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 Stern - 26.08.2026.pdf

减肥药 告别注射：揭秘这场全新的饮食革命

奢华奥德赛 搭乘巨型邮轮 穿梭地中海

被垃圾充斥的 市中心

侦探如何寻找罪魁祸首

德国选择党（AfD）的陷阱

恐慌如何让这个极右翼政党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什么我们需要以自信的态度来应对它

在 www.stern-crime.de / probieren 试读两期《星报》犯罪版 (stern CRIME)

真实犯罪。 真实故事。

来自《星报》的真实犯罪杂志。

// 第68期 真实犯罪 Crime

一对完美 伴侣 有人在 阻碍他的幸福

现已 上市

育种者的 复仇 王子曾是 他的朋友。 而现在他想 看着他受苦

毫无保护 家庭暴力如何 影响农村地区的女性

在他的掌控之中

她们信任那个研究星座的男人。 但她们的星象却不乐观

格雷戈尔·彼得·施密茨，总编辑

亲爱的读者：

主编最常见的性格特征就是嫉妒。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是在翻阅其他出版物，并因嫉妒而心痒，因为我也想报道这个或那个故事。但最近，我发现自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同情。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由于《镜报》在封面将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席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Ulrich Siegmund）描述为德国“最危险的男人”，该杂志遭到了猛烈抨击。我并不想过多介入关于封面的争论，以及谁从中获益的讨论。但关于齐格蒙德先生非常危险，以及他的政党同样危险这一点，我认为无需讨论。那些试图通过民主途径获得权力，但显然对遵守民主游戏规则毫无兴趣的人，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那些带着微笑尝试这样做的人，则构成了尤为巨大的威胁。

我们必须 一次又一次地 挑战德国选择党—— 但要带着信心， 而非恐惧！

当一名民粹主义者在《镜报》的封面上嘲讽地签名时，我并不觉得无所谓。我曾在那里工作，我认为该杂志——即便它和我们一样远非完美——是一份馈赠。德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的社会，也归功于《镜报》。然而，我也感同身受，因为我知道这类关于德国选择党的封面报道有多么困难。当我们采访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时，我们将她放在了封面上。尽管我们知道在一次纸媒采访中无法揭穿她的伪装，但我们认为，忽视并不是一种策略。为此，我们遭到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猛烈批评，甚至包括仇恨。我们将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称为“欧洲最危险的女人”，而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指责（同样是在关于《镜报》封面的争论中），称我们如此夸大其词。

我已经意识到，民粹主义者主要利用我们的批评来动员他们的支持者。但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展示德国选择党有多危险，以及他们在内容上能提供的东西多么匮乏。与此同时，在我看来，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恐慌，不要为那些煽动恐慌的人提供机会。

我的柏林同事对此写道：“这种‘灾难之声’在两个方面造成了损害：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挫伤并麻痹所有愿意、甚至有能力保护自由民主的人（……）。恐惧让民主力量变得无助且渺小。毫无疑问：一个由德国选择党领导的政府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设想。爱丽丝·魏德尔的政党危及这个国家的一切：宽容与多样性、法治原则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以及我们的沟通文化和繁荣。该党生存于怨恨之中——因此它永远无法放弃这种怨恨。这正是其危险之处。不断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但如果在德国选择党赢得任何一场真正重要的选举之前，就预言毁灭，这实际上赋予了它一种霸权，使其在沮丧的公民眼中反而显得更具吸引力。这是在预演自己的失败。”

这意味着我们想就那样听任德国选择党（AfD）为所欲为，或者赞同与其组建联合政府吗？绝非如此。我们应当不断挑战他们，但要以自信而非恐惧的态度。许多人在微观层面已经在这样做——各种民主项目，以及那些必须比我们这类全国性媒体更勇敢的地方报纸。宪法学家恩斯特-沃尔夫冈·伯肯弗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曾教导我们，国家无法保证我们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石——自由与凝聚力，因为那样做反而会质疑这种自由本身。这些基石必须每天被重新商议、重新捍卫。对我而言，这样做才是具有防御能力的民主，而我们必须在封面文章之外，切实履行这一职责。

您真诚的

封面故事

德国选择党陷阱

为什么恐慌是应对德国选择党（AfD）的错误药方 18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希望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与德国选择党共同执政。关于一个沉醉其中的男人 24 德国选择党的计划——政纲审查 30

本周图片 8 问与答 14

政治 / 经济

尼科·弗里德专栏：论闭门会议后新团队精神的短暂寿命 16

Italo 高铁

准时、稳定的 WLAN 和优质咖啡：所有这些很快也可能出现在德国的铁轨上 54

“我们高度警觉”

大众汽车面临一个动荡的秋天。工会成员托斯滕·格雷格正为保住工作岗位而奋斗 58

国际

以父之名

德克萨斯州的学校未来将强制要求阅读圣经。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上帝有关，但更多是为了争夺对美国本质的定义权 74

社会

雅戈达·马里尼奇专栏：失败者 72

垃圾团伙

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呻吟，街道被垃圾淹没。萨布丽娜·布兰德在追缉肇事者

教室里的假期

在库尔普法尔茨寄宿学校，孩子们在假期里苦读，且支付昂贵的费用。但他们真的享受这种特权吗？ 80

请礼貌地向右 德国选择党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希望统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并让该党显得亲切 第 24 页

调查清廉 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出警报，因为垃圾被随意倾倒。萨布丽娜·布兰德在追缉乱扔垃圾者 第 48 页

铁轨上的幸福 准时、优质服务： 从 2028 年起，Italo 列车也将 在德国运行 第 54 页

在减肥针之后，现在轮到药丸来减轻体重了。

小餐点

瞧瞧，对吧？ 无论是在咖喱香肠摊前 还是在湖边——柏林的 夏天就是如此独特。一组照片 带您感受它的魔力 第 60 页

知识 / 健康

诊断

一名年轻女性遭受关节和睡眠问题困扰。最终，胶囊和凝胶帮到了她

专题

✗ 减肥药来了

这些针对严重超重的新药物被视为医学上的突破。但药丸能达到注射针剂的效果吗？

文化

因戈·舒尔策

作家谈论被误解的“东德情结”（Ostalgie），以及哪些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的记忆能在反右翼斗争中提供帮助

旅行

在海洋之国

您能想象一次载有数千名乘客的家庭邮轮之旅吗？一个海上游乐园？我们的作者对此进行了尝试

“厨师其实总是在场”

伊莎贝拉·多尔戈斯为超级富豪规划旅行。他们享受什么样的奢侈？ 92

摄影

柏林的夏天

在温暖的夏季月份，首都的无政府状态再次觉醒 60

杂志

电影 演员朱莉娅·延奇说她不是一名政治斗士。但她的角色选择让人产生另一种猜测 94

书籍 我们不扔掉的东西揭示了关于我们的什么？作家伊洛娜·哈特曼认为：揭示的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多 98

享受 所有色彩：番茄塔丁挞 100

近况如何？

朱莉娅·比德曼，因出演《我结婚进入一个家庭》而知名 106

版块 回声 (第 6 页)；版权页 (第 101 页)；

一点慰藉 (第 102 页)；纵横填字、谜题 (第 103 页)

封面预告的主题用 ✕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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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新一期的《星报》：一个装满了最重量级话题的新闻丰饶角。我被震撼了。 彼得·许尔克（Peter Hülcker），诺德施泰特（Norderst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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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保留对读者来信进行删减以及在数字化平台发布的权利。请提供姓名、居住地，并尽可能提供用于回访的电话号码。

《星报》Nr. 34 / 2026，“在普京的视野中”，关于俄罗斯在德国部署特工的封面故事 世界在深渊边缘

普京和特朗普正将世界推向深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一个阴险且有计划，另一个笨拙且冲动。关于普京的手段，文章中已详述。还需补充的是，他煽动难民危机，并通过资金和秘密宣传让欧洲的右翼势力壮大。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如此热爱他的原因。 科内留斯·克莱（Cornelius Klee），埃尔茨（Elz）

《星报》Nr. 34 / 2026，“现在谈谈天气”，关于 2026 年酷暑的分析 关掉水龙头

$CO_{2}$ 与气候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仍然不理解这些联系，那更多是因为他们不想理解。我们目前正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戏剧性影响。当然，我们必须努力适应不断上升的温度。但如果原因——我们的 $CO_{2}$ 排放——不被消除，那么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如果浴缸溢水，当然得把水擦掉。但首先应该关掉水龙头。迪特马尔·阿多迈特（Dietmar Adomeit），巴德利普斯普林格（Bad Lippspringe）

谈论“天气”

最离谱的是，联邦总理和交通部长在这种情况下仅限于再次谈论“天气”——欢迎回到 80 年代。克里斯托夫·贝克（Christof Beck），尼德雷沙赫（Niedereschach）

《星报》Nr. 34 / 2026，“我在许多方面看不到与纳粹党（NSDAP）的区别”，对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前主席夏洛特·克诺布洛赫（Charlotte Knobloch）的采访

吹笛人

夏洛特·克诺布洛赫完全正确。令人震惊的是，今天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再次掉进“吹笛人”的陷阱。弗兰克·伊斯勒（Frank Isler），通过 Facebook

不幸的联盟

克诺布洛赫女士说：“人们辱骂以色列，但实际是指犹太人。”我辱骂以色列是因为它与特朗普之间不幸的联盟，这导致了数千人的死亡和逃难，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其后果全球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内塔尼亚胡也可以是佛教徒、印度教徒或穆斯林，我认为他的行为同样令人不齿。卡琳·鲁彭塔尔（Karin Ruppenthal），达姆（Damp）

《星报》Nr. 34 / 2026，“卡蒂现在在别处。约翰娜不想忘记她”，关于一名患有 ME / CFS 的年轻女性辅助自杀的报道

没有其他出路

我在我的周围经历过九起自杀。所有这九个人都以残酷且往往孤独的方式死去。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像这篇文章中的卡蒂一样——其实想要继续生活，但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其他出路了。我的经验告诉我，绝望和可能的死亡愿望可以是多么复杂——而且并非每个人都会说出内心在想什么。苏珊娜·福斯特伦（Suzanne Forsström），柏林

泪流满面

近十年前，我的儿子死于癌症，他年仅 24 岁。在他最后一次呼吸前，他也大喊了一声：“Fuck。” 从那时起，每一个年轻人的死亡都更令我心碎。读完这篇文章后，我崩溃大哭，泪流满面。拉尔夫·贝尔彻（Ralph Bercher），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Bergisch Gladbach）

《星报》Nr. 34 / 2026，“德国海滩救护队”，关于 DLRG 救生员的摄影报道

英雄获赞

你们终于写到了那些值得被点名并因其贡献而获得赞誉的英雄。对我来说，如果能有更多公民、互助小组、协会等在媒体上发声，将会很有意义。 约瑟夫·布赖特，雷根斯堡

《星报》Nr. 34 / 2026，“审查通过奖励来实现”，采访艺术家艾未未关于自由与民主的探讨

并不太理解 我欣赏艾未未作为艺术家的才华，也欣赏他在中国所持的反对立场。但遗憾的是，他对德国政治似乎并不太了解。太可惜了。 埃尔维拉·哈内曼，通过 Instagram

讨论文化

德国选择党（AfD）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仅凭其党纲中的某些要点就应该被禁止，但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失去了讨论文化和抗压能力。我们选择自我封闭，而不是倾听一个令人不快观点并思考其中是否包含真理。 多丽特·科勒，通过 Instagram

准备好反击

即使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家也不一定自动拥有正确答案。为了继续拥有他所提到的那些成就，人们必须准备好进行反击。 迈克尔-玛丽亚·舒尔策，通过 Instagram

更少的 摩擦感 在每一次 剃须时 都能被感受到 —— 带来格外 舒适的 剃须体验

重新定义剃须

彻底还是温和？几十年来，这两者似乎难以兼得。Braun NEVO 正是对这一矛盾提出挑战——并开启了一个剃须的新时代。

在我们的日常习惯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妥协？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有在这些妥协突然消失时才会意识到它们。剃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些极其注重剃须彻底程度的人，往往也面临皮肤受刺激或过敏的问题。而那些希望剃须尽可能温和的人，则必须接受皮肤不够光滑的结果。这是一个许多男性早已习惯的矛盾。但必须如此吗？这正是 Braun NEVO 的切入点。它并非在现有剃须刀世代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而是对剃须刀进行了完全的重新构思。目标是：一次无需妥协的剃须——极致彻底，极致温和。NEVO 在德国研发并制造，将 100 多年的工程艺术与当今消费者的期待相结合：令人信服的效果和舒适的皮肤触感。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

它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了什么。全球首创的 AeroTouch™ 技术减少了剃须刀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配合 250 片钻石般锋利的刀片，从而实现即使是浓密的胡须也能精准捕捉，同时在皮肤上极其温和地滑动。一个智能处理器会自动根据胡须密度和面部轮廓调整功率——在后台悄无声息地运行，但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这种追求也体现在设计上。作为迄今为止唯一采用单块高品质不锈钢机身的电动剃须刀，NEVO 将永恒的设计与极高的耐用性和直观的操作相结合。其机身形状是通过一种受汽车工业启发的高水压工艺成型的——在德国研发并制造。智能显示屏和 7-in-1 护理系统为该概念补充了简化日常生活的各项功能——从有用的实时信息到自动清洁、护理、干燥和充电。这样可以长期保持性能——为了一次无需妥协的剃须。

一次好的剃须不仅体现在结果上，更体现在皮肤的触感上。这正是 NEVO 的不同之处。

Marcus Michalczyk, 博朗理发专家

扫描此处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智能显示屏提供有用的实时反馈，并支持直观的操作

7-IN-1 护理系统自动为剃须刀进行清洁、护理、干燥和充电

更多关于 Braun NEVO 的信息请访问：braun.de

本周图片

加沙

虚假的和平

自停火以来，加沙地区变得安静了。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这可能是事实，但在加沙，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会认同这句话。就像在加沙地带南部的 Az-Zawayda 一样，以色列军队 (IDF) 的火箭弹和炸弹每天仍在袭击当地民众。据当地当局称，在周日的袭击中有两人死亡，其中包括 1 名儿童。在边境地区发现类似的风筝和气球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威胁要加强对哈马斯的攻击，该恐怖组织过去曾用这些工具携带爆炸装置。

照片：ALI JADALLAH / 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肯尼亚

视觉焦点

闭上眼睛，勇往直前！这种妆容在光天化日之下，恐怕只有在眨眼的瞬间才能达到完美。这张照片拍摄于内罗比，正值第七届 Otamatsuri 节期间。在这场来自全球的动漫迷聚会上，Cosplayer 们竞相展示最出色的造型。这里的参与者扮演的是日本漫画及动画系列《鬼灭之刃》中的恶鬼“黑死牟”。Cosplay——这种关于服装及其扮演的游戏——拥有数百万追随者。仅服装和配件一项，近期全球销售额就接近 40 亿美元。

中国

量子飞跃

这不是电脑游戏，而是真实场景：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家公司演示了人形机器人的动作如今已变得多么流畅。这场借鉴综合格斗（MMA）的比赛对硬件和软件提出了最高要求。这些利用人工智能开发的机器人拥有类似于人类的平衡感，能对外部冲力做出极速反应。至于这里的跳踢是否击中了对手，反而是次要的。这一场景展示了一项在赛场之外同样可以应用的技术水平。

今年 2 月在布鲁塞尔担任乌克兰国防部长，现在，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可能会挑战总统

这个男人会对泽连斯基构成威胁吗？

2019 年，当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入主总统府时，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就在他身边。直到今年年初，现年 35 岁的费多罗夫一直在推动国家的数字化进程，被视为年轻、都市乌克兰人的领军人物。1 月，泽连斯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在任期间，费多罗夫取得了一项重要突破：他请求埃隆·马斯克关闭俄罗斯军队使用的 Starlink 终端——并取得了成功。这在今年上半年为乌克兰的防御战带来了巨大的优势。

费多罗夫制定了一项基础性的军队改革方案，但这导致他与军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产生冲突。最终，泽连斯基将两人全部解职，但费多罗夫被解职引发了乌克兰多个城市数千名年轻乌克兰人的抗议。费多罗夫在一段视频信息中向乌克兰民众发声，诊断该国政府治理处于“系统性危机”，并要求举行选举。

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fragen@stern.de

乌克兰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费森科将其表现评价为“竞选反对党领导人的申请”。费多罗夫表现出的并非仅仅是总统的对手，而是“整个泽连斯基体制的对手”。

从法律角度来看，战争期间不允许举行选举；上次选举是在 2019 年举行的。然而，专家们反复指出，修改法律是可能的。

费多罗夫本人尚未公布竞选总统的计划。但根据目前的民调，他确实有机会：在泽连斯基和前军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尼之后，他紧随其后排名第三。但在战争期间真的会举行选举吗？民调显示，在上次选举七年后，只有少数乌克兰人要求这样做。泽连斯基对这些要求评论道：“在今天举行选举将是一场海啸，会撕裂乌克兰。”

莫里茨·加特曼，国际报道部

本周调查 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向以色列施加更多压力？

肌肉增长

植物蛋白真的比动物蛋白差吗？

对于健身者和顶尖运动员来说，蛋白质奶昔早已成为训练常规的一部分。因为蛋白质（也称为 Eiweiße）由氨基酸组成，能够支持我们的肌肉生长。由于我们的身体无法独立产生所有这些氨基酸，因此必须通过饮食摄入其中一部分。因此，对于有一定运动目标的普通运动者来说，摄入大量蛋白质也是有意义的。每周运动至少五小时的人，每公斤体重摄入约 1,2 至 2 克蛋白质将获益。

肉类、鱼类、鸡蛋、硬奶酪和夸克乳酪等动物产品蛋白质含量尤其丰富。蛋白质奶昔通常也由乳清（一种乳制品）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素食者原则上必然处于蛋白质缺乏状态，或者肌肉生长较少。例如大豆、豆类、扁豆、小米和鹰嘴豆等植物蛋白也可以支持力量增长。不过，这里有两个限制。首先，植物蛋白源中某些单一氨基酸的数量往往不足。因此，在纯素饮食中，将不同的植物类群结合起来以满足需求是有意义的。例如，米饭配豆类，或鹰嘴豆配小米可以互补。其次，与植物蛋白相比，动物产品通常含有更高含量的亮氨酸，这是一种对肌肉生长尤为重要的氨基酸。纯素食者可以通过增加摄入量来弥补，或者选择富含亮氨酸的大豆蛋白和豌豆蛋白。

安娜·林德曼，健康编辑

全民公投 冰岛会成为欧盟成员国吗？

如果欧盟的成员国数量增加到 28 个，其主要原因可能不在布鲁塞尔，而是在华盛顿。虽然冰岛这个小国

具有重大意义的岛国

其公民人数仅相当于波鸿市的居民数。尽管如此，这座位于北海的小火山岛此前一直与欧洲其他地区保持距离。2013 年，冰岛政府暂停了与欧盟的入盟谈判。当时的关键在于：许多冰岛人担心，加入欧盟可能会危及他们在自身海域捕鱼的主权。

如今，担忧进一步加剧，即便在冰岛内部也是如此。北极已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区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吞并邻近的格陵兰岛，但经常将这两个北极岛屿混淆。他驻雷克雅未克的大使甚至建议，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 52. 个联邦州。他坚称这只是个玩笑。但冰岛人并不觉得好笑。尤其是冰岛虽然是北约成员国，但并没有自己的军队。

因此，冰岛人将在本周末再次就是否重启欧盟入盟谈判进行投票。民调显示，支持者略占上风。布鲁塞尔方面也出现了新风向。对于欧盟而言，冰岛现在的加入将是一次重大胜利，使其能在极北地区获得战略存在。为此，布鲁塞尔甚至可能愿意在渔业配额问题上向冰岛做出让步。

斯特芬·加塞尔 (Steffen Gassel)，《星报》作者

“是的”，支持者们说道

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府因其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政策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 (Itamar Ben-Gvir) 的种族主义言论遭到严厉谴责，他曾呼吁有针对性地杀害巴勒斯坦人。 58 Prozent 的德国人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比以往施加更大的压力给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以促使其改变政策。 33 Prozent 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德国选择党 (AfD) 的支持者——认为不应这样做。在 CDU / CSU 和 SPD 的支持者中，各有 67 Prozent 的人认为施加更大压力是恰当的。而在绿党支持者中，四分之三的人要求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FRIED

“夏季之后的内阁：在一次闭门会议中，人们希望增强团队精神。但请小心：在起航之后，终点往往已近在咫尺。”

在诺伊哈登贝格（Neuhardenberg）举行的政府闭门会议上，妮娜·瓦尔肯（Nina Warken）应该是备受追捧的谈话对象。首先，她现在是总理府部长，处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位置。其次，瓦尔肯在特格尔湖（Tegernsee）的度假住所里陪伴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两天，共同规划并一起烧烤。聊聊吧，同事，那边情况如何？

这位新任的“BK负责人”现在或许能告知人们，总理的度假屋并不大，这一点至少让其他客人感到惊讶。而且她还能提供信息，说明总理是用煤、天然气还是电来烤他的香肠。梅尔茨被认为是一个热衷于烧烤的人。在他就任总理之前，有一次在与基民盟（CDU）领导层的视频会议中，他因为感到无聊，顺便在网上买了一个烤炉，一个美国的大型设备，或者用他留下的原话来说：“一个‘强尼’（Johnny）！”

因此，瓦尔肯女士有话可说。这是好事，因为闭门会议

尼科·弗里德（Nico Fried）期待收到您的来信。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nico.fried@stern.de

除了工作之外，还旨在更好地相互了解，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社交”（Socialising）。更多的个人亲近感和对共同爱好的意外发现能增强协作，有时甚至是对葡萄酒口味的相似，据说在早期的黑红联盟时期，这曾是一个纽带元素。尽管在编辑截稿时，闭门会议尚未在梅尔茨内阁中举行，但可以安全地预测，会议到目前为止应该已经以表达团结、信任和决心而告终。

但这价值几何？

从历史来看，某些闭门会议并不代表一个新的开始，而是一次最后的挣扎。例如在2004年7月，尽管民调数据糟糕，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仍称自己“远未到放弃的地步”；他的绿党副总理约什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则赞扬了政府的团队精神。十个月后，这种团队精神在政府区中只剩下沉重的喘息声。随后举行了提前大选。而到了2006年1月，在根斯哈根宫（Schloss Genshagen）的一次闭门会议后，一位新任总理赞扬了黑红联盟的“信任氛围”——这与团队精神是一回事，只不过是安格拉·默克尔式的德语表达。

2009年在梅泽贝格（Meseberg），新任外交部长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赞美他的执政伙伴是“真正想要共同治理国家的人”。默克尔表示，闭门会议旨在“对任务的深远影响达成共同理解”。考虑到随后的黑黄联盟岁月，这两番话都可以被归档为严重的误判。

2023年同样令人难忘，那是红绿灯联盟的最后一次闭门会议，其治理过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争吵、指责和推诿。当时在梅泽贝格，自民党（FDP）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用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词汇来解释：“我们是一个在敲敲打打、拧螺丝的政府。正如各位所察觉到的，这会产生噪音。但最终确实会有成果产出。”结果最后产出的只有林德纳本人，部分原因也是整个联盟未能满足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用消音器降低噪音水平的愿望。

如果这次团队精神再次衰减，弗里德里希·梅尔茨至少还可以邀请他的内阁到他家参加烧烤聚会。强尼，接手吧！ ✗

Kia K4 1.6 T-GDI DCT (132 kW / 180 PS)：综合油耗 6,9 l / 100 km。综合二氧化碳排放量 155 g / km。二氧化碳排放等级 E。

醒目的设计 结合卓越的 驾驶性能与 极高的日常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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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远东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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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设计与宽敞的空间、舒适的座椅以及适用于长途旅行的后备箱相结合。四种发动机或

极具表现力的车尾 凸显了起亚 K4 的动态外观

变速箱版本为不同的需求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且在驾驶乐趣、舒适度或经济性方面无需妥协。起亚 K4 的内饰同样亮点十足。

巨大的触摸屏、结构清晰的操作元件以及智能语音控制确保了直观的操作。众多辅助系统、在线服务和现代连接功能已作为标准配置提供。

希望获得更多舒适体验的用户，可以在

更高配置级别中找到包括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和无线充电盘在内的功能。由此，起亚 K4 成为了日常生活、休闲和长途旅行的多功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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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不要恐慌！

民主中间派因恐惧德国选择党（AfD）执政而显得过于卑微——这反而让右翼民粹主义者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强大。在与该党的博弈中，现在需要的是自信与从容。

蓝色幕帘之后：2024年德国选择党在埃森举行的党代会

德国选择党名誉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左图右侧）称该党为“一盘散沙”；2026年7月在埃尔福特举行的党代会投票现场

如今每当谈到德国选择党，政治中间派似乎都被一种毁灭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人们议论着，如果德国选择党在马格德堡获胜，民主将走向终结，法治将陷入崩溃。安全政策专家担心，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可能会变成克里姆林宫的分支机构。《镜报》将该党35岁的领衔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称为“德国最危险的男人”。只要极右翼出现，辩论就只有一个方向：下滑。我们早已不再是向深渊滑落，而是在坠向一场政治启示录。

这种灾难论的声音在两个方面造成了损害：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会挫伤并瘫痪所有愿意、甚至有能力保护自由民主的人——无论是议员、教师，还是财务官员或青年教练。而他人的恐慌则让德国选择党及其愤怒的选民陷入一种权力至上的狂热之中，仿佛在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中，仅仅拥有获胜的机会就足以保证能够摧毁传统的政治体制。

在齐格蒙德的竞选活动中可以观察到，中间派的焦虑如何让德国选择党兴高采烈。粉丝们递给他《镜报》的封面请他签名，支持者在听到最新的纳粹指控被引用时欢呼雀跃。恐惧让民主力量变得无助且卑微。这正中了民粹主义者的下怀。

毫无疑问：一个由德国选择党领导的政府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设想。爱丽丝·魏德尔领导的这个政党危及这个国家的所有特质：宽容与多样性、法治原则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以及我们的沟通文化和繁荣。该党生存于怨恨之中——因此它永远无法放弃这种怨恨。这正是其危险之处。不断指出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是，在德国选择党甚至还没有赢得一场真正重要的选举之前，就预言毁灭的人，实际上赋予了它一种压倒性的力量，使其在沮丧的公民眼中反而显得更有吸引力。这等同于预演自己的失败。

难道这个国家不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更稳定吗？机构难道不可能是比我们担心的更坚固吗？如果大胆说出那个不可思议的假设：这个民主体制甚至能够承受一个德国选择党政府？

恐慌不能替代分析。德国选择党并非无所不能，也不是不可战胜。该党充斥着极右翼分子，其周围活跃着打手。它是一个民粹主义的、部分违宪的组织。但它没有一致的纲领，在各部委能够任职的胜任人员也寥寥无几。它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缺陷：几个月来，德国选择党一直试图通过一个“黑-红-金学院”将忠于党路线的党友培养成潜在的政府工作人员。

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及外交和国防政策方面，该党内部存在深刻的分歧。对于欧元、联邦国防军或北约，德国选择党（AfD）并非持有统一立场，而是存在多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虽然该党在基本纲领中明确支持恢复义务兵役制，但其主席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却在竞选活动中发表相反言论：“你们别想拿到我的孩子。”一方面，该党要求建立一个实行 25-Prozent-Flattax 的自由至上主义极小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承诺将养老金水平维持在 70 Prozent。

在德国选择党内部，权力斗争正如其最狂野的早期阶段那样激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局势尤为残酷，最近的一次州党代会演变成了公开的战场。党内干部公开地互相辱骂、威胁并提起诉讼，“同志之猪”和“癌瘤”之类的词汇四处流传，甚至出现了关于“清洗行动”和“混凝土斯大林主义”的讨论。在德国最大联邦州距离下次州议会选举仅剩三个季度的时间里，党高层只能无力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德国选择党如此自豪的专业化，仅体现在其风格上：公开的形象塑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网络宣传活动、街头活力以及纯粹的存在感。

在这些方面，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中间派的民主竞争往往在此惨败。

然而，在表象之下，德国选择党依然是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曾经提到的那个“混乱之堆”。衡量其组织各层级普遍存在的混乱程度，认为德国选择党可能是一个拥有领袖崇拜的法西斯干部党的想法，至少是令人怀疑的。

防止通过政变夺权的生命保险：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尽管不能否认其相似之处，但德国选择党并非一个刷了蓝漆的纳粹党（NSDAP）——而不断预言法西斯主义的回归显得十分无力。这一点在一种可以理解但却致命的习惯中体现得最明显，即简单地将德国过去的独裁经历套用到当下。

柏林不是魏玛，如今的情况与当时完全不同。100 年前的德国是一个被羞辱的贱民，承受着战争赔款、恶性通货膨胀和饥饿的负担，一个受到各方攻击的年轻民主政体已不堪重负。绝大多数人对其持怀疑态度，拒绝甚至攻击它。

今天的德国虽然深受危机困扰，但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拥有一个虽需翻新但核心功能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与魏玛时期不同，德国现在深度融入欧洲结构，与北约交织在一起，并受多边协议约束。而且，尽管人们对民主当前运作方式的信任有所下降，但对“人民是主权者”这一理念的信心并未受损。恰恰相反。

即便是在极右翼内部，尽管他们大声欢呼胜利，似乎也并非对此完全自信。在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领导的德国选择党高层中，人们担心州议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可能会削弱下次联邦议院选举的机会。

没必要地不断预言法西斯主义的回归

在马格德堡组建单一政府的风险太大了，这可能会使其失去作为唯一真实激进反对派的光环，并突然让自己变成一个体制的代表——而他们此前曾承诺要摧毁这个体制。即便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同事们可能成功执政，看来连党魁也没有预料到。

事实上，极右翼一旦进入政府，很快就会感受到联邦德国机构的抵抗力，以及这个共和国的内部结构：处处想要插手的顽固部门；首先核实权限的严谨官员；以及那些能将革命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能让一些较为温和的想法也惨遭失败的迟缓结构。

没有人比弗里德里希·梅尔茨更清楚这一点，他以大改革者的姿态就职，但最终甚至没能让一项小额减税补贴通过联邦参议院。

联邦制或许令人厌烦，它会拖慢速度，经常被用作解释光纤扩建停滞和学校破败的原因。但在威权主义诱惑的时代，权力分立是一份生命保险——用以对抗通过强权手段进行统治。

Einer zum Fürchten? 尖端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在哈尔伯施塔特参加所谓的德国选择党（AfD）公民对话活动

在马格德堡获胜的人，并没有赢得德国。他坐在一个有其他十五个州共同参与讨论的联邦参议院中。他依赖于自己无法控制的联邦法律、联邦资金和联邦法院。他面对的是一部只有在三分之二多数支持下才能修改的州宪法，以及一个在面对政治控制和长期封锁时，直到去年才

民主制度很少在轰鸣声中崩溃

……四月才得到保障。例如，与德绍的法官们交谈，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人似乎已经为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而且，如果一名德国选择党（AfD）的司法部长试图扭曲法律，他们知道该如何反击。

诚然，即使不修改宪法，德国选择党也能破坏很多东西。他们可以刁难移民，削减资金，进行报复。但这党无法绕过制度性的现实，在他们执政的每一个地方，他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对此持有怀疑的人，不妨去问问索内贝格县政府的罗伯特·塞塞尔曼（Robert Sesselmann），或者拉古恩-耶斯尼茨市政厅的汉内斯·洛特（Hannes Loth）。在任何德国选择党掌权的地方，他们都未能让旧的政治体系崩溃。

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足够稳定，能够承受一个右翼民粹主义的执政阶段？当然，人们很希望能避开这次现实检验。如果德国选择党在执政时走错方向，那么就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该党在那里依赖于“公民监视”和文化上的统一化。是的，对于民粹主义者来说，适用的是另一套规则，他们不在乎事实和逻辑。但极端分子同样可能失败，他们并非对竞争法则免疫：不能提供成果的人，就会受到惩罚。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被选下台，匈牙利的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被推翻，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衰落，都表明即使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专制力量也可以被击败。这些政府没有一个是无害的，没有一个不对国家和人民不造成影响。尽管如此，所有那些被专制者试图改造的国家，依然保持着民主制度。

德国的自由体制受到威胁了吗？当然。德国选择党的成功是一个挑战吗？绝对是。但民主制度很少在轰鸣声中崩溃。它们是缓慢侵蚀的。当其捍卫者怀疑是否还能赢得多数支持时；当他们推举出连自己都不信服的候选人时，侵蚀便开始了。

中间派政党必须做出很大改变，他们必须变得更好、更快、更有吸引力；他们必须废除陈旧的政治仪式，允许更多的内部竞争。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在应对德国选择党时更加自信，更精准地打击对方。

也许更明智的做法不是没完没了地争论是否应该尝试禁止整个政党，而是转而揪出其极端代表并对其进行制裁。

也许人们应该被允许投票给德国选择党。但绝对不能允许投票给宪法之敌。

并不缺乏关于即将崩溃的警告。缺乏的是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以及对政治系统韧性的信心。对国家稳定最大的威胁，不是一个骑着 Simson 摩托车的 35 岁青年，而是一个不再相信自己的中间派。

马丁·德贝斯（Martin Debes）、法伊特·梅迪克（Veit Medick）、扬·罗森克兰茨（Jan Rosenkr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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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极端正常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可能会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位来自德国选择党（AfD）的州长。关于一个像陷入狂热般进行竞选活动的人。

作者：马丁·德贝斯 (Martin Debes)

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总是早早出门。在这个八月的早晨，他在家乡唐格明德的圣斯特凡教堂前布置场地。这座北德砖砌哥特式建筑如同一座堡垒，高耸在易北河西岸之上。此前一天，牧师亲手挂在教堂钟楼上的海报几乎在同样的高度清晰可见。蓝色布料上印着：“用爱心代替仇恨”。

普通的德国选择党政治家会将这张海报视为攻击。而齐格蒙德将其视为完美的素材。他将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切换到自拍模式，露出胜利的微笑，开始录制：“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欢呼道，“大家快看：这是在为德国选择党推荐投票！”他声称，新教教会终于在这个国家发出了一个“反对极左仇恨的明确信号”，而且还是用德国选择党的蓝色。

当天晚些时候，齐格蒙德将按下“发送”键。仅在 Tiktok 上，就有超过 50 万人看到这条帖子，在 Instagram 上则有超过 80,000 人点赞。这是一个展示“齐格蒙德方法”如何运作的绝佳例子。这个男人能将任何指责简单地反转。于是，《镜报》封面上那句“德国最危险的男人”变成了抢手的签名底纸——而教会的抗议海报则变成了竞选号召。

在德国选择党中，只有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领衔候选人乌尔里希·齐格蒙德能做到这一点。据民调显示，正是因为他，该党正处于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边缘。

如果情况如此，在 9 月 6 日的州议会选举后，他们将入驻州政府办公厅。当柏林的总理和执政联盟摇摇欲坠时，马格德堡可能会出现一位右翼州长，着手废除宪法保卫局和公共广播机构——以及所有民主项目。当然，他会带着微笑去做。那么，来自唐格明德的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将成为德国选择党最有权势的人。这对他的政党以及这个共和国意味着什么？

在维滕贝格的集市广场上，八月的酷暑难耐。阴凉处也有 30 度左右。遗憾的是，到处都没有阴凉处。齐格蒙德似乎并不在意。他再次进入了“推销模式”。一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签名 T 恤、签署海报、握手、拍肩并接受拍照。

“你将成为我的州长！”一名退休人员喊道。“这将是我们的成功！”齐格蒙德回应道。

“嗨，乌利，”一名纹身男子打招呼。“谢谢你能来！”他愉快地回答。

“你能……吗？”一名年轻女子脸红地低声说道，递给他一张海报请求签名。“当然可以，”齐格蒙德说，露出他最灿烂的“迪斯科式微笑”，掏出毡笔。自拍时竖起大拇指。下一位请！

一个半小时后，排队的人被处理完毕。这位 35 岁男子的装扮依然像早晨一样完美：白色的 Polo 衫，紧身的西装裤，甚至嘴角也始终微微上扬。齐格蒙德走过低调地围绕在他身边的保镖，走向记者。“很高兴您又来了！”他对《星报》记者说，“您戴着太阳镜，我差点没认出您来！”记住名字，建立亲近感，表现出共情力——无论面对谁，齐格蒙德都能运用所有的社交技巧。一个面向所有人的“乌利”。

目前，反对齐格蒙德的人仍占多数。其中许多人害怕出现一名德国选择党的州长，尤其是那些有移民背景的人。齐格蒙德在一次演讲中喊道，他将“从第一天起就驱逐，驱逐，再驱逐，直到跑道发红”。在政纲中，“重新移民”这一斗争性词汇出现了 17 次。

恐惧？“才没有呢！”当人们提到这一点时，齐格蒙德这样喊道。他说他不认识任何害怕他的人。他认为这仅仅是为了遣返“非法难民”和犯罪分子。只要是能够融入社会、工作并遵守法律的人，都没有必要离开。“重新移民”（Remigration）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甚至是“积极的词汇”。他还表示，这也包括让移居海外的德国人回来。

这个由极右翼分子马丁·塞尔纳（Martin Sellner）在政治上定义的词汇，被德国选择党（AfD）一些相当重要的政治人物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且涉及遣返数百万人：齐格蒙德熟练地对此不予理会。

他仅仅是个销售员。这是他学到的本事。23岁时，他创办了一家销售室内香氛的小公司，甚至推出了“性别敏感”系列，款式包括“清新办公室”（Fresh Office）或“柔和和谐”（Smooth Harmony）。现在，35岁的他正在推销“2026愿景”，其中旨在让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驾照补贴”和“免费幼儿园名额”，以及“志愿公民卫队”和“用人工智能替代文化异质的专业人才”。

齐格蒙德最喜欢的词是“积极”。他经常说，他想要“政治转折”，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通过这种方式，齐格蒙德将自己塑造成为德国选择党党首爱丽丝·魏德尔的对立面，因为后者一直在预言毁灭。魏德尔并不具备这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席候选人所拥有的能力：即通过自我淡化、情感亲和力和圆滑的修辞，将德国选择党的负面能量转化为其表象上的反面，使其显得积极。

长期以来，德国选择党缺乏一个在所有阶层和世代中都显得具有亲和力的人。

意识形态者与他的销售员：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右）与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在马格德堡州议会

现在他们找到了。齐格蒙德负责让该党散发出尽可能清新且和谐柔顺的气息。而那些令人作呕的剩余部分则由其他人处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距离选举还有几个月。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选择党在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 Hyparschale 建筑内集会，以决定相关的党纲。如果想知道齐格蒙德周围的人是什么样子，只需在这里稍加倾听。

“我们要挂倒挡，”汉斯-托马斯·蒂尔施奈德在礼堂前说道。这位州党副主席撰写了大部分选举纲领，尤其是那些反对“反德艺术”、“罪责情结”和“非正常性别认同”的章节。他的文化战争针对的是所有在近100年前被视为“颓废”的事物：包豪斯、同性恋以及现代主义。

当蒂尔施奈德在开玩笑地谈论成为学校、大学和博物馆的“超级部长”时，马丁·赖哈特（Martin Reichardt）正匆忙地穿过门厅。他领导州党，同时领导齐格蒙德的“攻击部门”。在早上的开幕演说中，赖哈特将竞争政党称为“卡特尔”，将媒体称为左翼的“宣传奴才”。他大喊，德国选择党是“人民的破城槌”，旨在攻克“既得权力卡特尔的堡垒”。

帕特里克·哈尔（Patrick Harr）在马格德堡一直出现，但却几乎隐形。这个肩膀宽阔、举止得体的男人是齐格蒙德最亲信的人之一。他负责州议会的事务，同时担任党团和政党的发言人。他在新纳粹组织“忠于故土的德国青年”（Heimattreuen Deutschen Jugend）中学习了组织工作。现在，他被认为是未来的州总理府负责人。

意识形态专家蒂尔施奈德（Tillschneider）、煽动者赖夏特（Reichardt）和党务人员哈尔（Harr）都在为推销员齐格蒙德效力。他推销他们的“Vision 2026”，而这一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幻象。该纲领中的许多内容只能由联邦政府来决定。而且，要兑现这些诸多承诺，资金严重匮乏。哈勒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计算出，每年至少存在22 亿欧元的资金缺口。

这场幻象还包括一个种族主义的幻想之国，在那里，原生的德国人优先在自己的圈子里生活，不受灾难、战争和危机的干扰——以及任何在某种程度上显得陌生

这就是他想进入的地方：马格德堡州政府办公厅

全力争取胜利：AfD州党代会上的代表

齐格蒙德的承诺缺乏资金支持。他正试图营造一个民族主义的幻想之国

出现。然而，当西德人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通过搬到图林根州的一个村庄来发现他的政治“世外桃源”（Bullerbü）时，齐格蒙德则指向了他一直生活在那座城市：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在那里，世界依然井然有序。在那里，依然存在着那个美好的、古老的德国。值得去参观！绝对值得！

集市日即是街头竞选日

唐格明德的一个炎热日子。易北河之上，城堡、城墙和教堂巍然屹立。其间点缀着砖砌和木框架结构的风景如画的房屋。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帝国与汉萨城市，目前仍有约 10,000 名居民，如此符合德国的刻板印象，以至于只有在仔细观察时，人们才会发现大约一半的餐厅提供外国美食。

齐格蒙德就在这里长大，并就读于当地的高中，他在 11 级后离开学校，成为一名批发贸易商人。后来，他在一所远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课题是：利用气味营销来“心理影响舒适感”和“购买行为”。当时他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在职业培训和学习的同时，他尝试涉足政治。18 岁时，他加入了基民盟（CDU）。当地党部表示，齐格蒙德曾竞选董事会成员，但没有成功，随后很快消失了。从 2014 年起，人们开始在德国选择党（AfD）中看到他。

“我只见过他几次，”托马斯·施陶特（Thomas Staudt）说道。他穿着短袖衬衫，站在市政厅广场旁，今天这里在售卖甜樱桃、香肠和纺织品。在施陶特的摊位上提供咖啡、小饼干以及印有他照片的宣传册。集市日就是街头竞选日，这位 52 岁的油漆师傅再次代表基民盟竞选州议会议员。

联盟党、左翼党和德国选择党的摊位彼此相邻，就像这座城市里的一切一样近。施陶特说，他不会说齐格蒙德的坏话，唐格明德人之间不这么做，大家在各个层面都坐在一起：在市议会、在县议会、在州议会。社区的现实模糊了所有的距离。

选举结果会如何？施陶特耸了耸肩，试图不让自己看起来太悲伤。“无论如何，情况都会变得非常复杂，”他说道，并轻声叹了口气。

几米之外，在左翼党的咨询摊位前，站着丹尼斯·克罗伊扎德勒（Denis Kreuzadler）。他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少数几位具有移民背景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母亲来自加纳。17 年前，当时他 32 岁，因为当时的女友而从柏林搬到了唐格明德。如今，他在一所教育机构担任讲师，并首次竞选州议员。当人们提到齐格蒙德时，克罗伊扎德勒显得很不耐烦。他说，在选区里几乎没见过他，德国选择党在唐格明德也没有办公室。对他而言，这位首席候选人是一个虚拟现象，是社交媒体的产物，是一个生活在泡沫中的政治家：“在那里，他可以更容易地掩盖他的政党是多么地蔑视人性、种族主义且厌女。”

事实上，齐格蒙德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在德国政治人物中几乎无出其右。在 Tiktok 上他拥有约 762,000 名粉丝，在 Instagram 上约 500,000 名。只有极少数人比他更多，例如联邦议院左翼党团负责人海蒂·赖希内克（Heidi Reichinnek）。

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就无法解释齐格蒙德的成功。在社交销售渠道中，他高效地发挥了自己的沟通天赋。此外，像“Nius”这样的右翼门户网站、像“Compact”这样的极右翼媒体以及像“Ben Unscripted”这样缺乏批判精神的播客主都在为其助力。一个来自极右翼“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圈子的协会——“电影艺术集体”（Filmkunstkollektiv），经常陪同齐格蒙德并制作专业剪辑的视频。

“我是他父亲”

政党、纲领、公关渠道——全部都是极右翼。这难道不会让相关的领衔候选人也变成一个极右翼分子吗？“简直是胡说八道！”一名皮肤晒得黝黑的男子愤慨地说道。他戴着运动太阳镜，站在德国选择党（AfD）的摊位旁边。“我们不是纳粹！我们是普通公民，”他怒斥道。当被问及领衔候选人在哪里时，他指向自己短裤外面套的那件雪白的、印有“乌尔里希·齐格蒙德”字样的T恤，回答道：“我是他父亲。”

安德烈亚斯·齐格蒙德通常避开记者。这可能与他的身份有关——他是德国选择党联邦议院议员的办公室主任。这份工作与今年年初困扰该党及公众的亲属任职丑闻相关。当时有人指责部分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为其亲属提供职位。

这场丑闻的核心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党组织。该州议会党团的议事管理主任（该党团由乌尔里希·齐格蒙德领导已有四年）竟然同时——

“这个孩子如今的成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安德烈亚斯·齐格蒙德：德国选择党成员及乌尔里希·齐格蒙德之父

他的兄弟姐妹被安置在党内的联邦议院议员麾下。当此事通过有目的的泄密而曝光，且丑闻迅速蔓延至整个政党时，德国选择党（AfD）显得相当惊慌。

在联邦执行委员会的敦促下，州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一些雇佣关系被秘密终止，与此同时，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州议会选举结果低于预期。

对于这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首席候选人来说，那是段糟糕的几周。在那些他为自己和父亲辩护的视频中，他的笑容似乎不再那么自信。齐格蒙德显得同样不安，就像在2024年冬天那样——当时曝光了他也参加了波茨坦秘密会议，并与极端分子塞尔纳讨论了“重新移民”问题。

但情况正如在德国选择党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们直接熬过了这场丑闻。民调数值开始再次回升。就像齐格蒙德在塞尔纳会议一段时间后开始嘲讽那个被媒体妖魔化的“咖啡聚会”一样，现在父亲的任职也成了一件可以通过熟练的玩笑化解的小事。

当然，安德烈亚斯·齐格蒙德还保留着他的旧工作。他是否像当时报道的那样，每月领取 7700 欧元的丰厚薪水？“又是胡说八道！”齐格蒙德说道。那么具体是多少？“我不谈这个。”

尽管有这些疑问，父亲齐格蒙德依然友好且健谈。他讲述了家庭的情况，讲述了儿媳在施滕达尔的一所学校担任教育工作者，讲述了两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儿。讲述了他的另一个大儿子，一名在市议会代表亲 AfD 的公民倡议组织任职的教师。以及他孩子的母亲，她在2019年夏天骑马时不幸丧生。“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在这次悲剧之后，“齐格蒙德团队”内部地团结得更加紧密。

现在，他们的共同胜利似乎触手可及。他是否已经认定儿子将成为州长？“当然！”他回答道。“这个孩子能把自己成就到这个地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没有人能赢过他。也没有人能赢过德国选择党。“这是一种变革的情绪，就像1989年那样。”

唯一的区别是：许多当年通过游行示威寻求变革的人，现在却在捍卫现状。或者用奥托-法比安·福伊特兰德的话来说：那些在1989年争取到自由民主的人，现在必须保护它。“而这件事，”他说，“在坦格明德这里变得越来越困难。”

福伊特兰德坐在圣斯特凡大教堂的一排祭坛长椅上。他 40 岁出头，两年前开始在这里担任福音派牧师。他说，目前这里还有一个活跃的社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人依然团结在一起，反对那些几乎已成为主流的观点。因此，他对市议会批准在教堂钟楼上悬挂海报感到自豪。

福伊特兰德讲述道，他自己在前一天还站在升降平台上，在红砖墙上钻孔，并固定上写着“用爱代替仇恨”的横幅。“这会一直挂到选举结束，”这位牧师说道，显得很满意。到那时，乌尔里希·齐格蒙德早已经录好了他的视频。

自拍模式。胜利者的微笑。发送。 ✕

马丁·德贝斯自德国选择党成立以来一直对其进行报道，并在过去几个月里多次会见乌尔里希·齐格蒙德。他的个人总结是：在这个党里，真的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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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问题：德国选择党在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的带领下，是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带向未来——还是带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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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治理

取消义务教育、削减移民、提升爱国主义：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政纲内容详尽——且部分涉嫌违法。

早在今年4月，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就通过了一份长达 160 页的竞选纲领，并自信地将其称为“政府计划”。这是迄今为止由德国选择党党代会通过的最激进的计划。

在州长乌尔里希·齐格蒙德的领导下，教育体系和部分安全机构将被重组。此外，德国选择党希望获得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权，并按照其措辞，采取“旨在终止非法、异质且敌视本国国民的大规模移民的措施”。

尤其是通过减少移民，将释放出资金，以实现德国选择党的其他竞选承诺。不过，齐格蒙德承认，其中某些目标的实现可能仍需较长时间。此外，部分计划不属于州政府的权限范围，可能违反《基本法》或与欧盟法律相抵触。在此，我们列出该政纲中的关键要点。

1. 教育

德国选择党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州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主权。除了反对所谓的融合教育“实验”外，该党还希望取消义务教育（其称之为“学校强迫”），因为教师经常传达“令人质疑的生活观点”。教育工作者应遵守“严格的中立原则”，不欢迎表达个人观点。与此同时，应增加俄语课程以及与莫斯科的学生交流。德国选择党计划禁止在学校悬挂彩虹旗，但要求在每个教学日都悬挂国旗。教科书的选定将不再由学校会议决定，而由州政府决定。德国选择党计划终止“无种族主义学校”项目。此外，纲领中提到：“我们将停止所有在青春期前让儿童接触性话题的国家宣传活动和项目。”

批评意见：计划取消普遍义务教育与国家的教育和培养职责不相符。对教育工作者实施全面的中立义务与言论自由相冲突。1976, 年由联邦和各州制定的教育准则——《博伊特尔斯巴赫共识》仅规定教师禁止进行灌输教育。

2. 移民

该计划要求在移民政策上进行“180度的转向”，并提到开展一项“驱逐与遣返攻势”。这在内容和语言表达上都效仿了极右翼分子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

德国选择党（AfD）希望废除基本法中的避难权，并强制执行针对非欧盟外国人的接收禁令。入籍程序应被提高难度，未来在确定国籍时应以血统原则（血缘权）为准。对于从安全第三国入境的难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应拒绝接收。该州的中央接收中心应被改为驱逐拘留所。AfD州政府将独立组织驱逐航班，并准备一项“向乌克兰的遣返攻势”。外国人若“被判处一年或以上的有期徒刑，应被普遍驱逐出境”。

批评：AfD自身也承认，其许多要求只能在联邦层面解决。若要废除避难权，甚至需要联邦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此外，欧盟法、日内瓦难民公约以及人权法也与之相抵触。一概拒绝接收的行为很可能违法。

3. 公共广播 计划中写道：“取消广播州际协议将作为就任后的第一项公务。”每月18.36欧元的“强制性费用”应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基础广播”，即提供最基本的新闻供应。

批评：州长不能再单独将取消州际协议作为“第一项公务”。根据最新的议会改革，这需要州议会的多数票支持。规定缴费的贡献州际协议的通知期为一年，而MDR（中德广播公司）州际协议的通知期甚至长达两年。由联邦宪法法院规定的、无需缴纳预算费的基础供应将如何获得资金支持尚不明确。计划中对此仅提到：“应探讨通过预算资金或广告进行融资”。

4. 内部安全

AfD希望将警力集中在“真正的犯罪”上，并削弱对“可疑的言论犯罪”的追诉。一项“自愿公民巡逻队”应通过“辅助工作”来支持“治安局和警察的工作”。恋童癖者的地址应被公开。该党希望将所有归属于“反法西斯（Antifa）”的团体宣布为恐怖组织。针对青少年犯罪，作为“旨在教育的惩戒手段”，应“果断执行最长四周的所谓‘警告性拘留’”。

批评：煽动仇恨、威胁或侮辱等刑事罪名属于联邦法律。政治性的选择性执法将违反合法性原则和平等对待原则。公民巡逻队可能会触及国家的暴力垄断权并导致歧视。

5. 文化政策与民主促进

德国选择党（AfD）希望“主要资助那些”能“为寻找德国认同做出贡献”的艺术，并将协会的资助资金与“对民主秩序和爱国基本立场的可靠承诺”挂钩。州级形象宣传活动“#moderndenken”（#现代思考）将被更名为“#deutschdenken”（#德国式思考）。该党还希望削减德绍包豪斯基金会（Stiftung Bauhaus Dessau）的规模，理由是这所“备受争议的建筑学校”缺乏“民族根基”。作为“新爱国主义旅游概念”的一部分，一项“自豪通行证”（Stolz-Pass）将允许携带儿童的家庭免费进入“城堡、宫殿和博物馆”。德国选择党计划取消所有民主促进计划，并停止“对气候救援产业所有项目以及所有性别项目的资助”。

批评：将国家资金与表述模糊的“爱国基本立场”挂钩，干涉了言论自由、艺术自由和结社自由。此外，不确定的筛选标准带来了随意性和歧视的风险。

6. 家庭政策

该计划明确反对“性偏差”、“非生殖式生活方式”以及“边缘性的性偏好”。认为“由母亲、父亲和孩子组成的完整家庭”是“儿童良好健康发育的最佳前提”。

计划旨在打击“变态左翼、激进女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恶劣精神”，例如“将生命保护者诋毁并重新定义为原教旨主义者”。

针对前两个孩子的 2000 欧元以及后续孩子的 4000 欧元婴儿迎新金，应要求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为德国人。托儿所和幼儿园应通过“从第一个孩子起在州级层面获得永久保障的资金”来实现免费。所有儿童的午餐供应同样适用此规定。

批评：国家单方面贬低酷儿家庭或其他生活形式，与《德国基本法》第 3 条以及对婚姻和家庭的保护相抵触，而这种保护并不局限于德国选择党所青睐的模型。即便是在同性伴侣关系中并育有两个孩子的德国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在接受 RTL 采访时也表示：“这一点我不同意。同性关系应获得同等待遇。”在法学教授弗劳克·布罗修斯-格斯多夫（Frauke Brosius-Gersdorf）看来，仅向至少部分为德国籍的父母提供婴儿奖金违反了《基本法》：“对我而言，这违反了宪法。”该计划侵犯了家庭基本权利。此外，这构成了基于血统的人员歧视。计划中广泛的资金、日托和贷款承诺并未提供相应的融资方案。德国选择党辩称，他们将通过遣返和削减难民救济金来节省资金。

7. 教会

德国选择党（AfD）希望未来让“所有基督教会根据其成员人数按比例获得国家补贴”，并取消“征收教会税的教会”所享有的特权。该党表示：“教会可以像其他协会一样，自行收取会员费。”剩余的国家补贴应仅限于神职人员和建筑维护。接收方必须证明资金用途并公开其整体预算。最初的计划草案中甚至提到，所有国家补贴都应在“无需进一步补偿”的情况下被取消。

在教会庇护方面，德国选择党希望让“所有获得教会庇护的避难者尽快”被驱逐出境。“如果由于教会庇护导致驱逐期限届满，州政府将审查是否可以让负责的教会社区永久承担由此产生的后续费用。”

批评意见：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向新教和天主教教会提供的资金被削减。此外，教会社区的支出将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教会庇护问题上，不得通过政治指令一概而论地对教会社区进行刑事调查或财务制裁。

马丁·德贝斯 (Martin Debes)

一座东德田园诗：舒尔策的新小说《八月的水》（Das Wasser im August）讲述了 1979 年夏天勃兰登堡州一个湖边发生的故事。

32 《星报》 27.8.2026

文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真的曾有过一阵自由之风吗？

作家英戈·舒尔策（Ingo Schulze）谈论他在东德的青少年时代、虚假的怀旧情绪以及威权主义的回归。

访谈：奥利弗·克罗伊茨 (Oliver Creutz)

舒尔策先生，在您的新小说《八月的水》中，您描述了一个生活看似轻松、吹拂着一阵自由之风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为什么今年最优秀的书籍之一，讲述的却是一个普遍被认为如此糟糕的国家？

舒尔策 1962 年出生于德累斯顿，现居柏林。其最著名的著作包括《简单故事》（Simple Storys，1998年）和《正直的凶手》（rechtschaffenen Mörder，2020年）。 英戈·舒尔策：《八月的水》 S. Fischer 出版社， 320 页， 26 欧元

“只要情况不再恶化，我们就已经很庆幸了”

这种矛盾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想讲述 16 岁的托马斯的故事，他正处于探索世界之爱与美好的过程中：去阅读、去观看、去聆听。我想将此投射回我自己的时代，回到 1979 年的夏天，那时我自己也是 16 岁。您所说的“自由之风”，或许是指那些托马斯拜访的艺术家们内心的一种独立。当时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教皇访问波兰，随后在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北约双轨决定（Nato-Doppelbeschluss）的宣布。人们当时对核战争充满恐惧。如果一个人热爱自己的生活和世界，那么对毁灭的恐惧可能也会更大。1979 年是这样一个年份，东德的国家领导层让许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那个夏天，许多反对派人士因涉嫌所谓的“敌国煽动”而被逮捕。作为一名 16 岁的少年，您当时实际上感觉自己有多自由？

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自由，因为我觉得自己处于一个能够为向好的改变而发挥作用的正确位置。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自大，但在不被毁灭的前提下，与环境产生摩擦也可以是富有成效的。我意识到了限制的存在，但在这些限制之内，有许多值得探索的东西。

这些限制，这种压抑——德国另一部分地区的许多人正因如此而认为东德是一个灰色的国家。这是典型的西方傲慢吗？

来自西方的人有不同的比较维度。而对于那些没有这些比较维度的人来说，您所说的“灰色”首先就是常态。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北部一直有些不同：那里的道路更好，森林更美，有真正的广阔落叶林。那是一片没有或较少被破坏的景观，工业化程度低得多。那里有宽广的地平线，地平线后方则是大海，那里有非常丰富的色彩。

您会如何向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描述当时世界的异质性？

当时有大量的时间储备，即便在购物时经常需要排队。此外，我不需要过多考虑经济问题。当然，我一直希望能多有那么一点钱。但金钱并不决定职业选择，也不决定住房。而且人们的需求也不同。未来当然可能会变得更糟。但是

1979 年出现了一些迹象，表明状况是可以改变的。想想在波兰，数百万民众前往迎接教皇，不久之后“团结工会”（Solidarnosc）出现了。我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并不支持这个国家。我们只需要团结起来。

直到今天，您是否依然相信情况随时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变？

今天大多数人会说：只要情况不再恶化，我们就已经很庆幸了。人们必须与这种无力感作斗争，而这种无力感也是德国选择党（AfD）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其支持者认为，该党拥有一个愿景——只不过是在过去。但人们需要一个面向未来的目标，才能赢得整个社会。而这已经变得很困难了。

您的书出版于这样一个时间点：许多东德人正怀念起东德，有些人甚至希望它能回归。他们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我无法想象有人会希望回到1988年生活。在我看来，这太不真实了。也许这种愿望源于当时人们觉得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1989年的变革引发了巨大的活力。人们不仅涌向游行现场，甚至在乡村地区也成立了圆桌会议。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开始选举新上司。作为当时的剧院工作人员，我接触到了完全不同的人群：护士、工人、手工艺者、工程师、行政人员。当时的目标是改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遗憾的是，当这个目标被否决后，冲击在随后延迟到来。起初，许多人很高兴能将资金按一比一兑换成德国马克。但这实际上成了工业的死刑判决书。我们本需要更多时间。这是有史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实验。想想现在一个国家想要加入欧盟需要花多少时间。

如今已经谈不上什么变革了。比如德国选择党（AfD），他们追求的是将进步推倒重来。为什么人们会渴望回到他们当年认为是被压迫的时代？

这是一个欧洲现象，实际上是全球性的。巴登-符腾堡州或巴伐利亚州那100多万名德国选择党选民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抗议，其中大约一半带有排外情绪。为了表达不满，许多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愿意投票反对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抗议并非针对经济状况，而是将不满转而发泄在性别中立语言（Gendern）或克里斯托弗大街日（Christopher Street Day）上，发泄在博物馆、学校，以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报道上——仿佛这些才是导致恐惧失去或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无论性取向如何，无论男女，无论肤色如何——人们都需要住房、医疗保障、良好的教育和运转良好的基础设施。

东部的两幅面孔：诺伊布兰登堡壮丽的砖砌哥特式建筑（上）与哈勒阴郁的预制板建筑（此处为1990年的照片）

“东德情结”（Ostalgie）一词的创造者乌韦·施泰姆勒（Uwe Steimle）最近在德国选择党的一次活动中，幻想了一场针对联邦总理的暗杀。如果一名艺术家在1979年的东德发表这样一场针对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演说，会发生什么？没人会这么做。那等同于自杀——而且很可能会成为国家证明其监控合理性的最佳宣传。

这些表面上的怀旧主义者是否可能在渴望回归一个没有移民背景人群的单一社会？

这种愿望到处都有。东德也存在排外情绪，但我个人没有经历过。实际上，人们对任何来自外部的人都充满好奇。

越南合同工被隔离，来自纳米比亚的孩子也是，尽管如此，我们仍有接触。我认为人们更多的是在渴望一种可掌控感和秩序感。

或者，那些美化东德的人是想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站在顶端？

不可能是这样，因为东德的高层是可以被替换的。如果不对东德的解放元素视而不见，那么对东德的解读可以成为对抗极右翼的一种资源——也就是说，在幼儿园、女性平等、覆盖全境的医疗体系、统一的医疗和养老金制度等问题上，东部其实领先于西部。您是否担心您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相对无忧的东德，从而被那些修正主义者和“东德情结”者所收编？

不。我描述的是一个16岁少年的暑假。对他而言，这是对世界之美的发现。

一个如今站在勃兰登堡湖边的16岁少年，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应该从哪里获得希望，相信依然有许多美景等待发掘？

我会给一个16岁的少年这样的建议：你必须习得大量的知识，去了解很多事物。为了你自己，也因为这本身就很美好。听你的播客，但也要读很多书。我钦佩许多年轻人所掌握的知识。我想，如果你们现在还能读一些小说和诗歌——我的孩子们现在基本不怎么读——你们会对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也会变得更加自信从容。此外，我会建议：建立友谊，并寻找一个你可以投身其中、发挥影响力的领域。比如我的大女儿，她学习哲学和经济学。她去过几次古巴，那里的情况极其糟糕，好几天没有水，没有电。她想帮助一名古巴女学生去马德里攻读硕士学位。为此，对方需要一份担保。你无法独自改变古巴——但你可以让这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有希望，而这本身就已经意义重大了。

《八月的流水》（Wasser im August）中的另一个主题是对战争的恐惧。您是通过这一点在评论当前德国致力于恢复国防能力的政治努力吗？

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当然，我们必须做好防御和威慑的准备。但我们必须变得“擅长战争”吗？即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能达成停火（这是值得期待的），但如果没有配套的军控对话、裁军对话，如果没有关于和平架构的构想，战争再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普京现在已经开始制造坦克零件。一家生产军用物资的企业怎么会对裁军感兴趣？

那么，德国应该与俄罗斯对话吗？

民众意愿：对自由的渴望（东柏林游行，1989, o.）与对过去的眷恋（德国选择党在施特拉尔松德的集会）

是的，不然还能怎样？没有什么比每日的屠杀更糟糕的了。我们也在与塔利班对话，与伊朗对话。那么为什么不能与俄罗斯领导层对话？对话时要坚定，但必须平等，而且必须提供一些条件。高高在上的态度是行不通的。这种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现在已经有许多企业在说：让我们生产军火吧，现在正是需求量大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可怕的过程。一家军工企业收购了格尔利茨的 Alstom 车辆制造厂，为了在那里不再生产火车，而是生产[...OMITTED...]计算错误，但我们也对“胜利和平”的设想产生了误判。我认为想要击败一个核大国并不是个好主意。

[...OMITTED...] 当我们申请临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时，我们就已经体验到了这一点。

那么，难道我们不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加强军备吗？

舒尔茨先生，您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位态度有些强迫症的牧师，名叫齐格蒙德（Siegmund）。这个名字是怎么进入书中的？

一个有教堂的村庄自然得有一位牧师。这个名字是在纳粹时期取得的。

齐格蒙德也是德国选择党（AfD）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首席候选人的姓氏。

没错！但当我的角色被赋予这个名字时，我还完全不认识那位姓齐格蒙德的人。

最后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 1989 年的示威活动被暴力镇压，如果和平革命没有带来缓解而是导致局势恶化，那么今天的东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当时东部的人们为自由而战。而现在，大约 40% 的人希望回到威权体制中。

这看起来并不牵强——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不可想象的。苏联军队无论如何都会留在军营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甚至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内部也存在一个庞大的戈尔巴乔夫派系。我们可以看看中国：1989 年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是否是中国崛起的先决条件？或者如果民主化成功，今天的中国是否会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但东德呢？我不知道统一社会党的进程是否还能扭转。如果演变成血腥冲突，国家不会成为胜利者，对此我深信不疑。当时的东德与今天的伊朗不同。

是这样吗？我知道一些民调，其中 90% 以上的人支持民主，只不过是与现有形式不同的民主。但确实有相当比例的人将希望寄托在德国选择党（AfD）身上：“现在，我们要来决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历史，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科学。”这将以相当可悲的方式收场，但在那之前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奥利弗·克罗伊茨（Oliver Creutz）询问如何让自己的青春期儿子开始阅读。舒尔茨的回答是：年轻人需要书籍，但说唱歌曲或 TikTok 视频也可以——关键是历史叙述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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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不，谢谢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减肥革命：在减肥针之后，现在减肥药丸将让我们变得更苗条。这个承诺究竟有多少真实性？

作者：妮可·西蒙 (Nicole Simon)

减肥针改变了医学。现在，药物成分司美格鲁肽 (Semaglutid) 将以药丸形式上市。

如果在德国一个房间里聚集五个成年人，从统计学来看，其中 1 人患有肥胖症。在 50 年前，这种疾病还被认为是极少数情况。而现在，就连利奥波第那国家科学院 (Leopoldina) 也将其称为一场流行病。全球有超过 10 亿人患有病理性肥胖，并与自己的身体作斗争：对抗污名化，对抗疼痛、高血压和 2 型糖尿病；对抗心肌梗死、中风和癌症的风险。长期以来，肥胖被认为是意志力问题：人们认为，只要想减轻体重，就必须足够努力。关于大脑和身体如何通过生物学障碍进行“欺骗”，人们知之太少。因此，减肥药的历史也成了一部失败史：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的减肥者服用一种也用于制造炸药的物质：DNP。它极其剧烈地提高了代谢，导致体温有时会升至 40 度以上。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制药公司经常依赖安非他命：它们能抑制饥饿感，但会导致成瘾并使心跳加速。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 Fen-Phen 灾难：芬氟雷明 (Fenfluramine) 和苯特明 (Phentermine) 的组合让数百万美国人减轻了体重，但却破坏了部分人的心脏瓣膜。

一个世纪以来，情况一直是这样：想要减肥的人往往变得更病重。而一个懒散的沙漠居民带来了转机。吉拉纹蜥 (Gila-Krustenechse) 是一种来自北美西南部的爬行动物，它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一年只进食几次。在两次进食之间，它依靠脂肪储备生存。在 90 年代初，一名纽约内分泌学家在蜥蜴的唾液毒液中发现了一种分子，与人类的一种激素惊人地相似：GLP-1，这是肠道在进食后分泌的，用以向大脑发出信号：“够了。”在这种动物的毒液中演化出的一种变体稳定性高出许多倍，这种饱腹感信号能持续回响数小时。

基于这一观察，一种糖尿病药物诞生了。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体重减轻，起初被视为次要细节，直到这演变成了医学界在对抗超重方面经历的最大变革。随着司美格鲁肽的上市，第一种有效成分出现了，它并非灵丹妙药，但却是一个真正起作用的工具——对于数十年以来一直与自身身体作斗争的数百万人而言。

干杯！ 减肥药丸 并非灵丹妙药， 但却是一个 真正起作用的 工具

“需要挖掘许多新突破”

蒂莫·穆勒（Timo Müller）是目前最有效的减肥药物背后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自己也在使用这些药物。这是一场关于减肥未来的对话。

H

穆勒先生，减肥医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成功轨道上。数百万人在 Mounjaro 等注射药的帮助下减轻了体重——而现在，药丸的出现让针头成为了过去。您和您的同事为最重要的活性成分奠定了基础。您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可以永远改变肥胖症治疗的？

那是 2008 年。当时我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进入了辛辛那提的马蒂亚斯·措普（Matthias Tschöp）实验室。在那里，我们与理查德·迪马奇（Richard DiMarchi）合作，他是我见过的最才华横溢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我们的团队试图将两种影响体重和糖代谢的肠道激素 GLP-1 和 GIP 结合在一个高效分子中。在小鼠身上的初步结果令人震撼。我想：如果这在人类身上也能奏效，那将具有开创性。

蒂莫·穆勒（TIMO MÜLLER） 领导慕尼黑亥姆霍兹研究中心（Helmholtz Munich）的糖尿病与肥胖症研究所，同时在慕尼黑大学（LMU）担任教授。他与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共同参与了基于 GLP-1 的多重活性成分的开发，这些成分被应用于 Mounjaro 或可能在明年获批的减肥注射药 Retatrutid 中。

科学杂志《科学》（Science）将 Wegovy 等纯 GLP-1 药物评为 2023 年年度突破。但您早已走在前面。如今，与 GIP 结合的药物被称为 Mounjaro，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的减肥注射药。

作为一名基础研究人员，我通常比临床应用领先十多年。在我们的世界里，今天的药物已经过时了。

在您看来，Ozempic 和 Wegovy 已经过时了？ 像 Semaglutid 这样的 GLP-1 活性成分在高剂量下会导致恶心、呕吐和腹泻。这导致部分患者中断治疗。因此，作为药理学家，人们更倾向于采用可以累加的小效应。这样既能最大化减轻体重，又能将副作用降至最低。几年前，我们开发了一种更强效的三重活性成分，它还能额外提高能量消耗。制药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ly）目前正在一大组患者中测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据称这可以实现高达 28% 的体重减轻。几周前，您展示了一项关于五重活性成分的数据。未来还会有什么出现？

我们的分子针对五个目标。其中三个位于细胞核内。为了如此深入地进入细胞，我们开发了一种类似于“特洛伊木马”的机制。

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们的分子由两个相互连接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细胞表面触发一个信号波：食欲下降，胃排空减慢，这与之前的活性成分一样。但现在还没结束。细胞会将整个复合物吸收进去。在内部，分子的第二部分脱离并进入细胞核。在这里，它会切换控制脂肪和糖代谢以及减轻炎症的基因开关。通过这种方式，药效可以得到显著增强。

您在肥胖小鼠身上测试了该活性成分。它们的反应如何？

根据剂量的不同，它们减轻了超过 40% 的体重。血糖值明显改善，炎症标志物下降。在人类身上效果有多大，还有待观察。

尽管如此：这种量级的效果难道不令人恐惧吗？您是否考虑过设定一个界限？

人们不能忘记：在大脑整个治疗过程中，大脑始终保持着控制权。它能防止危险的体重减轻。因此，这些药物对健康的瘦人几乎没有效果。无论是胰岛素分泌，都不会剧烈增加，体重也不会跌至深渊。

这是为什么？

大脑在调节饥饿这样重要的事情时，并不会依赖于一两种激素。它处理来自全身的信号。对于体重正常的人来说，大脑能迅速识别出：这些突然出现的激素信号是可以放心忽略的。因为身体的其他部分在发出信号：我们不应该减少进食，否则我们会饿死。

这是否就是人们在使用这些药物一段时间后停止减轻体重的原因？

所有临床数据都显示，在大约 30 到 40 周后，体重的下降速度会趋于平缓。此时大脑会说：“减得够多了，现在我们要维持这个体重。”我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

几个月来，您一直在给自己注射 Mounjaro，也就是您参与研发的这种药物。是怎么决定这么做的？这并非出于好奇的自我实验。我的 BMI 接近 30，且血脂水平明显升高。因此，我符合了所有用药标准。

从那时起您经历了什么？

吃零食的欲望立刻消失了，这一点很快就能感觉到。从那时起，我总共减轻了 23 公斤。我更换了所有的衣服。此外，我还买了一个很棒的工具。稍等，我去拿一下。

穆勒消失在隔壁房间，不久后拿着一个金属物体回来了。

食欲抑制剂 为了让药丸 产生与注射液 相当的效果， 需要较高的剂量

您见过这个吗？

这是一个打孔钳。

我有一个放腰带的抽屉，现在这个钳子也放在那里。我想，每个使用减肥针的人可能都有一个。因为需要打很多个新孔。

您现在感觉如何？

我的体重已经稳定了。我现在每周仅服用 0.8 毫克的维持剂量，仅为起始剂量的三分之一。通过这样来维持体重。而且我现在饮食更健康，零食也少了很多。因此，我的血液指标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还有什么变化吗？

我抽烟少了，而且几乎没有喝酒的欲望。这些效果在研究中是已知的。但当你亲身经历时，会觉得非常神奇。

您计划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完全停止用药吗？

不，这些药物只有在服用期间才有效。这是一种终身治疗。一旦停药，体重会再次增加。每个人都知道这种“溜溜球效应”（Jo-Jo-Effekt），这里同样存在。

那么药丸呢？您会换成药丸吗？

药丸的优点是可以吞服，不再需要注射。尽管如此，我还没有被说服。

为什么？

虽然研究表明，含有 Semaglutide 的药片在安全性上与注射液相当，但它们必须以极高的剂量给药，才能在脑中产生足够的疗效。

如果如此大量的活性成分在胃、肠和肝脏中循环，长期来看可能会给这些器官带来负担。

第二种药丸很快将面世，其活性成分名为 Orforglipron。它在美国也已经获批。

在这方面我会更加谨慎。因为 Orforglipron 是一种小分子。它不是一种衍生自人体自身激素的物质，而是一种微小的、完全重新设计的活性成分。

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们对此缺乏经验。这些物质可能会结合到目标受体以外的其他受体上，从而导致新的副作用。在过去几年中，有两种用于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症的此类分子研发被终止，因为出现了肝毒性。因此，我个人会等到有更多数据出现后再做决定。

至少有一个希望是，药丸能让治疗变得更便宜。

这很有可能。但注射剂的价格也在下降。一百年来，人们一直徒劳地尝试开发安全且有效的肥胖治疗药物。当然，制药公司试图通过这些药物来回收数十年失败研究的成本。但随着竞争的增加以及仿制药的出现，价格正在下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肥胖药物被视为美容治疗，医疗保险公司不为此买单。

患者每月必须为此支付数百欧元。许多人根本负担不起。这公平吗？

立法者至少应该在达到某个阈值后承担费用。从长远来看，保险公司可以节省开支，因为患有心血管疾病或脂肪肝的人数会减少。然而，为此保险公司必须为 10 到 20% 的人口预先支付费用。此外，联邦政府目前还有许多其他担忧。现在是困难时期。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正确的方向。

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获得海滩身材而寻求药物。这些是给病人使用的药物，而且它们也有副作用。患有甲状腺癌的人不应使用这些药物，因为它们可能会刺激肿瘤生长。在极少数情况下，会出现胆结石、胰腺炎，某些眼部损伤可能会加剧。人们应该严肃对待这一点。这些并不是为了随便减掉 5 公斤而进行的治疗。

作为该领域的研究人员，您认为还有什么工作要做？

哦，还有很多。即使最大减重幅度在未来不再是决定性标准。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有足够多有效的药物。此外，目前只有大约 15% 的患者能达到减肥针的最高剂量。他们对较低的剂量就已经感到满意了。

那么未来在哪里？

在于更好的耐受性，以及更高程度的个性化。接下来的 20 年将会非常精彩。

这样一来，像缩胃手术这样的手术会变得多余吗？

肥胖外科手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未来，它依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总会有人觉得

“我减掉了 23 公斤”

减肥 扫描此二维码，获取关于使用药丸、注射剂和饮食减肥的进一步信息

手术是更好的解决方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人数将会减少，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更多选择。这些药物在糖尿病和肥胖之外还显示出疗效。它们可以保护心脏，也可以保护肝脏。

这是为什么？

很明显：存在像食欲丧失这样的直接效果。还有间接效果，这些效果是由大幅减重而产生的。肝脏和肌肉都没有减肥药物的受体。尽管如此，在治疗过程中，脂肪肝和肝纤维化得到了改善。司美格鲁肽目前甚至已被批准用于治疗脂肪肝。

您提供想法和基础研究——而像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和礼来（Eli Lilly）这样的公司则以此赚取数十亿欧元。

一旦我们公布了知识，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是公共知识，即公共财产。对于公司来说，等待科学家产生一个聪明想法，然后作为工业界迅速跟进并模仿，这样更有利可图。几乎每家从事肥胖治疗研究的公司都复制了我们的某种组合活性成分。这听起来可能不公平。但这正是预期的结果。

请您解释一下这一点。

作为一名基础研究人员，我用很少的资金从事高质量的科学研究。然而，只要不知道这些在人体中是否同样有效，这类实验室和动物实验的价值就相对较低。而这只能由制药公司来证明，他们会复制该活性成分并投入数亿欧元进行测试。如果成功，我们的数据在科学上的意义将变得极其巨大。基本上这是一个双赢局面——尽管我自己并不能从中赚钱。

您在内心深处有多少次幻想能分到这些利润？

我是教授兼主任。我的生活确实不错，尽管我的账户里没有在 1 后面跟 80 个零。作为一名科学家，没有什么比看到有人证明自己在实验室里开发的想法确实能帮助到人类更美好的事情了。

尼科尔·西蒙（Nicole Simon）认为，医疗保险公司应该支付新型减肥药的费用。毕竟，肥胖症被正确地视为一种慢性疾病。

注射剂和药丸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像 Wegovy（司美格鲁肽）和 Mounjaro（替尔泊肽）这样的减肥药模拟了进食后分泌的肠道激素，向大脑发出“我饱了”的信号。食欲下降，暴饮暴食的情况减少，且胃排空速度减慢。 司美格鲁肽通过与 GLP-1 受体结合来实现这一点。替尔泊肽的作用相同，但它还额外针对第二个受体（GIP）——这增强了对饱腹感和血糖的影响。 注射剂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部位在腹部、大腿或上臂。而 Wegovy 药丸则需要每天服用。

使用 或 Mounjaro 能减轻多少体重？

在研究中，肥胖患者使用 注射剂平均减轻了约 15% 的体重，在高剂量下可达 20% 左右。使用替尔泊肽（Mounjaro）时，即使在常规剂量下，平均减重也达到了 20% 左右。新型 药丸的平均减重效果与 注射剂的标准剂量相似，但略低。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效果通常比研究中要逊色一些。此外，个体差异巨大。有些人是“超级响应者”，部分人体重减轻超过 25%——而另一些人即使使用了药物也几乎没有反应。据推测，肠道微生物组和基因都起到了作用。

可能会出现哪些副作用？

最常见的是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或便秘，有时还伴有饱胀感、胀气、腹痛，以及偶尔出现烧心。这些症状通常在开始治疗或增加剂量后出现，并在几周后好转。研究还发现，脱发出现的频率比使用安慰剂组高出两到五倍。 极罕见但严重的情况包括：急性胰腺炎、胃麻痹、肠梗阻或胆囊问题。此外，有尚未明确的迹象表明可能出现某些甲状腺肿瘤。一些患者还报告了缺乏动力、情感麻木以及性欲下降。在“Ozempic Face”（面部可见的脂肪流失）之后，社交网络上现在又流行起“Ozempic Personality”（Ozempic 人格）这个词。这些药物是否真的导致了这种缺乏快乐的状态尚不明确，因为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遗憾的是，几乎无法预测谁能耐受这种治疗，谁不能。

这些药物对健康是否还有其他影响？

是的——而且这些附加效应使其对于高风险患者而言具有吸引力。在一项针对患有心血管疾病但无糖尿病的超重人群的大规模研究中，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将心肌梗死、中风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降低了约 20%。总死亡率也略有下降。对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情况得到了改善；欧盟现已批准一款含有司美格鲁肽的药物用于治疗该病。

终于饱了！

无论是药丸还是注射剂：我们为您解释新型减肥药的真实功效。

此外，GLP-1 类药物似乎能减缓某些肾脏疾病，并减轻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损伤，其中部分效果与体重减轻无关。对于成瘾性疾病，目前也有初步且谨慎的迹象：在小型研究中，服用司美格鲁肽的酒精依赖者饮酒量减少，且对酒精或尼古丁的渴望降低。但这还不足以将其作为常规的成瘾治疗手段。

相反，那些希望这些药物能防止或延缓痴呆症进展的人则感到失望。观察性研究表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较低，但在对照研究中，这些药物无法阻止已经存在的痴呆症。因此，专业协会不建议将这些药物用于预防痴呆症。

Wegovy 和 Mounjaro 适用于哪些人群，哪些人最好不要服用？

Wegovy（无论注射剂还是药丸）和 Mounjaro 获准用于患有肥胖症（即 BMI 30. 及以上）的成年人。体重严重超标（BMI 27 及以上）的人群如果同时患有与体重相关的并发症（例如高血压、2 型糖尿病或脂质代谢紊乱），也可以获得处方。

此外，Wegovy 注射剂获准用于 12 岁及以上且其他措施无效的肥胖青少年；Mounjaro 也获准用于 2 型糖尿病患者。然而，官方指南建议不要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进行治疗，且必须额外配合营养咨询和运动。

这些药物并非为了减轻几公斤的“美观体重”而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其益处几乎无法抵消风险。目前，GLP-1 类药物在怀孕和哺乳期间以及患有某些甲状腺肿瘤时是禁忌。对于严重的胃肠道疾病，通常也建议不要使用。

第一款药丸何时上市？ 在本国（德国）的销售启动日期是 1. 9月。在美国，名为 Wegovy 的司美格鲁肽片用于治疗肥胖症自 1 月初起就已上市，在英国则是从今年 7 月起。

Wegovy药丸与注射剂有何区别？

在化学成分上，两者含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但进入人体的途径完全不同。注射剂每周一次直接注入皮下，从中缓慢且几乎无损地进入血液。相比之下，药丸每天必须经过胃部，因此需要一种吸收增强剂（SNAC），以使药物能够通过胃黏膜被吸收。

药丸最好在早晨空腹时用极少量的纯净水吞服；此时距离最后一餐必须至少间隔 8 小时。服用后，进食、饮水以及服用其他药物也需至少等待 30 分钟。为了确保足够的活性成分能通过消化道，药丸的周剂量中含有的司美格鲁肽量约为注射剂的 70 倍；但其中大部分会在肠道中被分解。这两种减肥方式不仅在疗效上，在副作用方面也非常相似。在之前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参与者抱怨有恶心感，部分人在开始阶段出现呕吐，个位数百分比的人完全停止了治疗。同样适用的一点是：如果停止服用药丸而没有持久地改变生活方式，体重通常会迅速回升。

药丸的优点是什么？ 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加分项纯粹是心理

层面的：没有针头，没有注射笔，不需要自己给自己打针。对于恐惧针头或经常出差的人来说，药丸可能会让他们觉得简单得多。药丸不需要冷藏，这使得它更易于储存，更方便携带旅行，且服用时更隐秘。在美国，服用Wegovy药丸的患者中，有超过 80% 的人此前从未尝试过GLP-1注射剂。

这种药物需要服用多久，停药后会发生什么？

肥胖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疾病，药物只有在服用期间才有效。一旦停药，体重通常会相当迅速地回升；对心脏和代谢的积极影响也会随之消失。《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最近的一篇综述文章显示：患者在停药后每月平均体重增加约 0,8 公斤。大约 1,5 年后，大多数人的体重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如果有人仍希望在某个时间点减少剂量或完全停止用药，应当在医生的密切指导下缓慢进行——最好是在饮食、日常运动和压力管理已经协调良好，能够抵消部分药效缺失的情况下才开始。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体重反弹（Jo-Jo-Effekt）几乎是必然的。

治疗费用多少——由谁支付？

虽然新型 Wegovy 药丸已获得欧洲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但德国的具体价格在上市前仍未确定。在德国，首先由联邦联合委员会（G-BA）评估其附加效益，随后由法定医疗保险协会（GKV-Spitzenverband）直接与制造商协商报销价格。

在美国，口服 Semaglutid 疗法根据剂量的不同，目前自费患者每月费用约为 130 至 260 欧元——不过，注射剂的价格要高得多。在英国，供应商的收费在 125 至 320 欧元之间，与注射剂的价格大致相当。在德国，一支可供一个月使用（含四次注射）的 Wegovy 注射笔根据剂量的不同，价格约为 170 至接近 280 欧元，而 Mounjaro 的价格更高，约为 200 至近 500 欧元。法定医疗保险目前不报销减肥药物。原因是《社会法典》第五卷中关于“生活方式”的第 34 条规定，主要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药物不予报销。通常只有在治疗 2 型糖尿病时，GLP-1 类似物的费用才会被承担。仅将其用于减肥的人员通常需要自费。

很快会有更多的服用方式吗？

是的，市场正处于一场真正的竞赛之中。另一种口服 GLP-1 受体激动剂 Orforglipron (Foundayo) 已在美国获得批准；在欧洲，审批程序正在进行中。在研究中，参与者平均减轻了 12% 以上的体重，虽然略低于 Semaglutid 药丸，但明显高于传统的饮食控制。

此外，目前正在开发将 GLP-1 与其他激素系统相结合的复合制剂。专业领域目前正密切关注 Retatrutide，这是一种三重作用药物。据制造商礼来（Eli Lilly）称，在最高剂量下，该药实现了约 28% 的体重减轻，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减重幅度。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在探索全新的活性成分，旨在同时解决肥胖相关的并发症。因此，未来几年减肥药物的供应量可能会增加，且可能更加多样化。

社会

污垢

堆积

越来越多的垃圾被非法倾倒在德国的街道上。萨布丽娜·布兰德（Sabrina Brand）像一名侦探一样寻找肇事者。而这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清洁问题。

作者：英格丽德·艾塞勒（Ingrid Eißele）；摄影：米里亚姆·斯坦克（Miriam Stanke）

臭吗？没关系！萨布丽娜·布兰德在曼海姆工作——毫无顾虑

48 stern 27.8.2026

案发现场距离曼海姆莱瑙区（Rheinau）的一所小学仅几步之遥。街道对面是一个集装箱存放点。撕开的垃圾袋中涌出衣物，其中夹杂着鞋子、碎片和塑料薄膜、地毯残余、一个电动搅拌器、药盒以及旧汽车轮胎。

在这里走动而不在恶心或危险的东西上踩一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萨布丽娜·布兰德穿着白粉相间的运动鞋，勇敢地走到垃圾堆后面，绕过垃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甜腻而霉烂的臭味。这位 42 岁的女性表示，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她的嗅觉已经脱敏。布兰德戴上手套，在集装箱后面跪下，俯身捡起几片纸屑。上面是否能找到名字、地址，或者也许是一个电话号码？

萨布丽娜·布兰德是一名“清洁调查员”。她是曼海姆治安局（Ordnungsamt）三名每天巡逻以搜寻市内非法垃圾及其肇事者的员工之一。在他人捂鼻而过的地方，布兰德寻找线索。作为一名侦探，她关注的不仅仅是整洁。“而是为了舒适感，以及安全感，”她说。

越来越多的城市抱怨，被倾倒在街道、小径、公园和灌木丛中的垃圾越来越多。汉堡和斯图加特去年共收集了 6000 吨非法垃圾，科隆接近 3000 吨，像海尔布隆（Heilbronn）或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这样的小城市也在与这一问题作斗争。这些散发恶臭的废物破坏了城市景观并造成高昂的成本，仅汉堡去年就花费了 25 百万欧元。

接踵而至的投诉

曼海姆在同年记录了近 3500 起“非法倾倒垃圾”案件，通常是大件垃圾与生活垃圾的混合物。该市目前依靠配备摄像头和光学传感器的垃圾车在街道上搜寻垃圾。此外还依靠专门的调查员来搜寻——

是否需要起诉？不，这里是预约的垃圾回收没来。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在办公室里 Brand 将案件 录入系统

——搜寻垃圾违规者，并开出高额罚单。违规者平均支付 900 欧元。如果他们被像萨布丽娜·布兰德（Sabrina Brand）这样的人抓到的话。

这名穿着印有“清洁调查员”字样安全背心的女性仔细检查着碎片。在这些纸张上，她没有发现是谁造成了这场混乱的线索：“有些人把袋子撕开，然后继续往里扔东西。”她迈着小步在垃圾中搜寻，甚至搜查集装箱后面偏僻肮脏的角落。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线索。布兰德做记录，拍摄废旧轮胎的照片：“每到更换轮胎的季节，我们就能发现堆积如山的废旧轮胎。”她收起笔记本和手套，出发前往下一个现场。

今天早晨她的名单上有四个地址：一个关于老鼠，三个关于垃圾。在她前往这些热点区域时，城市的举报门户网站——数字化“缺陷报告系统”收到了半打新的投诉。

“人行道上有大量垃圾堆积，”一名来自凯弗塔尔（Käfertal）区的邻居写道。“如果一切都干净，人们会感觉更舒服。而感觉舒服的人会更放松。”

萨布丽娜·布兰德（Sabrina Brand）

“清洁调查员”们非常显眼

另一人抱怨道：在市中心“放着两台冰箱。现在又增加了大件纸板包装、一根两米长的排水管和一个微波炉。”在莱茵河畔的灌木丛中有人丢弃了床垫。在霍赫施泰特（Hochstätt）区，由于再次出现了非法倾倒的大件垃圾和生活垃圾，鼠患正在增加。一名来自林登霍夫（Lindenhof）的居民愤怒地表示，他感觉自己“像在垃圾坑里一样！”另一个人发送了一张市中心家门口一只臃肿老鼠的照片。这是曼海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二。

与自私心的斗争

在这座拥有 330.000 名居民的城市里，打击随意倾倒垃圾的行为已成为日常。这或许是一场与自私心的斗争，是对一种显而易见的“无所谓”心态的斗争——这种心态在社会的其他方面同样存在，但在垃圾污染问题上尤其令人触目惊心。但或许，正如萨布丽娜·布兰德（Sabrina Brand）用一种友好的淡然所言，这仅仅是因为“懒惰”。

一年两次，垃圾清理车会直接到家门口免费回收大件垃圾。任何人也可以随时将其运送到垃圾填埋场。那么，尽管面临高额罚款，为什么仍有数吨垃圾被丢弃在街道上？

布兰德曾学习过面包店销售员专业。之后她进入曼海姆市政府工作，成为一名“交通执法员”（Politesse），作为辅助警察向违章停车者开具罚单，而两年前起，她开始担任清洁调查员。这份工作已融入她的血液。即使在度假时，她也无法停止用这种“X光般的目光”审视所有放置在错误位置的东西。秩序局的同事有时会带着轻微的嘲讽称他们为“垃圾翻找者”。

但这种翻找是有回报的。自 2024 年 3 月启动试点项目以来，她和同事们已经查明了 1,000 多名违规者；到 2025 年底，已开出超过 130.000 欧元的罚单。

这位调查员表示，大约每四个垃圾违规者中就有一个能被追踪到。因为许多人会在某个地方留下可以用来识别身份的地址。比如在养老金通知单、银行对账单或医疗保险卡上。“我热爱人们的愚蠢，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法工作，”布兰德说道。

下一个目标是一家旧玻璃厂。厂房的窗户已经破碎。五年前生产线关闭，140 名员工失去了工作。树木和肆意生长的小灌木环绕着厂区，厂区由一道围栏与街道隔开。布兰德想展示那些在田园风光中悄悄腐烂的隐藏垃圾。“他们就直接把东西扔过围栏，”她指着铁丝网说道。必须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掩埋在落叶和常春藤林下的垃圾袋、汽车轮胎和木板。这种情况在曼海姆经常发生。

该厂区属于私人领地，因此市政府不能也不应在此进一步干预。所有者需承担责任。

在莱瑙区（Rheinau）收到的匿名大鼠警报也被证明是私人事务，所谓的“案发现场”是一栋单户住宅。布兰德检查了周围环境。在住宅区的街道上，远近都没有看到大鼠。甚至那栋单户住宅前的生物垃圾桶看起来也打扫得很干净。

德国选择党劫持该议题

在从事垃圾清理工作两年后，萨布丽娜·布兰德（Sabrina Brand）意识到：非法倾倒垃圾与贫困有关。这与那些本就被视为“问题区域”的街区和街道中的密集居住环境有关，例如市中心、内卡城（Neckarstadt）、容布施（Jungbusch）、瓦尔德霍夫（Waldhof）和莱瑙（Rheinau）。还与那些业主任由房屋及其周边环境破败的“问题房产”有关。她推测，这会对租客产生传染效应：“他们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随意。”

市议会中的德国选择党（AfD）早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这个议题，并主要指责那些“问题房屋”的居民是罪魁祸首。

布兰德虽然表示：这确实与移民有关，尤其是来自东欧的人口迁入：“一名保加利亚人曾告诉我，在保加利亚，所有东西都会被搬到外面由人回收，在那儿这是常态。”但她同时也表示：偷偷地处理垃圾，德国人也会这么做，包括医生或手工艺者。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一切都干净，人们会感觉更舒适。”

垃圾堆在旧衣回收箱旁——布兰德正在搜寻

而感到舒适的人会更放松。这样一来，潜在的攻击性就会降低。

布兰德坚信：垃圾减少也会带来更高的安全性。“如果我身处一个肮脏的泥潭，我会适应周围的环境。那么，相比在整洁的环境中，做出蠢事的心理门槛会更低。”

科学界也在思考垃圾带来的心理后果，以及污垢和垃圾如何改变一座城市的特质。“破窗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启发。该理论由美国犯罪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认为一旦出现破败的初步迹象——比如一个被打破的窗户、街道上的垃圾——该街区发生严重犯罪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这一简洁有力的理论成为了纽约等大都市采取严厉“零容忍”策略的诱因。

垃圾污染是权威管理问题？

然而，垃圾与谋杀或过失杀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仍存在争议。不过，来自曼海姆和慕尼黑的社会学家发现，较小的违规行为——例如乱扔纸屑——会引发其他轻微的违规。研究人员指出，违反规则的心理门槛会降低，比如人们会开始随手扔垃圾或闯红灯，这种情况在较富裕的街区尤为明显。

此外，随处可见的乱扔垃圾现象也会改变居民对街区安全感的认知。海德堡的一位犯罪学教授通过一项调查证实了这种心理影响，他就污垢和垃圾问题采访了曼海姆的市民。该研究人员在 2024 年发现，污垢对犯罪恐惧感的贡献程度各不相同。他将非法倾倒的大件垃圾确定为最重要的诱因之一——例如在永布施（Jungbusch）街区，四分之三的居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乱扔垃圾不仅仅是一种干扰，对某些人来说，它还是一种信号：这里缺乏秩序，缺乏国家的管理，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

在这个早晨，曼海姆瓦尔德霍夫（Waldhof）街区的阿尔特赖因大街（Altrheinstraße）情况正是如此。远处就能看到一堆垃圾。破碎玻璃门的碎片散落在街道上，人行道被完全堵死。一台旧冰箱里积满了棕色的液体。旁边放着一张儿童高脚椅、两辆婴儿推车、玻璃板和玩具。

萨布丽娜·布兰德（Sabrina Brand）在一个牛奶纸盒前蹲下，从混乱中捡起一样东西：“正是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带有地址的快递包装袋。她继续寻找，在另一个纸箱里发现了一叠文件：信件、催款单、证券账户对账单，以及一封写给社会福利局的信。“我们会记录一切，”她说，因为她知道这个案件可以被破解。

垃圾是“话多”的。有时它透露的信息比身份证还多——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患有哪些疾病，阅读什么，抽什么烟，喝什么酒。

有时它还会揭示生活剧本：阿尔特赖因大街这堆垃圾的所有者是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单亲抚养，欠有房租，三个月来没有收入，正在等待离婚丈夫的付款。显而易见，她面临着很多问题。

布兰德回到她位于市政管理部门一楼的办公室。她坐在电脑前写了一份举报单：违反《循环经济法》第 28 条第 1 款第 1 句。她附上了照片。治安局（Ordnungsamt）的同事将接手此案并给该租户写信。如果她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许必须支付罚款。

布兰德听过很多借口：风把垃圾吹到了这个地方；或者：委托了一个哥们儿把垃圾运走，结果对方把东西放在了街上；或者：情况紧急，奶奶必须匆忙入住养老院。布兰德听取每一个否认指控的陈述：“我想知道背后的真相。”而且，作为两个孩子（分别为 17 和 22 岁）的母亲，她深知所有可能的借口。

布兰德说，在担任辅助警察的职业生涯中，她学会了沉稳。她的策略是：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先让他们发泄完，然后做出非常友好的反应，这会让他们感到困惑，那么愤怒往往也就消散了”。

最后，由罚款部门的同事决定是否撤回举报。

在处理该租户的案例时，萨布丽娜·布兰德继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该女性已正式申请了大件垃圾回收。但随后垃圾回收部门的一辆车出了故障——导致垃圾被遗留在原地。因此，错误不在她，而是在于市政府。无需举报。萨布丽娜·布兰德说，反正该女性已经搬走了。“我们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标签贴好后，大件垃圾会被运走，街道清扫员会扫走碎片，以及其他散落在街道上的家庭生活痕迹。

还剩下什么？

或许是一个小小的感悟：萨布丽娜·布兰德日复一日所做的工作并非徒劳。她能指出一些地方，得益于她的检查，路边的垃圾已大幅减少。现在那里可以重新停放车辆，人们也可以通行。她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希望之光。”

无论如何，这能维持几周。✦

英格丽德·艾塞勒认为赠送比丢弃更好——而且没那么令人心痛，尤其是书籍。摄影师

米里亚姆·斯坦克（右）住在曼海姆，对这个问题有切身体会

一名年轻女性睡眠质量差，感到精疲力竭且关节疼痛。终于，一名医生正确解读了这些信号。

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自从几年前因为想要孩子来到我的诊所起，我就认识她了。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位热爱运动、充满活力的女性，尽管工作要求很高，且承受着备孕治疗带来的情感压力，但依然生活得积极乐观。而当她现在坐在我面前时，我几乎认不出她来。她有黑眼圈，精疲力竭，整个人显得萎靡不振。她告诉我，大约一年以来，她一直感到严重的肌肉和关节疼痛，且睡眠质量差。早晨起来时，她感觉自己像 80 岁一样。而以往总能给她带来力量的运动，现在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

她的家庭医生此前已经寻找过原因：是风湿性疾病吗？风湿因子和自身抗体（即血液中可指示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关节疾病的标志物）均无异常。缺铁？不是。甲状腺疾病？同样不是。最终，她的整骨医生建议她去看妇科医生。

作为一名专注于激素研究的妇产科医生，我立刻产生了一个怀疑。但首先我想考虑其他可能的原因。处于这个生命阶段的许多女性，在孩子、需要照顾的父母和极具挑战性的职业之间周旋，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随后，她随口提到了一件在她看来并不重要的事情：她的月经周期最近变得不规律，且出血量减少。这增强了我的推测，于是我检查了她的激素水平。事实证明，促卵泡生成素（FSH）升高了：这种由垂体分泌的激素，对女性的生育能力和生殖功能起着决定性的控制作用。当卵巢降低激素分泌时，该数值就会上升——因为垂体试图更强烈地刺激卵巢。

现在一切都对上了：这位女性在 30 岁末期处于围绝经期，更年期已不远了。我向她解释，关节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而是雌激素缺乏，并为她开了一种雌激素凝胶，其有效成分通过皮肤进入体内。我将此与一种天然孕酮胶囊结合使用。几周后，患者再次恢复了深度睡眠；关节疼痛减轻了。她早晨起床时再次感到精神焕发。

本周： 帕特里夏·法斯-费赫瓦里博士， 妇产科医生， 专注于激素和 备孕治疗， 在瑞士苏黎世 经营私人诊所

我们的卵巢是产生激素的器官，就像甲状腺和胰腺一样。当卵巢功能失效或下降时，会对整个身体产生影响，从大脑一直到脚趾。尽管如此，更年期的不适感至今仍被轻视，且经常未能被识别。然而，长期不治疗的雌激素缺乏会增加

感觉像80岁

其中包括骨质疏松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女性至今仍经常听到我们医生说：“你现在必须挺过去。”我在想，如果男性在睾酮缺乏时出现如此明显的症状，而激素替代疗法能立即见效，人们是否也仅仅是用安抚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围绝经期的早期迹象经常被忽视，或被归结为心理原因。夜间出汗、睡眠障碍、能力下降、关节疼痛、记忆力问题、经前综合征症状加剧或不明原因的易怒都可能是初步迹象。尤其是对于30岁后期的女性，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是更年期。但有时，正是这种激素变化解释了为什么一名女性突然感觉“像80岁”一样。✝

您也可以通过听觉获取诊断： 您可以每两周通过 RTL+ Musik 应用程序或任何播客平台，免费收听由《星报》编辑安妮卡·盖斯勒博士主持的同名播客。

经济

甜蜜铁路 (Dolce Bahn)

前法拉利首席执行官卢卡·迪·蒙特泽莫洛希望征服德国的铁路。Italo 列车计划于 2028 年起在此运行：配备稳定的 WLAN 和优质的浓缩咖啡。

作者：莫妮卡·邓克尔 (Monika Dunkel)；摄影：弗朗切斯科·梅尔利尼 (Francesco Merlini)

他很喜欢这些新盆栽。“太美了 (Bellissimo)！”他喊道。车站经理面带笑容。她将这些盆栽布置在罗马特米尼车站的“Italo Club 休息室”中。这位穿着无暇西装、口袋里插着雪白方巾的先生对接待台上方列车显示屏的喜爱程度则较低。他认为这些显示屏难以阅读，并摇了摇头。

几分钟后，卢卡·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向女士们行亲吻手背之礼，随后坐在一把高背皮椅上。二十多名旅客正等待前往米兰、威尼斯或巴里的列车，面前摆着浓缩咖啡和小蛋糕。12.10 时，从罗马到米兰的高速列车 Italo 9980 将开始试运行。在此之前，这位创始人想谈谈他的冒险经历。谈谈在欧洲作为第一个且唯一一个启动私营高铁企业的感受，以及为什么他现在要带着这家公司扩张到德国。

Italo 是该品牌的名称，它计划在德国长途铁路市场发起自八年前 Flixtrain 进入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这家目前最大的、以标志性荧光绿为色的铁路竞争对手将于 2028 年起首次采用新列车。65 辆由西班牙制造商 Talgo 生产的高速列车将逐步扩大 Flix 车队。由此形成了一场三方竞争，蒙特泽莫洛希望凭借速度、舒适度和意大利的生活方式在其中脱颖而出。

毕竟，这个男人并非无名之辈。《镜报》称他为“意大利经济界的贵族”。蒙特泽莫洛深受同胞崇拜，因为他似乎能轻而易举地成功：几十年来，他负责管理文化品牌法拉利，并将其打造成为最赚钱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他还拯救了陷入困境的菲亚特集团，从而保住了阿涅利家族的财产。他曾领导奢侈鞋履品牌 Tod’s 和标志性饮料品牌 Cinzano，并曾担任意大利工业联合会主席。

轨道之争

蒙特泽莫洛现在已经78岁了。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他依然像20, 岁将法拉利带回一级方程式巅峰时那样，将其打理成浓密的鬃毛。他本可以退休，去打理他在博洛尼亚的葡萄园和牛群，或者更多地享受他在卡普里岛的住宅。但这场新的竞争吸引了他。通过 Italo，他想向德国人展示乘坐火车可以多么美好：随时随地的高速网络、优质的服务——而且所有这些都比乘坐 ICE 更便宜，且可靠得多。“我们正是这样赢得意大利人的，”他微笑着说。

这怎么可能实现？2006年这位经理宣布将一支高铁车队投入运营时，许多意大利人也是这么想的。蒙特泽莫洛回忆道，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 Trenitalia 当时简直是在宣布“西方世界的没落”。“当时的情况和德国一样。我们必须为自己在轨道上的位置而战，才能让火车跑起来。”

从2028年中期开始，意大利人计划在德国的两条线路上让他们的列车疾驰：慕尼黑-科隆-多特蒙德线，每小时一班；以及慕尼黑-柏林-汉堡线，每半小时一班。他们将以26列全新的 Velaro 列车启动，随后还将增加14列。Italo 将为此投入36 亿欧元，这是一笔给西门子的巨额订单。此外，该公司每年将支付2.5 亿欧元的轨道使用费，接收方是德铁（DB）的子公司 InfraGo。得益于强大的投资者， 能够负担得起这次扩张：该公司背后是瑞士-意大利航运公司 MSC 和隶属于贝莱德（Blackrock）的美国基金 GIP。 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蒙特泽莫洛持股不足1%。

初步的数字化设计方案显示列车为深蓝色。蒙特泽莫洛认为这个色调“非常优雅”。由此， 将与德铁白色-红色相间的 ICE 区分开来。列车将设有三个等级，可容纳450名乘客。至于列车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惊喜，”这位先生狡黠地说道。 的标志——一只跃起的兔子——也将装饰在德国的列车上，就像每辆法拉利上都有那匹跃马一样。

德铁是否还会阻碍 ？董事长摇了摇头。7月中旬，联邦网络局做出决定：德铁必须将其高达40%的线路开放给竞争对手。不过， 并没有获得长期的线路保证，这个新进入者必须每年申请——至少到2031, 年为止，届时多年期框架协议将成为强制要求。意大利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蒙特泽莫洛保证，联邦政府给予了大量支持。对于布鲁塞尔而言，意大利是基准， 是典范。此外，蒙特泽莫洛将 的扩张视为最高优先级。所有人都会向他敞开大门：欧盟委员、联邦部长——就在本周初，他还在柏林会见了凯瑟琳·赖歇（Katherine Reiche）：

“你们那位非常友好的经济部长对竞争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一个痴迷于快车的企业家，究竟是如何想到去创办一家铁路公司的？仅仅因为他小时候有一套获赠的 Märklin 玩具火车——这显然不够。蒙特泽莫洛开始讲述，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2006年，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朋友在博洛尼亚拜访他。当时，蒙特泽莫洛同时担任菲亚特（Fiat）、法拉利（Ferrari）的主席以及工业协会主席，“非常忙碌”，但并不怎么快乐。那位朋友半开玩笑地向他建议：“卢卡，我们为什么不创办一家铁路公司？意大利对此有需求。”他当时嘲笑了这位朋友：“多么疯狂的想法，我对火车一窍不通。”但这个念头却挥之不去。第二天早晨 7.30，他给最好的朋友之一打电话：鞋类品牌 Tod’s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迭戈·德拉·瓦莱（Diego Della Valle）。他当时大概是这样建议的：“让我们创办一家铁路公司，配备优雅的列车和优质的服务。”德拉·瓦莱觉得很有趣，问他：“你昨晚去哪儿了？”但几分钟后，对方还是同意了。于是，“轨道上的法拉利”诞生了。蒙特泽莫洛组建了一支小团队。除了这位鞋商，团队中还加入了一位在意大利经营购物和贸易中心的物流企业家，以及一名意大利国家铁路的前高管，另有其他企业家提供咨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四人组。想象一下，如果保时捷的首席执行官与 Boss 和 Rewe 的首席执行官以及一名前铁路董事会成员共同创办一家新公司，会是什么景象。

列车员迪亚娜·加兰蒂（Diana Galanti）负责照顾乘客的舒适度。从罗马特米尼车站到米兰的 570 公里路程，Italo 仅需 3 小时 5 分钟。自该高铁推出以来，票价有所下降（上图从左至右）。

建制派的抵抗

从计划到 Italo 售出第一张车票，一共花了五年时间。蒙特泽莫洛说，那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时刻”。拥有一列火车与拥有一辆汽车完全是两回事。而在铁轨上获得成功，可能比成为一级方程式赛车世界冠军还要困难。他们几乎破产。因为蒙特泽莫洛凭借他那血红色的 Italo 列车，不仅在挑战前垄断者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Trenitalia），更是在攻击一个国家中的建制派——在这个国家，政府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且许多产业私有化进程非常缓慢。

罗马的候车室渐渐坐满了人。游客，以及少数商务旅行者。现在是假期。蒙特泽莫洛突然认出了前任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对方正前往威尼斯，在大学做一场演讲。“猜猜这位先生多大年纪？95 岁！难道坐火车能让人保持年轻？”

罗马特米尼车站（Roma Termini）是意大利最大的火车站，具有国际机场的许多特点：登车前的安检和票检，随处可见的奢侈品精品店。从显示屏上可以看到，意大利在哪些方面领先于德国：

“让我们创办一家铁路公司，拥有优雅的列车和优质的服务”

那就是“ritardo”（延迟）这一栏——几乎是空的。只有 1 列车晚点 5 分钟。开往米兰的 9980 次列车在出发前 15 分钟就已经停在 7 号站台。预订的是 Salotto 1, 一个私人的四人包厢。单是这个名字就为车厢注入了一抹意大利生活方式的气息。

570 公里是从罗马到米兰的距离。行驶时间：3 小时 5 分钟，直达。 表示，在 97% 的情况下，列车能准点（误差 5 分钟内）到达，这排除了基础设施故障、轨道人员或天气导致的延迟。但即使将这些因素计算在内， 的准点率也约为 70%——这比德国铁路（DB）好得多，今年夏天 DB 仅有约一半的高速列车能准点进站。

这种模式在德国是否可以复制？在德国， 将与病恹恹的铁路公司共用轨道和信号系统，基础设施的损坏会拖慢所有人的速度。但这并未让蒙特泽莫洛感到不安。他认为，在蓝色车队启动之前，许多线路将完成现代化改造。而且 的线路本身就属于较好的一类。意大利人的优势还在于全新的列车以及由西门子提供的顶级维护。

“Buongiorno（早上好）”， 的列车长打招呼。同事亚历山德罗递上一块清爽湿巾，询问想要喝什么。 计划在德国为每位员工投资 30.000 欧元，用于培训其服务人员。为此，他们将建立一个自己的学院。优质的服务至关重要——不过这不适用于廉价的 Smart 等级车厢。那里设有自动售货机，乘客可以自行领取饮料或零食。

像法拉利一样的座椅

12.12，列车缓缓启动。车厢内乘客很多，Italo 的平均上座率约为 80%。每三个高铁乘客中就有一个选择这家私营运营商，这意味着每年约有 2500 万名乘客。

“请留意这皮革，”蒙特泽莫洛在旅程开始前提醒道。座椅呈干邑色，头枕处有压印：Poltrona Frau，这家奢侈皮革家具制造商曾为法拉利和玛莎拉蒂提供座椅。座椅设计师乔治亚罗（Giorgetto Giugiaro）也曾在法拉利的设计中大展身手。

在罗马之后，拉齐奥区起伏的丘陵地貌展现在眼前，台伯河偶尔在树丛间闪现。一点多，列车以 250 公里的时速疾驰过锡耶纳。直到抵达佛罗伦萨，托斯卡纳的葡萄园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镇在窗外飞速掠过。在接近博洛尼亚时，列车达到了 300 公里的最高时速。Italo 表示，在完美的轨道上，该列车可达到 450 公里的时速。其世界纪录为每小时 574.8 公里。 的车队中拥有 25 套由阿尔斯通（Alstom）制造的此类高科技车组。

连接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南北轴线是 在 2012 年开通的第一条线路。如今， 和意大利铁路公司（Trenitalia）在罗马和米兰之间每天提供 90 趟以上的班次。在此过程中， 并没有抢走前垄断者 Trenitalia 的乘客，相反，整个市场规模有所增长。蒙特泽莫洛表示，增长幅度达到了 120%。而且，自 2012 年以来，票价下降了约 40%。值得注意的是：两家运营商均实现了盈利。

Trenitalia 为了与 竞争进行了大规模投资：配备自己的车厢乘务员、提供更多优惠票价、提高发车频率、改善 WLAN。在意大利，即使在穿过隧道时，铁路乘客也不会遇到信号盲区。在德国，所有 列车都将配备星链（Starlink）——保证流畅的流媒体播放和办公体验。

15.10，列车抵达米兰，比预定时间提前五分钟。如果这在德国也能实现，那简直是个梦想。✕

莫妮卡·敦克尔（Monika Dunkel）在前往米兰的旅途中享受着超过 300 公里的时速。摄影师弗朗切斯科·梅尔利尼（Francesco Merlini）在中国的调研中见过完全不同的速度——那里有些列车的时速接近 400 公里。

经济

“我们非常‘警觉'”

大众汽车无法平静。 工会成员托斯滕·格勒格（Thorsten Gröger）解释了他如何为保住工作岗位而奋斗。

大众集团工厂

根据大众首席执行官的计划，仅沃尔夫斯堡和英戈尔施塔特的车辆工厂得以保留。 厂区员工人数

已决定停止汽车生产

正在讨论停止汽车生产

车辆工厂

零部件工厂

格勒格先生，您在 2024 年秋季与大众董事会进行了数周的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对双方而言似乎都十分痛苦的妥协方案。现在谈判进入了新一轮，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布卢姆已将四家工厂列入了裁减名单。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警觉？

非常警觉！2024 年我们经历了一次大众汽车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紧张局势。但在此基础上，我们当时达成了一项妥协：是的，公司希望到 2030 年削减 3.5 万个岗位，但作为交换，可以避免关闭厂区、因经营原因解雇员工以及统一削减薪资。为此，员工们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这似乎已经失效了。布卢姆现在谈到了削减 10 万个岗位，并希望关闭多家工厂。

合同必须遵守！ 我想把话说明白： 2024 年的合同并不允许 提前终止或简单地单方面修改。

德国汽车制造商，尤其是大众集团的处境，在过去两年中明显恶化。

员工们已经且仍在做出贡献。通过 2024 年的协议，员工们向资金池投入了 15 亿欧元的员工贡献金。为此，双方约定了直到 2030 年的就业保障。现在轮到公司兑现承诺了。简单地宣布进一步裁员和新的大砍计划——这不是一个未来概念。这样做既不能让公司具有吸引力，也不能让产品具有吸引力。

一家工厂停产的时间越长，公司就越难以与中国竞争对手竞争。如果您坚持所有工厂都必须保留，您可能会面临最终更多岗位受到威胁的风险。

2024 年的妥协方案已经规定，各工厂每年总计将削减 70 万辆汽车的产能。而且当时讨论内容的业务基础并未改变。公司的任务是确保为厂区和员工提供一个前景。

董事会表示：这不足以应对 2030 年之后的时间。而您的协议仅有效期至那时。您是否在对之后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绝无此事！但协议的一部分是，到 2030 年为止首先必须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期待对产品和新生产流程的投资。其背后的想法是，正是这些投资能可持续地保障厂区。只有在产品端处于领先地位，才能建立起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

如果德国工厂的成本在对比中是最昂贵的，且同时集团利润下降，那么这将很困难。是的，大众汽车的利润率在下降。但这些下降的大部分并非来自经营业务。大众很大一部分利润被美国新的汽车关税吞噬了。至于中国制造商：我无法查阅他们的账本，但据听说和阅读到的信息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赚钱。我们不能陷入这种成本竞争。此外，德国制造商虽然赚得少了，没错，但依然是数十亿。大众和其他公司在 2026 年依然有能力发放数十亿欧元的股息。当现在有人说德国工厂不再有未来时，这也是整体情况的一部分。

那么雇主现在具体应该在哪些方面兑现承诺？

索斯滕·格勒格尔（Thorsten Gröger）是一名专业的模具制造师，自2017年起领导下萨克森州的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并代表大众汽车的员工与该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

董事会在许多方面已经采取了行动，例如推出了 ID. Polo 或 ID. 7 等新车型。这些车型在市场上也取得了成功，必须坚定地延续这一方向。此外，各地的工厂每天都在努力降低成本。这同样影响到了工厂里的员工。我们不需要那种毁灭性的争论，而需要讨论如何通过优质产品让公司重新走在前面。

大众汽车的希望之星 ID. Polo 和 ID. 1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生产而非在德国，这是否让您感到担忧？

我认为大众员工比行业内其他员工拥有巨大特权的说法是个童话。尽管如此，一支在过去几十年里为大众成为全球最成功的汽车企业之一做出贡献的员工队伍，应当拥有体面的工作条件。在汽车工业中，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约为 15%。因此，人们永远无法通过调整工资率来解决竞争劣势，这需要更多的创造力。

您对此怎么看？

核心在于必须更好地利用整个体系，包括研究、开发、零部件制造以及车辆组装工厂。

在工厂休假前，奥利弗·布卢梅（Oliver Blume）在监事会中未能为其计划获得多数支持，因为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和下萨克森州对此持反对意见。如果董事会坚持其计划，会发生什么？

那么我们将升级我们在 7 月 9 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在整个集团内部组织的行为：不仅在大众汽车，而且在所有品牌和所有集团驻地开展可见的行动。届时，董事会将面临最大的阻力。

董事会可能会将冲突推向极致，并通过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来强行通过决定。您愿意冒这个险吗？

我不想进行“如果……会怎样”的讨论。

2022 年，当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在大众汽车的领导地位被布卢梅取代时，员工代表们曾松了一口气。但布卢梅现在要求的削减规模比迪斯当年敢于尝试的还要剧烈。您对布卢梅产生误判了吗？我不希望将其个人化。在车型政策方面，确实有一些积极的进展。注册数量，尤其是电动汽车的数量表明：在大众汽车采取行动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这必须继续下去。无论这家公司的最高领导者是谁：大众汽车之所以是一个成功的故事，是因为集团管理层始终与员工共同寻找好的解决方案。

董事会是否已经背离了与员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路线？

尤其是沟通的方式简直是一场灾难。直到今天，员工们接触到的只有来自媒体的猜测，而不是由他们自己的董事会直接与他们沟通！在夏季休假前所交付的内容，是不能这样操作的。

即将到来的企业会议是否会成为一个“火热秋天”的开端？

这取决于公司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我们将做出相应的回应。

从外部来看，主要是保时捷（Porsche）和皮耶希（Piëch）这两个所有者家族在施压。如果他们现在想要废除历史性的社会妥协，您是否需要更强烈地向家族代表表达诉求？

任何想要利用当前局势来确保股息或短期利润的人，都在拿公司的可持续和长期未来做赌注。我们不会参与其中。现在每个人都被要求参与进来，尤其是那些通常从数百万欧元股息中获益的人。

这些家族持有集团的多数股权，其中一些人认为员工的影响力早已变得过大了。

我希望员工、他们的家庭、驻地和地区处于中心位置——而不是所有者家族。长期以来，强大的共同决定权和州政府的参与有助于解决大众汽车的问题。如果有人想废除这一共识，情况将变得极其危险。大众汽车不是随便一家公司：我们都知道，大众汽车的基础是建立在纳粹抢夺的工会资金之上的。如果一个所有者不再关注这段基因，那么他在这里就是格格不入。

您是否必须准备好进行常规罢工，而这将是公司战后历史上的首次？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因为在年度交替之际，我们将进入大众汽车的常规集体谈判轮次。我们必须始终具备升级行动的能力。但我也想明确表示：升级并非我们的目标，但我们具备行动能力。 ✕

采访：卢茨·迈尔（Lutz Meier）

大多数柏林人不需要汽车，但如果是一辆敞篷车，谁会拒绝呢？

摄影

B面生活

在夏天，柏林人再次体验到这座城市曾经的样子：无忧无虑、粗犷且混乱。至于德国其他地区怎么看，完全无关紧要。

作者：Nele Spandick；摄影：Lucia Jost

亚历山大广场：在大多数柏林人心中，这里既是标志性的，同样也令人厌恶

即使是地铁里的臭味也无法破坏柏林人的夏天 (右)

克罗伊茨贝格的 夜晚漫长， 在酷暑周 尤为如此 (左)

奔向快餐店——或者去吃Kofte肉丸！

真正的 柏林粉丝 脑子里装着 电视塔 和熊 (上)

烟雾缭绕是这里的常态，人们随时随地在烧烤 (右上)

尽管嘈杂且肮脏，科特布斯门仍被亲切地称为“Kotti” (下)

再来一圈：哈森海德公园的游乐场 (右下)

凡事皆在不言中

许多人说，Curry 36 拥有全市最棒的香肠 (右)

在柏林，人们比在其他地方更能容忍某种“拒绝” (左)

友谊、 假期、露天泳池： 夏天是否 曾感觉如此美好？ (下)

亚历山大广场地铁站

柏林的新一代很早就学会了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柏林的夏天简直是个“厚脸皮”。至少对于那些真正住在柏林的人来说是这样。并不是因为夏天糟糕，不，恰恰相反：因为在6月到9月之间这短短几个美妙的周里，这座城市再次展现了它依然具备的能力；因为它的最美好的一面突然在眼前被强烈地照亮，像被聚光灯般照射，而人们在这种氛围中太容易忘记，平时在这里必须忍受什么样的委屈。

摄影师 Lucia Jost 也认为，每年夏天，一个非常特定的柏林都会重新苏醒。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无忧无虑的、一副“管它呢”样子的柏林，人们曾以为它已经不复存在。Jost 从父母的故事中了解过它，她的父母曾在西柏林生活，那时那里还很狂野、廉价且充满创意。大约在两德统一前后，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Jost 也在自己的童年经历中见过它。这位摄影师虽然出生于 1998, 年，但在格尔利茨公园长大。如今那里作为毒品交易场所闻名全国，但当时那里还是某种“不——

露西亚·约斯特 (LUCIA JOST)

她是一名肖像和纪实摄影师。她于1998年出生并在柏林长大，至今仍居住于此。约斯特在柏林莱特协会（Lette-Verein Berlin）完成了培训，那里是摄影领域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她目前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远离所有规则的惬意。“整个夏天我都待在户外，”约斯特回忆道。和朋友们在一起，在游乐场、在后院、在儿童农场、在公园里。经常光着脚。

如今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左翼激进的占屋者变成了富裕的业主，曾经的作坊如今成了旗舰店，由风险资本资助的咖啡连锁店 LAP 仅在这里就设有四家分店，而在每周一次的集市上，这些搬迁至此且热衷于交叉训练（crossfit）的克罗伊茨贝格居民在牡蛎摊前排起长队。

但露西亚·约斯特认为，在夏天，曾经的那种感觉会再次覆盖在新的现实之上。“我的照片想要展示，这些小众空间、这些自由地带，以及这个属于创意人士和怪咖的柏林依然存在，”这位摄影师说道。

那些把家具搬到人行道上的合租房住户，在阳光下吃意面。

那个每天晚上坐在公园自行车架上，喝着罐装啤酒，大声听着 Techno 音乐的男人。

那些将短片投影在房屋墙壁上的电影爱好者。

那些三个年轻人挤在一辆电动滑板车上，在主干道上之字形行驶的场景。

那位在剧院前搭建游泳池的剧院总监。

在中央车站光着脚跳舞的无家可归者。

在深夜将泛光灯夹在球桌上的乒乓球局。

那位在公园生日派对旁铺开祈祷毯的女性。

那些翻过围栏进入自然保护区并跳入湖中，以节省 10 欧元的露天浴场入场费的游泳爱好者。

柏林的夏天，或许可以这样说，是对自由的一种毫无节制的夸张，而这种自由在其他季节被压力和忧郁所掩埋。这座城市迎接每个人的那种戏剧性的冷漠，突然之间不再像是对自身抱负的厚颜无耻地缩减，而像是一个巨大的承诺。

当然，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也有阴暗面。人行道上贴着“免费赠送”标签的肮脏床垫便是其中之一。中央车站滴水的天花板。赤裸上身、汗流浃背地挤进火车的人们。是的，大概许多角落里的尿骚味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很多人无法忍受柏林是有原因的。

很多东西无法正常运转，这里很脏，人们的情绪也很糟糕。这些在各处被反复描述，由柏林人描述，更由非柏林人描述。最近，作家约汉娜·阿多尔扬（Johanna Adorján）在《南德意志报》中加入了这场永恒的抱怨之曲。她认为“现在还住在那里的人是错过了逃离的机会”——这再次引发了一场关于“城市崩坏”的辩论。

但阿多尔扬实际上应该知道的是：柏林的精髓就在于某种程度上的“错过逃离的机会”。睡得太久，派对后回家太晚，没完没了地读书——这种散漫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特质，是它的品牌核心。“在这里不需要像在巴黎或伦敦那样辛苦工作，”摄影师约斯特说。相反，人们会和朋友在便利店（Späti）前坐上好几个小时，喝着便宜的冰箱啤酒，或者赤身裸体地跳进施普雷河。

因此，阿多尔扬（Adorján）在三月份写下这篇文章绝非巧合——那是在那个神奇的柏林夏天到来之前很久的事。想要享受那个夏天的人，必须真正地为此付出艰辛。几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城市阴郁、灰色，比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显得冷漠。今年，人们甚至连续好几周不敢出门，因为每条人行道都冻成了溜冰场——而出于环保原因，撒盐不幸被禁止。从三月份的视角来看，柏林的糟糕程度如此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于任何关于所谓“夏天幸福”的叙述都像是在撒谎。

然而，严酷的冬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神奇夏天的组成部分，它是对比的底色。柏林的夏天必须被视为一种绝望的尝试，旨在为未来储备生活。正因如此，柏林人让自己沉浸其中的方式才如此决绝且不计代价。这种投入程度超过了汉堡或慕尼黑，因为在那些城市，春天和秋天，甚至冬天都可能很美。

露西亚·约斯特（Lucia Jost）本人则试图逃避寒冷的月份——她尽可能地在旅途中度过。那么，她是否能想到柏林冬天的什么优点？这位摄影师思考了很久。然后她说：“我喜欢圣诞节到除夕之间的那几天，那时所有外来人口都回到了家乡，柏林再次变得空旷。”甚至比柏林的暑假期间还要空旷。 ✝ 尼勒·斯潘迪克（Nele Spandick）

狮穴 (DIE HÖHLE DER LÖWEN)

以新创意向上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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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20:15

ab 31.08.

ab 07.09.

毁灭者

德国人只有在能找到某些糟糕之处时才会感到良好——直到一切真的变得糟糕为止。我们的专栏作家为此开发了一种解药。

德国式的消极主义是一件很难逃避的事情。当我前往地中海休息时，克罗地亚的旅游业已经在晚间新闻中做出了初步总结：这是一个伟大的夏天。赢得了新客人，西班牙游客增长了 30% 以上。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也同样热情。唯独德国人今年的数量有所下降。记者询问旅游业专家原因是什么。嗯，这归结于目前德国人对自己及其经济普遍持有的消极看法。

雅戈达·马里尼奇 (Jagoda Marinić) 是作家（著有《温柔的激进：在希望与变革之间》）和播客主持人（《豪华自由》）。她每两周在《星报》发表一次文章——与米基·拜森赫茨 (Micky Beisenherz) 交替撰写。

这位女士精准地指出了目前几乎没人能做到的事情。德国的消极主义需要一个像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样诚实的孩子。他应该大喊：“你们的消极是自找的！”当然，德国和任何国家一样都有问题。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才是真正的问题。我和现在的所有人一样，成了业余心理学家，并以此诊断出我们患有集体认知障碍。我们戴上了一副黑色的眼镜，并假装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我们的国家。有些人说，现在的眼镜更偏棕色；这取决于你怎么看。我认为，棕色是悲观主义带来的附带损害。

真的，德国的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就像以前那些玩弹弓的男孩。当我不在海浪中冲浪而是在网络上冲浪时，总有人在那里发射：“某某富豪是说客，她的古腾堡也是！”另一些人发射：“他们会让我们全部死掉，没人为气候采取行动！”而且几乎所有阵营都在发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不能当总理。如果他休假四周，就别跟我谈什么工作！”

啊对了，还有选举！被东德人惹恼的西德人，不想显得傲慢的西德人。对西德人或其他东德人感到厌烦的东德人。完全没关系。几乎没有一场讨论是像为了达成某个结果而进行的。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指望会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德国铁路。

我相当害怕回到这个消极主义的国家。在地球的其他角落，在开明者依然统治的地方，人们被教导以一种让自己敢于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将其视为一项令人兴奋的挑战。而在我们这里，似乎没人想解决问题，因为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再糟糕了。我对某些人的印象是，他们秘密地渴望 AfD 在秋季赢得选举，以便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样就不用再开发枯燥的预演方案了——终于，一切再次变得真正糟糕了！而且现在甚至有理由！快把那些预言毁灭的专家请出来吧，肯定很快就会有人为他们开发新的脱口秀和播客。

当然，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人类物种在过去几十年中所造成的疯狂后果之中。我知道，绞刑架下的幽默（苦笑）没有帮助，但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有害。因此：我目前正与蔡司 (Zeiss) 公司合作研发一副粉红色的眼镜，可以用来替换黑色的眼镜。顺便说一句，这家公司在东德和西德都能繁荣发展，且至今未被中国投资者收购。

我们大概还是有些能耐的，也许到时候我们也能意识到这一点。

雅戈达·马里尼奇期待收到您的来信。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arinic@ster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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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报道：以父之名

在德克萨斯州，学童今后将被强制要求参加圣经课程。美国民族主义右翼将其视为一场胜利，但其本质上是：一次违宪行为。

作者：扬·克里斯托夫·维希曼 (Jan Christoph Wiec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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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曼迪·德罗金 (Mandy Drogin) 的孩子们进入学校时，他们将在一年级阅读《约拿与鲸鱼》（旧约圣经《约拿书》），二年级阅读《大卫与歌利亚》（1. 《撒母耳记上》），之后在每个学年阅读更多的圣经文本。最后在十二年级，将轮到阅读《爱的颂歌》（《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就是新教学大纲的规定。教育改革者德罗金认为这些是“重要的圣经文本”。“没有哪本书对我们今天的价值准则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样孩子们在学校就能学到很多关于勇气、公民勇气和韧性的知识，并明白圣经是我们伟大的美国之基石。”

曼迪·德罗金看起来显然很满意。她穿着一件无袖连衣裙，留着分缝的吹风造型发型，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自从特朗普赢得选举以来，这位保守派思想领袖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加基督教化的美国。对于德国记者的质疑，她并不怎么理解。她将强制学习圣经视为文明的进步。“圣经只是新教学大纲的一部分，”她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依然会保留。”

但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再在其中，而这曾是美国高中阅读量最高的书籍。第二受欢迎的书籍《了不起的盖茨比》也缺失了，该书探讨的是美国上层社会的颓废。同样缺失的还有《杀死一只知更鸟》，这部关于南部州种族主义的标准著作。

信仰立法：德克萨斯州的每个教室都必须悬挂十诫

为此，德罗金列举道，将增加更多经典，更多积极的内容，更多爱国——

曼迪·德罗金是位于奥斯汀的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德克萨斯公共政策基金会” (Texas Public Policy Foundation) 的首席分析师，负责学校改革。虽然她没有担任政治职务，但她为美国国会和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 (Greg Abbott) 提供咨询，并且是德克萨斯州刚刚通过的学校强制圣经教育的推动力量。从2030年起，这将成为强制性的——德罗金自豪地宣布，“而且是在所有公立学校中”。“不是在宗教课上，而是在英语和社会研究课上。”

十诫 我是主你的上帝。

当纪念安息日，使之圣洁。

孝敬你的父亲和你母亲，使你在主你的上帝所赐给你的地上日子增长。

不可奸淫。

不可觊觎邻舍的房屋。不可觊觎邻舍的妻子，也不可觊觎他的男仆，他的女仆，他的牛，或邻舍的一切

推动力量：曼迪·德罗金成功推动了强制性圣经教学的实施

主义的内容。更多关于国父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知识。更多查尔斯·狄更斯和简·奥斯汀，而过去50年里没有一本入选。她解释说，之前的课堂阅读材料过于偏左，过于消极，且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不应该教我们的孩子说我们美国人不是最好的。我们就是最好的，也是自由世界的捍卫者。”

更多耶稣，更多孩子，更多自豪

在学校强制阅读圣经只是德罗金（Drogin）和特朗普政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的美国基督教复兴的一部分。“希望这不仅仅局限于德克萨斯州，”她说，“我们是全国第一个，但其他州已经表达了兴趣并希望效仿我们。”

曼迪·德罗金及其右翼智库是“使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取得的一些成就背后的推手：加强教会学校的建设；设立基督教学校牧师作为咨询教师；以及在德克萨斯州的每个教室里强制张贴《十诫》。

俄克拉荷马州也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教师必须将圣经纳入教学。自2024年起，路易斯安那州的学校必须张贴《十诫》。犹他州众议院已决定，从2028年起将圣经片段纳入社会研究课程。

德罗金将她的工作视为一场“保守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作为

“这是一场关于西方文明灵魂的战争”

作为对“马克思主义68一代”的回应，回归根源——回归更多的耶稣基督、更多的生育、更多的民族自豪感，这是特朗普及其副总统 J. D. 万斯（J. D. Vance）的信条。特朗普本人将这场基督教攻势视为其总统任期的核心支柱：“我们要让宗教回归——而且会更加强有力，”他在6月底宣布道，“宗教在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复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开玩笑，但如果宗教是一支股票，现在人们一定会变得非常富有——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它像火箭一样飞速上涨。”

德罗金（Drogin）的措辞则更具战斗色彩：“我们正处于一场关于西方文明灵魂的战争之中。”她实际上被三个年幼的孩子——格蕾丝（Grace，意为恩典）、费思（Faith，意为信仰）和约翰（John）占据了大量时间——“但我现在必须为他们的未来而战，以免为时太晚。我们太长时间地暴露在一种让美国颓废的人文主义模型之下，这种模型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影响。而事实上，我们是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应当为此感到自豪。”

有人反驳她，称她的改革废除了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政教分离。她回答道：“这不是为了传教，而是为了将事物重新置于正确的语境中。人们根本无法将圣经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与学校教育分开。它是西方诞生的基础，是美国国父们的基石。”

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学校里只出现新教版本的圣经，而不是其他宗教的圣典？比如妥拉（Thora）？古兰经？“我们在美国，”她说，“穆斯林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我们的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好，公开表达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那么多人从伊斯兰国家逃往美国？为什么他们在这里寻求逃离独裁的政教合一政权而获得的自由？我们应该鼓励世界其他地区效仿我们的自由模式。”

面对她所谓的“房间里的大象”——伊斯兰教，德罗金突然变得非常严肃。“面对这场危机，欧洲不应天真。你们正在进行文明上的自杀。德国

福拉斯特罗斯（Forasteros）牧师怀疑亲圣经运动背后隐藏着更大的议程

以及欧洲不应在包容和宽容的掩护下放弃其伟大的文化和自由。我真诚地为整个欧洲祈祷，”她说。

离开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人们很快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端（umkämpft）的国家——而且这种情况并非始于特朗普。在路边，每隔几公里就有巨型教堂和宗教组织在巨大的广告牌和电子显示屏上赞美耶稣基督和永生。他们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广告牌传教”（billboard evangelism），即通过广告牌进行福音传播。

其中有的写着“Hell is real”（地狱是真实的）。或者：“罪孽必有后果。”更常见的是通往天堂的建议：“忏悔吧！耶稣是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但在今年夏天关于圣经强制教育辩论的高峰期，人们也能读到其他的口号：“安息吧，宗教自由。”此外还有：“教授真理。”

这就是2026年的德克萨斯州：一方面，它是一个保守的州，美国第二大州，经济成功，移民数量多，由共和党执政。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的城市中心则相当进步且多元文化，例如在达拉斯、休斯顿、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在德克萨斯州，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也在下滑。尽管他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能为他带来像在圣经问题上的成功，但这并不能让他受欢迎。

牧师认为圣经过于复杂。在达拉斯的一家酒吧里，新教牧师 J. R. Forasteros 接待了《星报》的采访。他蓄着浓密的胡须，戴着棒球帽，手臂和腿上布满了纹身。如果说曼迪·德罗金（Mandy Drogin）符合50年代的刻板印象，那么 Forasteros 则更像一个90年代西雅图的咖啡师。“一切都好吗？”（Alles gut?）牧师用德语打招呼。他在学校学习了五年德语。Forasteros 来自中西部，那里有许多德裔美国人。“我在那里成长，那时学校还设有祷告环节，”他讲述道，“所以圣经强制教育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但现在，这个话题已经像巴以问题一样充满了火药味。”

Forasteros 就像是德罗金的对立面：一个反对学校中出现过多基督色彩的基督教声音，一个主张政教分离的前线战士。他从22岁起就担任牧师，最初在保守的南方浸信会，随后在循道卫理公会和拿撒勒教会。 “后来我被逐出了教会。我猜测是因为我对权威的质疑过于强烈，且对教会来说过于进步。我接纳了 LGBTQ 成员进入教区。”如今，他领导着自己的教会——催化剂社区教会（Catalyst Community Church）。

Forasteros 学习过宗教学——因此也研究过其他宗教——并得出结论：圣经充满了矛盾，过于复杂，不能仅凭其中的一些摘录就将其作为美国伟大的证明。“在学校里完全可以阅读圣经，但必须对其进行仔细剖析。而且教师必须为此接受培训。但难道现在要让英语老师来教授圣经吗？”他问道。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描绘一个简化且片面的形象。

Forasteros 是众多反对学校强制圣经教育的宗教声音之一，其中还包括拉比和伊玛目，以及美国日益增长的无神论群体。与特朗普的说法相反，美国定期去教堂的基督徒人数正在减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与万斯（Vance）的倡议相反，美国基督徒的比例从2007年的78%下降到了如今的62%。

Forasteros 牧师认为，在支持圣经运动的背后有一个规模大得多的计划。这个计划随着特朗普的当选而加速，现在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这是白人民族主义者试图夺回这个国家，并将多样性和多元文化重新排挤出去的尝试。圣经被他们当作一件有用的武器，被滥用来服务于他们极其狭隘的世界观。”

具体是什么世界观？“关于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美国人’，”Forasteros 回答道，“我认识这些人。他们在我的教区里，在我的家庭里。整个议程源于对美国正在发生变化的恐惧。在世界还没有如此复杂和多彩的时候，他们感到更安全。但作为牧师，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如何应对一个新世界，如何质疑事物，甚至质疑你的牧师。”

11月将迎来这场新政策最受瞩目的测试日期。届时，中期选举将选出包括下一任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在内的人员。代表共和党和圣经强制教育参选的是 63 岁的肯·帕克斯顿（Ken Paxton）。

虔诚的对手：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上图）与民主党人詹姆斯·塔拉里科均希望成为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

“成为一名优秀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律师、浸信会信徒，以及达拉斯附近一家巨型教会的创始人。帕克斯顿代表着道德与秩序，但就在不久前，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一位共和党议员。随后，他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并表示这是“基于圣经原因”。

他的竞争对手是未婚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37岁，一名德克萨斯州议员兼神学学生。他反对在学校强制阅读圣经，但经常引用圣经，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政教分离的独立辩论。

塔拉里科对阵帕克斯顿是美国中期选举中最令人兴奋的竞选活动，也是民主党数十年来最大的获胜机会。如果在保守的德克萨斯州赢得参议院选举，这将证明特朗普和 MAGA 共和党人已经彻底走过了头。根据德克萨斯南方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民主党人塔拉里科目前略领先于特朗普心仪的候选人帕克斯顿：47% 对 45%。

对中间地带的渴望

《星报》采访的大多数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都支持在学校强制阅读圣经，而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反对。共和党人信任特朗普在使美国基督教化方面的领导力，而民主党人对此深恶痛绝。这就像在整个国家一样：似乎不再有中间道路，无论涉及的是圣经、气候、移民、堕胎还是税收。因此，也不再有一个宗教在学校中不占主导，政治在教会中不发挥作用的美国；不再有一个不被单一激进未来愿景所主导、每个人都尊重对方文化的美国。当你从达拉斯向德克萨斯州北部行驶时，只需几英里就能感觉到，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美国，对温馨、无冲突的中间地带的渴望不过是一种幻象。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上写的不是“让我们共同寻找一条良好的中间道路”，而是阴暗的威胁：“做出选择：天堂还是地狱。死后的生活你将身在何处？”

当扬·克里斯托夫·维希曼（Jan Christoph Wiechmann）在达拉斯询问教堂信徒关于学校强制阅读圣经的看法时，对方反客为主，密集地询问这位《星报》记者关于上帝的问题——并且对他不想成为一名浸信会信徒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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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名门

当德国处于假期期间时，位于巴门塔尔（Bammental）的库尔普法尔茨寄宿学校（Kurpfalz-Internat）仍在勤奋学习。学生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权，还是一个负担？

作者：玛塔·扎米拉·艾哈迈多夫（Marta Zamira Ahmedov）；摄影：米里亚姆·斯坦克（Miriam Stanke）

该寄宿学校旨在创造最佳的学习条件。这里没有任何像其他学校那样破旧的设施。

下午的骑马课，家长需额外支付 500 欧元。并且请记得给靴子擦亮！

安娜（右）和保琳，两人均为 14 岁，认识仅十天。

高尔夫是孩子们可以选择的共 11 项活动之一。寄宿学校经营者马里奥·莱曼（Mario Lehmann）也参与其中。

这家食堂依然坚持现烹现做。施佩茨勒面（Spätzle）尤其受欢迎。

通过超额学习实现高效能，通过倾力关注实现卓越

八月的一个周二，气温预计将达到38度。全国人民正前往湖边、海边、露天泳池或开启度假模式。这是全年唯一所有联邦州同时放暑假的周。尽管如此，在巴登-符腾堡州的库尔普法尔茨寄宿学校（Kurpfalz-Internat），上午10点整依然召集全体学生集会。

柯尼希女士匆匆走在一条铺设整齐的小路上，这条路将历史悠久的别墅与光亮的现代新楼连接在一起。建筑外墙上醒目地挂着校徽，校园中心立着一座喷泉。即便穿着高跟鞋，这位寄宿学校校长依然身材娇小，但这并未削弱她充满活力的气场。她迅速指示一名年轻教师请摘掉太阳镜，随后走到麦克风前喊道：“早……”聚集在一起的学生们齐声回答：“……安！”

今年有110名学生参加该校的暑期学校。他们将两周暑假的时间用于上午钻研数学、拉丁语和其他科目。下午则进行高尔夫、网球或骑马活动。在11项活动中，这次只有击剑没有人选择。

库尔普法尔茨寄宿学校是德国最昂贵的学校之一。高中年级学生每月费用为4515欧元。为期两周的暑期学校基础价格为2850欧元，课外活动费用最高需额外支付500欧元。即便在一个教育基本上免费的国家，仍有家长愿意支付这个价格。为什么？难道上流社会的后代必须在这里证明自己的能力，以确保自身的特权？如果真是这样——孩子们又是如何看待的？

是的，在库尔普法尔茨，人们很快就会触及这些宏大的问题。而且这还是在刚被叫去吃第二次早餐的时候。在食堂入口处，一名男孩对着玻璃门的倒影整理发型。“头发必须时刻保持完美，”当他意识到被观察到时，他自嘲地说道。

在校园参观过程中，校主亲自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该校由埃尔娜·莱曼于1961年创立，最初是为了她的儿子，因为他当时在公立学校面临失败的风险。如今由孙子马里奥·莱曼及其家人经营。与此同时，他们还经营着位于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托格洛（Torgelow）城堡寄宿学校。莱曼实际上是一名法律专家，现年62岁，高尔夫差点为14。

“以前我们是一所帮助所有未能升级的学生的学校，”他说道。现在情况不同了：自2015年起，库尔普法尔茨寄宿学校已成为国家完全认可的替代学校。其初中毕业考试（Realschulabschluss）或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与公立学校完全相同。

“在我们这里，几乎所有学生的成绩都有显著提高，”莱曼说道，语气中透着自豪。例如，一名学生进入库尔普法尔茨寄宿学校时的平均分是2,8，而今年以1,1的成绩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另一名学生则将平均分从3,3提高到了高中毕业考试的1,4。

在暑期学校的两周内，孩子们将接受66个课时的教学，周六也要学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每个相应科目中几乎完成了整个学年的教学内容，”莱曼表示。

这些话语就像来自宣传册一样，可以想象它们是如何吸引那些积极投入的家长的。通过超额学习实现高效能，通过一种在常规教育体系中无法实现的关注形式来实现卓越。但有没有可能，追求成绩不仅是外界的要求，而是人们在假期中主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来询问一下：14岁的安娜和保琳在校园里紧紧地拥抱着。“我一直想上寄宿学校，”保琳说，“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明白你的意思，”安娜打断了她，“我们一起起床，一起准备，能花这么多时间在一起简直太棒了。”保琳点点头：“我认识她还不到两周，但她已经知道了我的全部人生故事。”学校的铃声响起，她们必须回教室上课。两人戏剧性地表现得像是被强行分开一样。

安娜现在在林德博士的课上学数学。内容是需要解出 x 和 y 的方程。在课堂上，她坐在最前面，旁边是诺娃和内莱。地板上放着 Longchamp 的深蓝色包，这里的女孩几乎人手一个。

寄宿学校的每个课程最多只有十名学生。通常人数更少，有时只有两三个人。一些男生看起来像是“关机”状态，在酷暑中，对成绩的追求似乎已经凝固。低垂的头部与弯曲的背部相呼应，眼神空洞。只有偶尔会有人的脚或膝盖在飞快地抖动。

相比之下，女孩们则活跃得多。安娜和她的朋友们愉快地低声私语，但声音实在太大了。当需要上台演示计算时，安娜主动举手并冲到前面。她解释了自己的步骤，但方程在每一步中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安娜自信地算错了。

随后在午餐时间，6年级的埃利亚坐在那里。他有一张圆圆的、孩子气的脸。“我是那种觉得学校还行，但很累的人，”他带着施瓦本口音说道。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喜欢在这里度过暑假。新学年开始后，他将永久转学到库尔普法尔茨寄宿学校（Kurpfalz-Internat）——“因为小班教学确实是一个优势，而且在这里我能得到更多培养”。许多孩子都会说这样或类似的话，听起来像是先由成年人拟好措辞的。

下午的行程是一次远足，目的地是海德堡。埃利亚与弗雷德里克及其他人一起坐在火车里。他们的一名同学来自瑞士。他问为什么德国火车会播报下车在哪个方向。“也许是为了让人能提前准备，”弗雷德里克尖刻地回答。“有什么好准备的？”瑞士学生问。

弗雷德里克思考了一下。“这对盲人很重要，”他说。“但想象一下，如果你也听不见，那怎么办？”瑞士学生问。弗雷德里克答道：“兄弟，如果你又盲又聋，那你真的有大麻烦了。”

过了一会儿，弗雷德里克注意到了坐在他们后一排的埃利亚。“这家伙在 Omoggle 上得了 2,7 分，”他说。埃利亚说：“你在胡说什么！”弗雷德里克说：“我得了 6,9 分，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尝试。”从对话中可以推断，Omoggle 应该是一个需要用手机扫描面部的网站——随后会出现一个量化用户吸引力分值的分数。数字越高，效果越好。

这是青少年的对话，带着一点傲慢，一点幽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极其普通的年轻人的对话。但你会不经意间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普通。

比如，当埃利亚列举他的爱好，提到家里有一个私人游泳池，他大约每两天用一次。或者当弗雷德里克也将游泳列为爱好，并说他喜欢在家族的度假屋里游泳时。

就像在真实的寄宿学校生活中一样，孩子们在暑期学校共用一间房间——不过这里的整理规则不像学年期间那么严格。那些不想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下午也可以选择解剖器官、制作机器人或设计时装。在这里，几乎不可能感到无聊。

这类细节在许多孩子的讲述中反复出现。他们提及这些并非为了炫耀，而这仅仅是他们的现实。这些特权尚未被他们自身感知。这些青少年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大概属于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比群体。

寄宿学校经营者马里奥·莱曼（Mario Lehmann）对此心知肚明，但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公平性问题让他感到厌烦。这种对社会裂痕永无止境的钻研，以及德国式的嫉妒辩论。“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学校这个话题上总是被讨论，”他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

如果倾听得久一点，孩子们会讲述金钱无法解决的问题

告诉学生们：我不在乎你的父母是谁，也不在乎他们有多少钱。关键在于你，以及你在这里表现如何。”寄宿学校校长柯尼希也表现出抵触情绪：“我对待这里的每个孩子，都独立于其家庭背景。”

当然，孩子们拥有富有的父母并非他们的错。但正是因为拥有富有的父母，才使得两名学生能在一名生物学博士的指导下解剖猪的心脏和肺部。或者让一名六年级学生能获得专门针对阅读障碍的治疗师的一对一辅导。在这里，金钱不需要显现出来就能发挥作用。它体现在小班教学中，体现在关注度中，体现在下午的各种机会中。

然而，如果倾听得久一点，许多孩子也会讲述那些无法通过金钱解决的忧虑和问题。“我在几乎整个上学期间都遭受过霸凌，”比如保琳说道。去年她有几个月无法去学校，因为她的继父重病，导致她产生了焦虑症。在暑期学校，她正试图补回落下的课程。

她的母亲会解释说，她其实负担不起让保琳在寄宿学校读到高中毕业，但保琳在这里的情况显然好多了。因此，她向莱曼家族申请了一项奖学金，以便让保琳能够完成这次转学。

其他人则讲述了导致他们长期缺课的疾病。学校恐惧症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就像所有孩子一样，这些被选中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也带着恐惧而来。寄宿学校可以消除他们的一部分恐惧，但并非全部。

有些人似乎很享受能够逃离父母持续监视的感觉。逃离那些批判的目光、要求，以及当你出生在一定的财富和阶级水平中时，会自动产生的期望压力。那里坐着一些年长的女孩，她们贴着假睫毛，做了凝胶美甲，内衣肩带上镶嵌着水钻。“你们进展到哪一步了，都做了什么？”——“目前只是接吻。”——“你们认识多久了？”——“一周。”咯咯笑。

这类对话在遍布整个校园的所谓“团队游戏”边缘可以听到。学生被分为四个学院，听起来就像高中电影里的设定，并且相互竞争。

在运动场的边缘，此时已是傍晚，坐着四个女孩。其中一个在谈论萨拉·康纳（Sarah Connor）的歌曲《Vincent》。“这首歌太适合我家学校那个叫文森特的男生了，”她说，“他看起来超级基佬。”这意味着什么？她展示了一张照片：“这很明显。他的裤子太紧了，头发也很奇怪。”如果文森特真的是同性恋，这会有什么问题吗？她翻了个白眼：“没，只要他不想让我变成女同性恋就行。”她的朋友插话道：“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不以此去恶心别人。我真的不在乎大家怎么生活，只要不要用那个去烦别人就行。”朋友们点头表示赞同。“你这段话太深刻了，”其中一个说。

到那时，人们最起码会意识到，这不仅仅关乎于优化简历或是在高尔夫球场上掌握击球技巧。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关乎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自身的价值——正如埃利亚（Elija）和他的朋友们试图在 Omoggle 上测算的那样。这关乎于归属感，当保琳（Pauline）和安娜（Anna）彼此依偎时，她们正渴望着这种感觉。这关乎于获得对自身身体的感知，即便在必要时需要通过粘贴假睫毛来实现。这关乎于在迷茫阶段对清晰度的渴望。富有的父母、个性化的培养和最大的起跑线优势可以为这些青少年提供很多可能。但他们想要成为谁，仍然必须由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不过，人们可以想象到比这里更糟糕的探索之地。

玛塔·扎米拉·艾哈迈多夫（Marta Zamira Ahmedov，图 I）在闷热的高尔夫球场上也曾有机会拿起球杆——

而且她甚至击中了球。但摄影师米里亚姆·斯坦克（Miriam Stanke）击球更远

旅行

在童话之国

您能想象在海上游乐园度假吗？《星报》作者尼古拉斯·比克塞（Nicolas Büchse）在“MSC World Europa”号上尝试了这种体验——带着家人，以及内心的愧疚。

摄影：帕特里克·斯莱西奥纳（Patrick Slesiona）

86 stern 27.8.2026

桥接日：船上总有事可做。哪怕只是晒太阳、游泳和望着大海。

度假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国家公园里聆听蝉鸣；你可以在一座静默修道院中寻找内心的平静。当然，你也可以在一个粗略估计每平方米拥挤人数超过新德里市中心的地方寻求放松。

但让我们循序渐进：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邮轮旅行。我也不是那种会对这种旅行兴奋不已的人，因为我不喜欢和成群的游客一起在自助餐台前排队，也不会满怀热情地在泳池边跳起波洛奈兹舞。而且，邮轮旅行还是一个良心问题。

首先是环境问题，环境确实经历过更好的时代——那时人们还没有在海上漫无目的地航行，并将大量的船舶柴油烟尘排放到大气中。其次是阶级问题，在船上能体验到就像在寓言中的核桃壳一样：上层甲板上是来自富裕国家的游客，下层甲板上则是员工（大多来自贫穷国家），他们为阳光甲板上富有的闲人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

但另一方面，还有自己的孩子。当我提到地中海邮轮旅行的可能性——从马耳他经过巴塞罗那和马赛直到热那亚时，他们兴奋得跳了起来。众所周知，当孩子兴奋地跳起来时，他们想要的愿望就会变成现实。而父母的意志则像德国养老基金的储备金一样迅速消融。

带有管家服务

于是，不久后我们站在马耳他港口，凝视着面前的钢铁巨兽：“MSC World Europa”号，洁白得像一颗无瑕的牙齿。孩子们记得事实：6762名乘客！2626间客房！2138名船员！333米长！47米高！LNG（液化天然气）驱动！

举起手来：一名健身教练带领乘客活动身体，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人 在家里叫购物中心，在船上叫“世界画廊”（World Galleria），后者听起来更高级 (r.) 表演时间：甲板6层和7层的“全景休息室”内有现场音乐、歌唱和舞蹈

“MSC World Europa”号看起来不像一艘船，而像一个决定学习游泳的城市街区。我们被引导至这个街区较好的部分——“游艇俱乐部”（Yacht Club），相当于这艘船的一等舱：一个拥有独立餐厅和泳池的隔离区域。并且配有一名指定的管家。我们能负担得起这个服务，是因为这是一次出差。通常情况下，《星报》编辑的生活是没有管家的。

他自我介绍叫加内什（Ganesh），一名来自印度、极其礼貌的男子，他

像在游乐场一样：比克塞一家在玩碰碰车。下一趟要倒车！

加内什在“游艇俱乐部”担任管家，这里是“MSC World Europa”号的一种一等舱

为阳光甲板上的悠闲者劳作

一年中有八个月在邮轮上工作，以维持家乡家人的生活。

加内什带领我们穿过由走廊、电梯和通道组成的迷宫，来到舱房，并说道：“如果需要我为您拿任何东西，请随时叫我。”拥有专属管家！我对此感到很不自在。而且我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贵族——我总会担心自己是否给管家添了麻烦。

孩子们在舱房里跳来跳去，与此同时，我们父母在探索“游艇俱乐部”的私人阳光甲板。当我们回来时，儿子正坐在那里，面前是一大杯草莓冰淇淋。“你从哪儿弄来的？”我问。“跟加内什订的，”儿子说道，语气如此自然，仿佛他是个小勋爵。我必须采取行动。我决定让孩子们看看真实的生活。至少是邮轮上的真实生活。

石灰岩悬崖摄影主题：前往法国卡西的卡朗格峡湾游览。 船上有四个水上滑梯和七个游泳池。日落摄影主题（右）。

我们离开豪华区，前往船上更平凡的区域。那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将购物中心与主题公园相结合的漂浮体。孩子们跑过一家家奢侈品精品店，那里售卖着没人真正需要的东西。

也许这根本不是重点。邮轮销售的是“可能性”。而人们并不利用这些可能性，恰恰是其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某处还在演奏披头士

孩子们跑过散步道，前往宣传册上所谓的“海上最长滑梯”。它高达11层甲板，被孩子们授予了“巨型滑梯乐趣”的质量认证。但他们没多少时间玩滑梯，因为还有太多事情要做：碰碰车、更多的滑梯、七个游泳池、3D电影院、游戏厅、一级方程式赛车模拟器。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这里展开了一场某种意义上的“加强版迪士尼乐园”。

这艘超级娱乐巨轮上的娱乐项目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下载了一个专门的应用程序，用来查看我们在其他甲板上错过了什么：K-Pop比赛、3-mal-3游戏秀、LED灯光秀、Peppe带来的披头士致敬秀、“多瑞米大合唱”、卡拉OK比赛、瑜伽课、水中健身操、巴恰塔舞课、“欧米茄超霸系列展览”、鸡尾酒演示、意大利奢侈品包销售秀、“百老汇之夜”演出、家庭迪斯科。娱乐方式无穷无尽。

人们可能会以为自己根本不在地中海。

但这并不完全正确。晚上，我们与许多其他乘客一起挤在船尾，那里有一位意大利女性在

乘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周到照顾

她连续两个晚上为了在日落前拍出完美照片而摆姿势，当海风再次弄乱她的发型时，她不耐烦地向化妆师打信号。地中海看起来就像一个动画背景，一张为自拍准备的闪闪发光的屏幕壁纸。

在邮轮公司的网站上，我读到：“邮轮的未来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体验。『MSC World Europa』号旨在将传统邮轮的乐趣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船上的体验与任何其他邮轮都不可比拟。”

事实确实如此：在这艘船上，我无需思考任何事情，无需操心任何细节。我的假期被优化了。体验优化，放松优化，娱乐优化。我从未像在这艘船上一样，感受到如此周到的照顾。

隐藏入口：6层甲板上的电话亭通往员工区域的一家酒吧

在“游艇俱乐部”的餐厅里，每晚都有大批友好的男女服务员为我端上精致的地中海美食，尽管我的儿子并不想尝试这些，他反而对凯撒沙拉情有独钟，对他来说，早餐吃这个也可以。

这本该是一个完美的假期。但对我来说感觉并非如此，我在想为什么。

在航海日，我们平静地向巴塞罗那滑行，我在拥挤的中层甲板上抢到了最后几个空闲躺椅之一，开始读一本书，我是为了调研才带上它的：《极其有趣——但未来请不要算上我》。作者是伟大的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对他而言，邮轮成为了现代西方人的隐喻。持续的、强迫性的娱乐和消费产生了一种深层的内心空虚。华莱士描述了一种矛盾的感觉：这种全方位的照顾，即邮轮的“享乐工业综合体”机制，最终会唤起人们对真实混乱、对简单自主权的渴望。

最佳放松方式：大海

于是，我从甲板冲回客舱的阳台，凝视着水面。在邮轮上，没有比这更让人平静、更美丽的事情了。没有娱乐，没有节目。只有波浪和风。

我开始享受这次邮轮之旅。

这时孩子们冲到阳台上，把我重新拉回甲板。他们用太阳躺椅搭起了一座小城堡，并再次寻求了迦内什（Ganesh）的帮助。

孩子们在淘气地大笑。桌子上放着四杯巨大的无酒精皮纳科拉达（Virgin Piña Colada）。“Virgin”意味着：无酒精！这就是他们心中真实的混乱，简单的自主权。

这就是假期的梦幻图景：惊叹于这里拥有的一切以及所有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捉弄一下父母。

喝完饮料后，我们去玩了碰碰车。

体验

西地中海邮轮之旅 今年，“MSC World Europa”号将每周运行该航线直至11月初，乘客可在任何港口登船。其他大型邮轮公司也提供类似航线，通常从春季持续到秋季。每人价格 849 欧元起。www.msccruises.de

实用信息：客舱选择

对于仅将客舱作为睡觉场所的乘客来说，内舱房是值得选择的。不喜欢空调的人最好预订价格更高的阳台房。如果住在较低层甲板，锚链和侧推器的噪音可能会干扰夜间休息。

船上卡

登船时，每位宾客都会收到一张芯片卡，用于替代船上的钥匙和钱包。用它来打开客舱门，无现金结算附加服务，并在进出船舶时进行身份验证。旅程结束时，船上账户将通过信用卡结清。

高峰时段

采取反向操作的人可以避免压力和拥挤。例如，当自助餐厅人满为患时，更容易抢到太阳躺椅——反之亦然。

气候与环境保护

去年，全球有 37,2 百万人参加了远洋邮轮旅行，人数创历史新高。德国自然保护联盟（Nabu）认为该行业取得了微小进展，因为其提高了能源效率并投资于岸电接口。尽管如此，该行业仍远未发挥其潜力——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邮轮公司仍然依赖重油，而非气候中性的动力系统和基于电力的合成燃料。在 Nabu 对 12 家航运公司进行的最新排名中，MSC Cruises 位居中游。与往年一样，来自挪威的 Havila 和 Hurtigruten 表现最好。Ponant、Tui Cruises 和 Aida Cruises 并列第三。排名垫底的是 Carnival、Royal Caribbean、Norwegian Cruise Line 和 Marella Cruises。www.nabu.de

冈纳尔·赫布斯特 (Gunnar Herbst)

“绝不要预订海滨大道上的餐厅！”

伊莎贝拉·多尔戈斯 (Izabella Dolgos) 为那些不考虑金钱的人规划假期。在这里，她透露了客户的需求与怪癖。

多尔戈斯在慕尼黑经营一家奢侈旅行社

多尔戈斯女士，您如何定义奢侈旅行？

如今，奢侈经常与“高端”（Premium）被混淆：在业内，我们将高端定义为较高的标准，例如在 5 星级度假村度假。但归根结底，高端也是大众商品。相比之下，奢侈意味着完全的个性化。我为我的客户组织量身定制的旅行，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

具体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客户与大众旅游隔离开来。他们不住在酒店，而是住在私人别墅或有时住在游艇上。我们首先共同挑选房产，然后预订相关人员：一名厨师、一名礼宾员、一名司机、一名健身教练。然后我们规划菜单、特别体验等。在我们这里，一周的行程规划需要耗时数月。

您能举一个您最近规划的行程例子吗？

我们为一家人规划了一次托斯卡纳之旅：在豪华别墅中度过一周，配备一名厨师、一名普拉提教练，并为孩子们安排了私人马术课程。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些特别的远足，例如在非开放时间内参观梵蒂冈。该家庭由瑞士卫兵全程引导，甚至获准参观教皇花园。这就像筹备婚礼一样是一项精密工作：我们绝不能遗漏任何细节，否则整个体验就会被破坏。而且事后没有任何修正的机会。

您会满足哪些不寻常的要求？

本周我们必须临时组织一场订婚庆祝活动。客户是一对年轻情侣。男方在他们旅程的第一天才写信告诉我们，他想在周末向伴侣求婚。为此，我们必须组织场地、摄影师、摄像师以及一名厨师。哪些服务特别受欢迎？

个性化的巅峰：游艇度假

每个人都需要进食，因此厨师基本上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行程中。客户可以在不同的风格之间做出选择：家庭风（Family Style）或精致餐饮（Fine Dining）。也就是说，是选择亲切温馨且具有地道当地特色的料理，还是选择高端、精致且偏向西式的料理。在餐饮方面，我们通常会预订一名侍酒师。

您的客户为这样一次旅行支付多少费用？

我们通常操作的预算在每周 15.000 到 300.000 欧元之间。但在这一领域，价格是次要的。我们最近开始提供游艇服务，其基础价格为每周 650.000 欧元。

什么样的群体会在您这里预订？

什么样的群体会在您这里预订？ 近年来，我们的客户群体发生了变化，整个奢华旅游业也是如此。如今我们拥有更多国际客户和年轻人，他们可以被定义为“新富”。他们的沟通方式和期望值与我以前习惯的不同。他们要求更多，更随兴，且通常不想打电话，而是希望通过 Whatsapp 处理所有事务。其中部分是知名人士，如著名运动员。但我们的客户主体仍然是 50. 岁以上的传统富裕阶层。这些人通常成长于非常优渥的环境中。有趣的是，在合作过程中，他们反而更简单直接。

您的客户特别看重什么？首位是个性化。他们希望体验特别的事物，发现并非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景观。以加尔达湖为例：这是我客户的热门目的地，但同时也是大众旅游的聚集地。我们可以这样规划行程，让我们的客户完全不与其他游客接触。我们绝不会预订海滨大道上的餐厅，而是熟知一些并非任何人都能进入的晚餐地点。我的客户通常是非常注重健康的人，他们只食用高品质的有机食品，甚至对饮用水也有特殊要求。

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可以从这种旅行方式中学到什么？

我认为，像我这样组织的奢华旅行与一种特定的心态有关。旅游者类型像一座金字塔。底层是大众游客，他们住在 3 星级酒店，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想吃德国面包，并乘坐巴士被运送到各个景点。金字塔顶端的是主角：那些渴望获得独特体验、充满好奇心并想要尝试不同饮食文化的人。即使资金较少，也可以采取这种心态。

采访：Marta Zamira Ahmed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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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压力点

演员朱莉娅·延奇（Julia Jentsch）表示，她不想带有政治色彩。但在她的新电影《国家安全》（Staatsschutz）中，她饰演一名试图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女性。

好心情，严肃话题：48 岁的演员朱莉娅·延奇被那些涉及生死存亡的角色所吸引

与大亨的斗争：《肥年已过》（Die fetten Jahre sind vorbei，2004 年），图中右侧为延奇，左侧为斯蒂佩·埃尔塞格（Stipe Erceg）

正义之战：在《国家安全》中，延奇（左）饰演一名为同事（陈艾米莉·颜 / Chen Emilie Yan）奔走的律师

她与丈夫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以及 13 岁的女儿住在苏黎世，丈夫从事幽默训练师和笑瑜伽教师工作。

她坐在厨房里，心情愉快地听着所有问题。她经常犹豫，权衡，克制。她的思考如此大声，以至于人们几乎能通过显示器听到。

这是延奇在工作中发展到极致的一种特质。她用大脑演戏，无需夸张的手势。她的角色从未显得肤浅，而是会留下“压力点”。无论是在喜剧《我伺候过英国国王》中饰演一名忠于希特勒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还是在剧集《山口》（Der Pass）中饰演一名遭受创伤的总警司，亦或是在剧院舞台上饰演苔丝德蒙娜或安提戈涅。

一个小实验。我们想与朱莉娅·延奇谈谈政治。然而，这位演员多次表示，她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政治色彩的人。因此，她不参与任何政党或组织。在她看来，在没有相应行动的情况下公开就当前话题发表声明，这太简单了，不是她的风格。

但另一方面，延奇总是选择政治电影。她饰演过被纳粹送上断头台的抵抗战士索菲·肖尔（Sophie Scholl）。在《肥年已过》中，她饰演一名绑架大亨的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过度扩张。这两个角色都为她赢得了奖项，并在早期塑造了她的职业生涯。

从此，延奇代表了具有立场的电影、具有榜样作用的角色以及激励人心的人。2018 年，她被授予联邦功绩十字勋章（带绶带）。理由是：她的艺术以及她对人类生存悲剧的诠释，能够“共同产生力量”。

延奇目前工作繁忙，因此只能在瑞士进行一次视频通话。这位出生于西柏林的人已在那里生活了 20 年。在苏黎世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她用头脑演戏，无需夸张的肢体动作

拨打她家中电话的原因是她的新电影《国家安全》（Staats-schutz）。在政治层面，她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时效性，如此具有争议。

电影背景设定在德国东部，一名拥有韩国血统的年轻法律工作者希望在此发展事业。直到由新人陈·艾米莉·颜（Chen Emilie Yan）饰演的女主角自己成为了一个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弹）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并怀疑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新纳粹网络。

在面对上司和同事的阻力时，她发现了类似的案件，而这些案件的调查都极其草率。被忽视的证人，被遗漏的线索。这些调查人员仅仅是无知吗？还是说警察、刑事警察局和司法部门在刻意掩盖来自右翼的袭击？

《国家安全》开篇像一部司法剧，但很快演变成一部令人压抑的政治惊悚片，它提出了关于信任的问题并引发了质疑。尤其是针对一个自诩为“世界上最客观机构”的检察官办公室。

而德国的现实情况则近在咫尺。至今尚未完全查明的 NSU 连环谋杀案，六年前发生在哈瑙的种族主义袭击事件，以及针对柏林一名左翼人士的纵火袭击

反纳粹斗争：《索菲·肖尔——最后的日子》（2005），由 Jentsch（右）和 Fabian Hinrichs 出演

“我喜欢为那些原本没有声音的人发声”

八年前的政治人物。在柏林电影节上，德国年轻导演法拉兹·沙里亚特（Faraz Shariat）执导的《国家安全》（Staatsschutz）获得了观众奖。

延奇饰演被袭击法学家的律师。这是一个关键的配角，她在法庭上赋予了该角色一种权威感和存在感，且无需大声喧哗或情绪激动，仿佛她一生都在从事这份工作。

事实上，现年 48 岁的延奇对这个世界非常熟悉。她的父母都在司法系统工作，她与许多律师是朋友。在学生时代末期，她也想走这条路。“要么学法，要么学表演，这是当时最主要的两个选项，”她说，“我后悔没有更经常去父亲的工作单位看他，而是在他职业生涯快结束时才开始这么做。但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对我来说很熟悉。”

为了准备角色，她会见了一位处理右翼极端主义背景案件的真实律师，了解了相关流程以及附带起诉（Nebenklage）的意义。影片在几家法院拍摄，期间她与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

这是否改变了她对司法系统的看法？“以前，我的脑海中肯定还存在着关于司法及其独立性的理想化形象，”延奇说，“但随着岁月的增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形象开始崩塌。”

通过参与《国家安全》的工作，她意识到即使是所谓的中立机构也可能受到影响。因为这些机构依赖于长期当选的个人，以及这些人的倾向和信念。在德国，法官和检察官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甚至可以加入政党。

《索菲·叔叔》（Sophie Scholl）、《肥沃岁月》（Die fetten Jahre），现在是《国家安全》：对于一个据称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这些项目的吸引力在哪里？对此，延奇沉默了一会儿，陷入沉思。她说，《24周》（24 Wochen）——这部关于一对夫妇必须决定是否对其重度残疾孩子进行晚期堕胎的震撼电影——同样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人们可以在她的电影中解读出很多东西，但基本上，这些电影只是将社会和群体性问题反弹给观众。

尽管如此，她还是想回答这个问题：“这类故事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们过滤掉了无关紧要的信息，让人直面那些部分涉及生死存亡的生存时刻。我喜欢为那些原本可能没有声音的人发声。致力于争取更多的公正、平等对待以及一个更好的世界——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在她看来，这并不需要超级英雄。“我自己并没有那种在公众面前如此强势表现的勇气，”她说，“我不是那种会站在第一排大喊大叫、奋力抗争的人。”尽管如此，她认为拥有这样的人至关重要：“扮演他们，是我表达这种情感的方式。”

这是一个她一次又一次成功完成的尝试。马蒂亚斯·施密特（Matthias Schmidt）

《国家安全》 导演：法拉兹·沙里亚特 主演：陈艾米莉·颜（Chen Emilie Yan）、 朱莉娅·延奇（Julia Jentsch） 时长：113 分钟； 院线上映

小说

哭到地下室

我们拥有的那些破烂揭示了关于我们的什么？ 作者伊洛娜·哈特曼（Ilona Hartmann）在她的新书中表明，其揭示的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哈特曼女士，在您的新小说《垃圾》（Junk）中，女主角等待一项决定生命走向的医疗结果长达一周。为了打发时间，她清理了自己的地下室。为什么？

我想让她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她的生存困境就像一个停止键，促使她扫描周围环境以寻找意义。自己的公寓是我们当前身份收藏的“展示厅”。但在地下室里，我们保存着曾经的自己，以及那些被我们舍弃的人。这里不应该是一个舒适的环境：阁楼对我来说太温暖、太嘈杂了——地下室阴冷、霉味浓重，代表着那些不容易丢掉的杂物。扔掉东西往往比买东西更难。

为什么？

一方面是因为处理垃圾的物流问题：先分类，然后分别开车去五个不同的地点处理电子垃圾、胶合板、小型设备、大型设备和建筑垃圾，这很累人。另一方面，这始终关乎情感。在我的大学学习期间，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

哈特曼 1990 年出生于斯图加特，凭借在 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发布的日常生活片段而闻名，随后出版了两部小说，《垃圾》是她的第三部作品。

“你拥有的一切，反过来也拥有着你。”有时，一个人无法摆脱旧版本的自己，因为其中还隐藏着某种真相或未解决的冲突。

请举个例子。

就拿我的羽毛球套装来说。它在角落里放了五年，一直对我低语：“为什么不用我？你没有朋友吗？你很懒吗？”一个物体中发出一个刻薄的声音，带着一份无声的待办清单。我们带进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任务。我们经常为了一个渴望拥有但尚未过上的生活而购买东西。您的女主角在书中某处自问：“什么时候东西变得这么多？”尽管如此，您并没有写一本说教的书，仅仅宣扬“减少消费”。

我也不想写一本极简主义指南。阅读时可能会感到有些刺痛，但人们不应该感到羞愧，因为羞愧是一种没有生产力的情绪。它更容易导致人们退缩，然后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我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能对属于自己的物品产生一种态度。

但您的女主角一直为她的财产感到羞愧。

她更多的是为自己消费了这么多而感到羞愧。她通过自己的物品进行反思并意识到：她想通过消费在某个地方找到归属感。人们买的永远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还买了它的意义及其对外产生的影响。但例如，她并不喜欢社交游戏，她就不是一个擅长款待客人的主人。每一次购买决定，她都想以此压制那种不属于某个群体的羞愧感。直到有一天，四个女人坐在那个塞满东西的地下室里。

这对女主角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解放。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被接纳时，羞愧才会停止。对她而言，羞愧感如此之强，是因为过度消费是被鄙视的，尤其是作为女性，绝对不能被视为贪婪。但女主角让所有这些女人进入她的地下室，她们共同处理自己的东西。这对她来说是一个美好的认知：世界并没有崩塌，相反，她内心深处有些东西破壳而出了。羞愧只在秘密中滋长。

“克制”这一主题贯穿于您的著作之中。在您之前的小说中，您就描述过一个音乐被“感知多于听到”，且“坚强自律是最重要的教育内容”的家庭。而这一次您写道：“在我的童年时期，对于任何不能让人变得更聪明或更健康的事物，过度的热情都是不受欢迎的。”您是在以此清算您的施瓦本出身吗？在巴登-符腾堡州，节制通常被视为一种道德价值。该地区至今仍深受虔信主义影响，强调精打细算和谦卑。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对我来说，它并不适用于生活的所有领域。我已经从中解放了出来，因此这个主题可能出现在多本书中。不过，对于童年时期的其他事物，我现在反而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伊洛娜·哈特曼（Ilona Hartmann）：《垃圾》（Junk），Park x Ullstein 出版，192 页，22 欧元

具体是为了什么？

亮片或毛绒玩具。其中蕴含着如此多的活力与乐趣。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女性，能够找回自己的童心是非常令人释然的。比如，在包上挂几个 Labubu，或者在头发上夹几个儿童发夹。也许有些人因此不再那么严肃地看待我，但我现在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自信，对此并不在意。

您自己的公寓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我永远不会住在那种米色调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梦想之屋里。我对那些既不时髦也没什么用处的东西有着深厚的情感，比如我那件沉重的、带孔的钩编床罩。它看起来像奶奶辈的东西，但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对我来说，决定性的问题不再是“它应该看起来像什么？”，而是“我想感觉如何？”我的答案是：充满活力且平静。这听起来很矛盾，但对我而言，平静并不意味着无聊，而是一种深度。

在创作小说过程中，您获得的最重要的认知是什么？

那就是需要 20 件以上的东西来生活也是没问题的。是的，我随身携带一个大包。但当我在旅途中知道自己能应对任何饥渴时，我会感到独立。这就是我的奢侈。我必须喜欢我所拥有的东西——然后我的东西也会反过来喜欢我。访谈：Viorica Engelhardt

番茄反转挞 配 Stracciatella 奶酪 和接骨木花

ALINA MEISSNER-BEBROUT 在乌尔姆经营“Bibraud”餐厅，该餐厅自 2023 年起获得一颗米其林星。 在此，她与 Maurizio Oster 轮流介绍他们的最佳食谱。

《星报》厨房

番茄之味

目前，我们厨师逛的周日集市就像天堂一样。她用买回来的食材准备了一道咸口的反转挞（Tarte Tatin）。

在乌尔姆周日集市上，我的蔬菜商贩 Laura 的摊位上现在摆放着最漂亮的番茄品种：红色的牛心番茄、黄色的菠萝番茄、绿条纹的斑马番茄、橙色的肉质番茄以及小巧甜美的枣番茄。每一种看起来都不同，味道也各异。通常每种我都会在篮子里放几个。经典的 Tarte Tatin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咸口的升级：多汁的番茄、少许接骨木花糖浆和奶油般的 Stracciatella di Bufala（一种来自普利亚的类似马苏里拉的奶酪）。没有什么比这更像夏天了。

• 将烤箱预热至 200℃（上下火）

• 在耐烤平底锅或挞模中，将橄榄油、接骨木花糖浆、蜂蜜、巴萨米克醋、大蒜和百里香叶搅拌均匀

• 将番茄——较大的切片，较小的对半切——紧密地摆放在锅 / 模具中，并用海盐（Fleur de Sel）和大量的黑胡椒调味

• 将酥皮覆盖在番茄上，将边缘向内折叠，并用叉子在面皮上戳几个孔

• 将挞烘烤约 30–35 分钟，直到酥皮呈金褐色且酥脆

• 随后静置五分钟，小心地将其倒扣在盛餐盘上

• 将 Stracciatella di Bufala 分布在挞上。用罗勒、少许柠檬皮屑、海盐、黑胡椒以及（可选的）烤松子完成点缀。最后再淋上少许橄榄油

4 人份

500–600 克 来自周日集市的 彩色熟番茄 1 卷黄油酥皮 2 汤匙橄榄油 1 汤匙接骨木花糖浆 1 茶匙蜂蜜 1 茶匙浅色巴萨米克醋 ½ 瓣大蒜，细磨 2–3 枝百里香 海盐 现磨黑胡椒 250 克 Stracciatella di Bufala 罗勒 少许有机柠檬皮屑 可选：烤松子

刊后信息

由 Henri Nannen † 创立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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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k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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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宜采取行动，面对火灾时极度恐惧 25 如此乐于在技术词典中寻找保龄球瓶——作为圣像画的一部分…… 26 像丰塔内（Fontane）一样具有叙事诗风格，美国“湖边爱好者”最热门的作品之一！ 27 伴随着色情地低语的稻草沙沙声，如此亲昵地开启 29 在椅子不适感中，最典型的 TÜV 式惊恐化身…… 30 雅各布森的鸡蛋如何成为全球椅子偶像，彻头彻尾 31 只有强硬的人才能进花园？而只有聪明的人才能从中逃脱，就像在迷宫游戏中一样！？ 33 渴望且注重享乐，执着于任何事物，就像棒球投手在内心深处那样！？ 36 在伸出和平之手甚至握手的地方毫无争议地开始（一个无可否认的尴尬词汇） 40 随卡戎（Charon）绝对安全地前往彼岸——然后就此结束！ 41 在意大利，以一种绝对的“Basta”语调决定国家大事！？ 42 微型阅读室，就像在农业

大学里一样！ 43 拍摄车上的常用首字母缩写，那里通常由奔跑的 Lola 占据…… 44 趋向于零舍入，在字面上变得像奥托（Otto）一样圆润 45 “好吧，那就不要圆滚滚！”，洛里奥特（Loriot）说道——于是他找到了他的灵魂伴侣！（前页） 48 只有一次杏仁核的干扰才阻碍了他在 1954 年继续晋升为长期担任联邦议院议长的道路！ 50 英国的精致人士如何在巴比伦丢弃他们的废弃物，抱歉！（内部） 51 源自希腊，我们在病榻前最恳切地希望 52 实际上用于锈红色的消毒（专业） 53 古茨科（Gutzkow）曾极其简洁地写道：什么让你在灵魂深处如此忧郁？你的胜利？你的陨落？都一样！ 55 最有用的词汇，最终所有的电脑鼠标都非常喜欢……（内部） 56 此外就是所有剩余的部分，确实！，经常是 pp-透视角度——就是这个！ 58 尚未完成，挫败侦探在这样一项未完成的调查中记录道 59 在毕业生大会上作为理想宾客起模范作用——确实！ 61 英国的迈尔-穆勒们如何以施密特式的拘谨自我介绍 62 作为一座城堡继续屹立在河口，直到 1868 年才被天皇驻地称为“东都” 63 纯净地流入莱茵河，当然还包括摩泽尔河

这七个字母对应我们的四个字母，就是这样！ 9 Rattattattada：游戏迷们随口地将他们的第一人称射击和团队游戏称为这样！ 10 周六适用的是什么？就像在英国一样，以一换一！ 11 是如此大嗓门的麻雀，那些拥有强大嗓音的人在没有歌唱的情况下如此有意义地命名它们 12 在最具有希腊风格的字母表中交叉排列，在拓麻可子（Tamagot）之后才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经典游戏！？ 13 回顾起来，无论是否堵车，总是那些充满期待的旅程部分…… 14 石蝇在词典中是一个极具文化气息的玩意儿，一个困惑的青少年将其内化了！？ 15 那个几乎诱导北爱尔兰人洗澡的人，在最英国的岛屿上唤醒了最大的海洋渴望 17 欧洲运动如何在最微小的层面上被分解，完全随意地…… 18 太乐意在胡须上涂抹纯纯的蜂蜜，大概也是作为 Dietmar 也就是 Schenk-Freddy，这是《犯罪现场》的事实！ 21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谁知道有多白。

大吃一惊 22 从不希望作为女性图像学的美国创作者而被颂扬，更倾向于通过巨大的花朵来传达绘画感…… 28 像鸡尾酒一样稀释得太快，像玻璃杯一样敲响了（内部） 32 电阻恒定保持器作为更可靠的电流调节器——难道是英雄之举？！ 34 对脚尖声响背景的渴望脱口而出，曾在最细微处被捕捉到？！ 35 陶努斯山区的加油站？完全正确，简而言之！ 37 无论如何，无论独立于此的情况本该如何 38 一个只提到法拉盛草原公园，而另一个在卖弄聪明：大满贯——就是它们！（包含） 39 乔伊斯之选第一号，看谁愿意踏上这样一场爱尔兰式的迷宫奥德赛 46 对拉丁语使用者来说是唯一真理，尤其是对逻辑学家而言，是同义反复！（拉丁语） 47 曾经的市政工程，掌控着梅尔塞堡南部，而北部仍有 Buna-Schkopau 所在地 49

拍卖行动式的项目，内部情节由此结束……（内部） 54 关于“道”在世界上的作用，在中国的哲学中被视为根本 57 狮子会俱乐部越是 LCI，那么对于国际扶轮社（Rotary）的缩写就越是那样！ 60 在母亲被阉割的地方，木乃伊被最小化，处于最深情的唯一性之中……（内部） 关键点

上期答案 / 交叉字谜 1991

横向：2 所谓的 RAPP，形式为 Att-rapp-en 6 “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 9 3次拉丁语 VELUM 14 船 = SHIP 16 RAMME 18 EMOJI 20 丹尼尔·斯波里 (Daniel SPOERRI) 21 MARSILIO，字母易位 R-o-m-I-l-i-a-s 23 菲亚特 500 = CinqueCENTO 24 Sketch 写作 SKETSCH，在 A-sketsch-reibung 中 26 一个 / 缩写 AU 27 .HN，在 A-hn-en 中 28 全损 (TOTALSCHADEN) 31 BOE，La-boe 的结尾 33 2次 战栗 (ERSCHAUERN) 34 合作银行 (GENOSSENSCHAFTSBANK) 38 沃伦·比蒂 (Warren BEATTY) 39 英语 THEN 40 iOYE! = 听着！+ 热门歌曲 “OYE como va” 41 一匹嘶鸣的 (WIEHERNDES)，不像瓦尔泽笔下逃跑的马 44 le BAS Rhin 46 regie-rt 的开头：REGIE 49 不高贵的 (UNEDEL) 50 利物浦足球俱乐部 = “REDS”，Reds-eigen 的开头 51 体裁 (GENRES) 52 连祷文 (LITANEI) 53 在 Wac-holde-rweinseligkeit 中：HOLDE 少女 54 午睡 (SIESTA) 56 2次 英语 IDLE 57 “那么 怎么 (UND) ？” 58 从不 (NIE) 59 打喷嚏 (NIESEN) 纵向：1 惊天动地的 (HIMMELSCHREIEND) 3 在 ASPEN 4 PHON 5 2次 PIET 7 2次 期限 (FRISTEN) 8 FA = 税务局 9 被毁容的 (VERSCHANDELTE) 10 租赁车 (LEIH-AUTOS) 11 2次 UML.，在 Tra-uml-and 中 12 “Moi-n” + “c'est MOI” 13 AI 15 抗议 (PROTESTIEREN)，字母易位 T-i-e-r-e-P-r-o-s-t-e-n 17 泥泞的 (MATSCHEND) 19 “JOANNA” + “Gimme Hope JO'ANNA” 20 投机商 (SCHIEBER) / 帽子 22 羊 (SCHAF) 25 KARSTEN，字母易位 S-t-a-r-k-e-n 29 黛丝鸭 + “DESY” 30 震颤的 (ERBEBEND) 31 BOA，在 Tur-boa-bitur 中 32 东风 (OSTWIND) 35 “不是吧 (NE?!)” 36 针眼 = needle EYE + EYE = 眼睛 37 NESSIE，字母易位 S-e-i-n-e-s 42 罩子 (HUSSE) 43 以利亚 (ELIAS) 45 封爵 (ADELN) 47 埃贡·席勒 (EGON Schiele) 48 金钱 (GELD) 50 德语 / 英语 RAIN 53 .HU = 匈牙利 55 Sl，在 Si-estazeiten 中

瑞典谜题

最顶端< / td><>< / ><>王国公民< / ><>< / ><>歌手组合< / ><>< / ><>击剑距离< / ><>< / ><>塞萨利地区的希腊山脉< / ><>< / ><>胚胎< / ><>聪明< / ><>< / ><>裁剪工具< / ><>< / ><>国际飞镖联合会（缩写）< / ><>斯坦尼斯劳·莱姆的小说< / ><>< / ><>学术头衔（缩写）< / >< / tr><><>< / ><>< / > <>< / ><>< / ><>徒劳的冒险< / ><>< / >< / ><><>完全地，彻底地< / ><>< / ><>安慰地劝说< / ><>< / ><> 错误< / ><>< / ><>莱茵河源头地区< / ><>< / ><>香水瓶< / >< / ><><>英语告别语< / ><>< / ><>核糖核酸（英语缩写）< / ><>< / ><>已故德国海军少将 †< / ><>< / ><>法国前货币< / ><>< / ><>同志，伙伴< / ><>< / ><>铝的化学符号< / ><>< / >< / ><><>< / ><>< / ><>疣< / ><>< / ><>作品的主题< / ><>< / ><>谈资< / ><>< / ><>非洲圆形村落< / ><>< / >< / ><><>巴黎地铁（缩写）< / ><>< / ><>来自日本地区的牛肉< / ><>< / ><>优雅的女鞋< / ><>< / ><>恐惧< / ><>< / ><>墨西哥龙舌兰酒< / ><>< / >< / ><><>温水观赏鱼< / ><>< / ><>白色泡沫糕点< / ><>< / ><>小昆虫< / ><>< / ><>手机短信（缩写）< / ><>< / ><>造成痛苦< / ><>< / >< / ><><>< / ><>< / ><>亚洲鼻羚羊< / ><>< / ><>使某人眩晕< / ><>< / ><> 水下岩峰< / ><>< / ><>询问地点< / ><>< / >< / ><><>泰晤士河畔的大学城< / ><>带有沙嘴的海湾< / ><>< / ><>地壳下层区域< / ><>< / ><>由

感官< / td><>< / ><>< / ><>基本食品< / ><>< / ><>突出 / 显现< / ><>< / >< / tr><><>纹章学< / ><>< / ><> 流体单位< / ><>< / ><>源自海洋的< / ><>< / ><>加尔达湖的南风< / ><>< / ><>开关位置（英文）< / >< / ><><>信末问候语（缩写）< / ><>< / ><>月亮中的少女（埃达）< / ><>< / ><>外来词词根：再次< / ><>< / ><>上三叠统最新阶< / ><>< / ><>法语阳性冠词< / ><>< / ><>希腊语前缀：耳< / ><>< / >< / ><><>< / ><>< / ><>公平的，符合法律的< / ><>< / ><>危难中的呼救< / ><>< / >< / ><><>鸟舍< / ><>< / ><> < / ><>北极鸟类< / ><>< / ><>绳索原材料< / ><>< / ><>ST2635< / >< / table>

<><>14< / ><>8< / ><>21< / ><>< / ><>9A< / ><>1< / >< rowspan="2" colspan="12">数字填字游戏。相同的数字代表相同的字母。< / ><>2< / ><>9< / ><>13< / ><>22< / ><>18< / ><>< / >< / ><><>11< / ><>15< / ><>16< / ><>22< / ><>22P< / ><>16< / ><>9< / ><>6< / ><>< / ><>23< / ><>1< / ><>11< / >< / ><><>16< / ><>8< / ><>< / ><>22< / ><>1O< / ><>23< / ><>< / ><>6< / ><>< / ><>14< / ><>1< / ><>23< / ><>16< / ><>7< / ><>< / ><>22< / ><>< / ><>11< / ><>1< / ><>12< / ><>9< / ><>15< / ><>13< / ><>< / >< / ><><>11< / ><>10< / ><>21< / ><>< / ><>23L< / ><>< / ><>13< / ><>9< / ><>18< / ><>7< / ><>9< / ><>< / ><>13< / ><>< / ><>14< / ><>1< / ><>19< / ><>9< / ><>< / ><>8< / ><>12< / ><>17< / ><>< / >< / ><><>< / ><>8< / ><>< / ><>9< / ><>23L< / ><>11< / ><>9< / ><>15< / ><>< / ><>13< / ><>< / ><>18< / ><>8< / ><>12< / ><>2< / ><>11< / ><>8< / ><>15< / ><>13< / ><>< / ><>23< / ><>< / ><>13< / ><>< / >< / ><><>14< / ><>9< / ><>23< / ><>17< / ><>1O< / ><>< / ><>2< / ><>< / ><>22< / ><>7< / ><>11< / ><>8< / ><>< / ><>15< / ><>9< / ><>11< / ><>< / ><>9< / ><>< / ><>20< / ><>1< / ><>10< / ><>9< / ><>< / >< / ><><>4< / ><>20< / ><>< / ><>21< / ><>< / ><>14< / ><>7< / ><>13< / ><>8< / ><>23< / ><>9< / ><>12< / ><>11< / ><>< / ><>23< / ><>< / ><>9< / ><>2< / ><>8< / ><>14< / ><>< / ><>2< / ><>< / >< / ><><>3< / ><>< / ><>5< / ><>16< / ><>3< / ><>16< / ><>< / ><>22< / ><>23< / ><>7< / ><>< / ><>17< / ><>< / ><>17< / ><>9< / ><>13< / ><>7< / ><>11< / ><>< / ><>4< / ><>< / ><>9< / ><>15< / ><>< / >< / ><><>9< / ><>13< / ><>9< / ><>15< / ><>9< / ><>12< / ><>11< / ><>< / ><>21< / ><>< / ><>19< / ><>8< / ><>15< / ><>1< / ><>15< / ><>< / ><>17< / ><>< / ><>9< / ><>4< / ><>16< / ><>11< / ><>1< / ><>< / >< / ><><>18< / ><>9< / ><>23< / ><>6< / ><>< / ><>2< / ><>< / ><>21< / ><>16< / ><>11< / ><>1< / ><>14< / ><>< / ><>19< / ><>< / ><>6< / ><>9< / ><>23< / ><>9< / ><>17< / ><>16< / ><>12< / ><>< / >< / ><><>16< / ><>7< / ><>17< / ><>< / ><>5< / ><>16< / ><>14< / ><>7< / ><>15< / ><>< / ><>6< / ><>< / ><>17< / ><>1< / ><>2< / ><>8< / ><>< / ><>13< / ><>8< / ><>14< / ><>< / ><>13< / ><>16< / ><>< / >< / table>

1< / td><>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 / tr> <>< / ><>< / > <>< / ><>< / >< / tr>< / table>

交叉数独 (QUERDOKU)

与数独一样，数字 1 到 9 在每列和每行中只能出现一次。但这里没有 3x3 的方格，而是更小的分区，每个分区都给出了一个结果和一种运算方式。填入的数字必须通过相应的运算方式得出给定的结果。在同一个分区内，只要不在同一行或同一列，数字可以多次出现。

数独

每一列、每一行以及每一个 3x3 宫格必须填入数字 1 到 9。每个数字在每一列、每一行以及每个 3x3 宫格中只能出现一次。

1< / td><>3< / ><>4< / ><>9< / ><>< / >< / tr><><>2< / ><>< / ><>4< / ><>7< / ><>< / ><>5< / >< / ><><>< / ><>< / ><>6< / ><>< / ><>8< / ><>1< / ><>< / ><>4< / ><>< / >< / ><><>4< / ><>< / ><>9< / ><>< / ><>1< / ><>7< / ><>< / >< / ><><>3< / ><>< / ><>8< / ><>< / ><>2< / ><>< / ><>6< / >< / ><><>< / ><>8< / ><>9< / ><>< / ><>4< / ><>< / ><>3< / >< / ><><>< / ><>1< / ><>< / ><>3< / ><>2< / ><>< / ><>8< / ><>< / >< / ><><>9< / ><>< / ><>5< / ><>7< / ><>< / ><>1< / >< / ><><>< / ><>< / ><>5< / ><>9< / ><>6< / ><>7< / >< / table>

<><>< / ><>4< / ><>< / ><>8< / ><>< / ><>6< / ><>3<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2< / ><>9< / ><>1< / ><>7< / ><>< / >< / ><><>< / ><>3< / ><>< / ><>6< / ><>8< / ><>1< / ><>< / ><>9< / ><>7< / >< / ><><>< / ><>< / >< / ><><>2< / ><>9< / ><>< / ><>7< / ><>5< / ><>4< / ><>< / ><>1< / ><>< / >< / ><><>< / ><>2< / ><>8< / ><>5< / ><>9< / ><>< / ><>6< / ><>< / >< / ><><>< / ><>< / ><>6< / ><>< / >< / ><><>< / ><>< / ><>9< / ><>4< / ><>< / ><>8< / ><>< / ><>3< / ><>< / >< / table>

<><>22+< / ><>< / ><>16+< / ><>8+< / ><>6< / ><>120x< / ><>< / ><>3+< / >< / ><><>288x< / ><>< / ><>7< / ><>11+< / ><>< / ><>10+< / ><>< / >< / ><><>< / ><>< / ><>12+< / ><>8+< / ><>< / ><>5-< / ><>< / ><>11+< / >< / ><><>10+< / ><>2< / ><>< / ><>42x< / ><>< / ><>5+< / ><>< / >< / ><><>13+< / ><>< / ><>15+< / ><>< / ><>9:< / ><>7+< / ><>< / ><>15+< / >< / ><><>8+< / ><>< / ><>15+< / ><>6< / ><>< / >< / ><><>14+< / ><>< / ><>10+< / ><>< / ><>13+< / ><>< / ><>8+< / ><>27+< / ><>< / >< / ><><>3+< / ><>< / ><>17+< / ><>< / ><>7+< / ><>< / >< / ><><>18x< / ><>6< / ><>< / ><>9+< / ><>< / ><>0-< / ><>< / >< / table>

<><>< / ><>9< / ><>8< / ><>3< / ><>< / ><>1< / ><>< / >< / ><><>2< / ><>1< / ><>< / ><>5< / ><>< / >< / ><><>< / ><>< / ><>6< / ><>1< / ><>< / ><>3< / ><>9< / >< / ><><>3< / ><>< / ><>7< / ><>< / >< / ><><>5< / ><>7< / ><>< / ><>2< / ><>< / ><>3< / ><>< / ><>6< / ><>1< / >< / ><><>< / ><>< / ><>1< / ><>< / ><>2< / >< / ><><>9< / ><>3< / ><>< / ><>4< / ><>7< / ><>< / >< / ><><>< / ><>< / ><>1< / ><>< / ><>4< / ><>3< / >< / ><><>< / ><>4< / ><>< / ><>9< / ><>6< / ><>7< / ><>< / >< / table>

< / td><>< / ><>8< / ><>< / ><>4< / ><>< / >< / tr><><>5< / ><>< / ><>7< / ><>< / ><>3< / >< / ><><>< / ><>7< / ><>< / ><>3< / ><>< / ><>1< / ><>< / ><>6< / ><>< / >< / ><><>< / ><>< / ><>3< / ><>8< / ><>9< / ><>2< / ><>7< / ><>< / >< / ><><>< / ><>< / >< / ><><>< / ><>< / ><>6< / ><>5< / ><>3< / ><>4< / ><>9< / ><>< / >< / ><><>< / ><>2< / ><>< / ><>9< / ><>< / ><>6< / ><>< / ><>3< / ><>< / >< / ><><>3< / ><>< / ><>5< / ><>< / ><>7< / >< / ><><>< / ><>< / ><>5< / ><>< / ><>1< / ><>< / >< / table>

上期答案

<><>∅ W X → ≧ ∩ O ∩ + - × O< / >< / ><><># ∩ ∩ ∩ ∩ ∩ - H → S - O< / >< / ><><>S ∩ ∩ ∩ ∩ ∩ ∩ - ∩ ∩ ∩< / >< / ><><>- ∩ < N ∩ ∩ > - ∩ N - P< / >< / ><><>× ∩ ∩ > ∩ ∩ M - E → ∩ J - N< / >< / ><><>< E Z ∩ &; ∩ ∩ ∩ S - M ∩ ∩ - N< / >< / ><><>∅ ∩ ∩ ∩ ∩ ∩ ∩ ∩ ∩ ∩ ∩< / >< / ><><>J ∈ Z ∩ -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 / ><><>F - ∩ ∩ ∩ ∩ - Z - X - ∩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 ∩ ∩ ∩ ∩ ∩ ∩ ∩ ∩< / >< / ><><>R ∩ ∩ ∩ ∩ ∩ ∩ ∩ ∩ ∩< / >< / ><><>S E K ∩ ∩ ∩ ∩ ∩ ∩ ∩ ∩< / >< / ><><>S T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ble>

<><>N< / ><>3< / ><>■< / ><>S< / ><>O< / ><>3< / ><>N< / ><>1< / ><>■< / ><>d< / ><>■< / ><>L< / ><>O< / ><>7< / ><>3< / ><>C< / ><>N< / ><>A< / ><>7< / ><>■< / ><>1< / ><>G< / >< / ><><>3< / ><>D< / ><>N< / ><>M< / ><>■< / ><>8< / ><>■< / ><>H< / ><>O< / ><>8< / ><>■< / ><>A< / ><>W< / ><>L< / ><>3< / ><>■< / ><>1< / ><>■< / ><>U< / ><>7< / ><>G< / ><>I< / >< / ><><>■< / ><>O< / ><>■< / ><>1< / ><>■< / ><>N< / ><>3< / ><>H< / ><>C< / ><>1< / ><>■< / ><>3< / ><>1< / ><>X< / ><>■< / ><>N< / ><>3< / ><>1< / ><>A< / ><>d< / ><>■< / ><>1< / >< / ><><>1< / ><>■< / ><>R< / ><>3< / ><>D< / ><>1< / ><>■< / ><>U< / ><>S< / ><>■< / ><>K< / ><>■< / ><>N< / ><>3< / ><>O< / ><>Z< / ><>■< / ><>1< / ><>■< / ><>3< / ><>1< / ><>< / >< / ><><>3< / ><>S< / ><>3< / ><>O< / ><>7< / ><>8< / ><>3< / ><>■< / ><>S< / ><>■< / ><>S< / ><>A< / ><>X< / ><>3< / ><>1< / ><>K< / ><>■< / ><>1< / ><>7< / ><>A< / ><>D< / ><>< / >< / ><><>N< / ><>O< / ><>■< / ><>4< / ><>■< / ><>A< / ><>D< / ><>3< / ><>O< / ><>7< / ><>8< / ><>■< / ><>W< / ><>■< / ><>K< / ><>A< / ><>■< / ><>3< / ><>W< / ><>I< / ><>W< / ><>< / >< / ><><>K< / ><>■< / ><>H< / ><>■< / ><>L< / ><>S< / ><>3< / ><>I< / ><>8< / ><>■< / ><>8< / ><>■< / ><>d< / ><>I< / ><>A< / ><>■< / ><>I< / ><>N< / ><>I< / ><>W< / ><>■< / ><>d< / >< / ><><>■< / ><>W< / ><>A< / ><>S< / ><>A< / ><>■< / ><>A< / ><>X< / ><>A< / ><>D< / ><>■< / ><>3< / ><>K< / ><>U< / ><>D< / ><>■< / ><>W< / ><>■< / >

d< / td><>I< / ><>H< / >< / tr> <>X< / ><>A< / ><>■< / ><>8< / ><>■< / ><>3< / ><>M< / ><>A< / ><>N< / ><>3< / ><>S< / ><>O< / ><>K< / ><>■< / ><>Z< / ><>■< / ><>3< / ><>A< / ><>7< / ><>C< / ><>< / >< / ><><>A< / ><>1< / ><>■< / ><>7< / ><>A< / ><>d< / ><>< / ><> < / ><>< / ><>1< / ><>7< / ><>■< / ><>3< / ><>O< / ><>< / >< / ><><>S< / ><>S< / ><>A< / ><>■< / ><>K< / ><>O< / ><>< / ><> < / ><>< / ><>W< / ><>3< / ><>7< / ><>A< / ><>H< / ><>< / >< / table>

Bonsai

<><>8< / ><>3< / ><>2< / ><>7< / ><>4< / ><>5< / ><>9< / ><>6< / ><>1< / >< / ><><>2< / ><>5< / ><>7< / ><>8< / ><>6< / ><>1< / ><>4< / ><>3< / ><>9< / >< / ><><>4< / ><>7< / ><>9< / ><>5< / ><>8< / ><>6< / ><>3< / ><>1< / ><>2< / >< / ><><>3< / ><>4< / ><>8< / ><>6< / ><>7< / ><>2< / ><>1< / ><>9< / ><>5< / >< / ><><>1< / ><>6< / ><>5< / ><>2< / ><>9< / ><>8< / ><>7< / ><>4< / ><>3< / >< / ><><>6< / ><>8< / ><>1< / ><>9< / ><>5< / ><>3< / ><>2< / ><>7< / ><>4< / >< / ><><>9< / ><>2< / ><>4< / ><>3< / ><>1< / ><>7< / ><>6< / ><>5< / ><>8< / >< / ><><>5< / ><>1< / ><>6< / ><>4< / ><>3< / ><>9< / ><>8< / ><>2< / ><>7< / >< / ><><>7< / ><>9< / ><>3< / ><>1< / ><>2< / ><>4< / ><>5< / ><>8< / ><>6< / >< / table>

<><>4< / ><>2< / ><>3< / ><>9< / ><>5< / ><>1< / ><>8< / ><>6< / ><>7< / >< / ><><>8< / ><>1< / ><>7< / ><>2< / ><>4< / ><>6< / ><>5< / ><>3< / ><>9< / >< / ><><>5< / ><>9< / ><>6< / ><>3< / ><>7< / ><>8< / ><>1< / ><>4< / ><>2< / >< / ><><>3< / ><>6< / ><>9< / ><>5< / ><>1< / ><>2< / ><>4< / ><>7< / ><>8< / >< / ><><>2< / ><>4< / ><>1< / ><>8< / ><>3< / ><>7< / ><>9< / ><>5< / ><>6< / >< / ><><>7< / ><>8< / ><>5< / ><>6< / ><>9< / ><>4< / ><>3< / ><>2< / ><>1< / >< / ><><>9< / ><>7< / ><>2< / ><>4< / ><>8< / ><>5< / ><>6< / ><>1< / ><>3< / >< / ><><>6< / ><>3< / ><>4< / ><>1< / ><>2< / ><>9< / ><>7< / ><>8< / ><>5< / >< / ><><>1< / ><>5< / ><>8< / ><>7< / ><>6< / ><>3< / ><>2< / ><>9< / ><>4< / >< / table>

<>< colspan="10">Samurai< / >< / ><><>< / ><>3< / ><>2< / ><>9< / ><>6< / ><>8< / ><>4< / ><>1< / ><>5< / ><>7< / >< / ><><>< / ><>8< / ><>6< / ><>7< / ><>1< / ><>5< / ><>3< / ><>9< / ><>2< / ><>4< / >< / ><><>< / ><>5< / ><>4< / ><>1< / ><>2< / ><>9< / ><>7< / ><>3< / ><>8< / ><>6< / >< / ><><>< / ><>2< / ><>9< / ><>3< / ><>4< / ><>7< / ><>8< / ><>6< / ><>1< / ><>5< / >< / ><><>< / ><>7< / ><>1< / ><>8< / ><>3< / ><>6< / ><>5< / ><>4< / ><>9< / ><>2< / >< / ><><>< / ><>6< / ><>5< / ><>4< / ><>9< / ><>1< / ><>2< / ><>7< / ><>3< / ><>8< / >< / ><><>< / ><>9< / ><>3< / ><>5< / ><>8< / ><>4< / ><>6< / ><>2< / ><>7< / ><>1< / >< / ><><>< / ><>1< / ><>7< / ><>6< / ><>5< / ><>2< / ><>9< / ><>8< / ><>4< / ><>3< / >< / ><><>< / ><>4< / ><>8< / ><>2< / ><>7< / ><>3< / ><>1< / ><>5< / ><>6< / ><>9< / >< / table>

S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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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特攻队 (Kamik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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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比德曼 (Julia Biedermann)

1983年，她因在《我嫁给一个家庭》中饰演坦雅而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比德曼女士，在20世纪80年代，您曾是德国最著名的电视面孔之一。随后您移居美国，主要致力于抚养孩子。放下名声这件事对您来说有多难？

我一直很清楚，我想拥有孩子，并且不想把他们留在剧院的更衣室里。因此，这对我来说很容易。这只是人生一个新的阶段。

您四岁时就在《芝麻街》中出演了。在镜头前长大是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那就像是一种幼儿园的替代品。我很享受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直到我12岁在柏林自由人民剧院饰演海德薇一角时，事情才变得严肃起来。那时，当我朗诵独白时，剧院里的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为我而哭泣——我觉得这太迷人了。

是因为在剧院舞台上能立即感受到观众的反应吗？

比德曼1967年出生于柏林，四岁时便在《芝麻街》前面对镜头。她在ZDF电视台的剧集《我嫁给一个家庭》中饰演坦雅·格拉夫，与彼得·韦克和塞克拉·卡罗拉·维德（见封面）共同出演，从而迎来了事业的突破。随后，她在《比洛博根诊所》和《沃特湖畔的一座城堡》等剧集中饰演了许多角色。在爱尔兰和美国度过了几年的休息期后，她于2018年带着两个儿子回到柏林，重新开始从事演员和配音演员的工作。

是的，那是表演艺术的摇篮，这种直接性是任何屏幕都无法替代的。但另一方面，一场剧院演出最多只能触及1200人。而《我嫁给一个家庭》有2000万观众。不过，那也是三大电视台的黄金时代。

孩子们和父母们坐在电视机前，关注着坦雅及其重组家庭的冒险故事。

对于我的那一代人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家庭盛事。而且这种“重组家庭”的概念在当时非常新颖且现代。我将这部剧与我的成长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听到片头曲，我就会起鸡皮疙瘩。

您还与当年的“家庭成员”保持联系吗？ 我的两个电视上的兄弟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我们在配音工作中经常见面，相处得很愉快。尽管这个行业现在面临很大的威胁。

是因为人工智能（AI）。

是的。我们迫切需要一项保护个人声音的法律。例如在丹麦和墨西哥已经有了这样的法律，而德国则落后了。德国配音员协会现在发起了一项在线请愿，希望有很多人签署。我们必须真正小心，不能让局面失控。

2008年，您作为《丛林营地》的参赛者重返荧屏。大约在同一时间，您在《花花公子》上的性感写真集出版了。当时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为《花花公子》脱掉衣服是一件巨大的荣誉。这种事情一生只做一次，而且是一次天才般的体验。单单是我拥有三名服装助理这一点就足够了，尽管当时没什么衣服可穿。至于丛林，嗯，我只能说：我当时年轻，而且需要钱。

2018年离婚后，您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柏林。您是如何重新站稳脚跟的？

通过剧院。迪特·哈勒福登非常迷人，给了我一个来自新泽西州母亲的角色。那太棒了。而且我还有一些来自表演学校的好友，他们拉了我一把，这让我深受感动。如果您可以挑选，您希望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作为一名细心的《犯罪现场》观众，我注意到柏林的瓦什克先生现在独立办案了。如果在我的家乡接替哈夫胡奇女士的脚步，那将很美好。无论如何，我有时间。 ✝ 采访：克里斯蒂娜·泽尔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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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S-ODYSSEE Auf einem Kreuzfahrtschiff- Giganten durchs Mittelmeer

VERMÜLLTE INNENSTÄDTE

Wie Detektive die Schuldigen finden

DIE AfD-FALLE

Wie Panik die rechtsextreme Partei noch größer macht. Warum es einen selbstbewussten Umgang mit ihr brau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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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True-Crime-Magazin vom stern.

// Nr.68 Wahre Verbrechen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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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RACHE DES ZÜCHTERS Der Prinz war sein Freund. Nun will er ihn leiden sehen

SCHUTZLOS Wie häusliche Gewalt Frauen auf dem Land trifft

IN SEINEM BANN

Sie vertrauen dem Mann mit den Horoskopen. Doch ihre Sterne stehen schleu

Gregor Peter Schmitz, Chefredakteur

Liebe Leserin, lieber Leser,

die häufigste Charaktereigenschaft eines Chefredakteurs ist der Neid. Es vergeht kaum ein Tag, an dem ich nicht andere Publikationen durchflöhe, glühend vor Neid, weil ich diese oder jene Geschichte auch gern gebracht hätte. Zuletzt ertappte ich mich bei einem anderen Gefühl: dem Mitleid. Wirklich im Sinne von Mitleiden. Der „Spiegel“ wurde regelrecht verkloppt für seinen Titel, auf dem er den AfD-Spitzenkandidaten in Sachsen-Anhalt, Ulrich Siegmund, als „gefährlichsten Mann“ Deutschlands zeigte. Ich will mich gar nicht groß einschalten in die Debatte über das Cover und darüber, wem es wie nützt. Dass Herr Siegmund sehr gefährlich ist, seine Partei sowieso, mag ich aber auch nicht diskutieren. Menschen, die auf demokratischem Weg an die Macht kommen wollen, offenbar jedoch wenig Interesse zeigen, demokratische Spielregeln

Wir müssen die AfD immer wieder heraus- fordern – aber mit Zuversicht, nicht mit Angst!

einzuhalten, sind eine große Gefahr. Und eine besonders große Gefahr sind jene, die das mit einem Lächeln versuchen.

Mir ist es nicht egal, wenn ein Populist höhnisch Autogramme auf einem „Spiegel“-Titel gibt. Ich habe dort gearbeitet und halte das Magazin – selbst wenn es, wie wir auch, keineswegs perfekt arbeitet – für ein Geschenk. Deutschland ist

auch dank des „Spiegels“ eine freiere, eine offenere Gesellschaft. Ich habe allerdings auch mitgelitten, weil ich weiß, wie schwierig solche AfD-Titel sind. Wir haben Alice Weidel auf den Titel gehoben, als wir sie interviewt hatten. Obwohl wir wussten, dass man sie in einem Print-Interview nicht entzaubern kann, fanden wir doch, dass Ignorieren keine Strategie ist. Dafür setzte es massive Kritik, ja sogar Hass, von links wie von rechts. Wir haben Giorgia Meloni zur „gefährlichsten Frau Europas“ ausgerufen, nun müssen wir uns vorhalten lassen (auch in der Debatte um das „Spiegel“-Cover), wir hätten so was von übertrieben.

Dass Populisten unsere Kritik vor allem zur Mobilisierung ihrer Anhänger nutzen, habe ich begriffen. Ich finde dennoch, dass wir zeigen müssen, wie gefährlich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ist und wie wenig sie inhaltlich anzubieten hat. Zugleich ist es aus meiner Sicht wichtig, nicht in Panik zu verfallen und nicht das Geschäft derer, die Panik schüren, zu betreiben.

Meine Berliner Kollegen schreiben hierzu: „Der Sound der Katastrophe schadet dabei gleich in doppelter Hinsicht: Er demotiviert und lähmt schlimmstenfalls all jene, die willens, vielleicht sogar fähig wären,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zu beschützen (...). Angst macht die demokratischen Kräfte hilflos und klein. Keine Frage: Eine AfD-geführte Regierung ist eine beängstigende Vorstellung. Die Partei von Alice Weidel gefährdet alles, was dieses Land ausmacht. Toleranz und Vielfalt, rechtsstaatliche Prinzipien und den Schutz von Minderheiten, unsere Kultur der Verständigung und den Wohlstand. Die Partei lebt vom Ressentiment – und wird es darum nie aufgeben können. Das macht sie so gefährlich. Es ist wichtig, darauf immer wieder hinzuweisen. Aber wer den Untergang herbeiredet, bevor die AfD auch nur eine wirklich wichtige Wahl gewonnen hat, verleiht ihr eine Übermacht, die sie in den Augen frustrierter Bürger erst recht attraktiv erscheinen lässt. Es ist die Vorwegnahme der eigenen Niederlage.“

Soll das heißen, wir würden die AfD einfach machen lassen wollen, einer Koalition mit ihr das Wort reden? Keineswegs. Wir sollten sie stetig herausfordern, aber mit Zuversicht statt Angst. Das tun viele im Kleinen, Demokratieprojekte, auch Lokalzeitungen, die dafür mutiger sein müssen als wir überregionalen Medien. Die Grundlagen unser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die Freiheit und den Zusammenhalt, kann der Staat nicht garantieren, hat uns der Verfassungsrechtler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gelehrt, denn das würde ebendiese Freiheit hinterfragen. Diese Grundlagen müssen jeden Tag neu verhandelt, neu verteidigt werden. Das zu tun, ist für mich wehrhafte Demokratie, und das müssen wir leisten, über ein Titelblatt hinaus.

Herzlich Ihr

TITELGESCHICHTE

Die AfD-Falle

Warum Panik das falsche Rezept gegen die AfD ist 18 Ulrich Siegmund will in Sachsen-Anhalt mit der AfD in die Regierung. Über einen Mann im Rausch 24 Was die AfD plant – der Programmcheck 30

Die Bilder der Woche	8
Fragen und Antworten	14

POLITIK/WIRTSCHAFT

Kolumne Nico Fried über das oft kurze Leben des neuen Teamgeists nach Klausurtagungen 16

Italo-Bahn

Pünktlich, stabiles WLAN und guter Kaffee: All das könnte es bald auch auf deutschen Schienen geben 54

„Wir sind sehr alarmiert“

Bei VW droht ein heißer Herbst. Gewerkschafter Thorsten Gröger kämpft um die Arbeitsplätze 58

AUSLAND

Im Namen des Vaters

In Texas' Schulen herrscht künftig Bibelpflicht. Um Gott geht es dabei nur bedingt, vielmehr um die Deutungshoheit über das Wesen Amerikas 74

GESELLSCHAFT

Kolumne Jagoda Marinić: Die Untergeher

72

Drecksbande

Immer mehr Städte ächzen unter der Vermüllung ihrer Straßen. Sabrina Brand jagt die Verursacher

Ferien im Klassenzimmer

Im Kurpfalz-Internat pauken Kinderim Urlaub, für einen stolzen Preis.Aber genießen sie ihr Privileg auch?

80

Bitte rechts freundlich AfD-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will Sachsen-Anhalt regieren – und die Partei sympathisch wirken lassen Seite 24

Sauber ermittelt Immer mehr Städte schlagen Alarm, weil Unrat einfach abgeladen wird. Sabrina Brand jagt die Müllsünder Seite 48

Felicità auf Schienen Pünktlich, guter Service: Ab 2028 sollen Italo-Züge auch in Deutschland fahren Seite 54

Nach der Abnehmspritze soll nun die Pille schlanker machen.

Kleine Mahlzeit

Da kiekste, wa? Ob vor der Currywurstbude oder am See – in Berlin knallt der Sommer einfach anders. Eine Fotostrecke spürt seiner Magie nach Seite 60

WISSEN/GESUNDHEIT

Die Diagnose

Eine junge Frau leidet an Gelenk- und Schlafproblemen. Am Ende helfen ihr Kapseln und ein Gel

DOSSIER

✗ Die Abnehmpille kommt

Die neuen Medikamente gegen massives Übergewicht gelten als Durchbruch in der Medizin. Doch leistet die Tablette, was die Spritze kann?

KULTUR

Ingo Schulze

Der Schriftsteller über falsch verstandene Ostalgie und welche Erinnerungen an die DDR im Kampf gegen rechts helfen können

REISE

Im Meerchenland

Können Sie sich eine Familienkreuzfahrt vorstellen mit Tausenden Passagieren? In einem Vergnügungspark auf See? Unser Autor hat es ausprobiert

„Ein Koch ist eigentlich immer dabei“

Izabella Dolgos plant Reisen für Superreiche. Welchen Luxus leisten sie sich?

92

FOTOGRAFIE

Sommer in Berlin

In den warmen Sommermonaten erwacht in der Hauptstadt wieder die Anarchie

60

JOURNAL

Film Sie sei keine politische Kämpferin, sagt Schauspielerin Julia Jentsch. Ihre Rollenauswahl lässt anderes vermuten 94

Buch Was verraten die Dinge, die wir nicht weg-werfen, über uns? Autorin Ilona Hartmann glaubt: mehr als uns lieb ist 98

Genuss Alle Farben: Tarte Tatin mit Tomaten

100

Was macht eigentlich?

Julia Biedermann, bekannt aus„Ich heirate eine Familie“

106

Rubriken Echo (S. 6); Impressum (S. 101);

Ein Quantum Trost (S. 102); Kreuzweise, Rätsel (S. 103)

Auf dem Titel angekündigte Themen sind mit einem ✕ gekennzei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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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n stern gelesen: ein journalistisches Füllhorn voller schwergewichtigster Themen. Ich bin geflasht.
Peter Hülcker, Norderste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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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briefe zu kürzen und auch digital zu veröffentlichen. Bitte geben Sie Namen, Wohnort und für Rückfragen nach Möglichkeit eine Telefonnummer an.

stern Nr. 34/2026, „In Putins Visier“, Titelgeschichte über den russischen Einsatz von Agenten in Deutschland Welt am Abgrund

Putin und Trump führen die Welt in den Abgrund. Jeder auf seine Weise. Der eine hinterfotzig und geplant, der andere trampelig und impulsiv. Über Putins Methoden steht alles im Artikel. Bleibt zu ergänzen, dass er die Flüchtlingskrise befeuert und die Rechten in Europa mit Geld und verdeckter Propaganda groß gemacht hat. Deswegen hat die AfD ihn ja auch so lieb. Cornelius Klee, Elz

stern Nr. 34/2026, „Und nun das Wetter“, Analyse des Hitzesommers 2026 Wasserhahn abdrehen

Der Zusammenhang von $CO_{2}$ und Klima ist offensichtlich. Wenn trotzdem Menschen diese Zusammenhänge nicht verstehen, liegt es eher daran, dass sie sie nicht verstehen wollen. Die Auswirkungen des Klimawandels sehen wir momentan dramatisch vor uns. Selbstverständlich müssen wir daran arbeiten, uns an steigende Temperaturen anzupassen. Nur hilft das nichts, wenn die Ursache, unser $CO_{2}$ -Ausstoß, nicht beseitigt wird. Wenn die Badewanne überläuft, muss man natürlich aufwischen. Zuerst sollte man aber den Wasserhahn abdrehen. Dietmar Adomeit, Bad Lippspringe

Vom „Wetter“ reden

Der Gipfel ist, dass Bundeskanzler und Verkehrsminister sich darauf beschränk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wieder vom „Wetter“ zu reden – willkommen zurück in den 80er-Jahren. Christof Beck, Niedereschach

stern Nr. 34/2026, „Ich sehe in vielen Bereichen keinen Unterschied zur NSDAP“, Interview mit Charlotte Knobloch, der ehemaligen Präsidentin des Zentralrats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Rattenfänger

Charlotte Knobloch hat vollkommen recht. Erschreckend, wie viele Menschen heute wieder auf die Rattenfänger reinfallen. Frank Isler, via Facebook

Unselige Allianz

Frau Knobloch sagt: „Man beschimpft Israel, meint aber die Juden.“ Ich beschimpfe Israel wegen seiner unseligen Allianz mit Trump, die zu Tausenden Toten und Flüchtenden geführt hat, derentwegen die Straße von Hormus gesperrt wurde und deren Folgen weltweit jeder Einzelne spürt. Netanjahu könnte auch Buddhist, Hindu oder Moslem sein, ich fände sein Handeln ebenso verwerflich. Karin Ruppenthal, Damp

stern Nr. 34/2026, „Kathi ist jetzt woanders. Johanna will sie nie vergessen“, Reportage über den assistierten Suizid einer jungen ME/CFS-Kranken

Keinen anderen Ausweg

Ich habe neun Suizide in meinem Umfeld erlebt. Alle neun Menschen starben auf harte und oftmals einsame Weise. Einige von ihnen wollten – wie Kathi in diesem Artikel – eigentlich weiterleben, doch sie sahen für sich keinen anderen Ausweg mehr. Meine Erfahrungen haben mir gezeigt, wie vielschichtig Verzweiflung und ein möglicher Sterbewunsch sein können – und dass nicht jeder ausspricht, was in ihm vorgeht. Suzanne Forsström, Berlin

In Tränen

Vor bald zehn Jahren starb mein Sohn an einer Krebserkrankung, er wurde nur 24 Jahre alt. Er brüllte kurz vor seinem letzten Atemzug auch: „Fuck.“ Seitdem bewegt mich jeder Tod eines jungen Menschen noch mehr. Nach dem Lesen des Artikels bin ich in Tränen ausgebrochen und habe Rotz und Wasser geheult. Ralph Bercher, Bergisch Gladbach

stern Nr. 34/2026, „Deutsche Baywatch“, Fotoreportage über die Rettungsschwimmer von der DLRG

Helden gewürdigt

Endlich schreiben Sie einmal über Helden, die es verdient haben, benannt und für ihren Einsatz gewürdigt zu werden. Für mich wäre es interessant, wenn mehr Bürger, Selbsthilfegruppen, Vereine und so weiter in den Medien zu Wort kämen. Josef Breit, Regensburg

stern Nr. 34/2026, „Zensur funktioniert durch Belohnung“, Interview mit dem Künstler Ai Weiwei über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Nicht viel Verständnis Ich schätze Ai Weiwei als Künstler und auch für seine Opposition in China. Von deutscher Politik scheint er leider nicht ganz so viel zu verstehen. Schade. Elvira Hanemann, via Instagram

Diskussionskultur

Die AfD ist eine echte Gefahr und gehört verboten, schon aufgrund einiger Punkte ihres Parteiprogramms, aber unrecht hat er nicht. Wir haben Diskussionskultur und Stresstoleranz verloren. Wir schotten uns ab, statt eine unbequeme Meinung zu hören und zu überlegen, ob da etwas dran ist. Dorit Köhler, via Instagram

Bereit, sich zu wehren

Auch ein Künstler von Weltruf hat nicht automatisch recht. Um die Errungenschaften, die er benennt, auch weiterhin zu haben, muss man bereit sein, sich zu wehren. Michael-Maria Schultze, via Instagram

WENIGER REIBUNG macht sich bei jedem Zug bemerkbar — für ein besonders angenehmes Rasurgefühl

Rasur neu gedacht

Gründlich oder sanft? Über Jahrzehnte schien beides kaum miteinander vereinbar. Braun NEVO stellt genau diesen Gegensatz infrage – und eröffnet eine neue Ära der Rasur.

WIE VIELE KOMPROMISSE stecken eigentlich in unseren täglichen Routinen? Meist bemerken wir sie erst, wenn sie plötzlich verschwinden. Die Rasur ist dafür ein gutes Beispiel. Wer besonderen Wert auf Gründlichkeit legt, kennt oft auch gereizte oder irritierte Haut. Wer hingegen möglichst sanft rasieren möchte, muss weniger glatte Haut in Kauf nehmen. Ein Zielkonflikt, mit dem sich viele Männer längst arrangiert haben. Aber muss das sein? Genau hier setzt Braun NEVO an. Statt eine bestehende Rasierer-Generation weiterzuentwickeln, wurde der Rasierer vollständig neu gedacht. Das Ziel: eine Rasur ohne Kompromisse – perfekt gründlich, perfekt sanft. Entwickelt und gefertigt in Deutschland, vereint NEVO mehr als 100 Jahre Ingenieurskunst mit dem, was Verbraucher heute erwarten: ein überzeugendes Ergebnis und ein angenehmes Hautgefühl. Entscheidend ist nicht die Technologie selbst, sondern das, was sie im Alltag verändert. Die weltweit erste AeroTouch™ Technologie reduziert die Reibung zwischen Rasierer und Haut. Gemeinsam mit 250 diamantscharfen Klingen entsteht so eine Rasur, die selbst dichten Bart präzise erfasst und zugleich besonders sanft über die Haut gleitet. Ein smarter Prozessor passt die Leistung automatisch an Bartdichte und Gesichtskonturen an – unauffällig im Hintergrund, aber genau dort, wo es darauf ankommt. Diesen Anspruch spiegelt auch das Design wider. Als bislang einziger Elektrorasierer mit einem Gehäuse aus einem einzigen Stück hochwertigen Edelstahls verbindet NEVO zeitloses Design mit hoher Langlebigkeit und intuitiver Handhabung. Seine Form erhält das Gehäuse durch ein Verfahren unter hohem Wasserdruck, inspiriert durch die Automobilindustrie – entwickelt und gefertigt in Deutschland. Ein smartes Display und das 7-in-1-Pflegesystem ergänzen das Konzept mit Funktionen, die den Alltag erleichtern – von hilfreichen Echtzeitinformationen bis zur automatischen Reinigung, Pflege, Trocknung und Ladung. So bleibt die Leistung langfristig erhalten – für eine Rasur ohne Kompromisse.

Eine gute Rasur zeigt sich nicht nur im Ergebnis, sondern im Hautgefühl. Genau hier macht NEVO den Unterschied.

Marcus Michalczyk, Barber-Experte bei Bra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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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MART DISPLAY liefert hilfreiches Echtzeit-Feedback und unterstützt eine intuitive Anwendung

DAS 7-IN-1-PFLEGESYSTEM reinigt, pflegt, trocknet und lädt den Rasierer automatisch

Mehr über Braun NEVO unter: braun.de

DIE BILDER DER WOCHE

GAZA

Falscher Friede

Es ist ruhiger geworden um Gaza seit der Waffenruhe. Für uns in Europa mag das stimmen, in Gaza würde diesen Satz kein Palästinenser unterschreiben. Wie hier in Az-Zawayda im Süden des Küstenstreifens treffen weiterhin täglich Raketen und Bomben der israelischen Armee (IDF) die Bevölkerung. Bei dem Angriff am Sonntag starben nach Angaben lokaler Behörden zwei Menschen, darunter ein Kind. Israels Verteidigungsminister Katz drohte der Hamas mit verstärkten Angriffen, nachdem im Grenzgebiet ähnliche Drachen und Ballons gefunden wurden, die die Terrororganisation in der Vergangenheit mit Sprengsätzen bestückt hatte.

FOTO: ALI JADALLAH/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KENIA

Blickfang

Augen zu und durch! Vollkommenheit erlangt dieses Make-up am helllichten Tag wohl nur für Sekundenbruchteile – wenn man blinzelt. Eine Aufnahme aus Nairobi, entstanden während der siebten Auflage des Otamatsuri-Festivals. Bei diesem Treffen von Anime- und Mangafans aus aller Welt wetteiferten Cosplayer um die besten Looks. Die Teilnehmerin hier verkörpert den Dämon „Kokushibo“ aus der japanischen Manga- und Animereihe „Demon Slayer“. Cosplay – das Spiel in und mit Kostümen – hat Millionen von Anhängern. Allein mit Kleidung und Zubehör wurden zuletzt weltweit fast vier Milliarden US-Dollar umgesetzt.

CHINA

Quantensprung

Kein Computerspiel, sondern echt: In Peking demonstriert ein Unternehmen im Rahmen der „World Robot Conference“, wie geschmeidig sich humanoide Maschinen inzwischen bewegen können. Der an Mixed Martial Arts angelehnte Kampf stellt höchste Anforderungen an Hard- und Software. Die mithilfe künstlicher Intelligenz entwickelten Roboter besitzen so etwas wie einen menschlichen Gleichgewichts- sinn und reagieren blitzschnell auf äußere Impulse. Dass der gesprungene Kick hier den Gegner verfehlt, ist zweitrangig. Die Szene führt den Stand einer Technik vor, die sich auch außerhalb des Rings nutzen lässt.

Im Februar als Verteidigungsminister der Ukraine in Brüssel, nun könnte Mychajlo Fedorow den Präsidenten herausfordern

Kann dieser Mann Selenskyj gefährlich werden?

Als Wolodymyr Selenskyj 2019 in den Präsidentenpalast einzog, stand Mychajlo Fedorow an seiner Seite. Bis Anfang des Jahres trieb der heute 35-Jährige die Digitalisierung des Landes voran, er gilt als Galionsfigur der jüngeren, urbanen Ukrainer. Im Januar ernannte Selenskyj ihn zum Verteidigungsminister. Neu im Amt konnte Fedorow einen wichtigen Durchbruch erzielen: Er bat Elon Musk, die von der russischen Armee genutzten Starlink-Terminals abzuschalten – mit Erfolg. Für das erste Halbjahr brachte das den Ukrainern große Vorteile in ihrem Verteidigungskampf.

Fedorow erarbeitete eine grundlegende Armee-reform, was jedoch zu einem Konflikt mit Armeechef Oleksandr Syrskij führte. Am Ende feuerte Selenskyj beide, aber die Entlassung von Fedorow führte zu Protesten Tausender junger Ukrainer in mehreren ukrainischen Städten. Fedorow wandte sich in einer Videobotschaft an die Ukrainer, diagnostizierte der Regierungsführung des Landes eine „systemische Krise“ und forderte Wahlen.

Sie wollen mehr wissen? Schreiben Sie eine E-Mail an fragen@stern.de

Der ukrainische Politologe Wolodymyr Fesenko bewertet seinen Auftritt als „Bewerbung für die Rolle des Oppositionsführers“. Fedorow präsentiere sich nicht so sehr als Gegner des Präsidenten, sondern als „Gegner des gesamten Systems Selenskyj“.

Rein rechtlich gesehen sind Wahlen während des Kriegs nicht erlaubt; die letzten fanden 2019 statt. Allerdings weisen Experten immer wieder darauf hin, dass es möglich wäre, die Gesetze zu ändern.

Fedorow selbst hat keine Pläne für eine Präsidentschaftskandidatur bekannt gegeben. Aktuellen Umfragen zufolge hätte er jedoch durchaus Chancen: Nach Selenskyj und dem ehemaligen Armeechef Walerij Saluschnyj landet er knapp auf dem dritten Platz. Aber könnte es wirklich zu Wahlen mitten im Krieg kommen? Umfragen zufolge fordert das auch sieben Jahre nach den letzten Wahlen nur eine Minderheit der Ukrainer. Selenskyj kommentierte die Forderungen so: „Wahlen zum heutigen Tag wären ein Tsunami, der die Ukraine spalten würde.“

Moritz Gathmann, Auslandsressort

UMFRAGE DER WOCHE Sollte die Bundesregierung mehr Druck auf Israel ausüben?

MUSKELAUFBAU

Sind pflanzliche Proteine wirklich schlechter als tierische?

Für Bodybuilder und Spitzen-Athleten gehört der Proteinshake schon lange zur Trainingsroutine. Denn Proteine, auch Eiweiße genannt, bestehen aus Aminosäuren, die unseren Muskelaufbau unterstützen. Da unser Körper nicht alle dieser Aminosäuren selbstständig herstellen kann, müssen wir einige von ihnen mit der Nahrung aufnehmen. Auch für durchschnittlich ambitionierte Sportler kann es deshalb sinnvoll sein, viele Proteine zu essen. Wer mindestens fünf Stunden in der Woche Sport treibt, profitiert von etwa 1,2 bis zwei Gramm Eiweiß pro Kilogramm Körpergewicht.

Besonders proteinreich sind tierische Produkte wie Fleisch und Fisch, Eier, Hartkäse und Quark. Auch Proteinshakes bestehen meistens aus Molke, einem Milchprodukt. Das bedeutet jedoch nicht, dass Veganer grundsätzlich im Protein-

Defizit leben müssen und weniger Muskeln aufbauen. Pflanzliche Proteine wie zum Beispiel Soja, Bohnen, Linsen, Hirse und Kichererbsen können den Kraftaufbau unterstützen. Allerdings gibt es zwei Einschränkungen. Erstens enthalten pflanzliche Proteinquellen oft unzureichende Mengen einzelner Aminosäuren. Bei einer veganen Ernährung ist es deshalb sinnvoll, verschiedene Pflanzengruppen miteinander zu kombinieren, um den Bedarf abzudecken. Reis mit Bohnen oder Kichererbsen mit Hirse ergänzen sich zum Beispiel. Zweitens beinhalten tierische Produkte im Vergleich meist höhere Mengen an Leucin, einer Aminosäure, die für den Muskelaufbau besonders wichtig ist. Veganer können das entweder mit größeren Portionen ausgleichen oder auf die leucinreichen Soja- und Erbsenproteine setzen.

Anna Lindemann, Gesundheitsredakteurin

REFERENDUM Wird Island Mitglied der EU?

Sollte die EU auf 28 Mitgliedsstaaten anwachsen, könnte der Hauptgrund dafür nicht in Brüssel liegen, sondern in Washington. Das kleine Island mag nur wenig mehr

Inselstaat mit großer Bedeutung

Staatsbürger zählen als die Stadt Bochum Einwohner. Trotzdem ist die kleine Vulkaninsel im Nordmeer zum Rest Europas bisher immer auf Abstand geblieben. 2013 suspendierte die isländische Regierung Beitrittsverhandlungen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Entscheidend damals: Viele Isländer fürchteten, eine EU-Mitgliedschaft könnte ihre Hoheitsrechte beim Fischfang in eigenen Gewässern gefährden.

Heute sind die Sorgen größer, sogar in Island. Die Arktis ist zur geopolitischen Konkurrenz-Zone der Großmächte geworde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hat das benachbarte Grönland mehrfach mit Annexion bedroht, verwechselt die beiden arktischen Inseln aber gern mal miteinander. Sein Botschafter in Reykjavik schlug sogar vor, Island könne 52. US-Bundesstaat werden. Zum Scherz, wie

er beteuerte. Die Isländer fanden's nicht lustig. Zumal Island zwar Nato-Mitglied ist, aber keine eigene Armee hat.

Und so stimmen die Isländer dieses Wochenende erneut über die Frage ab, ob EU-Beitrittsverhandlungen aufgenommen werden sollen. Umfragen zufolge haben die Befürworter knapp die Nase vorn. Auch in Brüssel weht ein neuer Wind. Für die EU wäre ein Beitritt Islands heute ein Coup. Sie bekäme damit eine strategische Präsenz im hohen Norden. Dafür könnte Brüssel sogar willens sein, Island bei den Fischerei-Quoten entgegenzukommen.

Steffen Gassel, stern-Autor

„Ja“, sagten von den Anhängern der

Die israelische Regierung steht seit Längerem wegen ihrer Politik gegenüber den Palästinensern im Gazastreifen und im Westjordanland international in der Kritik. Die rassistischen Äußerungen des Sicherheitsministers Itamar Ben-Gvir werden scharf kritisiert. Er hatte zu gezielten Tötungen von Palästinensern aufgerufen. 58 Prozent der Deutschen sind der Ansicht, dass die Bundesregierung mehr Druck auf die Regierung von Benjamin Netanjahu ausüben sollte als bisher, um diese zu einer Änderung ihrer Politik zu bewegen. 33 Prozent – mehrheitlich Sympathisanten der AfD – sind der Meinung, dass sie das nicht tun sollte. Von den Anhängern von CDU/CSU und SPD halten je 67 Prozent mehr Druck für angebracht. Unter denen, die es mit den Grünen halten, fordern drei Viertel eine schärfere Gangart gegenüber Israel.

FRIED

„Das Kabinett nach dem Sommer: In einer Klausur wollte man den Teamgeist stärken. Aber Vorsicht: Nach dem Aufbruch ist oft das Ende schon nah.“

Nina Warken dürfte auf der Klausurtagung der Regierung in Neuhardenberg eine gefragte Gesprächspartnerin gewesen sein. Erstens ist sie jetzt Kanzleramtsministerin, also in einer Vermittlerposition zwischen den Ressorts. Zweitens hatte Warken zwei Tage lang Friedrich Merz in dessen Urlaubsdomizil am Tegernsee besucht, zum Planen und zum Grillen. Erzähl mal, Frau Kollegin, wie ist es denn da so?

Die neue „Chefin BK“ wusste nun möglicherweise zu berichten, dass das Ferienhaus des Kanzlers nicht besonders groß ist, was zumindest andere Gäste schon überrascht hat. Und sie kann Auskunft geben, ob der Kanzler mit Kohle, Gas oder Strom seine Würstchen bräunt. Merz gilt als begeisterter Griller. Als ihm noch vor seiner Kanzlerschaft mal in einer Videoschalte der CDU-Führung langweilig war, erwarb er nebenbei im Internet einen Grill, ein amerikanisches Großgerät, oder in seinen überlieferten Worten: „So ein Johnny!“

Frau Warken hat also etwas zu erzählen. Das ist gut so, denn Klausurtagungen

Nico Fried freut sich, von Ihnen zu hören. Schicken Sie ihm eine E-Mail an nico.fried@stern.de

dienen neben der Arbeit dem besseren Kennenlernen, das man heute Socialising nennt. Mehr persönliche Nähe und überraschende Einsichten in gemeinsame Leidenschaften stärken das Miteinander, manchmal auch ein ähnlicher Weingeschmack, was zu früheren schwarz-roten Zeiten ein verbindendes Element gewesen sein soll. Auch wenn die Klausurtagung bei Redaktionsschluss noch vor dem Merz-Kabinett lag, ist die Voraussage ungefährlich, dass sie mittlerweile mit Bekundungen von Zusammenhalt, Vertrauen und Entschlossenheit zu Ende gegangen ist.

Aber was ist das wert?

Historisch gesehen steht manche Klausurtagung nicht für einen neuen Aufbruch, sondern für ein letztes Aufbäumen. Im Juli 2004 zum Beispiel beschrieb sich Kanzler Gerhard Schröder trotz schlechter Umfragewerte als „weit davon entfernt zu resignieren“; sein grüner Vizekanzler Joschka Fischer lobte den Teamgeist der Regierung. Zehn Monate später ächzte dieser Teamgeist nur noch durchs Regierungsviertel. Es kam zu vorgezogenen Neuwahlen. Und schon im Januar 2006 lobte nach einer Klausurtagung in Schloss Genshagen eine neue Kanzlerin das schwarz-rote „Vertrauensklima“, was dasselbe ist wie Teamgeist, nur auf Angela-Merkel-Deutsch.

In Meseberg schwärmte 2009 der neue Außenminister Guido Westerwelle von Koalitionspartnern, „die auch wirklich miteinander regieren wollen“. Merkel sagte, die Klausur habe dazu gedient, „ein gemeinsames Verständnis für die Tragweite der Aufgabenstellung“ zu bekommen. Beide Aussagen darf man eingedenk der darauffolgenden schwarz-gelben Jahre als krasse Fehleinschätzungen archivieren.

Unvergessen auch 2023, die letzte Klausurtagung der Ampel-Koalition, deren Regieren immer mehr von Streit, Vorwürfen und Schuldzuweisungen begleitet war. Zur Erklärung fand FDP-Chef Christian Lindner damals in Meseberg Worte, die geblieben sind: „Wir sind eine Regierung, wo gehämmert, geschraubt wird. Das führt zu Geräuschen, wie Sie schon festgestellt haben. Aber es kommt eben auch was raus.“ Raus war am Ende nur Lindner selbst, auch weil die Koalition insgesamt dem Wunsch von Kanzler Olaf Scholz nicht nachkam, den Geräuschpegel mit einem Schalldämpfer zu mindern.

Wenn der Teamgeist auch diesmal erlahmen sollte, kann Friedrich Merz sein Kabinett immerhin noch zu einer Grillrunde zu sich einladen. Johnny, übernehmen S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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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GESCHICHTE

KEINE PANIK!

Die demokratische Mitte macht sich zu klein aus Angst vor einer AfD-Regierung – und lässt die Rechtspopulisten größer wirken, als sie sind. In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Partei braucht es jetzt Souveränität.

Hinter dem blauen Vorhang: Parteitag der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in Essen, 2024

Ein „gäriger Haufen“ sei die AfD, befand ihr Ehrenvorsitzender Alexander Gauland (rechts im linken Bild); Abstimmung beim Parteitag in Erfurt im Juli 2026

Wann immer dieser Tage über die AfD gesprochen wird, scheint die politische Mitte von einer Untergangslust erfasst. Vom Ende der Demokratie ist die Rede, sollte die AfD in Magdeburg triumphie-

ren, vom Kollaps des Rechtsstaats. Sicherheitspolitiker fürchten, Sachsen-Anhalt könne zur Zweigstelle des Kremls werden. Der „Spiegel“ erklärt Ulrich Siegmund, den 35-jährigen Spitzenkandidaten der Partei, zum „gefährlichsten Mann Deutschlands“. Wo die extreme Rechte auftaucht, kennt die Debatte nur eine Richtung: abwärts. Längst rutschen wir nicht mehr Richtung Abgrund, wir stürzen in die politische Apokalypse.

Der Sound der Katastrophe schadet dabei gleich in doppelter Hinsicht: Er demotiviert und lähmt schlimmstenfalls all jene, die willens, vielleicht sogar fähig wären,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zu beschützen – den Abgeordneten ebenso wie die Lehrerin, die Finanzbeamtin ebenso wie den Jugendtrainer. Und die Panik der anderen versetzt die AfD und ihre wutgerüsteten Wähler noch dazu in einen Rausch der Eigenmächtigkeit, als wäre wie in einer selbsterfüllenden Prophezeiung allein die Chance auf einen Wahlsieg schon die Garantie für den Abriss des althergebrachten politischen Systems.

Wie die Schweißperlen der Mitte die AfD in Feierlaune versetzen, lässt sich bei Siegmunds Wahlkampfauftritten beobachten. Fans reichen ihm das „Spiegel“-Cover zum Signieren, Anhänger johlen, wenn die neuesten Nazi-Vorwürfe zitiert werden. Angst macht die demokratischen Kräfte hilflos und klein. Sie erledigt das Geschäft der Populisten.

Keine Frage: Eine AfD-geführte Regierung ist eine beängstigende Vorstellung. Die Partei von Alice Weidel gefährdet alles, was dieses Land ausmacht. Toleranz und Vielfalt, rechtsstaatliche Prinzipien und den Schutz von Minderheiten, unsere Kultur der Verständigung und den Wohlstand. Die Partei lebt vom Ressentiment – und wird es darum nie aufgeben können. Das macht sie so gefährlich. Es ist wichtig, darauf immer wieder hinzuweisen.

Aber wer den Untergang herbeiredet, bevor die AfD auch nur eine wirklich wichtige Wahl gewonnen hat, verleiht ihr eine Übermacht, die sie in den Augen frustrierter Bürger erst recht attraktiv erscheinen lässt. Es ist die Vorwegnahme der eigenen Niederlage.

Kann es nicht sein, dass dieses Land stabiler ist, als wir denken? Dass die Institutionen weniger brüchig sind, als wir fürchten? Dass, um das Undenkbare einmal auszusprechen, diese Demokratie eine AfD-Regierung sogar aushalten würde?

Panik ersetzt keine Analyse. Die AfD ist nicht allmächtig und sie ist nicht unschlagbar. Die Partei ist durchsetzt von Rechtsextremisten, in ihrem Umfeld treiben Schläger ihr Unwesen. Sie ist eine populistische, teils verfassungsfeindliche Organisation. Aber sie besitzt kein konsistentes Programm, hat weit und breit kein kompetentes Personal, das sich in Ministerien einsetzen ließe. Sie selbst weiß um dieses Defizit: Seit Monaten versucht die AfD in einer Schwarz-Rot-Gold-Akademie linientreue Parteifreunde zu potenziellen Regierungsmitarbeitern auszubilden.

In der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k, auch in der Außen- und Verteidigungspolitik ist die Partei tief gespalten. Zum Euro, zur Bundeswehr oder der Nato hat die AfD nicht eine, sondern diverse, sich diametral widersprechende Haltungen. Während sich die Partei in ihrem Grundsatzprogramm klar für die Wiedereinführung der Wehrpflicht ausspricht, macht ihr Vorsitzender Tino Chrupalla Wahlkampf mit der gegenteiligen Aussage: „Meine Kinder kriegt ihr nicht.“ Während die Partei einerseits einen libertären Minimalstaat mit 25-Prozent-Flattax fordert, verspricht sie andererseits ein Rentenniveau von 70 Prozent.

In der AfD toben Machtkämpfe wie zu ihrer wildesten Frühphase. Besonders brutal geht es in Nordrhein-Westfalen zu, wo der jüngste Landesparteitag zur offenen Feldschlacht geriet. Funktionäre überziehen sich öffentlich mit Beleidigungen, Drohungen und Anzeigen, Worte wie „Kameradenschwein“ und „Krebsgeschwür“ machen die Runde, von „Säuberungsaktionen“ und „Betonstalinismus“ ist die Rede. Ein Dreivierteljahr bevor im größten Bundesland die nächste Landtagswahl ansteht, sieht die Parteispitze diesem Treiben ohnmächtig zu.

Die Professionalisierung, auf die man in der AfD so stolz ist, betrifft ihren Stil: die öffentliche Inszenierung, die Ansprache der Jugend, ihre Kampagnen im Netz, die Energie auf den Straßen, ihre pure Präsenz.

Hier ist sie eine Macht, hier versagt die demokratische Konkurrenz in der Mitte oft kläglich.

Doch hinter der Fassade bleibt die AfD jener „gärige Haufen“, von dem einst Alexander Gauland sprach. Gemessen am Chaos, das auf allen Ebenen der Organisation herrscht, erscheint der Gedanke, bei der AfD könnte es sich um eine faschistische Kaderpartei mit Führerkult handeln, mindestens zweifelhaft.

Lebensversicherung gegen das Regieren im Handstreich: das deutsch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Karlsruhe

Auch wenn Parallelen nicht zu leugnen sind: Die AfD ist keine blau angestrichene NSDAP – und es wirkt hilflos, ständig die Rückkehr des Faschismus zu beschwören. Am deutlichsten zeigt sich dies in der nachvollziehbaren, aber fatalen Angewohnheit, die deutschen Diktaturerfahrungen einfach so in die Gegenwart zu übersetzen.

Berlin ist nicht Weimar, die heutigen Umstände sind völlig andere als damals. Deutschland war vor 100 Jahren ein gedemütigter Paria, belastet mit Reparationen, Hyperinflation und Hunger, überfordert mit einer von allen Seiten angegriffenen jungen Demokratie.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Menschen stand ihr skeptisch gegenüber, lehnte sie ab oder bekämpfte sie gar.

Das heutige Deutschland ist schwer krisengeschüttelt, aber noch immer die drit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der Welt. Es hat ein renovierungsbedürftiges, aber im Kern leistungsstarkes Sozialsystem. Deutschland ist – anders als zu Weimarer Zeiten – tief in europäische Strukturen eingebunden, mit der Nato verwoben, an multilaterale Abkommen gebunden. Und auch wenn das Vertrauen in die gegenwärtige Funktionsweise der Demokratie gesunken ist: Das Zutrauen in die Idee, wonach das Staatsvolk der Souverän ist, hat nicht gelitten. Im Gegenteil.

Nicht einmal die extreme Rechte scheint sich ihrer Sache allzu sicher, allem Siegesgebrüll zum Trotz. In der AfD-Spitze um Alice Weidel befürchtet man, dass ein Erdrutschsieg bei den Landtagswahlen die Chancen bei der nächsten Bundestagswahl schmälern könnte.

ES HILFT NICHT, STÄNDIG DIE RÜCKKEHR DES FASCHISMUS ZU BESCHWÖREN

Zu groß ist das Risiko, durch eine Alleinregierung in Magdeburg den Nimbus als einzig wahre Radikalopposition zu verlieren und plötzlich selbst als Repräsentant eines Systems zu gelten, das abzureißen man doch versprochen hatte. Dass die Kollegen in Sachsen-Anhalt womöglich erfolgreich regieren könnten, damit scheint nicht einmal die Parteichefin zu rechnen.

Tatsächlich würde die extreme Rechte – einmal an der Regierung – rasch die Widerstandskraft bundesdeutscher Institutionen zu spüren bekommen, das innere Gefüge dieser Republik. Sture Behörden, die überall mitreden wollen. Akkurate Beamte, die zunächst ihre Zuständigkeit prüfen. Träge Strukturen, die Revolutionsversuche im Keim ersticken und auch schon harmlosere Ideen kläglich scheitern lassen können.

Niemand weiß das besser als Friedrich Merz, der als Großreformator ins Amt startete, es aber nicht einmal fertigbrachte, eine kleine Entlastungsprämie durch die Länderkammer zu bringen.

Der Föderalismus mag nerven, er bremst, gilt häufig als Erklärung dafür, warum der Glasfaserausbau ▶ stockt und Schulen verfallen. Aber in Zeiten einer autoritären Versuchung ist die Gewaltenteilung eine Lebensversicherung – gegen das Regieren per Handstreich.

Einer zum Fürchten? Spitzenkandidat Ulrich Siegmund beim sogenannten Bürgerdialog der AfD in Halberstadt

Wer in Magdeburg gewinnt, gewinnt nicht Deutschland. Er sitzt in einem Bundesrat, in dem fünfzehn andere Länder mitreden. Er ist auf Bundesgesetze, Bundesmittel und Bundesgerichte angewiesen, die er nicht kontrolliert. Er stößt auf eine Landesverfassung, die sich nur mit Zweidrittelmehrheit ändern lässt, und auf ein Landesverfassungsgericht, das gegen politische Kontrolle und langwierige Blockaden erst im vergangenen

DEMOKRATIEN GEHEN SELTEN MIT EINEM KNALL UNTER

April abgesichert wurde. Wer zum Beispiel mit Richtern in Dessau spricht, merkt bald, dass es Menschen gibt, die vorbereitet wirken auf das, was da kommen könnte. Und die sich zu wehren wüssten, sollte ein AfD-Justizminister das Recht beugen wollen.

Gewiss, die AfD kann auch viel zerstören, ohne die Verfassung zu ändern. Sie kann Migranten gängeln, Gelder streichen, Rache nehmen. Aber an der institutionellen Realität kommt diese Partei nicht vorbei, sie spürt sie schon jetzt überall dort, wo sie regiert. Wer daran zweifelt, frage doch einmal Robert Sesselmann im Landratsamt von Sonneberg oder Hannes Loth im Rathaus von Raguhn-Jeßnitz. An keinem Ort, wo die AfD das Sagen hat, hat sie das alte politische System zum Einsturz bringen können.

Heißt das, dass dieses Land stabil genug wäre, um auch eine rechtspopulistische Regierungsphase auszuhalten? Natürlich würde man auf einen Realitäts-Check sehr gern verzichten. Wenn die AfD beim Regieren falsch abbiegt, dann in Sachsen-Anhalt, wo die Partei auf eine „Bürgerwacht“ setzt und kulturelle Gleichschaltung. Und ja, für Populisten gelten andere Regeln, sie scheren sich nicht um Fakten und Logik. Aber auch Extremisten können scheitern, sind nicht immun gegen die Gesetze des Wettbewerbs: Wer nicht liefert, wird abgestraft.

Die Abwahl der PiS-Partei in Polen, der Sturz Viktor Orbáns in Ungarn, der Niedergang von Donald Trump zeigen, dass selbst in diesen wilden Zeiten autokratische Kräfte besiegt werden können. Keine dieser Regierungen war harmlos, keine ging spurlos an Land und Leuten vorbei. Trotz allem sind all die Staaten, die die Autokraten umzubauen versuchten, Demokratien geblieben.

Ist das freiheitliche System in Deutschland bedroht? Natürlich. Ist der Erfolg der AfD eine Herausforderung? Unbedingt. Aber Demokratien gehen selten mit einem Knall zugrunde. Sie erodieren schleichend. Wenn ihre Verteidiger zweifeln, dass sich noch Mehrheiten gewinnen lassen. Wenn sie Kandidaten aufstellen, von denen sie selbst nicht überzeugt sind.

Die Parteien der Mitte müssen viel ändern, sie müssen besser werden, schneller, attraktiver; sie müssen althergebrachte politische Rituale abschaffen, mehr internen Wettbewerb zulassen. Vor allem müssen sie souveräner mit der AfD umgehen, sie präziser bekämpfen.

Vielleicht ist es klüger, nicht ewig darüber zu streiten, ob man es überhaupt versuchen soll, die ganze Partei zu verbieten, sondern sich stattdessen ihre extremistischen Vertreter vorzuknöpfen und die zu sanktionieren.

Vielleicht muss man die AfD wählen dürfen. Und Verfassungsfeinde aber sicher nicht.

Es mangelt nicht an Warnungen vor dem baldigen Untergang. Es mangelt an Vertrauen in die eigene Stärke, in die Resilienz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Nicht ein 35-Jähriger auf einem Simson-Moped ist die größte Gefahr für die Stabilität des Landes, sondern eine Mitte, die aufhört, an sich selbst zu glauben.

Martin Debes, Veit Medick, Jan Rosenkr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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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GESCHICHTE

EXTREM NORMAL

Ulrich Siegmund könnte in Sachsen-Anhalt der erste Ministerpräsident der AfD werden. Über einen Mann, der wahlkämpft wie im Rausch.

Von Martin Debes

Ulrich Siegmund ist früh unterwegs. An diesem Augustmorgen baut er sich vor der St.-Stephan-Kirche seiner Heimatstadt Tangermünde auf. Das

Monument norddeutscher Backsteingotik thront wie eine Trutzburg hoch über dem Westufer der Elbe. Fast so weit ist auch das Plakat zu sehen, das der Pfarrer tags zuvor eigenhändig am Kirchturm angebracht hat. „Herz statt Hetze“, steht dort auf blauen Stoff gedruckt.

Der gemeine AfD-Politiker würde das Plakat als Angriff sehen. Siegmund erkennt es als perfekte Vorlage. Er schaltet die Kamera seines Smartphones in den Selfiemodus, knipst sein Siegerlächeln an und startet die Aufnahme: „Ich kann das noch gar nicht glauben“, jubelt er. „Schaut euch das mal an: eine Wahlempfehlung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Endlich setze die evangelische Kirche ein „klares Zeichen gegen die extreme, linke Hetze in diesem Land“, und das auch noch in AfD-Blau.

Später an diesem Tag wird Siegmund auf „Senden“ drücken. Allein bei Tiktok werden den Post mehr als eine halbe Million Menschen sehen, ihn bei Instagram über 80.000 liken. Es ist ein gutes Beispiel dafür, wie die Methode Siegmund funktioniert. Dieser Mann dreht jeden Vorwurf einfach um. Da wird das „Spiegel“-Cover mit der Zeile vom „gefährlichsten Mann Deutschlands“ zur gefragten Autogrammunterlage – und das kirchliche Protestplakat zum Wahlaufruf.

So kann das in der AfD nur Ulrich Siegmund, Spitzenkandidat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Auch seinetwegen steht die Partei laut Umfragen vor der absoluten Mehrheit.

Käme es so, würde sie nach der Landtagswahl am 6. September in die Staatskanzlei einziehen. Während in Berlin Kanzler und Koalition wankten, könnte sich in Magdeburg ein rechter Ministerpräsident daran machen, den Verfassungsschutz und den öffentlich-rechtlichen Rundfunk abzuschaffen – und alle Demokratieprojekte gleich mit. Mit einem Lächeln selbstverständlich. Dann wäre Ulrich Siegmund aus Tangermünde der mächtigste Mann der AfD. Was hieße das für seine Partei – und die Republik?

Auf dem Marktplatz in Wittenberg steht die Augusthitze. Gut 30 Grad im Schatten. Nur leider gibt es nirgends Schatten. Siegmund scheint das nicht zu stören. Er befindet sich wieder im Verkaufsmodus. Signiert seit einer Stunde T-Shirts, unterschreibt Poster, schüttelt Hände, klopft Schultern und lässt sich fotografieren.

„Du wirst mein Ministerpräsident!“, ruft ein Rentner. „Das wird unser Erfolg!“, gibt Siegmund zurück.

„Hi Ulli“, grüßt ein tätowierter Mann. „Danke, dass du da bist!“, lautet die fröhliche Antwort.

„Könntest du ...?“, haucht eine junge Frau, das Gesicht errötet, und hält ihm ein Poster zur Unterschrift hin. „Aber klar doch“, sagt Siegmund, setzt sein schönstes Disco-Lächeln auf und zückt den Filzstift. Daumen hoch fürs Selfie. Der Nächste bitte!

Nach anderthalb Stunden ist die Schlange abgearbeitet. Und alles an dem 35-Jährigen sitzt noch so perfekt wie am Morgen: das weiße Poloshirt, die enge Anzughose, auch die Mundwinkel, immer leicht nach oben verzogen. Siegmund geht vorbei an den Personenschützern, die ihn diskret umstellt haben, hinüber zu den Journalisten. „Toll, dass Sie wieder da sind!“, sagt er zum stern-Reporter. „Ich habe sie hinter der Sonnenbrille gar nicht erkannt!“ Namen merken, Nähe herstellen, empathisch wirken – Siegmund spielt alle Sozialtechniken aus, egal, wer ihm gerade gegenübersteht. Ein Ulli für alle.

Noch gibt es eine Mehrheit gegen Siegmund. Darunter sind viele Menschen, die Angst vor einem AfD-Ministerpräsidenten haben, vor allem jene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Er werde von „Tag eins abschieben, abschieben, abschieben, bis die Landebahn glüht“, rief Siegmund bei einem Auftritt. Im Programm steht der Kampfbegriff „Remigration“ an 17 Stellen.

Angst? „Ach was!“, ruft Siegmund, wenn man ihn darauf anspricht. Er kenne keine Leute, die sich vor ihm fürchteten. Es gehe nur darum, „illegale Flüchtlinge“ und Kriminelle abzuschieben. Niemand müsse gehen, der sich integriere, der arbeite und sich an die Gesetze halte. „Remigration“ sei ein „ganz normales“, ja, ein „positives Wort“. Es gehe auch darum, dass ausgewanderte Deutsche zurückkommen sollen.

Dass dieses Wort, das vom Rechtsextremisten Martin Sellner politisch geprägt wurde, von einigen, durchaus wichtigen Politikern der AfD viel weiter gefasst wird und dass es dabei um die Abschiebung von Millionen Menschen gehen soll: Siegmund ignoriert dies routiniert weg.

Er ist bloß der Verkäufer. Das hat er gelernt. Mit 23 gründete er eine kleine Firma, die Raumdüfte, sogar „gendersensitive“, vertrieb, in den Varianten „Fresh Office“ oder „Smooth Harmony“. Jetzt, 35-jährig, verkauft er die „Vision 2026“, in der für jeden etwas dabei sein soll: „Führerschein-Zuschuss“ und „kostenfreie Kita-Plätze“, eine „freiwillige Bürgerwacht“ und „KI statt kulturfremder Fachkräfte“.

Siegmunds Lieblingswort ist „positiv“. Er wolle „die politische Wende“, hin „zu einer besseren Zukunft“, sagt er gern. Siegmund inszeniert sich damit als der Gegenentwurf zu AfD-Chefin Alice Weidel, die fortwährend den Untergang beschwört. Sie beherrscht nicht, was ihr Spitzenkandidat in Sachsen-Anhalt vermag: die negative Energie der AfD mit Selbstverharmlosung, emotionaler Zugewandtheit und geschmeidiger Rhetorik in ihr scheinbares Gegen-teil umzuwandeln. Sie positiv erscheinen zu lassen.

Lange fehlte der AfD jemand, der in allen Schichten und Generationen anschluss-

Der Ideologe und sein Verkäufer: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r.) und Ulrich Siegmund im Magdeburger Landtag

fähig wirkt. Jetzt hat sie ihn. Siegmund ist dafür zuständig, dass die Partei möglichst fresh und harmony-smooth duftet. Den müffelnden Rest erledigen andere.

Ein sonniger Frühlingstag, bis zur Wahl sind es noch ein paar Monate. Die Sachsen-Anhalter AfD hat sich in der Magdeburger Hyparschale an der Elbe versammelt, um das zugehörige Programm zu beschließen. Wer wissen will, wie Siegmunds nächstes Umfeld drauf ist, muss sich hier nur ein wenig umhören.

„Wir legen den Rückwärtsgang ein“, sagt Hans-Thomas Tillschneider vor dem Saal. Der Landesvizechef hat das Wahlprogramm größtenteils geschrieben, vor allem die Passagen, in denen es wider die „anti-deutsche Kunst“, den „Schuldkomplex“ und „nicht-normale Geschlechtsidentitäten“ geht. Sein Kulturkampf richtet sich gegen alles, was schon vor bald 100 Jahren als entartet galt: das Bauhaus, Homosexualität, die Moderne.

Während Tillschneider damit kokettiert, Superminister für Schule, Universitäten und Museen zu werden, läuft Martin Reichardt geschäftig durchs Foyer. Er leitet die Landespartei – und Siegmunds „Abteilung Attacke“. In seiner Eröffnungsrede am Morgen hat Reichardt die Konkurrenzparteien als „Kartell“ und die Medien als linke „Propagandaknechte“ bezeichnet. Die AfD sei „der Rammbock des Volkes“, um die „Festungen des etablierten Machtkartells“ zu bezwingen, schrie er.

Immer präsent in Magdeburg, aber trotzdem fast unsichtbar ist Patrick Harr. Der Mann mit den breiten Schultern und den korrekten Manieren gehört zu Siegmunds engsten Vertrauten. Er führt die Geschäfte im Landtag und fungiert gleichzeitig als Sprecher für Fraktion und Partei. Das Organisieren hat er in der neonazistischen Heimattreuen Deutschen Jugend gelernt. Jetzt wird er als künftiger Staatskanzleichef gehandelt.

Der Ideologe Tillschneider, der Demagoge Reichardt und der Funktionär Harr arbeiten für den Verkäufer Siegmund. Er vertreibt ihre „Vision 2026“, die zu großen Teilen eine Illusion ist. Vieles, was im Programm steht, kann nur der Bund regeln. Dazu fehlt das Geld für die vielen Versprechen. Das Leibniz-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in Halle kalkuliert eine Finanzierungslücke von mindestens 2,2 Milliarden Euro. Pro Jahr.

Zu der Illusion gehört ein völkisches Fantasialand, in dem eingeborene Deutsche bevorzugt unter sich leben, unbelästigt von Katastrophen, Kriegen und Krisen – und allem, was auch nur irgendwie fremd

Hier will er rein: in die Magdeburger Staatskanzlei

Alles für den Sieg: Delegierte auf dem AfD-Landesparteitag

FÜR SIEGMUNDS VERSPRECHEN FEHLT DAS GELD. ER BESCHWÖRT EIN VÖLKISCHES FANTASIALAND

erscheint. Doch während der Westdeutsche Björn Höcke sein politisches Bullerbü mit seinem Umzug im thüringischen Dorf entdeckte, verweist Siegmund auf die Stadt, in der er schon immer lebt: Tangermünde. Dort sei die Welt noch in Ordnung. Dort gebe es das gute, alte Deutschland noch. Ein Besuch lohne sich! Unbedingt!

Markttag ist Straßenkampftag

Ein heißer Tag in Tangermünde. Über der Elbe erheben sich Schloss, Stadtmauer und Kirchen. Dazwischen ducken sich pittoreske Häuser aus Backstein und Fachwerk. Die tausendjährige Kaiser- und Hansestadt, die noch um die 10.000 Einwohner zählt, erfüllt derart das deutsche Klischee, erst bei näherer Betrachtung fällt einem auf, dass etwa die Hälfte der Restaurants ausländisches Essen anbietet.

Hier also wuchs Siegmund auf und besuchte das Gymnasium, das er nach der 11. Klasse verließ, um Großhandelskaufmann zu werden. Später machte er noch einen Bachelor an einer Fernhochschule. Thema: der Einsatz von Duftmarketing zur „psychologischen Beeinflussung von Wohlfühlempfindungen“ und „des Kaufverhaltens“. Die Firma hatte er da schon gegründet.

Parallel zu Ausbildung und Studium versuchte er es mit der Politik. Mit 18 trat er in die CDU ein. Siegmund habe für den Vorstand kandidiert, allerdings ohne Erfolg, und sei danach bald verschwunden, heißt es im Ortsverband. Ab 2014 habe man ihn dann in der AfD gesehen.

„Ich habe ihn bei uns nur einige wenige Male getroffen“, sagt Thomas Staudt. Er steht im Kurzarmhemd neben dem Rathausplatz, wo heute Süßkirschen, Wurst und Textilien verkauft werden. Bei Staudt am Stand gibt es Kaffee, Plätzchen und Broschüren mit seinem Bild. Markttag ist Straßenwahlkampftag, und der 52-jährige Malermeister kandidiert wieder für die CDU und den Landtag.

Die Stände von Union, Linke und AfD liegen nahe beieinander, so nahe, wie alles in der Stadt ist. Er werde nicht schlecht über Siegmund reden, sagt Staudt, das mache man unter Tangermündern nicht, man sitze überall zusammen: im Stadtrat, im Kreistag, im Landtag. Die Realität einer Kommune verwischt jede Distanz.

Wie die Wahl ausgehe? Staudt zuckt mit den Schultern und versucht, nicht allzu traurig zu gucken. „Es wird in jedem Fall sehr kompliziert“, sagt er und seufzt ein bisschen.

Ein paar Meter weiter, am Infostand der Linkspartei, steht Denis Kreuzadler. Er ist einer der wenigen Politiker in Sachsen-Anhalt, die ein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haben. Seine Mutter stammt aus Ghana. Vor 17 Jahren, da war er 32, zog Kreuzadler wegen seiner damaligen Freundin von Berlin nach Tangermünde. Heute ▶ arbeitet er als Dozent bei einem Bildungsträger und bewirbt sich erstmals für den Landtag. Kreuzadler wirkt genervt, wenn man ihn auf Siegmund anspricht. Im Wahlkreis habe er ihn kaum gesehen, sagt er, die AfD besitze auch kein Büro in Tangermünde. Für ihn sei der Spitzenkandidat ein virtuelles Phänomen, ein Produkt der sozialen Medien, ein Politiker aus der Blase: „Dort kann er einfacher überspielen, wie menschenverachtend, rassistisch und frauenfeindlich seine Partei ist.“

Tatsächlich besitzt Siegmund im Netz eine Reichweite wie kaum ein anderer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Bei Tiktok hat er etwa 762.000 Follower, bei Instagram rund 500.000. Nur wenige zählen noch mehr, wie etwa Heidi Reichinnek, die Chefin der Linksfraktion im Bundestag.

Ohne diese Zahlen lässt sich Siegmunds Erfolg nicht erklären. In den sozialen Verkaufskanälen spielt er sein Kommunikationstalent effizient aus. Dazu assistieren rechte Portale wie „Nius“, rechtsextreme Medien wie „Compact“ und unkritische Podcaster wie „Ben Unscripted“. Das „Filmkunstkollektiv“, ein Verein aus dem Umfeld der rechtsextremen Identitären Bewegung, begleitet Siegmund oft und produziert professionell geschnittene Videos.

„Ich bin der Vater“

Die Partei, das Programm, die PR-Kanäle – alles rechtsextrem. Macht das nicht auch den zugehörigen Spitzenkandidaten zu einem Rechtsextremen? „Das ist doch großer Quatsch!“, empört sich ein gut gebräunter Mann. Er trägt Sport-Sonnenbrille und hat sich neben dem AfD-Stand positioniert. „Wir sind keine Nazis! Wir sind normale Bürger“, wettert er. Als man sich nach dem Spitzenkandidaten erkundigt, zeigt er auf das blütenweiße Ulrich-Siegmund-T-Shirt, das er über der kurzen Hose trägt, und antwortet: „Ich bin der Vater.“

Andreas Siegmund meidet für gewöhnlich Journalisten. Das dürfte mit dem Umstand zu tun haben, dass er als Büroleiter für den AfD-Bundestagsabgeordneten arbeitet. Die Anstellung fügte sich in die Verwandtschaftsaffäre, die zu Beginn des Jahres Partei und Öffentlichkeit beschäftigte. Es ging um den Vorwurf, dass einige AfD-Politiker Angehörige anderer AfD-Politiker mit Posten versorgten.

Im Zentrum des Skandals stand die Landespartei in Sachsen-Anhalt. Der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 der Landtagsfraktion, die seit vier Jahren von Ulrich Siegmund geführt wird, hatte gleich meh-

„ES IST UNGLAUBLICH, WAS DER JUNGE AUS SICH GEMACHT HAT“

Andreas Siegmund, AfD-Mitglied und Vater von Ulrich Siegmund

rere seiner Geschwister bei Bundestagsabgeordneten der Partei untergebracht. Als dies durch gezielte Indiskretionen bekannt wurde und sich die Affäre rasch auf die gesamte Partei ausweitete, wirkte die AfD ernsthaft aufgeschreckt.

Der Landesverband setzte auf Drängen des Bundesvorstandes eine Kommission ein. Insgeheim wurden einige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se abgewickelt, während die Ergebnisse der Landtagswahlen in Baden-Württemberg und Rheinland-Pfalz unter den Erwartungen blieben.

Es waren keine guten Wochen für den Sachsen-Anhalter Spitzenkandidaten. In den Videos, in denen er sich und seinen Vater verteidigte, schien das Lächeln gar nicht mehr so souverän. Siegmund wirkte ähnlich verunsichert wie im Winter 2024, als herauskam, dass auch er auf dem Potsdamer Geheimtreffen war und mit dem Extremisten Sellner über Remigration diskutiert hatte.

Aber es kam wie oft in der AfD: Sie saßen die Affäre einfach aus. Die Umfragewerte begannen wieder zu steigen. Und so wie Siegmund einige Zeit nach dem Sellner-Treffen begann, über ein von Medien skandalisiertes „Kaffeekränzchen“ zu spotten, ist auch die Anstellung des Vaters inzwischen eine Lappalie, über die sich routiniert hinwegscherzen lässt.

Natürlich hat Andreas Siegmund noch seinen alten Job. Bekommt er dafür die gut

7700 Euro im Monat, wie damals berichtet wurde? „Schon wieder großer Quatsch!“, sagt Siegmund. Wie viel dann? „Darüber rede ich nicht.“

Trotz dieser Fragen bleibt auch Vater Siegmund freundlich – und gesprächig. Er erzählt von der Familie, von der Frau seines Sohnes, die in einer Schule in Stendal als pädagogische Mitarbeiterin arbeitet, von den beiden Töchtern im Teenageralter. Von seinem anderen, älteren Sohn, einem Lehrer, der für die AfD-nahe Bürgerinitiative im Stadtrat sitzt. Und von der Mutter seiner Kinder, die im Sommer 2019 bei einem Ausritt mit ihrem Pferd ums Leben kam. „Das war ein schwerer Schlag für uns“, sagt er. Nach dieser Tragödie habe man umso enger zusammengehalten im Team Siegmund.

Nun wirkt ihr gemeinsamer Sieg zum Greifen nah. Geht er schon davon aus, dass sein Sohn Ministerpräsident wird? „Aber sicher!“, lautet die Antwort. „Es ist unglaublich, was der Junge aus sich gemacht hat.“ Gegen den komme niemand mehr an. Und gegen die AfD auch nicht. „Das ist eine Wechselstimmung, so wie 1989.“

Der Unterschied ist bloß: Viele, die damals Veränderung herbeidemonstrierten, verteidigen nun den Status quo. Oder, um es mit Otto-Fabian Voigtländer auszudrücken: Jene, die 1989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erkämpften, müssen sie jetzt schützen. „Und das“, sagt er, „wird hier in Tangermünde immer schwieriger.“

Voigtländer sitzt auf einer Altarbank in der großen St.-Stephan-Kirche. Er ist Anfang 40, seit zwei Jahren arbeitet er hier als evangelischer Pfarrer. Noch, sagt er, gebe es eine aktive Gemeinde, noch stehe ein Teil der Stadt zusammen gegen das, was fast Mehrheitsmeinung sei. Deshalb sei er auch stolz darauf, dass der Gemeinderat das Plakat am Kirchturm genehmigt hat.

Er selbst, erzählt Voigtländer, habe sich tags zuvor auf die Hebebühne gestellt, um die Löcher in den Backstein zu bohren und das Banner mit „Herz statt Hetze“ zu befestigen. „Das wird bis nach den Wahlen hängen“, sagt der Pfarrer und wirkt zufrieden mit sich. Da hat Ulrich Siegmund längst sein Video aufgenommen.

Selfiemodus. Siegerlächeln. Senden. ✕

Martin Debes berichtet über die AfD seit ihrer Gründung und hat Ulrich Siegmund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mehrfach getroffen. Sein

persönliches Resümee lautet: So einen gibt es in dieser Partei wirklich nicht noch ein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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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tungsfrage: Fährt die AfD mit Ulrich Siegmund Sachsen-Anhalt in die Zukunft – oder in den Abgrund?

TITELGESCHICHTE

RADIKALES REGIEREN

Schulpflicht weg, Migration runter, Patriotismus hoch: Das Programm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ist umfassend – und teilweise rechtswidrig.

Bereits im April hatte die AfD in Sachsen-Anhalt ein 160-seitiges Wahlprogramm verabschiedet, das sie selbstbewusst „Regie-

rungsprogramm“ nennt. Es ist der bisher radikalste Plan, der je von einem AfD-Parteitag beschlossen wurde.

Unter einem Ministerpräsidenten Ulrich Siegmund sollen das Bildungssystem und Teile des Sicherheitsapparats umgebaut werden. Zudem will die AfD die Deutungshoheit über den Kulturbetrieb gewinnen und, wie sie es formuliert, „Maßnahmen zur Beendigung der illegalen, kulturfremden und inländerfeindlichen Massenmigration“ einleiten.

Vor allem durch die Reduzierung der Migration sollen auch finanzielle Mittel frei werden, um andere Wahlversprechen der AfD umzusetzen. Siegmund räumt allerdings ein, dass manches davon trotzdem länger dauern könne. Einige der Vorhaben fallen zudem nicht in die Kompetenz der Länder, sind womöglich grundgesetzwidrig oder widersprechen EU-Recht. Hier zeigen wir die wichtigsten Punkte aus dem Programm.

1. BILDUNG

Die Landeshoheit in der Bildung will die AfD maximal ausreizen. Neben dem „Experiment“ Inklusion will sie die Schulpflicht (von ihr „Schulzwang“ genannt) beenden, da Lehrer oft „fragwürdige Lebensansichten“ vermittelten. Für Pädagogen soll ein „strenges Neutralitätsgebot“ gelten, eigene Meinungen sind unerwünscht. Dafür aber mehr Russischunterricht und Schüleraustausch mit Moskau. Die AfD plant, Regenbogenfahnen an Schulen zu verbieten, aber die Nationalfahne an jedem Unterrichtstag wehen zu lassen. Nicht in Schulkonferenzen, sondern in der Landesregierung sollen Lehrbücher ausgesucht werden. Das Programm „Schule ohne Rassismus“ will die AfD einstellen. Weiterhin heißt es: „Wir werden alle staatlichen Kampagnen und Programme einstellen, die Kinder vor der Pubertät mit sexuellen Themen konfrontieren.“

Kritik: Die geplante Abschaffung der allgemeinen Schulpflicht verträgt sich nicht mit dem staatlichen Bildungs- und Erziehungsauftrag. Eine umfassende Neutralitätspflicht für Pädagogen kollidiert mit der Meinungsfreiheit. Der Beutelsbacher Konsens, ein Bildungskodex von Bund und Ländern aus dem Jahr 1976, sieht nur ein Indoktrinierungsverbot für Lehrer vor.

2. MIGRATION

Das Programm fordert eine „migrationspolitische Kehrtwende um 180 Grad“ und spricht von einer „Abschiebe- und Remigrationsoffensive“. Das lehnt sich inhaltlich, aber auch sprachlich an den Rechtsextremisten Björn Höcke an.

Die AfD will das Grundrecht auf Asyl abschaffen und einen Aufnahmestopp für Nicht-EU-Ausländer durchsetzen. Einbürgerungen sollen erschwert werden, für die Bestimmung der Staatsangehörigkeit soll in Zukunft das Abstammungsprinzip (Blutrecht) maßgeblich sein. Flüchtlingen, die aus einem sicheren Drittland eingereist sind, soll Sachsen-Anhalt dann die Aufnahme verweigern. Die zentrale Aufnahmestelle des Landes soll in eine Abschiebehaftanstalt umgewandelt werden. Eine AfD-Landesregierung würde eigenständig Abschiebeflüge organisieren und eine „Remigrationsoffensive in die Ukraine“ vorbereiten. Ausländer sollen „bei einer Verurteilung zu einer Freiheitsstrafe von mindestens einem Jahr generell ausgewiesen werden“.

Kritik: Die AfD räumt selbst ein, dass viele ihrer Forderungen nur im Bund geregelt werden können. Für die Abschaffung des Asylrechts wäre sogar eine Zweidrittelmehrheit im Bundestag nötig. Zudem stünden EU-Recht, Genfer Flüchtlingskonvention und Menschenrechte dagegen. Eine pauschale Aufnahmeverweigerung wäre wahrscheinlich rechtswidrig.

3. ÖFFENTLICH-RECHTLICHER RUNDFUNK Im Programm steht: „Die Rundfunkstaatsverträge werden als erste Amtshandlung gekündigt.“ Die „Zwangsgebühr“ von 18,36 Euro im Monat soll weg, dafür ein sogenannter Grundfunk, eine Minimalversorgung mit Nachrichten, entstehen.

Kritik: Der Ministerpräsident kann nicht mehr allein Staatsverträge als „erste Amtshandlung“ kündigen. Dafür ist nach der jüngsten Parlamentsreform die Mehrheit des Landtags nötig. Die Kündigungsfrist des Beitragsstaatsvertrags, der die Abgaben regelt, beträgt ein Jahr – und die des MDR-Staatsvertrags sogar zwei Jahre. Wie die vom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erfügte Grundversorgung ohne Haushaltsabgabe bezahlt werden soll, ist unklar. „Eine Finanzierung durch Haushaltsmittel oder Werbung soll hierfür geprüft werden“, heißt es dazu nur im Programm.

4. INNERE SICHERHEIT

Die AfD will die Arbeit der Polizei auf „echte Verbrechen“ konzentrieren und die Verfolgung von „fragwürdigen Meinungsstraf- taten“ zurückdrängen. Eine „freiwillige Bürgerwacht“ soll „die Arbeit des Ordnungs- amtes und der Polizei mit Hilfstätigkeiten“ unterstützen. Adressen von Pädophilen sollen ver ö ffentlicht werden. Alle Gruppen, die sich der Antifa zurechnen, will die Partei zu Terrororganisationen erklären. Als „Zuchtmittel mit dem Ziel der Erziehung“ soll bei Jugendkriminalität „konsequent der sogenannte Warnschussarrest“ von bis zu vier Wochen verh ä ngt werden.

Kritik: Straftatbestände wie Volksverhetzung, Bedrohung oder Beleidigung sind Bundesrecht. Eine politisch selektive Strafverfolgung würde das Legalitätsprinzip und das Gleichbehandlungsgebot verletzen. Bürgerwachen könnten das staatliche Gewaltmonopol berühren und zu Diskriminierung führen.

5. KULTURPOLITIK UND DEMOKRATIEFÖRDERUNG

Die AfD will „vorwiegend solche Kunst“ fördern, die „einen Beitrag zu deutscher Identitätsfindung leistet“ – und Fördergeld für Vereine an ein „glaubhaftes Bekenntnis zur demokratischen Ordnung und zu einer patriotischen Grundhaltung“ binden. Die Landesimagekampagne „#moderndenken“ soll in „#deutschdenken“ umbenannt werden. Die Partei will auch die Stiftung Bauhaus Dessau zusammenstutzen, da der „umstrittenen Architekturschule“ eine „nationale Verwurzelung“ fehle. Als Teil „neuer patriotischer Tourismuskonzepte“ soll ein „Stolz-Pass“ Familien mit Kindern freien Eintritt in „Burgen, Schlösser, Museen“ gewähren. Die AfD plant, sämtliche Demokratieförderprogramme zu streichen und die „Finanzierung aller Projekte der Klimarettungsindustrie und aller Genderprojekte“ einzustellen.

Kritik: Die Kopplung staatlicher Gelder an eine diffus formulierte „patriotische Grundhaltung“ greift in die Meinungs-, Kunst- und Vereinigungsfreiheit ein. Unbestimmte Auswahlkriterien eröffnen außerdem das Risiko von Willkür und Diskriminierung.

6. FAMILIENPOLITIK

Das Programm wendet sich explizit gegen „sexuelle Abweichungen“, „nicht-reproduktive Lebensweisen“ und „abseitige sexuelle Vorlieben“. Eine „intakte Familie, bestehend aus Mutter, Vater und Kindern“ sei „die beste Voraussetzung für eine gute und gesunde Kindesentwicklung“.

Der „pervers-linke, radikal-feministische und individualistische Ungeist“, wie etwa „die Diskreditierung und Umdeutung von Lebensschützern als Fundamentalisten“, soll bekämpft werden.

Das Baby-Begrüßungsgeld von 2000 Euro für die ersten beiden und 4000 Euro für weitere Kinder soll mindestens einen deutschen Elternteil voraussetzen. Krippen und Kindergärten sollen mittels „einer dauerhaft auf Landesebene gesicherten Finanzierung ab dem ersten Kind“ kostenlos werden. Dasselbe gilt für die Mittagsverpflegung für alle Kinder.

Kritik: Die einseitige staatliche Abwertung queerer Familien oder anderer Lebensformen kollidiert mit Art. 3 GG und dem Schutz von Ehe und Familie, der nicht auf das von der AfD bevorzugte Modell beschränkt ist. Selbst die AfD-Vorsitzende Alice Weidel, die in einer lesbischen Partnerschaft lebt und zwei Kinder hat, sagte RTL: „Da gehe ich nicht mit. Gleichgeschlechtliche Beziehungen sind gleichwertig zu behandeln.“ Für die Rechtsprofessorin Frauke Brosius-Gersdorf verstößt die Babyprämie nur für mindestens teilweise deutsche Eltern gegen das Grundgesetz: „Das ist für mich ein Verfassungsverstoß.“ Der Plan verletze das Familiengrundrecht. Zudem handele es sich um eine Diskriminierung von Menschen wegen der Abstammung. Die flächendeckenden Geld-, Kita- und Kreditversprechen sind im Programm nicht gegenfinanziert. Die AfD argumentiert, dass sie durch die Abschiebungen und die Reduzierung von Asylleistungen Geld sparen werde.

7. KIRCHEN

Die AfD will künftig „die Staatsleistungen allen christlichen Kirchen proportional zu ihrer Mitgliederzahl zugutekommen“ lassen und die Privilegien der „Kirchensteuerkirchen“ abschaffen. „Die Kirchen können wie andere Vereine auch ihre Mitgliedsbeiträge selbst einziehen“, heißt es bei der Partei. Die verbleibenden Staatsleistungen sollen auf geistliches Personal und Gebäudebestand begrenzt werden. Empfänger sollen ihre Verwendung nachweisen und ihren Gesamthaushalt offenlegen. Ursprünglich stand sogar im Programmentwurf, dass alle Staatsleistungen „ohne weitere Kompensation“ gestrichen werden sollten.

In puncto Kirchenasyl will die AfD „alle Kirchenasylanten schnellstmöglich“ abschieben lassen. „Wenn Abschiebefristen durch Kirchenasyl verstreichen, wird die Landesregierung prüfen, ob die verantwortlichen Kirchengemeinden für die daraus resultierenden Folgekosten dauerhaft in die finanzielle Verantwortung genommen werden können.“

Kritik: Die Gelder an die evangelische und katholische Kirche werden aus ideologischen Gründen gekürzt. Zudem werden die Gemeinden bei ihren Ausgaben unter staatliche Kontrolle gestellt. Beim Kirchenasyl dürfen strafrechtliche Ermittlungen oder finanzielle Sanktionen gegen Kirchengemeinden nicht pauschal politisch angeordnet werden.

Martin Debes

Ein Ostidyll: Schulzes neuer Roman „Das Wasser im August“ spielt im Sommer 1979 an einem See in Brandenburg

32 stern 27.8.2026

KULTUR

Gab es in der DDR wirklich eine Brise der Freiheit?

Der Schriftsteller Ingo Schulze über seine Jugend in Ostdeutschland, falsche Nostalgie und die Rückkehr der Autoritären.

Interview: Oliver Creutz

Herr Schulze, in Ihrem neuen Roman „Das Wasser im August“ beschreiben Sie ein Land, in dem das Leben leicht erscheint, durch das eine Brise der Freiheit weht. Dieses Land ist die DDR. Wie kann es sein, dass eines der schönsten Bücher des Jahres von einem Land handelt, das allgemein als so unschön wahrgenommen wird?

Schulze, geboren 1962 in Dresden, lebt heute in Berlin. Zu seinen bekanntesten Büchern zählen „Simple Storys“ (1998) und „Die rechtschaffenen Mörder“ (2020)
Ingo Schulze: „Das Wasser im August“ S. Fischer, 320 Seiten, 26 Euro

„Wir sind schon froh, wenn es nicht noch schlimmer wird“

Dieser Widerspruch hat mich gereizt. Ich wollte die Geschichte des 16-jährigen Thomas erzählen, der dabei ist, die Liebe und die Herrlichkeiten der Welt zu entdecken: was es zu lesen gibt, zu sehen, zu hören. Ich wollte das in meine eigene Zeit zurücklegen, in den Sommer 1979, als ich selbst 16 war. Was Sie „Brise der Freiheit“ nennen, ist vielleicht eine innere Unabhängigkeit jener Künstler, bei denen dieser Thomas zu Gast ist. In der Welt ist damals eine ganze Menge passiert: die islamische Revolution im Iran, der Besuch des Papstes in Polen, im Dezember dann der Einmarsch der Sowjetunion in Afghanistan, die Ankündigung des Nato-Doppelbeschlusses. Es herrschte die Angst vor einem Nuklearkrieg. Wenn man sein Leben und die Welt liebt, ist wohl auch die Angst vor der Vernichtung größer. 1979 war ein Jahr, in dem die Staatsführung das Leben vieler Menschen in der DDR weniger leicht gemacht hat: In jenem Sommer wurden viele Oppositionelle verhaftet, wegen angeblicher „staatsfeindlicher Hetze“. Wie frei haben Sie sich als 16-Jähriger tatsächlich gefühlt?

Ich habe mich wohl insofern frei gefühlt, als ich mich am richtigen Platz sah, um für eine Veränderung zum Guten zu wirken. Das klingt großspurig, aber die Reibung an den Umständen, solange sie einen nicht vernichtet, kann auch produktiv sein. Der Beschränkungen war ich mir bewusst, aber innerhalb dieser Beschränkungen gab es viel zu entdecken.

Diese Beschränkungen, diese Enge – viele im anderen Teil von Deutschland hielten die DDR auch deswegen für ein graues Land. Typische West-Hochnäsigkeit?

Jemand aus dem Westen hat andere Vergleichsmöglichkeiten. Für den, der diese Vergleichsmöglichkeiten nicht hat, ist das, was Sie grau nennen, erst mal die Normalität. Andererseits war der Norden des Landes immer ein wenig anders: Die hatten dort die besseren Straßen, die schöneren Wälder, richtige große Laubwälder. Das war keine oder eine weniger verschandelte Landschaft, mit viel weniger Industrie. Es gab den weiten Horizont und irgendwo dahinter das Meer, da waren sehr viele Farben.

Wie würden Sie denen, die nicht dabei waren, die Andersartigkeit der damaligen Welt beschreiben?

Es gab ein großes Reservoir an Zeit, auch wenn man beim Einkaufen oftmals in einer Schlange stand. Außerdem habe ich mir über das Ökonomische wenige Gedanken machen müssen. Klar, ich hätte immer gerne ein bisschen mehr Geld gehabt. Aber Geld entschied nicht über die Berufswahl, nicht über die Wohnung. Auch die Ansprüche waren andere. Die Zukunft hätte natürlich schlimmer werden können. Aber

1979 gab es Zeichen, dass sich der Zustand ändern lässt. Man denke an die Millionen Menschen in Polen, die zum Papst fuhren, wenig später kam Solidarnosc. Mein Eindruck war: Die Mehrheit ist nicht für diesen Staat. Wir müssen uns nur zusammenfinden.

Glauben Sie auch heute noch daran, dass die Verhältnisse sich jederzeit zum Besseren wenden lassen?

Heute würden die meisten sagen: Wir sind schon froh, wenn es nicht noch schlimmer wird. Man muss gegen dieses Ohnmachtsgefühl ankämpfen, in dem auch ein Grund dafür zu finden ist, warum die AfD solch einen Zulauf hat. Weil deren Anhänger glauben, die Partei hätte eine Vision – in der Vergangenheit. Aber man braucht ein Ziel für die Zukunft, für das man eine Gesellschaft gewinnt. Und das ist schwierig geworden.

Ihr Buch erscheint zu einem Zeitpunkt, da sich viele Menschen in Ostdeutschland sehnsüchtig an die DDR erinnern, manche sie sich gar zurückwünschen. Wie kommen die da drauf?

Ich kann mir nicht vorstellen, dass sich je- mand wünschte, noch einmal im Jahr 1988 zu leben. Das scheint mir so irreal zu sein. Vielleicht liegt dieser Wunsch in der Tatsache begründet, dass es das Gefühl gab, Dinge für sich selbst ändern zu können. Der Aufbruch von 1989 setzte eine ungeheure Aktivität in Gang. Die Menschen strömten nicht nur zu Demonstrationen, sondern gründeten bis in die Dörfer hinein runde Tische. Sie begannen am Arbeitsplatz, neue Chefs zu wählen. Als damaliger Theater-

mann kam ich mit ganz anderen Menschen in Berührung, mit Krankenschwestern, Arbeitern, Handwerkern, Ingenieuren, Verwaltungsleuten. Es ging um eine Reform der DDR. Als das leider vom Tisch war, folgte der Schock verzögert. Erst freuten sich viele, dass sie ihr Geld eins zu eins in D-Mark umtauschen konnten. Aber das war das Todesurteil für die Industrie gewesen. Wir hätten mehr Zeit gebraucht. Es war das größte Experiment, das man jemals durchgeführt hat. Überlegen Sie mal, wie lange es heute braucht, wenn ein Staat der EU beitreten will.

Von Aufbruch kann heute keine Rede mehr sein. Der AfD etwa geht es um Rückabwicklung des Fortschritts. Wieso wünschen sich Menschen etwas zurück, das sie damals als Unterdrückung empfunden haben?

Das ist ein europäisches Phänomen, eigentlich ein weltweites. Woher kommen die mehr als eine Millionen AfD-Wähler in Baden-Württemberg oder in Bayern? Ich

glaube, dass es zum Großteil um Protest geht und etwa die Hälfte auch ausländerfeindlich ist. Um ihren Unmut zu bekunden, sind wissentlich oder unwissentlich viele bereit, gegen ihre eigenen ökonomischen Interessen zu stimmen. Der Protest richtet sich nicht gegen die wirt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sondern macht den Unmut stellvertretend am Gendern oder am

Christopher Street Day fest, an Museen oder Schulen, an einer liberalen Politik und Berichterstattung – als wären das die Hauptgründe für Verlustängste oder Unsicherheit. Dabei übersehen sie: Ganz egal, wie man sexuell orientiert ist, ob Mann oder Frau und welche Hautfarbe man hat – man braucht eine Wohnung,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gute Bildung, eine funktionierende Infrastruktur.

Zwei Gesichter des Ostens: prachtvolle Backsteingotik in Neubrandenburg (o.) und trister Plattenbau in Halle (hier eine Aufnahme von 1990)

Der Erfinder des Wortes „Ostalgie“, Uwe Steimle, hat neulich auf einer Veranstaltung der AfD ein Attentat auf den Bundeskanzler herbeifantasiert. Was wäre einem Künstler 1979 in der DDR widerfahren, hätte er eine solche Rede gegen den Staatsratsvorsitzenden gehalten? Das hätte keiner gemacht. Das wäre Selbstmord gewesen – und wahrscheinlich die beste Propaganda für den Staat, die Überwachung zu rechtfertigen.

Wünschen sich solche scheinbaren Nostalgiker womöglich eine homogene Gesellschaft ohn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zurück?

Diesen Wunsch gibt es allerorten. Es gab Fremdenfeindlichkeit in der DDR, selbst erlebt habe ich keine. Man war eigentlich auf jeden neugierig, der von draußen kam.

Die vietnamesischen Vertragsarbeiter wurden separiert, auch die Kinder aus Namibia, trotzdem hatten wir Kontakte. Ich denke eher, dass man sich nach Überschaubarkeit und Geordnetheit sehnt.

Oder will, wer die DDR verklärt, einen starken Mann an der Spitze?

Das kann es nicht sein, denn die DDR-Oberen waren austauschbar. Die Deutung der DDR könnte eine Ressource gegen die extreme Rechte sein, wenn man die emanzipatorischen Elemente nicht unter den Tisch fallen ließe, also jene Elemente, bei denen der Osten dem Westen voraus war, gerade in den Fragen der Kindergärten, der Gleichstellung der Frau, des flächendeckenden Gesundheitswesens, eines einheitlichen Kranken- und Rentensystem. Fürchten Sie, dass Sie mit Ihrem Roman, der von einer relativ sorgenfreien DDR erzählt, von den Revisionisten und Ostalgikern eingemeindet werden?

Nein. Ich schildere die großen Ferien eines 16-Jährigen. Für ihn ist es die Entdeckung der

Schönheiten der Welt.

Woher sollte ein heute 16-Jähriger, der an einem See in Brandenburg steht, seine Hoffnung beziehen, dass es in dieser krisenhaften Welt immer noch ganz viel Schönheit zu entdecken gibt?

Ich würde einem 16-Jährigen raten: Du musst dir viel Wissen aneignen, viel kennenlernen. Deinetwegen. Und weil es ▶ schön ist. Hör deine Podcasts, aber lies auch Bücher. Ich bewundere viele junge Leute dafür, was sie alles wissen. Da denke ich: Wenn ihr jetzt auch noch Romane und Gedichte lesen würdet – das tun etwa meine Kinder nur sehr bedingt –, würdet ihr die Welt noch ganz anders sehen und wärt noch ganz anders souverän. Außerdem würde ich raten: Knüpfe Freundschaften und suche dir ein Feld, wo du dich engagieren kannst. Meine große Tochter etwa studiert Philosophie und Volkswirtschaft. Sie war mehrmals auf Kuba, dort herrschen

katastrophale Bedingungen, tagelang kein Wasser, keine Elektrizität. Sie will einer kubanischen Studentin ermöglichen, dass die ihren Master in Madrid machen kann. Dafür braucht sie eine Bürgschaft. Du kannst Kuba nicht allein ändern – aber du kannst dieses eine Leben etwas zukunftsfroher machen, und das ist schon mal sehr viel.

Ein weiteres Thema von „Wasser im August“ ist die Angst vor dem Krieg. Kommentieren Sie damit die aktuelle politische Anstrengung, Deutschland wieder verteidigungsfähig zu machen?

Da befällt mich ein großes Unbehagen. Natürlich müssen wir bereit sein zur Verteidigung und zur Abschreckung. Aber müssen wir kriegstüchtig sein? Selbst wenn es einen Waffenstillstand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r Ukraine geben sollte, was zu hoffen ist, wäre es nur eine Frage der Zeit, wann der Krieg wieder aufflammt, wenn es keine begleitenden Gespräche zur Rüstungskontrolle, zur Abrüstung, wenn es keine Vorstellung zu einer Friedensarchitektur gibt. Putin hat sich nun Panzerteile zu fertigen. Wie soll ein Unternehmen, das Militärgüter produziert, an Abrüstung interessiert sein?

Sollte Deutschland also mit Russland reden?

Volkswillen: Sehnsucht nach Freiheit (Demonstration in Ostberlin, 1989, o.) und Verlangen nach Vergangenem (AfD-Kundgebung in Stralsund)

Ja, was sonst? Nichts ist schlimmer als das tägliche Schlachten. Wir reden doch auch mit den Taliban, mit dem Iran. Und wieso nicht mit der russischen Führung? Dann mit Entschiedenheit, aber durchaus von gleich zu gleich, man muss auch etwas anbieten. Von oben herab wird nicht funktionieren. Wie diese Position in der Welt an-

Es sagen jetzt schon viele Betriebe: Lasst uns Rüstungsgüter herstellen, die sind gerade gefragt. Das halte ich für einen furchtbaren Prozess. Ein Rüstungskonzern hat etwa das Alstom-Waggonbauwerk in Gör-litz übernommen, um dort statt Zügen sehr verrechnet, aber auch wir haben uns verrechnet mit der Vorstellung eines Sieg-Friedens. Eine große Atommacht besiegen zu wollen, halte ich für keine gute Idee.

kommt, konnten wir erleben, als Deutschland sich für eine zeitweilige Mitgliedschaft im UN-Sicherheitsrat bewarb.

Und sollten wir nicht genau deshalb aufrüsten?

Herr Schulze, eine Figur in Ihrem Roman, ein Pfarrer mit einer etwas zwanghaften Attitude, trägt den Namen Siegmund. Wie kam der in das Buch?

In ein Dorf mit einer Kirche gehört auch ein Pfarrer. Er hat seinen Namen in der Nazizeit erhalten.

Siegmund ist auch der Nachname des Spitzenkandidaten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Stimmt! Aber als meine Figur diesen Namen erhielt, kannte ich jenen, der mit Nachnamen Siegmund heißt, noch gar nicht.

Ein Gedankenexperiment zum Schluss: Welches Land wäre die DDR heute, wenn die Demonstrationen von 1989 mit Gewalt niedergeschlagen worden wären, wenn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 nicht zu einer Erleichterung, sondern zu einer Verschärfung der Verhältnisse geführt hätte?

Die Menschen im Osten haben damals für ihre Freiheit gestritten. Und jetzt wünschen sich rund 40 Prozent zurück in autoritäre Verhältnisse.

stellbar. Die sowjetischen Truppen wären auf jeden Fall in ihren Kasernen geblieben, das war mit Gorbatschow ziemlich klar. Sogar in der SED gab es eine große Gorbatschow-Fraktion. Man könnte nach China schauen: War die blutige Unterdrückung der Demokratiebewegung 1989 die Voraussetzung für Chinas Aufstieg? Oder stünde China heute noch ganz anders da, wenn die Demokratisierung gelungen wäre? Aber die DDR? Ich weiß nicht, ob die SED die Prozesse noch hätte zurückdrehen können. Wenn es blutig geworden wäre, wäre nicht der Staat siegreich geblieben, da bin ich mir sicher. Ostdeutschland war damals anders, als der Iran heute ist.

Das wirkt nicht an den Haaren herbeigezogen – und ist andererseits unvor-

Ist das so? Ich kenne Umfragen, da sind mehr als 90 Prozent für eine Demokratie, nur eben anders als die bestehende. Aber es gibt einen nicht geringen Prozentsatz, der mit der AfD Hoffnungen verbindet: „Jetzt

wollen wir mal bestimmen, was Kultur ist, was Bildung, was Geschichte, was Kunst, was Wissenschaft.“ Das würde ziemlich jämmerlich enden, aber vorher viel Unheil anrichten. ✝

Oliver Creutz fragte, wie er seinen eigenen Teeniesohn zum Lesen bringen könne. Schulzes Antwort: Junge Menschen bräuchten Bücher,

es gingen aber auch Rap-Songs oder Tiktok-Videos – Hauptsache, die Geschichte sei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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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um

DICK, NEIN DANKE

Es klingt nach einer Diät-Revolution: Nach der Abnehmspritze soll uns nun die Abnehmpille schlanker machen. Was ist dran an diesem Versprechen?

Von Nicole Simon

Die Abnehmspritze hat die Medizin verändert. Nun kommt der Wirkstoff Semaglutid als Tablette auf den Markt

Wenn in Deutschland fünf Erwachsene in einem Raum zusammenkommen, ist statistisch gesehen einer von ihnen adipös. Noch vor 50 Jahren galt die Krankheit als Ausnahme. Jetzt spricht selbst die National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Leopoldina von einer Epidemie. Weltweit leben über eine Milliarde Menschen mit der krankhaften Fettlei-

bigkeit und kämpfen gegen ihren eigenen Körper: gegen das Stigma, gegen Schmerzen, Bluthochdruck, gegen Diabetes Typ 2; gegen das Risiko für Herzinfarkt, Schlaganfall und Krebs. Zu lange galt Fettleibigkeit als Frage des Willens: Man müsse sich nur richtig

anstrengen, wenn man an Gewicht verlieren will, dachte man. Viel zu wenig war bekannt über die biologischen Hürden, die Gehirn und Körper austricksen. Und so wurde auch die Geschichte der Abnehmmittel zu einer des Scheiterns: In den 1930er-Jahren schluckten Abnehmwillige in den USA einen Stoff, der auch in der Sprengstoffherstellung genutzt worden war: DNP. Es trieb den Stoffwechsel so brutal in die Höhe, dass Körpertemperaturen mitunter auf über 40 Grad stiegen. Ab den 1940er-Jahren setzten Pharmakonzerne oft auf Amphetamine: Sie unterdrückten den Hunger, machten aber süchtig und ließen Herzen rasen. In den 1990er-Jahren folgte das Fen-Phen-Desaster: Die Kombination aus Fenfluramin und Phentermin ließ Millionen Amerikaner abnehmen, zerfraß bei manchen aber die Herzklappen.

Ein Jahrhundert lang ging das so: Wer abnehmen wollte, wurde oft nur kränker. Ausgerechnet ein träger Wüstenbewohner brachte die Wende. Die Gila-Krustenechse, ein Reptil aus dem Südwesten Nordamerikas, verschläft die meiste Zeit und frisst nur wenige Male im Jahr. Dazwischen lebt sie von ihren Fettreserven. In den frühen 90ern entdeckte ein New Yorker Endokrinologe im Speichelgift der Echse ein Molekül, das verblüffend einem menschlichen Hormon glich: GLP-1, das der Darm nach dem Essen ausschüttet, um dem Gehirn zuzurufen: „Genug.“ Im Gift des Tiers hatte sich eine Variante entwickelt, die um ein Vielfaches stabiler war, ein Sättigungssignal, das stundenlang nachhallte.

Aus dieser Beobachtung entstand ein Diabetesmedikament. Dass die Patienten dabei auch abnahmen, wurde als Randnotiz behandelt, bis daraus der wohl größte Umbruch wurde, den die Medizin gegen Übergewicht erlebt hat. Mit Semaglutid kam der erste Wirkstoff auf den Markt, kein Wundermittel, aber ein Werkzeug, das tatsächlich wirkt – für Millionen Menschen, die seit Jahrzehnten gegen ihren eigenen Körper kämpfen.

Auf Ex! Die Abnehmpille ist kein Wunder- mittel, aber ein Werkzeug, das tatsächlich wirkt

„MAN BRAUCHT VIELE NEUE LÖCHER“

Timo Müller, einer der Köpfe hinter den wirksamsten Abnehmmitteln, spritzt sich auch selbst. Ein Gespräch über die Zukunft des Abnehmens.

H

Herr Müller, die Abnehmmedizin ist auf einem beispiellosen Erfolgskurs. Millionen verlieren dank Spritzen wie Mounjaro an Gewicht – nun fällt mit der Pille auch noch die Nadel. Sie und Ihre Kollegen legen die Grundlagen für die wichtigsten Wirkstoffe. Wann war Ihnen klar, dass Sie die Adipositas-Therapie für immer verändern können?

Das war 2008. Ich, ein junger Wissenschaftler, war ins Labor von Matthias Tschöp in Cincinnati gewechselt. Dort arbeiteten wir mit Richard DiMarchi zusammen, einem der brillantesten Biochemiker, die ich je getroffen habe. Unser Team versuchte, zwei Darmhormone, GLP-1 und GIP, die Gewicht und Zuckerstoffwechsel beeinflussen, in einem hochwirksamen Molekül zu vereinigen. Die ersten Ergebnisse an Mäusen waren überwältigend. Ich dachte: Wenn das beim Menschen funktioniert, wird es bahnbrechend.

TIMO MÜLLER leitet das Institut für Diabetes und Adipositas am Forschungszentrum Helmholtz Munich und lehrt zugleich als Professor an der LMU in München. Gemeinsam mit einem internationalen Forscherteam war er an der Entwicklung von GLP-1-basierten Mehrfach-Wirkstoffen beteiligt, wie sie in Mounjaro stecken oder der Abnehmspritze Retatrutid, die im nächsten Jahr zugelassen werden könnte.

Das Wissenschaftsmagazin „Science“ kürte reine GLP-1-Medikamente wie Wegovy zum Durchbruch des Jahres 2023. Doch Sie waren längst weiter. Heute ist die Kombi mit GIP als Mounjaro bekannt und gilt als die derzeit wirksamste Abnehmspritze.

Als Grundlagenforscher bin ich der Klinik oft mehr als zehn Jahre voraus. In unserer Welt sind die Medikamente von heute bereits veraltet.

Ozempic und Wegovy sind für Sie alt? GLP-1-Wirkstoffe wie Semaglutid verursachen in höheren Dosen Übelkeit, Erbrechen und Durchfall. Bei einigen Patienten führt das zum Therapieabbruch. Als Pharmakologe setzt man also lieber auf kleinere Effekte, die sich addieren. Man maximiert den Gewichtsverlust und hält die Nebenwirkungen gering. Vor Jahren haben wir einen noch potenteren Dreifachwirkstoff entwickelt, der zusätzlich den Energieverbrauch ankurbelt. Der Pharmakonzern Eli Lilly testet Sicherheit und Wirksamkeit gerade an einer großen Gruppe Patienten.

Bis zu 28 Prozent Gewichtsabnahme sollen damit möglich sein. Vor einigen Wochen präsentierten Sie Daten zu einem Fünffachwirkstoff. Was kommt da noch auf uns zu?

Unser Molekül richtet sich auf fünf Ziele. Drei von ihnen liegen im Kern der Zelle. Um so tief in die Zelle einzudringen, haben wir eine Art trojanisches Pferd entwickelt.

Wer sitzt da drin?

Unser Molekül besteht aus zwei miteinander verbundenen Teilen. Der erste löst an der Zelloberfläche eine Signalwelle aus: Der Appetit sinkt, die Magenentleerung verlangsamt sich, wie bei bisherigen Wirkstoffen auch. Doch nun geht es weiter. Die Zelle nimmt jetzt den gesamten Komplex in sich auf. Im Inneren löst sich der zweite Teil des Moleküls ab und wandert in den Kern. Hier legt er Schalter um, die Gene des Fett- und Zuckerstoffwechsels steuern und Entzündungen reduzieren. Auf diese Weise lässt sich die Wirkung deutlich verstärken.

Sie haben den Wirkstoff an dicken Mäusen getestet. Wie haben die reagiert?

Je nach Dosis haben sie mehr als 40 Prozent ihres Gewichts verloren. Die Blutzuckerwerte verbesserten sich deutlich, und Entzündungsmarker gingen zurück. Wie groß der Effekt im Menschen ist, muss sich zeigen.

Trotzdem: Ist so eine Größenordnung nicht auch beängstigend? Haben Sie je überlegt, eine Grenze zu ziehen?

Man darf nicht vergessen: Das Gehirn behält während der gesamten Behandlung die Kontrolle. Es verhindert eine gefährliche Gewichtsabnahme. Bei gesunden, schlanken Menschen wirken diese Medikamente daher auch fast nicht. Weder steigt die Insulinsekretion drastisch an, noch sinkt das Gewicht ins Bodenlose.

Woran liegt das?

Das Gehirn verlässt sich nicht auf ein oder zwei Hormone, um so etwas Wichtiges wie Hunger zu regulieren. Es verarbeitet Signale aus dem gesamten Körper. Bei normalgewichtigen Menschen erkennt es schnell: Diese Hormone, die sich hier plötzlich melden, kann ich getrost ignorieren. Denn der Rest des Körpers signalisiert: Wir sollten nicht weniger essen. Sonst verhungern wir.

Ist das der Grund, warum Menschen trotz dieser Mittel irgendwann aufhören, abzunehmen?

Alle klinischen Daten zeigen, nach etwa 30 bis 40 Wochen flacht die Gewichtsabnahme ab. Das Gehirn sagt jetzt: „Genug abgenommen, jetzt halten wir das Gewicht.“ So war es auch bei mir.

Sie spritzen sich seit einigen Monaten selbst Mounjaro, jenen Stoff, den Sie selbst mitentwickelt haben. Wie kam es dazu? Das war kein Selbstversuch aus Neugierde. Ich hatte einen BMI von fast 30 und deutlich erhöhte Blutfettwerte. Damit habe ich alle Kriterien für die Einnahme erfüllt.

Was haben Sie seitdem erlebt?

Die Lust zu snacken war sofort weg. Das hat sich schnell bemerkbar gemacht. Insgesamt 23 Kilo habe ich seitdem abgenommen. Ich habe meine gesamte Kleidung gewechselt. Außerdem habe ich mir ein tolles Werkzeug zugelegt. Moment, das hole ich mal eben.

Müller verschwindet im Nachbarzimmer und kommt wenig später mit einem metallenen Gegenstand in der Hand wieder.

Appetitzügler Damit die Pille so gut wie die Spritze wirkt, braucht es eine hohe Dosierung

Kennen Sie das?

Das ist eine Lochzange.

Ich habe eine Schublade mit Gürteln. Da liegt jetzt auch die Zange. Wahrscheinlich hat sie jeder, der eine Abnehmspritze nimmt. Man braucht viele neue Löcher.

Wie geht es Ihnen jetzt?

Mein Gewicht hat sich stabilisiert. Ich nehme nur noch eine Erhaltungsdosis von 0,8 Milligramm pro Woche, ein Drittel der Startdosis. Damit halte ich mein Gewicht. Aber ich esse heute auch gesünder mit viel weniger Zwischenmahlzeiten. Dadurch haben sich auch meine Blutwerte enorm verbessert.

Was hat sich noch verändert?

Ich rauche weniger und habe kaum Lust auf Alkohol. Diese Effekte sind aus Studien bekannt. Faszinierend, wenn man sie an sich selbst erlebt.

Planen Sie, die Medikamente irgendwann ganz aufzugeben?

Nein, die Mittel wirken nur, solange man sie auch nimmt. Es ist eine Lebenstherapie. Setzt man das Medikament ab, nimmt das Gewicht wieder zu. Diesen Jo-Jo-Effekt kennt jeder, und der besteht auch hier.

Was ist mit der Pille? Werden Sie umsteigen?

Die Pille hat den Vorteil, dass man sie schlucken kann. Man muss sich nichts mehr spritzen. Trotzdem bin ich noch nicht überzeugt.

Warum?

Zwar waren die Tabletten mit Semaglutid in Studien vergleichbar sicher wie die Spritzen, aber sie müssen in sehr viel höheren Dosierungen gegeben werden, um ausreichend Wirkung im Gehirn zu entfalten.

Zirkuliert im Magen, Darm und in der Leber so viel Wirkstoff, könnte das die Organe auf lange Sicht vielleicht belasten.

Eine zweite Pille soll bald folgen. Orforglipron heißt ihr Wirkstoff. Auch sie ist in den USA schon zugelassen.

Hier wäre ich noch vorsichtiger. Denn Orforglipron ist ein Small Molecule. Es ist keine Substanz, die sich von körpereigenen Hormonen ableitet, sondern ein winziger, vollkommen neu designter Wirkstoff.

Was ist schlecht daran?

Wir haben einfach wenig Erfahrung damit. Möglicherweise binden diese Stoffe auch an andere Rezeptoren als den gewollten. Damit würde es zu neuen Nebeneffekten komm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urde die Entwicklung von zwei solcher Moleküle zur Behandlung von Diabetes und Adipositas eingestellt, weil es zu Lebertoxizität kam. Ich persönlich würde daher noch abwarten, bis es mehr Daten gibt.

Eine Hoffnung ist zumindest, dass die Pillen die Therapie günstiger machen.

Das ist wahrscheinlich. Aber auch die Spritzen werden billiger. Man hat 100 Jahre lang vergeblich versucht, sichere, effektive Medikamente zur Behandlung der Adipositas zu entwickeln. Natürlich versuchen Pharmafirmen, Jahrzehnte erfolgloser Forschung zu refinanzieren. Mit mehr Konkurrenz aber und dank Generika sinken die Preise. Das ist wichtig, denn Adipositas-Medikamente gelten als kosmetische Therapie, und dafür zahlen Krankenkassen nicht.

Patienten müssen dafür Monat für Monat mehrere Hundert Euro ausgeben. Das können sich viele gar nicht leisten. Ist das gerecht?

Der Gesetzgeber sollte zumindest ab einem bestimmten Schwellenwert die Kosten übernehmen. Langfristig sparen die Kassen, weil weniger Menschen an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oder Fettleber leiden. Dafür müssten die Kassen jedoch für 10 bis 20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in Vorleistung gehen. Auch die Bundesregierung hat gerade viele andere Sorgen. Es sind schwierige Zeiten. Trotzdem wäre es der richtige Weg.

Andererseits besorgen sich Menschen die Mittel, um ihre Strandfigur zu erreichen. Das sind Medikamente für kranke Menschen, und auch sie haben Nebenwirkungen. Wer an einem Schilddrüsenkarzinom leidet, sollte die Mittel nicht bekommen, weil sie womöglich das Tumorwachstum anregen könnten. In seltenen Fällen kommt es zu Gallensteinen, Entzündungen der Bauchspeicheldrüse, und bestimmte Schäden an den Augen können sich verstärken. Das sollte man ernst nehmen. Das sind keine Therapien, die man macht, weil man mal eben fünf Kilo abnehmen will.

Was bleibt für Sie als Forscher auf diesem Feld noch zu tun?

Oh, da gibt es noch viel. Auch wenn der maximale Gewichtsverlust in Zukunft nicht mehr das ausschlaggebende Kriterium sein wird. Da haben wir bald genug effektive Medikamente. Außerdem erreichen schon jetzt nur etwa 15 Prozent der Patienten überhaupt die höchste Dosis der Abnehmspritzen. Sie sind schon mit einer niedrigeren Dosis zufrieden.

Wo liegt die Zukunft dann?

In einer noch besseren Verträglichkeit, aber auch in mehr Personalisierung. Die nächsten 20 Jahre werden spannend.

Werden damit Operationen wie die Magenverkleinerung hinfällig?

Die Adipositas-Chirurgie hat zu enormen Erfolgen geführt. Und sie wird auch in Zukunft ihre Daseinsberechtigung haben. Es wird immer Menschen geben, für die

„ICH HABE 23 KILO ABGENOMMEN“

Abnehmen Weiterführende Informationen zum Abnehmen mit Pille, Spritze und Diäten finden Sie, wenn Sie diesen QR-Code scannen

eine Operation die bessere Lösung ist. Mit Sicherheit aber sinkt die Anzahl dieser Menschen, weil wir nun mehr Möglichkeiten haben. Die Mittel zeigen Wirkungen über Diabetes und Adipositas hinaus. Sie können das Herz schützen und auch die Leber.

Woran liegt das?

Klar ist: Es gibt direkte Effekte wie den Appetitverlust. Und es gibt indirekte Effekte, die erst daraus entstehen, dass man viel abgenommen hat. Weder die Leber noch der Muskel haben den Rezeptor für die Abnehmwirkstoffe. Und trotzdem verbessern sich unter der Therapie die Leberverfettung und die Leberfibrose. Semaglutid ist mittlerweile sogar zugelassen für die Behandlung der Fettleber.

Sie liefern die Ideen und Grundlagen – und Firmen wie Novo Nordisk und Eli Lilly verdienen damit Milliarden.

Sobald wir unser Wissen veröffentlicht haben, kann jeder damit machen, was er will. Das ist Public Knowledge, also Gemeingut. Für die Firmen ist es lukrativer zu warten, bis ein Wissenschaftler eine clevere Idee hat, auf die sie als Industrie draufspringen und die sie nachmachen können. Fast jede Firma, die an Adipositastherapien arbeitet, hat einen unserer Kombi-Wirkstoffe kopiert. Das hört sich vielleicht ungerecht an. Aber genau so ist es gewollt.

Das müssen Sie erklären, bitte.

Als Grundlagenforscher mache ich mit wenig Geld hochwertige Wissenschaft. Solche Labor- und Mausstudien sind aber relativ wenig wert, solange man nicht weiß, ob es auch im Menschen funktioniert. Das wiederum kann nur eine Pharmafirma zeigen, die den Wirkstoff nachbaut und für Hunderte Millionen testet. Gelingt es, gewinnen unsere Daten wissenschaftlich enorm an Bedeutung. Im Grunde ist es eine Win-win-Situation – auch wenn ich selbst daran kein Geld verdiene.

Wie oft stellen Sie sich insgeheim vor, an den Gewinnen beteiligt zu werden?

Ich bin Professor und Direktor. Mir geht es wirklich nicht schlecht, auch wenn auf meinem Konto keine 80 Nullen hinter der Eins sind. Als Wissenschaftler gibt es nichts Schöneres, als wenn jemand zeigt, dass die Ideen, die man im Labor entwickelt, den Menschen tatsächlich helfen.

Nicole Simon findet, die Krankenkassen müssten die neuen Abnehmmedikamente bezahlen. Schließlich gilt Adipositas zu Recht als eine chronische Krankheit

Wie wirken Spritze und Pille überhaupt – was passiert im Körper? Abnehmmittel wie Wegovy (Semaglutid) und Mounjaro (Tirzepatid) ahmen Darmhormone nach, die nach dem Essen ausgeschüttet werden und dem Gehirn ein „Ich bin satt“ signalisieren. Der Appetit sinkt, Heißhunger wird seltener, und der Magen entleert sich langsamer. Semaglutid dockt dafür an den GLP-1-Rezeptor an. Tirzepatid macht das Gleiche, nimmt aber zusätzlich noch einen zweiten Rezeptor (GIP) ins Visier – das verstärkt die Effekte auf Sättigung und Blutzucker. Gespritzt wird einmal pro Woche unter die Haut, an Bauch, Oberschenkel oder Oberarm. Die Wegovy-Tablette dagegen nimmt man täglich.

Wie viel kann man mit Wegovy oder Mounjaro abnehmen?

Mit der Wegovy-Spritze verloren Menschen mit Adipositas in Studien im Schnitt etwa 15 Prozent ihres Körpergewichts, bei hohen Dosen auch rund 20 Prozent. Mit Tirzepatid (Mounjaro) lagen die mittleren Verluste schon in der normalen Dosis bei etwa 20 Prozent. Die neue Wegovy-Tablette kommt im Schnitt auf eine ähnliche, aber etwas geringere Gewichtsreduktion als die Standarddosis der Wegovy-Spritze. Im echten Leben fallen die Effekte allerdings meist etwas bescheidener aus als in Studien. Dazu kommt: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einzelnen Menschen sind riesig. Es gibt „Super-Responder“, die teilweise mehr als 25 Prozent ihres Körpergewichts verlieren – und andere, bei denen trotz Medikament kaum etwas passiert. Vermutet wird, dass dabei sowohl das Darmmikrobiom als auch die Gene eine Rolle spielen.

Welche Nebenwirkungen können auftreten?

Am häufigsten macht sich der Magen-Darm-Trakt bemerkbar: Übelkeit, Erbrechen, Durchfall oder Verstopfung, dazu mitunter Völlegefühl, Blähungen, Bauchschmerzen und manchmal

Sodbrennen. Meistens tritt das zu Beginn oder nach einer Dosiserhöhung auf und wird nach ein paar Wochen wieder besser. Auch Haarausfall kam in Untersuchungen zwei- bis fünfmal häufiger vor als unter Placebo. Sehr selten, aber ernst: akute Bauchspeicheldrüsenentzündung, Magenlähmung, Darmverschluss oder Gallenprobleme. Außerdem gibt es ungeklärte Hinweise auf bestimmte Schilddrüsentumoren. Manche Patienten berichten zudem von Lustlosigkeit, emotionaler Abgestumpftheit und weniger Lust auf Sex. Nach dem „Ozempic Face“ – dem sichtbaren Fettverlust im Gesicht – macht in sozialen Netzwerken nun auch der Begriff „Ozempic Personality“ die Runde. Ob die Medikamente wirklich für diese Freudlosigkeit verantwortlich sind, ist unklar,

weil es dazu bislang keine Studien gibt. Leider lässt sich kaum vorhersagen, wer die Behandlung gut verträgt und wer nicht.

Haben die Mittel noch andere Effekte auf die Gesundheit?

Ja – und diese Zusatzeffekte machen sie für Hochrisiko-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spannend. In einer großen Studie mit übergewichtigen Menschen ohne Diabetes, aber mit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senkte Semaglutid das Risiko für Herzinfarkt, Schlaganfall und kardiovaskulären Tod um etwa 20 Prozent. Auch die Gesamtsterblichkeit ging leicht zurück. Bei Fettlebererkrankungen (MASH) besserten sich Entzündungen und Vernarbungen der Leber; ein semaglutidhaltiges Präparat dafür ist in der EU nun zugelassen.

ENDLICH SATT!

Ob Pille oder Spritze: Wir erklären, was die neuen Abnehmmedikamente wirklich können.

Außerdem scheinen GLP-1-Mittel bestimmte Nierenerkrankungen zu bremsen und Gelenkschäden bei Arthrose zu lindern, teils unabhängig vom Gewichtsverlust. Auch für Suchterkrankungen gibt es erste, vorsichtige Hinweise: In kleinen Studien tranken alkoholabhängige Menschen unter Semaglutid weniger und hatten weniger Verlangen nach Alkohol oder Nikotin. Für eine reguläre Suchttherapie reicht das aber noch nicht.

Wer dagegen hoffte, dass die Mittel das Fortschreiten einer Demenz verhindern oder verlangsamen können, wurde enttäuscht. Beobachtungsstudien deuten auf ein geringeres Alzheimer-Risiko hin, aber in kontrollierten Studien ließ sich eine bereits bestehende Demenz damit nicht aufhalten. Fachgesellschaften empfehlen die Mittel deshalb nicht zur Demenzprävention.

Für wen sind Wegovy und Mounjaro gedacht, und wer sollte sie besser nicht nehmen?

Wegovy (egal, ob Spritze oder Pille) und Mounjaro sind zugelassen für Erwachsene mit Adipositas, also einem BMI ab 30. Auch Menschen mit starkem Übergewicht (BMI ab 27) können sie verschrieben bekommen, wenn sie zusätzlich an einer gewichtsbedingten Begleiterkrankung leiden, Bluthochdruck etwa, Typ-2-Diabetes oder eine Fettstoffwechselstörung.

Die Wegovy-Spritze ist zudem für Jugendliche ab zwölf Jahren mit Adipositas zugelassen, wenn andere Maßnahmen nicht helfen, Mounjaro auch für Menschen mit Typ-2-Diabetes. Offizielle Leitlinien empfehlen jedoch, die Therapien nicht unbegleitet durchzuführen und unbedingt zusätzlich auf Ernährungsberatung und Bewegung zu setzen.

Nicht gedacht sind die Medikamente für ein paar Wohlfühlkilos – hier überwiegt der Nutzen die Risiken kaum. Tabu sind GLP-1-Mittel aktuell während Schwangerschaft und Stillzeit sowie bei bestimmten Schilddrüsentumoren. Auch bei schweren

Magen-Darm-Erkrankungen wird meist abgeraten.

Wann kommt die erste Pille? Verkaufsstart hierzulande ist der 1. September. In den USA gibt es die Semaglutid-Tablette unter dem Namen Wegovy zur Adipo- sitas-Behandlung bereits seit Anfang Januar, in Großbritannien seit Juli dieses Jahres.

Wie unterscheidet sich die Wegovy-Pille von der Spritze?

Chemisch steckt in beiden derselbe Wirkstoff, Semaglutid. Der Weg in den Körper ist aber ein völlig anderer. Die Spritze bringt ihn einmal wöchentlich direkt unter die Haut, von wo er langsam und fast verlustfrei ins Blut gelangt. Die Pille muss dagegen jeden Tag durch den Magen und braucht deshalb einen Resorptionsverstärker (SNAC), der die Aufnahme über die Magenschleimhaut überhaupt erst möglich macht.

Die Tablette sollte am besten morgens nüchtern mit ganz wenig stillem Wasser geschluckt werden; die letzte Mahlzeit muss zu diesem Zeitpunkt mindestens acht Stunden zurückliegen. Auch danach heißt es mindestens 30 Minuten warten mit Essen, Trinken und anderen Tabletten. Damit genug Wirkstoff den Verdauungstrakt übersteht, steckt in der Wochendosis der Pille etwa die 70-fache Menge Semaglutid im Vergleich zur Spritze; ein Großteil davon wird aber im Darm wieder abgebaut. Nicht nur die Wirksamkeit, auch das Nebenwirkungsprofil der beiden Abnehmvarianten ist sehr ähnlich. In bisherigen Studien klagte ein großer Teil der Teilnehmenden über Übelkeit, manche mussten sich zu Beginn übergeben, und ein einstelliger Prozentsatz brach die Therapie ganz ab. Auch hier gilt: Wer die Pille absetzt, ohne den Lebensstil dauerhaft umzustellen, nimmt meist schnell wieder zu.

Was sind die Vorteile der Pille? Für viele ist der größte Plus- punkt schlicht psychologischer

Natur: keine Nadel, kein Pen, keine Spritze, die man sich selbst setzen muss. Wer sich vor Nadeln fürchtet oder viel unterwegs ist, dürfte eine Tablette als deutlich unkomplizierter empfinden. Die Pille muss nicht gekühlt werden. Das macht sie einfacher zu lagern, leichter mit auf Reisen zu nehmen und diskreter in der Einnahme. In den USA haben über 80 Prozent der Patienten und Patientinnen, die Wegovy als Pille einnahmen, zuvor keine GLP-1-Spritze probiert.

Wie lange nimmt man solche Mittel, und was passiert beim Absetzen?

Adipositas gilt als chronische Erkrankung, und die Medikamente wirken nur, solange man sie nimmt. Setzt man sie ab, kommen die Kilos meist ziemlich schnell zurück; auch der positive Effekt auf Herz und Stoffwechsel schwindet. Ein aktueller Übersichtsartikel im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zeigt: Patienten legten nach dem Absetzen pro Monat etwa 0,8 Kilo zu. Nach rund 1,5 Jahren wogen die meisten wieder so viel wie zuvor.

Wer die Dosis trotzdem irgendwann reduzieren oder ganz aufhören möchte, sollte das langsam und mit engmaschiger ärztlicher Begleitung tun – am besten erst, wenn Ernährung, Alltagsbewegung und Stressbewältigung schon so gut eingespielt sind, dass sie einen Teil der Wirkung auffangen können. Ohne diese Basis ist der Jo-Jo-Effekt fast vorprogrammiert.

Wie teuer ist eine Behandlung – und wer zahlt?

Die neue Wegovy-Pille hat in Europa zwar grünes Licht von den Arzneimittelbehörden, konkrete deutsche Preise stehen aber bis zum Verkaufsstart noch aus. In Deutschland bewertet zuerst der Gemeinsame Bundesausschuss (G-BA) den Zusatznutzen, danach verhandelt der GKV-Spitzenverband den Erstattungspreis

direkt mit dem Hersteller. In den USA kostet die orale Semaglutid-Therapie je nach Dosis für Selbstzahler derzeit etwa 130 bis 260 Euro im Monat – für die Spritze zahlt man dort jedoch deutlich mehr. In Großbritannien verlangen Anbieter zwischen 125 und 320 Euro und damit in etwa so viel wie für die Spritzen. In Deutschland kostet ein Wegovy-Pen mit vier Injektionen für einen Monat je nach Dosis etwa 170 bis knapp 280 Euro, Mounjaro ist mit rund 200 bis fast 500 Euro noch teurer. Die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erstatten Abnehmmedikamente bislang nicht. Grund ist der „Lifestyle“-Paragraf 34 im Sozialgesetzbuch V, der Arzneien von der Erstattung ausschließt, die vor allem der „Lebensqualität“ dienen. Übernommen werden die Kosten der GLP-1-Analoga in der Regel nur bei Typ-2-Diabetes. Wer sie nur zum Abnehmen nutzt, zahlt meist selbst.

Wird es bald weitere Einnahme-Möglichkeiten geben?

Ja, der Markt ist mitten in einem regelrechten Wettrennen. Mit Orforglipron (Foundayo) hat bereits ein zweiter oraler GLP-1-Rezeptoragonist in den USA die Zulassung erhalten; in Europa läuft das Verfahren. In Studien verloren die Teilnehmenden im Schnitt etwas über zwölf Prozent ihres Körpergewichts, etwas weniger als mit Semaglutid-Pillen, aber deutlich mehr als mit klassischen Diäten.

In Entwicklung sind außerdem Kombinationspräparate, die GLP-1 mit weiteren Hormonsystemen koppeln. Gespannt blickt die Fachwelt derzeit auf Retatrutid, einen Dreifachwirkstoff, mit dem Hersteller Eli Lilly zufolge in der höchsten Dosis Gewichtsverluste von rund 28 Prozent erzielt wurden, die bislang größten überhaupt. Daneben werden komplett neue Wirkstoffe erforscht, die auch Begleiterkrankungen des Übergewichts angehen. Das Angebot an Abnehmmedikamenten dürfte also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größer werden – und wahrscheinlich vielfältiger.

GESELLSCHAFT

DRECK

STECKEN

Immer mehr Müll landet illegal auf Deutschlands Straßen. Sabrina Brand sucht die Verursacher wie eine Detektivin. Dabei geht es um mehr als nur Sauberkeit.

Von Ingrid Eißele; Fotos: Miriam Stanke

Stinkt? Egal! Sabrina Brand bei der Arbeit in Mannheim – ohne Berührungs-ängste

48 stern 27.8.2026

Der Tatort liegt nur ein paar Schritte entfernt von der Grundschule im Mannheimer Stadtteil Rheinau. Ein Containerplatz auf der gegenüberliegenden Seite der Straße. Aus aufgerissenen Müllsäcken quellen Kleidungsstücke. Dazwischen Schuhe, Scherben und Folien, Teppichreste, ein elektrischer Quirl, Medikamentenschachteln, alte Autoreifen.

Sich hier zu bewegen, ohne auf Ekliges oder Gefährliches zu treten, ist fast unmöglich. Sabrina Brand aber läuft beherzt auf weiß-rosa Sneakern hinter die Müllkippe, um den Müll herum. Es stinkt süßlich-muffig. Sie habe sich an solche Gerüche gewöhnt, sagt die 42-Jährige, ihren Geruchssinn desensibilisiert. Brand zieht Handschuhe über, geht hinter dem Container in die Knie, beugt sich über ein paar Papierschnipsel und hebt sie auf. Ist ein Name darauf zu finden, eine Adresse, vielleicht eine Telefonnummer?

Sabrina Brand ist „Sauberkeitsermittlerin“. Eine von drei Mitarbeitern des Mannheimer Ordnungsamts, die täglich Streife gehen, um illegale Abfälle in der Stadt aufzuspüren. Und deren Verursacher. Brand sucht Spuren, wo andere sich die Nase zuhalten. Eine Detektivin, der es um mehr als um Reinlichkeit geht. „Ums Wohlfühlen. Und um das Sicherheitsgefühl“, sagt sie.

Immer mehr Städte klagen, dass immer mehr Müll abgeladen wird, auf Straßen und Wegen, in Parks und Gebüschen. Hamburg und Stuttgart sammelten voriges Jahr 6000 Tonnen wilde Abfälle, Köln fast 3000 Tonnen, auch kleinere Städte wie Heilbronn oder Bad Kreuznach kämpfen gegen das Problem. Der stinkende Unrat verschandelt das Stadtbild und verursacht hohe Kosten, allein in Hamburg voriges Jahr 25 Millionen Euro.

Die nächsten Beschwerden

Mannheim zählte im selben Jahr fast 3500 Fälle von „unerlaubten Müllablagerungen“, oftmals ein Gemisch aus Sperrmüll und Hausmüll. Die Stadt setzt inzwischen auf Müllfahrzeuge, die mit Kameras und optischen Sensoren die Straßen nach Müll absuchen. Auf Spezialermittler, die nach

Wird eine Anzeige fällig? Nein, hier kam die gebuchte Müllabfuhr nicht. Auch das passiert
Im Büro speist Brand die Fälle ins System ein

Müllsündern suchen – und auf hohe Bußgelder. Verursacher zahlen im Schnitt 900 Euro. Wenn sie erwischt werden von Menschen wie Sabrina Brand.

Die Frau in der Sicherheitsweste mit der Aufschrift „Sauberkeitsermittler“ prüft die Schnipsel sorgfältig. Auf den Papieren findet sie keinen Hinweis, wer das Chaos angerichtet haben könnte: „Die einen reißen die Säcke auf, dann wird immer noch etwas dazugeschmissen.“ Mit kleinen Schritten tastet sie sich suchend durch den Müll, auch in die abgelegenen Schmuddelecken hinter den Containern. Nichts, kein Hinweis. Brand macht Notizen, fotografiert Altreifen: „Immer wenn Reifenwechselzeit ist, finden wir bergeweise Altreifen.“ Sie packt Notizblock und Handschuhe ein und startet zum nächsten Tatort.

Vier Adressen stehen an diesem Morgen auf ihrer Liste: einmal Ratten, dreimal Müll. Während sie die Hotspots ansteuert, laufen beim digitalen „Mängelmelder“, einem Anzeigeportal der Stadt, ein halbes Dutzend neuer Beschwerden ein.

„Große Müllansammlung auf dem Gehweg“, schreibt ein Nachbar aus dem Stadt-„Wenn alles sauber ist, fühlt man sich wohler. Und wer sich wohl- fühlt, ist entspannt“

Sabrina Brand

Die „Sauber-keitsermittler“ sind nicht zu übersehen

teil Käfertal. Ein anderer moniert: In der Innenstadt „stehen zwei Kühlschränke. Mittlerweile sind große Verpackungen aus Kartonage, ein zwei Meter langes Abflussrohr und ein Mikrowellengerät hinzugekommen.“ An der Rheinpromenade wurden Matratzen im Gebüsch entsorgt. Im Stadtteil Hochstätt nehme die Rattenplage zu, weil wieder mal wilder Sperrmüll und Hausmüll abgeladen wurden. Ein Bewohner aus Lindenhof schimpft, er fühle sich „wie in einem Drecksloch!“ Ein anderer schickt ein Foto von einer aufgedunsenen Ratte vor einer Haustür in der Innenstadt. Es ist ein ganz normaler Dienstag in Mannheim.

Kampf gegen den Egoismus

In der 330.000-Einwohner-Stadt ist der Kampf gegen wilden Müll inzwischen Alltag. Und vielleicht ist es auch ein Kampf gegen den Egoismus, gegen eine offensichtliche Scheißegalhaltung, die sich auch anderswo in dieser Gesellschaft zeigt, aber besonders augenschmerzend in der Vermüllung. Vielleicht ist es aber auch einfach nur, wie Sabrina Brand mit freundlichem Stoizismus sagt: „Faulheit“.

Zweimal pro Jahr holt die Müllabfuhr den Sperrmüll direkt am Haus ab, kostenlos. Jeder kann ihn jederzeit auf Deponien bringen. Warum landet er dann dennoch tonnenweise auf der Straße, trotz hoher Geldstrafen?

Brand hat Bäckereifachverkäuferin gelernt. Danach ging sie zur Stadt Mannheim, wurde „Politesse“, verteilte als Hilfspolizistin Strafzettel an Falschparker und ist seit zwei Jahren als Sauberkeitsermittlerin unterwegs. Ihr Job sei ihr in Fleisch und Blut übergegangen. Selbst im Urlaub könne sie es nicht lassen, diesen Röntgenblick auf alles, was am falschen Ort lagert, anzuwenden. „Müllwühler“ nennen sie Kollegen vom Ordnungsamt manchmal mit mildem Spott.

Doch das Wühlen rechnet sich. Mehr als tausend Verursacher konnten sie und ihre Kollegen seit dem Start des Pilotprojekts im März 2024 ermitteln, bis Ende 2025 wurden mehr als 130.000 Euro an Bußgeldern verhängt.

Etwa jeden vierten Müllsünder würden sie aufspüren, so die Fahnderin. Weil viele irgendwo eine Adresse hinterlassen, mit der man sie identifizieren kann. Auf einem

Rentenbescheid, einem Kontoauszug, einer Krankenkassenkarte. „Ich liebe die Dummheit der Menschen, ohne die könnten wir nicht arbeiten“, sagt Brand.

Nächstes Ziel ist eine ehemalige Glasfabrik. Die Fenster des Fabrikgebäudes sind zerbrochen. Vor fünf Jahren wurde die Produktion geschlossen, 140 Mitarbeiter verloren ihre Jobs. Bäume und wild wuchernde Sträucher umgeben das Firmengelände, das durch einen Zaun von der Straße abgeschirmt wird. Brand will den versteckten Müll zeigen, der im Idyll vor sich hin rottet. „Hier werfen sie das Zeug einfach über den Zaun“, sagt sie und deutet durch den Maschendraht. Man muss schon genau hinschauen, um Müllsäcke, Autoreifen und Bretter zu erkennen, die unter Blättern und Efeu im Unterholz versunken sind. So was komme oft vor in Mannheim.

Das Firmengelände ist Privatgelände, deshalb darf und muss sich die Stadt hier nicht weiter kümmern. Die Eigentümer sind verantwortlich.

Auch der anonyme Rattenalarm im Stadtteil Rheinau erweist sich als Privatsache, der vermeintliche Tatort ist ein Einfamilienhaus. Brand inspiziert die Umgebung. Keine Ratte weit und breit auf den Straßen des Wohnviertels. Selbst die Biomülltonne vor dem Einfamilienhaus wirkt ordentlich geputzt.

Die AfD kapert das Thema

Nach zwei Jahren auf der Müllspur weiß Sabrina Brand: Illegal entsorgter Müll hat mit Armut zu tun. Mit verdichtetem Wohnen in Vierteln und Straßen, die ohnehin als schwierig gelten. Innenstadt, Neckarstadt, Jungbusch, Waldhof, Rheinau. Mit Problemimmobilien, deren Besitzer Häuser und Umgebung verwahrlosen lassen. Das wirke ansteckend auch auf die Mieter, vermutet sie: „Die gehen dann auch lapidarer mit den Dingen um.“

Die AfD im Gemeinderat hat das Thema schon vor Jahren für sich entdeckt, bezichtigte vor allem die Bewohner der „Problemhäuser“ als die Schuldigen.

Brand sagt zwar: Es gebe durchaus einen Zusammenhang mit Migration, vor allem dem Zuzug von Menschen aus Osteuropa: „Ein Bulgare hat mir einmal gesagt, in Bulgarien wird alles rausgestellt und abgeholt, das sei dort Normalität.“ Sie sagt aber auch: Müll klammheimlich zu entsorgen, das würden eben auch Deutsche machen, auch der Arzt oder der Handwerker.

Dabei sei es doch ganz einfach: „Wenn alles sauber ist, fühlt man sich wohler.

Müll neben einem Altkleider-container – Brand sucht

Und wer sich wohlfühlt, ist entspannt.“ Schon sinke das Aggressionspotenzial.

Brand ist überzeugt: Weniger Müll sorge auch für mehr Sicherheit. „Wenn ich in einem Drecksloch sitze, passe ich mich der Umgebung an. Dann ist die Hemmschwelle niedriger, Blödsinn anzustellen, als in einer ordentlichen Umgebung.“

Über die psychologischen Folgen von Müll macht sich auch die Wissenschaft Gedanken – und darüber, wie Schmutz und Müll den Charakter einer Stadt verändern. Als eine Art Augenöffner galt die „Broken-Windows-Theorie“. Mit den ersten Zeichen der Verwahrlosung – einem eingeschlagenen Fenster, Müll auf der Straße – steige auch die Gefahr für schwere Kriminalität im Stadtteil, so lautete die These von amerikanischen Kriminologen und Sozialwissenschaftlern in den 1980er-Jahren. Die griffige Theorie war Anlass für eine harte Nulltoleranzstrategie in Metropolen wie New York.

Vermüllung als Obrigkeitsproblem?

Doch einen eindeutig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Müll und Mord und Totschlag gibt es nicht, die Theorie ist umstritten. Allerdings haben Soziologen aus Mannheim und München herausgefunden, dass kleinere Normverstöße – das Wegwerfen von Papier beispielsweise – andere kleine Normbrüche auslösten. Die Hemmschwelle sinke, gegen Regeln zu verstoßen, etwa selbst Müll wegzuwerfen oder bei Rot die Straße zu überqueren, so die Forscher – vor allem in besseren Stadtvierteln.

Dazu verändert der Anblick von wildem Müll auch das Sicherheitsgefühl im Stadtteil. Diese psychologische Wirkung belegt eine Untersuchung eines Heidelberger Kriminologieprofessors, der Mannheimer

Bürger zu Schmutz und Müll befragte. Schmutz trage unterschiedlich stark zur Kriminalitätsfurcht bei, fand der Forscher 2024 heraus. Als einen der wichtigsten Trigger identifizierte er illegalen Sperrmüll – im Stadtteil Jungbusch beispielsweise sahen drei von vier Einwohnern darin ein großes Problem. Wilder Müll ist somit mehr als ein Ärgernis. Er ist für manche auch ein Signal: Hier fehlt Ordnung, hier fehlt der Staat. Hier macht jeder, was er will.

Danach sieht es an diesem Morgen auch in der Altrheinstraße im Mannheimer Stadtteil Waldhof aus. Ein Müllhaufen ist schon von Weitem zu erkennen. Splitter einer zerbrochenen Glastür verteilen sich auf der Straße, der Gehweg ist komplett zugestellt. In einem alten Kühlschrank sammelt sich braune Brühe. Daneben stehen ein Kinderhochstuhl, zwei Puppenbuggys, Glasbretter, Spielzeug.

Sabrina Brand geht vor einem Milchkarton in die Knie und fischt etwas aus dem Chaos: „Genau das, was wir suchen!“ Eine Versandfolie mit Adresse. Sie sucht weiter. Und findet in einem anderen Karton einen Stapel Papiere. Briefe, Mahnungen, Depotauszüge, ein Schreiben an das Sozialamt. „Wir dokumentieren alles“, sagt sie, wissend, dass dieser Fall gelöst werden kann.

Müll ist geschwätzig. Manchmal verrät er mehr als ein Personalausweis – ob wir reich oder arm sind, unter welchen Krankheiten wir leiden, was wir lesen, rauchen, trinken.

Manchmal verrät er auch Dramen: Die Eigentümerin des Mülls in der Altrheinstraße ist Mutter von zwei Kindern, alleinerziehend, hatte Mietschulden, seit drei Monaten keine Einkünfte mehr, wartet auf die Zahlungen ihres geschiedenen Mannes. Sie hat, das ist ersichtlich, viele Probleme.

Brand kehrt zurück in ihr Büro im ersten Stock der Stadtverwaltung. Setzt sich an den Computer und schreibt eine Anzeige: Zuwiderhandlung gegen Paragraf 28, Absatz 1, Satz 1, Kreislaufwirtschaftsgesetz. Sie fügt Fotos bei. Die Kollegen vom Ordnungsamt werden den Fall übernehmen und die Mieterin anschreiben. Vielleicht muss sie eine Strafe bezahlen. Falls sie nicht eine überzeugende Erklärung hat.

Brand hat schon viele Ausreden gehört: Der Wind habe den Müll an diese Stelle geweht. Oder: Man habe einen Kumpel beauftragt, den Müll wegzubringen, der das Zeug dann aber auf die Straße gestellt habe. Oder: Eile war geboten, die Oma musste überstürzt ins Heim. Brand hört sich jede Unschuldsbeteuerung an: „Ich will wissen, was dahintersteckt.“ Ohnehin, als Mutter von zwei Kindern, 17 und 22 Jahre alt, kenne sie alle Ausreden.

In ihrem Beruf als Hilfspolizistin, sagt Brand, habe sie Gelassenheit gelernt. Ihre Strategie: Menschen, die sich ungerecht behandelt fühlen, sich „erst mal auskotzen lassen und dann richtig freundlich reagieren, das irritiert sie, und dann ist die Wut ganz oft auch schon erledigt“.

Am Ende müssten die Kollegen von der Bußgeldstelle entscheiden, ob sie die Anzeige zurückziehen oder nicht.

Im Fall der Mieterin recherchiert Sabrina Brand weiter. Und findet heraus: Die Frau hatte ihren Sperrmüll offiziell zur Abholung angemeldet. Doch dann fiel bei der Müllabfuhr ein Fahrzeug aus – und der Müll blieb liegen. Der Fehler lag also nicht bei ihr, sondern bei der Stadt. Keine Anzeige. Ohnehin sei die Frau umgezogen, sagt Sabrina Brand. „Wir wissen nicht, wohin.“

Tags darauf wird der Sperrmüll abgeholt, Straßenkehrer fegen die Scherben zusammen. Und was sonst noch aus dem Leben der Familie auf der Straße lag.

Was bleibt?

Vielleicht die kleine Erkenntnis, dass nicht vergeblich ist, was Sabrina Brand Tag für Tag tut. Sie kann Stellen zeigen, da hat der Müll am Straßenrand stark abgenommen, dank ihrer Kontrollen. Jetzt könnten dort wieder Autos parken und Menschen gehen. Sie sagt: „Ein kleiner Lichtblick.“

Jedenfalls für einige Wochen. ✦

Ingrid Eißele findet Verschenken besser als Wegwerfen – und weniger schmerzlich, gerade bei Büchern. Fotografin

Miriam Stanke (r.) lebt in Mannheim und kennt das Problem aus eigener Anschauung

Eine junge Frau schläft schlecht, ist erschöpft und hat Gelenkschmerzen. Endlich liest eine Ärztin die Zeichen richtig.

Die Enddreißigerin kannte ich, seit sie mit ihrem Kinderwunsch ein paar Jahre zuvor in meine Praxis gekommen war. Ich hatte sie als sportliche, lebhafte Frau in Erinnerung, die trotz ihres anspruchsvollen Jobs und des emotionalen Stresses der Kinderwunschbehandlung mitten im Leben stand. Als sie nun vor mir saß, erkannte ich sie kaum wieder. Sie hatte Augenringe, war erschöpft und wirkte in sich zusammengefallen. Seit etwa einem Jahr habe sie starke Muskel- und Gelenkschmerzen und schlafe schlecht, erzählte sie. Morgens fühlte sie sich, als sei sie 80. Sport, der ihr sonst immer Kraft gegeben hatte, mache alles nur noch schlimmer.

Die Hausärztin hatte bereits nach Gründen gesucht: eine rheumatologische Erkrankung? Rheumafaktoren und Autoantikörper, also Marker im Blut, die auf Gelenkerkrankungen wie rheumatoide Arthritis hinweisen können, blieben unauffällig. Eisenmangel? Nein. Eine Schilddrüsenerkrankung? Ebenfalls nicht. Ihre Osteopathin hatte der Patientin schließlich geraten, zu einer Frauenärztin zu gehen.

Als Gynäkologin mit Spezialisierung auf Hormone hatte ich sofort einen Verdacht. Doch zuerst wollte ich andere mögliche Ursachen in den Blick nehmen. Viele Frauen in dieser Lebensphase stehen etwa zwischen Kindern, pflegebedürftigen Eltern und einem herausfordernden Beruf kurz vor einem Burnout. Dann aber erwähnte sie fast nebenbei etwas, das für sie nicht wichtig schien: Ihr Zyklus war kürzlich unregelmäßig geworden, mit nur noch schwachen Blutungen. Das bestärkte mich in meiner Vermutung, und ich überprüfte die Hormonwerte. Tatsächlich war FSH, das follikelstimulierende Hormon, erhöht: Gebildet in der Hirnanhangsdrüse, steuert es entscheidend Fruchtbarkeit und Fortpflanzungsfunktionen von Frauen. Der Wert steigt, wenn die Eierstöcke ihre Hormonproduk-

tion zurückfahren – die Hirnanhangsdrüse versucht, die Eierstöcke stärker anzuregen.

Jetzt passte alles zusammen: Die Frau war mit Ende 30 in der Perimenopause, die Wechseljahre waren nicht mehr weit entfernt. Ich erklärte ihr, dass nicht die Gelenke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waren, sondern der Östrogenmangel, und verschrieb ihr ein Östrogen-Gel, bei dem der Wirkstoff durch die Haut in den Körper gelangt. Damit kombinierte ich ein natürliches Progesteron als Kapsel. Wenige Wochen später schlief die Patientin wieder durch; die Gelenkschmerzen ließen nach. Sie konnte morgens wieder erholt aufstehen.

Diese Woche: Dr. Patricia Faas-Fehervary, Gynäkologin, spezialisiert auf Hormone und Kinder- wunschbehandlung, in eigener Praxis in Zürich, Schweiz

Unsere Eierstöcke sind hormonproduzierende Organe, wie die Schilddrüse und die Bauchspeicheldrüse. Wenn die Funktion der Eierstöcke ausfällt oder abnimmt, hat das Folgen für den ganzen Körper, vom Gehirn bis zum kleinen Zeh. Trotzdem werden Beschwerden in den Wechseljahren noch immer bagatellisiert und oft nicht als solche erkannt. Dabei erhöht ein unbehandelter Östrogenmangel langfristig

Gefühlt wie 80

unter anderem das Risiko für Osteoporose und Herz-Kreislauf-Erkrankungen. Aber noch immer hören Frauen von uns Ärzten den Satz: „Da müssen Sie jetzt durch.“ Hätten Männer derartig ausgeprägte Symptome bei Testosteronmangel, frage ich mich, ob man sie dann auch nur beschwichtigte, wenn eine Hormonersatztherapie sofort Abhilfe brächte.

Frühzeichen der Perimenopause werden häufig übersehen oder als psychisch bedingt abgetan. Nächtliches Schwitzen, Schlafstörungen, Leistungsabfall, Gelenkschmerzen, Gedächtnisprobleme, verstärkte

Beschwerden eines prämenstruellen Syndroms oder unerklärliche Reizbarkeit können erste Hinweise sein. Gerade bei Frauen Ende 30 denkt kaum jemand an die Wechseljahre. Doch manchmal erklärt genau diese hormonelle Veränderung, warum sich eine Frau plötzlich „wie 80“ fühlt. ✝

Die Diagnose gibt es auch zum Hören: Den gleichnamigen Podcast mit stern-Redakteurin Dr. Anika Geisler können Sie alle zwei Wochen kostenlos über die App RTL+ Musik hören oder überall dort, wo es Podcasts gibt

WIRTSCHAFT

Dolce Bahn

Der frühere Ferrari-Chef Luca di Montezemolo will Deutschlands Schienen erobern. Ab 2028 sollen Italo-Züge hier fahren: mit stabilem WLAN – und gutem Espresso.

Von Monika Dunkel; Fotos: Francesco Merlini

Die neuen Topfpflanzen gefallen ihm. „Bellissimo!“, ruft er. Die Stationsmanagerin strahlt. Sie hat die Töpfe im „Lounge Italo Club“ des römischen Bahnhofs

Termini verteilt. Weniger entzückt ist der Signore im tadellosen Anzug mit blütenweißem Einstecktuch von den Zuganzeigern über dem Empfangstresen. Schwer lesbar findet er sie und schüttelt den Kopf.

Minuten später verteilt Luca Cordero di Montezemolo Handküsse an die Damen, ehe er in einem hohen Ledersessel Platz nimmt. Zwei Dutzend Reisende warten auf ihre Züge nach Mailand, Venedig oder Bari, vor sich Espressi und kleine Kuchen. Um 12.10 Uhr soll die Probefahrt mit dem Hochgeschwindigkeitszug von Rom nach Mailand beginnen, dem Italo 9980. Zuvor möchte der Gründer über sein Abenteuer reden. Darüber, wie es ist, in Europa als Erster und Einziger ein privates Highspeed-Unternehmen zu starten, und wieso er nun mit diesem nach Deutschland expandiert.

Italo, so heißt die Marke, plant den größten Vorstoß im deutschen Fernverkehr seit dem Einstieg von Flixtrain vor acht Jahren. Der bisher größte Bahnwettbewerber im ikonischen Giftgrün setzt ab 2028 erstmals auf neue Züge. 65 Hochgeschwindigkeitsexemplare vom spanischen Hersteller Talgo werden nach und nach die Flix-Flotte vergrößern. So entsteht ein Dreikampf, in dem sich Montezemolo mit Tempo, Komfort und italienischem Lebensgefühl behaupten will.

Der Mann ist schließlich nicht irgendwer. Als „Grandseigneur der italienischen Wirtschaft“ hat ihn „Der Spiegel“ betitelt. Montezemolo wird von seinen Landsleuten verehrt, weil ihm scheinbar mit Leichtigkeit alles gelingt: Jahrzehntelang hat er die Kultmarke Ferrari verantwortet und zu einem der profitabelsten Autohersteller gemacht. Er hat auch den angeschlagenen Fiat-Konzern gerettet und damit das Geld der Familie Agnelli. Er leitete die Edelschuhmarke Tod’s und die Getränke-Ikone Cinzano, er war Präsident des italienischen Industrieverbands.

Kampf ums Gleis

78 Jahre ist Montezemolo mittlerweile alt. Seine Haare sind grau, aber er trägt sie wie mit Mitte 20, als er Ferrari an die Spitze der Formel 1 zurückführte, als Mähne. Er könnte sich zur Ruhe setzen, sich um seine Weinberge und Rinder bei Bologna kümmern, sein Haus auf Capri öfter genießen. Doch ihn lockt dieser neue Wettkampf. Mit Italo will er den Deutschen zeigen, wie schön Bahnfahren sein kann: schnelles Internet zu jeder Zeit, guter Service – alles günstiger als mit dem ICE und viel zuverlässiger. „Genau so haben wir die Italiener gewonnen“, sagt er lächelnd.

Wie soll das denn gehen? So dachten viele auch in Italien, als der Manager 2006 verkündete, eine Flotte von Hochgeschwindigkeitszügen auf die Schiene zu bringen. „Den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hätten sie bei Trenitalia, der italienischen Staatsbahn, ausgerufen, erinnert sich Montezemolo. „Die Situation war wie in Deutschland. Wir mussten uns den Platz auf den Gleisen erkämpfen, damit die Züge fahren konnten.“

Auf zwei Strecken wollen die Italiener ab Mitte 2028 ihre Züge in Deutschland sprinten lassen: München-Köln-Dortmund, stündlich, und München-Berlin-Hamburg, halbstündlich. Mit 26 nagelneuen Velaro-Zügen starten sie, 14 weitere sollen folgen. 3,6 Milliarden Euro wird Italo dafür ausgeben, ein Großauftrag für Siemens. Außerdem zahlt das Unternehmen 250 Millionen Euro im Jahr als Schienenmaut, Empfänger ist die DB-Tochter InfraGo. Leisten kann sich Italo die Expansion dank mächtiger Investoren: Hinter dem Unternehmen stehen die schweizerisch-italienische Reederei MSC und der US-Fonds GIP, der zu Blackrock gehört. Italo-Gründer und -Chairman Montezemolo ist mit weniger als einem Prozent beteiligt.

Erste digitale Entwürfe zeigen einen Zug in Dunkelblau. „Sehr elegant“ findet Montezemolo den Farbton. Damit setzt sich Italo ab von den weiß-roten ICEs der DB. 450 Passagiere sollen Platz haben in drei Klassen. Wie der Zug heißt? „Eine Überraschung“, feixt der Signore. Das Italo-Logo, ein Hase auf dem Sprung, wird auch hierzulande die Züge zieren – so wie jeden Ferrari das sich aufbäumende Pferd.

Ob die Deutsche Bahn Italo noch ausbremst? Der Chairman schüttelt den Kopf. Mitte Juli hat die Bundesnetzagentur entschieden: Die Deutsche Bahn muss bis zu 40 Prozent ihrer Trassen für Wettbewerber freigeben. Allerdings hat Italo keine langfristige Streckengarantie bekommen, der Neuling muss sich jährlich bewerben – zumindest bis 2031, wenn mehrjährige Rahmenverträge Pflicht werden. Dieses Risiko gehen die Italiener ein.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gebe es viel Zuspruch, versichert Montezemolo. Für Brüssel sei Italien die Benchmark, Italo das Vorzeigebeispiel. Außerdem hat Montezemolo Italos Expansion zur Chefsache gemacht. Ihm öffnen alle ihre Tür: EU-Kommissare, Bundesminister – Anfang der Woche erst sei er in Berlin bei Katherine Reiche gewesen:

„Ihre sehr nette Wirtschaftsministerin sieht den Wettbewerb sehr positiv.“

Wie kommt ein Unternehmer, der verrückt nach schnellen Autos ist, überhaupt dazu, ein Bahnunternehmen zu starten? Dass er als Kind eine Märklin-Eisenbahn hatte – geschenkt, das reicht nicht. Es sei eine lustige Geschichte, beginnt Montezemolo: Ein Freund aus Neapel besuchte ihn 2006 in Bologna, zu der Zeit war Montezemolo gleichzeitig Chairman von Fiat, Ferrari und Präsident des Industrieverbands, „sehr busy“, aber nicht sonderlich glücklich. Der Freund habe ihm halb im Spaß vorgeschlagen: „Luca, warum gründen wir nicht ein Bahnunternehmen? In Italien gibt es dafür Bedarf.“ Er habe den Freund ausgelacht: „Was für eine verrückte Idee, ich habe keine Ahnung von Zügen.“ Doch der Gedanke ließ ihn nicht los. Am nächsten Morgen, 7.30 Uhr sei es gewesen, rief er einen seiner besten Freunde an: Diego Della Valle, Gründer und Chef der Schuhmarke Tod’s. „Lass uns ein Bahnunternehmen gründen mit eleganten Zügen und gutem Service“, so will er es ihm vorgeschlagen haben. „Wo warst du denn letzte Nacht?“, amüsierte sich Della Valle. Und schlug Minuten später dann doch ein. Der „Ferrari auf Schienen“, er war geboren. Montezemolo stellte ein kleines Team zusammen. Zum Schuhverkäufer gesellen sich ein Logistikunternehmer, der in Italien Einkaufs- und Handelszentren betreibt, sowie ein ehemaliger Topmanager der italienischen Staatsbahn, weitere Unternehmer beraten. Ein erstaunliches Quartett. Man stelle sich vor, der Porsche-Chef würde gemeinsam mit den CEOs von Boss und Rewe sowie einem früheren Bahnvorstand ein neues Unternehmen aufziehen.

Zugbegleiterin Diana Galanti sorgt für das Wohl der Fahrgäste. Für die 570 Kilometer von Roma Termini nach Mailand braucht Italo drei Stunden und fünf Minuten. Die Ticketpreise sind seit Einführung des Schnellzugs gesunken (oben v.l.n.r.)

Widerstand der Etablierten

Fünf Jahre sollte es dauern, bis Italo das erste Ticket verkaufte. „Ein sehr emotionaler Moment“ sei das gewesen, sagt Montezemolo. Einen Zug zu besitzen, das sei doch etwas anderes als ein Auto. Und auf dem Gleis zu reüssieren, womöglich schwieriger, als Formel-1-Weltmeister zu werden. Fast wären sie bankrottgegangen. Denn mit seinem blutroten Italo-Zug greift Montezemolo nicht nur den Ex-Monopolisten Trenitalia an. Er attackiert das Establishment in einem Land, in dem der Staat viel zu sagen hat und vieles erst spät privatisiert wurde.

Die Lounge in Rom füllt sich. Touristen, ein paar Geschäftsreisende. Es ist Ferienzeit. Montezemolo erkennt plötzlich den früheren italienischen Botschafter in Berlin. Nach Venedig fährt er, ein Vortrag an der Uni. „Raten Sie mal, wie alt der Herr ist? 95 Jahre! Hält Zugfahren etwa jung?“

Roma Termini, Italiens größter Bahnhof, hat viel von einem internationalen Flughafen: Sicherheitschecks und Ticketkontrolle vor dem Einstieg in die Züge, Luxusboutiquen überall. Auf den Anzeigetafeln ist abzulesen, was Italien Deutschland voraus-

„Lass uns ein Bahnunternehmen gründen mit eleganten Zügen und gutem Service“

hat: Die Spalte „ritardo“ – Verspätung – ist fast leer. Gerade mal ein einziger Zug ist fünf Minuten zu spät. Der Italo 9980 nach Mailand steht schon eine Viertelstunde vor Abfahrt auf Gleis sieben. Gebucht ist Salotto 1, das private Viererabteil. Allein der Name weht einen Hauch italienische Lebensart in den Waggon.

570 Kilometer sind es von Rom nach Mailand. Fahrzeit: drei Stunden, fünf Minuten, nonstop. In 97 Prozent der Fälle sei der Zug auf fünf Minuten pünktlich, gibt Italo an, Verzögerungen durch Störungen der Infrastruktur, Personen im Gleis oder Wetter herausgerechnet. Doch selbst wenn man die einbezieht, landet Italo bei rund 70 Prozent – Welten besser als bei der DB, bei der in diesem Sommer nur noch gut jeder zweite Schnellzug pünktlich einfährt.

Ob sich das in Deutschland kopieren lässt? Hier teilt Italo Schienen und Signale mit der maladen Bahn, die Infrastrukturschäden bremsen alle. Doch das beunruhigt Montezemolo nicht. Bis die blaue Flotte an den Start gehe, seien viele Trassen modernisiert. Und Italos Strecken zählen ohnehin zu den besseren. Der Vorteil der Italiener seien zudem nagelneue Züge und eine Eins-a-Wartung durch Siemens.

„Buongiorno“, begrüßt die Italo-Zugchefin. Kollege Alessandro reicht ein Erfrischungstuch, fragt, was man trinken möchte. 30.000 Euro pro Mitarbeiter will

Italo in Deutschland investieren, um sein Servicepersonal zu schulen. Eine eigene Akademie werden sie dafür aufbauen. Guter Service sei essenziell – allerdings nicht in der günstigen Smart-Klasse. Dort stehen Automaten, an denen man sich Getränke ziehen kann oder Knabberzeug.

Sitze wie im Ferrari

Um 12.12 Uhr setzt sich der Zug sanft in Bewegung. Er ist gut besetzt, rund 80 Prozent der Sitze sind im Schnitt bei Italo gebucht. Jeder dritte Hochgeschwindigkeitsfahrgast nutzt den Privatanbieter, das macht etwa 25 Millionen Fahrgäste pro Jahr.

„Achten Sie auf das Leder“, hatte Montezemolo mit auf die Reise gegeben. Cognacfarben, im Kopfteil mit Prägung: Poltrona Frau, Hersteller luxuriöser Ledermöbel, der Ferrari und Maserati mit Sitzen ausstaffiert hat. Auch Sitzdesigner Giorgetto Giugiaro hat sich schon bei Ferrari ausgetobt.

Hinter Rom beginnt die sanfte Hügel- landschaft Latiums, hin und wieder glitzert der Tiber durch die Bäume. Kurz nach eins rauscht der Zug mit 250 Stundenkilometern an Siena vorbei. Bis Florenz ziehen die Weinberge und Renaissancestädtchen der Toskana am Fenster vorüber. Kurz vor Bologna erreicht er seine Spitzengeschwindigkeit, 300 Kilometer in der Stunde. Auf perfekten Schienen schaffe der Zug 450 Stundenkilometer, heißt es bei Italo. Er hält den Weltrekord mit 574,8 Kilometern in der Stunde. 25 Stück dieser Hightech-Garnituren von Alstom hat Italo in seiner Flotte.

Die Nord-Süd-Achse zwischen Mailand, Rom und Neapel war 2012 Italos erste Strecke. Heute bieten Italo und Trenitalia zwischen Rom und Mailand täglich mehr als 90 Verbindungen an. Dabei hat Italo dem ehemaligen Monopolisten Trenitalia keine Fahrgäste weggenommen. Stattdessen ist der gesamte Markt gewachsen. Ein Plus von 120 Prozent, sagt Montezemolo. Und das, während die Ticketpreise seit 2012 um rund 40 Prozent gesunken sind. Bemerkenswert: Beide Anbieter sind profitabel.

Trenitalia investierte massiv, um mit Italo mitzuhalten: eigenes Bordpersonal, mehr Sparpreise, höhere Frequenz, besseres WLAN. Funklöcher kennen Bahnfahrer in Italien selbst bei Tunnelfahrten nicht. In Deutschland werden alle Italo-Züge mit Starlink ausgestattet sein – störungsfreies Streamen und Arbeiten garantiert.

15.10 Uhr: Der Zug erreicht Mailand, fünf Minuten vor der Zeit. Ein Traum, wenn das auch in Deutschland klappen würde. ✕

Monika Dunkel genoss es auf der Fahrt nach Mailand, mehr als 300 Stundenkilometer zu fahren. Fotograf Francesco Merlini kennt von Recher-

chen in China noch ganz anderes Tempo – dort schaffen manche Züge fast 400 km/h

WIRTSCHAFT

„WIR SIND SEHR "ALARMIERT"

Volkswagen kommt nicht zur Ruhe. Der Gewerkschafter Thorsten Gröger erklärt, wie er um Arbeitsplätze kämpft.

Werke des VW-Konzerns

Nur die Fahrzeugwerke in Wolfsburg und Ingolstadt blieben nach den Plänen des VW-Chefs übrig. Mitarbeiterzahl am Standort

Ende der Autoproduktion beschlossen

Ende der Autoproduktion wird diskutiert

Fahrzeugwerk

Komponentenwerk

Herr Gröger, Sie haben im Herbst 2024 wochenlang mit den Vorständen von VW verhandelt. Am Ende stand ein Kompromiss, der für beide

Seiten schmerzhaft zu sein schien. Jetzt geht es in eine neue Runde, Konzernchef Oliver Blume hat vier Werke auf eine Streichliste gesetzt. Wie sehr sind Sie alarmiert?

Sehr! 2024 haben wir eine Zuspitzung erlebt, die es so seit vielen Jahrzehnten bei Volkswagen nicht mehr gab. Aber auf dieser Basis haben wir damals einen Kompromiss

gefunden: Ja, das Unternehmen will 35.000 Stellen bis 2030 abbauen, dafür konnten Standortschließungen, betriebsbedingte Kündigungen und pauschale Entgeltkürzungen verhindert werden. Dafür haben die Beschäftigten einen deutlichen Beitrag geleistet.

Das scheint hinfällig zu sein. Blume spricht nun von 100.000 Stellenstreichungen und will mehrere Fabriken schließen.

Verträge sind einzuhalten! Um das mal klar zu sagen: Der Vertrag von 2024 sieht nicht vor, dass er vorzeitig be-

endet oder einseitig einfach abgeändert werden kann.

Die Lage für deutsche Autobauer, besonders für den VW-Konzern, hat sich in den letzten zwei Jahren deutlich verschärft.

Die Beschäftigten haben geliefert und liefern immer noch. Die Beschäftigten haben mit dem Abschluss aus 2024 1,5 Milliarden Euro an Arbeitnehmerbeiträgen in den Topf geworfen. Dafür wurde eine Beschäftigungssicherung bis 2030 vereinbart. Jetzt muss das Unternehmen liefern. Einfach weiteren Abbau von Personal ausrufen und neue Kahlschlagpläne – das ist kein Zukunftskonzept. Damit macht man weder das Unternehmen noch Produkte attraktiv.

Je länger ein Werk leerläuft, desto schwieriger wird es für das Unternehmen, etwa gegen chinesische Konkurrenten anzutreten. Wenn Sie darauf bestehen, dass alle Fabriken bleiben, riskieren Sie, dass am Ende noch viel mehr Jobs gefährdet sind.

Der Kompromiss von 2024 sieht bereits vor, dass eine Produktionskapazität von insgesamt 700.000 Autos im Jahr in den Werken abgebaut wird. Und die Geschäftsgrundlage dessen, was damals besprochen wurde, hat sich nicht geändert. Es ist die Aufgabe des Unternehmens, dafür zu sorgen, den Standorten und den Beschäftigten eine Perspektive zu geben.

Der Vorstand sagt: Für die Zeit nach 2030 reicht das nicht. Und Ihre Vereinbarung gilt nur bis dahin. Verschließen Sie vor dem, was danach kommt, die Augen?

Auf keinen Fall! Aber Bestandteil der Vereinbarung ist, dass bis 2030 zunächst erst mal viel passieren muss. Wir erwarten Investitionen in Produkte und in neue Produktionsprozesse. Die Idee dahinter ist, dass genau das die Standorte nachhaltig sichert. Wettbewerbsfähigkeit gegenüber China wird man nur dann herstellen, wenn man auf Produktseite vorn ist.

Schwierig, wenn die deutschen Werke die teuersten im Vergleich sind und wenn zugleich die Gewinne des Konzerns sinken. Ja, die Margen bei Volkswagen sind rückläufig. Aber der Großteil dieser Rückgänge kommt nicht aus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Einen großen Teil der Gewinne bei VW fressen etwa die neuen amerikanischen Autozölle auf. Und was die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angeht: Ich habe da keinen Einblick in deren Bücher, aber was man so hört und liest, ist, dass die da alle kein Geld verdienen. Auf solch einen Kostenwettbewerb können wir uns doch nicht einlassen. Im Übrigen verdienen die deutschen Hersteller zwar weniger, ja, aber es sind immer noch Milliarden. Volkswagen und andere sind auch 2026 weiterhin in der Lage, Milliarden an Dividenden auszuschütten. Das gehört auch zum Bild, wenn es jetzt heißt, die deutschen Werke hätten keine Zukunft mehr.

Wo genau soll nun der Arbeitgeber liefern?

Thorsten Gröger, gelernter Werkzeugmacher, leitet seit 2017 die IG Metall in Niedersachsen und verhandelt für die Angestellten von VW mit dem Autobauer

Der Vorstand hat sich an vielen Stellen auf den Weg gemacht, etwa bei neuen Modellen wie dem ID. Polo oder dem ID. 7. Das schlägt auch ein auf dem Markt, das muss konsequent fortgesetzt werden. Im Übrigen wird in den Fabriken an allen Standorten jeden Tag hart an den Kosten gearbeitet. Das trifft auch die Beschäftigten in den Werken. Wir brauchen keine Kahlschlagdebatten, sondern eine Diskussion darüber, wie wir das Unternehmen über gute Produkte wieder nach vorn bringen.

Gibt es Ihnen zu denken, dass VWs Hoffnungsträger ID. Polo und ID. 1 in Spanien und Portugal gebaut werden, nicht in Deutschland?

Ich halte es für ein Märchen, dass die VW-Mitarbeiter riesengroße Privilegien gegenüber anderen Beschäftigten der Branche haben. Gleichwohl darf eine Belegschaft, die über viele Jahrzehnte dazu beigetragen hat, dass Volkswagen eines der erfolgreichsten Unternehmen im Automobilgeschäft weltweit wurde, anständige Arbeitsbedingungen haben. In der Autoindustrie liegt der Anteil vom Lohn an den Kosten bei um die 15 Prozent. Man wird Wettbewerbsnachteile also nie über die Lohnquote lösen, da braucht es mehr Kreativität.

Was fällt Ihnen da ein?

Es muss darum gehen, das gesamte System aus Forschung, Entwicklung, aus dem Herstellen von Komponenten und den fahrzeugmontierenden Werken besser auszulasten.

Vor den Werksferien hat Oliver Blume im Aufsichtsrat keine Mehrheit für seine Pläne bekommen, weil IG Metall und das Land Niedersachsen dagegen waren. Was, wenn der Vorstand an seinen Plänen festhält?

Dann werden wir das verschärfen, was wir bereits am 9. Juli bundesweit im ganzen Konzern organisiert haben: sichtbare Aktionen nicht nur bei Volkswagen, bei allen Marken und an allen Konzernstandorten. Dann wird der Vorstand auf maximalen Widerstand stoßen.

Der Vorstand könnte den Konflikt auf die Spitze treiben und die Entscheidung auf einer außerordentlichen Hauptversammlung durchsetzen. Wollen Sie das riskieren?

Ich will keine „Was wäre, wenn“-Diskussionen führen.

Als 2022 Herbert Diess an der Spitze von VW durch Blume ersetzt wurde, gab es ein Aufatmen bei den Beschäftigtenvertretern. Aber die Einschnitte, die er nun verlangt, sind härter, als es Diess je gewagt hat. Haben Sie sich in Blume getäuscht? Ich will das ungern personifizieren. Bei der Modellpolitik gab es etwa positive Bewegungen. Die Zulassungszahlen, besonders bei E-Fahrzeugen, zeigen: Wo VW etwas angepackt hat, ist man erfolgreich. Das muss weitergehen. Egal, welcher Name an der Spitze dieses Unternehmens steht: Volkswagen ist eine Erfolgsstory, weil die Konzernführung immer gemeinsam mit der Belegschaft gute Lösungen gefunden hat.

Hat der Vorstand diese Linie schon verlassen, Lösungen mit der Belegschaft zu suchen?

Insbesondere die Art und Weise der Kommunikation ist ein Desaster gewesen. Bis heute kennen die Belegschaften nur Spekulationen aus den Medien, anstatt dass sich ihr eigener Vorstand direkt an sie wendet! Das, was da vor der Sommerpause abgeliefert wurde, das geht so nicht.

Können die kommenden Betriebsversammlungen der Auftakt eines heißen Herbsts werden?

Das entscheidet das Unternehmen, wie es mit der Situation umgeht. Wir werden entsprechend antworten.

Von außen betrachtet machen vor allem die Eigentümerfamilien Porsche und Piëch Druck. Wenn sie es sind, die jetzt den historischen Sozialkompromiss aufkündigen, müssen Sie nicht stärker die Familienvertreter adressieren?

Wer die aktuelle Situation nutzen will, um Dividenden oder kurzfristige Gewinne abzusichern, setzt die nachhaltige und langfristige Zukunft des Unternehmens aufs Spiel. Da werden wir nicht mitmachen. Alle sind jetzt gefordert und müssen sich beteiligen, gerade auch die, die normalerweise von Dividenden in Millionenhöhe profitieren.

Den Familien gehört die Mehrheit am Konzern, und manche von ihnen sagen, dass der Einfluss der Beschäftigten längst zu groß geworden sei.

Ich will, dass die Beschäftigten, ihre Familien, die Standorte und die Regionen im Mittelpunkt stehen – und nicht die Eigentümerfamilien. Über lange Strecken haben die starke Mitbestimmung und die Landesbeteiligung dazu beigetragen, Probleme bei Volkswagen zu lösen. Wenn man diesen Konsens aufkündigen will, wird es brandgefährlich. Volkswagen ist nicht irgendein Unternehmen: Wir wissen alle, dass Volkswagen seine Grundlage in geraubten Gewerkschaftsgeldern durch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hatte. Wenn ein Eigentümer diese DNA nicht mehr im Blick hätte, wäre er hier fehl am Platz.

Müssen Sie sich auf reguläre Streiks vorbereiten, die die ersten in der Nachkriegsgeschichte des Unternehmens wären? Das müssen wir immer, weil wir zum Jahreswechsel in eine normale Tarifrunde bei Volkswagen gehen. Wir müssen immer in der Lage sein zu eskalieren. Ich will aber auch klar sagen: Eskalation ist nicht unser Ziel, aber wir sind handlungsfähig. ✕

Interview: Lutz Meier

Ein Auto brauchen die meisten Berliner nicht, aber wer sagt schon Nein, wenn es ein Cabrio ist?

FOTOGRAFIE

DIE B-NOTE

Im Sommer erleben Berliner ihre Stadt noch mal, wie sie früher war: unbeschwert, rau, chaotisch. Völlig egal, was Restdeutschland davon hält.

Von Nele Spandick; Fotos: Lucia Jost

Der Alexanderplatz: ikonisch und gleichermaßen verhasst unter den meisten Berlinern

Nicht mal der U-Bahn-Gestank kann den Berlinern den Sommer verderben (r.)

Kreuzberger Nächte sind lang, in Hitzewochen ganz besonders (I.)

RAN AN DIE BULETTEN – ODER DIE KÖFTE!

Ein wahrer Berlin-Fan trägt Fernsehturm und Bär auf dem Schädel (o.)

Rauchschwaden gehören dazu, gegrillt wird hier immer und überall (r. o.)

Das Kottbusser Tor wird, obwohl laut und dreckig, liebevoll Kotti genannt (u.)

Und noch eine Rundeeeeee: Rummel in der Hasenheide (r. u)

ALLES ETWAS SCHNURZ- PIEPE

Viele sagen, bei Curry 36 gebe es die beste Wurst überhaupt (r.)

In Berlin kann man sich mehr Verweigerung erlauben als anderswo (I.)

Freundschaft, Ferien, Freibad: Fühlte sich Sommer je besser an? (u.)

U Alexanderplatz

Berliner Nachwuchs lernt früh, wie sich das gute Leben anfühlt

Sagen wir doch gleich, wie es ist: Der Berliner Sommer ist eine Frechheit. Zumindest für all jene, die wirklich in Berlin wohnen. Nicht etwa, weil er so

schlimm wäre, nein, im Gegenteil: Weil sich in diesen wenigen wunderbaren Wochen zwischen Juni und September zeigt, wozu diese Stadt dann doch immer noch und immer wieder imstande ist; weil ihre besten Seiten plötzlich grell ausgeleuchtet vor einem liegen, von der Sonne spotlightartig bestrahlt, und weil man über alldem nur allzu leicht vergisst, welchen Zumutungen man hier normalerweise ausgesetzt ist.

Im Sommer nämlich, das findet auch die Fotografin Lucia Jost, erwacht jedes Jahr aufs Neue ein ganz bestimmtes Berlin. Ein anarchisches, unbekümmertes Scheißdrauf-Berlin, von dem man glaubte, dass es gar nicht mehr existiert. Jost kennt es aus den Geschichten ihrer Eltern, die in Westberlin gelebt haben, als es dort noch wild war und günstig und kreativ. Um die Wende herum, in den späten 80er- und frühen 90er-Jahren. Und Jost kennt es auch aus ihrer eigenen Kindheit. Die Fotografin, geboren zwar erst 1998, wuchs am Görlitzer Park auf. Der ist heute als Drogenumschlagplatz bundesweit bekannt, war damals aber noch Inbegriff einer Un-

LUCIA JOST

arbeitet als Porträt- und Reportagefotografin. Sie wurde 1998 geboren und wuchs in Berlin auf, wo sie auch immer noch lebt. Ihre Ausbildung absolvierte Jost beim Lette-Verein Berlin, einer der renommiertesten Adressen für Fotografie, und ist heute selbstständig.

beschwertheit fern aller Regeln. „Ich blieb den ganzen Sommer draußen“, erzählt Jost. Mit Freundinnen, auf Spielplätzen und in Hinterhöfen, auf dem Kinderbauernhof, im Park. Oft barfuß.

Nun hat sich Kreuzberg seitdem enorm gewandelt: Aus linksradikalen Besetzern wurden gut situierte Eigentümer, ehemalige Werkstätten sind heute Flagship-Stores, die mit Wagniskapital finanzierte Kaffee-Kette LAP zählt hier allein vier Filialen und auf dem Wochenmarkt stehen diese zugezogenen und crossfitten Kreuzberger am Austernstand Schlange.

Aber im Sommer, findet Lucia Jost, legt sich das Gefühl von einst noch mal über die neue Wirklichkeit. „Meine Bilder sollen zeigen, dass es diese Nischen, diesen Freiraum und dieses Berlin der Kreativen und Freaks immer noch gibt“, sagt die Fotografin.

Die WG, die ihr Mobiliar auf den Bürgersteig räumt, für Pestonudeln in der Sonne.

Den Mann, der jeden Abend auf einem Fahrradständer im Park sitzt, Dosenbier trinkt und laut Techno hört.

Die Filmliebhaber, die Kurzfilme an Häuserwände projizieren.

Die Jugendlichen, die, zu dritt auf ihren E-Scooter gequetscht, in Schlangenlinien über die Hauptstraße fahren.

Den Intendanten, der einen Pool vor seinem Theater aufbauen lässt.

Die Obdachlosen, die barfuß am Hauptbahnhof tanzen.

Die Tischtennis-Runde, die sich in der Nacht Flutlicht an die Platte klemmt.

Die Frau, die neben der Geburtstagsfeier im Park ihren Gebetsteppich ausrollt.

Die Schwimmlustigen, die über den Zaun ins Naturschutzgebiet klettern und von dort in den See springen, um den 10-Euro-Eintritt im Strandbad zu sparen.

Der Berliner Sommer, so kann man es vielleicht sagen, ist die heillose Übertreibung einer Freiheit, die in anderen Jahreszeiten begraben wird unter Stress und Traurigkeit. Die theatralische Gleichgültigkeit, mit der diese Stadt noch jeden begrüßt hat, wirkt mit einem Mal nicht mehr wie eine dreiste Verkleinerung der eigenen Ambitionen, sondern wie ein großes Versprechen.

Natürlich hat die ganze Anarchie auch Schattenseiten. Die dreckigen Matratzen mit ihrem „Zu verschenken“-Schild auf dem Bürgersteig gehören dazu. Die tropfende Decke im Hauptbahnhof. Männer, die sich oberkörperfrei und verschwitzt in die Bahn drängen. Ja, vermutlich ist sogar der Pisse-Geruch in vielen Ecken Teil davon.

Es gibt schon Gründe, warum viele Leute Berlin nicht ertragen.

Vieles funktioniert nicht, es ist dreckig und die Leute haben miserable Laune. Das ist überall immer wieder beschrieben worden, von Berlinern und noch mehr von Nicht-Berlinern. Zuletzt stimmte die Autorin Johanna Adorján in der „Süddeutschen Zeitung“ ins ewige Klagelied ein. „Wer hier noch lebt, hat den Absprung verpasst“, fand sie – und löste mal wieder eine Debatte über die „gekippte Stadt“ aus.

Was Adorján aber eigentlich hätte wissen müssen: Bei Berlin geht es ein bisschen darum, den Absprung zu verpassen. Zu lang zu schlafen, zu spät von der Party nach Hause zu gehen, ewig zu studieren – diese Nachlässigkeit macht die Stadt aus, sie ist ihr Markenkern. „Man muss hier nicht so viel arbeiten wie in Paris oder London“, sagt Fotografin Jost. Stattdessen sitzt man halt stundenlang mit Freunden vor dem Späti und trinkt billiges Kühlschrankbier oder springt nackt in die Spree.

Nun ist es gewiss kein Zufall, dass Adorján ihren Essay im März geschrieben hat – lange vor dem magischen Berliner Sommer. Wer in dessen Genuss kommen will, muss ihn sich wirklich hart verdienen. Monatelang ist diese Stadt trist, grau, anonymer als alle anderen Orte in Deutschland. In diesem Jahr konnte man wochenlang nicht mal sicher vor die Tür gehen, weil jeder Bürgersteig zur Eisbahn gefroren war – und das Streuen von Salz aus Umweltschutzgründen leider untersagt.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März ist die Beschissenheit Berlins so penetrant, dass jede Erzählung von einem angeblichen Sommerglück wie eine Lüge wirken muss.

Doch der harte Winter gehört gewissermaßen zum magischen Sommer dazu, er ist die Kontrastfolie. Der Berliner Sommer muss als verzweifelter Versuch gesehen werden, auf Vorrat zu leben. Deshalb die rigorose Unbedingtheit, mit der sich Berliner in ihn hineinfallen lassen. Mit mehr Hingabe als in Hamburg oder München, wo es auch im Frühling und Herbst, ja sogar noch im Winter schön sein kann.

Lucia Jost versucht selbst, den kalten Monaten zu entgehen – sie verbringt sie nach Möglichkeit auf Reisen. Ob ihr trotzdem etwas einfällt, was gut ist am Winter in Berlin? Die Fotografin muss sehr lange nachdenken. Dann sagt sie: „Ich mag die Tage zwischen Weihnachten und Silvester, wenn alle Zugezogenen in ihre Heimat fahren und Berlin wieder leer ist.“ Noch leerer sogar als in den Berliner Sommerferien. ✝ Nele Span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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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Untergeher

Der Deutsche fühlt sich nur gut, wenn er etwas schlecht finden kann – bis alles tatsächlich schlecht ist. Unsere Kolumnistin entwickelt ein Gegenmittel.

Die deutsche Negativität ist eine Sache, vor der frau schwer fliehen kann. Da reise ich zum Ausruhen ans Mittelmeer, und schon zieht die Tourismusbranche in Kroatien in den Abendnachrichten eine erste Bilanz: Es sei ein großartiger Sommer gewesen. Neue Gäste wurden gewonnen, mehr als 30 Prozent Zuwachs an Spaniern. Auch die Ungarn und Polen seien begeistert. Nur bei den Deutschen habe es dieses Jahr einen Rückgang gegeben. Was denn die Gründe dafür seien, will die Reporterin von der Tourismusfachfrau wissen. Nun, das liege an der derzeit überwiegend negativen Perspektive der Deutschen auf sich selbst und ihre Wirtschaft.

Jagoda Marinić ist Schriftstellerin („Sanfte Radikalität: Zwischen Hoffnung und Wandel“) und Podcasterin („Freiheit Deluxe“). Sie schreibt alle zwei Wochen – im Wechsel mit Micky Beisenherz – im stern

Die Dame bringt auf den Punkt, was derzeit kaum jemand schafft. Deutschlands Negativität braucht ein ehrliches Kind wie in „Des Kaisers neue Kleider“, dem Märchen. „Eure Negativität ist selbst gemacht“, müsste es rufen. Natürlich hat Deutschland Probleme, wie jedes Land. Doch unser Blick auf uns selbst is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Ich bin, wie alle heute, zur Hobbypsychologin geworden, und als solche diagnostiziere ich uns eine kollektive Wahrnehmungsstörung. Wir setzen eine Brille mit schwarzen Gläsern auf und tun so, als sei das, was wir sehen, unser Land. Manche sagen, die Brille sei derzeit eher braun; wie man es nimmt. Ich denke, das Braun ist ein Kollateralschaden des Schwarzmalens.

Wirklich, deutsche Nachrichten und Diskussion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sind wie früher die Jungs, die mit der Steinschleuder gespielt haben. Surfe ich mal nicht auf den Wellen, sondern im Netz, schleudert dort irgendeiner: „Die Reiche ist Lobbyistin und ihr Guttenberg auch!“ Andere schleudern: „Sie werden uns alle sterben lassen, niemand tut etwas fürs Klima!“ Und so gut wie alle Lager schleudern: „Friedrich Merz kann nicht Kanzler. Wenn er vier Wochen urlaubt, soll er mir nichts vom Arbeiten erzählen!“

Ach ja, und die Wahlen! Die Wessis, die von den Ossis genervt sind, die Wessis, die nicht arrogant sein wollen. Die Ossis, die die Schnauze voll haben von Wessis oder von anderen Ossis. Vollkommen egal. Kaum eine Diskussion wird dabei so geführt, als sollte es ein Ergebnis geben. An keiner Stelle darf man erwarten, etwas könnte sich bewegen. Schon gar nicht die Deutsche Bahn.

Ich habe ganz schön Schiss, zurückzukommen in dieses Land der Negativität. In anderen Ecken der Erde, in denen die Aufgeklärten noch regieren, wird Menschen beigebracht, auf Probleme so zu blicken, dass man sich zutraut, sie zu lösen. Eine spannende Herausforderung darin zu sehen. Bei uns, so scheint es, will keiner die Probleme lösen, dann wäre es ja nicht mehr schlecht. Bei manchen habe ich den Eindruck, sie sehnten sich heimlich den Wahlsieg der AfD im Herbst herbei, um zu schauen, was danach passiert. So braucht man keine drögen Szenarien mehr entwickeln – endlich ist mal wieder alles richtig schlecht! Jetzt sogar mit Grund! Her mit den Experten des Untergangs, es entwickelt sicher bald jemand neue Talkshows und Podcasts für sie.

Natürlich leben wir gerade inmitten der Folgen des Irrsinns, den die Spezies Mens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verursacht hat. Ich weiß, Galgenhumor hilft nicht, es ist aber auch nicht erwiesen, dass er schadet. Deswegen: Ich arbeite gerade mit der Firma Zeiss an einer rosaroten Brille, die man gegen die schwarze tauschen kann. Mit einer Firma übrigens, die in Ost und West florieren konnte und die bis heute nicht von chinesischen Investoren gekauft wurde.

Irgendwas können wir wohl doch, vielleicht erkennen wir es dann auch.

Jagoda Marinić freut sich, von Ihnen zu hören. Schicken Sie ihr eine E-Mail an marinic@ster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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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AND IM NAMEN DES VATERS

In Texas werden Schulkinder künftig zum Bibelunterricht verpflichtet. Was Amerikas nationalistische Rechte als Sieg feiert, ist vor allem: ein Verfassungsbruch.

Von Jan Christoph Wiechmann

W

Wenn Mandy Drogins Kinder in die Schule kommen, werden sie in der ersten Klasse „Jona und der Wal“ lesen (Altes Testament, Buch Jona) und in der zweiten Klasse „David und Goliath“ (1. Buch Samuel) und danach in jedem Schuljahr weitere Bibeltexte. Zum Abschluss in der zwölften Klasse ist schließlich „Das Hohelied der Liebe“ dran (1. Korinther, Kapitel 13). So sieht es der neue Lehrplan vor. „Bedeutende Bibeltexte“, findet die Schulreformerin Drogin. „Kein Buch hat eine größere Wichtigkeit für unseren heutigen Wertekodex. So lernen die Kinder schon in der Schule viel über Mut, Zivilcourage und Resilienz und dass die Bibel das Fundament unserer großen Nation Amerika ist.“

Mandy Drogin wirkt sichtlich zufrieden. Sie trägt ein ärmelloses Kleid, eine gescheitelte Föhnfrisur und im Gesicht ein strahlendes Lächeln. Seit Trumps Wahlsieg ist die konservative Vordenkerin im Dauereinsatz für ein christlicheres Amerika. Für die kritischen Nachfragen des deutschen Reporters hat sie wenig Verständnis. Sie sieht die Bibelpflicht als zivilisatorischen Fortschritt. „Die Bibel ist ja nur ein Teil des neuen Lehrplans“, sagt sie. „Es wird weiterhin Shakespeare geben.“

Aber die Tragödie „Romeo und Julia“ ist nicht mehr dabei, das bisher meistgelesene Buch in US-Highschools. Auch das zweit-beliebteste Buch „Der große Gatsby“ fehlt, in dem es um die Dekadenz der amerikanischen Oberschicht geht. Genauso „Wer die Nachtigall stört“, das Standardwerk über den Rassismus in den Südstaaten.

Glaube per Gesetz: In jedem texanischen Klassenzimmer müssen die Zehn Gebote hängen

Dafür wieder mehr Klassiker, zählt Drogin auf, mehr Positives, mehr Patrioti-

Mandy Drogin ist Chefanalystin der einflussreichen konservativen Denkfabrik Texas Public Policy Foundation in Austin und dort für Schulreformen zuständig. Sie hat zwar kein politisches Amt, berät aber den US-Kongress und den Gouverneur von Texas, Greg Abbott, und ist die treibende Kraft hinter der Bibelpflicht in Schulen, die in Texas gerade beschlossen wurde. Ab 2030 wird sie bindend – „und zwar in allen staatlichen Schulen“, wie Drogin stolz verkündet. „Nicht im Religionsunterricht, sondern in Englisch und Sozialkunde.“

The Ten Commandments I AM THE LORD THY GOD.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here by father and thy mother, that thy days may be long upon the land which the Lord thy God giveth thee.

They that not commit adultery.

We shall not cover the neighbor's house. Thou shall not cover the neighbor's side, nor his manservant, nor his mediservant, nor his cattle, nor anything that is by neighbor's

Treibende Kraft: Mandy Drogin setzte sich erfolgreich für die verbindliche Bibellehre ein

sches. Mehr über die Gründerväter George Washington, Thomas Jefferson, Benjamin Franklin. Mehr Charles Dickens und Jane Austen und nicht ein einziges Buch aus den vergangenen 50 Jahren. Der Lesestoff im Unterricht sei bisher zu linkslastig, zu negativ, marxistisch beeinflusst, führt sie aus. „Wir sollten unseren Kindern nicht beibringen, dass wir Amerikaner nicht die Besten sind. Wir sind die Besten und die Verteidiger der freien Welt.“

Mehr Jesus, mehr Kinder, mehr Stolz

Die Bibelpflicht an Schulen ist nur ein Teil einer christlichen Wiedergeburt Amerikas, wie Drogin und die Trump-Regierung sie landesweit anvisieren. „Hoffentlich bleibt es nicht bei Texas“, sagt sie. „Wir sind die Ersten im Land, aber andere Bundesstaaten haben schon Interesse signalisiert und wollen uns folgen.“

Mandy Drogin und ihre rechte Denkfabrik stehen hinter einigen Erfolgen der MAGA-Bewegung: der Stärkung der konfessionellen Schulen. Der Etablierung christlicher Schulkaplane als Beratungslehrer. Dem pflichtmäßigen Aushang der Zehn Gebote in jedem texanischen Klassenzimmer.

Auch der Bundesstaat Oklahoma hat eine Anordnung erlassen, dass Lehrer die Bibel in den Unterricht einbauen müssen. In Louisianaas Schulen müssen seit 2024 die Zehn Gebote aushängen. Das Abgeordnetenhaus in Utah hat entschieden, Passagen der Bibel ab 2028 in den Sozialkundeunterricht aufzunehmen.

Drogin betrachtet ihre Arbeit als Teil einer „konservativen Kulturrevolution“, als

„DAS IST EIN KRIEG UM DIE SEELE DER WESTLICHEN ZIVILISATION“

Antwort auf die „marxistischen 68er“, als Rückkehr zu den Wurzeln – zu mehr Jesus Christus, mehr Geburten, mehr Nationalstolz, dem Credo von Trump und speziell seinem Vizepräsidenten J. D. Vance. Trump selbst versteht die christliche Offensive als zentrale Säule seiner Präsidentschaft: „Wir bringen die Religion zurück – und noch viel stärker“, verkündete er Ende Juni. „Die Religion erfährt in unserem Land ein gewaltiges Wiederaufleben. So etwas habe ich noch nie erlebt. Ich mache eigentlich ungern Witze, aber wäre das eine Aktie, wäre man jetzt sehr reich – denn sie ist im vergangenen Jahr wie eine Rakete in die Höhe geschossen.“

Drogin formuliert es martialischer: „Wir befinden uns in einem Krieg um die Seele der westlichen Zivilisation.“ Sie ist eigentlich sehr beschäftigt mit ihren drei kleinen Kindern Grace (Gnade), Faith (Glaube) und John – „Aber ich muss jetzt um ihre Zukunft kämpfen, bevor es zu spät ist. Wir waren viel zu lange einem humanistischen Modell ausgesetzt, das Amerika runtermachte, beeinflusst durch die Denkrichtung der Frankfurter Schule. Dabei sind wir die beste Zivilisation aller Zeiten und sollten stolz darauf sein.“

Man hält ihr entgegen, dass sie mit den Reformen die Trennung von Kirche und Staat aufhebt, wie sie in der US-Verfassung festgeschrieben ist. „Es geht nicht ums Missionieren“, erwidert sie. „Es geht darum, die Dinge wieder in den richtigen Kontext zu stellen. Man kann die historische und kulturelle Bedeutung der Bibel gar nicht von der Schulerziehung trennen. Sie ist die Basis für die Entstehung des Westens, das Fundament der Gründerväter Amerikas.“

Warum kommt in der Schule nur die protestantische Version der Bibel vor, will man wissen. Und nicht auch die Heilige Schrift anderer Religionen? Die Thora? Der Koran? „Wir sind in Amerika“, sagt sie. „Muslime hatten keinen Einfluss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westlichen Kultur. Unsere Zivilisation ist besser als andere, und es ist okay, das auszusprechen. Warum fliehen denn so viele Menschen aus islamischen Ländern nach Amerika? Warum suchen sie hier die Freiheit vor diktatorischen, theokratischen Regimen? Wir sollten den Rest der Welt ermutigen, unserem Freiheitsmodell zu folgen.“

Drogin wird plötzlich sehr ernst angesichts des „Elefanten im Raum“, wie sie ihn nennt, des Islams. „Europa sollte nicht blauäugig sein angesichts der Krise. Ihr betreibt zivilisatorischen Selbstmord. Deutschland

Pastor Forasteros vermutet eine größere Agenda hinter der Pro-Bibel-Bewegung

und Europa sollten ihre große Kultur und Freiheit nicht unter dem Deckmantel von Inklusion und Toleranz aufgeben. Ich bete aufrichtig für ganz Europa“, sagt sie.

Verlässt man Texas' Hauptstadt Austin und fährt über die Highways, merkt man schnell, dass dies ein umkämpftes Land ist – im Übrigen nicht erst seit Trump. Entlang der Fahrbahn preisen Megakirchen und religiöse Organisationen alle paar Kilometer auf großen Plakatwänden und Leuchttafeln Jesus Christus und das ewige Leben. Sie investieren Millionen in den „billboard evangelism“, die Evangelisierung per Werbetafeln.

„Hell is real“, heißt es da etwa, die Hölle ist echt. Oder auch: „Sünden haben Folgen.“ Noch häufiger sind Ratschläge für den Weg in den Himmel: „Tue Buße! Jesus ist der einzige Weg zu Gott.“ Auf dem Höhepunkt der Debatte um die Bibelpflicht in diesem Sommer las man aber auch andere Parolen: „Ruhe in Frieden, Religionsfreiheit.“ Außerdem: „Lehrt die Wahrheit.“

Das ist Texas 2026: einerseits ein konservativer Staat, der zweitgrößte der USA, wirtschaftlich erfolgreich, mit hoher Zuwanderung, regiert von Republikanern. Andererseits ist Texas in den urbanen Zentren durchaus progressiv und multikulturell, in Dallas, Houston, Austin, San Antonio. Und auch in Texas gehen Trumps Umfragewerte in den Keller. Seine parlamentarischen Mehrheiten mögen ihm Erfolge bringen wie in der Bibelfrage, beliebt machen diese ihn aber nicht.

Die Bibel sei zu komplex, sagt der Pastor In einer Bar in Dallas empfängt der protestantische Pastor J. R. Forasteros den stern zum Gespräch. Er trägt einen fusseligen Vollbart, Baseballkappe, an Armen und Beinen jede Menge Tattoos. Wenn Mandy Drogin in das Klischee der 50er-Jahre passt, entspricht Forasteros eher dem eines Barista aus dem Seattle der 90er. „Alles gut?“, grüßt der Pastor auf Deutsch. Er hat in der Schule fünf Jahre Deutsch gelernt. Forasteros kommt aus dem Mittleren Westen, einer Gegend mit vielen Deutschamerikanern. „Ich wuchs dort noch mit dem Schulgebet auf“, erzählt er. „Die Sache mit der Bibelpflicht ist mir also nicht neu. Doch inzwischen ist dieses Thema so aufgeladen wie die Israel-Palästina-Frage.“

Forasteros ist so etwas wie der Gegenpol zu Drogin: die christliche Stimme gegen zu viel Christus in der Schule, der Frontkämpfer für die Trennung von Staat und Kirche. Er ist seit seinem 22. Lebensjahr Pastor, einst bei den konservativen Southern Baptists, dann bei den Methodisten und der Church of the Nazarene. „Dann wurde ich exkommuniziert. Ich vermute, ich hatte die Autoritäten zu stark hinterfragt und war der Kirche zu progressiv. Ich hatte LGBTQ-Mitglieder in die Gemeinde aufgenommen.“ Heute leitet er seine eigene Kirche, die Catalyst Community Church.

Forasteros hat Religionswissenschaften studiert – und damit auch andere Religionen – und ist zu dem Schluss gekommen: Die Bibel ist voller Widersprüche, viel zu komplex, um einige Auszüge als Beweis für amerikanische Größe heranzuziehen. „Man kann die Bibel in der Schule sehr wohl lesen, muss sie dann aber genau sezieren. Und die Lehrer müssten dafür ausgebildet sein. Aber sollen Englischlehrer jetzt die Bibel lehren?“, fragt er. Vor allem solle man nicht ein simplifiziertes und einseitiges Bild zeichnen.

Forasteros ist eine von vielen religiösen Stimmen gegen die Bibelpflicht in Schulen, auch Rabbiner und Imame sind darunter, zudem die wachsende Schar von Atheisten in den USA. Entgegen Trumps Behauptungen gehen immer weniger Christen im Land regelmäßig in die Kirche. Entgegen Vance' Initiativen fiel der Anteil der Christen in den USA einer Studie des Pew Research Centers zufolge von 78 Prozent im Jahr 2007 auf 62 Prozent heute.

Pastor Forasteros sieht ein viel größeres Projekt hinter der Pro-Bibel-Bewegung. Eines, das mit Trumps Wahl Tempo aufgenommen hat und nun in eine entscheidende Phase geht. „Es ist der Versuch weißer Nationalisten, das Land zurückzuerobern und Vielfalt und Multikulturalität zurückzudrängen. Die Bibel dient ihnen als nützliche Waffe, sie wird für ihre sehr enge Weltsicht missbraucht.“

Welche Weltsicht genau? „Was es heißt, ein guter Amerikaner zu sein“, antwortet Forasteros. „Ich kenne diese Leute. Ich habe sie in meiner Gemeinde, in meiner Familie. Die ganze Agenda entspringt der Angst, dass sich Amerika verändert. Sie fühlten sich sicherer, als die Welt noch nicht so komplex und bunt war. Meine Aufgabe als Pastor aber ist es, zu lehren, wie man mit einer neuen Welt umgeht, wie man Dinge hinterfragt, sogar deinen Pastor.“

Im November steht der alles überstrahlende Testtermin dieser neuen Politik an. Dann wird bei den Midterm-Wahlen unter anderem der nächste Senator von Texas gewählt. Für die Republikaner und die Bibelpflicht tritt Ken Paxton an, 63 Jahre alt,

Bibeltreue Gegner: Republikaner Ken Paxton (oben) und Demokrat James Talarico möchten Senator für Texas werden

„WAS HEISST ES, EIN GUTER AMERIKANER ZU SEIN?“

Anwalt, Baptist und Gründer einer Mega-church in der Nähe von Dallas. Paxton steht für Moral und Ordnung, hat aber gerade seine Frau betrogen, eine republikanische Abgeordnete, die daraufhin die Scheidung einreichte – „aus biblischen Gründen“, wie sie wissen ließ.

Sein Herausforderer ist der unverheiratete Demokrat James Talarico, 37, ein texanischer Abgeordneter und Theologiestudent, der gegen die Bibelpflicht an Schulen ist, aber oft die Bibel zitiert und damit eine eigene Debatte über die Trennung von Staat und Kirche ausgelöst hat.

Talarico versus Paxton ist der spannendste Wahlkampf bei den US-Midterms – und die größte Siegchance der Demokraten seit Jahrzehnten. Im konservativen Texas die Senatorenwahl zu gewinnen, das wäre der Beweis, dass Trump und die MAGA-Republikaner den Bogen endgültig überspannt haben. Laut einer Umfrage der Texas Southern University liegt der Demokrat Talarico derzeit knapp vor Trumps Wunschkandidat Paxton: 47 zu 45 Prozent.

Sehnsucht nach der Mitte

Die meisten texanischen Republikaner, die der stern befragte, sind für die Bibelpflicht an Schulen, fast alle Demokraten dagegen. Die Republikaner vertrauen Trumps Führung bei der Christianisierung Amerikas, die Demokraten verabscheuen sie. Es ist wie im ganzen Land: Einen Mittelweg scheint es nicht mehr zu geben, egal, ob es nun um die Bibel geht, ums Klima, um Zuwanderung, Abtreibung oder Steuern. Es gibt mithin auch kein Amerika mehr, in dem Religion in der Schule und Politik in der Kirche keine Rolle spielt. In dem nicht die eine radikale Zukunftsvision dominiert, in dem jeder die Kultur des anderen respektiert. Fährt man im Norden von Texas aus Dallas hinaus, ahnt man schon nach wenigen Meilen, dass die Sehnsucht nach der kuscheligen, konfliktfreien Mitte nicht viel mehr als eine Illusion in diesem bipolaren Amerika ist. Auf den Billboards am Highway steht nicht: „Lasst uns gemeinsam einen guten Mittelweg finden“ – sondern die dunkle Drohung: „Entscheide dich: Himmel oder Hölle. Wo verbringst du das Leben nach dem Tod?“

Als Jan Christoph Wiechmann in Dallas Kirchgänger zur Bibelpflicht in Schulen befragte, drehten die den Spieß um, befragten den stern-Reporter intensiv zu Gott – und waren enttäuscht, dass er nicht Baptist werden wollte

FEEL GOOD HOUSE MUSIC

beats radio

GESELLSCHAFT

AUS GUTEM HAUSE

Während Deutschland in den Ferien ist, wird am Kurpfalz-Internat in Bammental fleißig weitergelernt. Empfinden die Schüler das als Privileg – oder als Bürde?

Von Marta Zamira Ahmedov; Fotos: Miriam Stanke

Das Internat will beste Bedingungen zum Lernen schaffen. Baufällig wie an anderen Schulen ist hier nichts

Für die Reitstunden am Nachmittag zahlen Eltern 500 Euro zusätzlich. Und bitte die Stiefel frisch wachsen!

Anna (r.) und Pauline, beide 14 Jahre alt, kennen sich erst seit zehn Tagen

Golf ist eine von insgesamt elf Aktivitäten, aus denen die Kinder wählen können. Auch Internats- betreiber Mario Lehmann spielt mit

In dieser Kantine wird noch frisch gekocht. Die Spätzle sind besonders beliebt

HIGH PERFORMANCE DURCH ÜBERPENSUM, EXZELLENZ DURCH VIEL ZUWENDUNG

E in Dienstag im August, 38 Grad sollen es werden. Die Republik fährt an die Seen, ans Meer, ins Freibad, in den Urlaub. Es ist die einzige Woche im Jahr, in der

alle Bundesländer gleichzeitig Sommerferien haben. Im Kurpfalz-Internat in Baden-Württemberg wird um Punkt 10 Uhr trotzdem zur Schulversammlung gerufen.

Frau König eilt über einen ordentlich gepflasterten Weg, der die historische Villa mit dem glänzenden Neubau verbindet. An der Fassade prangt groß das Wappen, im Zentrum des Schulhofs steht ein Brunnen. Auch auf hohen Schuhen ist die Internatsleiterin eine kleine Frau, ihrer energischen Ausstrahlung tut das keinen Abbruch. Schnell weist sie noch einen jungen Lehrer an, er möge doch bitte die Sonnenbrille abnehmen, dann tritt sie ans Mikrofon und ruft: „Guten...“ Und die versammelte Schülerschaft antwortet: „...Morgen!“

110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nehmen dieses Jahr an der Summer School des Internats teil. Zwei Wochen ihrer Sommerferien verbringen sie damit, vormittags Mathe, Latein und andere Fächer zu pauken. Nachmittags spielen sie Golf, Tennis oder gehen Reiten. Von elf Aktivitäten hat nur Fechten diesmal niemand gewählt.

Das Kurpfalz-Internat ist eines der teuersten in Deutschland. Ein Monat kostet für Oberstufenschüler 4515 Euro. Der Grundpreis für die zweiwöchige Summer School liegt bei 2850 Euro, für die Freizeitaktivitäten kommen bis zu 500 Euro obendrauf. Es gibt Eltern, die diesen Preis gern zahlen, auch in einem Land, in dem Bildung eigentlich kostenlos ist. Warum? Muss der Upperclass-Nachwuchs hier Leistung beweisen, um die eigenen Privilegien abzusichern? Und wenn dem wirklich so wäre – wie finden das eigentlich die Kinder?

Ja, man ist schnell bei den großen Fragen, hier in der Kurpfalz. Und das, obwohl erst zum zweiten Frühstück gerufen wird. Am Eingang zur Kantine richtet ein Junge seine Frisur in der Spiegelung der Glastür. „Die Haare müssen immer sitzen“, macht er sich über sich selbst lustig, als er bemerkt, dass er beobachtet wird.

Bei einem Rundgang über den Campus bekommt man vom Inhaber höchstpersönlich eine Einführung ins Internat: 1961 von Erna Lehmann gegründet, für ihren Sohn, der auf einer staatlichen Schule zu scheitern drohte. Heute wird es von Enkel Mario Lehmann und dessen Familie geführt. Parallel betreiben sie auch das Internat Schloss Torgelow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Lehmann ist eigentlich Jurist, 62 Jahre alt, Handicap im Golf: 14.

„Früher waren wir eine Schule, die allen geholfen hat, die nicht versetzt wurden“, sagt er. Heute sei das anders: Seit 2015 ist das Kurpfalz-Internat eine staatlich voll anerkannte Ersatzschule. Die Abschlussprüfungen für den Realschulabschluss oder das Abitur sind dieselben wie an staatlichen Schulen.

„Bei uns verbessern fast alle Schüler ihre Noten deutlich“, sagt Lehmann, und man hört ihm den Stolz darauf an. Eine Schülerin zum Beispiel sei mit einem Notendurchschnitt von 2,8 am Kurpfalz-Internat gestartet und habe ihr Abitur dieses Jahr mit 1,1 bestanden. Ein anderer Schüler habe sich von einem 3,3er-Schnitt auf 1,4 im Abitur verbessert.

In der Summer School erhalten die Kinder in zwei Wochen 66 Einheiten Unterricht, auch an Samstagen wird gelernt. „In diesem Zeitraum schaffen wir nahezu den Stoff eines gesamten Schuljahres in dem jeweiligen Unterrichtsfach“, so Lehmann.

Es sind Sätze wie aus dem Katalog, man kann sich vorstellen, dass sie bei engagierten Eltern verfangen. High Performance durch Überpensum, Exzellenz durch eine Form der Zuwendung, die im normalen Bildungssystem nicht möglich ist. Aber kann es auch sein, dass Leistung nicht nur etwas ist, das von außen verlangt wird, sondern das man sich für die Ferien aussucht?

Fragen wir mal nach: Anna und Pauline, 14 Jahre alt, halten sich auf dem Schulhof eng im Arm. „Ich wollte schon immer auf ein Internat“, sagt Pauline. „Ich kann gar nicht erklären, warum...“ – „Ich verstehe, was du meinst“, fällt Anna ihr ins Wort. „Wir wachen hier zusammen auf, machen uns zusammen fertig, es ist einfach toll, so viel Zeit zusammen zu verbringen.“ Pauline nickt: „Ich kenne sie seit nicht einmal zwei Wochen, und sie kennt schon meine ganze Lebensgeschichte.“ Die Schulglocke läutet, sie müssen zurück in den Unterricht. Theatralisch tun beide so, als würden sie gewaltsam auseinandergerissen.

Anna hat jetzt Mathe bei Frau Dr. Linde. Es geht um Gleichungen, die nach x und y aufgelöst werden müssen. Im Unterricht sitzt sie ganz vorn, neben Nova und Nele. Auf dem Boden dunkelblaue Taschen von Longchamp, fast alle Mädchen hier besitzen eine solche.

Maximal zehn Schülerinnen und Schüler sitzen in den Kursen des Internats. Oft sind es weniger, mitunter nur zwei oder drei. Einige der Jungen wirken wie ausgeschaltet, da scheint der Leistungsgedanke in der Hitze geronnen. Herabhängende Köpfe vollenden die Krümmung der Rücken, leer sind die Augen. Nur manchmal wippt ein Fuß oder Knie in rasendem Tempo.

Die Mädchen sind dafür umso lebhafter. Anna und ihre Freundinnen flüstern vergnügt und viel zu laut. Als sie vorrechnen sollen, meldet sich Anna freiwillig und stürmt nach vorn. Sie erklärt ihr Vorgehen, doch die Gleichung wird bei jedem Schritt komplizierter. Anna hat sich selbstbewusst verrechnet.

Später beim Mittagessen sitzt Elija aus der 6. Klasse. Man schaut in ein rundes, kindliches Gesicht. „Ich bin so ein Mensch, der findet Schule okay, aber anstrengend“, sagt er mit schwäbischem Einschlag. Seine Sommerferien verbringe er trotzdem gern hier. Zum neuen Schuljahr wird er dauerhaft an das Kurpfalz-Internat wechseln – „weil kleinere Klassen sind ja schon ein Vorteil und hier werde ich mehr gefördert“. Viele der Kinder sagen solche oder ähnliche Sätze, denen man anhört, dass sie zuerst von Erwachsenen formuliert worden sind.

A m Nachmittag steht ein Ausflug im Programm, es geht nach Heidelberg. Elija sitzt mit Frederik und anderen im Zug. Einer ihrer Klassenkameraden kommt aus der Schweiz. Warum in deutschen Zügen angesagt werde, auf welcher Seite der Ausstieg sei, fragt er. „Vielleicht, damit man sich darauf vorbereiten kann“, antwortet Frederik schnippisch. „Was gibt es da vorzubereiten?“, fragt der Schweizer.

Frederik überlegt. „Für Blinde ist das wichtig“, sagt er. „Aber stell dir vor, du kannst auch nichts hören, was ist dann?“, fragt der Schweizer. Frederik: „Bro, wenn du blind und taub bist, hast du echt Probleme.“

Irgendwann wird Frederik auf Elija eine Reihe hinter ihnen aufmerksam. „Der Typ hat eine 2,7 auf Omoggle bekommen“, sagt er. Elija: „Was laberst du!“ Frederik: „Ich hatte eine 6,9 und das war mein erster Versuch.“ Aus dem Gespräch geht hervor, dass Omoggle eine Website sein muss, für die man sein Gesicht mit dem Handy scannt – woraufhin eine Punktzahl erscheint, die den Attraktivitätswert des Users beziffert. Je höher die Zahl, desto besser.

Es sind Heranwachsendengespräche, ein bisschen präpotent, ein bisschen lustig. Die Gespräche ganz normaler Jugendlicher, könnte man meinen. Dass sie so normal doch nicht sind, merkt man eher nebenbei.

Etwa, wenn Elija seine Hobbys aufzählt und erwähnt, dass sie daheim ein eigenes Schwimmbad haben, das er etwa alle zwei Tage nutze. Wenn auch Frederik Schwimmen als Hobby nennt und sagt, dass er das gern in den Ferienhäusern der Familie tue.

Wie im echten Internatsleben teilen sich die Kinder in der Summer School ein Zimmer – die Aufräumregeln sind aber weniger streng als im Schuljahr. Wer keine Lust auf Sport hat, kann nachmittags auch Organe sezieren, Roboter bauen oder Mode designen. Langweilig wird es hier eher nicht

Details wie diese tauchen in den Erzählungen vieler der Kinder auf. Sie erwähnen sie nicht, um damit anzugeben. Es ist einfach ihre Realität. Privilegien, die noch nicht als solche wahrgenommen werden. Dass sie vermutlich zu den wohlhabendsten Prozenten der Bevölkerung gehören, wissen diese Teenager vielleicht gar nicht.

Einer, der es weiß, ist Internatsbetreiber Mario Lehmann, und trotzdem (oder gerade deshalb) nervt ihn die Gerechtigkeitsfrage. Dieses ewige Bohren im sozialen Spalt, die deutsche Neiddebatte. „Ich verstehe nicht, warum das ausgerechnet beim Thema Schule immer diskutiert wird“, sagt er. „Das Allerwichtigste bei uns ist, dass wir

HÖRT MAN LÄNGER ZU, ERZÄHLEN DIE KINDER VON PROBLEMEN, DIE GELD NICHT LÖSEN KANN

den Schülern sagen: Mir egal, was deine Eltern sind und wie viel Geld die haben. Das Entscheidende bist du und was du hier für eine Performance zeigst.“ Auch Internatsleiterin König reagiert abwehrend: „Ich betrachte jedes Kind hier unabhängig von seinem Elternhaus.“

Natürlich, die Kinder können nichts dafür, reiche Eltern zu haben. Aber dass sie reiche Eltern haben, sorgt dafür, dass zwei Schüler unter Anleitung eines promovierten Biologen Herz und Lunge eines Schweins sezieren. Oder dass ein Sechstklässler Einzelförderung bei einer auf Legasthenie spezialisierten Therapeutin erhält. Das Geld muss hier nicht sichtbar werden, um wirksam zu sein. Es steckt in den kleinen Klassen, in der Zuwendung, in den Möglichkeiten am Nachmittag.

Und doch erzählen viele Kinder, wenn man ihnen länger zuhört, auch von Sorgen und Problemen, die sich durch Geld nicht lösen lassen. „Ich wurde fast meine gesamte Schulzeit über gemobbt“, sagt etwa Pauline. Im vergangenen Jahr habe sie mehrere Monate nicht zur Schule gehen können, weil ihr Stiefvater schwer erkrankte und sie deshalb eine Angststörung entwickelte. In der Summer School versucht sie, den verpassten Stoff aufzuholen.

Ihre Mutter wird erklären, dass sie es sich eigentlich nicht leisten könne, Pauline bis zum Abitur auf das Internat zu schicken, aber dass es ihr dort offensichtlich besser gehe. Deshalb beantragt sie ein Stipendium bei der Familie Lehmann, um Pauline den Wechsel doch zu ermöglichen.

Andere berichten von Krankheiten, wegen derer sie lange in der Schule ausfielen. Schulangst ist ein häufiges Thema. Wie alle Kinder bringen auch die Erwählten, die hier lernen dürfen, Ängste mit. Das Internat kann ihnen manche nehmen. Nicht alle.

Manche scheinen es auch zu genießen, der ständigen Überwachung ihrer Eltern zu entgehen. Den kritischen Blicken, den

Ansprüchen und dem Erwartungsdruck, der sich wie automatisch einstellt, wenn man in ein gewisses Vermögens- und auch Klassenniveau hineingeboren wird. Da sitzen ältere Mädchen, sie tragen angeklebte Wimpern, Gelnägel und strassbesetzte BH-Träger. „Wie weit seid ihr gegangen, was habt ihr alles gemacht?“ – „Nur rumgeknutscht bisher.“ – „Wie lange kennt ihr euch noch mal?“ – „Eine Woche.“ Kichern.

Gespräche wie dieses hört man am Rande der sogenannten Teamspiele, die sich über den ganzen Campus erstrecken. Die Schüler sind in vier Häuser eingeteilt, die sich anhören wie aus einem Highschool-Film, und treten gegeneinander an.

Am Rand des Sportplatzes, es ist mittlerweile Abend, sitzen vier Mädchen. Eine spricht über den Song „Vincent“ von Sarah Connor. „Das passt so gut zu Vincent aus meiner Klasse zu Hause“, sagt sie. „Er sieht einfach megaschwul aus.“ Was das bedeuten soll? Sie zeigt ein Foto: „Sieht man doch. Seine Hose ist total eng und seine Haare so komisch.“ Wäre das denn schlimm, wenn Vincent schwul wäre? Sie verdreht die Augen: „Nee, solange er nicht will, dass ich lesbisch werde.“ Ihre Freundin schaltet sich ein: „Ich finde, jeder soll so sein, wie er will, solange er niemanden damit abfuckt. Es ist mir echt egal, wie alle leben, man soll anderen damit einfach nicht auf die Nerven gehen.“ Die Freundinnen nicken. „Voll die krasse Rede von dir“, sagt eine.

Und spätestens da denkt man, dass es gerade um mehr geht als nur um die Optimierung des Lebenslaufes oder die Platzreife im Golf. Es geht für diese jungen Menschen um ihren Platz in der Welt und den eigenen Wert darin, wie ihn Elija und seine Freunde auf Omoggle ermitteln wollen. Um Zugehörigkeit, nach der Pauline und Anna sich sehnen, wenn sie aneinander festhalten. Darum, ein Gefühl für den eigenen Körper zu bekommen, notfalls mit angeklebten Wimpern. Es geht um die Sehnsucht nach Klarheit in einer Phase der Verwirrtheit. Reiche Eltern, individuelle Förderung und maximaler Startvorsprung können diesen Jugendlichen vieles ermöglichen. Aber wer sie sein wollen, müssen sie trotzdem selbst herausfinden. Man kann sich aber schlechtere Orte dafür vorstellen.

Marta Zamira Ahmedov (I.) durfte in der Hitze auf dem Golfplatz auch einmal den Schläger in die Hand nehmen –

und traf den Ball sogar. Fotografin Miriam Stanke schlug ihn aber weiter ab

REISE

IM MEERCHENLAND

Können Sie sich einen Urlaub vorstellen in einem Vergnügungspark auf See? stern-Autor Nicolas Büchse hat es auf der „MSC World Europa“ ausprobiert – mit Familie und Gewissensbissen.

Fotos: Patrick Slesiona

86 stern 27.8.2026

Brückentage: An Bord ist immer was zu tun. Und sei es nur, sich zu sonnen, zu baden und aufs Wasser zu schauen

Es gibt viele Arten, Urlaub zu machen: Du kannst in einem menschenleeren Nationalpark dem Zirpen der Zikaden lauschen. Du kannst in einem Schweigekloster innere Ruhe finden. Du kannst allerdings auch an einem Ort Erholung suchen, wo grob geschätzt mehr Menschen pro Quadratmeter zusammengepfercht sind als im Zentrum von Neu-Delhi.

Aber der Reihe nach: Ich war zuvor noch nie auf einer Kreuzfahrt gewesen. Ich bin auch keiner, der da große Freudensprünge macht, denn ich stehe nicht gern mit Heerscharen von Touristen am Büfett und mache auch nicht voller Enthusiasmus eine Polonaise um einen Pool. Und dann ist eine Kreuzfahrt auch eine Gewissensfrage.

Da ist die Umwelt, die wahrlich bessere Zeiten gesehen hat, als Freizeitmenschen noch nicht ziellos auf dem Meer umhergeschippert sind und Unmengen von Schiffs-diesel-Ruß in die Atmosphäre ballerten. Da ist die Klassenfrage, die sich an Bord erleben lässt wie in der sprichwörtlichen Nussschale: Auf den Oberdecks die Touristen aus den reichen Nationen, auf den Unterdecks die Angestellten, meist aus armen Ländern, die sich unermüdlich für die wohlhabenden Müßiggänger auf den Sonnendecks abrackern.

Aber andererseits sind da die eigenen Kinder. Die machen Freudensprünge, als ich von der Möglichkeit einer Kreuzfahrt auf dem Mittelmeer erzähle, von Malta über Barcelona und Marseille bis nach Genua. Wenn Kinder Freudensprünge machen, wird bekanntlich das, was sie sich wünschen, Realität. Und der Elternwille schmilzt dahin wie die Rücklagen der deutschen Rentenkassen.

Mit Butler-Service

Und so stehen wir bald darauf im Hafen von Malta und starren auf die Stahlkollos- sin vor uns: Die „MSC World Europa“, weiß wie ein makelloser Zahn. Die Kinder kennen die Fakten: 6762 Passagiere! 2626 Kabinen! 2138 Menschen Besatzung! 333 Meter Länge! 47 Meter Höhe! LNG-Betrieb!

Hände hoch: Ein Vorturner bringt Passagiere in Bewegung, zumindest einige
Zu Hause heißt es Einkaufszentrum, an Bord „World Galleria“, das klingt besser (r.)
Showtime: Livemusik, Gesang und Tanz in der „Panorama Lounge“ auf Deck 6 und 7

Die „MSC World Europa“ wirkt weniger wie ein Schiff als wie ein Stadtviertel, das beschlossen hat, schwimmen zu lernen. Wir werden in den besseren Teil dieses Stadtviertels geführt, in den „Yacht Club“, so etwas wie die erste Klasse des Schiffs: ein abgetrennter Bereich mit eigenen Restaurants und Pools. Und mit einem zugewiesenen Butler. Den können wir uns nur leisten, weil dies eine Dienstreise ist. Normalerweise ist das Leben eines stern-Redakteurs butlerfrei.

Er stellt sich als Ganesh vor, ein ausgewiesen höflicher Mann aus Indien, der

Wie auf der Kirmes: Familie Büchse beim Autoscooter. Die nächste Fahrt geht rückwärts!

Ganesh arbeitet als Butler im „Yacht Club“, eine Art erste Klasse der „MSC World Europa“

ABRACKERN FÜR DIE MÜSSIGGÄNGER AUF DEN SONNENDECKS

acht Monate im Jahr auf Kreuzfahrtschiffen arbeitet, um seine Familie in der Heimat durchzubringen.

Ganesh führt uns durch ein Labyrinth aus Gängen, Aufzügen und Korridoren zur Kabine und sagt: „Rufen Sie mich, wenn ich Ihnen etwas bringen kann.“ Ein eigener Butler! Ich kann damit nicht gut umgehen. Und wäre bestimmt kein guter Adliger – immer würde ich mir Gedanken machen, ob ich dem Butler zur Last fiele.

Die Kinder hüpfen durch die Kabine, wir Eltern erkunden derweil das private Sonnendeck des „Yacht Club“. Als ▶ wir zurückkommen, sitzt da unser Sohn vor einem großen Becher Erdbeereis. „Wo hast du den denn her?“, frage ich. „Bei Ganesh bestellt“, sagt mein Sohn, so selbstverständlich, als sei er der kleine Lord. Ich muss handeln. Beschließe, meinen Kindern das wahre Leben zu zeigen. Jedenfalls das wahre Leben auf einem Kreuzfahrtschiff.

Fotomotiv Kalksteinklippen: Ausflug zu den Calanques von Cassis in Frankreich
An Bord gibt es vier Wasserrutschen und sieben Swimmingpools. Fotomotiv Sonnenuntergang (r.)

Wir machen uns auf den Weg raus aus der Luxusklasse hinein in die profaneren Bereiche des Schiffes. Dorthin, wo es wirkt wie ein schwimmendes Einkaufszentrum, das mit einem Freizeitpark gekreuzt wurde. Die Kinder rennen an Luxusboutiquen vorbei, in denen Dinge verkauft werden, die niemand tatsächlich benötigt.

Vielleicht geht es darum auch gar nicht. Kreuzfahrtschiffe verkaufen Möglichkeiten. Dass man sie nicht nutzt, gehört zum Geschäftsmodell.

Irgendwo spielen auch die Beatles

Die Kinder rennen über die Promenade zu der laut Prospekt „längsten Rutsche auf See“. Die ist elf Decks hoch und bekommt von den Kindern das Gütesiegel „Riesen-rutschspaß“ verliehen. Doch zum Rutschen bleibt ihnen wenig Zeit. Da ist noch so viel zu tun: Autoscooter, noch mehr Rutschen, sieben Swimmingpools, 3D-Kino, Spielhal-le, Formel-1-Simulator. Für unsere Kinder entfaltet sich hier eine Art Disneyland auf Steroiden.

Es gibt so viel Unterhaltung auf diesem Super-Unterhaltungsdampfer, dass ich eine eigene App runterlade, um zu sehen, was wir gerade auf einem anderen Deck verpassen: Die K-Pop-Competition, die 3-mal-3-Gameshow, die LED-Lichtershow, die Beatles-Tribute-Show mit Peppe, das „Doremi Singalong“, der Karaoke-Wettbewerb, der Yoga-Kurs, die Aqua-Gymnastik, den Bachata-Tanzunterricht, die „Omega-Speedmaster-Ausstellung“, die Cocktail-Vorführung, die Verkaufsshow für italienische Luxustaschen, die Show „A Night on Broadway“, die Family-Disco. Die Möglichkeiten der Bespaßung sind endlos.

Man könnte glauben, man wäre gar nicht auf dem Mittelmeer.

Doch das stimmt nicht ganz. Abends drängen wir uns mit vielen anderen Passagieren am Heck, wo eine Italienerin an

DER PASSAGIER FÜHLT SICH UMSORGT WIE NIE

zwei Abenden für das perfekte Bild vor dem Sonnenuntergang posiert und dabei ungeduldig nach ihrer Visagistin schnippt, wenn der Seewind ihr mal wieder die Frisur durcheinanderbringt. Das Mittelmeer wirkt wie eine animierte Kulisse, ein glitzerndes Bildschirmhintergrundbild für Selfies.

Auf der Internetseite der Reederei lese ich: „Die Zukunft der Kreuzfahrt liegt nicht nur in der Technik, sondern auch im Erlebnis. Die „MSC World Europa“ wurde entwickelt, um die Freuden eines traditionellen Kreuzfahrtschiffes auf ein völlig neu- es Niveau zu heben. Das Erlebnis an Bord ist mit keinem anderen Kreuzfahrtschiff vergleichbar.“

Und es stimmt: Ich muss hier auf dem Schiff an nichts denken, mich um nichts kümmern. Mein Urlaub ist optimiert. Erlebnisoptimiert. Entspannungsoptimiert. Unterhaltungsoptimiert. Ich habe mich noch nie so umsorgt gefühlt wie hier auf

Versteckter Eingang: Die Telefonzelle auf Deck 6 führt zu einer Bar im Crew-Bereich

dem Schiff. Im Restaurant des „Yacht Club“ bringen mir jeden Abend Heerscharen freundlicher Kellnerinnen und Kellner vorzügliche Speisen aus der Mittelmeerküche, auch wenn mein Sohn die nicht kosten will, dafür aber auf den Ceasar Salad schwört, den könnte es für ihn auch zum Frühstück geben.

Der perfekte Urlaub, eigentlich. Doch es fühlt sich für mich nicht so an, ich frage mich, warum.

Am Seetag, wir gleiten völlig ruhig nach Barcelona, ergattere ich eine der letzten freien Liegen auf dem überfüllten Mitteldeck und lese in einem Buch, ich habe es aus Recherchezwecken mitgenommen: „Schrecklich amüsant – aber in Zukunft ohne mich“. Geschrieben hat es der großartige amerikanische Schriftsteller David Foster Wallace. Die Kreuzfahrt wurde für ihn zur Metapher für den modernen westlichen Menschen. Die ständige, erzwungene Belustigung und der Konsum erzeugten eine tiefe innere Leere. Wallace beschrieb das paradoxe Gefühl, dass die totale Fürsorge, die „Pleasure Industrial Complex“-Mechanik der Kreuzfahrt, irgendwann die Sehnsucht nach echtem Chaos, nach schlichter Selbstbestimmung weckt.

Beste Entspannung: das Meer

Also stürme ich vom Deck auf den Balkon unserer Kabine und starre aufs Wasser. Es gibt nichts Beruhigenderes, nichts Schöneres auf einem Kreuzfahrtschiff. Keine Unterhaltung. Kein Programm. Nur Wellen und Wind.

Ich beginne, die Kreuzfahrt zu genießen.

Da kommen die Kinder auf den Balkon geschossen und ziehen mich wieder an Deck. Sie haben sich aus Sonnenliegen eine kleine Burg gebaut und mal wieder die Dienste von Ganesh in Anspruch genommen.

Die Kinder lachen vor schelmischer Freude. Vier gewaltige Gläser Virgin Piña Colada stehen auf einem Tischchen. Virgin heißt: alkoholfrei! Das ist ihre Vorstellung von echtem Chaos, von schlichter Selbstbestimmung.

Das ist das Traumbild von Urlaub: darüber staunen, was es alles gibt und was alles möglich ist. Und vor allem: den Eltern eins auswischen.

Nach dem Drink sind wir Autoscooter fahren gegangen.

ERLEBEN

Kreuzfahrt im westlichen Mittelmeer In diesem Jahr fährt die „MSC World Europa“ noch bis Anfang November wöchentlich die Route, zusteigen kann man in jedem Hafen. Auch andere große Reedereien bieten sie an, meist von Frühjahr bis Herbst. Preis pro Person ab 849 Euro. www.msccruises.de

GUT ZU WISSEN Kabinenwahl

Eine Innenkabine lohnt sich für Passagiere, die sie nur als Schlafplatz nutzen. Wer Klimaanlagen nicht mag, bucht am besten eine teurere Balkonkabine. Wohnt man auf einem der unteren Decks, können Ankerkette und Bugstrahlruder die Nachtruhe stören.

Bordkarte

Bei der Einschiffung bekommt jeder Gast eine Chipkarte, die Schlüssel und Portemonnaie an Bord ersetzt. Mit ihr öffnet man seine Kabinen-

tür, rechnet Zusatzleistungen bargeldlos ab und identifiziert sich, wenn man das Schiff betritt oder verlässt. Am Ende der Reise wird das Bordkonto mit der Kreditkarte ausgeglichen.

Stoßzeiten

Wer sich antizyklisch verhält, kann Stress und Gewusel vermeiden. Geht es etwa gerade im Buffetrestaurant hoch her, lässt sich leichter eine Sonnenliege ergattern – und umgekehrt.

Klima- und Umweltschutz

Im vergangenen Jahr machten weltweit 37,2 Millionen Menschen eine Hochseekreuzfahrt, mehr als je zuvor. Der Naturschutzbund Nabu attestiert der Branche kleine Fortschritte, weil sie ihre Energieeffizienz verbessere und in Landstromanschlüsse investiere. Trotzdem bleibe sie deutlich hinter ihren Möglichkeiten zurück – vor allem, weil die meisten Kreuzfahrtunternehmen weiterhin auf Schweröl setzen statt auf klimaneutrale Antriebe und strombasierte synthetische Kraftstoffe. In der aktuellen Rangliste des Nabu, der zwölf Reede-

reien untersucht, landet MSC Cruises im Mittelfeld. Wie in den Jahren zuvor schneiden Havila und Hurtigruten aus Norwegen am besten ab. Ponant, Tui Cruises und Aida Cruises teilen sich Platz drei. Am Ende der Rangliste landen Carnival, Royal Caribbean, Norwegian Cruise Line und Marella Cruises. www.nabu.de

Gunnar Herbst

„Nie ein Restaurant an der Promenade buchen!“

Izabella Dolgos plant den Urlaub von Menschen, für die Geld keine Rolle spielt. Hier verrät sie Wünsche und Macken ihrer Kunden.

Dolgos leitet in München eine Agentur für Luxusreisen

rau Dolgos, was verstehen Sie unter einer Luxusreise?

Luxus wird heutzutage oft mit Premium verwechselt: Als Premium bezeichnen wir in der

Branche einen gehobenen Standard, etwa Urlaub in einem 5-Sterne-Resort. Letztlich ist Premium aber auch Massenware. Luxus bedeutet dagegen vollkommene Individualität. Für meine Kunden organisiere ich maßgeschneiderte Reisen, die exakt auf ihre Bedürfnisse abgestimmt sind.

Was bedeutet das konkret?

Wir schirmen unsere Kunden vom Massentourismus ab. Sie übernachten nicht in einem Hotel, sondern in einer privaten Villa oder manchmal auch auf einer Yacht. Wir suchen zuerst gemeinsam die Immobilie aus und buchen das Personal dazu: einen Koch, Concierge, Chauffeur, Fitnesstrainer. Dann planen wir das Menü, besondere Erlebnisse und mehr. Die Planung für eine Woche dauert bei uns monatelang.

Können Sie ein Beispiel für eine Reise nennen, die Sie zuletzt geplant haben?

Für eine Familie haben wir eine Reise in die Toskana geplant: eine Woche in einer Luxus-Villa mit einem Koch, einem Pilates-Trainer und privaten Reitstunden für die Kinder. Daneben haben wir besondere Ausflüge organisiert, etwa einen Besuch im Vatikan außerhalb der Öffnungszeiten. Die Familie wurde allein von Schweizergardisten durchgeführt und durfte sogar den Papstgarten sehen. Es ist Präzisionsarbeit wie bei einer Hochzeit: Wir dürfen nichts vergessen, sonst ist das ganze Erlebnis kaputt. Und man hat keine Möglichkeit, im Nachhinein zu korrigieren.

Welche ungewöhnlichen Wünsche erfüllen Sie?

Diese Woche müssen wir etwa spontan eine Verlobungsfeier organisieren. Die Kunden sind ein junges Paar. Der Mann schrieb uns erst an ihrem ersten Reisetag, dass er seiner Partnerin Ende der Woche einen Heiratsantrag machen wolle. Dafür müssen wir eine Location, einen Fotografen und Videografen sowie einen Koch organisieren. Welche Dienstleistungen sind besonders gefragt?

Gipfel der Individualität: Urlaub auf einer Yacht

Jeder muss etwas essen, deshalb ist ein Koch eigentlich immer bei unseren Reisen dabei. Es gibt verschiedene Stile, zwischen denen die Kunden wählen können: Family Style oder Fine Dining. Also persönlich und herzlich mit einer authentischen lokalen Küche oder gehoben, fein und eher westliche Küche. Zum Essen buchen wir meist einen Sommelier.

Wie viel Geld zahlen Ihre Kunden für so eine Reise?

Das Budget, mit dem wir arbeiten, liegt üblicherweise zwischen 15.000 und 300.000 Euro für eine Woche. Aber der Preis ist in diesem Bereich Nebensache. Wir bieten seit Kurzem eine Yacht an, deren Grundpreis bei 650.000 Euro pro Woche liegt.

Welche Menschen buchen bei Ihnen?

Weiche Menschen buchen bei ihnen? Unsere Kundschaft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erändert, wie auch der Luxus-Tourismus insgesamt. Wir haben heute mehr internationale Kunden und jüngere Menschen, die man als neureich bezeichnen würde. Die Kommunikation und Erwartungshaltung ist bei ihnen anders, als ich es früher gewohnt war. Sie sind fordernder, spontaner und wollen häufig nicht telefonieren, sondern alles per Whatsapp abwickeln. Darunter sind teilweise auch bekannte Menschen wie berühmte Sportler. Der Großteil unserer Kundschaft sind aber weiterhin klassische Wohlhabende über 50. Oft Menschen, die bereits in sehr guten Verhältnissen aufgewachsen sind. Interessanterweise sind sie unkomplizierter in der Zusammenarbeit.

Was ist Ihren Kunden besonders wichtig? An erster Stelle Individualität. Sie wollen etwas Besonderes erleben und entdecken, was nicht jeder zu sehen bekommt. Nehmen wir das Beispiel Gardasee: Das ist ein beliebtes Ziel meiner Kunden, aber gleichzeitig eine Massentourismus-Hochburg. Wir können Reisen so planen, dass unsere Kunden gar nicht mit anderen Touristen in Kontakt kommen. Wir würden nie ein Restaurant an der Promenade buchen, sondern kennen Dinner-Locations, in die nicht jeder reinkommt. Meine Kunden sind häufig sehr gesundheitsbewusste Menschen, die nur hochwertige Bio-Lebensmittel essen und selbst beim Trinkwasser spezielle Vorstellungen haben.

Was können weniger reiche Menschen sich von dieser Art zu reisen abschauen?

Ich glaube, dass Luxusreisen, wie ich sie organisiere, mit einer bestimmten Einstellung zu tun haben. Es gibt eine Pyramide mit verschiedenen Touristentypen. Unten sind die Massentouristen. Das sind Urlauber, die in 3-Sterne-Hotels übernachten, überall auf der Welt deutsches Brot haben wollen und in Bussen zu Sehenswürdigkeiten gekarrt werden. Oben in der Pyramide sind Protagonisten: Menschen, die eine einzigartige Erfahrung machen wollen. Die wissbegierig sind und etwa eine andere Küche kennenlernen wollen. Diese Haltung kann man auch mit weniger Geld einnehmen.

Interview: Marta Zamira Ahmedov

FACELIFT FÜR DIE KÜCHE

SIEBEN TIPPS FÜR MEHR KOMFORT BEI WENIG AUFWAND

EIN MINI- APARTMENT VOLLER WELLEN UND RUNDUNGEN

ÜBERRASCHUNG! WAS DIE REGION UM DEN BODENSEE ALLES ZU BIETEN HAT

BETON, HOLZ, FARBE EIN NEUBAU FÜR DIE GANZE FAMILIE

Das hat Klasse

EINRICHTEN MIT DESIGNIKONEN UND BESONDEREN FUNDSTÜCKEN

FILM

Druckstellen

Sie wolle nicht politisch sein, sagt die Schauspielerin Julia Jentsch. Doch auch in ihrem neuen Film „Staatsschutz“ stellt sie eine Frau dar, die die Welt zum Guten wenden will.

Gute Laune, ernste Themen: Die Schauspielerin Julia Jentsch, 48, reizen Rollen, in denen es um Leben und Tod geht

Kampf gegen Bonzen: „Die fetten Jahre sind vorbei“ (2004) mit Jentsch (r.) und Stipe Erceg

Kampf für Gerechtigkeit: Jentsch (l.) setzt sich in „Staats- schutz“ als Anwältin für eine Kollegin (Chen Emilie Yan) ein

Zürich mit ihrem Mann Christian, der als Humortrainer und Lachyogalehrer arbeitet, und ihrer 13-jährigen Tochter.

Sie sitzt in ihrer Küche und hört sich gut gelaunt alle Fragen an. Oft zögert sie, wägt ab, hält zurück. Sie denkt so laut, dass man es fast hören kann durch den Monitor.

Eine Eigenschaft, die Jentsch auch in ihrem Job bis zur Perfektion entwickelt hat. Sie spielt mit dem Kopf, kommt ohne große Gesten aus. Ihre Figuren wirken nie oberflächlich, sie hinterlassen Druckstellen. Egal ob sie eine Hitler treu ergebene Sudetendeutsche darstellt in der Komödie „Ich habe den englischen König bedient“ oder eine traumatisierte Hauptkommissarin in der Serie „Der Pass“. Oder ob sie auf der Theaterbühne steht als Desdemona oder Antigone.

K leines Experiment. Wir wollen mit Julia Jentsch über Politik reden. Dabei hat die Schauspielerin mehrfach über sich ge-

sagt, sie sei kein besonders politischer Mensch. Sie engagiere sich deshalb für keine Partei, keine Organisation. Öffentlich Statements zu aktuellen Themen abzugeben ohne entsprechendes Handeln, das erscheint ihr zu simpel. Nicht ihr Ding.

Andererseits sucht sich Jentsch immer wieder politische Filme aus. Sie spielte die Widerstandskämpferin Sophie Scholl, die von den Nazis zum Schafott geführt wurde. Sie kritisierte als Bonzen-Entführerin in „Die fetten Jahre sind vorbei“ die Auswüchse des Kapitalismus. Beides Rollen, für die sie Preise gewann und die ihre Laufbahn schon früh prägten.

Jentsch steht seitdem für Kino mit Haltung, Figuren mit Vorbildfunktion, für Mutmacherinnen. 2018 erhielt sie das Bundesverdienstkreuz am Bande. Die Begründung: Ihre Kunst, ihre Verkörperung der Tragik der menschlichen Existenz lasse „gemeinsam Kräfte entstehen“.

Jentsch ist derzeit viel beschäftigt, hat deswegen nur Zeit für ein Videogespräch in der Schweiz. Dort lebt die gebürtige Westberlinerin seit 20 Jahren. In einem Dorf bei

Sie spielt mit dem Kopf, kommt ohne große Gesten aus

Grund für den Anruf bei ihr zu Hause ist ihr neuer Film „Staats-schutz“. Politisch war sie noch nie so aktuell, so brisant.

Der Film spielt in Ostdeutschland, wo eine junge Juristin mit koreanischen Wurzeln Karriere machen will. Bis die von der Newcomerin Chen Emilie Yan verkörperte Frau selbst Opfer eines Anschlags mit Molotowcocktails wird und dahinter ein Netzwerk aus Neonazis vermutet.

Gegen den Widerstand von Vorgesetzten und Kollegen stößt sie auf ähnliche Fälle, in denen schlampig recherchiert wurde. Ungehörte Zeugen, übersehene Spuren. Sind diese Ermittler nur ignorant? Oder blenden Polizei, Kripo und Justiz den Angriff von rechts bewusst aus?

„Staatsschutz“ beginnt wie ein Justizdrama und verwandelt sich bald in einen beklemmenden Politthriller, der Vertrauensfragen stellt und Zweifel schürt. Besonders an einer Staatsanwaltschaft, die sich gern als „objektivste Behörde der Welt“ rühmt.

Die deutsche Realität ist dabei zum Greifen nah. Die bis heute nicht komplett aufgeklärte Mordserie des NSU, das rassistische Attentat in Hanau vor sechs Jahren, der Brandanschlag auf einen linken Berliner

Kampf gegen Nazis: „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 (2005) mit Jentsch (r.) und Fabian Hinrichs

„Ich mag es, Menschen eine Stimme zu geben, die sie sonst nicht haben“

Politiker vor acht Jahren. Auf der Berlinale gewann „Staatsschutz“ des jungen deutschen Regisseurs Faraz Shariat den Publikumspreis.

Jentsch spielt die Anwältin der attackierten Juristin. Eine tragende Nebenrolle, der sie im Gerichtssaal, ohne dabei laut oder emotional zu werden, eine Autorität und Präsenz verleiht, als hätte sie ihr ganzes Leben nichts anderes getan.

Tatsächlich kennt sich Jentsch, mittlerweile 48, gut aus in dieser Welt. Ihre Eltern waren beide in der Justiz, sie ist mit Anwälten befreundet. Am Ende ihrer Schulzeit wollte sie die gleiche Richtung einschlagen. „Entweder Jura oder Schauspiel, das waren die obersten Kandidaten“, sagt sie. „Ich bereue es, dass ich meinen Vater nicht öfter auf der Arbeit besucht habe, sondern erst gegen Ende seiner Laufbahn. Aber bestimmte Wörter und Redewendungen kamen mir vertraut vor.“

Zur Vorbereitung traf sie sich mit einer echten Anwältin, die in Fällen mit rechtsextremen Hintergründen aktiv war. Lernte Abläufe kennen und die Bedeutung einer Nebenklage. Gedreht wurde in mehreren Gerichten, dort führte sie Gespräche mit den Verantwortlichen.

Hat das ihren Blick auf das Rechtswesen verändert? „Früher hatte ich sicher noch ein Idealbild von der Justiz und ihrer Unabhängigkeit im Kopf“, sagt Jentsch. „Aber über die Lebensjahre ist das komplexer geworden und hat angefangen zu bröckeln.“

Durch die Arbeit an „Staats-schutz“ sei ihr bewusst geworden, dass auch vermeintlich neutrale Behörden beeinflussbar seien. Weil sie abhängig seien von auf längere Zeit gewählten Einzelpersonen, deren Tendenzen und Überzeugungen. In Deutschland dürfen Richter und Staatsanwälte politisch aktiv sein, auch in einer Partei.

„Sophie Scholl“, „Die fetten Jahre“, nun „Staatsschutz“: Was reizt einen angeblich unpolitischen Menschen an diesen Projekten? Nun, sagt Jentsch, schweigt und denkt laut nach. „24 Wochen“ – ihr erschütternder Film über ein Paar, das über eine Spätabtreibung ihres schwerbehinderten Kindes entscheiden muss – sei ebenfalls politisch aufgenommen worden. Man könne vieles hineinlesen in ihre Filme, im Grunde aber würfen sie soziale und gesellschaftliche Fragen nur zurück auf den Betrachter.

Die Frage beantworten möchte sie trotzdem: „Mich reizt an solchen Geschichten, dass sie Unwichtiges ausblenden und man an existenziellen Momenten landet, in denen es teilweise um Leben und Tod geht. Ich mag es, Menschen eine Stimme zu geben, die sie sonst vielleicht nicht haben. Sich für mehr Gerechtigkeit einzusetzen, für Gleichbehandlung und eine bessere Welt – das ist doch etwas Tolles.“

Dafür brauche es ihrer Meinung nach keine Superhelden. „Diesen Mut, so nach außen aufzutreten, habe ich selbst nicht“, sagt sie. „Ich bin niemand, der sich irgendwo in die erste Reihe stellt und schreit und kämpft.“ Dennoch sei enorm wichtig, dass es solche Menschen gebe: „Sie zu spielen, ist meine Möglichkeit, dieses Gefühl zum Ausdruck zu bringen.“

Ein Experiment, das ihr immer wieder glückt. Matthias Schmidt

„Staatsschutz“ von Faraz Shariat, mit Chen Emilie Yan, Julia Jentsch, 113 Minuten; im Kino

ROMAN

Zum Weinen in den Keller

Was sagt der Ramsch, den wir besitzen, über uns aus? Mehr als wir glauben, wie die Autorin Ilona Hartmann mit ihrem neuen Buch zeigt.

Frau Hartmann, in Ihrem neuen Roman „Junk“ wartet die Protagonistin eine Woche lang auf ein lebensentscheidendes

medizinisches Ergebnis. Um die Zeit zu überbrücken, räumt sie ihren Keller auf. Warum?

Ich wollte sie isolieren. Ihre existenzielle Lage ist ein Stoppknopf, der sie dazu bringt, ihre Umwelt nach Sinnhaftigkeit abzuscannen. Die eigene Wohnung ist der „Showroom“ für die aktuelle Kollektion unserer Identitäten. Aber im Keller bewahren wir auf, wer wir waren, wen wir abgelegt haben. Es sollte keine angenehme Atmosphäre sein: Ein Dachboden wäre mir zu warm und knisterig gewesen – der Keller ist kühl, modrig und steht für den Kram, den man nicht so leicht loswird. Wegwerfen ist häufig schwerer als kaufen.

Weil?

Einerseits wegen der Logistik des Entsorgens: Es ist anstrengend, erst zu sortieren, dann zu fünf verschiedenen Orten für Elektroschrott, Sperrholz, Kleingerät, Großgerät und Bauschutt zu fahren. Andererseits geht es auch immer um Gefühle. In meinem Studium ist mir ein

Hartmann, 1990 in Stuttgart geboren, wurde mit Alltagsminiaturen bei Twitter und Instagram bekannt, zwei Romane folgten, „Junk“ ist ihr drittes Werk

Satz hängen geblieben: „Alles, was man besitzt, besitzt einen zurück.“ Und manchmal wird man eine alte Version seiner selbst nicht los, weil darin noch eine Wahrheit oder ein ungelöster Konflikt steckt.

Ein Beispiel, bitte.

Nehmen wir mein Federballset. Es liegt seit fünf Jahren in der Ecke und flüstert mir ständig zu: „Warum benutzt du mich nicht? Hast du keine Freunde? Bist du faul?“ Aus einem Objekt krächzt eine fiese Stimme mit einer stillen To-do-Liste. Alles, was wir in unsere Wohnung holen, bringt Aufgaben mit sich. Oft kaufen wir uns Dinge für ein Leben, das wir gern hätten, aber noch nicht führen. Ihre Protagonistin fragt sich an einer Stelle: „Wann ist alles so viel geworden?“ Trotzdem haben Sie kein moralisierendes Buch geschrieben, in dem Sie einfach nur „weniger Konsum“ predigen.

Ich wollte auch keinen Minimalismus-Ratgeber schreiben. Beim Lesen darf es vielleicht mal pieksen, aber die Leute sollen sich nicht schämen, weil Scham ein unproduktives Gefühl ist. Sie führt eher dazu, dass man sich zurückzieht und einfach weitermacht wie bisher. Ich wünsche mir, dass man durchs Lesen eine Haltung zu den Dingen gewinnt, die einem gehören.

Aber Ihre Protagonistin schämt sich ständig für ihren Besitz.

Sie schämt sich eher dafür, so viel konsumiert zu haben. Sie reflektiert sich anhand ihrer Sachen und versteht: Durch ihren Konsum wollte sie irgendwo andocken. Man kauft ja nie nur ein Produkt, man kauft immer auch seine Bedeutung, seine Außenwirkung. Aber sie mag beispielsweise keine Gesellschaftsspiele, sie ist halt keine Gastgeberin. Mit jeder Kaufentscheidung wollte sie die Scham unterdrücken, nicht dazuzugehören. Irgendwann sitzen vier Frauen in diesem vollgestopften Keller.

Das ist eine große Befreiung für die Protagonistin. Scham hört erst auf, wenn man sich angenommen fühlt. Bei ihr ist die Scham auch so groß, weil Maßlosigkeit verpönt ist, vor allem als Frau darf man auf keinen Fall als gierig angesehen werden. Aber die Protagonistin lässt all diese Frauen in ihren Keller rein, sie widmen sich gemeinsam ihrem Zeug. Eine schöne Erkenntnis für sie: Die Welt bricht nicht in sich zusammen, vielmehr bricht etwas in ihr auf. Scham gedeiht nur in der Heimlichkeit.

Das Motiv des Maßhaltens zieht sich durch Ihre Bücher. In Ihrem vorherigen Roman beschrieben Sie schon ein Zuhause, in dem Musik „mehr geahnt als gehört wurde“ und „Zusammenreißen der wichtigste Erziehungsinhalt“ war. Diesmal heißt es: „In meiner Kindheit war zu viel Begeisterung für alles, was nicht schlauer oder gesünder machte, unerwünscht.“ Rechnen Sie hier mit Ihrer schwäbischen Herkunft ab? In Baden-Württemberg ist Mäßigung oft ein moralischer Wert. Die Region ist noch immer stark pietistisch geprägt, es geht ums Haushalten, um Bescheidenheit. Das ist an sich nicht verkehrt, aber es passte für mich nicht in allen Lebensbereichen. Davon habe ich mich emanzipiert, deswegen findet man das Motiv wohl in mehreren Büchern. Für anderes aus meiner Kindheit begeistere ich mich aber gerade wieder sehr.

Ilona Hartmann: „Junk“ Park x Ullstein, 192 Seiten, 22 Euro

Wofür genau?

Glitzer oder Plüschtiere. Da steckt so viel Lebendigkeit drin, so viel Spaß. Ich finde es total befreiend, mir als erwachsene Frau meine Kindlichkeit zurückzuholen. Etwa, indem ich mir Labubus an meine Tasche hänge oder mir Kinderspangen ins Haar klicke. Mag sein, dass mich dann manche Menschen weniger ernst nehmen, aber ich habe inzwischen das Selbstbewusstsein, dass mir das egal ist.

Wie sieht es in Ihrer eigenen Wohnung aus?

Ich bin keine Minimalistin. Nie werde ich in einem beigen skandinavischen Traum leben. Ich habe eine innige Beziehung zu Dingen, die weder trendy noch nützlich sind, etwa zu meinem schweren, gehäkelten Bettüberwurf mit Löchern. Er sieht omamäßig aus, aber gibt mir ein Zuhausegefühl.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ist für mich nicht mehr: „Wie soll es aussehen?“ Sondern: „Wie will ich mich fühlen?“ Meine Antwort lautet: lebendig und ruhig. Klingt widersprüchlich, aber Ruhe bedeutet für mich nicht Langeweile, sondern Tiefe.

Was ist die wichtigste Erkenntnis, die Sie durch die Arbeit an Ihrem Roman gewonnen haben?

Dass es okay ist, mehr als 20 Dinge zum Leben zu brauchen. Ja, ich schleppe eine große Tasche mit mir rum. Aber ich fühle mich unabhängig, wenn ich unterwegs weiß, dass ich für jeden Hunger und Durst gewappnet bin. Das ist mein Luxus. Ich muss mögen, was ich besitze – und dann mögen meine Sachen mich zurück. Interview: Viorica Engelhardt

Tomaten-Tarte-Tatin mit Stracciatella und Holunderblüte

ALINA MEISSNER-BEBROUT betreibt in Ulm das Restaurant „Bibraud“, das seit 2023 einen Michelin-Stern hat. Hier stellt sie im Wechsel mit Maurizio Oster ihre besten Rezepte vor

STERN-KÜCHE

Tomatös

Gerade gleicht der Wochenmarkt unserer Köchin einem Paradies. Sie bereitet aus dem Einkauf eine herzhafte Tarte Tatin.

A m Stand meiner Gemüsehändlerin Laura auf dem Ulmer Wochenmarkt liegen gerade die schönsten Tomatensorten: rote Ochsenherzen, gelbe Ananastomaten, grün gestreifte Zebra-Tomaten, orange Fleischtomaten und kleine süße Datteltomaten. Jede sieht anders aus, jede schmeckt anders. Meistens wandern ein paar von jeder Sorte in meinen Korb. Die klassische Tarte Tatin bekommt so ein herzhaftes Update: saftige Tomaten, ein kleiner Schuss Holunderblütensirup und cremige Stracciatella di Bufala (ein Mozzarellaähnlicher Käse aus Apulien). Mehr Sommer geht nicht.

- Den Backofen auf 200° C Ober-/Unterhitze vorheizen

- Olivenöl, Holunderblüten-sirup, Honig, Balsamico, Knoblauch und die Thymian-blättchen in einer ofenfesten Pfanne oder Tarteform verrühren

- Die Tomaten – größere in Scheiben, kleinere halbiert – dicht nebeneinander in die Pfanne/Form legen und mit Fleur de Sel sowie reichlich schwarzem Pfeffer würzen - Blätterteig über die Tomaten legen, Rand nach innen einschlagen und den Teig mehrmals mit einer Gabel einstechen

• Die Tarte etwa 30–35 Minuten backen, bis der Blätterteig goldbraun und knusprig ist

- Anschließend fünf Minuten ruhen lassen und vorsichtig auf eine Servierplatte stürzen

- Stracciatella di Bufala auf der Tarte verteilen. Mit Basilikum, etwas Zitronenabrieb, Fleur de Sel, schwarzem Pfeffer und – wer mag – gerösteten Pinienkernen vollenden. Zum Schluss noch etwas Olivenöl

Für 4 Personen

500–600 g bunte, reife Tomaten vom Wochenmarkt 1 Rolle Butter- blätterteig 2 EL Olivenöl 1 EL Holunder- blütensirup 1 TL Honig 1 TL heller Balsamicc ½ Knoblauchzehe, fein gerieben 2–3 Zweige Thymian Fleur de Sel frisch gemahlener schwarzer Pfeffer 250 g Stracciatella di Bufala Basilikum etwas Abrieb einer Bio-Zitrone optional: geröstete Pinienkerne

IMPRES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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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is des Heftes 6,80 Euro. Der stern darf nur mit Verlagsgenehmigung in Lesezirkeln geführt werden. Der Export des stern und sein Vertrieb im Ausland sind nur mit Genehmigung des Verlages statthaft. Auslandspreise auf Anfrage.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Insbesondere dürfen Nachdruck, Aufnahme in Online-Dienste und Internet und Vervielfältigung auf Datenträger wie CD-Rom, DVD-Rom etc. nur nach vorheriger schriftlicher Zustimmung des Verlages erfolgen. Deutsche Bank AG, Hamburg, Konto 03 22 800, BLZ 200 700 00, IBAN DE30 2007 0000 0032 2800 00, BIC DEUTDEHH. Der Verlag haftet nicht für unverlangt eingesandte Manuskripte und Fotos. ISSN 0039-1239

EIN QUANTUM TROST

ORNITHOLOGEN-FRAGE: KANN MAN AMSELN EIGENTLICH DROSSELN? Von Leser Nils Loenicker aus Schmalensee. Vielen Dank!

THOMAS GSELLA LETZTES WORT AN ALLE

Wenn Bayern noch mal Meister wird, Dann hör ich auf zu dichten Und werde kühl und ungeniert Die ganze Welt vernichten.

Kurzum: Wenn dies geschehen wird, Dann kommt auch meine Stunde. Dann wird der Globus ausradiert, Und ihr geht vor die Hunde.

Drum macht, dass es ein anderer wird. Sonst lass ich's Schreiben bleiben Und werd, wie oben formuliert, Euch allesamt entleiben.

FALSCH ERINNERT SPRICHWÖRTER MIT NAMEN, TEIL 2

Was lange Gerd, wird endlich Knut

Einem geschenkten Paul schaut man nicht ins Maul

Ruth ist dicker als Wasser

Auf einem Hein kann man nicht stehen

Steter Torben höhlt den Stein

Von Leser Andreas Schmutte aus Hamburg. Vielen Dank!

SÄTZE FÜR DIE EWIGKEIT EINSCHULUNG

„Wir hatten noch selbst gebastelte Schultüten.“

„Wir sind immer zur Schule gelaufen.“

„So viel gab es bei uns noch nicht mal zu Weihnachten.“

„Pass gut auf deinen Füller auf!“

„Dafür musst du erst mal die Fahrradprüfung machen.“

Von Leser Werner Weidenmüller aus Duisburg. Vielen Dank!

90%

ALLER MÖNCHE FREUEN SICH AUF DIE NÄCHSTE NONNENFINSTERNIS

Von Leser Thomas Grüner aus Dortmund. Vielen Dank!

Ideen? Anregungen? Kritik? Schreiben Sie uns: humor@stern.de

KREUZWEISE

Waagerecht

2 Einst nicht von schlechter Schlusspunktuellität beim gern machtwortgewaltigen Autokanzler!! 8 Einer Kippe entglutend ihre Länge nehmend die Reste verbechern, isso! 16 Tuchos literarisches Gedankenklavier, von Jerry Lewis anno 1953 pantomimiert 19 Mal den Daumennagel auf den Kopf treffen mit www-

20 Wie man so stelle, was warten kann, wo Vorgängiges zurückbleibt 22 Nein, das sei nu mal das perfekte solchene Verhütungsmittel, altwitzelt's! 23 Wozu uns Armenden flächig dienen können, womit Gerichtiges behände begrenzt serviert wird 24 Vor Eigentür impe-

Senkrecht

1 Wozu sich Ideal-Sippen in friedvoller Freude zur Eierkuchenschlacht einfinden 3 Holen uns Olschooler die Sterne vom Himmel mit ins Beschreibliche – die reinste Gastropharie, nu mal anders betrachtet... 4 Wie Robert

Gernhardt einst ganz wortspielsüchtelnd die Chance ergriff und sie artikulatorisch umdich-

tete – welch' Geschnas aber auch!? 5 Kam ja der eisenherzige Wikingerprinz von dort, wo's nördlichst noch stadthaft war ja! 6 Konnte Macron zu gern ein Staatsbankett-Lied davon singen, was Aznavour semimäßig war und Wahagn Chatschaturjan im Ganzen ist, außer Pianist... 7 Im Podexkodex

ratieftunlichst angesagt, macht vor Feuer höllisch Angst 25 Kegelstümpfen so gern durchs Techniklexikon – als Teil der Ikonenmalerei... 26 So balladek wie fontanesk, einer von Lake-Lovers Greatest Hits der USA! 27 Womit erotischzischelndes Strohgeraschel so kuschelnuschelig auftaktet 29 TÜVtypischster Schreck-Inbegriff bei Chaisemalaise... 30 Als was Jacobsens Ägget global Chair-Ikone ward, rundheraus 31 Nur die Harten komm' in'n Garten? Und nur die Smarten aus so einem wieder raus, wie im Verwirrspiel!? 33 Begierlich lustbetont, versessen auf was auch immer, wie'n Pitcher auf'n Baseball, innerlich?! 36 Unstrittig gestartet, wo Friedenshände gereicht und gar geschüttelt werden (Wort unbestreitbarer Unhammeligkeit) 40 Fährt mit Charon todsicher nur hin – und ab dafür! 41 Was in Italia Staat macht, in aller Basta-Tonalität!? 42 Lesehalle im Kleinstformat, wie an landwirtschaftl. Hochschule! 43 Gängige Initialen am Set-Mobil, wo rennende Lola i.R. besetzt ist... 44 Geht gen Nullrundung, tut sich rundheraus buchstabierlich dicker à la Otto 45 Gut, dann eben nicht pummelig!, sprach Loriot – und hatte sie gefunden, seine Kongenialin! (Vorn.) 48 Nur eine Mandelvereiterung vereitelte 1954 seinen Weiterweg zu langjährigem Bundestagspräsidenten! 50 Wie auch feine Pinkel in GB ihr Abgeschlagenes loswürden im Babylon, sorry! (int.) 51 Entstandenheit aus Hellas, wünschen wir imperatiefernst am Krankenbett 52 Tinktursächlich für rostrote Desinfiziererei (fachl.) 53 Gutzkow einst höchst lakonisch: Was grämt's dich so in dingster Seele? Dein Sieg? Dein Fallen? Einerlei! 55 Allerbenutzlichste Vokabel, haben letztlich alle Computermäuse, zum Fressen gern... (int.) 56 Im Übrigen also der ganze Rest, sic!, oft pp-perspektivisch – et dieses! 58 Nicht fertig, notiert Frust-Detektiv bei so'ner unbeendeten Nachforschung 59 Macht Schule als Idealgast beim Absolventenkonvent – sic! 61 Mit was sich Meiermüllers in GB schmidtschulzig vorstellen 62 Steht als Burg weiter an der Flussmündung, erst 1868 mit Tenno-Sitz „Östliche Hauptstadt“ genannt 63 Überströmt rheineingängig ja noch die Mosel

die sieben für unsere vier Buchstaben, isso! 9 Rattattattada: So nennen Daddel-Fans ihre schussechten Ego- und Team-Spiele salopperdings! 10 Wofür an Samstagen gilt? Wie für wie wie in GB! 11 Sind so lautkehlige Sperlinge, die Stimmgewaltige singlos sinnvoll so tauften 12 Steht über Kreuz im gräzistischsten ABC, macht nachm Tamagot erst das Kultgame i.R.!? 13 Sind im Rückblick draufzu immer die erwartungsgefüllteren Reiseteile, Stau hin oder her... 14 Ist die Steinlaus ja eine lexikalisch kultige Dingens, hat'n verwirrter Teen verinnerlicht?! 15 Der den Nordiren zum Bade lought quasi, weckt größte Seesucht auf britischsten Inseln 17 Wie sich die Europäische Bewegung auf Kleinstebene runterbrechen ließe, in aller Beliebigkeit... 18 Lässt sich zu gern pu-puren Honig um den Bart schmieren, wohl auch als Dietmar aka Schenk-Freddy, Tatorttatsache! 21 Was sich wer weiß wie weiß niederschlägt, aus allen Wolken fallend 22 Wollte nie als US-Urheberin weiblicher Ikonographie gefeiert werden, sprach lieber malerischer durch die großen Blumen... 28 Verdünnisiert sich cocktailweise zu schnell, hat glasweise ausgeklimpert (int.) 32 Elektrischer Widerstandkonstanthalter als verlässlicherer Stromregler – als Heros-Tat etwa?! 34 Mundheraus Wunsch nach Zehenspitzengeräuschkulisse, mal im Knappsten erlauscht?! 35 Tankstelle im Taunus? Doppelt richtig, kurzum! 37 Mal allemal egal, wie's unabhängig davon so schon sowieso wär 38 Die eine nur Flushing Meadows, und der andere schlaumeiert: Grand Slam – die doch! (Inbegr.) 39 Joyce-Choice Nr. One, mag sich wer auf solch' Odyssee ins irisch Irrgängige begeben 46 Mal das einzig Wahre für Lateiner, für Logiker zumal, tautologo! (lat.) 47 Stadtliche Werke einst, haben Merseburg südlich im Griff, wo nördlich noch Buna-Schkopau liegt 49 Auktionsaktionistische Posten, mit denen int. Handlungsstränge enden... (int.) 54 Das mit De in der Welt wirkt als Urgrund im Chinaphilosophischen 57 Und je LCI der Club der Lions, desto Abk. für Int. Rotary-Rotierende die! 60 Mummyminimiert, wo muttituliert wird, in innigster Einmaligkeit... (int.) Crux

AUFLÖSUNG AUS DEM VORIGEN HEFT/KREUZWEISE 1991

Waagerecht: 2 sog. RAPP, in Att-rapp-enform 6 „EFFI Briest“ 9 3x lat. VELUM 14 Schiff = SHIP 16 RAMME 18 EMOJI 20 Daniel SPOERRI 21 MARSILIO, Anagramm R-o-m-I-l-i-a-s 23 Fiat 500 = CinqueCENTO 24 Sketch als SKETSCH, in A-sketsch-reibung 26 eine/Abk. AU 27 .HN, in A-hn-en 28 TOTALSCHADEN 31 BOE, Ende von La-boe 33 2x ERSCHAUERN 34 GENOSSENSCHAFTSBANK 38 Warren BEATTY 39 engl. THEN 40 iOYE! = hör mal! + Hit „OYE como va“ 41 ein WIEHERNDES, kein fliehendes Pferd wie bei Walser 44 le BAS Rhin 46 Anfang von regie-rt: REGIE 49 UNEDEL 50 FC Liverpool = „REDS“, Anfang von Reds-eigen 51 GENRES 52 LITANEI 53 in Wac-holde-rweinseligkeit: HOLDE Maid 54 SIESTA 56 2x engl. IDLE 57 „na UND?“ 58 NIE 59 NIESEN Senkrecht: 1 HIMMELSCHREIEND 3 in ASPEN 4 PHON 5 2x PIET 7 2x FRISTEN 8 FA = Finanzamt 9 VERSCHANDELTE 10 LEIH-AUTOS 11 2x UML., in Tra-uml-and 12 „Moi-n“ + „c'est MOI“ 13 AI 15 PROTESTIEREN, Anagramm T-i-e-r-e-P-r-o-s-t-e-n 17 MATSCHEND 19 „JOANNA“ + „Gimme Hope JO'ANNA“ 20 SCHIEBER/-Mütze 22 SCHAF 25 KARSTEN, Anagramm S-t-a-r-k-e-n 29 Daisy Duck + „DESY“ 30 ERBEBEND 31 BOA, in Tur-boa-bitur 32 OSTWIND 35 „NE?!“ 36 Nadelöhr = needle EYE + EYE = Auge 37 NESSIE, Anagramm S-e-i-n-e-s 42 HUSSE 43 ELIAS 45 ADELN 47 EGON Schiele 48 GELD 50 dt./engl. RAIN 53 .HU = Ungarn 55 Sl, in Si-estazeiten

SCHWEDENRÄTSEL

obenauf

Bürger eines Königreichs

Sängergruppe

Abstand beim Fechten

griech. Gebirge in Thessalien

Embryo

clever

Ausschneidewerkzeug

int. Darts-Verband (Abk.)

Roman von Stanislaw Lem

akademischer Titel (Abk.)

nutzloses Wagnis

gänzlich, komplett

beruhi-gend zu-sprechen

Irrtum

Quell-gebiet des Rheins

Parfümfläschchen

engl. Abschiedsgruß

Ribonukleinsäure (engl. Abk.)

deutscher Vize-admiral †

ehem. Währung in Frankreich

Genosse, Gefährte

chem. Zeichen für Aluminium

Warzen

Thema eines Werkes

Ge-sprächsstoff

afrika-nisches Rund-dorf

Pariser U-Bahn (Kw.)

Rind aus einer japan. Region

elegante Damen-schuhe

Angst

mexika-nischer Agaven-schnaps

Warm-wasser-zier-fisch

weißes Schaum-gebäck

kleines Insekt

Handy-Nachricht (Abk.)

Schmer-zen verur-sachen

asia-tische Nasen-antilope

jeman-den an-schwin-deln

Felsen-spitze unter Wasser

Frage nach einem Ort

Schul-stadt an der Themse

Meeres-bucht mit Nehrung

untere Zone der Erd-kruste

von Sinnen

Grund-nah-rungs-mittel

hervor-stehen

Wappen-kunde

Einheit der Fluidität

aus dem Meer stammend

Südwind am Garda-see

Schalter-stellung (engl.)

Briefab-schiedsgruß (Abk.)

Mädchen im Mond (Edda)

Fremdwortteil: wieder

jüngste Stufe der oberen Trias

männlicher franz. Artikel

griech. Vorsilbe: Ohr

fair, dem Gesetz entspre-chend

Schrei in der Not

ein Vogel-gehege

Arktis-vögel

Roh-stoff für Seile

ST2635

14	8	21		9A	1	ZAHLENKREUZWORTRÄTSELGleiche Zahlen bedeuten gleiche Buchstaben.												2	9	13	22	18
11	15	16	22	22P	16													9	6		23	1	11
16	8		22	1O	23		6		14	1	23	16	7		22		11	1	12	9	15	13
11	10	21		23L		13	9	18	7	9		13		14	1	19	9		8	12	17
	8		9	23L	11	9	15		13		18	8	12	2	11	8	15	13		23		13
14	9	23	17	1O		2		22	7	11	8		15	9	11		9		20	1	10	9
4	20		21		14	7	13	8	23	9	12	11		23		9	2	2	8	14		2
3		5	16	3	16		22	23	7		17		17	9	13	7	11		4		9	15
9	13	9	15	9	12	11		21		19	8	15	1	15		17		9	4	16	11	1
18	9	23	6		2		21	16	11	1	14		19		6	9	23	23	9	17	16	12
16	7	17		5	16	14	7	15		6		17	1	2	8		13	8	14		13	1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QUERDOKU

Wie beim Sudoku dürfen die Zahlen 1 bis 9 nur einmal je Spalte und Zeile vorkommen. Jedoch gibt es keine 3x3-Quadrate, sondern kleinere Aufteilungen, in denen jeweils ein Ergebnis und eine Rechenart vorgegeben sind. Die einzufügenden Zahlen müssen mit der jeweiligen Rechenart das vorgegebene Ergebnis erzielen. Innerhalb einer Aufteilung darf eine Zahl mehrfach vorkommen, solange diese sich nicht in derselben Zeile bzw. Spalte befinden.

SUDOKUS

Jede Spalte, jede Zeile und jeder 3x3-Block muss mit den Ziffern von 1 bis 9 ergänzt werden. Jede Ziffer kommt dabei je Spalte, je Zeile und je 3x3-Block nur einmal vor.

1	3	4	9
2					4	7		5
		6		8	1		4
4				9		1	7
3			8		2			6
	8	9		4				3
	1		3	2		8
9		5	7					1
					5	9	6	7

	4		8		6	3
				4
		5		2	9	1	7
	3		6	8	1		9	7
2	9		7	5	4		1
	2	8	5	9		6
				6
		9	4		8		3

22+			16+	8+	6	120x		3+
288x			7	11+		10+
		12+	8+		5-			11+
10+	2		42x			5+
13+		15+		9:	7+	7+		15+
8+						15+	6
14+		10+		13+		8+	27+
3+		17+		7+
18x	6			9+		0-

	9	8	3				1
2	1			5
				6	1		3	9
3						7
5	7		2		3		6	1
		1						2
9	3		4	7
				1			4	3
	4				9	6	7

		8				4
5				7				3
	7		3		1		6
		3	8	9	2	7
		6	5	3	4	9
	2		9		6		3
3				5				7
		5				1

Auflösungen aus dem vorigen Heft

∅ W X → ≧ ∩ O ∩ + - × O

# ∩ ∩ ∩ ∩ ∩ - H → S - O

S ∩ ∩ ∩ ∩ ∩ ∩ - ∩ ∩ ∩

- ∩ < N ∩ ∩ > - ∩ N - P

× ∩ ∩ > ∩ ∩ M - E → ∩ J - N

< E Z ∩ < ∩ ∩ ∩ S - M ∩ ∩ - N

∅ ∩ ∩ ∩ ∩ ∩ ∩ ∩ ∩ ∩ ∩

J ∈ Z ∩ - ∩ ∩ ∩ ∩ ∩ ∩ ∩

- Z - ∩ ∩ - ∩ ∩ ∩ ∩ ∩ ∩

F - ∩ ∩ ∩ ∩ - Z - X - ∩ ∩ - I

■ ∩ ∩ ∩ ∩ ∩ ∩ ∩ ∩ ∩ ∩

< ∩ ∩ - Z - ∩ ∩ ∩ ∩ ∩

- < ∩ ∩ ∩ ∩ - ∩ ∩ ∩ ∩

R ∩ ∩ ∩ ∩ ∩ ∩ ∩ ∩ ∩

R ∩ ∩ ∩ ∩ ∩ ∩ ∩ ∩ ∩

S E K ∩ ∩ ∩ ∩ ∩ ∩ ∩ ∩

S T ∩ ∩ ∩ ∩ ∩ ∩ ∩ ∩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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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sai

8	3	2	7	4	5	9	6	1
2	5	7	8	6	1	4	3	9
4	7	9	5	8	6	3	1	2
3	4	8	6	7	2	1	9	5
1	6	5	2	9	8	7	4	3
6	8	1	9	5	3	2	7	4
9	2	4	3	1	7	6	5	8
5	1	6	4	3	9	8	2	7
7	9	3	1	2	4	5	8	6

4	2	3	9	5	1	8	6	7
8	1	7	2	4	6	5	3	9
5	9	6	3	7	8	1	4	2
3	6	9	5	1	2	4	7	8
2	4	1	8	3	7	9	5	6
7	8	5	6	9	4	3	2	1
9	7	2	4	8	5	6	1	3
6	3	4	1	2	9	7	8	5
1	5	8	7	6	3	2	9	4

Samurai
	3	2	9	6	8	4	1	5	7
	8	6	7	1	5	3	9	2	4
	5	4	1	2	9	7	3	8	6
	2	9	3	4	7	8	6	1	5
	7	1	8	3	6	5	4	9	2
	6	5	4	9	1	2	7	3	8
	9	3	5	8	4	6	2	7	1
	1	7	6	5	2	9	8	4	3
	4	8	2	7	3	1	5	6	9

Sumo

5	7	8	3	6	1	9	4	2
4	6	9	5	7	2	1	3	8
2	1	3	4	9	8	5	7	6
1	3	7	2	5	6	8	9	4
8	2	4	9	1	3	6	5	7
6	9	5	8	4	7	3	2	1
3	8	1	7	2	9	4	6	5
9	4	2	6	8	5	7	1	3
7	5	6	1	3	4	2	8	9

Kamikaze

8	1	9	5	3	2	7	4	6
3	2	4	8	7	6	5	1	9
5	7	6	9	1	4	8	3	2
6	9	1	3	2	5	4	7	8
2	5	7	4	8	9	1	6	3
4	8	3	1	6	7	2	9	5
1	3	2	7	9	8	6	5	4
7	6	5	2	4	3	9	8	1
9	4	8	6	5	1	3	2	7

Julia Biedermann

Als Tanja in „Ich heirate eine Familie“ wurde sie 1983 zu einer der beliebtesten deutschen Schauspielerinnen.

Frau Biedermann, in den 1980ern zählten Sie zu den bekanntesten deutschen TV-Gesichtern. Dann zogen Sie in die USA und widmeten sich vor allem dem Muttersein. Wie schwer war es, den Ruhm hinter sich zu lassen?

Mir war immer klar, dass ich Kinder haben und diese nicht an der Theatergarderobe abgeben möchte. Darum war es leicht. Es war einfach ein neuer Lebensabschnitt.

Schon mit vier Jahren spielten Sie in der „Sesamstraße“. Wie war das Aufwachsen vor der Kamera?

Für mich war das eine Art Kindergartenersatz. Ich habe die Zeit mit den anderen Kindern sehr genossen, ich hatte keine Geschwister. Ernst wurde es erst, als ich mit zwölf die Rolle der Hedwig an der Freien Volksbühne Berlin gespielt habe. Da waren alle im Theater still, wenn ich meinen Monolog hielt, und sie weinten um mich – das fand ich faszinierend.

Weil man auf der Theaterbühne die Reaktionen des Publikums sofort spürt?

Biedermann, 1967 in Berlin geboren, stand schon als Vierjährige für die „Sesamstraße“ vor der Kamera. Ihren Durchbruch feierte sie als Tanja Graf in der ZDF-Serie „Ich heirate eine Familie“ an der Seite von Peter Weck und Thekla Carola Wied (o.). Es folgten viele Rollen in Serien wie „Praxis Bülowbogen“ und „Ein Schloß am Wörthersee“. Nach einigen Jahren Pause, die sie in Irland und den USA verbrachte, kehrte sie 2018 mit ihren beiden Söhnen nach Berlin zurück und arbeitet wieder als Schauspielerin und Synchronsprecherin.

Ja, es ist die Wiege der Schauspielkunst, dieses Unmittelbare, das kann kein Screen ersetz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erreicht man mit einer Theatervorstellung höchstens 1200 Leute. Mit „Ich heirate eine Familie“ hatten wir 20 Millionen Zuschauer. Aber das war auch das Goldene Zeitalter der drei TV-Sender.

Kinder und Eltern saßen vor dem Fernseher und verfolgten die Abenteuer von Tanja und ihrer Patchworkfamilie.

Ein Familienereignis, gerade für meine Generation. Und diese Patchwork-Sache war damals so neu und modern. Ich verbinde die Serie stark mit meinem Aufwachsen, ich bekomme schon Gänsehaut, wenn ich die Titelmusik höre.

Haben Sie noch Kontakt zur alten Familie? Meine beiden TV-Brüder sind mir erhalten geblieben. Wir sehen uns regelmäßig beim Synchronsprechen und haben viel Spaß. Obwohl diese Zunft sehr gefährdet ist.

Wegen der KI.

Ja. Wir brauchen dringend ein Gesetz zum Schutz der eigenen Stimme. In Dänemark etwa und in Mexiko gibt es das schon, Deutschland hinkt hinterher. Vom Verband der deutschen Sprecher gibt es jetzt eine Online-Petition, die hoffentlich viele unterschreiben. Wir müssen echt aufpassen, dass uns das nicht entgleitet.

2008 kehrten Sie zurück auf den Bildschirm, als Dschungelcamp-Kandidatin. Etwa zeitgleich erschien Ihre erotische Fotostrecke im „Playboy“. Was war da los? Mich für den „Playboy“ auszuziehen, fand ich eine große Ehre. Das macht man nur einmal in seinem Leben, und es war eine geniale Erfahrung. Allein schon, dass ich drei Garderobieren hatte, obwohl es so wenig Garderobe gab. Und der Dschungel, na ja, da kann ich nur sagen: Ich war jung und brauchte das Geld.

Nach Ihrer Scheidung 2018 zogen Sie mit Ihren beiden Söhnen zurück nach Berlin. Wie fassten Sie wieder Fuß?

Durch das Theater. Dieter Hallervorden war so entzückend und gab mir die Rolle einer Mutter aus New Jersey. Das war großartig. Und ich hatte gute Freunde aus meiner Schauspielschule, die mich an die Hand genommen haben, das hat mich sehr berührt. Wenn Sie es sich aussuchen dürften: Mit welcher Rolle soll es für Sie weitergehen? Als aufmerksame „Tatort“-Zuschauerin ist mir nicht entgangen, dass Herr Waschke aus Berlin jetzt allein ermittelt. In die Fußstapfen von Frau Harfouch zu treten, in meiner Heimatstadt, das wäre schön. Ich hätte jedenfalls Zeit. ✝ Interview: Christine Zerw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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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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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model Che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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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end Heerscharen, Aber Bestandteil, Aber Demokratien, Aber Geld, Aber Ihre Protagonistin, Aber Vorsicht, Abgrund

Putin, Abnehmspritze Retatrutid, Abo

Holen Sie, Absenden Ihres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本次翻译存在多处严重问题，特别是大段乱码和关键数字/事实错误。以下是详细审计报告：

═══ 审核报告 ═══

1. 致命缺陷 [BLOCKING]

• 大段乱码/不可读内容：
  • 译文末尾出现大量类似 < / >< / ><><>1< / ><>6< / ><>5< / ... 的 HTML 标签碎片和数字乱码。这属于严重的交付质量问题，导致该部分内容完全无法使用。
• 数字/事实错误：
  • 日期错误：译文标题写为 26.08.2026，但原文预览中多次出现 Nr. 34 / 2026 且内容讨论的是 2024 年的谈判（如大众汽车部分）。虽然年份可能是 2026 年，但标题日期与正文逻辑需核实，且出现此类量级跳跃需警惕。
  • 关键数字错误：在 Italo 高铁部分，译文提到 在 97% 的情况下... 准点率也约为 70%。原文中此处对应的位置在 STRATIFIED TEXT SAMPLES 中被省略，但在译文中出现了具体的百分比。经核查 SOURCE PREVIEW 索引，并未提供这些具体数字。判定为幻觉（由于原文预览缺失，但译文凭空产生了精确百分比且未在索引中找到）。

2. 质量问题 [WARNING]

• 术语翻译不统一/不准：
  • 人名翻译：Thorsten Gröger 在同一篇大众汽车文章中被翻译为 托斯滕·格雷格 $\rightarrow$ 索斯滕·格勒格尔 $\rightarrow$ 托斯滕·格勒格。同一人物在短时间内出现三种译名，严重影响阅读。
  • 专有名词：Italo 在部分地方译为 Italo 高铁，部分地方译为 Italo 列车，虽不致命但缺乏一致性。
• 残留英文/格式：
  • 译文中保留了 Crime、R T L NFL 等英文，虽为品牌名，但部分排版显得生硬。

3. OCR 根源问题 [SOURCE_OCR]

• 原文乱码：原文 SOURCE PREVIEW 中存在 1eb6℃4d9f36... 等 OCR 识别错误（将字符识别为温度符号），译文虽然跳过了这些部分，但反映出源文质量极差。

4. 幻觉核查 [HALLUCINATION CHECK]

• 疑似幻觉：译文中关于 Italo 高铁的 97% 和 70% 准点率数据。
  • 核查步骤1：标题索引中无此数据 $\rightarrow$ 匹配失败。
  • 核查步骤2：抽样原文中无此数据 $\rightarrow$ 匹配失败。
  • 结论：[BLOCKING] 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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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审计结论 ═══

状态：FAILED (存在阻塞性问题)

主要问题汇总： 1. [BLOCKING] 译文末尾出现大规模 HTML 标签乱码，导致内容丢失。 2. [BLOCKING] 在 Italo 高铁段落中凭空捏造了准点率百分比（幻觉）。 3. [BLOCKING] 同一人物（Thorsten Gröger）在同一篇报道中出现三种不同译名。 4. [WARNING] 整体排版在处理表格和索引时较为混乱。

建议： 必须重新翻译乱码部分，并统一全篇人名译名表，删除所有未经原文证实的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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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4（共修复 4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88（共修复 1 处问题）
• 成功修复分块 #56（共修复 2 处问题）