stadt, er braucht einen neuen. Könnte Bublitz vielleicht noch einmal ihre »zahlreichen Kontakte« spielen lassen, fragt er vorsichtig. Bublitz nickt. Sie kann.

*Um die Privatsphäre der Patienten zu schützen, haben wir ihre Namen geändert

Ein Luxusgeschöpf? Das Insekt wurde unter anderem in einem frisch angelieferten Porsche gesichtet

Dürfen wir eine neue Nachbarin vorstellen?

Die Gottesanbeterin breitet sich in Deutschland aus, das zeigen neue Zahlen aus diesem Sommer. Sie ist als Männerfresserin verschrien, dabei ist Sex mit ihr oft gar nicht lebensgefährlich VON LISA PAUSCH

S ie täuscht ihre Männer mit Chemikalien, sie frisst sie mitunter beim Sex auf, sie setzt ihre Nachkommen an verlassenen Bahngleisen aus. Aber eines muss man der Gottesanbeterin lassen: Sie ist erfolgreich damit. Die Femme fatale unter den Krabbel- tieren ist weit gekommen. Seit Jahrtausenden in den warmen Regionen Südeuropas, Asiens und Afrikas heimisch, erobert sie mit dem Klimawandel nun immer weitere Teile Deutschlands. 21.000 Gottesanbeterinnen wurden dem Naturschutzbund Deutschland (Nabu) bis zum 24. August gemeldet – fast dreimal so viel wie im gesamten Vorjahr.

In Magdeburg wurde sie auf einer Örchidee in einem Blumenladen gesichtet, in Berlin an der Rettungsstelle der Charité, und in Frankfurt wurde ein Exemplar tot an einer U-Bahn-Station geborgen. Wird die Gottesanbeterin leichtsinnig? Wieso verlässt sie offenbar immer öfter ihre Komfortzone und wagt sich in deutsche Städte? Sie hitchhikt sogar – so nennen es Fachleute, wenn Tiere an Zügen oder in Kisten für Supermärkte und Gartencenter unterwegs sind. In Bremerhaven sichtete man das Insekt laut Nabu zum ersten Mal 2023 in einem frisch angelieferten Porsche.

Ein Luxusgeschöpf? Im Gegenteil, sagt der Insektenforscher Christian J. Schwarz: »Sie wird weniger anspruchsvoll.« Er ist Co-Autor eines Fachbuchs über Gottesanbeterinnen. Die verhielten sich in Deutschland nun so, wie sie es in Frankreich und Spanien schon lange täten. »Da reicht ihnen ein Waldrand oder ein Bahngleis.« Die Gottesanbeterin brauche einfach Orte, »wo die Sonne direkt reinbrät«. Sie kommt schließlich aus der afrikanischen Savanne. Schon im 18. Jahrhundert wurde sie bis Frankfurt gesichtet, in Deutschland fand sie es über Jahrhunderte aber nur im äußersten Südwesten heimelig.

In Baden-Württemberg lebte sie am sehr warmen Kaiserstuhl, entlang des Oberrheingrabens oder rund um Freiburg, und dort gern auf trockenen Wiesen und an den schon im Frühjahr warmen Hängen der Weinberge. Da konnte sie ihre Mission erfüllen: zwischen April und Juni schlüpfen, bis spätestens August heranwachsen, sich dabei bis zu siebenmal häuten, einen Geschlechtspartner finden, Eier ablegen und in den ersten kalten Nächten spätestens im November sterben.

Doch seit den Neunzigern zog die Gottesanbeterin mit den steigenden Durchschnittstemperaturen den

Rhein entlang nach Norden bis ins Ruhrgebiet und nun weiter Richtung Osten. »Die frischesten Funde haben wir etwa aus dem Westerwald, da ist die Gottesanbeterin jetzt auch in höheren Lagen unterwegs«, sagt der Biologe Jan Ole Kriegs, der am Museum für Naturkunde des Landschaftsverbands Westfalen-Lippe in Münster die Verbreitung der Tiere erforscht. Gleichzeitig breitet sich in Ostdeutschland eine Population aus, die wahrscheinlich aus Tschechien eingewandert ist. In Berlin wurde das erste Exemplar 1998 auf einer Bahnbrache in Schöneberg gefunden, womöglich eingeschleppt durch einen Zug.

Es ist wohl nur eine Frage der Zeit, bis Gottesanbeterinnen aus Ost und West in der Mitte aufeinandertreffen, denn theoretisch könne das Insekt inzwischen überall in Deutschland leben, sagt Kriegs. Die zunehmenden Sichtungen seien ein Zeichen dafür, dass die Tiere sich schon in den langen, warmen und trockenen Sommern 2024 und 2025 erfolgreich fortpflanzen konnten. Auch Kriegs verzeichnet deutlich mehr und frühere Meldungen auf der Plattform Observation.org als noch 2025. Die Gottesanbeterinnen werden mit dem Klimawandel früher erwachsen und können auch später im Jahr noch Eier legen.

Überhaupt, ihr Geschlechtsakt ist ein Mythos. Die Gottesanbeterin gilt als Männerfresserin, im Süden der USA war sie als »Teufelspferd« (devil's horse) verschrien, im südlichen Mähren im heutigen Osten Tschechiens verfolgte man sie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als »Springhexe«. Doch Sex mit der Gottesanbeterin ist in vielen Fällen gar nicht lebensgefährlich: Weibchen verspeisen ihre Männchen vor allem dann, wenn sie besonders hungrig sind.

Deswegen versuchen sich diese im Vorfeld zu schützen, mit Tricks, denn körperlich sind sie den Weibchen unterlegen. Der Paarungswillige pirscht sich von hinten an, ist er nah genug, springt er auf den Rücken des Weibchens, und es geht los. Vorsichtshalber wählen Männchen eher Partnerinnen aus, die gut gesättigt aussehen, erzählt der Insektenforscher Schwarz: solche, die einen vorgewölbten Bauch haben. In der Regel seien das ältere Weibchen. Sie versprechen zudem mehr Nachwuchs.

Natürlich haben Gottesanbeterinnen auch darauf eine Antwort gefunden. Fast verhungerte Weibchen setzen massiv auf Sexuallockstoffe, beobachtete eine australische Forscherin bei einer verwandten Art. Damit betören sie die Männchen und sind im direkten Vergleich sogar erfolgreicher als die Älteren mit Bauch. Für Weibchen und Nachwuchs ist der Snack danach einfach gesund: Mit einem Männchen intus verbessert sich der Körperzustand um 33 Prozent, die Fruchtbarkeit um 40 Prozent.

Proteine braucht eine befruchtete Gottesanbeterin unbedingt: Aus ihrem Hinterteil presst sie nach wenigen Tagen einen hellen Schaum und baut daraus in kreisförmigen Bewegungen Schicht für Schicht eine Kapsel, wie ein 3D-Drucker. In dieser sogenannten Oothek verstaut sie bis zu 300 Eier. »Diese Eierpakete sind unglaublich stabil und sehr gut isoliert gegen Kälte und Feuchtigkeit«, erklärt der Biologe Kriegs.

Jetzt im August und September bauen die Gottesanbeterinnen ihre Ootheken an Pflanzenstängeln, Zweigen, Mauern oder Steinen, aber auch entlang von Bahnlinien, sagt Kriegs: »Da kleben sie ihre Eipakete womöglich irgendwo an einen Zug, und dann klettern die kleinen Nymphen im nächsten Jahr runter.« Vielleicht ja ganz in Ihrer Nä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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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blauer Himmel

Die britische Regierung lässt testen, wie man Kondensstreifen vermeidet. Dadurch würde Fliegen deutlich klimaschonender VON ELENA ERDMANN

E in Flugzeug nimmt einen kleinen Umweg – und schon ist die Reise weniger klimaschädlich. Es klingt fast zu schön, um wahr zu sein. Ob der Trick funktioniert, will die britischen Regierung über dem Nordatlantik testen.

Die Idee dahinter: Die neuen Flugrouten sollen Kondensstreifen vermeiden, diese weißen Spuren, die Flugzeuge manchmal hinter sich herziehen. Sie entstehen, wenn auf winzigen Rußpartikeln aus den Flugzeugabgasen Wasserdampf kondensiert und zu Eiskristallen gefriert. Meistens verschwinden die Streifen nach wenigen Minuten. Doch manchmal halten sie sich über Stunden am Himmel, und es entstehen sogar künstliche Wolken.

Auch wenn die weißen Streifen harmlos aussehen, für das Klima sind sie es nicht. Denn sie reflektieren Wärmestrahlung zurück zur Erde, ganz ähnlich, wie es Treibhausgase tun. So heizen sie die Erderwärmung zusätzlich an. Wie groß genau der Effekt ist, ist nicht ganz klar. Aber Wissenschaftler gehen davon aus, dass die Klimawirkung der Kondensstreifen ähnlich groß oder sogar größer ist als die des CO₂ in den Flugzeugabgasen.

Dabei wäre es theoretisch einfach, Kondensstreifen zu vermeiden. Sie halten sich nur dann lange am Himmel, wenn die Luft besonders kalt und feucht ist. Solche Bedingungen herrschen nur in kleinen Bereichen der Atmosphäre. Meistens würde es deshalb schon reichen, wenn ein Flugzeug ein paar Hundert Meter höher oder tiefer fliegt, um langlebige Kondensstreifen zu vermeiden.

Das Prinzip ist eigentlich schon länger bekannt. 2021 argumentierten Forscher im Fachmagazin Nature, dass kaum eine andere Maßnahme so günstig einen derart großen Klimaschutzeffekt hätte. Im selben Jahr startete das Deutsche Zentrum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DLR) erste Tests, mit vielversprechenden Ergebnissen. »Schon da konnte gezeigt werden, dass das Verfahren grundsätzlich funktioniert«, sagt Markus Rapp, Leiter des Instituts für Physik der Atmosphäre des DLR.

»Die Grundidee ist genial einfach«, meint Rapp. Doch die Vorhersage der kalten und feuchten Zonen sei technisch schwierig. Zudem sei es nicht so simpel, die nötigen Umleitungen der Flugzeuge sicher zu planen, besonders wenn der Luftraum sehr voll ist. Und schließlich könne durch die Umleitung zusätzliches Kerosin verbraucht werden. Alles Gründe, warum das Verfahren noch nicht in der Breite angewendet wird.

Das soll das Projekt Operation Blue Skies der britischen Regierung nun ändern. Im Luftraum über dem östlichen Nordatlantik soll das Umleiten von Flugzeugen in den kommenden beiden Wintern zum ersten Mal im großen Maßstab getestet werden. Dafür soll eine Kondensstreifen-Vorhersage in das System der Luftsicherheit integriert werden, mit dem schon jetzt Flüge umgeleitet werden, um Turbulenzen zu vermeiden. Google will dafür die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liefern.

Fliegen wird allein dadurch natürlich nicht klimaneutral. »Es ist völlig klar, dass die Vermeidung von Kondensstreifen das Gesamtproblem nicht löst«, sagt Rapp. Mindestens genauso wichtig sei das CO₂ in den Abgasen, das sich deutlich länger in der Atmosphäre hält. Um auch das zu vermeiden, bräuchte man alternative Treibstoffe, effizientere Triebwerke und E-Flugzeuge (auf kürzeren Strecken). Bis all das vollständig umgesetzt ist, dürften noch viele Jahre vergehen. Aber wenn in Zukunft die Entstehung von Kondensstreifen verhindert werden könnte, dürfte das einen erheblichen Effekt auf das Klima haben. Und das in einem Bereich, der besonders schwer von fossilen Brennstoffen zu entwöhnen ist.

Was gegen Angst hilft. Und gegen Depressionen. Und Zwangsstörungen

DIE ZEIT: Herr Barlow, wenn ein Patient mit Angstproblemen heute zu Ihnen käme – welche Behandlung würden Sie empfehlen?

David Barlow: Jeder Patient ist natürlich anders. Aber wir schauen zunehmend auf grundlegende Prozesse, die allen Menschen mit Angststörungen und verwandten emotionalen Störungen gemeinsam sind – auch wenn sie sehr unterschiedliche Symptome zeigen. Manche Menschen haben unkontrollierbare Panikattacken, die ihr Leben massiv beeinträchtigen. Andere leiden unter quälenden Zwangsgedanken wie der Vorstellung, sie könnten ihre Kinder töten, obwohl sie wunderbare Eltern sind. Wieder andere sind so schüchtern, dass sie in Gruppen den Mund nicht aufbekommen, aus Angst, es könnte ihnen etwas Peinliches herausrutschen. Obwohl diese Probleme sehr unterschiedlich erscheinen, liegen ihnen allen sehr ähnliche Dynamiken zugrunde. Das gilt auch für Depressionen. Deshalb können wir Menschen mit diesen verschiedenen Störungen ähnlich therapieren. ZEIT: Welche Dynamiken sind das?

Barlow: Wir haben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herausgefunden, dass es ein gemeinsames Temperament gibt, eine Reihe von Persönlichkeitsmerkmalen, die all diese Menschen teilen. Das zentrale Merkmal ist der Neurotizismus. Das ist die Tendenz, häufig negative Emotionen zu erleben – Anspannung, Gereiztheit, Ärger, Angst –, begleitet von dem Gefühl, dass nicht nur diese Emotionen, sondern auch die Ereignisse im Leben nicht vollständig kontrollierbar sind.

ZEIT: Was ja stimmt.

Barlow: Genau. Aber Menschen, die wenig neurotizistisch sind, haben die Illusion von Kontrolle: Mir wird schon nichts Schlimmes passieren, und wenn doch, komme ich irgendwie damit klar. Das ist sehr gesund. Menschen mit hohem Neurotizismus dagegen sind sich der fundamentalen Unsicherheit sehr bewusst. Sie spüren intensiv, dass das Leben eine Krise nach der anderen bringt, einen Stressor nach dem nächsten. Und deshalb entwickeln sie Gewohnheiten, um diese starken, sehr unangenehmen Gefühle irgendwie loszuwerden. ZEIT: Was ist das Problem daran?

Barlow: Je mehr wir versuchen, Emotionen zu unterdrücken, desto intensiver werden sie oft. ZEIT: Warum?

Barlow: Weil sie eine wichtige Funktion haben, sie motivieren uns zu handeln. Wenn ein Auto auf uns zurast, bekommen wir einen Schreck und springen zur Seite. Wenn jemand ständig unsere Grenzen überschreitet, werden wir wütend und wehren uns. Solche Emotionen hat jeder, aber Menschen mit hohem Neurotizismus erleben sie besonders oft und intensiv.

ZEIT: Geht es bei psychischen Störungen also letztlich immer um die Regulation der Gefühle? Barlow: Ja, zumindest scheint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Störungen damit zusammenzuhängen: von Essstörungen über Zwangsstörungen, posttraumatischen Belastungsstörungen, Angststörungen bis hin zu Depressionen. Bei all diesen Krankheiten spielt Neurotizismus eine wichtige Rolle. Anders ist es bei psychotischen Störungen, bei denen Menschen den Kontakt zur Realität verlieren, Schizophrenie zum Beispiel.

gezielt aus. Wir lassen die Patienten rennen, Treppen steigen, bis das Herz rast. Das führt zum Kern der Behandlung, der Exposition im echten Leben. ZEIT: Was ist das?

ZEIT: Und woher kommt der Neurotizismus?

Barlow: Wenn die Patienten gelernt haben, anders über ihre Emotionen zu denken und anders auf sie zu reagieren, sagen wir: »Jetzt gehen wir raus und probieren es aus.« Wir suchen gezielt Situationen auf, die diese Emotionen auslösen. Jede Behandlung endet mit Übungen in der realen Welt.

ZEIT: Was war die seltsamste Situation, die Sie mal mit einem Patienten durchgestanden haben? Barlow: Ich bin zum Beispiel mit Patienten mit Flugangst ins Flugzeug gestiegen, Boston–New York. Das war dann der Abschlussstrip der Therapie. Ich habe auch Männer behandelt, denen es schwerfiel, in einer öffentlichen Toilette zu urinieren, das ist eine Art soziale Phobie. Und dann bin ich eben mit denen auf die Toilette gegangen und hab mich danebengestellt. Das gehört zum Job.

ZEIT: Es geht also immer darum, genau das zu tun, wovor man Angst hat? Oder eben genau das nicht zu tun, was der Zwang einem sagt?

Barlow: Richtig. Es ist allerdings sehr wichtig, das unter Anleitung zu machen. Es muss nicht jede Minute ein teurer Psychiater oder Psychologe dabei sein. Aber jemand sollte das Programm aufstellen und begleiten. Menschen, die versuchen, solche Übungen allein durchzuführen, können sich überfordern.

ZEIT: Wir haben jetzt viel über Ängste geredet. Wie läuft eine Exposition bei Depressionen?

Barlow: Die typische Reaktion bei Depressionen besteht darin, sich zurückzuziehen. Auch hier verschreiben wir entgegengesetztes Handeln, genau wie bei Ängsten. Wir planen mit den Patienten, wie sie wieder aktiv werden können, selbst wenn sie keine Lust dazu haben. Sie sollen hinausgehen, sich der Welt stellen und wieder mit anderen Menschen in Kontakt treten.

ZEIT: Wie gut wirkt das Unified Protocol?

Barlow: Zahlreiche klinische Studien zeigen, dass sie mindestens so gut wirkt wie jeder andere Ansatz, einschließlich Medikamenten. 50 bis 70 Prozent der Patienten geht es deutlich besser, je nach Untersuchung. 10 bis 20 Prozent profitieren ebenfalls, brauchen aber noch mehr Therapie. Und weitere 10 bis 20 Prozent sprechen kaum oder gar nicht darauf an, das kann unter anderem daran liegen, dass sie schwerer betroffen sind.

ZEIT: Was ist der Vorteil gegenüber den spezialisierten Therapien, die bereits etabliert sind?

Barlow: Beim Unified Protocol müssen Therapeuten nur ein Set von Techniken lernen. Außerdem kann man Patienten besser in Gruppen behandeln. Das Gesundheitssystem ist überlastet, es gibt so viele Menschen, die Hilfe brauchen. Da ist es sehr hilfreich, wenn man zehn, zwölf Patienten gleichzeitig behandeln kann. Bisher musste man die Menschen nach Störungen sortieren; mit dem Unified Protocol kann man viele Patienten zusammenbringen, weil die Therapie dieselbe ist. In vielen Ländern, etwa den USA, Großbritannien, Dänemark oder Spanien, wird es bereits intensiv eingesetzt, in anderen Ländern geht das etwas langsamer, etwa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David Barlow gilt als einer der einflussreichsten Psychologen der vergangenen 50 Jahre. Er sagt: Viele psychische Störungen haben eines gemeinsam. Daher helfe auch dieselbe Therapie

Fotos (Ausschnitte): Lukasz Wierzbowski/Connected Archives (Symbolbild); privat (u.)
Die Patienten sollen lernen, ihre Denkmuster zu hinterfragen

Barlow: Es gibt einen genetischen Anteil, der erklärt schätzungsweise ein Drittel der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Menschen. Und dann spielen frühe Erfahrungen eine Rolle. Wenn Kinder den Eindruck bekommen, die Welt sei ein gefährlicher Ort, dann können sie nicht diese Illusion der Kontrolle entwickeln: Sie haben das Gefühl, ständig auf der Hut sein zu müssen. Das kann durch schlimme Erfahrungen entstehen, aber Kinder können es auch einfach von ihren Eltern lernen, wenn diese selbst ängstlich sind.

ZEIT: Wenn das Grundproblem ähnlich ist – warum entwickeln manche Menschen Panikstörungen, andere Depressionen oder Zwangsstörungen? Barlow: Das hängt zum großen Teil vom Zufall ab, davon, was ihnen im Leben widerfährt. Gerät jemand mit hohem Neurotizismus in einen Unfall, hat er ein höheres Risiko als andere, eine posttraumatische Belastungsstörung zu entwickeln. Hat er zufällig eine Panikattacke, kann daraus eine Panikstörung werden. Dabei ist so eine Attacke eigentlich etwas ziemlich Normales, 30 bis 40 Prozent der Menschen erleben das hin und wieder. Oder Zwangsgedanken: Wenn Eltern alles zu viel wird und die Kinder herumwuseln, kann ihnen schon mal der Gedanke »Ich könnte die kleinen Biester umbringen« durch den Kopf schießen. Sehr neurotizistische Menschen denken dann: »O Gott, was für ein schrecklicher Gedanke! Das muss bedeuten, dass ich das tatsächlich tun könnte.« Und dann entwickeln sie womöglich eine Zwangsstörung. All das sind Dinge, die jedem im Alltag passieren können.

ZEIT: Der Psychiater Peter Roy-Byrne von d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rieb, das Unified Protocol bringe die Psychotherapie zurück zur Psychoanalyse, die immer schon verschiedene Störungen ähnlich behandelt und sich auf emotionale Probleme konzentriert habe. Was denken Sie als Verhaltenstherapeut darüber? Es gab ja lange Grabenkämpfe zwischen den Therapieschulen.

Aber bei einer neurotizistischen Veranlagung können sie zu einer emotionalen Störung explodieren. ZEIT: Wie läuft das ab?

Barlow: Menschen ohne starken Neurotizismus vergessen solche Gedanken schnell wieder und können auch schlimmere Erlebnisse nach einiger Zeit hinter sich lassen. Menschen mit ausgeprägtem Neurotizismus dagegen denken: »Ich muss diesen Gedanken unbedingt loswerden. Ich muss sicherstellen, dass er nie wieder auftaucht.« Doch der Gedanke wird intensiver, bald ist er ständig in ihrem Kopf, und sie tun alles, um ihn zu unterdrücken. Oder eben jede Situation zu vermeiden, in der eine Panikattacke auftreten könnte. Allgemein gesprochen: Sie versuchen, alles zu vermeiden, was starke Emotionen auslösen könnte.

ZEIT: Bei einer Spinnenphobie denken die Betroffenen, die Spinne sei das Problem, bei einer sozialen Phobie, Menschen seien das Problem, und bei einer generalisierten Angststörung, alles sei das Problem – obwohl das Problem immer dasselbe ist, nämlich die starken Gefühle und der Umgang damit?

Barlow: Genau. Die generalisierte Angststörung ist allerdings ein Sonderfall, das scheint die reine Erfahrung von Neurotizismus zu sein.

ZEIT: Wie meinen Sie das?

Barlow: Menschen, die darunter leiden, erleben ständig negative Emotionen und das Gefühl, keine Kontrolle zu haben. Sie sorgen sich über alles Mögliche: dass sie krank werden könnten, dass sie ihren Job verlieren könnten, dass ihr Partner sie verlassen könnte. Sie befinden sich in einer endlosen Gedankenschleife, dabei ist der kognitive Teil des Gehirns aktiv und der emotionale gehemmt. Das Grübeln selbst dient dazu, Gefühle zu vermeiden. ZEIT: Was hilft dagegen?

Barlow: Die Gefühle zuzulassen, die Angst auszuhalten, bis sie von selbst abklingt. Das ist schwer, aber es funktioniert. Das ist die Grundlage des »Unified Protocol«, das wir entwickelt haben. ZEIT: Also ein gemeinsamer Behandlungsansatz für all diese Störungen – wie funktioniert das? Barlow: Die Patienten sollen lernen, dass es nicht gefährlich ist, gelegentlich starke Emotionen zu haben. Sie gehören zum Leben und zum Menschsein. Besonders wichtig ist es, die Patienten mit ihren Gefühlen zu konfrontieren. Sie müssen die Emotionen erleben, ohne all die ausgefeilten Vermeidungsstrategien einzusetzen, die sie entwickelt haben – viele davon sind ihnen gar nicht bewusst.

ZEIT: Wie gehen Sie dabei genau vor?

Barlow: Viele Patienten können ihre Gefühle wegen der ständigen Vermeidung gar nicht richtig erkennen, sie sind sich ihrer nicht wirklich bewusst. Deshalb üben wir das mit ihnen: Was empfinden Sie in einer bestimmten Situation? Was denken Sie? Wie verhalten Sie sich? Welche körperlichen Empfindungen treten auf? ZEIT: Was passiert als Nächstes?

Barlow: Wir helfen den Patienten, ihre Denkmuster zu erkennen und zu hinterfragen. Sie neigen zu Katastrophenszenarien: »Das wird schrecklich. Ich könnte sterben oder verrückt werden.« Wir vermitteln ihnen alternative Bewertungen: Vielleicht werden Sie nicht sterben, wenn Ihr Herz rast, wenn Ihnen die Luft wegbleibt, wenn Sie diese starke Emotion erleben. Wir nennen das Entkatastrophisieren. Dabei sind gerade diese körperlichen Reaktionen sehr wichtig.

ZEIT: Warum?

Barlow: Sie sind ein wesentlicher Aspekt der Emotionen: Herzrasen, Übelkeit, Zittern, Schwitzen. Wir bringen den Patienten bei, sie als das zu erkennen, was sie sind, und sie besser auszuhalten. Dazu lösen wir diese Empfindungen manchmal

Barlow: Ich habe das selbst oft angemerkt, das hat einige meiner Kollegen aus der Verhaltenstherapie sehr schockiert. Was ähnlich ist: die Vorstellung, dass wir Emotionen erleben müssen und lernen müssen, ein bisschen anders mit ihnen umzugehen. Und dass oft Teile der Emotionen unbewusst sind. Ich sage gern, die kognitive Verhaltenstherapie marschiert langsam zurück ins Unbewusste. Vor 50 Jahren, als ich anfing, wäre das ein Sakrileg gewesen, ich wäre aus den Fachgesellschaften geflogen. Aber es ist wahr.

ZEIT: Sie selbst haben vor dem Unified Protocol spezifische Behandlungen für unterschiedliche Störungen entwickelt – war das ein Irrweg? Barlow: Ich glaube, es war sehr nützlich, verschiedene Kategorien für psychische Störungen zu haben. Das hat ab den Achtzigerjahren enorm viel Forschung ausgelöst, wir konnten psychische Störungen und ihre Behandlungen endlich messbar machen. Das war notwendig, damit wir jetzt beginnen können zu generalisieren. Wenn das nicht so gelaufen wäre, würden wir alle immer noch mit unseren eigenen Theorien herumwurschteln.

Das Gespräch führte Stefanie Kara

David Barlow

Der 84-Jährige ist emeritierter Professor für Psychologie und Psychiatrie der Boston University. Er hat das Center for Anxiety and Related Disorders gegründet, eines der weltweit führenden Forschungszentren für emotionale Störungen. Seine Studien wurden mehr als 160.000-mal zitiert.

Illustrationen: Stephan Dybus für DIE ZEIT (1.); Elizaveta Schefler und Simone Brünnich/DIE ZEIT

Jetzt werd doch endlich

grüüüüüüün!

Ingenieure und Wissenschaftler tüfteln an neuen Regeln für die Ampel. Kippt dann die Herrschaft des Autos? Am Anfang steht bei den Planern die Feindlichkeitsmatrix VON VIOLA KIEL

Die Ampel ist rot, und die Laune ist schlecht. Auf einer Verkehrsinsel gegenüber dem Berliner Hauptbahnhof quillt ein Pulk Menschen bis an die Bordsteinkante. Um

ihn herum heizen Autos in die eine und in die andere Richtung, irgendwo klingelt eine Tram. Die Menschen stehen. Warten. Sind genervt. Auf einen der Ampelmasten hat jemand mit schwarzem Filzstift gekritzelt:

WARUM IST DIESE AMPELSCHALTUNG SO SCHEISSE?

Irgendwie haben wir doch alle dauernd Rot. Wenn jeden Tag sehr viele Leute aus allen

Himmelsrichtungen auf und in verschiedensten Gefährten oder ganz ohne über dieselbe Straße wollen, muss das geregelt werden, klar. Aber oft genug hat man den Eindruck: So richtig gut gelingt das nicht.

Zumindest nicht für alle.

Wer in der Großstadt von ungeduldigen Abbiegern angehupt über den Rest der Straße hastet, weil die Fußgängerampel viel zu kurz grün war, oder wer ein Dutzend Mal auf dieses gelbe Kästchen an der Ampel hämmert, weil das Signal einfach nicht kommt, der darf sich schon fragen: Ginge das nicht besser?

Wer legt fest, wann sich Fußgänger, Radfahrer, Autos, Busse, Straßenbahnen bewegen dürfen?

Die Suche nach Antworten führt über Feindlichkeitsmatrizen und Induktionsschleifen zu einer Verkehrsplanerin, einer Ministerin und einem mächtigen, völlig unbekannten Arbeitskreis. Für die Ampelschaltung gibt es physikalische, technische und ganz praktische Zwänge. Aber oft genug ist es eine politische Entscheidung, wer auf der Straße Vorrang hat. Allerdings keine unveränderliche: Gerade entstehen neue Ideen für die Ampel-Regeln der Zukunft.

In keiner deutschen Stadt leuchten so viele Ampeln wie in Berlin. Und nirgendwo schon so lange: Vor bald 102 Jahren nahm hier die erste deutsche Ampel ihren Betrieb auf. Dafür musste ein Polizist in einen Verkehrsturm am Potsdamer Platz klettern und an einem Kurbelschalter drehen – jedoch nur von 8.30 Uhr bis 12 Uhr und von 15 Uhr bis 18 Uhr. Und am Sonntag gar nicht.

Heute stehen etwas mehr als 20.000 Ampelmasten in der Hauptstadt, an denen knapp 50.000 rote, grüne und manchmal gelbe Lampen leuchten. Die Kabel, die die Anlagen verbinden, würden zusammengeknüpft vom Brandenburger Tor bis zum Eiffelturm und noch ein Stückchen weiter reichen.

Die Herrscherin über all diese Ampeln sitzt über eine Mappe gebeugt in ihrem Büro. »K1 und K2 dürfen nicht gleichzeitig mit K4 bis 6 auf der Kreuzung sein«, sagt sie und fährt mit dem Finger über einen Plan, über Kreise, Pfeile, Kreuzchen, Dreiecke. Katharina Marienhagen ist Verkehrsingenieurin, lange war sie selbst für die Planung von Ampelanlagen zuständig. Seit 2023 leitet sie die Firma infraSignal, die für das Land Berlin den Betrieb aller Ampeln steuert.

Immer wenn neue Ampelanlagen gebaut oder bestehende modernisiert werden sollen, ist Marienhagen mit ihrem Team gefragt. Sie weiß, wie viele gegensätzliche Bedürfnisse an einer Ampel zusammenfließen. Sie weiß, was geht, was nicht und warum. Die Logik der Ampelschaltung fasst sie in einem Satz zusammen: »Man kann das Grün nur einmal verteilen.«

Der Plan, der jetzt vor ihr auf dem Tisch liegt, ist jener der nächstgelegenen Kreuzung – einer mittelgroßen und auch nur mittelmäßig interessanten: eine zweispurige Straße, die eine andere zweispurige Straße schneidet. Doch schon an dieser Durchschnittskreuzung gibt es 26 verschiedene Gruppen von Verkehrsteilnehmern, die sich nicht in die Quere kommen dürfen: Rechtsabbieger, Linksabbieger, Geradeausfahrer, Fußgänger, die von der einen auf die andere Seite wollen oder von der anderen auf die eine – und das aus vier Richtungen, dazu Busse und Radfahrer. Sie alle brauchen eigene Ampelsignale. An so einer Kreuzung, sagt Marienhagen, sitze man »mindestens eine Woche«.

Sie blättert weiter in der Mappe, »Feindlichkeits-matrix« steht auf einer Seite. »Damit geht's los«, sagt sie. »Man guckt, wer mit wem nicht gleichzeitig Grün haben darf. Für jeden Konfliktpunkt muss man eine Zeitspanne ausrechnen.« Diese Zeitspanne ist die Zwischenzeit, die zwischen dem Grün-Ende der einen und dem Grün-Beginn der anderen liegen muss. Sie darf niemals unterschritten werden, sagt Marienhagen. »Die Zwischenzeiten sind die größte Verantwortung der Verkehrsplanerinnen und -planer. Es geht um Menschenleben.«

In der Berechnung dieser Zwischenzeiten ist eingepreist, dass man es mitunter bis Grün-Ende nicht auf die andere Seite schafft. Selbst dann nicht, wenn man mit schlackernden Einkaufsbeuteln über der Schulter in Schweinsgalopp verfällt. Die Zeit, die man bei Rot noch braucht, ist die Räumzeit.

Inzwischen versuchen viele Städte, diese Räumzeit klarer zu kennzeichnen. In Berlin etwa leuchtet an ausgesuchten Kreuzungen bei Rot der Fußgänger-ampel ein zusätzliches Symbol aus fünf Balken auf. Die Balken erlöschen einer nach dem anderen und

Ampeln mit Augen

Moderne Ampeln können mit Wärmebildkameras erfassen, wie viele Fußgänger oder Radfahrer sich nähern, und darauf reagieren. Das klappt sogar bei Nacht, Nebel und Graupel. Gesichter sind im Wärmebild nicht zu erkennen.

sollen so signalisieren, wie viel Zeit bleibt, um die Straße zu queren, bevor die Autofahrer losfahren. Dass dieses System die tatsächliche oder auch nur die gefühlte Sicherheit erhöht, ist nicht belegt.

In anderen Städten und Ländern zeigen Fußgängerampeln an, wie viele Sekunden die aktuelle Rot- oder Grünphase noch dauert. Die Idee: Die Wartezeit fühlt sich weniger nach Ewigkeit an. Und niemand muss sich unnötig hetzen. Studien deuten an, dass der Countdown die Sicherheit erhöht, doch eindeutig sind die Ergebnisse nicht. Marienhagen sagt: »Es kann auch den gegenteiligen Effekt haben. Noch 70 Sekunden Rot? Da renne ich lieber schnell rüber.«

Alle Grünzeiten und Zwischenzeiten zusammengerechnet ergeben das, was Fachleute die Umlaufzeit einer Lichtsignalanlage nennen: die Zeit, die es dauert, bis alle einmal dran waren. Für die gilt in ganz Deutschland eine Obergrenze: 120 Sekunden. Eine Grünphase wiederum muss mindestens fünf Sekunden dauern. Im extremen (aber extrem seltenen) Fall wartet man also 115 Sekunden, bis man über die Straße hechten oder brettern darf. Das ist genug Zeit, um einmal komplett Janis Joplins Mercedes Benz zu singen und wieder zu Atem zu kommen. Damit sind, so viel sei an dieser Stelle vorweggenommen, auch die Leute nicht glücklich, die diese Zeiten festlegen.

Die Umlaufzeit ist auch für etwas wichtig, das alle Autofahrer lieben: die grüne Welle. Wer auf ihr surft, erreicht jede Ampel bei Grün, ohne abzubremsen, ohne zu beschleunigen. Das ist herrlich – und nicht ganz unkompliziert: Die grüne Welle unterliegt den physikalischen Gesetzen der Kinematik, eines Teilgebiets der Mechanik. Sie wird dann möglich, wenn die zeitliche Verschiebung der Grünzeiten an aufeinanderfolgenden Ampeln dem Quotienten aus dem Abstand zwischen den Kreuzungen und der Geschwindigkeit entspricht. Isaac Newton steh uns bei. Voraussetzung ist, dass die Umlaufzeiten der Ampeln gleich lang und die Autos gleich schnell sind.

Vor allem aber funktioniert eine grüne Welle normalerweise nur in einer Fahrtrichtung. In beide Richtungen perfekt rollen könnte sie nur dann, wenn alle Ampeln im selben Abstand zueinander stünden und dieser Abstand auch noch genau zu Fahrgeschwindigkeit und Umlaufzeit passte. Bei Tempo 50 und einer Umlaufzeit von 90 Sekunden müssten die Ampelanlagen in beiden Richtungen jeweils rund 625 Meter voneinander entfernt stehen. Das geht in einer Rechenaufgabe gut, in einer organisch gewachsenen Stadt aber nicht.

Praktisch gibt es in vielen Städten deshalb Straßen, auf denen die grüne Welle morgens stadteinwärts geschaltet ist und abends stadtauswärts. Und richtig glatt läuft eine grüne Welle auch nur dann, wenn keine Abbieger auf der Spur stehen, keine Lieferwagen in zweiter Reihe parken, keine Notfalleinsatzwagen die Straße queren. Und: wenn Busse oder Straßenbahnen nicht Vorrang erhalten.

»Es ist immer ein Kompromiss«, sagt Marienhagen. »Und eine Frage der Prioritäten.« In Berlin regelt die ein Gesetz: Seit 2018 haben all jene Vorrang, die zu Fuß, mit dem Rad oder im öffentlichen Nahverkehr unterwegs sind. In einigen anderen Bundesländern gibt es ähnliche Vorgaben. Doch oft bleibt dieser Vorrang Theorie. Grüne Wellen gebe es in Berlin aktuell nur für den Kfz-Verkehr, sagt Marienhagen.

Für Fußgänger und Radfahrer gibt es dafür einen Drücker zum schnelleren Grün: den Anforderungstaster, dieses gelbe Kästchen, das oft auf Hüfthöhe an Ampelmasten hängt. Mal ehrlich: Wie oft kommt es vor, dass so ein Taster genau gar nichts bringt?

»Eher selten«, sagt Marienhagen. Nicht nie also.

Ob der Drücker das Grün beschleunigt, hängt davon ab, in welchem Modus die Ampel gerade ist: Manche Anlagen wechseln je nach Tageszeit zwischen festgelegten Grünzeiten und Fußgänger-Grün auf Anforderung. Von außen ist aber nicht sichtbar, welches Programm läuft. Und natürlich sind Taster auch mal kaputt. (Gar nichts mit der Ampelschaltung zu tun haben die Taster mit den drei schwarzen Punkten: Damit können Menschen mit Sehbehinderung ein Piepen oder Klicken anfordern, das beim Queren der Straße hilft.)

Was der gelbe Taster für Fußgänger ist, ist für Autos die Induktionsschleife. Durch die Drahtschleife im Asphalt fließt Strom, so entsteht ein

Grün per App

Schon heute ist es technisch möglich, über eine App längere Grünphasen anzufordern. In München etwa können Menschen mit Behinderung ihr Handy dafür freischalten lassen. Sie haben dann mehr Zeit, bestimmte Straßen zu überqueren.

elektromagnetisches Feld. Steht ein Auto darüber, verändert seine Metallmasse das Magnetfeld: Die Ampel schaltet schneller auf Grün. Schon auf der Strecke vor der Ampel können weitere Induktions-schleifen messen, wie viele Fahrzeuge unterwegs sind. Bei viel Verkehr gibt es länger Grün. Fahrräder aus Alu oder Carbon erkennen die Schleifen dagegen nicht besonders gut, dazu müssten die Messgeräte empfindlicher eingestellt sein – sind sie aber zu empfindlich, reagieren sie auch auf Fahrzeuge auf den Nebenspuren.

Die Ampelschaltung ist also zum Teil deshalb so schlecht, weil es in vollen Städten nicht anders geht. Sie ist es für viele Verkehrsteilnehmer aber auch deshalb, weil sie für andere sehr viel besser ist.

Ute Bonde hat zum Gespräch in ihr Büro gebeten. Die CDU-Politikerin ist Berlins Verkehrssenatorin. Und damit in der Position, die Ampel als politisches Instrument zur Verkehrssteuerung zu nutzen.

Ampeln haben einen Einfluss darauf, ob Menschen ins private Auto steigen oder in die U-Bahn. Forscher können das mit Modellen gut zeigen: Kürzere Grünphasen auf den Autospuren führen dazu, dass mehr Leute die Bahn, den Bus oder das Fahrrad nehmen, weil sie dann schneller sind.

Etwas mehr Rot für Autofahrer hätte also gleich mehrere Effekte: weniger Treibhausgase (und weniger Lärm und weniger Luftschadstoffe) – und mehr Grün für alle anderen.

Das klingt nach einer guten Idee, schließlich hat Deutschland ja auch Klimaziele zu erfüllen. Oder, Frau Bonde? »Nein«, sagt die Senatorin, sehr bestimmt. »Das ist nichts, was versucht wird, solange diese Senatsverwaltung CDU-geführt ist. Ich würde das als Schikane bezeichnen, weil es in eine Richtung geht, wo am Ende ein Verbot steht.« Fußgänger haben Vorrang, sagt das Gesetz. Aber nicht zum Nachteil der Autofahrer, sagt Bonde. Für die Klimaziele sei es sogar kontraproduktiv, meint die Politikerin, wenn Autos ständig an roten Ampeln halten müssten. Treibhausgas-Emissionen und Abrieb würden schließlich vor allem beim Bremsen und Beschleunigen freigesetzt. Das ist nicht falsch, doch wenn mehr Leute ihr Auto ste hen ließen, würde auch weniger gebremst und beschleunigt.

Aber Bonde hat noch ein Argument: Wenn Autos ständig vor roten Ampeln stünden, könne das dem Wirtschaftsverkehr und damit der Volkswirtschaft schaden. »Diese Zeit könnte effizienter eingesetzt werden. Der Handwerker könnte schon längst bei seinem nächsten Auftraggeber sein.« Vielleicht kennt Ute Bonde nicht so viele Radfahrer, die einen Job haben.

Elf Kilometer radelt Sebastian Miesner jeden Tag zur Arbeit, durch den Wald, in die Stadt, bis ins Düsseldorfer Verkehrsdezernat. Miesner ist Verkehr-ingenieur und hat dazu noch einen ehrenamtlichen Nebenjob: Er verfasst so etwas wie die Zehn Gebote für Ampeln. Nur sind es deutlich mehr.

Miesner arbeitet für die Forschungsgesellschaft für Straßen- und Verkehrswesen, die FGSV. Dieser gemeinnützige Verein gibt technische Standards vor, für Straßenschilder, für die Breite von Radwegen und Parkplatzbuchten. Und für Ampeln. Miesners Arbeitskreis, der AK 3.3.6, schreibt an den »Richtlinien für Lichtsignalanlagen«. Sie gelten in ganz Deutschland, fast wie ein Gesetz. Die Verkehrsministerien des Bundes und der Länder geben sie frei und führen sie mehrheitlich per Erlass ein.

Die aktuell gültige Fassung dieses Beinahe-Gesetzes für Ampeln stammt von 2015. Und liest sich, als sei sie noch älter, das sagt Miesner selbst: Vieles sei auf den Kfz-Verkehr zugeschnitten. »Davon wollen wir unbedingt Abstand nehmen. Wir wollen Gleichgewicht zwischen den Verkehrsarten im technischen Regelwerk herstellen.«

Zum Beispiel schlägt der AK 3.3.6 vor, die Mindestgrünzeit für Fußgänger zu erhöhen: um eine Reaktionssekunde und um die Zeit, die man allein von der Ampel bis zur Bordsteinkante braucht. In jedem Falle »pürbar«. Auch über die 120 Sekunden Umlaufzeit – Oh Lord, won't you buy me a Mercedes Benz – spreche man. »Kann sein, dass wir das aufweichen. Wartezeiten von mehr als 85 Sekunden für Radfahrer und Fußgänger werden einfach nicht akzeptiert. Wenn Rad- und Fußverkehr nicht mehr nur das Randprodukt einer verkehrlichen Lösung sein sollen, muss man das anders lösen.«

Das Gefühl vieler Fußgänger, die auf irgendeiner Mittelinsel gestrandet sind und auf Grün warten – es ist eine Tatsache: Sie sind ein Randprodukt. Die Regeln, nach denen die Ampeln in Deutschland leuchten, bevorzugen den Autoverkehr.

Die Ampel könnte also ein Ort sein, an dem Städte auf eine grünere Zukunft schalten. Sie müsste es sogar sein, findet Miesner: »Wenn ich die Klimaziele erreichen will, dann muss ich auf andere Verkehrsarten setzen, nicht auf den Kfz-Verkehr.« Nur sei es nicht an ihm, nicht an seinem Arbeitskreis, nicht an der FGSV, das in technischen Regelwerken festzulegen. Den Autos den Vorrang wegnehmen, das müssten Politiker tun.

Im kommenden Jahr will der AK 3.3.6 die neuen Ampel-Richtlinien in die Abstimmungen mit den Ministerien geben. Bis sie Quasi-Gesetz werden, wird es dauern. Vielleicht Jahre. Gut möglich auch, dass nicht alle Vorschläge der Verkehrsexperten umgesetzt werden. Miesner sagt: »Es kann sein, dass manches davon am Ende anders entschieden wird.«

Die Zukunft der Ampeln wird aber nicht nur dadurch bestimmt, dass ehrenamtliche Verkehrsingenieure mit hauptamtlichen Politikerinnen um ein paar Sekunden ringen. Was eine Ampel leisten kann, verändert sich auch durch immer intelligentere Technik.

Wo heute noch gelbe Taster an den Masten hängen, wo sich unter der Teerdecke Drahtschleifen kringeln, dort sollen irgendwann Wärmebildkameras erkennen, wer sich der Ampel nähert und wie viele. Auch mithilfe von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Die Ampeln lernen, Fußgänger und Radfahrer zu unterscheiden oder zu erkennen, ob einzelne Radfahrer kommen oder Pulks. Darauf kann man in der Steuerung reagieren«, sagt Katharina Marienhagen, die

Verkehrsingenieurin von infraSignal. Ungefähr 40 solcher Anlagen laufen in Berlin bereits.

Die Ampel der Zukunft soll sich mit den Verkehrsteilnehmern sogar unterhalten. Und zwar mithilfe eines kleinen grauen Kästchens, nicht viel größer als ein Päckchen Butter. In Marienhagens Büro steht so ein Exemplar auf einem Regal, allerdings aus Lego. Die echte Version kann mit Gegenstücken in Straßenbahnen und Bussen kommunizieren – und irgendwann auch mit selbstfahrenden Autos. Eine Ampel könnte so signalisieren, wie lange sie noch grün ist, und Bahnen, Busse, Autos könnten ihre Fahrweise darauf ausrichten: nicht unnötig beschleunigen, nicht unnötig bremsen. Das schont die Umwelt, den Akku, die Nerven. Und eine Ampel, die das Tempo eines Busses misst, könnte die Grünzeit genau dann verlängern, wenn der Bus die Kreuzung erreicht.

Auch Fußgänger müssen irgendwann vielleicht nicht mehr am gelben Taster herumfingern. Stattdessen könnte ihr Smartphone einfach einen Grünwunsch senden, wenn sie sich der Ampel

Sprechende Ampeln

Einige Städte rüsten Ampeln bereits mit Technik aus, mit der diese künftig mit Fahrzeugen kommunizieren können: Grün endet in 10 Sekunden! Darauf können sich Busse und selbstfahrende Autos einstellen. Und ihrerseits melden: Bin in 5 Sekunden da!

nähern, ganz automatisch, meint Katharina Marienhagen: »Da geht es hin. Da werden wir irgendwann sein.«

Damit die Zukunft der Ampel schneller kommt, könnte man zum Beispiel heute schon in alle neuen oder zu erneuernden Anlagen die Kommunikationssets einbauen, sagt Marienhagen. Manche Städte machten genau das, etwa Hamburg. »Da investiert man bereits in die Zukunft.« Das sei ein Traum für sie als Verkehrsinenieurin.

Und wovon träumen Fußgänger? Davon, nie wieder auf einer Mittelinsel zu stranden? Es ohne Rennen bei Grün über die ganze Straße zu schaffen? Sich von einer grünen Welle durchs Leben tragen zu lassen? Tja. Dann müssen sie weiterträumen. Man kann das Grün nur einmal verteilen. Und oft kriegen es die anderen. Das ist das unumstößliche Gesetz der Ampelschal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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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 wird man kein böser Mensch«

Wie der in Deutschland ausgebildete Biologe Osman Gedow das Nationalmuseum von Somalia wieder aufbauen will – und damit auch sein vom Bürgerkrieg zerrüttetes Land VON FRITZ HABEKUSS

D as Nationalmuseum von Somalia hat sechs Angestellte. Vier von ihnen sind Reinigungskräfte, einer ist der stellvertretende Leiter. Und dann gibt es Osman Gedow Amir. Der ist Biologe, 60 Jahre alt,

trägt einen grauen Nadelstreifenanzug mit roter Krawatte und sagt von sich: »Ich bin ein Museumsdirektor ohne Museum.« Und doch soll sein Haus, das im Zentrum der Hauptstadt Mogadischu steht, helfen, eine ganze Nation wieder aufzubauen.

Der Weg zu ihm führt durch eine Stadt in permanentem Ausnahmezustand. Seit Beginn der Neunziger befindet sich Somalia im Bürgerkrieg. Lange war Mogadischu Schlachtfeld, Schauplatz von Selbstmordattentaten und Entführungen. Heute macht sich hier eine leise Hoffnung auf Frieden breit – auch wenn die Lage fragil bleibt. Aus Sicherheitsgründen muss der Reporter der ZEIT mit einem gepanzerten Wagen und bewaffneter Eskorte unterwegs sein.

Das Auto passiert Baustellen, Trümmerfelder und Wände, in denen Kugeln Einschusslöcher hinterlassen haben, muss immer wieder an Checkpoints halten, die mit Soldaten, Polizisten und Geheimdienstmitarbeitern besetzt sind. Das Nationalmuseum liegt in der Nähe des Präsidentenpalasts, der politischen Herzkammer des Staats – und eines der häufigsten Ziele von Attentätern. Je näher man kommt, desto schlechter gelaunt sind die Kontrolleure an den Checkpoints. Nur nach einem Anruf von Osman Gedow wird die Durchfahrt gewährt.

»Herzlich willkommen im Nationalmuseum von Somalia, schön, dass Sie hier sind«, sagt Gedow, nachdem er das schwere Tor geöffnet hat. Er geht voran, ein paar Stufen hinauf, durch einen kahlen, staubigen Flur, hinein in sein Büro. Gedow hat schon Laptop und Beamer aufgebaut, daneben steht eine Reihe Plastikflaschen, in denen tote Schlangen in trüber Lösung dümpeln – Glasgefäße für eine fachgerechte Aufbewahrung kann sich das Museum nicht leisten.

»Bitte setzen Sie sich«, sagt Gedow, dann legt er auch schon los, ohne Small Talk. Viel lieber redet er über die Ökosysteme seines Landes. »Die meisten Leute glauben, Somalia bestehe nur aus Wüste. Aber wir haben Bergwälder, Küstenwälder, Grasland, Savannen!« Dann zählt er auf, wie viele Arten von Wirbeltieren es im Land gibt. Und die Pflanzen, mehr als 3.150 Arten! »Davon findet man 972 ausschließlich in Somalia! Das ist sehr wichtig!«, sagt Gedow. So geht das eine Weile.

Der Biologe hat viel vor mit dem Museum, sechs große Abteilungen plant er, für Kultur, für Geowissenschaften, für somalische Geschichte, für Naturgeschichte, für öffentliche Bildung und PR, außerdem eine Verwaltung, klar, die brauche jeder. In seiner PowerPoint-Präsentation sieht alles sehr einleuchtend aus.

Die Sammlung des Museums aber ist zerstört, so wie die sozialen und kulturellen Strukturen des Landes. Genau wie die somalische Gesellschaft muss das Museum ganz neu aufgebaut werden. Doch während Osman Gedow Pläne schmiedet, kämpft Somalia um seine Existenz: Der islamistische Terror der Al-Shabaab-Gruppe eskalierte zuletzt nach einem Jahrzehnt internationaler Militäreinsätze erneut. Die Regierung ist zerstritten. Und die weitere Finanzierung der Mission der Afrikanischen Union, die zuletzt Stabilität brachte, ist ungewiss.

Gedow glaubt, dass die Somalier lernen müssen, sich auf ihre gemeinsame Geschichte, ihre Natur und Herkunft zu beziehen. Das könne stärker sein als die Narben, die der Krieg hinterlassen hat. Der Gedanke dahinter ist einfach, und er ist mächtig: Nur wer eine kulturelle Identität besitzt, kann das Trauma des Bürgerkriegs überwinden.

Gedow hatte die Chance, im Ausland Karriere zu machen. Er studierte und arbeitete in Deutschland, Fachgebiet Ornithologie und Ökotoxikologie. »Ich hätte Geld verdienen, an einem Spezialthema forschen und einen Mercedes fahren können.« Aber das wollte er nicht. Auch die deutsche Tier- und Pflanzenwelt konnte ihn nicht vom Bleiben überzeugen. »Immer nur Meisen, Meisen, Meisen, Amseln und Spatzen und in den Wäldern Ahorn, Buchen, Eichen. Langweilig!«, ruft Gedow aus. In Somalia gebe es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e Vogelarten. Er könne zwar nicht mit einem Fernglas draußen herumlaufen, weil er sonst für einen Spion gehalten werde, aber in Europa bleiben, das ging einfach nicht. »Ich bin mit den Vögeln in Somalia verbunden.« Wenn er von ihnen spricht, dann klingt das englische Wort mit seinem somalischen Akzent so, als würde er »birdies« sagen, Vögelchen.

Zu einem dieser birdies hat er eine besondere Beziehung, Gedow nennt ihn »meinen Freund«. Eine Fotografie hängt an seiner Wand, sie zeigt einen Vogel mit schmutzig gelb verwaschener Brust und kräftigem Schnabel. Es ist ein Foto des Bulo-Burti-Würgers, den Gedow 1989 am Ufer des Shabelle-Flusses fing, nahe der Stadt Bulo Burti. Er brachte das Tier nach Europa, wo er schon vor dem Krieg an Forschungsprojekten arbeitete. Dort nahm er ihm Blut- und Federproben ab, die DNA sequenzierten Kollegen in Dänemark. Die Daten bestätigten, dass Gedow eine neue Art entdeckt hatte.

Es war das erste Mal, dass eine Vogelart allein anhand von Fotos, einer Tonaufnahme und DNA-Daten beschrieben wurde, ohne totes Belegexemplar in einem Museum. Denn nach einem guten Jahr in Deutschland und Dänemark nahm Gedow den Vogel wieder mit nach Somalia. Er öffnete den Käfig und ließ das einzig bekannte Exemplar fliegen. Ein so seltenes Tier wollte er nicht für die Wissenschaft töten. Liberatus haben er und seine Kollegen dem Vogel als Artnamen gegeben: der Befreite.

Dass Fachkollegen den Liberatus Jahre später zu einer Variante einer längst bekannten Art erklärten, ficht Gedow nicht an. Für ihn bleibt der Vogel das, was er war: ein Freund, den er gehen ließ.

Auch wenn ihm die somalischen Vögel mehr am Herzen liegen als die Meisen: Er sei Deutschland dankbar für das Wissen und die Ausbildung, die er

dort bekommen habe. Doch Geld und Sicherheit sind das eine. »Mein Land mit aufzubauen, ist mehr wert als Geld.«

So formelhaft dieser Satz klingt, so wahr scheint er für viele Menschen in Somalia zu sein. Wer ein paar Tage in Mogadischu unterwegs ist, hört solche Aussagen immer wieder: von Unternehmern, die trotz Morddrohungen florierende Geschäfte aufgezogen haben, von Intellektuellen, für die eine Flucht nie infrage kam, von Menschen, die ihr Leben im Ausland verbracht haben, aber nun zurückkehren wollen. Es ist auch ihnen zu verdanken, dass die Hauptstadt seit einigen Jahren einen Aufschwung erlebt.

Die Bewohnerinnen und Bewohner haben sich in Jahrzehnten des Bürgerkriegs an die ständige Bedrohung gewöhnt. Fleisch und Reis und Unterhosen muss man ja trotzdem kaufen. Selbst bei Sprengstoffattentaten hat sich eine gewisse Routine eingestellt. Nach einer Explosion dauert es keine drei Stunden, bis die Trümmer beseitigt, die Verletzten abtransportiert sind, das Blut von der Straße gewischt ist und der Verkehr wieder fließt.

Die Wände stehen, die Sammlung ist weg. Osman Gedow bittet die Somalier um Exponate: »Alles, was eine Geschichte hat«
Gedow fing das einzig bekannte Exemplar des Bulo-Burti-Würgers – und ließ es wieder frei
Fotos: Brian Otieno für DIE ZEIT; ZEIT-Grafik: Elizaveta Schefler

Mindestens 6.000 neue Gebäude sind seit 2020 entstanden, heißt es aus dem Büro des Bürgermeisters. Türkische Designer-Boutiquen und hippe Matcha-Latte-Cafés eröffnen; wo vor ein paar Monaten noch Flüchtlingslager waren, gießen Bauarbeiter heute das Fundament für Hochhäuser. Immer mehr Somalier kehren aus der Diaspora zurück. Menschen mit internationalen Verbindungen, Geld, neuen Ideen oder der Überzeugung, dass sie in Somalia mehr gebraucht werden als in Deutschland, Kanada oder Großbritannien. Menschen wie Gedow.

Mit seiner Familie konnte Gedow lange nur mithilfe des Roten Kreuzes über kurze, handgeschriebene Nachrichten kommunizieren. 2011 kam er in ein tief traumatisiertes Land zurück. Es gab noch nicht einmal eine Regierung – geschweige denn ein Nationalmuseum. Das Gebäude war damals eine inoffizielle Flüchtlingsunterkunft.

Dabei hätte ihn der Bürgerkrieg beinahe selbst verschlungen. Als 1991 die Regierung des Langzeit-diktators Siad Barre gestürzt wurde, war Gedow noch im Land. Drei Tage später ging der letzte Linienflug. Gedow schaffte es an Bord. »Ich hatte noch nicht mal Zeit, mir richtige Schuhe anzuziehen«, sagt er. Wichtiger als Schuhe waren jedoch die Einladung für ein dreimonatiges Praktikum am Naturhistorischen Museum Wien und die Zulassung für ein Studium der Biogeografie an der Uni Saarbrücken.

Gedow wusste damals nicht, dass er erst 20 Jahre später zurückkehren würde. Clans, Warlords und die religiöse Bewegung der Scharia-Gerichte kämpften um die Macht, Letztere wurde von internationalen Truppen vertrieben, später versetzte die Terrororganisation Al-Shabaab das Land in Schrecken.

Apropos Museum, Herr Gedow! Wollen wir uns das mal anschauen?

»Ja, los, kommen Sie«, sagt Gedow, steht auf und geht hinab ins Erdgeschoss. Viel Museum ist da nicht. Schummriges Licht dringt durch flache Fenster herein. Einige Vitrinen stehen an den Wänden, ein paar Dutzend Gemälde hängen dazwischen. Das Gebäude wurde 1985 eröffnet: ein ovaler Bau, vier Stockwerke, in der Mitte ein Innenhof, um den herum die Galerien angelegt sind. Die Leerstellen in der Ausstellung sagen mehr aus als das, was da ist. Im Krieg verschwanden 300 Bälge heimischer Vögel, genauso die vielen Hundert endemischen Pflanzen aus dem großen Herbarium, die alten Münzen oder die historischen Waffen, die hier einst ausgestellt waren.

Aus dem wenigen, was noch übrig ist, versucht Gedow das Beste zu machen. Zwischen den Vitrinen hängen Gemälde, auf denen man Menschen auf gepackten Koffern, in Schlauchbooten, mit Reisepässen in der Hand sieht. Thema der Sonderausstellung: Migration. Gedow ist das wichtig, immer wieder merkt man ihm an, wie sehr es ihn schmerzt, dass junge Menschen sich zur gefährlichen Flucht entscheiden, weil sie in Somalia keine Zukunft für sich sehen.

Die Vitrinen selbst, gestiftet vo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sind gefüllt mit geflochtenen Körben, daneben steht eine Liege aus Bambus und Leder. Gedow geht weiter, zeigt Alltagskeramik, aus Holz geschnitzte Tassen, Sandalen, ein mit Muscheln und Lederriemen verziertes Trinkgefäß: das materielle Gedächtnis einer Nation, die längst »made in China« kauft, so wie der Rest der Welt. Heute ist nur ein Besucher da, ein chinesischer Tourist.

Für Gedow ist das Museum mehr als das Gebäude und die Sammlung. Es ist sein Auftrag, zum Wiederaufbau der Nation beizutragen.

Weil kaum etwas übrig ist zum Ausstellen, lädt Gedow die verschiedenen Ethnien und Clans Somalias ein, Gegenstände zu spenden. Was für Objekte? »Egal! Alles, was eine Geschichte hat!«, sagt er, »Objekte aus der Zeit vor dem Bürgerkrieg, aus unserer nomadischen Kultur, aus den Koranschulen. Sie verschwinden langsam aus dem Gebrauch.« Aus leeren Vitrinen wird ein Museum zum Mitmachen. Gedow sucht auch in Europa Partner. »Das können Sie gerne so schreiben«, sagt er und diktiert: »Dieser Mann ist sehr offen für Kooperationen.«

Die Jugend Somalias kenne nichts als Krieg, sie habe keine Vorstellung davon, was das Land einmal war. »Viele junge Menschen stecken in einer Identitätskrise. Und die versuchen wir zu heilen« – hier benutzt der sonst englisch sprechende Gedow das deutsche Verb. Spätestens jetzt klingt er mehr wie ein Politiker denn wie ein Naturforscher. Nur wer seine Kultur kenne, wer um die alten Strategien der Problemlösung wisse, der könne ein Gefühl für den eigenen Wert entwickeln. »Dann wird man auch kein böser Mensch und schließt sich den Terroristen an. Man steigt auch nicht in ein Schlauchboot und versucht, das Mittelmeer zu überqueren.«

Und noch etwas will Gedow mit seinem Museum bewirken: dass beim Wiederaufbau auch an die Umwelt gedacht wird. Das Wachstum der somalischen Bevölkerung sei eine »Zeitbombe«, sagt er. Als Gedow geboren wurde, lebten in dem Land noch 3,3 Millionen Menschen. Heute sind es mehr als 20 Millionen, die zudem immer mehr Rinder, Schafe, Ziegen und Kamele halten. Das sprenge die Tragfähigkeit der Ökosysteme. Doch um die Bevölkerung zu ernähren, sei eine gesunde Natur nötig. Manche Ressource bleibe auch ungenutzt, erzählt Gedow, Somalia habe 3.300 Kilometer Küstenlinie, aber die Fischerei sei unterentwickelt. Die Ökologie diene aber nicht nur dazu, Weiden, Küsten, Wälder und Böden richtig zu nutzen, sagt der Biologe – sondern auch dazu, den Menschen etwas Gemeinsames, Verbindendes, Sinnstiftendes zu geben. Etwas, das stärker ist als die Konflikte und Unterschiede.

Gedow führt aufs Dach des Museums, wo die Mittagssonne so brutal blendet, dass die Augen schmerzen. Überall am Horizont sieht man Baukräne. »Das ist gut. Das wird die Leute davon abhalten, den Krieg zurück nach Mogadischu zu bringen. Sie hätten zu viel zu verlieren.«

Hier oben ein Café zu eröffnen, wenn alles fertig ist, das wäre doch was, sagt Gedow. Wenn die vier Stockwerke komplett renoviert worden sind, die Sammlung wächst, er seine Nachfolge geregelt hat und der Blick der zukünftigen Besucher über ein friedliches Mogadischu wandert, in einem Land, in dem der Bürgerkrieg Geschichte ist.

Bis dahin wird es dauern. Doch Gedow hat Zeit. In Somalia gibt es keine Rente, also wolle er arbeiten, »bis ich sterbe«. Er ist 60 Jahre alt. Nach seiner Kalkulation hat er noch 40 Jah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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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tos: Gamma-Keystone/Getty Images; Wikipedia (u.)
Juden müssen den gelben Stern tragen: Passanten in der Rue des Rosiers im besetzten Paris, 1942

Iranische Pässe gegen den Tod

Der Diplomat Abdol-Hossein Sardari rettete in Paris Juden vor der Deportation, indem er die rassistische Bürokratie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mit ihren eigenen Waffen schlug. Warum ist er bis heute kaum bekannt? VON STEFAN PIASECKI

P

aris, Sommer 1942. Auf den Boulevards der besetzten Stadt flanieren Wehrmachtssoldaten. Jüdische Menschen müssen den gelben Stern tragen. Die Deportationen haben begonnen. Die Cafés sind geöffnet, doch die Gespräche wer-

den leiser geführt als früher. Familien verschwinden über Nacht. Französische Polizisten klingeln in den frühen Morgenstunden an Wohnungstüren, schreiben Namen auf Listen, verladen Familien auf Lastwagen. Viele Diplomaten haben Paris zu diesem Zeitpunkt längst verlassen. In der iranischen Gesandtschaft indes ist ein Mann zurückgeblieben. Sein Name: Abdol-Hossein Sardari.

Sardaris Geschichte klingt beinahe unglaublich: Ein muslimischer iranischer Diplomat rettet mitt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uropa Hunderte, vielleicht Tausende Juden – nicht mit Waffen oder spektakulä-

dien, die an sein Wirken erinnern. Eine erste umfassende Darstellung publizierte der iranische Historiker Fariborz Mokhtari im Jahr 2011 unter dem Titel In the Lion's Shadow. 2017 folgte der Dokumentarfilm Sardari's Enigma. Ein großes Publikum fand er nicht. Dabei besitzt die Geschichte jene dramatische Widersprüchlichkeit, aus der große historische Werke entstehen: Ein Aristokrat aus Teheran, ein Lebemann mit Sinn für elegante Gesellschaften, auf Partys umgeben von deutschen Diplomaten und Offizieren, von Zeitzeugen beschrieben als charmant, weltgewandt und außergewöhnlich kultiviert, wird im besetzten Paris zum stillen Gegner des Holocausts.

ren Fluchtaktionen, sondern durch das Ausstellen von Pässen und Formularen, mit juristischer Spitzfindigkeit, diplomatischer Kühnheit und einer bemerkenswerten Fähigkeit, die rassistische Bürokratie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gegen sich selbst auszuspielen.

Alles beginnt mit einer ideologischen Absurdität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Schon in den Dreißigerjahren hatte das NS-Regime die Iraner offiziell als »Arier« eingestuft. Das hing mit den rassistischen Konstruktion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Ideologen zusammen, die in den Persern entfernte Verwandte einer angeblichen »arischen Urgemeinschaft« sehen wollten und darin von dem iranischen Nationalisten Abdol-Rahman Seif Azad, der vor 1933 lange in Berlin gelebt hatte, bestärkt worden waren.

Heute wird Sardari manchmal als »der iranische Schindler« bezeichnet. Doch anders als der deutsche Industrielle Oskar Schindler, der in Krakau 1.200 seiner jüdischen Zwangsarbeiter vor der Vernichtung rettete, ist Sardari nahezu unbekannt geblieben. Erst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rschienen Bücher, Dokumentationen und Stu-

Schon in den Zwanzigerjahren bestanden unter Schah Reza Pahlavi enge wirtschaftliche Beziehungen zu Deutschland. Deutsche Ingenieure und Unternehmer arbeiteten im Land, die Flugzeug- und

Motorenfirma Junkers betrieb die erste Fluggesellschaft im Iran, deutsche Beamte wirkten in iranischen Verwaltungsstellen, deutsch-iranische Gewerbeschulen bildeten handwerklichen Nachwuchs aus, der Deutsche Kurt Lindenblatt leitete bis 1932 die iranische Nationalbank. Berlin betrachtete Teheran als wichtigen Partner – nahm aber nach 1933 stärker Einfluss darauf, dass das Ausland regimetreue Deutsche einstellte und keine Exilanten.

Zugleich betrieb der Schah einen politischen Prozess der »Arisierung«: Anfang 1935 wurde Persien in Iran (von $aryan$ , »die Reinen/Edlen«) umbenannt. Doch anders als in Deutschland wurde der Arier-Begriff nicht vorrangig in rassistischer Weise zur Ausgrenzung von Minderheiten genutzt, sondern inklusiv, um die ethnischen und kulturellen Gruppen des Vielvölkerstaates Iran nationalistisch zu vereinen: Zoroastrier, Kurden, Belutschen und andere neben der größten Volksgruppe, den Parsen.

Nach dem deutschen »Blitzsieg« gegen Frankreich gehen nicht nur die Besatzer gegen die jüdische Bevölkerung vor, auch das französische Kollaborationsregime in Vichy beginnt mit der systematischen Entrechtung der Juden. Eigentum wird beschlagnahmt, Berufsverbote werden verhängt. Die französische Polizei arbeitet dabei eng mit den deutschen Dienststellen zusammen. Unter den iranischen Staatsangehörigen in Frankreich befinden sich damals vermutlich mehrere Hundert iranische Juden – Kaufleute, Studenten, Familien, die seit Jahren in Paris leben. Nun, unter der deutschen Besatzungsherrschaft, stellt sich ihnen eine existenzielle Frage: Werden die 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 auch für sie gelten? Diese Frage markiert den Beginn von Sardaris ungewöhnlichem Kampf gegen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ürokratie.

Als Großbritannien und die Sowjetunion im August 1941 den Iran besetzen, um den schnell auf den Kaukasus vorrückenden deutschen Truppen zuvorzukommen, widersetzt sich Sardari dem Befehl zur Rückkehr nach Teheran. Fortan lebt er aus eigenem Vermögen, um die iranische Gemeinschaft in Paris weiterhin zu betreuen. Die Verbindung nach Teheran ist eingeschränkt. Von der Vertretung in Genf kommende Anweisungen ignoriert er.

tende Vernichtung des europäischen Judentums. Auch in Frankreich beginnen nun die Deportationen nach dem »Osten«. Im Juli 1942 werden bei der berüchtigten »Vel-d'Hiver-Razzia« mehr als 13.000 Juden verhaftet und Tausende von ihnen unter erbärmlichen Bedingungen im Pariser Wintervelodrom zusammengepfercht – Männer, Frauen und Kinder.

Sardari beobachtet diese Entwicklung schon früh mit wachsender Sorge. Und er überlegt, wie sich das NS-System mit dessen eigener Logik schlagen ließe. So entwickelt er eine gewagte Argumentation und streut sie im Verkehr mit deutschen Diplomaten: Die iranischen Juden seien gar keine Juden im Sinn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assenideologie, sondern Angehörige einer besonderen ethnischen Gruppe namens »Dschughuten« – Perser mosaischen Glaubens, aber biologisch arischer Abstammung – und daher von antisemitischen Maßnahmen auszunehmen.

Wenige Monate später, im Januar 1942, stellt die Wannseekonferenz die Weichen für die fortschrei-

Der Diplomat Abdol-Hossein Sardari wurde nach eigener Auskunft 1906 in eine aristokratische persische Familie geboren. In Genf zum Juristen ausgebildet, arbeitet er von 1938 an als iranischer Diplomat in Paris. Als die Wehrmacht 1940 weite Teile Frankreichs besetzt, leitet der 34-Jährige die konsularische Vertretung. Und während die meisten diplomatischen Vertretungen nach Vichy ins unbesetzte Frankreich umziehen, bleibt Sardari in Paris. Dem Protokollchef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in Paris Leopold Krafft von Dellmensingen ist er gut bekannt – was ihn später vermutlich retten wird.

Tatsächlich gibt es seit der Antike jüdische Gemeinden im persischen Raum. Sardaris »Dschughuten-Theorie« aber ist völlig abstrus. Adolf Eichmann weist sie zurück (er soll Sardaris Argumente als »jüdische Tricks« bezeichnet haben). Wirkung entfaltet sie gleichwohl: Sardari unterhält gute Kontakte zu deutschen Diplomaten in Paris, die er durch Empfänge und Abendgesellschaften auf seinem Landgut außerhalb von Paris erweitert und vertieft. Insbesondere auf den deutschen Protokollchef Krafft von Dellmensingen kann er sich offenbar verlassen.

Und er belässt es nicht bei juristischen Argumenten: Offenbar aus Blankoformularen der iranischen Vertretung stellt Sardari eine unbekannte Zahl von Empfehlungsschreiben und Papieren für persische Juden und vermutlich auch für Angehörige anderer Staaten aus und bringt das Eigentum bedrohter ANZEIGE ____

Familien im Gebäude der Gesandtschaft oder in seinem Privathaus unter. Die Religionszugehörigkeit ist in den Pässen nicht vermerkt: Wer iranische Papiere besitzt, gilt automatisch als Angehöriger einer neutralen und offiziell »arischen« Nation. Historiker schätzen, dass Sardari auf diese Weise zwischen 500 und 3.000 Menschen das Leben gerettet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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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 Biograf Fariborz Mokhtari beschreibt ihn als einen Mann, der sich weder als Held noch als Aktivist verstand. Vielmehr habe ihn ein elementares moralisches Prinzip geleitet: Menschen zu helfen, die verfolgt werden. Einer der Geretteten, der iranisch-jüdische Teppichhändler Ibrahim Moradi, erinnerte sich in der Dokumentation des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An Iranian Hero of the Holocaust, wie Sardari Schutzschreiben ausstellte und unter anderem einen jüdisch-russischen Arzt vor der Verhaftung bewahrte.

Bis zum Spätsommer 1942 bleibt Sardari unbehelligt. Mit der Zeit aber werden die deutschen Behörden argwöhnisch, denn es machen allerlei Gerüchte die Runde: Ein »Konsul Sardari«, munkelt man, werbe Freiwillige für die Wehrmacht an, verspreche ihnen den Offiziersrang und Gouverneursposten im Iran, warne aber vor der Arbeitsaufnahme in Deutschland. Innerhalb der iranischen Community in Paris kommt der Verdacht auf, dass Sardari möglicherweise ein englischer Agent sei.

In den Akten der Besatzer finden sich Beschuldigungen von Exil-Iranern, Sardari verdiene ein Vermögen mit Hehlerware und verkauften Pässen, veranstalte auf seinem Landgut Empfänge für deutsche Offiziere und führe ihnen junge Frauen zu. Ein Vertrauter des Konsuls unternehme seit Sommer 1940 mit Passierscheinen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Kurierfahrten nach Vichy ins unbesetzte Frankreich und gebe Informationen an den englischen Nachrichtendienst weiter.

dern der Bruder der Gattin seines Bruders sei. Die Frage nach dem Umgang mit den iranischen Israeliten, die mal als »Dschughuten«, mal als »Iraner mosaischer Konfession« bezeichnet« werden, reicht die Abwehrleitstelle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ie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n Sicherheitsdienst der SS weiter, »falls hieran Interesse besteht«.

Abdol-Hossein Sardari (1906–1981)

Diese Vorwürfe sind für Sardari brandgefährlich. Und auch die deutsche Militärverwaltung ist alarmiert: Die Abwehrleitstelle des Geheimdienstes der Wehrmacht drängt auf schnelle Aufklärung. Die Botschaft hingegen wiegelt ab.

Sardaris Geschichte passt kaum in die vertrauten politischen Erzählungen der Gegenwart und die oft schablonenhaften Vorstellungen der nahöstlichen Geschichte. Dass ein iranischer Diplomat im besetzten Paris Juden vor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rettet, widerspricht dem gewohnten schwarz-weißen Bild. Dabei war Sardari nicht der einzige muslimische Helfer während des Holocausts. Auch in Albanien, Bosnien und Teilen Nordafrikas versteckten muslimische Familien jüdische Flüchtlinge, während andere Muslime den rassistischen Antisemitismus der Nazis begrüßten und die Waffen-SS erste muslimische Einheiten aufstellte, etwa die Division »Handschar« im besetzten Jugoslawien. Die Geschichte des muslimischen Rettungswiderstands steht im Schatten der europäischen Erinnerungskultur.

Im August 1942 vereinbaren die deutschen Dienststellen in Paris ein Treffen, um die Sache zu klären. Dabei stellt sich eine Verwechslung heraus. Einige der Vorwürfe können dem in Paris lebenden iranischen Jura-Doktoranden Reza Sardari zugeordnet werden: Dieser habe mit Kommilitonen über Arbeitsgelegenheiten in Deutschland und Freiwilligendienste für die Wehrmacht gesprochen. Den Verdacht, dass Abdol-Hossein Sardari Pässe ausstelle, spielen die Diplomaten als »eine der zahlreichen bei Orientalen üblichen Denunziationen« herunter – so fasst die Abwehrleitstelle eine Stellungnahme der deutschen Botschaft zusammen. Die Zahl von 2.400 »Juden mit unrechtmäßig erworbenen iranischen Pässen« wird von der Botschaft ebenfalls bezweifelt. Niemand kenne die Zahl der Juden unter den Iranern, und falsche Papiere könnten sonst wo ausgestellt worden sein.

Am Ende gilt Sardari als entlastet. Im August 1942 stellt er den deutschen Behörden gegenüber klar, dass Reza Sardari nicht mit ihm verwandt, son-

Nach 1945 arbeitet Abdol-Hossein Sardari zunächst erneut im iranischen diplomatischen Dienst, unter anderem in Belgien. Doch seine Jahre in Paris holen ihn ein. In seiner Heimat wirft man ihm Korruption und den Verkauf von Pässen vor. Berichten Teheraner Zeitungen zufolge wird er Anfang der Fünfzigerjahre abberufen und im Iran vor Gericht gestellt, aber vom Schah begnadigt.

Nach der Islamischen Revolution von 1979 verliert Sardari seine Pension und große Teile seines Besitzes im Iran. Während sein Neffe Amir Abbas Hoveyda – einst Premierminister des Schahs – von der neuen Führung hingerichtet wird, setzt sich Sardari ins britische Exil ab und lebt dort in bescheidenen Verhältnissen. Die letzten Jahre verbringt er teilweise in kleinen Wohnungen und Pensionen in Südengland. 1981 stirbt er nahezu vergessen. Nicht einmal das genaue Todesdatum ist bekannt.

Seine allmähliche Wiederentdeckung begann viele Jahre später. 2004 würdigte ihn das Simon-Wiesenthal-Zentrum in Los Angeles für seine humanitären Verdienste. Die israelische Gedenkstätte Yad Vashem hingegen hat sich aufgrund der unklaren Aktenlage und zu weniger Zeitzeugenaussagen dagegen entschieden, ihn in ihre Liste der »Gerechten unter den Völkern« aufzunehmen.

Tatsächlich bleiben viele Fragen offen: Wie vielen Juden half Sardari? Nahm er für die Pässe Geld, wie ihm vorgeworfen wurde? Um alle Details auszuleuchten, bräuchte es wohl einen Zugang zu den Archiven des iranischen Außenministeriums. Entsprechende Anfragen beantwortete es bislang nur höflich ausweichend. Die Zeit für die Anerkennung eines iranischen Diplomaten, der sich eigenmächtig für den Schutz jüdischen Lebens einsetzte, scheint noch nicht gekommen – weder in Tel Aviv noch in Teheran.

Stefan Piasecki ist Professor für Soziologie und Politikwissenschaften an der Hochschule für Polizei und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Nordrhein-Westfalen

STELLENMARKT

Die Position: Hören wir auf den Papst!

Dami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dem Menschen dienen kann, müssen wir klären, wer sie in Europa betreibt VON ALJOSCHA BURCHARD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wird zu einer Art Betriebssystem des öffentlichen und privaten Lebens werden. Das ist, bei allen Unklarheiten, ein plausibles Zukunftsbild. In beiden Sphären wird KI beeinflussen, wie wir uns und die Welt sehen und wie wir in ihr handeln. Wir werden kognitive Aufgaben an sie auslagern und sie physische Prozesse steuern lassen. Dabei kann diese Technologie den Zugriff auf das Wissen der Welt demokratisieren, sie kann Kommunikation und Teilhabe am gesellschaftlichen Geschehen erleichtern und im besten Fall auch dabei helfen, die aktuellen Krisen zu meistern, zum Beispiel die der Überalterung.

Wie aber wollen wir sicherstellen, dass sie dabei in unserem Sinne und gemäß unserer Werte agiert? Woher weiß ich etwa, ob beim Arzt-Patienten-Gespräch eine zweite Meinung der KI an meinem Patientinnenwohl ausgerichtet ist und nicht an kommerziellen Interessen? Wer garantiert mir, dass die Antworten, die mir eine KI-Suche vor der nächsten Bundestagswahl präsentiert, mich nicht politisch manipulieren? Und wie stellen wir sicher, dass deutsche Wissenschaftlerinnen und Ingenieure den Zugriff auf die besten KI-Modelle behalten und diese nicht plötzlich aufgrund einer internationalen Großwetterlage abgeschaltet werden, wie es unlängst mit den stärksten Modellen der US-Firma Anthropic geschehen ist? Die Liste dieser Fragen ließe sich fortsetzen.

Um Antworten zu geben, streben Deutschland und die EU nach digitaler Souveränität. Das bedeutet, Wahlmöglichkeiten zu schaffen, statt von ausländischen Konzernen abhängig zu sein: angefangen bei der Konstruktion von Chips und Rechenzentren bis hin zum Sammeln von Daten, der Ausbildung von Fachleuten und dem Bau großer KI-Mod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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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die Frage, wer die EU-Modelle dann betreiben soll, bleibt es allerdings bislang erstaunlich ruhig.

Mit überraschendem Weitblick hat sich kürzlich der Papst zu Wort gemeldet. In seinem

Aljoscha Burchardt forscht am Deutschen Forschungszentrum für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und moderiert den ARD-Podcast »Kl – und jetzt?«

landläufig als »KI-Enzyklika« bezeichneten Dokument skizziert er diese Technologie als neutrales Werkzeug, das dem Menschen dienen oder schaden kann. Der Papst fordert darin, KI zu »entwaffnen«, und meint damit vor allem, sie der Logik des Wettbewerbs zu entziehen. Stattdessen ruft er dazu auf,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lebensfreundlich und gemeinwohlorientiert zu gestalten. Denn die Machtkonzentration auf wenige Konzerne als Betreiber der Plattformen und Infrastrukturen verhindere die staatliche Kontrolle von Zugang und Teilhabe.

Angesichts der Einmischung und des Einflusses sowohl der US-Regierung als auch der chinesischen Führung auf die Entwicklung neuer KI-Modelle greift diese Forderung aber noch zu kurz. Denn hier stellt sich nicht nur die Systemfrage danach, welches Verhältnis von Staat und Wirtschaft am besten die Versorgung der Gesellschaft (in diesem Fall mit »guter KI«) sichert. Es stellt sich auch die Frage nach der zivilgesellschaftlichen Verankerung. Der Papst fordert sie übrigens an anderer Stelle unter dem Stichwort der Ausrichtung von KI auf menschliche Werte ebenfalls.

Wie könnte nun ein europäischer Ansatz, häufig als »dritter Weg« bezeichnet, aussehen? Wie können wir diese für Wissen, Kommunikation und zunehmend auch fürs Handeln zentrale Technologie wertebasiert und möglichst nachhaltig betreiben? Wie stellen wir dabei wirtschaftliche Neutralität und Pluralismus der Werte sicher? In Europa brauchen wir dringend einen Diskurs darüber, welche Organisationsformen sich hier anbieten. Etwa ein Verbund gemeinnütziger Vereine. Eine europaweite Struktur, ähnlich dem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 gebührenfinanziert und staatsfern. Oder ein halbstaatliches und marktorientiertes Ökosystem, wie wir es von der Stromversorgung kennen. Oder doch etwas ganz anderes?

Es wird höchste Zeit, diese Fragen anzugehen: interdisziplinär und in der ganzen Breite der Gesellschaft. Betroffen sind wir alle.

WISSENSCHAFTLICHER STELLENMARKT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ZUKUNFT SEIT 1386

Die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ist eine Volluniversität mit ausgeprägter Forschungsorientierung und internationalem Anspruch. Mit rund 32.200 Studierenden und 9.540 Mitarbeiter*innen, darunter zahlreiche Spitzenforscher*innen, ist sie eine weltweit angesehene Institution, die zudem eine herausragende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für die Metropolregion Rhein-Neckar hat. Im Digital Office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ist zum nächstmöglichen Zeitpunkt die folgende Stelle in Vollzeit (39,5 Wochenstunden) unbefristet zu besetzen:

MITARBEITER*IN (W/M/D) für KI und Digitalisierung in Forschung und Transfer

Das Digital Office ist eine neu aufzubauende Stabsstelle des Rektorats. Es fungiert als zentrale strategische Einheit zur Steuerung der digitalen Transformation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Ziel ist die koordinierte Weiterentwicklung von Digitalisierungsstrategien, Governance-Strukturen, Geschäftsprozessen sowie der verantwortungsvolle Einsatz digitaler Technologien in Studium und Lehre, Forschung, Administration und Transfer.

Für die Handlungsfelder Forschung und Transfer sowie KI wird eine engagierte Persönlichkeit gesucht, die fachlichen und operativen Gestaltungswillen kombiniert und die digitale Transformation in diesen Bereichen aktiv mitgestalten möchte.

Ihre Aufgaben:

- Koordination und Umsetzung von Informations- und Beratungsangeboten im Bereich KI-Compliance und KI-Kompetenzerwerb in Abstimmung mit der KI-Beauftrag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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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ordination und Umsetzung von Digitalisierungsvorhaben in den Bereichen Forschung und Transfer - Koordination und Moderation von Zielformulierungen für die universitäre Strategie zur digitalen Transformation im Handlungsfeld Forschung und Transfer

– Koordination einer AG des Rektorats zum Thema Digitalisierung in Forschung und Transfer Üborgreifondes Projekt- und Stakeholdermanagement in den Bereich - Übergreifendes Projekt- und Stakeholdermanagement in den Bereichen KI, Forschung und Transfer

– Erstellung von Berichten, Analysen und Entscheidungsvorlagen für das Rektorat

– Zielgruppenspezifische Aufbereitung komplexer Sachverhalte Ihr Profil:

Sie verfügen über ein abgeschlossenes wissenschaftliches Hochschulstudium (Master oder gleichwertig), vorzugsweise mit Bezug zu Digitalisierung und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Sie überzeugen durch starke Kommunikations- und Organisationsfähigkeiten sowie Erfahrung in der Koordination komplexer Digitalisierungs- und KI-Projekte. Idealerweise verfügen Sie über Fachkenntnisse in den Bereichen Forschungsdatenmanagement (FDM) und KI-Compliance.

Darüber hinaus wünschen wir uns:

- Eine strukturierte, selbstständige und lösungsorientierte Arbeitsweise - Ausgeprägte Moderationskompetenzen zur Harmonisierung unterschiedlicher fachlicher Anforder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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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bieten:

– Die Möglichkeit, die digitale Transformation einer international renommierten Universität mitzugestalten

– Ein anspruchsvolles und vielfältiges Aufgabenfeld an der Schnittstelle von Wissenschaft, Verwaltung und Techn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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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freuen uns auf eine engagierte Persönlichkeit, die die digitale Transformation der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aktiv mitgestalten möchte und Freude daran hat, komplexe fachliche Anforderungen in nutzer*innenfreundliche Softwarelösungen zu überführen.

Die Vergütung erfolgt nach Entgeltgruppe 13 TV-L. Die Stelle ist grundsätzlich teilbar.

Wir freuen uns auf Ihre Bewerbung, die Sie bitte mit den üblichen Unterlagen (Lebenslauf, Zeugnisse etc.) zusammengefasst in einer PDF-Datei unter Angabe des Betreffs „Forschung und Transfer“ bis zum 16.09.2026 an Dr. Nicole Najemnik, Leitung des Digital Office, senden: nicole.najemnik@rektorat.uni-heidelberg.de.

Die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steht für Chancengleichheit und Diversität. Menschen mit Schwerbehinderung werden bei gleicher Eignung vorrangig berücksichtigt. Informationen zu Stellenausschreibungen und zum Datenschutz finden Sie unter www.uni-heidelberg.de/stellenmarkt.

Als Hochschule Düsseldorf ermöglichen wir eine praxisnahe und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und Lehre. In unserem partizipativen Umfeld bieten wir folgende unbefristete W2-Professuren:

„Zeichnung und visuelle Strategien“ Fachbereich Design (D/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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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Technische Hochschule Deggendorf bietet ab dem Sommersemester 2027 oder später die folgende St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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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Universität Kassel ist eine dynamische Universität mit rund 21.000 Studierenden. Sie hat ein außergewöhnlich breites Profil mit den Kompetenzfeldern Natur, Technik,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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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vangelische Hochschule Nürnberg sucht möglichst zum Sommersemester 2027 insbesondere für verschiedene gesundhei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gänge (Bachelor und Master) eine profilierte Persönlichkeit, die das Fachgebiet mit Anwendungsbezug in Lehre und Forschung vertritt

Bewerbungsschluss ist der 27.09.2026. Weitere detaillierte Informationen zu der Ausschreibung finden Sie auf unserer Karriereseite evhn.de/karr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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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der Hochschule für Wirtschaft und Umwelt Nürtingen-Geislingen (HfWU) besetzen wir am Standort Nürtingen in der Fakultät Agrarwirtschaft, Volkswirtschaft und Management zum Sommersemester 2027 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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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lierte Informationen zu den fachlichen Anforderungen und den Einstellungsvoraussetzungen finden Sie unter www.hfwu.de/stellenangeb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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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der Pädagogischen Hochschule Schwäbisch Gmünd ist zum nächstmöglichen Zeitpunkt nachfolgende Stelle zu be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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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gmuend.de

Weitere Informationen zur Stelle und den Zugang zum Online-Bewerbungsportal finden Sie unter www.ph-gmuend.de in den Stellenausschreibungen.

TECHNISCHE HOCHSCHULE DEGGENDORF

Die Technische Hochschule Deggendorf bietet ab dem Sommersemester 2027 oder später die folgende Stelle:

Professorin | Professor (m/w/d) für das Lehrgebiet "Smart Energy Systems and Power Grids" am European Campus Rottal-Inn in Pfarrkirchen BesGr. 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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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tellenmarkt für alle, die mehr bewegen wollen.

Ihre Jobsuche für Wissenschaft, Forschung, Öffentliches und Gesellschaft.

Mehr unter jobs.zeit.de - Erwünscht sind einschlägige Publikationen zur Schulpädagogik in theoretischen, quantitativ-empirischen sowie schulpraktischen Beiträgen

- Erwartet wird die Beteiligung der Stelleninhaberin oder des Stelleninhabers an der Pflichtlehre des Instituts in zentralen Bereichen der Schulpädagogik und Mitwirkung bei der Konzeption und Weiterentwicklung von Studienangeboten

- Erwartet wird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Professuren der Abteilung und des Instituts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sowie die Bereitschaft zur Kooperation mit der Professional School of Education Ludwigsburg-Stuttgart (PSE)

Im Übrigen gelten die in §§ 46 und 47 Landeshochschulgesetz (LHG) genannten Dienstaufgaben und Einstellungsvoraussetzungen in ihrer jeweils gültigen Fassung.

Akademischer Rat (m/w/d) für Evangelische Theologie / Religionspädagogik (26-66) (100%; A13 LBesGBW; ab sofort; unbefris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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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Bereich Pädagogik und Didaktik des Förderschwerpunkts Sprache (26-67) (70%; E13 TV-L; zum nächstmöglichen Zeitpunkt; befristet auf 2 Jahre nach § 2 Abs. 1 Wiss ZeitVG) Detaillierte Stellenausschreibungen im Internet unter: https://www.ph-ludwigsburg.de/hochschule/verwaltung/personalangelegenheiten/stellenangebote Wir freuen uns auf Ihre Bewerbung mit den üblichen Unterlagen bis spätestens 30.09.2026. Bitte reichen Sie Ihre Bewerbung über unser Bewerbungsportal ein. Bei Rückfragen: 07141 140-1450 oder rektorvorzimmer@ph-Informationen zur Hochschule finden Sie unter www.ph-ludwigsbu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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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Medizinische Universität Innsbruck bringt folgende Stelle zur Ausschreibung:

Universitätsprofessur für

UNIVERSITÄTSPROFESSUR BIOMEDIZINISCHE PHYSIK gem. § 99 Abs 1 UG Alle Informationen zur Ausschreibung und der Bewerbungsfrist unter: https://www.i-med.ac.at/berufungen/aktuelle-ausschreibungen.html

Hochschule Hof

An der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Hof ist an der Fakultät Gesundheit und Gesellschaft zum Wintersemester 2027/2028 eine Professur der Besoldungsgruppe W2 zu besetzen:

Soziale Ar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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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 Köln! DEINE STADT. DEIN JOB. mach-köln.de

Künstlerische/wissenschaftliche Direktion (m/w/d) für das Rautenstrauch-Joest-Museum in Köln

Das Rautenstrauch-Joest-Museum – Kulturen der Welt (RJM) ist eines der führenden ethnologischen Museen in Deutschland. Es widmet sich den internationalen Verflechtungen, der Vielfalt menschlicher Kulturen und den Herausforderungen einer postkolonialen Gegenwart. Das RJM versteht sich als offenes Forum, in dem künstlerische Praxis, 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Debatte in einen produktiven Dialog treten. Das Museum macht komplexe globale Themen in innovativen Ausstellungen und Veranstaltungsformaten verständlich und erleb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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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erwarten Sie praxisnahe Workshops zu Themen 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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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munikation & Konfliktmanagement • Sichtbarkeit in den sozialen Medien - Personalführung in der 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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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tut nix. Meistens!

Tigerhai Die Weibchen sind größer als die Männchen. Gilt als Müllschlucker der Ozeane, frisst fast alles, vom Delfin bis zum Autoreifen.

142 unprovozierte Angriffe* 39 tödlich

Bullenhai Lebt in Salz- und in Süßwasser – und ist daher oft im Mündungsgebiet von Flüssen anzutreffen. Das macht Konflikte mit Menschen wahrscheinlicher.

119 unprovozierte Angriffe 26 tödlich

Die drei Gefährlichsten

● ● ● ● ● ● ● ● ●

Haie sind gefürchtet, greifen jedoch nur selten Menschen an. Manche fressen sogar ausschließlich Plankton VON VERA HÖRGER (INFOGRAFIK) UND ADRIAN SPEIDEL (RECHERCHE)

Das Meer ist kein Pool, sondern Teil der Wildnis. Wer hier badet, sollte wachsam sein. Wenn Haie Menschen töten – was im Jahr 2025 neunmal vorkam –, ist der Übeltäter fast immer ein Vertreter dieser drei Arten.

Weißer Hai Der größte Raubfisch ist für den Menschen auch der gefährlichste. Weltweit gefährdet – und im Mittelmeer fast ausgestorben.

351 unprovozierte Angriffe 59 tödlich

Wo Hai-Angriffe vorkommen

In rund 90 Ländern wurden in den vergangenen fast 450 Jahren Unfälle mit Haien registriert – zwei Drittel davon in den USA (1.441) und Australien (642). In Europa ereigneten sich 60 Attacken, davon 15 in Griechenland und 13 in Italien.

Mindestens 3.103-mal haben Haie zugebissen Bestätigte Haiunfälle von 1580 bis heute

Wen es trifft Fast immer sind Wassersportler die Opfer. Verwechslungsgefahr Surfer ähneln auf ihrem Brett der Hai-Beute.

In fremden Gewässern Verletzungen durch Haie sind dort am häufigsten, wo viele Menschen in ihren Lebensraum eindringen. Und dort, wo Haie durch Lebensmittelreste oder mit Ködern für Touristen angelockt werden.

Wer muss vor wem zittern?

Meist illegal und mit brutalen Methoden werden jedes Jahr Millionen Haie getötet. Besonders grausam ist das Finning: Bei lebendigem Leib werden die Rücken- und Brustflossen abgeschnitten, sie gelten als Delikatesse. Danach werden die Tiere zurück ins Meer geworfen, wo sie untergehen und ersticken. Mehr als ein Drittel aller Hai-Arten sind vom Aussterben bedroht.

Wie viele tote Haie?

100 Mio. werden pro Jahr schätzungsweise von Menschen getötet.

Wie viele verletzte Menschen?

65 unprovozierte Angriffe von Haien ereignen sich pro Jahr.

Wer Menschen tötet Vorsicht vor Moskitos – Todesopfer pro Jahr weltweit**

Anders als Haie töten Stechmücken nicht direkt. Aber sie übertragen Krankheiten wie Malaria, Dengue- oder West-Nil-Fieber. Deshalb besorgt Fachleute, dass sich Tiger- und Anophelesmücken in Europa ausbreiten.

Harmlose Haie
Knapp 550 Hai-Arten sind weltweit bekannt. Die meisten: völlig harmlos. Der größte, der Walhai (10 Meter Länge), ist kein Räuber, sondern Planktonfresser.

$\frac{N^{o}}{894}$

* Seit 1580. Von einem »un- provozierten Angriff« spricht man in der Regel, wenn der Mensch den Hai vor dem Biss nicht ge- reizt, angelockt oder angegriffen hat und der Vorfall im natürlichen Lebensraum des Hais passiert ist.

** Die Zahlen für Stechmücke, Schlange und Hund sind von 2024, die für den Menschen von 2021, die für den Hai aus dem Jahr 2025.

*** Darin inbegriffen Tollwutfälle.

Quellen

International Shark Attack File (The Florida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WHO, National Geographic, WWF,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Hai Stiftung, Deutscher Tierschutzbund, UNODC

FEUILLETON

Foto: Jelka von Langen für DIE ZEIT
Valeria Gordeev, 39, wurde in Tübingen geboren. Sie erzählt von einem absurd-teuflischen Russland

Hier ist der Wahnsinn ausgebrochen

Mit ihrem Debüt schreibt Valeria Gordeev sich mal eben in die Literaturgeschichte ein: Der Roman zwischen Moskau, Kyjiw und Berlin macht schlagartig süchtig VON ADAM SOBOCZYNSKI

E

s gibt nicht viele Romane im Leben, die man fertigliest und die man sich dann, statt sie wegzulegen, sofort wieder vornehmen muss. Nicht aus Ratlosigkeit, sondern aufgrund einer fiebrigen Lust, das Gelesene noch genauer zu begreifen. Und weil man das weitverzweigte, so schöne und so schreckliche Reich, in das man geraten ist, einfach nicht verlassen will. Man hat sich so wunderbar eingerichtet, das kann und darf nicht schon vorbei sein. Nicht nach nur 640 Seiten.

Das Buch, von dem die Rede ist, trägt den schönen Namen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 und geschrieben hat es die 39 Jahre alte Schriftstellerin Valeria Gordeev. Teile ihres Romans wurden bereits in Zeitschriften und Anthologien veröffentlicht, und mit einem fulminanten Auszug daraus gewann sie vor drei Jahren den Ingeborg-Bachmann-Preis in Klagenfurt.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 ist ein komplett unwahrscheinliches Werk. Weil es so stark ist, weil es so herausragt aus der Flut der Neuerscheinungen. Weil es voller Rätsel steckt und doch ganz und gar ausgereift ist. Weil es eine fantastische Zumutung ist. Weil darin ein Feuerwerk an Ideen, an literarischen Mitteln und Referenzen, waghalsigen Assoziationen, surrealen und absurden Szenen gezündet wird, dass man sich fast schämt, zur schnöden Inhaltsangabe zu kommen, die oft so wenig aussagt über wirklich große Literatur.

Der Roman spielt überwiegend in Moskau, Kyjiw und in Berlin. Während die junge Lada als Künstlerin in Berlin unter der desaströsen Sanierung ihres Mietshauses leidet, arbeitet ihr Bruder Konstantin in Moskau in einem gewaltigen Forschungslabor mit vollgerümpelten Gängen und Sälen tief unterhalb des Lenin-Mausoleums, wo seit der frühen Sowjetunion an der Konservierung von Leichen und an einem Mittel für die Unsterblichkeit des Menschen geforscht wird, mindestens an der deutlichen Verlängerung des Lebens, was heute unter dem Begriff Longevity firmiert. Seit die Religion ihre Strahlkraft eingebüßt hat, leben wir eben im Zeichen eines unbändigen Fortschritts- und Machbarkeitsrauschs, vor dem allenfalls noch Sekten warnen.

Lada und Konstantin arbeiten beide für den Patenonkel Konstantins namens Boris Bogdanov: einen megareichen und zwielichtigen Oligarchen, der ein Netzwerk aus Firmen besitzt und sich der Langlebigkeitsforschung verschrieben hat – natürlich um selbst unsterblich zu werden, aber auch um die Menschheit zu beglücken. Während Lada für ihn Botendienste zwischen Kyjiw und Berlin verrichtet, ist Konstantin von Boris als Mitarbeiter ins Moskauer Labor eingeschleust worden, um Präparate und Forschungsergebnisse für seinen Pharmakonzern zu stehlen. Die beiden ahnen es anfangs nur, aber sie sind dadurch einen Pakt mit dem Teufel eingegangen. Goethes Faust strebte nach dem ewig vollkommenen Augenblick und ließ sich vom Satan um 30 Jahre verjüngen. Michail Bulgakow aktualisierte den Stoff in der Stalinzeit, in seinem berühmten Roman Der Meister und Margarita tobte sich der Teufel mit seinen illustren Helfershelfern bereits in Moskau aus. Valeria Gordeev aktualisiert den Faust-Stoff nun für die allerneueste Diktatur in Russland, und das ist ein im besten Sinne verwegen groß angelegtes Projekt, mit dem sie sich souverän in die Literaturgeschichte einschreibt.

Lada und Konstantin sind (wie auch die Autorin Gordeev) als Kinder sowjetischer Eltern, die aus Leningrad und Kyjiw stammen, in Deutschland aufgewachsen. Beide leiden unter Migrationsschäden: Konstantin hat einen schweren Putzfimmel entwickelt, Lada eine Sprachverwirrung und die Neigung zu Unordnung. Im Hintergrund taumelt der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auf die Ukraine auf sein brutales und burleskes Ende zu. Russland steht vor dem Bürgerkrieg, Teile des Heeres spalten sich ab, der Präsident ist unauffindbar, es wird eine Marionette, ein zwölfjähriger Akrobat, als Monarch eingesetzt, während in Wahrheit das Militär die Macht an sich gerissen hat. Und eine religiöse Splittergruppe verübt noch munter Terroranschläge. Kurzum: Hier ist der Wahnsinn ausgebrochen. Und in dieser unübersichtlichen und mephistophelischen Welt (die letztlich unsere eigene Ohnmacht vor dem politischen Geschehen spiegelt und vorführt) versucht sich das verwirrte Geschwisterpaar zu orientieren. In diesem Roman – und das ist ziemlich einmalig – wird die politische Umbruchzeit unserer Gegenwart, dieses ungute Gefühl, überfordernden, absurden Ereignissen ausgesetzt zu sein, konsequent in Literatur überführt. Es gibt immer wieder Passagen, die einen atemlos zurücklassen und welt-literarischen Rang haben. Etwa wenn Konstantin in einer langen, grausam gedehnten Szene in geheimer Mission in die Unterwelt des Kremls steigt und in den verwahrlosten, labyrinthisch angelegten Laboren nach einem wichtigen Objekt für seinen Onkel sucht. Wie er dort slapstickhaft umherirrt, ein bisschen wie Josef K. in Kafkas Process, wie er herumstolpert, alles Mögliche umschmeißt, sich schwer am Fuß verletzt, der ihm seltsamerweise nicht wehtut (womit ein Verweis auf den Hinkefuß des Teufels gesetzt ist), das alles ist einfach hinreißend erzählt. Und zwar in einem kristallklaren, präzisen Stil, der den Irrwitz erst recht hervortreten lässt.

In diesem Labor, diesem Vorhof der Hölle, liegen die Leichen zu Forschungszwecken herum: »Dass die Körper in den Wannen von einer Flüssigkeit bedeckt waren, erkannte er erst aus der Nähe. Dann sah er die Haare, die auftrieben. Über den Armen und Beinen schwebte ein durchscheinender Flaum, darin kleine Bläschen, Perlen, die wanderten, während sich die Köpfe von dem aufstrebenden Haar fast ein wenig zu heben schienen, als wollten sie aufschauen, sich umsehen, wer da gekommen war, so spät in der Nacht. In diesen Wannen wurden verschiedene Konservierungsverfahren getestet. Er sah Fußsohlen, prall und gelb.« Russland ist in diesem Roman ein scheinlebendiges Reich, ein gepimpter Kadaver, die Fratze eines Zombies. Letztlich aussichtslos, der Staatshülle noch Frische abzuringen, aber es wird mit aller Gewalt versucht.

Wir wollen nicht verraten, welches Schicksal den beiden Geschwistern, die einem während der Lektüre ziemlich ans Herz wachsen, schließlich blüht, ob sie vollends in die Hölle fahren oder das Elixier für ein unendliches Leben finden. Der Roman steuert auf sein Finale in unzähligen Nebensträngen und Exkursen zu. Sie fügen sich erst nach und nach zu einem harmonischen Ganzen und entfalten eine analytische, detektivische Spannung. Unter anderem spielt ein Sachverständiger des Vatikans für Wunder eine illustre und makabre Rolle. Gordeev zeigt hier, wie die menschliche Sehnsucht nach Unsterblichkeit zunächst von religiösen, dann von kommunistischen und schließlich von kapitalistischen Akteuren bewirtschaftet wurde und wird. Der Größenwahn, die Todsünde der Hybris, kleidet sich historisch eben immer wieder um. In einem anderen Exkurs erzählt die Autorin von der Hungerblockade von Leningrad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von den bis heute nachwirkenden Traumata des Ostens: »dem Trauma der sowjetischen Jahrzehnte, dem Trauma des nazideutschen Überfalls, dem Trauma des Bürgerkrieges und dem Trauma der Hungerkatastrophe«. Sie haben sich noch den Nachgeborenen, Lada und Konstantin, in die Seelen und Körper eingeschrieben.

Valeria Gordeev wählt nicht den handelsüblichen Weg, die Gewaltgeschichte der Sowjetunion und ihre Nachwirkung auf eine realistische oder autofiktionale Weise zu literarisieren. Im Gegenteil: Hier treten unterschiedliche Erzähler auf, Agenturmeldungen werden eingebaut, Onlinekommentare wiedergegeben, Illustrationen in den Text einmontiert. Gordeev zehrt von der Tradition des Absurden in der ukrainischen, russischen und sowjetischen Literatur, von Nikolai Gogol, Michail Bachtin oder Daniil Charms und seiner Künstlergruppe Oberiu. Von einer Literatur also, die dem Totalitarismus mit schwarzem Humor und der Groteske begegnete. In Die Zikade entschlüpft ihrer goldglänzenden Hülle begegnen uns dämonische Katzen, künstliche Menschen, der Wiedergänger des Messias und der Teufel. Dieser Roman spielt eben nicht nur auf Erden, sondern auch in der Unterwelt mit ihrer sehr eigenen Logik. Das Groteske ist hier nicht selbstzweckhaft komisch und witzig, es ist Ausdruck politischer Ohnmacht und damit ein Medium der Erkenntnis. Man lacht zwar von Herzen, aber aus Verzweiflung. Das heimliche Leitmotiv des Romans ist der Widerstand, worauf auch der Titel hinweist: Bei ihm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alte chinesische Klugheitslehre, die bei Gefahr zur trickreichen Tarnung rät.

Es gibt diesen berühmten, etwas verbrauchten Satz von Franz Kafka. Ein Buch, schrieb er in einem Brief, habe zu wirken »wie ein Unglück«, es müsse »die Axt sein für das gefrorene Meer in uns«. Nun stößt man endlich wieder auf ein solches Buch. Es macht schlagartig wach und nervös und süchtig. Man wird mit literarischen Waffen in unsere Wirklichkeit gestoßen. Und man wird dieses Werk immer wieder aufs Neue aufschlagen und dann immer noch Neues finden.

Fortsetzung folgt »Woke 1« ist am Ende, heißt es. Kommt jetzt also »Woke 2«?

W

Wir Freunde der Kulturproduktion wissen: Fortsetzungen können ganz, ganz schlimm sein. Der weiße Hai 2, Police Academy 6, Das Vermächtnis der Wanderhure – alles Mist. Bevor wir aber dazu kommen, nehmen wir nervös zur Kenntnis, was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neulich in einem Interview sagte. Die Frau, die zumindest nicht ausschließt, die erste Präsidentin der USA werden zu wollen, zitierte einen Parteikollegen mit den Worten: »Woke 1 was crazy.« Und nun gibt es Aufregung.

Mit »Woke 1« ist jene maximalistische Phase der politischen Linken vor und während der Pandemiejahre gemeint, die von dem abgewürgt wurde, was Medien zuletzt sehr beharrlich als »Vibe-Shift« bezeichneten – die Übernahme von Zeitgeist und politischer Macht durch reaktionäre Kräfte. Was mit »crazy« gemeint ist: dass es ebendiese Linke ganz schön übertrieben hat mit ihren Forderungen, Polizei, Gefängnisse und Thanksgiving abzuschaffen. Wirklich entschuldigt hat sich Ocasio-Cortez für nichts. Trotzdem werfen ihr, die als Vertreterin des Plastikkonzepts »Wokeness« gilt, sowohl Anhänger als auch Gegner Opportunismus vor, und den mag keiner. Dabei hat Ocasio-Cortez mit der Platzierung dieses Zitats vor allem ein Türchen geöffnet. Wenn es »Woke 1« gab, kann es folglich »Woke 2« geben, die Fortsetzung nach dem ersten Teil, der viele ratlos zurückgelassen hat. Bevor wir nun dieses Sequel nach dem bekannten Muster besetzen (Ricarda Lang als Hafermilch, Wolfgang Kubicki als Dieselmotor, Zohran Mamdani als Gendersternchen), schreiben wir doch ein paar versöhnliche Worte ins Skript. Halten wir ungekränkt, aber ohne Triumphgesicht fest, dass etwa manche Sensibilität und Sprachregelungsfixierung vielleicht drüber war. Es ist ja so, dass Maximalforderungen, zumal solche nach Gerechtigkeit, wichtig sind, um sich sinnvoll über Fortschritt zu unterhalten. Man kann jene Forderungen, die sich als nicht zielführend erweisen, aber auch anpassen, ohne sich pauschal vorwerfen lassen zu müssen, vor irgendwem einzuknicken.

Was wir allerdings notieren: Die große Effektschlacht »Woke 1« war kein rein linkes Projekt. Sie war eine Gemeinschaftsproduktion. Ihre Hauptdarsteller sind nicht bloß hochsensitive Studentinnen gewesen, sondern auch Konservative und Rechte, die sich bisweilen derart an Beispielen für einen überschießenden Gerechtigkeitswillen verbissen haben, dass es ihnen die Sicht auf die Welt trübte. Doch sie waren oft lieber wütend über Triggerwarnungen, als zur Kenntnis zu nehmen, dass Joe Biden auf Gewerkschaftsstreiks vorstellig wurde und Linke von Berlin bis Brooklyn darüber brüteten, wie die Mieten günstiger werden könnten, also das taten, was sie angeblich vor lauter Cancelei verlernt haben: sich um die »einfachen Leute« sorgen, wer auch immer die in »Woke 1« waren. Ganz klar war das nie. Klar ist aber: Die Fortsetzung kann eigentlich nur besser werden. Vielleicht wird »Woke 2« sogar gut. Und wenn nicht, folgt bestimmt, in schöner Tradition misslungener Sequels, immerhin bald »Woke 3 – Tokyo Drift« und »Woke 4 – Jetzt wird geheiratet«. JULIA LORENZ

Foto: Gabriela Hasbun für DIE ZEIT

Ist das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vorbei, Francis Fukuyama?

Unsere Demokratie steht unter Druck. Warum wir trotzdem nicht die Hoffnung aufgeben sollten und wie sie sich verteidigen lässt

DIE ZEIT: Francis Fukuyama, ist das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vorbei?

Francis Fukuyama: Nein. Es steht unter Druck, aber es ist definitiv nicht vorbei.

ZEIT: Was verstehen Sie unter Aufklärung?

Fukuyama: Historisch entstand mit der wissenschaftlichen Methode ein Regelwerk, das es den Menschen ermöglichte, die Welt um sie herum zu verstehen und in vielerlei Hinsicht auch sich selbst. 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sollte das Dogma ersetzen, das zuvor als Wahrheit galt und vor allem von religiösen Institutionen verbreitet wurde. Man wollte so ein tieferes Verständnis der materiellen Welt erlangen und damit die Fähigkeit, sie zu gestalten.

ZEIT: Sie haben sich Ihr Leben lang mit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beschäftigt – ist sie ein Kind der Aufklärung? Fukuyama: Sie ist eines ihrer Ergebnisse und entstand aus den Religionskriegen nach der Reformation. Die Überzeugung war: Nicht Priester sollten bestimmen, ob die Erde sich um die Sonne dreht oder umgekehrt, sondern Wissenschaftler. Daraus entstand ein Misstrauen gegenüber Dogmen und die Idee, dass sich Gesellschaften auf Grundlage eines empirischen Verständnisses der Welt ordnen lassen. In einer liberalen Ordnung schreibt der Staat keine einheitliche Lebensweise vor.

ZEIT: Was meinen wir heute, wenn wir von Liberalismus sprechen?

Fukuyama: Wir sprechen von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einer Kombination aus Liberalismus und Demokratie. Die Menschen sollen darüber bestimmen, welche Regierung über sie herrscht, das ist der demokratische Teil. Der liberale hat mit der Begrenzung der Macht dieser Regierung zu tun. Sie darf die Grundrechte der Bürger nicht verletzen. Sie darf keine beherrschende Rolle in der Wirtschaft einnehmen, weil man einen freien Markt will, in dem Käufer und Verkäufer ihre eigenen Entscheidungen treffen. Diese Kombination aus liberalem Rechtsstaat und demokratischer Rechenschaftspflicht verstehen wir heute unter einer liberalen Demokratie.

ZEIT: Wenn Sie sagen, das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steht unter Druck – woher kommt dieser Druck? Fukuyama: Zwischen 1989 und dem ersten Jahrzehnt des 21. Jahrhunderts wuchs die Zahl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n von rund 35 auf weit über 100. Aber seit etwa 2008 erleben wir einen Rückgang. Wir sahen den Aufstieg Chinas und Russlands zu autoritären Großmächten, die ihren Einfluss über ihre Grenzen hinaus ausdehnen wollen. Am alarmierendsten finde ich aber den Aufstieg illiberaler Parteien in etablierten Demokratien. Sobald man jedoch ein illiberales politisches System hat, kann es auch die Demokratie untergraben. ZEIT: In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aben Sie die Gefahren für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beschrieben. Vieles davon wirkt erschreckend aktuell.

Fukuyama: The last man ist ein Begriff von Friedrich Nietzsche. Für ihn taucht »der letzte Mensch« am Ende der Geschichte auf. Das heißt: Ein erfolgreiches liberales Regime bringt Wohlstand und Sicherheit hervor, und als Folge davon gibt es kein höheres Streben mehr, nichts, wofür Menschen bereit wären, ihr Leben zu riskieren. 1991 sah ich das als eine der Gefahren: dass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zu erfolgreich werden könnte, dass die Menschen Frieden und Wohlstand zu selbstverständlich nehmen. Und genau in dieser Situation befinden wir uns derzeit in Nordamerika und Europa. ZEIT: In dem Buch taucht auch Donald Trump auf – als erfolgreicher Geschäftsmann, der sich niemals für Politik interessieren würde. Da lagen Sie falsch.

Fukuyama: Mein Punkt war: Jede Gesellschaft bringt ehrgeizige Menschen hervor, die als besonders anerkannt werden wollen. Tatsächlich benötigt eine Gesellschaft diese Form von Streben auch, weil es ohne sie keine Exzellenz gäbe, keine großen Fußballer, Pianisten oder Künstler. Ich habe gefragt: Bietet das kapitalistische System ein Ventil für diesen Ehrgeiz, besser zu sein als andere? Man kann sehr reich werden, das sollte genügen, um zufrieden zu sein. Und ich nannte Donald Trump als Beispiel dafür, aber ich habe mich geirrt.

ZEIT: Gehen wir einen Schritt zurück. Die Ideen der Aufklärung drehten sich um Wissenschaft. Warum stehen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eute unter Druck? Fukuyama: Es gibt ein langfristiges und ein spezifisches Problem, das mit Corona zusammenhängt. Das langfristige Problem ist: Wissenschaft stellt keine Wahrheit her. Sie kann nur beweisen, was falsch ist, und nicht, was wahr ist. Damit sind wir beim aktuellen Problem: Gesundheitsbehörden wurden durch die Erfahrungen mit Covid diskreditiert. Es hieß: Tragt Masken, wascht eure Hände, schließt die Schulen. Am Ende stellte sich heraus, dass vieles davon so nicht stimmte. Nicht wegen irgendeiner Verschwörung, sondern weil so die Wissenschaft funktioniert. Viele Menschen empfanden die Maßnahmen aber als bewusste Manipulation der Eliten. Das führte zu einer allgemeinen Politisierung von Wissenschaft. In den USA glauben etwa 20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dass Impfstoffe schädlich sind.

ZEIT: Sind Sie trotz allem noch Optimist, was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als Endpunkt der Entwicklung angeht? Fukuyama: Sagen wir so: Ich bin offen für die Möglichkeit, dass ich mich irre und China ein überlegenes System entdeckt hat. Wenn China in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immer noch besser dasteht als die USA, müsste ich zugeben, dass ich falschlag und es tatsächlich eine ernst zu nehmende Alternative gibt. Wenn in den vergangenen 35 Jahren jemand den Wert der liberalen Demokratie infrage stellte, war meine Antwort: Zeigen Sie mir ein System, das verspricht, überlegen zu sein. Bis heute habe ich keine wirklich plausible Alternative gesehen.

Alle Folgen unter www.zeit.de/serie/ nur-eine-frage

ZEIT: Sie haben also auch noch Hoffnung für die USA? Fukuyama: Absolut. Ich halte es sogar für gefährlich, die Hoffnung zu verlieren, denn nur durch Mobilisierung und das Spielen des demokratischen Spiels lassen sich die antidemokratischen, illiberalen Trends umkehren. Das haben wir im April in Ungarn gesehen: Viktor Orbán kontrollierte das politische System in vielerlei Hinsicht – die Medien, den Markt. Und dennoch haben ihn die Ungarn abgewählt.

ZEIT: Wie viel Freiheit sollte man den Feinden der Freiheit gewähren?

Fukuyama: Man sollte sie nicht einschränken, es sei denn, sie beginnen, die Grundlagen der Freiheit selbst anzugreifen. Wenn liberale Prinzipien wie Meinungsfreiheit infrage gestellt oder geleugnet werden, wird es problematisch. Liberale Demokratie ist kein Selbstmordpakt – sie muss wehrhaft sein. Wenn die Bedrohung ein bestimmtes Maß erreicht, muss man manchmal auch undemokratische Methoden anwenden.

ZEIT: In Deutschland gibt es eine große Debatte über die AfD, die in Teilen gegen die Fundamente der Demokratie arbeitet. Es wird diskutiert, ob man versuchen sollte, die AfD zu verbieten. Wie sehen Sie das?

Fukuyama: Ich halte es für sehr unwahrscheinlich, dass die AfD eine Mehrheit im Bundestag erhalten könnte. Die Erfahrungen mit Regierungen unter Beteiligung rechtsextremer Parteien, etwa in den Niederlanden, waren für diese Parteien außerdem nicht gut. Sie sind vielleicht beliebt, wenn sie in der Opposition sind. Sobald Rechte aber Regierungsentscheidungen treffen und sich der Realität stellen müssen, verlieren sie oft stark an Popularität: Wollen wir wirklich aus der EU austreten? Wollen wir wirklich unsere Grenzen schließen? Mein Gefühl ist, dass die liberal-demokratischen Kräfte in Europa etwas gelassener sein sollten.

ZEIT: Wir können optimistisch in die Zukunft blicken? Fukuyama: Unsere Bevölkerungen sind in der Lage, Widerstand zu leisten, sich zu organisieren und Bündnisse zu schaffen, um den Illiberalismus zu bekämpfen. Wir haben das bereits in Polen, in Ungarn und andernorts gesehen. Ich glaube, das wird auch in den USA passieren. Deshalb sollten wir die Hoffnung nicht aufgeben und die harte, langweilige Arbeit demokratischer Politik leisten, damit die Zukunft unseren Wünschen entspricht und nicht denen einer Minderheit.

Francis Fukuyama, 73, ist einer der bedeutendsten politischen Theoretiker unserer Zeit. Dieses Jahr erschien von ihm »Der letzte Mensch«.

Der Podcast In »Nur eine Frage« stellt ZEIT- Chefredakteur Jochen Wegner den bestmöglichen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die großen Fragen der Zeit.

Das Gespräch führte Jochen Wegner

Der Kritiker mit Flügeln

Zum 80. Geburtstag des früheren ZEIT-Feuilletonisten Benjamin Henrichs

Ohne ihn wäre ich nie zum Theater gekommen. Auf dem Küchentisch meiner Eltern stapelte sich wie immer die ZEIT, ungefähr das Langweiligste, was es bei uns zu Hause gab. Einmal lag eine Ausgabe aufgeschlagen da, auf der Seite das Foto eines imposanten Mannes mit einer Frau im Arm. Das war Ulrich Wildgruber in Wedekinds Lulu, inszeniert von Peter Zadek, rezensiert von Benjamin Henrichs. Nichts davon sagte mir etwas, aber ich begann zu lesen. Und schon nach wenigen Sätzen hatte ich das Gefühl, auf der Bühne des Deutschen Schauspielhauses zu stehen – mehr noch: selbst Wildgruber zu sein, der lallend vor Verlangen nach der barbusigen Lulu die Treppe hinunterstürzte. Wie konnte jemand so schreiben? So lebendig, so szenisch, so frei von Bildungshuberei? Dieser Henrichs schrieb, wie Herbert Zimmermann das Jahrhunderttor von Helmut Rahn kommentiert hatte. Aus dem Hintergrund müsste Wildgruber schießen, Wildgruber schießt! Toooor!

Von nun an wühlte ich in den ZEIT-Stapeln und las, was ich von Henrichs finden konnte.

»Die alten Kinder« über Peter Steins Drei Schwestern begann so: »Es ist zwölf Uhr mittags. Noch ist nicht viel geschehen.« Zwei Sätze, und ich war wieder im Theater. Sonnenlicht flutete durch die offenen Fenster eines weiten Salons, Menschen saßen, redeten herum. Ich merkte mir fortan die Namen der Schauspieler und Regisseure. Wildgruber, Susanne Lothar, Zadek und Stein wollte ich nun selber sehen. So verliebte ich mich als Schüler ins Theater.

Und warum? Weil ein Kritiker dieses Theater abgöttisch liebte und seine Liebe in Gegen-

wart verwandeln konnte. Macht Liebe blind? Ja, aber Henrichs, Sohn eines Theaterintendanten, hatte bei Rudolf Noelte hospitiert, dem großen Vermesser der kleinsten menschlichen Regung. Henrichs war zum genauen Sehen erzogen worden, trotz seines Verliebtseins. Wie nenne ich ihn? Den »Prospero der Theaterkritik«, einen Zauberer, dessen Texte manchmal sogar besser waren als das Theater selbst? Damit stünde er neben Alfred Kerr! Oder den »Dionysos der Kritik«, weil er das Theater und seine Schauspieler liebte – nicht blind (klar, wegen Noelte), aber bis zum Rausch? Ulrich Wildgruber hat für Henrichs' Begabung ein schönes Bild gefunden. Wenn Henrichs etwas gefiel, schrieb Wildgruber 1992 in einer Laudatio, dann konnte es geschehen, »dass er sich in einen Cherub verwandelt«. Dann saß da kein Kritiker mit Rotstift, sondern einer mit Flügeln, der uns mit in den Theaterhimmel riss. Auf die Frage, ob er je ganz ernst um Personen, Programme und Richtungen (das Kerngeschäft heutiger Kritik!) gestritten habe, sagte er: »Es ist ein Spiel. Das vergesse ich nie.« MORITZ RINKE

Ich leide, also bin ich

Überforderung, Hitzewelle, jetzt auch noch die Krankschreibungspflicht – am lautesten beweint sich heute jeder selbst. Dabei steht unsere Larmoyanz dem Mitgefühl für andere im Weg VON JENS JESSEN

Die Welt ist aus den Fugen. Krisen, Kriege, Klimakatastrophen jagen sich, da taucht aus den Schreckenskammern des westlichen Seelenkitsches wieder das »innere Kind« auf, das ge-

tröstet und geheilt werden oder eben »Heimat finden« muss, wie der Klassiker von Stefanie Stahl aus dem Jahre 2015 heißt, der achtmal in Folge den ersten Platz auf der Jahresbestsellerliste des Spiegels belegte. Und wo das innere Kind regiert, sind selbstverständlich die »Achtsamkeit«, die »Vulnerabilität« und die »red flags« mit im Kabinett, die von einer »übergriffigen« Umwelt verletzend ignoriert werden. Die neueste Prägung ist der Begriff »Selbstmitgefühl« der amerikanischen Psychologin Kristin Neff. Er hat derzeit bei vielen ihrer Kollegen Konjunktur.

Man stutzt ein wenig – ist es nicht eher das Mitgefühl mit anderen, das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fehlt? Aber nein, es geht nicht um die anderen. Es geht um das zarte Ich, die eigene Verletzlichkeit, derer man sich voller Selbstmitgefühl annehmen muss. Soll man sich darüber wunder oder gerade nicht? Die allmähliche Eskalation romantischer Empfindsamkeit zur selbstverliebten Larmoyanz hat sich schon vor den beiden Weltkriegen angebahnt, bei gleichzeitig zunehmender Verrohung der äußeren Sitten.

In seinen Überlegungen zur Krise moderner Innerlichkeit hat der spanische Philosoph Miguel de Unamuno den Begriff des »sentimentalen Snobismus« geprägt. Zur Illustration schilderte er das Verhalten eines iberischen Dorfes, das eine hilflose Katze auf dem Dach eines brennenden Hauses beobachtet und deren Schicksal tränenreich bedauert, aber nichts zu ihrer Rettung unternimmt. Ins heutige Vokabular übersetzt ließe sich sagen: Die Bevölkerung erfreut sich an ihrer Empathie, sie erfährt sich im Beklagen als moralisches Subjekt, nicht in der tätigen Abhilfe.

Die Diagnose, dass kollektives Beweinen mehr Genugtuung verspricht als der entbehrungsreiche, vielleicht scheiternde Versuch, die Umstände zu ändern, lässt sich nicht nur sprachlich mühelos aktualisieren. Sie lässt sich auch auf den seltsamen Zustand der Lähmung übertragen, der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von heute befallen hat (und nicht nur von Ijoma Mangold jüngst in der ZEIT beschrieben wurde). Die Lähmung geht einher mit lautem Wehklagen und hitzigen Debatten, die allerdings nicht oder selten zu Taten führen.

Die wirklich fatalen Waldbrände werden auf die Erderwärmung zurückgeführt, an der sich aber bequemerweise nichts ändern lässt. Mit ähnlicher

Trägheit wird der Niederga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ingenommen; man bejammert die Übermacht Chinas, aber die Verfasstheit der strauchelnden Unternehmen wird lieber insofern berücksichtigt, als strengere Regeln für Diversität am Arbeitsplatz gefordert oder mangelnde Gleichstellungserfolge kritisiert werden. Der Flüchtlingsansturm auf die spanische Enklave Ceuta in Nordafrika führt nicht zu verstärkter Entwicklungshilfe in den Herkunftsländern, sondern zu heftiger Kritik an der Regierung in Madrid, die wahlweise dafür gescholten wird, zu viele Menschen unrechtmäßig hereingelassen oder zu viele grausam abgewiesen zu haben.

Es liegt auf der Hand, dass das eine nichts mit dem anderen zu tun hat. Bezeichnend ist jedoch, dass in jedem Fall dem moralischen Urteil der Vorzug vor einer praktischen Lösung gegeben wird. Kritische Betroffenheit ist immer die einfachste und schnellste Antwort auf eine Bedrohung. Aber sieht man sich unseren notorischen Umgang mit äußerem Elend und externen Missständen näher an, fällt auf, dass die politische Herausforderung reflexhaft in eine private Zumutung verwandelt wird, das Leiden der anderen in das Leiden der Beobachter. Was macht das mit mir, wenn ich die Bilder von Ceuta sehe? Oder umgekehrt: Was scheren mich die Massenentlassungen in der Wirtschaft oder drohende Arbeitsplatzunsicherheiten, wenn ich mich, an meinem Platz, von Kollegen scheel angesehen fühle? Was kümmern mich Hungersnöte, wenn ich in sozialen Medien als zu dick oder zu dünn angesehen werde – oder auch nur befürchte, so kritisiert werden zu können?

Eine solche Reaktionsweise ist, um ein anderes, aber deutlich ehrlicheres Modewort zu verwenden: narzistisch. Die äußere Welt gilt nur in Hinblick auf mich – ob ihr Spiegelbild in mir sich gut oder schlecht anfühlt. Warum weinen die Bewohner des iberischen Dorfes? Sie weinen nicht um die Katze, sie weinen, weil ihnen das Bild der Katze wehtut. Es ist ihr Schmerz, nicht der Schmerz der Katze.

Diese Ich-Bezogenheit, die geradezu autistische Eingeschlossenheit in die eigene Wahrnehmung, hat in den Gesellschaften des Westens monströse Züge angenommen. Das gilt auch für viele Formen des berechtigten politisch gemeinten Protestes. Die Klimakleber müssen sehr wohl gemerkt haben, dass sie durch ihre Störung des Berufsverkehrs keine Sympathien für ihr Umweltanliegen weckten. Das wäre aber nötig gewesen – die Aktion selbst trug ja nichts zur Klimaverbesserung bei. Sie hätten die Herzen der Bürger gewinnen müssen, um politische

Entscheidungen zu erzwingen, stattdessen sorgten sie nur für Ärger. Warum war ihnen das egal? Manches spricht dafür, dass es ihnen nur vorgeblich darum ging, die Klimaschädlichkeit des Autos sichtbar zu machen, vor allem ging es ihnen darum, sich selbst als gute, engagierte Menschen sichtbar zu machen. Seht her, das bin ich – ich, der ich Entbehrungen, Kälte, Gefährdungen des leiblichen Wohls und Strafanzeigen auf mich nehme. Ich, der gute Mensch in allen Medien!

In Zeiten des frühen, des antiken Christentums gab es Bischöfe, die vor der Erschleichung des Martyriums warnten – die Menschen sollten sich nicht ohne Not und äußeren Zwang zu Märtyrern machen. Ein solches Verhalten sei nicht gott-, sondern selbstgefällig. Aber wo es um Gottgefälligkeit nicht mehr geht – die entsprechende Demut und Selbstbescheidung sind kaum Sache des Narzissten –, geht auch die Warnung vor dem Gratis-Mut der Gratis-Märtyrer ins Leere. Wer kann, macht sich seine Stigmata selbst, und sei es durch Provokation eines Gegners, der vielleicht zuvor noch gar nichts von seiner Gegnerschaft wusste. Über Hasskommentare im Netz wird viel geklagt, aber es wird wenig über den Stolz geredet, mit dem manche Betroffene von ihnen erzählen.

Vielleicht ist Sichtbarkeit beziehungsweise Furcht vor der Unsichtbarkeit in den Medien überhaupt der entscheidende Antrieb für die Menschen, sich in ihrer Verletzlichkeit zu präsentieren. Denn womit ließe sich Aufmerksamkeit leichter herstellen als durch die Inszenierung als Opfer? Nur eine Minderheit, allerdings eine gefährliche, versucht, Aufmerksamkeit als Täter zu ertrotzen. Die meisten erstreben die Opferrolle und arbeiten hart an ihrer »Vulnerabilität«. Sie sind einsam und diskriminiert, sie haben spezielle Ernährungsansprüche. Und schon ein ärztliches Attest für die Krankmeldung ab dem ersten Tag nachreichen zu müssen (nicht am ersten Tag, wie manchmal behauptet!) ist eine Zumutung, die noch kränker macht.

Und wenn alles nicht reicht, dann hat man zumindest ADHS, keineswegs nur als Schulkind, sondern inzwischen auch als Erwachsener. Die Selbstdiagnosen als seelisch oder körperlich Belastete überschlagen sich, man lebt in toxischen Beziehungen, leidet an toxischer Männlichkeit, nicht nur als Frau, sondern auch als Mann, und alle zusammen fühlen sich fremd im eigenen Körper. Gibt es aber ausnahmsweise gar nichts Außergewöhnliches zu monieren, dann bleibt doch der Alltag als Krankheitsfaktor: »Der Fleischwolf des Alltags macht Hack aus den Menschen«, schrieb neulich die Schriftstellerin und Ärztin Iryna Fingerova in der ZEIT.

Vielleicht ist Überforderung, nämlich allein schon vom Leben in einer schleichend lebensfeindlich gewordenen Zivilisation, tatsächlich das dominante Gefühl. Das Leiden ist aber auch ein Kapital, das Profite einbringen kann, moralische Profite, soziale Profite, existenziellen Profit: Ich leide, also bin ich ein guter Mensch. Ich leide, also bin ich sichtbar. Oder einfach nur: Ich leide, also bin ich. Aber wer sich selbst als Opfer sieht oder als solches in den Medien gesehen werden will, hat keine Kapazitäten frei, um anderen, bescheidener oder gar nicht in Medien auftretenden Opfern aus anderen Weltgegenden zu helfen.

Es darf freilich nicht verschwiegen werden, dass es nicht die Individuen allein sind, die in die Aufmerksamkeitskonkurrenz des Internets um die schönste Opferrolle drängen: Eine ganze Industrie arbeitet daran mit, zuvörderst die Buchbranche, die Ratgeber für jedes noch so abwegige Leiden auf den Markt wirft. Und wo ein Ratgeber ist, wachsen die Ängste von selbst nach. Es ist unmöglich, von der Aussöhnung mit dem inneren Kind zu lesen (so der Titel des berühmten wie einflussreichen Buches von Erika J. Chopich und Margaret Paul), ohne sich sogleich zu fragen, ob man selbst vielleicht diese Aussöhnung versäumt habe.

Und so verhält es sich auch mit hochspezieller Ernährung, Neurodiversität oder der Fremdheit im Körper. Wer davon hört, beginnt unweigerlich, um seine physische und seelische Gesundheit zu bangen. Es ist gewissermaßen eine Aufmerksamkeitskonkurrenz zweiter Ordnung, die von den Ratgebern und verwandten Artikeln in Medien betrieben wird. Sie buhlen um das Interesse von Lesern, die schon ihrerseits dazu neigen, sich mit irgendeiner Vulnerabilität interessant zu machen. Die Weinerlichkeit unserer Gesellschaft ist mehr als eine soziale Disposition ihrer Mitglieder, es ist ein ganzes System, ein Geschäftsmodell und eine Diskursmaschine, die den schwachen Menschen propagiert.

Unvorstellbar, dass es Zeiten gab, in denen sich die Menschen stark fühlten, danach trachteten, Herr ihres Schicksals zu werden und den Ausgang aus ihrer selbst 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zu suchen. Emanzipation galt als Gang der Geschichte. Es ist ebenso interessant wie deprimierend, dass heute Emanzipation meist nur als gescheiterte, als eine in die Sackgasse geratene, von einem Backlash bedrohte beschworen wird. Die solches tun – den Menschen nur bei seiner Wehleidigkeit, nicht bei seiner Stärke packen –, befördern das, was sie beklagen. Mit Weinerlichkeit ist nichts zu gewi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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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ER DRITTES AUGE

Eine Revolution im Geiste: Seit 200 Jahren verändert die Fotografie den Blick des Menschen auf sich und die Welt

VON HANNO RAUTERBERG

A uf einer der ersten Fahrten der englischen Eisenbahn ging es von Darlington nach Stockton, mit 600 Menschen an Bord und großem Jubel im Gepäck. Noch größer aber war 1825 die Angst. Manche befürchteten Schwindel und Erbrechen, denn

für die unerhörte Geschwindigkeit – die Lok fuhr mit knapp 30 Stundenkilometern – schien der menschliche Körper nicht gemacht. Allein durch den Anblick fahrender Züge würden Hirnschäden entstehen, meinten einige. Erblindung war das Mindeste. Besser, man errichtete Zäune, mannshoch und blickdicht.

Die Ängste wirken heute kurios und waren zugleich symptomatisch: Zusammen mit der keuchenden Maschine, ihrer Hitze, dem Dampf, war damals eine neue Epoche in Gang gekommen. Eine Zeit des Brodelns, der Rasanz, der radikalen Verwandlung. »Alles Ständische und Stehende verdampft«, befand Karl Marx im Jahr 1848. Und kein Bretterzaun konnte daran etwas ändern. Wohl aber, das hofften viele, die Fotografie.

Als man in England die ersten Bahnschienen verlegte, saß der Franzose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daheim in seiner Dachstube, einst Offizier, jetzt Rentner mit 60 Jahren, und versuchte anzuhalten, was sich nicht halten lässt – das Leben selbst. Und nebenher natürlich die Zeit, die Wirklichkeit, Lokomotiven inklusive. Über die Jahre hatte Niépce das Anwesen seiner Eltern in ein Laboratorium verwandelt. Fernab der Metropolen, auf einem Landgut südlich von Dijon, gelang ihm eine kleine, zunächst recht unspektakuläre Entdeckung. Kurz darauf jedoch erwies sich das, was Niépce in seiner Dachstube geglückt war, als Beginn einer neuen Epoche. Und bis heute wirkt sie fort: diese Revolution im Geiste.

Nicht nur Niépce, auch andere Tüftler in Norwegen, Brasilien, Deutschland oder den USA experimentierten zu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s mit lichtempfindlichen Silbersalzen, Asphaltpulver, Terpentin, auch mit Lavendelöl, und fast alle bedienten sich einer Camera obscura, deren Prinzip schon Jahrhunderte vor Christus von den Chinesen entdeckt worden war und dann in der Renaissance den Künstlern dabei half, wirklichkeitsgetreue Bildnisse zu entwerfen. Niépce nutzte eine solche Lochkamera, um mit einer Belichtungszeit von über acht Stunden alles einzufangen, was von seinem Arbeitszimmer aus zu sehen war: einen Taubenschlag, ein Scheunendach, einen Baum. Bei ähnlichen Versuchen zuvor hatten sich sämtliche Spuren auf dem lichtempfindlichen Bildträger irgendwann aufgelöst. Nicht so dieses Mal, 1826. Der Blick aus dem Arbeitszimmer blieb. War eingefangen, auf dem ersten bis heute erhaltenen Foto der Welt.

Héliographie, eine Sonnenzeichnung, nannte Niépce das, was sich vor seinen Augen entfaltet hatte, auf einer beschichteten Zinnplatte, kaum größer als 16 mal 20 Zentimeter. Es war der Beginn des fotografischen Zeitalters, des Inne- und Festhaltens. Und zugleich der Anfang einer bildlichen Eroberung, die keine Grenzen kennen sollte. Damals, vor 200 Jahren, bekam der Mensch ein drittes Auge – um sich selbst und die Welt auf gänzlich ungewohnte Weise erkunden und durchdringen zu können.

Nur wenige Jahre nach seinen ersten fixierten Fotografien hatte sich Niépce mit dem Maler und Unternehmer 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 zusammengetan, gemeinsam wollten sie die neue Technik vorantreiben und für möglichst viele Menschen zugänglich und bezahlbar machen. Ein Plan, der tatsächlich aufging. Bereits 1839 erwarb der französische Staat das Patent, machte es zum Allgemeingut und ermöglichte der Fotografie einen ungeahnten Siegeszug. Bald schon kamen die ersten Kameras auf den Markt, es gründeten sich Ateliers und Labore, und so wie heute über die Folge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debattiert wird, diskutierte man damals erhitzt, was das fotografische Gewerbe alles umstülpen werde: in der Gesellschaft, der Kunst,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Nur war Niépce da bereits einem Schlaganfall erlegen.

Sein Gefühl jedoch, dass ihm während der Aufklärung, in diesem Zeitalter des Faktischen und Messbaren, etwas höchst Wunderliches gelungen war, sollte sich weiterverbreiten. Heute ist die Fotografie nichts, worüber Menschen noch staunen, jeder knipst, wie er kann, immerzu, überall. Für Niépce jedoch besaß sie »etwas Magisches«. Und ähnlich formulierten es damals viele. 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zum Beispiel, der in England eine Methode erfand, dank derer sich von einem Negativ unendlich viele Abzüge machen lassen. Vom »Zauber unserer natürlichen Magie« sprach Talbot, denn hier, im schwarzen Kasten der Kamera (seine Frau nannte sie eine »Mausefalle«), schien sich ein metaphysisches Eigenleben zu vollziehen. Dem Auge entzogen, entstand auf undurchsichtige Weise etwas Sichtbares, lauter erstaunliche Bilder. »Die Hand der Natur hat sie abgedruckt«, schrieb Talbot. Der Mensch war nur als Gehilfe gefragt.

Für Fotografien brauchte es keinen Maler oder Zeichner, niemanden, der die Wirklichkeit akribisch abformt. Es brauchte nur eine Blackbox, Licht, einen Bildträger und ein paar Chemikalien, schon konnte das Leben damit beginnen, sich selbst zu reproduzieren, wahrheitsgetreu, ganz ohne den Eingriff eines Künstlers. Wer jemals in einer Dunkelkammer miterlebt hat, wie auf dem eben noch weißen Fotopapier die ersten Konturen auftauchen und aus dem Nichts ganze Häuser, Bäume, Gesichter entstehen, begreift sofort, was die Gründerväter der Fotokunst meinten. Ein Gefühl, als erschaffe sich die Schöpfung ein zweites Mal. Nur kleiner, in handhabbarem Format.

Schon zu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 standen viele Menschen unter dem Eindruck, sie würden fern-gesteuert. Die alte, monarchisch geprägte Ordnung kollabierte, der technische Fortschritt überrollte viele vertraute Lebensformen. In der Fotografie jedoch schien sich alle Entfremdung aufzuheben. Natur und Technik, endlich versöhnt. Endlich war da eine Erfindung, die den Menschen nicht weiter von seinem Ursprung ent-rückte, sondern im Gegenteil einen Zugang zum Eigentlichen möglich machte. Zu den Bildern der Kamera und also zur »Hand der Natur«.

Dieses Versprechen des Unmittelbaren hat sich bis heute gehalten. Alle, die ein Foto ihrer Liebsten mit sich tragen, tragen eben nicht nur ein Stück Papier mit sich, sondern etwas, das auf unkörperliche Weise höchst gegenwärtig sein kann. Sich nah anfühlt und vertraut, ganz egal, ob die abgebildeten Liebsten auf einem fernen Kontinent wohnen oder längst verstorben sind. In der Fotografie wird etwas lebendig, und obwohl es sich nur um Schatten handelt, um Pigmente auf Papier, käme niemand auf die Idee, diesen Schatten die Augen auszustechen, den Kopf oder die Hände abzuschneiden – es sei denn aus purem Hass. So weit geht die Lebendigkeit der Fotografie: Jede Schändung gleicht einer Schändung des Realen.

Offenbar gibt es da eine erstaunliche, manchmal auch unheimliche Macht. Diese Macht fängt etwas ein, oder anders: Sie nimmt uns gefangen. So war es dem Schriftsteller Honoré de Balzac auch keineswegs angenehm, als er 1842 zum Objekt eines Fotografen wurde. Balzac glaubte, dass sich mit jedem Foto eine Schicht seines Körpers ablöse. Anders war es für ihn nicht zu erklären, dass er, sein kantiges Antlitz, dort erschien, wo vorher nichts gewesen war. Etwas von ihm musste ja wohl von hier nach dort gewandert sein.

Ähnliche Ängste lösten die kolonialen Eroberer aus, als sie mit gezückter Kamera auf Bildsafari gingen: Viele der indigenen Gemeinschaften wollten sich nicht fotografieren lassen, es könnte ihnen ja ein Teil ihrer selbst abhandenkommen, per »Seelenraub« verschleppt nach Europa, womöglich eingeklemmt in irgendwelchen Fotoalben. Und nein, es gibt keinen Grund, sich über solche Vorstellungen lustig zu machen. Man findet sie auch im vermeintlich aufgeklärten Westen, sie sind sogar Gesetz geworden.

Bis heute gehört es zum Persönlichkeitsschutz, dass dem Prinzip nach allen ein Recht aufs eigene Bild zusteht. In diesem Bild scheint etwas von uns verwahrt zu sein. Und niemand soll uns zu seiner Fotobete machen dürfen. Niemand über unser Bild bestimmen außer wir selbst.

In der Fotografie findet die Welt ihren Doppelgänger, und jedes Ich kann sich vor der Kamera gesehen, vervielfältigt und zugleich von sich selber abgeschnitten fühlen. Denn wie seltsam: ein Bild abzugeben. Und dann ist es dort draußen und verkörpert mich auf körperlose Weise. Führt womöglich ein Eigenleben, ist jünger, schöner, besser gelaunt. Und das eigentliche Ich kann zusehen, wo es bleibt. Verblasst neben seinem Foto-Ich. Muss irgendwann erkennen, dass es schwer in die Jahre gekommen ist, nicht mehr fotogen und wenig vorzeigbar. Das Bild überlebt den Körper, zwei Dimensionen sind stärker als drei.

Lange war es nur wirklich wichtigen Menschen vergönnt, ihr Leben zu verewigen, in Ahnengalerien und Museen. Erst als die Fotografie erfunden war, demokratisierte sich die Erinnerung. Bald schon gab es Familienalben, in denen alle ihr Sein und Werden festhielten, um jederzeit nachschauen zu können, wer sie einst waren, was aus ihnen wurde – und noch werden könnte. Seither gelten noch die privatesten Anlässe als bildwürdig, ob Herrscher- oder Alltagsgeschichte, der Kamera ist alles recht, sie macht keine Unterschiede. Sie dient einer Gesellschaft der Gleichen. Und lässt sich zudem von allen bedienen. 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 das war der Slogan, mit dem Kodak bereits 1888 seine eigens für Laien entwickelte Kamera bewarb. Die einst komplizierte Technik stand nun allen offen. Einer Demokratisierung der Bildkultur stand nichts mehr im Wege.

Plötzlich durfte sich jedermann als Künstler fühlen, und wenn nicht als Künstler, so doch als glücklicher Dilettant der Bildkunst, der gut ohne akademische Bildung und Diplom auskam. Bereits 1893 hatte die Hamburger Kunsthalle zur ersten großen Fotoausstellung geladen, alle sollten zeigen, was ihnen wichtig vorkam und bewahrenswert: 6.000 Bilder von 458 Amateuren wurden präsentiert, dort, wo es sonst nur hohe Kunst zu sehen gab.

Doch waren die demokratisierenden Effekte der Fotografie nur das eine. Das andere war die Freude am Unterschied, an der Inszenierung des eigenen Ichs. Schon 1840, als viele noch glaubten, sie hätten es mit einem Medium der reinen Wahrhaftigkeit zu tun, nutzte es ein französischer Finanzbeamter namens Hippolyte Bayard für ein spektakuläres Rollenspiel. Er fotografierte sich selbst als Wasserleiche, halb nackt, die Augen geschlossen, das erste Tatortfoto der Geschichte – vor allem aber ein Propagandabild in eigener Sache. Denn auch Bayard hatte zu den frühen Erfindern der Fotografie gehört, doch anders als seinem Konkurrenten Daguerre blieben ihm Ruhm und offizielle Anerkennung verwehrt. Weshalb er sich selbst sehr glaubhaft als Ertrunkenen in Szene setzte, erstickt in den Wogen des Fortschritts – und gleichwohl für immer lebendig. Unvergessen bleibt, wie radikal er die Fotokunst hineintrieb ins Absurde, um gegen Willkür und Unrecht zu protestieren.

E s ging Bayard im weitesten Sinne um Ansehen, darum, das Unsichtbare sichtbar zu machen. Und bald schon sollte dieser Ansatz eine noch viel größere, tatsächlich weltverändernde Wirkung entwickeln. Die Zurückgesetzten, Menschen im Schatten, bekamen erstmals in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eine Bilderbühne. Und wenn Fotografen wie Lewis Hine oder Jacob Riis in die stickigen Verschläge der Arbeiter zogen, Menschen zeigten, die schuften, hungern, im Dreck leben mussten, dann waren es zwar Szenen im Kleinen, doch wiesen sie zugleich über sich hinaus. Gerade weil das Foto kein Unikat ist, anders als ein Gemälde oder eine Skulptur, sondern reproduziert und immer aufs Neue abgezogen werden kann, scheint im persönlichen oftmals ein universelles Bild zu stecken. Eines, das aufs Ganze verweist.

So war es auch, als der Kapitän Jonathan W. Walker gebeten wurde, seine wuchtige linke Hand vorzuzeigen, denn dort, auf ihrer Innenseite, hatte man ihm ein Brandzeichen verpasst, zwei Buchstaben, SS für Slave Stealer. Diese Hand, nur die Hand, ohne den Rest des daran hängenden Mannes, wurde zum Inbild. Zu einer Fotografie, die daran erinnert, dass Walker heldenhaft sieben versklavten Menschen zur Flucht verholfen hatte, später gefasst und bestraft worden war. Wie gepackt fühlt man sich beim Anblick dieser Hand, in Szene gesetzt 1845 von Albert Southworth. Ein Symbol der Unerschrockenheit, abstrakt und sehr real zugleich.

Schnell hatten die Fotografen verstanden, wie politisch ihre Kunst sein konnte. Bereits 1853 zogen manche in den Krieg, um unter lebensbedrohlichen Bedingungen zu zeigen, was es heißt, an der Front zu sein. Auf der Krim, ausgerechnet, entstanden frühe Schlachtenbilder, Russland sollte zurückgedrängt werden, damals schon. Und es brauchte keine Soldaten, keine Blutströme, es brauchte nur eine verkarstete Landschaft vor Sewastopol, mit Kanonenkugeln übersät, um die tödliche Gewalt des Krieges ins Bild und also ins allgemeine Bewusstsein zu bringen.

Immer wurden Fotos propagandistisch ausgeschlachtet, mal im bösen, mal im guten Sinne. Auch hier zeigte sich: Die neue Technik war offen für alles. In den USA zum Beispiel diente sie einer gewaltigen Kampagne, dort hatte der Staat zahlreiche Fotografen losgeschickt, um die Große Depression der 1930er-Jahre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die ländliche Bevölkerung in den allgemeinen Blick zu bekommen. Verhärmte Wanderarbeiter, Baumwollfarmer auf verdorrten Feldern, ein bis dahin unvorstellbares Elend stand nun allen vor Augen, auf 250.000 Fotografien. Und bis heute prägen die Bilder von Walker Evans oder Dorothea Lange 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 der Amerikaner. Es war ein Akt der illustrierten Selbstaufklärung.

Noch immer wirken Fotojournalisten tief hinein ins Weltgeschehen: Der Kniefall von Willy Brandt in Warschau. Der »Tank Man«, unbewaffnet vor einer Panzerkolonne auf dem Tiananmen-Platz in China. Der zweijährige Alan Kurdi, aus Syrien geflohen, tot am Strand. Drei von vielen Bildern, die eine ungeahnte Kraft entfalten, als »Beweisstücke im historischen Prozeß« (Walter Benjamin).

Aber nicht nur als soziale und politische Macht, auch als Instrument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Neugier erschloss die Fotografie viele Möglichkeiten der Aufhellung und Durchdringung. Alles sehen, alles beherrschen, das war die Verheißung. Endlich die Krater des Mondes festhalten (1840). Die Lichtadern eines Blitzes erfassen (1882). Oder einen Tornado bannen, der alles mit sich reißt, nur die Kamera nicht (1884). Der Blick ging hoch hinaus, und ebenso ging er tief hinein: um den wundersamen Kosmos zu beleuchten, der beispielsweise im Stiel einer Clematis steckt. Auch das menschliche Innenleben wurde bloßgelegt, dank der Röntgenbilder sah man seit 1895, wie raffiniert die Knochen gebaut sind, die menschliche Hände greifen und einen Fotoapparat bedienen lassen. Immer besser wurden die Linsen, immer kürzer die Belichtungszeiten. Und so gelang es dem Erfinder Eadweard Muybridge bereits 1878, das ewig diskutierte Rätsel zu lösen, ob ein Pferd im Galopp mit allen vier Hufen gleichzeitig abhebt. Die fotografische Antwort: Ja, es fliegt.

Irgendwann war das Kameraauge so schnell und stark und präzise, dass es vielen Zeitgenossen unheimlich wurde. Sie fürchteten die Kälte des technischen Blicks. Die Vorstellung, alles im Leben lasse sich fotografisch objektivieren und also kontrollieren, war ihnen höchst unangenehm. Bliebe noch Raum fürs Fantastische? Für wilde Gefühle? Für eine Poesie, wie sie nur Künstler erspüren können? Die Kamera reduziere die Welt auf Oberflächen, das war der Vorwurf. Und also müsse sich niemand wundern, wenn auch die Menschen oberflächlicher würden. Diese neue Industrie, beklagte Charles Baudelaire 1859, verstärke die Dummheit. Und vernichte jede Vorstellungskraft. In den Augen des Dichters ein Epochenbruch.

Dabei ist es in Wahrheit umgekehrt. Fotos lügen, lügen sogar raffinierter als die meisten Künstler. Und alle wissen es: Sobald jemand eine Kamera zückt oder ein Smartphone, um uns abzulichten, verändern sich die Gesichter und Posen, da wird gelächelt, werden Augen aufgerissen, Arme stolz in die Hüften gestemmt. Es geht ums Fotogene, darum, den Ansprüchen des Geräts gerecht zu werden. Etwas vorzuspielen, uns und den anderen. Also zu lügen. Nur um sich anschließend die Fotos anzuschauen und nicht selten enttäuscht zu sein. Weil das Selbstbild mit dem, was da im Apparat entstanden ist, oft wenig zu tun hat. Bitte nicht, so sehen wir nicht aus, die Kamera hat uns entstellt. Sie hat ihren Blick. Es ist nicht der unsrige.

Woher kommt dieses Befremdungsgefühl? Daher zum Beispiel, dass Objektive nicht subjektiv sein können. Anders als die menschliche Retina, die immer nur einen Ausschnitt des Gesehenen fokussiert und den Rest in milder Unschärfe versinken lässt, hat die Technik kein Gespür für Unterschiede. Anders als auch das Gehirn, das die tausendmal gesehenen Bilder mit gerade erst empfangenen Eindrücken abgleicht und etwas Drittes daraus formt, sich also die Wirklichkeit schönsieht oder auch hässlich, kennt die Kamera keine Barmherzigkeit. Sie hält fest, was immer ihr in den Blick gerät. Beides ist ihr gleich, Bedeutung und Beiwerk. Sie lügt mit unerbittlicher Präzision.

Doch vielleicht liegt es genau daran, an dieser kalten Ambivalenz, dass die Fotografie auch nach 200 Jahren nichts an Faszination verloren hat. Sie täuscht uns auf andere Weise, als unser Kopf uns täuscht. Sie behauptet eine technisch korrekte Realität – und immer wieder gleichen wir sie ab mit den Bildern, die wir uns selber machen, auf menschliche Weise unvollkommen, unscharf und in der Erinnerung oft schrecklich blass. Der Mensch, ein nimmersattes Bildertier.

Manche benutzen ihr drittes Auge wie einen Schutzschirm: Sie fotografieren, ohne noch hinzuschauen. Gehen ins Museum und sehen nichts, weil sie das Sehen der Technik überlassen, Hauptsache, etwas ist abgelichtet. Es zählt nicht länger das einzelne Foto, wichtig ist der Vitalitätsnachweis: Schaut her, ich mache ein Bild, ich lebe.

Doch es gibt auch eine Gegenbewegung: Seit einigen Jahren sind analoge Kameras vor allem bei jüngeren Leuten wieder gefragt. Nicht weil sie besonders praktisch wären. Oder sich damit schärfere Bilder machen ließen. Eher schon ist es ein Gefühl der Unverfügbarkeit, das sich mit traditioneller Fotografie verbindet und Menschen in den Bann zieht. Was sich einmal eingebrannt hat ins Negativ und dann auf dem Fotopapier zum Vorschein kommt, lässt sich nicht mehr revidieren. Anders als ein digitales Bild, bei dem jedes Pixel immerzu umformatiert werden kann, ist das analoge Foto fest und fixiert. Ein kleiner Halt im reißenden Wandel, resistent gegen die Allbeweglichkeit der Gegenwart und erst recht gegen die Zumutungen der künstlichen Intelligenz, die jeden Unterschied zwischen realen Eindrücken und frei zusammengeklonten Bildern verschwimmen lässt. Menschen greifen zur Kamera, um eine Grenze zu ziehen: zwischen dem Fiktiven und dem Faktischen. Sie bauen auf das, was bleibt und Vertrauenswürdigkeit verspricht.

Als die Fotografie gerade geboren war, beschloss der französische Staat, die eigene Geschichte möglichst rasch und dauerhaft zu sichern. Durch eine nationale Bildwerdung, in der sämtliche Baudenkmäler möglichst gründlich dokumentiert werden sollten. Die Wirklichkeit schien derart brüchig, selbst die architektonische Vergangenheit so flüchtig, dass sie in Fotoarchiven verwahrt werden sollte. Rettung per Bild, Überdauern in Schwarz-Weiß. Von diesem Wunsch nach symbolischer Selbsterhaltung ist auch die Jetztzeit nicht frei.

Es gibt kaum ein anderes Motiv, das beliebter wäre als der Sonnenuntergang. Überall auf der Welt ist es dieser Augenblick des Übergangs, vom Licht ins unausweichliche Dunkel, der Menschen zur Kamera greifen lässt. Als wäre es eine global gültige Verabredung: den goldenen Schimmer des Abschieds festzuhalten, immer und immer wieder, auf Milliarden Fotos. Als könnte es kein Morgen geben und die Nacht währte ewig. Weshalb man vorsorgen müsse, Licht speichern, das Licht der Fotosonnen, die niemals untergehen. Und auf technisch kalte Weise für immer wärmen.

ZEIG MAL

Niemand weiß genau, an welchem Tag die erste Fotografie entstand. Vielerorts suchte man vor 200 Jahren nach einer Methode, um die vom Licht gezeichneten Bilder dauerhaft zu fixieren. Der Erste, dem das gelang, war der Franzose Joseph Niépce. Sein Blick aus dem Arbeitszimmer (6) gilt als älteste erhaltene Fotografie der Welt, sie entstand – da sind sich die Experten (fast) einig – im Hochsommer 1826.

Seither haben Fotografinnen und Fotografen die Welt immer wieder aufs Neue erobert und durchdrungen. Eadweard Muybridge zum Beispiel klärte ein für alle Mal die lang umstrittene Frage, ob Pferde im Galopp (2) mit allen Hufen gleichzeitig abheben. Wilhelm Conrad Röntgen wiederum gelang ein erster Blick ins Innere des Menschen, er sezierte Albert von Köllikers Hand (4), ohne dass ein einziger Tropfen Blut floss – mit fotografischem Blick. Dorothea Lange durchleuchtete 1936 den gesellschaftlichen Körper. Ihre Mutter einer Wanderarbeiterfamilie (7) wurde zum Sinnbild des Elends, in dem damals, während der Großen Depression, viele Amerikaner leben mussten.

Doch waren Fotografen nicht nur Forscher und Journalisten, als die sie Andreas Feininger 1951 ikonisch ins Bild setzte (1). Sie waren auch Freunde des Fiktiven: Auf höchst lebendige Weise inszenierte sich Hippolyte Bayard 1840 als Ertrunkener (5), weil er sich ganz schrecklich übersehen fühlte, obwohl er doch die Fotografie miterfunden hatte. Genau 105 Jahre später setzte sich Lee Miller in Adolf Hitlers Badewanne (3) – und entwarf so (gemeinsam mit dem Fotografen David E. Scherman) ein Bild des voyeuristischen Schreckens und der Reinigung.

Die Sachbuch- Bestenliste für September

Von ZEIT, ZDF und Deutschlandfunk Kultur

1. (1) Tobias Becker: Heimweh nach gestern. Eine Geschichte der Nostalgie in Deutschland Suhrkamp: 319 S., 28,- € 67 Punkte

2. (−) Justus Bender: Deutschland 2033. Ein Szenario C. H. Beck; 284 S., 20,– € 65 Punkte

3. (−) Philipp Blom: Die strauchelnde Welt. Eine Globalgeschichte 2001–2014 Hanser; 400 S., 30, – € 60 Punkte

4. (–) Sibylle Anderl: Bequeme neue Welt. Was wir gewinnen, wenn wir uns etwas zumuten Piper; 192 S., 22, – € 52 Punkte

5. (−) Saba-Nur Cheema & Meron Mendel: Die Empörungsfälle. Wie wir wieder streiten lernen KiWi; 224 S., 23,– € 49 Punkte

6. (−) Roger de Weck: Glanz und Elend der Konservativen edition suhrkamp; 184 S., 20,– € 48 Punkte

(–) Mikhail Zygar: Die Zukunft, die nie kam. Wie der Zerfall der Sowjetunion bis heute nachwirkt A. d. Russischen von N. Juraschitz; Aufbau; 829 S., 36,- € 44 Punkte

8. (–) Åsne Seierstad: Der Krieg ist anderswo. Russland von innen A. d. Norwegischen von A. Lerz; Hanser; 608 S., 32,- € 33 Punkte

9. (−) Jan Eike Dunkhase: Kühle neue Welt. Eine Geschichte der Moderne Reclam; 288 S., 26,– € 30 Punkte

10. (−) Alexander Thiele: Rechtspopulismus und der demokratische Verfassungsstaat Reclam; 141 S., 8,– € 29 Punkte

Die monatliche Liste ergibt sich aus der Punktevergabe von 30 Jurorinnen und Juroren. Mehr zu den Büchern und der Jury online unter www.zeit.de/serie/sachbuch-bestenliste

Ach, war das alles mal schön

Ingo Schulze hat einen nostalgischen Roman über die Jugend in der DDR geschrieben. Echte Fragen hat er nicht VON TOBIAS LEHMKUHL

In einem entlegen publizierten Text schrieb Ingo Schulze vor 23 Jahren über seine Freundschaft mit der 23 Jahre älteren Malerin Gerda Lepke: wie er als Fünfzehnjähriger zu Hause in Dresden für sie Modell saß und wie Gerda Lepke und ihr Malerkollege Max Ulhig ihn einluden, den Sommer 1979 mit ihnen im mecklenburgischen Krukow zu verbringen, einem Dorf in der Nähe von Neubrandenburg. Dort sollte Ingo Schulze eine Art künstlerische Initiation erleben: Morgens beluden Lepke und Ulhig ihre Fahrräder mit Leinwänden und schoben sie hinaus auf die Felder, um sie dort in mitunter sehr stürmischer Manier zu bemalen. Schulze blieb die ersten Tage im Haus, brachte aber wenig zustande, sodass ihn seine beiden Gastgeber mitnahmen hinaus in die Natur, ihn auf einen Stuhl setzten, ein sogenanntes Dichterbrett auf die Knie legten und ihn das Sehen lehrten.

In Ingo Schulzes Das Wasser im August heißen Gerda Lepke und Max Uhlig Emmy und Paul, und auch hier schieben sie ihre Räder »hinauf bis an die Ecke jenes Wäldchens, wo die großen Opfersteine seit vielen Hunderten oder gar tausend Jahren lagen (...). Was hätte er darum gegeben, in den gestrigen Nachmittag zurückkehren zu dürfen, in die schwüle Luft und das stechende Sonnenlicht, aus dem alle Vögel verschwunden waren, nur ein paar Schwalben schossen dicht über dem Weg (...) dahin.«

Schon der inzwischen Sechzehnjährige, der hier den Namen Thomas trägt, kennt die Wehmut, die der Gedanke an vergangene, an goldene Zeiten mit sich bringt, auch wenn es hier nur der Vortag ist, der ihn mit Melancholie erfüllt. Je weiter man sich von ihr entfernt, desto stärker wirkt der Zauber der Jugend – wenn alles neu und man selbst im wahrsten Sinne des Wortes unberührt ist. So konnte auch Ingo Schulze der Versuchung nicht widerstehen, die eigene Vergangenheit auferstehen zu lassen. Sich selbst, den über Sechzigjährigen, hat er allerdings nicht ausgespart in seiner Reminiszenz an eine verschwundene Welt: Der Erzähler von Das Wasser im August, der nun längst arrivierte Schriftsteller Thomas, ist zu einer Lesung nach Mecklenburg eingeladen. Die Frau eines alten Schulkameraden hat ihrem Mann, Manfred, diese Lesung zum Geburtstag geschenkt, und das, obwohl die Beziehung zwischen ihm und Thomas belastet ist: Manfreds Eltern waren bei der Stasi, und etwas, das Thomas ihm einst erzählte, trug der Freund seinen Eltern weiter. Ein Verrat, den Thomas nie verziehen hat. Trotzdem hat er die Einladung angenommen.

Als Leser erwartet man, dass hier ein Konflikt angelegt ist, der sich im weiteren Verlauf des Romans entfalten wird, dass die Schuldzusammenhänge, in die die DDR ihre Bürger hineinzuzwingen wusste,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spielen werden. Aber dem ist nicht so. Überraschenderweise entpuppt sich Thomas' Fahrt von Berlin gen Norden als Rahmenhandlung. Als er nach einem Zwischenstopp an einer Tankstelle, an der er sein Auto mit einer Hochdruckpistole wäscht und dabei auch den Wagen mit zwei jungen, kichernden Frauen bespritzt (man ist irritiert ob dieser Metaphorik), in Nebel ankommt, jenem Ort, in dem er seine Lesung im Saal Güstrow des örtlichen Hotels abhalten wird, ist man bereits fast auf Seite 60 angelangt. Und an dieser Stelle setzt die eigentliche Erzählung ein, die Novelle Das Wasser im August, in der wir von Emmy und Paul und Thomas lesen, aber auch von Sonja, in die sich Thomas verliebt. Der Malerin Gerda Lepke machte Ingo Schulze als Jugendlicher einst einen Heiratsantrag, und so kann man davon ausgehen, dass auch Sonja Züge seiner ersten Liebe Emmy/Gerda trägt. Wie es der Zufall oder die schriftstellerische Willkür will, sitzt diese Sonja nun 46 Jahre später im Saal Güstrow. Sie hat graues Haar, trägt ein Hörgerät und heißt in Wirklichkeit (also der des Romans) Angelika. Und sie weckt im verheirateten Schriftsteller erneut sexuelle Begehrlichkeiten. In der Pause zwischen den Lesungsblöcken (die Lesung erstreckt sich insgesamt über zwei Tage und unwahrscheinliche sechs Stunden) sucht er ihre Nähe, führt aber auch Gespräche mit anderen Zuhörern, mit besagtem Manfred, mit einer Pfarrerin, einem Landarzt, anderen ehemaligen Schulkameraden. Und da es, wie der Schriftsteller es vollmundig propagiert, in einem Roman um «alles« gehen müsse, werden in den Gesprächen auch schnell alle philosophischen und politischen Themen der Gegenwart angetippt: »Es ging dann noch hin und her, um Gaza, die Hamas und die Siedler, um die Krim und den russischen Überfall, Patricia kam mit dem Sudan und Äthiopien, was Schulenberg unterstützte.«

Es findet sich auch manche poetologische Selbstrechtfertigung auf den gut 300 Seiten, unter anderem die, dass der vorgetragenen Novelle unbedingt die Umstände der Lesung beigestellt werden müssten. Warum dem so sein soll, wird allerdings nicht klar. Im Gegenteil hätten dem jungen Thomas die Künstlerkollegen in Krukow sicher geraten, sich aufs Wesentliche zu konzentrieren. Der nicht mehr junge Autor von Das Wasser im August hat diesen Rat nicht beherzigt. Vermutlich deswegen, weil es um nichts Wesentliches geht, weil es eine Erinnerung an die erste Liebe gibt und an das künstlerische Erwachen, aber keinen Konflikt, keine Frage, die diesem Roman zugrunde liegt. Selbst wenn sich Schulze auf das Jahr 1979 und die Coming-of-Age-Geschichte konzentriert hätte, bliebe nicht mehr als die schwammige Nostalgie für eine Zeit und ein Land, das der verliebte Thomas und seine schwerhörigen Schulkameraden damals »für veränderbar gehalten hatten, veränderbar hin zum Gerechten, zur Freiheit, zur Freundschaft, deshalb hatte das Land ihnen gehört, es hatte alles ihnen gehört, weil sie ja niemanden enteignen, niemandem etwas wegnehmen mussten, nur die Privilegien«.

Einen Limoncello aufs Haus

LEBENSHILFE

Wenn nichts mehr hilft, hilft immer noch Italien

Jedes Jahr, wenn mir der Herbst seine nasskalten Finger in den Nacken legt, denke ich, dass etwas schiefgelaufen ist in meinem Leben. Gerade schaute man noch aufs Meer, der Salzwind streifte die Wangen so liebevoll wie eine schüchterne Katze, Pinien dufteten, und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summten, wenn sie Kaffee machten, sie tanzten lange jenseits der »Nachtruhe«, sie tranken, ohne sich zu betrinken, und sie aßen gemeinsam, überall gab es Eisdielen und Apotheken und Friseure. Aber jetzt, jetzt schauten die Menschen wieder auf verregneten Asphalt, sie waren schlecht angezogen und schlecht frisiert, und es gab wenige Apotheken und null Mittelmeer. Man hatte nur ein Leben. Warum in Gottes Namen verbrachte man es hier?

Jaja, die Deutschen, sagt man, lieben die Italiener, aber schätzen sie nicht, und die Italiener schätzen die Deutschen, aber lieben sie nicht, aber war das nicht das Rezept vieler langjähriger Beziehungen? Die Deutschen, das ist klar, sind verrückt nach Italien. Was sie nicht hindert, Aperol Spritz zum Ragù zu bestellen und danach einen Cappuccino, prego. La Deutsche Vita. Da entdeckte ich, an einem besonders frühherbstlichen Nachmittag den Italoschlager der Ratgeberliteratur, die Bestseller von Melanie Pignitter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 und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izza und Aperol (GU Verlag). Ich stieß auf den seufzenden Titel Es kann so schön sein, das Leben von Alexander Oetker (Hoffmann & Campe) und bei Letzterem auf das sogenannte und sofort seriös wirkende »Dolce-Vita-Prinzip«. Wer frei von Klischees sei, der werfe das erste Büffelmozzarella-Bällchen!

Oetker lotst kluge Hinweise aus dem Süden über die A9 an die Deutschen, etwa: »Man muss nicht reich sein, um gut zu essen« oder »Essen Sie im Sitzen, an einem richtigen Tisch«, und kurz erschrickt man, über das Ausmaß der Barbarei im eigenen Land, den traurigen Laptop-Lunch, die vielen einsamen Käsebrötchen, die sich die Leute auf dem Weg zur U-Bahn reinstopfen.

Was mir am besten an diesen Büchern gefiel: Man konnte sich die ganze Suche in sich selbst sparen, das Strukturieren und Achtsamsein und Frühaufstehen. Vielleicht lag das Problem nicht in einem selbst, sondern da draußen – zwischen Flensburg und Memmingen!

Oetker selbst jedenfalls ist zu dieser Diagnose gekommen (»Am deutschen Winter ist nun erst mal nichts zu ändern«) und für längere Zeit weggezogen. Aber wenn man auswandert, ist man nicht mehr die sehnsüchtige Touristin, die staunt, wie schön die Welt sein kann, sondern die angekommene Auswanderin, die betont, wie schlecht die Welt woanders ist. Vielleicht reichte es, das Dolce-Vita-Prinzip hier anzuwenden, also sich genau jetzt im Bordbistro nach dem Schinken-Käse-Baguette (den Senfaufstrich kann man abkratzen) summend einen Espresso zu bestellen, den Blick in die Ferne schweifen zu lassen, zu den weiten Feldern und Windrädern, wobei, so im Vorbeiziehen, sind das noch Windräder, ist es nicht die Gischt, schäumen da nicht die Wellen hinten auf den Feldern? Ach was, Felder, denkt man beim Espresso, ach was, Espresso, an seinem caffe nippend. Das ist das grüne Meer hinter Erfurt. MARLENE KNOBLOCH

Ingo Schulze: Das Wasser im August. Roman; S. 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a. M. 2026; 320 S., 26,- €

Abwechselnd schreiben an dieser Stelle Berit Dießelkämper über Unterhaltungsliteratur, Volker Weidermann über Liebesromane, Marlene Knobloch über Lebenshilfebücher und Simone Buchholz über Krimis

Wie mutig man ist, weiß man immer erst nachher. LUDWIG MARCUSE

Heiko Gebhardt 6. Juni 1942 — 9. August 2026

Wir trauern um unseren treuen Freund und Wegbegleiter.

Philipp und Lisa Keel Diogenes Verlag

Erbenaufruf

Bezirksgericht Uster Geschäfts Nr. EN230227

Am 22. April 2023 ist in Uster ZH verstorben: Dagmar Nagel-Stürmer, geb. 1. Januar 1946, Staatsangehörige von Deutschland, Tochter des Erich Wilhelm Stürmer (geb. 24.9.1922, gest. 15.4.2005) und Hedwig Hertha Stürmer-Hühne (geb. 2.12.1924, gest. zwischen 11. und 12.7.2015), zuletzt wohnhaft gewesen in Greifensee.

Es werden die gesetzlichen Erben aus der grosselterlichen Verwandtschaft, nämlich Josef Stürmer (geb. 16.1.1888, gest. 16.7.1952), Minna Stürmer-Schreiber (geb. 15.7.1893, gest. 11.10.1964), Gregor Hühne (geb. 7.3.1870, gest. 21.6.1952) und Anna Bertha Minna Hühne-Breitenmeyer (geb. 2.8.1891, gest. 20.8.1980), bzw. deren Nachkommen, aufgerufen, sich zum Erbgang zu melden.

Die aufgerufenen Personen werden hiermit aufgefordert, sich binnen Jahresfrist von der Veröffentlichung dieses Aufrufes an bei der unterzeichneten Amtsstelle zu melden und ihre Erbberechtigung (mit Urkunden) nachzuweisen, ansonsten sie beim Erbgang ausser Betracht fallen.

Uster, 27. August 2026

BEZIRKSGERICHT USTER Die Erbschaftskanzlei

Erbenaufruf

In der Nachlasssache der am 21.01.2026 verstorbenen Ursula Karin Draeger, geb. 11.04.1956, wohnhaft gewesen: Schützengasse 35, 4125 Riehen, sucht das Erbschaftsamt Basel-Stadt die Nachkommen des Elternstammes d.h. weitere Nachkommen des Jürgen Draeger und der Irmgard Draeger. Sollte der Elternstamm ausgestorben sein, so suchen wir die gesetzlichen Erben der Grosselternstämme väterlicher- und mütterlicherseits.

Personen, die ihre Erbfolge von vorstehender Verwandtschaft ableiten, werden hiermit aufgefordert, sich bis zum 27. August 2027 bei der unterzeichneten Amtsstelle mit Abstammungsnachweisen (Familien-, Erbscheine und dergleichen) zum Erbgang zu melden.

Basel, 27. August 2026

Erbschaftsamt Basel-Stadt Rittergasse 10 Postfach CH-4001 Basel

Fall-Nr. NL.2026.287 / A / JOS

Hier gibt es keine Moral, aber teure Sportwagen, Banküberfälle und grelle Sonnenuntergänge. Warum das Videospiel »Grand Theft Auto 6« das am meisten erwartete Kulturprodukt der Welt ist VON HENRIK OERDING

L inks vom Highway rauscht das Meer. Ein Mann, Anfang 30, Leinenhemd und Sonnenbrille, sitzt am Steuer eines Autos, einer langweilig-soliden Familien-

kutsche. Aus den Boxen schreddern Eighties-Synthesizer, im Rückspiegel nähern sich Scheinwerfer, ein Halbstarker im tiefergelegten Sportwagen. Der Mann bremst, steigt aus, geht zum Auto hinter ihm, öffnet die Tür und zieht den jungen Fahrer auf den Asphalt. Der Mann steigt in den Sportwagen und gibt Gas. Fern heulen Polizeisirenen. Und man selbst ist mittendrin.

All das hat man in Grand Theft Auto selbst getan, man war Akteur dieser Tat. Autos stehlen ist noch eins der harmloseren Dinge, ein gewöhnliches Freizeitprogramm in dieser Videospielreihe. Seit fast 30 Jahren spielt man darin zwielichtige Typen, die sich in einer amerikanischen Großstadt vom Kleinganoven zum Schwerstkriminellen hocharbeiten, vom Bordstein bis zur Skyline, mit Autos, Waffen, Überfällen, Drogengeschäften und anderen halbseidenen Vergnügungen. Und: Es ist eine weltweite Erfolgsgeschichte.

Der zuletzt erschienene Teil, GTA 5, verkaufte sich schneller als jedes andere Unterhaltungsprodukt der Geschichte, eine Milliarde US-Dollar in drei Tagen, 13 Jahre ist das her. Seitdem warten Gamer auf den sechsten Teil. Und was damit gerade passiert, ist beispiellos.

Kein Videospiel ist je so erwartet worden, womöglich auch kein Harry-Potter-Band, kein Game-of-Thrones-Staffelfinale, kein Film von Christopher Nolan. »Vor GTA 6« wurde im Internet zu einer eigenen Zeitmessung: Alles Unwahrscheinliche dieser Welt passiert, bevor dieses Spiel endlich herauskommt. Dessen Cover zeigt die aktuellen Verbrecherhelden, es gilt mit seinen orange-violetten Sonnenuntergangsfarben jetzt schon als ikonisch. Donald Trump imitierte die Ästhetik für sein alltägliche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rkus Söder möbelte mit ihr seinen Lederhosenpatriotismus auf. Mehrmals versuchten Menschen die Entwickler zu erpressen, weil sie an bislang ungesehene Szenen gekommen waren, zuletzt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An diesem Donnerstag wird die Firma Rockstar Games erstmals mehr vom neuen Spiel zeigen. Sechs Stunden lang kann man das Werbevideo nur mit Netflix-Abo sehen. Geld dafür zu verlangen, dass man Werbung für ein Spiel schauen darf – auch das hat es vorher noch nicht gegeben. GTA 6 erscheint erst im November, aber wie man aus dem Vertrieb hört, sind die Vorbestellerzahlen »beispiellos«.

Obwohl es bisher kaum etwas von dem Spiel zu sehen gab, dürfte es schon jetzt Millionen Käuferinnen und Käufer geben. Warum wollen das so viele?

Am Anfang der Spielereihe, vor fast 30 Jahren, stand eine simple Erkenntnis. Die Macher arbeiteten an einem Räuber-und-Gendarm-Spiel. Bis sie feststellten: Niemand wollte der Gendarm sein. Jeder will Autos knacken, verfolgt werden, schießen – und, wenn man scheitert, von vorn starten. Es war die Grundidee eines Spiels, das maximale Freiheit verspricht.

Und nicht nur Freiheit, sondern auch die Vergesslichkeit der Umwelt und glücklicherweise auch der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Dem Gangster in GTA wird nichts dauerhaft nachgetragen, er hat keine moralische Biografie, er ermöglicht allen, die ihre Steuererklärung pünktlich abgeben und die Kehrwoche einhalten, das konsequenzlose Ausleben der eigenen dunklen Seite. In seinem Buch Homo Ludens beschrieb der Kulturhistoriker Johan Huizinga einen »magischen Kreis«, den Spiele zögen: ein Ort, an dem für eine Weile andere Regeln gelten. Grand Theft Auto zieht diesen Kreis um eine ganze Großstadt, in der Spieler alles dürfen. Sie dürfen zu Prostituierten gehen, in Flughäfen einbrechen, Autos anzünden, unschuldige Passanten verprügeln und sie mit dem Maschinengewehr erschießen, als wären sie Ameisen. Dass die Stadt antwortet, mit Sirenen, Streifenwagen, Straßensperren, und dass sie schnell wieder vergisst, vergrößert den Spaß nur.

Für alle, die GTA noch nie gespielt haben, mag das brutal klingen. In den Nullerjahren versuchte der Anwalt Jack Thompson, GTA für aggressives Verhalten und reale von Jugendlichen verübte Morde verantwortlich zu machen. Erfolg vor Gericht hatte er damit nie, auch die Wissenschaft spricht gegen diese Aggressionshypothese. Überhaupt ist GTA selten brutaler als ein handelsüblicher Actionfilm, comichaft übertrieben und oft auch einfach albern. Das burleske Spektakel triumphiert hier über den Realismus.

Die Geschichten, die in den Spielen erzählt werden, sind wendungsreich, Dutzende Stunden lang und oft komplex. Gelegentlich mit Anteilen von parodistisch verseifenoperten Gangsterdramen. In GTA 5 etwa spielte man unter anderem Michael, einen cholerischen Ex-Bankräuber im Zeugenschutzprogramm. Seine Frau betrügt ihn mit dem Tennislehrer, sein Sohn ist arbeitslos, faul und videospielsüchtig, und seine Tochter will im Reality-TV mitmachen oder zumindest in einem Porno. Als Michael zerstört der Spieler die Villa eines mexikanischen Kartellchefs und muss sich nun überlegen, wie man an die nötigen zweieinhalb Millionen Dollar für die Renovierung kommt. Natürlich mit einem Überfall, für den erst einmal, ganz Ocean's Eleven, eine Crew zusammengestellt werden muss.

Der Spieleforscher Miguel Sicart weist darauf hin, dass sich die Ethik eines Spiels auch daran erkennen lässt, was man darin nicht tun kann. So scheinen in GTA seit 30 Jahren Sommerferien zu sein: Kinder kommen im Spiel nicht vor, auch sexuelle Gewalt gibt es nicht. Die Gewalt, die GTA erlaubt, scheint eher kindisch zu sein. Selbst Seniorinnen, die zum ersten Mal GTA 5 spielten, das zeigt ein berühmtes YouTube-Video, stand die kindliche Freude im

Gesicht, am Rumfahren und Rumballern. Ein britischer Kritiker hat es einmal so beschrieben: Man müsse kein Psychopath sein, um diese Spiele zu mögen, aber ein Heiliger, um ihren dunkleren Möglichkeiten zu widerstehen.

Man machte es sich ohnehin zu einfach, wollte man den Erfolg von GTA nur mit dem Ausleben höhlenmenschlicher Gewaltfantasien erklären. Was die meisten Menschen die meiste Zeit in diesen Städten tun, ist: fahren, cruisen, zur Musik von Kendrick Lamar, Rihanna oder Snoop Dogg. Man darf sich GTA-Spieler vorstellen wie eine motorisierte Version von Walter Benjamins Flaneur: eine Stadt erleben und erforschen, flüchtige Eindrücke aufnehmen. Dan Houser, Mitgründer von Rockstar Games und bis 2020 ein Mitautor dieser Welten, hat das einmal einen »digitalen Touristenführer« genannt. Man kommt an, und die Stadt ist schon da. Sie wird auch noch da sein, wenn man längst gegangen ist. Sie hat nicht gewartet.

Die Reiseziele liegen bei GTA in den Städten eines fiktionalisierten Amerikas, im Miami der Achtzigerjahre, voller bunter Hemden und Oberlippenbärte, oder im von Bandenkriegen zerrissenen Los Angeles der Neunziger. Die Städte leben, es gibt Passanten, Verkehr, Geschäfte, und ständig ist wahnsinnig viel zu tun: Triathlon laufen, mit dem Fallschirm springen, Tennis spielen, Geld als Taxifahrer oder an der Börse verdienen. GTA benötigt das als Kontrastmittel. Dan Houser ließ sich von GoodFellas und The Sopranos inspirieren: Der Scorsese-Film und die HBO-Serie erzählen Gangsterleben als normale Existenzen, Kriminelle als Menschen mit alltäglichen Problemen in Ehe, Familie und Arbeit. Nur dass ihre eigentliche Arbeit das Stehlen, Rauben und Töten ist.

In den dichten und anspielungsreichen Städten von GTA tritt dabei ein kondensiertes Amerika zutage. Es sind Orte zwischen Hochglanz und Unterwelt, mit sehr viel und sehr wenig Geld, Orte, aus denen die Gegenwart spricht. GTA 4 von 2008, das

TEIL VI

düsterste Spiel der Reihe, thematisiert den amerikanischen »Krieg gegen den Terror«. »Krieg ist, wenn die Jungen und Dummen von den Alten und Verbitterten ausgetrickst werden, einander umzubringen«, sagt der Protagonist an einer Stelle. In GTA 5 von 2013 verfolgen sich die Charaktere auf der Social-Media-Plattform »Lifeinvader«, an einer Wand in der quietschbunten Firmenzentrale steht »Daten sind dafür da, geteilt zu werden«. Zwischen Popsongs und Hip-Hop-Tracks beschweren sich im Autoradio konservative Anrufer über Einwanderer, liberale Moderatoren verlieren beim Meditieren die Geduld, eine Initiative wirbt für ihre Petition zum verpflichtenden Tragen einer Schusswaffe.

GTA malt schrille Abbilder von Amerika. Abbilder, so hat es Houser einmal beschrieben, die durch Medien erschaffen wurden, das weiße Rauschen von Werbung, Filmen, Internet. GTA will dabei gerne krass sein. In einer berüchtigten Szene des fünften Teils muss der Spieler selbst foltern. Er wählt das Werkzeug, es dauert quälend lange, die Szene kann nicht übersprungen werden. Prostitution gibt es genau wie die Opioidkrise, die nicht nur gezeigt, sondern auch als Pointe genutzt wird. Einer der Charaktere in GTA 5 ist Meth-abhängig, drogenvernarbt, bei seinem ersten Auftritt im Spiel hat er Sex auf der dreckigen Anrichte der Küche seines Wohnwagens, in dem die meisten Menschen nicht einmal gerne die Schuhe ausziehen würden.

Den Erzählmodus in Grand Theft Auto mag man Satire nennen. Passender wäre vielleicht Karnevalisierung: Der russ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Michail Bachtin beschrieb damit einen geduldeten Tabubruch, eine Umkehrung von Ordnung und Anstand mit den Mitteln des Humors. In diesem Sinne karnevalisiert das Spiel die USA seiner jeweiligen Gegenwart. Dabei ficht es schon immer mehr mit dem Säbel als mit dem Florett, ist mehr South Park als feinsinniger Sozialroman. Das Bier im Spiel heißt Pisswasser.

Welche Tiefe Rockstar Games aber inzwischen auch bei Geschichten erreichen kann, hat es 2018 in seinem Western Red Dead Redemption 2 vorgeführt, ebenfalls ein Gangsterdrama, nur mit Pferden statt Autos und mit mehr Tuberkulose. Berühmt wurde es auch für die Details: Der Protagonist wurde dicker, wenn er am Lagerfeuer zu sehr zulangte, sein Bart wurde länger, wenn er keinen Barbier aufsuchte. Einzeln sind das Kuriositäten, im Gesamtbild entstand daraus emergent die glaubwürdige Spielwelt.

GTA 6 verspricht all das noch weiterzutreiben. Es geht wieder nach Miami. Erstmals steht ein Gangsterpaar im Zentrum des Spiels, erstmals ist eine Frau eine spielbare Figur der Hauptgeschichte. Im Spiel, dem Freiheit über alles geht, gibt es nun erstmals eine feste Bindung. In den ersten zwei Trailern ist Miami Beach zu sehen, die Everglades, Nachtclubs, Neonlichter, Influencer, TikTok, so ziemlich jedes Klischee vermeintlich amerikanischer Verrücktheit wird touchiert. Während Rockstar Games 13 Jahre an der neuesten Fassung seiner Amerika-Karikatur arbeitete, scheint das Original sie eingeholt zu haben.

Es entbehrt nicht einer gewissen Ironie, dass ein Spiel über die Gier der Konzerne spottet und gleichzeitig zu den weltweit profitabelsten Unterhaltungsprodukten gehört. Täglich wird es profitabler, denn Rockstar Games betreibt auch GTA Online, einen sozialen Treffpunkt, den die Spieler selbst am Leben halten, in YouTube-Videos, Twitch-Streams und improvisierten Rollenspielen. Und mit ihrem echten Geld. Leaks zufolge verdient Rockstar Games eine Million US-Dollar mit GTA Online – am Tag, jeden Tag. Menschen zahlen gut dafür, Gangster sein zu dürfen. Und ein paar Millionen warten nun also darauf, endlich wieder Pistolen zu zücken und mit einem gestohlenen Sportwagen in den Sonnenuntergang zu fliehen. Und zur Freiheit gehört, das weiß man aus Hollywoods Traumanstalten, schließlich eine Verfolgungsjagd.

Habt bloß keine Angst

Der Regisseur Faraz Shariat hat einen Popcorn-Thriller über Deutschland gedreht: »Staatsschutz« VON PETER KÜMMEL

Die Eltern von Faraz Shariat sind einst aus dem Iran nach Deutschland geflohen. Das hat ihrem hier geborenen, 32-jährigen Sohn ermöglicht, offen queer zu leben, Kunst zu machen und sich zu einem der begabtesten jungen deutschen Filmregisseure zu entwickeln.

Vor sechs Wochen traf ich Shariat zum Gespräch über seinen neuen Film Staats-schutz, der jetzt in die Kinos kommt. Das Gespräch fand in Berlin, in einer kleinen Galerie an der Potsdamer Straße statt. Was wir damals noch nicht wussten, und man ist versucht, diese Situation im raunenden Tonfall eines Thrillers zu erzählen: 250 Meter entfernt vom Ort unseres Gesprächs lebte Abdul B., ein Mann, der ein paar Tage später, am 25. Juli, in einen gemieteten Kleinlaster stieg, die kurze Strecke zum Tiergarten fuhr und, es war der Abend des Christopher Street Day, in eine Menschenmenge raste. Er tötete eine Frau und verletzte 31 Menschen, einige davon schwer; einen Tag später wurde er in Spandau von Polizisten erschossen, auf die er, wie verschiedene Quellen meldeten, mit einer Stichwaffe zugerannt war.

Beide, Faraz Shariat und Abdul B., sind Deutsche, Kinder von Einwanderern. Der eine, Faraz Shariat, hat eine große Zukunft als Regisseur vor sich – in einem Land, das er leidenschaftlich kritisiert und doch mit ganzem Herzen gegen seine Feinde verteidigt. Der andere, Abdul B., wurde zum Feind seines Heimatlandes und hasste dessen Prinzip, allen Menschen, die hier friedliebend leben, Freiheit und Sicherheit zu geben. In anderen Worten: Der Attentäter Abdul B. hätte vermutlich in Faraz Shariat ein Ziel seines Hasses gesehen.

Shariat konnte, als wir sprachen, von alldem nichts wissen. Aber er sagte einen Satz, der nach dem 25. Juli noch stärker klingt: »Angst hat meine Entscheidungen nie beeinflusst.«

Wir sprachen also über seinen neuen Film Staatsschutz – und über den Entschluss des Regisseurs, ihn jetzt, kurz vor den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Berlin und Mecklenburg-Vorpommern, in die Kinos zu bringen. Staats-schutz handelt von der Überwindung der Angst. Seine Protagonistin ist Seyo Kim, eine Deutsche mit koreanischen Wurzeln, die im deutschen Osten als Staatsanwältin arbeitet. Als sie zum Opfer rassistischer Gewalt wird – man wirft Molotowcocktails auf sie herab –, sucht diese stille, energische Frau selbst die Täter. Dabei stellt sie fest, dass ihre eigene Behörde rechtsextreme Straftaten bisweilen nicht entschlossen verfolgt.

Seyo läuft mit ihren Ermittlungen immer wieder ins Leere, Polizisten setzen ihr mit Psychoterror zu. Sie findet heraus, dass ihr Vorgesetzter rechte Hintermänner deckt. Dieser Chef, glatt und rhetorisch stets fluchtbereit, wird wunderbar gespielt von Arnd Klawitter: Er zeigt den Oberstaatsanwalt nicht als Rechten, sondern als Karrierefeigling, der sich seine Zukunft in der Stadt nicht verbauen will.

Man spürt dem Film an, dass hier etwas auf der Kippe steht. Faraz Shariat sagt, die Geschichte, die er erzählt, sei durch intensive Recherche gedeckt: »Wir haben uns vernetzt mit vielen Anwältinnen und Anwälten, die Opfer rechter Gewalt vor Gericht vertreten. Viele dieser Leute haben uns von den Widerständen berichtet, auf die man im System stoßen kann. Die deutsche Staatsanwaltschaft wird ja von diesem sagenhaften Ruf umgeben, die objektivste Behörde der Welt zu sein. Eine Behörde kann aber meiner Meinung nach nur so objektiv sein wie die Menschen, die dort arbeiten.«

Was will er damit andeuten?

»Betroffene, Aktivistinnen und kritische Juristinnen beklagen seit Jahrzehnten, dass Staatsanwaltschaften überall in Deutschland rechte Gewalt als Einzelfälle behandeln und rechtsextreme Netzwerke übersehen.« Es sei ihm bei den Recherchen zum Film oft der behördliche Reflex begegnet, erst einmal sich selbst zu verteidigen und nicht die strukturelle Natur des Problems anzuerkennen.

Hat er den Eindruck, Deutschland habe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radikalisiert?

Dieser Mann hat einen Plan: der Regisseur, Produzent und Autor Faraz Shariat, 32

»Auf jeden Fall. Mein erster Film Futur Drei entstand unter dem Eindruck von Angela Merkels »Wir schaffen das«. Es war ein hoffnungsstiftender Vorschlag, wie unsere Gesellschaft in Zukunft aussehen soll oder bereits aussieht; ich wollte ein liebevolles, diverses, vielstimmiges Miteinander ins Zentrum rücken. Als Futur Drei im Jahr 2020 rauskam, hatte die AfD schon Hochkonjunktur. Seitdem hat sich alles dramatisiert – und Staatsschutz steht in direkter Beziehung dazu.«

Dennoch ist dies kein ausschließlich finsterer Film. Düster ist zwar das Setting, das Betonlabyrinth der Justizbehörde, die Leere der Landschaft. Aber seine Hauptfigur, Seyo, entwickelt in der Darstellung der jungen Schauspielerin Chen Emilie Yan den flammend entschlossenen Zorn einer Superheldin; sie macht den Waffenschein und fährt ein amerikanisches Auto, einen Schlitten, der sich immer mehr in einen knurrenden Riesenwolf verwandelt – Stephen Kings Christine grüßt von ferne.

Shariat, nach seinem ästhetischen Programm gefragt, spricht von »aktivistischem Popcornkino – also Kino, das komplizierte Fragen stellt, gleichzeitig aber dazu einlädt, sich einen Kübel Popcorn zu kaufen, zu lachen und zu weinen. Deutsches Kino ist mir oft zu sehr aus dem Kopf gemacht«.

Am Ende von Staatsschutz fährt Seyo mit ihrem röhrenden Auto durch die Nacht, ihre Feinde horchen erschrocken auf, für einen Moment denkt man, der Film entwickele sich zu einer Racheorgie: Diese Frau wird jetzt Rechnungen begleichen. Aber sie macht etwas anderes. Sie weigert sich, die Stadt zu verlassen, in der man sie bedroht.

»Sie erklärt eigentlich der Institution, für die sie arbeitet, den Krieg«, sagt Shariat. »Diesen Kampf wird sie sehr alleine kämpfen. Was muss passieren, damit Seyos Kampf glücken kann? Dazu muss die Angst die Seite wechseln. Wenn wir nicht glauben, dass das möglich ist, können wir sofort aufhören.«

Stellt man ihm eine Frage, sagt er gern, während man die Frage noch stellt, »Ja, voll« – weil er schon verstanden hat, worauf man hinauswill. Er hat offenbar einen genauen Plan: als Produzent, Autor, Netzwerker, Regisseur und Wanderer zwischen allen möglichen Welten (ein Projekt der näheren Zukunft ist »ein lesbischer Horrorfilm, der im Iran der Neunzigerjahre spielt«).

Sein Blick ist der eines Diaspora-Menschen, einerseits. Andererseits ist er ein Kind des deutschen Kulturreichtums. Mit der Bühne kam er in Kontakt, als er sich dem Jugendklub des Schauspiels Köln anschloss, der »Die rheinischen Rebellen« hieß. Er habe damals das Prinzip »von und mit« verstanden – also die Methode, gemeinsam etwas zu entwickeln, das keiner allein hätte schaffen können und das die Spuren jedes Beteiligten in sich trägt.

Er war das dritte Kind der Familie, mit großem Abstand zu den beiden Älteren. Die Eltern hatten einen 13- oder 14-stündigen Arbeitstag, er durfte fernsehen, soviel er wollte. »Gleichzeitig bin ich auch ein Kind der Video-Ära, des VHS. Mein Vater hat sehr viele Video-Aufnahmen gemacht. Ich weiß noch, wie sich das für mich beim ersten Mal angefühlt hat, mich selbst auf dem großen Bildschirm zu sehen, mit diesem superprägnanten Bild.«

So fing es an. Und wie wird es weiter- gehen?

Mit Futur Drei, der auch von einer schwulen Liebe erzählt, habe er sich die Möglichkeit verbaut, in den Iran zu reisen, sagt Shariat. »Und mit Staatsschutz mache ich mich jetzt zur Zielscheibe in Deutschland. Mit jedem Film scheine ich mir Türen und Wege zu verbauen.«

Dann sagt er den Satz, den ich schon zu Beginn zitiert und aus seinem Zusammenhang gerissen habe: »Aber Angst hat meine Entscheidungen nie beeinflusst. Mein Vater hat viel Widerstand geleistet gegen das iranische Regime. Und mich hat er dazu erzogen, Raum einzunehmen, rauszugehen in die Welt, Fragen zu stellen und bloß keine Angst davor zu haben, mich sichtbar zu machen.«

www.zeit.de/vorgelesen

Wir trauern um Prof. Dr. h.c. Klaus-Michael Kühne 1937 – 2026

Klaus-Michael Kühne war ein außergewöhnlicher Förderer der Kunst und ein Mäzen von großer Weitsicht. Sein Engagement galt der künstlerischen Exzellenz ebenso wie den Menschen, die sie hervorbringen – und in besonderer Weise der nächsten Generation.

Für sein Vertrauen, seine Großzügigkeit und seine langjährige Verbundenheit empfinden wir tiefe Dankbarkeit. Vor allem aber werden wir ihn als einen Menschen in Erinnerung behalten, der der Kunst und ihren Schöpferinnen und Schöpfern mit aufrichtigem Interesse, großer Zugewandtheit und echter Wertschätzung begegnete.

Unser tiefes Mitgefühl gilt seiner Frau Christine und allen, die ihm nahestanden.

Elbphilharmonie Hamburg

Hamburgische Staatsoper

Philharmonisches Staatsorchester Hamburg

Lucerne Festival

Opernhaus Zürich

Salzburger Festspiele

AGENDAKULTUR

MUSEEN KUNSTMARKT BÜHNEN 29.08. bis 04.09.2026

AACHEN

Ludwig Forum und Suermondt Ludwig Museum Christina Kubisch. The Emergence of Sound -20.09. www.ludwigforum.de Tim Berresheim Ort. Zeit. Kontinuum - 13.12. suermondt-ludwig-museum.de

ACHBERG

Schloss Achberg

bis 18.10.2026: Karl Hofer www.schloss-achberg.de, Tel. 0751859510, info@schloss-achberg.de, Fr 14-18, Sa, So, Feiertag 11-18

BACKNANG

Graphik-Kabinett, Petrus-Jacobi-Weg 5

bis 25.10.2026: Zu neuen Ufern Tel. 07191-894477, Di-Fr 16-19, Sa 11-18, So 14-18 Uhr, 03.10. geöffnet 14-17 Uhr

BADEN-BADEN

Staatliche Kunsthalle Baden-Baden

Staatliche Kunsthalle Baden-Baden 13.06.2026 bis 10.01.2027: Bloom up! Die Sprache der Blumen www.bloomup-ausstellung.de, Di-So 10-18 Uhr

BERGISCH GLADBACH

Kunstmuseum Villa Zanders

bis 31.10.2026: Am Rande des Vulkans. Blut als Material in der Kunst bei Peter Gilles im Dialog mit Joseph Beuys, Felix Droese, Jenny Holzer, Birgit Kahle, Hermann Nitsch und Anna Sudermann, Kabinettausstellung bis 15.11.2026: James Ensors fantastische Welten. Druckgraphik aus der Sammlung Quinensor Konrad-Adenauer-Platz 8, www.villa-zanders.de

BERLIN

Berlinische Galerie - 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28.08.2026 bis 01.02.2027: Josef Kaiser Bauen für die DDR bis 14.09.2026: Marc Brandenburg 20th Century Debris bis 07.09.2026: Mila Zhluktenko & Daniel Asadi Faezi Im IBB-Videoraum www.berlinischegalerie.de, Alte Jakobstr. 124-128, 10969 Berlin, Mo, Mi-So 10-18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bis 18.10.2026: Natur und deutsche Geschichte. Glaube - Biologie - Macht bis 31.10.2027: Objekte. Geschichte. Geschichten. Blick in die Sammlung

Humboldt Forum

bis 30.11.2026: Geschichte(n) Tansanias Ausstellung, Programm; Tickets online bis 27.09.2027: On Water WasserWissen Ausstellung mit Programm im Humboldt Labor, Eintritt frei

Dauerausstellung: Ausstellung des Museums für Asiatische Kunst und des Ethnologischen Museums Neupräsentation der Sammlungen; Tickets online Dauerausstellung: Berlin Global Berlin Ausstellung; Tickets online Dauerausstellung: Geschichte des Ortes Skulpturensaal, Videopanorama, Schlosskeller, Eintritt frei

humboldtforum.org, Schloßplatz, 10178 Berlin, Mo, Mi-So 10:30-18:30 Uhr

BONN

Bundeskunsthalle, www.bundeskunsthalle.de bis 25.10.2026: SEX WORK.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SEXARBEIT

BOTTROP

Josef Albers Museum Quadrat Bottrop 14.06. bis 11.10.2026: Richard Paul Lohse 28.03. bis 08.11.2026: 50 Jahre Quadrat, Eintritt frei www.quadrat-bottrop.de, Tel. 02041-372030, Anni-Albers-Platz 1, 46236 Bottrop, Mi, Fr-So 11-17, Do 11-19 Uhr

BRAUNSCHWEIG

Städtisches Museum Braunschweig bis 20.09.2026: Mit eigener Stimme. 75 Jahre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Am Löwenwall, www.braunschweig.de/museum, Di-So 11-17 Uhr

DARMSTADT

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 www.hlmd.de bis 27.09.2026: Hedwig Kruse Eine Druckkünstlerin lebt ihren Traumbis 24.01.2027: Facettenreiche Insekten Tel. 06151/3601200, Friedensplatz 1, Di, Do-So, Fei, 11-18, Mi 11-20 Uhr

DRESDEN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bis 20.09.2026: im Residenzschloss: Japan auf Papier in Dresden www.skd.museum - Besucherservice: Tel. 0351 4914 2000

DUISBURG

Lehmbruck Museum

lehmbruckmuseum.de, Friedrich-Wilhelm-Straße 40, Di-Fr 12-17, Sa, So 11-17 Uhr MKM Museum Küppersmühle für Moderne Kunst 26.06. bis 01.11.2026: Jaume Plensa - Invisible zusätzlich spektakuläre Installation im Siloraum - „Invisible Anna“ www.museum-kueppersmuehle.de, Tel. 0203 30 19 48 11, office@museum-kueppersmuehle.de, Philosophenweg 55, 47051 Duisburg, Mi-So 11-18 Uhr

EMDEN

Kunsthalle Emden

bis 02.05.2027: BILDER, DIE WIR LIEBEN 40 Jahre Kunsthalle Emden 15.08.2026 bis 28.02.2027: GRAFFITI kunsthalle-emden.de, Tel. (04921)975050, Di-Fr 10-17, Sa, So, Feiertag 11-17 Uhr

ERLANGEN

Stadtmuseum Erlangen

bis 13.09.2026: Was gibt's denn da zu lachen? Die komische Kunst des Walter Moers Martin-Luther-Platz 9, www.stadtmuseum-erlangen.de

ESSEN

Museum Folkwang

bis 08.11.2026: ICH, GÜSTAVE COURBET. Maler und Rebell bis 04.10.2026: SÄÅDANE AFIF: Affiches www.museum-folkwang.de, Tel. 0201-8845-444, Museumsplatz 1, 45128 Essen, Di-So 10-18 Uhr, Do und Fr 10-20 Uhr. Eintritt frei in die Sammlung Ruhr Museum, UNESCO-Welterbe Zollverein Dauerausstellung: Natur,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s Ruhrgebiets Schaudepot/Kokerei: im Rahmen einer Führung buchbar bis 31.08.2026: Brigitte Kraemer Dokumentarfotografien bis 10.01.2027: überLeben in der Eiszeit Gelsenkirchener Str. 181, T. 0201-24681444, tgl. 10-18, www.ruhrmuseum.de

ETSDORF

EUROPA-MUSEUM

09.05. bis 03.10.2026: Helme Heine „Europa – Gedanken und Bilder“ www.europa-museum.de, Tel. 01729645228, mail@tempel-museum.de, Rangers-gaß 24, Etsdorf, Di-Fr, So, Feiertag 10-17 Uhr

FLENSBURG

15.02. bis 25.10.2026: 150 Jahre Museumsberg - Visionen und Utopien www.museumsberg.de, Di-So, Feiertag 10-17 Uhr

FRANKFURT AM MAIN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www.schirn.de bis 20.09.2026: THE WORLD THROUGH AI Gabriel-Riesser-Weg 3, Di-So 10-19/Do-22 Uhr Städel Museum 18.06. bis 20.09.2026: Bruegel. Printed www.staedelmuseum.de, info@staedelmuseum.de, Schaumainkai 63, 60596 Frankfurt am Main, Di, Mi, Fr-So 10-18, Do 10-21 Uhr

FULDA

VILLA Franz Erhard Walther

bis 06.09.2026: Jimmy Robert & Franz Erhard Walther | The Intensity of Softness www.villa-few.com, Paulustor 4, 36037 Fulda

HAGEN

Museumsquartier Hagen

bis 01.11.2026: Emilio Vedova - Mehr als Bewegung um ihrer selbst willen bis 11.10.2026: Von Kollwitz bis Richter. Schätze auf Papier aus dem Osthaus Museum bis 15.11.2026: Thorn Prikker in Hagen www.kunstquartier-hagen.de, Museumsplatz 1, 58095 Hagen

HALBERSTADT

Gleimhaus - Museum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Gleimhaus - Museum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bis 15.11.2026: „Sitten, Satire, Aufklärung. Kalenderkupfer von Daniel Chodowiecki“ Domplatz 31, Tel. 03941-68710, Di-So 10-17 Uhr, www.gleimhaus.de

HALLE (SAALE)

Kunsthalle "Talstrasse"

Kunsthalle Talstrasse 28.08. bis 15.11.2026: ZAUNKÖNIG. Annette Schröter und Gudrun Petersdorff Tel. +493455507510, info@kunstverein-talstrasse.de, Talstr. 23, 06120 Halle (Saale), Mi, Fr 13-17, Do 13-19, Sa, So, Feiertag 11-17 Uhr

HAMBURG

Ernst Barlach Haus - Stiftung Hermann F. Reemtsma bis 11.10.2026: EWALD MATARÉ. >Nichts ohne Natur<. Tierplastiken www.barlach-haus.de, Tel. 040-826085, info@barlach-haus.de, Baron-Voght-Str. 50A, 22609 Hamburg, Di-So 11-18 Uhr Museum am Rothenbaum -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 bis 27.06.2027: Benin. Geraubte Geschichte bis 27.06.2027: Bilderechos aus Peru bis 29.11.2026: KATZEN! 28.08.2026 bis 27.06.2027: „Zuschreibung: Jüdisch – Fragen an die Geschichte des MARKK“ www.markk-hamburg.de, Rothenbaumchaussee 64, Di-So 10-18, Do- 21 Eintr. frei

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Hamburg

Hauseln für Kunst und Gewerbe Hamburg bis 10.01.2027: Sara Sallam - Fürsorge. Fotografie neu ordnen bis 01.11.2026: Foto: Hans Hansen bis 01.11.2026: Minimöbel: Stühle für Kinder Weitere Ausstellungen auf www.mkg-hamburg.de, Steintorplatz, 20099 Hamburg, Di-So 10-18, Do 10-21 Uhr

Stiftung Historische Museen Hamburg - www.shmh.de bis 31.10.2026: Deutsches Hafenmuseum: Besuchersaison bis 06.09.2026: Museum der Arbeit: Franki Raffles bis 28.12.2026: Jenisch Haus: Parkomania Speicherstadtmuseum: Welterbe erleben, ganzjährig

HANNOVER

Landesmuseum Hannover

bis 25.10.2026: Aufgetaucht. Philipp Klein im Kreis der Impressionisten www.landesmuseum-hannover.de, Tel. 0511-9807 686

KASSEL

Fridericianum

23.05. bis 13.09.2026: PETER FISCHLI 22.08.2026 bis 03.01.2027: CHARLES RAY www.fridericianum.org, Tel. +49 561 70727-20, info@fridericianum.org, Friedrichsplatz 18, 34117 Kassel, Di-So, Feiertag 11-18, Do 11-20 Uhr

GRIMMWELT Kassel

bis 24.01.2027: ZWISCHEN GESTALTEN | HELGA GEBERT. Erzählen in Bild und Wort Weinbergstr. 21, Tel. 0561-5986190, www@grimmwelt.de, Di-So 10-18 Uhr

KÖLN

KOLLWITZ MUSEUM KÖLN

bis 15.11.2026: KOLLWITZ Ausgewählt. Die persönlichen Best-of der Künstlerin www.kollwitz.de, Di-So, Feiertag 11-18, 1. Do im Monat 11-21 Uhr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Köln (MAKK) bis 27.09.2026: O.M. Ungers - Architektur als Idee bis 27.09.2026: Hans Georg Esch - Der architektonische Blick - epochal - global www.makk.de, An der Rechtschule 7, 50667 Köln, Di-So 10-18, 1. Do Monat-22 Uhr

KÜNZELSAU

MUSEUM WÜRTH

bis 08.11.2026: Gertrude Reum. Sammlung Würth und Leihgaben Sammlung Würth, tgl. 11-18h, Eintritt frei, KunstKultur.wuerth.com MUSEUM WÜRTH 2 Bis Frühjahr 2028: FOCUS. Neue Blicke auf die Sammlung Würth Am Carmen-Würth-Platz 1, täglich 10-18 Uhr, Eintritt frei, KunstKultur.wuerth.com

LÜNEBURG

Kunstsammlung Henning J. Claassen 50 Jahre Zeitgenössische Kunst aus 5 Kontinenten www.kunstsammlung-henningjclaassen.de, Do-So 10-17 Uhr

MANNHEIM

Kunsthalle Mannheim

bis 08.11.2026: Von Dürer bis Piranesi. Druckgrafik aus der Mannheimer Sammlung Anton von Klein (1746–1810) bis 11.10.2026: RADIKAL. REAL. Nouveau Réalisme und die Kunst der 1960er Jahre info@kuma.art, Friedrichsplatz 4, Di-So 10-18 Uhr, kuma.art

METTINGEN

20.05. bis 18.10.2026: MIX & MATCH Einblicke in einen Sammlungskosmos www.draiflessen.com, Tel. 05452/9168-0, Georgstr. 18, Mi-So 11-17, jeder 1. Do-21

MÜNCHEN

Kunsthalle München, 20.3.-4.10.2026, täglich 10-20 Uhr: HAAR-MACHT-LUST 15.4., 20.5., 17.6., 15.7. und 16.9.: 10-22 h, Theatinerstraße 8, 80333 München, www.kunsthalle-muc.de, 089/22 44 12

MÜNSTER

LWL-Museum für Kunst und Kultur bis 03.01.2027: Reiselustig. Unterwegs mit dem Hasen Felix Tel. 0251/5907-201, Di-So 10-18, 2. Fr. im Monat 10-24 Uhr, www.lwl-museum-kunst-kultur.de

MURNAU AM STAFFELSEE

Schlossmuseum: Hafidu bis 26.11.2028: „Paul Klee. Der Poet des Blauen Reiter“ & „Die fabelhaften Alben des Alfred Mayer. Freund und Mäzen des Blauen Reiter“ (bis 8.11.26) www.schlossmuseum-murnau.de, Di-So, Feiertag 10-17 Uhr

NÜRNBERG

GERMANISCHES NATIONALMUSEUM bis 06.09.2026: GENIE, IDOL, STAR. Verehrung im 19. Jahrhundert BEHAIM-GLOBUS im GMN ist UNESCO-WELTERBE Tel. 0911-13310, Kartäusergasse 1, Di-So 10-18, Mi 10-20.30 Uhr, Mo geschl.

OBERHAUSEN

LUDWIGGALERIE Schloss Oberhausen ab 10.05.2026: Anja Niedringhaus - An vorderster Front www.oberhausen.de, Tel. 0208 41249 28, Konrad-Adenauer-Allee 46, 46049 Oberhausen, Di-So 11-18 Uhr

OSNABRÜCK

Museumsquartier Osnabrück Felix Nussbaum – Der Maler bis 30.08.2026: „Van den Yoden“ Jüdisches Leben im spätmittelalterlichen Osnabrück www.museumsquartier-osnabrueck.de Di-Fr 11-18, Sa+So 10-18 Uhr

REGENSBURG

Kunstforum Ostdeutsche Galerie Regensburg 09.05. bis 27.09.2026: Gert & Uwe Tobias. Lovis-Corinth-Preis 2026 www.kunstforum.net, Di, Mi, Fr-So 10-17, Do 10-20, Feiertag 10-17

SAARBRÜCKEN

Saarlandmuseum - Moderne Galerie bis 18.10.2026: Andy Warhol - Ikonen www.modernegalerie.org, T.0681.9964-234, Di-So 10-18, Mi-20

SCHWÄBISCH HALL

JOHANNITERKIRCHE

Dauerausstellung: Alte Meister in der Sammlung Würth Täglich 11-17 Uhr, Eintritt frei, KunstKultur.wuerth.com

SPEYER

bis 18.10.2026: Superheroes www.museum.speyer.de, Tel. 06232-13250, Domplatz, Di-So, Feiertag 10-18 Uhr

ULM

Stadthaus Ulm

bis 20.09.2026: Im Schatten des amerikanischen Traums. Richard Sharums Amerika-Trilogie, Eintritt frei bis 20.09.2026: Black Cowboys. Sabine Bungert & Stefan Dolfen, Eintritt frei stadthaus.ulm.de, Mo-Mi, Fr, Sa 10-18, Do 10-20, So 11-18 Uhr

VÖLKLINGEN

WELTKULTURERBE VOLKLINGER HUTTE bis 06.09.2026: X-RAY. Die Macht des Röntgenblicks bis 15.11.2026: URBAN ART BIENNALE ab 01.11.2026: DAS STÄHLERNE HERZ.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m Brennglas der Völklinger Hütte bis 27.09.2026: RÉMY MARKOWITSCH. WE ALL (Except the Others) Besucher-service/Buchungen: Tel +49 6898-9100100, www.voelklinger-huette.org

WAIBLINGEN

Galerie Stihl Waiblingen

25.07. bis 18.10.2026: Angela Glajcar. Not a cruise, a crossing Eva Mayr-Stihl Platz 1, 71332 Waiblingen, Di-So 11-18 Uhr, Do 11-20 Uhr, www.papierkunststipendium.de

ÖSTERREICH

BREGENZ

Kunsthaus Bregenz, www.kunsthaus-bregenz.at bis 04.10.2026: Cyprien Gaillard – When you expect flutes, it's whistles Sommeröffnungszeiten: Täglich 10-18 Uhr, Donnerstag 10-20 Uhr

WIEN

LEOPOLD MUSEUM

Dauerausstellung: WIEN 1900. Klimt, Schiele, Kokoschka, ... bis 11.10.2026: PREMIERE! Die Sammlung der Oe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ank bis 10.01.2027: HERBERT BOECKL - HANS JOSEPHSOHN. Zu sehen im Kunsthistorischen Museum in Wien bis 06.09.2026: Canaletto & Bellotto www.khm.at

SCHWEIZ

B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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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 Albers Study for Homage to the Square: Mild. 1962

Auktionen 10. und 11. September 2026

onen AG Tel. +41 31 552 55 55 kornfeld.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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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are! ladenKino Central - Kino City Kino Wedding delphi lux Filmtheater am Friedrichshain FSK Kino Hackesche Höfe Kino Il Kino Kino Lichtblick Kino Zukunft Kino in der Kulturbrauerei Movimento Neues Off Passage Sputnik Südstern UCI Luxe East Side Gallery Wolf Kino BIELEFELD Lichtwerk K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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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RBRÜCKEN camera zwo STUTTGART Atelier am Bollwerk Das Metropol TÜBINGEN Museum Lichtspiele ULM Obscura WUPPERTAL REX FILMTHEATER

„DER FILM, DEN DEUTSCHLAND GERADE BRAUCHT“ TAGESSPIEGEL

Wer bin ich

Nett hier. Genau richtig, um zwei, drei Tage zu bleiben. Eine Fähre hat mich auf die Insel gebracht. Drei Jahre nach dem Tod meiner Frau will ich meinen 72. Geburts- tag damit verbringen, über mein Leben nachzudenken. Die belebte Einsamkeit der Nordseeinsel Norderney erscheint mir am besten dazu geeignet. Ich bin meiner selbst unsicher geworden, fahrig, schusselig.

Es ist, als wäre ich ein anderer, neben dem ich stehe und den ich reden höre. Lache ich über einen Scherz, verhallt mein Lachen in einem großen leeren Raum. Mein Ich ist keine fest umrissene Gestalt mehr. Es verschwimmt. Fast ist es eine Dissoziation: Ein Teil meiner selbst ist mit ihr gegangen, ein anderer Teil lebt das alltägliche Leben weiter, in dem immer etwas zu tun ist. Eine Frage bewegt mich: Wer bin ich ohne sie?

Mit ihr wusste ich, wer ich war: Ich war ihr Mann. »Mein geliebter Mann«, sagte sie. Das war meine Lebensgewisshheit, die nie infrage stand. Mehr brauchte ich nicht. Orientierung resultierte daraus. Was ihr gefiel, bestärkte mich. Was ihr nicht gefiel, überprüfte ich und korrigierte es gegebenenfalls. Ihre Ideen inspirierten mich. Ihre Bedenken nahm ich ernst, wenngleich nicht immer im ersten Moment.

Der Weg, den ich ging, war oft schwierig. Aber sie war immer da. Gerade dann, wenn es Probleme gab, lief sie zu großer Form auf. Mit ihr war alles zu bewältigen. Sie hatte stets die Ruhe weg und war voller Zuversicht. Fast vierzig Jahre konnten wir gemeinsam durchs Leben gehen, unsere Kinder erziehen, tolle Reisen unternehmen. Sie war für mich das Land, in dem Milch und Honig fließen. Einmal sagte ich ihr das auch, aber sie, Astrid, mochte keine Übertreibungen.

Alles ging gut. Bis auf dieses eine Mal. Es traf mich ins Mark, als sie mir ihre Krebsdiagnose mitteilte. Sie kam damit zurecht, ich nicht. Mir war klar, dass unser gemeinsames Leben enden wird.

Das Menschsein, das sich groß und erfüllt anfühlt, wenn alles gut ist, wird nichtig und klein, wenn nichts mehr gut ist. Die Souveränität, die eben noch unantastbar erschien, bricht in sich zusammen. Wir wollten gemeinsam alt werden. Bis ins hohe Alter würde ich ihre Gegenwart genießen können, war ich mir immer sicher, denn sie war jünger als ich. Sie würde für mich sorgen, wenn ich nicht mehr für mich selbst sorgen könnte. Konnte ich das nun auch ohne sie?

Es ist paradox, aber niemand ist allein einsam. Auch andere sind es

Offenbar nicht, stattdessen die Frage: Wer bin ich ohne dich? Wer bin ich ohne die konstante Zuwendung und Zuneigung meiner Frau, ihre Berührungen und Umarmungen, ihre verlässliche Präsenz in unserem Leben, das nun nur noch mein Leben ist? It's My Life ist ein schmissiger Song des Popmusikers Dr. Álban von 1992, der unwillkürlich die Glieder zucken lässt. Der Rhythmus zwingt geradezu zum Tanz. Das Leben ist schön, alle sollen akzeptieren, wie ich lebe, das ist die Botschaft: »Lebt euer eigenes Leben, und lässt mich frei.«

Ich bin nun frei. Will ich etwas unternehmen, ist niemand an meiner Seite, mit dem ich das diskutieren muss. Bin ich unterwegs müde, lege ich eine Pause ein, ohne dass jemand mich zum Weitergehen drängt. Aber diese Freiheit will ich gar nicht. Sie bedeutet mir nichts.

It's my life hat noch eine andere Bedeutung: Ich lebe dieses Leben, niemand sonst. Was in meinem Leben geschieht, kann niemand mir abnehmen. Andere können zwar beistehen: »Ich bin in Gedanken bei dir!« Das hilft bei vielen Problemen, schwierigen Entscheidungen, tiefen Enttäuschungen, Ängsten, Erkrankungen, Abschieden. Aber alle haben genug mit ihrem eigenen Leben zu tun und müssen selbst etwas tragen, das sie niemandem abgeben können. Das Ich ist eine Insel, allein im Meer von Raum und Zeit.

Keineswegs bin ich der Einzige, der mit einem Alleinsein konfrontiert ist, das er sich nie gewünscht hat. Es ist paradox, aber niemand ist allein einsam. Auch andere sind es, jede und jeder für sich. Wie gehen sie damit um? »Ich will mich der Welt stellen und mich an den äußersten Rand des Daseins vorwagen«, singt die schwedische Popsängerin Robyn, die sich einen heftigen Liebeskummer von der Seele tanzt: Dancing on My Own (2010). Mein Kummer ist ein anderer, aber auch ich muss damit allein zurechtkommen. Was würde es heißen, mich der Welt zu stellen und mich an den äußersten Rand des Daseins vorzuwagen?

Auf der Insel Norderney spitzt sich das Nachdenken darüber, was mein Leben ohne meine Frau sein kann, auf eine einzige Frage zu: Was würde ich bitter bereuen, wenn ich es nicht mehr realisieren könnte? Die Antwort ist eindeutig: die großen Reisen zu unternehmen, die ich schon lange mit ihr geplant hatte. Das könnte meine Art sein, mich der Welt zu stellen. Meine Entschlossenheit, es wagen zu wollen, wiegt schwerer als meine Bedenken, mich ohne sie in der weiten Welt schrecklich allein und verlassen zu fühlen. Das begreife ich jetzt als meine Aufgabe: mit ihr im Herzen auf Weltreise zu gehen. Die hatten wir nicht etwa aufgeschoben, die Zeit war einfach noch nicht reif gewesen dafür. Einige Probereisen hatten wir aber

Fotos: Fikri Amanda Abubakar; Jürgen Bauer (u.)
Es gibt eine gewollte Einsamkeit und eine ungewollte Freiheit. Wilhelm Schmid ergründet beides

ohne dich?

Ein Mann verliert seine Frau und macht eine Erfahrung, die jeden irgendwann ereilt: Das Leben bleibt trist und leer, wenn ein geliebter Mensch nicht mehr zurückkehrt. Der Philosoph WILHELM SCHMID hat ausprobiert, ob eine Weltreise hilft

bereits absolviert, die das Resultat erbrachten: Wir können das, haben große Freude daran und wachsen als Paar noch mehr zusammen. Also entwerfe ich an Ort und Stelle den konkreten Plan und gehe damit in ein Reisebüro. Wenige Monate später bin ich unterwegs.

Reisen erzwingt eine Selbstbehauptung. In der Fremde, in der ich niemanden kenne, muss ich selbst für alles Sorge tragen und mich allein mit Schwierigkeiten befassen. Bei der Ankunft in Australien wird mir klar, dass es damit nun definitiv ernst wird. Ein Abend voller Zweifel.

War ich in all den vielen Jahren allein unterwegs, war ich dennoch mit meiner Frau zusammen. Jedes Alleinsein war eine geborgene, schöne Einsamkeit im Bewusstsein, in Gefühlen und Gedanken einander nahe zu sein, immerwährende Intimität, wie sie nur mit dem vertrautesten Menschen möglich ist. Die Einsamkeit des Einzelnen in seinem Ich kann ein Wir auffangen und für eine Weile vergessen machen – das ist die Schönheit der Geselligkeit, erst recht der Liebe. Dann aber hat jedes Ich wieder mit sich zu tun. Diese fundamentale Einsamkeit der Existenz kann nicht aufgehoben werden. Das Leben ohne den geliebten Menschen lässt sich überbrücken, wenn er gelegentlich fern ist. Aber es bleibt trist und leer, wenn er oder sie nie mehr wiederkommt.

Ohne sie ziehe ich allein in der Welt umher, ein »lonely planetary wanderer«, der ich mit ihrem letzten Atemzug geworden bin, ich habe es sofort verstanden. Sie war meine Heimat. Kann der Planet nun meine Heimat sein?

Meine Reise um die Welt entpuppt sich unvermutet als Reise zu mir selbst. Aber in Begleitung. Nach den anfänglichen Ängsten fühle ich mich nicht mehr allein. Meine Frau ist bei mir, »in anderer Aggregatform«, wie sie das vor ihrem Tod mit Blick auf die Zeit danach nannte. Das zu spüren, führt erneut zu einer schönen Einsamkeit mit ihr, in der ich mutiger werde und neu lerne, mein Leben zu organisieren, selbst Festlegungen zu treffen, Tag für Tag ins Unbekannte aufzubrechen, auf andere Menschen zuzugehen und Probleme zu lösen. Ist ihr Dabeisein nur meine Einbildung? Gut möglich, aber auch eine Einbildung kann wirksam sein, wie ein Placebo. Letztlich kann ich es nicht wissen, nur glauben. Doch das genügt mir.

Auf der Reise durch Australien habe ich gleichwohl ein seltsames Erlebnis. In tiefer Nacht in Sydney wache ich auf und weiß nicht mehr, wer ich bin. Ich befinde mich nicht etwa am äußersten Rand des Daseins, sondern außerhalb, völlig aus dem Leben, aus der Welt gefallen. Bin ich jetzt etwa dort, wo meine Frau ist? Aber ich sehe sie nicht. Ich weiß mir nicht zu helfen, stehe auf und schaue aus dem Fenster des Hotelzimmers. Gegenüber glotzt mich nur die gläserne Fassade eines Hochhauses im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n. An meinen Namen, an meine Lebensgeschichte kann ich mich nicht erinnern.

Es klingt unglaubhaft, aber genauso war es. Ich konnte diesen Zustand nicht willentlich beenden. Da war kein Ich, also auch kein Wille. Ich denke, also bin ich? Aber ohne Ich, das denken kann, bin ich auch nicht. Es endete von selbst, vielleicht nach etwa einer Viertelstunde, aber die kam mir endlos lang vor. Könnte der Grund einfach ein Atemaussetzer im Schlaf gewesen sein? Oder ein größeres gesundheitliches Problem? Spätere Untersuchungen haben nichts ergeben. Niemand, dem ich darüber berichte, kann damit etwas anfangen. Niemand kennt das. Ich bleibe allein mit dieser Erfahrung.

Es war keine gewollte, keine geborgene, sondern eine äußerste, ausgesetzte Einsamkeit. Ausgesetzt der Kälte eines Raums, den niemand mit Wärme belebt. Ausgesetzt der Abgründigkeit und Bodenlosigkeit. Der vollständigen Stille. Der gähnenden Leere, die sich ohne den geliebten Menschen auftut. Der Konfusion, die daher rührt, dass der Rahmen des Lebens verschwunden ist, der Halt und Orientierung gab.

Wer bin ich ohne dich? Vielleicht war diese Steigerung ins Uferlose nötig, um mich zu mir selbst zurückzubringen. Womöglich steckt aber noch etwas ganz anderes hinter dem sonderbaren Geschehen in jener Nacht. Eine Szene beim Studium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kommt mir wieder in den Sinn. Lange her. Damals war im Seminar von Mazzino Montinari, dem feinsinnigen, lebensfrohen Mitherausgeber der Kritischen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Nietzsches, der »Tod Gottes« Thema. Ich kehrte gerade von einer dreimonatigen Reise durch Indien zurück, wo ich mit den Menschen, denen ich begegnete, über Nietzsches These zu diskutieren versucht hatte.

Aber sie verstanden mich nicht. In ihrem Alltag waren Gottheiten so unmittelbar präsent, dass ihnen ein »Tod Gottes« gänzlich absurd erschien. Sie lebten in der Fülle des Sinns. Ich aber, der die Idee für real hielt, stürzte in die Leere der Sinnlosigkeit. Im Seminarraum der Universität formte sich in mir ein markerschütternder Schrei, den ich im nächsten Moment ausstoßen würde, der Schrei eines in den Weiten des Alls verlorenen Menschen. Im letzten Augenblick hielt ich ihn zurück. Er erschien mir plötzlich als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mit der ich die Kommilitonen nicht belasten sollte.

Glück hängt davon ab, ob man sich in einem großen Ganzen geborgen fühlt

Ich verstand damals in Indien, dass Gott eine offene Frage ist und bleibt. Wer bin ich ohne diese Dimension? Was ist der Mensch ohne das große Du, wie auch immer es genannt wird? Als allwissende und allmächtige Instanz konnte »es« mit all seinen bunten Ausformungen in der Vorstellung der Menschen dafür bürgen, dass keiner einsam und verlassen sein Leben fristen muss. Nicht nur im Hinduismus, auch im Christentum und in anderen Religionen ist es möglich, sich von einer göttlichen Kraft erfüllt zu fühlen, um wie Johann Sebastian Bach zu jubilieren: »Ich bin vergnügt mit meinem Glücke.«

Diese Art von Glück, die jegliche Verlorenheit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abmildert, ja sogar aufhebt, ist die vielleicht wichtigste Funktion von Religion: Dank ihr können Menschen sich selbst und alles, was ihnen widerfährt, auch Unrecht und Schmerz, in einem größeren Rahmen sehen – und sich getröstet fühlen. In der Moderne ging das verloren, die irdischen Hoffnungen richten sich seither auf ein selbst gemachtes, maximal lustvolles Glück ohne überirdische Dimension. Es verhinderte jedoch nicht, dass viele weiter nach »dem Sinn« suchen und manche sich in willkürliche Sinngebungen flüchten, während eine Epidemie der Einsamkeit um sich greift. Sie könnte ihren wahren Kern im Verlust der Geborgenheit in einem großen Ganzen haben.

Überall auf meiner großen Reise, die mich noch nach Neuseeland, Fidschi und Tahiti, Chile, Argentinien und Spanien führte, begegnete ich freundlichen, entgegenkommenden, hilfsbereiten Menschen. Viele von ihnen erwiesen sich, wenn die Rede darauf kam, als religiös, meist mit einer sehr persönlichen Mischung von Glaubensinhalten, ohne Aufdringlichkeit, ohne jede dogmatische Festlegung. Das will ich übernehmen. Das Eingebettetsein in eine umfassende Dimension erscheint mir wichtig, unwichtig ihre Benennung – ob nun als göttlich oder einfach nur kosmisch. Den Bezug dazu vermittelt mir meine Frau, die in ihr verschwunden ist.

Auf meinem Weg durch die Welt hat sich eine Antwort auf die Frage herauskristallisiert, die mich antrieb: Wer bin ich ohne sie? Ich bin weiterhin ihr Mann. Ich bleibe mit ihr zusammen und weiß mich dabei in bester Gesellschaft. Auch Siri Hustvedt will weiter die Frau ihres verstorbenen Mannes Paul Auster bleiben, wie sie in ihren Ghost Stories bekennt.

Doch etwas hat sich durch meine Weltreise verändert. Ich kann mich nun auch allein bewähren. So oft im Leben hat meine Frau mich bestärkt, jetzt bestärkt mich die Erfahrung, mich ohne sie in der Welt zurechtzufinden. Neues Selbstvertrauen keimt auf, und ich stehe nicht mehr neben mir, habe eine größere Offenheit für andere und alles, was noch kommen mag, gewonnen. Das ist ganz und gar in ihrem Sinne.

Wilhelm Schmid, 73, ist Philosoph und Bestsellerautor. Zuletzt erschien von ihm »Die Fülle des Lebens. 100 Fragmente des Glücks« (Insel)

Sie sind zu dick und sie wissen das. Eine Gruppe Teenager soll in den Sommerferien in einer Ostsee-Klinik das Unmögliche schaffen: abnehmen. Weil das zu Hause nicht gelingt VON LUISA THOMÉ

Essen ist die einzige Droge, der man sich nicht ganz entziehen

A

Is Emily beschließt, keinen Schritt weiterzugehen, hat sie gerade eine von vier Treppen hinter sich. 13 Stufen. »Fick dich, Scheißtreppe«, sagt sie. »Fick dich hart.«

Eine halbe Stunde zuvor ist sie auf einem Ergometer gefahren. Zwei Stunden zuvor hat sie einen Gymnastikball rücklings mit den Füßen in der Luft gehalten. Sechs Stunden zuvor, morgens um sieben, gab es schon Frühsport. Jetzt tut ihr alles weh.

Vier Wochen lang soll Emily diese Treppe rauf- und runtergehen, zum Haltungsturnen, in die Schwimmhalle, zur Therapie, in die Lehrküche.

Emily, 15 Jahre, Größe 1,54 Meter, Startgewicht 82,7 Kilo.

Sie soll lernen, wie ihr Körper funktioniert oder auch nicht mehr funktioniert, wie er zu viele Kalorien als Fett einlagert, wieso ihre Knie wehtun, was ihre Essensfallen sind und was passieren kann, wenn sie es nicht schafft, Gewicht zu verlieren.

Hier in der Rehaklinik Tannenhof, in Graal-Müritz, in die Kinder wie Emily unter anderem kommen, um abzunehmen.

In der sie einander nicht zuerst ihre Hobbys erzählen, sondern wer sie geschickt hat, »ah geil, du auch über die Rentenkasse?«.

Da sind Emily, Ben, Leonie, Lukas, Lena, Sarah, Jason, Marvin, Alina, Dennis. Kinder zwischen 12 und 17 Jahren, die sich vorher nicht kannten und jetzt in vier Wochen das werden, was Teenager immer werden, wenn man sie für eine bestimmte Zeit auf einen Haufen wirft: eine Clique.

Wo einer der Anführer und eine andere die Außenseiterin ist, eine der Männerschwarm, ein anderer der Ruhige, und noch einer, der ihn genau deswegen ständig verprügelt.

Alle Namen der Kinder sind in dieser Geschichte geändert. Weil es schlimm genug ist, in dieser Welt ein dickes Kind zu sein. Sie müssen damit nicht auch noch für immer im Internet stehen.

Sie werden in den nächsten vier Sommerwochen hinter Ernährungstabellen und Gewichtskurven verschwinden, »und, wie viel hast du inzwischen verloren?« sagen, als wäre Abnehmen ein Glücksspiel. Sie werden sich untereinander daran messen, wer der Fetteste oder der Faulste ist, »du Opfer, Alter, erst zwei Kilo?«. Sie werden weinen, sich beistehen, sich anschreien, sich verlieben und ihren Eltern schreiben, dass sie Heimweh haben.

Obwohl zu Hause für die meisten von ihnen kein einfacher Ort ist.

Sondern für viele der Grund, warum sie hier sind.

Dick sein, das sucht man sich nämlich meistens nicht aus. Erst recht nicht als Kind.

Oder welches Kind will schon in den Sommerferien mit fremden Kindern in einer Rehaklinik sitzen, um abzunehmen?

Und dennoch sitzen sie jetzt hier, im Tannenhof, in diesem Klinkerbau mit viel Glas, wo die Stationen die Namen von Meerestieren tragen, Krake, Fisch, Krabbe, weil die Klinik nur wenige Hundert Meter Luftlinie von der Ostseeküste entfernt liegt.

Sie werden ihr Tagewerk in Klarsichtmappen herumschleppen und abzeichnen lassen, was sie geschafft haben: Frühsport, Unterschrift. Adipositas-Schulung, Unterschrift. Lehrküche, Unterschrift. Haltungsturnen, Unterschrift. Adipositas-Schwimmen, Unterschrift. Therapie, Unterschrift.

19 von ihnen, die ich hier begleiten werde, gehören zur Muschelgruppe. Die einzige Gruppe, die ohne ihre Eltern hier ist, weil die Eltern keine Kraft haben, keine Lust, weil manche ihr Kind in der Reha abgeben und dann endlich mal alleine in den Urlaub fahren. Und weil die Ärzte und Erzieher im Tannenhof meistens froh darüber sind, weil die Eltern doch manchmal das Anstrengendste an den Kindern seien.

Vier Wochen werden sie Tag und Nacht zusammen verbringen.

Jeden Tag werden sie irgendwann zwischen 7.30 und 18 Uhr aufgeben wollen und trotzdem weitermachen müssen. Abends werden sie in ihrem Gemeinschaftsraum sitzen und Wünsche und Geheimnisse teilen. Und sie werden ein paar Kilo verlieren.

Sie sollen hier lernen, dass sie sich ändern müssen, am besten sofort. Kann das funktionieren? In einem Land, in dem inzwischen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erwachsenen Menschen übergewichtig ist, Männer öfter als Frauen. In dem der Anteil der adipösen Erwachsenen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um rund 60 Prozent angestiegen ist. In dem etwa jedes zehnte Einschulungskind zu dick ist, knapp zwei Millionen Kinder insgesamt.

Weltweit gibt es laut einer Unicef-Studie 2025 erstmals mehr über- als untergewichtige Kinder.

Kinder von übergewichtigen Eltern haben ein höheres Risiko, selbst dick zu werden. Weil Eltern es ihnen vererben. Und weil Eltern es ihnen beibringen.

Das zeigt die Waage: Emily 82,7 Kilo, Ben 114,5 Kilo, Lukas 97,8 Kilo, Dennis 142,4 Kilo.

Und das sind ihre Geschichten.

Elf Uhr, Muschelgruppe, Adipositas-Schulung, ein Raum wie im Schullandheim. Einige gähnen noch. Sie tragen Jogginghosen. Die weiten T-Shirts liegen auf den hängenden Schultern. Emily sagt, sie hat keinen Bock. Sie klackert mit Gelnägeln auf dem Holztisch. Ben sagt, er hat Hunger. Er fuchtelt mit einem Stift durch die Luft, bis er herunterfällt. Dennis sagt nichts, so wie eigentlich immer. Er trägt Badelatschen, darauf steht: »HACKEDICHT«.

Die neue Therapeutin geht die Liste durch.

»Und duuuuuu bist?«

»Ben!«

Ben, 14 Jahre, Größe 1,77 Meter, Startgewicht 114,5 Kilo.

»Und du?«

»Dennis.«

Dennis, 15 Jahre, Größe 1,71 Meter, Startgewicht 142,2 Kilo.

Dennis fuchtelt mit seiner Klarsichtmappe herum.

Ben fragt: »Gibt es einen Psychiater?« Alle lachen. Die Therapeutin blickt zu ihm rüber. »Nee, ernsthaft! Ich hab grad echt schlimme Gedanken.«

Dann beginnt das, was sie hier Schulung nennen, damit sie es nicht Therapie nennen müssen.

Zuerst sollen sie sich noch einmal alle erinnern, wie es dazu kam, dass sie hier sind. Ben schreit: »Weil wir fett sind.« Alle lachen wieder. Dann beginnt das Thema der Stunde: Essensfallen. Wann esst ihr, obwohl ihr keinen Hunger habt?

Ben sagt: »Wenn ich aggressiv bin und nirgendwo reinschlagen kann.«

Die Therapeutin sagt: »Okay, also Frust. Schreib das mal auf.«

Dann schreiben sie auf ein Arbeitsblatt: Wie oft ist du, wenn dir langweilig ist? Wenn du traurig oder enttäuscht bist? Wenn du wütend bist, Fernsehen guckst, dir jemand Essen anbietet?

Ben schreit: »Oma stopft das in mein Maul, Alter!«

Wie oft, wenn du mit Freunden zusammen bist, du einen Vorrat an Süßigkeiten hast?

Emily sagt: »Ich hab den nicht. Aber meine beste Freundin, die und ihre Familie sind untergewichtig. Und die haben einen riesigen Schrank voller Süßigkeiten und Chips. Ich sag ehrlich: Da esse ich dann halt.«

Ben schreit: »Psychose!«

Hier könnt ihr ergänzen, wenn euch noch eine weitere Essensfalle einfällt.

»Habt ihr den Negativkreislauf verstanden?«

Ben sagt: »Also wenn ich esse, ohne Hunger zu haben, dann speichert mein Körper die Kalorien, die er gar nicht braucht.«

Emily fragt: »Woher weißt du das?«

Ben sagt: »Ich war schon bei 8.000 Psychologen darüber.«

Emily bewirft Ben mit irgendwas. Dann erzählt sie.

Wenn ihre Eltern getrunken hätten und anfingen zu streiten, sei sie immer »die Mutter« für sie gewesen, sie habe sie immer »auseinandergehalten«. Deshalb, glaubt sie, kann sie mit Stress so gut umgehen, weil sie schon immer viel Stress hatte, »schon mit acht Jahren oder so« sei sie die »Mutterfigur« gewesen. Sie sagt das genau so: »Mutterfigur«. Sie habe ihre Eltern dann angeschrien, gesagt, sie sollen in ihre Zimmer gehen. Und irgendwie, glaubt sie, konnte sie dann nicht anders. »Ich hab's dann einfach in mich reingefressen.«

So klingen die Geschichten der Muschelkinder: Von Leonie, die auf die Frage, was bei ihr zu Hause gekocht werde, antwortet, kommt drauf an, in welchem Zuhause. Weil ihre Eltern getrennt sind und sowieso die meisten hier mindestens zwei davon haben. Von Ben, der seine Schwester nur »Strich« nennt, der »Scheißstrich«, der so was hier nie machen müsse. Der sagt, dass er seine Eltern nur lange genug anbetteln müsse, wenn er Süßigkeiten vor der Konsole brauche. Von Lilly, die sich ihre Arbeitsblätter vorlesen und ausfüllen lassen muss, weil sie weder richtig lesen noch schreiben kann.

Am Ende gibt es ein zweites Arbeitsblatt: Strategien, was ich tun kann, um nicht in diese Fallen zu rutschen.

Sie schreiben auf: Telefonieren. Spazieren gehen. Musik hören. Zocken. Schlafen. Sport machen. Schwimmen. Einen Obststeller machen.

Zum Mittagessen gibt es im ersten Stock in der Muschelgruppe Kartoffeln mit Quark und Gurkensalat. An vier Tischen teenagern sie herum:

»Gehst du noch zu Penny später?«

»Die Kartoffeln schmecken so räudig!« »Halt doch mal die Schnauze!«

»Scheiße, ich hab geschlabbert!«

Ein langer Flur mit Linoleum, rechts und links Zweibettzimmer, ein Gemeinschaftsraum, zerfledderte Brettspiele, Tischdienst und eine Erzieherin, die versucht, Teenager zu pegeln, »schhhhhhhh, jetzt esst bitte mal«. Mittendrin sucht Emily die Aufmerksamkeit von Lukas, sie winkt ihn zu sich, er kommt zu ihr rüber, sie halten Händchen unterm Tisch.

Lukas, 14 Jahre, Größe 1,68 Meter, Startgewicht 97,8 Kilo.

Nach dem Essen hängen sie alle auf dem Sofa im Gemeinschaftsraum, sie zocken auf ihren Handys oder schlagen sich ohne Grund in den Bauch, »au, Alter, fick dich mal«.

Emily und Lukas sind ineinander verknotet, sie kraulen einander den Rücken. Irgendwer dazwischen:

»Du musst dir noch deine Klatsche im Monopoly holen.«

»Digga, verpiss dich, ich muss jetzt zur Therapie.«

Die ersten Tage vergehen schnell. Draußen schreien die Möwen, Familien machen Fahrradtouren auf E-Bikes, an der Fischbude am Strand schlängeln sich die Urlauber, Matjes-Brötchen, Fish and Chips, danach ein Crêpe, an der Promenade drei Eisdielen. Draußen, da ist Urlaub, da ist die Zeit, in der man sich mal was gönnt, sich erholt.

Drinnen ist jeder Tag so streng getaktet, dass man kaum hinterherkommt. Frühsport, Postfach, Therapiepläne, Unterschriften, Zimmernummern, hast du dich ausgetragen? Wer hat Tischdienst? Fünf nach: Essen holen, zehn nach: Teller aufdecken, fünfzehn nach: essen. Danach ab in die Turnhalle!

Da ist ein Team: die Chefärztin, die Physiotherapeutin, die Ernährungstherapeutin, die Psychotherapeutin, die Erzieherin, der Sporttherapeut, die Sozialarbeiterin, die Krankenschwester, der Ergotherapeut, die Klinikleiterin. Ihre Tage gehören diesen Kindern, in Sitzungen überlegen sie, was sie noch alles tun könnten.

Eine Physiotherapeutin, die sagt: »Diese Kinder sind völlig unschuldig, man muss anders mit ihnen umgehen. Nur versteht das niemand, außer wir, die mit ihnen arbeiten.« Deshalb sagt sie »Los, kommt!«, wenn sie den Ball nicht weiter mit den Füßen in der Luft halten wollen, und sie sagt, »Seht ihr, ihr könnt das doch!«, wenn sie am Ende grinsen, weil sie es doch geschafft haben.

Eine Chefärztin, die mit Liebe und Sorge auf diese Kinder blickt, die sagt: »Früher waren die Kinder oft nur leicht übergewichtig, heute sind immer mehr Kinder schwer adipös.«

Und die dann die Gründe aufzählt, die sie dahinter vermutet: die Handys, die Konsolen, eine Zuckerindustrie, die Süchte, die dadurch entstehen, die mangelnde Bewegung, schon ab dem Kitaalter, die Pandemie, Eltern, die sich nicht dafür interessieren, was ihre Kinder essen. Die ihnen manchmal auch Essen geben, weil es das Einzige ist, womit sie ihre Kinder glücklich machen können. Und nicht verstehen, dass sie damit das Gegenteil bewirken.

Nur die Hälfte der übergewichtigen Kinder wird von ihren Eltern auch als zu dick empfunden.

Bei Kleinkindern, die in den ersten knapp drei Lebensjahren weniger Zucker ausgesetzt sind, ist das Risiko deutlich geringer, später Krankheiten zu bekommen wie Diabetes Typ 2, Bluthochdruck oder Übergewicht.

In einer idealen Welt sollte ein Kind täglich fünf Portionen Obst und Gemüse essen. In der Realität essen 44 Prozent der Kinder in Deutschland nicht täglich Obst. Fast Food gehört bei einem Drittel der deutschen Kinder und Jugendlichen zum Alltag.

Viele adipöse Kinder und Jugendliche bleiben auch im Erwachsenenalter übergewichtig.

Zweite Woche, zehn Uhr, Lehrküche, ein Raum, den es im echten Leben nicht geben würde. Sechs Herdplatten sind sternförmig in einen Tisch gelassen, an der Wand hängt ein Plakat mit der Ernährungspyramide. Heute sollen ein paar aus der Muschelgruppe lernen, wie man Wraps macht. Sie lesen die Einkaufsliste vor: Wraps – Vollkorn!, Gurke, Tomate, Mais, Zwiebeln, Hähnchenflisch, Joghurt. Dann schlurfen sie los zum Supermarkt, 20 Minuten Fußweg. Auf dem Weg sagen sie: »Das alles hier hat mir die Ferien versaut.« Die Ernährungstherapeutin fragt, wo ihre Eltern so einkaufen gehen, sie sagen: schwarzer Netto, roter Netto, Kaufland, Lidl, Penny.

Die Ernährungstherapeutin fragt weiter. Und was gibt es bei euch zu Hause so zu essen? »Nudeln mit Tomatensoße.« Und bei Oma? »Hackklöße.« Und was ist euer Lieblingsessen? »Königsberger Klopse!« Angekommen im Supermarkt, sollen sie den richtigen Joghurt aussuchen (auf keinen Fall 3,5er!), sie sollen erklären, warum sie Vollkornwraps kaufen (weil die länger satt machen!), und sie sollen all dem widerstehen, was um sie herum liegt, in den prall gefüllten Regalen: Brioche, Weißbrot, Schokobrötchen, Burgerbuns XXL. An der Kasse das Regal mit den Riegeln, die Cola, die Truhe voller Eis. Sie sollen lernen, die Gurke zu kaufen oder den Mais. Obwohl daneben Snickers liegen und sie Kinder sind.

Zurück in der Lehrküche zeigen sie ihr »Selbstbeobachtungs-Tagebuch«, die Ta-

kann, weil man sie gleichzeitig noch zum Überleben braucht

belle, in die sie alles, was sie essen oder trinken, kleinlichst eintragen sollen, da steht dann: Fette, Öle, Strich. Wurst, Fleisch, Strich, Strich. Milchprodukte, Strich. Brot, Strich, Strich. Gemüse, Strich. Getränke, Strich, Strich, Strich, Strich, Strich.

Je länger alle über Vollkorn reden oder Mahlzeiten stricheln, desto weniger kann man an irgendetwas anderes denken außer an: Essen.

Inzwischen haben sich die Rollen in der Clique verteilt: Leonie, die Stille. Lukas, der Angeber. Emily, die Begehrte. Dennis, der Streber. Marvin, der Vermittler. Alina, die Diva. Und Ben, der Schreihals.

Nächster Tag, 13 Uhr, Adipositas-Sport, ein Kraftraum, wie manche ihn sich in ihren Keller bauen. Eine Sprossenwand, ein Latzug, ein Rudergerät, ein paar Matten, ein paar Hanteln. Es stinkt nach Teenagerschweiß.

Emily sagt, sie habe keinen Bock.

Der Sporttherapeut sagt: »Wer knutschen kann, der kann auch Sport machen.«

Ben macht Ausfallschritte, sagt zu mir: »Schreiben Sie nicht in Ihren Bericht, dass ich hier gestorben bin.«

Dennis kommt nicht. Er hat sich bei der Chefärztin gemeldet, weil er nicht mehr kann. Er macht zwei Tage Pause.

Dennis, 15 Jahre, Größe 1,71 Meter, Startgewicht 142,2 Kilo. Gewichtsverlust nach zwei Wochen: 7,4 Kilo.

Sie machen Sit-ups, Bankdrücken, Kniebeugen, Planks, sie rudern. Ben sagt: »Ich hab Bauchkrämpfe!«

Der Sporttherapeut sagt: »Ne, du hast Muskelkater.«

Der Sporttherapeut sagt auch: »Dann merkst du wenigstens mal, dass da was ist.« Ben sagt: »Ich weiß, was da ist: Fett!«

Während die Muschelgruppenkinder ihre Pläne herumschleppen, in ihren knittrigen Klarsichthüllen alles ineinanderstecken, die Gewichtskurven, Beobachtungsprotokolle, Therapiepläne, scheint dieses Rehakonzept manchmal fast ein bisschen aus der Zeit gefallen, wo man doch inzwischen Abnehmspritzen verschreiben kann, die erfolgreicher sind als jeder vierwöchige Therapieplan.

Geht das nicht auch einfacher?

Vor sechs Jahren kam Ozempic in Deutschland auf den Markt, vor drei Jahren Wegovy, seitdem spritzen immer mehr Menschen sich dünn. In den USA geht seit der Spritze die Zahl der übergewichtigen Menschen das erste Mal zurück.

Wegovy ist in Deutschland für Kinder ab zwölf Jahren zugelassen. Die Therapieerfolge sind sehr gut, die Nebenwirkungen eher gering, Kopfschmerzen, Übelkeit, Bauchschmerzen.

Was dagegen bleiben könnte, wenn das Gewicht bliebe: Diabetes, Bluthochdruck, kaputte Gelenke, verfettete Organe, Unfruchtbarkeit, Herzinfarkte, Schlaganfälle. Selbstzweifel. Depressionen.

Das Gedächtnis der Fettzellen, die auch nach dem Abnehmen so verändert sind, dass sie schneller Fett aufnehmen. Bei extremem Übergewicht verkürzt sich die Lebenserwartung um bis zu 14 Jahre.

So eine Rehaklinik kostet viel Geld, zwischen 4.000 und 5.500 Euro für einen drei- bis vierwöchigen Aufenthalt. Mehr würde es auf lange Sicht kosten, wenn es sie nicht gäbe.

Bei Lilly verheilen wegen ihrer Medikamente die kleinsten Wunden nicht mehr. Marvin kann manchmal kaum atmen. Dennis wollte freiwillig in den Tannenhof kommen, weil er keinen Bock mehr hat, jeden Tag Medikamente zu nehmen. Für ein Normalgewicht müsste er sich halbieren.

Das ist der Körper. Und dann ist da noch die Psyche.

Die Chefärztin sagt: »Man muss die Kinder hier erst mal auffangen, sich hinsetzen, zuhören. Sie haben sich so eine harte Schale antrainiert. Sie sind innerlich so verletzt. Da muss man sich erst mal rantasten.«

Der Sporttherapeut sagt: »Einige von denen müssen jetzt wirklich dringend die Kurve kriegen.«

Adipositas kostet den Staat bis zu 100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weil Menschen krank werden, auf dem Arbeitsmarkt ausfallen, früher in Rente gehen.

Übergewicht und Adipositas reduzieren das jährliche Bruttoinlandsprodukt in Deutschland um drei Prozent.

Übergewicht macht in Deutschland 10,7 Prozent der Gesundheitsausgaben aus – einer der höchsten Anteile im Vergleich zum Rest der Welt.

Die Chefärztin ist trotzdem dagegen, Kindern die Abnehmspritze zu verschreiben.

Die Chefärztin sagt: »Solange sie noch Kinder sind, müssen wir ihnen beibringen, wie es ohne Spritzen geht. Damit sie noch eine Chance haben, es selbst zu schaffen.«

Sie sagt, viele Eltern der Kinder, die in den Tannenhof kommen, seien auch dick. Und sie sagt: Gesund zu leben, ist leichter, wenn man Geld hat, wenn man in einem Haushalt groß geworden ist, in dem es Gemüse gibt, in dem es überhaupt jemanden gibt.

Dick sein, oft ist das auch eine soziale Frage. Stress, Geld, Bildung. Das Risiko für Adipositas ist bei sozial benachteiligten Kindern rund 36 Prozent höher, das Risiko für Übergewicht viermal so hoch wie bei

Gleichaltrigen aus Familien mit Hochschulabschluss oder mittlerem Einkommen. Die Schere ging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immer weiter auseinander.

Hier im Tannenhof sagt die Chefärztin zu den Kindern: Zu Hause macht das keiner für euch. Ihr müsst das selber auf die Reihe kriegen.

Als wäre das ihre einzige Chance. Sie selbst.

Wenn sie bei der Therapie gefragt werden, was Selbstwert bedeutet, dann sagen sie »Keine Ahnung«. Wenn sie gefragt werden, was »Selbst« ist, sagen sie »ich«, wenn sie gefragt werden, was »Wert« ist, sagen sie »Geld«. Und wenn sie auf einem Arbeitsblatt ihre Sonnenseiten aufzählen sollen, dann schreiben manche: vernünftig, flexibel, kann gut alleine zurechtkommen.

Am nächsten Tag schlurfen Emily und Lukas händchenhaltend über den Flur. Lukas trägt das erste Mal seit zwei Wochen ein frisches T-Shirt. Und einen Knutschfleck am Hals.

Emily, 15 Jahre, Größe 1,54 m, Startgewicht 82,7 Kilo, Gewichtsverlust nach zwei Wochen: 1,7 Kilo.

Vor dem Therapieraum treffen sie die anderen.

Lukas sagt: »Nur noch fünf Tage!« Emily sagt: »Reallyyyy? Ach du Scheiße!«

Abends sitzen sie im Gemeinschaftsraum. Sie rangeln. Sie bewerfen sich mit Karten.

Aus irgendeinem Handy dröhnt:

Du bist gut genuuuuuuuug.

Du bist gut genuuuuuuuug.

Alle singen mit.

Emily steht auf, rappt den Teil von Shirin David, mit ihrer Hand formt sie vor ihrem Mund ein Mikrofon: Ich werde mir nie gerecht, denn ich bin zu mir nie gerecht.

Um Punkt neun Uhr kommt die Erzieherin und schickt alle ins Bett. Ben bettelt: »Bitte, kommen Sie schon, noch fünf Minuten.« Dann verschwinden sie in ihre Zimmer. Am nächsten Tag wird Emily erzählen, dass die Jungs sie in ihrem Zimmer besucht haben. Einmal sei die Nachtschwester reingekommen, Lukas habe sich schnell bei ihr unterm Bett versteckt. Sie seien nicht erwischt worden.

Nächster Tag, 13 Uhr, Fitnesstest. In der Turnhalle steht die Hitze, das Mittagessen ist erst eine halbe Stunde her. Heute sollen sie zeigen, ob sie Fortschritte gemacht haben, sie sollen rennen und Sandsäcke in Ringe werfen. Sie sollen sich auf eine Bank stellen und sich runterbeugen. Mit einem Lineal misst der Sporttherapeut, wie nah sie an ihre Fußspitzen kommen. Was er eigentlich dabei misst, ist, ob ihre Bäuche kleiner geworden sind, die sie davon abhalten. Dann hängen sie an einer Sprossenwand und versuchen ihr eigenes Gewicht zu halten. Keiner schafft es länger als sechs Sekunden.

Marvin schreibt die Werte auf, er sagt: »Machst du super, Ben!« und »Hey, Alina, du hast dich um 2 verbessert, let's go!«

Der Sporttherapeut klatscht mit allen ab, sagt: »Seht ihr, geht doch!« Alle jubeln und schreien durcheinander.

Der Sporttherapeut, der die Kinder beim Bahnenschwimmen antreibt, »Weiter! Weiter! Weiter!«, sagt, dass er manche Kinder am liebsten mit nach Hause nehmen würde, weil er weiß, dass sie es in ihren Familien nicht schaffen können.

Er nennt sie Coronakinder. Er sagt, diese Coronakinder hätten während der Pandemie verlernt, sich zu bewegen, überhaupt hätten die Kinder verlernt, sich zu bewegen, weil sie nur noch »daddeln«, deshalb müsse man denen »manchmal in den Arsch treten«, weil sie sonst nächstes Jahr wieder hier säßen.

Fragt man den Sporttherapeuten, die Ernährungstherapeutin, die Chefärztin, was sie sich wünschen würden, sagen sie: Dass die Kinder sich mehr bewegen, schon in der Kita, mehr rausgehen, auch in der Schule. Dass mehr unterrichtet wird, über Ernährung, über den Körper, darüber, wie man ihm helfen kann. Und auch darüber, wie man ihn kaputt macht. Manche sagen: Zuckersteuer!

Das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 schreibt auf seiner Website: Durch staatliche Angebote zur Prävention von Übergewicht bei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sollen jährlich Krankheitskosten von rund 1,7 Milliarden Euro eingespart werden.

Es gibt Kurse, für Eltern, für Kinder, für Eltern mit Kindern, Ernährungsberatung und Sportangebote.

Aber kriegen sie das mit, die Eltern der Muschelkinder? Scrollen sie in ihrem Alltag auf der Seite des Bundesgesundheitsministeriums?

An einem Nachmittag, als die Muschelgruppe Freizeit hat, trifft man ein paar von ihnen zufällig, sie sitzen an einem Tisch neben der Tankstelle, ein paar Meter vom Tannenhof entfernt. Sie erschrecken sich, als sie mich sehen, sie zupfen an sich herum, rutschen aufgeregt hin und her. Ein paarmal muss man nachfragen, was sie da machen, bis sie sagen:

»Können Sie uns eine Cola kaufen?«

»Wir haben Döner bestellt. Und Pizza! Bei Lieferando!«

»Konnen Sie uns eine Cola kaufen?« »Wir sind halt fett. Wir müssen halt essen.«

Und Abendbrot?, frage ich.

»Ach, wir scheißen auf Abendbrot. Das will eh niemand!«

Eine halbe Stunde später sitzen sie an ihren Tischen und knabbern an Rohkost.

Einer sagt zur Erzieherin: »Ich ess nur'n Joghurt, weil ich nicht so viel Hunger hab.«

Essen ist die einzige Droge, der man sich nicht ganz entziehen kann, weil man sie gleichzeitig zum Überleben braucht. Die einzige Droge, die Eltern ihren Kindern freiwillig geben, aus Liebe oder aus Überforderung oder aus Gewohnheit oder aus Gleichgültigkeit.

13 Uhr, vorletzter Tag, letzte Adipositas-Schulung. Emily, Dennis und Ben sitzen um den Holztisch, ihre Klarsichtmappen sind inzwischen ausgefranst und übervoll von Arbeitsblättern und Beobachtungsplänen. Heute sollen sie eine Tabelle ausfüllen. Links: Was ihr euch vornehmt. In der Mitte: Was euch im Weg steht. Rechts: Wie ihr damit umgeht.

Emily sagt: »Ich hab schon meinen Freunden gesagt: Wenn ich mir ’ne Cola oder Red Bull kaufen will, sollen sie mich schlagen.«

Ein paar Minuten hocken sie über ihren Arbeitsblättern, dann will Ben als Erster vorlesen.

Er liest ab: »Ziel: Weniger Fleisch und Süßes. Hindernis: Süchtig. Lösung: Anti-Sucht-Programm.«

Dennis soll als Nächster vorlesen.

Er liest ab: »Ziel: Kleinere Portionen. Hindernis: Appetit. Lösung: Weniger kochen.«

Er liest weiter: »Ziel: Ein bis zwei Stunden spazieren. Hindernis: Langweilig.« Eine Lösung habe er nicht gefunden.

Jedes der Muschelkinder kennt den Preis, den es zahlt, weil es dick ist.

Jedes der Muschelkinder erzählt von Mobbing, von diesen dunklen Gedanken, vom Alleinsein.

Jedes der Muschelkinder weiß, dass es besser wäre, schlanker zu sein.

In der Turnhalle laufen sie einmal auf und ab wie auf dem Laufsteg, schwingen ihre Hüften nach links und rechts, so weit sie können, »mmmmh, guckt mal, nächstes Jahr Germany's Next Topmodel«, weil sie die Welt kennen, zu der sie nicht gehören. Sie kennen all die Zahlen und Vorurteile. Wie ihnen in dieser Welt

Szenen aus der Rehaklinik Tannenhof, fotografiert von Alexandra Polina. Die Kinder bilden wir nicht ab, um sie zu schützen

gesagt wird: Eigentlich ist es doch ganz einfach, weniger essen, mehr verbrauchen.

Als würde niemand sehen, niemand wissen, was noch alles dazugehört, besonders wenn man ein Kind ist.

Dennis, 15 Jahre, Größe 1,71 Meter, Startgewicht 142,4 Kilo, Entlassungsgewicht 129,5 Kilo.

Emily, 15 Jahre, Größe 1,54 Meter, Startgewicht 82,7 Kilo, Entlassungsgewicht 79,1 Kilo.

Ben, 14 Jahre, Größe 1,77 Meter, Startgewicht 114,5 Kilo, Entlassungsgewicht 109,7 Kilo.

Am letzten Tag haben sich Emily und Lukas gestritten.

Emily sitzt mitten im Gemeinschaftsraum auf einem Stuhl, sie hat ein Bild gemalt, darauf steht in vier Ecken: Fuck you! Shut up! Bitch! Motherfucker! Lukas kommt nur zum Mittagessen aus seinem Zimmer, er schlurft zu seinem Platz, sein Kopf hängt ihm auf der Brust, zwei riesige Knutschflecken verteilen sich über seinen Hals.

Lukas sagt, er weiß nicht, was Emilys »Scheißproblem« ist. Für ihn gäb's keins. Und dass er hofft, dass seine Mutter ihn morgen abholt. »Wir haben glaub ich Streit. Also ich weiß es nicht. Bei ihr weiß man das nie so genau. Manchmal ist sie plötzlich so mega-aggio, total aggressiv. Was weiß ich, wieso.«

Als Nächstes müssen sie in die Turnhalle, ein letztes Mal.

Vorwärts rennen, rückwärts rennen.

Dann ist er da: der letzte Abend.

Ben hängt an seinem Handy. Seine Mutter hat ihm geschrieben: »Noch einmal schlafen, dann bist du endlich zu Hause.« Er tippt seine Antwort: »Ich freu mich so.«

Am Morgen der Abreise rollen sie ihre Koffer in den Gemeinschaftsraum, sie liegen ein letztes Mal zusammen auf dem Sofa. Sie warten darauf, dass sie abgeholt werden. »Ich hab ’ne Gruppe bei Snapchat gemacht, »Rehaklinik« – »Geil, lad mich mal ein!«

Alina und Ben umarmen sich.

Im Hintergrund wieder:

Du bist gut genug.

Ich weiß nicht, was die Welt dir sagt. Bleib einfach nur duuuuu.

Emily sagt: »Mach aus, ich heul gleich, echt!«

Emily liegt bei Lukas im Arm. Alina bei Ben.

Ben sagt: »Ich werd euch Arschlöcher vermissen.«

Lukas sagt: »Wenn ich zu Hause bin, kauf ich mir ’nen neuen PC.«

Ben sagt: »Ja, und 200 Dosen Monster.«

Die vergifteten Bäume

In Hessen wurde Glyphosat in eine jahrhundertealte Eiche gespritzt. Solche Taten nehmen zu. Wer macht so was? Begegnungen mit denen, die Bäume schützen – und die so ihre Theorien haben VON FRANZISKA WUNDERLICH

Die Stellen des Baumes, an denen der Täter das Gift eingeführt hat, gehören zu seinen verletzlichsten. Die Wurzelanläufe ragen gerade noch über die Erde. Wer hier hineinbohrt, durchtrennt die kräftigsten Leitungsgefäße des Baumes. Und wer hier Gift einführt, weiß, wie man einen Baum am wirkungsvollsten umbringt.

Am Ortsrand von Riedstadt in Hessen steht die Karl-Spengler-Eiche. 213 Jahre ist sie alt, frei stehend auf einer Wiese, ein Ausflugsziel. In den Winter- oder Frühjahrsmonaten 2025 hat jemand diesen sowie neun weitere Bäume zwischen den umliegenden Feldern mit dem Unkrautvernichter Glyphosat vergiftet. Die Stadt lobte eine Belohnung von 500 Euro für Hinweise aus, die zur Ergreifung der Täter führen. So viele Menschen spendeten nach dem Angriff Geld, dass die Summe später auf rund 4.000 Euro erhöht wurde.

»Große Platanen in Frankfurt vermutlich vergiftet«, »Zwei gesunde Linden in Göttingen wurden vergiftet und müssen gefällt werden«, »Eichen in Ottendorf-Okrilla vergiftet« – überall in Deutschland gibt es Attacken auf Bäume, die Straßen säumen, auf öffentlichen Plätzen oder mitten in der Natur stehen. Eine bundesweite Statistik, die dieses Phänomen erfasst, gibt es nicht, doch einzelne Landeskriminalämter können Auskunft geben: In Rheinland-Pfalz wurden 2025 dreizehn Fälle von Sachbeschädigung an Bäumen registriert, in Nordrhein-Westfalen ebenfalls dreizehn, in

Sachsen-Anhalt zehn. Ob und wie sie zusammenhängen, ist unklar. Selten werden Fälle aufgeklärt.

Schon aus der Ferne sieht man kahle Äste in den Himmel ragen. Die Karl-Spengler-Eiche steht auf der Fürstenwiese – »Fäschdawies«, sagt Ludwig Hefermehl, der Vorsitzende des Obst- und Gartenbauvereins Goddelau. Neben der Eiche: ein Wanderweg, Felder, ein Graben. 27 Meter ist der Baum hoch, und man kann sich vorstellen, wie imposant er einmal ausgesehen haben muss. Inzwischen ist eine Hälfte seiner Krone entlaubt. Die andere trägt noch Blätter. Doch viele davon sind schmal und gelblich, der geschwächte Stamm ist zerfressen von Käfern. »Sehr schlecht« gehe es der Eiche, sagt Hefermehl.

Der Baum gehört der Stadt, »aber ich sage immer, die Karl-Spengler-Eiche ist auch unsere Eiche«. Mit seinem Verein veranstaltet der 79-jährige Hefermehl jedes Jahr eine Neujahrswanderung zu dem Naturdenkmal; sie befreien den Baum regelmäßig von Efeu und von Wildwuchs; 2003 brachten sie ein Schild mit dem Namen der Eiche an, auf das er jetzt stolz deutet. Benannt wurde die Eiche nach dem Feldschütz Karl Spengler, der sich bis in die 1950er-Jahre dafür einsetzte, dass sie nicht gefällt wird. »Hier hingen die Steigeisen, sodass die Jäger hochkrabbeln konnten«, sagt Ludwig Hefermehl und deutet auf den Stamm. Denn einst habe die Eiche als Hochsitz gedient.

Hefermehl erinnert sich, wie er 2008 nach einem Sturm einen großen Astbruch entdeckte und wie das Geäst danach mit

Seilen stabilisiert wurde. Auf einem Bild von 2024, das er dabeihat, trägt der Baum so viel Laub, dass seine Äste fast bis auf den Boden hinabhängen. Wenn Hefermehl über die Eiche spricht, klingt es, als wäre sie ein lieb gewonnenes, 213 Jahre altes Tier.

Missmutig schaut Hefermehl auf die Ameisen, die am Fuß der Eiche über die Rinde krabbeln. Einige von ihnen klettern in ein etwa einen Zentimeter breites Loch. Zehn dieser Löcher, rund 13 Zentimeter tief und schräg nach unten gebohrt, wurden am Baum gefunden. Am 28. Mai 2025, als die Eiche längst grünes und prächtiges Laub hätte tragen sollen, beobachtete Matthias Harnisch vom Umweltamt Riedstadt an der Karl-Spengler-Eiche und den neun anderen Bäumen spärlich verteilte und gekräuselte Blätter mit braunen Verfärbungen am Rand. Die Schäden erschienen ihm »zunächst unerklärlich«, schreibt er später in einer E-Mail an die Polizei. Ein Kollege fand die Bohrlöcher an der Eiche – teils von Humusmasse bedeckt und so weit unten, dass sie kaum auffielen. Der hessische Pflanzenschutzdienst erklärte, dass zwar von einem Feld Pestizide herübergeweht sein könnten. Doch die meisten betroffenen Bäume stehen so weit weg von dem Feld, dass diese Ursache »wenig plausibel« erscheint, heißt es in der E-Mail. Dann fand man bei der Eiche zwei kleine Holzspäne, wie sie nur ein Bohrer aus dem Stamm herausdrehen kann. In einem der Löcher klebte zudem eine schaumige Flüssigkeit. Proben des Schaumes, von Trieben und Holzspänen schickte die Stadt ins Labor eines Pflanzenschutz-Sachverständigen. Und noch am selben Tag erstattete Harnisch Anzeige bei der Polizei. Die Analyse des Materials kam drei Wochen später zurück: »Folgende Wirkstoffe wurden festgestellt: [...] Glyphosat.«

Ludwig Hefermehl vor der 213 Jahre alten Karl-Spengler-Eiche

Wer könnte etwas gegen diesen Baum haben? »Ein Irrer«, sagt Hefermehl mit verschränkten Armen. Doch eine wirkliche Idee, wer dahinterstecken könnte, hat er nicht. Vielleicht, mutmaßt Matthias Harnisch vom Umweltamt, habe derjenige einen Hass auf Bäume entwickelt, weil er einen Schaden durch einen Baum erfahren hat – etwa weil sein Auto durch einen umgestürzten Baum zerstört wurde. Vielleicht, vermutet die forensische Psychiaterin Manuela Dudeck, Professorin an der Universität Ulm, erlebten Täter ein Allmachtsgefühl, wenn sie einen so alten Baum töteten.

Man versuchte, die Eiche zu retten. In zehn Wassergängen wurde sie mit jeweils 6.000 Litern bewässert. Im Gegensatz zu den anderen Bäumen, die gänzlich abgestorben sind – sieben Eichen, eine Kastanie und ein Walnussbaum –, trägt die Eiche ein Jahr nach der Vergiftung Laub. Ein wenig Hoffnung gibt es also.

Joachim Schnabel hat die Proben der Karl-Spengler-Eiche untersucht. Seit etwa 20 Jahren begutachtet der 49-jährige Sachverständige Schäden an Pflanzen. Genauso lange begegnen ihm bereits solche Taten an Bäumen – aber es seien mehr geworden. »Damals habe ich vielleicht ein- bis zweimal im Jahr Fälle bearbeitet, bei denen Bäume mutwillig durch Giftstoffe vernichtet wurden«, sagt er am Telefon. Inzwischen komme das pro Jahr etwa zehn- bis fünfzehnmal vor. Einerseits, weil ein entlaubter Baum heute schneller auffalle, da in der Bevölkerung mittlerweile ein größeres Umweltbewusstsein herrsche. Aber andererseits eben auch, weil es häufiger Angriffe gebe: »Denn online sind solche Anleitungen überall verfügbar.«

Auf einer Website für Hobbygärtner etwa findet man den Hinweis: »In größeren Dosierungen und direkt in den Stamm eingebracht« könne Glyphosat einen Baum absterben lassen. In einem Forum für Hausbau fragt ein Nutzer, der einen Baum in seinem Garten beseitigen möchte: »Mir wurde empfohlen, in den Stamm Löcher zu bohren [...]. Muss ich das Gift mischen, oder kann ich es irgendwo anders bestellen?« Für den Erwerb von Glyphosat braucht es eigentlich einen Sachkundenachweis. Doch an den Unkrautvernichter komme man auch auf dem Schwarzmarkt, so Schnabel.

Wenn das Glyphosat einmal injiziert sei, werde es vom Baum aufgesogen, erklärt der Gutachter. Die Chemikalie führe dazu, dass sich kein Chlorophyll mehr bilden könne. Der Baum sterbe innerhalb von Wochen ab.

Meist seien die Bäume, deren Proben er untersuche, mutmaßlich wegen eines Nachbarschaftsstreits vergiftet worden: »Da ist jemand vom Laub genervt, vom Schattenwurf oder von irgendwelchen Vögelchen, die im Baum sitzen.« Ihn hätten schon Personen mit unterdrückter Nummer angerufen und gefragt, wie sie einen Baum an ihrem Grundstück loswerden können. Aber

Foto: Ricardo Wiesinger für DIE ZEIT

er erlebe auch immer wieder, dass Bäume in der freien Natur Ziel eines Giftanschlags werden. Einmal habe er in Glyphosat getränkte Pfeile untersucht, die neben Bäumen im Wald gefunden wurden – vermutlich wurden ihre Stämme damit beschossen: »Warum jemand etwas gegen diese Bäume haben könnte, ist für mich überhaupt nicht nachvollziehbar.«

Dass die Täter unten an den Wurzelanläufen der Karl-Spengler-Eiche zehnmal den Bohrer ansetzten, deute darauf hin, dass jemand wusste, was er tat, sagt Schnabel: »Von dort breitet sich das Glyphosat ruck, zuck im gesamten Baum aus.« Entweder habe sich jemand im Internet schlaugemacht, oder die Person sei vom F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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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adt Riedstadt hat nachträglich sogar eine Wildtierkamerafalle in der Nähe der Karl-Spengler-Eiche installiert, für den Fall, dass der Täter an den Ort des Verbrechens zurückkehrt. Verdächtige ließen sich jedoch bislang nicht ausmachen. Im April 2026 stellte die Staatsanwaltschaft Darmstadt das Ermittlungsverfahren wegen des Verdachts der gemeinschädlichen Sachbeschädigung ein. »Erfolgsversprechende Ermittlungsansätze lagen nicht vor«, heißt es. Die Eiche soll nun mit einem Zaun umrandet werden, sodass herunterfallende abgestorbene Äste niemanden verletzen können, und eine Tafel soll aufgestellt werden, die erläutert, was geschehen ist. Sollte sie irgendwann gänzlich tot sein, würde sie als Mahnmal stehen bleiben.

Dass die Eiche sich wieder erholt, glaubt Ludwig Hefermehl nicht. »Es ist vorbei.«

So werden Sie wasserfest

Unser Restaurantkritiker MICHAEL ALLMAIER hat bis jetzt vor allem Wein verkostet. Mit dem Sommelier Pat Eckert will er jetzt die Nuancen von Mineralwasser erkunden – milchig, salzig, royal?

E he ich den Wassermann treffe, ordne ich meine Gedanken. Gibt es Leute, die Wasser hassen, also: es zu trinken? Ich kenne ein paar, die es langweilig finden, ja. Die langweilen sich

aber insgesamt leicht, haben ständig Musik laufen und so was. Menschen andererseits, die Trinkwasser lieben, sind mir bis jetzt nicht begegnet. Mein Verdacht wäre: Gesundheitsfanatiker oder Achtsame, die sicher auch freudvoll atmen. Ich selbst würde von mir sagen, ich finde Wasser ... okay. Es stillt den Durst, das macht es gut. Für den Genuss trinke ich andere Sachen. Bis jetzt jedenfalls.

Pat Eckert erwartet mich in seiner »Aqapolis«. So nennt er die Güterhalle am Bahnhof von Meckesheim bei Heidelberg, die ihm als Warenlager und Museum dient. Eckert ist 52, sieht aber jünger aus – dicker Brillenrahmen, hochgeföhnte Tolle, vier Löcher im Ohrläppchen. Man könnte ihn sich gut hinter einem Mischpult vorstellen. Doch seine Passion gilt dem Mineralwasser. Er ist Wassersommelier, Verkostungsleiter, Buchautor, Blogger und Inhaber von Fine Liquids, einem Online-Shop für besondere Wässer. Zwischendurch schreibt er »Hydro-Poeme« zum Lob des Wassers. Dass ich ihn hier den Wassermann nenne, ist trotzdem unangemessen, schon darum, weil sein Sternzeichen Zwillinge ist (diese blöde Frage konnte ich mir nicht verkneifen.)

Ich bin hier, weil ich lernen will, Wasser mehr abzugewinnen. Denn eigentlich ist Schmecken mein Ding. Ich habe schon reichlich Weine verkostet, Obstbrände, Whiskeys und Tees, sogar Energydrinks. Doch gerade das, was ich am meisten trinke, schütte ich achtlos runter. Eckert kennt das: »Viele glauben, dass ihnen egal ist, welches Wasser sie trinken.« Warum sie das nur glauben? »Weil sie ihr Wasser einfach noch nicht gefunden haben.«

Dass das nicht leicht ist, glaubt man sofort, wenn man in sein Museum schaut. Über 3.000 verschiedene Wässer thronen da in Flaschen, Dosen und Krügen. Wasser aus Nordafrika und Wasser vom Polarkreis. Quellwasser, Regen- und Gletscherwasser, aufbereitetes Leitungswasser. Pat Eckert zeigt mir das Prachtstück seiner Sammlung: eine Tonflasche Selters, wohl aus den 1850er-Jahren. Sie wurde aus dem Wrack eines Schiffes geborgen, das in der Ostsee gesunken war. Geladen hatte es Getränke für den Zaren: Champagner und Mineralwasser. Beides, das will Eckert zeigen, waren damals Luxusprodukte – das Wasser vor allem darum, weil man an seine Wirkung glaubte. »Das waren ja alles Heilwässer aus besonderen Quellen.«

Heute wird kaum mehr ein Wasser als Heilwasser beworben. Das klingt zu sehr nach Wadenwickeln in Bad Sowieso. Aus der kostbaren Medizin ist ein Durstlöscher geworden. Und wo früher jeder Landstrich sein eigenes Mineralwasser hatte, bestücken heute Großkonzerne mit wenigen Marken den Weltmarkt. »Darum«, sagt Eckert, »schmecken die Wasser viel ähnlicher als früher.« Wir wollen heute ein paar verkosten, die noch immer besonders sind.

Fotos: Anna Ziegler für DIE ZEIT

»Und, was schmecken Sie?« Vor diesem Moment war mir bange. Bei Wein kenne ich Fachbegriffe und kann so klin-

Pat Eckert (rechts), 52, ist Wassersommelier. Seine teuerste Flasche kostet 10.000 Euro. Die wurde für das Foto allerdings nicht geöffnet

gen, als hätte ich Ahnung. Hier fehlen mir die Worte. »So geht es uns allen«, tröstet mich Eckert. Die Nomenklatur für Wassergeschmäcker ist gerade erst im Entstehen; da muss jeder etwas finden, das für ihn funktioniert. »Ich hatte schon Leute hier, die nannten dieses Wasser süßlich. Andere fanden es sauer. Es sagte auch schon mal jemand: metallisch.« Und nichts davon muss falsch sein, weil es hier um Nuancen geht. »Mein Mund zum Beispiel ist gerade trocken, weil ich so viel rede. Darum schmecke ich wahrscheinlich anders als Sie.«

Sind Geschmacksurteile beim Wasser also reine Willkür? Nein, ein paar Richtwerte gibt es doch. Ich lerne den Begriff TDS, »total dissolved solids«. Damit misst man die Menge der Mineralien im Wasser. Mehr davon heißt mehr Geschmack – so weit leuchtet das ein. Aqa Finelli aus dem Taunus kommt auf 145 Milligramm pro Liter, was sehr wenig ist. Man sagt: ein weiches Wasser.

Doch schon bei der zweiten Probe wird es verwirrend: ein Souvenir aus Österreich, von Eckert aus einer Gebirgsquelle geschöpft. Dieses Wasser sollte noch weicher sein, ich finde es aber hart. Und irgendwie unruhig, obwohl es keine Kohlensäure enthält. »Es hat eine Geschichte zu erzählen«, so drückt Eckert das aus.

Nummer drei: Jaure aus Schweden. Es ist zimmerwarm wie alle anderen. Und doch finden wir beide es kühl. Kommt das daher, dass sich die Quelle aus einem Gletscher speist? Oder schmecken wir das, weil wir es wissen? Eckert redet jetzt von Mammuts. Die seien noch auf Erden gewandelt, als dieses Wasser gefror. »Seitdem hat es niemand mehr getrunken. Und jetzt führen wir es in den großen Kreislauf zurück.« Ich brauche eine Sekunde: Zurückführen? Ach so. Dieses Bild kommt mir seitdem in den Sinn, wenn irgendein CEO erklärt, dass seine Firma dem Planeten etwas zurückgeben möchte.

Wäre Pat Eckert ein Wasser, dann keins von den stillen. Nicht nur kennt er zu jeder Abfüllung eine Geschichte. Er schafft es auch, dabei das Wasser an sich aufleben zu lassen, als Element, das überall plätschert und strömt, von den Wolken bis tief in die Erde, von den Ursprüngen des Lebens bis zum selten gewürdigten Luxus eines Trinkwasserhahns in der Küche.

Wir trinken uns hoch, was den TDS-Wert angeht. Ein paar der Flaschen vor uns sehen wie die handelsüblichen aus (Insiderjargon: »Normbrunnenflasche«), die meisten eher wie übergroße Parfümflacons. »Mineralwasser«, sagt Eckert, »ist ein Lifestyleprodukt geworden« – auch dank der jungen Leute, die Alternativen zum Alkohol suchen. Er zeigt mir eine Halbliterdose mit aufgedrucktem Totenschädel und dem Schriftzug »Liquid Death«. Starkbier für Headbanger, würde man raten. Drin ist »gutes Wasser«, wie Eckert betont.

Ein aufgeregter Kunde schneit herein. Er hat neue Sorten probiert und möchte sich darüber austauschen. »Der kommt alle paar Tage«, sagt Pat Eckert. Es freut ihn, dass immer mehr Leute seine Begeisterung teilen. Früher, erzählt er, war er auf Partys die Lachnummer: der Nerd, der statt Sekt oder Bier ein paar Flaschen Wasser mitbrachte. Als er vor acht Jahren seinen Beruf als Pfleger aufgab, um nur noch vom Wasser zu leben, schlug ihm aus dem Internet viel Hohn und Wut entgegen: Wasser zur Delikatesse hochjubeln – das kann doch nur Abzocke sein.

Nun ja, die teuerste Flasche bei Fine Liquids kostet 10.000 Euro, ein Sammlerstück aus der Arktis. Doch Eckert ist kein Snob. Er schwärmt auch für Discounterwasser für 19 Cent pro Liter. »Mögen Sie jedes Wasser?«, frage ich. Er schenkt uns eines aus der zweiten Reihe auf dem Verkostungstisch ein. Nimmt einen Schluck – »das finde ich langweilig« – und kippt den Rest aus seinem Glas in den Topf der Zimmerpflanze. Auch so etwas kenne ich vom Weinverkosten nicht. Dabei war es für meinen Gaumen ein völlig normales Wasser. Aber das ist wohl der Punkt: Es erzählt keine Geschichte.

Nach und nach bekomme ich ein Gefühl für das, was ich trinke. Ich erkenne, dass Peridot aus Ungarn »milchig« schmeckt, was wohl irgendwie mit seinem hohen pH-Wert zu tun hat. Ich lerne, dass Fachinger medium sich zum Essen nicht so gut eignet (»außer man sucht den Kontrast – King Prawns vom Grill mit Zitrone und Knoblauch hätten den richtigen Kick«). Ich unterscheide allerlei Ausprägungen von Kohlensäure: Sie kann nicht bloß stark oder schwach perlen, sondern auch grob oder fein und sogar lang oder kurz (»Damit vermeidet man bei gastronomischem Wasser, dass die Trinker aufstoßen müssen«).

Und ich verliebe mich in ein Wasser: Vichy Catalan aus einer heißen Quelle in der Nähe von Girona. Sein Champagner-Prickeln wechselt sich auf der Zunge mit einer fordernden Salzigkeit ab. Wir sind mittlerweile bei einem TDS-Wert von 2.900. So ein Wasser trinkt man nicht nebenbei. Es verlangt Aufmerksamkeit und belohnt einen dafür. Der zweite Schluck schmeckt anders als der erste. Und er macht Lust auf den dritten. Darum geht es, sagt Eckert: »Das beste Wasser ist immer das, von dem man am meisten trinkt.«

Zum Schluss geht es an die harten Sachen, extrem mineralische Wässer. Sie enthalten auch alle viel Kohlensäure (»still wären sie kaum zu ertragen«). Erst Vytautas aus Litauen, TDS-Wert 7.300 – etwa so viel wie Ostseewasser. »Ich hatte mal in einer Verkostung einen 77-Jährigen, der davon trank und zu mir sagte: »Sie haben mein Leben verändert!« Mir fällt nicht mehr ein als: »Puh!«

Dann schraubt Pat Eckert etwas Exklusives auf: ROI aus Slowenien. 40 Euro kostet bei ihm die Halbliterflasche. Dieses Wasser hält einen Weltrekord: höchster Gehalt an Magnesium. Angeblich nutzen es Spitzensportler als natürlichen Elektrolytdrink. Der Wassersommelier schwärmt von Bitterkeit, von Salz und royaler Wucht. Ich muss an Austernschalen denken. »Nach so einem Wasser«, sagt mir Eckert, »braucht man ein Wasser zum Spülen.«

Das trinken wir noch, dann stehe ich auf, so unbeschwert wie noch nie nach einer Verkostung. Kein schwerer Kopf, kein dicker Bauch, nur Geschmack und ein Eindruck von Ruhe. Verändert einen das, frage ich noch, diese Hingabe an Wasser? »Man spürt mehr, wie fragil unser Planet ist.« Wasser, glaubt Eckert, erzählt auch davon, wie die Welt einmal war: von Quellen, die versiegt sind, von Flüssen, die begradigt wurden oder von Gletschern, die schmelzen. Noch kann man sie zumindest schmecken. Wer weiß, wie lange noch?

Auf Reisen nimmt Pat Eckert auch gern mal einen Schluck aus der Leitung. »Da weiß man gleich, was einem Staat seine Bürger wert sind.« Ich denke zurück an Reiseländer, wo man nicht aus dem Hahn trinken sollte. Und es stimmt: Nicht eines davon war eine Musterdemokratie.

Das nehme ich als stärksten Eindruck von der Verkostung mit heim: Was immer auf der Welt geschieht, hinterlässt Spuren im Wasser. Und wenn man den Gaumen dafür hat, schmeckt man etwas davon heraus.

Der Nachteil ist, dass diese Einsicht einen wunderlich macht. Eben, beim Schreiben dieses Artikels, schlürfte ich voller Erwartung das gefilterte Leitungswasser aus unserem Büro. Ich wollte wissen, welche Geschichte es mir erzählen kann.

Ehrlich gesagt, da tat sich wenig. Aber das lag wohl an mir. Denn so viel habe ich gelernt: Kein Wasser ist wirklich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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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kleinste Freibad der Welt

Fotos: Pati Grabowicz für DIE ZEIT; ZEIT-Grafik

Vor allem Kinder planschen gern in den Brunnen – unser Autor (rechts) hat sich aber auch schnell dran gewöhnt

Basel hat mehr als 200 öffentliche Brunnen – in vielen davon darf man im Sommer baden. Will man das auch? FLORENTIN SCHUMACHER probiert es aus

D

a sitze ich nun auf der Kante des kalksteinweißen Trogs und lasse im hüfttiefen Wasser die Beine baumeln, als hätte eine Regieanweisung mich aufgefordert, einfach mal die Beine baumeln zu lassen und womöglich gar noch die Seele. Demonstrativ beine- und seelenbaumelnd beobachte ich die paar Eiskaffeetrinker auf der gegenüberliegenden Seite des hitzeträgen Basler Münsterplatzes, als wollte ich nichts lieber tun. Will ich aber. Das ganze selige Baumeln ist bloß Tarnung, um auf diesem aufgeräumten, vor Zufriedenheit strahlenden Angebermünsterplatz unauffälliger Teil der Kulisse zu werden, eine Brunnenstatue.

Klappt wohl. Kein Mensch schaut her. Jetzt könnte ich doch einfach schnell ... Ich müsste doch jetzt nur das klebende T-Shirt ... Zögerlich wie der Konjunktiv hocke ich drei Minuten später immer noch auf dem glatt gescheuerten Stein und wage mich nicht vor, nicht rein.

Das Problem, etwas zu wollen und es nicht zu tun, ist mir bekannt. Dabei wäre es in diesem Fall, wie eigentlich immer, ganz einfach. Ich müsste bloß ein paar Zentimeter auf der Brunneneinfassung nach vorn rutschen und mich ins Wasser fallen lassen, auf das jemand vor mir tatsächlich Rosenblätter gestreut hat, garantiert als höhnische Einladung an mich – du traust dich doch eh nicht! Auch sonst sieht das Wasser herrlich aus, wie es in der Ü30-Grad-Sonne vor sich hin glitzert, klar bis auf den hellen steinernen Grund.

Ich sehe mich noch mal nach der Eisverkäuferin um, als müsse sie mir die Erlaubnis geben – obwohl ich die schon habe: Der Kanton Basel-Stadt toleriert (wie auch andere Kantone) offiziell das Baden in den meisten seiner vielen opulenten Brunnen. Manche von ihnen stammen noch aus dem Mittelalter, wahrscheinlich reinigte man sich schon damals an und in den Bassins, die oft von Zünften und reichen Bürgern gestiftet wurden. Statusymbole sind die Brunnen bis heute, man ist sehr stolz auf sie, wie auch auf die Tradition des Brunnenbadens – es soll sogar eine Art Volkssport sein. Nun gehöre ich allerdings nicht zum Basler Volk, und toleriert wird auf der Welt bekanntlich vieles: eine Minderheitsregierung, eine Affäre, explosiver Kimchi in Kühlschränken. Ich will nichts sein, was bloß toleriert wird, sondern ein höflicher, gern gesehener Gast. Andererseits ist das Schöne am Urlaub ja auch der Urlaub von sich selbst. Und womit könnte ich kleiner Klemmi mich besser expositionstherapieren als mit öffentlichem Brunnenbaden?

Weitere unerwiderte Sicherheitsblicke nach links und rechts. Dann überrumple ich mich, ziehe mir das T-Shirt über den Kopf und platsche rein. Es ist wie erwartet fantastisch. Kühl, nass, das konnte man sich denken. Überraschender kommt für mich, dass man drei, vier Schwimmzüge machen kann, ohne anzustoßen. Etwas ungläubig ziehe ich so meine ersten Bahnen in einem Brunnen. Er heißt Pisoni-Brunnen, was, auf der ersten Silbe betont, einen unguten Beiklang hat, zugleich aber ein Name mit einer gewissen Missoni-Grandezza ist, und die wird diesem neorömisch-antiken Protzbecken gerechter: Entworfen 1784 vom Architekten Paolo Antonio Pisoni, ist es nicht gerade dezent, nirgendwo platzsparend. Sehr vorausschauend, grazie. Ich paddle zu einem der beiden Wasserspeier, die als Blasrohre aus zwei Steinfratzen ragen, und halte den Mund darunter, um das Basler Brunnenwasser auch auf diese Weise zu testen. Es ist die Schweiz – natürli speist man hier seine Brunnen mit Trinkwasser. Aus dem Basler Dreizackbrunnen fließt zu Neujahr gar das, was in jedem anderen Land eine schlechte Metapher wäre, Wein.

Auch ohne den bin ich schon rundum zufrieden mit mir, wie ich mich überlistet habe. Ohne dass es jemanden auf dem dösigen Platz zu irritieren scheint, nach einer Weile nicht einmal mehr mich, liege ich in meinem Pisoni-Pool, inmitten der herrlichsten Altstadt aus Kopfsteinpflaster und weißen Fassaden mit aufgeschlagenen Fensterläden, einen Wasserpistolenschuss entfernt vom sandsteinroten Münster. Es ist, als hätte jemand allein für mich ein Aufblasbecken neben den Kölner Dom gestellt, bloß dass das Ding nicht aus Plastik ist, sondern aus Solothurner Kalkstein. Und dass keine Taubenfedern auf dem Wasser treiben, sondern eben Rosenblätter. Und dass es überhaupt keine Tauben gibt, sondern mich nun ernsthaft ein Schmetterling umflattert. Wie es sich für Münstervorplätze gehört, biegt allerdings bald eine gar nicht endende Reisegruppe ums luxusrestaurierte Eck. Vollverhüllt in weitem Beige, unter Sonnenhüten mit Nackenschutz, trotten sie über den Platz wie ein Betriebsausflug lustloser Imker.

»Da ist ein Mann im Brunnen!«, höre ich eine Männerstimme rufen. Eindeutig ein Deutscher, dem Aufpassercharakter und dem Hochdeutschen nach, und als ich hinschaue, ist da auch schon der Zeigefinger auf mich gerichtet. In meine Richtung sind nun eine ganze Menge Gesichter unter salatschüsselgroßen Hüten gewandt.

Zwei, drei Sekunden passiert nichts. Dann setzt sich die Gruppe wieder in Bewegung und flieht vor meinem seeungeheuerlichen Anblick in den Schatten der sicheren Münstermauern. Für eine Minute bleibe ich noch drin, aus Stolz. Dann steige ich erst ins praktisch vorgelagerte Fußbecken, womöglich ist es auch eine Hundetränke, und von dort nach draußen. Angetrocknet von der Sonne, verlasse ich den Platz meiner Heldentat; die Badehose lasse ich an, denn die nächste Badegelegenheit ist in Basel nie weit.

Hier fließt ja auch noch der Rhein. Und deswegen gingen eigentlich nur kleine Kinder in Brunnen, hatte mich ein Kollege gewarnt. Ein anderer Schweizer Freund, der lange in Basel gewohnt hat, hatte noch nie von dem Volksvergnügen Brunnenbaden gehört. Tatsächlich kam mir nach der Ankunft auf dem Weg vom Bahnhof zum Hotel beim Anblick der ersten sehr würdevollen, sehr menschenleeren Brunnen der Verdacht, einer smarten Marketingaktion aufgesessen zu sein – Basel, die Stadt der Brunnenbader, wo Wein und Trinkwasser aus Brunnen fließen! Mehr als 200 öffentliche Becken gibt es, regelmäßig werden sie gereinigt, was, von Berlin aus betrachtet, völlig fiktiv erscheint.

In einem für Basler Verhältnisse mittelmäßigen, also noch immer sehr vorzeigbaren Exemplar finde ich nach meinem Solo-Bad dann endlich andere Badende, sogar erwachsene. Zwei australische Studentinnen und ein Kolumbianer mit Schnurri sitzen in einem runden Trog auf einem Sockel, wie in einer großen Eisschale. Da der Brunnen offenbar keinen Namen hat, möchte ich ihn Fontana di Piazza Damatti nennen, denn er steht auf einem Plätzchen vor der Kleinbasler Damatti-Bar, in der schönsten schläfrigitalienischen Piazza-Stimmung. Neben den drei Badenden kühlt im Wasser der Weißwein, und nicht nur deshalb finden sie das alles – die Brunnensache, Basel (klingt bei ihnen sympathisch nach basil), Europe – fantastic, man.

Im Rhein waren sie natürlich auch schon, aber da trinkt es sich nicht so bequem. Je näher ich dem Fluss anschließend komme, umso mehr wird die Stadt eine einzige Badeanstalt, da hatte der Kollege recht. Doppelköpfige Wesen treiben im Fluss, mit einem menschlichen Kopf und einem zweiten, einem pinken, gelben oder türkisfarbenen Ball, dem Wickelfischli. Der heißt so, weil man darin alles, was trocken bleiben soll, einwickelt und weil jede gute Sache noch besser wird, wenn man ein i dranhängt, das butterweiche Gipfeli etwa. Und wenn in der sommerlichen Warteschlange vorm Bäcker nicht mindestens ein mahagonibrauner Mann in Badehose oder eine Frau mit dunkelfeuchten Haarspitzen steht, dann ist man gewiss nicht in Basel.

Angesichts all der tiefengebräunten Gelassenheit, die mir ständig begegnet, wundere ich mich kurz, ob ich bis Italien durchgefahren bin. Aber nein, das muss einfach der Vergleich mit Berlin sein und etwas, das man dort nur als routinierte Beschwörung kennt: intakte Infrastruktur. In Basel halten lächelnd Radlerinnen auf der Radspur an Fußgängerüberwegen, und klimatisiert steigt der Basler aus dem Elektrobus statt aus einer aufgeheizten U-Bahn. Macht vielleicht doch was mit einem.

Meine nächste Brunnenbekanntschaft sind zwei zugezogene US-Baslerinnen, die sich im St.-Urban-Brunnen verabredet haben, oberhalb des sehr großbürgerlichen Großbasler Rheinufers mit dem knapp 350 Jahre alten Grandhotel Les Trois Rois. Mit kalifornischer Offenheit und Schweizer Siez-Höflichkeit werde ich von einer der tropfnassen Baderinnen, die sich gerade in Handtücher wickeln, eingeladen: »Sie können uns alles übers Brunnenbaden fragen.« Ach so, gern. Wie kamen die beiden dazu, was mögen sie daran, und warum sind sie nicht im Rhein? Sie sei aus der Gegend von Stanford, erzählt Stephanie Hoffman, dort steige man auch in Brunnen, und als sie vor sieben, acht Jahren nach Basel gezogen sei und hier Leute brunnenbaden gesehen habe, habe sie gleich wieder damit angefangen. Es sei ein besonderer Raum, öffentlich und zugleich intim. »Im Brunnen sitzt man ja im Rund und schaut sich in die Augen.«

Sehr öffentlich, möchte ich einwenden. Das whirlpoolgroße Becken, aus dem die beiden gestiegen sind, hat zwar einerseits sogar Rheinblick durch eine Nische zwischen zwei Häusern; auf der anderen Seite führt jedoch eine innerstädtische Straße am deshalb sehr urbanen St.-Urban-Brunnen vorbei, die fröhlich befahren und gepresslufthämmert wird. Mitten in der Stadt im Badeanzug, haben die beiden keine Scheu, wie ich? Nee, es sei ihr bloß einmal unangenehm gewesen, sagt Hoffman; als sie schwanger war, da hätten Touristen sie mal im Brunnen fotografiert. Aber die Basler? Die seien doch an Menschen in Brunnen gewöhnt.

Mit einem, Pardon, waschechten lokalen Brunnenbader bin ich dann am Spätnachmittag am Schöneck-Brunnen verabredet, einem besonders majestätischen Trog auf der Gabelung zweier unverschämt putziger Gassen. Gerade bringt ein halbes Dutzend Kinder den Brunnen begeistert zum Überschwappen. Ich bin ganz froh, dass ich mich nicht als unbegleiteter Volljähriger zu ihnen in ihr Planschbecken setzen muss. Neben mir steigt Quirin Streuli ein, was ein guter Künstlername für einen Schweizer Liedermacher wäre, der Streuli auch irgendwie ist, neben vielem anderen wie: Theater-dramaturg, Trockenbauer, Hörspielmacher und Mitglied des Kollektivs Hotel Regina. Die Mitglieder dieser Gruppe hatten vor zehn Jahren, damals noch an der Kunstchochschule, eine »Bieridee«. Sie fragten sich, was man sich in Basel eben so fragt: Können wir einen Brunnen heizen?

Es zeigte sich: Sie können. Mit einem selbst gebauten Gefährt – halb Liegerad, halb Durchlauferhitzer – beheizen sie im Winter seither wechselnde Brunnen, damit man auch bei Kälte noch darin baden kann. Sich öffentlichen Raum zu nehmen, ihn anders zu nutzen als vorgesehen, habe etwas Subversives, sagt Streuli. Was als Guerillaaktion begonnen hat, klingt im zehnten Jahr allerdings beinah nach einem Thermalbadbesuch: Vor dem in der Winterkälte dampfenden Brunnen warten eine Rezeption, eine Umkleide, ein Badehosenverleih und eine Dusche. Streuli und die anderen Heizer bekommen um die 30 Franken Stundenlohn aus diversen Fördermitteln. Ach, du liebe Schweiz.

Wie nun ein VW E-Bulli über den Kopfstein an uns vorbeisurrt, wie drei junge Männer in Handwerksmontur sich auf die Brunnenwand setzen und ihre Bierdosen knacken, wie zwei ältere Damen im Mehrgenerationenbrunnen stehend über ihre Kinder klagen (»Das macht das Leben in den Bergen«) und dazwischen immer wieder eine neonorangefarbene Flitsch- scheibe übers Wasser auf uns zuhüpft, stellt sich dann schon die Frage: Lässt man in Deutschland nicht noch Steine übers Wasser hüpfen? Anders gefragt, ginge das alles hier – die öffentlichen Sprühnebelkühler am Rheinufer, die öffentlichen Trinkwasserspender, die öffentlichen Brunnenpools – nicht auch einige Kilometer weiter nördlich, wo man dieser Tage mal wieder schicksalsergeben über Hitzetote spricht?

Die Frage bleibt mir im Hinterkopf, während ich durch die sommerferienfriedliche Stadt flaniere, wo zu jeder Tageszeit irgendwer Apéro zu machen scheint. Immer mal wieder drängt sie nach vorn – ach so, das ist hier ein betreutes Männerwohnheim, in erster Reihe am Rheinufer? Ich weiß, selbstgeißelndes Vergleichen ist eine deutsche Tugend, gern auch mit der reichen Schweiz. Deshalb hier nur noch ein letzter Vergleich, für den Fall, dass mal wieder alles auf »Die sind wirtschaftsliberal und lassen keine Migranten rein« hinausläuft: 2,1 Prozent ihres BIP nimmt die Schweiz laut OECD mit Erbschaft- und Vermögensteuern ein, in Deutschland sind es nur 0,9 Prozent.

Ich lese diese Zahlen, wo sonst, in einem Brunnen. Einem hervorragenden Brunnen, in dem ich wiederholt bade; knietief, zwei Badewannen groß, gleich oberhalb des Rheins, nicht weit von der Johanniterbrücke. An einer Straße zwar, aber nachdem mir aus der vorbeifahrenden Straßenbahn bloß mal ein hochgestreckter Daumen gezeigt wird, gewöhne ich mich auch daran, bin gar etwas stolz auf meine Raumnahme. Inzwischen steige ich fast hemmungsfrei in Brunnen in Parks, Hinterhöfen und Häusernischen – ja, ein ungeahnter Teil von mir ist bald enttäuscht, wenn ein Brunnen nicht auch ein wenig exhibitionistischen Thrill verspricht. Das Becken an der Johanniterbrücke hat keine Namensplakette und ist auch nicht auf Maps zu finden. Ein Barkeeper empfahl es mir, er gehe gern mal nach der Arbeit in einen Brunnen mit einem Feierabendgetränk »sponti rein«, was gebe es Besseres?

Ja, das frage ich mich auch, in meiner letzten, makellosen Basler Sommernacht. Im dunklen Rhein spiegeln sich die Lichter; irgendwoher kommt Gelächter und noch ferneres Rufen. Wenn ich tief genug in den namenlosen Brunnen tauche, verdeckt seine Kante genau die Uferpromenade, und ich liege in einem Infinitypool.

REISETIPPS FÜR KURZENTSCHLOSSENE

Paris geht baden

Wer in Düsseldorf spontan in den Zug steigt, kann wenige Stunden später schon an der Seine sitzen – in einer Stadt, in der Mittelalter und Gegenwart dicht beieinanderliegen. Auf der Île de la Cité liegen die Ursprünge von Paris; in Vierteln wie Montmartre und Le Marais mischen sich bis heute Alltag, Kunst und Nachtleben.

Im Jardin du Luxembourg sitzen Studierende auf grünen Stühlen, während nebenan Boulekugeln über den Kies rollen. Im Palais Royal führen Arkaden in einen stillen Garten; in den Straßencafés sind Croissant und Noisette Teil des Savoir-vivre.

Dazwischen teilt die Seine Paris – und wird im Spätsommer selbst zum verbindenden Element, wenn die »Paris Plages« ihre Ufer in ein Freiluftbad verwandeln. Seit den Olympischen Spielen ist der Fluss selbst zur Attraktion geworden: Nun schwimbar an ausgewählten Stellen, ein Sinnbild einer Stadt, die sich immer neu erfindet. Es wird gebadet, gepaddelt und entspannt. Paris zeigt sich dann von seiner wahrscheinlich schönsten Seite – offen, leicht und nur eine Zugfahrt entfer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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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LENTO - SÜDITA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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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RÜCKERT »Nur aufs Ziel zu sehen, verdirbt die Lust am Reisen.«

IMPRESSUM

Verlag: Studio ZX GmbH – Ein Unternehmen der ZEIT Verlagsgruppe, Helmut-Schmidt-Haus, Buceriusstraße, Eingang Speersort 1, 20095 Hamburg; Geschäftsführung: Iliane Weiß, Dr. Mark Schiffhauer, Lars Niemann; Projektmanagement: Mara Brockmann; Redaktion: Mara Brockmann, Valentina Kleinz; Grafik: Jörg Maaßen; Fotos: iStock; Chief Sales Officer ZEIT Verlagsgruppe: Lars Niemann; Head of Sales Tourism & Culture: Sandra Lindemeier, Tel. 040/32 80-359, sandra.lindemeier@zeit.de; Anzeigenpreise: Preisliste Nr. 71 vom 1. Januar 2026

HIGHLIGHT

Sommer auf Bornholm

Wo Hühner Bingo spielen und die Ostsee Geschichten erzählt

Drei Stunden und zwanzig Minuten fährt die Fähre von Rügen nach Bornholm. Lange verschluckt die Ostsee alles: Häuser, Leuchttürme, den letzten Streifen Land. Dann schiebt sich Bornholm langsam aus dem Meer.

Je näher Rønne rückt, desto deutlicher wird die Insel, die näher an

Ton des Granits, die rauen Felsen und das klare Licht finden sich in ihren Arbeiten wieder.

Diese Vielfalt spiegelt sich auch im Ortsbild. In Svaneke leuchten Häuser rot, gelb und blau. Auf dem Platz spielen die Menschen Hühner-Bingo: Hier gewinnt, wer das Los mit der Zahl besitzt, auf der eines

Schweden und Polen liegt als am dänischen Festland. Ihre Lage mitten in der Ostsee war Segen und Zumutung zugleich: Wer Bornholm kontrollierte, konnte Handelswege beobachten und Macht ausüben. Im Mittelalter stritten Könige und Erzbischöfe um die Insel. Hammershus, heute die größte mittelalterliche Burgruine Nordeuropas, ist das steinerne Zeugnis dieses Ringens. Im 17. Jahrhundert fiel Bornholm kurz an Schweden, 1660 kehrte die Insel zu Dänemark zurück. Auf die deutsche Besetzung Bornholms 1940 folgte die sowjetische – erst im April 1946 zogen die Sowjets wieder ab.

Doch Bornholm bewahrt nicht nur Geschichte. Die Insel bringt auch Neues hervor – aus Ton, Glas, Holz und Metall. In kleinen Werkstätten und offenen Ateliers

drehen Kunstschaffende Schalen, formen glühendes Glas im Feuer zu Gefäßen, bearbeiten Holz und gestalten Textilien mit einer Eigenwilligkeit, die zur Landschaft passt. Das Blau und Grau der See, der warme

1 Rote, gelbe und blaue Häuser säumen Bornholms Küste. Im Hafen schaukeln die Boote, während sich die Ostsee im klaren Sommerlicht bis zum Horizont öffnet. 2 In Svaneke entscheiden beim Hühner-Bingo die Hühner, welche Zahl gewinnt. Der Erlös wird an Organisationen im Tierschutz gespendet.

der Hühner sein Geschäft erledigt. Doch auf Bornholm liegen die Dinge gern dicht beieinander: Während hier noch auf den Treffer gewartet wird, ziehen nebenan Bonbonmacher Zucker zu bunten Stangen. Eine beiläufige Mischung, in der sich Bornholm vielleicht am genauesten zeigt.

Im Norden trifft die Ostsee auf eine schroffe Küste, im Süden liegt der Sand von Dueodde – so fein, dass er einst durch Sanduhren rann. Dazwischen ziehen sich Kiefernwälder über die Insel, kleine Häfen öffnen sich zum Meer, und aus den Bäckereien duftet es nach Kardamom und einem langsamen Morgen. Bornholm ist ein Ort, an dem Gedanken weiterwandern dürfen, an dem man loszieht und irgendwann vergisst, auf die Uhr zu sehen.

Und wenn sich 24 Grad in der Sonne wie 32 anfühlen, bleibt nur der Sprung in die kalte Ostsee: ein Aufschrei, ein Atemzug – und plötzlich ist man mittendrin: im Sommer auf Bornholm.

Frisch auf den T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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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ZEIT

Anna Mayr entdeckt die Wahrheit über Whataboutism

Vibeshift hin, Vibeshift her, manche Dinge werden aus den woken Jahren definitiv bleiben, weil sie auch von rechts gut funktionieren: der Begriff »neurodivers«, ein paar Frauen in Unternehmensvorständen und der Diskussionskillertopos Whataboutism. Ich würde mir dringendst wünschen, dass wir Whataboutism noch canceln, bevor es zu spät ist, rechnet mir allerdings keine großen Chancen aus.

Whataboutism soll heißen, dass jemand vom eigentlichen Themaablenkt. Ein Beispielgespräch: »Es ist schlimm, dass Krieg in der Ukraine ist.« – »Aber was ist denn mit dem Krieg in Gaza/im Sudan? Dort sterben mehr Zivilisten.« Hier, so sagen es die Whataboutism-Verfechter, hat der zweite Sprecher Whataboutism betrieben.

Ich sehe das anders. Ein Gespräch zu führen, bedeutet nicht, dass alles nach der eigenen Pfeife tanzt, sondern dass man sich die Gedanken seines Gegenübers anhört und sich austauscht. Wenn ich vom Krieg in der Ukraine spreche, mein Gegenüber aber findet, dass man die unterschiedlichen Kriege auf der Welt ins Verhältnis setzen muss, dann sollte ich das wissen. Vielleicht ist es tatsächlich so, dass ich zu viel Aufmerksamkeit auf eine Region verwende, während ich andere ignoriere. Und wenn es nicht so ist, dann ist es immer noch interessant genug, was mein Gegenüber beschäftigt und warum mich etwas anderes mehr beschäftigt.

Anderes Beispiel: »Wir sollten in Deutschland weniger CO₂ ausstoßen.« – »Aber die Chinesen bauen täglich dreihunderttausend (sic!) Kohlekraftwerke.« Hier würde man dem zweiten Sprecher vorwerfen, dass er von der deutschen Verantwortung für die Klimakrise ablenken will. Leider ist es wegen der Planetenhaftigkeit der Erde aber so, dass CO₂-Reduktion eine globale Anstrengung sein muss, und wenn die Chinesen und die USA nicht mitmachen, sieht es ziemlich düster aus. Deshalb ist die China-Phrase ein hilfloser Einwand, eine echte Sorge vielleicht sogar, auf jeden Fall aber: ganz normale Gesprächsführung. Kohlekraftwerke haben mit dem Thema CO₂ zu tun, soweit ich weiß, und wenn sie in China gebaut werden, ist das für ein Gespräch über die Erwärmung relevant. Auch wenn man vielleicht lieber über was anderes gesprochen hätte, etwa über Fahrradwege in Deutschland.

Ehrlich gesagt ist mir noch nie ein echter Fall von Whataboutism untergekommen. Nur von Leuten, die es nicht aushalten, wenn man ihnen nicht in allem uneingeschränkt recht gibt, und dann ausgedachte englische Worte nutzen, um sich vor Empathie mit ihrem Gesprächspartner zu retten. Das Reden über Whataboutism ist der einzig wahre Whataboutism. Denn wenn man dem Gegenüber einmal vorgehalten hat, falsch zu reden, dann kann man kaum weiterreden: Deine Gedanken zu meinem Themenvorschlag sind mir nicht gut genug! Was soll daraus folgen, außer: Okay, ciao.

Dieser Vogel lebt in Großbritannien und ist ein sogenamter Gloster-Kanarienvogel. Diese Rasse gibt es in zwei Varianten: als Gloster Consort ohne Haube und als Gloster Corona mit Haube. Foto: Luke Stephenson

Hier entdecken jede Woche im Wechsel: Anna Mayr, Yasmine M'Barek, Francesco Giammarco und David Hugendick

Du siehst aus, wie ich mich fühle

Folge 533

ZEITSPRUNG

Künstler-Wettbewerb?

Illustration: David Vanadia für DIE ZEIT; Fotos: Jan Kräutle für DIE ZEIT; privat (2)

Neben dem Campingplatz Zempin auf Usedom steht seit DDR-Zeiten dieses Strand-WC, das schon häufiger mit Schmierereien verunziert wurde. Im Sommer beauftragte die Gemeinde den Greifswalder Wandmaler Enrico Pense, sich der Sache anzunehmen. Doch kaum hatte der sein Werk vollendet, nahm ein anderer die Fläche in Anspruch. Ich bin gespannt, was passiert, wenn die Gemeinde das Mural, das mit Graffitischutz versiegelt ist, wieder freilegen lässt ...

Gisela Harms-Berger, Zemp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ORTSCHATZ

anschreiben

Ich bin mit meiner Enkelin beim Einkaufen, und wir wollen den Nachmittag in der Eisdiele ausklingen lassen. Doch just bevor wir die ersehnten Kugeln bestellen können, entdecke ich das Schild »Kartenzahlung ab 10 Euro«. Ich versuche dem Kind zu erklären, dass wir leider erst zum Geldautomaten müssten, da rettet uns die Inhaberin und schlägt vor, dass wir erst mal schlemmen und das Geld für das Eis in den nächsten Tagen vorbeibringen sollten. »Wir schreiben es einfach an«, sagt sie. Anschreiben – seit meiner Kindheit ist mir dieser Ausdruck für so einen Minikredit nicht mehr begegnet! Katharina Kaiser, Münster

Was mein Leben reicher macht

Frühstück mit meiner Liebsten unterm Kirschbaum: zur Blüte- oder Erntezeit und auch wenn der Baum im Begriff ist, sein Herbstgewand anzulegen. Matthias Schönbeck, Chemnitz

Jeden Morgen um zwanzig vor acht hält der Bus vor dem Haus. Und da sind sie wieder: die Kinderstimmen, die lachen, quieken, kreischen. Die Kinder sind auf dem Weg zur Grundschule. Sehen kann ich sie nicht – ich sitze meist gerade beim Frühstück –, aber ich höre sie, und ich lache mit! Jürgen Hagemeyer, Lüdenscheid

Bei uns fährt der Eismann mit einem betagten Sprinter durch die Straßen. Wenn er dann in unserer Nähe anhält und klingelt, gehe ich runter und bekomme mein Eis, meist Malaga und Schokolade. Dabei sprechen Umberto und ich gebrochen italienisch miteinander (er italienisch, ich gebrochen). Wenn er im Frühjahr zum ersten Mal klingelt, weiß ich, nun beginnt die schöne Jahreszeit. Und jetzt? Ich mag noch gar nicht an den Herbst denken, ich weiß, es bedeutet Abschied für viele Monate: Ciao, amico, arrivederci!

Heiner Wenk, Meyenburg, Niedersachsen

Immer im August feiert unsere Nachbarschaft ihr Straßenfest. Auf einer Wiese mit Scheune wird gespielt, getanzt und getrunken. Neuzugezogene sind ebenso willkommen wie Leute, die längst woanders wohnen. Seit meiner Kindheit freue ich mich jedes Jahr auf dieses Wochenende. Kilian Wilges, Scheidegg, Bayern

Der Wilde Wein, der die Hälfte unseres Hauses mit Ranken umgibt, öffnet im Spätsommer seine Blüten. Bei schönem Wetter kommen Hunderte von Insekten, um sich Nektar zu holen, ihr Summen ist bis auf die Terrasse zu hören. Unsere Fassade wird zur Großtankstelle für Flugbenzin. Dietrich Schütze, Biberach a. d. Riss

Im Schwimmbecken auf dem Rücken liegen und die Wolken am Spätsommerhimmel beobachten. Maria Fürthaler, Bad Hersfeld

Wieder Äpfel essen zu können. Nach 35 Jahren mit diversen Allergien habe ich durch Zufall von einer Therapie erfahren, die eine Desensibilisierung bewirkt. Und mittlerweile esse ich jeden Tag einen Apfel, manchmal sogar zwei. Was für ein Genuss! Nikolaus Curtius, Straßburg, Frankreich

Beim Laternenfest in Halle. Eine Freundin hat ihren demenzkranken Mann zum Feuerwerk mitgebracht. Auf den Felsen über der Saale versammelt sich eine große Menschenmenge. Eine fremde Frau merkt, wie der alte Herr unruhig wird und immer wieder das gleiche fragt. Sie bietet ihm ihren Platz an – erleichtert setzt er sich hin. Sie nimmt meine Freundin fest in den Arm: »Ich kann mir vorstellen, was Sie durchmachen. Hab' meine Mutter bis zum Schluss gepflegt«, sagt sie.

In dem Moment beginnt ein furioses Feuerwerk mit passender Händel-Musik – zur Freude aller. Hildegard Anz, Halle (Sa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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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chrift Verlag und Redaktion Zeitverlag Gerd Bucerius GmbH & Co. KG, Helmut-Schmidt-Haus, Buceriusstraße, Eingang Speersort 1, 20095 Hamburg Telefon: 040-3280-0, Fax: 040-3271-11 Kontakt: DieZeit@zeit.de Redaktion Berlin Schöneberger Straße 21A 10963 Berlin Telefon: 030-322950-252

Gründungsverleger 1946–1995 Gerd Bucerius (1906–1995) Herausgeberrat Prof. Jutta Allmendinger, Dr. Nicola Leibinger-Kammüller, Zanny Minton Beddoes, Florian Illies, Yascha Mounk Ehemalige Herausgeber Dr. Marion Gräfin Dönhoff (1909–2002), Helmut Schmidt (1918–2015)

Vorsitzender der Chefredaktionen des Zeitverlags Giovanni di Lorenzo Chefredakteure DIE ZEIT Giovanni di Lorenzo (V. i. S. d. P.), Jochen Wegner Stellvertretende Chefredakteurinnen und Chefredakteure Philip Faigle, Sebastian Horn, Martin Machowecz, Charlotte Parnack, Leonie Seifert, Holger Stark Nachrichtenchefin: Monika Pilath Editorial Director Visual & Brand: Malin Schulz Editorial Director Multimedia: Mark Heywinkel Redaktionsleiter zeit.de Dr. Sasan Abdi-Herrle (Leitung), Tessa Högele, Till Schwarze- Thurm, Michael Stürzenhofecker, Florian Zinnecker Mitglieder der Rädtaktionsleitung zeit.de Tobias Dorfer, Karin Geil, Julia Grass, Hannes Leitlein Chef/in vom Dienst Dorothée Stöbener (Leitung), Mark Spörle (besondere Aufgaben), Isabelle Buckow, Imke Kromer

Chefreporter: Dr. Stefan Willeke Textchef Print: Johannes Gernert (Leitung; Textchef und Z+), Anant Agarwala, Anita Blasberg, Christoph Farkas, Dr. Christof Siemes Textchefin Online: Meike Dülffer Redakteure für besondere Aufgaben: Moritz Müller-Wirth (Print-Online), Sabine Rückert (ZEIT Verbrechen), Bernd Ulrich (Meinung) Managing Editor: Markus Horeld Chefkorrespondentin: Tina Hildebrandt Editorial Director: Christoph Amend Geschäftsführende Redakteure: Patrik Schwarz, Andreas Sentker, Laura Weinert Formatentwicklung Z+: Amna Franze, Silke Janovsky Internationale Korrespondenten: Rieke Havertz, Matthias Naß Weltwirtschaftskorrespondent: Dr. Uwe Jean Heuser Nachrichtenredaktion: Sybille Klormann/Monika Pilath (Leitung), Angelika Finkenwirth (stellv.), Fabian Albrecht (CvD),

Katharina Benninghoff (CvD), Isabelle Daniel (CvD), Dieter Hoß (CvD), Katharina James (CvD), Katrin Scheib (CvD), Johannes Süßmann (CvD), Claudia Thaler (CvD), Ulrike Tschirner (CvD), Bernard Darko, Yannick von Eisenhart Rothe, Alexander Eyldin, Mathis Gann, Leon Gienn, Alena Kammer, Hella Kemper, Sarah Kohler, David Rech, Sophia Reddig, Anna-Lena Schlitt, Jona Spreter, Eric Voigt, Konstantin Zimmermann Politik: Marcus Gatzke/Anne Hähig/Dr. Heinrich Wefing (Leitung), August Modersohn/Dr. Anna Sauerbrey/Mark Schieritz/Fiona Weber-Steinhaus (stellv.), Christian Bangrel, Andrea Böhm, Alice Bota, Lisa Caspari, Peter Dausend, Lea Frehse, Dr. Hauke Friedrichs (Sicherheits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Christoph Heinemann, Alexander Kauschanski, Maxim Kireev, Kaja Klapsa, Ulrich Ladurner, Jörg Lau, Mariam Lau (Politische Korrespondentin), Dr. Eva Ricarda Lautsch, Carsten Luther, Anna Mayr (Koordinatorin Seite drei), Nina Monecke, Martin Nejezchleba (Büro Leipzig), Ferdinand Otto, Christian Parth (Koordination Innenpolitik), Robert Pausch (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Petra Pinzler, Fabian Reinbold (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Steffen Richter, Alisa Schellenberg, Stefan Schirmer (Korrespondent), Samiha Safhy, Dr. Michael Schlieben (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Tilman Steffen, Merlind Theile, Anastasia Tikhomirova, Xifan Yang, Christian Vooren (Reporter), Fritz Zimmermann Wirtschaft: Ileana Regaltz/Roman Pletter (Leitung), Dr. Kolja Rudzio/Marlies Uken (stellv.), Ruth Fend, Thomas Fischermann (Koordinator Ausland Wirtschaft), Sören Götz, Tina Groll, Max Hägler (verantwortlicher Redakteur Industrie), Jurik Caspar Iser, Johanna Jürgens, Simon Langemann, Carla Neuhaus, Ricarda Richter, Marcus Rohwetter, Jonas Schulze Pals, Anja Stehle, Clara Suchy, Jens Tönnesmann, Marc Widmann, Zacharias Zacharakis

Dossier: Malte Henk/Wolfgang Uchatius (Leitung), Nadine Ahr, Moritz Aisslinger, Amrai Coen, Kerstin Kohlenberg, Caterina Lobenstein, Vanessa Vu Ressort X: Elisabeth Raether/Luisa Thomé (Leitung), Jana Baurmann, Johannes Böhme, Philipp Daum, Miguel Helm, Viktoria Morasch, Jana Simon

Feuilleton: Laura Hertreiter/Andreas Lebert (Leitung), Florian Eichel/Daniel Gerhardt/Dr. Hanno Rauterberg (stellv.), Antonia Baum, Maja Beckers (Literatur), Sven Behrisch, Alexander Cammann (Literatur), David Hugendick (Kulturkorrespondent), Marlene Knobloch, Raoul Löbbert, Ijoma Mangold (Kulturpolitischer Korrespondent), Dr. Peter Neumann, Katja Nicodemus, Nele Pollatschek, Dr. Adam Soboczynski (Literatur, Leitung), Carolin Ströbeile, Dr. Elisabeth von Thadden (Sinn & Verstand), Tobias Timm, Ann-Kristin Tlusty, Volker Weidermann (Kulturkorrespondent), Lars Weisbrod Kulturreporterin: Christine Lemke-Matwey Politisches Feuilleton: Georg Löwisch/Julia Lorenz (Leitung), Lenz Jacobsen, Johannes Schneider, Carlotta Wald; Autoren: Florian Ilies, Nils Markwardt, Bernd Ulrich, Volker Weidermann Korrespondent Politisches Feuilleton New York: Dirk Peitz Das Gespräch: Cathrin Gilbert/Christof Siemes (Leitung), Yasmine M' Barek

Investigative Recherche/Daten: Karsten Polke-Majewski, Holger Stark (Leitung), Hannah Knuth/Yassin Musharbash (stellv.), Kai Biermann, Luisa Hommerich, Dr. Ingo Malcher,

Christina Schmidt, Martin Steinhagen, Sascha Venohr; Autor: Christian Fuchs Daten und Visualisierung: Julius Tröger (Leitung), Christian Endt (stellv.), Gregor Aisch (Senior Visual Data Journalist), Jakob Bauer, Paul Blickle (Senior Interaction Designer), Annick Ehmann, Tamara Flemisch, Dana Hajek, Selina Rudolph, David Schach, Julian Stahnke, Benja Zehr Ressortgruppe Wissen Wissenschaft: Dr. Sibylle Anderl/Sven Stockraum (Leitung), Elena Erdmann (verantw. Forschungsdaten), Linda Fischer, Robert Gast, Viola Kiel, Dr. Maria Mast, Dr. Stefan Schmitt (Wissenschaftskorrespondent), Ulrich Schnabel, Dr. Claudia Vallentin, Urs Willmann

Chefreporterin Wissen: Dagny Lüdemann Gesundheit: Simon Kerbusk/Claudia Wüstenhagen (Leitung), Jan Schwenkenbecher/Dr. Florian Schumann (stellv.); Ingo Arzt, Andrea Böhnke, Dr. Anna Carthaus, Hanna Grabbe, Anaïs Kaluza, Stefanie Kara, Tom Kattwinkel, Corinna Schöps, Jan Schweitzer

Chefreporter Gesundheit: Dr. Jakob Simmank Bildung: Rudi Novotny/Dr. Anna-Lena Scholz (Leitung), Anant Agarwala (stellv.), Jeannette Otto, Maximilian Probst, Arnfrid Schenk., Martin Spiewak Digital: Lisa Hegemann/Jakob von Lindern (Leitung), Meike Laaff, Henrik Oerding, Pauline Schinkels, Eva Wolfangel Reporter Technologie und Gesellschaft: Gött Hamann Entdecken: Britta Stuff (Leitung), Sebastian Kempkens/ Judith Liere (stellv.), Michael Allmaier, Karin Ceballos Betancur, Stefanie Flamm, Francesco Giammarco, Elke Michel, Merten Worthmann; Besondere Aufgaben: Jutta Hoffritz ZEIT am Wochenende: Lars Spannagel (Leitung), Friederike Oertel (stellv.), Katja Gerland, Tim Geyer, Yannick Ramsel ZEITmagazin: Chefredaktion aller ZETmagazin-Titel: Carmen Böker/Sascha Chaimowicz; Chefredaktion ZETmagazin: Carmen Böker/Sascha Chaimowicz/Kilian Troier; Stellv. Chefredaktion: Anna Kemper/Alexander Krex; Creative Director: Mirko Borsche; Art Director: Jasmin Müller-Stoy; Textchefinnen: Christine Meffert/Annabel Wahba; Bildchefin: Milena Carstens; Berater (Bild): Andreas Wellnitz; Style Director: Claire Beermann; Redaktion: Amelie Apel, Jörg Burger, Johannes Dudziak, Juliane Frisse, Sara Geisler, Martin Hogger, Anna-Elisa Jakob, Dmitrij Kapitelman, Matthias Kirsch, Alard von Kittlitz, Johannes Laubmeier, Friederike Milbradt, Lena Niethammer, Nina Pauer (Autorkin), Khuë Pham, Ilka Piegras, Celina Plag, Jakob Pontius, Jürgen von Rutenberg, Stella Schalamon, Marlon Schröder, Sara Tomšić, Cora Wucherer, Mitarbeit: Klaus Stockhausen (Contributing Fashion Director); redaktionelle Koordination: Margit Stoffels; Gestaltung: Nina Bengtson, Mirko Merkel, Gianna Pfeifer, Mitarbeit: Leon Landa, Jana Schnell; Bildredaktion: Nora Hollstein; Tel.: 030/590048-0; E-Mail: zeitmagazin@zei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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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Report - Die Zeit - 27.08.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neru-vlm
• extraction_route=mineru-vlm
• Translation chunks: 208
• Extraction warnings:
• [MINERU-VLM] Successfully extracted via MinerU VLM (batch: dfcc7fa0-8019-4e1f-9bc4-d534f85bad8a)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04921975050, 1097, 11.04.1956, 11.10.1964, 1145, 12.000, 12.1924, 12.7.2015, 120.000, 1295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 Januar, Abaton Kino Koralle Passage Studio Kino Zeise, Abend Ende Juli, Aber

Foto, Aber Angst, Aber Bonde, Aber Eile, Aber Europa, Aber Habecks Heizungsgesetz, Aber Menschen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存在以下问题：

1. 致命缺陷 [BLOCKING]

• 数字量级/单位错误：
  • 译文：“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有近 1,8 百万名合格选民” $\rightarrow$ 原文：“knapp 1,8 Millionen”。虽然数值正确，但在中文报纸语境中，“1,8 百万”是非标准表达，应为“180万”。
  • 译文：“...获得 42 Prozent 的选票”、“平均得票率为 39,6 Prozent”、“而在西德则为 19,3 Prozent” $\rightarrow$ 原文：“42 Prozent”等。严重错误：译文直接保留了德语单词“Prozent”，未翻译为中文“%”或“百分比”。
  • 译文：“巴登-符腾堡州 22 Prozent AfD...” $\rightarrow$ 同上，未翻译“Prozent”。

2. 质量问题 [WARNING]

• 残留英文/德文：
  • 译文：“...金色的维京长发已不复存在。... PED” $\rightarrow$ 结尾出现无意义的残留字符“PED”。
  • 译文：“...DK 99,95 / FIN 12,40 / E 9,80 / CAN 9,80...” $\rightarrow$ 价格列表部分大量保留缩写且格式混乱，未进行本地化处理。
• 术语/表达不准：
  • 译文：“...哈拉基里（切腹）” $\rightarrow$ 原文标题为“Haarakiri”。这是一个双关语（Haar 头发 + Hara-kiri 切腹），讽刺哈兰德剪发像切腹一样致命。译文仅翻译为“切腹”，丢失了关于“头发”的文字游戏，建议标注或处理为“发型切腹”。

3. 根源于 OCR [SOURCE_OCR]

• 乱码/字符错误：
  • 译文图片路径中出现 037d42cf62402d0b577d68d7129℃426ecf4℃12366ff6f242faf51℃173fa6fac1.jpg $\rightarrow$ 原文为 ...d68d7129c426ecf4c12366ff6f242faf51c173fa6fac1.jpg。OCR 将字母 c 误识别为 ℃。

4. 完整性核查（低密度区域）

• 漏译/未翻译：
  • [中文占比 8%] 柏林：该区域（电影院列表）在译文中完全缺失。虽然部分纯数据表可过滤，但此处为城市文化指南类内容，不属于“纯数据比分榜”或“节目单”，判定为 [WARNING] 漏译。
  • [中文占比 14%] 怀布林根：该区域（画廊展览信息）在译文中完全缺失。判定为 [WARNING] 漏译。
  • [中文占比 19%] 广告客户联系方式：该区域在译文中完全缺失。判定为 [WARNING] 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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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结论： 发现 [BLOCKING] 级别问题。 主要集中在量级表达不规范以及关键术语（Prozent）未翻译，导致译文呈现半成品状态，无法直接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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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34（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5（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136（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53（共修复 1 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